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新中國比舊中國在三種方式上有更多的社會正義：酬勞主要取決於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資本的占有;產品分配成為世界上最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絕對貧困和死於身無分文的人極少;進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衛生保健和初級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數人才可購買的商品。

——【美】羅斯•特里爾

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改革後更加成功成為可能。中國的改革後的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於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

——【印】阿瑪蒂亞森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僅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和國家力量的象徵。只有有了健康的國民，才能有健康的社會、健康的國家，也才有條件談經濟發展。

在舊中國，“東亞病夫”不僅指體質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會潰敗、治理無力、缺乏信仰的體現。1896年10月17日，有英國人在《字林西報》上撰寫題為《中國實情》的文章。文中說，“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國民健康作為救亡圖存的道路。孫中山提出，“強國必先強種”;梁啓超說:“勇武剛強，乃中國第一急務”;毛澤東一生第一次發表的文章《體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強調“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

但是，身心健康不僅僅是醫療和體育決定的，而是受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影響的系統工程。儘管國民黨政府也致力於在全國普及縣醫院和基本醫療服務，但是在外國入侵、經濟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這些目標沒有實現。到1949年前，不同的調查都顯示，中國的健康狀況還處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後，以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為依託，建立了一套嶄新和獨特的醫療衛生制度。這一制度不同於西方醫學模式，也不完全等同於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工業化任務繁重的情況下，以有限的資源實現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全覆蓋。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的衛生總費用只占GDP的3%，既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卻實現了躍升。

當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都仿照西方國家的醫療體制，其主要特點是：依賴高成本培養的專科醫生;強調使用高新技術;治療為主;關注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並沒有條件照搬這種模式：發展中國家缺乏培養大量高技能西醫人才的資源，有限的醫療技術人員大部分呆在城市，農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醫療。依靠專業人員提供個人醫療服務，無法有效解決農村傳染病蔓延、營養不良疾病充斥等問題。

而中國選擇了一條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確定的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其中，“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是1952年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增加的)。

這一時期的醫療衛生制度也同經濟體制的演變相似：50年代，在城市建立了醫療衛生制度。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期，是醫療衛生資源向農村和基層發展的一個高峰，但60年代初的調整時期又有所反彈。到1965年，中共中央在批評官僚主義和過於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也批評了醫療領域存在的“老爺醫院”、“城市老爺衛生部”現象，並做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決定。此後十多年，是農村醫療衛生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赤腳醫生、合作醫療的高峰，城鄉醫療衛生水平差距也大幅度縮小。

1965年前後，面對醫療衛生領域存在的城鄉差異大，以及預防為主措施落實不到位、對常見病多發病投入較少的狀況，中央領導人多次進行了批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的談話，後來被稱為“六二六指示”。他談到：

【“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醫生與巫醫的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現在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

“脫離群眾，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

“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沒結束啊!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六二六指示”的主要精神是：(1)在資源配置上，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2)在醫療技術路線上，優先發展面向大多數人常見病技術，而不是把過多精力放在攻克疑難雜症上;(3)醫學教育也要適應這一趨勢，培養低成本、養得起、適合農村的醫療衛生人員。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批評了在醫療衛生領域存在的特權現象。1964年他在衛生部關於改進幹部保健工作的報告上批評到：“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幹部生病的四個原因”;“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同一時期，周恩來等也對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城市的現象進行了批評。

毛澤東不是把醫療衛生僅僅看作一般的民生問題，而是將其作為縮小城鄉差距、實現革命理想、保持黨的無產階級本色的途徑。此後十多年間，中國醫療衛生制度發生了顯著變化。農村衛生事業蓬勃發展，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赤腳醫生以及農村三級轉診體系成為農村衛生的“三大法寶”。

農村合作醫療是依託集體經濟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的制度。這種制度是50年代隨着農村合作化產生的，但是曾經幾起幾落。國民黨政府時期，一些知識分子在推動農村合作化和鄉村建設運動的過程中，將合作醫療作為內容之一。但是由於缺乏實行合作化的社會基礎，並未成功。新中國成立後，合作醫療出現於1958年前後的人民公社化時期，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1958年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第18條對“合作醫療”做出規定：

“社員按照家庭人口多少，每年交納一定數量的合作醫療費，就診不另交費。中心醫院對無法治療的特殊重病號，應該介紹到適當的醫院治療，並負責開支旅費和醫藥費”。

20天之後，《人民日報》再次報道，河南已有71.1%的公社實行了合作醫療，報道還詳細介紹了當地合作醫療的實施辦法：以人民公社或縣為單位，協作使用經費，統籌統支,群眾每人每年交一定數量的醫療費(當時為一元或兩元)，不足部分由公社補助。1960年，衛生部副部長徐運北發表文章肯定了合作醫療。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合作醫療作為新生事物，迅速推廣，1962年，合作醫療在全國農村的覆蓋率達到46%。

但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後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經濟調整中，不少地方也把合作醫療和公共食堂等一樣，作為“左”的對象進行調整。1962年8月，衛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面，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到1964年，全國農村只有不到30%的社隊還維持合作醫療，1968年下降到20%，農村衛生人員的數量和機構也大幅減少。

1968年，在鄉村醫生覃祥官的帶領下，湖北長陽縣的農民又自發辦起合作醫療。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並稱讚“合作醫療好”。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這一報道總結了合作醫療的四點意義：解決了貧下中農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困難;使“預防為主”的方針真正落實在行動上;進一步發揮了廣大貧下中農的階級友愛精神;防止了資產階級思想泛濫，加速了醫務人員思想革命化和工作革命化。從這天起，到1970年12月30日止，《人民日報》用兩年時間開展了40期“關於農村醫療衛生制度的討論”，共發表241篇文章，這是迄今為止在中央主要媒體上對醫療衛生問題規模最大的一次大討論。

同合作醫療相配套的，是赤腳醫生制度。赤腳醫生是農民對不脫離農業勞動、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切稱呼。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一些地方組織醫療衛生人員下鄉，短期培訓了大批不脫離農業生產的衛生員，並且依託人民公社建立了鄉村衛生院、衛生室等基層衛生機構。1962年之後，在整頓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問題時，也把一些衛生院、衛生室取消了，農村醫療衛生人員隊伍也減少甚至解散了。1964年，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地方又恢復了培養赤腳醫生的做法，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都呈現恢復和發展。

1968年，毛澤東還批轉了《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方向》的調查報告，也就是在這篇報告中，第一次把農村半醫半農的衛生員正式稱為“赤腳醫生”。報告以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為例，認為“貧下中農需要這樣一支新型的醫療衛生隊伍”，赤腳醫生一半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大隊對他們的補貼不多，貧下中農養得起，他們的收入保持農村一般同等勞動力的水平。“赤腳醫生”是改變農村醫療衛生狀況的尖兵，貧下中農需要他們。報告說：

醫院都設立在遠離農村的城鎮，就醫不便，真是“救護車一響，家裡一隻豬白養”。一九六三年，陳湖大隊一個貧農的孩子得乙型腦炎，由於附近沒有醫院，病情惡化，送到上海醫療，住院一個月，小孩殘廢了，還花了三百多元錢。文化da革命期間，這個大隊又有一個貧農的孩子得乙型腦炎，“赤腳醫生”及時發現，迅速施藥，控制病變，並且親自送進縣醫院治療，一個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錢。“赤腳醫生”在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個大隊的“赤腳醫生”，在大隊的領導下，與貧下中農一起大搞糞水管理和飲水消毒，使蚊蠅大量減少，有效地預防了流行疾病。僅以流腦、乙腦為例，一九六六年為二百病例，今年幾乎沒有發生。他們的糞、水管理工作，受到前來公社參觀群眾衛生狀況的人們的讚揚。

在這些推動下，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60年代末已經基本成型，其主要特點是：

——以公社為保障單位。社員每年繳納合作醫療費，生產隊從公益金中補貼，也有些地方則直接由公社從總預算中支出。如湖北樂園公社繳費水平為1元，社員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掛號費，吃藥免費，其他公社在籌資水平上因地制宜，但制度都是類似的。廉價或者免費服務的方式。

——大量培養赤腳醫生。1968年9月，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赤腳醫生成為為我國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主力軍，最高峰時全國有約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到70年代末，全國赤腳醫生人數達到180萬人，生產隊衛生員人數達到340萬人，農村接生員人數到75萬人，遠遠超過了當時衛生部所擁有的衛生專業技術人員數量，成為農村醫療衛生人才隊伍的核心力量。

——城市支援農村。通過派遣城市醫療隊下鄉;擴建公社衛生院;建立村為單位的合作醫療站;赤腳醫生的培訓使得廣大農村人口享受到了基本的衛生服務，大大提高了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這段時期內，鄉鎮衛生院數量迅速增加，1965年全國共有鄉鎮衛生院37266家，經過短短5年，到了1970年，這一數字就變成了58792家，增長率達到了57.76%，而同一時期，縣及縣以上醫院的增長速度僅為10.74%。

——中草藥和適宜技術的大範圍發掘和使用。全民動員，人人動手，上山下鄉發掘中草藥資源。鼓勵人民公社社員採集中草藥，鼓勵老中醫、赤腳醫生提供推廣驗方、秘方，用中藥研製出土疫苗”。

——通過總額預算和預防為主控制費用。合作醫療是有比較完善的控製成本的制度。由於赤腳醫生實行“預防為主”的方針，做到小病早治，大病早防，減少費用。一些公社為了使合作醫療經費合理使用，還作了一些具體規定。如一家公社的規定是：每人每次生病的治療費用超過一百元的，超過部分就由本人和生產隊協商解決，根據病人的經濟情況，經貧下中農討論酌情減免;慢性病急性發作的治療費用由合作醫療經費內開支，一般慢性病的藥費用自理，非治療藥品和補藥費用自理，對一些不影響健康的疾病(如狐臭、脂肪瘤)施行手術費用自理。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幾個月來我們公社的合作醫療基金不但沒有超支，並有結餘。(1968.12.08)

——發動群眾進行公共衛生干預，包括認真調查研究常見病多發病”，搞好三改(改豬圈、改水井、改廁所)四滅(滅四害)工作。同時，由於建立了嚴密的醫療衛生防疫網，。每個區有衛生院，公社有衛生所，生產大隊有“赤腳醫生”，生產隊有衛生員、接生員，由這些醫務人員組成一個醫療衛生防疫網，上下呼應、通風報信。“赤腳醫生”生活在群眾中，最清楚貧下中農的病情，最了解當地疾病的防治規律，對做好預防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農村的醫療條件有了迅速的改變。農村病床占全國的比例，從1965年的40%上升到1975年的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於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從1968年的20%，上升到1980年，全國農村約有90%的生產大隊(行政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鄉、村)衛生服務網絡。這個網絡，除了51萬正規醫生外，擁有146萬不脫產的生產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還有63萬多農村接生員。中國農村這次衛生革命基本上實現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的目標，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譽為“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後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2008年，當世界衛生組織呼籲全球重新重視初級衛生保健時，再一次引用中國經驗指出：

【“在1980年以前就已將國人的期望壽命提高到遠高於20世紀70年代其他低收入國家的水平，農村初級衛生保健和城市醫療保險對這一成績的貢獻是有據可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