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點，似乎無論是他的支持者，還是他的反對者，都沒有什麼爭議。毛澤東的過人之處究竟在哪裡？這也是筆者在多年課讀文史的過程中一直在思索的問題。回顧毛澤東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九死九生，臨危局而行捭闔，處變機則出奇謀。讀他的歷史，筆者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充溢心頭。因成此文，試將毛澤東同志一生之種種不可思議清淺道來。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誕生在群山環抱的韶山沖。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閉塞鄉村，儘管一直有人傳聞這裡曾是一代聖君大舜歌舞“韶樂”，引來鸞鳳和鳴的至祥之地，但是在毛澤東呱呱墜地之時，這裡確實也只能說是偏僻的鄉下了。關於故鄉的荒僻，毛澤東曾經和美國記者斯諾做過一番精彩的回憶。他說：“我十歲時從學校逃跑過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縣城的方向走去，我以為城就在什麼地方的一個山谷里。我逛盪了三天，最後被家裡人找回。這時我才曉得我只是來迴繞着圈子，我跑過的地方離家最遠處只有八里地”。進一步還原毛澤東的出身，我們會發現，毛澤東出生在一個正在走上坡路的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毛順生是個既吃苦耐勞又極善積聚的普通中國農民。作為一個精明的農夫，他一生最大的事業就是通過自己的辛苦經營，不斷擴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規模。有這樣一個父親，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毛澤東本來是很容易成為一個湖南鄉間的財主或者“紳士”這樣的人物的。然而，毛澤東到底沒有走上這樣一條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討厭父親的“斂財”，他同情窮人的苦難，他不安於家鄉的閉塞，他要走出鄉關，閱盡青山，拯萬民於水火，救蒼生於倒懸。誠如他的摯友兼論敵梁漱溟先生晚年所言：“毛主席這個人，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並且他沒有什麼憑藉，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在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麼樣一個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鑄成毛澤東廣濟天下之大胸懷的，恰恰是中國幾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也正是這波詭雲譎的大變局，才造就了毛澤東一生眾多的不可思議！
論及中國近代史事，人們常說：“遭遇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確，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國門洞開，外敵肆虐，天朝淪為亂邦，百姓頻遭荼毒，古老的中華仿佛走入漫漫長夜，不知何時重見光明。面對變局，無數仁人志士都想要一舉破之。康、梁想要依靠皇權破局，可惜皇權早已老朽，就是那皇帝也早已不再可靠；孫中山先生想要破局，可惜他一生東奔西走，四處借力卻四處碰壁，到底只是壯志難酬；一生迷信強權的蔣介石也想破局，無奈他始終以弱國心態治國，專信權謀之術，最終也只能在人心喪盡之後，棲身孤島。如此困局，唯有毛澤東以變應變，最終實現了千年變局的大破解。考察毛澤東一生，一變而為中國共產黨的首倡之人，為中華民族之崛起探尋新路；二變正值中共勢微力竭，毛澤東引兵井岡，獨闢蹊徑，“以農村包圍城市”，保留無數革命火種；三變又逢日寇侵華，毛澤東義釋宿敵，以一篇“論持久戰”燭照抗戰行程；四變遭遇美、蘇兩霸圍堵，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縱橫捭闔於國際風雲際會，最終使眾多外敵不敢側目視我中華，華夏古國浴火重生！何其壯哉，毛澤東！何其偉哉，毛澤東！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觀的人心目中，創下如此偉業的毛澤東，一定是當世第一精英。對此，毛澤東的看法卻同樣不可思議！
以毛澤東創立之功業，稱其為當代中國的精英，似乎已是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共識。1929年，南社詩人柳亞子就曾在自己的詩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澤東，他說：“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指毛澤東、孫中山——引者注)”。應當說，當時當地的毛澤東還在艱難險阻之中苦鬥，柳亞子能夠對其如此期許，確實堪稱慧眼獨具，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時人對毛澤東“社會精英”定位的認可。然而，作為社會鬥爭中的精英人物，毛澤東的心卻永遠都是與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他從不以“精英”自詡，而是始終把人民視為推動歷史前進的根本力量，奉為自己一生為之服務的對象。正如他在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中所講到的那樣：“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51年中共建黨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黨、政領導紛紛向黨中央以及毛澤東本人寫賀信、贈錦旗、送禮品。對此，毛澤東十分震怒，他在一份文件上氣憤的批道：“這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為了徹底杜絕送禮歪風，毛澤東特意委託周恩來總理在人民代表會議上公開批評道：“我向大家轉達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贈送土特產的做法是不好的，這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生產出來的果實，我們白吃，這種風氣要不得。以後你們誰送東西來，我們一定原封不動退回，而且要批評！”在毛澤東的心目中，任何自視精英，藐視大眾，居功自傲、貪圖享受的行為都是與他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澤東這樣的“黨內精英”，不知要在中共黨內受到何等的珍惜與呵護呢！但現實卻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毛澤東長期處於少數派的位置，甚至還曾多次遭遇無情的打壓。很多人在翻閱鄧小平同志的史料時，都會注意到一個詞“三起三落”，這是對鄧小平一生三次受挫的簡要概括。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就在由毛澤東親自創立的中央蘇區，這位黨的偉大領袖也曾經歷過三次“大起大落”。1929年6月，在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被自己的戰友們剝奪了總前委書記職務，被迫到閩西賦閒，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一落”；1932年10月，剛剛領到紅軍打敗了國民黨中央軍三次圍剿的毛澤東，卻在寧都會議上遭遇了來自中央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等同志的嚴厲批判，撤去了毛澤東總政委的職務，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二落”；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撤掉了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進一步被徹底架空。當時的中共負責人博古甚至還想把毛澤東直接送去蘇聯“養病”，以方便自己獨掌大權。這就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第三落”。面對同志的誤解，戰友的不信任，毛澤東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澤東並沒有消沉。他在積聚力量，他在迎接生命中新的爆發！他依然關心着、關懷着他所熱愛的黨、他所熱愛的黨的人民軍隊。試想，如果毛澤東在這樣的大起大落中徹底垮了下去，筆者實在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到底會被寫成個什麼模樣。如果沒有毛澤東對理想、信念的堅守，也許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後不久，也就走到了盡頭。是毛澤東超人的忍耐力、堅強的自信力、對共產主義事業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他自己，也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是個軍事家，這大概是他被人們賦予的所有頭銜中最無爭議的一個。在戰場上，毛澤東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獨運的藝術家，恣意揮灑着智慧的閃光，統帥着他的千軍萬馬，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在他的生命之光徹底熄滅之前，他幾乎已經打敗了他所有的對手，真可謂戰績驕人，戰果輝煌！但是，作為軍事家的毛澤東，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按照毛澤東自己的說法，他的當兵生涯總共只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間，毛澤東曾經短時間參加過湘軍)。就是在這半年的“戎馬生涯”之中，他的主要任務也只是幫助他的戰友們寫信或者做其他諸如此類的事。那麼，究竟是什麼幫助毛澤東以一介布衣卻創下橫掃千軍的輝煌戰績呢？是毛澤東卓越的哲學思想和務真求實的精神。可以說，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的戰場上的哲學家！比如，毛澤東一生作戰，很多時候都是處在敵強我弱的劣勢或下風之中。國民黨雄兵百萬，毛澤東只有幾萬裝備不齊的工農紅軍；日寇鐵蹄橫掃，毛澤東只有拉大栓的“土八路”和新四軍；美國率領武裝到牙齒的新“八國聯軍”氣勢洶洶，毛澤東只有裝備近代化的志願軍。面對強敵，毛澤東最擅長的就是發現敵人的矛盾，利用敵人的矛盾，攻擊敵我矛盾中的薄弱環節，不斷創造出局部的優勢，並最終以局部優勢取得勝利的累積獲得整體戰局的大勝。這就是他臨敵制勝的法寶。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過程中，毛澤東就是在紅軍已經瀕臨山窮水盡的嚴重情況下，見縫插針，來回奔襲，在高強度的運動戰中，發現了戰機，消滅了敵人，擺脫了困境。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史上，無數以弱勝強的戰例都閃爍着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的光芒。從某種意義上講，筆者以為，毛澤東在戰場上的勝利，恰恰是毛澤東軍事哲學思想的勝利。有人曾經說過，毛澤東是戰場上的詩人。對此，筆者倒更加願意相信毛澤東是戰場上的哲人，一個用卓越的哲學思想把握戰局、贏得勝利的哲人。這或許也就正是毛澤東比他同時代的其他軍事指揮家們高明之處所在吧？
關於毛澤東同志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到底有多大，黃克誠大將曾經有過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說：“他(毛澤東)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締造者，多次在危機中挽救了革命，這是我們黨和國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如果硬說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是對歷史開玩笑！”然而，就是這個對中國革命做出過巨大貢獻，居功至偉的毛澤東，卻又是在黨的各種文獻資料記載中承認錯誤次數最多的一個人。1941年6月，由於邊區征糧工作出現失誤，有人說怪話：雷公怎不劈死毛澤東。延安的保衛部門要懲辦說怪話的人，是毛澤東制止了這一行為。他說為什麼不想想我們做了什麼錯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隨後，毛澤東親自主持調查工作，不但減輕了群眾負擔，也贏得了群眾的擁護。延安整風期間，由於在“搶救運動”中搞了擴大化，傷害了很多無辜的同志，又是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在大會上主動向受委屈的同志脫帽致歉，不但正確解決了問題，也進一步實現了全黨同志的大團結。1958年，毛澤東問自己的秘書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畝地產10萬斤稻穀？”當高智表示不相信時，毛澤東贊同地說：“你不要相信這件事！”然而，當1962年檢討“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錯誤的七千人大會召開時，毛澤東卻又一次承擔了主要責任並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評。他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這是矮化自己嗎？不！筆者覺得這些倒是更加顯現出了毛澤東的可愛與偉大！
毛澤東一生的最後十年，是在他親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這十年，是毛澤東一生中最複雜、最撲朔迷離、也最不可思議的十年。很多人對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歷史發展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眾多帶有顛覆性質的革命都是在統治者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的情況下，由政權的反對者們組織發動起來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卻恰恰相反。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爆發之前，整個中國社會可以說，正處在一個有機運轉的統治秩序之中。一方面，作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袖，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高不可攀，無人能及；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執政基礎牢靠，統治機構運行有條不紊。從任何一個層面上來講，都不應該在當時當地，爆發這場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就是在這種看似絕對不可能的情況下，毛澤東卻親自點燃了這場大革命的導火索，也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費解的歲月。應當說，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決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確講過：“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筆者不久之前曾經讀到過毛澤東的弟妹朱旦華的一段訪談文章，感覺這位革命老人的一些說法似乎可以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做出一個新的註腳，或許這也是在毛澤東身後幾十年，伴隨着中國社會各種問題的層出不窮，中國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逆思考。朱旦華老人說：“現在黨內腐敗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綢繆，也可能是對抑制和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一個深遠的戰略性思考和布局。現在每年都揪出來不少腐敗分子，事實上他們一個個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見《毛澤民夫人朱旦華訪談錄》第2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1版）不管怎樣，從歷史發展的進程重新回顧文革，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對中國人民的一片公心是永遠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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