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二卷》載：

【（西元1956年）“8月24日下午，和朱德、周恩來、陳雲、林伯渠、康生、陳毅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參加第一屆全國音樂周的代表，併合影。隨後，同中國音樂家協會負責人談話。毛澤東說：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作曲、唱歌、舞蹈都應該是這樣。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音樂可以採取外國的合理原則，也可以用外國樂器，但是總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風格，獨樹一幟。藝術上‘全盤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還是以中國藝術為基礎，吸收一些外國的東西進行自己的創造為好。藝術有個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了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了民族的歷史發展。藝術的民族保守性比較強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幾千年。我們當然提倡民族音樂。作為中國人，不提倡中國的民族音樂是不行的。但是軍樂隊總不能用嗩吶、胡琴。外國樂器可以拿來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國。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把學的東西中國化。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而不是套用外國的東西。要用外國有用的東西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保守主義，這兩個東西對中國都是不利的。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把它變成中國的。魯迅的小說，既不同於外國的，也不同於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你們是學西洋的東西的，要重視你們，依靠你們。不要學西洋的東西的人辦事，是不對的。要承認他們學的東西是進步的。但是要說服他們重視民族的東西，不要全盤西化。”】

第一屆全國音樂周是西元1956年8月由文化部和中國音協在北京聯合舉辦的，為時近四個星期。音樂周期間，不僅演出了各個時期各種風格題材和形式的音樂節目，而且還就當前音樂工作中的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關於音樂的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尤為激烈。主席顯然注意到並很重視相關爭論，所以利用接見與會人員的機會對音協負責人發表了長篇談話。主席談話的基本點就是：我們應該學習借鑑外國好的東西，包括外國的音樂理論與外國的樂器，在中國的基礎上面來發展和創造我們民族風格的新音樂。

主席的這個談話不僅僅是對音樂，對所有文藝創作都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許多有思想、有責任感的文藝家按照主席指明的方向孜孜不倦地探索，創作出了許多民族風格的新文藝作品，至今仍是無法超越的偉大經典。我們現在看那時的電影，許多插曲和配樂都既貼合電影的現代性，又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旋律優美動聽。創作於西元1959年的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是西方交響音樂民族化的典範，其主要作者何占豪在西元2015年談到當年的創作理念時說：

【“總的來說，我還是遵從毛澤東思想，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音樂也同樣有自己的民族語言，表達方式也具有民族性，就像生活習慣、語言語音一樣，每個民族有自己的特殊風格，作曲家要尊重這個事實。有些音樂形式我們本民族是沒有的，這些形式要拿來為我所用。”】

首演於西元1964年9月的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更是“洋為中用”文藝創新的巔峰之作：借用西式舞蹈來表現中國革命，音樂技法是西式的，音樂思想內容和風格則完全是中國民族化的，樂隊配器則在規範的西式管弦樂器的基礎上增加竹笛、嗩吶、琵琶、柳琴、鑼鼓等中國民族樂器。而誕生於文化大革命期間並輝煌至今的一大批革命現代京劇則在傳統戲曲形式的基礎上引入交響樂隊，塑造新的京劇音樂形象，使傳統戲曲形式獲得了新的發展方向。

一方面，這些熠熠生輝的新中國文藝經典，就是對毛主席文藝理論的正確性的最好印證。另一方面，我相信，如果沒有毛主席的文藝理論的指導，一些文藝家也會慢慢摸索創作出個別的中西結合的作品，但上述大批文藝經典沒有出現在新中國建立之前，也沒有產生於“改開”之後，而恰恰誕生於前30年，則其只能是毛主席文藝理論指導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