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行: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因素 |
| 送交者: 俞行 2005年10月24日14:46:5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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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維讀者俞行來稿: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因素 --------------------------------------------------------------------------------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俞行來稿:人類社會是發展的社會,它有自己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當人類發明語言,特別是文字以後,人類開始通過記錄、累積、說明和分析自己的發展經驗,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推動社會的進步。歷史就是人類記錄自己的過去的語言或文字說明。另一方面,作為編寫歷史的歷史學家和歷史工作者是人類記錄自己的歷史的專業工作者。他們(或者他們在有關當局指示下)通過編寫歷史,包括人類自己的社會或國家管理的歷史,實現與國民之間的通訊,並由此可能進入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他們對歷史問題的看法或觀點可能對人類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特別是影響普通大眾對歷史問題的看法的形成。例如,他們在編寫歷史過程中可能發表自己對政治事件或人物的評論,而這種語言行為可能具有上述意義。例如,前不久中國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時,人們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或共產黨所起的作用發生爭論。目前國共兩黨已商定就抗日戰爭期間兩黨發揮的作用問題進行協商。最近若干年來,亞洲各國對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略的歷史也存在爭論,這些爭論影響到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係。甚至在中國國內,也有要求對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件或風波進行重新定論的呼聲。這些事態表明,對歷史問題的看法影響到國民對某些政治問題的基本態度。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因素再次引起人們的注意。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歷史、看待歷史問題的爭論以及如何看待歷史學家在人類政治和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下是筆者的一點看法。
首先要回答什麼是歷史的問題。筆者的看法是,歷史是人類的一種特殊語言表現形式或者語言行為。沒有語言,就沒有歷史。因為我們說的歷史實際上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史實,即過去真實發生的事件或過程,另一部分是對史實的描寫。由於史實必須通過對史實的描寫來表現自己,歷史直接依存於語言通訊過程中。歷史是對過去的事件或人物活動的記錄,既然已經過去,我們現在就無法再次親眼所見,因此必須依賴過去親眼所見或親身經歷歷史事件或人物活動的親歷者的講述或描述,必須依賴語言通訊過程。當然,現代技術為人類記錄歷史提供新的技術手段,如照相和錄像技術,可以將過去的事件或人物活動的某個片段以靜止的或活動的圖片形式記錄下來,但是,由於它們大多是片段,記錄歷史的人和了解歷史的人又往往處於不同的時代,圖片需要文字或口語的解說。例如,我們到歷史博物館看到過去的歷史圖片,圖片上下或旁邊通常都有文字解說,或者有解說員解說。我們看到一件歷史文物,它是歷史的見證,但是,文物通常需要文字解說,否則後人無法了解文物的真實價值和意義。古希臘文明的一些歷史遺存已經喪失任何文字資料說明,人們只能對其進行考古式的研究。所以,幾乎所有的文物依賴有關的包含文字的文件而存在。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所說的,與文件無關的歷史是不可核實的歷史,由於歷史的現實在於其可核實性,不可核實的歷史不會作為歷史而存在。 其次,人類觀察客觀世界時,他通常僅能觀察客觀世界的某個方面,由於他僅能觀察到事件或人物活動的某一方面,他獲取的資料和信息是有限的。例如,有人親身經歷了一場戰爭,他僅能看見戰爭發生的某個方面或某個片段。或者,一個人經歷了一場風災,他僅能了解發生風災的某個方面。即使一名新聞記者報道一次事件,也只能選擇報道事件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說,人類觀察客觀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通訊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當然,人類可以將從客觀世界獲取的信息加以綜合和總結,對客觀世界的運動規律進行抽象的表述,但是真實的歷史都是具體的,每次歷史事件都不可能被全面或面面俱到地記錄下來。中國古代流傳至今的盲人摸象的故事說明人類觀察事務常常具有片面性,他們得到的信息不全面。即使有人認為他看問題的方法比較全面,仍然有可能具有片面性。雖然歷史學家不斷收集過去重要事件或人物獲得的歷史材料,以求更加全面地反映過去的歷史,歷史的記錄仍然依賴語言的表述,而語言的表述有所取捨,就象人表述現在發生的事件也會取捨一樣。有人說,歷史是自己寫的,其實,他自己並不一定去寫歷史,而是給歷史留下一個題材。有人說,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通常不會自己去寫自己的歷史,而是為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提供歷史題材,由後者寫歷史。也有人說,歷史是帝王將相(或者英雄)創造的,帝王將相們通常自己不會去寫歷史,而是由御用歷史學家或獨立歷史學家去寫有關他們的歷史。 由於歷史史實和歷史表述並不相同,但是歷史表述又必須以歷史史實為依據,而歷史史實也必須依賴歷史表述表現自己,二者之間就有一個互相依存的關係。同時,由於歷史史實是一個已經完成的行為過程,而歷史表述是一個可能永遠也不會最終完成的通訊過程(就人類文明史時間進程而言),雙方之間的依存關係表現為人類不斷地敘述過去已經完成的歷史過程,因為如果中斷這個語言通訊過程,過去的有關歷史過程將被後人遺忘,從而永久性地喪失已經保留的歷史記錄;也表現為不斷增補的語言通訊過程,因為隨着時間推移、偶然的發現、相關資料的積累,新的史實被發現,過去的歷史記錄和敘述又被重新編寫、擴展和刷新;也表現為不斷解釋和評論的語言通訊過程,因為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對過去的歷史事件的看法隨着他們對社會發展的認識的不斷提高而改變,於是出現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新的解釋和評論,有關的歷史記錄和敘述又被重新調整、修改和改進。人類的歷史是以不斷進行的語言通訊以及通訊的內容不斷被重複和修改的通訊過程,儘管歷史史實與歷史記錄之間的代表關係在調整和變化,一切根據語言通訊過程而定。歷史在發生時,任何人都不能阻擋它。歷史發生過後,任何人都有機會敘述它。因為歷史是被人類用語言記錄和敘述的歷史,在如何表述歷史的問題上,往往是遠離歷史事件的後來人而非當年置身於歷史事件的親身經歷者具有決定權。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有人針對某一些歷史事件要求還原歷史真相或者指責一些人愚弄歷史,是指歷史的表述與真實的歷史互有出入,語言的記錄與歷史事實不同,歷史被扭曲或歪曲。但是人類無法完全利用語言以外的形式記載歷史,競爭歷史的話語權是人類記載歷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鬥爭。除非人類對某一些歷史事件或人物活動持有完全一致看法,競爭歷史話語權的最終結果仍然是用語言來述說或描寫歷史。競爭歷史的話語權的鬥爭通常在不同的學派、利益團體或政治力量之間進行。由於人類中的每個個體處於時間進程坐標上的不同位置,過去發生的事件無論多麼轟轟烈烈,過去出現的歷史人物無論多麼傳奇或偉大,都不可能為後來人直觀,也就是說他們無法通過感覺過程或親臨其境的感覺過程獲取有關信息,於是,為了長期記載一個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活動,人們將過去發生的事件變成語言表述。例如,在人類歷史上,當人類缺乏足夠的媒體用文字記載歷史的時候,人類利用口語傳承歷史,古希臘時代的荷馬史詩最初由口語傳誦。人類發明紙張後,大量歷史書籍問世。在擁有五千年文明史和發明紙張的中國,古代史通過歷史書籍而傳承至今。同時,人類建造各種紀念歷史的設施,將文字刻在能夠長期保存的物體上,如石碑或金屬器具上,或者豎立有文字說明的歷史人物的雕像或歷史事件的紀念碑,以強化歷史記憶。 雖然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一切曾經發生過,但是歷史自己不會與後代人通訊,如果說某人閱讀一本歷史書或了解歷史,他進入的通訊過程不是他與歷史本身進行的通訊,而是他和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進行的通訊。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將歷史當作題材,與了解歷史的人進行通訊。歷史的真實意義是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或講歷史的人與現代人或後代人之間進行的語言通訊,歷史的意義不在過去,而在於現在和將來。在這裡,人們還能夠聽見意大利歷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的聲音:一切真實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過去的歷史史實是一個已經封閉的過程,但是就記錄歷史的材料進行的與現代人和後代人進行的通訊而言,歷史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發出信息的人可能只是少數,接收信息的人可能難以計數,這正是前代人能夠對後代人發揮影響的原因。一方面,由於共同體中的成員缺少有關過去發生的事件或人物的活動的資料,形成成員中所掌握信息分布不均現象,於是出現信息由充分向不充分的區域流動。如果成員中不同群體對歷史的理解能力有差別,會出現信息由抽象到具體或複雜到簡單或專業到通俗的流動。可見,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的使命不僅僅是述說歷史,而且指引人們如何看待歷史。他們擁有專門的歷史知識,是向普通公眾傳授歷史知識的專業人士以及人類社會如何看待自己歷史的授權評論員和導師。 政治生活中的歷史 無論人類如何寫作自己的歷史,人類歷史中的各個方面是互相關連的,寫文學史的作者會寫到經濟、社會或政治的方面,寫哲學史的作者會寫到宗教、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方面等等,因此,迄今為止人類任何共同體內尚沒有出現禁止歷史學家敘述和描寫人類的政治史的情況。歷史學家當然不會為了單純地記錄歷史事實而寫作歷史,因為他總有判斷是非的價值觀念,他在共同體內成長形成這些價值觀念,他能夠區分進步與落後、公平與不公平、自由與不自由、民主與專制等,他的這些觀念一定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他寫作歷史的過程,他會根據自己選擇的標準選擇史料,確定寫作歷史的具體目標,並發表自己的評論,他通過寫作歷史進入政治生活。雖然他沒有直接從事政治,如參加政黨或競選公職,但是他通過有關歷史的敘述和評論進行與公眾的通訊,這些通訊討論或間接地評論政治事件和人物,他成為特殊的政治影響力的源泉。反過來說,許多歷史事件具有政治含義或影響,戰爭、國家、文明等重要歷史題材本身與政治有密切關係。儘管進行純粹學術研究的書齋里的歷史工作者以學術眼光專研歷史,他們以獨立的歷史學家的身份敘述歷史和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發表評論,他們的評論也可能產生政治影響。 歷史學家編寫的歷史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政治歷史,雖然政治歷史是過去發生的政治活動的記錄,但是人類只有對現在的政治感興趣,才會去了解過去的政治,去寫作和閱讀過去的政治歷史。因為過去發生的一切只有與現在發生聯繫才有意義,沒有人為過去的政治去了解過去的政治。人們寫作歷史和閱讀歷史都是為了現在或將來,而且只有歷史對現在或將來具有價值或意義時人們才會去寫作和閱讀歷史。也就是說,只有對當前的事務感興趣才會促使一個人去了解過去的事實。因此,這個過去的事實不是對過去的問題的回答,而是對當前的問題的回答,因為它與當前的事務中的問題相聯繫。歷史上的政治往往與現在的政治有聯繫,描述過去的政治的用意是現在的政治。現在的政治生活中的人物和組織關注對他們的過去的政治經歷和事業的描述和評價。描述和評價他們的過去等於描述和評價他們的現在,因為任何政治運動、政治思想、政治人物在其發展過程中都有一定的歷史源頭。過去發生的事的描述或記錄是他們現在的政治信用的記錄。如果一個政治運動、政治思想、政治人物在歷史記錄上曾經留有污點,這個污點就對與它或他有關的現在從事的政治事業造成傷害,如果在歷史記錄上曾經有過光輝篇章,則對現在的政治事業有利。總之,只有他們在過去積累了良好的信用,他們現在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政治人物從事的事業、任何政治組織的發展以及任何政治制度的實行都有它們的源頭,有它們的過去和將來。由於人類的每個個體的生命、組織和國家存續的時間是有限的,政治人物、組織和國家必然通過人類個體生命的繁衍過程促使後代人繼承前人的事業、繼續推動政治組織的發展和國家政治制度的延續,這必然要求後代人了解前代人的歷史,包括他們開創的事業、建立的組織和實行的制度。沒有歷史這樣的一個前代人與後代人之間的通訊,人類共同體內的任何事業、組織或制度都不可能延續或按照原有的樣子或設定的方向延續。這樣的延續或歷史的繼承性往往依賴歷史的記錄而非史實,因為人類沒有歷史記錄,就不可能了解史實,而且沒有歷史記錄的史實不成其為史實,因為它沒有任何歷史價值。因此,寫作歷史對於一項事業、組織、制度的延續和繼承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在政治生活中,一個政黨指定或聘請歷史學家寫作這個政黨的歷史,有關這個政黨開創的事業能否被後人繼承。例如,在中國,中國共產黨安排歷史學家寫作中共黨史有關中共的事業能否被後人繼承。在中國,首先是中共關心是否有人寫作自己的歷史和按照中共的設想和意願評價中共黨史。在台灣,歷史悠久的政黨-國民黨也關心有人寫作自己的歷史和按照自己的計劃寫作自己的歷史。甚至鼓吹台灣獨立的政治力量也寫作台灣獨立運動史。寫作政治歷史是一種政治活動。 人類寫作政治歷史為政治生活增添了一個歷史因素。只要具備某種條件,過去的歷史事件或人物可能對現在或將來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歷史上經常有這樣的現象: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國家消失後,有關的人民的後代在間隔若干年以後又會以復興歷史上的國家的名義建立新的國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猶太民族建立以色列國家是若干年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結果。我們中國歷史上的辛亥革命曾經打着反清復明的旗號。歷史上在有些地區曾經生活着獨立的民族,後來這些民族被其他國家兼併。但是在一定時期,這些民族的後代又以歷史上的某個時刻他們曾經獨立生存的歷史尋求民族獨立和建立自己的獨立的國家。前蘇聯解體後,其中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均有一些歷史的根源。我們中國的新疆少數民族和西藏少數民族存在一些尋求獨立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於歷史因素。亞非許多國家在被長期殖民統治後重新復國。還有,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政治運動銷聲匿跡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會有人打着復興過去的政治運動的旗號展開新的政治運動。例如在我們中國,人們不斷提起繼承五四運動的傳統,在新的時代重新展開追求民主的新的運動。在西方歷史上,文藝復興運動打者復興古希臘文明的旗號提倡一種奔向資本主義的自由精神。歷史上,曾經有一些偉大人物領導國家,後來他們的追隨者打着他們的旗號繼續保持政權或者重新奪取政權。在法國歷史上,拿破倫去世後,拿破倫第三打着拿破倫的旗號重新掌權。在以色列、印度、中國等國,掌權者仍然以遵從立國者的姿態和原則維持國家的政權和體制。甚至是一些歷史上被裁定為反面角色的人物也可能被一些力圖改變現狀的政治力量利用。當今日本的一些右翼政治力量試圖為二次大戰的戰犯招魂。因此,當人們寫作歷史時,他們就給人民留下歷史的記憶,灌輸一種可以長久保存的歷史精神,一旦具備某種條件,現實中的政治人物和組織又會將歷史因素當作一種資源而加以應用。 歷史學家創造歷史因素的方法也值得研究。歷史學家不能為人們根據他們對歷史經驗的理解而採取行動的結果負責。但是歷史學家可以對過去發生的事和人發表評論,向讀者解釋過去的事情和人物,提供有關信息。他在寫作歷史時,會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產生意識反射,會用自己的價值觀念對歷史事件和人物作出判斷和評論,他可能對政治事件和人物表示自己的看法,因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或多或少受到政治生活的影響,擁有某種政治上的傾向、偏好、經驗、利益訴求、價值觀念和理念,這樣的價值觀念會滲透到他寫作的歷史文獻的字裡行間。正如本國的和外國的歷史學家在寫作某一國的歷史時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而對該國的歷史作有所不同的描述或評價,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可能在某種政治觀點的驅使下寫作歷史。所以,一旦他們進入與人民大眾或公眾的通訊過程,他們就能夠影響人民對歷史的觀點和看法,因為他們擁有歷史話語權,而人民只有通過歷史學家全面和深入了解自己國家或民族的歷史。不管人們對政治人物、事業、組織和國家的看法如何,歷史學家擁有歷史本身賦予他的影響力。 當然,人們要求歷史對客觀事實作出公正描述。例如在我們中國,目前縮居於台灣的國民黨或國民黨中的一些人士希望北京的中國政府和共產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民黨在抗日戰場上作出的貢獻作出公正評價。如果中國政府或共產黨對抗日戰爭中國民黨的歷史作用做一些調整,那也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而非根據歷史忠實反映當時事實的學術或專業要求。因為歷史從來是人類自己寫作的歷史,歷史來自於人的記憶和對史實的選擇,而記憶和對史實的選擇是一個思維過程的一部分。人類總是根據他面對的現實寫歷史,歷史被當作現實的鏡子,或者現實被當作歷史的鏡子,沒有史實那個客體被人的大腦主觀化的過程,人類不會寫作歷史。就拿將歷史分期來說,我們中國人將歷史劃分為古代史、近代史和現代史,歐洲人將他們的歷史劃分為古代史、中世紀史和近現代史,這種劃分歷史的方法來自人類對歷史進程和意義的判斷。歷史自身不會為自己劃分時間階段。我們說,一次歷史事件開創了一個時代,一位偉人去世代表一個時代結束,或者說一件事或一個人開啟新的歷史或使一段歷史終結,都是我們在歷史的評價和判斷基礎上劃分歷史的行為,其中包含我們判斷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種我們大腦中已經具備的觀念和尺度。就與政治有關的歷史而言,寫作歷史反映人類價值觀念在政治中的表現和衝突。 人類共同體內的政治如此被歷史學家或歷史觀察、記錄、評價,並且不斷被歷史學家和歷史觀察、記錄和評價。只要歷史在發展,歷史學家和歷史就因此通過口、筆和紙闖入政治生活。總之,不僅新的政治人物和事件會處於歷史視野的聚焦下,舊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也會不斷重新被解釋和評價。因為隨着時代的發展,人類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也會不斷變化,特定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歷史地位、影響力和意義也會隨後人或後代歷史學家的看法和評價的變化而變化。例如,在歐洲,歷史上人們對法國革命的記錄和評價就發生過多次變化。19世紀的法國人和20世紀的法國人對法國革命的看法也不盡相同。在20世紀末葉和21世紀初葉,俄羅斯人對20世紀初葉的俄國革命的看法也發生明顯變化。在我們中國,人們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和觀念也在變化或將會發生變化。甚至我們中國人對我們自己的歷史上早已固定看法的民族英雄的看法也隨着現實政治的發展而出現新的補充、詮釋、調整和評價。這就是與歷史有關的政治。它賦予人類看待政治的歷史觀,即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待歷史,決定對特定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人類不可能永遠固定他們對過去的歷史的看法,這一歷史行動的邏輯在人類決定寫作自己的歷史的那個開端已經被確立。否則,人類不會有今天的歷史。正如歐洲中世紀的人將中世紀史視為現代史、近代的中國人將中國的近代史視為現代史一樣,我們現在的人視為現代史的歷史將被我們的後代人視為近代史或古代史,我們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的看法可能與後代人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的看法不同,因為隨着時代的發展,人的看法和觀念也在變化,歷史看法的差異正是歷史本身特性的反映。因此,任何現代政治人物或組織,包括國家,只能掌握現在的歷史解釋權,一旦他們/它們所處的歷史的一頁被翻過去,他們/它們必將交出自己所處時代的歷史解釋權。現代人要求後代人不要忘記歷史,告誡他們忘記過去意味背叛,但是現代人無法對後代人發出命令,也不能與後代人達成有效契約,現代的政治人物和組織的歷史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他們自己奠定的,但需要後代人認定,而後代人的認定會隨着時代變化而改變。 歷史學家的作用 具有歷史意識的民族或人民總是用歷史的眼光看待現在發生的事件和人物,歷史是一面鏡子,或者說是判斷現在發生的事件或人物的精神價值衡量標準。歷史意識仿佛是一個以過去發生的一切遺留下來的精神價值為歸依的判斷現在事件或人物的思想準繩,就象公平、仁愛、倫理是道德判斷的準繩、是否遵守法律的文字規定和精神是司法審判的準繩一樣。就歷史事件而言,一個民族的歷史中可能有光輝和光榮的篇章,也可能有悲慘和恥辱的一頁,就歷史人物而言,既可能有民族英雄和榜樣,也可能有敗類或反面教員或歷史罪人,但是所有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不可能自己為自己寫歷史,或將自己記入史冊,它們/他們的歷史地位也不是由它們/他們自己所定,一切是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或歷史的判斷者)寫作歷史的結果。而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的使命是為後人準備一個評價前人的功過是非的標準。人類利用這個標準看待現代政治是現代政治生活中的常見現象。例如,在政治生活中,有些評論員或觀察家將一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霸權主義行徑稱為近代帝國主義的現代表現,將一國政府或一個政黨的瘋狂壓制反對力量的行為稱為法西斯主義。在我們中國,在文革時期,個別領袖人物被反對派指責為當代秦始皇或自己比喻自己的某些行為如同秦始皇,古代法家或儒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被用來暗指當時某些當權派。在外國,有些專橫的政治人物被反對黨指責為當今希特勒。在人類的文學和文藝作品中,借古諷今的作品是用歷史的尺度衡量現在的社會或政治的描述歷史行為。影射史學直接運用歷史的記錄對照當今的政治。人類不斷用過去的一切衡量現在。人類紀念歷史事件或人物則是直接運用、宣示和表示將運用歷史的衡量標準的舉動。 人類共同體中的一切政治事件或人物只要具有歷史價值,都將被歷史所評判,歷史學家是評論員。但是,歷史學家評論的與其說是過去的事件或人物,不如說是現在的事件或人物,但是歷史學家不能繞過過去的事件或人物來直接評價現在的事件或人物,過去的事件或人物是他評價現在事件或人物的媒介,或者說是“能指”,而現在的事件或人物是“所指”,歷史學家必須依靠這樣的一個符號關係來評價現在的事件或人物。正是因為如此,政治人物關心當代的歷史學家對過去事件或人物的評價也在於過去和現在之間的相關關係。在有些國家裡,統治者干預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人們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成為政治問題,但是統治者只能限制當代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或人物的評價,但是卻無法限制後代歷史學家對有關自己的歷史事件或他們自己的評價。因此,無論是在歷史學家寫作歷史受到較多限制的國家或較少限制的國家,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統治者,以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不能逃脫被歷史評價和裁判的命運。儘管他們可能在自己掌權的時代阻止獨立的歷史學家獨立地和客觀地記載歷史事件,扼殺獨立的歷史學家編寫獨立的歷史書籍,例如禁止獨立地纂寫歷史書籍,收繳已發行的獨立歷史書籍,迫害有關的歷史學家,起用御用歷史學家為自己歌功頌德或塗脂抹粉,但是,當他們死去以後,他們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歪曲的歷史最終被糾正。當然,統治者可能採取世襲統治或由統治者培養接班人的方法推延曆史被糾正的時間,但延遲的時間通常有限。所謂歷史自有公論指的是,在現時政治中得不到公平對待,將來的歷史學家或將來的掌權者將給予公正的裁判。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雖然歷史學家的裁判是過去式,他們無法改變過去的掌權者的行為,不過,雖然他們的裁判不是現在式或將來式,卻可能影響到現在或將來的政治人物的行為,包括掌權者或統治者的行為,因為人擁有超越自我的意識,能夠受到精神的指引。在政治生活中,一個人為了理想或後來人的幸福而願意犧牲自己。在超越自我的意識的指引下,烈士為自己的事業而獻身。掌權者的行為也有類似邏輯。他們掌權時也可能考慮到後人的評價,也希望千古留芳、青史流名,避免遭到後人指責、留下罵名,這樣,他們可能在歷史意識的影響下改變他們現時的執政行為。這就是歷史學家和歷史可能參與政治的邏輯。 歷史學家參與政治的意義還在於他們從歷史的角度看待過去發生的事件或人物,所謂歷史的角度是指從歷史發展的觀點看待一切,歷史學家並不處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而是在特定事物發展過程完成以後從歷史的全局看問題,他能夠將不同時間的有關事務和人物進行比較,他能夠避免處於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的局限性和避免由於利益衝突而產生的偏見,採取比較客觀和中立的觀點,因此他的評論具有一定可信度和權威性。當然,歷史學家的任務不是對當今的政治家或掌權者發表評論,也並非直接監督當今國家裡的政治家和掌權者,因為這樣做就使他們成為政治評論員,而非歷史學家,他們的任務是對過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發表評論,這也就是說,現在的政治家和掌權者將由以後出生和成長的歷史學家擔任他們的評論員,接受他們的評判,而且由於自然規律和使用語言,現在的政治家和掌權者無法拒絕這樣的評判。今天的歷史學家對過去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價和評論會投射出將來的歷史學家對發生在今天的歷史事件和當今人物作評價和評論的影子。由於有了歷史和歷史評論,政治家和掌權者必須接受歷史的檢驗。這也就是說,任何政治人物、政黨或政府都要對歷史負責,監督他們和督促他們對歷史負責的人是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如果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掌握獨立的評價和判斷以前的政治人物、政黨或政府的權力,例如在實行言論自由的國家裡,法律在不同程度上保護這個權力,他們就能夠在不同程度上促使當政者對歷史負責。 但是,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不是督促當政者對歷史負責的最終行為者,這個最終行為者是人民,因為歷史學家對前人的評價需要人民的授權。我們說,人類共同體內的後代人(歷史學家)掌握前代人中的政治人物、組織、制度或國家的歷史作用和地位的認定權。但是,並非所有的後代人有權行使這個認定權,因為大部分人對歷史的了解不多,因此,對歷史了解比較多的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被授權成為任何民族或人民寫作自己民族或國家歷史的代表,成為寫作民族、國家歷史的執行人或代筆人。也就是說,在一個民族或國家內部,通常不是由他們的每個人都來寫歷史,而是由他們推舉的代表-歷史學家-來寫歷史。歷史學家在學校和在社會上學習歷史的時候他就開始使自己成為民族的或國家的歷史寫作代表,當他完成歷史著作的寫作時,他進行的一次有關的歷史通訊才告完成。這時,他成為或被讀者認為是寫作一個民族或國家或世界的歷史執行人或代筆人。但是,如果一部歷史著作由於違背史實或其價值標準不被人民接受,它就不能夠與人民進行有效通訊,如果歷史書被人民認為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情況,它進行的就是無效通訊,有關的歷史學家就不再是被人民授權的歷史代筆人,因而不能夠幫助促使當權者對歷史負責。歷史學家的歷史觀成為人民接受的歷史觀後才有強大的力量。歷史學家是否代表人民發表歷史觀,要看他的歷史觀是否被人民接受,而要檢驗人民是否接受一個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觀,必須有言論自由的條件,由各個歷史學家提出自己的候選的歷史觀,從而由人民自由選擇某一個或一些歷史學家提出的歷史觀作為他們(人民)的歷史觀。 在這裡可以看出,歷史學家的歷史作用是將前人的功過是非、成就和缺失交給後人去評論。歷史學家個人只是短暫時期的評論員,當他生命終止的時候,他的評論活動也告終止。然而,他的工作使後人有條件不斷地評論他曾經評論過的人物或事件,不僅後代的歷史學家能夠繼續進行這種評論,後代的人民也能夠繼續參與進行這種評論,形成人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觀點和看法。這是一個數代人對歷史上的人物或事件進行評議的過程。它與一代人經歷的政治生活中人民對政治人物或事件發表意見的情況不同。例如,人們在就政治人物的表現進行民意調查的時候,人民只能根據當時的情況發表意見,歷史則使數代人民合併在一起跨越代際的界限進行評論,形成可以經受歷史考驗的複合民意。由於人民必須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發表自己的看法,人民評論的結果可能不斷調整,但最後會逐漸固定,基本形成歷史結論。而這些結論為後代政治家和統治者樹立一個行為標尺,衡量每個政治家和統治者的表現,從而影響他們的政治行為。歷史上,人民能夠形成一致和固定看法的往往是歷史久遠的事件或人物,人民對距離他們的時代較近的人物和事件的爭論則反映現實政治的影響。而就那些有爭議的歷史進行的爭論也影響民族國家內部的政治生活。就政治生活中的歷史因素而言,我們比較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後,可以發現,美國和英國國內的人民對歷史問題的爭議較少,這些國家的政治(包括政策和制度)高度穩定。法國和德國的人民對本國歷史問題的爭論也較少,雖然歷史動盪在不同社會群體中曾經留下各種創傷,那些創傷逐漸彌合,人民對歷史問題已基本形成共識,國家政治生活穩定。俄羅斯、中國和日本各國人民對自己民族的歷史仍然存有較多爭議。俄羅斯人民對過去各次革命或運動的看法存在爭議。中國人民對歷史問題的爭論更多,除包括對一些已故政治領袖(如蔣介石、毛澤東等)的歷史評價存在爭議及台灣海峽兩岸對抗日戰爭歷史問題的爭論外,中國大陸內部對大躍進時代、文革、改革開放後出現的各種事件和風波也有歷史爭論,雖然已經宣布“早已作了結論”,對歷史問題的結論仍然在調整或者人民期望進行調整。在日本,國民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家領導人的看法仍然存在爭論,被東京國際法庭宣判為戰犯的責任人在日本國內仍然是有爭議的人物。對歷史問題的看法仍然直接影響當今的日本政治。從政治發展過程看,在存在明顯歷史爭議的國家裡,人民對歷史問題的爭論會不斷地在政治生活中掀起波瀾,甚至造成動盪,而這一切又是人民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形成一致和固定看法的長期過程中的必經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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