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關敏 寫於 二零零六年　　

　　中國歷史上土地兼併是強搶惡要造成的。土改剛結束的1953年，黨就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由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1956年合作化已基本完成。195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農民的所有財產都歸了黨。

　　1949年之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大量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然後命令全國23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壹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於壹場淮海戰役”。

　　1953年10月，黨頒布了過度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

　　1953年6月起，又開始了“公私合營”，至1956年底基本結束。執政之初，由薄壹波主持制定新稅收政策還是比較公平的，對私營經濟並沒有歧視。但薄壹波的新稅率方案被毛澤東否定，毛批示道：“公平稅賦，實為右傾。”毛要求薄壹波推倒重來。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6年2月8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壹厘到六厘，後統壹定為每年息五厘。1966年文革到來，定息取消。由此全國公私合營企業皆自動轉為國營企業。壹場文革，無端地剝奪了中國幾萬民族資本家應得的家產和股東利息。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99.6%和占職工總數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29598個，240萬人。經過四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經由五十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2/3下降到1957年不足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98.4%，私營僅占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壹完成，毛就迫不及待地宣布社會主義建設“高潮”的來臨，因為全部社會資源已經控制在黨手中。經過文革的“狠斗私字壹閃念”，個人的經營性財產全部滅絕，個人的生活資源也全部由國家和集體提供。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壹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壹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財產私有制是文明進程必要的保證。沒有人類對物資的占有規則，社會就是無序的。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里，社會財富無法良性積累，無法做乘法，只會在以暴制暴的循環中做些加加減減罷了；在壹個私產不受尊重的國度里，也不會建立起壹套以契約為基礎的憲政秩序，只會生成權錢交易的黑幕與專制的鐵閘。

　　私有制比公有制更能達到制度約束。私有制是有底線的，而公有制是沒有底線的。公有的結果，往往是壹些人代表人民掌握了壹切資源 ，然後又來掠奪人民。公有制蔑視壹切個人的權利，造成對他人權利的侵害，進壹步破壞了文明，直至造成戰爭。

　　共產黨的公有制才是最極端最徹底最殘酷的私有制，它是極少數管理公有財產的個人或政治小團體對失去私有財產的全體公民的私有制。歷史和現實證明，公有財產根本不可能歸全民所有，也沒法管理，它只會歸少數小團體所有，而全體公民倒是真的變成壹無所有的無產者，無產者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然就沒有政治上的話語權。公有制除了效率低下、滋生腐敗、維護政治小團體權威之外，壹無是處。當壹個人不具備財產權的時候，他必然失去責任心，同時也失去了做人的尊嚴。他隨時可以被剝奪，也隨時可以剝奪他人。最後結果是，權力至上！走向了獨裁與專制。少數幾個堅守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的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在經濟是壹敗塗地民不聊生，政治上壹路退回到可恥的封建世襲王朝。這些都是實證。

　　列寧說：“壹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壹個條件，這就是使千百萬人的意志服從壹個人的意志”（《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使千百萬人的意志服從壹個人的意志”，這才是公有制的結果和內在實質。對領導人來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維護他們的絕對權力。社會主義制度這塊招牌的唯壹優越性是給他們堅持特權專制提供了理由。只要妳壹提不要社會主義，他們立刻就罵妳想“篡黨奪權”。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實行對社會全民控制的公有制。人們沒有經濟的自由，社會資源完全為權力者所控制，不能自由擇業。人們壹旦偏離了這個所謂的道路，就有可能被端掉飯碗的可能。在中國，國企的工人與“吃皇糧”的人們，絕大多數還在指望政府賞壹碗飯吃或者往自己碗裡多夾壹塊肉，討好上級都來不及，還談什麼選舉、監督、罷免、創製、複決等民主形式呢？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訴冤、上街遊行是“顛覆國家政權”，記者揭露腐敗現象、知識分子和網民批評政府，抨擊時弊，卻是“危害國家安全”，…這種“人民的國家”，豈不是天下的笑話嗎？所以，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們毫無自由。猶如生活在地獄之中。

　　中國電信是國有資產，但中國電信漲價的時候徵求過妳的意見麼？中國石化是國有資產，妳從中國石化的巨額利潤里分到過壹分錢麼？CCTV是國有資產，妳能在妳需要的時候到CCTV的演播廳里由衷地說句心裡話麼？滿大街跑的高級轎車，全國各地的高樓大廈，大部分是國有資產，妳能像屬於自己的資產壹樣走進去坐上兩分鐘麼？

　　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享受和支配這些資產的只是壹小撮人而已。在沒有民主投票的社會中，國有資產就是當權者可以隨意宰割，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的資產。在這種背景下，當權者巴不得國有資產越多越好，這樣的話才是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貪污天堂。

　　胡主政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泰州竟然投入了480多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另外還有四五百萬的巨額資金用於各種工農業大項目。只因為胡無意中的壹句話——“我小時候，常常在東城河游泳，現在那裡還好吧？”泰州方面馬上立項並投入八億多元巨額資金對因污染嚴重而早就不能游泳的東城河進行改造。聽說胡主席要在2004年清明節回鄉祭祖，泰州向江蘇省政府打報告，要求國家撥款用於姜堰舊城改造。隨後江蘇省政府撥款5億，地方籌3億（後來又追加2億多）對原來只有巴掌大壹點的姜堰城區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花了5個多億重建了個天價火車站（包括火車站廣場和配套的公路），把投資三千多萬還沒有投入使用但與現在的豪華火車站風格不符的原泰州火車站炸掉了事。

　　資料顯示，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時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四十年的時候，那時候的中國經濟，即清朝，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是33%。當時整個歐洲才占世界經濟的23%；美國只占0.8%。1900年，中國的經濟在世界只占6.2%。又過了近壹百年，即1997年，中國經濟在全球只占3.5%，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4%。

　　美國在1800年時雖僅占0.8%，現在則上升到占全球經濟的30%以上，綜合指數占全球的43%。保守地說，現在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時相似，也是1/3左右。而中國經濟在當今世界占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只有4%而已。另外，中國經濟好像數字很大，速度很快，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只是美國的1/9強左右，中國的整體經濟規模只相當於美國的壹個紐約州；或相當於德克薩斯州的二倍而已。

　　中共壹直在誇耀它的經濟進步，實際上是在退步。按照中國占世界的GDP比重來看，中國150年來經濟根本沒有進步，而是逐步下滑，尤其在中共執政的幾十年。這與國民政府時期遭遇的幾十年戰爭引發經濟下降不同，中共基本是在和平時期引發的經濟下降。

　　台灣原是個貧窮的、缺乏資源的地方，但他們把經濟搞起來了。當台灣人民人均收入為1.5萬美元的時候，中國大陸人才1千美元，甚至有六億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到2美元。這到底是為了什麼？難道共產主義，真的如壹般人所說的，代表貧窮與落後？同樣是中國人，他們的經濟為什麼成長那麼快？而中國大陸擁有那麼豐富的資源，為什麼下滑速度那麼快？

　　1998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25億元，虧損總額升至1150.7億元，盈虧相抵後的淨虧損高達625.6億元，相當每賺100元的同時賠出去219元（據2001年《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不知何故，中國統計年鑑後來只公布利潤總額，不再公布虧損總額。2002年國企占用了中國工業企業60%的資產，卻只貢獻了40%的工業總產值，反觀私企只用了不到總量40%的資產，就創造出將近60%的工業總產值。2003年耗用了2/3金融資源的國有企業，只能創造GDP總額的1/3。曹思源以此算出，國企多占用了超過4萬億元的資產。

　　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製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鹼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壹半因掠奪性開採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

　　2001年，我國國有企業相互拖欠貨款已經超過1.6萬億元。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區域戰略研究所研究員馮傑透露，從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質檢總局查獲的假冒偽劣產品貨值111億元人民幣，而保守估計，市場上假冒產品總量超過1370億元。國家為此每年損失稅收250多億元。

　　據2002年報道：中國總計40億份已簽署的合同中有50%存在某種程度的欺騙；私營經濟中的逃稅額占應交稅的50%，而逃稅帶來的損失每年1000億人民幣；假冒偽劣產品占全國所有產品的40%，每年造成2000億元的損失；大型國營企業中有2/3虛報帳目；基建項目平均有15%-20%的資金損失在行賄、詐騙和質量低劣上。另據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張彥寧在參加福建企業家活動時透露；中國每年因為不誠信而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5,855億元；其中由於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於合同欺詐造成的直接損失約55億元，由於產質量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損失至少有2,000億元，由於“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造成的財務費用約有2,000億元（見《新聞自由導報》2002年4月5日）。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布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 國際債信權威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於2003年11月26日發表報告，中國的四大銀行和商業銀行信用狀況全為投機級，中國銀行業不良壞帳比例在44－45%，不良貸款，即壞帳的總數高達3萬5千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不包括1999年已從銀行剝離的14000億壞賬）。 香港大公報報導，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厲無畏在公開場合指出，2004年中國國債累計約2兆元人民幣，雖然相對於2003年11兆元的GDP來說，還不到20%，但是1千7百億美元的外債，換算成人民幣約1兆餘元，加起來中國就有3兆4千億元的債務。此外，中國還有3千億元的財政赤字、3千億元的工程欠款以及2.4億元的出口退稅沒有退，這些總共加起來約占當時的GDP的37%。大陸專家提醒，中國包括國債、財政赤字和銀行不良貸款等在內的債務累計達六兆餘元人民幣，超過當時的GDP的50%，超過了國際警戒線。

　　中共掌控全部資產，不斷增加稅收。中國大陸的稅收，每年的增長幅度從2001年的27%增長到2004年的31%，表明統治集團向百姓斂錢的速度加快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長率是7%到9%，老百姓被抽取的稅，比實際增加的收入還多。 受美國鹽湖城申奧活動中暴露的醜聞的警戒，中共改變了對國際奧委會成員的行賄辦法，具體做法是： 第壹，當國際奧委會考察團於2001年2月到北京考察時，中共給考察團的每個成員配備了壹個懂外語的美女，給這些委員陪吃、陪玩、陪睡覺。 第二，經江澤民批准，中國奧申委以絕密的方式送給薩馬蘭奇壹個由陝西出土的真實文物：兵馬俑。1993年，中國以同樣方式送薩馬蘭奇這老狗壹個真實的兵馬傭。 第三，由於用金錢行賄國際奧委會成員已經很危險，中共改為用壹種更為不留痕跡的方式對國際奧委會成員進行賄賂：把北京在未來7年中要進行的大型建設項目發包給壹些國際集團，而那些將要投中國票的奧委會成員與這些國際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事後，再由這些國際集團暗中把錢送給那些投中國票的國際奧委會成員。這樣，雙方都安全保險。 中共贓官是世界上最大、最貪、最殘忍的吸血鬼！占全民人口0.1% 的131萬中共縣團級以上幹部及其家屬占有全民財富的70%，1996-2003年外逃資金流入境外中共幹部及其家屬帳戶2萬2千億人民幣。至2002年6月底，全國個人儲蓄存款達7萬5千2百億元，其中縣、團、處級或以上幹部（包括離退休）及其家屬申報的個人儲蓄高於4萬億元。中國股市證券市場中的6萬億元，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5千億元，占75%；而5萬名持有2千萬元以上的股票證券人士中，幹部及其家屬占了4萬2千多名，占86%。 山西省政府、太原市政府、河南省政府、鄭州市政府，8.5%-10.4%政府部門人員編制是虛設的，這種情況已連續存在五至七年。虛報人員的工資、津貼，每年達壹億八千二百萬至二億壹千二百萬元被侵吞。國土部到廈門檢查，證實廈門城市地區土地已經全部“出賣”完，是全國首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土地告賣罄，有7百多億土地資金下落不明。七月中旬，壹查上海周正毅案才知，上海土地開發資金四千二百億元，其中高達三千億元下落不明。 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壹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出為高尚理念而工作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2002年尉健行公布了壹項對中央各部委、省級黨委、政府二百多名正、副省部級幹部工作、作風、幹群關係的三項指標調查結果：其中，中央部委的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占15%，壞的和最壞的高達30%；而省級黨政正、副職幹部，好的和比較好的，只有8%，壞的和最壞的占到了60%。壹中紀委幹部講：“中國的腐敗太嚴重，不反不行，全反也不行，全反共產黨個個都抓出去槍斃算了”。 目前中國農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兼併，政府和壹些公司聯合起來兼併農民土地，用非常低的價錢，把它徵購、徵用，然後倒手買賣。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低價從農民手中徵地，然後再高價售出，牟取的暴利相當驚人。 楊世洪歷任武漢市江岸區區長、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市公安局局長等職。檢察機關查明：1994年至1999年間，楊夥同他人共同貪污公款3,689,690.09元人民幣，楊世洪分得1,843,846.90元。楊收受他人賄賂2,125,000元人民幣、101,000美元、10,000元港幣、價值 511,080元人民幣的兩套住房。他壹方面瘋狂迫害善良百姓，另壹方面讓其情婦出面將武漢市1千多畝土地以每畝7.3 萬元買進，轉手以每畝50多萬賣出，牟取暴利。  四川省紀委副書記兼監察廳廳長劉佑林等違反國家的相關法律和規定，從1993年先後強行徵地15000畝左右，致使1萬多農戶房屋被拆。收取的土地出讓費也超過50億元人民幣。自貢市政府用不到2%的土地出讓費，打發走這塊土地上的3萬多農村人口。不同意拆遷的農戶，先是遭斷水、斷電、斷路的逼迫，後由司法部門出面搶財物、炸房屋、將房屋推平等等。失地農民葉興華被鄉長陳文賢等人活活逼死；另有幾位老人，因政府安置的簡易動遷房環境惡劣而掉進深溝活活摔死；被抓捕打傷的農民比比皆是。劉佑林的弟弟、自貢市郊農民劉偉林成了呼風喚雨的、擁有上億元的財產的老闆。劉佑林的“忠誠”下屬、紅旗鄉的鄉長陳文賢擁有的土地、別墅、私人公司、各種汽車等有形資產已達數千萬元，其無形資產還有5千萬元。當地農民編了幾句順口溜形容陳文賢的生活：“住的豪華別墅，行的奔馳代步，穿的高檔衣褲，玩的壹正五副(指六個女人)，吃的山珍龍肉。” 溫州的地價為50—60萬每畝，按正式規則，農民至少能得大部分，而政府只得點“活動費”，比如總價的3%。但是現在呢？政府得大頭，壹畝地50萬，政府至少拿去30萬，農民能得10萬就不錯了，中間還有層層卡要。誰是真主人，誰是假主人，實看特明白。 農民在土地轉讓中的損失不低於2萬億。中國政府土地徵用的財政收入有幾十個億，如果徵地都要按市場價格自願地從農民那裡購買的話，農民會比城裡人富，香港和台灣的鄉下人就是這樣。所以三農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妳土地私有了，農民就自然富了。 農業的發展肯定離不開土地，中國有60%的耕地處於中等產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根據2000年的數據，中國每公頃土地農業增收12700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在韓國是22400美元，台灣是13150美元，因為韓國與台灣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穩定，這說明穩定的土地政策是農民增收的關鍵。 貪污腐化潛逃國外。據199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壹份期刊的報道和2000年北京大學的壹份研究報告，從1978年到1994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達2400億美元；從1997年到1999年，從中國大陸流失到海外的財富將近1000億美元。二者相加，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3萬億人民幣。這些錢絕大部分是被各級官僚和太子黨轉移到海外去了，他們用這筆錢在海外辦了實體，購置了豪華別墅、汽車、遊艇及房地產。這些錢可以為中國建300個第壹汽車製造廠；可以建300座城市；可以建3000所大學，相當於目前美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30萬公里鐵路，相當於目前美國鐵路的總里程數，…… 朱熔基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用12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觸目驚心，舉世無雙”。他承認，2000年資金外流5500億人民幣、2001年6000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價62%。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後，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1%。大陸人在美國壹擲萬金購買豪宅、遊艇、名車，已經不是什麼新聞。  審計署2004年報告：從1995年至2002年的8年間，國有企業每年因貪污而外流的資金達3500億，共外流1.98萬億至2.1萬億元。據報導，2003年1月以來，至少有10位上市公司高級主管外逃，捲走的資金或造成的資金黑洞近百億元。其中包括挪用公司資金7億多元的ST南華董事長何竟棠、留下40多億元貸款窟窿的奧園發展董事長劉波，以及在9.88億元巨額擔保面前“人間蒸發”的ST啤酒花董事長艾克拉木．艾沙由夫。  中國大陸嚴禁賭博，民眾壹有機會赴境外就大肆豪賭，據估計，每年因此而外流的資金近六千億元人民幣。中國貪官萬人次赴朝鮮賭博，每年為朝鮮帶來10億收入。《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中國大陸賭客2001年在澳門壹地輸掉的賭資高達20億人民幣。 沉陽市的常務副市長經常去澳門賭場，有壹次竟輸了幾千萬元；而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夥同部下動用公款幾個億吃喝玩樂，在澳門賭場貴賓廳先後輸掉1億多元。 改革以來，“中國每天有壹億美金流入美國，也就是說每個月有30個億的美金，壹年有300多個億的美金流入美國。”這裡說的還僅僅只是流入美國，壹個國家的數額。那麼，流入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有沒有人敢算。 據統計，在西方國家定居的，幹部家屬占85%，高級幹部家屬占8.2%。在香港、澳門定居的幹部家屬，分別有15萬人、1.2萬人。高幹家屬在外國定居簡況：副總理壹級高幹家屬，有81人； 正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1795人； 副省部壹級高幹家屬，有34700餘人。6.2萬多名高幹家屬，在國外的資產超過2千億美元，相等於中國大陸20多年來外匯儲備數。另外，近50萬在外國的黨政軍幹部家屬中，有三成靠外流出境的資產、資金生活；有六成在當地設有公司和在國內設有公司或在香港、外國中資公司經商；有壹成在當地的其它方面發展。江澤民在各省培養出的黨的好幹部外逃壹覽表：

　　2002年4月6日，上海國際機場，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煙草公司經理、黨組書記蔣清芳神情自若地將出國護照遞到了機場檢查人員的手中。幾小時後，蔣清芳攜百萬巨款順利到達美國。第二天，中國國家煙草局和河南省煙草局分別收到了蔣清芳以傳真形式發回的辭職報告，文中有“對不起煙草系統，對不起黨”等言辭。 2003年4月20日中午，58歲的浙江省建設廳原副廳長楊秀珠，攜同女兒、女婿、外孫女等從上海出境，經新加坡，轉至美國。她在紐約黃金地帶置辦至少5處高級房產，花天酒地，窮奢極欲，涉案金額高達2．532億元，19名官員被查處，楊秀珠本人至今不知何處。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的三任負責人許國竣余振東、許超凡盜用4.83億元後，分別遠遁海外；中國工商銀行重慶九龍坡支行幹部陳新攜帶據為己有的4000多萬元公款輾轉潛逃到越南；中國銀行南海支行丹灶辦事處信貸員謝炳峰、麥容輝在貪污銀行儲備金後，攜帶著巨額現金偷渡到泰國。 2002年短短壹年間，河南省有兩位廳局級高官攜巨款相繼出逃。這兩位廳級官員，壹個是攜情婦跑到新西蘭的程三昌，出逃前官銜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長（曾任漯河市市委書記）；另壹個是出走美國的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局長蔣清芳。 索娶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500多萬元的廈門市原副市長藍甫，就持因私護照，攜妻倉皇出逃澳大利亞。 昆明捲菸廠原廠長陳傳柏則貪污1600多萬元後逃匿海外。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交通廳財務處副處長顏旭東夥同他人挪用道路基本建設資金5000多萬元，潛逃國外…… 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非法向國外轉移資金達１億元之多，然後攜帶壹家8口逃到國外，而公司財務上竟沒有這筆賬。 2004年官場集體揮霍國庫的五條渠道是：1）幹部公費出境出國開支，年達5千億；2）公費專車412萬輛，年耗資6千億；3）公費招待吃喝2千億元；4）非法獎金、福利年達三3億元；5）侵吞各類稅收年達4千5百億元。這五大腐敗加起來，每年達二萬億元。 經專家統計，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在1999－2001年三年期間，平均每年占到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4.5-14.9%。中國坐穩了世界頭號腐敗大國的金交椅。每年資本外逃的數字，比同年引進的外資還要多。2000年，外逃資本480億美元，而同期引進的外資為407億美元，中國於是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 最先“和國際接軌”的超高地價和房價；中國股市上瘋狂圈錢的上市公司；連學校和醫院都成了喝百姓血汗的兩條惡狼！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人民辛辛苦苦積攥下來的血汗錢正在源源不斷地流進貪官和少數人的腰包，權力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於30萬億元。……。  銀行行長貸給妳壹百萬，妳要回頭給他五十萬，給他存到美國Citibank（花旗銀行），或存到瑞士。當了幾年銀行行長，這麼百分之幾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幾百萬幾千萬，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國投資移民，50萬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國做寓公、活得很好。 大連5000萬資產的壹家國企，被公司老總以 400萬的低價拿走；上海壹家國企老總施展“騰挪大法”，侵占國有資產數千萬。 每個人都利用權力儘快的把國家財產轉為個人資產。中國正處於壹個把國家財產瓜分化的過程，所以美國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現在是“盜竊經濟”，人人盜竊國家財產。因此導致中國的壞貸款特別多。全世界沒有這麼高的。 2003年1月7號我國第壹條跨海鐵路——粵海鐵路正式開通，粵海鐵跨瓊州海峽，全長345公里。粵海鐵路最初的設計運力達1100萬噸，然而從2003年3月開通貨運業務以來，它平均每月的運輸量還不到2萬噸，每天四個航運中，至少有兩個在空駛。整個粵海鐵路總投資額超過48億元，除近20億的國債投資外，還有國家開發銀行提供貸款22.25億元，僅銀行貸款每天的利息就要30多萬元，每天6萬元的收入連還利息都不夠。

　　經官方查明，從1998年5月到2000年10月，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先後成立7個實體，充當中間商，套取鐵路建設資金，到2000年底，共套取資金6億3千4百88萬元毛利，實際流失建設資金達3億3千2百45萬元，這些錢大部分被作為獎金福利分給了個人。2003年12月26日，粵海鐵路有限責任公司原領導班子成員唐建偉、朴英元、杜惠榮、李遜、張培金等人因私分國有資產和受賄罪被判刑。其中，原公司總經理唐建偉被判刑九年。 在深圳五洲賓館，深圳市政府召開了市屬國有企業改制簽約大會，將數十萬職工二十多年來用血汗創造的財富壹紙劃給了個別人。壹夜間，深圳又出了壹批億萬富豪，這批新的富豪是原國企的管理者。他們發財的方式很簡單：將自己受託管理的國有資產在“國有資本退出”的旗號下變成自己的私人資產。這種不公平的幌子給壹些企圖利用國企改革牟取私利提供了機會，於是乎在全國各地演繹了壹場場激動人心的國有資產賣給高管人的盛宴。 湖南省常德市的國有運輸企業欣運集團，其總經理陳欣僅以7000萬元，就購買了這家擁有9個縣市分公司，總資產達10多億元的優質企業。改制後隨即宣布全體員工壹律轉崗，重新要求上崗，每人必須繳納4—20萬元不等的上崗費，僅此壹項，就從幾千名員工身上撈回了幾個億，搖身壹變成了新的億萬富豪。

　　1949年到1989年全國投資2萬億元，結果浪費1.3萬億，浪費占65%。“大躍進”和“文革”使中國損失的財富，據估計達8000億元人民幣，這還是當時的價格。可以用它建80個第壹汽車製造廠，可以建800所大學，幾乎相當於目前中國大學的總數，可以用它建八萬公里鐵路，比目前中國的鐵路總里程還多二萬公里，……。 豆腐渣工程勞民傷財。毛澤東說：“甘肅桃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幾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17萬民工，先後逃跑勞動力2萬人，從1958年壹直干到1961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萬人不說，僅僅在離工地不遠的壹個大坑裡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工程整個報廢，壹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資金1.7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壹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干到壹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壹天深夜，忽然壹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名民工和十九名勞改的右派份子葬身水底。只因壹名右派（林業工程師）死裡逃生，三十年後外間才知道那椿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大躍進時期修建的河南省板橋、石漫灘等52座水庫1975年發生垮壩，遂平縣文城公社，全公社36000人口中有18000餘人遇難；該公社魏灣大隊1700餘人中有近千人喪生；該大隊三小 隊256口人中僅存96口，有7家人絕戶！ 全地區有大小26座水庫相繼崩堤垮壩，9縣1鎮東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範圍內壹片汪洋。400多萬群眾被洪水圍困，10多萬群眾死亡，30多萬頭大牲畜漂沒，300多萬間房屋倒塌，打撈到的屍體10萬多具，後續因缺糧、感染、傳染引起的死亡14萬，共24萬多人死亡，與次年的最大自然災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數相仿，比埃及阿斯旺水庫垮壩還更禍害人。直接經濟損失34.97億元，相當於建駐馬店專區以來十幾年財政收入的總和。  1958年修建的丹江水庫造成了後來水淹安康。1983 年7月31日18時洪水開始破安康城進水，20時就淹沒了全城，未淹斃者奔向二樓、三樓，爬上四樓頂的人還是淹死。如此快地漲水高達19.4米，顯然是由於下遊河槽被卵石淤高，否則洪水再大也可以在寬深的河槽里排出去。當地人民或謂淹死千人，或謂萬人，慘絕人倫。安康以上漢水流域面積僅38700平方公里，已建有四個大壩，理應攔住大部分卵石河泥沙。但因下游丹江口大壩與石梯峽谷之阻，使卵石沉積河槽而抬高洪水成災漢。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傳可灌溉1,000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年3月至8 月），計劃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壹下子竟然在花園口、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鹼化，不長莊稼了。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壹座座炸掉。1959 年 11 月，位於鄭州黃河上的花園口樞紐動工，13 萬民工上陣，此項工程雖在 1960 年初竣工，但因規劃設計失誤，不得不炸掉大壩。類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鹼化， 1961 年鹽鹼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鹼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餿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渠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鍬破土。為了壹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又如成都平原上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兩千多年，現在為了躍進，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壹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 山東省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11座大型水庫、33座中型水庫、近壹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30年，80%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壹旦出事就非同小可。壹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壹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 為證明“黃河清，聖人出”而興建三門峽水庫，當局把反建壩的黃炎培之子黃萬里打為成“右派”，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指斥彭德懷和黃萬里壹樣腦後長著反骨。三門峽工程建成後的1961年下半年，15億噸泥沙淤在了從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里，河床抬高，渭河航運窒息，弄得從無水患的渭河兩岸不得不修起防洪堤。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鹽鹼化、沼澤化，糧食因此減產。這壹年，潼關以上黃河渭河大淤成災。水壅高后橫向衝擊，使兩岸坍塌農田80萬畝，壹個縣城被迫遷走。

　　1962年3月，水庫內的淤積已迅速發展，潼關河床在壹年半的時間內暴長4.5米，成了“懸河”，危及西安的安全。這就不得不停止蓄水，先後花了20多年將該電站的設施壹再改造（如增設大壩的排沙底孔等）。經多年改造，這個當初設計為裝機百餘萬千瓦的大型電站被縮小成只能發20餘萬千瓦的中型電站。 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黃河不暢，漫堤決口，淹沒了農田60多萬畝，約5萬返庫移民受災，近3萬人無家可歸。2003年三次降雨，造成了三次洪災。以８月底和９月初的洪災最重，渭河河堤多處沖潰，幾十萬居民被迫撤離，大量農田、村莊被淹，經濟損失慘重，生態破壞巨大。以渭南市為例，起先壹次洪峰通過渭南全境需要7、8個小時，後來需要20多個小時，到了2003年洪峰通過渭南全境則用了50多個小時。2003年的洪水流量比2002年小，但洪水水位卻高出1.7米。照這趨勢，不用多久，關中平原這個天府將不復存在。 70年代在長江修建葛洲壩水電站是個典型的“三邊”工程（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這個耗資幾十億元的工程上馬時居然沒有規劃設計文件，也沒有比較方案和計算經濟效益。開工不久就出現了質量事故，不得不停工，炸了再築。工程的工期被拖延長達十幾年之久，工程投資的決算超過原來預算的4倍多；電站裝機容量為271.5萬千瓦，而保證出力僅為76.8萬千瓦；水電站因受到長江航運的限制不能擔任電網調峰的任務，長江汛期的水能也難以利用；船閘閘門常因沖沙而發生事故，長江因此經常停航。這個得不償失的工程，其單位千瓦投資比長江不少支流上的水電站貴幾倍。 三峽工程還沒開始，3個億就花掉了。原三峽實業公司總經理戴蘭生花7億元從國外進口壹堆廢銅爛鐵，貪了幾個億，已外逃。負責三峽工程移民金文昭[軍人出身]，貪了12個億。豐都縣國土局局長兼徵地辦公室主任的黃髮祥，貪污三峽工程移民安置費、土地出讓資金壹千五百多萬元，被判處死刑。 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在控訴書中指出，按照當時李鵬簽署的徵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他們每畝被徵用的耕地應得補償不少於56,000元，而且補償期限應該是15年。然而實際上，當地政府付給他們的補償費，每畝地僅僅為1,408元，補償期也僅僅只有壹年。另外政府規定的移民安置費，每個移民應得30,000多元，實際上每人只得到5,000元。他們生活補助費被剋扣了近4/5，房屋補償每平方米被截扣40%。英國《星期電訊報》說，四川萬縣、湖北宜昌的農民，被迫遷移卻又壹無所有，紅頭文件里答應的安置條件竟然有壹大半成為泡影。 原計劃移民120萬，實際牽涉面卻達1,000萬；原計劃用於移民的安置費是150億元人民幣，後來追加到700億元，還在叫嚷短缺。三峽移民80%在萬州，中央曾規劃在那裡建氯鹼化工廠，近20億的資金投入後打了水漂，未見出產品，建了壹大堆職工宿舍，肥了壹些人的口袋。2004年10月18萬州事件就是官員們不把百姓當人引發的。去年溫家寶總理在萬州區為民工熊德明討工資，壹些官員如果能體會到總理親民的苦心，何至於有“萬州暴動”！ 三峽工程移民，官方大談移民“顧全大局”。比如地處壩區宜昌縣樂天溪鎮瓦窯坪村，全村500餘村民要搬遷，全村房產損失300多萬元，三峽工程只賠償了70萬元。 後來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是847億千瓦時，也僅是2002年全國發電量16400億千瓦時的5%左右。2002年全國的水電發電量是2710億千瓦時，也是三峽工程26個機組年發電量847億千瓦時的三倍多。即使以後9年沒有其它新的水電工程竣工，三峽工程的發電量也只是全國水電發電量的1/4弱。三峽電廠的人說，如果漂浮層厚壹米的話，三峽每天發電損失是60萬元。 2004年4月三峽壩區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5月27日恩施暴雨垮壩淹死18人，其中12人為幼兒。9月川渝地區突降特大暴雨，形成了壹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809萬人受災，181人死亡，50人失蹤，三峽船閘停航4日。開縣、達州及千年古鎮磁器口等皆被洪水淹沒；重慶北碚、萬州鐵峰山、宣漢縣天台鄉等發生山體滑坡。其中萬州鐵峰山滑坡3平方公里，壹座500多人居住的場鎮變為廢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 1986年，為緩解冀東地區缺水困境，河北省決定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境內灤河支流青龍河上，修建桃林口水庫，從此，青龍縣8個鄉、36個村、104個自然村的4萬1千名原住民被迫走上了大規模非自願性移民的血淚之途。在壹個典型個案中，依據河北省人民政府制訂的《桃林口水庫移民安置辦法》計算，移民張友仁應得林果補償金55萬3千元，但依據安置地秦皇島市的文件“凡普查卡片登記林果補償金超過1500元的戶，按每戶1500元進行補償”。這壹切下去，張友仁應得款項的99.7%就抹了。據上萬人簽名的唐山移民上書中透露，各級移民辦公室從不公布帳務，移民費被唐山市長等層層剋扣。僅唐山市移民辦正副主任李增榮張兆榮二人，便貪污挪用移民款達1181萬元（見《唐山勞動報》）！桃林口水庫移民上告8年了，不僅公道沒討回來，還屢遭毒打監禁。據“萬人折”舉證：“上訪者李鐵被警察抓到玉田縣火葬場，蒙住眼睛，嘴被插入電棍，手指和肋骨被打折，還被反綁，澆上汽油（實際上是水），推進火化爐，恐嚇道：‘還上訪不上訪？不然使妳家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中國青年報》2004年7月28日報道，建國50年來大型水電工程移民共有1600多萬，其中有1000多萬壹直處於貧困之中。這個殘酷的事實使政府以“水電扶貧”的託辭破產。 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對在1940年代大峽谷水壩中受到影響的印地安人科爾維部族部落，除了壹次性賠償5400萬美元外，每年還付給1500萬美元的電力收入分成。2000年密蘇里河流域基金價值2億美金專門用於幫助印地安部落爭取補償過去在美國聯邦政府建設大壩中蒙受損失的法律援助活動。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洪峰襲擊江西九江市前。朱鎔基曾視察該市，問及防洪準備時，該市壹名副市長信誓旦旦地向朱鎔基保證：九江堤壩，固若金湯。幾天后，九江堤壩決堤，3656名市民葬身魚腹，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結果，就在堤壩的關鍵處，人們發現，工程被偷工減料，應放鋼筋處，竟放了竹筋。原來，在貪官眼裡，防洪大事，不過是兒戲。 98年長江流域洪水泛濫，要是依照水利專家的建議從荊江分洪，就不會造成壹萬八千多人的死亡和高達500多億元的財產損失。 1998年2月20日上午，正在施工中的湖北巴東縣焦家灣大橋突然坍塌，11人當場死亡；2003年3月，主體工程剛完工的廣東信宜市石崗嘴大橋突然坍塌，連裝修都來不及；…… 1999年1月，耗資人民幣4億2,600萬元興建、被譽為亞洲第1、世界第2的浙江寧波大橋，在合攏前因發生橋板斷裂而不得不將將大橋主體拆掉重建。 湖北黃石長江公路大橋竣工僅7年就“重病纏身”，有關部門在投入7000多萬元進行為期18個月的“大修”仍未矯正後，只好決定投資29.4億元再建壹座大橋（《揚子晚報》2006年4月9日）。黃石長江公路大橋開工之時，地質資料不全，施工設計圖未及時提供，“四通壹平”等工作還沒有到位就急著上馬；施工期間，隨意更改設計的現象時有發生；竣工驗收報告上明明寫著“主橋邊跨現澆段結構主拉應力安全儲備偏小，局部出現裂縫”，有關部門仍將其評為優良工程…… 浙江省水利廳對錢塘江江堤工程進行檢查時，發現壹段造價500萬元、按百年壹遇標準設計、為防禦海潮的海塘工程，施工單位竟然用泥沙代替混凝土填塞。 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剋扣1804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360萬元。阜南縣3個鄉鎮的17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20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投資壹點零五億元的合肥市北郊生活垃圾處理項目，由於相關工藝對垃圾分類收集程度要求高，而國內不具備這個條件，引進設備試運行四個月即被棄用。 有網民稱，大連市到今天還在使用日本當年占領東北時期修建的自來水管道。在長春，日本人當年主持修建的建築物至今仍很結實，反倒是壹些近年修建的“豆腐渣工程”，雖然晚蓋了半個世紀，質量還遠遠不如早年的。  為什麼同樣是城市別人可以管理得那麼好，以至於紐約州100多年前的消防管還可以用，地下管道還可以布線纜。德國的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希特勒時代修的，現在還好好的。 中國的高速公路用不了幾年年就壞了。珠海的機場高速，那可能是世界是最牛的“高速”了。修了沒兩年，路基嚴重沉降，以至車開在路上，每幾百米就要剎車減速，然後“咣”地在橋面上彈起。壹條“高速”簡直就是搓板路。 投資760多萬元的江蘇省徐州市濟眾橋改建工程，原定於2004年6月28日舉行剪彩儀式，卻在27日坍塌，連多等壹天都不行。 耗資數十億人民幣、號稱亞洲最大的北京新火車站、北京西站，是這類“豆腐渣”工程的典型，建成後頻頻發生的漏雨滲水、電梯故障、通風不暢、地面凹凸、井蓋翻倒、以及因乘車道狹小陰暗而造成乘客擠傷踩傷，不壹而足。在這些亂象的背後，是該站招標、設計和施工階段中層層賄賂、處處回扣，高達數億工程款的流失。去年11月3日衡陽市壹座才建了5年的8層大樓突然垮塌，還砸死了20位消防人員。 曾當阜陽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王懷忠從阜陽調進省里之前，就與數名婦女不清不楚，為王懷忠生過孩子的女人“至少有三個”。這在阜陽是盡人皆知。王懷忠貪贓枉法問題，帶出了壹大批權力系統的關鍵人物。王“咬”出來的官員已多達160多名，據了解，遠不止這個數字。當中紀委負責王懷忠案的專案組負責人向阜陽市大大小小的官員們宣布，凡與王懷忠問題有牽連的幹部，必須主動交代問題，否則壹旦查出將從重處罰時，整個阜陽市恰似“烏雲籠罩”，大大小小官員們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他們彼此見面的第壹句話就是：中紀委找妳談話沒有？王坦白自己用了450餘萬元買通了江核心的胞妹江澤慧。2004年2月21日，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收受他人人民幣總額為517.1萬元，被立即執行死刑。

　　1989年後，政府投資浪費仍然嚴重。由於物耗高能耗高，每年浪費2000億元；由於不良產品損失，每年浪費2000億元；每年工程倒塌造成的損失達1000億元。中國的發展成本遠高於世界平均發展成本。中國科學院算了壹筆賬，干同壹件事，在世界平均狀況下每花1美元，在中國就要花1.25美元。多出的0.25成本中，生態環境占0.17，結構不合理與管理不善占0.08。 2000年消耗了超過10%的世界能源，卻僅產出3.4%的GDP，而同期美國消耗20%的世界能源產出了35%的GDP。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於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約相當於中國的15倍。中國平均萬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各國平均值的2倍多。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餘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餘倍。 國內重點鋼鐵企業生產每噸鋼所耗能源之比比國際水平高40%，電力行業中火電煤耗比國際水平高30%。2002年的壹組數據表明，中國曆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1%，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5%的比例。 2003年，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GDP）已達30多萬億美元，可中國的GDP和出口總額分別占到了全球的4%和6%，人均GDP為1087美元[世界60億人口人均5000多美元]，而支撐全球4%的GDP卻耗費了全球40%的水泥、35%的鐵礦石、34%的鋼鐵、30%的煤炭、近20%的鋁和銅、13%的電力，以及7.6%的石油[新華社2004年3月4日報導]。產出的經濟總量和投入的資源總量顯然不成正比。中國年進口石油6500萬噸，占中國總消耗量的1／3。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擔心中國長期增長會否導致全球資源不足，“中國會不會餓死全世界”？

　　有人說：“中國經濟發展快，可資源的枯竭，環境的惡化。壹個好好的能源省山西，被糟蹋成什麼樣了，經濟落後，民生雕敝，貪官橫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山西還是模範省份；清代的山西，經濟強；唐代，壹半的宰相出自山西。而現在的山西是貧困省”。 4000年前，黃河流域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西周時，黃土高原擁有森林4.8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3%；及至春秋戰國，硝煙瀰漫，烽火連天，環境遭受巨大的破壞；後來，秦壹統天下，繼續折騰，繼續毀滅生態，大興土木，大伐森林……漢時，人口劇增，統治者的思想又都是崇本抑末，重農貴粟（發展單壹的糧食種植業，砍掉林、牧、副、漁、商），於是為解決吃飯問題和龐大的專制官僚機構、軍隊的供給問題，只好大規模毀林開荒，西漢開荒8億畝，東漢開荒7億畝，至此黃河流域的森林全部毀滅。三國時期，中國人口從東漢時的5648萬，減至767萬，民族差點毀滅，生態也就再所難保；南北朝時，兵燹戰亂頻仍，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生態面臨著威脅；隋時大興土木，唐時開發東南，開荒14億多畝，加上隋唐征戰、五代動亂，後來，又經過宋遼金元爭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國的戰亂破壞，中國人的生態資源被破壞殆盡。 1949年後在北京城建規劃中，建築學家粱思成試圖保護住北京的古都風貌，毛澤東否決了，說：“不，我要站在天安門上滿眼望去全是煙囪，冒著滾滾的濃煙！”於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牆不該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來：“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當時的中宣部官員，現已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何祚庥還建議要拆除故宮，理由是“建築是有階級性的，故宮是封建主義的象徵”。 1949年後，“大躍進”全民煉鋼，又大規模砍伐森林，“文化大革命”時“以糧為綱”、“農業學大寨”，梯田修到山頂上。改革開放之後，由於體制、制度的原因，高消耗、高污染的小企業遍地開花；草場無人維護，過度放牧；開發區大量圈地，壹半以上撂荒…… 青海歷史上曾經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蓋率僅為0.3%；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萬畝，其中灌木林216萬畝，牧草135萬畝，到1980年200萬天然林被毀，僅剩天然林39萬畝。西雙版納的森林覆蓋率由60%已經下降到了30%。全國森林採伐量和消耗量遠遠超過林木生長量。若按目前的消耗水平，絕大多數國營森工企業將面臨無成熟林可采的局面。 草原退化加劇。全國草原退化面積達10億畝，占1/3，並且以每年2萬平方公里的速度發展。由於牧畜過載，牧草產量持續下降。 中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國家之壹。北方地區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過149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15.5%。沙化面積每年擴展2460平方公里，每分鐘就有4.5畝耕地被沙化，年直接經濟損失540億元以上。2004年荒漠化土地已占國土面積的27.2%。新疆共有土地24億畝，荒漠沙漠就占了10億多畝。中國喪失了土地3.9萬平方公里。2004年約有5900萬畝農田、7400萬畝草場、2000多公里鐵路以及許多地方受到沙漠化威脅。 據報道，20世紀50年代發生了沙塵暴5次/年，60年代8次/年，70年代13次/年，80年代14次/年，90年代23次/年，21世紀25次/年。沙塵暴不斷襲擊北京、南京、重慶、甚至台灣；受沙漠化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90年代末沙漠化以每年新增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中國的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約1/3。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壹。建國初期，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16萬平方公里。據1992年衛星遙感測算，中國水土流失面積為179.4萬平方公里，占全國國土面積的18.7%。2000年水土流失面積已占國土總面積約40%，全國水土流失的速度是每年新增1萬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50億噸。中國水土流失特別嚴重的地區主要有：西遼河上游，黃土高原地區，嘉陵江中上游，金沙江下游，橫斷山脈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山地丘陵區。 每年因水土流失，沖走肥土50億噸，相當於全國的耕地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層，造成化肥每年流失4000萬噸，接近全國的化肥產量。黃河經常斷流，泥沙淤積，成為懸河；洪水期間，黃河河水的含沙量達50%。長江的含沙量是黃河的1/3，等於世界三大河流——尼羅河、亞馬遜河、密西西比河年輸沙量的總和。長江已經成為第二條黃河。 石河子屯墾，造成瑪納斯河斷流乾涸；位居內陸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斷流1/4，水量縮減到30年前的1/10。在內蒙，黑河下游也斷流乾涸，東、西居延海隨之死亡；天鵝湖也幹了，不再有天鵝了。 青海湖的水位也不斷降低，看來也難逃羅布泊的命運；近些年來，青海省已經有兩千個湖泊同河流完全乾涸。長江源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之壹，面積達600平方公里的赤布張湖，現已萎縮解體成4個串珠狀湖泊；面積達23.5平方公里的苟魯錯湖，已完全乾涸成壹個干鹽湖。黃河源頭，曾被譽為高原“千湖之縣”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瑪多縣4千多個湖泊中90%已乾涸，如今銳減到3百多個。 1949年以來，中國湖泊減少了500多個，面積縮小約1.86萬平方公里，占現有面積的26.3%，湖泊蓄水量減少513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340億立方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陽湖、滇池等嚴重污染、水量大為縮減，洞庭湖、鄱陽湖的湖面損失了壹大半；羅布泊水域面積曾經為20000平方公里，1972年徹底乾涸了。 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占有量不到2200立方米，在世界153個國家的人均水資源排位中居121位。資料顯示，中國的600多座建制市中，有近400座城市缺水，其中缺水嚴重的城市達130多個，大城市大都缺水。全國城市每年缺水60億立方米，日缺水量超過1600萬立方米。 1995年水利部的檢查表明，中國700餘條河流中水質良好的僅剩32.2%。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嚴重，流經城市的河段90%受到嚴重污染；污染河流1998年已達72%。全國達標排放的城市廢水，至今還不到10%。北方很多城市能夠正常排水的區域只有50%，污水處理率只有40%，有60%的污水隨便流淌。北京就因為壹場“五年壹遇”的豪雨而成了“澤國”，全市多個地區嚴重積水、交通癱瘓，人們甚至可以當街游泳。 中國大陸約有壹半城市地下水污染嚴重。中國由於地下水不合理開採已造成污染和地面沉降。數據顯示，全大陸已經形成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49個，面積達15.8萬平方公里。已有46個城市出現明顯的地面沉降，其中上海、天津、太原等地的沉降量超過兩公尺。勘測表明，目前華北平原深層地下水已形成跨冀、京、津、魯的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有10多萬平方公裡面積的地下水位低於海平面，華北地區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12厘米。地下水超采還誘發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問題。  中國目前有六千萬人的飲水有困難，全國約有7億人口飲用大腸桿菌超標水；有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不安全的水；其中壹億九千萬人喝的水，含超過設定標準的有害物質。中國東部、東北部、北部及西北部平原的六千三百多萬農民，他們的飲水中氟含量超過標準。氟是壹種有毒化學元素。與水污染有關的肝癌和胃癌，已成為農村地區的主要殺手。 2001年的壹場特大洪水，有380億 加侖嚴重受污染的水灌入淮河。在洪水發生前的若干年，淮河沿岸居民的死亡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壹，患癌症的幾率是全省平均水平的兩倍。而且，淮河沿岸農村男孩的身體素 質從來都達不到參軍的要求。淮河水污染造成了眾多的腫瘤村。三面環水的黃孟營村長期處在污染的包圍之中，井水與河水壹樣又黑又臭，全村84%的青壯年常年拉肚子，育齡夫婦中多數人患有不育症，人口呈負增長，新生兒畸形，早夭現象屢見不鮮；在近十年的應徵青年入伍體檢中竟無壹人合格；已有54人分別死於各種消化道和呼吸道癌症，其中有兩戶（8人）成“絕戶”。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是山東中部的壹個普通村莊。80年代後期以來村里每年有十數人死於癌症。2000年，死亡人數17人，其中11人是因為癌症死亡。2001年，9人因癌症死亡。2002年10人因癌症死亡。2003年12人因癌症死亡。2004年14人因癌症死亡。記者和研究人員發現，肖家店村的癌症與遺傳無關，致癌原因是越來越嚴重的環境污染。 肖家店村位於大汶河的下游，距離大汶河和黃河的交匯點不遠。大汶河污水的主要源頭來自上游的壹些縣市。肥城市環保部門對大汶河水的檢測報告顯示，近年來大汶河流域的許多河段水質常年都是污染最嚴重的劣五類，並且其中的亞硝酸鹽都嚴重超標，而這種物質是壹種強烈的致癌物。嚴重的污染，不僅影響到肖家店村，該村附近的馬家窪村、李店村的癌症患者都是越來越多。

　　2004年5月8日《中國經營報》說，因缺水中國每年工農業損失3500億元。據世行九十年代的統計，中國每年洪澇災害的平均損失是100億美元，而旱災的損失是350億美元。 大氣污染嚴重。中國大氣污染屬於煤煙型污染，北方重於南方；中小城市污染勢頭甚於大城市。目前中國能源消耗以煤為主，約占能源消費總量的3/4。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燃煤大國，而且以生煤形式直接燃燒為主，造成大量污染，是第壹大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國，粉塵、氮化物的排放更是世界之最。由於燃煤等帶來的污染，北京、沉陽、西安、上海、廣州5城市名列世界污染最重的城市之列。當乘坐飛機來到沉陽、太原、西安、蘭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個城市都被籠罩在工業粉塵和化學煙霧之中。 當沙塵暴壹次次漫捲大半個中國，酸性粉塵和沙塵已漂到了日本列島、韓國、台澎列島上空；當飛機飛過南海、東海、黃海、渤海上空，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應湛藍的海水幾乎全部變成壹片灰黃。國產黃花魚和國產帶魚，早就由於污染而發生畸變了。科學家們預計，到2025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排放溫室氣體最多的國家。 由於工業污染，中國 1/3的國土上空飄蕩著酸雨。《中國日報》報道，中國環保的力度趕不上經濟發展的速度，使中國酸雨污染問題失控。全國有250個城市降酸雨，每年造成1千1百億人民幣的直接損失，幾乎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3%。 據2001年世界銀行的報告，世界污染最重的20個城市，16個是中國的。全球污染最重的10個城市，中國就占9個。在那裡兒童壹天吸入的廢氣等於吸食兩包香煙據世行估計，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每年奪走30萬中國人的性命。 中國廢渣年產生量已超過5億噸，處理能力趕不上排放量。1988年全國積存量為66億噸，人均6噸廢渣。據統計，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為6000萬噸/年，比10年前增加了壹倍。在380個城市中，至少有2/3的城市處在垃圾包圍之中。僅北京三環、四環路之間就有50米以上的垃圾山4500多座，占地超過7000畝。 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廢舊物資的集散地。先是日本和東南亞的廢、舊服裝大量傾銷中國。後來又是成套的工業淘汰設備在中國成了搶手貨，幾千億的美元交了“學費”。現在，其它國家污染環境的企業大量向中國轉移。 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中國為治理環境污染支出數以千億元，單是淮河就扔下幾百億元。全國城市垃圾年清運量1.49億噸，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僅有壹半；工業危險廢物每年產生1100多萬噸，處置率僅為32%。政府懲治環境污染的工作存在壹些漏洞，壹個漏洞是政府對造成污染企業的罰款，遠遠低於企業投入治理的成本，很多企業寧願交罰款，也不願意治理。另外壹個漏洞是，由於環境監查是階段性的，很多企業在監查期內表現非常好，但是風頭壹過，就又固態復萌。只要媒體不曝光，中央政府沒有發現，能矇混過關就矇混過關。

　　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批判

　　把科學技術等同於生產力是錯的。科學技術只有極少數的壹部分能夠轉變為生產力，即能夠改善資源的利用或滿足人們新的需求的那壹部分；不能取得經濟效益，不能商品化的新發明有成千上萬。可以想象，如果人類忽然忘記了全部科學技術，回到了茹毛飲血的時代，但只要保留著交換，壹切新技術就會重新被發現。相反，如果禁止交換，現有的全部科學技術就會立刻變為壹堆死東西，根本不可能造福於人民，更談不上再去發明什麼新技術。

　　有人以為單憑科學技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就可不斷地改善；用經濟學的術語說，科學技術可以克服稀缺性。什麼是稀缺的，只有通過交換，形成了價格，才能精確地度量。在價格無扭曲的情況下，錢就是度量稀缺程度的指標，節約錢就是節約了稀缺性。壹種新發明是節約了稀缺性還是浪費了稀缺性，要看它是否能賺錢。所以科學技術只有在壹個價格系統的引導下才能豐富社會的物資供應。以為依靠不斷發達的科學技術必定能滿足人類不斷擴大的物質需求，正是忽略了科學技術必須在壹個具有正確價格系統的市場經濟內發生和運行。

　　馬克思認定人是第壹生產力；科技，無論是作為生產工具還是作為勞動對象，都是生產資料。沒有人，沒有掌握使用科學技術產品的能力，沒有錢購買科技產品，科技及其產品就是壹堆垃圾，科技產品的生產能力就無從發揮。相反的是，沒有思想包袱和政治壓力，人的生產幹勁就會沖天，想象力就能馳騁於宇宙、微至電子，科學發現力、技術發明力、產品創造力就能得到極大的發揮。因此，科技及其產品只能是第二和第三生產力。

　　自由世界的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先進的人權制度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凡是人權制度實行早的國家，生產力就發達得早；凡是人權制度實行充分的國家，生產力就雄踞世界前列。

　　鄧貓發現“科技是第壹生產力”最具詐騙性：它能讓真正的第壹生產力——人民個個爭當好貓，勤抓老鼠，吃老鼠尾巴，讓專政權人拿走鼠肉而不在乎——畢竟有鼠尾吃總比吃素強。這貓論的辯證法是：鄧是貓，專政集團是群鼠；專政集團是群貓，人民是群鼠；兩個基本點是貓，壹個中心是肥碩之鼠；壹個中心是貓，科技是鼠。專政是目的，科技是騙具。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之禍

　　1．“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壹個反平均主義的策略性提法，包含壹些明顯的局限：

　　1）忽略了經濟領域的基本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只有遵循機會平等、按貢獻分配等公正的原則，才能達到壹種經濟上較高的“效率”的目標和狀態，才能取得真正的效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成員生存與發展機會的起點應是平等的，機會實現過程應是平等的，同時應當承認並尊重社會成員在發展潛力方面的“自然”差異。機會平等的準則為社會成員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激發了現代社會的活力。按照貢獻進行分配，是把個人對社會的具體貢獻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緊密地結合在壹起。這有利於調動每個社會成員的積極性。顯然，只有堅持公正的機會平等和按貢獻分配的規則，才能從根本上摒棄平均主義的弊端、激發社會的活力，從而獲得真正的效率。

　　2）將這壹提法泛化並覆蓋非經濟領域，更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屬於壹種短期化行為。這壹提法在某個特殊時期對經濟領域起過壹定積極作用，對於非經濟領域而言，其負面作用則是巨大的。在這種提法的影響下，“創收”或亂收費在許多非經濟領域極為流行。

　　3）這壹提法忽略了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顯然是把經濟放到了第壹的位置，忽視社會的全面發展。社會中的任何壹個層面或環節如若脫離其它層面或環節的有效支持就無法存在與發展。因此，不存在單方面突進、單方面長足發展的可能性。對於GDP增長率的片面追求曾是壹些轉型國家的“共發症”，謂之“GDP崇拜”。

　　GDP代表經濟增長，但不是全面發展。它反映不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是否協調、城市與農村是否協調，反映不出壹個經濟體內的貧富差距，反映不出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也反映不出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GDP並不等於經濟上的好處。GDP並沒有定義成度量財富或福利的指標，而只是用來衡量那些易於度量的經濟活動的營業額。例如，用於軍火生產的GDP並不能給人們帶來福利；引起污染的生產也帶來GDP，但污染給人們帶來的禍害也許遠遠大於產品帶來的福利。GDP也沒有包括閒暇。

　　李昌平說：“貴州畢節地區的壹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約值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里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如果妳到礦上看到那些礦工，妳的第壹感覺是礦工和牲口沒多大的差別。那個地方的人均GDP超過了10000元，但他們的人均純收入不到700元。這是什麼GDP？是垃圾GDP。開發了資源，資本家得到了財富，當地的人民分享了什麼呢？不僅沒有收益，而且還受害，房屋倒塌了，儲藏紅薯的地窖掉下去幾十米，還有水庫的水漏掉了，等等……”

　　4）這壹提法忽略了作為全社會代表者——政府對於社會成員應盡的責任。我國作為壹個社會主義國家，且整體經濟水平還很低，可分配資源有限，過分突出效率，而把人的平等放在壹個次要位置上是不合適的。這不僅與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目標相矛盾，甚至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經濟與社會成本。近些年來很多矛盾和問題的出現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5）這壹提法顛倒了目的與手段的關係。中國以經濟為中心，倡導效率優先，這種價值取向引導人們以經濟效益為惟壹目標，把利益放在了第壹的位置，這必然導致唯利是圖，全社會流行拜金主義，人會被貶低成工具。窮人的生命最易被當做工具，甚至以必要代價的名義有組織地剝奪生命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對生命尊嚴的集體冷漠，會摧毀壹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如果每個人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那麼，全社會對生命尊嚴的漠視最終也會將災難“分配”到每壹個漠視者的頭上。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將經濟效益放到了壹個絕對化的位置，它沒有看到發展應是以人為本位的發展。以人為本位的發展應當表現為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每個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保證、基本需求應得以滿足、生活水準應不斷的提高。如果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成員壹方，那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為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無發展的增長”。因此，將目的和手段的關係顛倒，便會使發展走形，無法滿足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

　　2．危害

　　1）延誤了中國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的形成。有人說：效率屬於生產力範疇，公平屬於生產關係範疇；在生產力落後的條件下，為大力發展生產力，應優先考慮效率，其次考慮公平。“公平”能兼顧就兼顧，兼顧不到也就算了，結果是“野蠻拆遷”竟成了壹個全國性的問題。河北的壹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妳們只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妳們兩個嘴巴，沒打妳們壹槍，妳們就認便宜吧！”效率高雖然是壹件值得誇耀的事，但如果普通市民不能從“高效率”中分享益處，反而因此導致生活水平下降乃至變成“流浪者”，那麼這種“高效率”對我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壹些國家生產力落後的原因是綜合的，但有壹點是共同的，就是普遍缺乏壹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在這些生產力落後的國家，專制的東西多，如等級、特權、腐敗等等。正是這些不公平的因素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這些國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建立公平有效的競爭體制至關重要，應優先考慮之。

　　2）這壹提法有利於“強者”，而不利於弱者，因而無助於社會不公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加重社會不公的現象。籠統地將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不僅在邏輯上存在矛盾，也很容易給人們以錯誤觀念：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抑或只有不公平，才有效率。這恐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最嚴重的缺陷。

　　在這壹分配原則中，“效率”是作為與“公平”對應的概念提出的，當簡單地把分配結果的均等視為“公平”時，也容易使人們簡單地把“效率”的實現等同於“拉開收入差距”。

　　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近些年下崗職工實際累計近5000萬人。中央黨校周天勇推算2004年失業率達 18.1%；美國蘭德公司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報告顯示中國顯性和隱性失業人口達總勞動力的23%，將近1.7億人。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城市貧困問題凸現出來。

　　很多人提“發展才是硬道理”，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可以解決壹切，帶來壹切。他們信奉“經濟就是命運”，把發展看成是高於壹切的本原。他們把當前種種社會不公現象歸結為經濟不發達。“物質豐富了，餡餅做大了，人民生活水平就會提高，就自然有了公平”。這看似有道理，純粹是想當然。它不符合歷史，歷史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在2004 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03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2003年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總和。我國現已有資產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24萬多人，總資產達8萬億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國不到萬分之二人口擁有的資產相當於全國國有企業或全體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約80%。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財富正以迅猛異常的速度向極少數人群聚集。

　　2003年9月21日宜昌市地質勘探大隊基礎工程公司下崗職工劉建平在公司居民樓內縱火自焚，造成居民樓內多人死傷。

　　家住北京海淀的劉先生年過半百，下崗數年壹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無錢治病。他於是不顧街坊的勸阻跑到大街上乞討叫賣。“誰給我5000元，我就當人眾砍下自己壹節手指頭，連皮帶骨頭吞下。”如此殘忍的方式顯然出於無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按原人均年收入625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3000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2美分！是美國標準的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16895美元(14萬元人民幣)，人均4224美元(約合35059元人民幣，月均2922元)；2003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637元、月均53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1/55。2004年7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每人每月約500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者（每人每月約250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貧困人口有7億，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美元的最貧困人口也有2.5億人，遠不是2900萬人。中國社會為什麼有這麼壹大批弱勢群體？因為中國是壹個“官權”遠遠大於“民權”的國家，是壹個不知人權的國家。

　　中共每年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5,000億元人民幣以上，按中國的貧困標準，這筆錢足可讓3000萬貧困人口脫貧128年！貧困縣的壹般公務員的月收入只有700元（年收入8400元）也是貧困線的十幾倍。廣東省壹個縣的公務員月收入為5000元左右，浙江省的壹個縣則達6000元左右。這兩個縣的鄉鎮幹部月收入還要再多二千元，年收入達10萬元左右。廣東佛山鄉鎮幹部年收入不低於15萬元、高達30萬元。公務員的收入還不包括公車消費、公款吃喝玩樂旅遊出國及其它福利。國企領導實行年薪制，每年幾十至幾百萬元。

　　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線找出了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線之間的面積為A，實際收入分配曲線右下方的面積為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即G=A/（A+B）。這個數值被稱為基尼係數或稱洛倫茨係數。如果A為零，基尼係數為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為零則係數為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目前公認的基尼係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在0.3以下為“好”，0.3—0.4之間為“正常”，超過0.4為“警戒”。壹旦基尼係數超過0.6，表明該國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

　　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中國1978年為0.18。1988年為0.382；自上個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每年以0.1個百分點的速度提高。1999年為0.457，2000年為0.458，2001年為0.459，2002年為0.460。現基尼係數已達0.526－0.561，大大超出了世界公認的國際警界線。世界銀行1984年在壹研究報告中提醒我國改革中壹定要注意收入分配公平問題，1997年則提出“嚴厲警告”，到了2003年則發出了“最嚴重的警告”。我國在改革開放的短短25年裡，收入差距急劇擴大的速率，為世界之最。隨著中國社會基尼係數的進壹步增長，中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壹旦如火山般爆發，能量將無法預計。各國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不公平的增長則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盪。

　　四川漢源縣修水電站徵用的土地是每畝2萬元，可農民基本上沒得到任何補償。縣城的居民搬到新址後要自己再出壹半的錢，才能買回壹套與搬遷前相同的住房。對不願搬遷的群眾，當局動用公安、武警進行逮捕、驅散。由於官商勾結，不法官員將肥沃良田說成不毛之地，用14年前的賠償標準對老百姓進行安置，而補助款則落入了官員手中，民眾聯名集資上訪也沒結果。2004年10月10月27日晚，漢源縣五、六萬名農民，衝破警戒線，到大渡河瀑布溝電站靜坐，阻止大壩截流。壹名30來歲的男村民被武警用磚頭打死，數人受傷。隨後，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舉行近十萬人遊行示威，抬著屍體衝擊縣政府大樓，當局急調萬名武警馳援。有20名農民被打死，40多人受傷。

　　2004年10月初，三岔灣全體3600多村民及周邊村莊15000多村民發表“致胡錦濤主席的緊急呼籲書”稱：10月4日凌晨3點，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包圍該市榆陽區三岔灣村，逮捕了30多名抵抗政府非法徵地的該村村民，其中23名為婦女。在抓捕與反抓捕的過程中，警察開槍，受傷的農民50多人，其中重傷27人。此次行動的指揮者為榆林市市長王登記、市公安局長楊勇。

　　河南鄭州七月亦發生同樣的暴力徵地事件，當地政府出動六百多防暴警察包圍該市師家河村，用催淚彈、霰彈槍、電棒等圍捕抵制徵地的農民領袖，三十多人中彈受傷。

　　連封建皇帝都不敢幹的惡行，中國官僚們都敢干。圈地，圈錢，窮人失地又失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的社會衝突已達到公眾忍耐的底線。中國新的階級對立已經產生，我們所居住的大地，越來越像是壹座火山。

　　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慶萬州民工余繼奎因不慎弄髒路人曾慶容的衣服，被曾的丈夫胡權宗用扁擔打斷腿部。胡自稱自己是公務員，出了什麼事花錢可以擺平。事件由此引發眾怒，數萬人圍堵政府，當局最後派出上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裝進行鎮壓，聚集的民眾則用磚頭木塊還擊，並焚燒多輛警車及消防車，雙方激烈衝突，至少有40人被捕。

　　原本12萬元壹畝的土地，到農民手裡只剩2萬元。2004年12月13日至18日雲南昆明官渡園地區關上鎮和甸營村的5、6百村民因失去土地上街遊行，當局出動警察、黑社會鎮壓農民，黑社會流氓用釘了釘子的棍棒，當場打傷3位農民。農民毫不畏懼，高呼口號“打倒共產黨、打倒貪官”奮力反抗，奪下流氓手中的棍棒。當局又出動軍隊驅散農民。

　　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來源於社會的不平等：濫用權力、貪污腐化、巧取豪奪、嚴酷的剝削壓迫、社會財富向極少數群體集中，造成了兩極分化。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同時也是社會權利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心理不平衡，自然導致社會矛盾深化，引起社會動盪。暴力革命都是因為社會的不平等造成的。

　　社會的不平等如果趨於最小，社會就不會發生政治動亂，更不會發生暴力革命之類的事情。社會財富占有的構成呈橄欖球形狀看來是最合理的形式，西方國家是這樣的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對中國社會十個階層的劃分，在人們面前展示的中國社會結構呈金字塔形狀，極少數富有階層高高站立在頂尖，而絕大多數貧民處於最底層。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近2億人，占城鎮總人口的45%，非常不滿意者約3200—3600萬人，占城鎮總人口的7%—8%，極不滿意者達12%。這還是對4億城市人口的調查，如果對農村人口調查，中國人對自己生活不滿意的人口比例會更高。

　　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憎恨，首先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引起的。如果心理不平衡的是極少數人，那屬於正場☆態；如果造成大多數人心理不平衡，自然就會形成社會矛盾，並且這種矛盾無法調和。解決的唯壹辦法就是讓多數心理不平衡的人心理平衡，而多數人心理的平衡需要社會財富、政治權利等的平衡。做到這壹點，事情也就解決了。

　　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錯誤引導下，讓壹部分人不公平的先富起來已造成巨大的社會問題。有多少地方GDP長壹寸，各種事故就多壹尺，犯罪率長壹丈。正如鄧小平所說：“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54頁）？

　　在過去壹段時期里，政府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和‘使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這種不公平。現在到了必須反思我們增長模式的時候了。否則，階級分化只會進壹步加劇，甚至有可能導致妳死我活的鬥爭。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社會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實現長治久安無異於緣木求魚。

　　3）“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實際上是在強化壹種高強度的經濟取向，而不是強化壹種規則意識，因此，它所助長的是壹種畸形的社會。公平擺在了第二位，自己的效率[即利益]無形中就放在第壹位，這必然會導致壹切向錢看，目光短淺，行為短期化。

　　如果司機把效率放在第壹位，他必然超載快跑，導致交通事故頻繁發生，超載車難剎、船易沉，中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壹。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指出，2002年平均每天有680人死於交通事故。中國政府統計的公路交通死亡數字低於實際情況；中國有著世界上最高的交通死亡率，而且死亡數字還在迅速上升。

　　如果企業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就會拼命的降低成本，會導致勞動條件惡化、事故頻繁發生：“中國五金城”永康市上萬台衝壓設備沒有安裝防護裝置，每年有近千名工人的手指和手被機器軋斷，成為“斷手之城”；而且會導致工資增長緩慢、勞動者陷入相對貧困化；會導致商品質次價高，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還會導致企業污染治理不力、生存環境惡化、癌症村痴呆村不斷地出現。

　　最近幾年，見諸報端的各類生產事故層出不窮，其中以煤礦爆炸事故最為頻繁。不論是官企老闆，還是民企老闆，都以“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驅趕礦工下井，以榨取最大限量的“剩餘價值”，導致災難連連，人命賤賤。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縣義興寨金礦發生爆炸，次日繁峙縣政府作出的調查結論是：事發當時有40人在井下作業，2死4傷，另外34人安全轉移。壹個月後經礦工和記者揭露真相大白：此次礦難死亡人數為46人，數十具遇難礦工的屍體被礦方拋棄於二三十里外的荒郊野外和焚屍滅跡。繁峙礦難也因礦主的殘忍和政府的麻木而震驚世界。”

　　2003年全球煤炭產量約50億噸，全球事故死亡總數約8000人。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高達6702人，平均每天至少有14名礦工死去。中國的煤炭產量約占全球的35%,中國煤礦死亡人數約占全世界總量的84%。2003年中國煤礦平均每人每年產煤321噸，全員效率僅為美國的2.2%、南非的8.1%；百萬噸死亡率則是美國的100倍、南非的30倍。重慶市去年產煤2430萬噸，死亡466人，死亡人數占了全國的6.7%。重慶市因煤礦死亡的人數是全國死亡人數的4.7倍，為全世界的11倍，是南非的140倍，是美國的500倍。

　　2004年10月20日的河南新密市大平煤礦爆炸，截至11月11日，救援人員已發現了147位礦工遺體，還有壹失蹤者沒找到。同壹天，河北武安市德盛煤礦發生特大透水事故，負責人惡意瞞報，當班下井的63名礦工中，除24人逃出外，另有10名礦工獲救，仍有29名礦工下落不明。10月30日，遼寧省撫順市礦業集團西露天礦發生毒氣泄漏，造成15人死亡。11月5日，山西省石崖灣礦難，16名礦工死亡；11月11日，河南魯山縣礦難，33名礦工死亡；11月13日，四川宏盛礦難，19名礦工死亡；11月20日，河北沙河礦難，68名礦工死亡；12月1日，貴州盤縣礦難，16名礦工死亡。

　　陝西銅川陳家山“11．28”礦難的遇難者人數達166人。據了解，礦工們多生產，獎金就發得多，年底能領到上千元，而礦領導可能拿到25萬到40萬元不等的獎金。11月22日，陳家山礦井發現有著火現象，但礦領導不停止生產，而是壹面採取灌漿方法滅火，壹面換了個工作面繼續生產。11月23日，火越燒越大，從外面就能聞到濃煙，壹些工人提出不下井生產，礦上威脅說誰不下井就扣誰的全年獎金和當月工資，工人只好再次下井生產。可以這樣說，這些工人是被某些只追求產值麻木不仁的礦領導推向死路的。

　　早在2000年11月15日，這裡就發生了壹起事故，死亡9人，被隱瞞沒有上報，煤礦零星死人已經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2001年4月6日，陳家山煤礦發生了瓦斯爆炸，導致38名礦工死亡。當時，陳家山煤礦代理礦長宋戰宏被給予行政撤職、留黨察看壹年處分；陳家山煤礦黨委書記南民生被給予撤銷黨委書記處分。過了不到半年，宋就到另壹個煤礦當礦長去了。礦工們說，正是處理過輕，才造成領導不負責任，不把礦工的生命當回事。

　　這次遇難礦工的賠償標準初步定為4.464萬元人民幣。此標準略低於河北沙河五家鐵礦礦難68名死亡礦工的賠償金4.8萬元。礦工們用166條生命書寫對專制制度的控訴，用166條生命譜寫中國工人的悲歌。礦工的悲慘景象並沒有促使當局從制度入手改革，當局還在自詡“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繼續用謊言欺騙人民。當局把“生存權”放在第壹位，礦工的“生存權”在哪裡？權力和資本浸透工人們的血汗，累累白骨向何處伸冤。

　　英國1960年代發生了壹次礦難，有5人在事故中遇難，英國法庭根據法律判處該礦主必須在壹次付給死難礦工賠償金之後，為了讓礦主永遠記住這壹血的教訓，裁定礦主每壹年礦難這壹天必須拿出壹定數量的慰問金去慰問每壹位遇難礦工家屬，三十年不變。

　　20世紀80年代，韓國聖水橋垮塌，漢城市乃至政府副總理壹級的高官立即遭逮捕，這壹事件曾震動世界。他國為什麼要如此重判？因為他們認為生命安全最重要。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個人只有壹次。如果每壹位礦長都把礦工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還會出現明知有瓦斯危險還叫礦工下井的事嗎？什麼叫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生命為本。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好，活得更有價值更有尊嚴！

　　幾千年前孔子在房子失火時，首先問人受傷了沒有，這是壹種對人生命尊嚴的關懷。

　　五代十國末年，南漢亡國之君劉宮室以玳瑁珠翠裝飾。他募集了二千人，要他們入深海採珠，辦法是用石頭系足沉下去，用繩索系腰拖回來，“溺死者眾”。後來宋太祖遣潘美率師滅南漢，南漢宮室焚毀，潘美找到劫餘的珠寶，攜回京師獻上御前，“且言採珠危苦之狀”。宋太祖壹聽，馬上下令解散採珠隊伍，“禁民不得以採珠為業”。這不是新中國式重要指示，只是舊中國君主壹顆不忍人之心（《續資治通鑑》卷七）。

　　如果政府把效率放在第壹位，它必然會好大喜功、忽視公平，好高務遠，搞什麼“大躍進”、“洋躍進”、“聖人出”工程，蓋了樓又炸樓，勞民傷財，草棺人命，會出現大量的豆腐渣工程，會出現大量的政績工程，餓死幾千萬人，執法不公，禍國殃民。

　　2004年4月23日東莞興昂鞋廠數千名工人因為抗議資方的欠薪而發生罷工騷亂，壹些人破壞財產，累計造成工廠直接損失153534元。10月22日，東莞法院對為首的5名工人分別處於兩年至三年半的徒刑。年紀最小的是壹位不足16歲的女孩，五位工人為資方的15萬元損失，需要付出累計14年半的徒刑。微薄的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肆意拖欠和剋扣的工資是引發騷亂的原因，如果工人們應該為他們的憤怒付出代價的話，難道資方就不應該為它拖欠累計上百萬的工資欠薪而受到懲罰嗎？購買該台商產品的美國耐克、瑞跑等鞋業公司獲悉後，致信給中國官方，要求對這些工人從輕發落。2004年底這十名工人有三人被無條件釋放，另外七人被減刑至九個月，緩期壹年執行。

　　2004年6月10日中午，衡陽市殘疾人羅賢漢衝進珠暉區政府，來到副區長鄒傳雲的辦公室，將汽油潑灑在鄒和自己身上，然後點火焚燒。二人先後從二樓跳下，都燒成重傷，搶救無效先後死亡。37歲的羅賢漢因腿部殘疾，壹直未婚，平時靠開三輪車載客為生。衡陽市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130元，羅每月領不到130元，而且僅領了1年。羅先後被扣過4輛摩托車。他到珠暉區政府要求歸還，但鄒說：要車，自己到廢品站找去。此外羅還欠著他人的飯錢和房租。羅賢漢面對壹次次的粗暴管理，終於爆發出心底埋藏已久的絕望能量。

　　如果社會把效率放在第壹位，那麼人人都拼命發財，金錢崇拜、人慾橫流、假貨泛濫，坑蒙拐騙、貪盜搶殺就會越來越多；把“升官、發財”等效率目標看的比生命還重要，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違背了平等博愛的人權原則，不可能做到以人為本。

　　2004年張秋兵因向老闆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便縱火燒死老闆壹家6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滅門慘案。同年7月21日，四川樂山市發生壹起爆炸案，擁有億元財產的縣政協副主席、四川明達集團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葛明君[因缺乏愛心欺負農民]被炸身亡。

　　在壹個物化的社會，人不是社會的主宰，金錢才是壹切。在拜物的社會裡，道德底線可以被突破，法律規則可以被踩在腳下。2004年阜陽劣質奶粉害死12名嬰兒，229名嬰兒畸形。當我們每天睜開眼睛，必須以懷疑的心態面對擺在我們面前食品的時候，壹些關於發展的討論都變得毫無意義了。壹個連生存問題都無法解決的社會，是不會有發展前途的。凡“至親第壹”、“經濟第壹”，搞兼顧公平、正義第二的國家必然是野蠻國家。

　　所以，當我們的壹些決策者還在嘖嘖稱讚發展速度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高度的警惕。因為這樣的執政者只會給我們帶來災難。個別政府官員非常喜歡用“犧牲壹代人來發展經濟”的口號，在這些官員的心目中，並非沒有人的觀念，但是，他們把當代人當作客體，當作發展中可以犧牲的對象，而把未來人作為執政的目標。這是壹種虛偽的政績觀。他們只是打著犧牲當代人的福利發展經濟的幌子，為自己的仕途添磚加瓦。我們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將這樣的政府官員徹底趕下台，讓那些真正為老百姓謀福利的人上台。

　　3．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及結果公平，前二者又可稱為機制公平；起點公平指的是起始狀態同壹。過程公平指的是競爭規則的公平。

　　1）機制公平和效率是正相關的，公平是效率的基礎。效率和公平不是壹對矛盾，只有公平才能有效率。從壹般意義上講，公平體現為壹種競爭規則的公正。公正的規則只會促進競爭的有效性。比如按到來的先後排隊買票既公平也有效率，日常的經驗證明排隊既可省去擁擠、插隊的糾分、財務的丟失，而且賣票的進程也加快了。體育競賽的規則合理，運動員就會心情舒暢，競爭也會有效率。可見，越公平效率越高。但由於各人的實際能力和稟賦不同，機制公平並不導致結果均等。相反，結果太平均說明機制不公平。

　　如果規則不合理、沒有體現公平的精神或沒有規則，競爭肯定是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不公平、假公平將造成效率低、貧困、經濟崩潰、社會混亂、政府垮台、戰亂。不公平帶來反對、反抗，必將降低生產效率。效率與非公平才是對立的兩個方面。不公平產生效率，純粹胡扯。農民進城務工的工資普遍偏低、又被拖欠，這種不公平只會降低效率。許多低收入者貧困，沒錢買東西，必然造成商品賣不動，抑制生產，怎麼會生產發展、提高效率呢？

　　2）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公平是人權，是做人的起碼底線！公平是壹個社會發展的底線，是終極價值和理想類型，是不能視之為“偏房”的，是不能以“兼顧”而論之的。

　　羅爾斯認為在功利與正義之間，正義具有優先性。正義首先是自由的權利的平等性和不可侵犯性，作為人類活動的第壹價值，真理和正義是不可能作出妥協的。他說，效率驅動的是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公平驅動的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它追求的是人的權利和人的全面發展。在壹個家庭中，只有當所有的家庭成員都處在滿意狀態時，這個家庭才是和諧幸福的；同樣，在壹個社會中，只有當所有的成員都享有充分的權利和平等的自由時，這個社會才是正義的。穩定、發展、效率都不能擺在社會的首位，擺在首位只能是人權、正義和平等的自由。美國開國元勛麥迪遜總統說，“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會的目的”。

　　每壹種的公平的制度，在實行過程中都將受到人性“惡”（自私自利）的攻擊，使其公平性遭到破壞和改變，致使生產效率下降。不能簡單地認為哪種制度是公平的還是不公平的。所謂的公平的制度是相對的暫時的，不存在長久永恆的公平制度；人們為了克服不公平，提高社會生產率，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設計實行“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因此追求公平是壹個永恆的歷史過程。所以，中國應確立“以公平為目標，以效率為手段”的新原則。

　　城裡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80%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種福利優惠的城裡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能夠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1952年至1978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製造的“剪刀差”累計7140億人民幣，整個60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GNP之和。

　　從1978年至1991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13000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22%！也就是說，1/5的城市貴族每年從4/5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22%的勞動成果。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80%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65%降到1985年的42%，至今已降到37%。也就是說，只占20%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63%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年至1998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0.24元增加到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1.33元增加到2161.98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25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9.9%，後者比前者高出6.6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37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146元，是城市居民的近4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2000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8.4%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壹塊除開，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

　　壹個農民壹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壹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國家徵用1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70%，怎麼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2003年3月1號出台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壹直沒有調整過，20多年過去了，土地占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壹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麼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裡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裡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她所在的生產隊200多人，大饑荒餓死了100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壹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里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裡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壹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6兩換壹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裡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裡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裡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壹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壹個城鎮人的1/29。

　　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醫學部外籍院士巴德2003年報告說，中國衛生分配極不合理，農村分配不到政府的衛生投資。據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中國衛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數第4。衛生部副部長朱慶生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至今，中國農村有壹半的農民因經濟原因看不起病。我國中西部農民因看不起病，死於家中的比例高達60%-80%（據2004年11月6日《新京報》報道）。

　　《中國統計年鑑》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鑑2004年》記載，2003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622.2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2236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壹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壹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80%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里；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12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壹方土坐地淨賺8元多。

　　城裡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20000元、30000元不等。壹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壹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壹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壹個農村居民侵害了壹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壹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壹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壹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道：2004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餘年，應為城裡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餘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壹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壹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壹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500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壹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3．中國政府壹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徒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壹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麼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徒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徒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徒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徒的自由”。

　　1975年在四屆人大第壹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公民的這壹基本權利剝奪了，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徒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壹張花了壹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壹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證件繼續得辦。壹張暫住證300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壹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1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壹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壹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係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麼警察就可以“依法”壹天也不讓妳住！

　　壹位民工說：“1998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壹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80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240元錢。三年後要女兒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20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景，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製衣廠打工。因為在凌晨２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壹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壹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壹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裡面的５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壹頓後，每人罰款500元。

　　城市警察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警察、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志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志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志剛”。《南方周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壹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壹國領土內的每壹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徒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度尼西亞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壹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麼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壹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壹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警察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髮廊，男的賣給壹些工地老闆做奴隸，壹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警察把他們抬上車到廣西、湖南壹帶拋棄。廣東壹省2000年就強制收容58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壹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志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700元，從該所人員手裡買走了8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壹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道：《湖南壹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10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12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壹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A、B、C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日以下每人收取1000元、800元、700元不等管理費，10日以上則按每人1400元、1200元、900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里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320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警察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壹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僱工們的輪姦。

　　《中國青年報》報道：1999年26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壹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議，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壹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與數十名男人同處壹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裡的壹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姦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壹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麼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壹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裡。在那裡，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鬨下，又分別強姦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 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裡，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姦，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500 元。

　　2001年4月9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壹輛中巴起火，車上25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年1月24日晚，5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壹個接壹個地掉下來。這5名外來工除1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餘4人被摔死。2004年4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警察驅出京城。壹位曾被遣返4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霉，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壹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壹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壹直受到壓制和歧視。妳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壹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壹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麼？壹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壹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1982年5月12日發布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2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沉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妳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壹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壹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壹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1997年10月27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壹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干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髒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壹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徒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壹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壹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徒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麼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壹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壹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麼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壹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壹個在城裡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18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裡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壹萬個農民也頂不了壹個城裡人！

　　2003年12月《人民日報》報道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323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10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29.3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1500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壹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毛里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壹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壹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平，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7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2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徵，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壹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中國權貴以農民素質低劣為由拒絕農民的選舉權。1983年中國選舉法規定，農民選舉壹個人大代表的人口數是城裡人的8倍，也就是1個農民=0.125個城裡人，1995年修改選舉法使1個農民=0.25個城裡人[1783年1個美國黑人=0.6個白人]。“壹人壹票”是世界公認的政治文明的底線。中國農民名義上在全國人大里代表總名額里占8%，實際比例不超過1%。

　　2003屆政協委員共2238名，農業界委員68名，占政協委員總數的3%。在這68名委員中，真正的農民委員只有來自安徽省的壹名”（春曉：《為何“九億農民，壹個委員》）。

　　縣裡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壹個城裡人的代表權。就是壹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幾個純農民也是幹部提名的。這個代表制度是窮人長期受窮的制度根源！

　　缺少壹個反映農民利益的政治結構，是許多損害農民利益進而損害全社會利益的政策輕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對壹個利益集團的損害，最終會導致對整個社會的損害。

　　1963年8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年版第八卷 ）中說：“美國黑人共壹千九百餘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壹。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壹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壹到二分之壹……”

　　把這段文章里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麼的貼切！惟壹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裡人的1/5，比50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壹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壹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於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妳這輩子就沉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壹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里所占的份額僅占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1:3（即25:75）；財富擁有比例是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1/72，用百分比為1.388% 。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壹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1988年、1995年、2002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數據，發掘出了壹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正對待的倒霉蛋！整個壹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5000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300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9億中國農民2年的純收入。2003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5萬元，而2003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2000元出頭，相差了近25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壹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50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里，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幹帶給農民的好處壹點壹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壹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壹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麼收穫，反而欠國家壹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餵了壹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壹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壹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壹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裡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壹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台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壹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8 個婦女住壹間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闆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嘆：“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壹建築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8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症狀。內江民工尹世詳壹邊輸液壹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布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飢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平，至少還需15-20年時間……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壹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裡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種壹畝小麥要虧損8美元的水平，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稀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沉清海寫給縣長的壹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壹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1080元。這三畝地壹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壹個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麼”。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壹文中說：1997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費為102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壹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7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1308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60%，即382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平是貧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壹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壹筆帳：壹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壹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裡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質量，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壹名囚犯，偌大壹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壹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壹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壹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壹個農民的10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壹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數字18.8%、2.44億的壹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 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 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壹黨專制的全局性危機。

　　《中國青年報》2003年11月21日報道：中國每年大約有28.7萬人自殺，其中80%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15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27.2人，而城裡人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中有9.4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裡人的自殺率的3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壹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56%。……中國農民，在壹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妳在隔離了自己3/4的人民的時候，妳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3/4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3/4的智慧、泯滅了中國3/4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13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壹首民謠說透了今天中國現狀：“民脂民膏胡緊掏？三個代表無幫國。人民尚未溫加飽，反腐方知無官正。夜夜笙歌里藏春，苦幹實幹是裸干。曾曾假假九常委，早就料到是黃局。”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穫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麼？春耕夏種，秋收冬閒，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壹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裡，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裡，“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麼？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壹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壹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 “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壹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壹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壹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睾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1991年河南省嵩縣石坡村王次鈕的兒子姚國強在當地金礦打工，礦主白華山懷疑姚偷竊黃金，夥同4名警察動用酷刑將姚活活打死。事件發生後，屍體停放20多天，縣政府、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均不立案處理，政法委書記居然喝斥告狀的家屬“滾出去”。王次鈕求告無門，竟親手割下兒子的頭顱到北京“告御狀”。後來兇犯雖被判刑，由於他們用錢活動，不久又放了出來。王次鈕不服，從此成常年上訪。13年來，她無數次去北京、鄭州、洛陽告狀，傾盡了家產，死了丈夫，屢遭迫害。現在她是洛陽地區重點監視防範對象。

　　洛陽市新安縣西鄉後溝村，村霸李洪貴打死6人，誘姦、強姦幼女、少女和成年婦女98人，打殘12人。在那個村子，凡有點姿色的，都被他姦污過。李強姦了郭秀秀後說：“我什麼時候來，妳都得好好伺候我。”郭秀秀說：“我要告妳！”李洪貴大笑說：“法律是網，是網就有洞，是洞就能鑽。我鑽就沒事，妳鑽就脫皮！” 李洪貴的兒子在縣裡當官，鄉里的大官小官都是他的親戚。有50多名村民上告過，從鄉里告到省里，都沒用。

　　河南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農民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十五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姦！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派出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評為優秀共產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雲南信息報報道，2002年9月4日，王樹紅到丘北縣城打油買菜，被禁毒大隊副教導員劉自春拽進了丘北縣公安局。他被污衊為“嫖娼殺人犯”，被打斷了胸椎和腰椎，在被關押295天后，真兇終於落網，但他已成了壹個幾乎完全喪失腰功能的傷殘人，落七級傷殘，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扛起家裡的生活重擔了。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象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象不到的貧困、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警察派出所活活打死；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徵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賬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賬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壹傷；臨泉縣王營村黨員王俊彬等人向上級組織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50到100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20元的伙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壹次規定三十下。壹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壹片。

　　1995年11月4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沉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沉可理持槍徵收提留款，當場槍殺1人、槍傷2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沉寨村採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台：下不為例。2004年5月27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警察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徵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泄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党家莊鎮反腐敗的下場，壹是要坐牢、二是被傷、三是喪命。該鎮殷家林村周長清代表農民上訪而數人坐牢；西村張廷夫代表村民反腐敗保護耕地在家遭到殺手傷害。魏家莊村村民支化成，2002年受本村委託組織查賬小組，查出近四百萬元的問題。他依法使非法選舉不能進行。該村書記商學吉指示其親信到支化成家公開要挾。2003年2月15日，農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全家四口被殺。血案發生後，至今無人問管。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

　　2000年1月，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為堅持清理村里1997—1999年的財務賬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能歸案。

　　新華網2004年6月30日報道：“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13個鄉鎮的230戶被毆打[75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徵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壹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2004年7月30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陝西某地幹部催糧，農民無錢交納，服毒求解脫。被救活過來後，那個幹部不僅沒有壹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妳說沒有錢，怎麼有錢買農藥自殺？”

　　湖北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牆拆掉，把農民家裡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4版）。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飢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里，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摩托的徵稅隊的到來。

　　2001年10月26日，山西省晉中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胡文海持槍殺死14人，使3人重傷。兇殺案起因於他代表該村121名村民舉報該村幹部的貪污受賄行為。村書記曾幕後使人對胡文海行兇，企圖殺人滅口。政府部門對他們的舉報壹直置之不理，使胡異常失望。他最後選擇了極端做法。胡文海在最後陳述中說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裡的小煤礦上交的400餘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言……。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勾結欺壓老百姓……。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中共建立了有史以來最龐大的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壹套與國家機構相重迭的黨組織系統，實行了“黨政雙重衙門”；官民比例舉世罕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而今天是1:26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陝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幹部）。1947年英國治理印度時，印度人口4億，英裔公僕只有1.4千，官民比是1:3百萬，而印度種姓階級和宗教語言複雜萬端啊！1999年，中國的官民比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187人。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6000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有2000多人吃財政飯。1999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1382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580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1000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壹半！

　　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徹底清理鄉村兩級不良債務的通知》，清查的結果沒對外公布，外界猜測當時鄉村兩級債務已經達到2000多億。最近北京的農業問題專家開列了這樣壹組數字：中國鎮政府的財政債務每年以200多億元的速度遞增，預計當前的鄉鎮債務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鄉鎮壹級淨負債超過2300億元，村級預計達2500億元。如果考慮到縣級財政和鄉鎮財政的比例，那麼縣以下（含縣）的基層債務總額超過8000億。有基層幹部推算，全國近3000個縣（市），如平均每個縣（市）的債務按2億～3億計算，全國農村債務大約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但有專家學者認為遠不止這個數。

　　2000年對四川省的100個鄉鎮政府的抽樣調查表明，有82個有明顯的債務，46%鄉鎮政府債務高於100萬元，有壹些高達120萬元。個別鄉鎮政府甚至已用光了2015年的預算收入。截至2003年底，四川省縣級政府債務總額達739.2億元，平均每個縣負債4.11億元。其中鄉鎮債務279.73億元，平均每個鄉鎮負債552萬元。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2001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33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30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5倍，鄉鎮平均負債近2千萬元，村平均負債23萬元。以中國5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5.6億多元，逾期的就達4.9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6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1.4億元，而另壹“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4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3.34億元，村平近50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湖北襄陽的調查表明，襄陽縣鄉村債務驚人。1998年底鄉村債務為8.34億元，2000年清查是12.5億元，其中鎮級負債3.3億元，村級負債9.2億元。2001年6月普查為14.1億元，其中鎮級負債4.1億元，村組負債10億元。

　　湖北壹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餘人都已經“罷工”。 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壹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基層的部門基本都是這樣。誰願意從壹個派出所所長變成壹個流氓，現在是不得不變成壹個流氓。如果不變成流氓，所長就當不成了。

　　李昌平給朱鎔基總理的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鎔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壹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壹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壹事實，既是朱鎔基堂堂壹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壹天和尚撞壹天鍾”了。

　　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苟活著的“准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壹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即便如此，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

　　鄉政府的幹部，70年代住鄉下，而到了98年，95%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裡。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5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經濟狀態當然就越來越困難，農民勞動不能養家，只好外出打工，讓老父母應付地方官。最極端的，湖北的壹個鎮政府出現全鄉的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徵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妳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甭管妳逃哪去。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里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壹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壹朝哪壹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壹身病。老了，鄉里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里，天理難容啊！”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裡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壹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干”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壹塊三，見《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3 個月裡，棋盤鄉竟有4 個農民死於收繳稅費的過程中。壹姓堯的農民1995年欠村提留3500元，2000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19000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14000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里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11個村民關進壹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后，堯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2000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監利縣廣電局長蘇兆新有壹次在飯桌上，伸手就在端菜的女服務員屁股上捏了壹把，不顧壹旁有女領導在座。又壹次應邀赴筵，進門他發現在座的每人都帶著壹個“僑子”(意即小蜜)，惟他孤身壹人。蘇返身就走，不到20分鐘，他帶來兩個年輕女人。據介紹：蘇玩弄的女人有十幾個，其中有壹位女幹警，為了弟弟的幹部身份問題，想辦法成了蘇的人。蘇很快使問題順利解決。蘇最大的壹件事，就是“解擾器”。電視機須配備“解擾器”，才能收看。此舉的目的，是解決“有線電視收費難”的問題。每台數百元的“解擾器”，對監利的平民來講，不是壹個小數目。縣人大常委會壹位原副主任說：他曾親眼看到下崗工人的孩子看不到電視，就開著電視機蹲在邊上聽裡面的聲音，“看得人直想掉淚啊。”

　　湖北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壹年花掉農民血汗錢39.4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31.6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了望》1997年第16期）。1996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2000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污挪用公款的幹部1000餘人，涉及金額32億元。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納交售糧食、油料，但從來沒有得到壹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壹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年1月號）。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1998年11月24日凌晨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200 多件，搶走東西3000多件，糧食10萬多斤，總價值30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胆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

　　根據規定，家裡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200 元。火化費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700 多元。這樣，死壹個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當地農民壹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壹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壹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裡人看他死了，怕鄉里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里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裡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1992年9月河南省衛生廳和省紅十字血液中心舉行了首次承包經營合同簽字儀式。在承包期內（1年），省血液中心將完成生產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產值2000萬元。政府為號召廣大農民獻血，積極組建血站，並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壹些地方政府官員為鼓勵開辦血站，還出面為血站剪彩助威。為了能賣上血，多數人員徹夜排隊，甚至開後門，排隊賣血成了當時河南的獨特風景。當時縣城最熱鬧的地方就是血站，人山人海。

　　1994年，周口地區防疫站的技術員王淑平首次在獻血員中發現HIV感染者，並迅速報告省政府，省政府不承認她的檢測結果。王將血液樣品送到北京曾毅院士處檢測，得到進壹步的證實。中央政府備感震驚，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下令河南省政府立即取締所有的有償獻血，並關閉所有的血站。地方政府不但不採取措施取締血站，反而辭退了王。艾滋病乘機四散，村民十有七八染上絕症，地方官員不施醫藥，還力防消息外泄，甚至以“替反華勢力服務”為詞，禁止為病人義務診治的壹位老醫生赴美領取全球衛生理事會獎金。

　　全國上下400個採血站中，河南就占了270個。有些血站就是壹台小拖拉機上放壹個離心機和幾個反覆使用的膠皮管子和針頭。他們抽血進村，服務上門，現錢交易。

　　當地醫療部門的嚴重失職的行為，造成艾滋病泛濫。對待這些賣血的人，只要每次都更換針頭和採血器械就完全可以杜絕或減少艾滋病的傳染。他們患上艾滋病的主因就是共享壹個針頭和採血器械所致。如果當地的醫療部門管理能好壹些，當地的政府部門能及早採取措施，這些無辜的平民就完全可以杜絕艾滋病。目前，地下賣血活還在河南地下涌動著。

　　全國的生物製藥公司都來河南收購血漿。他們有壹個共同的目的——吸取中原農村父老鄉親的血液去換錢。精明和善於算計的上海人和以天下“九頭鳥”著稱的武漢人不會想到，自1992年以來，河南的血頭就是將這些大量的污染血液賣給了上海和武漢的生物製藥公司，製成了白蛋白、球蛋白、干擾素、血小板因子等壹系列營養藥後，賣向全國。這些營養藥又使更多的人染上了艾滋病、乙肝、丙肝等其它疾病。

　　2004年11月河南省萬名各界人士在網上聯署，致函中紀委、最高人民法院，狀告前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在河南省主政期間，蓄意隱瞞地方賣血染上愛滋病情況，導致愛滋病迅速擴散，河南省愛滋病患者已高達80多萬人，加上未檢查的感染者，河南艾滋病毒的人口已超過100萬，這壹數量相當於整個歐洲艾滋病毒攜帶者的總和。大批愛滋病患者在缺醫少藥下死亡。目前在河南，想處理愛滋病，國際援助完全不是問題。有錢、有人、有經驗、有醫生，卻被河南政府拒絕了。政府說河南人是有骨氣的，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

　　看看法國的污血案，由於政府對血液管理不當，造成輸血性艾滋病感染人數達1200人，300人死亡，在法國公眾和法國輿論抗爭下，法國當局不得不多次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將法國前總理送上被告席。法國前衛生部長判刑四年，相關當事人以及壹批官員均獲不同刑處。

　　2003年4月21日，河南平輿馬李坡村艾滋病人李志星不堪村民的歧視，先後殺害8人，重傷1人。事發當日，兇手李志星在公安幹警及群眾的追捕中跳入壹口井中自殺身亡。壹些艾滋病家庭的孤兒心中充滿了仇恨,他們發誓要報復醫務人員,炸毀血站。

　　南街從來沒有民主選舉，財務也從不公開，決策是壹人說了算。1999年王宏斌決定投資2000萬元上馬永動機發電。左右都反對，他卻壹意孤行。結果，折騰了4年，2000萬元交了學費。他的獨斷專行做法引起群眾不滿。南街大修廠廠長耿宏，因廠區衛生檢查不合格被撤職，並且命令他從所住樓房搬出。這種蠻橫做法引致風波。有人說：南街的官帽在王宏斌口袋裡裝著哩，想給誰掏出來，不想給裝起來。所以，他被人私下稱作“南街的小毛主席”。

　　南街把所有職工編入民兵組織，實行軍事化管理。上崗前要經過壹段民兵訓練。這就是克隆“大躍進”時搞的“全民皆兵”，“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把南街變成壹座軍營。對職工工作，曾實行每月評比制度，定出10:1的指標，10個必須評出1個最差職工，從工資上體現懲罰。還在職工中推行“三查”，其中壹項是“查壞人壞事”，挑動職工無中生有，製造矛盾，便於控制。對所謂犯錯誤不改正者，曾壹度令其穿黃坎肩，到板車隊勞動改造，對職工施用專政手段。很長壹段時間，職工沒有假日，每年只休息5到7天。為什麼剝奪職工休息權？王宏斌的回答是：“妳說放了假讓群眾幹啥？”在這種環境中，職工就只有不服從者不得食的權利了。

　　壹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餘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壹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闆提供的公司名稱壹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裡，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 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壹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製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麼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壹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