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人和被整，一個持續了半個世紀的輪迴

送交者: 李亞軍 2019年03月15日02:11: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整人和被整，一個持續了半個世紀的輪迴 文/孫盛起 　　1949年以後的30年間，我們這塊飽經滄桑的土地曾經被幾十次政治運動的風暴所席捲，而這些運動大多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整人。 　　其實，上溯20年，整人的輪迴就已經開始。 　　1930年的中央蘇區肅反開啟了整人的先河。那次整人的殘酷程度，從徐向前的《歷史的回顧》和賀龍等人的回憶所提供的數字可見一斑：總計有超過十萬紅軍被殺害，其中紅二十軍被中央紅軍圍殲，副排長以上幹部被全部肅清。賀龍說：“現在活着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5年的陝北肅反，幾乎屠殺和關押了紅二十六軍連以上所有幹部，包括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劉志丹也被逮捕，險些遭到殺害。 　　1939年湖西“肅託運動”，公開和秘密處決所謂“托派”上千人，幾千人被逮捕和關押。 　　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運動，劉少奇擔任整風小組組長。那次整風共有15000多人被打成特務，其中多人被秘密處決和因為酷刑逼供而含冤死去。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人都是被整對象。 　　如果說1949年以前整人還局限在一定區域的話，那麼1949年以後，整人就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被整人數也擴大到百萬千萬甚至上億。 　　當整人運動席捲而來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希望自己是整人者而不是被整者，這是人性，儘管這種人性是那樣的卑劣。可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除了站在頂尖操縱運動的人以外，沒有人能夠保證自己是安全的， 今天的整人者，明天也許就是被整者，這樣的輪迴在華夏大地反覆上演。 　　1955年，在編織“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時，夏衍毫不留情地對交往20多年的好友胡風落井下石，可謂出盡了風頭。那時他是春風得意的整人者。然而，凡是權威皆反動的文革開始後，作為電影界泰斗的夏衍，不可避免地被整並被投入監獄，完成了從整人者成為被整者的輪迴。 　　吳晗，身兼北京市副市長、民盟副主席等多個要職，文革時因為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雜文專欄《三家村札記》而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他所受到的摧殘令人髮指：脖子險些被銅絲勒斷、頭髮被拔光、死後骨灰被揚棄。他的妻子袁震先被致癱後被致死，養女吳小彥也在獄中自殺身亡。這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噓淚下。 　　可是，在這之前呢？吳晗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整人者，用錢鍾書的話說：“他整人時也很無情。”反右時，他用“引蛇出洞”的手法，將儲安平、羅隆基、章伯均三人打成“頭號大右派”並施以嚴酷的摧殘。不知道吳晗被投入監獄以後，是否會想到“輪迴”二字。 　　彭德懷彭大將軍，文革時肋骨被打斷，在萬眾面前遭受扇耳光、被腳踩等羞辱和折磨，其慘狀目不忍睹。然而，將日曆向前翻幾年，我們就會看到，他曾經也扮演過整人者的角色，劉伯承、羅榮桓、粟裕等幾位元帥和將軍都曾遭到過他的重拳猛擊。 　　說到整人和被整，不能不提到劉少奇，因為作為一個國家名義上的元首，他的被整創下了亙古未有的整人之最。 　　文革初期，劉少奇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會發生逆轉。1966年6月，他剛剛把彭真、羅瑞卿等人送進秦城監獄，8月，整人的大棒就落在了他的頭上。他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而擔任劉少奇專案組組長的，正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被他整過的周恩來。這次的角色轉換，沒有給劉少奇留下翻身的機會。 　　至於後來的“王張江姚”，從他們瘋狂整人的那一天起，就已經開啟了必遭輪迴的按鈕。 　　在那個“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年代，今日方為座上客，明日卻成階下囚，是人們最常目睹的荒誕鬧劇。 　　不可否認，即使是最兇殘的整人者，很多也是形勢所迫，不得不投入整人的漩渦之中，因為人性中的惡一旦被釋放出來以後，正如法國哲學家薩特所說“他人就是地獄”，你不整他，他就整你，於是乎人們一個個爭先恐後地整人，生怕後下手遭殃，成為被整的刀俎上的魚肉。 　　人性有善惡兩面。僅僅詛咒人性中的惡是沒有用的，因為人性不可改變，能夠改變的，是把人性中的惡釋放出來的環境。 　　好的政治生態環境，能夠使人性中的善成長、圓滿、光大，而在惡劣的政治生態環境下，惡就會探出猙獰的面孔，發出駭人的獰笑，因為它看到了適合自己生長肆虐的土壤。 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文/孫盛起 　　央視曾經採訪過一位伊拉克記者，具體的採訪內容已經記不清了，但那位記者的一句話卻令我銘記至今：“不允許批評的政權，最後都死了。” 　　是的，東歐陣營、薩達姆、卡扎菲…… 　　不過，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專制政權的死掉，是以大量批評者的死掉為代價的。 　　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學教師，由於在講課時說了幾句對薩達姆政權不滿的話而被秘密關押和處決。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對政府不滿並大膽提出批評的，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窮困潦倒的人，他們為了改變自身處境才被迫嘀咕和吶喊。也就是說，他們是在為自己爭取利益。這樣的邏輯，頗具本土特色，因此大行其道。 　　然而，真實的情況，卻恰恰相反。那位伊拉克記者的家境非常殷實，他的父親擁有一家大型超市，家中5個兄弟姐妹也個個學有所成，如果閉目塞聽、悶頭吃飯，那麼無憂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預期的。由此可見，他們的不滿，和他們自身的境況無關，而是源於對社會腐朽的憎恨、對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他們不畏強權暴政，勇敢地發出批評的聲音，是因為他們的心中有一盞正義的明燈，這盞明燈賦予他們勇氣，照亮了充滿荊棘但卻是通往光明未來的路徑。 　　反觀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群，由於信息的閉塞、知識的匱乏，他們雖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卻反而對現狀很容易滿足，稍微得到一點兒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即使偶有怨言，也大多是對自己發泄，怨自己生不逢時，怨自己能力不濟，甚至怨自己不會鑽營。 　　專制國家如此，民主國家也如此。在歐美國家，對政府發出尖銳批評的“麻煩製造者”，毫無例外都是衣食無憂的精英人士，他們根據自己的學識，認識到握有公權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錯或失控，將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傷害，因此他們緊盯着政府，以敲打和給政府挑刺為己任，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錯誤的決策。 　　這些“麻煩製造者”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用我們熟悉的話說，是“一小撮”。 　　對待這“一小撮”的態度，彰顯了專制與民主的大不同。 　　在民主國家裡，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雖然他們未必擔任公職，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批評的話語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但是他們卻自願擔負起了為政府、為社會糾錯的責任。他們用自己犀利的目光，搜尋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會的不公，然後吶喊疾呼，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變。他們的存在，對政府的正常運作和社會的健康發展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他們是政府和官員的義務監督員，是政府和官員最為忌憚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 　　而在專制國家裡，這些人卻是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並且令人不解的是，眾多的普通民眾，雖然深受強權的壓制和壓榨，竟然也會覺得這“一小撮”攪亂了他們的安寧，喊打之聲不亞於專制政府。因此，專制國家裡都是一片歡呼和讚美聲，“雜音”是很難存在的，因為權力擁有者不允許它存在。 　　但是，消滅了批評的“雜音”，社會就安定了嗎？政權就穩固了嗎？ 　　看看東歐、突尼斯、埃及、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 　　消滅了“一小撮”，但是消滅不了矛盾。批評的聲音在壓制下發生轉化，轉化成一種足以摧毀原有構架的力量。 　　於是，不允許批評的薩達姆政權死了，卡扎菲政權死了，阿薩德政權將要死了……習近平中共政權什麼時候倒台，接受人民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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