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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因比（1889-1975）曾經提醒人們：“歷史學家必須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任勝利者壟斷對後人敘述故事的權力。”他以古希臘史中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例，認為它反映的幾乎全部是雅典人的觀點，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了近代，導致近代歷史學家也按照雅典人的觀點描述這場戰爭，把伯羅奔尼撒人視為敵人。假如當時的勝利者不是雅典人而是伯羅奔尼撒人，記述這段歷史的是伯羅奔尼撒人而不是雅典人，“那麼，我們就會擁有一部完全不同的歷史。”（湯因比：《湯因比論湯因比》，1974年）

   在湯因比看來，歷史只不過是勝利者的宣傳，它必然帶有某種主觀性和相對性，任何歷史學家都不可能擺脫他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排除道義和偏見的影響去撰寫所謂“純客觀的歷史”。

   我對湯因比充滿了敬意，不僅僅因為這個英國人用40年（1921-1961）時間撰寫了煌煌12大卷、洋洋500萬字巨著《歷史研究》，也不僅僅因為這個人建立了體系龐大、豐富複雜的歷史哲學體系，更重要的是他的很多論述往往能夠被我們的經驗所證實，比如“歷史是勝利者的宣傳”這個觀點，就能夠在我們進行歷史和現實的觀察時被證明是一條真理。

   用這個觀點來推導，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歷史經常交互呈現“隱”和“顯”兩種形態，在一段時間裡，勝利者的宣傳表現為“顯”，對真實進行了遮掩，使真實呈現“隱”的形態；在另一段時間裡，它們又會突然發生逆轉，“顯”者轉化為“隱”，“隱”者轉化為“顯”。我們經常說“歷史會證明一切”不僅是對歷史公正的一種寄望，它還反映了這樣一種歷史發展規律。

                                        2

   我是從何與懷先生的歷史記述和時評文章中認識他、了解他並進而成為朋友的。最初，我接觸何與懷的歷史記述只是個別篇章，何先生把《北望長天》書稿傳給我，我才知道他已經在這條承載着歷史意義的道路上前行了許久，創造出了如此豐厚的產品。我對從事精神創造的人總是充滿敬意，我認為何與懷做的工作很有意義。意義在哪裡？意義在於當歷史顯現為“顯”的時候，何與懷要把那些被隱藏和遮蓋的東西從“隱”的狀態中挖掘出來，使之顯現——收集在《北望長天》中的文章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作品。

   何與懷即使作為海外學者做到這一步也極為不易。我這裡說的不易指兩方面：一，需要抵禦乃至於抗拒某種力量有形或者無形的限制，這意味着你必須懷有一種崇高的道德使命，具有為了張揚思想而受難的勇氣；二，需要以相應的思想學術水準和道義高度來處理手下的素材，這就是說，這並不是一件隨便什麼人想做就能夠做的事情。

   何與懷在這兩個方面都享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他的思想、學養和道德勇氣使得他穿行在素材的叢林中遊刃有餘，他憑藉敏銳深刻的歷史感選擇和擷取具有歷史意味的事件，就像技藝精湛的畫師那樣把它們表現出來，組合排列成為琳琅滿目的歷史畫廊……站在這個畫廊前，我們固然會為那些思想受難者悲慘坎坷的命運唏噓，固然會慨嘆某種可以被稱之為“宿命”的東西對於知識分子使命的搓弄，我們也同樣會為還原和呈現了歷史真貌的人在心底里發出讚嘆。

   何與懷有資格獲得這種讚嘆，他無愧於這種讚嘆。

   我答應何與懷先生為這本書撰寫一篇序言，當然有友誼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對記述者和被記述者的敬佩。是的，我們應當為能夠直接面對那些逝去了的靈魂感到幸運。當晦暗的天空上出現普照大地的思想光輪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情不自禁為它歡呼，我們會默念那些很少在公開場合提起的名字：林昭、遇羅克、王申酉、張志新、劉賓雁、王若水……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顯”才顯得那樣蒼白，而“隱”則像生命那樣鮮活。

   這時候你就應當想到，在這個世界上，精神法則是超然於所謂“社會法則”之上的，它總是在向我們宣示一個真理：有一種東西即使活着也沒有生命，有一種東西即使死去了也會徜徉在人間。

                                    3

   我把話題延伸一下。

   陝西省乾縣有一座著名的陵墓，這就是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墓，謂之乾陵。乾陵立有兩塊高宗去世的時候武則天親自主持豎立的高大石碑，西面是“述聖記碑”，由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寫，用8000餘字碑文歌頌唐高宗的豐功偉業；東面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由一塊巨大的整石雕成，碑首雕有8條互相纏繞的螭首，飾以天雲龍紋，碑上平滑無字。由於無字，自然引起人們很多猜測聯想，其中之一就是則天武帝自信是一代傑出君主，功過是非留給後人評價。我大致相信這種說法。

   我曾經數次陪同朋友去乾陵參觀遊覽，每一次站立在“無字碑”前都很有一番感慨：人人都想不朽，但是歷史常常不遂人願——該朽的，不管你豎立了多麼高的石碑修築了多麼大規模的廟堂照樣朽掉；不該朽的，即使僅僅留下一抔黃土甚至於消逝於天地之間也照樣不朽……這就是說，石碑無用，真正不朽的是那些被人們鐫刻在心碑上的人，是那些用靈魂而不僅僅用肉體站立的人，是那些像普羅米修斯一樣盜天火給人間的人。

   在乾陵前面那兩塊有字的和無字的石碑面前，我們談論最多的竟然不是渴望流芳百世的皇帝，而是那些長眠地下、由於某些原因不再被允許提起的人——奇怪的是，這些人與何與懷在《北望長天》中記述的人物竟然出現了大面積重合。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的確有一種東西是不死的，它就徜徉在廣袤無垠的大地上，閃耀在寥廓寂靜的蒼穹深處，迴響在每一個用理性支撐的人心中。

   我們經常說歷史總有一天會讓一切被遮掩的東西昭然若揭，然而，長久以來我們也在深深遺憾無法把那些人物的記念轉化為有形——在這個世界上，顯然有一種東西比我們的記念更有力量，嚴格一點兒說，是這種力量決定着何為“顯”何為“隱”，即使是那些“徜徉在廣袤無垠的大地上，閃耀在寥廓寂靜的蒼穹深處，迴響在每一個用理性支撐的人心中”的事物，也無法進入公眾視野。好在認為把它們“顯現”極為重要的人越來越多了，有了這些人的努力，我們不僅從網絡上看到真相，我們甚至還能從出版物中獲得接近那些偉大靈魂的機會。

   《北望長天》就像所有此類書籍一樣，終於找到機會向後人述說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回想我十幾年以前在無字碑前的慨嘆，不能不認為歷史歸根結底具有一種向善的本性，它知道應當把人們期望的東西呈遞到人們眼前。

                                   4

   通過網絡交到很多朋友，何與懷先生為其中之一。

   我驚訝地發現海外學者對祖國發生的事情極為關注，他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整個靈魂注目着這塊與他們血肉相連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非正義，前進與倒退，光榮與恥辱……“中國”這兩個字在他們心中有比在我們心中還要沉重的分量，他們希望祖國繁榮富強，他們知道一個國家在何種條件下才能夠強大，知道只有 “自由”、“民主”才能夠抵禦非正義，抵禦倒退，抵禦恥辱……這是從經歷中而不僅是從書本上獲得的信念，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出於這種信念。

   這使他們變得極為堅韌，做着很多國內學者沒有條件做的事情。何先生告訴我說，《北望長天》將在台北出版，我具體想象到那個似乎遙不可及的地方，想到1997年我到那裡與出版界朋友聚談時的情形，想到那裡有一個叫龍應台的人……這時候，地理上的距離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台灣近在咫尺，因為，有一種被稱之為思想和精神的東西使我們聯結成了一個整體，就像我們並不孤單、我們與整個世界都是一個整體一樣。

   海外學者可以不關注國內發生的事情，可以不做讓被遮隱的事物顯現的事情，同樣，台灣也可以不關注大陸發生的事情，它也可以不做學者們做的事情……他們為什麼還要做？《北望長天》之類的書籍與台灣人的生活有直接關係嗎？這個問題簡單而又複雜。說它簡單，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同種同宗，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護佑那些應當被護佑的人；說它複雜，是因為還有比這種關係更為重要的東西決定着他們做什麼和怎樣做，這就是：正義。

   是的，正義。正義是我們這個星球上所有人類的精神支點，即使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也被它所激勵，相互做它要求做的任何事情，何況身體裡流淌着中華民族血液而又關注這個民族命運的人？如果我們不能被正義所支撐，我們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呢？

   期望台灣、香港、澳門做更多的事情，期望越來越多的人把事情越做越好。

   我們對他們將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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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經寫過一本名為《人類的群英閃耀時》的歷史特寫，記述了人類歷史上一些著名事件和人物輝煌閃耀的瞬間情形，他認為“這種充滿戲劇性和與命運攸關的時刻在人的一生和歷史進程中都難得一見，而它們對個人命運和歷史進程的影響卻超越時空。”我們同樣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認識何與懷筆下的人物。

   從《北望長天》的篇什中，我能夠看出何與懷寄以了怎樣的思想和藝術追求，奇妙的是，恰恰是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序言”中概括出了何與懷所着眼的東西：“我想在這裡從極其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回顧這種群星閃耀的某些時刻——我之所以這樣稱呼這個時刻，是因為它們宛若星辰，永遠放射着光輝，普照着暗夜。我不想用虛構來增加和沖淡所發生一切的內外真實性，因為在那些時刻歷史本身已經表現的十分完全，它無序任何輔助手段來做補充。歷史是真正的藝術家，任何一個作家都無法用虛構超越它。”

   何與懷就是這樣利用他掌握的歷史資料並賦予它們某種藝術形式的，《北望長天》思想嚴謹而又不失藝術張力，是真正能夠被稱之為“思想作品”的作品。它的重要性更在於讓“隱”顯現為“顯”，讓人們看到了歷史真相，看到了未被遮掩的心靈。

   所以我說，這本書是何與懷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靈魂鐫刻的一座心碑。

                                      2008-7-18，北京

陳行之註：這是我為澳大利亞著名華人作家何與懷先生新書《北望長天》一書撰寫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