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子發音才是真正漢民族語言
秦漢帝國的建立,標誌着中國歷史走上了全新的發展歷程。西方稱中國為Cina源於“秦”的對音, 而中原民族自稱“漢”則始於漢朝。 雖然中國境內的語言複雜,但從周代開始就已形成一種在官場和文學中使用的主導語言。周秦“雅言”,西漢“通語”,東漢魏晉為“洛語”,南朝為“吳音”,隋唐為“漢音”或“秦音”,宋元為“正音”或“雅音”,明清為“官話”。在2200餘年的歷史長河中,漢語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實現了一次次變遷,呈現出西安音→汴洛音(洛陽標準)→南京音,又西安音→汴洛音(汴京標準)→南京音的周而復始的遷徙軌跡。東漢、魏晉的汴洛話是周代鎬京(西安)話在中原的後裔,南朝建康(南京)話又是魏晉洛下話在江淮的發展。至於本世紀逐漸上升為主導音系的北京話,則是明初遷往北平的江淮話的演變,現代北京話是明代江淮話在北方阿爾泰化的後裔。
1.主導語言的第一次大變遷
西周(約前1066—前771)以鎬京(西安)為“宗周”,王族或王畿語言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雅言,隨着分封宗親、禮制教化和文學典籍,雅言也就流播到各地。周公為控制東方,在中原建洛邑為“成周”,遷王畿之眾駐守,鎬京雅言東傳中原洛邑。東周(前770—前256年)平王遷都洛邑,雅言再次東遷。秦始皇“書同文”,以秦文為規範即以秦音為正音。劉氏王室雖為楚人,但西漢(前206—後25)建都長安,其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必然承襲周秦王畿雅言,逐步演變“通語”。
東漢(25—220)都洛陽,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轉而為洛陽語音。漢晉之間雖有三國鼎立,但曹魏(220—265年)一直以中原為中心統治中國北部,不久又一統西晉(265—317年),相沿建都於河洛。在河洛建都前後歷時近300年之久,從而形成了魏晉文學標準音“洛生詠”或“晉語”。
東漢末年,匈奴、鮮卑等北方民族在晉室內亂之機攻陷洛陽,造成永嘉之亂。 “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中原漢人向潮水般越淮渡江,相繼南渡人口約為90萬,其中僑寓今江蘇和安徽境內的占南渡人口一半。東晉建都建康(南京),建康盛行“洛生詠”,在江淮一帶設置僑州,洛音流播於江淮。官吏對士人說洛語,對庶人用吳語。到了劉宋時期,洛語在江南上流社會已經普及。人口與文化的交融,導致了吳越語的漢語化或漢語的吳越化局面的出現。“五胡亂華”,南北朝對峙。中原漢語 “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為秦漢以來中原語言之一大巨變。經過宋齊梁陳,源於中原而興於江東的江南文化日益成熟,形成了源於中原洛陽而在江東建康有所發展的新的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中古金陵語音系統。隋初統一中國,遂有長安論韻。漢化鮮卑人陸法言編撰《切韻》,以維護金陵、洛下之正音餘緒。所謂“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金陵為南而洛陽為北;金陵為今而洛陽為古。日本“吳音”,就是奈良時代到7世紀輸入的六朝語音。
從秦和西漢的長安音,到東漢、魏和西晉的洛陽音,再到東晉南朝的金陵音,由此形成了歷時800年之久(前206—後600年)的上古至中古漢語主導語言基礎音系的長安→洛陽→金陵的“橫折型”大變遷。
2.主導語言的第二次大變遷
隋(581—618)唐(618—907)相繼建都長安(今西安),以洛陽為東都,主導語言基礎音系難免西移,“秦音”或“漢音”逐漸成為唐代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天寶年間(742-755),元庭堅更—反“時俗共重,以為典則”的《切韻》,直以秦音撰成《韻英》。時人斥責陸氏《切韻》為“吳楚之音”。當時日本遣唐學生和僧人,將長安方言“漢音”帶回日本,有“誦兩京之音韻,改三吳之訛響”之說。
從安史之亂到黃巢起義,北方戰火紛飛,中原居民被迫南遷。唐亡以後,五代(907—960)相繼建都汴洛。北宋(960—1127)統一以後,建都汴京(開封)。在書面語中頒行官韻,以“設教崇文,懸科取士”,通行口語中主導語言的基礎音系由長安回歸汴洛,形成了宋元明稱之為的“宋音”、“雅音”或“中州音”。
契丹在唐末五代興起,建立了與北宋對峙的遼國(907—1125)。後女真建立金國(1115—1234),滅遼以後進攻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汴京陷落,金人擄徽宗、欽宗二帝北歸,史稱“靖康之難”,引發中原居民的又一次大規模南遷。時汴洛“宋音”主要遷往兩處。一處是臨安一帶。杭州話因周圍為吳語區,雖保留中原漢語的一些特點而終究為吳語同化。一處是以南京、揚州等為中心的江淮一帶,當時遷進幾十萬中原居民。因江淮語在六朝時已被中原漢語覆蓋且處於吳語北部邊緣,因此遷往江淮的“宋音”相對純正地得以保存。南宋(1127—1279)時期,日本鎌倉時代由江南輸入的漢字音稱之為“宋音”,即指由中原遷往江南的汴洛語音。
女真人在接受了農耕經濟和漢文化過程中換用了漢語。金亡以後,中原女真人與漢人融合。元蒙古(1279—1368)宣布蒙古語為“國語”和八思巴字為“國字”,對漢語言文化並不提倡。元亡明(1368—1644)興,留居汴洛的中原之音,歷金元近300年統治,已非中原舊音;而遷往臨安為吳語所包圍的汴梁宋音亦已“南浸吳越”;唯有江淮之間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朱元璋詔修《洪武正韻》,“壹以中原雅音為正”即以南京音為基礎音系。南宋以降,“中原”已從地理概念演變成為“文化傳統”概念。所謂元明的“中原正音”實指保留在江淮語中的前朝“宋音”,並進一步成為明清官話的基礎音系。日本江戶時代傳入的漢語“唐話”,主要學習南京口音。“唐話”、“官話”便成為明清南京話的專稱。
從隋唐的長安音,到北宋的汴洛音,經由南宋與金對峙、元蒙古統治的周折,再到明代官話南京音,由此完成了歷時近900餘年之久(600—1468年)的中古至近古漢語主導語言基礎音系的長安→汴洛→南京的又一次“橫折型”大變遷。這種近乎八、九百一次的大循環,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征服戰爭密切相關,而北方民族的進攻又與草原生態環境的變化周期有關。牧草的生長有豐歉之別,如果雨水充沛則牧草豐茂,馬羊肥壯,牧民也就自得其樂;倘若天氣乾旱則牧草稀少,馬羊瘦弱,牧民生活艱難,就會四處掠奪。輕則“南下牧馬”,重則“逐鹿中原”。這種與自然氣候變化的周期,引發了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周期性的變化衝突,最終導致了中原漢語基礎音系的周期性循環變化,同時也造成了中國政治、經濟、語言、文化從一元格局向二元格局的嬗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