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王蒙在法蘭克福書展期間發表演講，宣稱：“中國文學發展很快，讀者的口味發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對中國文學有多少指責，我只能說，中國文學處在它最好的時候。”為了證實上述觀點，王蒙介紹說中國現在有上百種文學刊物，諸多作家在從事純文學創作，全國每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有上千部之多，中國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學大國。王蒙同時表示，有些在新中國歷史上曾被嚴厲批評過的作家，如今不僅作品接連出版，並且還受到了當下讀者的喜愛和歡迎，比如梁實秋、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的作品，現在已經成為非常受讀者歡迎的暢銷書。王蒙特別以胡適為例介紹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適的文集曾經引起過不同意見，但現在各種各樣的胡適文集已出版很多。

這麼說來，我們應當為“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期”驕傲自豪了？我們應當為“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期”雀躍歡呼了？我們應當為中國各級政府使“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期”感激涕零三呼萬歲了？我們應當準備迎接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學家誕生了？我們應當慶賀一個偉大民族以自己獨特的精神質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了？不，我不這麼認為。恰恰相反，我認為中國文學目前處在最壞時期，我沒有什麼心思驕傲自豪，也沒有什麼心思雀躍歡呼，我更沒有什麼心思為意識形態管理的行為感激涕零三呼萬歲，我不相信在這種時空中會產生具有世界意義的文學家，我更不相信一個精神被權力控制的民族會具有“獨特的精神質地”，它也不可能因此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作家都會贊同我的上述見解，包括那些本應當成為文學受眾的群體——死於礦難的工人，被權力和資本奪去土地的農民，被城管人員追打的小商小販，女兒被“公僕”強姦的悲痛欲絕的父親和母親，因為在網絡發布腐敗案件信息而被逮捕的“屁民”……原因很簡單：中國文學中沒有他們的處境，沒有他們的苦難，沒有他們的心聲，中國文學可鄙地背叛了這個偉大沉默的群體，兩者漸行漸遠，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係了。

王蒙真的看不見眼前這觸目驚心的文學現狀嗎？王蒙真的僅僅根據全國有上百種文學期刊、每年出版上千種長篇小說就認為中國是一個文學大國了嗎？王蒙真的因為出版了一些以前不允許出版的作家作品就認為文學獲得了空前的存在基礎和發展條件了嗎？還是上面說過的那句話：我不這樣認為。

王蒙是歷經劇烈的人生沉浮，他是寫作過數百萬字文學作品的人，是官至文化部部長的人，是解密《老子》奧妙的人……這樣的人怎麼就會說出這樣一番與常識和經驗相悖的話語呢？這裡面一定有某種隱秘的機制和規則，使王蒙失卻了本相，成為了讓人無法理解的樣子。這個機制和規則，就是我前幾年在一篇文章中歸納的：“因得到而保守。”我認為“因得到而保守”是所有失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病因。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算式：國家花費5000萬元以主賓國身份操辦法蘭克福書展中國部分，而王蒙被邀請赴德國發表演講就是這項國際公關活動諸項議程中的一項，你能指望王蒙說些什麼呢？王蒙是一個名聲顯赫的作家，但很多時候他更是一個生存着的普通人，普通人難免就要有普通人的算計，比如一個人被邀請參加宴會，席間此人非但不感謝主人邀請之盛情，誇讚菜餚之豐美，反而站起來對大家揭露說主人的孩子是私生子，是跟女僕私通養出來的，那不是得亂套？這樣的人還叫人嗎？所以王蒙自有說那一番話的道理，我們沒有什麼理由責備他。

可是，天底下竟然就會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對王蒙的話很不以為然，在網上大加鞭撻，斷言王蒙是“哥德派”，嘲諷中國文學目前“不是處在最好時期，而是處在最好蒙時期。”讚美德國漢學家顧彬關於“中國文學全部都是垃圾”的言論……說實在的，這很讓人難過。王蒙隨後接受採訪，回應說他所說的“最好的時候”，“說的是作家的生存環境、寫作環境，否則的話不存在時期好壞的劃分，因為它很難比較”。

顯然，王蒙也覺得在德國說的“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那番話不那麼嚴謹，遺憾的是，他的解釋非但沒有使原本的不嚴謹變得嚴謹，我反倒覺得經過這樣一番解釋，原本不嚴謹的東西變得更加不嚴謹起來。中國作家的生存環境和寫作環境真的處在最好時期嗎？“時期”的好壞真的像王蒙所說的那樣“很難比較”嗎？我們直接詢問王蒙——

一、在強大而完善的國家意識形態管理機構管理下，被管理的文學還是不是文學？如果文學是“人的存在”（昆德拉語）的一種方式，那麼，寄寓在這種文學中的人究竟是一些什麼人？在國家花費納稅人無數錢財攝製的中國內戰題材影片和電視劇中，在所謂主旋律小說、主旋律戲劇、主旋律報告文學、主旋律散文、主旋律美術和主旋律雕塑中，除了一再被張揚的意識形態符號以外，還看得到人嗎？還看得到人的現實存在嗎？還觸摸得到人的體溫嗎？還感覺到人的呼吸嗎？還聽得到人的吶喊嗎？王蒙先生，如果您認為這樣的中國文學是處在最好時期的文學，那麼也就無異於您認為文學的觀念價值不在人，而在一種超越於人而存在的超級存在——國家意志。把您的這個見解置放到世界思想史和中國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所宣示的精神意義中去比照，您，一個在文學地位、個人名聲、國家待遇上幾乎占據中國當代文學家最高點的作家，難道不覺得羞愧嗎？誰目光高遠誰視野狹窄，難道還用別人來說嗎？

二、古今中外，大概沒有人認為文學會脫離社會而存在，所謂人的存在恰恰是通過社會這個舞台才得以展現的。當啟蒙運動思想延續，最終導致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文學興起的時候，在文學的殿堂上，人與社會就構成了不可分離的整體，支撐他們的不是什麼別的什麼東西，就是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令人激動的文學不是可憐人的無病呻吟，它是社會的鏡子，是世界的影像，即使是沒有人物時間地點的浪漫主義文學和新小說之類的實驗文學，也無不因為準確地反映了存在於現實世界中的人的感覺、人的心理和人的靈魂狀態而凸顯其獨有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社會是文學的臍帶。但是，一種強大力量動用國家機器活生生剪斷了這個臍帶——當不允許文學涉足某些敏感歷史和現實題材領域的時候，當不允許文學對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進行描述的時候，文學也就只能像被騸割了的人一樣繞開生活之美，躲到陰暗角落用變態扭曲的方式自慰以獲取快感，王蒙先生，您真的認為這樣的文學還是文學嗎？你真的認為這樣的文學是處在歷史最好時期的文學嗎？

三、在世界範圍內，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加尊崇“人民”二字，這兩個字覆蓋了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所有事物：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武裝、人民警察、人民陪審員、人民團體、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銀行、人民大學、人民公社、人民糧店、人民旅社、人民浴池，人民公墓……就連我們從事的戰爭也叫人民戰爭。但是，我們的文學又將人民置於何處呢？當特權利益集團將國有企業低價專賣給自己變成私有、人民在極為苛刻條件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時候，中國文學在哪裡？當人民的土地（不管國家所有還是集體所有）被權力和資本野蠻掠奪，甚至於國家武裝力量也被黑惡勢力作為得心應手工具去強拆民眾房屋，人民束手無策，不得不用燃燒瓶對抗乃至於焚身抗議的時候，中國文學在哪裡？當我們的兒童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隸一樣被奴隸主用三千多年前的方式壓榨血汗的時候，中國文學在哪裡？當政府官員腐敗猶如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上肆虐，無數民脂民膏被權力者巧取豪奪，×××個特權家庭在世界範圍內極盡奢華，而人民貧困到無以復加程度的時候，中國文學在哪裡？當權力者與黑心礦主狼狽為奸沆瀣一氣連續不斷製造慘絕人寰的礦難，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化為一具具焦炭，人民卻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能捶胸頓足哀吟慟哭的時候，中國文學在哪裡？王蒙先生，所有需要文學站立的地方，您看得到真正的文學嗎？當您從屏幕上、從作品中看到古代帝王勵精圖治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時候，當您從屏幕上、從作品中看到遠離民眾生活的杯水風波、珠光寶氣、床笫翻滾、嗲聲嗲氣的時候，您好意思認為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期嗎？

四、我們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作家協會體制，這就是國家運用強制力量把本屬於人民的福祉撕扯出來一部分，用來建立一套對作家進行思想控制和使其家禽化、庸俗化的行政管理體制，這套管理體制不僅僅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同時還豢養一批既拿工資又拿稿費的所謂“專業作家”。作為政府權力延伸機構的作家協會幾十年來翻騰出多少比官場醜聞還要醜惡的醜聞？像寄生蟲一樣依附在各級作家協會體制上的大小官員和既得利益者，以繁榮創作為名遊玩了多少山山水水？吃喝了多少美味佳餚？與之相對應，不計其數的“專業作家”又寫出了幾本具有哲學高度、真實反映民眾生存處境和民族心靈苦難的作品？王蒙先生，您一定聽到過某省作協副主席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後的吟詠：“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此人就在參加這次法蘭克福書展被國家邀請的隊伍中，是您的同行者。當您以中國最有威望的作家的身份向全世界宣稱“中國文學處在最好時候”的時候，您耳朵里難道消失了此人並不久遠的聲音？您難道看不到中國文學早就被控制體制剪斷了翅膀？您難道就沒想過即使是猛禽被剪斷了翅膀也會蛻化為家禽？您難道聽不到家禽們每天清晨跳到牆頭為主人報曉的啼聲？

五、評獎是一種選擇，一種鼓勵，國家評獎更是如此。一個國家把獎勵和榮譽給什麼人給什麼作品，實際上是一種價值選擇。當納粹主義在德國橫行的時候，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只能被禁毀，作家只能懷揣一顆“焦灼的心”逃亡國外；當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肆虐的時候，“人類的良心”索爾仁尼琴只能被排斥，他的作品不可能被國家意識形態機構承認。這就是說，國家，尤其是極權主義的超級國家，只能選擇對國家存在具有積極意義的作家作品給以鼓勵和讚賞，這是所有此類國家文學獎產生的內在機理，換一句話說，國家獎項很多時候與文學自身的價值無關，僅僅是政治的一種自利性選擇。在這種情況下，評獎是什麼東西呢？是評獎者偷看國家臉色的作秀，是評委們揣度政治行情政治標準的遊戲。我們看到，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被排斥在外了，而不具文學價值或者基本上不具文學價值的作品反而站到了領獎台上。國家選擇的模式在社會層面造成的後果必然表現為對某類作品的縱容和鼓勵，結果，追隨國家意志而背叛文學良知的所謂“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膚淺圖解空洞的道德教條而與人的真實心靈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品大行其道，津津有味描寫帝王將相雄才偉略、才子佳人討巧狎昵的作品大行其道……在文學遭到國家意志如此大面積扭曲的情況下，王蒙先生，您所說“處在最好時候”的中國文學究竟是指哪一類文學呢？如果您認為就是我上面譴責的那種文學，我只能認為，您錯了，這是一個很低級的錯誤。

六、一個體系，即使是極權主義體系中的體系，也不永遠表現為健康和堅固，與物理現象一樣，時間會造成其內部鏽蝕乃至於發生某種程度的脫落。作家協會體制雖然是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但是由於它是子系統，它有自身的存在狀態和運行規則。我們暫時迴避正義與否的問題，只說功效——作家協會體制的不健康運轉給國家造成的危害是一個至今沒有引起注意的問題，事實上，它有意無意鏽蝕了國家利益，在某些部位它已經脫落了國家肌體，成為具有獨立神經血液循環系統的體系（在這一點上，與國家官僚體系中大量子系統的狀態相仿）。在這樣的體系裡，明里是國家意志在起絕對作用，而暗裡卻是當事者隱秘的個人動機操控着事物的流向，換一句話說，主流意識形態成為了招牌，推動事物進展的動力則具體地來源於參與者的私利。全面的社會潰敗必然反映在文學和與文學相關的領域，這些地方聚集着很多智商很高的人，智商很高的人墮落起來會比一般人更為墮落，社會潰敗的徵狀在這裡也只能表現得更為嚴重。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文學批評已經成為了視野狹窄的人聚集而成的孤芳自賞的門戶，文學期刊和出版機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編輯們互換作家名頭和無限制追逐商業利益的工具。當幾千元紅包就可以讓評論家對一部垃圾作品大唱讚歌的時候，缺失這幾千元當然也能夠使他們在真正的傑作面前裝聾作啞。《往事並不如煙》、《中國農民調查》等優秀作品消失於公眾視野，文學批評的懦弱和躲避難辭其咎。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似乎正在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文學期刊和文學讀物出版機構也不再以張揚文學精神為己任，其結果只能使原本就極為瘠薄的文學園地更加荒涼和凋敝。我們迴避開所謂國家意志，僅僅從文學創作生產體系這個弊端就可以看出，淺薄無聊作品之所以暢通無阻而優秀作品無人問津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這個本應當健康的體系被嚴重鏽蝕，它脫落了，不僅落於國家肌體，更脫落於文學消費者，文學失去了最後的尊嚴。王蒙是圈內人，不會不知道這裡面的糟亂內情，知道內情而又信誓旦旦斷言中國文學處在歷史最好時期，我不想指責王蒙先生，我只想問您：您讓我們說什麼好呢？

七、王蒙先生，讀到此您可能會譏誚我不懂文學，文學不應當如此接近政治，不應當把批判乃至於消除社會弊端的任務交給文學，文學擔當不起這個重任。事實上，這也是目前很多作家的觀點。這讓我想到如下情形：一隻狗明明看到碩鼠們把糧倉咬了一個洞，大量的糧食被盜竊，狗無動於衷，不但不去逮偷糧食的耗子，反而懶洋洋地說：“那是貓的事。”我不認為這樣的狗是好狗。看一下文學史，哪一個時代的作家迴避了時代尖銳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命題？一位記者曾經問馬爾克斯：“最成功的小說應當什麼樣子？”馬爾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說是絕對自由的小說，是以其深刻的社會內容和深入現實的力量讓讀者憂慮不安的小說。”馬爾克斯進一步強調：“如果它能夠把現實翻轉過來，讓讀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王蒙先生，據我說知，您對拉丁美洲文學很是推崇過一陣子，您難道就沒有注意到拉丁美洲作家如此深刻的文學觀念嗎？我想，您也一定刻骨銘心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那種像刀子一樣切入現實的力量。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裡文學就改變了身份，成為了權力者身邊的奴婢了呢？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裡文學就喪失了尊嚴，半推半就如此輕率地委身於強力了呢？無力承擔時代責任的文學還是文學嗎？不再把個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作為精神支撐的文學還是文學嗎？我認為不是了，它不能再被稱之為文學了。面對滿目瘡痍的當代文學景觀，王蒙先生，倘若您仍舊認為目前這是“中國文學的最好時候”，您一定是喪失文學家的正當感覺了，我以及所有人為此感到——我不說痛心吧——沮喪。

八、一個人長時間營養不良身體必然羸弱。營養不良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在娘胎里就受了委屈，出生時只有四斤八兩體重；一種是來到這個世界以後缺吃少穿，生存條件惡劣。兩種當中任何一種都能夠導致羸弱，倘若兩種原因同時落到一個倒霉的人身上，這傢伙可就真的慘了：個子不高，體型不壯，目光渾濁，視物不清，年紀輕輕臉上就有了皺紋，走路不長就氣喘吁吁，遇到欺壓者無力反抗，只能苟且偷生或者逃之夭夭……遺憾的是中國當代作家就是這麼一副可憐的形象。所謂“娘胎里受了委屈”，指的是這個群體身上先天帶着中國文化的有毒基因；所謂出生以後“生存條件惡劣”，指的是他們不斷被政治侵擾，失卻了原本的心性，再加之像雞那樣不斷看到有猴子被宰殺，血冒得咕嘟咕嘟的，被砍掉的頭顱滾得到處都是，焉能不怕？當雞驚詫地叫起來的時候，精神羸弱乃至於精神陽痿也就成為很自然的事情了——對哲學無知，對政治學無知，對社會學無知，對心理學無知，對歷史無知，對現實也無知，你能指望這樣的作家寫出有價值的作品嗎？羸弱必然導致創造力萎縮，這正是中國文學無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王蒙先生，如果我們都有勇氣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寬泛一些範圍審視，您會有何觀感？您不覺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學》也很不幸地流於淺薄了嗎?您不知道您有意無意迴避了太多太多哲學的問題嗎？您難道感覺不到游移在內心深處那種對強力的恐懼嗎？當生存成為苟且偷安唯一願望的時候，所謂哲學也就遠離了精神的殿堂，剩下的生存智慧說穿了不過是一種被文雅包裹着的油滑與老炮兒。您，一個在中國最有名頭的著名作家尚且如此，我們還能期望從別人那裡看到更加悅目的文學風景嗎？難道這就是中國文學處在歷史最好時期的證明嗎？

九、你也許會懷疑我對您的敬重，但是，我想對您說：“敬重”是極為沉重的字眼，任何人都不會輕易使用它，使用它的人一定是對被敬重的人有深切理解的人。我敬重您的學識、修養和超群的智力。倘若您不是生活在20世紀50年代至今這段時間中，而是胡適、周作人、魯迅、梁實秋、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茅盾、巴金等一大批30年代作家中的一員，您將在中國文學史上深深地鐫刻下您的精神印痕，遺憾的是，我們都是海德格爾所言“被拋”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我們無法選擇出生的時間，無法選擇生活其中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環境，我們只能依賴世界給我們的條件而生存，我們只能按照世界規定的樣子出現在世界之中，結果，您的才華在青年時期就遭遇到野蠻阻擊，您坎坎坷坷地度過了不平凡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您也有一個巨大的心結，無法說出內心的鬱憤。您不是孤立的一個，所有以為“時間開始了”的30年代作家都鎩羽而歸，折返到了遠離創造的道路上。國家意志就是這樣野蠻剝奪了人進行思想的權利，剝奪了人進行創造的權力，而這些人都是精華，都是曾經站在中國現代文學最高點上的人。這是一個完整的無法分割的過程，我們所經歷的現在是歷史鏈條從過去延展而來的，過去發生的一切現在仍舊在發生。王蒙先生，您一定比我更深刻了解半個多世紀以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了解現在仍然在發生什麼事情，我完全無法理解，你為什麼還要說目前是中國文學歷史上最好時期？為什麼？!

十、我也是一個作家，是用文學方式表達對世界觀感的人，我曾經把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當作文學理想的一部分，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結果我發現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並不單純是對創作實力的認可，而是一種勞心費力的社交活動，結果我放棄了，不再為此做任何努力——放棄以後我才發現，這是正確的。一個人的文學價值只能體現在作品之中，其他一切都輕如鴻毛，讀者永遠是你最堅實可靠的精神支撐。退後一步說，即使你需要一百年等待你的讀者，也無關緊要，因為創造才是你來到這個世界的唯一目的。人常常因為得到而保守，當你不再索求的時候，你也就保持住了心的本相，這對於經常把自己丟失的我們來說要比一切所得都更有意義。我當然不能要求您對我們進行超越時空的精神指引，但是我請求您，別再說中國文學處在歷史最好時期了，千萬別再說了。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比您更深刻地知道中國文學目前的真實處境，沒有一個人。                                           （200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