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毛澤東在學生時期就提出：“醫道中西，各有所長。中言氣脈，西言實驗。然言氣脈者，理太微妙，常人難識，故常失之虛。言實驗者，求專質而氣則離矣，故常失其本，則二者又各有所偏矣。”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毛澤東對中西醫學方面的最早論述。在革命戰爭時期，環境惡劣，面對根據地極為困難的醫療問題，提出“中西醫兩法治療”。抗日戰爭時期，在各抗日根據地的醫藥衛生合作社中，“中西醫結合”是合作醫療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全面糾正影響中西醫團結的錯誤傾向，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基本原則開展中西醫互學運動。與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汪偽政府曾經抵制、否定甚至極力取消傳統中醫藥的做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政府對中華民族長期流傳下來的傳統中醫藥採取了務實的肯定態度，堅決反對以西醫理論作為衡量中醫理論科學與否的標準，提出了繼承發揚祖國醫藥遺產、實行中西醫結合的方針，並提出建立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宏偉目標，制定各種政策措施積極支持傳統中醫藥的應用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為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大會題詞“團結新老中西醫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並將“團結中西醫”列為新中國衛生工作方針之一。在他看來，中醫西醫皆有道，是不可偏廢的。他認為：“中西醫比較起來，中醫有幾千年歷史，而西醫傳入中國不過幾十年。直到今天，全國人民疾病的診療依靠中醫的仍占五萬萬以上，依靠西醫的則僅數千萬（而且多半在大城市裡）。因此，若就中國從有史以來的衛生保健事業來說，中醫的貢獻與功勞是很大的。”具體說就是，

【“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人民所以能夠繁衍，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必須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於中醫”。】
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在與時任北京醫院院長的周澤昭談話時，說：

【“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的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看不起本國的東西，看不起中醫，這種思想作風是很壞的，很惡劣的。西醫要向中醫學習。第一，思想作風上要轉變。要尊重我國有悠久歷史的文化遺產，看得起中醫，也才能學得進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機構。不尊重，不學習，就談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總是有精華和糟粕的嘛。這項工作，衛生部沒有人干，我來干。”】
毛澤東的態度十分堅決，提出“我來干”，其實是嚴厲地批評了衛生部。

毛澤東重視中醫藥的保護和發展。毛澤東在中醫藥材的種植、流通，中醫藥典籍的保護、整理，中醫師的培訓等方面做了很多具體的指示：

【“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和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們的罪過。……至於對中藥研究，光做化學分析是不夠的，應進而做藥理實驗和臨床實驗，特別是對中藥的配合作用更應注意。”“中醫醫書如不整理，就將絕版，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有計劃有重點地先將那些有用的……編出一套系統的中醫書來。”】
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寫給楊尚昆的信中指出：

【“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個省、市、自治區辦一個七十到八十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一九六○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們就有大約二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挖掘，加以提高。”】
毛澤東這種縱橫古今、橫跨中外的宏觀思維和中醫治病用藥講究整體辨證、君臣佐使，在思維特點上也是有相通之處的，也是基於共同的文化底蘊，更能理解和認同中醫隱喻的哲學內涵。

更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社會上有“壓制中醫、敵視祖國醫學遺產”，“盲目否定中醫，且提出了一套同黨的團結中醫的政策正相對抗的排擠和消滅中醫的實施辦法”的錯誤傾向和錯誤做法，中央政治局對此進行了討論。隨後，衛生部開展了全面討論、批判，正本清源，統一了思想。

毛澤東始終強調努力發掘中國古代醫學遺產，加以繼續利用，主張中西醫結合，提出要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偉大目標，除着眼於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於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中國當時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藥在農村合作醫療、保護人民健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毫無疑問，毛澤東挽救了中醫和中藥。

毛澤東主導建立了高效的醫藥供應體系

毛澤東對貧困農村缺醫少藥感同身受，革命戰爭時期，更是因藥品短缺受盡困擾，對藥品的重要性自然認識深刻。不管在井岡山根據地，還是在閩贛蘇區、延安，他都非常重視藥品的生產工作。1944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指出：“至於藥品問題，邊區應該發展這方面的工業。普通的藥儘量自己製造，必要的還可以到邊區以外去買，為了人民的福利當然可以到外邊去買。”強調自力更生，自辦藥廠、醫療材料廠，保證了藥品供應，保證了根據地的生存發展，也保證了軍民的健康，從而才有了革命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張醫藥生產也要堅持“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他對中醫藥的生產和配送十分重視，在1954年提出：“對各省生產藥材應加以調查保護，鼓勵生產，便利運輸，改進推銷。……過去一些中藥因加工設備的技術不良，浪費很大，包裝和貯藏方法不好，霉爛損壞的現象很嚴重，亦應加以改進。從事這些工作的機構，今後應採取公私合營，製藥人員應按技術水平分別給予技術幹部看待。”在經濟建設問題上，毛澤東始終堅持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獨立自主地走中國經濟的發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要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激勵和引導下，中國人民克服了資金、技術、設備等均嚴重不足的不利情況，在醫藥方面，取得了成功研製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等成就。

毛澤東強調，不能以賺不賺錢來看藥品醫療。他一直認為醫藥是為人民服務的，藥品是保護勞動力的，不能以藥品能否賺錢來衡量醫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毛澤東和醫務人員談話時指出：

【“縣衛生院認為賺錢的醫療隊就好，不賺的、少賺的就不好，這難道是人民的醫院？”“藥品醫療不能以賺錢不賺錢來看。一個壯勞力病了，給他治好病不要錢，看上去賠錢，可是他因此能進行農業或工業生產，你看這是賺還是賠？”“有些醫院，醫生就是賺錢，病人病不大或沒有什麼病也要他一次次看，無非是賺錢。甚至用假藥騙人。有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說檢查了，有脊柱病。我說不要信，這是他們騙。要他們去休養，兩三個星期回來了還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賺錢的醫院、賺錢的醫生、假藥，花了錢治不了病，我看還不如拜菩薩，花幾個銅板，買點香灰吃，還不是一樣？”】
1965年8月15日，在聽取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等人的匯報談到藥品問題時，毛澤東插話指示：“藥品應當降價。”“看來國家出了錢，實際是划得來的。國家出點錢保護生產力是合算的。藥錢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農民身上的那部分藥費，由國家出。”在毛澤東的主張下，國家對藥品供應、醫療衛生服務實行免費、半免費和低價供應的政策，既幫助群眾解決了防治疾病的問題，又減輕了群眾經濟上的負擔，群眾真正得到了實惠。

毛澤東重視醫藥工業產業的發展。1953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及生物製品規程，興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接管並調整醫藥院校，協調藥品生產經營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輕工業部、衛生部、商業部聯合召開全國醫療器械專業會議，要求各地有計劃、有步驟地對私營醫療器械廠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對進口藥物也開始了規範管理檢驗。先後成立了中國藥材公司、中國醫藥公司和中國醫藥工業公司，建立了新中國藥品生產、經營、科研的完整產業體系。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講話，從中央和地方、管理單位和生產單位之間的關係出發，認為：“把什麼東西統統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給工廠一點權利，一點機動的餘地，一點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毛澤東和劉少奇聽取薄一波等關於1963年12月召開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情況的匯報，當談到試辦托拉斯問題時說：（試辦托拉斯）目前這種按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的辦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國醫藥托拉斯成立後的新情況》反映：醫藥托拉斯統一安排生產後，北京市藥品品種減少，供應量下降，一批常用藥嚴重脫銷，這種統法不能適應醫藥生產供需的特殊情況。4月29日，毛澤東就該材料所反映的情況批示薄一波等：“迅速、周密地解決。”隨後，北京等六大城市醫藥生產服務站成立，主要配合解決各醫療單位和市場急需的藥品，安排“零星小包裝、小規格、小批量”的“三小”藥品以及特殊配方藥品的生產任務。1974年，國家成立化工部醫藥局負責藥品的研發和生產。在這期間各省、專署和縣、公社都成立了醫藥公司、醫藥站，負責藥品的採購和配送。

綜上所述，回顧新中國成立後這段時期，國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平均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78年的68歲；初生嬰兒死亡率從1950年約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於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亂、性病等得到較徹底的消除，而寄生蟲病如血吸蟲病和瘧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國在改善人民健康狀況方面取得的這些成就，同當時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這些成就，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指導，醫療衛生領域的許多重大舉措都是毛澤東指示、部署、推動的。他把“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作為社會主義醫療衛生事業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確了社會主義衛生事業的人民性、社會性、公益性，堅持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使新中國的衛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