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樂山烈士墓工作人員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這一帶都會下雨。這個日子沒有寫進《紅岩》。因為小說的結尾是一場槍林彈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獄，並以革命者的勝利告終。

小說的作者可以拒絕讓真實的結局在文學作品裡再次上演，但歷史卻永遠無法抹去那慘絕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飲彈，血染歌樂山，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只有羅廣斌等35人。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57天，距離重慶解放僅差3天。

那晚，歌樂山細雨霏霏。

曾讓羅廣斌出獄求援

2007年記者採訪時，盛國玉（1926.1-2014.7）兒孫滿堂，住在老家重慶墊江縣。從小到大，她第一次出遠門就是被特務從墊江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進渣滓洞，牢裡的姐妹們有了新的話題。“我們常常一起討論，新中國的生活該是什麼樣兒啊。有人說，咱們女同志應該有花衣服穿。有人馬上就添上一句，應該有兩件，可以換洗。”說這話時，盛國玉她們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後都畫着個大叉叉，難友們叫它“叉叉服”。

“喜訊在渣滓洞傳得很快，有人樂觀情緒多起來，覺得我們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1919-2014.12）跟盛國玉是老鄉，當年一起被捕，一起被關進渣滓洞。記者於2007年採訪老人時，他還記得：“那個時候，樓上的人就喊我們貢獻些材料，說是要給新中國建設出主意。樓上好像還專門成立了個設計小組，王敏是起頭人。”

這些長年堅持地下工作的人們心裡高興啊！以後就可以放心大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偽裝、提心弔膽地隱蔽了。在這個心願實現之前，鐵窗下的革命者暫且把熱情化作條條建議。“齊亮還提出，新中國要向蘇維埃學習，所以鼓勵我們學俄文、學英文。”傅伯雍回憶說。

但是，勝利與犧牲可能同時到來。這一點，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們準備死，但不放棄生的希望。

關在白公館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周從化認為：“……如果有人帶信出去，並且領路和說明情況，就可以有相當武裝力量突襲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館和渣滓洞，保全幾百個幹部……”白公館的“黨員核心”陳然、劉國鋕等人反覆研究後，決定讓羅廣斌去請求“自新悔過”，尋找出獄的機會，以便與黨組織和周從化將軍介紹的武裝力量取得聯繫，對兩座監獄的人員實施營救。

羅廣斌本來不樂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作到的。但進一步的‘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自傳中寫道。

深受難友們敬重的老黨員譚沈明來給羅廣斌做工作：“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要求忍辱負重。”他說服了羅廣斌。獄中共產黨員又用書面形式為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出獄的問題作了說明。但等到將羅廣斌出獄後的聯繫方法、突襲營救方案和時間都確定下來時，已經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從獄外組織營救，時間恐怕來不及。這個計劃最終沒有實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衝出去？白公館關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過思想工作。解除他們的武裝，衝出白公館比較容易。但是，白公館周圍還有一個警衛連，與他們作戰就很困難了。即使白公館越獄突圍成功，渣滓洞裡關押的革命者怎麼辦，敵人會不會把他們當作人質而全體槍決？手無寸鐵的人們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這個辦法也行不通。

在這種興奮與焦慮、希望與擔憂交織的氣氛下，一位名叫許曉軒的老黨員站了出來。他要求難友們穩定情緒，開展討論，為已經取得政權的黨提出建議。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這些建議匯報給黨組織。

而此刻，人民解放軍已在北起長江、南至湘桂黔邊境的千里戰線上，開始向大西南發動強大的攻勢。1949年11月22日，解放軍突破白馬山防線，直逼重慶。11月24日，解放軍開始總攻重慶。

《紅岩魂》劇照

毛人鳳下令“清理積案”

重慶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樂山的監獄裡有了一種異樣的表述方式。看守每每送來牢飯，總要“意味深長”地念叨兩句：“吃吧，你們快點吃吧，吃不了幾天了。”在白公館二樓單獨囚禁的郭德賢，有天聽到了兩個看守在門外走廊上小聲嘀咕：外面那3個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實際上，零星的屠殺早已開始了，頭一個遇害的就是與張學良一起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

徐遠舉在解放後交代：“1949年8月，蔣介石偕毛人鳳到重慶布置屠殺。毛人鳳分別向張群、楊森、王陵基及盧漢將軍傳達了台灣的決定，謂：‘過去因殺人太少，以致造成整個失敗的局面。’又謂：‘對共產黨人一分寬容，就是對自己一分殘酷。’飭令軍統西南特務機關立即清理積案。毛人鳳對我說：蔣介石只是要將楊虎城殺掉。你們可將過去所逮捕的共黨分子，擇其重要者先殺掉一批。”

在“清理積案”的指示下，9月6日，楊虎城將軍及幼子楊拯中、楊拯貴，秘書宋綺雲、徐林俠夫婦及幼子宋振中由貴州押往重慶，當晚被秘密殺害在歌樂山的戴公祠。

10月28日，陳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開槍殺於大坪刑場，其中包括塗孝文、蒲華輔等3名叛徒。

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30人被特務藉口轉移押出了監牢，在歌樂山上的電台嵐埡壯烈犧牲。

11月26日晚，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徐遠舉從特務頭子毛人鳳手中接過了經過批準的大屠殺名單。那天下午，解放軍先頭部隊的兩個營已經到達重慶近郊南溫泉，距歌樂山只有幾十公里。鎮守此處的敵人力量不下一個師。雙方打響了解放重慶最為艱苦、最為激烈的南溫泉遭遇戰。

執行屠殺的劊子手在27日下午陸陸續續趕到楊家山，他們中有看守，有特務，也有軍警。下午3時，徐遠舉下達屠殺密令，各人進行準備；5時，舉行會餐，人人宣誓“絕對保守秘密”。徐遠舉向劊子手們承諾：事成之後論功行賞，發給金條和經費，預備潛伏。

6時許，劊子手們兵分兩路：一路趕往白公館，一路趕往渣滓洞。

歌樂山上有條小路，從白公館通向松林坡，那裡的3個大屍坑已經挖好了。

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

“劉國鋕！”晚餐後，特務開始提人。頭一個就喊劉國鋕。劉國鋕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兩個小時前殺害黃顯聲將軍的槍聲一響，白公館裡關押的革命者便已明白。“別急，等我先做首詩！”“死到臨頭，還做什麼詩？”特務不由分說，把劉國鋕和譚謨銬上一副手銬，押出白公館。

沒機會用筆寫，劉國鋕索性高聲朗誦起來：“同志們，聽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軍的炮聲！人民解放了，人民勝利了！我們——沒有玷污黨的榮譽，我們死而無愧！”聲音迴響在通往刑場的山間小路上。

多年以後，劉國鋕的五哥劉國琪從香港回到重慶，來到歌樂山。時任歌樂山烈士陵園園長的厲華記得，那是園裡第一次接待香港來的烈士家屬。烈士墓前，劉國琪講起一件往事：就在劉國鋕犧牲前兩個月，他專門從香港趕回來營救。他帶了一張香港滙豐銀行開出的空白支票給徐遠舉：“只要放了劉國鋕，你願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遠舉也不願跟錢過不去，他同意只要劉國鋕簽一個認錯書，立即釋放。但劉國鋕堅持，要釋放必須無條件。劉國琪當時跪倒在地，說國鋕你不要這樣死心眼，只要命在什麼都在。劉國鋕滿面淚流，卻搖了搖頭。

劉國鋕之後，坐牢10年的許曉軒也被押出來。到羅廣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他想留句話給羅廣斌。因為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第十五軍團司令，羅廣斌最有希望活下去。“你要是能夠出去，一定要把我們的意見告訴組織。還請轉告黨，我許曉軒做到了黨教導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後時刻我仍將這樣。希望黨組織經常整黨、整風，清除非無產階級意識和作風，保持黨的純潔！”許曉軒的臨終囑託，羅廣斌牢牢記住了。

眼見朝夕相處的難友被屠殺，悲憤的革命者只能拿起手中的筆。“兄弟，不要顫抖/大踏步跨出號門——他的嘴咧開，輕蔑地笑笑/‘啊，多麼拙笨的蠢事/在革命者的面前/死亡的威脅是多麼無力’……”寫下這首詩的人叫文澤，一位在皖南事變中被俘的新四軍政工幹部。詩稿剛剛完成，文澤就聽到特務在叫自己的名字。

羅廣斌在解放後的回憶材料中寫道：“我和譚沈明、文澤、宣灝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說：‘安心去，你們先走一步，再見。’他們的手都是溫暖的，沒有冷，也沒有抖，喊着口號，唱着歌，從容地大步向前走了……”“每一個人，臨死都是倔強的，沒有求饒，國歌和口號一直不停的在槍聲彈雨下響着，牢獄鍛煉得每個同志——黨員和非黨員，成為堅強的戰士。”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天下起小雨，仿佛老天掩面而泣。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樣熾熱的情感，郭德賢在57年後依然銘心刻骨。“‘你們一定要滅亡！共產黨一定要勝利！’他們跨出牢房時都喊口號。那場景跟電影、電視上演的不一樣。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從內心底發出的聲音。”從重慶市廣電局退休的郭德賢在病榻上對記者說。

眼看着自己的部隊已經打到跟前，隨時都可能迎來解放，卻要在這拂曉時分被推上刑場，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面對如此殘酷，從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堅定的信念，何等無私的襟懷，何等無畏的勇氣！

是夜，白公館27位革命者殉難，還剩19人。“電話鈴不停地響，我們都聽得到。”郭德賢說。電話是渣滓洞那邊打來要求增援的。那時，渣滓洞已殺害了兩撥革命者，還剩下150多人。解放軍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到了，劊子手們心急火燎，已經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