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終於提交了歷時快兩年的調查報告，可能證明或者排除特朗普有罪(阻撓了司法或者通了俄)。我們猜一猜，對於川普來講，特別檢察官做出的結論好不好？我認為對川普影響不大，否則他不會一反常態，大膽呼籲公開結果，而且越快越好。估計已經有小道消息，通風報信者告訴了川普你放心好了，沒什麼大事。

現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穆勒的調查結果的公布將在政治上意味着什麼，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可能會牽一髮而動全身，引出更多的法律問題。要引起巨大反響的話，需要一個真正的重磅炸彈，總統特朗普確實阻撓了司法正義或者通俄坐實，或者穆勒對總統給予明確的無罪判斷。無論如何，都將大大地改變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對他的看法，自2017年5月穆勒被任命以來，兩黨對他的看法日益兩極分化。

尤其是共和黨人對穆勒更加懷疑了，也許是由於特朗普同志頻繁譴責特別律師調查是一種出於政治動機的“獵巫”。今天，共和黨人更傾向於認為穆勒的調查不像以前那樣不公平。這並不是說這些看法不會一成不變，特別是未來幾周或幾個月內出現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在2018年末，穆勒的團隊起訴了許多人，而特朗普的前律師邁克爾科恩在穆勒的調查中承認向國會撒謊，相信調查必要性的共和黨人的比例有所增加。如果穆勒的偵探結果足夠嚴重，那彈劾就差不多了。根據上個月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如果穆勒得出結論特朗普授權與俄羅斯勾結，那麼61％的美國人支持彈劾，如果穆勒斷定特朗普阻撓司法公正，65％的人支持彈劾。

但就像彈劾這樣的嚴重政治後果而言，可能需要採取一些重大而有戲劇性的措施才能真正成功。就目前而言，穆勒的調查似乎不夠這個政治遊戲的條件。無論是向眾議院民主黨提供飼料，還是開始考慮對總統的彈劾程序，或者正式澄清特朗普無辜。穆勒雖然沒有得到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的統一支持，但作為一名獨立調查員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可信度。因此，儘管穆勒報告的政治影響已經拉開了序幕，但影響的程度更加不確定了。

所以，通俄門事件特別檢察官穆勒心中也很不平靜，這碗調查飯不好吃。好壞都要得罪人的，不是民主黨，就是共和黨，他難以讓人人都高興。現在呢，大家眼睛都盯住現在的代理司法部長。如果他想保護總統，即使情形不利於他，他可以捂住蓋子。如果是沒有什麼大事，他可以立即公開，川普就萬事大吉了。

因此，如果穆勒確定他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川普犯有不法行為，但怕得罪人，又不想起訴現任總統，那麼他是否以大陪審團形式提出類似的陳述或者起訴？自水門事件以來的幾十年裡，這一方式的使用情況很少，但彈劾總統最好讓大陪審團決定。這一辦法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作為備忘錄作家指出。因此，川普通俄案確切，穆勒可以通過大陪審團發表有關總統有罪的陳述，這一陳述可以在給予司法部長和/或分享時附在穆勒報告上直接交給國會。現在報告在司法部長巴的手裡，不過眾目睽睽之下，他還藏得住不？如果國會要求他交出來，他就得乖乖的交出來的。

在大膽推斷穆勒報告的震撼度時不妨回憶一段歷史故事：

甚至在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賈沃斯基(Leon Jaworski)收到備忘錄之前，特別檢察官團隊在1974年初就出現了緊張局勢。他們有大量證據證明尼克松是妨礙司法公正以掩蓋水門事件入室盜竊的中心人物。但賈沃斯基猶豫不決，因刑事指控起訴一位現任總統可不是一件小事，所以他徘徊再三，久久作不了決定。除其他事項外，這位魁梧的德克薩斯州律師擔心發布起訴書會引發公眾和政治風暴，更不用說白宮無休止的法律挑戰會使起訴其他水門事件的同謀更加困難。所以他面臨艱難的決策。

1974年2月12日，水門事件特別檢察官賈沃斯基的辦公桌上發現了一份爆炸性的備忘錄，那就是錄音帶裡面有尼克松參與了袒護下屬，毀滅證據的行動。由助理特別檢察官喬治·T·弗蘭普頓領導的賈沃斯基自己的團隊成員擔心他們的老闆會讓理查德·尼克松總統輕鬆過關。因此，他們決定主動採取措施，指控一位美國現任總統。

但作為優秀的律師，並且知道他們的老闆可能會對直接的起訴書不屑一顧，這份備忘錄也為賈沃斯基提供了一個更可口的選擇。 “起訴總統似乎沒有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問題，”。今天，羅伯特·穆勒的調查看起來也不太可能正式起訴現任總統（即使川普總統似乎與罪行有牽連），同樣美國神秘的法律理論可能讓穆勒的任何行動受阻。

在他生命中最重大的決定之前賈沃斯基越來越猶豫，他讓團隊中的其他人採取行動。比如弗蘭普頓，曾經是哈佛法律評論的聰明的執行編輯。 29歲的弗蘭普頓剛剛起草了最高法院在保護墮胎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主要觀點，在羅伊訴韋德擔任法官哈里·布萊克蒙的職員時，他將筆轉向另一位歷史文件：給賈沃斯基的備忘錄，為尼克松的起訴提供案件，或類似的東西。該備忘錄的結論是，沒有法律禁止起訴現任總統，這不會比彈劾程序具有破壞性。因此，任何政治考慮應留給國會，而不在特別檢察官的辦公室。

該備忘錄着重於大陪審團的獨特和憲法認可的角色。從歷史上看，大陪審團不僅有權起訴，而且還有發行陳述的權力，更類似於沒有刑事指控的不法行為的追究。換句話說，大陪審團1974年可以對尼克松提起訴訟。如果他不是總統，那就會起訴他。憲法第五修正案本身賦予了這一陳述權力：“除非在大陪審團的陳述或起訴中，否則不得以任何人為臭名昭着的罪行作出回應。”

該備忘錄還提請注意水門事件大陪審團所扮演的具體角色，該組織是一群在案件中度過了將近兩年生命的男女，並承擔着沉重的責任。 “對於我們或大陪審團推卸我們對總統有罪的誠實評估的恰當表達，”備忘錄認為，“這不僅會背離我們的責任，而且會損害法治的危險先例。”賈沃斯基團隊建議他起訴總統，但如果賈沃斯基認為起訴不恰當的話，那麼他至少應該讓大陪審團員以及特別檢察履行其職責提供陳述，案情的真相。然後可以將提交報告提交國會用於彈劾。

無論如何，這個最終決定權在穆勒，就像賈沃斯基曾經做的那樣。在收到弗蘭普頓和公司的備忘錄後，賈沃斯基感到憤怒，一時沒有主張。最後，賈沃斯基認為最好的選擇以彈劾程序開始，僅僅要求大陪審團投票授權將尼克松視為被起訴的同謀者(不是主要發起者)。19位大陪審員聽取了賈沃斯基的建議，並對起訴總統的證據進行了權衡，他們一致投票贊成這樣做。

之所以那麼困難，因為當時尼克松以總統的職權多次試圖阻止調查。認為總統行政權比司法權更大。所以引起了大片辭職換人的星期六風暴，世界震驚。

1974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以8對0票作出了支持聯邦地區法院的判決。首席大法官伯格起草了法庭的一致意見並置名，布倫南、懷特、馬歇爾、布萊克蒙、鮑威爾、道格拉斯和斯圖爾特7位大法官聯名。另一位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由於曾是尼克松第一屆內閣中的助理司法部長，並且與水門事件中涉案的前司法部長米歇爾和總統國內事務助理埃立希曼關係密切，因此主動提出了迴避。不過判決書雖然名義上由伯格一人執筆和署名，但其他7位大法官都參與了判決書各個部分的撰寫，是最高法院歷史上較為罕見的一次“集體創作”。

判決書中伯格兩次援引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中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的判決：“斷定什麼是法律顯然是司法部門的職權和責任”。對於案件涉及的是行政部門內的政治問題，還是特別檢察官所說的法律問題，法院支持了賈沃斯基的意見，判決書中指出，在一個懸而未決的刑事案中，特別檢察官因為庭審需要而要求獲得被法庭傳票傳喚的證據資料，總統以行政保密特權予以拒絕，因此這種“（行政）部門內部爭執”實質上是因刑事程序引起的，因此是一個司法問題，法院擁有管轄權。“對於總統行政特權法院裁決，憲法沒有明確提及任何有關保密的行政特權，但在保密和總統有效履行職責的確相關的範圍內，這種特權擁有憲法基礎。”但是其並不絕對且不受限制：“當刑事審判需要使用受到傳票的資料時，基於保密的籠統利益所宣稱的行政特權，不能超過刑事司法中政治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因此，總統必須交出地區法院法官傳票中要求的錄音磁帶。不過判決書同時也認為，法院應該對錄音帶中涉及的國家機密予以保密。

這一判決立即敲響了尼克松下台的警鐘。這就是美國民主制的優越性，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