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六年出國來到加拿大讀博士，三十四年了！先是定居溫哥華，後因女兒女婿在美國工作，近年來多數時間住在美國。可以說，筆者的後半生是在北美度過的。數十年來，看到作為行動準則和輿論焦點的‘反對種族歧視’及其強大威力，不由得暗暗吃驚；既欽佩，又感到其中有些東西不對勁。於是開始了懷疑與思考。

當然最為震撼，最為觸目驚心的，莫過於近日由一黑人嫌犯之死引發的政治風暴。其反應之迅速，範圍之廣闊，人們言行之激烈荒誕；令人始則愕然，繼則悚然，憤然。眼看中國文革的種種景象竟然在美國重演，骨鯁在喉的感覺迫使筆者將懷疑與思考寫下來，發出一聲吶喊。

一．美國及加拿大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

九十年代，筆者住在加拿大溫哥華島幾萬人口的一所小城市那乃摩。我的鄰居，一位普普通通的白人女士從非洲領養了一個黑人女嬰。當我對她說‘這孩子真運氣’時，她回答‘我才運氣，能作她的媽媽’。我頓覺臉紅，短短兩句對話，終不能忘。

在北美生活的數十年中，常常驚訝於這裡平等意識之深入人心。不論官民之間，街坊鄰里之間，不同膚色人種之間；既見不到盛氣凌人的，或點頭哈腰的；也見不到爭吵打架的。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們，見了面都彼此招呼，親切友善。相比國內的官本位，新富階級中一些人對底層民眾不加掩飾的藐視，街面上經常聽到的吵罵聲，......，感慨頗多。

筆者覺得，美國和加拿大並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

黑人在美國歷史上確曾遭受歧視。其實不止黑人，華人亦然。然而，一路走來，時代已經變了！

十八、十九世紀，數百萬非洲黑人作為奴隸被販賣到美洲大陸，來美國的大多在東南部。他們或給棉花或甘蔗種植園主當苦力，或在種植園主家裡當僕人，或在礦區做苦工。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南北戰爭中，林肯總統於1863年發布了《解放黑奴宣言》。1865年，憲法第13條修正案誕生，奴隸制被認定為非法。1870年黑人的選舉權以法律形式確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領導下的抗議運動，使種族隔離被迫取消。1964年國會通過了‘平權法案’，確保黑人投票權。

經過反種族歧視的社會洗禮，黑人獲得了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地位。2017年，美國100個最大的城市中，39個市長為非裔。美國國會100名參議員中有3名非裔（占3%），435名眾議員中有54名非裔（占12.4%），而非裔公民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是13.4%。

2001年非裔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鮑威爾出任國務卿；2005年，非裔女性賴斯接替鮑威爾。1967年第一位非裔被任命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第二位於1991年接替他。非裔擔任的其他各級聯邦和地方法院法官數不勝數。2008年，黑白血統各半的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並於四年後連任。

人人皆知，在演藝、傳媒及體育等領域，黑人的出鏡率、名人數遠遠高於其人口比例。

在學校、公司和政府部門，處處能夠感受反對種族、性別、殘疾等歧視的氛圍。人們在話語上十分小心，避免觸碰紅線。如黑人的稱呼為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而‘Negro’則是對黑人極大的冒犯。在行動上越過雷池的當然更少之又少。

事實上，美國非裔公民在政治權利上已經完全平等，甚至更具有優勢。在公共生活中，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美國和加拿大在不同族裔平等方面也已取得令人嘆服的進步。

因弗洛伊德之死抗議種族歧視的具體理由為‘美國警察針對非裔的選擇性執法和暴力執法’。這一指控幾乎出現在每一篇相關文章或演說中，成了不容懷疑的共識。然而，除今次弗洛伊德及之前極少數案件有此嫌疑，且涉案警察已被拘捕並控罪外，抗議者們何曾提出足夠案例作為依據？！弗洛伊德一死即被人利用，煽動一場全國性政治風暴，正是因為這樣的救命稻草太難得了！

人們一再追問，一黑人罪犯死於白警膝下，鬧得天下大亂；商鋪被砸，財產被搶，人身受到傷害；鬧得白人給黑人下跪，洗腳；鬧得經費被削減，警察被遣散。然而，被黑人罪犯傷害和殺害的警察、白人、華人以及黑人自己的眾多弟兄姐妹呢？誰來為他們申討公道？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和抗議者們，又有哪一位曾經站出來回答這個問題？！

指控警方‘選擇性和暴力執法’，通常人們只給出若干統計數據。例如：黑人占總人口13.4％；然而從2015到2019年，被警察擊斃的人中，黑人卻占了26.4％。可笑！被警察擊斃的黑人人數遠高於其人口比例，是因為黑人犯罪率遠高於其他族裔。未知從中如何看出‘警察選擇性執法’？華裔被擊斃的人數遠低於人口比例，莫非警察偏袒了華人？

白警沙文膝殺弗洛伊德的視頻，的確十分殘忍，激起公憤、追究刑責理所當然。但人們有必要也從警察的角度想一想。美國持槍合法，故警察面對的危險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他們執法的對象又常常是非裔犯罪分子。占美國人口13%的非裔，在全美犯罪記錄中占了50%。警察死在與非裔嫌犯發生衝突的幾率是其它情況的18.5倍。這樣的背景之下，警察自然對黑人嫌犯有更多的警覺。你死我活之際，也很難把握下手的輕重。為了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警察天天要去一般人不敢去的黑人街區，時時承受傷亡的風險。憑什麽人們將同情和悲憫、膝蓋與淚水都獻給了傷天害理的罪犯，卻不能對警察多幾分理解和支持呢？

‘美國警察針對非裔的選擇性執法和暴力執法’，不能成立。

筆者並不認為美國和加拿大全無種族歧視。白人至上心理，在就業提職等層面對少數族裔的偏見甚至打壓，意識層面的隱性歧視，等等，不可能絕跡。不同地區，不同領域，情況也不盡相同。種族歧視的個案還是存在的，本人就曾親身經歷。但總體而言，種族歧視已非主流。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制度與法律層面的歧視已經消除。

不僅如此，近年來美國的族群政治矯枉過正，對黑人族群在就業和入學等方面的照顧日益增多，逆向歧視屢見不鮮，已經造成了另一類社會矛盾。

二．非裔族群經濟與社會困境及其根源

當今的美國絕不是白人至上的國家，種族歧視也不是黑人族群經濟與社會困境的根源。

就在抗議弗洛伊德被警察膝壓致死的示威遊行中，在白左尤其政客們的同情、縱容與煽動之下；吸毒搶劫的嫌犯變為舉國哀悼的英雄，不勞而獲的人群成為膜拜與表忠的對象。善惡之不分，黑白之顛倒，登峰造極。

半個多世紀以前黑人族群不是這樣的，他們的就業率和工作精神不輸白人。然而現在，這個群體墮落了！不論白人、華人還是墨西哥人，都辛辛苦苦地從事腦力或體力勞動，掙錢謀生。然而貧困的黑人社區中，靠勞動吃飯的少，盜竊、販毒的多。在每一座大小城市的中心區域，都常看到蓬頭垢面的黑人青年在大街上晃蕩，遊手好閒，無所事事。黑人社區對本族裔和其他族裔的暴力犯罪已經構成對美國社會治安的極大威脅。

人們都在問，是什麽造成了黑人族群現時的困境？如何才能走出來？

依筆者之見，執意將黑人問題歸咎於‘種族歧視’是首要原因。在種族歧視已從制度上去除的情況下，某些人仍然為黑人族群渲染出一個遭人歧視的社會氛圍，給不求進取、自暴自棄一個藉口，使黑人生活在自艾自憐的悲情之中不能自拔。這種做法是幫他們呢，還是害他們？試想，被他人同情、憐憫，而且心甘情願地接受這種精神施捨的人，怎能站得起來？要改變非裔社區面貌，本該提攜上進，刺激就業，獎勤罰懶。然而多年來，不但一些黑人領袖將問題歸罪於白人；白人政客也不顧事實，以反種族歧視的口號來討好、收買非裔。前總統奧巴馬即為其中之一。2012年，他在競選連任時說，“我們還沒有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仍在美國人的DNA內。”

正如黑人女政治家歐文斯指出的，黑人的處境並非這些人真正的關切，他們要的只是非裔手中的選票。

原因之二是高福利。不幹活也有飯吃，有醫保。何必辛苦？

各項福利中，單身母親獲得的過多經濟救濟和稅收優惠，造成黑人對後代的極端不負責任，乃至家庭的解體。半個多世紀之前，黑人單親家庭比例還是18%，而現在則高達75%。由單親媽媽誕下的新生兒，亞裔占20%，白人25%，拉丁裔41%，而黑人高達70%！

一位自己都不成熟，沒有經濟能力的母親，靠政府福利養育一群孩子；父親則不聞不問，甚至拒不承認自己孩子父親的身份；這就是非裔社區的圖景。在貧窮、髒亂、性混亂、黑幫犯罪、毒品泛濫的環境下生長的孩子，正是各次黑人騷亂中打砸搶燒的暴徒。

高福利政策鼓勵不勞而獲，敗壞社會風氣，甚至瓦解家庭。然而，不同族裔之間在程度上差別很大。黑人族群的墮落遠甚於其他族群。怨天尤人沒有用；必須從自身態度、品性與文化上查找原因。

毒品大肆泛濫已成為北美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美國加里弗尼亞、華盛頓等州和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更是推波助瀾。在美國毒品罪犯中，黑人是白人的13.4倍。故毒品對非裔社區的腐蝕與打擊是致命的。弗洛伊德就是一個因毒品而數度入獄的罪犯。

基礎教育衰敗更起了極大的負面作用。公立教育為底層民眾提供階層上升的渠道。當公立教育出了問題，富裕階層可以讓孩子進入私立學校，或接受價格高昂的課後補習；但窮人則無能為力。故中小學教育，尤其是理科教育的衰敗，使底層家庭出身的孩子學不到基本的寫算技能和科學文化知識，很難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不光黑人，底層白人也是受害者。筆者接觸過不少被耽誤了的白人青少年，很為他們惋惜。以多數黑人孩子的家庭條件和生活環境，自然更加困難重重。

以上討論的情況並不覆蓋全部黑人。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黑人通過教育，通過艱苦的努力擺脫了困境。特別是從其他國家移民來到美國的黑人，與亞裔，歐裔，拉丁裔等移民一樣白手起家，努力打拼，實現了階層躍遷。很多人已從貧困社區、黑人社區遷出，與小康或中產的本地階層比鄰而居。留在市中心黑人社區的，多為數百年前來到美國的黑人後代，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為什麽有着語言與文化障礙的移民可以通過奮鬥改變命運，實現美國夢；而全無障礙的本土黑人卻淪為社會最困難、最不堪的一群呢？值得深思。

當然，種族隔離解除之後，黑人中的精英與上進階層得以搬離黑人社區，使留在社區的人們失去了榜樣，失去了積極正面的領導和指引，也是黑人社區加速墜落的原因。

黑人中正義的、有良知的人物，不論精英或普通人，無不痛心疾首，憤怒地批評本族群；指出是他們自己出了問題。非常理解這些人的恥辱和痛苦。他們的聲音應該被每一個人聽到，他們需要整個社會的支持。站在正義一邊，才是對黑人真正的同情與幫助。

三．反對非制度層面種族歧視運動的惡果

八十年代初來北美，另一番短短的對話亦令筆者終生不忘。一次聚會，有位白人猜我是哪國人。出於禮貌，人家先猜日本，然後台灣，最後韓國；‘中國’二字始終不肯出口，直到告訴他‘我來自中國北京’。日本—台灣—韓國，這正是當年亞洲經濟實力的順序。然而，三十年後時移勢易，順序恐怕要顛倒了！

意識層面的歧視是最普遍不過的現象。在中國，富人看不起窮人，城裡人看不起鄉下人；文化人看不起體力勞動者，作官的藐視老百姓；......，司空見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或種族之間，歐美人看不起第三世界，‘有色人種’在白人面前或有自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總之，社會有貧富之分，不同族群的進化發展有先後之分，不同國家的經濟實力亦有強弱不同；故歧視自然而然發生，不可避免，亦很難根除。

不錯，平等是人類的共同理想。通常弱的一方通過努力來提升自己，使自己強大，爭取平等。小至個人、家庭，大至國家族群，莫不如此。各位見過幾個上街遊行，去抗議別人看不起自己的？可這正是黑人族群中不少人的作為。一面吃着福利，享受着他人的勞動成果，甚而干着偷雞摸狗的勾當；一面要求他人的尊重，要求與強者平起平坐，甚至不惜採用暴力。這真是人們憧憬的平等、正義麽？

比較而言，歐美國家的進化發展走在其他國家前面。他們經歷了宗教改革，人性解放，和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美國更較早經歷了多種族共處的社會實踐。所以在種族平等方面，歐美國家也是走在前列的。

歷史上，多少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創辦學校、醫院。他們為中國的貧苦農民治病，與被遺棄的麻風病人在一起，......，令人感動不已。當今，又有多少美國人領養了中國和其他族裔的孤兒，甚至殘疾孤兒，給了這些孩子幸福的生活。美國和加拿大以及歐洲國家，不同種族、不同階級階層人們地位之平等，友善，等級意識與現象之罕見，也是遠遠好於其他國家的。不但制度性種族歧視業已消除，意識性、隱性歧視也日益淡化。

歧視或者偏見，除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實際差距以外，常常出於缺少接觸和了解。溝通、交流乃至融合是有效的解決之道。第一代少數族裔移民在融入主流中存在語言文化障礙，但第二代、第三代與主流社會的孩子們一道長大，水乳交融；只要沒有人別有用心地炒作種族話題，只要各族裔團結上進，前景是樂觀的。

然而，西方左派們對這些情況視而不見，依然高舉‘反對種族歧視’的大旗，煽動社會仇恨；令白人無法擺脫原罪（white guilty）的先天愧疚。不光黑人將自己的厄運歸罪於白人；包括華人在內的其他族裔，也將‘反對種族歧視’作為武器，來打擊對手。其中有些案例或許符合事實，但也有的以偏概全，或牽強附會。

身份政治，在國內是見慣了的。‘地富反壞右’的帽子一但戴上，便永世不得翻身。不承想來到國外，也見識了類似的現象。‘種族主義’的魔咒，在一部分人的心中投下了陰影，它對白人很不公平。

如前所述，筆者並非完全否定種族歧視的存在。但反對誇大它的嚴重程度和範圍；反對將反歧視作為社會運動。被歧視個人或族群可以通過努力提升自身，通過漸進的、軟性的途徑慢慢消解歧視。對於確有實據的種族或其它歧視，主張作為個案，通過法律或其它正規途徑求得解決。即使不得已走上街頭，也務必遵守法規法令；如四年前華人社區力挺華裔警察王彼得時所為。法制是西方國家立國的根本，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石；萬萬動搖不得。以‘反種族歧視’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來消除隱性歧視，強迫他人尊重自己，乃反歧視的擴大化和泛化；不但達不到目的；而且矯枉過正，造成更為嚴重的逆向歧視與社會不公。

以種族歧視作為罪名，其指向為主觀動機，而非客觀事實；故缺少明確的定義和界限。即以弗洛伊德之死為例。除了膝壓致死的八分鐘過於殘忍，引起公憤外；其它環節和前因後果，抗議者們是否清楚？認定這一事件為種族歧視的人們，怕不知曉該警員的妻子為東南亞移民吧，你相信他是種族主義者麽？

一個刑警個案，本應由專業人士和機關調查研判來定罪。示威遊行組織者卻等不得審判結果，即挑動芸芸眾生一哄而起，人云亦云，揮拳頭喊口號。結果必定愈來愈遠離真相，只能以勢壓人，而非以理服人。一個嚴格法治的國家，放着司法正途不走，偏偏去煽動大規模的街頭政治；未知背後的政治勢力意欲何為？顯然，在我們所看到的現象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權力角逐、更赤裸的利益分配，和更複雜的因果關係，已有若干文章作了剖析。

美國今日這場‘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的反種族歧視狂飆中，各種反智奇葩令人瞠目結舌。不但打砸搶燒，下跪洗腳；衝擊警局，解散警察；而且經典文藝作品被迫下架，哥倫布、李將軍等歷史人物的塑像被砍頭或推倒；大學裡拒絕區別對待非裔學生的教授、敢於講真話的學者被學生舉報，被校方解職，......。不止美國，加拿大和歐洲也唯恐落後。加拿大總理向黑人下跪，聲稱美好而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存在系統性種族歧視’；在法國，黑人遊行喊出‘白人滾出巴黎’的口號；在英國，丘吉爾的雕像被塗上種族主義標語......。 以上種種，與中國的十年文革何其相似？一場反種族歧視運動，已然演化成美式或西式文化大革命。

至此，這場社會騷亂否定歷史、否定文化的民粹主義性質，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與暴烈的階級革命類似，它鉗制人的思想，打壓言論自由，不能不說是一場恐怖的暴民政治。在制度性種族歧視已然消除之後，幾十年持續不斷‘反對種族歧視’的社會運動，帶來的就是這樣一個惡果。如同階級革命的暴力使反抗階級壓迫的鬥爭走向極端甚至反面，美國及西方的這一左翼社會運動也使得爭取種族平等的鬥爭走向了極端和反面。其結果絕非公正，而是新的壓迫，新的不公，是社會的失衡與災難。

                              裕雄  202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