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和被整，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轮回

送交者: 李亚军 2019年03月15日02:11:1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整人和被整，一个持续了半个世纪的轮回 文/孙盛起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我们这块饱经沧桑的土地曾经被几十次政治运动的风暴所席卷，而这些运动大多可以用两个字概括：整人。 　　其实，上溯20年，整人的轮回就已经开始。 　　1930年的中央苏区肃反开启了整人的先河。那次整人的残酷程度，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和贺龙等人的回忆所提供的数字可见一斑：总计有超过十万红军被杀害，其中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围歼，副排长以上干部被全部肃清。贺龙说：“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1935年的陕北肃反，几乎屠杀和关押了红二十六军连以上所有干部，包括陕北根据地的创建人刘志丹也被逮捕，险些遭到杀害。 　　1939年湖西“肃托运动”，公开和秘密处决所谓“托派”上千人，几千人被逮捕和关押。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刘少奇担任整风小组组长。那次整风共有15000多人被打成特务，其中多人被秘密处决和因为酷刑逼供而含冤死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人都是被整对象。 　　如果说1949年以前整人还局限在一定区域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整人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被整人数也扩大到百万千万甚至上亿。 　　当整人运动席卷而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整人者而不是被整者，这是人性，尽管这种人性是那样的卑劣。可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除了站在顶尖操纵运动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是安全的， 今天的整人者，明天也许就是被整者，这样的轮回在华夏大地反复上演。 　　1955年，在编织“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时，夏衍毫不留情地对交往20多年的好友胡风落井下石，可谓出尽了风头。那时他是春风得意的整人者。然而，凡是权威皆反动的文革开始后，作为电影界泰斗的夏衍，不可避免地被整并被投入监狱，完成了从整人者成为被整者的轮回。 　　吴晗，身兼北京市副市长、民盟副主席等多个要职，文革时因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而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他所受到的摧残令人发指：脖子险些被铜丝勒断、头发被拔光、死后骨灰被扬弃。他的妻子袁震先被致瘫后被致死，养女吴小彦也在狱中自杀身亡。这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泪下。 　　可是，在这之前呢？吴晗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整人者，用钱钟书的话说：“他整人时也很无情。”反右时，他用“引蛇出洞”的手法，将储安平、罗隆基、章伯均三人打成“头号大右派”并施以严酷的摧残。不知道吴晗被投入监狱以后，是否会想到“轮回”二字。 　　彭德怀彭大将军，文革时肋骨被打断，在万众面前遭受扇耳光、被脚踩等羞辱和折磨，其惨状目不忍睹。然而，将日历向前翻几年，我们就会看到，他曾经也扮演过整人者的角色，刘伯承、罗荣桓、粟裕等几位元帅和将军都曾遭到过他的重拳猛击。 　　说到整人和被整，不能不提到刘少奇，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名义上的元首，他的被整创下了亘古未有的整人之最。 　　文革初期，刘少奇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发生逆转。1966年6月，他刚刚把彭真、罗瑞卿等人送进秦城监狱，8月，整人的大棒就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组长的，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他整过的周恩来。这次的角色转换，没有给刘少奇留下翻身的机会。 　　至于后来的“王张江姚”，从他们疯狂整人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启了必遭轮回的按钮。 　　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今日方为座上客，明日却成阶下囚，是人们最常目睹的荒诞闹剧。 　　不可否认，即使是最凶残的整人者，很多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投入整人的漩涡之中，因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释放出来以后，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所说“他人就是地狱”，你不整他，他就整你，于是乎人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整人，生怕后下手遭殃，成为被整的刀俎上的鱼肉。 　　人性有善恶两面。仅仅诅咒人性中的恶是没有用的，因为人性不可改变，能够改变的，是把人性中的恶释放出来的环境。 　　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能够使人性中的善成长、圆满、光大，而在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恶就会探出狰狞的面孔，发出骇人的狞笑，因为它看到了适合自己生长肆虐的土壤。 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文/孙盛起 　　央视曾经采访过一位伊拉克记者，具体的采访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那位记者的一句话却令我铭记至今：“不允许批评的政权，最后都死了。” 　　是的，东欧阵营、萨达姆、卡扎菲…… 　　不过，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专制政权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评者的死掉为代价的。 　　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学教师，由于在讲课时说了几句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话而被秘密关押和处决。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对政府不满并大胆提出批评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穷困潦倒的人，他们为了改变自身处境才被迫嘀咕和呐喊。也就是说，他们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这样的逻辑，颇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家境非常殷实，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个兄弟姐妹也个个学有所成，如果闭目塞听、闷头吃饭，那么无忧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预期的。由此可见，他们的不满，和他们自身的境况无关，而是源于对社会腐朽的憎恨、对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们不畏强权暴政，勇敢地发出批评的声音，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一盏正义的明灯，这盏明灯赋予他们勇气，照亮了充满荆棘但却是通往光明未来的路径。 　　反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由于信息的闭塞、知识的匮乏，他们虽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却反而对现状很容易满足，稍微得到一点儿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对自己发泄，怨自己生不逢时，怨自己能力不济，甚至怨自己不会钻营。 　　专制国家如此，民主国家也如此。在欧美国家，对政府发出尖锐批评的“麻烦制造者”，毫无例外都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人士，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认识到握有公权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错或失控，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伤害，因此他们紧盯着政府，以敲打和给政府挑刺为己任，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 　　这些“麻烦制造者”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用我们熟悉的话说，是“一小撮”。 　　对待这“一小撮”的态度，彰显了专制与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国家里，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虽然他们未必担任公职，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批评的话语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们却自愿担负起了为政府、为社会纠错的责任。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寻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会的不公，然后呐喊疾呼，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变。他们的存在，对政府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们是政府和官员的义务监督员，是政府和官员最为忌惮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 　　而在专制国家里，这些人却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并且令人不解的是，众多的普通民众，虽然深受强权的压制和压榨，竟然也会觉得这“一小撮”搅乱了他们的安宁，喊打之声不亚于专制政府。因此，专制国家里都是一片欢呼和赞美声，“杂音”是很难存在的，因为权力拥有者不允许它存在。 　　但是，消灭了批评的“杂音”，社会就安定了吗？政权就稳固了吗？ 　　看看东欧、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 　　消灭了“一小撮”，但是消灭不了矛盾。批评的声音在压制下发生转化，转化成一种足以摧毁原有构架的力量。 　　于是，不允许批评的萨达姆政权死了，卡扎菲政权死了，阿萨德政权将要死了……习近平中共政权什么时候倒台，接受人民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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