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為什麼要把房價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來對待？我仔細讀了他的這篇發表在《北京日報》上的文章（以下簡稱周文），卻發覺其主要目的不在於解答這個問題，而在於消解這個問題，也就是消解蘊涵在房價問題中的政治含義。周文的更貼切的題目應該是：“怎樣讓房價問題重新成為單純的經濟問題”。

周文從一開始就有意繞開馬克思主義對政治的理解，而採用了孫中山的定義：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其實孫中山的說法雖然簡單，但也沒有簡單到四個字，他原來的說法是：“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對政治本質的理解是：政治是階級鬥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毛澤東說：“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通過採用孫中山的定義，周文試圖忽視政治的階級性。

作者這麼定義政治是為了抹殺政治問題中難以避免的利益衝突嗎？這倒也不是，因為他接下去就解釋了房價問題上的利益衝突問題。他承認不同的利益群體在房價問題上有不同的利益訴求，而“限制哪一方或哪幾方的利益、限制到什麼程度以及採用什麼方式，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決定，要靠政治感覺、政治判斷力並經過相應的政治程序去執行。當前在房價問題上，要讓不同利益群體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簡直就等於零”。

那麼在房價問題上要靠什麼樣的政治感覺、政治判斷力、政治程序做什麼樣的政治決定呢？作者筆鋒陡轉，提出“在採取非用不可的非經濟手段解決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的時候，要儘可能給經濟機制的發揮留有空間。因為事後才看得清楚，最後要解決經濟問題，還要靠市場需求刺激供給方面的競爭，並通過供給的競爭來刺激生產的增加，直到供給有能力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這種說法看上去四平八穩，但是緊接在上面那段有關“政治決定”的話後面，就悄悄地把一個政治問題轉換為一個經濟問題了。

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就解決房價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辦法：“如果允許民間私人賣地，地價上漲，各家競賣，供地數量自動增加，房價就可以被平抑”。作者當然知道中國是沒有私人土地的，他所謂的“私人賣地”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的一種不確切的提法。作者並透露信息：這一辦法已在廣東實施，並已納入國務院規劃。作者認為這是最符合市場規律的一個辦法。

房價問題至此可望圓滿解決了。然而且慢，請問作者，你這個辦法的政治含義是什麼？你不是說“當前在房價問題上，要讓不同利益群體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簡直就等於零”，那麼你提倡的辦法將會有誰叫好，有誰叫苦？既然任何辦法都註定對某些利益群體有利，對另一些利益群體不利，那麼你的自以為根據市場規律推出的解決辦法其實註定是個政治決定。你個人的這一政治決定又恰好將成為國家政策，成為中國政府的政治決定，所以我更有理由知道這一決定背後的政治立場，也就是階級立場！

我對作者提出的辦法本身不做評價，我所不滿於作者的是那種消解經濟問題中的政治性的思路。公平地說，周其仁能夠提出“為什麼房價問題具有政治含義”這樣的問題，已經說明在我國的經濟學家中，他是一個具有較高政治覺悟的人。然而這樣的覺悟程度還不夠。

房價問題的政治含義其實很簡單，就是基層勞動者與房產投機商之間的利益衝突。在這樣的衝突中，經濟學不能躲在“客觀規律”里超然事外。在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從廣大勞動群眾的利益出發。而經濟發展中的平等和效率的協調問題，也應該理解為廣大勞動者的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協調問題。

共和國歷史上最動人的時刻之一，是1952年第一批上海工人入住新建成的工人新村--曹楊新村。當時的上海市政府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優先建設這批住宅，雖然對廣大工人來說只是杯水車薪，但是一方面解決了一部分工人的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再次在政治上肯定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我們的經濟學家在討論房價問題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一動人的時刻。

總之，我們的經濟學要勇敢地還原為政治經濟學，我們的經濟學家要勇敢地做精通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

附周其仁：為什麼房價問題具有政治含義

　　今年以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產政策，改變了房地產市場的形勢。其中突出的一點，是把房價問題提到政治高度來對待。為什麼房價問題具有政治性？

　　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政府還是百姓，房價問題都與其利益相關，這種事關眾人利益的經濟問題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性

　　這裡所說的“政治”，取之於孫中山先生的定義：政治是眾人之事。由於當今“眾人”的利益發生了分化，因此人們對同一種經濟現象常常有相去甚遠的感受和看法。這樣，不少經濟問題成為眾人之“事”，也就是經濟問題有了政治含義。

　　房價上漲過快，是最近兩年比較突出的一個經濟現象。面對房價較快地上漲，眾人的感受很不相同。對於已經買房的家庭來說，房價上漲意味着家庭財產的市值增加，但對於還沒有買房、或正準備買房的家庭來說，房價上升就意味着痛苦。反過來，房價下跌，已購房者可能叫苦不迭，欲購房者卻喜上眉梢。房價的變化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房價越高、或者升得越急的地方，這種影響就越嚴重。今年我到上海，聽當地朋友調侃說，大上海已經分成了三個圈：最裡面的講英語；第二個圈講外地話，其中許多人講溫州話；而“阿拉上海人”住在了最外面的一個圈。這是今天很多上海人的牢騷。這裡“眾人”的分歧因為中國的開放還涉及到“老外”，其政治含義就更加微妙。

　　各個方面加到一起，房價問題就有了政治含義。本來市場可以把不同利益的群體連接起來。市場的基本辦法是比賽出價，大家競爭意欲的商品和服務嘛，那就出價高者得。問題是，以出價論高下就不能不涉及到出價的能力。在一個急速轉型的社會裡，人們出價能力的差別不僅與各自努力程度的差別相關，還與其他一些因素有關。人們不接受收入機會分布的現實，就不能普遍、穩定地接受按出價高低分配資源的市場準則。既然出價準則不能普遍地生效，非市場準則包括種種政治干預就怎樣也揮之不去。

　　運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要儘可能給經濟規律留下空間

　　並不是只在房價問題上才顯示政治含義並要求政治干預的。類似的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我們早就似曾相識。在改革的歷史上，許多涉及大眾的消費品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供求，都經歷了經濟問題政治化、然後才逐步回歸為普通經濟問題的過程。日常產品如菜、豬、糧、油等，在一個時間內都曾經非常“政治”，都必須提高到政治高度來加以處理。但是過了一段時期，菜就是菜，豬就是豬，糧也就是糧。其間的經驗，我認為今天處理房價問題時可以參考。事後總結，第一條經驗是，一旦經濟問題的政治含義嚴重起來的時候，不可能完全按照經濟規律解決問題；第二條，在運用政治和行政命令的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時候，要儘可能給經濟規律留下空間。講到底，問題的最後解決，還是使市場需求成為刺激供給的積極力量。等到供給方的投資和技術進步發揮了作用，生產大大增加，才可以滿足從高端到低端各層次的市場需求。這時經濟問題的政治性才完全退色，商品才成為按市場機制調節供求的普通商品。

　　限制哪一方或哪幾方的利益、限制到什麼程度以及採用什麼方式，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決定，要靠政治感覺、政治判斷力並經過相應的政治程序去執行當前在房價問題上，要讓不同利益群體八面叫好的可能性簡直就等於零。這就是說，怎樣仔細地抉擇，也要損害或至少是限制一方或幾方的利益。所以，處理房價問題———限制哪一方或哪幾方的利益、限制到什麼程度以及採用什麼方式———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政治決定，要靠政治感覺、政治判斷力並經過相應的政治程序去執行。

　　當然，正如前面所說，在採取非用不可的非經濟手段解決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問題的時候，要儘可能給經濟機制的發揮留有空間。因為事後才看得清楚，最後要解決經濟問題，還要靠市場需求刺激供給方面的競爭，並通過供給的競爭來刺激生產的增加，直到供給有能力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

　　為此，我們集中分析房價上漲的經濟原因和平抑之道。我的觀點是，無論派生出來的現象多麼紛繁複雜，房價上漲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市場對住房的有效需求沒有得到滿足。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枝節需要說清楚：究竟房價拉動地價上漲，還是地價推動房價上漲。我的看法是，應該是房價上漲，導致人們預期土地的未來收入的增加，才刺激了對土地的需求，而導致地價的上漲。但是，土地的供應數量又的確影響房價。其實任何已經形成的需求都包括高位、中位和低位，要滿足這些不同層次的需求關鍵是供給方的競爭。要是供給競爭不足，比如供地數量過少，市場對房產的需求就永遠只能實現高端部分。由於成交的只是高位需求，人們能夠觀察到的就是房價很高。

　　上述分析可以得到經驗支持。香港特區1997年後宣布增加供地數量，房價應聲而跌。我們看近幾年全國土地開發量與商品房銷售價格兩個指數的走勢，發現土地開發指數下來不久，房價一定上升；土地開發指數上升，房價就下來。其中的道理，不可不察。

　　從體制上看，目前我國惟一合法的供地途徑是政府徵地、再批租給市場。這種政府集中供地的模式，除了分配方面的嚴重問題，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對市場土地需求的變動做及時靈活的反應。如果允許民間私人賣地，地價上漲，各家競賣，供地數量自動增加，房價就可以被平抑。進一步分析，房地產是非常地方性的市場，由中央政府集中調控，大起大落、此起彼落的危險性很大。所以當務之急,是推進供地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好在這方面的內容———土地制度的改革、特別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的改革———已列入今年國務院改革的大綱。最近廣東省通過地方性法規，從10月1日起率先實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直接入市的新體制。這對全國將有重要的影響，也提供了改變我國現行城市化供地機制的契機。對這件事情，這裡就不多談了。
　　（載2005年10月13日《北京日報》，作者周其仁為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