1845年，林則徐結束了他在新疆伊犁三年多的流放生涯。作為當時大清朝最有名望的抗英英雄和英國問題專家，當有人問起林則徐如何對付英國侵略時，林則徐卻出人意料的說，不用太操心英國人，他們的志向無非是用鴉片和其他商品從中國掙點錢走罷了，而“俄夷則西北包我邊境，南可由滇入，陸路相通，防不勝防”。在俄羅斯這個問題上，林公最有名且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話是：

“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

林則徐說的沒錯，直到他1850年逝世前，大清朝野不過是剛剛通過鴉片戰爭知道了英國這個強敵，對於俄國的了解和定位基本還停留在康熙時代雅克薩之戰的“敗軍之將”，而俄國此時在華的擴張也尚未啟動。儘管林公在鴉片戰爭前一系列對英軍政外交問題的處理上大有可商榷之處，但這位“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對俄國的認識上的確超越了他那個時代。最佩服林公的一點是，他明明是因為英國才被流放至伊犁，但在新疆的所見所聞讓他迅速修正了反英觀點，突破了個人際遇和時代局限，成為了在中國提出“俄國威脅論”的第一人。

在那個時代就斷言俄終為中華大患，林則徐註定是寂寞的。當時大清朝野對此的反應竟然是“聞者惑焉”，即便是《海國圖志》的作者魏源在當時也認為“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兩百載無邊患”。

“吾老矣！君等當見之”，林則徐逝世8年後（1858年），他的這一“恐俄”預言終於應驗了。就在這一年，俄國趁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際，在東北出兵逼迫清政府簽訂了割讓6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的《璦琿條約》。

即使到此時，大清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敵人仍然是英國和法國，圓明園的一場大火甚至讓俄國那麼大規模的領土擴張顯得“低調”起來。不過，明白人總還是有的，林則徐首創的“俄國威脅論”終究在大清朝野中漸而蔓延開來。

第二次鴉片戰爭似乎讓晚清士大夫一夜之間成熟了起來，讓人驚訝的是，此時對於國際形勢瞭然於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數。

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中一連寫了數篇“反俄”雄文：《俄人志在併兼》、《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國以制俄》。他極具國際視野的指出，俄國在歐洲方向的領土擴張被英、法、德等大國所壓制，它的戰略擴張重點很可能會逐步轉到亞洲特別是中國方向上來，“此中國之強敵，不可忽也”。

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也專門辟出“邊防”一節，強調俄之邊境“包中國東西北三面，橫亙二萬里”。薛福成判斷基本與王韜一致，認為俄國的擴張重心將轉移至中國，“俄非無事之國，不得於西，將務於東，此必至之勢也”。

袁世凱的叔父袁保恆在呈給朝廷的密折中也斷言，在大清朝的諸多外敵中，“惟俄夷為最強，亦惟俄夷為最狡”，認為俄人侵略中國時的策略往往是不動聲色，暗暗布局十數年，然後在趁機“肆毒於十數年以後”。

鄭觀應在那本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也做出相似的判斷，“防俄宜先”。

儘管晚清如王韜薛福成這樣的士大夫精英對國際形勢已頗為了解，但受限於傳統知識背景和思想資源，他們非常喜歡借用春秋戰國時代的局面來比附晚清時的國際政治格局。正如薛福成所說，“今地球大勢，頗似春秋以後、戰國之初”。

在這個十九世紀的“國際版”春秋戰國中，幾乎所有參與“想象”的晚清士大夫都慣於將俄國比作秦國，如與俄國打過很多交道的曾紀澤就說，“俄羅斯為西洋著名雜霸之國，正與戰國時嬴秦無異”。用現在的眼光看來，將俄國比作秦國的說法雖然有幾分滑稽，但也算基本靠譜，兩國最大的共性是，同為尚武侵略成性之國，與西方（中原）主流文化始終格格不入。

在薛福成的版本中，除了俄國是秦國之外，英國是實力足以與秦國一決高低的楚國，法國是享樂主義的齊國，德國是尚武的趙國，美國是偏遠的燕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這兩個二流列強則是韓國和魏國，最搞笑的是，日本被視作戰國時代最為好戰的小國——中山國。至於中國，薛福成雖然很有自知之明的沒有將祖國列入“戰國七雄”之中，卻給比附成了東周，“中國尚文德而不競武力，頗有宗周氣象”，暗含的意思是，中國雖然是個弱國，但和東周一樣，還是天下正統所在，是天子呆的中央之國。

既然是俄國是秦國，那麼順理成章的是，必須借用“合縱”的歷史經驗才能對付它。比如王韜的防俄策略就是“合六國以制俄”，認為中國必須與英國日本結盟，“然後勵精圖治，發奮為雄，盛兵備，厚邊防，乃足以有恃而無恐”。

總體來說，晚清士大夫精英們雖然高唱“俄國威脅論”，但同時基本也都是“恐俄症”患者，幾乎沒有人認為大清朝可以獨力抵擋俄國的擴張，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國際上找盟友。

將“合縱思維”推至登峰造極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張之洞。

儘管張之洞在呈給朝廷的《論馭俄疏》中也表示要自力更生，對付俄國要練出四支精兵：首先是蒙古騎兵、其次是包括喇嘛兵在內的西北軍和東北的八旗騎兵、最後是李鴻章的北洋軍。但可能張之洞也知道練兵不太靠譜，但隨之卻提出了更不靠譜的國際大戰略。似乎在此前，從未看過如此充滿想象力的結盟大戰略。

張之洞是這樣說的，如果俄軍打過來，我們可以將西藏阿里送給英國，換取英國出兵裏海；割讓台灣島的一部分給日本，讓日本出兵庫頁島切斷俄國的東海口；派使節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復失地；再以重金收買德國，讓德國出兵攻俄。

在張之洞的紙上談兵中，聯合英、日、德、土四國共同進攻俄國簡直是手到擒來，一副談笑中檣櫓灰飛煙滅的架勢，大言不慚的斷言俄國的下場是首都聖彼得堡最後都保不住。他一定是看多了《東周列國志》特別是《三國演義》中縱橫捭闔的橋段。不過，在嘲笑張之洞的天真爛漫之餘，人們也發現他在此也做出了一個無比精確的歷史預言，認為俄國的亡國一定是內外夾攻所致，“俄之精銳渴於外，俄之亂黨起於內”。果然，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俄羅斯帝國完完全全照搬了張之洞幾十年前寫出的亡國劇本：外有德國，內有列寧。

人們可以說張之洞、王韜、薛福成，甚至林則徐是可笑的，他們受制於陳舊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資源的匱乏，在他們的時代中說過做過這樣那樣的時代笑柄，比如林則徐就曾說英國人離開中國茶葉就會大便不通而死，又比如王韜自大狂的說過“地球之全局則在我中國”，大外交家薛福成還做過重振八旗鐵騎以對付俄軍洋槍洋炮的舊夢。但是，作為那個時代中國最為精英的一群知識分子他們在這場“千古未有之大變”中還是時有靈光一現，林則徐的“俄羅斯大患說”以至張之洞的“內外夾攻說”均是類似的天才預言。即使是看之可笑的聯日抗俄，也並非如表面那麼荒誕不經，畢竟，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如果沒有日本主觀上的野心，也就沒有擊敗俄國客觀上為中國保住了東北。

到了1875年，“俄羅斯威脅論”終於第一次進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在這一年，清廷內部爆發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爭”。

可以說，這是一場大清戰略重心在東海還是在西北邊疆之爭。但從實質上來看，這其實就是中華第一大敵是日本還是俄國的戰略之爭。一個殘酷但卻無奈的事實是，當時的中國還嚴重缺乏同時保衛新疆和海疆的資源和實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海防派首領李鴻章和塞防派首領左宗棠在觀點上很難說有高下之分。事實上，當左宗棠最後贏得了這場戰略之爭，從而在1877年集中全國之力收復新疆的18年之後，海防派首領李鴻章就在東海輸掉了甲午戰爭，輸掉了台灣。

而如果當時李鴻章贏得了“海防之爭”，放棄新疆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這只能用一種非常犬儒的“歷史後見之明”來看這個問題。

二戰後，日本吐出了甲午時的戰利品，中華民國光復了台灣；但鑑於俄羅斯對華的歷史記錄，被其吞併的中國領土除了前些年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半個熊瞎子島之外，均是有去無回。從這個視角來看的話，關於日本和俄國誰才是中華的第一大敵，左宗棠應該說是笑到了最後。

也可以說，林則徐笑到了最後。

據說，林則徐曾與當時尚是布衣的左宗棠有過一次命定般的相見，在一次徹夜長談之後就認定“西定新疆，舍君莫屬”，將自己在新疆收集的資料和最後幾年的未竟事業全部託付給左宗棠，而左宗棠最後的確也是不負所托。

在一個個條約中，在一聲聲炮響中，林則徐“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的時代斷語，居然穿越了時空。對此，最有發言權的，一定有蔣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