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術下的中國近代史

上貼者: jin123 11-29-05

凡是古老的農業國家，它的迷信文化就一定很濃重，這鐘靠天吃飯的生存方式最易理解神的存在，農業社會必定的生產能力低下使人們沒有多大可能性去充分地解放自己的思想，開創新的思想境界，非洲、印度、中國、中南美洲及所有國家古代無不如此。唯有希臘，因為商業經濟占一定比例，所以感覺和認知了人的作為的作用，與老天干係並不太大，所以有了思想解放運動，產生了一大批哲學家、數學和幾何學家，所以希臘文明的特徵帶有理性和科學性成分。後來的歐洲受希臘影響而受益不淺，以至發達到可以到處侵略，實因於此。除此以外凡農業國家均少不了以迷信維持政權，而越大的歷史越久的農業國家其迷信力量越大越完整，印度是中國更是如此。
各種文化說到底分為信邪和不信邪兩種，有出息的文化是從信邪走向不信邪的發展，沒出息的文化是從信邪走向新的信邪，同時不斷製造新的邪念，西方國家多屬前者，而東方國家多屬後者，於是捷足先發展起來的西方國家中便出來了這樣的國家，他們一方面拼命發展，一方面就思考着限制他國發展，而最主要的注意力開始從紛爭的歐洲各小國之間轉向了東方大國，他們看到，英法經過的百年戰爭所想取到的利益如此之小與付出的代價如此之大實不划算，遠不如向東方世界發展來得有價值和容易，而其中可利用的就是東方固有的迷信文化，當然，後來使東方各國產生的對西方國家的迷信和崇拜，則更是另一重大收穫。這種新迷信更具先進性也更可怕，西方人明白，儘量使東方人迷信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正確的，就一切都好辦了，這種做法我稱其為國家性的催眠術。而在中招的國家中中國是比印度更甚的國家，雖然中國的掙扎與抗爭比東方任何國家都曾更激烈，但由於易被催眠，故使不上勁。
催眠術產於古老的吉普賽宗教迷信文化，很可能和埃及巫術有關係，吉普賽人從非洲東北部流浪到歐洲和世界各地以後，就把他們的催眠術帶到了歐洲各國並流行了幾百上千年。催眠術是指讓對方失去
知覺昏昏欲睡，一般當人意志欽弱受到挫折時，催眠師往往更易得手。英國人可能是最早發現可以將催眠術用於政治方面，於是就把它變成了遠謀的手段，用到了一切可以用的地方。
達爾文發現物種進化論以後，他也讓人發現了植物生存競爭中出於需要有些植物會產生毒
素，在通過尋找和選擇之後，便發現了鴉片這種植物，於是在這朵罌粟花小草後面，一張隱約可見的勾鼻子尖臉開始陰沉的笑了。從科學的發現到政治的利用，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從達爾文的發現到鴉片的種植和販賣到中國，這個過程卻正好及時，也就是說從鴉片販賣中得到的錢正好趕上了英國的蒸汽機時代，起到了促進他們工業革命的作用，其後果就是使他們這個對中國來說以前微不足道的遠在天邊的國家迅速成了中國的對頭和剋星，終使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國家，並且用西方神話催眠化了中國。鴉片雖不同於催眠術，但起到了異曲同工的作用，後者建立於前者，性質更高，終至完成了使中國人從物質迷幻的鴉片轉到西方不可戰勝的精神迷幻。我們不能說廣東人的嘴吧下賤，但因他們的吃鴉片導致了國體大虧卻是事實，就象現在他們的吃出"薩爾斯"一樣，所以鴉片戰爭之後崇洋之風日盛，而國學日衰，以至到了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園的地步。
更大的危害是因此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民族虛無主義，否定孔子學說，以便使中國失去了精
神支柱，其後果是趁機起勢的半吊子的廣東人的太平天國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又導致軍閥混戰，外寇入侵，國共內戰，終至落得老毛這樣的人掌權，無不都是糊亂受到國外思潮影響，並沒有來得及很好消化，結果是弄得中不中，洋不洋。什麼國家能經受得起這樣長時期的折騰？弄不下去了這才又開始覺得要從傳統文化里尋找些什麼治
國方略，用大辮子電視劇來說事，但中洋結合的不侖不類的社會已然形成，完全沒有
日本、泰國、新加坡這類國家的循序漸進的秩序和國風民風，每個人都象失了魂一樣
茫茫然，昏昏然，而且世風敗壞，人心可畏。說到底就是中了催眠術的後遺症，而這個催眠術又是長期的受西方各國包括俄國所鼓動的含有各種催眠術的思想混合體。當西方社會和蘇聯反過來想使中國從自我催眠的惡性循壞中清醒過來，以免禍及世界時，反而一發不可收拾，清醒不過來了，不但禍及鄰國而且影響世界，尤其是禍亂自身，使外國亦無法從中得益，造成的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頭腦發漲昏頭昏腦的
結果不是政府老做錯事就是總讓奸人當了道，政治催眠術又反過來被老毛所利用，成為強有力的維護政權的手段。文革後有所謂"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覺醒來解放前"的說法，但是否真的從夢中一覺醒來了並未可知，迷魂藥吃得太足了，怎麼容易一下子徹底醒來？何況民族性就是喜歡淘醉的，我們也可能剛從政治催眠術中爬起來又掉進改革開放的經濟的催眠術中，然後又掉進港台西方文化的催眠術中，只有到了真正有能力認清自已的時候，才算從催眠術中得到了清醒。中國古來的治國平天下的心志，修身養性、敬重獨立情志和思考，重氣節、講道義、重品性的傳統全被政治收買了去，又迷失在金錢的糞堆里，好象吃了"AX"一樣，完全受人受風氣受形勢指揮，造成了"小人同而不和"的可怕而寵大的小市民社會，失去了傳統的匹夫不可奪志的人生追求原則及"君子和而不同"的和諧社會。
我們還是回到近代史說起，我們拿日本來比較，可以看出我們中了多麼深的催眠。近代以來日本同樣遭受到西方社會的侵襲和思想方面的催眠，可是日本人卻表現得完全
不同，這是因為西方社會集中精力對付的是代表亞洲的中國，印度早已被他們控制，而日本還並不起眼，再加日本是個非常注重實際的民族, 懂得如何與西方人周旋, 以致使日本避開了正面打擊迅速站立了起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讓日本人親眼目睹了在西方侵略打擊下的中國慘敗情狀，深刻體會到東方文化的弱處，他們的感覺和體會特別複雜，所以他們的軍紀就比西方人好，因為他們就是長期從中國吸收的文化養料，而崇拜的文化母國竟然如此不堪一擊，但自已的強盛又證明東方文化並不是一無可取，眼見中國的失敗將危及到日本，必得不擇手段以自保，所以搶先趁機發動了中日之戰，用賠款得以迅速崛起，終於掌握了機會，不但拯救了自身，還發動了日俄戰爭，取得了勝利後, 不但在亞洲站立起來，還打破了西方人不可戰勝的催眠術。從此便採取了 "失之歐洲, 取之亞洲"的侵略國策。我們可以從桂太郎執政期的政府的作為來看看在關鍵
時刻他們的決策和戰略眼光是何等的清醒，在桂太郎執政時期他領導做了兩件了不起的事，第一就是和從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的孤傲的英國結了盟約，第二就是在日俄戰爭中戰勝了強俄。日本才得以站立來，並振奮了整個亞洲各國，開始了尋求從西方控制、侵略和掠奪中解放自己的獨立鬥爭。
桂太郎曾和到訪的孫中山有一個重要的秘密會談，並取得了共識，其內容大致意譯如
下，桂太郎說：當此之時，西方對亞洲的壓迫和侵略可為甚矣，東方是到了最危險的境地，也失望到了極點，清國如此腐敗無
能，連存立都如此困難，又談何發展？此時軍國主義的大陸俄國從北面壓下來，世界霸主的英國憑其海軍實力將最大的經濟力從南面逼上來，日本為自存，就不能同時對付兩強，所幸的是此時英俄是站在對立地位的兩個國家，使日本得以利用其矛盾而與英國結盟，僥倖地打敗了俄國。俄國其實不是最大的敵人，但俄國是亞洲最急切和兇惡的敵人，打敗俄國急是救了，但又會變成英國的獨霸亞洲局面，英國的海軍絕非日本可敵，日俄之戰以後，日英同盟的效用便終止了，此後日即不必聯英，英也更不需要日本，在太平洋上從此就變成了敵對國家，此時的日本唯一的生路只能是盡力阻斷英俄的聯繫，然後對英作戰，
必須打倒英國霸權，東方才會有安全，日本也才能生存。此生存問題是關繫到從韃靼海峽及至整個西太平洋所有東方民族的命運，全系此計劃的成敗而定。現今世界只有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問題，又皆受英國的武力與經濟的壓迫，如能解除其武力，則經濟壓迫不成問題。這三個國家皆是最富的生產國，又只有中國有可能幫得上日本，但中國內即不修明，利權又任意放棄，又持遠交近攻之策以對付日本，中日之戰如中勝，則絕不會有日俄戰爭，而是中日俄戰爭或中俄之戰，那就不會將此戰的沉重犧牲歸之於日本，故我認為此兩戰，日本不過是以人民的生死拼國家的存亡而己，岜能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侵略，則會將日本陷於危亡，是可恨的事了，為此日本考慮與德國結盟以牽制英國，此計如果得行，則日本可望得到安全之保障。這是日本最大的秘密，半點透露出去都將致日本於最不利的地位，尚若與德同盟還未就時，而英傾全力來攻，日本實不能抵擋，......。今聽孫先生一席話使我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就沒有可擔憂的了，望我兩共同攜手達成此一目的，造成中日德土之同盟，以解印度問題，然後世界有色人種皆可以得到蘇生。東半球的和平就看我倆的努力了。如果中國能強起來，我們日本絕不做移民中國的打算，而是向美澳新大陸去尋求發展和移民，這才是日本的真正出路，故能決定將來世界局勢的惟有先生與我和德皇三人而己。我如繼續掌權，必將促成與德國的聯盟。但眼下中國的局勢不容樂觀，我還不能助先生倒袁，是因時機未成，乃一大憾事，但會盡力助先生修建完鐵路，等待時機重整旗鼓去作奮鬥，以便儘早掌權，而袁世凱終非民國之忠臣，也有礙國家之發展，望能互相協助，以達此一目標。
可惜桂太郎死得過早，孫中山嘆息日本再沒有一個有如此眼光和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了，
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桂太郎之後的日本政壇確實不再有他那樣眼界的人物了，以致錯誤地打算從侵華中尋找出路，提出日本的問題要在中國解決, 企圖靠站在亞洲身上與歐洲列強抗衡，結果受到雙向的打擊，落得戰敗的下場，而中國也因孫中山的去世再無可與日本攜手之人，導致政策轉變，形勢全非, 否則歷史可能重寫。但這些不是要討論的，我只是想說明，我們要面對的, 日本象豺狼一樣, 英國象狐狸一樣，俄國象熊一樣，全都是不易被催眠的國家，但這些國家卻又整天考慮着設法催眠對方的國家，這對我們的危害和險情有多大，能不清醒嗎？其實世界上能有多少公義？我們先是被基督教催眠出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又被俄國催眠出社會主義的共產蘭圖，結果前面導致清朝滅亡，列強紛紛入侵，後者導致國民經濟凡乎破產，而曰本呢？戰敗了又起來，自然不願意向一個睡不清醒的人道歉。植物世界動物世界都要不擇手段才能競爭和生存下去，人類又何嘗不是？當一個國家弱的時候，他就老是呼籲和平和正義，這有時會顯得很可憐。我們看日本近代以來是如何競爭上去的就是很好例子，戰後，日本在軍事上失敗了，但由於他們清醒，不信什麼主義能救日本，而是實幹，終於在經濟上又成了世界強國，達到了以前軍事上沒有達到的地位，日本的產品使日本丟失的臉面重新拾回來了，那就是亞洲人的產品不比歐洲人差，象軍事上一樣，經濟上歐洲人產品一定好的催眠術觀念也都得到破除。
說完這一些，我們中國人應該做些什麼呢？但習慣於被催眠的中國人要習慣於清醒並不容易，隨時再冒出個什麼形勢提出個什麼口號，又可能全體被迷惑而蜂湧齊上，因為我們的習慣勢力是太強大了，時刻會使大家失
去理智，比方我們現在剛有兩個錢便不知自已姓什麼了，比闊、吃喝成風、遍地麻
槳等，完全是玩物喪志的沉迷，最近據報導某市因搞形象工程，想用啤酒做噴泉，或者不久後還會再出幾千年前的肉林也不一定。一有條件便自我催眠起來，還不可悲？
老毛說得對，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和恨。馬克思寫&??&??資本論&??&??應該也有他的隱因可能不被人們所知，雖然我對馬克思仍抱非常尊敬的態度，但我認為作為猶太人，他在當時己是深感猶太人在歐洲所處的緊迫狀態，為了能改變歐洲各國及世界對猶太人的長久反感，最好的方法是能宣揚一種學說來改變大多數的人們的舊觀念，提倡一種普世公義的學說，於是馬克思就代表了猶太人的共同憂慮或者是潛意識吧，專門研究了寫作&??&??資本論&??&??。猶太人的處境使他們不喜歡民族主義和強烈的國家觀念，他們更樂於提倡世界主義，而要達到此一目的，必須要以公正和對人民的
同情做起，所以，在還沒有解決"私心"這個最原始最本質的人性問題以前，就提出了
共產主義蘭圖，這個學說最終只能變成貧窮國家的催眠術，而貪窮落後國家的民眾因為教育的問題生活的問題其思想覺浯一定不會高，也就不可能帶來高質量的生產和社會發展，蘭圖就只能停留在理想當中而無力付諸實施。其實基督教就是猶太人創立出來的一種名聲美好的世界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一樣，也是普世性的。基督教產生於農業社會的文明，共產主義產生於工業文明的起始。但基督教產生後造成了漫長的中世紀黑暗時期，直致馬丁。路德的改革才變得不再嚴酷。共產革命更是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血腥氣，掌權之後嚴酷無比，各社會主義國家都大致相同。這就真是奇怪了，美好的事為什麼要用黑暗的手段來完成？是不是和催眠有關呢？清醒的人做事反差不會這麼大吧？文革時期兩派武鬥可以使城市毀掉，而旗號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兩派其實都被嚴重催眠。
從哲學上說，共產黨宣稱自己已經發現了社會發展真理，因此認為他人不必再尋找其它真理了，於是理所當然地壟斷了 "真理"，但也有人認為真理誰也說不清己被永遠發現和永遠掌握了，真理只有在各種觀點的爭持之下才可能發現，就答發現了真理，真理也常是相對的常變的，即便有永恆的真理，也不歸誰壟斷，只有維持不斷的爭論探討，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或找到真理，為了有一個能保持爭論的環境，就必須有一個自由的制度來保證，這就是自由世界存在的理由。共產黨人認為 "真理"即己找到，爭論就不再需要，以免費時費功夫，自由觀念不消除只會礙事，掌握了 "真理"之後就是怎樣領導大家去一起干和怎樣幹的事了。黨的高層在領導上有時不得己也會發生方法上的爭執，但不能因此分權，而是規定誰說了算，於是不斷集中權利，直到統一意志，統一思想，終於規定一切必須"一元化"領導，聽"英明"領袖的。但當發現領袖的領導越來越不對勁甚至發生了災難性後果時，那處理的方法是讓客觀真理的現實服從領袖的"意志"，絕不能動搖領袖的"真理"代表性，當年的"反冒進"就是這個問題的表現。不幸的是國家一旦由意志控制，問題往往就越搞越複雜。
初期的共產黨認為唯一的真理即然已被發現，就要拿出手段去做，只要目的能達到，手段可以不擇，列寧、托洛斯基等就是這樣的黨領導，但他們還至少咬住了革命目的和忠於自己認為的真理。等到了斯大林這批領導人物時，是不是真理和革命目標已不太重要，但還是在追求，也儘量保持目標的正確，重要的是自己能確保有權利去領導貫徹"革命路線"。等到老毛、金曰成這一批人時，其實變成了純粹為了獲得政權的活動，一旦獲得政權，便具有"總算找到了一個旗號可以號令天下了" 的心態，所以重要的是權利而不是怎麼做和做什麼，同時要不斷防止失去權利，那怕在黨內也不能被誰搶去了權利，這時候的真理即不重要也所剩無幾。正因為這樣，宣傳變成了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能通過宣傳而使每個人都變成雷峰式的人，那一切事都會好辦了。這個時期的黨員其性質己由原先的共產黨信仰變成了忠於和服從領袖，於是黨員就有了黨徒的性質，或者說變成了宗教信徒的性質。佛教的三個要素是佛、法、僧，在中國也就成了領袖(佛)、毛選(法)、黨員(僧)的新宗教，而一切均和真理關係不大了。
人的意志軟弱即有教養上的問題也有本性上的問題，否則催眠術無以實施，當人處於貧困時，由於意志容易軟弱，教養也難充分得到，故常會被一步登天的說教所迷惑，走入迷途，關於這點，所有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都是一律的先被某種迷信說教所催眠所打動，陳勝吳廣、黃巾起義、太平天國等等皆是，而到了大躍進時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輕易相信畝產十萬廳的神話和政治掛帥的說教下便產生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我們比古代都不如的地方就是相信依靠什麼黨來領導便能解決一切向題，因此外行可以領導內行，這是即便封建社會時代的昏君也從沒這樣用過人的事。
從歷史角度看，任何國家的成為富強，其實都是通過極現實的作為來實行的，沒有什麼神的幫助，也不是靠什麼主義，雖然古代也不以主義來論事論路線，比方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工業革命、意大利文藝復興、唐宗宋祖等。大事如此，小事亦如此，要做好一件事都需要方法對才行，方法和主義是兩回事，做事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很多種，這些方法經常是即可適應這個主義，又可對應另一個相反的主義或觀念，同時也會即不適合這個主義，也不對應那個主義。或者，某個治國方法此時適合這個主義，過一陣又不適應了，說不定又適合了敵對的主義和觀念，即然這樣，指望靠某一個主義就可一勞永逸地正確指導做任何事，看
來是多少荒唐，實質就是想懶。在哲學上"主義"和"方法"是兩個不同的範疇，任何主義碰到具體治國問題時都耍具體表現在一種方法上，甚至幾種主義都會集中選擇同一方法，秦用法制變強，漢用儒術穩固政權，都是由時勢所決定的，所以決定成敗的，最後還是方法，方法跟着主義便死，主義跟着方法便活，方法是純科學的選擇，主義卻可能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用於號召還可以，用於具體解決問題卻不怎麼可以。鄧小平說"摸着石頭過河"就是以某種方法去摸石頭，靠主義是預測不到石頭的。正因為主義是容易帶有感情成份的，是信仰性的，所以易走火入魔，產生矛盾，造成破壞性地爭鬥，黨的路線鬥爭次數之多之殘酷，說來也是荒唐，目的是以幌子奪權。宗教說穿了也就是一種主義，所以宗教戰爭特別殘酷，所有政治鬥爭一旦出於主義就會很殘酷，就是這個道理。
思想感情的表達用文化來體現比用主義和觀念來體現要安全得多，我們往往會注意是什麼國家怎樣的曾侵略了我們，但很少會去發現有什麼主義滅亡了我們的思想感情和傳統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正因為凡是主義就一定會帶有催眠性質，如果說適當的催眠有怡情和解脫的效用的話，過度的催眠無異於自殺，這樣，如果不醒悟和缺乏自信，再被什麼催眠，即使外國不侵略，也已離亡國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