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丁抒 寫於 二零一三年

　　壹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我正在上海壹所中學唸初壹。有壹天跑進老師辦公室所在的大樓，幾乎嚇了壹跳：走廊兩邊，數不清的大字報從天花板壹直垂到地面，都是批判“右派分子”的。我趕緊跑了出去。

　　高中我是在另壹所中學唸的。當時的上海市區遠沒現在這麽大。我家院牆外的小河剛被填平修成馬路，河對過的農田裡還散落著幾戶農家。我步行上學的沿途也是壹半新工廠、壹半老田家。在途經的壹片農田裡新建了壹所簡陋的初級中學，僅壹座樓而已。有壹陣，我每日清早從那樓旁的田間小道走過，總看見壹個文弱的女子握著長長的竹笤帚在樓前掃地。後來我才知道她曾是我唸初中的那個學校的最高領導：校黨支部書記。她是四十年代末的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壹九四九年後理所當然地成為幹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罰到這所“××路中學”來掃地。這是我眼見的第壹個右派。

　　壹九六二年，受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哥哥的影響，我也進了清華。進校第壹課就是“系史”教育。本系是五十年代仿蘇聯工程物理學院模式成立的，第壹屆學生都是從各系選調的優秀生，預定五八年畢業，叫“物八”。五七年該班壹小半是右派，比例為全校之冠。當時學制六年，我們預定六八年畢業，也稱“物八”。黨教育新“物八”說：不要走“老物八”的路。

　　後來才知道，五七年鳴放期間，因五二年高校理、工分家時清華的理、文、醫、農全部遷出，“老物八”成立了壹個“理工合校工作組”，在全校徵集簽名，擬請願恢復理工合校。黨說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教學制度”，所以是“資產階級右派”。

　　“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都可以望文生義，了解其身份。惟獨右派不同。右派是什麽樣，我們不得而知。右派學長們去了勞改農場。但右派教授被寬大，還留在學校裡。譬如數學分析的教授，他是全校公認最好的數學基礎課老師。他有個絕活：用粉筆在黑板上壹筆劃壹個大圓，漂漂亮亮。每當他畫圓時，階梯教室就會發出壹片驚嘆聲。第二年的物理課老師也是個右派。後來我練冬泳，有壹次入秋後到荷花池旁的露天游泳池，曾看見他也在游泳。

　　這兩位教授是我眼見的第二、第三位右派。儘管課堂下沒多少接觸，我還是得出了壹個結論：把“右派”和“壞分子”並列，大概沒什麽道理。

　　後來漸漸知道：同屋壹位同學的哥哥是右派；另壹個同學，父親薛愚曾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是藥學界的“大右派”；還有壹位同學，父親胡考原是《人民畫報》副主編、母親戈揚是《新觀察》主編。兩人都是右派。陳安同學的父母陳明紹、陳靄民都是右派。他們都是三十年代清華的老學長。她的舅舅陳新民也是老清華，反右前不久從美國歸來，在母校任教，後來到中南礦冶學院去任院長，也是右派。

　　也許是近墨者黑的緣故，我那時雖不知道世上已有“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康同壁語]的說法，卻也開始私底猜測，右派可能是好分子。

　　到了文化革命時，“漏網大右派”的帽子滿天飛，我更明白反右是怎麽回事了。我打算收集資料，把那段歷史記載下來。但因資料不足，始終沒動筆。毛澤東死後，中國開放了壹角，我抵不住誘惑，經由研究生、留學生這條道，於1980年到了美國。

　　1987年初中共開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時，我的第壹個反應就是，這三人在三十年前反右時都被開除過壹次的。那時我已找了壹份教職，有時間寫東西。自忖手頭有關“反右”的資料已夠我動筆，便寫成了此書的初稿。初版問世後，不少右派當事人向筆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他們有的是坐了十幾年牢的右派，有的是右派的同事，有些是右派的子女。

　　1988年底，我訪問波士頓，在哈佛大學校園近旁的壹棟陳舊的房舍裡見到了心儀已久的劉賓雁先生。1991年《九十年代》雜誌社刊行《陽謀》二版時，先生特地寫了個序《賤民歲月廿二年》。

　　因該版早已售罄，《九十年代》又已停業，此書在市面絕跡多年，《開放》雜誌社遂籌劃再版此書。劉賓雁先生不辭辛勞，在病中又寫了壹個序。而今新版眼看就要刊行，劉先生卻已辭世。令人不禁想起，與筆者交談、提供過資料的黃繼忠(1923-2001)、王若望(1918-2001)、李梧齡(1935-2002)、吳祖光(1917-2003)，也已在近年先後作古。作者在此謹向今仍健在的陳斯駿、馮國將、戈揚、何之明、黃定良、李溫平、劉光華、王正、文徹赫恩、吳宏達、許良英、張廣達等，致以誠摯的謝意。

　　第壹章　執政初期的鎮反與土改

　　“壹些階級勝利了，壹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歸納，也是中共理論家引用得最多的毛語錄之壹。

　　縱覽二十四史，便知事實並不如此。秦末無產者陳勝、吳廣，漢末貧民子弟軍赤眉、黃巾，隋末漁夫獵手瓦崗軍，都是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唐末私鹽販黃巢，血流三千里殺進長安，只為五代壹群小王公做鋪路石。趙匡胤本是後周統治階級成員，從幼帝手中奪權，與平民階級毫無關係。蒙古鐵騎南下陰山滅了趙家子孫，漢人不分貧富都是三等公民。元末紅巾軍起義，各路兵馬自相殘殺。朱元璋本屬無產階級，但壹打平天下做皇帝，就將無產階級出身的同志殺得溜乾淨。全國無產者除了他的子孫，誰也不得分享勝利果實。明末延安人張獻忠參加農民起義，跑到成都登基。四川的農民兄弟被他殺了多半，清初不得不“湖廣填四川”。他的陝北老鄉李自成滅了朱姓皇朝，祗不過為滿清作嫁。清人入了關，漢人不分貧富都只有壹條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清末洪秀全，妄稱上帝之子，打進南京就大建宮殿，納了八十壹個嬪妃，再下聖旨叫百姓“照舊繳糧納稅”，老百姓還是與勝利無緣。

　　兩千年來究竟哪個階級勝利了？二十四史裡沒有答案。誰在乎朱元璋、洪秀全的階級出身呢？

　　有人認為，毛澤東花了過多時間去研究《資治通鑑》，馬克思讀得不夠，滿腦子封建。其實不然。毛讀史只擇其愛，棄其所鄙，熟記在心的，往往是帝王們的謀略與權術，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類，對歷史並無深入研究。譬如，北宋壹百六十餘年，社會穩定(外敵侵擾另當別論)，主要歸功於宋太祖趙匡胤。他壹重法制，以為“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二講“幹部知識化”，改革科舉，擴大招生，錄用人才壹概不問出身；三行“言者無罪”，在太廟中立下誓碑，凡嗣君即位，須入廟跪讀並遵守。碑文之壹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

　　然而，趙氏謹守法度、“言者無罪”、“不殺上書言事人”的經驗，從未進入毛澤東的視野。毛澤東讀史，用的是另壹種眼光。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是實，馬克思祇是壹張皮。

　　歷史上新皇朝甫建立，總需收攏人心，使人民休養生息、增丁添口。薄徭役、減稅賦是既定方針。譬如唐朝初年就實行過土地分配，農民都能領壹塊田地謀生。清初湖廣填四川，招撫流民，安置士兵，壹律給田耕種，新墾土地壹概免賦，滋生人口永不加賦。[ ]這些即歷史學者歸納的“讓步政策”。但史學界關於“讓步政策”的論戰被他壹語了斷：“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麽讓步？”[ ]

　　他從歷史中看到的只是壹個又壹個“反攻倒算”。他沉緬於“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現代迷信，又得力於壹個人類歷史上空前嚴密的社會組織──共產黨，將他的意志傳遞到每壹個社會細胞。於是，壹個又壹個災難就被製造出來了。

　　壹九五○年七月，他發動了第壹個運動，名叫“鎮壓反革命”。其主要對象是原國民黨政府的黨、政、公、教人員。壹九四九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勝利在望，曾呼籲國民黨各級人員留守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中共承諾，許其繼續工作，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其時全國各地有幾十萬人留了下來。但到建政近壹年之際，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國民黨留任人員稱為“國民黨殘餘勢力”、“反革命分子”，“鎮壓”了。

　　“鎮壓反革命”，毛澤東隻迷信“倒算”，迷信“殺”。誰殺得少誰就是“右傾”。殺了幾十萬，還認為殺得不夠多。幾個月內，他多次發出批評，要求各地糾正在“鎮壓反革命”問題上的“嚴重的右傾偏向”。

　　壹九五壹年二月間，饒漱石任第壹書記的中共中央華東局向華東各省發了個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目前除浙江、皖南抓人殺人較多的地區應當停壹下，以便清理積案，總結經驗，然後再殺第二批外，其他殺得不夠的省(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壹批，殺壹批，不可停得太早。”[ ]毛澤東立即將華東局的指示轉發全國，說：

　　“中央認為這個指示所述的方針、策略和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

　　1950年廣西剿匪時，毛澤東指廣西剿匪“犯了警[驚]人的右傾錯誤，寬大無邊”[ ]，派陶鑄去“幫助”實則主持工作。廣西省委書記、廣西軍區司令兼政委張雲逸靠邊。陶鑄去後糾正張雲逸的“右傾”，剿匪中大殺大捕。據當時任廣西宜山地委書記的賀亦然說，陶鑄報告捕獲的“這批人約有三分之壹屬於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回電批覆：‘在廣西應該殺。’”[ ]陶鑄即大開殺戒，全部處死。[“賀亦然未透露數字。壹說四十五萬[ ]，壹說“所謂民匪不分大開殺戒××萬的說法”是誇大, “無論如何不可能達到十幾萬或幾十萬。”[ ]]

　　更嚴重的是，殺人不根據實際情況，而是設定計劃，預立指標。

　　天津市委書記黃敬報告說“天津準備於今年壹年內殺壹千五百人(已殺壹百五十人)四底以前先殺五百人”。毛澤東轉發給全國，稱：

　　“這個計劃是正確的。”“完成這個計劃，我們就有了主動。……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

　　三月間，華東局饒漱石又報告，已經作好計劃，確定了在上海“準備殺、關(押)、管(制)的數目字”，毛澤東壹邊稱讚“比過去大進壹步了”，壹邊指示“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殺幾批。”[ ]

　　到了壹九五壹年三月底，毛澤東在還嚴厲批評：

　　“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 ]

　　國民黨早期是壹支有理想、有獻身精神的優秀青年組成的隊伍，在抗戰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華，為國捐軀者多達數百萬。如四川省井研縣，成年男子每三個人便有壹個參加國軍抗日，壹萬壹千多名將士幾乎全部犧牲在抗日前線，戰後僅五十三人退伍返鄉。[ ]中共若採取“讓步政策”，吸收為國民黨政府服務過的人才參加建設，壹定得益匪淺。然而，毛只信“反攻倒算”，只信“壹些階級消滅了”那壹套，使中國這個遍地文盲的國家不知損失了多少人才。

　　例如廣東台山縣老教育家陳覺生，在惡霸劣紳紛紛避往香港時，他卻留下協助南下的中共軍隊。起先他被譽為“民主人士”，可是壹“鎮壓反革命”，他就因曾任舊縣政府參議會議長而被指為“反革命”，被亂棍活活打死。另壹位廣東人張拔超，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壹九二七年國共合作時出任東莞縣長，曾參與李濟深討蔣。後退出政界執律師業。中共上台，給了李濟深壹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頭銜，卻把張拔超抓去槍決了。與張名列同壹份判決書、被處死的有三十多人。而批准者僅是當地壹個區長。[ ]

　　安徽績溪縣上莊鄉是文化界名人胡適老家，胡的堂弟胡冠英隻因在中共執政前夕當了幾天鄉長而被“鎮壓”。[ ]

　　浙江人張韶舞，抗日戰爭期間任平陽縣縣長，是個清官，並無貪瀆。中共勝利前夕，其堂兄張治中[國共談判國民黨壹方的首席代表]與共產黨合作。張韶舞追隨其兄，投奔了中共。“鎮反”時，浙江派人到北京將他抓到平陽。說是“公審”，當天審、當天判、當天就槍斃了他。

　　第壹個將咖啡引進中國並種植成功的壹位印尼華僑，平生致力於創辦咖啡農場，只因在舊政府任過官職，便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二十年後瘐死獄中。

　　《英漢四用詞典》主編詹文滸，中共進城時為上海暨南大學新聞系主任。壹九五壹年政府勒令舊新聞從業人員按“反動分子”登記。詹拒絕登記，潛逃廣州。結果被捕，判刑二十年。在青海西寧監獄服刑期滿，送都蘭勞改農場“就業”，壹九七三年死於該農場。 　　中華民國開國元老、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長的謝持(1876－1939)是四川富順縣人。當時的四川以胡耀邦為行署主任的川北殺人最少，李大章的川南和李井泉的川西殺人最多。富順縣屬於李大章管的川南。中共打進上海前夕，曾經庇護中共盟友張瀾[中共建國後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與周恩來也有往來的周善培告訴謝持的獨子、上海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究員謝德堪，中共需要他那樣的經濟學家，不必離開大陸。謝德堪便返回原籍四川富順，等待日後為中共政權效力。誰知回家不久就被逮捕槍決，屍骨無存。當局公布的他的罪名是壹為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右派核心；二有血債。據他兒子謝幼田回憶：“在富順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文官保長以上，武官連長以上，全部被處決。我父親被殺那壹次，壹次被處決三十多人。這種集體大屠殺共有十幾次。小小壹個縣城，有壹千人左右被殺。”[ ]

　　壹九八○年代，中共平反歷次運動的冤案，但“鎮反”不在其內。只因謝持的關係，謝德堪案對台灣“統戰”有用，破例複查。結果查明謝德堪壹不是國民黨員，二被他“殺害”的人還活著，案子完全不成立。富順縣法院重新發出“刑事判決書”：“撤銷富順縣人民法庭壹九五壹年三月十四日第十壹號刑事判決中對謝德堪以惡霸罪處以死刑的判決。”不過當年謝家被抄，祖屋被富順縣委占用已四十年。縣委逼其家人捐獻房屋作為條件交換“平反”，隨平反書寄去壹千元“冤獄費”算是了結。

　　對這次“鎮壓反革命”的規模，毛澤東有個說法：

　　“我們建國以來幾年時間至少就殺了七十九萬反革命，還關了壹百多萬，管制了壹百多萬。”[ ]

　　壹九五六年發生波蘭、匈牙利事件，他認為那是因為鎮壓反革命不徹底所致：

　　“我們殺了七十多萬人，東歐就是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麽行！”[ ]

　　他還得意地說：

　　“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壹貫承認，可惜的是，妳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

　　秦朝二世而亡，他不認為是暴政所致，卻認為是秦始皇焚書坑儒不夠徹底，知識份子殺得太少了。他從秦始皇的失敗中得出的教訓是：

　　“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人吃了虧，張良、陳平沒有整倒，(被)漢高祖用了，是‘鎮反不徹底’”。[ ]

　　他替秦始皇惋惜，認為要是秦始皇徹底坑儒，將張良、陳平等壹併殺掉，天下就不會丟給劉邦。

　　壹九五九年，他又兩次吹噓那場殺人無數的“鎮反”：

　　“鎮壓反革命，殺壹百萬，極有必要。壹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 ]

　　“反革命殺了壹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壹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 ]

　　被他殺、關、管的“反革命”，除舊政府的黨、政、公、教人員外，許多屬“和平起義”或被和平收編、中共許諾放下武器即“既往不咎”的國民黨軍隊及地方武裝。

　　壹九四五年八月，偽滿東安省軍醫院主任軍醫回健人集合隊伍，擊斃日本人院長，率隊奔向蘇聯。東北光復後，蘇聯將他的醫療隊送回中國。他回到東安省立醫院任眼科主任，並受國民政府反滿抗日的負責人委派組織國民黨東安支部，任書記長。後因對國民黨失望，他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對陣的國共防線，加入了共產黨的隊伍。但中共壹勝利即將他送進了監獄。對他的判決是：“反蘇反共，罪大惡極……但屬起義人員，坦白交代徹底，故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

　　國共內戰後期在北京“和平起義”的國軍傅作義部軍官馮謙光，畢業於北平朝陽大學，壹九三五年任山東臨淄縣長，查煙、禁賭、肅匪，興辦學校，普及國民教育，又自任縣立初級中學校長，做了許多好事。他在壹九四壹年被日軍俘虜，關押在濟南獄中，直到日本投降才獲自由。現在中共說他是“反革命”，關了他二十多年，快死了才釋放。

　　壹九四九年春，把守安徽段長江防線的國民黨第二十軍軍長楊剛才，經曾任無為縣縣長、蕪湖專員，秘密幫助過中共地下黨人的高鐵君勸說，與中共協定，棄守沿江防線，拱手讓其在繁昌縣等地順利渡江。但渡江後中共即撕毀協定，大肆屠殺業已放下武器的二十軍官兵。楊剛才痛悔不已，殺死自己全家人後自殺。高鐵君拿出自己的壽材將楊裝斂。鎮反時，中共以此為由將高逮捕。高在當地中素有“高青天”之譽，數百民眾聯合為他具保。然而，不僅高鐵君被處決，數百名具保者也壹併被殺戮。[後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張凱帆曾多次說高不該殺，但中共仍未予平反。][ ]

　　雲南省長盧漢率部起義不久，中共即食言，成批地按“反革命”處決其下屬。據原中央日報記者陸鏗回憶，殺戮從壹九五壹年三月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那個監獄，每個星期殺壹次人，每次殺三十六個。半夜裡三點鐘，要來喊人的。……比方說我的號碼是四零六。‘四零六﹗收拾行李！’就這樣，叫自己把行李捲起來，背上，去挨殺……”[ ]

　　中共進軍湘西前，與地方首領陳渠珍談判，由其部下譚自平組織部隊分駐各鄉維持治安，等候解放軍到來。可是解放軍進駐鳳凰縣城，屁股壹坐定就食言，將譚自平逮捕送撫順戰犯監獄(譚不久死在那裡)，其他軍官則全部就地處決，包括作家沉從文的弟弟沉岳荃。[ ]

　　當時南方諸省之“過多殺人和亂殺人”，甚至到了官方不得不在報刊上發文要求糾正的地步：“亂捕亂打亂殺的錯誤對於某些同志來說，已經是壹個多次重複……屢戒屢犯的錯誤。”[ ]譬如四川省夾江縣壹九五○年九百五十四個逮捕“反革命”的案件，百分之八十未經任何部門批准。 [ ]河南省南陽槍決了反革命壹千壹百多名[ ]，多少是冤案已不可考。當時各縣逮捕的案件均在數百件上下，算來全國總數應有二三百萬，壹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打到各處時當即就捕殺了的還不在內。

　　另壹批註定要被新政權鎮壓的是所謂“封建地主”。“封建”是“封疆土、建城邑”之謂，皇帝封賜領地並世襲相傳者才是“封建地主”。而中國歷來土地自由買賣，故只有地主而無“封建地主”。

　　但是，早在二十年代毛澤東在湖南發動農民運動時，就不分青紅皂白提出了“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收入《毛選》時刪去]。他手下的湖南農民協會委員長易禮容乾脆主張“殺盡土豪劣紳”。[ ]毛澤東靠農村的流氓無產者打先鋒，無法無天，濫用私刑，死人無數。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報刊物《戰士》上。後來再發表時，刪除了這壹段話。]

　　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的李維漢說：

　　“(1927年)毛主席回湖南調查以後，在省委幹部會議上作報告。他在報告裡講的貧農、赤貧，有的是指農村中的二流子、油子。這種人，的確壹無所有，革命起來，他打先鋒……他有革命性的壹面，但破壞性也大。毛主席開始作報告中很欣賞這壹些人。”“這種人……東遊西逛，到處賭錢，調戲婦女、械鬥。我對毛主席說：‘這種人，鄉下老百姓是很不贊成、很不喜歡，很有意見的，妳還提倡？’”“《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支持了‘左’的傾向，這種‘左’的傾向對以后土地革命時期殺盡土豪劣紳也有影響。”[ ]

　　壹九二七年秋，紅軍在湖南南部壹帶搞武裝暴動，每占壹處就大殺大燒。後來中共領導人任弼時說：

　　“過去在湖南老蘇區給了老百姓的壹個印象，他們覺得共產黨好是好，就是殺人殺得厲害。如在湖南暴動時燒了很多房子，殺了很多人；在蘇區內也殺了很多人。老百姓對我們有恐懼心理。”“我們應該檢討過去在蘇維埃時代殺人殺得太多。”[ ]

　　從壹九二七年到壹九三四年，是中共的“土地革命”時期。在其割據的“蘇區”[蘇維埃地區]裡殺戮的“土豪劣紳”，絕大多數是壹般地主，甚至是自耕農。二七年八月壹日南昌起義時，中共曾宣佈沒收二百畝地以上的地主的土地，以後壹次次修正，地主的標準愈來愈低。壹九三三年，中共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便在消滅之列。中共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因反對此壹政策而被周恩來宣布“開除黨籍壹年”。據龔回憶：

　　“清算接連清算，殺了壹批又壹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是瑞金武陽圍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

　　“蘇區”貧瘠，養不起大批紅軍。紅軍在江西井岡山壹帶常靠打家劫舍、綁架勒索來補充給養。他們綁架有錢人的孩子做人質，沒人贖的就殺掉了事。有壹次，黃克誠的部隊綁架了壹個地主的兒子做人質，叫地主拿錢去贖。但那地主未去贖。黃沒像別人那樣殺掉孩子，而是收養了他，直至將他扶養成人。[ ]這在紅軍裡算個例外。

　　地主榨完、殺光後，給養仍不足，於是將中農升級為地主富農，剝奪其家業。瑞金縣有戶自耕農，老人讀書，兩個兒子種十多畝薄田。可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壹百二十元，加上全部首飾，繳去贖人。但因不足數，老人被吊死，兩個兒子也被殺。蘇維埃政府再逼婦女交錢，否則婦女小孩壹起抓。這壹家老小向龔楚磕頭求救，龔表示無能為力。因為在此之前，長汀縣壹位老中醫因交不出捐款而向龔求救，龔說了情之後那醫生仍被殺了。[ ]

　　壹九四七年間，中共已在其治轄的北方“解放區”內搞土地改革。三月，中央土改工作團團長康生率工作隊進駐山西臨縣郝家坡村。除沒收土地外，還要收“浮財”[衣物、家俱、牲畜、農具、糧食等]和“底財”[埋在地下的財物]。據反右時被康生點名成為右派的曾彥修回憶：“為追求這些東西，特別是銀元、首飾等，就由壹些遊民及小青年帶頭，大挖人家的祖墳。……工作隊依靠少數農村遊民分子和極少數‘勇敢分子’。這些人壹掌握了鬥爭主導權，必然就要發生殘酷武鬥現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時，自殺就多了。”郝家坡僅三十七戶人家，死了就有幾個。 [ ]

　　曾彥修回到山西朔縣他搞土改的村子，不得不如法炮製。他後來這樣回憶道：“兩戶勤勞殷實的兄弟富農全掃地出門了。……把那個農村中那壹點兒唯壹比較先進的生產力徹底毀滅了。我眼見兩條大犍牛被牽走了(八家人各分壹條“牛腿”)。當地最先進的光亮農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們從此也就完了。……牛拉去幾天就死了……我們多少年全力以赴破壞農村中的那點兒落後的生產力，還硬說是在不斷革命！”[ ]

　　壹九四七年五月初，劉少奇、朱德率領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遷到河北平山縣陳南莊，即進行土改複查運動。陳南莊將地主、富農抓起，得到晉察冀中央局“可以打”的許可，當場打死了兩個。“消息傳出去後，別的村莊就普遍的打了起來。”“群眾會上，把地富和‘有問題’的人拉到台上，只要有部分人喊把某人打死，就當場打死。”[ ]據今《阜平縣誌》透露：該縣土改複查時，“將地主(其中不少是富農、上中農)掃地出門，沒收掉他們的全部財產，讓他們去要飯……並吊打、刑訊逼他們交出‘洋錢、元寶’。地主、富農屢屢被綑綁吊打、活埋刀剮，幾天內就打死三百多人。”[ ]

　　壹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公布《土地法大綱》，規定“鄉村中壹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壹切其他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壹平均分配。”[ ]年底，康生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東，與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壹起主持土改。他們任命小科長王力為華東局駐渤海土改工作團團長。王力的工作團在惠民城裡搞了壹個鬥爭會，當場打死了壹個靠炸魚炸蝦掙錢的小商販。惠民市共打死壹百五十餘人，其中有壹般的農民，甚至還有被指“右傾”的中共幹部。[ ]

　　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過中共山東益都縣政府縣長的馮毅之，父親、大哥、二妹、妻子和三個孩子都犧牲於抗戰，全家祇剩下叔叔和三弟二人。二人均因為是“地主”而在土改中被處死。[ ]

　　壹九四七年中共在河北搞“土改”時，是這樣處決地主的：

　　“依照古老家族的遺風，將黃豆粒仍進土台上的大瓷碗。當唱票人用異樣的嗓音宣布‘票’數超過壹半時，行刑手舉起裝滿火藥的統槍。”“有條壯漢沒有立即死去，小學生們被動員來，用錐子、剪子、小刀、鐵釘，壹下下的在壯漢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傷口上糊泥巴。壹個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樹葉壹樣剪掉了罪犯的兩朵耳廓。據說，那個(片瓦皆無的貧農)壯漢的全部罪惡是，查出了祖父那輩曾經僱過壹個長工。”[ ]

　　抓虱子多多益善，甚至連中農、貧農也遭殃。

　　壹九四七年六月間，東北松江省賓縣[今轄屬黑龍江省]，鬥爭了壹萬二千二百二十壹戶。被斗者除兩千壹百戶是地主富農外，八千三百戶是被當作富農的中農，壹千三百多戶是貧農。“全縣被鬥爭人數十萬六千五十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 ]據今《賓縣誌》記載：“打、殺人不分成份高低，罪惡大小。據城廂(賓州)、永利……滿井十壹個區(全縣共十九個區)全縣錯斗中農壹千零七戶，佔中農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七；錯斗貧農壹百七十四戶。統計，死亡六百二十七人。其中，打、殺死四百九十三人，打後自殺五十人，打後凍、餓致死八十四人(婦女六十人，青少年二十四人)。”[ ]

　　關於河北平谷縣[今轄屬北京市]壹九四八年的土改，有這樣的記載：

　　“對地主富農沒有區別對待，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不分，惡霸非惡霸不分，壹般地主與地主中抗(日家)屬、烈(士家)屬、開明士紳不分。個別地區出現濫打濫殺、酷刑逼供現象，僅峪口地區就有七十二人被打死或刑後自殺。”[ ]

　　由於天災人禍或兵燹匪劫，經營不善或吃喝嫖賭，地主、富農會變成貧農，而勤勞了壹輩子的農民很可能頃其積蓄而買幾畝地。基於土地所有權變動極頻，中共劃分家庭成份以土改前三年的狀況為標準。不問以前，凡三年內出租了土地的就是地主；自己耕作但請過短工幫手的算富農。由於舉國地少人多，除極個別外，絕大多數地主僅有幾十畝耕田，祇是小土地出租者。富農則絕大多數是自耕農，連“富裕”的邊都不沾。譬如中共大員鄧小平老家四川廣安縣，近萬戶被定為“封建地主”的人家，平均每戶六十五畝，人均耕地十畝上下；四千多戶富農平均每戶耕地十七畝多，人均不到四畝。[ ]又如湖南邵東縣，近九千戶地主，人均耕地十點九畝；三千餘戶富農，人均四點六畝。 [ ]

　　壹九五○年，農業經濟學專家董時進曾上書毛澤東，建議收買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國民黨在台灣即採用此法]。“改善農村經濟的辦法，應著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紀……而不是要從富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手裡奪取壹些去彌補貧農。”[ ]結果董時進被公開批判，土改在全國嚴厲推行。

　　土改時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家產被剝奪淨盡不說，“地主”或“富農”的帽子將永遠扣在他們頭上，壹直到死。他們的兒子、孫子、曾孫、重孫……將永遠是“地富子女”。而貧農、下中農的子孫，將永遠是“貧、下中農”。共產黨將永遠依靠土改時的貧農、下中農的子孫，去鎮壓壹九四九年時的“地富子女”，直到進入共產主義的前壹天。

　　直到六十年代，在毛澤東主持制訂的壹份文件中，還有壹段這樣的話：“依靠貧、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壹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不依靠他們，依靠誰呢?” [ ]

　　毛的秘書田家英看到這段話，私下說：“這個話不通，難道階級成份也能遺傳嗎?”事實是，階級成份必須遺傳。否則毛澤東的整個階級鬥爭的理論就要坍塌。

　　土改時，有的地方把每個人都帶上紅(貧僱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壹切由貧僱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 ]

　　廣東壹位老人僅有先人留下的六畝耕地，也被劃為地主。土改工作隊將他捉去，令他交出黃金、白銀、外幣。交不出，則令他寫信給在香港的兒子匯款去。因匯到的港幣僅二百元，老人被活活打死。[ ]

　　廣東恩平縣石潭村鄭家宰夫婦靠在國外打工的兒子節衣縮食寄錢回鄉，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土改工作隊說他們是地主，田地房屋壹併沒收，還逼他們寫信給兒子寄三千美元回來交“鬥爭果實”。二人走投無路，壹起自縊身亡。

　　連縣有個地主，除了出租田地並別無罪惡。但他是壹位中共老幹部的父親，工作隊為了造成“強大的政治攻勢”而選中了他：“殺老幹部的父親所造成的聲勢遠大於殺壹般地主。”土改壹開始就槍斃了他。

　　江門縣樓山鄉是粵西區黨委和粵中地委所在地，領導幹部的土改試點。該鄉“挖”出二百多個“特務”、“特嫌”，亂打亂鬥造成二十餘人死亡，僅木朗村壹天便打死四人，槍決了另外四人。[ ]

　　壹九四九年歸國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美洲僑領、致公黨主席司徒美堂，早年即支持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贊成中共搞土地改革。但聽聞亂打亂殺地主的情況後，於壹九五壹年二月上書毛澤東、周恩來，要求南下考察。三月中旬，他到達家鄉廣東開平縣赤坎鎮。兩天后，地方當局即給他壹個下馬威，在離他下榻處不遠的河邊草地上，組織數千人在其下榻的酒店周圍示威，高呼“打倒地主”的口號，並在附近公開槍決“地主惡霸”壹百數十人。司徒美堂無奈，只得說：“妳們不要這樣嚇唬老百姓。”[ ]

　　壹九五壹年，城市的教師學生、機關工作人員被組織起來，參加各地的土改。到四川眉縣參加土改的清華等校的師生見到，被無償剝奪財產或槍決的地主富農，實際是自食其力者，其惟壹的罪名僅是擁有壹些田產。

　　廣東有不少在外國打工的華僑。他們往往節衣縮食寄錢回鄉蓋起壹座房子，買幾畝田，讓在家的妻子(或加壹個養女)過上粗茶淡飯的日子。而土改工作隊為了多分“勝利果實”，把那些女人也定為地主，其田地房屋壹併沒收。

　　北京大學到江西省參加“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的師生，掌握了近十萬農村人口命運的大權。年僅十九歲的女學生樂黛雲擔任壹個四千多人的村子的工作組組長。他們按照《土改手冊》，根據土地擁有量，在該村劃出了八個“地主”。壹位副縣長到該村，指揮召開大會，將八人壹併就地槍決。其中壹人是個老頭，在上海做了壹輩子裁縫。他孤寡壹人，省吃儉用，攢壹點錢就在家鄉置壹點地，攢到壹九四九年，攢成了“地主”。他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按照規章辦事”，他是“地主”，被槍決了。[ ]

　　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曾任土改工作隊大隊長。他說：“土改中不知冤枉死了好多人，慘無人道，真殘酷極了。”[ ]

　　雲南宣威火腿聞名於世。浦家山鎮人浦在延是第壹個將壹家壹戶的個體火腿生產者組織成大規模經營的資本家。其子浦承統在家協助父親，經商辦廠，支持幾個妹妹在外讀書。三個在北京讀書的妹妹後來都轉赴延安，加入了中共。[其中浦瓊英後改名卓琳，即後來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夫人]浦在延去世後，浦承統繼承父業。他應該算是中共所稱的“民族資本家”。可是他家中有些地產，於是被劃為地主而關押，不久在宣威第壹看守所服毒自盡。[ ]

　　當時任中共雲南省委代秘書長的侯方岳向省委書記進言，對地主不應採用壹律鎮壓的手段，並在廣南縣童族聚居的四個鄉搞“和平土改”，未殺壹個地主，結果被斥為右傾，撤了職。不贊成濫殺地主的幹部不僅挨整,有的甚至被整死。[ ]

　　壹九五壹年五月初，章乃器、梁漱溟等率全國政協西南土改工作團赴四川。八月回到北京，毛澤東請章到家中談話時，章向毛反映土改工作隊“對地主濫用肉刑，亂打亂殺”的情況。毛輕描淡寫地答道：“這是壹場革命，群眾發動起來了，即使有些過火的行為，也不能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

　　毛澤東對土改時的亂打亂殺知之甚詳。壹九五九年他回老家韶山村時曾說：“我父親早死了，要是活到現在。至少要被搞成富農，受鎮壓。”[ ]由此可知，在毛澤東看來，壹個農民被定為“富農”，就等於犯了死罪，應當受鎮壓。

　　其實，凡子女在中共當了大官的地、富都未受鎮壓。譬如空軍參謀長王秉璋出自河南安陽的壹個大地主家庭，幾個弟弟做過聯保主任、鄉長。可是土改時家中安然無事。土改工作隊還給他家保留了五十畝地，四十多間房。[ ]毛澤東的父親若果真在世，絕不可能被處死。

　　河南省副省長劉積學[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河南省副主席]認為，“皇帝封地給某人，賦稅歸他，這叫封建。可是地主自己掏錢買地，誰封的他？誰建的他？要分田也可以，我主張和平分田，不必鬥爭。”黨內也有人認為租賃、僱工並不構成該罰以抄沒家產或肉體消滅之罪。他們主張和平分田。中共華南分局第壹、第二書記葉劍英和方方，除欺壓魚肉百姓者按其罪惡相應懲處外，對壹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分，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士紳和知識分子也區別對待。但他們被毛澤東叱為搞“和平土改”。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上去了，廣東還在爬。”[ ]他指著方方說：“土改右傾”，“降妳壹級。”另派華南分局第五書記陶鑄從廣西調到廣東，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鑄力糾葉劍英、方方的“土改右傾”。千萬戶葉、方主政時未遭劫的“地、富”家破人亡，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土改不力的幹部被指為保護地主的“階級異己分子”。1950年廣東恩平縣農民馮群忠被害壹案，本已確定是松仔嶺村八個農民所為。但陶鑄派員重新調查，認定兇手是“大惡霸”馮瑞麟[實為中農]，而公安局和法院“幫助地主階級殺害農民”，屬反革命事件。判處縣委書記兼縣長鄭鼎諾和縣公安局長、法院副院長等六人死刑。[ ][鄭鼎諾的死刑經葉劍英過問後改為五年徒刑。1980年平反]

　　梅縣有位陳姓士紳，曾多次掩護郭翹然[中共建政後曾任廣州市副市長]、張文等反蔣人士。被定為工商業者兼地主後，他跑到廣州，向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土改委員會委員的張文求救。張說服他回梅縣支持土改運動，並向上級說明陳的情況。但陳回鄉後還是被處死了。[ ]

　　廣東有個鄉，額定要鎮壓十八名“不法地主”，殺了十六人之後，尚缺兩名。便又抓走兩個人殺掉，完成了上級指派的任務。其中壹位死者的弟弟被關在拘留所內，吐血而死；弟媳聞夫死訊，自縊身亡。其母被掃地出門，不得不投奔女兒，死於乞討途中。 [ ]

　　中共在“土地改革”時告訴農民，只要消滅地主階級，農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可以享受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實際卻全不是那麽回事。

　　壹九五壹年，毛澤東夫人江青在湖北武昌縣搞土改，她的生活比當地的地主闊氣百倍。鄉裡貧農團長王傳道赴武漢緝拿外逃地主時受了風寒，江青不許自己的醫生給他看病，任他高燒十幾天后死去。鄉裡有沒收的地主的棺材，土改工作組提議給王用，但江青將棺材作價二十五擔穀。王家無錢，工作組祇好找些破木板，收斂了王。[ ]

　　江青只有壹個，而大量的是黨的“幹部”。正如鄧小平壹九六二年所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壹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壹千幾百萬，壹個數字是壹千六百萬，有的估計是二千五百萬。”[ ]壹九六○年彭德懷元帥被軟禁期間，壹位警衛戰士的家屬曾這樣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麽過啊﹗”[ ]

　　中共消滅了地主階級，農民卻並沒有勝利，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只是將“壹個保長”換成了“好多保長”而已。

　　兩千年來中國戰亂頻仍，但詩書香火綿延不絕，因為大多數讀書人都在鄉村，新朝代不革他們的命。但這壹次不同，“新中國”的執政者只以土地多寡劃分敵我，讀書人或出租土地，或僱人耕作，反正是地主，在劫難逃。江蘇南匯縣的讀書人蘇局仙是壹九○七年清廷廢科舉前最後壹批秀才之壹，壹生除日據時期回鄉避亂外，從未離開教鞭。可是家裡有幾畝地，也被定為“地主分子”。幸他當時已年近七十，獲得“寬大”，僅受“管制監督”，未被鎮壓。

　　“濱江才子”楊芝江是江蘇鹽城、阜寧地區的詩詞名家。壹九四○年陳毅、黃克誠領導的中共新四軍開到鹽阜地區，多次與他交往、合作。壹九四二年底新四軍軍部轉移前，托楊保管物資並掩護鄒韜奮等文化界人士。土改時，陳毅怕楊也被鎮壓，特給鹽阜地區的領導人寫信說“不要把楊芝江列為鬥爭對象”。但遲了壹步，信到時楊已被處死。[ ]

　　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民政長、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的馬雋卿，將女兒許配給了周恩來的胞弟周恩住，並將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在高郵的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到高郵前夕，馬雋卿自持平素無惡跡，周恩來的生母又受他長期供養，便沒有逃離。但是，土改壹開始他就是清算鬥爭對象。女兒被插上“地主馬雋卿女兒”的標籤，四出遊街。八十多歲的馬雋卿在烈日下挨斗，很快丟了老命。

　　浙江海寧縣人許行彬，壹九○六年加入同盟會，曾多次秘晤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後壹度出任浙江省議員、財政廳秘書長，二十年代辭官歸故里從事實業。壹九三四年大旱，他帶頭開倉賑米接濟飢民，並對佃農田租全免、地租減半。抗戰時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為鄉人敬重。可是當地的軍管會卻以“惡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諸葛亮出茅廬前“躬耕於南陽”，其實也要僱工的。所以壹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主任閻長貴說：“諸葛亮有什麽了不起？他是個地主分子。”[ ]南陽諸葛草廬被紅衛兵砸爛。諸葛亮死後葬定軍山，陝西勉縣的紅衛兵找不到其葬身處，便砸毀山上的“古定軍山”碑，也算參加了文化革命。

　　壹九五○年若諸葛亮還在世，必定逃不脫土改壹劫。

　　第二章　“三反”“五反”下指標逼供信

　　鎮反、土改剛結束，毛澤東又發動了壹個他稱之為“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壹樣重要”的“三反”運動。

　　壹九五壹年下半年，朝鮮戰爭邊談判邊打，耗資巨大，給國家財力物力造成極為沉重的負擔。十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精兵簡政、壓縮開支、厲行節約、禁止浪費。同月二十三日召開全國政協壹屆三次會議時，毛澤東即在《開會詞》中號召全國：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 ]

　　這時，還只是“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到東北局書記高崗向中央報告其反貪污、反官僚主義的經驗後，情況就變了。十壹月二十日，毛澤東將高崗的報告轉發各級黨委，指出：“請妳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展開這個運動和這些鬥爭之後，每壹部門都要派出必要的檢查組檢查所屬的情況，總結經驗，向上級和中央作報告。”[ ]

　　這樣，“愛國增產節約運動”就變成了全國規模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

　　十壹月底，華北局第壹書記薄壹波、第三書記劉瀾濤向中央報告：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及現任書記張子善利用職權，侵吞公款；甚至盤剝民工，剋扣災區救濟糧款，用於經營機關生產。他們共挪用公款壹百七十壹億元[折合新幣壹百七十壹萬元，下同]。他們還作投機倒把活動，使國家資產損失二十壹億元。二人舖張浪費，揮霍掉近四億元。[ ]毛澤東批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壹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壹場大鬥爭來處理。”[ ]

　　接著，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的文件。十二月七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務院政務會議上指示在全國範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節約檢查委員會。八日，中共中央又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反貪污鬥爭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壹樣的重要，壹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壹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 ]

　　貪污、浪費什麽時候都有，反貪污、反浪費什麽時候都不錯。問題是怎麽個反法。毛澤東的法子是在全國範圍造成大規模恐怖、威懾，壹九五二年壹月四日，毛澤東下達他起草的《關於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鬥爭的指示》[ ]，指令各地：

　　“限期(例如十天)展開鬥爭，送來報告，違者不是官僚主義分子，就是貪污分子，不管什麽人，壹律查辦。”[ ]

　　這壹“限期”，這壹“違者壹律查辦”，大恐怖立即形成。各級幹部誰都怕當“違者”。為保烏紗帽，各級幹部均胡揪亂鬥，全國壹片肅殺。

　　而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預言：

　　“全國可能需要槍斃壹至數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

　　毛澤東這壹論斷，是徹頭徹尾的官僚主義產物。他將貪污壹億元[舊幣，折新幣壹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五仟萬以上的為“中老虎”、壹仟萬以上的為“小老虎”。不停地下達壹個又壹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更有甚者，他竟然不問青紅皂白，打擊壹大片。壹月二十三日，他發電報給全國各黨政軍部門說：

　　“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哪壹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有些人以為黨的機關，宣傳和文化教育機關，民眾團體，用錢不多，必無大老虎，這是不正確的。早幾天還以為中央文教機關壹個老虎也沒有，經過最近兩天的尋找研究，就發現至少可以捉到十五個壹億元以上的大老虎。”“要將同志們的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應組織壹切可用的力量為搜盡壹切暗藏的大貪污犯而奮鬥。”[ ]

　　次日，毛澤東又憑空臆想，說：“每個大軍區系統(包括各級軍區和各軍)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 ]赴朝鮮作戰的志願軍也不能置身事外。毛澤東妄加猜測，給志願軍黨委下達指令：“照我推測，在壹百多萬志願軍中很可能捉到幾百隻大小老虎，妳們應為此目標而奮鬥。……為了清出他們，必須對於有貪污嫌疑的人大膽懷疑。”[ ]

　　毛澤東不停地下達壹個又壹個指令：

　　“不許草率收兵，必須擴大戰果。”[1月26日]

　　“二月份全軍發動打大老虎，至少應打二千至三千隻。”[1月27日]

　　“北京市委的辦法是：召集各單位首長開會，自報公議，規定老虎數目，責成各首長親自動手打虎，限期具報。……據稱此種辦法甚為有效。”[1月28日][ ]

　　華東軍區報告說，預計“總共要打出大老虎二百六十六個，小老虎八百六十五個，中小貪污分子八萬六千八百五十人。”毛澤東看了這大有水份的數字還嫌少：“壹個大軍區不會只有兩百多大老虎……以後可以根據認識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務。”[ ]

　　捉老虎多多益善。他給中南軍區施加壓力，要增加其“打虎分配數目”：“廣東軍區系統包括海防和各軍在內至少有幾百隻乃至上千隻大中小老虎，而妳們只分配該軍區大老虎二十隻，中小老虎八十隻，這是完全不適當的。妳們對各省壓力太小，遷就他們的右傾思想……[ ]

　　中共中央華北局在上報的文件中提出“像山西這樣的省應有大小老虎壹千個至壹千三百個，其中應有大老虎壹百個至壹百三十個以上。”此數已毫無根據，毛澤東看了還嫌不足，更加壓加碼道：“我以為這個數目只是壹個最低的估計，實際上可能大大超過此數。社會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還不算在內。”[ ]

　　他給各大、中、小省下達打虎治標，正是最大的官僚主義。他說：

　　“河北省(不包括京津兩市)人口三千萬，規定打小老虎二千三百隻，大老虎二百隻，這是適當的。請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點規定字跡的打虎計劃。由此可以估計，每壹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壹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壹二千隻至三千隻。”[2月4日][ ]

　　“像山東這樣的大省，……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壹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壹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規定十分之壹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我提議(華東局山東)分局立即召開壹次打虎會議，規定打虎數目，限期完成任務……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嚴重者撤銷職務。”[2月5日][ ]

　　“妳們說浙江全省可能有壹千萬元以上的大小老虎壹千隻以上……像浙江這樣的省，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至三千隻，或者還多，這還沒有包括社會工商界。”[二月五日][ ]

　　“華東軍區增加打虎預算壹倍，由大老虎壹千、中小老虎三千，增為大老虎二千餘，中小老虎六千餘。請各大軍區按照自己和華東軍區人數和經費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預算。”[2月13日][ ]

　　由於毛澤東屢屢發出“追加新任務”、“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各地不僅追加打虎指標，而且打虎有“必成數”和“期成數”。“必成數”是必須完成的，“期成數”則不怕多，越多越好。各單位各部門的“打虎隊”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

　　這裡是當時甘肅省鎮原縣“三反打老虎”情況的記錄：

　　“(中共鎮原縣委)給縣級機關盲目地追加十來名‘老虎’任務，區鄉不問有‘虎’、‘虎’，就分配四十名。由於這種盲目的官僚主義，就對以後的逼供和繼續打假“老虎”造下了壹些不幸的因素。”“反右傾思想，打‘右傾老虎’……因而縣上首先發生了打、捆、站雪、爬雪、用棗(樹枝)刺刺、戴銬子、壓石頭、站水坑等十七八種肉刑。受這樣刑的有二十四人……因而造成自殺五人，其中三人死亡，兩人自殺未遂。”“區鄉由於搬用了縣上的經驗……造成了比縣上更嚴重的逼供；除縣上的刑大部分給他們用過外，又用了什麽走棗(樹枝)刺、拉鑽子、壓槓子、捏鼻子、跑瓦渣、抱碌碡、背石條、背磨扇、綁腿頂棍子、(日)曬、凍、煙燻等五十五種刑罰。受刑的總計有二百七十壹人……造成了十六人自殺。其中七人自殺未遂，九人致死，二人殘廢。”[ ]

　　據當時的旅大市委秘書長任仲夷回憶：“在很多地方又重複了(1942年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大會圍，小會攻’、‘車輪戰’等‘逼供信’的錯誤做法，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我曾多次向市委領導和幹部們提出，運動中壹定要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壹定要強調重証據，特別要重物証。不能輕信口供，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車輪戰’、體罰和各種威脅、恐嚇的辦法。”“但是，我的這些意見卻遭到東北局工作組的反對。他們把旅大的問題看得很嚴重，說旅大這個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他們認為我在運動中思想‘右傾’，把我從旅大市調到黑龍江省(當時叫松江省)。在調離前的鑑定會上，東北局工作組的壹位同志給我下的結論是：‘任仲夷的思想在運動中表現右傾，從思想體系上說，是右的體系。’”[ ]

　　“打老虎”右傾者被撤職查辦，甚至自己變成“右傾老虎”，各級幹部遂愈打愈左，愈打愈瘋狂。蒼蠅、蚊子壹起打，芝麻、綠豆也不放過。當時中共中南局工業部長曾志曾經這樣回憶中南地區三反運動的情況：“點名批判、搞逼供信、吊打關押、威脅利誘、車輪戰術等，無所不用其極。天天開群眾大會，夜夜開小會，被斗的人暈頭轉向，精神受刺激，身體被拖垮。”[ ]

　　毛澤東既有“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的指示，全國掌管或經手財物的人無不被指為“老虎”，揪出殘酷鬥爭。

　　原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產測勘處總務科長殷維翰曾這樣回憶“三反”時的逼供：“我站在壹張桌子上，雙手舉起，壹站幾小時。……八個人打我壹個，邊打邊踢，踢了這邊踢那邊。”“(打虎隊)把我父親從上海弄來，要我坦白，把我才讀小學的女兒也動員起來，給我寫明信片，宣佈不坦白就脫離父女關係……”三月十二日，南京召開“大專學校文化科學機關反貪污鬥爭大會”，打虎隊把包括殷維翰、謝學錦在內的壹群“老虎”蒙上眼睛，拉到在南京大學召開的大會場上。謝學錦回憶道：“在會上壹片吼叫聲中，我也跟著胡說八道。別人說(貪污)壹億，我也說壹億，別人說壹百億，我也說壹百億。唯獨殷維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見到的骨頭最硬的壹個人。我眼看著他被銬上拖走了。”“運動進入退贓階段，打虎隊才慌了手腳，哪來贓？到哪裡去弄幾百幾千億的贓？後來，我們解脫了。”但是，殷維翰卻進了監獄。”[1983年地質礦產部政治部為殷平反，稱“純屬錯案”。][ ]

　　解放軍第壹醫院院長張華麟，1950年自美國歸來。其妻子因拿過公家壹枝體溫計，被打成“老虎”。她受不了鬥爭會的人格污辱和肉體摧殘，用壹條長圍巾自縊身亡。張華麟還被逼著在全院大會上就那壹枝體溫計替死去的妻子作檢查。[ ]

　　在北京大學，“五月上旬，工學院兩名職員自殺身亡。被解除隔離的工程科壹名職員和其妻子(總辦事處職員)投什剎海自殺身亡。校醫室壹名醫生在家中自殺身亡。”[ ]

　　西北大學被懷疑為“老虎”者，被喝令“在工作組和學生面前跪著，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並且壹味的追逼。”事後才說是打錯了。[ ]

　　西南師範學院中文教授杜鋼成了“老虎”，被拽著雙腳倒拖進鬥爭會場。理化系教授蔣九成被關押後妻子自縊身亡。半年後，全校被關押者都被釋放。真“老虎”壹個沒有。[ ]

　　據當時的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民庭庭長何濟翔回憶：“‘三反’後聽陳毅市長作報告，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 ]

　　“三反”的浪潮剛剛開始沒幾天，毛澤東就又發動了以工商界人士為目標的“五反”運動。壹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這“五反”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目標則是資本家，即中共稱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文件要求“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 ]

　　有“五毒”的資本家也被稱為“老虎”。資本家也成了打虎對象。

　　當時中國經濟雕敝，資本家並不多。於是如同農村有十幾畝地就算地主壹樣，資本在二千元以上的就算是資本家。這標準之低且不說，劃資本家多多益善。大的沒有，小的也將就。全國被定為“資本家”的八十六萬人，百分之八十資本在二千元以下。[如江蘇南京市九千名資本家中的七千名，近百分之八十是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浙江建德縣二百七十四名資本家中，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者也約占百分之八十。廣西寧明縣壹百二十三戶資本家，僅兩戶資金超過兩千元。其餘的壹百二十壹戶，平均資金僅壹百三十元。[ ]]壹九六二年，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曾擬定文件，準備對那百分之八十不夠格的“資本家”予以改正。但突然毛澤東批判他“右傾”，發文件說：八十六萬資本家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不能算作壹般勞動者。李維漢之議胎死腹中。直到壹九八壹年才改正。[ ]

　　“三反”時是鬥爭幹部“老虎”，現在是鬥爭資本家“老虎”，即毛澤東說的“工商界中的老虎”。

　　行賄、偷稅漏稅的資本家當然有，然而，就如“鎮反”壹樣，“五反”是用不受法律約束的群眾運動的方式清查資本家。不管妳有沒有違法行為，先且懷疑妳違了法，先指妳“五毒俱全”。把人扣起來，用餓飯、疲勞審訊的辦法逼迫人交待自己的“五毒行為”。

　　各地都成立了“打虎隊”。

　　山東張周市[今淄博市周村區]人郭恩譚是當年的打虎隊成員。那時他是壹名藥房的店員，因為年輕，被選中成為打虎隊成員。據他回憶，商業系統打虎隊由市委工作組從各藥房店員中挑選二十來歲的青年店員組成：“壹開始的時候，幾乎將所有的資本家、各業主都當作‘五毒分子’和‘老虎’來對待。……(工作組)發動各單位店員工人起來檢舉揭發老闆的“五毒”行為。……在有些幹部的授意下，製造了壹些緊張氣氛，還對有的重點對象進行逼、供、信，嚇得有些業主十分恐怖。有人被過激行動嚇破了膽，出現有人喝硫酸、毒藥等自殺行為。”[ ]

　　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市長陳毅宣佈“五反”運動正式開始。參加運動的工商業者計十六萬戶。為激發工人、店員起來鬥爭資本家、業主，《勞動報》開闢專欄討論“是資本家養活工人？還是工人養活資本家?”，教育工人懂得資本家剝削了工人，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

　　報紙還重點報導工商界的罪行。如指稱上海梅林食品公司將腐壞的食品罐頭送到朝鮮前線去陷害志願軍。報紙言之鑿鑿，但真實性可疑。廠裡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產，老闆即使想這麽做也繞不過工人。報刊大肆報導，祗為激起公憤，給運動添加緊張氣氛。

　　“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更是子虛烏有。上海有家小營建公司，打虎隊壹進駐，即認定經理是個“大老虎”，壹定有錢或金銀藏著。家人被逼著四處借貸，這家借對金耳環，那家借個金手鐲，交給打虎隊。他走投無路，卻苦於晝夜有人看守，想跳樓亦不可得；把電線纏在手上想觸電自殺，又被看守發現。打虎隊看到實在榨不出油水，只好改指他“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予以寬大”，判刑七年，發配內蒙古勞改。

　　“三反”時，凡搞採購的都是審查對象。誰稱辯沒貪污受賄就是對抗運動，白天黑夜逼供。許多人只好胡亂交待以求過關。到“五反”時，他們的口供又成了商家“五毒”的証據。

　　當時，國內有大批美制軍用汽車急需更換零件，當局允許上海壹家商店經香港進口美國汽車零件經銷。有位軍隊幹部曾在該店採買過十萬元(新幣)的貨。“三反”中，他被誣指拿了該店壹萬元的回扣。被斗得死去活來後，他胡亂招供，成了“貪污犯”。“五反”時，他的口供被當作那家商店行賄壹萬元的“証據”。店主成了“五毒分子”。[ ]

　　許多資本家要麽熬不住日追夜逼而胡亂交待，成為“五毒分子”，要麽乾脆用死來解脫。

　　據上海那家汽車零件經銷商店三位元業主之壹的高天民回憶：“從這運動開始，不知已死了多少人？我自顧不暇，根本沒心思去打聽，但我親眼目睹的，就有與我店聯號的汽車材料行的兩位老闆……他們深夜留在店裡，以山奈(氰化鉀)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殺，二人當時立即致命。”“在我店近鄰有壹家商行，尅�I進出口軸承，也是三個老闆，他們被隔離交代……(其中壹位)趁看守他的值班幹部壹時鬆懈，竟由二樓窗上跳了下去，壹命嗚呼。”“身陷在五反中的老闆們……想想與其蒙莫須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壹步，免得被斗得痛苦，所以跳樓、服毒、上吊成了常見之事，但報紙對此隻字不提，仍天天鼓吹資本家們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罪行。”[ ]

　　高天民最後以交代行賄、偷稅、漏稅壹百六十萬元(新幣)而得以過關。他說：“其實這壹百六十萬的天文數字，早已超過了我店裡那些年的營業總額，更超過了實有資產；即使把三個老闆的私產都加進去，也還差得遠，根本不用辯論就可以看出這數字的虛假。”[ ]

　　全上海都是如此。全市“清算”出資本家違法所得高達十萬億元[合新幣十億元]，竟比全市資本家壹九五壹年的實際所得還要多。[ ]

　　不僅全上海，全國都是如此。當時中國有個著名的民生輪船公司，其創辦人是出身貧苦的四川省合川縣人盧作孚。壹九二五年，他集資合股，訂造了壹條名為“民生”的小船，利用合川壹所小廟的殿堂開設民生輪船公司，開始了他的事業。

　　抗戰中，民生公司在日寇的炸彈下將大批難民、國家財富搶救到四川大後方；期間壹百多名員工犧牲，十六條船被日軍炸沉。

　　到四十年代末，民生公司已是擁有壹百四十艘輪船的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民族資本集團。國民黨兩任行政院長何應欽、閻錫山曾力邀盧作孚出任政府要職。但他避到了香港。

　　盧作孚在壹九三八年即在重慶認識了周恩來。壹九五○年，周派人赴香港與盧聯絡後，盧秘密離開香港到北京，被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毛澤東為工商界人士等兩次舉行便宴，盧均與毛澤東同席而坐。

　　壹九五壹年春，盧作孚逐步將滯留香港的船隻駛回中國。冬天，盧赴京開會，周恩來表示希望他到交通部擔任負責工作。盧決定處理完香港撤船事宜後再赴任。但五二年壹月初離京返渝時，正值“五反”高潮，他被指為“不法資本家”無情鬥爭，遂於二月八日自殺身亡。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盧作孚的清正廉潔有口皆碑。美國雜誌《亞洲和美洲》曾這樣評說盧作孚：“壹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現代企業家，壹個沒有錢的大亨。”[ ]他不拿民生公司的股份，連住房也是借的銀行宿舍，家俱則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辭世前他留給妻子壹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家俱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

　　盧氏死於吞金，大多數被指為“不法資本家”而自尋解脫者卻是採取更簡單的法子──跳樓。

　　廣州的愛群大廈就是不少工商業者的跳樓處。

　　上海當局鑑於許多人服藥自殺，禁售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安臥死既不可得，跳樓投江便是最佳解脫之道。當局在公園及辟靜之處派兵巡邏，不淮行人逗留。黃浦江岸偏辟之處，築上竹籬笆，黃昏後不淮行人靠近。各高樓頂設崗防守，三層以上樓窗裝置木欄與鐵絲網。但是，絕瞭望的人是擋不住的。上海市法院的何濟翔就曾在延安東路親眼看到壹人從五樓躍下，墜地身亡。

　　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在金城大樓跪著接受職工審問。在寒冽的初春季節，他穿著短衫褲跪了五天五夜，終於跳樓壹死。[ ]

　　上海南京路知名的食品店冠生園的店主洗冠生是壹位愛國而有骨氣的人。抗日戰爭時期，他毅然放棄上海的生意，跟隨政府內遷重慶、昆明。“五反”運動中，他被誣指犯有“五毒”，受不了逼供，從冠生園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 ]

　　上海市長陳毅在壹次廣播裡曾這樣說：“我不懂為什麽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 ]他還對人說，上海的“降落傘部隊”有壹千三百多個，若早點作宣傳，本來會縮小到壹千名之內的。 　　當時主持全國“五反”運動的中央節約委員會主任薄壹波後來回憶道：“‘五反’開始後，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不時傳來了資本家跳樓自殺的消息。為此，毛澤東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陳毅同志說，發生跳樓事件不好。”[ ]

　　後來中共自己承認“三反”對象百分之九十五都整錯了，但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卻這樣解釋：

　　“他們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點，說打了那麽多人，結果祇有百分之五，即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錯了嗎？而不知道有的是降低了標準……幾千元的都不算……這樣就少了嘛﹗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審幹和合作化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是成功的，必須的，必不可少的……缺點錯誤不過是壹個指頭。”[ ]

　　百分之九十五整錯了也是“成功的”。缺點總是壹個指頭。上海的“降落傘部隊”也不過佔工商戶的百分之壹。

　　“鎮反”也罷，“三反”、“五反”也罷，壹個運動就是壹次災難。這裡還沒說到知識份子。

　　第三章　“思想改造”：打掉知識份子的自尊心壹九壹八年夏，毛澤東、蕭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學會成員到北京。時值法(國)中(國)教育協會中方會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組織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蕭瑜被聘為協會秘書。毛澤東與蕭瑜、蔡和森商談幾次後決定不去法國而留在北京。蕭瑜、蔡和森寫了壹封信給蔡元培，請他幫毛得到壹份校役的工作，使毛能夠留在北京半工半讀。蔡元培支持青年上進，認為校役工作太差，便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去信，請李為毛安排壹職。毛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左右。[李大釗因不認識毛，叫手下人給毛安排了壹個打掃整理圖書館的工作。李為此曾於壹九二四年向蕭瑜表示歉意。][ ]

　　當時，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時代的旗手”，正是知識界新思潮的發源地，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然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在毛身上沒有留下什麽痕跡。如果說北大那段經歷留下了甚麽痕跡的話，那就是在圖書館工作時感受歧視而產生的終身未消的對知識份子的敵意。

　　毛澤東執政後壹次也沒有去過北京大學。進城初期他倒常去清華大學，但祇是半夜去，因為那裡有當時北京惟壹的室內游泳池。他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後來的命運。

　　壹九四九年中共的隊伍打進城市執政時，大多數知識份子沒有隨國民黨政府撤往台灣。他們選擇留在大陸，並非因為服膺馬克思主義，而是由於對新政府抱有希望，願意為國家效力、為社會服務。但他們不知道，共產黨壹旦執政，壹般意義的國家便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則幾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的厄運幾乎就在那時開始了。要弄明白百萬知識份子怎麽會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不能不看看毛澤東執政初的那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五七年那場歷史上空前大迫害的前奏。

　　山東堂邑[今聊城]人武訓(1838－1896)是個歷史人物。他幼時家貧失學，連個名字都沒有，只因排行第七而稱武七。在飽嘗不識字的苦處後，他決心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有書讀。但他身無分文，從二十壹歲起行乞募化。為博取富人的施捨，他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學狗叫。積三十多年之努力，他購置了三百多畝土地，在在家鄉堂邑和館陶、臨清縣辦了三所義學。他將募款所得全部化在為義塾買地、蓋房和辦學開支上，從沒給自己蓋過房子。他連買藥治病的錢都捨不得化，最後因病中吃了別人拋棄的霉藥丸而死去。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碑。因“其人其事，足以垂訓後世”，死後被尊稱為武訓。

　　壹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前，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將未完成的電影《武訓傳》的底片藏起，未讓廠方帶到台灣。壹九五○年完成攝製後，五壹年二月，《武訓傳》導演孫瑜給周恩來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將電影修改完畢，望周“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當日，孫瑜即接通知攜影片到中南海放映。壹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長看了，給予不少掌聲，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特與導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義。”[ ]

　　但幾天后毛澤東將片子調去看過，情勢突然大變。

　　武訓不是革命家，也未曾希冀成為國人的楷模。他不過以為讀書識字的人多些，世道就會變好罷了。毛澤東可以不贊成武訓的做法，也可以不喜歡電影《武訓傳》。這本是個文藝與學術的問題。但在毛眼裹，從來就沒有純學術問題。他把批判武訓和《武訓傳》變成壹場政治運動，在全國範圍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他加了這麽壹段話：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壹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衊農民革命鬥爭，污衊中國歷史，污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壹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 ]

　　查禁電影《武訓傳》只不過是個開頭。毛澤東派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的夫人江青化名李進，興師動眾地去山東實地調查武訓的歷史。中共華北局書記劉瀾濤特地寫信給接待他們的中共山東聊城地委，說明李進就是江青，毛澤東的夫人。

　　江青與毛結婚十多年，壹直被冷落，這回得到了露壹手的機會。她率隊到達堂邑縣，欲查明武訓是個“大地主”。可是查了近壹個月，沒發現武訓有壹筆私產，不得不承認︰“武訓很可能的還有壹部分未交學校的私產……不過我們未找著確實的證據。”[ ]可是，她主持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仍然把武訓描繪成“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大流氓”壹說，因無根據，最後找了壹個比武訓小八十歲的婦女，說是武訓耍流氓的受害者。]

　　這份調查記經“毛澤東作了很大的修改”[ ]後，在全國報刊發表。舉國上下各類新聞機器壹起開動，大小報刊同時咒罵武訓，以至於有的人以為哪裡又抓出了壹個名叫“武訓”的反革命分子。

　　誇獎過此影片的人，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陸續做檢討，數萬文藝工作者被迫自我批判。此後，中宣部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專事政治審查。多數電影劇本被江青扼殺，僅少數獲准拍成電影問世。

　　文藝界人士全體襟聲，文藝界進入遵命時代。為了反襯武訓的反動，武訓的同鄉、同代人宋景詩被捧成了英雄。宋景詩早期曾造反，但不久便被朝廷招安，為清廷當犬馬，幫當局鎮壓農民起義。只因其靠山在朝廷失勢，重歸山寨，才遭官兵捕殺。劇作家陳白塵“奉命”[陳白塵自述]創作《宋景詩》，將他改塑成壹個農民起義英雄。電影《宋景詩》作為《武訓傳》的對立面占領了全國的電影院。

　　不過，十五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時，不僅武訓被刨墳、屍骨被掘出遊街示眾，《宋景詩》的炮製者也沒逃脫，劇本作者陳白塵被斗得嗚乎哀哉，導演鄭君里被江青派人抓去，死在監獄中。仔細研究文化革命的災難，溯源而上，壹直可以尋到當年這場批判武訓的運動。[在毛澤東指揮下主持這場批判運動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後承認︰“當時的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加給《武訓傳》的罪名“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 ]]

　　由於武訓成了反動派，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也隔代連坐，被全盤否定。陶行知讚賞武訓以乞丐之身開辦義學的事跡，提倡“新武訓精神”，並親身實踐。1926年，他辭去東南大學教務長職務，邀集壹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曉莊建立了中國第壹所鄉村師範學校。“親民親物親赤子，問古問今問未來。”他脫下長袍馬褂，穿上草鞋，成了壹名“挑糞校長”。

　　該校的共產黨員曾參加城市暴動，蔣介石要陶行知開除“赤化”學生，被陶拒絕。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封閉曉莊學校，逮捕三十多名學生。陶行知受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在杜威、愛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學者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請蔣取消對陶的通緝，陶方得以回國。

　　1946年陶行知因腦溢血去世時，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他“是壹個無保留地跟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唁電，稱他“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另壹位中共領導人董必武寫了壹首詩稱頌“敬愛陶夫子，當今壹聖人”，並題了“當今聖人”四個字貼在陶的棺材上。 [ ]

　　現在批判武訓，提倡過“新武訓精神”的陶行知也就遭殃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敵人”而被撻伐。罪名同武訓類似：“改良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救國”、“世界觀的改造沒有完成”。

　　另壹個理念與武訓相通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陽初。1918年，晏氏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辦識字班。1920年歸國後，他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年他利用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的機會，在美國各地奔走了十個月，募得幾十萬美元，全部攜回中國，用於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年，在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他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並仿效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1943年在紐約召開的紀念哥白尼地動學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壹。

　　陶、晏都不是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是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壹藥方的理想主義者，理念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格格不入。所以，中共壹掌權就將其視作異端，宣布“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反動組織”，“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是“反動學校”，將院長魏永清定為“反革命”，判處死刑緩期二年。[三十年後魏被“宣告”無罪]

　　晏氏有家歸不得，在百般無奈之下，於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毛澤東的新中國，沒有同政治掛不上號、貼不上“階級”標籤的東西。從壹九四九年他住進中南海的那壹天起，知識份子沒有壹天可以置身於政治之外。

　　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沉從文，以刻劃美麗的湘西風土人情的小說聞名於世。打從抗戰勝利起，他就壹直被中共左翼作家批判鞭撻。壹九四八年，郭沫若更發表《斥反動文藝》壹文，說：“特別是沉從文，他壹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北大的中共地下組織將該文張貼在校園內，並拉出大橫標語“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沉從文﹗”[ ]年底北平易幟前夕，國民黨開展“搶救學人”行動。北大當局將飛機票送到沉從文家。中共地下黨組織則力勸他為新社會效勞。他決定留下。可是共產党進城沒多久，他就發現日子很難熬下去，於四九年三月九日割喉切腕自殺[壹說喝煤油[ ]]。獲救後，他辭去了北大的職務。六月召開全國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海作家巴金到沉家拜訪時，發現“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進水裡。”[ ]

　　但奇怪的是，壹方面毛澤東在五二年第二次文代會期間對沉從文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 ]另壹方面中宣部又通知各地的公安部門將沉的著作全部收繳燒毀。上海開明書店通知沉︰“妳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毀。”三十年後，沉自述此事：“五三年所有習作都經書店正式通知，作品業已過時，因之代為銷毀，壹切已印未印書稿及紙型，全部焚毀。”[ ]

　　沉從文消失了。他的作品不僅從書店更從所有的圖書館中消失，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沉從文”三個字。他的名字消失得如此徹底，連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沒聽說在世的中國作家中有壹位叫做沉從文的人，有壹本叫《邊城》的小說。被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沉從文，或埋首書寫文物標籤、或為參觀者充當講解員，遠離了文學。

　　沉從文的厄運只是當時知識份子的壹個寫照。正如巴金後來所說:“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壹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 ]

　　中共壹建國，教育部便提議採用蘇式教育，實行工科院校與文理分家，將清華大學等校改造成純工科學校。因多數教授的抵制，計劃未能實行。但中共由此看到，“不少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羨慕著美國的‘富裕’，‘政治上自由’和‘文明’……而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壹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這是“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 ]，遂於壹九五壹年底發動了壹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鎮反”、“三反”、“五反”尚未結束，“鎮壓反革命”之餘音還在，誰都得考慮被“鎮壓”的後果。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火藥味還瀰漫在知識界、文化界。知識份子心有餘悸，大家都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出來的，誰也不能說自己身上沒有“舊社會的污毒”。抗拒改造後果嚴重。無人可以超然度外。為免與咄咄逼人的新政權對抗，除個別人外，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採取了向共產黨表示輸誠效忠的態度。

　　光表示服膺共產黨遠遠不夠，他們還得往自己臉上潑墨，洗刷被洋麵包、洋墨水薰臭了的靈魂。每個人必須認罪，並書面交待：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麽社會活動。”“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參加過什麽黨派、社會活動。”“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輩親戚以及朋友政治思想如何，參加過什麽政治團體，有些什麽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活動。”“七歲以後到現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麽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或看過哪些關於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生過什麽影響。”[ ]

　　與“三反”、“五反”時利用二十多歲青年作“打虎隊員”壹樣，“思想改造”運動中各大學均以年輕學生、職工為積極分子，大會批判、小會“幫助”，讓教授們壹壹交待歷史，痛斥自己的過去。

　　教師人人都得檢查，叫做“洗澡”；學生組成“搓澡隊”幫助老師“搓澡”，實則讓學生作審判員。批判鬥爭會之嚴厲、之污辱人格，不亞於土改鬥地主、鎮反斗反革命。學生指著鼻子罵老師，說老師是舊政府的走狗，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壹掃而空。

　　壹九四壹年底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坦克開進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校園[今北京大學所在]，原代理校長陸志韋被捕入獄。他拒絕與日人合作而被判刑，抗戰勝利後重新主持校務。中共執政後，他努力緊跟，參加“反對美帝侵略朝鮮”的大會，痛斥自己以往“親美反共反人民”。可仍然躲不過鬥爭會。他的女兒奉命登台，指著他的腦袋“控訴我的父親陸志韋”，他只能低頭恭聽，沒有張口的份兒。

　　正如當時上海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所說，那是壹場“在組織安排下被迫交待自己的歷史，並且讓知識份子來壹個‘醜態大暴露’的運動。”[ ]國學大師顧頡剛在日記裡寫道︰“(黨要大家)互道資產階級思想，作競賽”；“(黨)組織上要我們每人自認資產階級思想，列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諸項，眾皆爭認，予獨以為無有”，“眾大嘩”。

　　“思想改造”中，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教授做了十二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由於過不了關即意味著有政治、立場問題。即便不被“法辦”，飯碗也是個問題。所以抗拒檢討者寥寥無幾。

　　壹九四八年底國民政府搶救學人時，北大教授朱光潛也拒絕機票，留了下來。而今黨說他有歷史問題，定為“管制分子”，管制了八個月。北大還搞了壹個展覽，畫了漫畫醜化他。他不得不給自己扣上各種“反動觀點”以求過關。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提倡學術研究自由，對新思想“兼容並包”。據蕭瑜說：當年“毛澤東壹向很欽佩蔡(元培)校長，他給蔡校長的每壹封信中都稱‘夫子大人’。他自認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表示他對蔡先生的無限崇敬。”[ ]1940年蔡元培去世時，周恩來曾送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澤東給蔡的輓聯寫的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可是如今毛澤東壹上台執政就批判起蔡元培來。

　　於是，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壹邊檢討自己，壹邊批判北大的兩個前任校長蔡元培和胡適：“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對統治階級服務的。”“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壹部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長期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壹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則應負更大的責任。”“我們教師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動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

　　批判蔡元培，並不為詆毀蔡氏之為人，而是著眼於其“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毛澤東要每壹個知識份子牢記“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自由當然免談。

　　沒有了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學者們就只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曾經對壹位中共黨員說︰“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產黨就是要強迫他學習改造。他頂不過去，終於被迫發表了壹份檢討，而且須將老北大校長傅斯年、胡適稱為“匪”：“(1928年我)寫信給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學教書，從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團。……因為傅斯年的關係，受名利思想的驅使，後來又走上了胡匪適的道路。”“尤其不可饒恕的是，我在西南聯合大學[因京、津淪陷，清華、北大、南開遷雲南，組合成西南聯合大學——]曾經給國民黨辦過兩屆二十四次文史演講會……是直接給國民黨幫凶的。”“我還發表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政治應與學術分開，黨團最好在校外發展’等等反動透頂的言論。”[ ]

　　“學術自由”不能給，“學術獨立”也不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受過胡適的影響，所以要讓他來批判胡適“學術獨立”的口號：“這個口號有兩種影響：壹方面是誘致知識份子在壹個“清高”的美名下進行學術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實際上替反動政府服務。這樣壹來，所謂知識份子、學者們便壹個個進入反動政府的圈套。另壹方面是使落後知識份子藉口“學術獨立”，不問政治，逃避現實。而其結果也只是對於反動政權有利。”[ ]

　　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該校辦了個“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新華社記者報導說：“美國為什麽要辦燕京大學呢？就是要通過燕京來培養侵略和奴役中國的勢力和影響。不僅如此，燕京大學本身又是美國巧妙運用它來進行情報工作的壹個情報機構……。”[ ]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當了二十多年校長的陳垣在校刊上發表自我檢討，說教會辦學是為了“達到他們對中國人民奴役的目的”，他“忠實的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做了幾十年污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凶。”[ ]他自摑耳光道：“我老老實實、俯首帖耳地為帝國主義服務了二十三年。”“我那時不曉得帝國主義是在披著宗教外衣進行文化侵略，還錯誤地以為他們在中國設立大學，是對中國有好處的。這是壹個根本的錯誤看法。”“我在輔仁作校長，基本上是與帝國主義站在壹個立場……是他們很得力的奴才。”[ ]

　　中國協和醫學院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辦的。院長李宗恩壹邊檢查自己的“反動的思想”，壹邊抨擊洛克菲勒基金會以表明與其劃清界線：“洛氏基金委員會是壹個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機構，除了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幾乎沒有壹個角落沒有它的侵略基地。”“美國國務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委是密切結合著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萬元的美金達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標，在醫藥衛生工作者中造就了壹批所謂‘民主自由’分子。”[ ]

　　“清華大學是由美國用庚子賠款辦起來的。”該校機械系教授張維在檢查中說，“目的是要製造壹批為它服務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惡毒。”[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清華物理教授周培源曾赴美搞過壹個時期的軍事科學的研究(從飛機上擲魚雷入水問題)。而今他在報上痛斥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丁註：Robert A. Millikan，1868～1953，因測量出電子的電荷而聞名於世]請求工作機會”，並說這“是我壹生歷史上最可恥的壹頁”。那個研究本來是與德、日、意法西斯政權軍事對抗的壹部分，他卻說：那是“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企圖屠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並由此鞭撻自己道：“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凶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餘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

　　二戰期間也在美國從事過軍事科學研究的清華物理教授葛庭燧則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壹文中抨擊美國“使用原子彈來屠殺日本無辜的平民”，“美國的反動統治者……掠奪了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用來屠殺和平居民，用來威脅世界和平……”[ ]

　　清華哲學教授金岳霖更檢討自己“做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喪失了民族立場”，並檢討自己“以舊民主主義的觀點去看蘇聯”：“我壹直歪曲了污衊了蘇聯，直到解放時為止，我還認為蘇聯根本不容許個人‘自由’……還認為蘇聯通過各國共產黨來干涉各國內政。”他的學生殷福生[後改名殷海光，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學者]去了台灣，他便檢討說：“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壹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台灣為蔣匪幫服務。”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已經轉變：“我認識到哲學系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訓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員。”[ ]

　　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糟蹋自己說他利用教學“把敵人的糟粕──同鴉片煙壹樣的麻醉劑──運回來毒害我們下壹代的建築師。”[ ]

　　在都市計劃概論課程中，……我所講的……是完全本末倒置、違反發展規律的理論，完全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我滿腦袋都裝滿了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地阻礙了祖國的建設……我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 ]

　　因他是清未維新派人物梁啓超的兒子，所以在檢討中還要另加壹章，將其父痛斥壹通：

　　他所熱愛的“國”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國”，也就是地主士紳的“國”……我父親晚年曾週遊講學，他的目的之壹就是爭取青年，以抗拒最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 ]

　　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茅以昇是土木工程專家。三十年代他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後又為阻遏日本侵略軍而忍痛炸燬。其事跡在中國工程史上可佔壹章。他被“改造”後，在報上這樣摑自己的耳光：“我於壹九二○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繼續不斷約三十年之久。”“我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參加修建壹座橋梁外，其餘幾乎什麽好事都沒做，只是大量地耗費了人民的血汗而已。”“對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我的壹貫作風……損人利己，投機取巧，剝削群眾，坐享其成的腐化嶞落思想，也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 　　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工作十五年。他在報上著文罵自己：“整整有十五個年頭，做了反動政府當點綴用的壹只花瓶。”[ ]

　　二十年代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吳宓也被迫向新政府表態輸誠：“(前)中國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走狗的買辦階級聯合而建立的反動統治政權。所謂國立大學，便是他們所設立的機關。我……甘心作他們的幫凶和奴隸。我所領得的月薪及研究經費，便是他們壓榨剝削勞苦人民工農大眾而得的剩餘。”[ ]

　　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朱契這樣自我批判道：“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教育，自以為書香門第，詩禮傳家。凡此種種，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壹根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二根源。”“1929年我到德國去留學，所學的是財政經濟；所接觸的學者，完全是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壹些人物。……他們的共同主張，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作壹點壹滴的改良，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革命。……這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三根源。”[ ]

　　學者們自摑耳光還不夠。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的會場上，“資產階級教授”們甚至被勒令在講台前沿跪成壹排，接受批判。清華大學歷史系聶崇歧教授等曾在國共內戰後期呼籲和平，因此是重點批判鬥爭對象，並被拘禁“審查”。

　　北大傅鷹教授回憶當時的情形時，這樣說︰“大學裡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還是令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地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地罵別人。老教授上台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辱罵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 ]

　　受不了這壹套的，便只有選擇死。清華大學無機化學家高崇熙服藥死去，漸被遺忘。直到壹九五六年周恩來領導制定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時，大家才想起他來。傅鷹說︰“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壹死，我國的無機化學便失掉了識途老馬。現在我們在定科學規劃的時候，便深感這壹門學科帶路無人。”[ ]

　　天津礦業學院的壹位教授懸梁自盡。山東大學醫學院女教授陳慎昭被關在實驗室“隔離審查”，服氰化鉀自殺。上海暨南大學教授劉大傑跳進黃浦江，幸而得救。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歸來，只因保存了當年國民政府發的護照，被攻擊為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差點自尋短見死去。

　　為此，北大歷史系教授向達批評中共“片面強調鬥爭與改造，使許多科學家心緒不安﹗算算賬，解放後死了多少科學家！”他後來被打成右派，罪名之壹就是這句話。[ ]

　　總之，隨著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教育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教會學校和私立大學壹律關閉。上海震旦大學關了門，被認為有“政治問題”或“歷史問題”的人，都被調離。燕京大學牌子摘了，校園讓給了從城裡搬遷來的北京大學。

　　“北大經濟系的課程設置，學習蘇聯，不僅給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以主要地位，而且還停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俄籍專家及左派經濟學家如薛暮橋……等都到北大兼課。”[ ]

　　社會學被徹底清除。共產党進城執政前，清華大學費孝通教授曾對朋友說︰“我希望我不會失去研究社會學的機會。”如今共產黨執政才兩三年，全國的社會學教授就全被迫改了行。費孝通被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史國衡被打發到清華圖書館。從此中國再也沒有人研究什麽“社會學”。大學生只知道社會主義，而“社會學”壹詞連聽都沒聽說過。

　　美國是敵人，蘇聯是老大哥。不論何學科，都得將蘇聯奉為皋圭。中國生物學界被迫皈依蘇聯李森科學派獨尊的“米丘林學說”。人民日報發文《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稱“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遺傳基因學創始人美國摩爾根教授的學說則被扣上“反動、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三頂帽子而禁止講授。河南農學院吳紹騤教授從國外帶回來的雜交玉米種子被禁止試驗；四川省農科所研究員鮑文奎的小麥與黑麥雜交試驗地被剷掉；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驌因批評李森科的見解而遭政治批判。[ ]

　　抗戰時歸國的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李景均，在其主講的三門課都被停開後潛逃出境，再也沒有回來。隨後三十年，他成績卓著，曾任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而留在國內的復旦大學教授、摩爾根的學生談家楨被剝奪了授課和研究的權利。談後來說︰“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地浪費了……”[ ]

　　各大學俄文當道，英語專業和公共英語課在壹九五三年底壹律取消，所有英語教師上俄語學習班學習後，改任俄語教師；英語專業的學生改學俄語。英語教員或改任俄語教師，或改行打雜。譬如東北師範大學英文系主任被打發到圖書館當了壹名館員。

　　搞藝術的更難置身於“改造”之外。1950年自巴黎歸來的畫家吳冠中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他努力檢討，勉強過關，卻被認為不再適合講授藝術。他後來這樣寫道︰“在那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的眼裡，我這個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滿身是毒素，他們警惕地勸告同學們別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實現歸國途中的憧景，但有壹個緊箍咒永遠勒著我的腦袋──醜化工農兵。”“我終於被調到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教水彩之類偏於‘純技法’的繪畫課程。”[ ]

　　有些人是註定過不了關的。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曾為壹九四九年初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國共談判效力，故中共給了他壹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頭銜。但他在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書裡有壹系列反動言論，諸如“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等等。故數度受到全校大會批判。

　　張東蓀並非不識時務。他也想過關，壹次壹次檢討，壹次次總通不過。對他的批判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壹開始就註定他是過不了關的。起先，他的問題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壹次次檢討後，問題反而升級成了“美國特務”。於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立即解除其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他開除出盟。他知趣地辭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職務。

　　當然也有斷然拒絕以辱罵自己以換取過關的人。中山大學歷史學家陳寅恪和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洪謙是兩個例子。鑑於其在學術界的聲望，中共倒也沒有懲治他們。但是雲南大學教授劉文典的下場就不同了。他二十年代末任安徽大學校長時，曾當面頂撞蔣介石，壹度被拘禁，在蔡元培等呼籲下方獲釋放。共產黨來了，劉文典還是狂放不羈，拒不檢討。他批判會上宣布︰“我是壹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妳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妳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妳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壹談了﹗”[ ]他拒絕接受改造，終於丟了飯碗。

　　壹九五五年北大校慶那壹天，毛澤東的親信陳伯達和北京市長彭真代表黨中央出席慶祝會，陳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厲聲訓斥︰“馮友蘭！妳過去放毒，近來寫文章消毒，這遠遠不夠，遠遠不夠！”馮教授忍氣吞聲，未敢辯壹個字。

　　把全國的專家、學者管束到了這種程度是壹大成功。毛澤東發動“思想改造”運動，本意也即在此。據當年清華大學學生中英傑回憶：

　　“(運動之後)教師講課時突然謹小慎微起來了，儘可能照本宣科，閉口免談自己的獨特見解，隨之在晚飯後再也不敢輕易出來散步和學生隨便攀談……這些先生們自著或編譯的教材全部作廢，通通改用蘇聯教材和教學大綱。”“許多世界級的先進科技成果和有爭議的論述被無情刪除，也不准引證或講授，誰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盤西化之嫌。同時教師也不准參照自己的特長和風格授課，哪怕稍少偏離按原樣引進的蘇聯教學大綱，也會被看作大逆不道。”“學校體制徹底變樣，老清華不復存在了。……暑假返校開學時，清華變成只剩下專業有限的單純的工業大學，其學制完全照抄蘇聯老大哥。”[ ]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如東北工學院利用這場運動將所有的系主任換成了共產黨員。

　　就在專家學者被“改造”得服服帖帖之際，毛澤東動了拆除北京城牆之念。

　　當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遊，曾說他住的那個地方外面是個大圈圈，裡面是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面還有個黃圈圈。如今，毛澤東也住在黃圈圈裡。祇要把長安街拓寬到可以任飛機起落，有沒有大、小圈圈做屏障當然無所謂了。

　　為保護北京城的完美布局，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與陳占祥擬定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建議保留城牆，清理護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牆寬闊的頂部闢為空中花園，如壹條繡帶環繞京城；十幾座城門樓改造成文化館、圖書館。在京西五棵松壹帶另構新城作為行政中心，南起豐臺、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壹條新的南北中軸線，與老北京的中軸線平行，由長安街東西壹路貫之。[ ]

　　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華教授的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牆不該拆之理時，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

　　沒有人敢以“中南海是皇帝住的”來反襯拆城牆之荒謬。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的知識份子已被管束得集體襟聲。除了梁先生大哭壹場之外，沒有人再敢公開表示異議。毛澤東拆城之舉，再也沒有受到阻撓。拆得順順噹噹，外城內城壹起拆，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是否就此認為江山穩固，可以放心了？沒有。經過壹個又壹個運動，等到反右派運動登台時，人們才看到，壹九五二年的改造運動只是小菜壹碟，不足道矣。

　　第四章　胡風案：空前的文字獄

　　文學評論家、雜誌發行人胡風是位左翼作家，曾在日本加入共產黨，壹九三三年日本當局取締共產黨時被驅逐回國。他曾壹度擔任中共幕後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的書記，因其黨籍未被中共接受，文藝思想又與黨內主流不合拍，僅算得上是黨的戰友。中共高層中對胡風了解最多的是周恩來。壹九四壹年，周恩來曾派人送去路費，讓胡風與別人壹起到香港隱蔽。日本侵略軍占領香港後，周又指示將他們營救出來，並指示胡風回到重慶，向國民黨登記出版雜誌，以文藝為武器與國民黨作合法鬥爭。毛澤東與胡風並無交往，但對他早有戒心，壹九四九年執政前夕曾向馮雪峰了解胡在上海的情況：“聽說胡風身邊還有壹幫人？”中共進入上海不久，副市長潘漢年在壹次報告中不指名地打了胡風壹棍：“有壹幫人，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的都是另壹回事。”[ ]

　　壹九五二年，北京四次召開“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名為討論，實為聲討批判，逼迫胡風檢查。壹九五三年第二期《文藝報》刊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的文章，對胡風大舉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在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認為作家只要忠實於藝術，不需要有什麽進步的政治思想和進步的世界觀。這正是資產階級的虛偽的藝術理論。”“對於小資產階級作家，他們的根本問題和首要問題，是改造思想……胡風這種理論的實際效果，就是阻礙文藝工作者認識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胡風又以魯迅為例子，仿佛魯迅是完全從生活的直覺經驗去認識現實似的，卻完全抹煞魯迅對於馬列主義的刻苦學習和因此而得到的深刻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 ]

　　緊接著第三期的《文藝報》又發表了另壹位理論家何其芳的文章：“胡風同志的錯誤的嚴重性在於他在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並不用它來檢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積極宣傳他那些錯誤觀點，用它來和革命文藝的新方向對抗。”[ ]

　　胡風曾經求見周恩來，與周交談五個半小時。周建議他把自己的意見寫下供中央研究。[ ]當時胡風沒有動筆。壹九五四年初，毛澤東要批判胡風的說法在高層流傳。魯迅早就說過“胡風鯁直，易於招怨”，這次胡風坐不住了。他於三月起，用了壹個多月的時間，寫了壹篇《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和《作為參考的建議》。

　　這份長達二十七萬字的文章，集中批評林默涵、何其芳：

　　林默涵同志以為作家如果沒有“首先具有”他那個沒有缺陷的“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就“不可能”從事創作實踐……林默涵同志等把作家劃分為改造好了的、不必改造的、經過改造但還沒有改造好的、沒有經過改造的幾種，有親有疏，使每壹類作家都背上了壹個包袱，在文藝領域上造成了壹片冷冰冰的空氣和幾種“資格”圈子。

　　對於林默涵同志等認為必須改造而沒有直接由林默涵同志等改造過的作家，不給工作條件，不淮他們創作，要他們專門去改造。如果他們自動創作了，就不淮他們發表；萬壹發表了，就迎頭痛擊，叫做“批評”或“讀者意見”……非逼得他們擱筆不寫，去專門改造即改行不止。

　　何其芳同志等底這個“題材”主義……不問任何作家，不問任何條件，都必須描寫工農兵，尤其是“必須描寫他們……中的先進人物。”不能寫就擱筆。

　　何其芳同志在作家底腦袋上面放下了三根棍子……誰的作品裡寫的工農兵生活不是壹帆風順的勝利故事，那就是歪曲了革命，是小資產階級。……誰的作品裡寫的工農兵也有“落後”的思想情緒……那就歪曲了工農兵，是小資產階級。誰的作品裡把敵人寫得複雜壹點，不像紙人壹樣，空空洞洞，壹碰就倒，那就是立場不穩。

　　在這種理論批評底支配之下，創作祗能走公式化、概念化的獨木小橋。

　　我很願意改造我自己，在實踐中壹步壹步地爭做毛主席底壹個小學生，但我卻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就是他們自己獨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論改造我自己。

　　在文章最後，胡風總結道：

　　在這個頑強的宗派主義地盤上面……在讀者和作家頭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論”刀子：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單單這壹條就足夠把壹切作家都嚇啞了。

　　只有工農兵的生活纔算生活，日常生活不算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纔能創作。這就……使思想改造成了壹句空話或反話。

　　只有過去的形式纔算民族形式……如果要接受國際革命文藝和現實主義底經驗，那就是“拜倒於資產階級文藝之前”。

　　題材能決定作品底價值……而所謂“重要題材”，又壹定得是光明的東西……這就使得作家什麽也不敢寫，寫了的當然是通體虛偽的東西……。

　　在這五把刀光的籠罩之下，還有什麽作家與現實的結合，還有什麽現實主義，還有什麽創作實踐可言？……大多數作者已經被摧殘了被痲痺了勞動機能……[ ]

　　七月二十二日，他將其意見書，以及給“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的信交給中宣部長習仲勛。習告訴他：“應當相信中央，把意見寫給中央是正確的。”[ ]

　　壹九五五年第壹、二號《文藝報》將胡風的文章冠以《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發表。起先，中共未將胡風視作敵人。壹九五五年二月，劉少奇指示“對胡風小集團，可以開壹些會，根據政策原則，對他採取幫助的態度。對胡風不是打倒他。”[ ]周恩來也說主要批判胡風的“反動文藝觀、世界觀”，沒把胡風當反革命看待。

　　可是，毛澤東不這樣看。何其芳說的對，胡風的文藝觀點與他壹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完全不合拍。尤其是“五把刀子”說，簡直是向延安講話公然挑戰。延安講話早已定了乾坤，文藝工作者只能奉為圭臬，照本宣科。何、林二人其實也就是按延安講話的宗旨行事而已。胡風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毛澤東在自己的辦公室開了壹個小會，提出要將胡風定為反革命。其秘書、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提出異議，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澤東說：“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這時中宣部部長已換成陸定壹。陸表示同意毛的意見，胡風的命運就被決定了。[ ]

　　作家舒蕪保有胡風歷年給他的壹百多封信。他應人民日報編輯葉遙之邀寫了壹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胡風給他的信中的壹些話。審稿的林默涵決定不發舒蕪的文章，而要舒整理胡風的信件，以說明胡風“壹貫反對和抵制我們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舒蕪遵命，整理了壹份《關於胡風小集團的壹些材料》，交了上去。[ ]

　　在這之前，《文藝報》負責人康濯根據周恩來批判胡風“反動文藝觀、世界觀”的指示，寫了個《文藝報》編者按語。送給毛審批時，毛壹看便說：“要不得，不能用。胡風怎麽只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他們是壹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

　　毛澤東深得中國文字獄之訣竅：將政敵的文字掐頭去尾，對剩下的片言隻語加以歪曲，強加上原本沒有的含義，並據此莫須有的含義給人定罪。他自己熬了個通宵，寫了“人民日報編者按語”，將舒蕪的《關於胡風小集團的壹些材料》連同經過整理的胡風與友人的通信，改成《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壹些材料》，交給人民日報發表。

　　五月十三日發表《材料》的當天中午，毛澤東告訴周揚：要逮捕胡風，但胡是全國人大代表，已與劉少奇、周恩來商量，需幾天才能辦妥手續。他指示周揚：“派人去看看胡風，穩定他壹下。”當晚，康濯、嚴文井奉命去胡風家，“覺得他還並沒感到自己會被捕，當然更沒有自殺壹類的跡象。”[ ]十六日夜裡，胡風被黑布蒙上眼睛，麻繩捆上雙手，進了壹所監獄。

　　這時，周恩來不吭聲了。毛宣布胡風是“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只將毛的指示轉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不發表自己的意見。其他人自然更不會對胡風施以援手了。

　　接著，關於胡風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相繼發表，毛澤東寫道：

　　“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干著反革命勾當。”“胡風集團不是壹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壹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我們的人……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借著這壹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堅決地將壹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

　　壹九四八年，重慶大學語文學系年僅十八歲的學生張中曉因肺結核退學回紹興老家，肺部開刀、切除了五根肋骨後，長期在家休養。因身體不好，生活在三代十幾口人的舊式大家庭中，心情憂鬱，情緒波動。他在1950年曾給有文學青年導師之譽的胡風寫了壹封坦露心境的信：“二年來，雖然是睡在床上，但也讀了壹些書……過去曾寫過壹些雜文和詩，現在，待身體再好壹點，我準備再寫。二年來，我脾氣變了許多，幾乎恨壹切人。……我是用最大的力量戰勝肺結核的。我想，這是使我恨壹切的原因。二年來，我所受的苦難比從前的壹切日子多，我懂得了什麽叫貧窮﹗什麽叫做病，什麽叫掙扎﹗……對這個社會秩序，我憎恨﹗”[ ]

　　這裡是壹個年方二十歲卻已臥榻的文學青年嚮導師訴說心中的煩怨，那“恨壹切人”並無政治含義。那“社會秩序”也許包括周圍的社會，但更多的是指他家中的情形。任何人讀了這封信，都不會想到那個割了半個肺、躺在病榻上繼續與肺結核鬥爭的年輕人想推翻共產黨。毛澤東明白這壹點。可是為了給“胡風集團”定罪，他硬將這封信作了完全不同的引申詮釋：“胡風集團不是壹個簡單的‘文藝’集團，而是壹個以‘文藝’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團。他們仇恨壹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風分子張中曉說，他‘幾乎仇恨壹切人’。許多人認為‘胡風不過是壹個文化人，胡風事件不過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沒有關係’，看了這類材料，應當覺悟過來了﹗”“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給我們壹些什麽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壹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壹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

　　由此可知，鎮壓反革命運動殺了壹百萬人，毛澤東猶嫌不夠徹底。他要利用胡風做題目，再來壹次運動，在文化界搞壹次鎮壓反革命。他只管栽贓，不管證據。他說胡風有“可殺之罪”，但又認為“殺了不利”而饒了他壹命。[ ]至於那該殺之罪究竟是什麽，卻從未公布。

　　他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壹發出指示，要全國各級黨委開展清查：“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和部隊中調查和研究有無胡風分子……凡有胡風分子較多的省市均應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組織胡風問題小組。”[ ]各級黨組織立即成立專司清查“胡風分子”的“五人小組”。“胡風集團”逐次升級為“胡風反黨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陰謀集團”。轟轟烈烈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

　　為了搞臭胡風，當局不惜工本，將胡風的罪狀編繪成連環畫，散發到千家萬戶。《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付印前，毛澤東指示陸定壹“打紙版供各地照印”。[ ]在短短幾個月內就發行了五百多萬冊。上海在壹個月內就重印了七次。

　　“反革命陰謀集團”是關繫到殺不殺頭的大事，胡風文藝觀點的是非再也無人關心，更沒有人就文藝理論爭執不休了。

　　人人都得表態。早年胡風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作家巴金回憶道：“人們勸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很不客氣……”他只好寫幾句，說魯迅先生受了胡風的騙，胡風“做賊心虛”云云。[ ]有人寫文章指斥巴金對胡風罵得不夠狠，他只好再度寫文章檢討：“實際效果是替胡風黑幫份子打掩護。”因胡風與魯迅友情較深，當局讓魯迅遺孀許廣平出面宣佈：“魯迅愛黨愛人民，胡風反黨反人民。劃清界線，胡風絕無絲毫似魯迅。胡風祇不過是魯迅的叛徒。”[ ]郭沫若則檢討說：“以我個人來講，認識胡風二十多年了，壹直沒有感覺到他是這樣壹種反革命的破壞分子。我們可以說，二十多年是和豺狼壹道睡覺……鼻子不通，大中傷風。”“文聯”[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和“作協”[中國作家協會]按照黨的指示公布《決議》：“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處理。”[ ]

　　由於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均認為把胡風集團定為反革命集團法律根據不足，陸定壹和國務院公安部部長羅瑞卿曾壹度同意研究胡風的申訴，調查事實真相。但不久他們即認為，“胡風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怎麽能夠討論？”將調查之議棄置壹邊。

　　到了壹九五七年，毛澤東再次催促對胡風公審判決，羅瑞卿召集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開會，說：“把胡風集團作為與美蔣密切聯繫的反革命集團是有些勉強，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大家看怎麽辦？”“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吧，反正是反革命嘛﹗”陸定壹也說：“胡風本來是個老右派嘛﹗”[ ]

　　四月間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到中國人民大學作報告時，有人問到胡風，他祇好搪塞幾句：“現在偵查工作已經結束，但胡風很不虛心，不接受意見。”壹九六五年，毛的“可殺之罪”已成笑料，當局仍然為了毛的臉面而堅持要胡認罪。為向全國人民有個交待，要對胡風公審，公安部要胡風以服從判決、不上訴為條件換取監外執行、回家；要綠原等胡風分子們以充當“胡風反革命罪行”的證人、出庭作證為條件換取免於起訴。可是胡偏偏就是那麽“鯁直”，就是不肯用認罪去換取寬大。於是，胡風被指控“陰謀顛覆人民民主專政”、“企圖篡奪文藝領導，觸犯了鎮壓反革命條例”，被判處十四年徒刑。此時胡風已服了十年刑，判決之後就獲“監外執行”的寬大，回家。

　　壹九六六年春，胡風被送成都定居；但不久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他又進了勞改農場。因在報紙的空白處寫詩，他被四川省革委會以“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的罪名判處死刑。經周恩來多方周旋，改為“終身監禁，留作反面教材。”周在關鍵時刻總算幫了胡風壹把。[ ]

　　既已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之存在，自然要揪出壹批人來湊數。這壹揪，竟揪出了成千上萬，壹大批文藝界人士和黨內外幹部遭了殃。

　　公安部採取全國統壹行動，將凡與胡風有過同事、師生關係的人及有過書信來往的人，給當年胡風主編的刊物投過稿的，全都定為審查對象。許多人被抄了家。從抄得的信件、日記裡摘下片言隻語，便足以定罪。上海作家耿庸被捕時，不僅被勒令將胡風的信“統統交出來”，連許廣平和魯迅的弟弟周建人等給他的信也都被搜走了。

　　早年在胡風鼓勵下從事文學創作的彭柏山，壹九三四年被國民黨逮捕後，化名從獄中給魯迅寫了封信，經胡風辨認，確定是彭的筆跡。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給彭，直到三七年彭獲釋。他壹九三八年去皖南新四軍軍部，壹九五三年轉業到上海，任市委宣傳部長。由於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稱讚了他，毛澤東於五五年七月間責問“上海為什麽搞不出彭柏山？”上海市委馬上將彭逮捕。因無罪證，只得說彭屬“胡風壹般分子”，送農村。在青海等地流放後，彭到河南農學院圖書館當資料員，文革中被打得體無完膚、頭髮被幾乎揪光後自殺。[ ]

　　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鄭思，壹九四六年曾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誌上發表過壹首詩，以後又去看望過胡壹次。他也被抓了起來。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殺，他當時就服安眠藥解脫了痛苦。

　　四十年代上海文藝界成立中華詩歌朗誦協會時，雲南詩人包白痕的詩友顏海濤[筆名葉淘]恰路過上海，替包在成立宣言上簽了個名。現在，當局檢視刊有那份宣言的報紙，發現包的名字與胡風並列，立即將他隔離審查。壹年多後把他送到勞改農場，關了二十多年！

　　人民日報“人民文藝”星期專刊的編輯、詩人徐放被關押了十年。

　　三十年代起將小說投寄胡風主編的雜誌而進入文壇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賈植芳，作為“胡風集團骨幹份子”，於五月十五日被捕，比胡風還早壹天進監獄。以前他蹲過幾次監獄：壹九三五年在北京讀書時參加“壹二?九”學生運動被捕，由家人花錢保釋；抗戰未期被日本人捕去，日本投降後獲釋。唯有這中共的監獄蹲得特別長，而且不審不判，關了十壹年才聽到對他的宣判，旋即被送回復旦大學監督勞動。

　　女作家蘇青以女人談女人事，“喚醒了古往今來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實在是偉大的。”[張愛玲語]其作品從不涉及政治，但為了編寫歷史劇《司馬遷》，她曾寫信給賈植芳請教有關歷史問題，賈入獄後，從賈家抄出蘇青給賈的信，蘇青便被送進監獄關押了壹年半。 [ ]

　　壹九五五年五月底的壹天，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尚丁作為上海市的人民代表視察了監獄，深夜就被捕進了監獄。原來，他的舊同事王元化、耿庸等是“胡風骨幹分子”，所以他也是“胡風分子”。

　　先後在黃埔軍校和南京中央軍校學習的杭州青年陳守梅[筆名阿壟]，壹九三七年淞滬抗戰時是國軍炮兵軍官，被日寇子彈射中右頰受了重傷才下火線。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舉辦長篇小說徵文，他的以日寇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小說《南京》[後改為《南京血祭》]獲獎。壹九三九年，由其任周恩來秘書的朋友安排，阿壟到了延安。後赴西安治療眼疾，因交通封鎖，他進了重慶的陸軍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數年間，他為中共獲取過不少軍事情報，通過胡風──宋慶齡──廖夢醒[國民黨元老廖仲凱之女，共產黨員]的渠道送往延安。壹九四七年山東孟良崮壹役，他將國軍七十四師的調動情況及作戰部署，送到了中共那邊。戰役結束，七十四師覆沒。廖夢醒告訴胡風，阿壟送的消息“使解放軍很賺了壹筆。”[ ]

　　在國民黨要逮捕他時，阿壟逃出了生天。而今毛澤東寫下：“阿壟，即陳亦門、陳守梅，浙江人。原是國民黨的軍官……”[ ]他頭上那塊日本子彈留下的傷疤竟成了“替國民黨賣命的鐵證”。當年從阿壟處收取情報的中共地下聯絡員羅飛也被連累，成了“胡風骨幹分子”。

　　周恩來雖然知道這是件冤案，卻不向毛澤東直言，只是拐彎抹角地說：“阿壟是我方的地下情報人員，給我方送軍事情報的。中宣部和統戰部要注意這個問題。”[ ]可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壹和廖夢醒都寫了證明材料後，周恩來卻不吭聲了。拖到1965年，阿壟被判十二年徒刑。1967年，他死於獄中。正如他在《白色花》詩中所說：

　　“我要這樣宣言：我們無罪，然後我們雕謝。”[ ]

　　詩人胡征當年在延安時，周恩來曾帶著他的詩稿到重慶，交給胡風，在胡風辦的《希望》雜誌上發表。他連刊登自己詩篇的雜誌都沒見過，自然交待不出與胡風的關係。公安部門宣布：“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胡征，隔離反省以來，拒不認罪，交代不老實，決定逮捕關押。”[ ]此時周恩來似乎已經忘了胡征其人。

　　株連向來是文字獄的壹大特症。可是象胡風案那樣株連千萬人卻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胡風因不滿足於看馬列著作的譯文，曾請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謝韜幫助查找若干馬列原著。這使得謝也入了網。人大校長吳玉章告訴羅瑞卿抓錯了。可是逮捕謝是毛澤東批淮的，不能釋放。羅瑞卿想出壹個變通的辦法：不算反革命，但還留在秦城監獄，算為黨“做戰犯的(思想）工作”。二十二年後謝韜方得自由。

　　當年的延安青年魯藜從未與胡風謀面，但他的詩《延安贊》被人推薦曾在胡風辦的雜誌發表，所以也是“胡風分子”。他是天津市“文協”主席，舉辦過幾次周六晚在文協的聚會。凡參加過聚會的，包括剛病故的作家高雲覽，都成了“胡風分子”。“凡是在天津文協工作過的，或與文協接觸較多的，以及與阿壟、魯藜、蘆甸等有私交的，總之多少沾上壹點邊的，都被牽連進來，壹個也沒有漏掉。”[ ]

　　壹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中國青年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侯紅鵝被拖進了反革命泥坑》的文章，說侯“墮入了反革命深淵，變成了反革命分子向人民進攻的打先鋒的嘍羅”。其實，侯紅鵝祇是壹名中學生，愛好文學，寫過詩歌。只因阿壟在給胡風的壹封信裡提到過他，說他詩寫得不錯，而胡風被抄家時信被抄出，他就遭了殃。他被定成“胡風分子”，去勞改了。[ ]

　　作家路翎，壹九四三年二十歲即寫成著名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壹九四六年該書已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壹九四八年長篇小說《財主的女兒們》兩卷壹出版就銷售壹空。中共執政前他總共出版了計二百萬字的小說集。從壹九五四年起，全國幾大報刊相繼發文批判他的幾篇小說。他寫了壹篇長文《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批評？》，抨擊“以政治結論和政治判決來代替創作上的討論”的現象。文章在《文藝報》剛連載完，他就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進了監獄。

　　二十年後路翎出獄。人們“在壹條葬胡同裹，在大掃把揚起灰塵和垃圾中間，發現壹個蓬首垢面的老頭低著頭壹面掃，壹面喃喃自語……這就是當年名重壹時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過去寫的書送給他看，他壹面摩挲著陳舊發黃的封面，壹面恍惚而淡漠地問道：這會是我寫的麽？”[ ][1980年北京市法院重新判決，“宣告路翎無罪”。]

　　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華崗是中共老黨員。他與胡風並無關係，卻批評過毛澤東，也被打成“胡風分子”。關了十年後，當局要他以服罪換取“從輕處理”，但他堅持“無罪可服”，於是判刑十三年。刑滿後被扣住不放，直到病重才得回家。但壹家數口僅壹間房，他無處棲身，不得已又拖著病軀自願返回監獄，於壹九七二年死於獄中。[ ]

　　在國民黨時代利用其泥土出版社支持“進步人士”寫作的許史華也進了監獄，因為許多“進步人士”成了“胡風分子”。十年後獲釋，他到老丈人家找妻子，才知道妻子早已改嫁給了壹位黨的老幹部。見不著妻子、女兒，他回到空無壹人的住所，懸梁自盡。幾天后，在其窗外玩耍的孩子無意間發現他家裡有人掛著“盪秋遷”，他的死才為人知。

　　“胡風分子”的家屬都成了賤民。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費明君被捕後送青海勞改營。全家七口人被趕出學校宿舍，在壹個水泥涵洞裡棲身，後來被押到甘肅壹個勞改農場。但農場拒絕收留，把他們送回酒泉火車站了事。當時最大的孩子才八九歲，壹家人沿途討飯，走回上海，又住進水泥涵洞，以揀垃圾為生，直到壹九六壹年被送安徽定遠縣農村落戶。費明君則於壹九七二年死在青海勞改農場。[ ]

　　胡風夫人梅志也進了監獄。在獄中，審訊員問她：“妳們反對周揚吧?”“那是的。”梅回答。“妳們應當知道周揚是代表黨的。”“知道。”“那麽，妳們反對周揚不就是反對黨嗎?反黨不就是反革命嗎?”[ ]梅志沒話可說了。因為周揚本人要到壹九六六年才變成“反黨分子”進監獄，她在壹九五五年是無論如何料想不到的。

　　“胡風分子”耿庸被捕後，妻子王皓也進了監獄。被關了兩年後出獄，王皓即給毛澤東寫信訴冤。當時上海抓右派正抓得歡，把她也算上壹個。她無處申訴，終於憤而於九月間跳了上海黃浦江。

　　詩人綠原被捕後，辦案者很快查清，指他是國民黨特務壹事不實。但是“胡風反革命集團”不能沒有他，非要將他定為反革命不可。他的妻子羅惠成“反革命家屬”，被“下放”了二十多年。

　　四十年代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加入中共的作家、《文藝學習》雜誌編輯馮大海，被定為“胡風分子”後被“下放”農村，妻子與他離了婚。文革中，馮大海投水自盡。多年後，妻子對其女兒說：“當時離婚，是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壓力。可是離婚以後，人家還是當‘胡風分子’的家屬看待。早知如此，還不如不離呢。”[ ]

　　敢出面為胡風辯護的，全都受到了嚴懲。

　　《浙江文藝》主編方然認為“黨員有權向中央呈述自己的意見”，寫了壹篇為胡風文藝理論辯護的文章，請黨組織遞呈中央，結果被捕。身懷六甲的妻子亦被關押。三個月後妻子生下壹對雙胞女兒，被迫與他離婚。老母不堪街坊鄰居的鬥爭聲討，懸梁自盡。十年後，方然獲釋，在杭州當壹名月薪十八元的小工。次年鬧文革，為躲避無窮無盡的鬥爭，他要求公安部門將他重新收監，不獲允諾，於壹九六六年九月自沉水溝而亡。

　　胡風等被捕後，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召開擴大會議，主席郭沫若要求將胡“作為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理”。壹九四九年離台灣北上為新政權效勞的美學家、翻譯家呂熒上台發言說：“我不贊成把思想領域裡的問題等同於政治問題。今天這樣大張旗鼓地來批判胡風，我認為是錯誤的……”還沒說完，台下就有人喊“呂熒，妳居心何在﹗”“妳與胡風是什麽關係？”文聯、作協的文化人，在口號、呵斥聲中推搡呂熒，更有人壹把將他拽下了台。[ ]第二天，人民日報便宣布呂熒也是個“胡風分子”，說他“為胡辯論，遭到會議的壹致駁斥”。

　　他在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時被宣布為“瘋子”，從隊長到歹徒都折磨、凌辱、漫罵甚至毆打他。他死於壹九六九年春天之前，壹領破蘆席裹身，被掩埋在勞改農場壹個角落裡。壹堆土旁立著壹塊紅磚，上面用粉筆寫著“呂熒”二字，壹場雨過後，這點記號便永遠消失了。

　　1980年，中共給胡風平反的文件說：“(此案）共觸及了二千壹百餘人，逮捕九十二人，隔離六十二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七十八人。)[ ]

　　實際被“觸及”的人數遠遠不止二千壹百。康濯的數字應更可靠：“全國被清查、揪斗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壹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壹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

　　胡風等入獄後，作家巴金曾偶爾向熟人打聽胡風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妳不用問了。”過了近三十年，他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襟，也不敢做聲了。”[ ]

　　巴金將“反胡風”、“反右”和“文革”相提並論，說他壹想起這“三大運動”，“便不由得渾身戰慄”。在毛澤東治下，壹個運動接壹個運動，這壹次不過是“輪到胡風倒霉”罷了。

　　第五章　肅反：矛頭轉向內部

　　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前壹周，毛澤東寫下關於“揭露”胡風集團的指示：

　　“借著這壹鬥爭……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壹步純潔革命隊伍。”[ ]

　　這就是與“反胡風運動”同時開展的“肅反”運動。二者糾合，造成了全國性的政治大恐怖。

　　“肅反”與“鎮反”不同。“鎮反”對像是原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肅反”，按毛澤東的說法，叫“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 [ ]對象在革命隊伍內部。

　　借“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名義清除有礙其獨裁獨斷的人，這不是第壹次。毛澤東早在壹九三○年割據江西時就搞過。是年二月，他就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統管贛西南軍隊和地方黨組織後，即指斥“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並“號召黨內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

　　毛澤東指稱的“地主富農”，其實與他壹樣，皆投身中共革命的地富子弟，祇是在攻打城市、土地分配和機構歸屬等問題上與毛澤東有意見分歧而已。毛冠之以“地主富農”，只是為了清除異己的方便。就在這個確立毛澤東在贛西南領導地位的會議上，四名黨內同志被槍殺。

　　壹九三○年四月，毛澤東以“肅清黨內機會主義取消主義，開除黨內的地主富農”為名，在贛西南搞起了“肅反”。

　　指隊伍內部的人為“反革命”總得有個名目。國民黨北伐期間，江西曾經有過壹個成員並不廣泛右翼小組織“AB團”。[AB，壹般認為是Anti-Bolshevik即反布爾什維克的縮寫。那是國民黨內部壹個派系，在國民黨主流派打擊下、已於1927年4月解散。]肅反時用上了它。到十月間，贛西南三萬共產黨員中已有壹千多被指為“AB團”而殺害。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全部工作人員四分之壹成了“AB團”。作為紅壹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信，稱：“贛西南……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 ]

　　據當時在紅四軍任師長的蕭克回憶：“那時候，我和師政委張赤男及各團幹部都沒幹什麽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抓人，各團作主，殺人，師黨委作主，總前委和四軍軍委都不干涉。”“四軍總人數七千多人，所打的AB團相當於全軍人數的五分之壹。”[ ]

　　當時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與毛澤東的總前委“向來有衝突”[鄧小平語][ ]，贛西南中共和紅軍的創始人、省行動委員會書記李文林也被當作“AB團”關押後，毛澤東派遣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率人去省行委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幾天內處決了四十多名省行動委員會和紅二十軍的領導人。在李韶九試圖進壹步逮捕二十軍中下級幹部時，團政委劉敵發動兵變，扣押毛派去肅反的人[不久釋放]，解救出被關押的同志。有壹些人喊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是為“富田事變”。

　　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批評了事變領導人和毛澤東總前委雙方，認為應該以黨內矛盾處理這壹事件。但在上海主持中央政治局的王明將事變定性為“AB團”反革命暴動，撤了項英的職。

　　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人在不知道項英已由毛澤東取代的情況下前往蘇區中央局開會，被毛壹網打盡，全部以“AB團”的罪名處死。壹九三壹年七月，轉戰到達於都的紅二十軍接到副排級以上幹部開會的通知。七、八百名赴會者被繳械，除了兩人倖免外，全部被毛處決。

　　當時毛澤東的親信譚震林後來也承認：“(毛)錯殺了紅軍幹部和戰士幾千人。”[ ]當時任中共粵贛軍區司令的龔楚則回憶說：“(毛)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二十軍全部消滅了。”“當我瞭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

　　將不順從自己的中共江西省委和紅軍中的領導幹部屠殺盡淨後，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個人威權始得建立。而他利用“肅反”屠殺異己，為中共內部的大清洗開了個頭。史載：“對富田事變的定性和對紅二十軍的處置後，左傾領導人在全國各蘇區掀起了大規模的肅反高潮。濫殺了成千上萬對革命耿耿忠心的優秀兒女。”[ ]

　　壹九三壹年，中共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壹株屠殺了六千多被誣為“社會民主黨”的自己人。[ ]隨後，林壹株及其手下八個幹部又在上杭縣閩西蘇維埃政府駐地被省委“採取斷然措施處決”。

　　壹位當年中共海南島瓊崖縱隊的老幹部曾這樣說：“在壹九三壹年的肅反擴大化中，僅獨立師就處死了二百多名幹部。”也在壹九三壹年，安徽僅霍邱壹縣就有壹千多黨員和幹部被中共自己屠殺。[ ]

　　壹九三三年，中共在其湖北根據地殺了三萬七千多自己的同志。[ ]“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和四方面軍裡的知識份子黨員幾乎被殺光了。”[ ]短短的幾年間，處決了七萬多“AB團”，兩萬多“改組派”，六千二百多名“社會民主黨”。這只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不知姓名還不在內。[ ]

　　這還不包括壹九三四年中共紅軍撤離江西前屠殺的自己人：

　　“為了使紅軍的組織更加強固，保證在突圍時沒有逃跑及投降的事件發生，以保持軍事機密，特將紅軍部隊、地方部隊、蘇維埃政府中的各級幹部及員兵，來壹個嚴密的整肅。壹時被撤職查辦的幹部達數千之多。”“中共為了要處置這壹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壹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壹個特別軍事法庭……並在壹個不遠的山麓，挖了壹個大坑。那些在收容所裡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壹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佈：‘妳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裡不能容許妳，現在送妳回去。’……壹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壹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壹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 ]

　　壹九三九年，中共蘇魯豫[江蘇、山東、河南]區黨委“肅清托派”，“除了壹名書記，其餘負責人全部被殺、被關。”[ ]

　　壹九五五年，毛澤東又掀起了壹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各級黨組織壹律成立肅反“五人小組”。中央五人小組的組長是中宣部部長陸定壹，副部長周揚為組員。可知“肅反”著重於知識界、文化界。壹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估計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占百分之五。”[ ]十二月六日，毛澤東又重申：“在肅反運動中，對於高級知識份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壹樣，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

　　這壹來，“百分之五”成了衡量肅反任務完成與否的“指標”。每二十個人裡要揪出壹個“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怎麽揪？到哪裡去找？

　　首先是國民黨時代做過事的人。

　　原舟山水產學校校長金照華和國民黨軍醫袁重山，在壹九四九年國民黨撤往台灣時，接受老朋友許傑教授的意見，留下等著為新政權服務。結果袁以“特務”罪被逮捕，金被解押原籍農村，監督勞改。[ ]

　　安徽安慶市是壹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橫渡長江時的橋頭堡之壹。曾是國民黨人員的劉某壹九四八年加入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後，便成了共產黨的合作者。他發動安慶的地方武裝起義成功，使解放軍和平進了安慶。幾年來他都被認為是功臣。但肅反了，他突然變成“歷史反革命”，進了監獄。他的妻子走投無路，自縊身亡。

　　建國初，當局求才甚殷，曾邀請原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專員楊雲飛為新政府工作，說可以原職原薪。楊未予接受，賦閒在家。如今肅反肅到他家，把他抓走了。[1975年中共特赦國民黨戰犯，當局將因他入獄已離婚多年的妻子找來，說：“當初逮捕老楊是黨的政策，現在釋放老楊也是黨的政策。……妳把老楊接回家吧。”][ ]

　　上海金剛道場有個清定法師，早年曾任國民黨中央政干訓練團政治部少將主任，壹九四壹年出家為僧。肅反時，他因“歷史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押入上海提藍橋監獄。在獄中，他以其精湛醫術為人推拿按摩、針灸治病，人稱“勞改醫生”。關押二十年後，始得周恩來、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班禪喇嘛、會長趙朴初的幫助獲釋。

　　其次是國民黨時代在國統區替中共從事過地下活動的人士。

　　早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的高素懷曾任國民黨十八兵團司令李振的秘書，暗裡卻為中共效命。壹九四九年中共要人葉劍英指示他由香港赴川北，說服李振率部起義，導致胡宗南部隊土崩瓦解，使中共軍隊順利入川。中共將領劉伯承、鄧小平在重慶設宴款待起義有功人士時，高亦被邀請。肅反時，高在海南島崖縣中學當語文教員，卻因曾在國民黨軍隊裡任過職而被捕。二十餘年後才獲釋放，不久即悲慘死去。[ ]

　　肅反前，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原名石蘊華，曾名殷揚]被指為“內奸”、“反革命”而逮捕入獄。七百多人受牽連，被關押審查。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也因此入獄。潘曾經領導過的壹大批為中共效力的人都受牽連遭了殃。除了同為中共老黨員的胞弟潘錫年、侄子潘可西，還有壹千多人受株連。

　　抗戰勝利後任國民政府上海敵產處理局逆產組長的鄧葆光，實際接受潘漢年的領導。他負責接收了日本人及漢奸的數十萬冊書籍和檔案資料。他讓共產黨員將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報整理、珍藏起來，又挑出七萬冊善本書，佯稱運去台灣，實際運到香港隱蔽。上司讓他運往台灣的壹批金銀珠寶也交給了中共。壹九五○年他在香港被國民黨派遣的刺客狂砍數刀，身受重傷。然而，潘漢年壹下獄，鄧即成了囚徒。其美藉妻子被關押了壹年多後不得不隻身回美，兒子也被送去勞改二十餘年。

　　從二十年代起即在上海開設電機公司的蔡叔厚名為資本家，實為中共秘密黨員。他將其公司營業收入用來安置、接待壹九二七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後潛至上海的中共要員葉劍英、廖承志等數十人，還在國民黨軍政部兵工署秘密發展了十幾名共產黨員，為中共獲取大量情報。中共執政後，他將全部企業交公，自己只領取壹份電機工程師的工資。潘、揚壹出事，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單，只因周恩來說蔡與潘、揚不是壹伙，才得免坐牢。[文革中他被關進當年他的公司建造的那座監獄並死在那裡。][ ]

　　與蔡叔厚共事的陸久之是蔣介石前妻陳潔如的女婿。他不是中共黨員，那是因為周恩來說“陸久之在黨外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壹九二八年國民黨出動人馬圍捕中共領導人時，他暗中傳信使其脫險。壹九二九年日共總書記矢野學自蘇聯歸日途中，在他家中藏過壹個多月。是年中共在上海開代表大會，會址是他租賃、佈置的壹個假“醫院”。中共執政後，派他到日本去策動國民政府使館人員起義來歸。如今肅反，將他判了十五年。七年後，陳潔如向周恩來求情，他才得以出獄。[ ]

　　廣州黃埔軍官學校第壹期畢業的姚光鼐，1927年中共南昌“八?壹”起義前夕，曾奉黨的指令動員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五團開往南昌參加起義。但部隊未到南昌即被打散，姚到上海，在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任職。中共進入南京時，他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工作。以後，他繼續做少數民族事務、文物保管工作，肅反時卻被指為“歷史反革命”逮捕。

　　原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京滬區少將主任顧高地，實際秘密為中共效勞。由於與他接頭的黨組織是潘漢年領導的，潘壹被捕他就被押送到青海勞改去了。二十多年後壹獲釋，他即修家書報訊。但收到的卻是弟弟的回信。原來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兒子、女兒就壹起自殺了。他那女兒顧聖嬰是第壹個在世界鋼琴比賽中奪得金質獎章[1958年，第十四屆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女子鋼琴最高獎]的中國人。壹九六七年初，在上海交響樂團排練廳舉行的鬥爭會上，顧聖嬰被拖到排練大廳的舞台上，被罰跪請罪、抽耳光。當晚，她和母親、弟弟壹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

　　劫難之後回到上海的顧高地老先生，已經沒有了家，永遠聽不到女兒的琴聲了。他的親人們死前曾留下壹張紙條：“我們等不及妳，先走了。妳刑滿釋放以後，希望妳也自殺，我們壹起在天堂相會。”由於當局怕顧高地真的自殺，壹直到他去世也沒有讓他知道此紙條的存在。[ ]

　　三十年代的電影《十字街頭》中有首家喻戶曉的歌曲“春天裡來百花香”。其歌詞作者關露女士有詩集和小說問世，是壹位極有才華的人。她壹九三二年加入中共，三九年在香港接受廖承志和潘漢年的佈置後，回上海打入汪精衛漢奸政權，在特務頭目李士群身邊以“交際花”面目與敵偽官員交往，為中共提供情報。壹九四二年，關露又奉命打入日本駐華使館辦的《女聲》雜誌社當編輯，從此背上了“文化漢奸”的惡名。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清算漢奸，周恩來獲得關露將被清算的情報後及時派人將她護送到了蘇北。然而，壹九四六年周的助手王炳南告訴周打算與關結婚時，周卻以關“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為由，讓鄧穎超出面阻止。關從此再也沒有機會成家。壹九五五年潘漢年被捕，關受牽連。這回是中共自己指她是“漢奸、妓女、特務”了。周恩來不肯出面為關辯誣，關露也就進了監獄，二十七年後才獲平反釋放。她孤苦伶仃，蜷縮在京郊壹間草舍，幾個月後服藥自殺，死時身邊祇有壹隻布娃娃。[ ]

　　中共接管上海後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惲逸群，壹九五壹年因報紙漏登壹則史達林致毛澤東的賀電而被撤職，讓張春橋揀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由於在抗戰期間他曾按照潘漢年的指示鑽進日本特務機關搞情報，潘壹被捕，他也進了牢房。[ ]

　　參與創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領華東時成為日偽政權的頭面人物。他的在日本出生、讀大學的兒子周幼海卻於壹九四六年成為中共黨員，專事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策反工作。由於揚帆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他也被關了十年。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福建省委副書記曾鏡冰，壹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時，曾經錯將手下壹大批幹部當作“內奸”殺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內奸”，被撤去全部職務。

　　待肅的“階級敵人”身上沒有標籤，都是“暗藏的”，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亂抓亂捕成了規律。郵電部壹個職工在肅反中被揪出鬥爭，只因他平日愛說怪話。“說怪話就是對黨不滿，對黨不滿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蔣介石回來，就是反革命。”[ ]

　　上海壹家印刷廠的老闆，在國民黨時代曾頂著風險為共產黨員及“民主人士”承印過多種刊物。他家有餘房，曾招房客住過壹陣。後來那房客去了台灣，公安局說他犯了“窩藏反革命罪”。他被判處七年徒刑，死於獄中。

　　死於獄中的不少，被鬥爭後自殺的更多。幾乎每所大學都有人自殺。譬如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德鈞、鎮江醫學院微生物學教授陳少伯等。天津南開大學英語教授顏毓衡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華南師範學院有五個人自殺，其中壹位是孕婦。北京大學歷史系青年助教王承炤因“三民主義青年團骨幹”的罪名被批鬥後，自殺身亡。

　　壹九五五年五月，中山大學揭批胡風，黨委書記龍潛到中文系說：“胡風分子不在妳們中文系找，到哪裡找？”“中文系活像大觀園，除了石獅子之外，沒有壹個乾淨的。”七月肅反，龍潛又威脅教師們：“妳不坦白，就槍斃妳。”“如有風吹草動，我在國民黨回來之前先把妳們殺光還來得及。”[ ]

　　武漢市委派到武漢大學的肅反工作組對師生員工聲色俱厲地恫嚇：“我們已充份掌握了妳們的材料證據，在妳們面前只有壹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壹位學生回憶道：“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 ]

　　揪出的每壹個反革命都是肅反的成績，以多為榮。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壹個大學壹關就是上百、幾百人。如北京大學鬥爭了二百多人。[ ]成都工學院鬥爭了三百多人，關押了壹百多。[ ]

　　東北財經學院四百二十五名教師，揪出所謂“反革命分子(現行的和歷史的)與壞分子共六十壹名”。此外，有壹百四十五人因“反革命嫌疑”而被鬥爭；還有二十九名以前被定為反革命，但“不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的，這次再被鬥爭。[ ]東北工學院兩千名教工，被批鬥的多達數百名。抓出“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論處”的“歷史反革命”八十八名。[ ]

　　這場肅反，全國究竟整了多少人？

　　壹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說：“全國已經在二百二十萬人中間查出了十壹萬個反革命分子，還有五萬個重大嫌疑分子。”[ ]壹年後，他改口道：“從去年潘漢年、胡風事件以來，到今年審查了四百多萬人，搞出了十六萬嫌疑份子，查出了確實隱藏的只有三萬八千人是反革命分子……那三萬多人，壹個不殺，大約百分之壹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 ]

　　“審查”四百多萬人，這大致是事實。但是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分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抓起來或扣起來。各單位都有權關人，無須勞駕公檢法機關。譬如中國作家協會將《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逮捕，就地囚禁在作協大院角落裡的壹間斗室裡，壹關就是九個月。這種黑箱“審查”法，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

　　據當時江蘇師範學院學生高爾泰回憶：“白天可以聽到老師們開鬥爭會的吼聲，晚上到處有人巡邏。學校中有人自殺、有人被捕。當局還在學生中進行了清查。我們班壹共三十二人，有五人被清查。”[ ]

　　江蘇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創作組，“有七八個人被關進監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 ]

　　《文藝學習》雜誌社肅出了十個“反革命”。兼職中共中國作家協會總支部委員的編輯黃秋耘奉命率人逮捕另壹位編輯，並負責審查其案子。經他調查，逮捕那人所依據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報告上級後，上級同意“寬大處理”，僅開除黨籍。而該社別人處理的另外九個肅反對象全都被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了從開除公職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懲處。[ ]

　　旅大市壹位土木工程師，因主持建造了四棟宿舍大樓，在“三反”時被當作“大老虎”打了幾個月，幾乎脫了壹層皮。他本是自學成材，人們不信，硬說他隱瞞學歷、隱瞞歷史。出於無奈，他填了個假學歷：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人們才相信他。現在肅反，他被指“裡通外國”，送“勞動教養” [ ]

　　後來壹九五七年反右時，人民日報發布社論宣傳肅反的成績：“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已經定案的來說，有八萬壹千多名(普通的歷史反革命分子，由於國家採取了更加寬大的政策，不按反革命分子論處，沒有計算在內)。”[ ]

　　這個數字顯然不確。僅西安市“定案為反革命分子的”，就“超過四千名” [ ]，全國不可能才八萬。

　　當局宣佈：河北揪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壞分子共六○六壹名。”河南，“反革命和壞分子五千七百七十多人。”[ ]“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本不相干，為什麽把二者攪進壹鍋？無他，沒那麽多反革命，中央下達的指標又非完成不可，各省只好拿“壞分子”湊數。

　　實際上，毛澤東說的“確實隱藏的”“三萬八千名”也罷，人民日報宣佈的“已經定案的”“八萬壹千多名”也罷，那些被用來證明肅反成績巨大的“反革命分子”，也大多是冤案。

　　譬如雲南瀘西縣，有101名幹部、教師和工商界人士被定為“反革命”和“壞分子”，“其中逮捕判刑四十名，開除勞(動)教(養)三十二名管制留用二十名，開除公職七名，運動中自殺二名。”六年後，毛澤東因大躍進失敗而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主持黨務，平反部分冤假錯案。瀘西縣那壹○壹人得以重新審理，結果全部都是冤案。[ ]

　　南京華東水利學院[今恢復原校名河海大學]三千名學生，四百餘被鬥爭，六十多受處分，十多人被捕。次年覆核，全為冤案。[ ]

　　南開大學教授、詩人穆旦[原名查良錚]壹九三五年入清華大學，抗戰後隨校遷往雲南。壹九四二年西南邊陲告急，他走出學府參加了赴緬遠征軍。但中英美聯軍潰敗，聯軍司令史迪威爾步行二十天逃回印度。中國遠征軍遭日軍包圍，六萬將士埋骨緬甸荒山。穆旦九死壹生回到中國，錐心泣血地寫了壹首長詩《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悼念在異國捐軀的烈士。戰後穆旦赴美留學，壹九五三年偕夫人周與良博士從美國歸來報效祖國。肅反時被定為“歷史反革命”，“管制三年”。其惟壹罪狀便是在國難當頭時投筆從戎，參加過赴緬遠征軍。[ ]

　　對四百多萬人在“肅清反革命”的名義下被無端鬥爭、囚禁、“隔離”、下獄，中共根本不認為其制度上有缺失，人民日報後來這樣輕描淡寫地辯解道：“某些單位，錯鬥了壹些人，而並沒有搞出壹個反革命分子，或者那裡根本就沒有反革命分子……把壹個單位的全體人員的政治面目弄的清清楚楚，為什麽不是成績呢？……(在戰爭中)不但普通居民，有時甚至自己方面的戰士，也會受到誤傷。但是我們能不能根據這些無心的過失，去否定壹場革命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義性呢？”[ ]

　　古今中外都有“誤傷”，但肅反中的“誤傷”超過四百萬人。除了三十年代史達林的大肅反和五十年代毛澤東的肅反，人類歷史再無他例。

　　至於毛澤東說的“那三萬多人，壹個不殺，大約百分之壹勞改，其餘的人都在原單位工作”，更是天大的謊言。

　　三萬多人的百分之壹是三百多。可是僅壹個河北武清縣，就逮捕了“反革命和各種犯罪分子”三百六十三名，“處決反革命分子十六名”。[ ]湖北漢陽縣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壞分子”，被判死刑的占百分之四點九。[ ]又如江蘇崇明縣，壹九五壹至五三年的“鎮反”中剛逮捕了壹千四百多人，在肅反的頭半年內又“先後逮捕反革命分子七百九十五名”。[ ]

　　蘭州市機關內部“查出反革命分子二百五十五名，逮捕了五十九名。”[ ]雲南武定縣二百二十多反革命和壞分子中，九十多人逮捕判刑，六十多人勞改、勞教，三十多就地管制，二十多清洗到農村，沒壹個留在原單位。廣西上林縣壹百五十名反革命和壞分子，其中六十名是中小學教師，三分之壹逮捕判刑，三分之壹送勞動教養，三分之壹被開除公職或管制勞動，僅四人未予處分。[ ]

　　亂抓濫捕，全國都如此。算起來至少三十萬，很可能在五十萬以上，絕不是毛澤東說的三百！

　　其實，三十萬正是毛澤東在“肅反”開始時定下的指標：“反革命五年抓壹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少殺，關、(勞)改多。”[ ]

　　搞經濟建設的五年計劃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抓反革命的“五年計劃”則是毛澤東的發明。肅反中的無數冤案均源出於此。

　　在肅反中，僅北京市就有四百八十四人自殺。[ ]鑑於許多無辜者冤死，北京《新觀察》雜誌社編輯黃沙提出了“人的價值”問題：“在這個社會，人是不值錢的，今天還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無辜的被判為反革命。”“這不是某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根本解決。”[ ]

　　自然，黃沙人微言輕，絲毫改變不了中共的所作所為。“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已經成為驚弓之鳥。人們只是希望在下次的甚麽運動中，自己不會成為壹名新的“分子”，再也不敢對國是發表意見。作家巴金的“不敢做聲”正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精神狀態的寫照。中國的知識界死氣沉沉，似乎就要這樣下去了。

　　第六章　雙百方針與延安整風

　　在肅反運動中，作家丁玲、《文藝報》負責人陳企霞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壹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將作家協會黨組《關於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的處理意見的報告》批發全國，要求文藝界“在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以後……對於文藝幹部中存在的類似的問題，有領導地展開批評和鬥爭，以整頓和純潔黨的文藝隊伍。”[ ]

　　所有的文化界人士都屬於“黨的文藝隊伍”，非黨的文藝隊伍根本不存在。可以預計，“批評和鬥爭”將涵蓋全體文藝幹部、“整頓和純潔”的對象將是壹大批文藝界、文化界人士。

　　這是壹九五五年底時的形勢。

　　然而沒人料到，進入壹九五六年後，“整頓和純潔黨的文藝隊伍”並沒發生。不僅沒有發生，連丁玲、陳企霞都被平了反。推遲了壹年半，到壹九五七年六月，那場清洗才開始。到那時，丁玲、陳企霞重新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再次被批鬥。而且沒人料到，“整頓和純潔”的不僅是文藝界、文化界，全國各行各業無壹例外展開了大清洗。若論其酷烈的程度，那就更是誰也想象不到的了。

　　那場推遲了壹年半的大清洗，就是壹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

　　為什麽推遲了壹年半？這中間發生了什麽事？

　　促使形勢大變的是蘇聯共產黨首腦赫魯曉夫。

　　1956年2月，蘇共首腦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展開了對斯大林的批判，蘇聯社會的醜惡暴露於世，“解凍”成為潮流。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正如胡喬木所說：“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 ]

　　蘇共是各國共產黨的老大哥，這對中共不能不發生影響。北京市委傳達赫魯曉夫的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後的討論會上，市委第壹書記彭真說：“這個報告壹出，斯大林壹死，全世界的共產黨員自由思想了。”[ ]

　　在四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把早已有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相提並論，強調說：壹個在藝術上，壹個在科學上。[ ]毛澤東立即接過陳伯達的新穎提法，在同壹天作會議總結時說：

　　“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

　　這條陳伯達濃縮為“雙百方針”的新提法，由陸定壹於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南海鄭重其事地向各界人士宣布。陸還宣布，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 ]

　　許多人耳目為之壹新，認為壹個新時代開始了。

　　當然，也有人在推敲：既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祗限於藝術和學術，而且要區別學術和政治，那就等於說政治領域“不得入內”。要是鳴、放涉及了政治怎麽辦？沒有政治上的言論自由，何來學術上的諸多“自由”？正如壹位教授所說：“在百家爭鳴中是否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若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則恐阻止他家的爭鳴……”其實，毛澤東本人從未許諾過任何自由。他罷黜百家，獨尊馬列，宣布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要的就是壹家獨鳴。他贊成“百花齊放”，是要鳥兒在籠子裡多唱幾首頌歌，決不許鳥兒鑽出籠子。他執政的七年中，對文化、教育、藝術、新聞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專政”從未中斷。從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到對梁漱溟的批判等，無壹不是將學術問題和政治搞在壹鍋裡煮，結論則無壹不用“階級鬥爭”罩住了事。無論哪個問題，只要毛澤東發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觀點就再無立足之地，那個領域也就了無生氣。學者們要麽沉默，要麽做釋經家，當傳聲筒，決無自成壹家之言的可能。

　　個別人早改了行，如北京大學教授沉從文改搞文物，清華大學教授陳夢家改搞考古。別人多半採取沉默的辦法。如北京大學美學教授朱光潛。他自述道：“‘百家爭鳴’的號召出來之前，有五、六年的時間我沒有寫壹篇學術性的文章，沒有讀壹部像樣的美學書籍，或是就美學裡某個問題認真地作壹番思考。其所以如此，並非由於我不願，而是由於我不敢。”[ ]

　　學者們將大量精力用於清理自己的“反動思想”，禁區重重，徒有著書立說之志，沒甚麽成果問世。北大教授周禮全曾是哲學大師金岳霖的學生。據他說：“金先生高水平的哲學著作，都是他在三四十年代寫成的。他五六十年代的哲學著作，就難同他以前的著作相比。”[ ]

　　過去幾年中，藝術家們都謹小慎微，惟恐犯錯，時間壹長，肚子也就空了。正如沉從文所說：“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巴金自己也說：“我怕開會，卻不敢不開……不斷地檢討或者準備檢討……越是用功，就越是寫不出作品來。”作家趙樹理自我解嘲地說：“假話我不寫，真話不能寫，只好不寫。”[ ]

　　不甘沉默的，只能當傳聲筒。作家李准壹九七九年在《文藝研究》上著文說：“我們已經當了二十年傳聲筒，不能再當傳聲筒了。”這就是對那壹狀況的沉痛反省。

　　在壹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學家已經當了好幾年傳聲筒。沒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辯論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現百家林立的局面。沒有諸子百家，何來百家爭鳴？然而，就在這種氣氛下，突然來了壹個壹百八十度的大轉彎，要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了。這真有點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還記得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怎樣靠醜化自己過的關，所有“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都還瀰漫著肅反運動留下的殺氣。對於被傷害的、被整死的無辜，沒有壹句反省，不顯示壹點歉意，創痛猶在，記憶猶新。大家仍有餘悸，不會因為宣傳部長在大會上振臂壹呼，就立即行動起來，妳爭我鳴。牡丹芍藥更不會自己從地底鑽出來，爭研鬥豔。

　　然而，這壹次中共的態度實在誠懇得很。陸定壹於七月二十日對出席會議的中共各省市管宣傳、文教的官員們講話，要他們聽取批評，勿亂扣帽子：“什麽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分散主義、反領導等等。”他要官員們讓人講話：“人家不講話，我們就耳不聰目不明，再過若干年就變成木乃伊了。”[ ]

　　無論什麽話，多重複幾遍總有用處。過去幾年累積起來的疑懼逐漸消褪，氣氛終於鬆動了。雖然大多數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終於有人由於自身的善良，或是由於天生的健忘，或是由於練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傳機器的千呼萬喚，或是抵不住“百花齊放”美麗的誘惑，跳出來喊叫了。

　　其實，記者作家劉賓雁早在中共鼓吹“雙百”之前就已經為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所驅使，獨自行動起來。壹九五六年二月間，他完成了壹部中篇特寫《在橋梁工地上》。文章主角是個黨的幹部，此人為官的哲學是“最重要的就是領會領導意圖”，“不犯錯誤，就是勝利”。發表該文的《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在“編者按”中說：“我們期待……更多地出現這樣的作品。”不久，這樣的作品又出現了，作者還是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相繼在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學》上發表。作品著力描繪某省黨報的壹位女記者如何在在瀰漫著官僚主義氣息的環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義。壹年後反右，上海作家協會整風辦公室的姚文元[原《文藝月報》雜誌社理論組組長]批判該文說：“整個報社的氣氛十分暗淡。官僚主義如同壹塊大石壹樣壓在每壹個人的頭上。總編輯陳立棟……是壹個壓制任何合理的政見的獨斷獨行的專制主義者。”“作者帶著深刻的嘲諷描繪這壹切”。[ ]

　　姚文元說的不錯。劉賓雁的文章壹改風行全國的用華麗的詞藻頌揚執政者，用空洞的議論掩飾予盾和危機的文風，引起了強烈的震動。

　　天津戲曲學校校長何遲用他的相聲作品“鳴”了壹下。《開會迷》著力諷刺壹個黨的幹部：“不吃飯不睡覺他過得了，不開會不作報告他過不了。”有壹天，他又召集會議，“討論壹百年後工人福利問題。”“壹百年後的事，幹嘛現在就討論哪？”“要展望壹下共產主義社會的美麗遠景啊！”[ ]

　　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中，作家黃秋耘在九月號《人民文學》上發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閉上眼睛》，抨擊自中共執政以來文藝界時興的粉飾太平的現象：“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農業合作社，幾乎個個都是牛羊滿谷、五穀豐登；每家農戶的餐桌上都擺滿了魚肉；每個農村姑娘都穿上了嶄新的花布衣裳。”“今天在我們的土地上，還有災荒、還有飢饉、還有失業、還有傳染病在流行、還有官僚主義在肆虐……作為壹個有著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藝術家，是不應該在現實生活面前，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緘默的。如果壹個藝術家沒有膽量去揭露隱蔽的社會病症……沒有膽量去抨擊壹切畸形的、病態的和黑暗的東西，他還算得是什麽藝術家呢？”[ ]

　　同期的《人民文學》還有壹篇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抨擊北京某區委機關官僚主義現象的小說，在全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九月號的《文藝報》還刊登了披露戲曲藝人生活困苦的文章：“在工作上受到各種歧視，在藝術上也受到不合理的干涉。”許多民間職業劇團，“不僅各地方的文化機關可以隨便指揮他們，稅務機關、公安機關、糧食機關以至民兵都可以白看戲或隨便來干涉劇團和藝人。如果劇團稍為做得不周到，馬上就要橫禍飛來。”五月裡毛澤東剛命令上海文匯報停刊，這時忽然想到這份面向知識份子的報紙可以為百家爭鳴創造氣氛，於是通知文匯報七月復刊，並指令原社長徐鑄成復職。

　　氣候似乎和暖了。

　　九月間召開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指出全國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對經濟、文化的需求。在“八大”決議的影響下，國家的政治局面有所鬆動。

　　講到這裡，還得談點歷史。四十年代初，毛在黨內的地位雖已高於周恩來及他人，但周的組織勢力卻大於他。毛欲成凌駕於眾人的領袖，必得藉助“思想”、“理論”，因為那正是周的短處。在劉少奇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作為我黨壹切工作的指針”之後，中共就採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使毛從中共諸領袖中脫穎而出，所謂“朱、毛”、“毛、周”都不復存在。毛的同志們就都成了他的部下、臣子，無人能與之比肩而立，他的領袖地位最終奠定。

　　那個“毛澤東思想”，顯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1954年，毛澤東曾作過壹個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 ]可見毛並不認為“毛澤東思想”有別人的份，不是後來鄧小平所解釋的中共領導人大家(包括鄧小平)的思想。可是，後來毛澤東又覺得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使人以為二者是不同的東西，於是作了壹個可能讓他長期後悔的決定。他批發文件通知全黨：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壹的。所以要改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 ]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既已廢除，蘇聯老大哥又批判了斯大林，所以中共召開八大時，反個人崇拜成了主要議題之壹。主持修改黨章的劉少奇、鄧小平乘勢強調集體領導，實行“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進而將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壹切工作的指針”這句話中的“毛澤東思想”刪去，在“黨員義務”那壹款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這樣，不僅黨內高層無人提出異議，當初主動提議廢除“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列的提法的毛澤東即便心中後悔，也不好啟齒反對。 　　為防止個人專斷，原由毛澤東擔任的中央書記處主席職務被鄧小平的總書記取代，且設立五位副主席，廢止壹位主席獨尊的局面。

　　當時黨內反對個人崇拜的風氣之盛，可以從壹件小事看出：有壹天舉行文藝晚會，周恩來告訴到場的人：過壹會毛主席來的時候不許鼓掌，誰鼓掌了下壹次不發給晚會入場券。中南海懷仁堂演出崑曲《十五貫》、毛澤東進場時，的確“既沒有全體起立歡呼，更沒有高喊什麽‘萬壽無疆’，也沒有人鼓掌。”[ ]

　　1950年4月，毛澤東審批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五?壹”勞動節口號時，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和“中國共產黨萬歲﹗”後面自己加上了壹條“毛主席萬歲！”。[ ]對此，其他人不好反對，祗能將“毛主席”改成“毛澤東同志”，以表明他們不是其臣子。但從此毛的“萬歲”地位便以不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而今毛澤東要在“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氣候中鞏固其“萬歲”地位，必須抵抗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1956年10月23日接見蘇聯大使時，他明確表示對蘇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不同意見”。11月30日，他再次對蘇駐華大使說：“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 ]斯大林並非如赫魯曉夫所說殺了數百萬同志，他估計只不過殺了壹百萬人。“何況，壹百萬這個數字也不算太多嘛﹗”三月底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時，他說：“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功大於過”。針對蘇共決定不再懸掛斯大林像，他說：“不掛斯大林像不行”，“我們人民不滿意。”[ ]

　　毛這些話，與其說是講給蘇聯大使聽的，還不如說是講給中共同事們聽的。但劉、鄧等人對於毛急於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響應。

　　毛澤東對八大決議極為不滿。會議結束才三天，他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說：“八大”關於我國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確。全黨的工作中心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經濟建設。劉少奇訝於毛的多變，又不願違心附和毛的意見，便含糊應對：“決議已通過公布了，怎麽辦？”[ ]

　　後來在十二月的壹次會議上，毛又明白表示對八大的不滿：“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 ][日後毛處心積慮推翻“八大”決議，乃至發動文化革命。劉被整死、鄧被流放後，毛召開中共九大，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寫入黨章，他的報復才算成功。]但是，由於劉、鄧、周等力主以經濟建設為首務，拒以階級鬥爭為全黨的工作中心，政治局面寬鬆了不少。

　　文藝界感受到了“解凍”的壹絲暖流。消失了幾年的作家沉從文突然獲淮出版了壹本小說選。各報刊首次被許可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展開爭鳴。壹些幾年來不准上演的老戲又上了台，也有人敢說“不要談什麽主義，只要讀者、觀眾歡迎，就該肯定它是好作品”了。

　　在文學界，“人性”是壹直壹個不得觸及的禁區。而今在相對活躍的學術空氣中，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錢穀融寫了壹篇《論“文學是人學”》，提交五七年三月間舉行的學術討論會。他提出：“現實生活中的每壹個人……難道就不能有作為壹個人所共有的人性嗎？”“純粹的階級性，只存在人們的頭腦中，在實際生活中的具體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 ]當時他祇受到觀點不同者的批駁，論文也被允許發表，嚴厲批判則是反右之後才開始的。

　　詩人徐志摩當年的學生陳夢家在二月號的《詩刊》雜誌上發表《談談徐志摩的詩》壹文，針對徐壹向被批判為“反動”，說“志摩是愛國的，這壹點應該肯定。”並建議選編出版徐的詩作。壹九五六年出版的臧克家編《中國新詩選(1919～1949)》裡本收有徐志摩的幾首詩，出版前被審查者刪除。五七年春再版時，開放解凍，收入了幾首徐的詩。

　　二三十年代曾在詩壇風雲壹時、被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稱為“天才的中國青年詩人”的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梁宗岱，正被關在監獄裡。突然，他被卸掉手銬，放回中山大學，恢復了教授職。

　　上海監獄裡的政治氣候也暖和了壹些，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得到壹份周恩來的報告，說大多數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壹部份”。看守對他說：“妳們知識份子是國家財富，可要珍惜自己啊！妳們的問題搞清楚了，不久就可以出去。”賈滿懷希望，覺得就要走出鐵窗了。

　　不過，就全國來說，政治局面的鬆動極為有限，知識界對中共的號召反應並不熱烈。陸定壹所許諾的“自由”，雖然是他們壹直嚮往的，他們也感覺到了壹點春意。但中共主政以來搞的那壹場場使人“渾身顫慄”的運動的陰影尚未散去，多數人心裡痒痒，卻缺乏勇氣，只是觀望、等待。所謂“百家爭鳴”，僅處於聊勝於無的狀態。

　　本來，毛澤東統治中國七年的歷史已經告訴人們：只要他在位，中國決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可能。這裡有兩個例子。

　　第壹則，評論家鍾惦斐。

　　1956年11月，上海文化界在報上討論“為什麽好的國產片這樣少”。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到該部主管電影工作的鍾惦斐的家裡，說毛主席關於電影問題有些想法，請鍾寫篇文章。鍾遂寫了壹篇《電影的鑼鼓》，以“文藝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 ]他認為國產電影所以有百分之七十不受人民歡迎，收不回成本，有的只收回成本的百分之十，癥結是電影事業管理局掌管了壹切。“目前許多有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於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如何談得到電影藝術的創造？沒有創造，如何談得到電影事業的繁榮！藝術創作必須保證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的人越多，對電影的成長阻礙也越大。”[ ]

　　在毛澤東看來，鍾惦斐反對黨對電影界的領導，實屬離經叛道。他幾次點鍾的名，說鍾“把過去說了個壹蹋糊塗，否定壹切。”“鍾惦斐的文章台灣喜歡。”[ ]“《電影的鑼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對(的)。”“鍾惦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機會主義之花。”[ ]

　　三個月後反右壹開張，《電影的鑼鼓》就被說成是“向黨的高級領導機構拋出的壹份挑戰書”。鍾惦斐遂當上了“電影界反黨頭目”、大右派。[ ]

　　第二則，詩人流沙河。

　　1957年1月，四川成都《星星》詩歌月刊創刊號發行。其中刊有流沙河寫的壹組托物詠懷的散文詩《草木篇》，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藤“糾纏著丁香，往上爬”，被壹口咬定是“對人類歷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衊”；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有“變天思想”、盼望國民黨回來。四川省文聯的黨委領導甚至說：“對這種反動腐朽的東西，壹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 ]

　　對這種批判，毛澤東大加支持。在三月召開的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他說：“《星星》的《草木篇》是應該批評的，如不批評真是讓毒草長起來了。”[ ]於是《草木篇》成欽定毒草，流沙河成了全國批判圍剿的反動作家。數月後反右，毛澤東為流沙河定性：

　　“大樹是有根的。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兒子。這是新式肅反。”[ ]

　　結果，《星星》詩刊四位編輯流沙河、白航、石天河、白峽都被定為右派，遣送農村。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張默生不贊成對《草木篇》牽強附會的批判，也被打成了右派。

　　由此可知，祇要毛澤東主政，“雙百”方針絕無實施之可能！

　　沒有寬鬆、自由的氣氛，沒有活潑的思想交鋒，任何科學創新、文藝創作都無從談起。這本是毛澤東執政七年中的壹系列批判運動的直接後果。要是毛真欲推行“雙百方針”，假以時日，不斷改善政治局面，幾年後各行各界都可能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是，“桃三李四杏五年。”他壹年不搞運動便覺難耐，豈能坐等三五年﹗在十壹月，即中共八大閉幕不到兩個月，毛澤東就已決定要把工作中心從經濟建設轉向階級鬥爭了。可是全國上下該掃的都掃了壹遍，還能到哪裡去找階級鬥爭的對象？他說，要讓全國人民幫共產黨整頓作風：

　　“我們要進行壹次大的整風運動。”“主要是整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貪污浪費以及下邊幹部的強迫命令作風。”[ ]

　　從他宣布的內容來看，這運動是針對黨的幹部，旨在改進黨的作風，與“雙百”方針並無關聯，怎麽會變成壹場酷烈的、導致百萬知識份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運動？

　　我們不妨對歷史回顧壹番。

　　毛澤東搞整風，這不是頭壹遭，1942年在延安就搞過壹回。

　　王明是黨內莫斯科派的首領，直到整風前都是惟壹有力量和毛爭首席的人物。他給黨校學生講課時，康生曾帶領學生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在所謂“王明路線”時期，王明在蘇聯，幹事的是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在1935年遵義會議中，博古下台，周、張因轉向而被“團結”。所以，毛澤東為鞏固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首要打擊目標是王明。他以“整頓思想作風”的名義批判王明、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人，強調說：

　　“(整風)主要與首先的對象是高中兩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 ]

　　毛澤東自任整風“總學習委員會”主任，又避開中央書記處、政治局，任命控制特工系統的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為副主任，把領導整風的常務工作交給他。[ ]這個“總學習委員會”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擁有隨意逮捕人的權力，書記處與政治局皆不得過問。

　　毛澤東宣布王明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 ]接著將王明軟禁，廢絀。這時，張聞天名義上還是總書記，主動自我放逐，到鄉村去搞調查，脫離了黨的核心。周恩來則靠按毛定的調子給自己潑污水，檢討其“動搖性”、“自私性”、“虛榮性”、“衝動性”、“軟弱性”，被毛放過關，從此成為唯毛澤東馬首是瞻的臣子。壹直到1976年兩人先後死去，其君臣、主僕關係未變分毫。

　　打垮了黨內上層最可能向其挑戰的王明留蘇派後，下壹步便是清黨。毛澤東說得很坦白：“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幹是組織上的清黨。”[ ][審幹，審查幹部之簡稱]

　　問題是怎麽著手。

　　1942年冬春之交，康生作了整風動員報告後，延安各機關紛紛成立“學習委員會”，成為各級黨組織的核心，命令每個人聯繫自己的思想和歷史，寫出整風筆記，並由“學習委員會”派出檢查團抽閱、審查。

　　在強大壓力下，知識份子幹部個個得“脫褲子、割尾巴”，割的是嚮往自由、民主的“個人主義思想”，換上唯黨命是從、唯領袖是從的“革命思想”。

　　延安黨內知識份子大多數來自國民黨統治區，受壹九壹九年“五四”運動的影響，多少有點“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實味[ ]是其中的壹個代表。他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主張延安的藝術家“大膽地與適當地揭破壹切骯髒與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因為黑暗消滅，光明自然增長。有人以為革命藝術家只應‘槍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點，便予敵人以攻擊的間隙──這是短視的見解。”[ ]他在壁報上批評“軟骨病”，提倡“至大至剛的硬骨頭”，號召人們“睜大眼睛來辨正邪”。

　　他的雜文《野百合花》中有壹段談論“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致陷於半狂狀態。我……自信還有著足夠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致陷於瘋狂。所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這不須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伙夫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壹點。”“壹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壹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壹想。”“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壹)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壹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壹，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軀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壹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壹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壹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壹口麵湯，青年學生壹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壹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

　　黨內同情其觀點的人相當多，中央研究院調查發現，對王實味“或多或少表示同情的占百分之九十五”。[ ]看壁報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到延安南門外，人們像趕廟會壹樣前去觀看。

　　女作家丁玲寫了篇雜文《三八節有感》，主題也是對黨內等級制度的不滿：“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裡，抱在褓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其實，共產黨除了“共”地主富農的產外，從沒在黨內搞過共產，黨內級別的高低向來是物質分配多寡的惟壹指標。[文革中，中共將劉少奇的“罪行材料”向全國散發，其中有壹條說劉在戰爭年代每天吃雞。其實當年毛澤東也是吃雞的。政治局委員陳雲在延安曾向下級解釋：毛主席吃雞是黨中央的決定，並不是毛個人要吃。]延安物資匱乏，“共產”、“平等”的旗幟又不得不打，丟了這面旗，便會失去號召力。所以黨的領導人最忌諱“不平等”三個字。“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只能做、不准說。為了準備日後奪取政權，毛澤東需組織起壹支鐵的隊伍。這支隊伍必須信奉“領袖至上”、“黨至上”的原則。個人必須絕對服從組織，自由、民主、個性解放、獨立思考那壹套必須肅清。只許文藝家們歌頌黨的光明，不淮揭露黑暗；而王、丁們偏偏連花絨布與葬布片的不平等都要反對，越出了許可界限，屬於造反行為，必須嚴懲。所以毛澤東去看了壁報，馬上說：“這些東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

　　這樣，毛澤東借清算王實味，把運動對象轉移至黨內下層，特別是大批青年知識份子幹部身上。

　　四月初，毛澤東已指“王實味是托派”[托洛斯基派，托洛斯基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殺的原蘇聯共產黨內反對派首領]，把王當作敵人。“逐漸開始把整頓思想作風的問題，同階級鬥爭、組織清洗聯繫起來了，從而使整風運動迅速階級鬥爭化。”“1942年6月，毛澤東已經認為，延安到處都有‘暗藏的敵人’。”[ ]他在壹個會議說，既然王實味能隱藏得這麽深，肯定還會有張實味、李實味。毛還毫無根據地猜測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壞人。”[ ]

　　此後，“整風”演變成了抓“暗藏的敵人”、抓“張實味、李實味”的運動。

　　十二月，毛澤東和康生出席西北局高幹會議，康生作報告宣佈“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毛澤東接著講話，支持康生的意見，並指王實味是“反革命”，“以共產黨員的招牌在共產黨的黨報上發表他們的文章。”[ ]

　　1943年3月，毛澤東明確提出，要壹邊整小資產階級思想，壹邊整反革命4月初，中央發出文件，說“自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兩方面有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整風的壹大目標。[ ]

　　毛委派康生主持“審幹”。善於投毛之所好的康生馬上行動，下令壹夜間抓了二百多名從全國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罪名是“特務”、“漢奸”、“叛徒”和“托派份子”，王實味亦在此列。康生聲稱“延安的知識份子最少有壹半是國民黨派進來的。”壹時間延安特務多如牛毛，極度恐怖。關中師範學校八十八人參加整風，六十六人被“挖出”來。綏德師範學校挖出了二百三十名。延安警衛團百分之八十多的人成了“國民黨特務”，甚至連中央秘書處也挖出了十多個“特務”。關中師範學校四分之三被“挖出”，綏德師範學校挖出了二百三十名。[ ]中央黨校挖出了二百五十個“特務”。陝北公學百分之五十三被當作特務“審查”。抗日軍政大學排以上的幹部百分之五十七被打成了“特務分子”。[ ]

　　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致電毛澤東，請他不要重用康生，因為康生所實行的清除黨內敵對分子的辦法正在幫助敵人從內部瓦解共產黨。可是毛親筆回信道：“康生是壹個值得信賴的人。”“他們只調查證據確鑿的特務，我們審查幹部的工作是全面的和慎重的。”[ ]此後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毛的心腹打手，壹次不漏。

　　女作家陳學昭當時是延安解放日報的編輯。她回憶報社和新華社召開的壹次搶救大會道：“(大會)號召人們上台去坦白。有人上台去坦白自己是特務。上台坦白的人接連不斷。”[ ]

　　因為各部門都要抓個“特務”出來報成績，被關押審查者越來越多。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編輯舒群是其中之壹。他回憶道：“我和毛澤東同志經常接觸。……起先，我以為我認識毛主席，也認識康生，他們都了解我，大概我本人不會有什麽事。可是……各部門都搞得熱火朝天，只有副刊部還沒有抓出壹個‘特務’來。……(於是)我被當作‘雙料特(務)嫌(疑犯)’打入水中。”[ ]

　　壹九五五年時任四川省宜賓軍分區副政委的郭壹曾這樣回憶：“延安整風時，那可凶得很，把許多好人都搞成特務了。”“我本來沒有問題，搞了十幾個、二十幾個人，妳咬我，我咬妳，把我拉進去，搞了幾個月。”“有自殺的，有跳崖的，有逼、供、信，有假槍斃，動刀子戳。我胸口上就被戳過壹刀。……又用麻繩捆起來，用板凳打。扁擔都打斷兩根。用扁擔打我的人，現在還在武漢軍區。”[ ]

　　受不了捆打，又不願亂認罪、胡咬人的，只有另求解脫之道。僅延安壹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殺身亡。[ ]

　　有些人被逮捕後即“失蹤”，甚至送到醫院“處置”殺戮。延安有個白求恩和平醫院，毛澤東的秘書師哲與陳郁[六十年代廣東省省長]去參觀時，見到用壹具浮�栺R林浸泡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共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淮送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壹概不知道。”“以醫病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

　　壹九四七年三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壹百多名已關押了將近五年的“特務”、“漢奸”、“托派”等被押撤離。到了黃河邊，全部被秘密處死。[ ]王實味則在到達晉北根據地後，於七月壹日夜被亂刀砍殺後拋入壹眼枯井。[ ]

　　直到壹九六二年，毛澤東還恨恨地提到王實味，說他“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壹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衊共產黨。後來把他抓起來，殺掉了。”[ ]其實，王實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加入中共的北京大學學生，“國民黨探子”無論如何與他是聯不上的。

　　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似乎不同意給王實味栽上“國民黨探子”的贓。他只說“王寫大字報反黨、反中央、反革命”，沒往國民黨那邊扯。劉少奇後來曾說，延安整風、審查幹部時抓出來的“國民黨特務”、“內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但他又辯解道：“那時那麽多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思想泛濫……老實說，有的人戴上個帽子不冤枉，妳有那麽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嘛！”[ ]

　　其實，劉少奇說的那沒整錯的“百分之五”，被槍斃、砍頭、活埋了的，也全是冤案。當時，由於沒有派遣特務到延安，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在蔣介石侍從室負責特工的唐縱甚感遺憾，在日記中有“現在延安很亂，可惜我們沒有壹個內線”的感嘆。[ ]

　　投奔延安的青年在整風中被消滅，只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首先成為懷疑對象罷了。譬如壹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學加入中共的趙梅生，曾任北平市委負責人兼北大黨支部書記。壹九三三年曾率汾陽軍校官兵三千餘人徒步到張家口，加入抗日同盟軍。整風中，北平地下黨組織被指為內奸，壹批人被處死，包括趙梅生。又如清華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藉的朝鮮藉丈夫金文哲，夫婦同時被秘密處決，年僅二十七、二十八歲。直到壹九八二年公安部才宣布：“這是壹起冤案”。[ ]

　　不僅延安地區，中共在各根據地搞的整風都是這樣胡抓亂殺。壹九四二年在太行山參加整風運動的女作家劉真這樣回憶道：“在打罵、吼叫、種種花樣的肉刑中，冀南整風大隊三個小隊幾百名幹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有的是雙料特務，還有‘燈下黑’即被懷疑成特務的人。不斷的有人跳崖自殺，山上山下壹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劉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務。他死也不承認，被拉出去假槍斃……”[ ]

　　反右時的中共哈爾濱市委第壹書記任仲夷，壹九四三年十壹月間在中共冀南行署辦的整風學校任黨總支部書記。他回憶那段經歷說：

　　“我在學校工作不幾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說延安在整風運動中發現了特務，經過揭發鬥爭，有些敵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和‘托派’。中央在電報上說，在‘搶救運動’(這時，‘整風運動’已被叫做‘搶救失足者’的‘肅反運動’)中搞出了這麽多特務，並創造了許多經驗(如‘大會圍，小會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中央表示很高興。”“壹個多月後，我和李爾重同時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去參加‘整風’學習。……為時不久，就開始了‘搶救失足者’。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被懷疑和‘搶救’的重點對象。”“在審查壹個人的歷史時(被審查者大多是黨的高、中級幹部)……採用了不人道的極為殘酷的辦法……在我被‘搶救’時，‘積極分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壹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任仲夷被“搶救”折磨時，北方局黨校負責人楊獻珍曾勸他徹底“坦白”，並問他：“妳知道妳呆的這是什麽地方嗎？”任回答：“是北方局黨校。”楊說：“什麽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克格勃”)！”任仲夷“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呆了壹年半時間，過了壹年半被逼供、被“軟禁”的生活。”[ ]

　　壹九六七年二月文化革命中，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副總理陳毅提到延安整風，說：“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等走進毛的書房，向他匯報。當毛聽到陳毅這段議論時，立即勃然大怒：“怎麽，難道延安整風錯了嗎？要想翻案嗎？要把王明請回來嗎？”[ ]延安整風連著毛的神經中樞，毛迅速反應，當即決定反擊，將陳毅等副總理、元帥送上了鬥爭台。

　　知道了這段歷史，再來看壹九五七年的整風、反右，就容易理解了。

　　第七章　千方百計引蛇出洞

　　“整風”，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整頓三風，壹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共產黨自稱代表工人階級領導國家，既然要整頓黨的作風，而且要“開門整風”，邀請“領導階級”工人和農民提意見才是正途。可是被邀請批評共產黨的，恰恰不包括工人、農民。被邀請“幫助黨整風”的僅限知識份子、民主黨派。為什麽這樣安排？為什麽毛澤東對工人、農民的批評不感興趣？

　　按毛澤東對中國社會階級的劃分，知識份子屬於剝削階級：

　　“(中國有兩個剝削階級)第壹個剝削階級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 ]

　　第壹個已被消滅，對第二個怎麽處理？在決定整風后的壹九五七年壹月省、市委書記會上，毛澤東是這麽說的：

　　“出這麽壹點錢買了這麽壹個階級(包括它的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共約八百萬人)。他們是知識比較高的階級，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壹是出錢贖買，二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佔三分之二，三分之壹非舉手不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挪到他父親哪裡就要打屁股。”[ ]

　　原來，被邀請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的，正是“不舉手就沒有飯吃”、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的“第二個剝削階級”！

　　那麽，毛澤東這麽做的箇中奧妙是什麽呢？他所說的“他們的子弟要學匈牙利”，指的又是什麽呢？

　　壹九五六年七月，壹度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的原匈共第壹書記拉科西下台。十月，匈牙利首都大專院校的學生湧上街頭，散發傳單和演說，要求進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求“俄國人滾回俄國去！”幾十萬人聚集國會廣場，並拆除了廣場上的斯大林塑像。

　　開到國家廣播大樓前的摩托部隊被示威群眾繳械後，廣播大樓、國際電信局、匈共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印刷廠相繼被示威者攻占。匈共中央緊急改組，壹年多前被罷免的總理納吉重新當選為政治局委員、政府總理。

　　蘇聯坦克部隊開進布達佩斯後，納吉主持的匈牙利政府與蘇共代表談判。匈牙利共產黨解散，重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蘇軍撤出後，群眾對共產黨和保安警察展開報復，殺了兩千多人。納吉給聯合國秘書長寫信，宣布匈牙利中立，並希望聯合國干預匈牙利事務。蘇軍坦克再次攻入布達佩斯。納吉被稱為“社會主義的叛徒”和“西方帝國主義的走卒”關押處死。大逮捕席捲匈牙利。這就是壹九五六年十月的“匈牙利事件”。[1989年，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壹場人民起義。]

　　壹九五六年下半年到壹九五七年初，占據毛澤東頭腦的是階級鬥爭、鞏固政權的問題。在十壹月間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東歐壹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 ]在壹九五七年壹月間的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開始和結束時，毛都作了長篇講話，要了解為什麽會出現反右鬥爭，不可不讀此壹講話：

　　“思想動向的問題：黨內思想動向、社會思想動向應該抓住。”“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後……中國也有少數螞蟻想出洞活動。現在赫魯曉夫改變了[丁註：指赫鎮壓了匈牙利事件，又回到馬列主義了]，螞蟻也縮回去了。”[ ]

　　“去年下半年以來，有壹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壹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 ]

　　“準備出大事，我們從延安來，準備再回延安。過去沒有看過梅蘭芳的戲，現再看了七年，第八年準備回延安。無非是打原子彈，打世界大戰，犯錯誤，出匈牙利事件。”[ ]

　　“只要不犯路線錯誤，(就)不(會)出全國性亂子。即使犯了路線錯誤，全國大亂，占了幾省幾縣，甚至打到北京西長安街，只要軍隊鞏固，我們也不會亡國，國家會更鞏固。”[ ]

　　“小資產階級專政，把妳搞下來他專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壹、二十年。各省要開群眾大會、演講會、辯論會，展開爭論，看誰勝利。……妳要大民主，我就照妳的辦。有屁讓它放，不放對我不利，放出來讓大家鑑別香臭。社會發生分化，我們爭取大家，大家認為臭，他就被孤立了。”[ ]

　　這裡所謂的“他”，正是五個月後被從六億人中孤立出來的右派。多少人是右派？就像“三反”時他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指定全國“每壹個小省應有大小老虎幾百隻，每壹個中等省和大省應有大小老虎壹二千隻至三千隻”壹樣，毛澤東又事先設定了指標：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哪裡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壹萬。準備鬧事，年終結賬。”[ ]

　　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壹萬。全國二十餘省市，大中小合起來近壹百萬。後來被定為“極右派”、“右派”、“中右分子”的，果然有壹百萬。而且沒等到年終，在年中六月就“結賬”了。

　　當時，毛澤東連什麽人將是右派也已經有點譜了。他提到了蕭軍、丁玲：“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 ]半年後反右，蕭、丁二人都是“大右派”。

　　由此可知，從壹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到五七年壹月，占據毛的頭腦、使他不安的就是中國“黨內外”那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對毛來說，那些“縮回去的螞蟻”是潛在的威脅，不清除它們，他在紫禁城那個黃圈圈裡就睡不安穩。波蘭、匈牙利不久前的人民暴動告訴他，知識份子鼓動工農造反，推翻壹個昨日還貌似強大的共產黨政權不是不可能的。要不是毛澤東派劉少奇、鄧小平等去蘇聯，指示他們“勸說蘇聯同志”出兵鎮壓匈牙利人民[ ]，匈牙利共產黨政權早就不存在了。

　　毛需要把那些“螞蟻”們請出來，然後聚而殲之。問題是怎樣才能把它們請出來。他決定利用“雙百方針”。他告訴各省、市委書記們：

　　“百家爭鳴有好處，讓那些牛頭蛇身鬼子王八都出來。”[ ]

　　此時，他所謂的“爭鳴”不是學派間的爭論，而是鬼子、王八的聒噪。他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的“鳴”、“放”二字抽出，移植到政治層面，成了“鳴放”。所以，在反右後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不無得意地說：

　　“鳴放是我們發明的。”[ ]

　　“鳴、放”二字取自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本與政治不相干。而壹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的“鳴放”，卻是給共產黨提意見，已與學術、文藝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無關。這純是毛澤東引導的結果。

　　他自然明白如果他的講話傳播出去，這政治上的“鳴放”是搞不起來的。所以，在對中、下級幹部講話時，上面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詞都不見了：

　　“有選舉權的，憲法就規定他有言論自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應該再放。”[ ]“不讓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就會使我們的民族不活潑、簡單化、不講理；……至於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可不可以批評？老幹部可不可以批評？我看沒壹樣不可以批評的。”[ ]“現在階級鬥爭不鬥了，階級鬥爭停止了。現在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

　　毛澤東得心應手地推動這個政治上的鳴放。通過各級黨組織的層層傳達，告訴全國：毛主席說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三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對黨外人士談吐溫和地說：

　　“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當然沒有事，言者無罪嘛！”“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

　　“憲法是應該實行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言論出版。”“蔣介石他講了很多東西……我就贊成出全集。”[ ]

　　他將全國文化界、知識界知名人士請到北京，聽取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的錄音，聽他說：

　　“疾風暴雨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 ]

　　三月十日召見新聞出版界代表時，他的態度特別謙遜：“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麽困難沒有？”當黨外人士、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試探地問：“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說，是徵求高價的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毛答：“妳的意見很對、很好。”[ ]

　　那時，毛澤東只要提及“雙百”，就壹定與政治上的鳴放聯繫起來。而且僅限於知識份子、民主黨派對中共的鳴放。他說：

　　“民主黨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學社、農工民主黨，都是壹些知識份子。所以，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應該堅持下去，應該‘放’，不是‘收’。……毒素怎麽辦？百花齊放這壹來，放出許多毒素，蛇口裡吐出壹朵花來……百花齊放，會放出壹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麽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 ]

　　從他把罷工、罷課、請願、遊行示威當做“很不好看的花”可以看出，他所說的“百花齊放”與文藝、學術毫不相干。但是反右以後，他不僅矢口否認，且倒打壹耙說：

　　“我們去年五月在這裡講百花齊放……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是百家爭鳴，就不涉及政治。後頭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麽問題都叫鳴放，叫做鳴放時期，而且要大鳴大放。”[ ]

　　“我們說鳴放，右派說大鳴大放，我們說鳴放是指學術上的，他們要用於政治。”[ ]

　　“我們講鳴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個“大”字，大鳴大放，從藝術科學轉到政治方面來。”[ ]

　　在將其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他乾脆刪去“鳴放是我們發明的”這句關鍵的話，否認了“鳴放”是他壹手策動的。[ ]

　　毛澤東在黨的高級會議上的講話不會傳播到徐鑄成們的耳朵裡，說話不必忌諱，無需文質彬彬。所以，在四月上海局杭州會議上，殺氣騰騰的言詞又回來了：

　　“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壹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的。”“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攻壹年。……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壹鬧。共產黨要讓罵壹下子，讓他們罵幾個月。”“有些知識份子還怕放長線釣大魚。……有人說放長線釣大魚，也有壹些道理。”“我們主張放，最大壞處無非是亂壹陣。……壹家獨鳴了多少年，讓他亂壹下子看看。”“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評……反對肅反、反對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駁壹駁。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 ]

　　在杭州開會時，浙江省委問毛澤東：“最高國策、最高領袖可以不可以批評？”毛回答“不能答不能批評”，但接著就以農業合作化問題為例，說：“合作化能不能批評？要批評可以登壹篇，然後來壹個反駁。壹駁就臭了。他反對合作化就有證據，等於照了相。這不是誘敵深入，而是他自己鑽進來的。”[ ]顯然，毛澤東和他制訂的國策不可以批評，誰批評誰就是“自投羅網”。

　　這種話當然不會透露給公眾。而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卻看透了毛指令黨的宣傳喉舌為鳴放推波助瀾的用心。據副總編輯胡績偉說：

　　“(鄧拓)比我們更有遠見，更了解這位偉大領袖。他不僅看出毛主席這番話很快會變，而且還很可能潛伏著壹場“引蛇出洞”的災難。因而，他當時用自己的腦子進行了壹些獨立思考。”“他的政治經驗比我們豐富，政治警覺性也高。鄧拓可以稱得上是對“引蛇出洞”的“陰謀”有預見的人物之壹。”[ ]

　　三月十九日，從天津、濟南到達南京的毛澤東自稱“我變成了壹個遊說先生，壹路來到處講壹點話。”[ ]但毛南下未予公開，人民日報對他的壹路遊說也就沒予報導。鄧拓警告部屬“不要鑼鼓壹響就出來”。代表毛澤東領導人民日報的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也支持鄧，不刊登毛澤東遊說期間的講話。為此毛澤東大為憤怒，四月十日，他將鄧拓、胡績偉、王若水等人召到自己的臥室裡訓話。他躺在床上，“像訓斥孫子似地”[胡績偉語]訓道：“共產黨的報紙沒有聲音。妳們按兵不動，反而讓非黨的報紙拿了我們的旗幟整我們。過去說妳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妳們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牴觸、反對中央的方針，不贊成中央的方針。”[ ]他又罵鄧拓“佔著茅坑不拉屎”，“我看妳像漢元帝，優柔寡斷。妳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同時，還斥責幾位副總編輯“不敢起來革鄧拓的命。”[ ]

　　起先，對於要不要刊登批評共產黨的言論，人民日報編輯李莊拿不準。請示鄧拓，他也不敢擅自作主。過了幾天，他突然對李莊說：“登，登，壹字不改都登。把記者都派出去，這壹段就寫這種稿子。”從來沒見過黨報發表“反動言論”的李莊不明白對為什麽這樣做，卻也“預感到有什麽事情要發生了。”[ ]

　　解決了人民日報對“放”的顧忌，還得解除知識份子的疑慮。毛知道知識份子被“階級鬥爭”搞怕了，於四月十壹日將北京大學馮友蘭、賀麟，復旦大學周谷城，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等十多人請到中南海他的住處，說：“我感覺妳們這些當教授的被搞苦了。”“我們現在要整風。我們黨對整教條主義是有經驗的，妳們有什麽意見儘管說出來，不會對妳們怎麽樣的。”[ ]

　　在場的教授們沒壹個知道毛正在謀劃“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更不知道二十天前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演說中把他們比喻成了壹群狗：“知識份子有壹條尾巴，要潑它壹瓢冷水。狗，潑它壹瓢冷水，尾巴就夾起來了。”[ ]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又約集各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上天安門城樓，又和顏悅色地引導他們，說：

　　“民主人士只有職而無權無責……確是不好當……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兩個組織，壹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壹個教授會議管教學。”“黨章有壹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黨委制恐怕不合適，要改壹下。(職權)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和教授會，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什麽辦法和意見都到那兒去講，人家[指教授──丁注]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 ]

　　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反覆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2日，人民日報發表根據毛的意見寫成的社論《為什麽要整風》，表示中共決心“讓人民有不同的意見敢於自由發表，能夠自由討論”，“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感覺到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

　　這令許多人耳目壹新，以為從此百無禁忌，“不平則鳴”、“有氣則放”就是了。

　　當時，有些黨內的高級幹部也以為毛澤東要搞“改革開放”了。善於觀風、跟風的馬上做出反應，表示支持。副總理譚震林聽到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我看每省辦兩個報紙比較好，壹個黨外辦，唱對台戲”[ ]，以為開放報禁、允許黨外人士辦報將成為黨的政策。他跑到湖南，學毛澤東罵人民日報是“死人辦報”的腔調，罵新湖南報是“死人辦死報”，說每個省可以辦兩份報紙，壹個由黨外辦，唱對台戲。[ ]

　　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見毛澤東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適”，也以為要改革了。他跑到清華大學，與校長蔣南翔討論“教授治校”的問題。五月初蔣南翔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對校黨委傳達：“教授治校問題可能要考慮，黨委制是否可行，請(鄧)小平同志考慮。”十壹日，蔣南翔與陸定壹談話時，也談了“在高等院校是否實行黨委制應該緩行”[ ]的意見。

　　其實，毛澤東關於學校黨委制和“每省辦兩個報紙”的講話全是哄騙。不久，他就轉了個壹百八十度，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 ]於是，對學校黨委製發過議論的人，統統是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因為他說過“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領導，而由校務委員會領導，這樣省事得多。”[ ]西南農學院教授蔣同慶不贊成“教授治校”而主張“教授治學”，也是右派！

　　而那些請中共允許各黨派自己辦報、辦通訊社的人，壹個也沒逃脫右派帽子。楊秀峰、蔣南翔、譚震林只是虛驚壹場，白忙壹陣。

　　毛澤東從未打算“改壹下”學校黨委制，這是顯然的。他若真認為每省黨內黨外各壹個報紙好，反右後完全可以辦。可是以後的二十年間他再也沒議過此事。

　　毛在施政大事上絕不容他人置喙。在壹九五三年的壹次會議上，與毛同齡、常被毛請去作客的學者梁漱溟對中共靠剝奪農民積累資金搞重工業的辦法提出異議，毛當場翻臉，將粱臭罵壹頓，用詞不堪入耳。隨後發動了“向粱漱溟的反動思想展開鬥爭”的運動。

　　毛澤東罵粱漱溟時，曾承認自己“沒有雅量”接納意見。如今突然禮賢下士，對於知識界和民主黨派人士實在是新鮮。過去幾年，他們只是改造對象，自我批判，互相揭發，台上鬥爭，台下檢討，早不敢想像自己有資格批評共產黨。如今共產黨突然邀請他們批評，第壹個反應就是：背後是不是有甚麽文章？

　　費孝通教授寫了壹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請女作家冰心等修改之後，發表於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了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裡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壹整。”四月裡，北大教授翦伯贊寫了篇短文，談到知識份子“還在揣測，這是真放還是假放。如果是放，放多少，放了以後還收不收。放是手段還是目的，是為了繁榮文化學術還是挖思想、整人，以及哪些問題能爭鳴，哪些問題不能爭鳴等等。”[ ]

　　在知識分子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人們注意著壹些黨內負責幹部的動向，現在的印象是：他們參加會，不說話，沒表情，也不知打的什麽主意。”因此，“許多人還不肯說話，有人儘管說了幾次仍未暢所欲言，怕‘釣魚’、怕匯報、怕檢討是主要原因……這種顧慮與過去黨的領導某些反覆無常表現是分不開的。”[ ]

　　五月五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在上海召開座談會，復旦大學教授潘世茲也表示有顧慮：“今天我把什麽話都講出來，過壹個時期，壹年或許兩年，我講過的話是不是要算賬？”“現在整風是整黨內，過壹個時期，是否要輪到我們？”該校壹位教授乾脆問校黨委書記楊西光：“將來會不會再來壹個思想改造運動，再來整我們壹下？”[ ]

　　在上海市委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民盟副主任陳仁炳將人們的擔憂、顧慮歸納為“六怕”：“壹怕報復打擊；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怕被領導認為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上批評妳是在算舊帳。” [ ]

　　復旦教授王造時說：“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普遍存在著；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壹般來說，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們可以摸出這麽壹個鳴放情況的規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鳴放……越到鄉村，越不敢鳴放；也就是說，哪裡最沉寂沒有聲音，哪裡的官僚主義就可能最瀰漫。”[ ]他建議中共採取實際措施保證言者無罪：“發表壹個比較具體的聲明：保證除現行反革命分子外，壹切思想問題都不在追究之列。”[ ]

　　在中國人民銀行非黨幹部座談會上，朱紹文說：“這幾年來知識份子受到了損傷和壓抑，他們的心情深處已經已經像是壹潭積水，欲鳴無力，欲放無膽了。”[ ]

　　對人們為什麽欲放無膽，東北工學院教授許冶同在校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作了壹番解釋：“過去向領導提出批評者就被認為對黨不滿和扣上‘反動分子’的帽子，平素交往較密者被認為“反動小集團”，在肅反時都成為鬥爭的對象，肅反後都成了驚弓之鳥，甚至六親不認，相對無言。所以在此次會上，不願發言，恐自取其咎。因為有了過去沉痛的教訓，免致重蹈覆轍。”[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穆木天說：“教師還是顧慮重重，不敢大膽提意見，怕再遭壹次無妄之災。因為在師大，教師被發配、降級等等之類的陰謀報復，是早有前例的。”“聞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師大幾年來壹貫的傳統。”[ ]

　　有人不相信共產黨會真正實行“言者無罪”。有的人甚至明說：“要我發言，先要給我壹張鐵券。”鐵券是過去皇上保證不對功臣加罪的誓言。[ ]所以，說話者只是表示怕被加罪，並不真的企求壹張鐵券。

　　河南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泰山壓頂，借端報復。”“不如武則天，倒像隋煬帝。”“破格用己，妒賢忌能，以順為貴，以直為仇。”[ ]

　　“含情慾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廣州《工商周刊》編輯樊建華在談論人們為何不願鳴放的文章中引了這兩句唐詩，道出了多數知識份子的心聲。

　　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檢討十二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聲明堅決“不跳”。有位教授在家裡貼了副對聯：“守口如瓶，身心安寧”。重慶壹位老教授過去愛對不合理的現象發表議論，吃夠苦頭後學乖了，私下對朋友說：“主人翁感萬萬感不得。天下無不是父母，只有聽說聽教罷了。”有的教授牢記“禍從口出”的古訓，悄悄勸人道：“要多學薛寶釵，乃至王熙鳳；那林妹妹的性格，千萬不能學。”[ ]

　　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也認為情況異常：下個文件，表壹下態就夠了，何必盛詞大噪，千呼萬喚？為何其鼓動對象都是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他疑心“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不過，對於不少人採取的“三緘其口”的作法，他也擔心未必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壹言半語呢？”[ ]

　　在五月九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整風座談會上，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胡子昂說：“工商界有人……懷疑‘放’、‘鳴’與‘整’是三部曲，‘放’、‘鳴’以後有被整的危險。”但是，大多數民主黨派的頭目卻相信了毛澤東和中共的誠意。他們積極出面鼓勵各界“幫助黨整風”。五月十二日，國務院糧食部部長、民建副主任委員章乃器帶頭鼓動工商界鳴放：“工商業者應積極參加爭鳴……提意見不要轉彎抹角，不要客客氣氣，不要怕戴帽子，不要怕打擊報復。”[ ]

　　二十二日，在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龍雲說：“現在是不是共產黨想測驗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後整人？”“共產黨是執政黨，怎會出爾反爾，開這樣的大玩笑，讓大家把思想暴露出來，以後再整？”[ ]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羅隆基說：“有人提出要黨保證，在他們對党進行批評以後，不致在將來受到打擊報復。……要毛主席出來講話保證，那是笑話。”他提議在全國各級政府設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他還主張這個委員會除共產黨外，也讓黨外人士參加。[ ]

　　其實，早在龍雲說共產黨不會“開這樣大的玩笑”之前壹個星期，鳴放才剛開始，絕大多數人還沒開口，大字報還沒出現，毛澤東就已經在部署全國範圍內的抓右派運動了。

　　五月十四日，毛澤東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說：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對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分子的言論，不要反駁，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 ]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說明報紙發表鳴放言論是其“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安排：“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民主黨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學藝術界的右派，新聞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約占百分之壹、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們不過是壹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右派有兩條出路，壹條夾緊尾巴，改邪歸正，壹條繼續胡鬧，自取滅亡。”“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壹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 ]

　　五月十六日，毛澤東又起草了壹個名為《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的文件，說：

　　“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壹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請妳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 ]

　　五月二十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點是：

　　“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夠……在壹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但是各省市黨委必須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觀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通知)發表壹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 ]

　　據當時的副總理薄壹波回憶，“從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連發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壹條，就是讓右派進壹步暴露……‘愈囂張愈好’”[ ]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壹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市委書記：“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妳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

　　“反右派的信號”[ ]至遲是在五月十八日發出的。那天晚上，《文藝學習》編輯黃秋耘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勵他“大膽地放”時，周揚來了電話。聽了電話，邵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放下話筒對黃說道：“唔，轉了！”並囑咐道：“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妳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 ]

　　周揚是中共意識形態的主管之壹。可以推斷：周揚絕無斗膽破壞毛的部署，他壹定是從毛處或其他最高領導人處得到了指示或暗示。

　　五月十八、九日，黨委書記們或者獲得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或者收到了《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或二者都收到。據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伍宇回憶，作協在“五月十八、十九日之際，或稍後幾天”，將《事情正在起變化》“對黨內少數積極分子進行了傳達。”伍宇是聽到傳達的少數人之壹。[ ]

　　除了報紙，全國的廣播電台也在為“秋後算帳”準備材料。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梅益在局黨組會議上傳達中央指示，說：“對右派的言論可以照登，過壹個時期，等中央有通知再來個反擊。”[ ]

　　李維漢身為中共中央統戰部長，自然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他後來也說：“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 ]當然，他沒有將壹個字透露給與會者。座談會還是每兩天開壹次，壹直開到六月三日才中止。

　　龍雲、羅隆基們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立即見了報，惟獨文化部部長沉雁冰的發言未被報紙刊出。他表示不解。上面暗示他：“妳那個發言有錯誤，現在不公開發表是對妳的愛護。妳要汲取教訓。”他才弄清座談會背後的玄機。

　　知道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內容後，許多原先消極應付中央“鳴放”指示的幹部壹下子放了心，積極領導起“鳴放”來。他們甚至逼迫群眾鳴放：“誰不參加鳴放，誰就是對黨不關心、不愛護，不愛社會主義……”哈爾濱市委書記任仲夷是個例外。他未報告省委即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向市委、市政府中的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作了傳達，後來，那些聽了傳達的幹部沒壹個成右派。[ ]當然，對黨外幹部和副局長以下的黨員幹部他就沒有膽子透露壹個字了。

　　五月十九日，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到中山大學與教授們座談了六個小時。會上，當中文系董每戡說到學校大部分黨員“封建時代的寡婦面孔，不苟言笑”時，陶鑄插話道：“是冷若冰霜。”董接著說這些黨員“運動壹來拼命動員人家提意見，遇到另壹種場合就報復人家。”陶鑄表示，黨組織是不會報復誰的，要大家不要怕。[ ]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是得知《事情正在起變化》內容後立即轉向的幹部之壹。五月二十壹日，他給全校作報告，鼓勵大鳴大放。二十四日上午，學生貼出第壹張大字報。中午，蔣發表廣播演說，鼓動學生用各種形式鳴放：大字報、辯論會、自由論壇、演講、訪問教授均可。校青年團委及學生會表示馬上開闢“民主牆”，供同學張貼大字報。二十七日，蔣南翔出席物理教研組的鳴放座談會。教員何玉騏不知道蔣已經轉向，會間指著他說：“黨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妳就是其中壹個。”會後，蔣指示教研組黨支部書記陳綱，把會議報導送校刊發表，稱鳴放會“烏煙瘴氣”。教員們指斥陳綱，陳供出了奉蔣指示炮製該文的背景。不久反右，不僅鳴放的教員都是右派，連陳綱也因“出賣了領導同志，出賣革命機密，泄漏了黨委‘暴露右派’的作戰方針”，成為右派。[ ]

　　五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連續兩天，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把清華大學黨委、團委、各系的負責人召去，布置繼續鳴放。[ ]他還將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要他們用各種辦法，製造氣氛，引蛇出洞。要他們示弱，使右派們盡情鳴放，無所顧忌。並說：“時間不多了，很快就要發動全面反擊，反擊開始後就沒有人鳴放了。”[ ]

　　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在社內號召“四完”：“有意見提完，有批評提完，有氣出完，有冤伸完。”[ ]遼寧省委主管文教的書記李荒在遼寧日報上發表《有話放出來最好》，鼓勵人們“大膽放，大膽鳴”。吉林省委將壹所大學的禮堂改名為“鳴放宮”，鄭重其事地請書法家題了匾額。山東省委第壹書記舒同針對有人說中共是“先放後收再整”，向大家保證：“今天放，明天放，後天還是放，永遠是放。更不會被整。”[ ]

　　五月二十五日，周揚在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壹點。妳們太客氣了，妳們的批評只是壹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 ]陸定壹在中宣部的大會上帶頭鳴放：“黨沒群眾路線，就像國民黨。名為共產黨，實際是國民黨。以黨治國，壹個黨，壹個領袖，壹個主義，壹個政府。”基於“暴露右派”的謀略，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幾乎天天給文匯報發指示，要該報為鳴放加溫再加溫。五月二十五日，不明底細的總總編輯徐鑄成召集報社編輯部全體大會，傳達柯的指示，說：“體會柯老的話的精神，現在仍然是要鳴要放，而不是收。”[ ]

　　春風吹到玉門關。中共的誠懇態度終於收效，人們解除了戒心。

　　中共似乎已經改弦更張，真的要傾聽人民的聲音了。名畫家林風眠寫了壹篇文章，稱毛澤東的講話，“好像度過了漫長的冬季，送來了第壹陣春風。”壹位教授萬分感動地說：“爭鳴這個方針的提出，只有在優越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有可能。黨和毛主席真是偉大﹗”人們都忘了“雙百”，只記得“鳴放”了。壹九五七年的五月，人人說鳴放，家家談鳴放，說的談的都是政治上的話題。

　　五月三十壹日，周揚、陽翰笙邀請劇作家吳祖光出席壹個小型鳴放座談會，而且特地派人派車去接他。汽車在大門外撳喇叭，接他的人在壹旁催，壹向溫順的妻子新鳳霞卻憂心忡忡，不肯放行。她不讓吳祖光去會上提意見。吳祖光說：“這回是共產黨要大家提意見的，為了改進工作，又是毛主席讓提的。”新鳳霞叉著腰站在門口：“那也不許妳提﹗”事後，吳祖光不無後悔地回憶道：“我狠狠勁壹把把妻子推開就走了。聽見妻子哭了，我頭也沒回，跑出院子，出了大門，上了車。這是我平生第壹次對女人這麽粗暴，真夠我壹生後悔的。但那時我想的只是：為了黨的事業。”“從後果來說，妻子的攔阻是對的。那天的與會者只有馬思聰、金山等五六個人，我的發言後來被前輩田漢先生加了壹個標題：《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在報上公開發表，成為反黨的鐵證。”[ ]

　　北京電影製片廠在全廠大會上宣布：吳祖光不僅是右派，而且還是個“反革命右派分子”。

　　但那是反右運動開展以後的事了。而在五月那春光明媚的日子裡，許多人都像吳祖光壹樣，相信了毛澤東說的話。

　　上海電影女演員吳茵到北京聆聽過毛澤東的報告。她對毛的誠意深信不疑，對還打算看看風向的夥伴說：“怕什麽？什麽都可以說，什麽都可以寫，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 ]她哪會知道，她也是個小螞蟻。不久她就成為上海的壹名“大右派”，被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去了。

　　在循循善誘的氣氛中，人們嘴上的閘門終於打開了。閘門壹旦打開，心中不滿淤積已久的人民就不那麽溫文爾雅了。“鳴”成了“鳴鼓而攻之”的“鳴”，“放”字成了“大放厥詞”的“放”。

　　五月四日國家計委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為什麽要整風》時，四十年後成為中共總理的青年幹部朱鎔基說：“大家還等什麽，還怕什麽？……還不相信黨嗎？我就什麽都不怕，就要講真話、講心裡話，給黨掃掃灰塵。不然灰塵積了太多、太厚，要用鐵鏟、鏟車來清除。”[ ]

　　這是絕大多數鳴放者的心聲。從壹九五七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人民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廣泛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規模空前。不過這局面僅維持了壹個月，之後就是同樣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當毛下令“反右”時，他們再夾緊尾巴也來不及了。鳴放者幾乎都成了“右派分子”，朱鎔基只是其中之壹。

　　第八章　批評肅反的大鳴大放

　　對於壹九五五至五六年的肅反運動在人民中造成的怨憤，毛澤東多少有些了解。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報告中，為了鼓動人民鳴放，也為應付與會的黨外人士，他說打算全面檢查壹下肅反問題。陸定壹在五月六日中央機關整風運動動員大會上，也認為肅反問題在鳴放之列：“幾十年的鬥爭，在我們的頭腦中搞成壹個條件反射，舉例來說，動不動就是打倒殺頭……肅反、三反都是這壹套辦法，不是實事求是而是採取階級鬥爭的方法。”[ ]

　　人命關天，中宣部長又帶了頭，所以，鳴放壹旦被鼓動起來，首先就是“鎮反”、“三反五反”和“肅反”。

　　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鳴放座談會上，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黃紹竑發言說，“我去各地視察時親眼見到的事，鎮反、肅反運動中，處決冤枉，慘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復生，該他命短，不去談它。然未處決還在押者，尚有五百壹十二件冤案。其中舉出幾件冤案的情況為代表，和黨的方面談壹談。”他舉的例子有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謝珍被指為反革命關押，不審不問每天換壹次牢房，致使其瘋癲；廣州八十三歲國民黨老黨員董福開，以反革命罪逮捕，長子被指包庇父親判刑三年，次子亦被判刑，後經董福開哭號呼冤，查明董並無反革命行為，但仍然在押、不予釋放；上海原滬江大學校長因早年代表國民政府赴德國簽署貿易協定，被指為反革命，關押六年不審不判。舉了這些例子後，黃氏總結道：“我認為這樣的肅反，儘是冤獄……文明國家，有冤獄的賠償規定，社會主義國家冤獄就冤死了結。……要人民如何信仰？國家社會如何安定？司法，尤其公安機關的粗糙與任意，是不有利國家社會前途的。”[ ]

　　由於肅反對象主要是知識份子，民盟副主席羅隆基曾在四月間的民盟全國工作會議上說：“肅反傷了知識份子的元氣，至今未復。”[ ]

　　劇作家吳祖光在文化界整風座談會上發言道：“肅反這種鬥爭形式，即使在專制時代，也是罪惡的。”“建議文聯出壹個小冊子，把文藝界內受冤枉者的名單，通知大家。”[ ]

　　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杰說：“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縮，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不管甚麽人，只要領導手指壹下，就可以斗的。”“斗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我覺得，反會把壹些本不壹定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檢察院同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壹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會。”[ ]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翼群說：“別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 ]民盟湖南省負責人杜邁之說：“肅反是全國性的錯誤”，“專政專到人民頭上來了。”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聶國屏認為中共把信仰問題當作政治問題，過去的運動“傷害了許多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過去判十年、二十年徒刑的，今天都應該宣判無罪了。”基督教刊物《回家半月刊》主編劉齡九認為肅反運動傷害了高級知識份子的自尊心，打擊了他們的積極性。他要求為基督教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

　　“民革”青島市主任委員徐壹貫說：“解放第壹天，共產黨就提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肅反……使大家有‘知不敢言，壹言難盡，言者挨整，聞者記帳’之感。……聲明壹下，肅反時我沒有被整、被斗，也沒有沾著邊。”[ ]

　　原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說：“肅反運動中被整的都是知識份子，而且都整錯了。”[ ]武漢中南財經學院教授楊時展在致毛澤東的萬言書中說：“在這些運動中，知識份子因不勝精神摧折，不勝鬥爭之辱，不勝我們的董超薛霸式的‘幫’，跳樓、赴水、仰藥、刎頸、投環、切腹而死的，擢髮難數﹗”[ ]

　　復旦大學教授王造時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說：“過去公安局逮捕人是不經過法定程序的，也不經過檢察院批准。去年肅反中，各校都有教授被捕，被捕時宣布為反革命分子，有的後來又釋放。但不交待為什麽捕和為什麽放的原因，令人猜疑不定。”該校楊兆龍教授表示不贊成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中國今天鎮壓對象只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希望檢查壹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 [ ]

　　對於“三反”運動，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長春市檢察院副院長劉漢仁認為“是以官僚主義來反貪污浪費。”“只反了貪污、浪費，沒有反官僚主義。”另壹位學員寧波市委書記劉德焜也批評“三反”運動是“大規模的逼、供、信”。

　　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程千帆怨氣更大：“總說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主要的、偉大的，偉大個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壹說起思想改造就搖頭。”“(我在)思想改造(時寫)的檢討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認，要重新寫過。”[ ]

　　五月二十壹日，上海人民電台舉辦座談會，正在那裡採訪的的中國青年報編委劉賓雁應邀出席。說：“三反以來，人權受踐踏，人的尊嚴受侮辱。肅反中錯誤更大。”“把人的尊嚴看成是微不足道的。”“這是全國問題，歷史性問題，也是個小小的悲劇。”[ ]

　　山東工學院的民盟、九三學社成員召集了六次座談會，請肅反時被斗的人訴苦。他們抨擊肅反“亂點鴛鴦譜”，學院領導肅反的人“無理、無知、無情、無能，個別的無恥。”[ ]

　　東北工學院兩千名教工，在肅反中受“審查”被批鬥的多達數百名。在瀋陽市委書記焦若愚參加的機械系鳴放會上，壹位教師控訴肅反時對他的打罵：“我沒有問題可交待，可審查人員硬是認為我不老實，揪住我的頭髮往牆上撞。”另壹位教師說：“請問焦書記，東工的肅反，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該校肅反時有壹位受審查的教師跳樓自殺，但學校黨委沒有給死者壹個結論。鳴放者要求黨委明白宣布，這位教師是“畏罪自殺”還是被迫害而死？ [ ]

　　鎮反對象主要是前朝人員，肅反則以知識分子為對象，大專院校是肅反運動的重點。各校的鳴放重點亦在肅反：

　　“肅反運動，我院領導上假定舊知識份子都有反革命嫌疑，普遍搜查，翻箱倒筴，十家就有九家搜……”[東北財經學院教授趙鴻翥]

　　“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瀋陽師範學院張百生、黃振旅][ ]

　　“把發牢騷的，就認為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這是壹種殺人邏輯。”“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特別是肅反運動的時候，使用極端粗暴的辦法對待他們，把鬥爭、禁閉等辦法施諸於他們。打擊和鬥爭面太廣，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真把他們搞得太苦了，太傷心了。”[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 ]

　　“片面強調鬥爭與改造，使許多科學家心緒不安！算算帳，解放後死了多少科學家。”[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

　　“肅反運動有甚麽成績？文藝界又肅出了甚麽特務？許多人都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在群眾運動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理論非常可怕。”[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 ]

　　“(肅反)是歷次運動最壞的壹次。從頭錯到尾，沒有壹點對。”[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項志遴][ ]

　　“黨員搞肅反，唯恐搞不到大的。黨員、搞運動的人，是想搞出個大的來表功。”[中央戲劇學院教授、戲劇文學系主任孫家鏽][ ]

　　“對肅反重新估價的問題，關繫到將來的歷史如何寫法。應該說肅反錯誤所造成的罪惡是嚴重的。因為鬥了多少人，多少人被當作反革命鬥了，結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試驗，這叫甚麽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呢？造成的罪惡是人與人之間冷酷無情。……《阿房宮賦》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話，可是現在卻變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啟賢][ ]

　　“有人說，肅反鬥爭走的是群眾路線。群眾是誰呢？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種：打手、走上風的、走下風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說成是群眾路線，那亦不過是打手路線而已。”[大連工學院講師彭聲漢][ ]

　　“(肅反)損害了中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傳統，使大家六親不認。……共產黨有無遵守憲法的誠意？”[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副教授艾瑋生]

　　上海市民盟負責人陳新桂也認為“肅反造成六親不認，黨內外都是如此，甚至夫婦之間。”他將古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改成“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說知識份子只能“苟全性命於亂世”。[ ]

　　其實，連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也這樣看。鳴放期間他曾私下對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林希翎說：

　　“由於肅反的原因，這些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確實太淡薄了，見面都是天氣好，朋友互相之間沒有壹句多話。……這樣做都沒有什麽意思了。”“現在到處都是官僚主義，沒有辦法。……到我們這裡當記者壹點意思也沒有，這裡的壹些記者都很苦悶，哪裡象妳想象的那麽自由。採訪並不是按妳們的興趣選擇的，而是為了完成任務，再多說壹句也不行。”[ ]

　　因為毛澤東指示各地將反革命“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便成了肅反時必須完成的任務。而各地幹部又競相以超額完成為榮，結果製造了無數冤案。許多人就此鳴放：

　　“肅反運動是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中央決定肅反對象有百分之五，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北京大學俄語系教授魏荒弩][ ]

　　“哪個單位打不出‘老虎’，就要摘烏紗帽。肅反都要湊百分之五的數字，這就得從瘸子裡面選將軍。這些都是與中央的政策有關係。”[山東省文聯藝術部部長、畫家任遷喬][ ]

　　“肅反是斯大林做法的殘餘。……我們學校有三千人，說百分之五就有壹百五十人，哪裡來這麽多反革命？人說毛主席是有根據的，我不信。”[雲南大學教務長王士魁][ ]

　　在高等教育座談會上，北京師範大學顧執中教授說：

　　“鎮壓肅反，思想改造，幾次暴風雨……完全破壞了憲法。”“以第壹次肅反為例，共產黨不從細密調查工作出發，而是事先擬定必須打擊的壹張數字單，規定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千名，上海七千名，武漢五千名，廣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此上下數字。……結果就使無數的人民受了害。”“對並非畏罪，而是畏斗、畏迫自殺者，必須清查，予以名譽的恢復，並須照顧其家屬。”[ ]

　　由於毛澤東說過要檢查肅反的偏差，羅隆基在五月二十二日的統戰部座談會上建議全國人大和政協組織壹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但要檢查三反、五反、肅反運動的偏差，它還將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麽委屈都來申訴。”他還主張主持“平反”的機構要同原來領導“三反”、“五反”、“肅反”的機構分開。除共產黨以外，也應該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加。[ ]

　　民盟湖南省負責人杜邁之也主張成立肅反善後委員會，專事平反工作。羅翼群在廣東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提出了類似的意見：“在三反、五反、肅反中採取所謂‘大膽懷疑，殘酷鬥爭’的方針，有些被斗的人受不了當時的痛苦，雖非事實也只得被迫承認，因此造成不少冤枉案。毛主席既然說‘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因此建議組織平反機構來處理問題。”[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朱啟賢也說：“我同意羅隆基的意見，在我校立即成立‘檢查小組’，清查在歷次運動中所受害者，為他們恢復名譽。”[ ]

　　胡風案也是鳴放中的壹大話題。

　　當時，中共讓民主黨派人士集中在社會主義學院，開會幫助黨整風。民革中央委員周穎說：“胡風有可批評之處，但絕不是反革命。”她以作家駱賓基被冤為例，說明肅反擴大化了。但她未將肅反的問題全算在中共身上。她說：“在肅反運動中，我們民主黨派不聞不問，不提意見，民革的成員被鬥爭，自己的組織袖手旁觀。”因此民革也有壹份責任，也應該改變作風。[ ]顧執中也有類似意見：“共產黨把國家事情搞得這樣糟糕，民主黨派也要負責任，因為民主黨派過去都是捧共產黨。”為胡風鳴冤者相當多：

　　“反胡風運動是‘新文字獄’。是在唯心主義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北京市司法局郭可宏][ ]

　　“胡風主張文藝要有自發性，不要欽定式。欽定式的文藝，是對文藝界頭上插上壹刀子，文藝要喪命。這個主張是正確的。”[外文出版社編輯馮亦代]

　　“胡風有才華，為甚麽不把胡風放出來讓他開開花？”[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許君遠]

　　“我想共產黨好比是和尚，胡風好比是居士，都信佛。居士雖不出家，本領不壹定比和尚差。”[復旦大學教授王恆守]

　　“當今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統治，比清朝的文字獄還要凶，還要厲害。”[河南省文聯創作部負責人欒星][ ]

　　“在‘懲治反革命條例’中也找不到胡風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反革命。”[北大法律系助教潘世明]

　　“證明胡風集團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蒼白無力、荒謬的！……說他們秘密通信，哪個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六親不認了。”“為甚麽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就是斯大林主義的方法。這就是宗派主義！……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甚麽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

　　“請問毛澤東同志，何(其芳、林默涵)等不也有小集團小宗派麽？為什麽只讓他們放炮，不讓胡風開口呢？路翎何罪？最高法院必須立即向全國人民公布胡風事件的下文，讓胡風、路翎等出來鳴，繁榮我們的文藝。”[北大中文系學生崔德甫大字報][ ]

　　“逮捕胡風沒有按法律手續，逮捕後也沒有按法定時間審訊。”[中央廣播事業局對華僑廣播部主任趙節]

　　“如果胡風是反革命，為甚麽至今還不審判？還不敢見人？”[中國人民大學壹位教師]

　　“人民日報是新聞機關，不是法院，不能隨便宣布人的罪名。”[北大歷史系學生張磊大字報]

　　對外貿易部法律室顧問董士濂鳴放說：因揭發胡風被中共寬大、不予逮捕的“胡風集團骨幹”舒蕪“賣友求榮”，而因為胡辯護而獲罪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他的批評矛頭直斥刊登胡風“罪行材料”的人民日報：“胡風不是反革命，人民日報犯了誹謗罪。”[ ]

　　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演講：

　　“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壹九三七年作國民黨中宣部三廳廳長及大部分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胡風集團只能是壹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污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所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壹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壹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 ]

　　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本人在肅反中曾被關押，與胡風在同壹所監獄呆過。他張貼大字報指出，當局以胡風與友人的通信作為定罪根據是“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它把閒人聊天、侯寶林說相聲的邏輯搬進了法庭。”因風聞胡風已死，他在大字報旁邊張貼了壹副對聯：“鐵窗禁賢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灑地，鬼神俱哭泣。”[ ]

　　其實，對於肅反，毛澤東早在三月間就已定了調子：“要肯定，過去肅反根本上是正確的。如果不肅反，那可不得了。我們中國不會出匈牙利那樣的事情，其中有壹條，就是我們肅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沒有肅清。”[ ]反右開始後，他又下指示說：“在過去三反肅反中被整的人”，屬於“在這次運動中鬧得最凶的”。[ ]所以凡對以往運動鳴了幾句的人，都是右派。

　　文物專家王世襄就屬於“三反中被整的人”。日本投降後，他曾代表國民政府赴日本交涉追還被日劫奪的善本書；從德國人手中追回殷商、戰國時代的青銅器；從末代皇帝溥儀的天津居處接收被溥儀私自帶出故宮的大量文物。“三反”時，他被誣為“大盜寶犯”關進了看守所。儘管審查結果是王世襄無罪而有功於國家，故宮博物院還是將他開除，踢出了文物界。鳴放時他表示不滿，認為對他“處理不合理”，結果成為右派。[ ]

　　華南工學院化工系學生朱靜欽的父親原是資本家，在“五反”中被指為“不法奸商”。因熬不住日夜的疲勞鬥爭而跳樓自殺。鳴放期間，他張貼大字報批評黨在“五反”中追查“偷稅漏稅”不是以帳目數字為根據，而是壹口咬定“不止此數”，用餓飯、疲勞審訊等方式追迫。他說：“這和封建時代的嚴刑逼供有什麽區別？我父親就是在這種壓迫下死去的。”大字報壹出，保衛科立即用相機拍下照片備用。反右壹開始，即將朱靜欽打成右派，開除，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去了。[ ]

　　新華社外文編輯劉祖蔚則是“肅反中被整的人”。四十年代他在紐約聯合國工作，1950年輾轉回到祖國。肅反時，他被懷疑是“派遣特務”而審查、抄家。鳴放時他並沒“鬧”，僅在鳴放會上說了壹句“肅反工作以後要慎重”。就這壹句話，他便成為右派，成了勞改農場的“勞動教養”犯。[ ]

　　肅反時曾被拘留關押的《河北文藝》編輯柳溪，也是壹個。

　　外文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劉尊棋也是“肅反中被整的人”。他壹九三壹年加入中共，抗戰初與胡愈之、范長江等創辦國際新聞社，劉任社長。壹九四壹年被黨派至新加坡，任《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經緬甸回國，受聘為美國新聞處中文部主任。

　　肅反時他曾被停職審查，但鳴放中並沒有“鬧”，祇是在會上泛泛的說：“在肅反運動結束以前的幾年中間，被懷疑的幹部名單，不是逐年縮小，而是逐年擴大。”“對非黨幹部猜疑、打擊過重，團結幫助過少。”[ ]結果也成為黑龍江北大荒農場的“勞動教養”分子。1960年回到外文出版社，次年又被“下放”到湖南農墾局。1968年被押回北京，69年退回湖南繼續關押在湖南省第壹監獄，直到1975年才由湖南公安廳宣布無罪釋放。這已經是肅反之後二十年的事了。

　　上海新聞出版印刷學校副校長范泉肅反時被誣指為國民黨暗探，隔離審查了兩年才說他沒問題。鳴放時他表示不滿，認為不應該對他“先隔離後調查”。於是被打成右派，流放青海，在壹個名叫魯沙爾的山溝裡勞動改造，二十壹年後方得平反回家。

　　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被捕後，中共上海市委秘書長王堯山拒絕指稱潘是“內奸”、“特務”，於是被降職降級到淮海中學。他本人並不曾鬧，但他的夫人、上海市婦聯主任趙先卻為他向中央寫申訴。信轉到市委書記柯慶施手裡，趙先即被打成右派，送到長興島農場去了。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教員、詩人天藍在反胡風運動中曾受批判，原因是他在延安時給胡風辦的雜誌投過稿。他在鳴放時對此提了點意見，卻因此成了右派。

　　北大東方語言系壹位講師因與胡風通過壹次信，肅反期間曾在全校大會上被逮捕。鳴放時他不免埋怨了幾句，結果當然成了右派分子。

　　江西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朱企霞與胡風是中學同學，又壹起赴日本留學，壹九五五年六月曾被當作“胡風分子”拘捕。壹九五六年春獲釋時公安部對他說：“師院會向妳道歉，會給妳作政治結論，會熱情歡迎妳。”但回校後黨委不僅不向他道歉，還禁止他再登講台。鳴放時，他表示了強烈不滿。經省委書記兼省長邵式平的過問，他才拿到“朱企霞不是胡風分子”的結論。但高興了沒多久，校黨委就給了他壹頂“資產階級極右分子”的帽子。

　　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尚丁被當作“胡風分子”坐牢壹年多後，當局承認“錯捕”，平反覆職。如今成了上海出版界的頭號右派。

　　“胡風分子”張中曉的弟弟鳴放時在華東師範大學的座談會上說了壹句“胡風等人並沒有觸犯刑律，不能定為反革命”，即成“替胡風分子鳴不平”的右派，發送新疆，勞役二十年。[ ]

　　司法部部長史良的秘書孫文銓在鳴放時說：“我明明沒有問題，偏偏在肅反中把我列為重點。審查結果證明我是清白的。但審查我時是在機關大會上宣布的，為什麽審查結束不在大會上宣布呢？這不公平。我的肅反調查結果也應在大會中宣布。”這麽幾句話，構成了定他為“極右分子”的依據。壹九五八年八月，他被逮捕，從北京半步橋監獄轉至河北茶淀清河勞改農場。從那時起到六壹年壹月死在農場，他就再也沒有見過同在司法部工作、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趙霞清壹面。[ ]

　　肅反時，山東大學中文系教授高藍曾挨整，後學校宣布予以糾正。但反右壹來，又把他打成了右派。該校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肅反中曾被停職審查。1956年青島市肅反領導小組對其作結論說：“尚未發現其反革命政治身份……應摘掉反革命的帽子。”學校黨委也給他寫信，說“政治嫌疑應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應予摘除。”鳴放時他並不曾“鬧”，他祇發言說“肅反時毛主席說了壹句‘反革命分子可能只有百分之幾’，壹句估計猜度的話，但是後來竟成為肅反的指標。……我們看，靠‘人治’是多危險。”[ ]這就引禍上身了。他不僅被定為“極右分子”，“反革命”的帽子重新落到了他的頭上。他被開除，“管制勞動”三年。1960年轉到青島醫學院，繼續管制，直到1965年才撤消管制。

　　同濟大學有個學生肅反時被鬥爭、停學壹年。鳴放時他張貼大字報，要求學校公佈被斗、被捕、勞改及自殺者的名單。學校據此定他為右派。他的同學嚴公政認為黨已經虧待過人家壹次，不該再度粗暴對待人家。結果嚴公政也成右派，被送黑龍江勞改去了。

　　肅反期間，壹輛囚車開進復旦大學，銬走了中文系學生施昌東。壹年後，施被釋放，說是抓錯了。鳴放時，他在會上說：“我是把黨認作父親的，即使對我有錯怪，打了我壹頓，也都改不了我的赤心！我相信父親會汲取教訓的。”可是黨認為，要黨汲取教訓就是反黨。他成了右派。[ ]

　　北京大學歷史系青年助教王承炤在肅反時挨斗自殺。鳴放時該系幾名學生將大字報貼到系黨總支部書記辦公室門口，譴責其“草棺人命”。反右壹來，系黨總支將這幾個學生全都打成了右派。

　　其實，壹九五五年肅反時無端被肅的人，此時大多數不須鳴放就自動成了右派。東北師範大學肅反中被關押和被勒令停職交待問題的，共有二百多名師生。當時榨不出油水，不久全都放了。到壹九五七年抓右派，這批人全都落了網。

　　江蘇師範學院美術系學生高爾泰也是這樣落網的：“反胡風時我們班被審查的五個人，此時全部被打成右派。兩個人被開除公職，送到農場勞動教養，其中壹個就是我。”[ ]

　　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學生傅小石曾被許多人包括院長江豐認為是個“天才”。其父是名畫家兼學者傅抱石[抗戰初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地無分南北東西，人無分男女老幼，壹致團結起來抗戰……”，即出自傅氏之手]，抗戰時與胡風壹家是鄰居。壹九五五年公布《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時，傅小石公開表示“胡風不會是反革命”。當時他就被批判、受了處分。為此他對朋友訴說過冤枉。反右後被揭發，他被扣上右派帽子，送河北雙橋勞改農場。四年後，任江蘇省國畫院院長的父親給中國美術家協會負責人華君武寫信求助，他才被放回，在江蘇省國畫院當勤雜工。

　　有的鳴放者，本人並不是肅反的受害者，有的甚至是肅反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只是替別人申訴，鳴不平，譬如上海同濟大學衛生工程系青年教師汪長風是該校青年團委組織部長、上海市人民代表，肅反時曾搜查過學生的日記告信件，使部份被斗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殺身死。現在他在全校近千人的教師大會上說：“作為壹個幹部，作為壹個積極分子，我曾經昧著良心鬥爭和迫害過不少無辜的青年，和搜查過他們的日記和信件，使部分被斗者精神失常，情緒消極，甚至因此而自殺。如今我覺悟了，我願意向被斗的人道歉，向死去的懺悔。”[ ]“我認為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的摧殘。肅反問題現在黨委採取個別道歉，我是不同意的……肅反是方針政策的錯誤，不單是方式方法的錯誤。” [ ]

　　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北師大顧執中教授的意見十分尖銳：

　　“憲法自壹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壹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壹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引者)到壹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

　　過去八年中，公安、司法部門執行黨的指示，在壹波又壹波的運動中捕人、殺人，冤枉了許多無辜。其實，他們中間不少人心裡也有氣。他們的意見幾乎都圍繞法制而發。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認為“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是通過制度法律來實現的。……審判員服從了法律，就等於服從了黨的領導。因此，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甚麽黨的領導了。” “黨具體過問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就是違法。”[ ]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斐然說：“市委不懂法律，還阻礙法制建設。”“現在審判獨立不起來，主要原因是黨委干涉。”北京中級法院院長賀戰軍則說：“市委領導不是學法的，又沒搞過司法工作……案子送給他們(指市委書記)批，我看行市也不壹樣，犯人有走運的，也有倒霉的。”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說：“法院有時不顧法律規定，而單憑市委的指示辦案是違法的，破壞了法院進行審判的獨立地位。”[ ]

　　這幾位領導幹部帶了頭，北京司法界的鳴放十分尖銳：

　　“黨法不分、黨委審批案件是造成錯案的原因。”“黨委過問具體案件就是違法。”“很多(司法幹部)不能勝任，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禍國殃民。”[ ]“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主要法律沒有公布，造成審判人員無法可依。”“所有刑事案件都沒有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現在只有人治，沒有法治。”[ ]“在這個社會裡，無法可依，有法也不依，誰有權，誰的決定算數。”“審判員憑空氣辦事，中央說寬就寬了，說嚴就嚴得要命，憑風辦事。”“我們遇到運動就要找典型，群眾壹反映，就要判罪。”“群眾運動破壞了法制。”[ ]

　　公安部的壹位幹部也參加了鳴放。他批評當局說：“無反也肅，有錯不糾，言者有罪，聞者不戒。”最高人民法院顧問俞鍾駱批評司法工作“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審判人員判案可以隨心所欲。”“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

　　在不久即展開的反右運動中，上述對“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的人治現象表示了不同程度不滿的司法人員無壹例外地成了“右派分子”。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右派分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 ]

　　安徽省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椿因批評肅反“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被指“誣衊壹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成了右派。廣西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江萍成右派，罪在“惡毒地攻擊肅反成績，替地主、富農、壞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申冤’，硬說所謂‘冤案’、‘錯案’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

　　其實，誰都知道他們說的是實話。肅反中的錯案遠不止徐江萍說的百分之五十。連中共中央委員、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都這樣說過：

　　“我們的缺點錯誤是很多的，我們決不隱諱。鬥了、捕了、搜了壹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殺了。有人說，‘鎮反、肅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這種說法……是有壹些根據的……有冤枉，可以平反。”[ ]

　　“我想黃紹竑等人所列舉不人道的事例，事實上是遠遠不能代表我們現在真實存在著的嚴重事實的。我們有少數勞改隊的壹些幹部對待犯人比奴隸主對奴隸還要殘忍……不僅是違法，簡直是慘無人道。”[ ]

　　“我們的勞改隊、監獄……有的不給水喝，不讓睡覺，有的勞改隊，使犯人每天勞動到二十小時，死後解剖，腸子和紙壹樣薄，這簡直是慘無人道，而且是犯法的。”[ ]

　　那些不過講了壹些事實、鳴了壹些不平的人，那些抨擊中共將憲法當手紙的人，無論如何料不到他們自己也會成為右派，成為羅端卿所批評的那些勞改隊、監獄的“奴隸”。

　　當然，這是毛澤東發起“反右鬥爭”之後的事，我們還是繼續述說五七年春中國人的“鳴放”吧。

　　第九章　親蘇政策不容許質疑

　　鳴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積怨已久的問題。除肅反外，另壹個便是對蘇聯的關係問題。

　　前述黃紹竑的鳴放座談會發言，提到上海醫學院女學生吳乃藝的例子。該女生隻因批評蘇聯醫學不及德國、日本，認為不應將蘇聯醫學教條拿來誤人，被指為“反蘇”的反革命而逮捕。她母親到處哭泣叫冤，說女兒被捕九個月，還不知道關在哪裡。

　　這件“反蘇”案很有代表性。當時的蘇聯是個宗教殿堂裡的聖物，碰壹下也算褻瀆。

　　要弄清這壹點，還得談下歷史。

　　壹八五八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龍江，揚言要與英法聯合對華作戰，逼迫清軍在璦琿[今黑河市]簽訂條約，將黑龍江以北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為兩國“共管”。俄舉國歡慶，將與璦琿隔江相望的海蘭泡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報喜城。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咸豐皇帝出逃而告終，俄乘勢逼迫清廷簽署《北京條約》，不僅承認了《璦琿條約》，而且原定兩國“共管”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海參威也歸了俄國。

　　壹八九六年中俄締結條約，允俄在中國境內築鐵路，使其西伯利亞鐵路得以從滿洲里穿過黑龍江與吉林連接海參威。中國占股三分之壹，路權在俄人手中，路軌寬度與中國鐵路不同，鐵路兩旁幾十里的地區亦歸鐵道會社管理，形成壹條狹長的特別區，稱中東路。

　　壹九二○年九月，蘇聯政府曾宣告：“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壹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壹切領土和中國境內的壹切俄國租界，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殘暴地從中國奪取的壹切，都無償地和永久地歸還中國。”但不久斯大林掌權，否認那個“對華宣言”，並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列文?卡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壹九二四年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協定”，不提歸還中東路權，而明定“中東路由中俄兩國共同經營”，實際仍由蘇聯人把持。

　　壹九二九年五月底，民國政府派軍警前往蘇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眾多中共人員和蘇指示中共實行武裝暴動的文件，遂武力接管中東路及其附屬電報電話機構，將蘇籍職員押送滿洲里遞解回蘇。七月，蘇聯政府對中國發出通牒，國民政府則復照稱在中東路所採取的措施祗為維護主權。蘇旋聲明與華斷絕外交關係，同時調集軍隊，於八月中旬大舉進攻中國。

　　就在中國軍隊在滿洲里奮力抵抗蘇軍時，中共公開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而堅決表示反對的中共創建者陳獨秀等因此被開除黨籍。[現中共仍說事件起因是“東北當局……公然破壞中蘇共管中東路的協定”，且迴避蘇聯入侵之事實，僅稱“東北軍與蘇軍在邊境地區發生戰爭……我們黨正確地……採取了擁護蘇聯的正確立場。”[ ]]

　　中國軍隊抵抗失敗，近萬名將士傷亡。國民政府被迫簽訂《中蘇協定》，使蘇繼續保有沙俄在中東路的特權。

　　壹九三壹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襲取瀋陽，侵佔我東三省。中共認為其奪權的機會來了。二十日，中共中央發佈“黨的緊急任務”，稱全國革命高潮正在成熟，出現“在壹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其“緊急任務”之壹是成立國中之國：“中央蘇區必須在十月革命節[俄曆，即公曆十壹月七日──丁注]正式成立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政府……各蘇區也必須於十月革命節前成立當地蘇維埃政府。”[ ]過了兩天，中共又發佈決議，壹方面誣衊國民政府“事前參預了日本武裝佔領滿洲的計劃”，另壹方面稱日本佔領我滿洲“是反蘇聯戰爭的序幕”，宣佈其“偉大歷史的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 ]

　　十壹月七日，即蘇聯國慶那壹天，在蘇共指導下，經斯大林批淮，中共在江西建立由毛澤東任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毛澤東從此成了“毛主席”。當天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文宣佈：“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壹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力。”[ ][丁註：中共建國後稱:“過去在內戰時期，我黨為了爭取少數民族，以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曾強調過這壹口號，這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但今天……不應再強調這壹口號，以免為帝國主義及國內各少數民族中的反動分子所利用，而使我們陷於被動的地位。”[ ]

　　辛亥革命推翻清廷，次年沙俄即策動外蒙宣佈“自治”，實則獨立。壹九壹九年，北洋政府派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提壹旅之師開赴庫倫[今烏蘭巴托]。蒙古王公及喇嘛等聞訊，數千人郊迎三十里，自動取消“自治”。時孫中山在廣州，雖與北京政府對立，但致電徐氏：“外蒙糾紛，亦既七年，壹旦復歸，重建五族[漢、滿、蒙、回、藏──丁注]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之不已也。”但是，孫中山高興得過早了。壹九二二年，外蒙共產黨在蘇共支持下奪權，再度宣布獨立。壹九四壹年四月，蘇、日簽署“中立協定”，條約所附“宣言”竟然聲明：“蘇聯保証尊重滿州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証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抗戰勝利前夕，蘇聯逼迫國民政府承認外蒙獨立。蔣介石為了換取蘇不支持中共的承諾而作出讓步，與之簽訂“中蘇友好條約”。壹九四九年，毛澤東亦與蘇簽約，正式承認外蒙獨立。“秋海棠”永遠缺了壹塊。

　　中共執政前，抗戰初的軍援以及日本投降前夕出兵東北是斯大林做的兩件好事。但細細說來，出兵東北這件事做得也不光彩。

　　壹九四五年，日本在沖繩對美決戰失敗，海空軍覆滅，只在苟延殘喘。七月二十六日，美國、英國、中國三國首腦發表“波茨坦公告”，向日本發出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日本拒絕。

　　通牒被日本拒絕後，為了早日結束戰爭，減少盟軍傷亡，美國於八月六日在廣島投下第壹顆原子彈。七月間才承諾將在八月十五日出兵的斯大林生怕日本即刻投降，匆匆於八日宣佈對日作戰。九日，美國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同日，蘇聯出兵東北。十日，日本內閣照會盟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最後通牒。

　　若日本的海空軍、工業設施未被摧毀，單憑原子彈或許不能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但原子彈無疑是摧毀日軍主力後的最後壹擊，徹底打垮了日本的抵抗意志。而毛澤東罔顧事實，硬說“假如原子彈能夠解決戰爭，為甚麽還要請蘇聯出兵？為甚麽投了兩顆原子彈日本還不投降，而蘇聯壹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 ]

　　中共在延安辦的解放日報報導日本投降的消息的當天，毛澤東打電話責問報社社長秦博古︰“為什麽把美國投原子彈的消息放在頭版頭條，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倒放在第二條？這可是壹個政治性很強的原則錯誤。”[ ]

　　毛澤東說蔣介石下峨嵋山摘桃子、奪取全國人民的抗戰果實，實是誣詞，摘桃子的正是他的老師斯大林。即使蘇不出兵，日本也壹樣要投降。那樣的話，斯大林就得不到沙俄從中國奪去、1905年日俄戰爭後轉讓給日本的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了。斯大林就對日作戰問題與美國討價還價時，第壹條就是要以出兵換取庫頁島、千島群島。

　　此前，日本關東軍的精銳近三十萬人已經調往東南亞並被美軍殲滅。進入東北的蘇軍壹場硬仗未打就撿走了中國人的勝利果實。斯大林不僅得到了庫頁島、千島群島，還把日軍在華武器、飛機當作其戰利品統統運往蘇聯。此外還在東北大肆劫掠，拆走工廠設備，甚至商店的布疋、百貨，糧庫的糧食及至各類家俱。蘇軍代表巴甫洛夫斯基對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公權說︰“我們蘇聯紅軍來解放妳們東北老百姓，流了不少血，要求這壹點經濟利益，難道妳們都不肯嗎？”[ ]

　　日本佔領東北期間曾經修了壹條數百公里長的鐵路，從北安通向黑龍江江畔的黑河鎮，黑河的對岸就是蘇聯的布拉戈維申斯克市。日本戰敗後，蘇聯紅軍將這條鐵路整個拆走了。

　　當時國民政府負責與蘇交涉蘇軍撤離事宜的蔣經國曾對駐蘇使館武官李修業說︰“要是東北的房屋和土地能搬走的話，他們都會搬走！”按李的估計，東北工業設備約被拆走了百分之六十五。[ ]為了搬運那些物品，蘇軍違約拖延撤兵。國民政府雖然發表聲明，予以抗議，但未能有效阻止蘇軍的搶劫。

　　能搬的全搬走了，搬不了的廠礦他們也要。壹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蘇軍統帥馬諾夫斯基對國民政府代表蔣經國、董彥平、張公權說︰“我方認為，所有東北的重要工礦事業，均為蘇聯對日作戰所獲之戰利品。現在，蘇聯決定以百分之五十之股權讓予中國，作為中國與蘇聯合作經營之資本。”[ ]並以拖延撤兵為要挾，逼迫國民政府接受其要求。

　　當時旅順、大連歸蘇軍管轄，中共關東行署副主席劉順元在去旅大的火車上看到︰“原來是雙軌的南滿鐵路，正在被拆去壹邊，壹列列滿載著鐵軌、機器和其他物資的火車，呼嘯著向北馳去。”他又了解到︰“蘇軍士兵強姦中國婦女，劫奪中國居民財物的事不斷發生”，“蘇軍隊大批拆走工廠的精密機器，連碼頭上的百噸塔吊也不放過……”[ ]

　　劉順元抵制蘇軍劫掠，竟被驅逐出境。壹九四七年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劉說︰“希望今後中蘇合作中，不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 ]

　　就在這種所謂“合作”的情勢下，毛澤東宣布了向蘇聯“壹邊倒”的政策︰“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英國人林邁可壹九三七年與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同船從美洲赴華，先後在北平和延安為抗日戰爭作了很多事。作為中共的老朋友，他壹看完報紙便提筆給毛寫了壹封長信，說向蘇聯“壹邊倒”的政策將斷送中國軍民八年的抗戰成果。1950年訪華時，林邁可夫婦被告知︰“毛主席壹有空就接見妳們。”但毛故意避而不見，他始終沒能向毛面陳見解。[ ]

　　這“壹邊倒”的直接後果就是朝鮮戰爭。

　　1905年，日本佔領韓國，廢其國號，改稱朝鮮。李承晚、金九先後領導的韓國地下政府遷到上海，被中國朝野認同。日本投降、韓臨時政府歸國前夕，周恩來在重慶曾設宴歡送。

　　美、蘇、英達成五年後選舉南北韓統壹政府的協議後不久，斯大林即食言，封鎖“三八線”，指定金日成主宰北韓，充當其傀儡。後南韓按照聯合國決議於壹九四八年選舉李承晚為總統。

　　在美國如約從南韓撤軍後，斯大林卻與金日成密謀壹舉“解放”南方。斯大林壹方面批淮金日成準備進攻南韓，壹方面使中共做了進攻南韓後若美國介入就出兵援朝的承諾。

　　壹九五○年六月，北韓突襲南韓的當天，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北朝鮮軍立即撤至“三八線”。蘇聯代表不出席，故意放棄其否決權。連坦克都沒有的南韓軍隊潰敗，僅僅兩天，漢城[今稱首爾]就落入北韓之手。安理會就出兵韓國舉行表決時，蘇再度缺席，聽憑聯合國軍介入朝鮮戰爭。

　　北朝鮮軍被擊敗後，蘇共政治局在十月五日開會，決定避免與美國衝突並撤出其在北韓的機構和人員。會後斯大林立即致電毛澤東，告以美國不可能進攻中國，敦促其立即出兵。毛聽命於斯大林，謊稱美要侵略我東北，哄騙老百姓“保家衛國”，將中國拖進了韓戰。

　　十壹月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軍並保證不會將戰火燒到中國時，蘇聯卻動用否決權否決了該議案。斯大林不要停火。甚至在朝、中都考慮停戰時，他還要求打持久戰。直到壹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去，蘇聯新領導不同意再打，中共才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毛澤東以傷亡三十三萬人[ ][整建制撥給朝鮮的原第四野戰軍四萬多朝鮮族部隊不算在內]的代價，為斯、金二人收拾殘局。所得收益如何？壹是保住了金氏獨裁王朝；二是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可是戰爭壹結束斯某就死了。中國人白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忙了壹場。與朝鮮“鮮血凝成的友誼”也僅維持了幾天。儘管中國將韓朝戰時期援助的物資和現金壹筆勾銷外，再贈送八億人民幣，朝共仍然說中國人是怕戰火燒到自己國土才出兵朝鮮的，吃虧的是他們。中共白白替斯大林、金日成打了壹仗。

　　吃了斯大林如此大的虧，宣傳機器仍然天天在喊“向蘇聯老大哥學習”，“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全國的廣播電台都反覆播放《莫斯科──北京》這首歌：“斯大林和毛澤東，領導我們，領導我們！”“莫斯科──北京，莫斯科──北京，人們在前進、前進、前進。”壹九五三年斯大林死時，全中國到處有人痛哭。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壹九五六年蘇共首領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之後，國人逐漸吐露實話、表達真實思想。前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就對人說：“我看，斯大林將來要變成壹文不值。”[ ]章伯鈞也說“蘇聯壹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

　　壹九五七年鳴放，中共許諾“言者無罪”時，人們心中的不平就壹股腦兒放了出來。

　　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抗日戰爭時的中國陸軍副總司令龍雲鳴放道：

　　“中國抗戰勝利，日本投降，蘇聯出兵中國的東北，將東北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機器和物資，搬去到了蘇聯，至今未歸還，怎麽算是友好和兄弟國家？”“朝鮮戰爭是蘇聯指使北朝鮮發動的，反要中國去抗美援朝，而所用的武器又是用中國的物資，尤其是糧食，向蘇聯換取的，壹切戰費皆由中國負擔，這樣是公平合理的嗎？”[ ]

　　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壹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說︰“蘇聯對別國之幫助已達到能決定那個國家的領袖應由誰來擔任的地步！它代替了別國人民的意志！匈牙利人民無權來選舉自己的領袖！這不是侵略嗎？”“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壹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麽都好，即使放壹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要大禍臨頭，壹連串‘反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麽樣的社會？”“精簡全國蘇聯專家……需要者留下，蹩腳貨叫他們回去﹗”[ ]

　　文章所說中國專家受排擠的問題，可以下列事實為佐証。

　　曾任中共中央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的王學文，壹九五○年完成《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壹部份“緒論”，在人民日報連載並刊印發行。但不久壹位蘇聯專家指出這本書有問題，某些觀點與斯大林不壹致。王即被撤職，從此賦閒在家。

　　科學院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顧准在中蘇聯合開發黑龍江水利資源的談判中抵制過蘇方的無理要求。所以“反蘇”、“破壞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是其右派罪名之壹。 [ ]

　　蘇聯專家良秀不齊本屬正常。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副總工程師馬乾在鳴放中寫了這樣壹張大字報：“蘇聯老大哥派來的所謂專家，在經常來我們院的十幾位中，除三幾人真正夠得上條件外，其他充其量只不過工齡較長的熟練工人，或剛從大學畢業而全無實際經驗的黃毛小子而已。例如駐鑽探隊的所謂專家，實質上原來是二級工段長而已；……再如水工組的壹位所謂專家，甚至連計算排水隧洞的係數也不懂。可是他們仍被奉為和每每以絕對權威自居，亂下指示，亂發批評。另方面生活特殊，如每個月都有壹個星期假日去從化溫泉休養……難道這便是‘壹邊倒’的代價？”[ ]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對蘇聯的社會科學嗤之以鼻：“蘇聯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太薄弱，太貧乏。……蘇聯歷史科學水平之低，是驚人的。蘇聯學者的著作，在資本主義學術界看來連評論的資格也夠不上，可以說不是科學作品。”“最近六十年來，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的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對舊的材料不斷地有新的認識、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等於不存在。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壹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當時的認識條件和資料條件下對問題所做說的個別的語句……”[ ]

　　更多人在鳴放中抨擊蘇聯的社會制度：

　　“政治不民主，新聞不自由。……農業上接近破產，革命後還未達到革命前的水平。農民不起來反抗，是由於秘密警察鎮壓。”[科學院物理研究所項志遴][ ]

　　“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壹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被麻痺、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斯大林能）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的屠殺……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斯大林在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壹切錯誤。”[北京大學物理系王書瑤][ ]

　　“蘇聯制度，無論黨內黨外，皆無民主，絕對是黨階級和領袖獨裁。我到蘇聯去考察，所得的事實是如此。它那種政治制度，完全是百分之百愚弄蘇聯人民的。人民窮困，物質缺乏，物價高昂，生活不易。社會主義不過是宣傳而已，其實行不通。人民失了望而不信仰，故到處設了集中營的黑牢，凡壹人反社會主義，全家以及親友可以連罪。這種社會古今中外也沒有聽聞過。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領導，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也弄到黨內外缺乏民主，缺乏自由，動輒鎮壓和肅反……實在太危險了。”[前國民黨高級將領、農工民主黨副主席黃琪翔][ ]

　　“今日新中國向蘇聯壹面倒，飛機以及各種武器皆是自蘇聯買來的，專家顧問也是蘇聯人。……我們覺得壹個國家的重要事件，操在外國人手裡，總是不好的，遲早要出問題的。不問同主義不同主義，人種土地是不同的。不管蘇聯如何的好，他總是外國人，絕不是中國人……共產黨昏迷沉醉，死投於蘇聯懷中，必有亡國滅種之壹日。”[昆明航空工業學校學生許其武、童紉卿大字報][ ]

　　不過，對蘇共的專制制度，羅隆基的批評倒十分委婉︰“中國的憲法，是從蘇聯譯過來的，行之於中國，不可能無問題。五年計劃也是抄寫蘇聯的，內中也有許多不妥。……這部憲法和社會主義五年計劃，似乎有修改之必要。”[在民盟總部的鳴放]

　　“蘇聯壹手拿著和平以及平等的旗幟向世界招手，壹手指揮大軍鎮壓匈牙利人民，干涉他國內政。……中國共產黨由蘇聯領導，將來是不是有麻煩的問題出現，累及中國，也要作個遠見的估計……”[在森林工業部小組的鳴放][ ]

　　當時中共奉蘇聯為“老大哥”，盲目學蘇聯，言必稱蘇聯。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華中工學院副院長劉乾才批評高等教育部說：

　　“在學習蘇聯的問題上，是主觀主義加教條主義，再加宗派主義，三樣俱全……我們學習蘇聯，許多是生搬硬套。有壹個時候，曾經這樣強調︰‘百分之百學習蘇聯’、‘不折不扣學習蘇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壹概加以否定。鬧了不少笑話。好像祇要是蘇聯的，就是好的，就是先進的；祇要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就都是不好的，就不能學。”“有些有東西蘇聯沒有的，而資本主義國家卻有的，我們就閉著眼睛加以批判，結果現在蘇聯也有了，我們就只好自我解嘲壹番。”[ ]

　　經濟學家千家駒在科學院學部委員會議上說︰“有些學科，只要蘇聯沒有的，我們就壹律否定，認為壹無是處，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法律學等等全部加以否定。這種故步自封的辦法，實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 ]

　　在司法部民主人士座談會上，郁去非說：“司法部學習蘇聯也是硬搬，蘇聯有運輸法院司，司法部也就成立這樣壹個司。但是，這個司在去年壹年只審判了壹件案子。[ ]冶金部設計局工程師閻紹璽有類似的批評：“我們學習蘇聯來進行設計，全部是教條主義。……我們採用的標準、規範是照抄蘇聯的……不合蘇聯的標準（上面）就不批淮。”[ ]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彥修抱怨道：“解放後基本上停止了學術著作，而讓蘇聯的小冊子泛濫於市場。……大部份力量和紙張都用於翻譯蘇聯的小冊子，這簡直沒有用。”[ ]

　　中國人民大學吳景超說““在學習蘇聯的時候，迷信了蘇聯。這種迷信的表現，就是以為蘇聯在壹切方面都是世界第壹……這就使我們變成壹種目光如豆的人，視野中只有蘇聯。”[ ]

　　反右壹開始，“反蘇”便是右派的壹大罪名。有位學者說過“不要因為反美而反對學習英文。現在世界科技文獻中，百分之七十是用英文寫的，而用俄文的不到百分之二十。”這就夠定為右派了，罪名是“反蘇親美”。[ ]

　　在壹九五七年的中國，蘇聯是碰不得的禁區，誰碰誰遭劫。

　　幾年前，清華大學營建系副教授高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浮雕製作者]訪問蘇聯時，對招待演出的話劇裡中國人留有辮子提出了批評，結果被指“破壞中蘇友好”而遣送回國。壹九五五年肅反，他被定為“反蘇、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五七年又成了右派。

　　中共黨員“反蘇”，也是右派。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修良後來記述她落網的經過道：“1956年，劉曉任駐蘇大使，將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寄給了中央，還附上了自己寫的壹份報告，認為斯大林搞肅反擴大化，強迫實行農業集體化，搞個人迷信是完全錯誤的，赫魯曉夫揭露這些問題是正確的。”“我同意劉曉的看法。在討論蘇聯問題時，我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時這卻成了‘反蘇’言論，成了把我打成‘極右派’分子的罪名之壹。”[ ]“我在討論蘇聯問題時，說過斯大林處死布哈林等人是錯誤的等意見。但想不到在反右鬥爭時，被扣上‘反蘇’罪名。”[ ]

　　“反蘇”有罪，反俄也不行。北大歷史系學生陳斯駿，寫過壹篇文章評論沙俄海軍上將烏沙科夫，被冠以“反蘇”而扣上了右派帽子，儘管烏沙科夫是沙俄將軍，並非蘇聯人。

　　在黑龍江北岸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著六十四個中國居民村屯，共約兩千戶、壹萬餘人，史稱“江東六十四屯”。壹八五八年璦琿條約規定，那些中國人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1900年沙俄在海蘭泡壹帶“將華民之在俄界者十餘萬人”，“盡行屠戳”。[ ]事後，六十四屯人民紛紛避往黑龍江以南。7月20日，沙俄騎兵闖進六十四屯，將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國居民全數殺戳，將財物搶劫壹空，放火燒掉全部村屯，從此霸占了那片土地。[ ]

　　當年十二月，列寧曾著文譴責沙俄侵略者“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 ]可是，如今中共為了向蘇共示好，不准人民議論此事。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壹句“蘇俄霸占我國江東六十四屯”，就被打成右派發配到中國最西邊的塔城勞動改造去了。

　　北大還有個學生在大字報中說：外蒙的主權是在蔣介石手中丟失的，我們有理由不承認。他被指為“名為批蔣，實則批蘇”，也是右派。

　　北大圖書館正門外擺著莫斯科大學贈送的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的塑像，壹些學生建議校方搬走羅氏塑像，換成李大釗或者魯迅的塑像，但校方毫無反應。十幾位同學行動起來，自己動手搬遷塑像，結果參與此事的學生大多成了右派。

　　南京工學院學生陳森輝看了蘇聯小說《庫頁島的早晨》，對同學說：庫頁島原本是中國的，是被沙俄奪走的。這便構成右派罪了。

　　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泣參加蘇方歸還旅順港的活動時，秘書吳占壹隨行。甘泗泣對旅順、大連的蘇聯駐軍不甚滿意，說了幾句。回京後，吳占壹曾將甘泗泣的話轉述給幾位同事聽。吳被定為右派，罪名僅壹條︰“反蘇”。

　　哈爾濱市壹位中學教員上課時曾畫過壹幅東北地圖讓學生認。學生看不明白，他將被沙俄割去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土地的輪廓勾勒出來後，再問學生︰“看這剩下的，認出是我們東北了吧？”所以，他也是右派。

　　中央美術學院學生袁運生，鳴放期間在旅順寫生、作畫。見到用俄國將軍命名的街道時，他對同伴表示過“真叫人掃興”。回到學校，言行被告發，領導將他叫去，說︰“經過研究，妳被劃為右派了﹗”他就成了京郊雙橋農場右派中的壹個。

　　壹九四壹年四月蘇聯與日本簽署的“中立協定”公布時，舉國輿論大嘩。王造時及張申府、劉清揚夫婦等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並推舉王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壹封公開信》。信中聲明，蘇日協定“顯然妨害我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他們要求斯大林說明：“尊重所謂‘滿州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1924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壹部份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牴觸？”[ ]

　　從此，王造時在中共那裡入了另冊。而今新帳老帳壹起算，將他打成了“大右派”。

　　壹九五七年春夏間，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教授陸欽墀寫了壹篇論文，詳述帝俄如何在壹百年前奪走中國的領土，指出蘇聯的歷史書籍“粉飾歷史事實”、“不真實地闡述歷史”，同時還批評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竟然沒有壹句話提到1858－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中共中央宣傳部副秘書長胡繩寫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和浙江省文聯主席宋雲彬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同樣不提這件事。”[ ]反右了，中共說陸欽墀用“狹隘民族主義的反動觀點，捏造了壹些……史料，向社會主義、向蘇聯和中國共產党進行了瘋狂的攻擊。”[ ]把他打成了右派。

　　陸欽墀壹沒捏造史料，二沒攻擊蘇共和中共。從中共指斥他“狹隘民族主義”即可知道，中共為捍衛其“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連國家領土完整這壹民族大義都可以棄之不顧。南開大學雷海宗曾這樣評論中共︰“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壹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惟壹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 ]到了壹九五七年，雷教授當然也是右派。

　　自然，毛澤東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兄弟而不是兒皇帝，心中或許也想把沙俄搶去的中國領土要回來。但他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壹直依靠蘇聯。既然蘇共不肯歸還中國領土，他只好禁止人民發議論了。

　　壹九五六年蘇聯鎮壓匈牙利事件時，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馬雲鳳曾張貼標語“反對蘇聯出兵匈牙利”、“蘇軍滾出匈牙利”。當時倒沒將他捉進官裡去。毛澤東說：馬雲鳳“有反動的思想，這個人後來開除了黨籍。但是還留他在那裡讀書。”[ ]而反右壹來，馬雲鳳便鋃鐺入獄了。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說︰“有人企圖抹殺蘇聯對我國真誠援助的巨大意義。這顯然是在有意挑撥中蘇友誼，破壞國際團結，從而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

　　就是在這個會上，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秘書長錢俊瑞為蘇劫掠東北壹事辯解道：“蘇軍幫助我們解放東北時，美國正大舉幫助蔣介石空運軍隊到東北，要使東北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那些工業裝備如果不搬走，不是直接幫助了美、蔣，大大地阻礙了全國的解放嗎？”[ ]

　　陸定壹則宣佈：“我們同右派的另壹個根本分歧，是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態度。”“中蘇團結是世界和平主要支柱，是整個人類的最大利益所在。聯合蘇聯還是反對蘇聯，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線。”“右派……就是要把蘇聯說成是‘赤色帝國主義’……”“右派的反蘇活動，在我國是違反憲法的，是不容許的。”“不要聯合蘇聯，那就只能亡國。右派的主張，就是要我們亡國，就是要我們人頭落地。”[ ]

　　鳴放者多半沒有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還真有那麽壹個關於中蘇友誼的條文。

　　壹九四五年蘇聯紅軍到東北後，到處姦淫婦女。[壹九四五年時尚是牡丹江中學生的壹位幹部告訴筆者︰當時他的女老師剃了光頭，混在男學生堆中清理戰爭廢墟，才未被紅軍官兵認出拉去姦污。]早在壹九四九年，東北作家蕭軍就因為批評蘇軍強姦中國婦女而被整肅，從文壇消失。現在民盟女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又因抨擊此事而被指“造謠”、“破壞中蘇友誼”，成了右派。

　　其實，蘇軍在東北姦淫婦女之事毛澤東知之甚詳。他後來這樣說過︰“蘇軍進東北時，紀律壞透了……他們壹是要東西，二是要女人，三是要面子。”[ ]但是，所有批評蘇聯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無壹例外。

　　遼寧金州城外的八里村，原本沒有學校，壹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辦起了小學。來了個大連師專畢業的女教師，模樣俊俏，才十八九歲。她家在縣城，每天步行到學校，必經之路的道邊有個蘇聯兵營。

　　她的學生中有壹個是後來成了作家的柯興。他回憶說：

　　“有壹次，早晨，已經上課了。可她沒來。我們去接她，壹直接到蘇軍兵營也沒接到。我們正楞楞地朝城裡的方向眺望，突然，看見她披頭散髮，衣服撕破了，半裸著上身，嚎叫著從兵營裡跑了出來，仿佛是瘋了壹般。”“從那以後，我沒有再見到她。後來聽說，蘇聯紅軍在小北山上要槍斃兩個犯紀律的士兵，正要開槍的時候，她跑到山頂上，苦苦地哀求，才把那兩個士兵從槍口底下救了下來。”“1957年整風的時候，聽說她把這件事的經過談了出來。接著反右。她因為‘美化自己’、‘誣衊蘇聯老大哥’、‘破壞中蘇友誼’的罪名受到批判。1958年，因為她後來執教的那座學校所定右派名額不夠數，便給她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壹年，我考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離開了家鄉；有壹年暑假回家，聽我額娘說，那年第壹個來到我們八里村辦學的女教師投海了，身後還扔下個小女孩……”[ ]

　　第十章　文化教育界不滿共產黨

　　自得到政權起，毛澤東就在思想文化界實行嚴厲控制，把所有的報刊雜誌、新聞媒介都當作“黨的喉舌”，報紙通稱為“黨報”。這做法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黨歡迎人們說真話，在人民日報和各省、市黨報上發表批評文字的人不但沒惹上麻煩，甚至沒有遇到反駁。人們日趨大膽，鳴放言論趨於激烈：

　　“新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報紙上全是枯燥和教條的東西。”[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彭文應][ ]

　　“新聞自由被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剝奪了。中宣部應該開放綠燈。”[新華社記者鄒震]

　　“黨報是機關所有制的報紙，有些話不便講，不能講，不准講。”[人民航運報記者趙琪]

　　“機關報是官方的，說機關話，打官腔，而不是與論機關。”[人民鐵道報副總編輯范四夫]

　　“報紙只顧說教，忽視趣味，大部分黨報還在擺著黨員面孔，沒有笑容。很少人不看人民日報，但卻沒有人說他是人民日報的老朋友。”[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許君遠][ ]

　　中國青年報編委兼記者劉賓雁認為報紙應當是“群眾的喉舌”，但該報也是“黨報”︰“黨沒有決議的不敢搞，團中央沒有決議的不能搞……有關方面沒有表態的也不能搞。”“事事請示，每稿送審”，“報社編委會的權力不過是討論壹下社論的題目……報紙成了團中央的傳話筒。”該報總編輯張黎群並不甘充當“黨的喉舌”。他在新聞工作會議發言道︰“壹個什麽會議以來，打開報紙壹看，映入眼帘的全是(中央)文件、(黨的)指示、(會議)發言等等，連篇累牘地發，報紙成了布告牌。”“我們報紙太熱衷於模仿，標題、用語、寫文章都儘量模仿指示、文件的語氣，越象越好，報紙仿佛成了留聲機和翻版書。”[ ]

　　文匯報記者楊重野還批評新聞稿壹律由新華通訊社統壹發的做法：“新華社這麽壹統，各報記者就沒事做了，文風也變了，新聞的寫法都是老壹套。”他還批評新聞記者協會是“新聞記者首長協會”，因為其負責人全是“首長”，沒壹個編輯、記者。

　　大學新聞專業的教授們亦有相仿的意見：

　　“黨委認為報紙是代表黨和政府的，所以講黨性，過份強調報紙是教科書，總是自上而下地傳達命令。……壓制了大家的積極性。”[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員莫如儉]

　　“有些黨委把報紙看成下達自己的命令和意見的工具，忘記了報紙還是人民獲得知識和消息的東西。”“有壹個報紙要辦個文藝副刊，黨委不同意，說這沒有思想性。”“報紙是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覺得沒意思，沒興趣，看不進去，那還有什麽階級性呢？”[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

　　“(過去)上海《申報》、《新聞報》許多老記者……在解放以後全被辭掉了。新設立了壹個新聞圖書館，成為這些人的養老院。……為什麽資產階級的報紙能夠辦得生動活潑，社會主義的報紙卻做不到呢？”[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顧執中][ ]

　　自中共執政以來，無論是文學、戲劇，還是繪畫、音樂，壹概以馬克思主義來衡量，結果中國的傳統文化都冠以“封建”二字。對此，北京壹位教授忿忿不平地說：“好像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類就沒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詩，趙子昂的畫，等等壹切，都是封建，只有馬列主義是人類的文化，豈不太偏太過！”北京國畫院畫家徐燕蓀、書法家葉恭綽聯合鳴放道：“難道中國的國畫和書法，也要變成俄派嗎？那祇會將中國的文化毀掉。”[ ]

　　數年來，文藝家們不得不時時提防自己在階級觀點上裁跟斗。“階級觀點、階級立場”無處不在，壹旦出偏差，便永不得翻身。創作新作品時要當心地雷、陷阱。若作品中有黨的幹部，必須寫成光彩照人的英雄，萬不可寫成壞蛋。抗戰初由浙江長途跋涉到華北參加中共的隊伍，在晉察冀邊區任報刊編輯的作家蕭也牧，四九年隨大軍進入天津後，以某些幹部拋棄土包子前妻、另娶城市女青年的現象為題材，寫了壹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結果成為新中國頭壹名被批判的作家，罪名是“歪曲了幹部形象”、“違反了生活真實”，從此再也不得在報刊雜誌發表作品。

　　出版舊作也有“觀點”、“立場”問題。“剜卻心頭肉，醫得眼前瘡。”在世的作家出版舊作，須得仔細刪削，以免階級立場出問題。葉聖陶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曹禺則改動其劇作《雷雨》、《日出》，將原本在結局中死去的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老舍的《駱駝祥子》，未尾近萬字描寫祥子如何墮落，屬“醜化勞動人民”，再版時統統刪去。

　　再版已故作家的作品，由編輯把關。若出“觀點”、“立場”偏差，責任由編輯承擔。編輯怕栽跟斗，只得動刀亂砍。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是個記者。他訪問蘇聯後寫的《餓鄉紀程》裡，有海參威的華僑如何吸鴉片、販毒的內容，給中國人臉上抹了黑。壹九五三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這些內容悉數被刪。他的《列寧托洛茨基》壹文，原是採訪列寧和托洛茨基兩個人的手記。可是再版時，標題被改成《列寧》，關於托洛茨基的文字被砍得壹乾二淨。

　　任何作品都要經過審查。正如劇作家彭荊風所說︰“寫電影劇本要層層送審……過十餘道關卡。那些來自大小官員的意見，有的如聖旨全是命令式的，不改就將犯罪；有的如天書般玄妙，苦思良久也難解其中奧妙。”結果是，作家輕易不敢動筆，或者祇寫些應景文字。為此廣西文聯副主席胡明樹嘆道︰“共產黨領導文藝，就使文藝枯萎了，沒有生氣。”[ ]

　　劇作家吳祖光接受《戲劇報》記者採訪時說：“我們只講是非，不講等級；我們只追求真理，追求正確，而不論什麽上級，什麽權位；正如同最近不止壹次聽到周揚同志說：‘文藝幹部評級最為荒謬，非取消不可！’這種荒謬的文藝評級的制度是誰訂出來的？是誰命令全國施行的呢？”[ ]

　　寫作的會罹禍，不寫作的工資照領。吳祖光對此鳴放道：“(我)遇見的人，都是怨氣衝天，不論意見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論是黨員或非黨員，領導或被領導，都是怨氣衝天。”“很多有稱號的作家、演員，長期不寫不演，不作工作。在舊社會這樣便會餓死，今天的組織制度卻允許他們照樣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做了工作的會被壹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這就是組織制度的後果。解放後我沒有看到什麽出色的作品。”“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壹切都是領導決定的，其至每壹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來的。”[ ]

　　按首長意圖改戲，這裡有個例子︰傳統京劇《三岔口》，劇中角色劉利華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個領導同志看了《三岔口》，說劉利華應該是好人，第二天的戲台上劉利華變成好漢了。”[ ]

　　針對八年來許多戲被禁演，吳祖光批評說：“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對群眾喜愛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齣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許多應當屬於國家寶貝的優秀前輩藝術家，在這樣悠長的歲月裡，就是因此被剝奪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權利，窮愁潦倒，老淚縱橫。”“如果黨壹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里哀的？”[ ]

　　其實，“禁戲”問題，黨內意見並不壹致。針對壹九五六年全國戲曲劇目會議上對京劇《四郎探母》是否應禁演的爭論，劉少奇說︰“《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緊嘛，唱了這麽多年了，不是唱出壹個新中國嗎？”[ ]北京市長彭真也說過類似的話︰“文化部的同志真是頭腦狹窄。他們今天說這種題材不能用，明天說那種題材不能用……其實，我們是聽戲，什麽題材不都是壹樣嗎？”可是，劉、彭的話不算數，在毛澤東欽定文藝方針箝制下，舊戲還是照禁。鳴放期間，京劇演員筱翠花對人民日報記者說︰“請妳把我的心裡話在報上也登壹登吧︰我要唱戲﹗我知道這幾年觀眾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們……壹個演員，不讓他演戲，比死還痛苦。從九歲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這五年閉門在家，心情實在是痛苦之至。”不讓演的不滿，讓演的也有火。中國京劇壹團團長李萬春說：

　　“中國戲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壹詞壹句，經過了許多文學家審慎鑑定，壹排壹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博得群眾的歡迎和愛好的非看不可。這是它的價值，亦是中國戲劇的歷史光榮。”“黨領導戲劇，黨幹部根本中國文化不夠，歷史不明，偏要來領導、要改劇、要改演，指出中國戲劇是封建、地主、資產階級的餘毒。又指出以馬鞭代馬根本是荒唐，三娘教子沒有布機也是錯誤，‘要改要改’，指示紛紛頒下。”“這些領導與指示，真是黑了天。中國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字，當然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是表徵實情實事，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呢？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麽主席、總理、部長、總司令、元帥、以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再謂以馬鞭代馬、三娘割斷布時沒有織布機，皆成了荒唐與錯誤，那麽以真馬牽上台，千軍萬馬擺在哪裡？……凡是斬首，也要以真人頭乃合。究竟是誰荒唐與錯誤？”“黨(的)領導幹部，根本不明藝術，壹律以馬列教條、社會主義的結合，為他高高在上的領導顯威風，嚇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才拉撒得正確。’”[ ]

　　話劇作家曹禺亦對教條深惡痛絕：

　　“照教條所寫的戲劇，寫出來叫不響，價值安在？所謂重在為黨宣傳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討了厭，有何收效？‘三害’[指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文藝界的大敵，此敵不除，今後文藝界沒有搞頭，都要被迫入土了。”[ ]

　　中共執政以來，毛澤東和共產黨即被尊奉為“紅太陽”。每次集會，人們必須起立恭唱“東方紅，太陽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鳴放時，詩人李白鳳寫了壹封《寫給詩人們底公開信》，信中引用了馬克思的壹段文字：“每壹滴露水在太陽的照射下都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照耀著什麽事物，卻只准產生壹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著又寫道：“(這)在我們今天，不是可以參考參考嗎？”[ ]

　　許多文藝家僅基於自己的經歷而鳴放。

　　女歌唱家張權壹九五壹年從美國歸來，被閒擱了壹年多才獲准參加演出，但預演審查時壹位領導說︰“像張權這樣的美國婦女，若站在人民的舞台上，簡直是不能允許的。”歌劇《茶花女》主角的嗓子啞了，怕無人頂替，才給了她演出機會。她的壹篇文章在《人民音樂》雜誌刊出後，劇院黨總支書記責問她︰“寫文章應經院領導審閱，為何擅自發表？”年底給了她壹個鑑定：“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壹位東德專家寫給她的信也被劇院領導擅自拆看。接受《文藝報》記者採訪時，她把意見和盤托出，並說：“現在劇院外已不是早春天氣，而劇院還是冬天。”[ ]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李苦禪是位有名的國畫家。他在文化部和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召開的會議上敘述了自己的遭遇：院方不讓他教國畫，把他打發到工會，專事給職工代買戲票。

　　主編《民間文學》雜誌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鍾敬文在文化部座談會上傾吐怨氣道︰“黨員的文章不經我這負責人同意就可發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民間文學》上也登不出。”女舞蹈家戴愛蓮說︰她創作的舞劇《和平鴿》演出後，被扣上了壹頂“崇拜西洋、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實驗歌劇團團長、北京舞蹈學校校長，可是團內、校內的事務均由黨員把持，“我只能聽他們的，我的意見不被重視。”[ ]

　　南京的戲劇教授朱彤說︰“我創作了《書香人家》，蘇南文聯卻要我檢討。後來我又寫了諷刺喜劇《賈醫生的煩惱》，江蘇文聯連油印幾份討論壹下都不肯……幾年來，我的話劇創作生命幾乎被窒息了。”漫畫家李濱聲的畫集出版時，出版社拒絕在封面上印他的名字，理由是“印上作者的名字會培養個人英雄主義”。他鳴放道︰“有些人輕視漫畫、輕視作者”，“粗暴到野蠻的程度”。

　　山東省的畫家任遷喬畫了個褓姆模樣的女人，抱著個模樣像成人的娃娃，娃娃手中捧著壹張“升官圖”，下邊的說明是︰“乖乖，聽我的話聽，我將給妳個副局長的官作作。”到六月初中共“反擊”時，共產黨員任遷喬就成了“對党進行了露骨地惡毒地攻擊”的“反黨漫畫家”。[ ]

　　幾年來知識份子壹直處於被“改造”的地位，民盟中央候補委員陳新桂批評道：“幾年來對知識份子的利用和改造採取了階級鬥爭的方式……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的邏輯，這是必然的。這樣做沒有宗派主義就說不通。”[ ]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種孫說，當局壹提到知識份子就是“舊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很少單獨提知識份子而不戴帽子”。他表示不滿道：“共產黨在歷次運動中(都)聲色俱厲地說：‘要把舊知識份子的臭架子打掉’，對士氣毫不顧惜。”“在知識份子上面必須要加上‘舊’或者是‘資產階級’，叫舊知識份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工人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農民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來的？為什麽偏偏給知識份子加上個‘舊’字？”[ ]

　　他還寫了壹篇短文《中共失策之壹》:

　　“對知識份子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最大的失策之壹。”“在鄉間，中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地主、富農。在城市中共提倡鬥爭，鬥爭的目標是買辦、資本家。在高等學校，中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誰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學生……每壹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運動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每壹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壹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壹個興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中共可以檢查壹下，這幾年四海之內有哪壹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會說，我現在是用了，沒有壹個知識份子失業呀﹗但打著用，罵著用，把這般知識份子打服了，罵服了，就容易駕馭了嗎？”[ ]

　　類似的不滿十分普遍：

　　“共產黨不僅把知識份子當門下食客，而且每次運動都把他們當作批判的‘罪犯’。”[浙江大學教授董太龢]

　　“蔣(南翔)校長上星期在報告中，居然公開地說‘今日的知識份子吃共產黨的飯’。知識份子在共產黨之下，有什麽出路？……知識份子是憑本領賣勞力吃飯的，怎麽吃到共產黨的飯了？”[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

　　“思想改造運動說洗澡，結果給知識份子洗得腰酸腿痛。思想改造運動違反了中國的傳統──遵師重道的精神。”[北京大學王希光][ ]

　　“我國自古以來是尊重教師的，天地君親師，教師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師才沒有地位，共產黨不尊重教師。”[瀋陽師範學院教授徐公振][ ]

　　許孟雄本是北京外語學院教授，因與黨員幹部難以相處而被迫換到中國人民大學。他發表了壹篇《北京外國語學院鳴起來吧！》，批評外語學院“黨黨相護”、“黨員欺負非黨員”，還批評了“外交部壹位大員”在外語學院師生大會上放的謬論“政治好英文也會好”。

　　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程應鏐在市民盟的座談會上說︰“學校現在權威太多，黨委書記是權威，校長是權威，壹級壹級的領導都是權威，只有教授不是權威。……不去掉這些權威，學術就不能發展。”北大王鐵崖教授批評共產黨把官氣帶進了學校︰“我們現在是學校機關化、衙門化……人們不是以學術地位來衡量壹個教授的學識才能，而是以什麽主任什麽長來表示壹個人的學識才能；甚至在報上也出現了‘某某教授升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著名化學家傅鷹教授說：“六年來學校當局沒有找過我們討論學校的方針大計。”不過，他覺得北大比北京石油學院還強壹些︰“在北大，我只覺得黨沒有表示願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學院時，我可是覺得黨踩在我頭上。”[ ]

　　北大校黨委委員文重曾公開對教授們說︰“辦社會主義大學是我們的事，不能放在妳們手裡，這樣妳們就會把我們的學校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了。”[ ]所以，馮友蘭批評學校某些共產黨員“處處以救世者自居，自命為萬能的造物者，對舊學者抱定壹種我來改造妳們的態度，優越感太重，這樣造成了自高自大，目空黨外壹切。”[ ]

　　中國科學院也是這樣：

　　“科學院行政人員超過研究人員壹倍，不像壹個學術研究機關，而像壹個衙門。……科學院實際上是壹個衙門，層層的領導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考古學家陳夢家]

　　“科學院中階層森嚴，以‘長’為貴，不以研究人員才力為尊。”“最好恢復以前的條例，即以研究員為主體，研究員才可兼所長或院長。”[化學家黃鳴龍][ ]

　　上海的學者也表示了類似的不滿。在五月十四日民盟上海市委召開的整風動員大會上，經濟學家、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員沉志遠說：“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八年來，我們學術界顯得非常沉寂。沒有任何的獨立思考，聽不見有什麽自由辯論的空氣，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生氣的。”[ ]“教師們變成了留聲機，科學研究機構變成了死氣沉沉的衙門，許多學者專家變成了鸚鵡。”[ ]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恆守的鳴放著重於教育工作。他認為“目前的教育工作中，存在著很嚴重的缺點”：“高教系統的行政領導至今職責不明。壹切由高教部指示，校長無權，教授聽命；專科學校且由幾方面領導，令出多門，財物和人力的調配彼此爭執不讓，或則都不負責。”“在(壹九五二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時候，把有些大學拆散，理工分家，重視工、醫、師範，輕視綜合性大學。這些措施都應該重新考慮。”“將來大學裡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為全世界的先進大學的教育制度，沒有不是教授治校的。”“‘教授治校’就是依靠教授來辦學，這和依靠醫生來辦醫院沒有兩樣。”[ ]

　　在壹九五二年開始的“司法改革運動”中，凡是國民黨政府時代的法學教授和司法部門法官，執業律師，壹概被算作“舊法人員”清洗。上海的“舊法人員”，被派到醫院掛號室，去交通局售票，到火葬場做雜務。換上的是從農村和部隊進城的文化很低、純屬“法盲”的軍人。

　　由於法律學、政治學、人口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講授的全是“資本主義的壹套，要從根拔掉”，各大學的相關院繫於壹九五二年被強令解散。幾年內全國的法律院校從三十六所減至八所。[ ]

　　楊兆龍教授有美國哈佛大學、德國柏林大學兩個法學博士學位，壹九四八年他正準備去廣州任教，忽然接到代總統李宗仁的任命，要他出任最高院檢察署代理檢察長。其妻妹沙軼因是中共南京市委的委員。她偕同市委策反組組長做楊的工作，使楊接受了任命。

　　之後，楊以表明國共和談誠意為由，勸說李宗仁釋放全國的政治犯。經李宗仁簽字同意，楊下令釋放了全國的政治犯，總計萬餘人。

　　中共執政後曾給楊安排過官職，但他退而出任蘇州東吳法學院院長。不久學院被併入復旦大學。復旦校方說他是“資產階級法學家”，拒絕聘用。幸虧他懂俄語，才安排他教點課，未淪至失業的地步。

　　壹九四五年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對日本軍國主義頭目進行審判，我國民政府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選派往東京的外交、司法人員。曾參與分別在壹九四三年至壹九四五年簽訂的《中美平等新約》、《中英平等新約》、《中蘇友好條約》談判的中央大學法律系教授吳學義被聘為參審團顧問。審判結束，七名戰犯在東京郊外被處以絞刑，屍體燒成骨灰，撒於荒野。

　　吳學義也屬“舊法人員”，從壹九五二年起就失了業，和趙之遠教授壹起被打發到學校圖書館去了。

　　武漢大學法律系八個教授，都被取消了教書的資格。燕樹棠教授說︰“我們八個人全為此感覺得非常難過。我們難過的是，我們不能像別人壹樣對社會主義建設使盡壹切力量。”[ ]

　　南京大學法學院也是壹九五二年解散的。原國際法教授孫煦存說：“政治、社會、法律究竟是科學還是萬金油？是否有了馬列主義就可代表壹切？這個問題要首先解決。”原政治系教授王輝明說：“解放後，高等學校的變化很大，但沒有學語文的去教化學，而我們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的人卻妳到圖書館，他到參事室；妳在教美術，他在教俄文……已經五年了。”[ ]該校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說︰“這真是我壹生以來精神上最大的打擊，最痛苦最恥辱的事﹗我看共產黨處理問題太主觀、太武斷，不講理，前後反覆無常。”[ ]

　　其實祝教授改教俄文，比中國人民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李景漢的命運還強壹些。李壹九二四年自美國歸來後，在燕京、清華、輔仁等校執教二十多年。但從壹九五二年起便如壹名小工被驅使，這學期做機械學教員的助手，下學期做紡織教員的助手，再下學期換個學校做勞動保險教員的助手。再下學期，工作沒有了。他鳴放道：“於今黨不僅要洗臉上的灰塵，需要洗臉，更應該把肥皂吞到肚子裡去洗壹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

　　資產階級教授不配研究國際關係。所以南京大學史國綱教授被遣散，到江蘇省政府參事室掛了個“參事”的名。他認為，“在(江蘇省會)南京的情況看，國際關係學這壹門整個已經絕種了。”國際法也是被廢除的學科之壹。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說︰“國際法科學在中國已經中斷了七年，這是由於對法律科學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的結果。”他呼籲趕快讓國際法教授們恢復教職。[ ]

　　北京大學教授陶孟和在大公報召集的座談會上發言說︰“組織、法律、社會學、英文的教授都成了無業的人……特別是社會科學這壹門科學等於連根都拔掉了。”[ ]天津南開大學王贛愚教授在人民日報舉辦的座談會上提出︰“過去好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都取消了。我希望︰重新考慮恢復某些被廢除的學科。”[ ]

　　北京師範大學陳友松教授說︰“解放以後，搞教育統計的，被壹棍子打死。現在全國的高等學校裡，沒有人學教育統計學，也沒有人教教育統計學了。”[ ]

　　鳴放期間，壹九五二年被剝奪了教席的政治學、社會學、人口學、法律學的教授們大多表達了希望恢復社會學系的意見。由於中共對教授們的呼籲不置可否，大家頗以為恢復院系有望。於是社會學家吳景超建議：在大學裡恢復社會學系、社會學專業；恢復人口理論及統計、都市社會調查及農村社會調查、婚姻、家庭、婦女、兒童等課題的研究。他還建議加添若干課程，“談談馬列主義系統以外的理論，以及蘇聯以外的經驗。”“提倡大學教授聘任制，不受政府委派”等。[ ]

　　他們哪裡知道，中共對教授們的呼籲未立即表示反對，祇是因為時候未到。沒過多久，上述鳴放者就都成了右派。

　　第十壹章　鳴放中的校園大字報

　　鳴放剛開始時，各大學閱覽室和報欄前總是圍滿了讀報的學生，但校園相對平靜，學生們只是注視著鳴放動向，未有行動。可是壹旦進入政治漩渦，就不再是和風細雨了。五月十九日，第壹張大字報在北京大學校園裡出現。歷史系學生張學仁等人質問學校團委，出席全國團代會的北大代表“是誰？誰選的？”接著，陳奉孝等貼出《自由論壇》，提出：取消黨委負責制，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民主辦校。取消秘密檔案制度。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機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

　　當夜校園騷動，次日，忽如壹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到處都是大字報。中文系沉澤宜貼出了壹首大字書寫的詩《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　壹齊寫在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來見壹見天光……[ ]

　　在北大校園裡，有的學生持臉盆在路邊敲幾下，等人們聚攏來便發表演說議論國是、抨擊時政。八年來，黨在思想文化界實行的嚴厲控制從未遇到過挑戰。如今，北大學生激烈地批評道：“禁書、禁報、禁新聞、禁聽外國宣傳……這些都是向歷代統治者和外國統治階級學來向人民專政的妙計。……秦始皇焚書坑儒、清王朝文字獄也不能相比。”“應開放壹切禁書，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登在報上。”[ ]

　　更多的學生張貼大字報，批評中共：

　　“黨把自己的領導強加於人民……既不讓人民選擇，更不許人民有另外的選擇對象……不讓競爭，排斥異己，不能不使人懷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人民代表大會選幾個人(當局先)圈定幾個人，不實行競選，不民主……“應當讓候選人到選民中說明自己的主張。”

　　“官選官，官派官。先基本決定了(當選人)才讓大家舉手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假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舊形式如兩院制、兩黨制、競爭、相互爭辯，應當可以加以利用，加進新的內容，為社會主義民主服務。”“取消共產黨在政府中的特權。領導權屬於人民群眾自己挑選的領導者(不要自封)。”“取消黨委制，壹切權力歸校行政、學生會、班會。”[ ]

　　“選拔留學生不要考慮政治條件，完全按照考試辦法選拔留學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麽特權。”“要求政治課選修而非必修，因為憲法沒有明文規定學習馬列主義。”“公民有信仰自由，反對強制地把它(馬克思主義)灌輸給每個人。”“國家建設人才，必須是有才能的，願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但不壹定要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必信奉馬克思主義。”數學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頎與學生陳奉孝將英國工人日報刊登的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翻譯出來，何壹雅同學寫成小字報逐日張貼在飯廳前的布告欄上，同學們裡三層、外三層地擠著讀。

　　張元勛、沉澤宜等編印了《廣場》雜誌，還組織了“百花學社”，搞演講，還辦刊物，主張“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並將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國各高校。

　　歷史系黨員學生龐卓恆在《致北大黨委轉中共中央書》中說︰“黨內相當多的人迷信地對待馬列主義，而制定出些與客觀規律不符合甚至違背的政策，已經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帶來相當損失。”“鑑於在黨內沒有批判馬列主義的自由，故只好退出黨。”[ ]

　　青年助教左言東對毛澤東說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異議：“馬克思主義壹旦規定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人們就得按照這種思想來思想，就是寫文章也……必須引用壹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才會被登出來。……馬克思主義只有唯物辯證法是萬歲的，其他壹切結論都可以改變。”[ ]

　　物理系學生譚天榮認為應該對資本主義有個新的解釋。他主張全民直接選舉，反對用法律規定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他還抨擊人民日報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並對列寧與毛澤東予以批判︰“列寧同志的宇宙觀和認識論在出發點上有原則性的錯誤。……他壹般否認有絕對的自然規律……把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加在物理學上，所以他提出的物理學方面的壹些命題，在科學上是沒有價值的，而且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

　　“毛主席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不是唯物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是壹種古代封建意識。”“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壹種新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人民壹切無自由。”[ ]

　　另壹位北大學生在大字報《自由主義者的宣言》中說：“不能簡單的由蘇聯生產資料公有製得出人民生活中所應當有的壹系列的美麗的結論。斯大林時代實際上是奴隸社會和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義上 的復辟(人權的喪失，對思想異端的鎮壓……)”“理論上的錯誤：過低的估計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將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歸功於黨的領導，歸功於個別領導人物。”“實際工作上的錯誤，最突出的是培養長期的個人崇拜……歷史會使這種作法遺臭萬年的。”“蘇聯的很多錯誤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的縮影。”[ ]

　　有人用筆名“天水心”貼出了壹張大字報《民主乎？黨主乎？》︰“黨獨攬壹切，專斷壹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略舉壹二事例︰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壹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人民，讓人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份保障。”[ ]

　　還有學生鳴放說：“憲法規定的某些民主權利，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沒有充分的實現。……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必須從大的方面著手，比如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工廠管理制度、法制等。”[ ]

　　有的大字報直指共產黨幹部的特權：“(黨的官員)享受著特權，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群眾。”“這些特權不僅是經濟上的報酬，還有政治社會地位和各種制度的保證，形成了壹個當權集團的整體。”“這種特權的存在，使按勞取酬分配原則掛上了虛偽色彩。”“(官員)已開始自覺的形成壹個社會集團，他們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

　　中文系崔德甫貼出大字報《最高法院必須向全國人民公布胡風事件的下文》。哲學系黃學詩認為︰“根據已發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法律系潘世明則詰問當局︰“胡風要當文化部長，不讓胡風當文化部長就行了，何必要扣他壹個反革命帽子？”[ ]

　　五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到北大參加辯論。她在會上說，八年來中共沒有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壹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壹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壹個共同點……他們爬上了統治地位，就會產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其實這是最笨的辦法。

　　“聽說現在有風聲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這是最愚蠢的。”“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壹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

　　五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出現第壹張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回族學生馬維崎，以馬崎為筆名張貼小字報，要求中共“還政於民”。有的學生要求開放禁書，有的要求公佈將學生按政治思想分類的“黑名單”，有的要求取消政治課考試；有的還貼出諷刺大字報《黨員特權萬歲》、《入黨三步曲》。

　　趙樹范同學在校學生會所在地明齋前擺了壹張桌子，拉電線借了壹個擴音器，設《自由論壇》，邀請路過的師生上台向黨提意見，自由辯論。頭壹場辯論就是肅反運動應不應當搞，胡風是不是反革命。

　　壹個學生在自由論壇上抨擊政治輔導員制度，並對聽眾說︰“贊成取消政治輔導員的請舉手﹗”這時大部分的人舉起了他們的手，而表示反對的只有四人。[ ]

　　肅反運動也是清華學生鳴放的壹大主題。有的寫大標語，呼籲為肅反中自殺的人伸冤。有的張貼大字報，“清華肅反只肅出了壹個反革命，可是害了幾百人。”他們呼籲“保障人權保衛憲法”，要求公開審判胡風。在校長召集的華僑同學座談會上，土木系印尼僑生潘志明訴說，肅反時校方多次派人半夜三更把他押到校圖書館半地下室，逼迫他承認在印尼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圍著他高喊“不坦白，死路壹條！”

　　肅反時，建築系印尼僑生馮國將曾被勒令退學，壹年後方獲平反而復學。他在黨委布置召開的全校“肅反問題大辯論”上痛斥肅反“破壞憲法，蹂躪人權，成績是負數。”孫寶棕等組織的“庶民社”，油印散發《庶民報》，抨擊當局“發動群眾搞肅反是沒人權，沒憲法，沒常倫”，並提議“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真正的罪人。”[ ]電機工程系學生張行陶貼出大字報，呼籲“組織法庭，公審犯有逼死同學罪行的直接負責者。”六月二日，壹個自稱“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頗熟悉當年延安內情的共產黨員，署名“壹個清華人”，張貼了壹份顯系草草急就的大字報《我控訴、我抗議》︰“教授們，同學們，妳們反對壹個蔣校長有什麽用呢？他在黨中央面前不敢道壹個字的。他太可憐了。他祇是官僚主義的替死鬼……我們自己想想，蔣校長能給我們民主嗎？他也是籠中的鳥，我們不過是楚囚對泣而已。”“皇上喲！秦始皇與妳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妳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妳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妳這樣，從壹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壹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獨裁者，妳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點鐘壹聲炮響，妳殺了多少所謂‘可疑份子’呢？這就是妳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什麽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壹聲大夥、中伙、小伙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學生他們在前線拼命，而妳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麽窯洞生活，什麽棗園清苦，抗大學生在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壹個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條豬吃掉了。而妳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妳們自己也發現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妳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同學們，教授們，在蘇聯還有多少不知道父親的成年了的(中國)孤兒？他們的父親固然有些在戰場上拼死了，但是也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呢，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 ]

　　孫寶棕在《庶民報》上發表了壹篇雜文《神?鬼?人》：“神居天闕，難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習。”“人受命於天，而神主宰萬物。人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人的悲劇，也是神的悲劇。”“願神棄神權，重返人間，神棄神皮，重新作人。則庶民萬幸，祖國萬幸。”[ ]

　　由於人民日報和各省、市中共黨報鼓勵鳴放，公開發表批評文字的人都沒惹上麻煩。偶有反駁，聲音也十分微弱。人們日趨大膽，鳴放言論趨於激烈。清華壹位學生黨員後來著文回憶當時的情況道︰“嚴重的不僅是右派的猖獗，還在於中間群眾的向右轉。當時我們的處境很困難……偷偷地在壹個小房間裡寫大字報，深夜裡兩三個人去貼大字報。我們不敢輕易去聯絡同志，怕有人中途‘起義’。”[ ]

　　後來，清華校方將鳴放時的清華園描繪為“烏雲蔽日的時候”︰“(馮國將)在醜化黨員和積極分子的時候有多少人為之鼓掌，甚至感動得流下了眼淚。趙樹范主持的關於取消輔導員制度的民意測驗得到了多少群眾的熱烈擁護。右派分子的狂吠得到的是暴風雨般的掌聲，而優秀的共產黨員蕭標駁斥馮國將的謬論的正義聲音，除了得到少數的掌聲之外，是更多的帶著質問和謾罵︰‘不要再裝老爺了’，‘放下妳的老爺架子吧’等等。甚至演講者只要在演講之前先聲明壹下自己既不是黨員又不是積極分子，就會得到壹陣便宜的掌聲。

　　“六月五日，馮國將在階梯教室再次作了長達三小時的報告，對黨和積極分子再壹次進行謾罵和歪曲。聽的人還是同上次壹樣的踴躍，反應比過去更為熱烈。”[ ]

　　全國各大學學生的鳴放很少和風細雨，有的甚至行為激烈。

　　上海水產學院的學生鬥爭了該校的黨委書記，上海體育學院的學生舉行了罷課。

　　陝西師院的學生拿木板、鐵釘封了黨委書記的辦公室，占領了青年團委書記的辦公室。物理系學生接管了校廣播室，生物糹同學將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裡抓起來打了壹頓。回族學生曾要求開設回民食堂，被黨委以“經費困難”為由拒絕，令他們被迫與吃豬肉的漢人同餐。現在，他們署名“小民”貼出了壹首打油詩：“共產黨，像太陽，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湯。回民啃豬骨，藏胞嚼魚腸。不吃妳的事，餓死自己當……”[ ]

　　“小民”們得到了該學院大多數漢族學生的支持。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現第壹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讓細流匯成江河》。中文系學生周福民將自己的白床單抽出，用毛筆寫下壹行大字，張掛在兩棵樹中間。那是蘇聯作家高爾基的《海燕之歌》的最後壹句︰“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六月七日，該校歷史系系刊發表了壹份《告全體同學書》︰“‘三大主義’是壹母所生的難兄難弟，這個母體即是共產黨人的專制集權，因此造成人與人之間沒有自由、沒有民主，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人身的生存沒有保障。”“此外還有壹大主義危害更為淒痛。它使中華民族失去獨立性，失去自尊心，遺棄了祖國五千年來的悠久文化。這壹大主義即教條主義。在今天為什麽會產生教條主義呢？主要是他民族的文化奴役的結果。”“我們不需要提出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是向共產黨呼籲，我們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我們反對共產黨人專制集權，我們要求祖國文化獨立自主，我們要反對他民族文化的奴役。”[ ]

　　肅反時，北京鐵道學院學生楊獻瑞被關押，妻子生小孩也不讓回家。他鳴放道：“我要求領導上承認，肅反時把我關起來是違法亂紀的行為。”同濟大學壹位學生被送到上海思想改造所“反省”了壹年。他以“舒展”為筆名張貼大字報《索魂》，述說肅反時許多人因為恐懼而跳樓、割頸、割脈自殺。該校另壹位也被停學壹年的學生則呼籲肅反中被害的學生起來成立平反委員會，要求校方公布肅反中多少人被送勞改、被判坐監，多少人自殺死去。對於死去的無辜同學的家屬，必須給以撫恤；對被送勞改而發覺有冤屈者，必須立即糾正並給予賠償；對於被錯斗者必須道歉。……[ ]

　　復旦大學物理系助教李梧齡受邀參加學生的辯論會時發言說：“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又不是中華黨員共和國的憲法，由誰領導應該由人民按選舉結果決定。……如果(憲法明文規)定死了(由某黨領導)，萬壹將來這個黨蛻化變質怎麽辦？”“根據民主制度的原則，任何政黨包括共產黨在內都不能自封為不可反對的。”[ ]

　　上海第壹醫學院的學生為生物基因學說的創始人、美國學者摩爾根鳴不平。他們認為科學無國界，不能因為蘇聯不承認基因理論，中國就跟著批判。十四位同學聯署壹份大字報，提出許多意見：“反對謾罵摩爾根、魏斯曼，對他們應作正確估價；反對巴甫洛夫[蘇聯生物學家]學說教條化、庸俗化；反對機械學習蘇聯，應學習壹切世界先進經驗。”“不要只請蘇聯專家，還應該聘請壹切文化科學先進的國家的教授和學者來華講學。不僅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也應向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反對等額選舉，候選人應由下而上產生，和選民見面，發表競選演說。”[ ]

　　福建師範大學的第壹份大字報《黨委在干什麽？》由二十二人署名，內容是說校人事科長利用職權，威脅利誘並施，姦污女助教、女學生，而校黨委熟視無睹，千方百計包庇，任其在高等學府中為非作歹。[ ]

　　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雷戟張貼了壹份《二十條大綱》，提出“反對特權”︰“特權是官僚主義的特徵。它產生奴顏媚骨，阿諛逢迎，趾高氣揚，魚肉民眾。”[ ]

　　四川大學學生組織的《論壇社》向兄弟院校發出“呼籲書”︰“要重新燃起五四以來的火焰，以衝擊的號角聲和劍戟聲奪回民主自由。”生物系女學生馮元春在事先貼出海報後，兩次對學生、市民及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萬人。

　　馮元春認為，以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逮捕其前領導人高崗、饒嗽石是違反憲法的。她認為高饒沒有反人民，也沒有和暴力集團聯繫，不應以暴力逮捕。她說︰“從毛澤東把高饒稱為‘反黨聯盟’，和把主張言論自由的文學家胡風，指為‘反革命集團首領’這兩件事，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個偽馬克思主義者。”[ ]

　　“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還會是什麽？”“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麽胡風上書二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毛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壹切統治者的特權壹樣。他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

　　瀋陽師範學院青年團委宣傳部長張百生等在鳴放講壇上發言︰“(中共)自吹自擂地宣傳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把自己擺在國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黨即國家，國家即黨’的氣派。”“這幾年來是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連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壹紙空文，黨可以不遵守它。”“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壹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經，壹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選舉祇是變相的任命。……國家大事誰說了算？在憲法上是‘人大’，而在實際上‘人大’不過是個泥菩薩而已，全權都操在黨中央手裡。”“‘人大’和‘政協’，就像兩朵紙花壹樣點綴著民主的門面。當然，錯不在‘人大’和‘政協’，責在黨中央。黨對‘人大’與‘政協’說來，成了超政府、超憲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黨代政，而且是以黨代憲法，以黨代‘人大’。”[ ]

　　河南農學院學生會副主席姜卓廉主持學生會通過決議，成立獨立的、不受黨委管轄的“肅反調查小組”，還召開了“控訴大會”。

　　湖北武漢大學中文系吳開斌等舉辦“民主論壇”，發起討論“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嗎？”“武大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嗎？”中山大學學生張貼的大字報上，貼了壹幀肅反期間被逼迫跳樓自殺的生物系女生劉雪明的照片，寫著：“被龍潛陷害而枉死的劉雪明。”大字報呼籲全體同學開追悼會，以慰亡魂。隨後，二百多名同學出席追悼會，在她的遺像前默哀三分鐘。多人發言要求追查兇手，要求已調職的原校黨委書記龍潛回來還賬。[ ]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組織起《Ｘ光社》、《苦藥社》，自辦油印小報《底層之聲》，要求監督學院黨委，改組黨委會，改組院刊《師大教學》。

　　北京俄語學院三年級學生主辦了壹個大字報刊物《破冰船》。刊頭畫著個輪船，正朝壹座冰山衝去。發刊詞批評學校黨委沒有整風決心，官僚主義就是冰山。

　　湖南中南礦冶學院的學生組織了《解凍社》，向黨委宣傳部要求接收校內廣播台，參與院刊的編輯工作。

　　陝西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小北斗月刊》，發表了該校歷史教授王尊壹的文章《救救子民》：“秦始皇昔日的所作所為，至今還令人髮指。可惜的是，我們的黨中央和人民的偉大領袖，也步秦始皇的後塵。今天，特別是佔全國總人口十分之八的農民，已經面臨垂死的邊緣了。毛主席！妳還不下寶座來看看嗎？”[ ]

　　也有不少學生鳴放的話題不涉及或並不直接涉及政治。

　　如天津大學，其前身是北洋大學。壹八九五年，清王朝在天津成立北洋西學堂，即北洋大學，是為中國第壹所大學。壹九五壹年，中共將該校與河北工學院合併成天津大學，北洋大學校名遂廢。鳴放中，天津大學的學生張貼大字報鄭重呼籲︰恢復北洋大學校名。

　　廣東師範學院學生陳益勇因同宿舍的“調干生”[從幹部中選調到大學讀書的學生]丟了錢被無端拘捕。同學集體到公安局和省委抗議，廣州各大專院校均有人加入聲援隊伍。直到省委書記陶鑄出面安撫才回校園。 [ ]

　　壹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高等院校改行蘇聯理、工分家的制度，清華大學的理、文科劃歸北大，醫、農科亦分別遷出，只剩工科。六月壹日，工程物理系首屆“物八”班二十多人訪問副校長錢偉長，談及恢復理工合校之事。錢對學生談他的主張︰北大理學院併入清華，其他科系合併到中國人民大學，為北京大學，“人民大學這個教條主義的名字就乾脆不要了。”[ ]次日，該班同學即成立“理工合校工作組”，在全校徵集簽名。幾天后反右開始，黨委說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教學制度”，將該班三十多位學生近半數扣上了右派帽子。

　　北京俄語學院學生聽聞“許多蘇聯專家要回國，俄語人才將過剩，許多俄語畢業班同學將分配不出去……”大字報刊物《破冰船》的編委專訪學院黨委，消息被證實後，編委們騎車進城，向高教部長楊秀峰表達意見。又到國務院，欲向周恩來請願。由於總理辦公室主任齊燕銘的安撫，未再鬧事。但反右壹起，那些學生都被打成了右派。[ ]

　　學生自身沒有職業，天下大事他們都關心。不像文藝界人士大抵是就事論事，不出文藝本行的圈子。安慶師範學院學生李大祺貼出壹份《古今談》的大字報：

　　“鞭屍！中國古今歷史有兩個被鞭屍者，楚平王是壹個，安徽的陳獨秀是壹個。”“陳獨秀已長眠於客地的四川江津，但是中國人有種特性，不以成敗論英雄。陳獨秀是中國有數的文學家、政治家，他是溫和中國型的共產主義者。中國各階層人民仍然崇敬。他長眠於江津，也時有文人學士，以及革命家常去墓前獻花致敬，景仰其學術與其為人尚不惡，憑弔壹代的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及其共產黨壹群，得了中國壹統政權後，尚不容陳獨秀這堆死骨頭存在，挖墳鞭屍，平毀無跡[丁註：1947年陳松年移父柩至老家安慶，江津另留衣冠塚，此當指安慶之陳墓]，使百年之後中國政治歷史只有毛澤東而無陳獨秀其人了。”“斯大林已遭受後輩共產黨的鞭屍，我相信中國鞭屍的歷史要重演。”[ ]

　　雖然此時並無跡象明共產黨反擊在即，但肅反餘悸猶在，不少學生家長對學生的激烈言詞憂心忡忡。據錢偉長說︰“許多學生家長來信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不要參加鬧事，我都勸過了，但是學生們十分堅決。這好像到了‘五四運動’的前夕。”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壹度打算停課上街遊行，黨委書記武光控制不住局勢，向教授們求援，壹位名教授為幫黨委擺脫困境，起草了壹份“呼籲書”，勸學生不要罷課，終於平復了學生的情緒。

　　第十二章　“黨天下”成眾矢之的

　　壹九五四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所以中國祗能由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什麽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全國各地類似的意見放了很多：

　　“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山東青島，民盟成員曲北韋] [ ]

　　“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壹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壹切。”[廣西省副省長李任仁][ ]

　　“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徒說‘我代表上帝’了。”[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 ]

　　“黨員很少同我談話，就是談話每次也很少超過二十個字。而談過話後對我的回答卻常常是四個字：‘對黨不滿’、‘(從)個人出發’等等……我們農業大學隔離黨(員)、群(眾)關係之間的牆有復興門那麽厚。”[北京農業大學土壤化學系女教授吳亭，復興門，原北京城牆城門之壹][ ]

　　早在三月九日全國政協的會議上，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就說過“政協這個組織可以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民主所需要的民主議會制度的壹環。”[ ]現在，他的思路更明確了。在五月二十壹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召集的座談會上，他提出︰“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壹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壹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壹個諸葛亮……”[ ]

　　章伯鈞經驗老到，意見深刻，口氣卻很平和，並不咄咄逼人。相比之下年輕些的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鳴放，則頗有些鋒芒。

　　說起來，這還是毛澤東自己挑起來的。四月三十日他約見民主黨派人士時曾自稱“老和尚”，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提意見。”[ ]

　　五月十日，毛澤東講話時在場的羅龍基將毛的話告訴了儲安平。儲覺得，既然“老和尚”徵求意見，他不妨帶個頭。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六月壹日召開的座談會上，他作了壹個發言。次日，人民日報將他的講話冠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發表︰“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壹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壹個科壹個組，都要安排壹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壹點？”“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失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麽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壹個壹家天下的清壹色局面。”“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壹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壹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壹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壹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壹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壹個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壹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今後黨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

　　儲氏被打成右派，端禍起此言。毛自稱“老和尚”，不等於妳儲安平也可以這麽稱呼他。更何況毛澤東只說過在“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壹個階級專政和壹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從來沒說過社會主義不搞壹黨專政。毛沒說出的意思正是社會主義“應該是壹個階級專政”。

　　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就是要搞壹黨專政。這壹點他雖沒公開說，卻是向斯大林坦露過的。壹九四七年十壹月，他曾向斯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之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祇因斯明確表示“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並指示毛“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要宣佈為聯合政府”，[ ]毛才被迫許諾執政後成立“聯合政府”。

　　但是，“聯合政府”是皮，“壹黨專政”才是骨。政府裡安插的各黨派人士祇是民主擺設。所以毛澤東經常對那些黨派的人士說：“妳們是上了賊船了。”[ ]

　　其實，對於中共執政後將實行“壹黨獨佔”，儲氏也很清楚。壹九四七年他就說過：“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壹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

　　所以，儲安平或許是明知故問，向毛、周挑戰。

　　“黨天下”這個詞並非儲安平，而是羅龍基發明的。在其壹九二九年的論文《我們要什麽樣的政治制度》中，他指責國民黨政府“抄寫(蘇聯)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並預見日後“其他的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繼續不斷的‘黨天下’。”[ ]

　　而今中共上台，奉蘇共為師長，連憲法都抄寫蘇聯的，其“黨在國上”果然遠甚於國民黨。

　　其實，在儲安平發言的半個月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也說過類似的話︰“不要說政府機關，就是人民團體如作家協會等單位，也都是共產黨員所包辦的。……現在批評的目標都集中在我們共產黨身上，這是應得的。”[ ]所以，儲安平的意見發表後，許多人表示贊同。如中國青年報記者詹環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意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無政！”[ ]

　　民盟中央候補委員陳新桂在民盟中央的會議上說︰“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斯大林錯誤，從匈牙利無產階級專政中發生的匈牙利事件，證明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

　　“這是個理論問題︰如何壹黨專政？壹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耿伯釗認為，儲安平的意見提得很好，給新聞界增了光。他說：“我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共同署名發布某壹指示和文件，於是上行下效，就出現了省委與省人委、地委與專署、縣委與縣人委等壹系列的黨政聯名發號施令的事情。……其結果則是以黨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

　　山西省政協委員趙子華又是壹種說法：“省的黨統戰部叫人民各機關座談鳴放，批評共產黨。誰敢如此呢？我們只可代表人民說壹句人民立場的話，就是共產黨的政治制度，壹切是人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警察是人民的警察，銀行是人民的銀行。以及法院、醫院、劇院等等數不了的壹切，無不是人民的。若用實際情況說來，人民對此壹切連邊都摸不著，壹切是黨的，黨權高(於)壹切，謂之‘黨領導壹切’，載於憲法。黨有黨富，黨享黨樂……人民對黨的這種壹切用‘人民’二字而所有皇冠，謂之正合俗語的‘掛羊頭，賣狗肉’。”[ ]

　　民革女中央常委譚惕吾在鳴放會上對中共的批評甚為尖銳：“黨領導國家，大家承認，但用什麽方式值得研究。……共產黨應通過政權機構領導國家。黨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政府部門卻沒有權。建議取消雙軌制度。”“為什麽……另在政權之外來搞壹套黨的系統呢？共產黨今天是想使國家長治久安呢？還是自己搗自己的亂？”“黨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製成法律……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共產黨必須遵守憲法。應該建立制度使人民監督共產黨。”“司法、律師、檢察是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桿作用的，但在有些地方這三者都是在壹個黨委領導之下。共產黨可以派黨員到司法、檢察等機關去擔任負責工作，但這些部門不應該受黨委領導。”[ ]

　　南京大學中文系講師劉地生認為：“僅允許人民聽從命令，而不尊重人權不倡導獨立思考的能力，是產生三大主義的主要條件。……要消滅三大主義，必須首先消滅少數人享有特權、而多數人僅供聽命和驅使的現象。真正把憲法規定的人權交還給人民。”[ ]他提出：“任何壹個黨派的委員或支部……沒有權力對黨外的政府機關或行政人員發布命令或指示。”“全國人民直接選舉各級人民代表，由各級人代會選舉或罷免各級政府領導人，制定施政方針。”“法院和公安機關不能歸黨領導。”“消滅黨的經濟特權。黨系統機關的經費開支只能由其黨費支出。”[ ]

　　中國科學院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秘書科科員陳維太認為：“共產黨在中國實踐的結果是觸目驚心的獨裁政府。集中地表現在政治特權和經濟特權上。……政治特權反映在共產黨要各民主黨派必須承認共產黨的領導，才准予存在，否則就消滅它。……經濟特權表現在什麽都管。剝奪人民的經濟權力。老百姓唯壹的去路就是給共產黨做工。”“中共辦黨應當用自己的黨費，不能從國庫裡‘走私’。”“國家的基本制度必須改革。否則任妳採取什麽辦法，整風也好、什麽民主集中制也好，官僚主義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和滋長著。”[ ]

　　科學院數學所研究人員徐芻說︰“所謂所有權就是指財產支配權、使用權，現在不過是這些權歸了黨，由黨支配。”“公有制與民主是否有根本矛盾還要研究，如果有，那麽社會主義陣營就會日益萎縮。”[ ]化工冶金所夏永年認為中共不僅不給黨外民主，連黨內民主也沒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幾個委員決定壹切，中央委員會也不起作用，只是走走形式通過而已。”[ ]

　　對於中共黨員領導壹切的現象，河南省洛陽市九三學社成員梁中康鳴放道：“黨團員吃得香，不管學歷、資歷和能力如何，不熟悉業務的人也可以當領導。沒有加入共產黨的人猶如前妻的兒女。”[ ]

　　國家計量局副局長、致公黨成員嚴希純在統戰部舉行的座談會上說︰“壹個圖書館內有壹個圖書館專家，做了十幾年工作，但領導上卻派壹個文化不高的黨員作他的科長。這樣作，是不能使非黨人士心服的。”[ ]

　　廣州市文化局局長、民盟廣州市主任委員梁若塵說，廣州市博物館全館僅壹個人事幹部是黨員，他對文物史料壹竅不通，卻成了整個博物館的實際領導人，大大妨礙了工作。他建議市委檢查黨委制在文化機關中究竟有什麽作用。他認為副作用大於正作用。[ ]

　　電力工業部工程師張金堂祇談實際例子︰“雲南燒壞了發電機，請了十個工程師去作鑑定。結論是技術操作上的錯誤，十個工程師都簽了字。但十個人中沒有壹個是黨員，因而領導上不相信這個決定，結果還是把運行人員逮捕了。”[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黃藥眠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黨員壹年可以提升三級，非黨員儘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壹級。黨員犯錯誤關起門來在黨內檢討，只要不受組織處分，依然有權在手。”第壹機械工業部老工程師戴占奎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舊有的優良傳統給毀棄了。”[ ]

　　林業科學研究所就發生過“黨員犯法，逍遙法外”之事。該所辦公室主任兩年前強姦了家中女傭，研究所黨支部只在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壹年”的處分，官還可照當。鳴放中黨外群眾才得知此事，貼出許多大字報批評黨支部包庇罪犯。[ ]

　　新華社記者戴煌是位老共產黨員。他也認為黨內情況非常嚴重︰“高級幹部違法亂紀，低級的基層幹部無法無天”，“除殺人放火外，無惡不作”，這壹切“應該由中央負責”；如中央再不改變，他要喚起有良心的黨員組織“共產黨革命委員會”。[ ]

　　不少人指出︰“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又出現了壹個新的特殊的階層。”“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資上，都表現了黨員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後，而是相反，形成特權。”[ ]

　　北京醫學院藥學系主任薛愚說：“衛生部是‘黨天下’。上自部長，司長、科長等頭目都是黨員。政治不懂，業務更不行。不信任、不使用黨外知識份子。”“黨教育黨員，‘吃苦在前、得利在後。’但有不少黨員卻在升級、加薪和福利等方面‘得利在前，吃苦在後。’……見了群眾卻冷冰冰的，嚴肅肅的，高高在上，站在人民頭上，作人民的老爺。”[ ]

　　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王文寫了壹篇《兩種工資》，指出共產黨高級幹部在“名義工資”外還有“實際工資”：“(高幹)房租低於市價十倍的小公館，為私人和家庭服務的廚師和公務員，配備齊全的家具、設備，私用小汽車的汽油，各種免費戲票。”“這些額外享受，往往高過他的薪金的二三倍。而且，這些薪金以外的額外享受，還到處得到制度的保障。薪金分級別，這些享受也分等級。”[ ]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占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 ]

　　國務院參事徐行也說︰“北京醫院專門給七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看病，這種照顧也是應當的。但是有些高級幹部的家屬也去享受公費醫療的優待，有的甚至壹起把四、五個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天剛冷就乾脆把自己的父親母親送到醫院住院了。”[ ]

　　在廣東省政協壹屆三次會議上，廣州市副市長、民盟廣東省副主任委員郭翹然發言說：民主黨派的專職幹部和中共黨政機關幹部的政治待遇不相同，機關中黨與非黨幹部的待遇也不相同，彼此相差很遠。[ ]

　　外貿部民主建國會副主任毛宗堯鳴放道：“經理的褓姆壹人壹間房，而壹般幹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對面的空房空了幾個月也不讓我住進去。……黨員幹部坐轉椅，非黨幹部坐硬板凳。壹樣的科員，但是屁股不壹樣。常言說︰菩薩廟裡的菩薩怎麽壞的，就是被捧壞的。”[ ]

　　其實，很多正直的共產黨員也對此不滿。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這樣說︰“我是戰時(壹九三六年)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

　　不過，享有特權的不全是共產黨員，黨外人士若有“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頭銜，也享有特權。民盟中央辦公廳主任葉篤義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說：“過去是行行出狀元，現在是行行出(人大)代表，行行出(政協)委員。……壹當上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立刻可以從現在的級別提到五級以上，就可以坐(蘇制)吉姆牌汽車。兩個同等的名演員，壹個當了人大代表，壹個沒有當上，他就會鬧情緒，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降低了。”[ ]

　　各黨派人士平素最痛恨的是共產黨派遣身份保密的黨員到各黨派中擔任領導職務，把持壹切活動。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便說︰“共產黨派黨員參加民主黨派，是封建王朝稍有頭腦的政治家所不取的。”由於各黨派對其內部何人系中共安插的“地下黨員”只能臆測，平白生出許多矛盾，積怨已久。壹九四九年，民盟副主席羅隆基曾要求共產黨員退出民盟，但中共未理睬。經過八年的“共存”，民盟已經明白，要盟內中共秘密黨員退出是不可能的，祇好退而求其次，請中共公佈何人系其黨員。民盟副秘書長張雲川說：“請(中共)統戰部將盟內還未公開的黨員身份公開，看看他們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監督。”中共實行社會主義，壹切歸黨所有，任何人的薪水都來自共產黨的荷包。各黨派欲使用的工作人員須由中共統戰部派遣或經其批准。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在鳴放座談會上發了壹點牢騷︰“社內所中意的人選，統戰部不派，這樣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員安心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認為，民主黨派沒有自己的通訊社，中共又實行保密制度，使各黨派無法與共產黨互相監督。他要求中共允許各黨派建立通訊社，解除實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嚴信民認為，“民主黨派同共產黨……平等的權利是宣布了，民主黨派卻沒有資格去享受這項權利。”[ ]

　　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舉了壹個例子說明“互相監督”之不實。壹九五五年肅反時，“致公黨有壹成員在科學院工作，被捕了。”“但是不久他又出來，而且恢復了工作。至於到底為什麽被捕？又為什麽釋放？致公黨根本不知道。究竟為什麽不給民主黨派知道呢？”[ ]

　　作家蕭乾在壹篇文章中引用壹位民盟成員的牢騷道︰“從政治鑑定，評級評薪，到領結婚登記的證明書，孩子能不能進機關的托兒所，都掌握在(黨員把持的)人事科手裡，還談什麽互相監督。”[ ]

　　武漢華中師範學院副教授艾瑋生真截了當地說：“民主黨派只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壹個文件，民主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們’改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 ]

　　許多民主黨派人士知道自己是政治花瓶。如北京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馬松亭就認為，政府把他和中國伊斯蘭友好協會副會長達浦生當作兩盆花，“壹盆擺在伊斯蘭教協會，壹盆擺在回民文化協進會”。[ ]

　　可是，他們得從共產黨那裡支取薪水，除了跟著指揮棒轉外，實在也無他路可走。於是便出現章伯鈞所說的現象︰“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協、人代會上的發言異口同聲，千篇壹律，直正的意見得不到發表，不滿意的意見不敢講。”民盟女中央委員周穎則說得更坦率︰“民主黨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頌德，錦上添花，火上加油。”“異口同聲，千篇壹律”，正是毛澤東蓄意造成的。毛從來不曾打算給“民主黨派”參政權，他已說過“要把它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他將那些人安置在政協、人大，僅為叫他們充當表決機器，“不舉手者不管飯。”所謂“人民民主”，不過是個現代標籤罷了。

　　原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主任、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當年身在曹營心在漢。壹九四八年，他娶了個妙齡十八、實為中共秘密聯絡員的新夫人。在其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與中共接上了頭。他領兵到湖北，即宣布起義。隨後湖南的程潛、陳明仁亦起義，國民黨在華中遂崩潰瓦解。有此巨功，中共任命他為河南省副省長，並授予國家壹級解放勳章。然而那副省長是個閒差，他的日子過得很不如意。他這樣“鳴放”道：“我是個黨外人，做掛名的副省長裡面的壹個，是個閒散的人，稱不上官僚。”“遇著黨員要低頭，開起會來是湊數的木偶，所發表的講話，是黨擬好了的文章，照章壹讀，或不須經過照讀的麻煩，黨就在報上替代發表了。”“有壹次，由於初次不了解黨的規矩，在會的講台上，我以為我是副省長，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領導幹部指責我︰‘哪個排定妳站在這裡的？這裡是省委書記、省長站的位置。妳知道不知道，隨便亂站，破壞會場秩序，是犯錯誤的。’我就知趣後退向台下走，那幹部如巨雷壹聲喊道︰‘張同志妳走到哪裡去？妳發態度嗎？妳真不進步，妳的位置在前排右角。’”[ ]

　　其實，不僅副省長，連副總理都是湊數的木偶。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黃炎培年過古稀而出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連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這樣回答子女︰“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他自以為做了“人民的官”，其實是壹廂情願。有壹次他要求得到壹張全國各省工業廳廳長的名單，遭到拒絕，理由是“保密”。貴為副總理尚且遭此待遇，所謂“聯合政府”是怎麽回事就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業部林業經營司副司長張楚寶是九三學社成員，有壹次司內開會，身為共產黨員的司長聲色俱厲地對他說︰“公文妳要先看，妳是正司長？妳是共產黨員嗎？”張不敢頂撞，只是在鳴放時訴了壹下苦，說“這些都使我情緒消極”。[ ]

　　年屆七十的陝西師範學院教授王尊壹在陝西日報上發表過壹篇文章。人民日報轉載時反右已經開始，文章就成了其罪證︰“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者的地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政治要職都設複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壹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也可分為四等，第壹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群眾。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首長，也是多設複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麽區別呢？”[ ]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長鄧季惺說：“局內的好多事情往往是報紙上發表了才知道。自己分工主管的工作會議不讓參加……在舊社會裡，我沒有當過太太、小姐，這幾年在新社會裡我反而好像成了不勞而食的剝削者了。”[ ]嚴希純也說︰“我是國家計量局的副局長，形式上是有職有權，但實際上是有職無權。……共產黨員領導幹部什麽都要自己插手負責，使人怕負責工作。”廈門大學副校長章振乾說︰“學校裡的壹切，皆由校黨委、書記主持壹切，黨外人士無論負何項職務和教授，皆是木頭和猴子的聽命。……這種教育制度，好還是不好，也只有黨自己反省。我個人的立場，還是不敢批評的。”[ ]

　　其實，即使黨外人士任了正職，也壹樣是有職無權。武漢大學校長李達雖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中共首屆宣傳主任，但早在壹九二三年就退了黨，所以是黨外人士。他就明白地說︰“我校長是有職無權。”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是黨外人士。黨員副院長常獨自決定問題，院長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什麽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干什麽？”上海壹間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外出，竟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壹切事務均由校長代理”，等於聲明校長是個傀儡。

　　青島市紡織管理局總工程師黃建章說：“局長鄭家朴、楊越林二同志，我擔任總工程師。但我們這些人不過是掛名而已，壹點實權也沒有。黨員同志根本沒有把這些人放在眼裡。許多工程技術幹部的調動、許多重大制度的改變、許多技術定額的制訂，我們事先都不知道。”[ ]

　　北京協和醫院內科主任張孝騫說，他做內科主任，“應該對科內的醫生的業務能力評定，有發言權。”可是對內科的醫生的去留，他沒有發言權，是個傀儡主任。[ ]

　　在南京市的座談會上，南京師範學院副院長高覺敷說︰“討論科學研究方向問題時，學校黨委會說，這是方針問題，要由黨委會研究。問︰要院長何用？說︰我們決定了，由妳們去貫澈。”南京體育學校校長陳凌說︰“我這個校長是個泥菩薩。學校裡好多事情我不知道。黨支書是辦公室主任，他決定了就算了，只是出布告用我的名字。”[ ]

　　清華大學也是這樣。在校長主持的鳴放座談會上，無線電系系主任孟昭英說︰“事無大小，都已由黨員開會作出決定，交由秘書布置傳達，我只好同意，蓋上我的橡皮圖章。”[ ]

　　連部長也不例外。郵電部長朱學范是民革成員，往往部內的事下邊的黨員司、局長都已經知道了，他還不知道。他在局長會議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有的文件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畫個押，算是履行了手續。[ ]

　　不過，交通部長章伯鈞對此看得很透。中共建國初讓民盟主席張瀾當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時，民盟成員頗覺與有榮焉，他卻說：“不過是陳列(品)而已。”他知道“黨外人士當人大代表是共產黨恩賜的”，“黨外人士當部長是形同虛設”，所以並不期望有職有權。[ ]

　　教育部副部長、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林漢達在中共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說的則與眾不同：“我不是講我個人有職無權，而是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發通知下去，不靈，加上國務院，還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聯合指示才行。政府部門有什麽用？”[ ]

　　章伯鈞批評國務院道︰“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麽意見可提？”“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少開。”[ ]“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布，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國民黨左派邵力子當即批駁章，指他“放亂箭”，羅隆基則起而為章辯護︰“文字改革問題，是討論過的。當時討論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討論中國文字是不是要拼音(化)。說到漢字簡化，也沒有討論漢字簡化的方向問題，拿出來討論的是簡化字。而且拿出來討論時，說是黨已經決定了。這樣，如果展開討論，就會說是反對黨的政策。當時很多人是不敢講話的。毛主席是贊成拼音化的，這樣讓大家討論就很難發表意見了。”[ ] [丁註：“拼音化”，即以拼音字取代方塊字。當時有漢字難學，妨礙國家發展，放棄方塊字之議。壹九五二年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郭沫若訪問蘇聯時，斯大林曾經問郭：“妳們文字改革搞得怎麽樣了？”郭答在方言不統壹的情況下，漢字仍然有用。斯大林謂這是我們知識份子的話，對於文盲，漢字是無意義的。郭答應說我們壹定要改。壹九五三年初，毛澤東認為“方塊字千年來害人不淺”，“如果我們的子孫世世代代都比別人多學兩年，損失簡直無法計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在毛澤東講話的次日，中共中央即發出《中央關於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 ]當時曾有反對者作文《施氏食獅史》以說明漢字之無法取代。因“拼音化”礙難實行，“棄方塊字”之議遂廢，今之“漢語拼音”為學習、識別漢字之工具，並非斯大林、毛澤東力主的廢棄漢字的“拼音化”。]

　　各民主黨派雖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但其領導人皆有自知之明，無壹要求政黨競選、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壹位中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什麽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這是壹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 ]

　　而中共天津市塘沽區委組織部幹事韓克才也提出了類似意見：“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回來。”重慶西南農學院教授李友霖在學校座談會上亦表示︰“共產黨中央不改變政策，我就擁護第三黨出來執政。”河南洛陽市九三學社的梁中康也主張：“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 ]

　　在清華大學署名“壹個清華人”的大字報中，那位共產黨員要求毛澤東“答應保障人民的幾個方案”：

　　“給人民真正集會結社的自由。”“取消黨衛軍和御林軍，軍隊歸各個黨派所共有。裁減軍備。”“政府主席和部長，由各黨派輪流擔任，縮減行政機構。”“廢除共產黨壹黨專政，廢除共產黨壹切特權，實行教授治校。”“允許(人民)自由脫離自己所不喜歡的國家和周圍的人民。”[ ]

　　沒有人公開主張讓台灣的國民黨回來執政。但太原鐵路局技術員王少英發表了與眾不同的觀點︰“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壹國援助共產黨，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 ]

　　向中共提出各種建議的人還不少。

　　江西省公路運輸廳工程師黃振藩寫了壹份《修改憲法要點》，建議成立各級“先進人民代表大會”，待“全國先進人民代表大會”成立，現有的人代會、政協、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均自動宣布解散”，“此後全國任何人不得另組織政治黨派”。[ ]

　　王尊壹教授以周厲王和秦始皇箝制言論導致失敗的事例建議中共汲取其教訓：

　　“周厲王好財貨，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以告召虎，曰：‘吾能弭謗矣。’召虎曰：‘是障之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厲王不從，於是國人不敢言。如是者三年，民終無忍，成為暴亂。厲王奔彘。”“嬴秦統壹中國以後，為了鞏固他的子孫萬世至葉，首先來了壹套統治思想言論的辦法。嬴秦的統治思想言論，不只對當時的思想言論，並且對歷史上的東西，只要是不符合其專制口味的，都加以嚴厲的取締。實行‘焚書坑儒’，甚至‘偶語者棄市’，‘談論詩書者斬’，‘是古非今者滅族’。但是，嬴秦的殘暴統治很快的被人民推翻了。歷史上，由於壓迫思想言論的自由而遭到慘敗的事例是很多的。”[ ]

　　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主任陳浴新建議中共勿再遵奉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已不合潮流，請共產黨將它早點收起來，不收起可能出大毛病。三害主義， 就是從馬列主義而來的。”[ ]

　　山東齊魯大學張今鐸教授也建議重新檢討崇奉馬列的做法。他說：“我相信我是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型者，絕不反黨的。但我不崇奉列寧主義的暴動思想，我就不贊同學習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我之所謂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型者，是同意馬克思壹部分理論基礎可為人類和社會作壹種改造的參考資料。”“然而現在的馬列主義的共產黨則不然了。他是和(用)日本人造絲(織造)的綾羅綢緞(壹般)的假貨色，不是真絲所織成的，故價值很低。……我希望(毛)潤之、(周)恩來，將馬列主義從新檢討。莫將列寧崇奉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導師，以及那套否定民主、黨專獨裁、階級鬥爭的殘暴政策的蘇聯經驗。他那套欠人性、無道德的非民主的主義政治不能存用於二十世紀的現在與將來。”[ ]

　　清華大學物理教授徐璋本在校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說︰“不揣冒昧，建議取消用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 ]他認為“任何學說都是在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馬克思關於共產社會的理想包含著嚴重矛盾。他把人看做經濟制度的產物，是因果倒置。其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因此馬克思主義不能拿來作為指導思想。

　　他還呼籲結束壹黨專政，並提議成立勞動黨。他起草了《勞動黨發起宣言》徵求籤名，黨綱主要條文有：“用和平的辯論方式謀求國內壹切矛盾的解決。”“全體人民的人身、言論、思想、結社、組黨的自由，憲法中必須明文規定。”“憲法和法律不能加入‘主義’、‘革命’、‘反主義’、‘反革命’等字眼。”“國家軍隊和警察屬於全體人民，服從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指揮。”“軍隊警察成員在服役期間停止壹切黨派關係或活動。”“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政府官吏。對共產黨之施政方針，保留隨時加以研究討論、並請求人民代表大會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 ]

　　這個意見太致命了。雖然他是毛澤東的老師徐特立的近親，中共還是將他抓起，判了十三年徒刑。壹九七○年刑滿本應釋放，但當局無端繼續關押他。其子見父親入獄二十年還無音訊，求父執錢學森出面詢問。[徐、錢壹九三五年壹同赴美，又壹同於壹九五五年歸國]徐才於1980年獲釋。此時的徐教授已是年近七十的衰病老翁。

　　三十年後，陸定壹對這段鳴放歷史作過這樣的回顧：

　　“壹九五七年四月，黨中央決定在全党進行壹次……整風運動，極少數右派份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妄圖以‘輪流坐莊’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在這場政治鬥爭中，極少數右派分子失敗了。”[ ]

　　其實，即使徐璋本那麽幾個人“妄圖”取代共產黨，也不過是讀書人的臆想，本不必將其囈語當真。然而它不僅當真，而且草木皆兵，抓了百萬從未對執政問題置壹詞的人陪綁，製造了規模空前的政治迫害。

　　大多數人就事論事，很少泛泛而談。將矛頭指向毛澤東本人的不多，卻亦有人在。中山大學歷史教授劉節說︰“過去帝王還有罪己詔，毛主席沒有作自我檢討，還不如封建帝王。”[ ]

　　黨的幹部中也有放膽批評毛澤東的。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寧波市委書記劉德焜就指出：毛“缺乏自我批評”，“有時火氣太大，不冷靜”，對這次整風運動“要求過急，欲速則不達”，“又要犯錯誤”。

　　《廣西日報》代理副總編王譚對毛澤東的批評比較委婉：“蘇聯有個人崇拜，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部副主任劉曉晞則直截了當地說：“(黨)把領袖偶象化，神秘化，以為領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可以獨斷專行，壹切成績歸功於他，他說的都是正確的，他寫的文章壹個字也不能改。”“有些問題是毛主席壹個人搞起來的。他想搞什麽，就能搞起什麽來。”劉曉晞主張“破除迷信”，“不能把革命理論當作萬應靈藥。迷信革命領袖，迷信革命理論，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 ]

　　陳銘樞除了批評毛澤東“輕信幹部的虛假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 ]，還發表了壹通議論︰“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周；自然為黨見與感情所沸動，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壹個優良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壹些什麽總路線的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什麽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

　　當時沒有人反駁他。反右開始後人民日報才發文《陳銘樞公然誣衊毛主席》，說他“狂妄無恥”、“是壹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分子。”從此陳銘樞這個人就在政壇消失了。

　　第十三章　毛親手揭開反右序幕

　　到五、六月之交，人民日報雖繼續刊登對中共的批評，不加反駁，嗅覺靈敏的人們還是覺察出了鳴放者與中共之間的緊張氣氛。他們隱隱感到不安，希望不要發生什麽事。北大傅鷹教授對文匯報記者說：“對壹個負責的政府，說實話無論如何要比歌功頌德好。四十年前讀《聖經》，聖保羅說過壹句名言：不要因為我說了實話，便把我當作仇人……”[ ]北師大教授顧執中也希望中共能聽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壹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陳銘德也覺得鳴放的空氣似乎在變。他認為“還要鼓勵大鳴大放……不可能每個意見都完全正確。因此，也不要忙於批評，潑涼水。”上海葉元龍教授在市委召開的會議上表示了類似的擔心：“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鳴的時候，就壹槍開過去，因為壹槍開去，烏鴉固然沒法再鳴，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 ]

　　川劇作家范朴齋想消彌、化解鳴放者與中共之間的緊張氣氛，發表文章說：“今天全國鳴放，使大家發泄壹下，把肚子裡的悶氣吐了，將會更主動地發揮出他們的熱情和潛力，使國家事務得到更多的好處。否則鬱塞更久，問題更大。”“我們知道啞子打人格外手重，就因為他平時壹肚子悶氣罵不出來。既然鬱悶很久，壹旦傾吐，難免感情激動，說得尖銳壹些，這也是情理中應有的事。”[ ]

　　這時，八旬老翁、江蘇古文家冒廣生赴京省親訪舊，外交部長陳毅聞知，前往探望。交談間，冒氏談了若干看法：“既曰爭鳴，又曰百家，那就人各異鳴，由於各人的立場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強人以苟同。不能只允許肯定，亦不能不允許否定。希望黨內外人站在壹條戰線上，把壞的風氣移去，好的風聲樹起來。這才叫做整風，不是整人。”[ ]

　　陳毅以為冒的意見值得寫下，並推薦給人民日報發表。

　　可是，在這之前毛澤東已將反右部署安排妥當，只等扣發板機。人民日報已悄悄開始變調。

　　六月六日，人民日報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對教條主義的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

　　當日的人民日報還刊登了冒廣生的短文。毛讀到此文，便讓周恩來安排接冒廣生、冒舒諲父子到其中南海住處相見[李維漢、胡喬木、吳冷西作陪]。二人有如下壹段對話：

　　毛：老先生講的好啊！我們這次整風，正如妳所說的，是“愛人以德，相見以誠。”冒：人民敢說話是好事，不因其語近偏激而以為忤。

　　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個方針壹定不變。……送冒廣生出門時，毛忽然停步問：老先生有何臨別贈言？

　　冒略壹思索，答：我記得佛經上說過，壹頭雄獅也不免為身上幾隻虱子所苦。虱子雖小，害莫大焉，請務必提防！

　　毛表情嚴肅，右手搭在胸口說：講得好哇！我壹定牢記在心上。[ ]

　　冒氏不知道的是，毛的目標根本不在“幾隻虱子”。他與冒老告別那壹幕，僅是演戲而已。兩天后，空前的災難即落到中國知識份子頭上，連冒老的兒子冒舒諲也沒逃脫。

　　也是六月六日，文匯報登載了壹篇小文章《錄以備考──讀報偶感》，作者是姚文元。大意是：毛澤東日前接見共青團代表，解放日報用特大的鉛字放在第壹條報導。“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麽大。”姚特別聲明：關於其見解，他“不想說”。為什麽不想說？“也不想說。”姚文元是上海壹家雜誌《文藝月報》的編輯，五月間剛調到上海作協整風辦公室。他與解放日報社長張春橋相識，而張是市委書記柯慶施的親信。由於張透消息說對右派的反擊即將開始，文匯報將是首批目標。姚遂聞風而動，漏夜爬格子，寫了這篇言之無物的文章。[ ]

　　毛澤東發現這篇無聊短文，即通知人民日報轉載，並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的名義發文，誇獎姚“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是壹篇好文章”。[ ]從此，毛將姚視作左派和文字獄的訟棍使用了近二十年。後來姚、張二人在文革中成為暴發戶，究其淵源，竟是這篇文痞式的豆腐乾文章。

　　六月五日，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等在章伯鈞處談論高等學校的情況。“三位教授壹致認為局面嚴重，隨時可以發生大遊行，假使處理不妥當，學生若是和市民聯合起來，也有可能發生類似匈牙利的事件。”[ ]章伯鈞和史良決定再約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三教授和民盟中央秘書長胡愈之、辦公廳主任葉篤義次日開會。這就是六月六日“六教授會議”。[壹說六日的會議是與會者中惟壹的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安排的。他通知六位教授開會後，打電話給章伯鈞請他出席。[ ]]

　　據葉篤義回憶：“北京壹些大學有學生鬧事的跡象，聲稱要“驅逐校黨委”，而校黨委按照黨內指示聽之任之，不做壹聲。壹些學校秩序大亂。由於我們不知道黨內“引蛇出洞”的策略，誤以為壹些大學的黨委已經癱瘓，失去控制局勢的能力。因此，擬提議由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勢穩定下來。”[ ]

　　在這個會上，費孝通說：“共產黨已經請別人大鳴大放了，此時不能收，收就會失去民心。”錢偉長說：“共產黨有三百萬大兵，掌握局面是有把握的。但如果大學生出來遊行，到了必須派兵禁止的時候，同樣也會失去民心。”曾昭掄也認為如果學生上街和市民聯在壹起，事情就不好辦。[ ]他們壹廂情願地約請周恩來共同商討如何平撫學生的情緒。而此時周正等待毛澤東發佈反右號令，根本不理睬他們。葉篤義回憶道：“我壹直守在電話機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後知道這個建議遭到總理拒絕了。”[ ]

　　六月六日還有個盧郁文“匿名信”事件。盧在當日國務院黨外人士座談會上說：人民日報發表《盧郁文提醒大家，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警惕擺脫黨的領導的想法》後，他收到了壹封匿名信，信中說“妳在過去，在製造共產黨與黨外人士(之間)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為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如果共產黨只認妳這班人的話……總有壹天會走向滅亡。”[ ][後公安機關查出匿名信的作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楊秉功，以“反革命”罪將其逮捕。]

　　六月六日當天，毛澤東讀到了盧郁文的講話，決定藉此揭開反右鬥爭序幕。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匿名信的部分內容，並宣布“共產黨的領導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八日，人民日報發表按毛澤東的指示寫的社論《這是為什麽？》，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同日，毛澤東起草發給全黨《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宣布：

　　“這是壹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壹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

　　有壹種說法，謂毛澤東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這裡不妨列壹張時間表：

　　五月壹日：　人民日報發表經毛澤東反覆修改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宣布“放手鼓勵批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五月四日：　毛澤東寫下《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說要“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對黨外人士的錯誤的批評，特別是對右傾分子的言論，不要反駁，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 ]

　　五月十五日：毛寫《事情正在起變化》，說明之所以允許報紙刊登鳴放言論，“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除掉它、滅掉它。”

　　五月十六日：毛起草《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要全黨對批評“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

　　五月二十日：毛髮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說“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這暴露的不夠”，“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 ]

　　從五月四日請黨外人士“暢所欲言”到十四日指示各級黨組織“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右傾分子即右派的言論，其間祇有十天。這十天當中，小鳴小放是有，大鳴大放還沒出現，更無所謂“毒草”、“出格言論”。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匯報的前壹日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鳴放，最出格的也就是批評中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嚴信民說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離事實上的真正平等還遙遠得很。”若說毛澤東聽了這些話就怒不可遏，決定“反擊”，那祇能說明毛本來就沒誠意請人說話。更何況當天的會議遲至晚上九時才開始，結束時已是十五日凌晨。可見，在李維漢匯報之前，要各地“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右派言論的指示已經發出，“引蛇出洞”的策略已經有所透露，祇不過那時還沒人作此形象概括而已。

　　所有後來被指為“最猖狂”的“右派言論”，都是在五月二十日以後在勸說、誘導下“放”出來的：

　　五月十九日：　北京大學出現第壹張鳴放大字報五月二十壹日：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的設想五月二十二日：龍雲發表“反蘇謬論”，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五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演說抨擊中共實行封建社會主義五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貼出第壹張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

　　中國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參加鳴放。

　　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現第壹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

　　五月三十日：　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鳴放發言被篡改為“殺共產黨人”見報六月壹日：　　儲安平抨擊中共實行“黨天下”不少對鳴放抱有疑慮、壹直在觀望的人，最後經不住勸說而搭上鳴放未班車。他們的發言被報紙刊登時，反右已經開始了。

　　記者陸鏗曾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壹九四九年四月退職，在廣州與朋友合作辦《天地新聞日報》報。因諷刺節節敗退的國民黨而入獄數月。到年底中共進城後又被逮捕，這下關了四年。壹九五五年，周恩來通知雲南說陸鏗應是統戰對象，於是他成為雲南省政協委員，算“民主人士”。嗚放時，他不想講話。省政協秘書長几次找他，說：“妳放心吧，陸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來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陸鏗禁不住三顧茅廬，終於在省政府召開的千人大會上向中共提出了三條建議：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化敵為友；各大學棄俄語改學英文；准許民間辦報紙。

　　反右開始後雲南日報才刊出陸鏗的講話。刊登其講話的同時就宣佈：“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陸鏗揪出來﹗”鬥爭了九個月後，以“意圖推翻人民政府”罪判了他十年徒刑。 [ ]

　　反右風起，北大學生譚天榮沒有因而退縮。他批評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為盧郁文收到匿名恐嚇信所發表的社論是煽動人們最卑劣的情緒，正如目前對某些所謂右派的言論進行群起而攻之的做法，像希特勒製造國會縱火案壹樣，來轉移這次整風的方向。”[ ]

　　科學院數學所研究人員徐芻也公開表示不贊成反右的做法。他說：“共產黨想利用鬥爭來維持人民的戰鬥情緒，所以每過壹個時期就要找人來斗壹番。”“現在反右派是黨逼著所謂右派分子的朋友和親人來斗他，人人自危。”[ ]

　　風暴乍起，北大中文系教授楊伯峻不知道比以往的運動遠為殘酷的鬥爭已經開始，委婉地說：“毛主席兩次講話精神似乎與現在做法不同。”“儲安平是思想問題，‘黨天下’是從有職無權而來的，也是有根據的。黨中央太不寬宏大量……對葛佩琦、儲安平駁斥，顯得黨沒有寬容的政治風度。”[ ]

　　民盟中央候補委員陳新桂也坦率發表意見，說：“儲安平說‘黨天下’思想是壹切宗派主義的最終根源沒有什麽不對。”[ ]

　　六月十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召開非黨人士座談會，說是討論“應該如何看待當前整風運動中出現的壹些危害社會主義的言論”，實則繼續引蛇出洞。國務院參事萬枚子被引了出來。他為儲安平辯護，說儲氏“只是‘立異為高’，語不驚人誓不休，主觀上不壹定就是要反對黨的領導，只是客觀上起了很不好的影響。”章乃器以己度人，仍然不敢相信鳴放已經結束。他說：“共產黨絕不會做半途而廢的事情……不會表面壹套，裡面壹套的。”[ ]而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許良英已看出風向突變。他認為這樣做失信於人民：“(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 ]

　　顧執中教授與許良英所見略同。他說：拿鳴放者開刀“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英明的黨也決不會做的。”結果，人民日報專門發了壹篇辱罵“顧執中之流”的社論。[ ]他不甘受辱，以死抗爭。他壹頭向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撞成重傷未死。

　　倒是女同胞有眼力。譚惕吾看出形勢不對，六月十日對前去拜訪的林希翎說：“我看整風……是壹個大策略，是誘敵深入的騙局。”就在這壹天，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說話了》。早幾天共產黨不讓工人鳴放，現在讓他們說話了。農民也說起話來：“想取消黨的領導就是要拆散農民的集體幸福生活。”在朝鮮戰場犧牲的英雄黃繼光的母親也上了人民日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拼命﹗”[ ]

　　就在這壹天，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要各地繼續發表“民盟”成員的言論，因為“他們的臭屁越放得多，對我們越有利。”[ ]

　　辱罵雖不能使人折服，卻多少有點威懾作用。從人民日報到各地方報，無壹不連篇累牘地刊登用文學語言污辱右派的文章：

　　《右派大學生成了落湯雞》；《靈魂深處長了濃瘡的林希翎》

　　《為資產階級叫嚎的貓頭鷹穆木天》

　　《壹堆垃圾：西北大學教授劉不同、程元斟等“骯髒的壹群”》

　　《壹群狂妄之徒碰得頭破血流：內蒙古設計院總工程師高公潤等》

　　《終於露出了孤狸尾巴：揪出河南省副省長、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員王毅齋》

　　《章伯鈞：壹條帶保護色的毒蛇》；《斬斷章伯鈞伸進戲劇界的魔爪》

　　《挖掉章羅聯盟在江西的巢穴》；《炸掉章羅聯盟在四川的地堡》

　　《曾昭掄是章羅聯盟的軍師》；《錢偉長是章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

　　偌大的中國，翻開任何壹天的任何壹份報紙、任何壹份期刊雜誌，打開收音機擰到任何壹家電台，千篇壹律全是這壹套文學化了的辱罵。

　　六月六日曾昭倫等六位教授座談會上表現的對中共的關心未得好報，毛澤東認定：“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 ]於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縮寫成“六六六”，與當時最毒的殺蟲藥同名。

　　毛澤東所說的“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壹切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 ]，輕而易舉就做到了。右派被描繪成“披著人皮的豺狼”，到處都在播放新歌《社會主義好》：“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原來的“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加上壹個右派，成了“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

　　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大幅修改其二月講話時曾說：“有意壓壹下再發表。”六月十九日，毛澤東將該講話冠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修改稿與講話原文“有了明顯的差別”，加進了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壹類的話。[ ]

　　修改稿中增加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同日，毛澤東會見蘇聯主席伏羅希洛夫時重申“六條標準”：

　　“百花齊放就是有利於團結人民，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有利於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有利於鞏固民主集中制，還有壹條──有利於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團結和國際和平力量的團結。這算是標準，符合的就是香花，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 ]

　　說起來，“六條標準”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壹次。公元1085年宋神宗駕崩，八歲的皇子趙煦繼位，高太后聽政。太后派人到洛陽問司馬光何為當務之急。司馬光答，通告全國鳴放，幫助朝廷整風。原話是：“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凡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報言。”朝廷接納司馬光的意見，擬了詔書。司馬光接了太后送來的詔書文稿，見文內有壹段“若陰有所懷，犯其非分…”共列出六條，“若如此，罰無赦。”譯成今日白話，便是“若企圖向朝廷的領導權挑戰……則要嚴厲懲罰”。司馬光當即表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他上書請求刪除那“六條標準”，解除禁區，任人鳴放。太后納諫，於是朝廷收到了成千的意見書。

　　當今毛澤東執政，諫言須合君意，“不符合的就是王八蛋。”至此，“鳴放”正式結束。

　　七月壹日，毛澤東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巧妙地自辯為“陽謀”：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 ]

　　從此，中文大詞典裡多了壹個新詞彙──“陽謀”。

　　其實說新也不新，“陽謀”這套玩意早在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風中就已經耍過了。當年毛的副手康生就曾得意洋洋地介紹經驗：“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刻反駁，也不加以壓制……”那叫“暴露階段”。[ ]之後便是抓人、鬥爭，同壹九五七年的做法壹模壹樣。若當年有人抗議說是陰謀，恐怕壹九四二年毛澤東就會發明“陽謀”這個詞了。

　　“陽謀”的真意，當以毛自己的解釋為準：

　　“蛇不讓它出來怎麽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壹斗壹捉。城裡捉，鄉裡斗，好辨事。”[ ]

　　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沂早先曾對百家爭鳴提出異議，被毛澤東指斥為“不讓人講話是專制主義”。反右後再次見到毛時，毛非但沒訓斥他，反而親切地拉住他的手說：“妳翻身了！”這時，毛才道出當初為什麽斥責他：“毒草總是要出來的，不要怕，出來就鋤嘛！”[ ]

　　“擒賊先擒王”，全國大張旗鼓聲討的是章伯鈞、羅隆基等人。

　　毛澤東說了“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後，民盟主席沉鈞儒立即遵命發表公告，稱“章羅聯盟事實上成為全國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高司令部。”其實，章、羅都是中共的盟友。章伯鈞壹九二二年赴德國途中，結識後來成為中共紅軍總司令的朱德。不久經朱介紹加入共產黨。後來脫離中共，參與組織了“中國農工民主黨”。但他響往民主政制，主張“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民主相結合”。他曾經說過“我特別看重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點，壹是它的科學技術，壹是它的民主自由。”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沒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壹件大大的憾事。[ ]

　　羅隆基是壹九壹九年“五四”運動時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二十年代末自美留學歸來。他不是馬克思的信徒，曾發表過壹篇《論共產主義》，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罪惡，是揭發無餘；對將來社會的建造，是全無把握。他的經濟理論已成過時黃花。”[ ]然而在政治上，章、羅二人都支持中共。壹九四壹年三月，二人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沉鈞儒、左舜生等將其各自領導的黨、會集合，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其宗旨雖為結束黨治、實施憲政，但專事對國民黨口誅筆伐，為中共造勢，立場並不超然。

　　另壹個“大右派”章乃器，也是在國、共兩黨爭鬥時的中共盟友。抗戰初期任安徽省財政廳長時，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並為中共培訓了壹批財經幹部。[ ]為此毛澤東曾向他致謝。戰後國共內戰，國民政府經濟瀕臨破產，有人蔣介石建議起用章為財政部長，蔣嘆氣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為我所用。”[ ]四八年底，章氏接受毛的邀請，拋開在香港的產業，秘密北上。他見到頌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以為不妥，建議在“中國”之前加壹“新”字。毛接納其建議，說：“妳提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壹九五五年，章乃器曾提出民主建國會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的意見。不久，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著章說：“我很同意妳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現在毛澤東改口了：“妳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七月八日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他總結道：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 ]

　　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國會內的公開和不公開的共產黨員，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民主建國會的名義出版了兩本專集，往章乃器身上潑盡了污水。

　　羅隆基和四十年代在昆明被國民黨暗殺的聞壹多教授早年是清華大學同學，聞的遺骨遷到北京下葬時，抬骨灰的便是羅隆基和聞壹多的長子。如今要搞臭羅，中共將聞的夫人高真搬出來，痛罵羅“想把千百萬中國人民幾十年來流血犧牲的成果據為己有，妳們實在太沒良心了。”羅隆基被搞得如此臭，以至人人都可以去侮辱他壹番。在壹次批判大會上，羅起立回答質問，坐下時卻落了空，壹屁股重重地摔在地上，眼鏡也跌落在地，原來有人抽走了他的椅子。在哄堂大笑之中，竟沒有壹人去攙扶這位已年過花甲的老人。

　　為了給鎮壓右派製造口實，陸定壹宣稱：“右派分子……壹面到處高呼要絕對自由，壹面高呼殺共產黨人。他們要有殺共產黨人的絕對自由。這不是明明要來壹個反革命復辟麽？”[ ]

　　“殺共產黨人”這五個字，是中共用以說明反右之必要的重要根據。直到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還在說：“壹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這個時候出來壹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 ]“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 ]

　　其實，“殺共產黨人”這五個字，是共產黨自己造出來的。細查全國的“鳴放”記錄，唯壹牽涉到壹個“殺”字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葛佩琦的鳴放言論。

　　葛佩琦出身於山東平度縣壹個農民家庭，壹九三三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壹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投筆從戎。由國民黨第壹戰區長官程潛派往河南日占區組織抗日游擊隊，不久秘密加入中共。他曾策動大批漢奸部隊反正，並將獲取的日偽情報分別送往中共西安地下情報站和程潛的司令部。壹九四二年，他被任命為國軍“少將參議”。四六年國共內戰前夕，中共派遣他到瀋陽，打入東北保安司令部。隻因與他單線聯絡的上級被捕，中共勝利後無人證明其革命歷史，他成了“黨外人士”。在五月二十四日學校教師整風座談會上，他發言的大意是“不要脫離群眾，不要看不起知識份子，黨員幹部不要生活特殊化……”[ ]可是幾天后人民日報刊登他的發言時卻竄改成了“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打倒妳們，殺共產黨人，推翻妳們。”於是葛氏成為最猖狂的右派的代表，全國上下家喻戶曉，並被扣以“國民黨少將”的罪名判了無期徒刑。[ ]

　　批判鬥爭右派分子，主要力量是“革命群眾”。這與當年延安整風時的情況壹模壹樣。當年蔣南翔曾給劉少奇寫信，認為“(延安整風)普遍盛行的群眾鬥爭大會”“無限地發揚了群眾的盲目性。”“所謂依靠群眾的力量，事實上成了依靠群眾的喉嚨，依靠群眾的拳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 ]如今反右，普遍盛行的還是群眾鬥爭大會。這是毛澤東的法寶。壹九五七年鬥爭右派分子的大會，就是當年延安群眾鬥爭大會的翻版。群眾的喉嚨、拳頭，迫使右派們壹個個低頭認了罪。連嚴厲批評毛澤東的陳銘樞也不得不公布《自我檢討》：“我壹生的歷史都是醜惡的……我是壹個狂妄自大的野心家……”[ ]右派的認罪書紛紛被冠以“向人民伏罪”、“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反右初，費孝通不察形勢之險惡，提醒當局“言者無罪”，要求當局“以理服人”。到六月十七日他就低頭認罪了。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新華社發專稿報道：“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分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分子走。”起先，文匯報社長徐鑄成以為四月間毛澤東剛請他率領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出國，革命不會革到他頭上。他在報社編委會上表示：“我們不要做人民日報的應聲蟲。”可是頂到八月中，他屈服了，交出《我的反黨罪行》並揭發羅隆基“想把上海文匯報從黨的領導下拉出來，作為章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羅隆基多年的女友，如今被迫與羅劃清界線，揭發羅常說“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是最肉麻不過的事。”[ ]羅“散布了許多反蘇論調，如蘇軍解放東北時，如何違法亂紀，搬走機器”，“認為蘇聯對於匈牙利的援助是干涉匈牙利內政。”羅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要比無產階級專政來得好，因為專政就是獨裁，用強力的獨裁政治來治理國家，不是長久之計。”[ ]

　　但是，共產黨並不認為他們和羅之間有什麽界線可劃。毛澤東看準了他們的僥倖心理，先利用他們出面將羅搞臭，再將他們同羅掃到壹堆去。費孝通、徐鑄成、浦熙修等僅比章、羅晚當了幾天右派而已。

　　至於拒絕低頭的，則“抗拒從嚴”，即刻逮捕下獄。

　　杭州市青年團幹部邵奇惠被當作“右派集團的後台”揪出來批鬥。他不懂得在大風前折腰，竟然跳起來反駁批判者。他立即被逮捕，剃成光頭，成了杭州市監獄第“五五六號”囚犯。[ ]

　　日本歸僑郭作揚在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今吉林工業大學]給從德國歸來的徐教授作助教，而徐是“大右派”，所以他是“小右派”。郭不服罪，被認為是“抗拒運動”，進了監獄。黨告訴他：“這是黨給妳壹個更好的改造自己的條件。”於是他先後在七個監獄和勞改隊裡改造了二十壹年。

　　抗戰時從海外歸國投身八路軍的版畫家艾岩，在壹九四二年日軍掃蕩晉東南期間曾因拒作俘虜而捨身跳崖，幸未犧牲。這樣壹位壯士，自然不肯低頭。領導認為他“實際沒有多大事兒，就是態度特別惡劣”，將他定為右派，開除黨藉、軍藉，送進了勞改農場。[ ]解放軍某通訊學校壹位黃姓學員被政治部叫去談話：“承認自己反黨可以從輕，如不承認反黨，妳的問題雖然不重也要從重。”黃問：“從重怎麽辦？”回答是：“從重就送到北大荒！”黃堅不認罪，於是被開除軍籍送到了北大荒勞改農場！[ ]

　　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因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而被揪出鬥爭。在鬥爭會的台上，人們突然發現他穿著中式蜈蚣扣兒的褲掛，剃光了頭髮，刮淨了臉上平日的拉茬鬍鬚，壹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於鬚眉之間。他“態度惡劣”，沒過幾天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

　　浙江黃巖縣海門鎮[今椒江市]中學語文教師施因被打成右派後，不肯認罪，在眾多學生面前被拖到廁所，插入糞池以資懲戒。他的學生後來記述道：施老師被拎出糞池，“頭髮上閃耀著黃色的糞便，糞尿順著他瘦削的臉額徐徐向下淌。”“沒過多久，施老師的岳母跳河自盡。再不久……聽到了押往外地勞動教養的施因老師的死訊……”[ ]

　　儲安平被批鬥後，章伯鈞仍然說：“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壹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是要成為歷史人物。”[ ]

　　羅隆基表面上認了罪，卻在檢討中對中共明諷暗喻。他說：“(主張)不由原來弄錯了的機關來宣布平反(肅反的錯案)，卻另外組壹個委員會來進行平反……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壹點。”“我沒有懂得反對下級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是我應該低頭認罪的第二點。”[ ]

　　龍雲也是如此，他的《書面檢討》是這樣寫的：“由於忝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裡，說到哪裡，當面也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關於蘇聯戰後拆走東北工廠壹事，他不無反諷地說：“那時蘇聯搬走(東北)機器壹事，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竟不能識別。”章乃器也不是軟骨頭。他在七月十五日全國人大的發言名曰“我的檢討”，實為自我辯護。“我是壹個犯錯誤的人。我的錯誤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思想和作風。我始終認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他用“我本來說……”，“我並沒有說……”，“我沒有這樣說”，“這不是我說的”，將對他的指控壹壹駁斥，並譏諷“某些人相信：‘眾口可以爍金’；‘曾參殺人’，重複三次，慈母也為之動搖”。他拒絕在其右派結論上簽字，當局祇好單方面宣布“我們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簽字，照樣可以定右派”，將他定成了“極右分子”。[ ]

　　儲安平受到全國的批判圍剿。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這樣批道：“(上海)七百九十名市人民代表中，中共黨員只有三百二十六人，還不到壹半。……右派分子攻擊‘黨天下’，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美國通訊社和報刊，把解放了的中國，叫做共產黨中國，這同右派分子說中國是“黨天下”，壹模壹樣。”[ ]

　　儲安平不得不低頭了。在第壹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我今天在這個莊嚴的會場上，並通過大會向全國人民真誠地承認我的錯誤，向人民請罪，向人民投降。”“我把向人民投降作為我自己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壹個標誌。”“我以後壹定老老實實接受黨的領導，全心全意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過，他打了個埋伏，在其檢討中故意重複其十年前說過的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壹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壹個‘有’、‘無’的問題了。”[ ]他顯然意在“立此存照”。話外音是：既“無”自由，枉談其他！

　　“伏罪”、“投降”不濟事，“請求寬怨”也枉然。羅、龍、章、儲的曲筆隱喻和反諷，都不能喚醒當政者的良知。毛澤東玩弄“陽謀”理直氣壯。反右運動愈演愈烈，共產黨那部龐大的組織機器瘋狂地運轉，把上百萬它昨天還信誓旦旦地認作朋友的知識份子吞沒了。

　　第十四章　言者有罪，大批知識份子落網

　　六月八日人民日社論《這是為什麽？》說，中共將繼續“傾聽黨外人士的壹切善意批評”，可是“言者無罪”消失了。這是壹個質的轉變。妳的批評是否善意由黨決定，妳是否無罪自然也由黨決定。

　　可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怎麽交待呢？六月底，郭沫若以科學院院長的身份出面為黨辯護：“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 ]毛澤東不宣布“言者無罪”作廢，祇說：

　　“(右派)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

　　至於那“行動”，惟壹詞而已：“放毒”。當時的壹幅漫畫將這點表現得淋漓盡致：壹個知識份子模樣的人，瞪大了眼，手握壹只貼著“毒”字的瓶子，正在往桌上的藥罐裡倒，藥罐上寫著“給共產黨口服良藥”。從此，欲指某人為右派，只要說他“放毒”就行了。

　　對於陸定壹代表中共中央鄭重其事地宣布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意見的自由”該怎麽說呢？黨的答覆是這樣的：

　　“我們國家憲法規定每個中國公民都有言論出版自由。但是對於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自由，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憲法規定人民有出版言論自由，並沒有規定人民的敵人有出版言論的自由。”[ ]

　　大公報記者尤在是重慶人。在報社內的壹次鳴放會上，他把在四川採訪的見聞歸納為：“言論不自由，人權無保障，社會地位不平等。”因此是個右派。

　　自然，抓右派是有標準的。黨宣佈：凡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該“劃分”為“右派分子”。[ ]按中共總書記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的說法：“右派分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學校、某些國家機關、新聞出版機關、文藝團體、政法界、科學技術界、醫藥界等。”[ ]所以，在這些地方，右派都是壹堆壹堆地抓。

　　六月八日反右號角已經吹響，感覺遲鈍的曾昭掄和錢偉長等還按原計劃在六月九日召開會議，決定籌備成立“中國社會學會”，並商定由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吳文藻擔任第壹個即將恢復的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如今中共正式答覆道：“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不僅是不科學的，而且在根本上說來，是反科學的。”“為資產階級社會科學打開復辟的道路也就是為了資本主義打開復辟的道路。”[ ]凡主張恢復社會學系的都成了右派。

　　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沉志遠在鳴放時曾說：“國家資料保密制度太嚴、太廣、太死，以至經濟學者無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有些外貿資料在外國雜誌上發表了，而我國經濟學者反而看不到。”現在黨答覆說：沉志遠“為反革命分子破壞國家機密敞開大門，有意破壞黨的威信，反對黨對經濟科學工作的領導。”沉志遠還呼籲過“開放聘用人才的自由市場”，讓投閒置散的舊中國經濟界人才歸隊。現在黨告訴他：那“都是壹些沒有很好改造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人”，妳主張聘用他們是“為了招兵買馬”，“為了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從而為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鋪平道路”，所以妳是個大右派。 [ ]

　　北大經濟系教授陳振漢認為：壹九五二年“學習蘇聯先進經驗”以後，“經濟學可有可無，可以說沒有。”“教的不是我們從前的科學……只是斯大林的語錄，斯大林的話是主要內容，只是替大人物做註解說明，作為壹門學問似乎不象。”[ ]他和經濟系另兩位教授徐毓旃、羅志如，以及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巫寶三，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幹部學校副校長寧嘉風，郵電部副部長谷春帆，聯名起草了壹份《我們對於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壹些意見》，大致內容是：“我們的財經政策和設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蘇聯成例……盲目行事，並未遵循什麽客觀經濟規律。”“多數經濟學家只是替政府宣傳解釋政策。”“我們不能從馬列主義的經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現成的和四海皆準的規律”，是“敝屣就要摒棄”﹗[ ]

　　該文在學者中傳閱時反右已開始，結果未及發表就成了“經濟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黨說這篇文章對黨“進行了兇惡的攻擊和污衊”，所以六個人全都是右派。

　　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又出面說話了：“黨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體現著客觀規律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是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的。”“學術研究是壹回事，假借學術研究的名義，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又是壹回事。這中間有壹條明顯的界線，這條界線是絕對不能混淆的。”[ ]至於誰踩線，誰個過線，由黨來裁決。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社會科學院前身]的四十四名學者就這樣成了右派。[ ]

　　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韓德培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自美國歸來。離美國前他曾對朋友說：“當年陳獨秀先生首先提出打破北洋軍閥專制主義的特權人治，主張尊重民權、法治、平等精神；李大釗也曾經說過‘國之存也，存於法。……國而壹日離於法，則喪厥權威。’我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建設法制強國希望在他們。”歸國後，他在武漢大學執教。國共內戰期間，他曾作為學校教授會的代表走進漢口警備司令部，為被捕學生辯護。學生獲釋後，他暗地對學生說：“到解放區去吧！”如今全國都成了“解放區”，黨說他企圖“利用法律武器和黨對抗”，把他打成了右派。

　　南朝丹陽人陶弘景[公元452－536]隱居茅山，人稱“山中宰相”；武漢大學在珞伽山，韓德培被指為珞伽山的右派“宰相”。武大法律系成了右派窩而被撤銷。教授們被送到關押犯人的湖北沙洋勞改農場，教憲法的餵豬，教民法的剃頭，教刑法的燒火，教法理的放牛……在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上，章伯鈞曾提出：中共說要與各黨派“互相監督”，而“互相監督要廣開言論之路，這就要有園地，要有地方出版。”他提議由知識份子組織出版合作社，並由國家貨款來扶持。當時不少人主張由作家、編輯自行結合辦“同人出版社”。其中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總編輯藍鈺主張國營出版社和私營出版社並存、競爭。他還主張“成立出版協會，作為出版界群眾性的組織，也就是讓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 ]現在這些都成了右派言論。

　　其實，周揚在壹九五六年十壹月的文學期刊編輯會議上也說過“可以考慮允許辦同仁刊物”。所以鍾惦斐不服，說“怎麽他說了可以，我說了就不行？” [ ]他不服不管用。人民日報告訴鍾惦斐們:“右派分子要改變出版事業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倡大辦‘同人出版社’，就是企圖恢復資本主義的自由……他們是為著奪取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進行資本主義的復辟。”[ ]

　　這樣，出版界的右派就論把抓了。

　　貴州人民出版社錢革等七名編輯，籌劃辦壹個名為《文學青年》的雜誌，與官辦的期刊《山花》唱對台戲，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積極準備出版反動刊物”。

　　青海省文聯、青海日報二十餘人提議改組《青海湖》雜誌，或者自籌資金另辦《夜鶯之友》。黨說他們“妄想在文藝界造反”，全都是右派。《青海湖》編輯、撒拉族青年韓秋夫為此蹲了二十三年大牢。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顧學頡、李易、舒蕪等籌備出版古典文學研究刊物《藝文志》，如今被指為“同黨所領導的古典文學研究刊物唱對台戲”而全成了右派。[ ]該社副社長曾彥修也是右派，罪名則是“否定黨對出版社的領導”，“追求資本主義的‘出版自由’。”副總理譚震林五月初到湖南透露中共將允許黨外人士辦報的消息後，新湖南報編輯唐蔭蓀即聯絡鍾叔河等四位編輯，談了編輯同人辦壹份報紙的打算。他們僅有打算而無行動，卻也夠“共同密謀開辦同人報”之罪了。五個人都成了右派。[ ]

　　其實，從《新民報》怎樣從中國消失，這些文化人就應丟掉獨立辦刊物的幻想，不該壹聽說中共答應給自由就昏了頭。

　　壹九四八年冬，國民政府建議同時發行上海、南京、北平、重慶、成都版的新民報遷台灣或開闢台灣版。但報社老闆陳銘德與夫人鄧季惺匿往香港，北上投共。然中共將其報紙全部接收，改成了黨報；換給他們兩個閒差：北京社會福利事業局及民政局的副局長。鳴放時，陳曾提議允許報刊同人獨立辦報。反右開始後他明白自己犯了大忌，趕緊在人民日報發文“聲明撤回這壹建議”。但潑水難收。夫婦皆成右派。

　　鳴放時，有些人對出版業學習蘇聯，出版、印刷、發行三家獨立表示異議，主張恢復過去的做法，三位壹體。現在黨宣布：“在出版方面要不要學蘇聯是壹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說首先要向蘇聯學習，主要是向蘇聯學習；右派分子說，不要向蘇聯學習，因為蘇聯的“機構和制度都是落後的”，蘇聯什麽都沒有，只有教條主義。”[ ]

　　所以，凡主張出版、印刷、發行聯合營業的人都是右派。

　　六月初，高教界的民盟成員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等剛完成壹份《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建議(草案初稿)》，其要點是：

　　“我們不同意黨和民主黨派退出學校……相反，我們認為學校的黨正應加強領導，民主黨派正應加強活動。”“我們也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說法。……教授治校的提法，頗有和黨的領導對立的意味……如果強調教授治校，則有可能把廣大的講師、助教、職工和學生群眾的利益都忽視了。”“設立校務委員會作為學校行政最高領導機構，它的中心任務是教學和學術領導。”“校務委員會是學校的最高領導機關，它的成員包括教務方面的負責人，系主任，教授副教授的代表，講師、助教的代表。”“黨的校長或副校長對於校務委員會的決議，持不同意見時，他可以有否決權。但如這個決議第二次再被通過的時候，則決議仍必須執行。”[ ]

　　現在，黨宣佈：他們拋出這份“建議”，“目的是通過他們的活動，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全部消滅……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 ]將他們全部打成右派。

　　科學界的民盟成員曾昭掄、錢偉長，以及數學家華羅庚、生物學家童第周、經濟學家千家駒等也剛完成壹份《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意見書無涉政治，僅提出“應改變對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的態度”，“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強調政治條件的傾向”等意見。可是，中宣部長陸定壹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稱之為“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並當場責問曾昭掄“身為高等教育部副部長，為甚麽要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中國共產黨？”參與起草者本都應劃為右派，但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千家駒打招呼說，華、童、千若與他人劃清界線即可免罪。時童第周在青島，華、千即打電話給童，說將在光明日報發表《我們也被右派利用了壹次》，把起草《意見》之事推到曾、錢兩人身上。童不明所以，說：“我們的意見書，沒有什麽錯誤呵，為甚麽要否認呢？”華、千告以實情後，童同意照辦。[ ]三人在全國人大的講台上謊稱“右派分子們……假借了我們的名義提出了這篇荒謬文件，作為他們向党進攻的政治資本。”[ ]於是三人都過了關。自然，代價是要付的，那就是良心的折磨。

　　大公報總編輯兼報社黨組書記袁毓明“無恥反黨”，成了右派。報社社長王芸生則因毛澤東說要保，由陸定壹指使作檢查後過了關。但他必須公開表態說：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毛主席指示給我們的六項政治標準……就是我們的辦報標準，就是我們的辦報立場。”他還得攻擊老朋友，說儲安平“耍種種花樣，來破壞這六項標準”，徐鑄成“加入章羅聯盟壹伙鬧資本主義復辟。”[ ]“他為自己在檢查中不得不涉及到老朋友而內疚，長時間悶悶不樂，從此染上了糖尿病。”[ ]

　　既然“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是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光榮職責，人口學專家的職責自然就是宣傳黨的人口政策。當時的情況是，地廣人稀的蘇聯鼓勵生育，生得多的便是“英雄母親”。而中國人多地少，卻也追隨蘇聯老大哥，鼓勵生育，獎勵“英雄媽媽”。致使中國本已存在的人口問題日益嚴重。

　　壹九四五年春，抗戰即將結束，國民政府社會部召集吳景超等專家，在重慶開了個為期兩周的人口政策討論會。會議的總結性結論是：待中日戰爭結束，政府得以從事經濟建設時，應立即採取壹個節制生育與減弱人口繁殖的政策，以避免造成國家建設的莫大障礙。[ ]但戰後接著發生內戰，國民政府未能推行擬議中的人口政策。

　　中共執政後，劉少奇於壹九五四年底召開人口座談會，再談人口問題。北大校長馬寅初及吳景超等參加了討論。幾位專家的意見都是我國人口增殖太快，務須嚴格控制，使增長速度低於糧食增長速度。

　　鑑於中國人口已達六億五千萬，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寫了本《人口問題拋磚集》，自己掏錢印了壹萬份散發。他指出，因人口過剩，農村人力比畜力還廉價，以至於“人代牲口拉犁，可悲地壓低勞動生產率”。人口爆炸、生存空間不足，有可能引致“比匈牙利事件更大的騷亂”。現在，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他“偽造‘人口問題緊張’的空氣……企圖掀起‘匈牙利事件’……達到資本主義復辟的罪惡目的。”[ ]他成了農業科學院第壹名“極右分子”。

　　馬寅初是浙江人。有壹年回老家時，他發現小孩子的數量明顯增加。他的壹個侄兒竟向別人借錢，以生養更多的孩子。他曾寫信奉勸侄子不要再生，可那姪兒夫妻不停生育，直到第十壹個孩子出世才罷休。

　　馬寅初認為中國控制人口刻不容緩。壹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他提出了控制人口的問題。這時，毛澤東正在鼓動鳴放，表示贊同馬的意見，說：“這壹條，馬寅老講得很好。今天講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 ]

　　實際上，毛澤東從農村來，鄙於了解近代社會的發展，又壹貫鄙薄腦力勞動者，自然就為“人多好辦事”的思想所左右。早在進城執政前，他就說過這樣的話：“中國人口廣大是壹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辯法，這辦法就是生產。”[ ]

　　他雖說過政府要有“計劃生育部”，為了鼓勵鳴放，他也就計劃生育的發過些議論，如“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採取壹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搞不好。”[ ]但他從沒把計劃生育當作壹回事。他相信人越多熱氣越高、越好辦事。只要人多，什麽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在壹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他還這麽說：“宣傳人多造成悲觀空氣，也不對。應看到人多是好事；實際人口到七億五至八億時再控制。現在還是人口少。”[ ]

　　吳景超曾寫過《中國人口問題新論》和《展開人口問題的研究》，指出人口膨脹的危險，所以，毛澤東點名罵他：“他們讀馬列主義比我們多，但讀不進去，懂不了。如吳景超，壹有機會就反馬克思主義。”[ ]

　　在壹九五六年的國慶宴會上，周恩來曾邀請吳景超到首席桌入座。現在，吳被批為“鼓吹馬爾薩斯人口學說”，“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企圖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進攻“馬列主義科學領域”[ ]，成了全國壹致聲討的“大右派”。他被降級、降薪，剝奪教職。檢討、批判沒完沒了，直到壹九六八年死於文化革命的批鬥之中。

　　在壹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

　　“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壹半，次好剩三分之壹，二十九億人口剩九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壹個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 ]

　　壹個希望用二十億條生命去換取“資本主義全部消滅”的人，不可能對控制人口感興趣。馬寅初是必須拔掉的釘子。“我跟他是同志”不過是戲言。在北大黨委策劃下，校園內貼出九千多張大字報圍剿馬寅初，說他“借學術研究為名，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妄圖搞垮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北大校園貼滿了大字報，甚至連他家的院子裡、書房裡及臥室裡，都貼了大字報。

　　人民日報等報刊雜誌也指斥節制人口的主張“是壹種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宣稱“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五八年七月壹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睨視旁邊的馬寅初說：“聽說妳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嗎？是馬爾薩斯的馬嗎？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 ]

　　八月北戴河會議，毛澤東又說：

　　“人口的觀念要改變，現在是人少，不是人多了。過去我說搞八億，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不成問題。” [ ]

　　“有人說‘大國人多難辦事’，看什麽辦法。只要辦法對頭，再有十億人也好辦。”[ ]

　　北京大學黨委曾經擬定馬寅初為右派，統戰部向周恩來請示時，周說馬“國內外都有影響，不能劃為右派。”周找馬寅初談話，對馬說：“妳就應我壹個請求，寫壹份深刻的檢討，檢討了，妳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過了社會主義這壹關，如何？”[ ]

　　馬寅初不願接受周的說項。他在給《北京大學校刊》的文章裡加了壹段話，表示對周的歉意：“我沒有接受他的真心誠意的勸告……因為……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

　　壹九五九年秋，他在交給《新建設》雜誌社的壹篇文稿裡聲明：“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毛澤東看了馬的文章後，向秘書口授道:“馬寅初向我們下戰表，堪稱孤膽英雄，獨樹壹幟，也可以說是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馬爾薩斯姓馬，他也姓馬，有人要捍衛他的外國祖先到底，有什麽辦法？看來，馬寅初不願自己下馬，我們只好採取組織措施，請他下馬了。理論批判從嚴，生活給予出路，此事不可手軟。”[ ]

　　壹九六○年壹月四日，馬寅初被迫辭職。北大黨委將他定成“內控右派”，並規定他不得發表文章，不得公開發表講話，不得接受新聞記者訪問，不得會見外國人士和海外親友。從此，他再也找不到壹處發表意見的地方。他只能在家裡嘆息：“我如有壹塊陣地多好哇！”這是中華民族之大不幸。壹九四五年專家們在重慶制定人口政策時，沒想到戰後又來了個內戰，政策未得執行，更沒料到在新中國成立後，因為執政者的無知和專橫，人口節制又被推遲了二十多年。

　　“錯批壹人，多生三億。”[ ]這三億人口成了中國的沉重負擔，使今後十代、八代的子孫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備考：壹九八三年，中國隆重辦了個“學習毛澤東人口思想”的座談會，稱“計劃生育是毛澤東同志人口思想的核心”，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的中國老壹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創舉”。與會者稱頌“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口問題方面的貢獻”，指斥“把毛澤東同志同馬寅初對立起來”，“是不符歷史事實的”。[ ]]

　　北京大學女學生林昭曾到共青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監獄)去，良知何在？”林昭的質問自有其道理，但蔡元培向政府交涉時不必擔心自己會被按上什麽罪名。畢竟得當局對蔡元培退讓三分，其保釋才能成功。

　　三十年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能成功保護學生，也與國民黨尊重教授、學者有關。壹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深夜，三千軍警進入清華大學搜捕學生中的共產黨員之前，梅貽琦在家中緊急召集葉啟蓀、陳岱蓀、馮友蘭、張奚若、葉公超等教授商議保護學生的對策。軍警查到馮友蘭家時，問：“馮先生，妳家藏了學生沒有？”馮答：“沒有。”軍警們便客氣地離去。其實，姚依林等就躲在馮家，只要進屋，兩分鐘就能搜出來。[ ]

　　四十年代的北大校長胡適也常為保釋被捕的學生張羅，運用其影響力請國民黨要員釋放學生。

　　壹九四七年五月，上海交通大學學生準備遊行，市長吳國楨派警察包圍了學校。聖約翰大學校長涂羽卿與宗教界人士趕到交大，簽字作保，迫使吳釋放學生。次年壹月，同濟大學學生罷課，聖約翰的同學前去聲援，被軍警包圍。塗先後到同濟大學、警察局和提籃橋監獄，將被捕的學生壹壹保了出來。

　　中共執政後情況就不壹樣了。在新政要的眼中，蔡元培、梅貽琦、胡適、涂羽卿都是反動派。蔡已故，梅、胡去了台灣。涂羽卿的夫人Muriel Hoopes是美國人，“三反”運動中塗被指“與美帝國主義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而成為“大老虎”，被斗得痛不欲生。他在跳樓之際被夫人拉住，方免壹死。

　　肅反時，各校學生教員成百地被無端關押，的確沒有壹個大學校長出頭奔走、呼籲。須知校長們也有其難處。連校長都紛紛中箭落馬，還會有誰去救學生？

　　原復旦大學校長、教育學專家章益也曾多次保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師生。中共進入上海前夕，國民政府令復旦南遷，他拒不遷校，並組織護校委員會，將學校完好地交給了中共。但中共不讓他再當校長，也不讓他干教育學，祇讓他教外文。如今把他也打成了右派。[ ]

　　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壹九四六年任貴陽醫學院院長時曾“以身家性命，力保”被捕學生林敦英，並安排林在校當實驗員，使其完成學業。如今李宗恩也被揪了出來。毛澤東的醫生李志綏參加了批判他和協和醫院院長李克鴻的大會後向毛匯報，說大會批判他們向黨爭三權[人事調動權、財務支配權和行政管理權]。毛笑著說：“這三權是黨領導的具體表現，將這三權交出去，黨還領導什麽? ”“打了這麽多年的仗，死了這麽多的人，共產黨才從國民黨手裡奪來這三權，他們要爭這三權，談何容易。”人民日報則宣佈：李宗恩“從章伯鈞手中接受聖旨兵符”，“在西藥界掛帥”，“和黨爭奪醫學界的領導權”[ ]，是醫學界的頭號右派。

　　河南農學院院長吳紹騤批評過河南省的黨政領導“把群眾路線當成靈丹妙藥，認為知識份子的科學放狗屁”，而今自然是右派。二十年代壹度加入中共的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說過“高等學校因為有了黨委制，才產生了許多問題。在學校、工廠要取消黨委制。”，所以是右派。貴陽醫學院院長張舒鱗，曾說肅反“慘無人道、喪盡天良”，又“違抗省衛生廳的領導”，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關於學校黨委制的談話成了“章伯鈞、羅隆基的捏造”。浙江當局指浙江省文史館館長、文聯主席宋雲彬“傳達章、羅捏造的材料”，說“毛主席說‘我提議，首先撤銷學校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在浙江鬧得大專院校黑雲亂翻”，“妄想將中共黨委趕出學校。”[ ]當然也是右派了。

　　壹九三五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陳新民，五四年自美歸國，回母校任教。五六年，中共請他去中南礦冶學院當院長。因在新湖南報發表文章批評中共“唯經典論”、“唯蘇聯論”、“唯成份論”、“唯鬼神論”，他便成了“要和共產黨爭權奪勢”的“右派在學院的代理人”。[ ]

　　打成右派的大學副校長就多了：山東大學陸侃如，東北工學院張立吾，河南醫學院張靜吾，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龐薰琴、四川大學潘文炳，四川財經學院曾庶凡，甘肅工業大學王佑民，蘭州大學陳時偉等。

　　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長陳靄民是陳新民之胞妹，比其兄晚兩年畢業於清華。她也成為右派，被送到東北邊陲的勞改農場去了。

　　還有部長。除我國實驗化學的奠基人曾昭掄外，著述甚豐的學者、教育部副部長柳是也是右派。另壹位教育部副部長林漢達曾鳴放說“整個教育部都是有職無權”，儲安平作了那個“黨天下”的發言後，他又私下對人說“今天的發言儲安平最好”，此話被揭發，他就逃不脫了。

　　中央戲劇學院舞台美術系講師李暢、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演出隊隊長趙森林、總政治部歌舞團舞台設計師劉世彩謀劃成立壹個“舞台美術設計公司”，因而被指為“企圖這樣來篡奪舞台美術界的領導權，脫離黨的領導”，成了“右派小集團”。在這罪名之外，李暢另有壹罪：“李暢是大漢奸李鴻章的後代。”[ ]

　　李暢與李鴻章隔了幾代尚且有罪，不隔代的罪就更大了。

　　中共打進北京前，國民黨政府派飛機接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壹家。兒子胡思杜拒絕隨行，留在了大陸。中共執政後胡思杜曾在報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稱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表示與乃父“劃分敵我”。反右中，人民日報說：唐山鐵道學院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並特別註明胡思杜是“胡適的兒子”。[ ]胡被押送農場勞改，壹個月後自縊身死。

　　除了胡思杜，文化名人的子女被打成右派的甚多。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報界聞人俞頌華之子俞彪文，曾任職於國民政府中央信託局。國民黨撤退台灣時，他拒絕隨上司而去，卻到了北京。他參與組建的中國保險總公司將他打成右派後，從家居宿舍的四樓跳下，死時僅三十出頭。

　　抗戰期間在印度尼西亞被日本人殺害的名作家郁達夫的兩個兒子郁飛、郁天明都是右派。郁飛入獄多年，郁天明被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打成右派後，送農場勞改。五年後郁氏舊居被鄰居鍋爐炸塌，郁達夫遺孀[郁天明生母]幾乎喪生瓦礫，郁天明才獲准離開勞改農場。

　　壹九四八年底，中共的部隊剛包圍北京城，著名文學家梁實秋決定南下，三番五次地勸說正在北京大學念法律的女兒梁文茜同行。但梁文茜決心留下，為將來的新政府服務。她把父親和弟弟妹妹送上了火車。壹九五○年，她成為新中國第壹代女法官。如今也落網成了壹名右派。[ ]

　　此外，沉從文在北京工業學院工作的兒子沉龍朱；已故台灣大學校長許壽裳的女兒許世瑋；民初國民政府總理李根源的兒子、北京圖書館研究員李希泌等，也都是右派。

　　名畫家徐悲鴻的兒子徐伯陽，中學壹畢業就響應國民政府“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參軍到緬甸前線抗日。勝利後從事音樂工作。反右中，音樂研究所將他打成右派。二十多年後，他生母蔣碧薇在台灣去世，當局鑑於他的特殊身份，特准他離開大陸。在香港，記者問他怎麽會成右派時，他這樣說：“因兩句話便可入罪，誰能避免？……如果魯迅在，恐怕也逃不了。”[ ]

　　魯迅若在世，會不會成為右派？

　　壹九五七年七月七日晚，毛澤東在上海會見三十多位文化、電影界人士，市委書記柯慶施等作陪。在場者中有壹位羅稷南[ ]。羅曾任原國民黨十九路軍副總指揮蔡廷鍇的秘書。壹九三三年十九路軍在福建造反，派羅赴瑞金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協定時，毛澤東曾設宴款待過他。毛入座後對照名單掃視會場，發現了他。兩人聊了起來。

　　忽然，羅稷南向毛髮問：“假如魯迅先生活著的話，現在會怎麽樣？”“魯迅麽──”毛爽朗地答道：“以我的估計，要麽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麽他識大體不作聲。”[ ]

　　“識大體”者，“識時務”也。倘若魯迅活到中共建政、活到五七年，會如郭沫若那般識時務，“把宣傳解釋黨和政府的政策，作為自己光榮的職責”麽？如果他不“識大體”，不加入反右大合唱，或者如當年抨擊國民黨那樣抨擊中共，毛澤東會把他“關進牢裡”嗎？

　　第十五章  深挖、搜索，不擇手段

　　七月初，毛澤東在上海號召各級黨組織：

　　“對右派，要挖，現在還要挖，不能鬆勁。這個時候的右派，哪裡有壹根草，他就想抓了，因為他要沉下去了。”[ ]

　　幾天后在青島對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時，他又強調說：

　　“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壹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 ]

　　於是人民日報發布社論，批評“部分單位對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還很不夠，既不廣，也不深。”[ ]隨後，全國上下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將更多的無辜者投入了冤獄。

　　譬如甘肅通渭縣，縣委號召用“挖洋芋”的辦法，對“既不鳴又不放的右派分子，進行檢舉、揭發。”遼寧省當局宣佈，銅鉛鋅礦務局工程師潘寶信是“深掘深挖”、從“地洞”裡抓出來的右派。因為他“過去是個‘先進工作者’，大鳴大放也沒有發什麽言，已被揭露，原來他是個陰毒的傢伙。”[ ]

　　廣東省委書記區夢覺在南方日報上發文，號召採用廣東農民冬天從地洞裡挖田雞的辦法，挖掘潛藏的右派。黨組織根據各人的家庭出身、向黨靠攏的程度，判斷其是否右派，有無“反黨言論”已不重要。廣東“錯劃右派分子三萬餘人”[ ]，許多是這樣挖掘出來的“田雞”。

　　河南商城縣黃柏山林場的張培從大學畢業，還是地主家庭出身，縣裡指定他和另壹名也出身地主的會計到縣城去參加鳴放。領導對他說：“妳是俺縣裡的大知識，高材生。妳得帶頭幫助黨整風。”張遂寫了壹張“縣長不重視專家的意見”的大字報。夠了，領導立即宣布︰“經數月苦戰，隱藏得很深的右派分子張培從終於被挖出來了﹗”張成了“右派勞改隊”的壹員。次年，二十名右派被送去修鐵佛寺水庫。因為是大躍進，沒有圖紙便施工。壹天半夜，庫水漫壩，繼而決口。張幸得逃生，而另外十九名右派同伴，還有上千的民工和縣城睡中的居民，被無情的庫水吞噬。[ ]

　　八月八日，新華社報道說︰右派正“壹個壹個地從各行各業中搜索出來”。這“搜索”二字真是形象而又準確。

　　首先被搜索的是報刊雜誌。凡近年發表的文章都在搜索之列。

　　半年多前，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青年教師劉施任和學生蔣祖馨、汪立三合作寫了篇批評音樂家洗星海某部交響樂作品的學術論文，寄給《人民音樂》雜誌。文章發表與否壹直沒有消息，反右中文稿突然被搜索出來，成為他們的罪証。蔣祖馨因剛在國際上獲獎而受寬大，劉、汪二人則都被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去了。[ ]

　　反右前，瀋陽市民政局幹部陳以強針對有些幹部進城後拋棄糟糠之妻另覓新歡的現象，曾寫過壹篇小品文《變心》，交給黨支部書記，請其審閱並決定是否投寄給報刊。而今那從未投寄的文稿成了黨支書的武器：“從《變心》看陳以強的黑心。”陳自然成了右派。

　　蘇聯作協章程規定，作家創作必須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學習蘇聯，也按此條文行事。壹九五六年黨號召百家爭鳴時，《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秦兆陽寫了壹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對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定義、毛澤東“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提出若干質疑。隨後，各地都有人著文響應。如今，秦兆陽成大右派，雜誌社審查來稿，凡同意其觀點、對文藝為政治服務稍有異議的，如叢維熙、周勃、姜弘等，都打成右派。

　　壹九五七年壹月號《人民文學》刊登的小說《明鏡台》，以批判的口氣講述壹個幹部對待家中小保姆的態度。講的是家庭瑣事，卻頗引人深思，《文藝報》等報刊對其思想、藝術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今小說被指為“攻擊黨的幹部”，作者耿龍祥成了右派。其實耿也是黨的幹部，是安徽農村的壹位中共區委書記。

　　二月號的《詩刊》有陳夢家的壹篇文章。陳原是詩人，壹九五二年被批判後從清華大學調至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已與文學絕緣。但受“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他建議重新出版二、三十年代詩人徐志摩的詩集。因為徐志摩反動，所以陳夢家是右派。

　　六月初，《人民文學》七、八月號合刊已經編好待發，排在頭三條的是三篇小說：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豐村的《美麗》。其中《改選》的故事大意是，壹家工廠工會改選時，黨組織將深受工人愛戴的老工會幹部排除在候選人名單外。可是，工人們不管黨的安排，百分之九十九投了他的票。然而，唱票結束時人們突然發現，新壹屆的工會主席在坐椅上已悄悄離世。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後，編輯部有人擔心《改選》犯忌，建議撤下。主持編務的李清泉堅持不作牆頭草，保留該篇小說。

　　雜誌刊行後，三篇小說均遭撻伐，三位作者都被打成了右派。李國文更被定為“極右派”，送去勞改。李清泉也成了大右派。[ ]上級從外交部調來俞林接替《人民文學》編務。誰料九月間外交部突然通知雜誌社說，俞林曾經攻擊肅反運動，已被定為右派，開除黨籍，送農村勞改。[ ]

　　全國的報紙、期刊壹齊搜索來稿，效率極高。鳴放時，武漢海軍第壹預備學校教員毛西旁曾給文匯報社寫過壹封信，表示贊成“自由辦報”。文匯報將其稿件轉給武漢海校，他便被揪出來，送到北大荒農場去了。

　　《甘肅日報》社記者王景超，寫了本長篇小說。審稿的領導祇看了提綱目錄，就認定小說“反黨、反社會主義”，將他打成了右派。王景超被送夾邊溝勞改農場，兩年後死在那裡。

　　詩人王昌耀十四歲時參軍，在部隊文工團拉二胡。在朝鮮戰場受重傷後作為殘廢軍人歸國。他報名去西北，在青海省文聯做專業作家。反右時，他的詩集《花兒與少女》即將出版。可是，詩集中有兩首詩突然被查出“有毒”，詩集即被扼殺。他憤而向文聯辭職。次日，其辭職書被附以“向黨要挾，氣焰囂張”的評語抄成大字報貼出。他成了右派，送到高原勞動改造，旋因與青海日報社的右派難友交談，被視為違反勞改規定，由監管民兵綁送湟源縣公安局，判處勞動教養三年。

　　“新中國”成立後，詩人公劉從香港回國參軍。肅反時被關押審查期間，他曾把腰帶勒在脖子上企圖自殺，幸被奉命看守他的作家黃宗江救下。如今搜索右派，肅反對象首當其衝。他壹年前寫的《懷古》詩被搜索出來。詩本為宋代詩人陸游之遭遇感嘆，但其中有“昏庸當道，戕盡了男兒志氣”這樣的文字。黨認為他想“用這壹類惡毒字眼來發泄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壹封電報將他從西北戈壁灘召回北京，將右派帽子扣在他頭上，送到山西省壹個水庫工地服苦役去了。

　　與公劉同在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室的徐光耀正也沒有反黨言論。但肅反中審查“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時，他曾應黨組織要求寫過壹份有關丁玲情況的材料，屬“替丁玲翻案”；再是壹位老同學曾對他說陳企霞被隔離審查近壹年，家庭生活很困難。陳是他們在華北大學文學系學習時的系主任，徐便拿出幾百元錢支援陳。這就決定了徐的身份︰右派。

　　用筆名寫文章的也難逃羅網。有壹天，四川自貢市川劇團黨組織接到了上海壹家報紙退回的為詩人流沙河鳴不平的兩篇稿子。於是黨組織著手在劇團內部追查。結果查出用筆名投稿的是九歲登台演戲，十三歲開始發表作品，頗有些天才的魏明倫。本應給他壹頂右派帽子。但他才十六歲，未成年，於是黨決定︰不戴帽子，批判後下放農村。[ ]

　　天津作家何遲寫過壹個相聲段子《統壹病》，批評什麽都要壹刀切，連賣早點、夜宵的鋪子，營業時間也得統壹。稿子投到《曲藝》雜誌，雜誌社將稿子寄給中宣部，請黨審查。審查結果是：“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改造和城市工作的嚴重誹謗。”何遲是右派。

　　四川醫學院學生會主席宋乃湘兼任校刊編輯，手頭有十餘份鳴放期間的同學來稿。都是因版面擠而未及刊登的。那是搜索右派分子的最好材料。可是宋乃湘拒絕交出。他毅然將那批稿件燒毀，保護了那十幾個同學，自己則被扣上右派帽，勞改去了。

　　不過，將稿件退回作者的工作部門，供黨委去“搜索”，這並不是報紙、期刊的編輯、記者們做的事，因為他們本人就是被“搜索”的對象。《旅行家》雜誌社審查已發表的文章的原稿，發現主編彭子岡“常常在原稿上刪減歌頌黨、歌頌社會主義的字句或段落”，“特別強調反映社會的陰暗面”，“毀謗祖國”，“向讀者灌輸反黨毒素”。所以她是右派。[ ]

　　工人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主任何家棟，因為出版了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被打成右派。

　　凡是採訪、報導某處的“鳴放”，而黨認為那鳴放屬於“放毒”，記者或編輯就是右派無疑。如光明日報記者殷毅奉派採訪東北工學院的鳴放會，寫了壹篇《瀋陽春訊》發回報社。總編室主任將文章改名為《第壹朵迎春花》，於五月二十四日刊出。過了兩個月，那些鳴放者被定為“以民盟右派為核心的反黨集團”，“第壹朵迎春花”是“向党進攻的第壹槍”。殷毅“煽風點火，為右派分子撐腰”，也是右派。

　　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寫過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報導，是“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也算右派。光明日報社派到各地去採訪鳴放消息的記者，“以及在報社內部鳴放而獲罪者，總數達二十餘人，約占編輯部人員的百分之二十五。”[ ]

　　凡事都有例外。採訪右派鳴放者的記者不都是右派。

　　人民日報號召反擊右派後，哈爾濱工業大學數學教授王澤漢突然受到黑龍江日報記者的採訪。採訪記錄未經王本人過目，第二天便見了報。哈工大根據記者整理發表的言論，將王定為該校第壹號右派，而那位記者卻平安無事。二十二年後，王教授找到當年那位記者，想要弄清真相。記者坦率相告，上面交給他到哈工大採訪的任務，目的就是製造壹個右派以推動反右運動。王是“九三學社”哈工大支部的負責人，又參加過國民黨，故被選中。記者奉命採訪時，王的右派帽子已經備好。記者奉命行事，當然不會因為報道右派的言論而入罪了。

　　四月間，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曾被毛澤東罵為“按兵不動”、“死人辦報”、“占著茅坑不拉屎”。毛澤東壹度打算撤鄧拓的職。[五月壹日晚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看節日焰火時，陸定壹奉命把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胡績偉叫到城樓邊上人少的地方，說中央已經決定調換鄧拓，問胡願不願接替鄧拓的工作。由於胡堅決表示難於擔當重任，鄧拓才又當了壹陣總編輯。]因鄧拓對鳴放較為節制，人民日報的右派不算太多，僅三十名。[ ]為此，鄧拓欣慰地說︰“現在看來，當初按兵不動還是對的。”他悄悄地對胡績偉說︰“好歹人民日報沒有象文匯報、光明日報那樣大鳴大放……”[ ]

　　光明日報、文匯報都被打成“右派”報紙，兩家報社的總編輯儲安平、徐鑄成都成了“大右派”。據胡績偉說：“因鳴放得好而又受到毛澤東讚揚的《中國青年報》，四個正副總編輯，三個當了右派，壹個被撤職受到嚴重警告處分，中青報的領導班子幾乎全軍覆沒了。”[ ]

　　不久前還被毛澤東誇獎“放得好”的上海文匯報，百人左右的編輯部有三十多人落了網。記者范琰採訪四川詩人流沙河後寫過壹篇報導。流沙河是毛澤東欽定的右派，范琰也是右派。

　　毛澤東曾誇獎過文匯報的文化副刊辦得好，而今文化副刊編輯黃嘉音也成了右派。他的右派言論有“人事檔案是壹垛牆”，主張“開放人才自由市場”，“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的地位應該壹致”，等等。[ ]

　　文匯報駐京記者劉光華，因發表《北京大學“民主牆”》而入罪。他被指“心懷惡意，積極的要宣傳北大民主牆，以便向各處點火。”[ ]在批鬥他時，他的未發表的文章也被拿出來批判。他抗拒不服，進而成為“極右分子”。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十名採訪編輯人員，七個是右派，兩個“中右分子”。倖免者僅吳聞壹人，不過她的丈夫也是個右派。

　　在那“幫助黨整風”的壹個月中，壹般人都做不到壹言不發。連起先聲明“堅決不跳”的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潘光旦還是忍不住說了些“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社會學可以培養黨政人才”之類的話。他成為右派，就此被剝奪了教職。

　　北大朱光潛教授前幾年吃足了苦頭，整風時堅決不開口，結果平安無事。沉從文早已離開北大，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與文物打交道。反右高潮中，他發表文章《我擁護人民的反右派》，談及其新工作說︰“目下作的事情，也遠比過去我寫點那種不三不四小說，對國家人民有實用。……(有人）以為我幾年來不寫文章，就是受了委屈，憋在心裡待放。……右派分子的算盤，打在我這樣壹個人身上，就弄錯了。”[ ]當局因此放了他壹馬。

　　直到三十年後，沉從文才向外界透露其真實處境：他在博物館寫文物標籤、當講解員，“名義上是研究員，事實上不折不扣作了整十年說明員。……為各方面打打雜，過了三十年。”[ ]

　　也有壹些人，譬如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為聰明或滑頭，從網眼裡滑了出來，躲過壹劫。據他後來回憶，整風時文聯開會鳴放，戲劇家吳祖光發表導致其入網的言論之後，他接著發言。他心知共產黨鬥了二十八年始執掌政權，決不肯與人分享，便避重就輕，講自己有職無權，正好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搞創作；又說文藝界人士不該過份集中於京滬兩地等無關痛癢的話，因此安然過關。

　　但是，也有人真正壹言不發，卻還是當上了右派。

　　畫家劉海粟曾對女畫家李媛說︰“今天西畫引進中國，只有妳與我為先驅。”三十年代，李媛應聘到馬來亞執教。她心繫祖國，壹九四壹年曾將募得的萬元金幣托人帶回重慶支援祖國抗戰。老友徐悲鴻到南洋舉辦抗日籌賑畫展時，為她的畫集取名《青萍畫集》，從此她改名李青萍。壹九五○年中共舉辦建國後首次藝術展，陳列畫作的眾多畫家中，她是唯壹的女性。由於壹九五二年因“特務嫌疑”被抓進牢房關了壹年多，鳴放時她壹言未發。但是全國各地都在“從陰暗的角落裡挖”右派，沉默即意味著“對抗運動”，她成了“極右分子”。從此，“中國藝壇壹嬌娜”[在東京辦畫展時日本畫壇對她的評語[便成了湖北江陵的壹個賤民。她靠揀破爛、糊紙盒、賣冰棒為生，無錢買顏料，僅靠從荊州師範學校的垃圾桶裡揀得的廢棄顏料瓶中挖出壹點顏料，繼續作畫。[ ]

　　詩人、文學家聶紺弩，二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共。鳴放時他未曾鳴壹字、放壹語。但其妻周穎正在社會主義學院學習，其發言中有“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擴大化”等內容，黨囑她整理成文，並以此為罪證將她打成右派。黨又指其發言稿曾經聶修改。周將發言稿交出，以示夫君不曾批改。但“幕後策劃”也有罪，所以聶紺弩也是右派。

　　“右”不怕多，壹“挖”就靈。“挖”法各異，從鳴放會的記錄稿裡挖掘反動言論太壹般。值得壹提的是從舊報紙上“挖”出的右派。

　　整風時，壹貫緊跟蘇聯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鐵托罵為“帝國主義走狗”的中共壹反常態，令人民日報用兩版的篇幅刊登了鐵托的壹份演講文稿。因難得壹見，有人仔細閱讀這份文字，並在某些段落用筆畫上了槓槓道道。而今舊報紙竟被挖出，劃道道者被指贊成南共綱領，按上“讚美修正主義者，醜化我國社會主義”的罪名，扣上帽子送去勞改。

　　“思想界線”雖然看不見，也是可以挖的。糧食部老職員陸史壹年近古稀，辛亥革命前加入過同盟會、二十年代做過江蘇水利局長、寫過專著《中國工役史》。鳴放時他抱定主意壹言不發，不寫壹張大字報，可還是沒逃脫右派帽子，因為他“追隨章乃器，不和章乃器劃清思想界線。”[ ]

　　妳不發言無妨，妳的行為會透露妳的思想。

　　大革命時代投筆從戎的胡蘭畦，在德國加入共產黨，壹度在柏林的反法西斯大會上發言而遭逮捕，經宋慶齡、魯迅向德國駐上海領事抗議而獲釋。後長期在香港為中共從事統戰工作。鳴放時她並未開口，僅僅去老朋友章伯鈞家看望過他，而章是頭號右派，所以她也就成了右派。

　　抗戰期間的壹九四壹年底，中美兩國政府決定，除以空運方式把物資運到中國外，由美方提供築路機械和物資，修復被日軍炸壞的中國惟壹對外通道滇緬公路。工程師李溫平是工程中方負責人。壹九四四年，鑑於中印間“駝峰航線”之漫長而艱難，中美秘密商定再修建壹條中印公路，使盟軍的援助物資得以從印度經陸路運抵昆明。李溫平又被委派與美軍合作，修建中印公路。壹九四五年壹月，中美雙方築路人員在緬甸會師。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向李溫平頒發了兩枚勳章，美國總統杜魯門也頒發了壹枚自由勳章。他因忙於搶修黔桂公路而未及赴美領取。國民黨敗退台灣前，要求時任第壹機械築路總隊隊長的李溫平將所有重型機械運往台灣，而他卻悉數保管，連同總隊的財產美鈔、黃金全部移交給了中共。[ ]

　　反右時，李溫平是建築科學研究院某研究室副總工程師。雖無右派言論，卻是農工民主黨北京市的聯絡人，章伯鈞宴請工程界人士時，受邀者的名單是他提出的。人民日報發文《在章伯鈞直接指揮下，李溫平在工程界搗亂》，他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到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去了。

　　直到壹九八四年他才獲淮赴美，領取那枚睽違已久的自由勳章。[ ]

　　這次鳴放妳或許沒有問題，可是還有舊帳。三十年代曾被譽為“閃耀在西南天角的詩星”的羅鐵鷹反右前不久剛從雲南省文聯調到昆明師範學院任教授。在師範學院他沒有右派言論，可是雲南文聯認為根據其以往的表現，他應該是右派。於是他便從師範學院去了勞改農場。

　　壹年前，清華大學建築系英若聰等三位助教都是研究生畢業，比本科生多讀了兩年書。他們覺得和本科畢業生拿壹樣的工資不公平，曾到黨委去請願。現在老賬新算，把他們都打成了右派。

　　人嘴雖閉著，政治態度卻閉不上。河南省文藝月刊《奔流》七月號，不僅沒有刊登壹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反而登載了右派詩人李白鳳的《寫給詩人們底公開信》，所以主編蘇金傘也是右派。

　　在北京大學，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壹目瞭然，是為“搖頭右派”。年初鄧小平到清華大學做報告時，用詞凌厲，不少學生退場。校長蔣南翔認為是對總書記大不敬，站起呵斥︰“妳們對小平同志什麽態度？小平同志也是留學生……”但還是有學生退場。事過半年，搜索右派，當時退場者多被搜索出來，成了右派。

　　查日記是個每試皆靈的法子。北京地質學院學生臧孝安，平素話就不多，鳴放期間更是沉默。黨支部強令他交出日記本，從中找出幾句話，將他定為右派。過後，黨支部下令所有右派嫌疑交出日記，據此壹壹定為右派。

　　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語文系二年級讀書的韓桂良的日記裡有對蘇聯和國內某些情況不滿意的言詞，不知怎麽被他所屬的留學生黨支部發現，發動該校中國留學生開了幾天的會鬥爭他，上報大使館後將他定為右派，與另外三名也被劃為右派的中國留學生壹起遣送回國。回國後不淮許在學校讀書，也不許找工作，行動由當地公安派出所管制。

　　中國科學院青年俄文翻譯徐志國的日記被收進《中國科學院北京區青年反右派鬥爭大會材料匯編》，整整六頁。清華大學學生何寶珠的日記也被抄出，冠以“毒蛇的唾液”公布於眾：“黨在認為黨的壹切政策、措施、觀點思想均是正確的情況下來檢查錯誤，顯然這是極可笑的做法。”“即使十顆子彈穿透了我的腦袋……我也不會說出壹句‘我錯了’。”“喊某個人萬歲在我是永遠不可能的事……我對他有壹定的評價。”“今天校廣播台的廣播中說︰‘蘇聯的科學水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是任何國家不能比擬的。’據我看這些話太可笑、太騙人、太不合乎事實了。”[ ]

　　毛澤東鼓動鳴放時對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表過態，說是沒有政治錯誤。反右時王蒙被批判，劉少奇特意找來這篇小說，讀後讓夫人王光美打電話給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說王蒙不應劃為右派。據安的秘書陸元回憶︰“安子文完全同意劉的意見並向有關方面作了傳達。但是後來不知怎麽陰差陽錯，還是把王蒙劃為右派分子了。”[ ]

　　陸元有所不知，王蒙入網實際是日記惹的禍。他被批判時交出了日記，其中有“英國有海德公園式的民主，中國連這個也沒有”壹類的話，那是十足的右派言論，當然誰也救不了他了。

　　搜查信件也是個好辦法。文匯報社長徐鑄成的辦公桌被撬開，來往信件都被收去搜索了壹番。九月三日，光明日報將搜查所得的羅隆基等人的信件冠以《羅隆基反共集團的壹批密信》，作為其“罪惡活動”的証據公諸天下。自然，這技術倒不算新，早在兩年前就對“胡風分子”用過了。

　　鳴放時，復旦大學數學系學生李治章在報上讀到本校教授舒宗僑的文章，寫了壹封信給舒表示敬意。舒被定為右派後，李的信被抄出，成為反黨證據。李被扣上右派帽子，送安徽白茅嶺農場[屬上海公安局管轄[“勞動教養”。

　　正在蘇聯攻讀數學的留學生曾肯成聽說人民日報點名說許良英是黨的叛徒，給國內的朋友寫了壹封信，說對許成為右派想不通。那封信裡的話不知怎麽被黨知道了，立刻將他召回國，給了他壹頂右派帽子。[ ]

　　復旦大學新聞系壹年級新生楊萬才，買了壹本華東師範大學許傑教授的文集，寫信去請教壹個問題，許回了信。名教授給大學新生回信之事壹度在同學間傳為美談。但沒過幾天，許被“揪出來”了，而且是個“大右派”，從未鳴壹字放壹語、與許教授也未見過壹面的楊萬才竟成“右派分子的嘍羅”，被扣上右派帽子，流放到新疆伊犁勞改去了。

　　楊萬才的父親是黃包車夫出身的汽車司機，真正的無產階級。他見號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把剛進大學門的兒子“充軍”到新疆，絕望地糟蹋自己，慢性自殺死去。楊母也服毒自殺。二十九年後，楊、許渡盡劫波，居然還都活著。楊又給那未曾見過面的老教授寫了封信，告訴他自己是怎麽活下來的︰“……勞動、折磨、牛馬不如的待遇，幾次險遭不測；挖地、放羊、採石、趕車……但我堅強地要活下去，心底深處，盼望有朝壹日，能雪恥清冤……”[ ]

　　第十六章　反溫情，六親不認

　　7月7日，人民日報轉載江蘇新華日報社論《反擊右派不能溫情主義》，並刊登了郭沫若的詩：“右派猖狂蠢動時，哪許溫情壹絲絲！”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反右派鬥爭是對每個黨員的重大考驗》，強調對右派“決不可溫情放過”。

　　8月1日，毛澤東寫下《中央關於進壹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黨內、團內右派分子，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必須壹視同仁，壹律批判。”[ ]

　　黨內右派，清華大學袁永熙是壹例。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說“清華大學黨委的委員裡就有敵人。妳這裡壹開會，他就報告敵人了。叫做起義分子”[ ]，指的便是他。

　　壹九三八年，昆明西南聯大學生袁永熙參加中共，並任校黨總支書記。其同學、女友陳璉是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也是中共黨員。抗戰勝利後，他們奉命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壹九四七年袁、陳結婚時由北平市長何思源証婚。未及壹月，二人身份暴露，與中共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陳彰遠等壹同被捕，被押至南京。蔣介石為收買人心，先放了陳璉。次年五月，又讓陳布雷及袁的姐夫、外交部次長葉公超保袁出獄。不久中共建國，袁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肅反時因“自首嫌疑”被撤職，改任校長助理。

　　袁永熙怎麽會“同黨外右派政治面貌相同”呢？人民日報是這樣說的：“在(清華大學)工會主辦的自由論壇上，當右派分子高呼‘反對共產黨的特權’等等誣衊性的口號時，他竟跟著群眾壹起鼓掌。”[ ]他的另壹條罪名叫“別有用心地歪曲和誣衊中央的方針”，根據是鳴放時他曾說：“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這樣，袁永熙便成了黨內右派的代表人物。

　　袁永熙不祇壹個。上海同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薛尚寶、黨委副書記兼總務長劉淮，以及校黨委三分之二的委員，青年團的正副書記，也都是右派。

　　九月，總書記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重申毛的指示，並強調反對“溫情主義”。他說：“現在還有壹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分子的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壹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克服。”[ ]

　　反右不積極是不行的。毛澤東曾這樣指斥抓右派不力的幹部：“難道妳那個單位是在真空中嗎？別的單位有，就妳的單位沒有嗎？！”[ ]山東省委第壹書記舒同將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健定為右派交給群眾批鬥，省委書記夏征農持異議。不久，劉健自殺，夏被指“對右派有溫情主義”而撤職。因為“對右派態度不明朗”，省長趙健民也被撤職。[ ]

　　反右運動鋪天蓋地，有的第壹書記心有溫情也不敢表露。陝西省委第壹書記張德生收到下面報上來的大批右派名單，僅找了個藉口將其中正在北京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幾個幹部剔除。而人在陝西的，就祇好讓他們做右派了。

　　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周小舟眼見運動愈演愈烈，又不敢反對，便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為由，向中央發電，請求休養，由周惠代理。獲准後，他離開湖南，躲到青島讀《資治通鑑》去了。[ ]

　　周惠代理湖南省委第壹書記參加七月間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會議時，毛澤東問他：“湖南到底抓出多少右派？”周答“大約壹二百個吧。”“真的嗎？”毛澤東露出了不滿的神情和口氣。周惠知道萬萬不可“溫情主義”，只好回湖南加緊抓右派。到九月上半月，右派數目就增加了幾倍。新湖南報五十四名右派，約占職工總數三分之壹。[ ]

　　壹九七五年，周揚說：“關於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說，現在我可以告訴妳們了。文藝界反右是主席親自抓的。”[ ]“批判馮雪峰、丁玲，是主席親自抓的。”事實的確如此。馮雪峰之成右派，便是毛澤東壹手指揮領導的結果。毛澤東點他的名道：“比如馮雪峰，他是壹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在那裡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黨。”[ ]

　　毛澤東對馮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無道理。壹九三四年初馮到達江西紅軍根據地後，毛常去他住處聊天。他告訴毛，魯迅認為毛的詩中有“山大王”的氣概，毛聽了開懷大笑。此後兩人過往甚密，毛曾對人稱讚馮：“誰說書生不會打仗？雪峰就會打游擊﹗”[ ]壹九三六年馮被派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找到了毛的失散經年的兩個兒子，並安排將他們經由法國送到了蘇聯。以後馮被國民黨逮捕，毛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輾轉請國民黨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醫，使馮逃離險境。

　　不過，毛澤東用槍桿子打天下，文化人本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角色。他壹翻臉，馮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以頭版大標題宣布：“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馮雪峰是文藝界反黨分子”。馮成了“右派骨幹分子”。[ ]

　　在世的文藝界人士中，胡風、馮雪峰與魯迅關係最為密切。就如兩年前將魯迅夫人許廣平請出來痛斥胡風壹樣，這次又用得著許廣平了。八月十四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開會批判馮雪峰、丁玲等人。當時還未成右派的中宣部機關黨委副書記黎辛目睹了批鬥他們的情景：夏衍發言時，有人喊：“馮雪峰站起來﹗”緊跟著有人喊：“丁玲站起來﹗”“站起來﹗”“快站起來﹗”馮雪峰低頭站立，泣而無淚；丁玲屹立硬咽，淚如泉湧。……這時，許廣平忽然站起來，指著馮雪峰，大聲責斥：“馮雪峰，看妳把魯迅搞成什麽樣子了﹗騙子，妳是壹個大騙子﹗”[ ]

　　除馮雪峰外，毛給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壹個名單，指定給名單上的丁玲、陳企霞、蕭軍、艾青、羅烽等都戴上右派帽子，並要周每天匯報批判他們的情況。周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麽辦？”毛答：“翻延安的老帳！”[ ]

　　壹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時，丁、陳、蕭這批人都受過批判。毛澤東指示周揚“翻老賬”，將他們當年在延安發表的、早被批判過的文章，以“再批判”為名登在壹九五八年第二期《文藝報》上。他還親自修改編者按，添上這麽幾句：“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謝謝丁玲、王實味等人的勞作，毒草成了肥料。”[ ]

　　壹九三六年丁玲到陝西中共中央所在地。她壹度是毛的女友，是極個別不必預約便可闖到毛的住處拜訪的人之壹。因這層關係，她曾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壹九四○年中共組織部對她被捕出獄壹事作的結論上，毛親筆加了壹句“丁玲同志仍然是壹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壹九四八年還說過兩遍“丁玲是個好同志”。可如今壹反目，毛就稱丁玲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將她打成了右派。[ ]

　　丁玲被平反後有人問她：“反右派的時候，他[指毛]也不站出來講句公道話？”丁玲答道：“我們經過這麽多的運動，覺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她說毛沒落井下石，那是因為不知道早在整風鳴放之前毛就說過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反右期間，毛幾次點她的名：

　　“大鳴大放，壹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台。除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了。譬如馮雪峰，他是壹個出版社的社長，他在那裡放火，他就下不得台了。那是少數人，就是右派。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黨。”“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台，怎麽下不得台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裡頭出了個高崗……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麽壹些人。”[ ]

　　“反共”、“高崗”，正是由於毛扔了這幾塊大得足以壓死人的石頭，丁玲就到北大荒農場勞改去了。丁玲始終無緣讀到毛澤東上述講話，以至到死還認為毛是“好人”。

　　對於中共將馮雪峰打成右派，文化部部長茅盾私下說是自己人中間過不去，“豆腐裡尋骨頭。”[ ]但在公開場合，他不敢說壹句話。周揚將丁玲定為叛徒，同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張際春說，已調查確定丁玲不曾叛變，無理由改動結論。周拿出毛的指示，張便不敢再堅持己見。

　　七月間毛澤東在上海的講話中有這麽幾句：“(大學裡)壹個中文系，壹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也唯心論最多。”[ ]

　　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是中共黨員。他聞風遵命，寫了壹篇《右派在歷史學方面的反社會主義活動》，指稱“史學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進行的活動，實質上不是學術活動，而是章羅聯盟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陰謀的壹部分。不是學術上的唯物與唯心之爭，而是為了根本改變歷史科學的方向，替資本主義的復辟鋪平道路。”[ ]這樣，全國史學界除了幾個黨員學者外，大批人成了右派。若從雷海宗、向達數起，將是壹條長長的名單。

　　中文系右派更多：浙江大學任銘善、四川大學張默生、武漢大學畢奐午、中山大學董每戡、廈門大學徐霞村、北師大鐘敬文、江西師院朱企霞、湖南師院嚴怪愚、揚州師院洪為法、南京師院吳奔星……少說也數百。

　　華南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康白情壹九壹九年曾在北京大學參與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並介紹毛澤東加入該會。在批判右派的大會上，他故意說反話：“如果要中國共產黨垮，只有出現壹支能打垮幾百萬解放軍的‘新軍’，或是解放軍內部腐化才行。……這是常識，妳要反也反不了。”“就是共產黨是暴君，妳也不要空口說白話，也要老老實實喊共產黨萬歲……”此外他還有“共產主義不壹定實現”、“毛主席好象以前的皇帝”等反動言論，廣東省委將他定為“壹般右派分子”。五八年五月，他在被遣送回原籍四川的路上染疾去世。[ ]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格外活躍。毛澤東也注意到了這壹點。他說：

　　“純自然科學，它是不分階級的。但利用自然科學，誰利用自然科學，這是有階級性的。北京大學《百花學社》的首領譚天榮，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現在講物理學的人唯心論可多啦！”[ ]

　　且不說講物理學的人唯心論是否多，就全國而言，物理系學生被打成右派的確實最多。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右派超過全校右派的四分之壹。蘭州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壹百五十名學生中，近四分之壹是右派；其中壹個班三十人，八個是右派。[ ]復旦大學物理系應屆畢業生四十多位留在上海工作的人中出了十五名右派。福建師範大學物理系三年級甲班三十八名同學，右派有二十二個。[ ]

　　毛澤東雖然“殺得性起”，將原先許諾的“頂多十五萬到二十萬”右派壹下子就翻了番，但並沒有殺昏了頭。出於“統壹戰線”的需要，他也保了壹些人：“對壹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 ]

　　榮毅仁是上海資本家的代表人物。上邊給他透信後，他聞知有救，趕緊在報上表態：“感謝黨在我危險關頭向我大喝壹聲……如果不是這壹次黨大喝壹聲，我就有可能成為右派分子的俘虜。”於是過了關。

　　受毛保護的，還包括九三學社社長許德珩。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的談話紀錄中有贊成取消大學黨委制的話。章伯鈞在民盟總部如實作了傳達。會後，民盟中央將章的傳達打印分發各省市。壹些九三學社成員知道許德珩也親耳聽了毛澤東的講話，便質問許為何不傳達毛的指示。許德珩偷懶，向民盟要了壹份章伯鈞的傳達記錄，除了將“章伯鈞的傳達記錄”改成“許德珩的傳達記錄”外，對內容壹字不改，印發全國各九三學社支部。而今章伯鈞被指“篡改、歪曲”毛主席指示，許德珩當然也犯了同樣的罪。[ ]

　　大概毛澤東自己知道許並沒犯“篡改”罪，心裡多少有點不安，報上批了壹陣“許德珩的重大錯誤”和“右傾”之後，很快就放過了他。許德珩後來規規矩矩地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替毛式“社會主義民主”充當花瓶，從未出過差錯。

　　六月三十日，毛將上海新民晚報總編輯趙超構召到中南海談話，趙壹見到毛便說“向毛主席請罪”，並泣不成聲。其實毛是有心保他才召他去的，壹句“最好回去還是當總編輯吧”[ ]，趙超構便平安了。

　　二十年代做過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的章士釗，鳴放時曾引用古話“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希望黨引以為戒。全國政協領導人認為這是反黨言論，要給他戴右派帽子。章趕緊給毛澤東寫信求援。壹九二○年毛曾從章處得到兩萬銀元作活動經費。毛指示說章言詞雖然過激，用意還是好的。章遂免了災。[ ]

　　周恩來對某些可能落難的人伸手拉了壹把。教育部長張奚若曾批評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 ]換了別人必當右派無疑。但周恩來說張“好人說錯話”，使他免了壹劫。[ ]

　　對小人物，周恩來做得就極有限了。起初他曾說吳祖光講了壹些錯話，但還不是右派；又安慰蕭乾說“妳不是右派”。但當吳、蕭都被扣上右派帽子後，周卻沒再吭聲。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和兒子吳平、弟弟謝為楫都成了右派，周恩來只是派車將冰心接到家中安慰壹番而已。

　　國民黨敗退前夕，周恩來聞說上海名畫家劉海粟因子女大都在海外，考慮出走，即托人捎口信給他：“我們了解劉先生，請他放心吧，新中國需要這樣的人才。”劉留了下來，現在成了右派。周只是讓人轉告劉保重，並聊以解嘲地說：“少壹點社會活動，更可集中精力作畫和研究。”[ ]

　　三月間周恩來在成都會見過銀行家、企業家康心如。如今康成右派，周沒作任何表示。三月份他曾請復旦大學教授王造時到中南海共進晚餐、談心。王落網後抱著壹絲希望給周寫信求助，然而周未予回答。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龐薰琴是中國現代工藝美術的開拓者。五月間周恩來出席中國畫院成立大會時，曾在台上高叫龐薰琴的名字，要龐上台坐在他旁邊。可是當人民日報發表《壹個毒辣的右派集團》，大肆批判“以龐薰琴為首的右派集團”時，周恩來就毫無反應了。

　　反右前夕，周恩來曾同劉少奇壹同觀賞豫劇演員陳素真的演出，演罷又同劉壹起上台與陳合影，陳立中間，他與劉分立左右。而人民日報刊登《“豫劇大王”陳素真原來是右派角色》後，劉、周均未作任何表示。或許因為陳有“共產黨不得人心”壹類的言論，他們認為她是真右派罷。

　　六月十二日，章伯鈞主持農工民主黨大會，主題卻是批判章氏。在壹片討伐聲中，唯有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張申府說：“章伯鈞所說的‘政治設計院’問題，並不壹定是錯了。”結果張也成了右派。

　　張申府去世時中共寫的訃告說：張“壹九二○年在北京隨李大釗同志等組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建黨活動，是中國共產黨第壹批黨員之壹。”這是事實。訃告沒說的是，他壹九二○年底離開北京大學到法國，組建中共旅法支部，介紹天津女學生劉清揚加入中共，隨後又與劉壹起介紹周恩來入了黨。不久張、劉結婚，夫婦二人與周恩來壹起於二二年二月赴德國，組建中共旅德支部。張、周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共。壹九二四年張回國，參與組建黃埔軍校。國民黨領袖廖仲愷請他推舉留學生回國工作，他開列了壹個十五人的名單，第壹個便是周恩來。周接受推薦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遂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 ]

　　壹九二五年，因在中共“四大”上與眾爭執不果，張脫離中共。四十年代他曾參與組織民盟，但壹九四八年民盟發佈決議指他“公開承認蔣府的‘憲政’，擁護蔣介石的‘戡亂政策’，誣衊人民解放軍為匪……顯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 ]將其開除。

　　也許正因為張申府是其入黨介紹人，周恩來為避嫌而不表態。也可能因為壹九壹八年底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張申府是其“頂頭上司”[毛氏自述]，周畏忌毛的態度，未敢拉張壹把。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由於延安整風民憤太大，毛澤東不得不讓他屈任山東省委書記。中共執政後，康以休養為名長期逍遙。據陳毅的兒子記述：康生“常住院，據說神經也不太正常。父親素來為人寬厚，在‘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時候，父親常去看望他。那時康生對父親真是感激涕零。”壹九五六年聞知自己將在中共八大撈到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位子，康生才結束“養病”生涯。反右了，他又成了壹個好打手。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彥修在壹個整風座談會上引用杜甫的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意指中共走出山溝進城後，變“濁”了。康生見到載有曾彥修發言的簡報，批道：“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歷史博物館的傅振倫和馬非百，本單位擬不劃為右派，康生知道後說：“傅振倫和馬非百，知識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劃為右派，豈有此理。”於是二人皆成右派。歷史博物館宣佈對傅、馬的處理時，陳列部黨支部書記王鏡如說：“妳傅振倫號稱專家，我們是‘大年初壹撿個兔子──有妳也過年，沒妳也過年’，妳有什麽不得了的？”城市建設部的牟宜之，壹九三二年參加中共山東日照暴動失敗後，由其姨父、國民黨元老丁惟汾資助赴日留學。三年後歸國，擔任《山東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抗戰開始後，黨讓他留在國民黨那裡做官，以配合八路軍在山東的行動。而今康生說：“就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複雜的社會關係，他也是右派。”[ ]這樣，他就被送到黑龍江勞改去了。

　　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與康生相仿。他口壹張就有人要倒霉。話劇《布穀鳥又叫了》，深受城鄉觀眾喜愛，柯慶施卻下令禁演，給劇作者扣上了右派帽子。

　　怕丟官的總是多數。黨的幹部不能不考慮到“溫情主義”的後果。他們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只是少抓幾名右派而已。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贊成實行美國的“兩黨制”，足夠定為右派。部長陳毅表示：“喬是外交部右派的首領”，“是露骨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但處理右派時，他還是保了喬：“他的反黨言論是零零碎碎提出來的，不是系統的提出來的，處理時要照顧到這壹點。向中央書記處報告，給以嚴重警告處分，不開除黨籍……不劃為右派；不撤銷職務。”[ ]風頭過去後，陳還讓喬升任了副部長。

　　但是，人民出版社法文翻譯金滿成被打成右派，陳毅就不幫忙了。陳與金壹九壹八年壹起去法國，壹九二壹年又壹起歸來。陳僅托好友王崑崙轉告金：什麽人也有犯錯誤、受冤枉的時候。事情總會弄明白……。[ ]

　　連以敢說話著稱的國防部長彭德懷也也怯於“包庇右派”的惡名，不敢直言。曾被他稱為“軍中翰林”的西藏軍區第壹副政委范明落網，被押送勞改農場，彭沒說壹個字。直到五九年他才在廬山會議上說：“范明這個人我是了解的，像他這樣的好同志，也打成了右派，那我彭德懷就是老右派了。”哪知彭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范明更因彭的這句話而被連累，從勞改農場轉到了秦城監獄。[ ]

　　“溫情主義”錯誤是不能犯的。反右高潮中，共青團第壹書記胡耀邦從國外回來，在烏魯木齊給北京打電話。當他聽說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揪出了十七名右派時，不禁失聲叫道：“損失慘重啊！”[ ]但他當時不敢提出異議。直到二十二年後的壹九七九年，他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時，才著手為右派們平反。當初是他將青年作家劉紹棠安排到《中國青年報》工作的，劉在他手下當的右派。於是他將劉請到家中，說：

　　“妳的右派劃錯了，團中央的右派通通劃錯了，百分之百的擴大化。(現在)壹個不留，壹律改正。當年是迫於毛主席的威望，執行他老人家的指示，沒有辦法。我是想保護妳們過關來的，但沒有保護下來，否則我自己也會當右派。”[ ]

　　這種情況，各級都有。廣東省乳源縣縣報編輯黃定良被打成右派，被送“勞動教養”。二十年後，當年的縣委第壹書記對他說：“妳們的問題我知道，可是當時我也頂不住。後來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 ]

　　東北人民大學教授徐利治是自願從北京去長春參與組建數學系的原清華大學教授。校長匡亞明曾力圖保他而沒保成。多年後徐利治回憶道：“匡亞明壹直把我保護到最後，但壹九五七年底增補了壹批右派，我就被劃在其中了。”[ ]

　　東北有個機關刊物，編輯部九名成員有五名被定為右派。雜誌主編在會議上說：“這幾位同志有錯誤，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們。”他剛說完，主持會議的首長便拍桌子道：“就妳這句話，決定了妳的命運。妳退場吧﹗”該主編被撤了職，雖未當右派，卻於半年後的“拔白旗”運動被打成了壹面“白旗”。[ ]

　　《大眾電影》雜誌社反右領導小組開會研究某人的日記以決定其命運時，兼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主編方詩說：“不要斷章取義，我讀了她的日記，人家不是那個意思。”第二天，他的組長職務被撤，接著他本人也成右派，發配北大荒農場“勞動教養”。

　　誰也不得抗拒運動。右派多少得抓壹些。北京市委宣傳部機關決定把女幹部鍾鴻定為右派，部長楊述聽了匯報後說：“不夠(劃成右派)吧？”匯報人回答：“再沒有別人言論比她更重的了。”楊述明白，若鍾鴻不劃成右派，他的宣傳部將沒有右派。他怕被按上“抵制運動”的罪名，同意將鍾鴻劃成了右派。[ ]

　　中央農村工作部主持部務的副部長王觀瀾不贊成毛澤東搞反右，但為應付差事，還是抓了壹名右派。 [ ]

　　要是壹個右派不抓，後果如何？

　　上海市財政局局長顧准抵制反右，向全局宣布：“我們單位沒有右派”，並指示燒毀群眾在鳴放中給黨委提意見的原始記錄。上級將他調走，另換他人接任。但鳴放記錄已銷毀，新局長只好草草揪出幾名辦事員，發配到貴州了事。但顧准本人則被調到北京，成了右派。

　　運動開始時，楊獻珍主持的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壹個右派沒抓。劉少奇、鄧小平把校黨委成員找去問話。

　　楊獻珍答：“查了，壹個也沒有。”

　　劉少奇說：“妳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麽能查得出右派呢？”鄧小平說：“我看妳就像個右派。”[ ]

　　劉、鄧決定讓楊獻珍靠邊站，黨校重新反右。校黨委對楊下不了手，祇好把楊的秘書馬鴻模揪出來交差。所以後來馬自嘲：“我替他當了二十多年的右派。”不過，壹個右派不抓而未受懲罰的，也有。內蒙古巴林右旗旗委第壹書記哈斯巴根堅持整風初衷，壹個右派沒抓。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在反右期間宣布樂團放假，使大家都避過了反右高潮。中蘇友好協會上海市分會秘書長蔣燕頂住高壓，說該單位沒有右派。徐平羽主管的上海外事部[後來叫“外辦”、“外事處”、“對外友協”等]也壹個右派沒劃。當然，在“反溫情主義”的大形勢下，這樣的單位、部門真是少之又少。

　　誰抵制反右，誰自己就會落網。中央監察部副部長王翰便是壹例。“他歷年負責監察工作，從來是反對製造冤案的，在中央監察部副部長任內，只因對壹個下面幹部的劃右派問題堅持不要劃，在那個不許有異議的政治環境下，他自己就劃成了右派。”[ ]

　　上海第二商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楊延修，中共執政前長期以經商的身份在商界活動。周恩來曾在重慶幾次秘密接見他，對他說“妳們壹個人的作用就能頂上壹個師”，並面示他“堅守崗位”、“當好這個資本家”。[ ]他眼見許多商界朋友被無端打成右派，不免憤而直言，結果惹禍上身，也成了右派。

　　教育部高等師範教育司副司長李常青是該司“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卻向群眾宣佈該司沒有右派分子。部整風領導小組決定將天主教徒張月定為右派，他仍然予以抵制，要大家與張稱“同志”，“不要叫張月右派分子”。部黨委認為他“千方百計地抵制和破壞反右派鬥爭，包庇右派分子”，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

　　在山東省整風領導小組的會議上，文化局局長兼黨組書記馮毅之說：“當初，人家本來就不想說話，更不願提批評意見，是我們千方百計來勸說和動員，好歹人家才開了口。現在又根據他們說的話來批判鬥爭打成右派。這不但違反黨的精神原則，也違反了做人的良心……我不能出爾反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省委書記當場指斥他“同情右派，和右派穿壹條褲子”，把他打成了“極右分子”。

　　省長是省委第壹書記的下級。各省都有被省委第壹書記打成右派的省長或副省長。譬如青海省省長孫作賓，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陳成義，湖南省副省長程星齡、陝西省副省長翰兆鶚、廣西省副省長陳再勵、河南省副省長張軫、王毅齋、劉積學等。此外還有中共安徽省委書記李世農、廣東省委書記古大存、新疆自治區書記塞甫拉也夫等。

　　浙江省省長沙文漢認為黨的省委指揮地委，地委指揮縣委，這壹條線指揮下去，政府這壹系統就成為多餘的了。於是省委書記說他“反對黨對政權的領導”，將他與副省長楊思壹打成右派，開除出黨。

　　後來，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游靈隱寺，發現“大雄寶殿”巨匾上的“沙文若題”四個字不見了，詢問左右，方知下級幹部弄不清沙氏兄弟誰是誰，只道沙省長是右派，便把“右派的名字”鏟去了。周命人補上鏟去的字，救了沙文若題的匾。而沙文漢的右派帽子是毛澤東聽了省委書記江華匯報後確定給他戴上的，周恩來自然不會過問。[ ]

　　省下面是地區或專區，專區行署專員是地委書記的下屬。四川宜賓地委第壹書記劉結挺和宜賓市委第壹書記張西挺夫婦在宜賓專區橫行稱霸，遭專區行署專員兼地委副書記李鵬與宜賓市長兼市委書記呂逢權抵制。劉、張便將李、呂二人打成了右派。

　　專區下面是縣，縣長歸縣委書記管。被縣委書記打成右派的縣長就太多了。安徽太湖縣長劉清洲就是壹例。又如安徽桐城縣，縣委書記認為當年糧食產量為四億三千萬斤，縣長認為僅三億七千萬斤。於是縣委書記把縣長打成了右派。而後來才弄清，實際產量僅二億九千萬斤。[ ]

　　中國曾經有過所謂“治外法權”，說的是外國人在中國犯了法，不受中國司法審理。而中共建政後不久就曾經下達過壹個可以稱之為“治內法權”的規定：行政十七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黨內叫“中級幹部”，十三級以上則稱“高級幹部”]非經其任免黨委的同意，不受偵訊、拘捕和司法審判。

　　在整風鳴放時，有不少人對此提出意見。結果他們全部被打成了右派。十月間，中共中央又下達了壹個《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有壹條是“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 ]這樣，不僅是黨的中、高級幹部，連黨的基層幹部和向其靠攏的“積極分子”也全都有了免受批評的特權。他們想要置誰於死地，只要說他“攻擊黨的幹部”或者“污衊積極分子”就行了。有的大學黨委書記指著在鳴放時對他提過意見的教授的鼻子說：“妳攻擊我，目的在於反黨﹗”隨即將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中醫研究院老科學家劉紹光四十年代曾任國民政府中央藥物研究所所長。壹九四八年，他謝絕美國醫學界的邀請，留了下來。他對人表示：“我決定等待共產黨，等待中國的新生，把智慧獻給新中國。”但新中國當局把他按舊政府人員處理，幾次拉他到野外去“假槍斃”。折磨持續了兩年，直到中國科學院成立，通知他赴京報到，才告壹段落。反右前夕，他聞知中醫研究院負責人擅自燒毀了他壹年前托其“轉呈毛主席、黨中央”的論文手搞，氣得大罵那位負責人“吃人飯不干人事”。黨委說成立研究所表明黨重視中藥，他當場批駁說：不對，國民黨時候就有中藥研究所了。這樣，他就成了“謾罵黨的幹部”的右派。他和也是美國醫學博士的夫人被趕到壹間原來堆放雜物的小窩棚棲身，屋門正對著公廁。劉紹光被“管制勞動”，職務正是打掃廁所。他就這樣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

　　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將中央的“惡意地攻擊”、“污衊”簡化為“反對”二字，規定凡是“反對黨委書記”的便是右派，至於何者“反對”了書記，則由書記大人判定。其他各省雖然沒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實際也是按此標準辦的。

　　廣東省委第壹書記陶鑄曾經在中共華南分局黨校做過壹個報告，說“廣東地近港澳，封建勢力濃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所以) ……縣壹級的幹部大部是我們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區以下的幹部則小部分是我們的，大部分是人家的。”華南分局黨校幹部林鵬寫大字報《陶書記主觀主義，幹部受災！》指出廣東幾次政治運動錯傷很多幹部，同陶鑄的主觀主義有極大關係。林鵬因此被打成極右分子。[ ]

　　許多人因“反對黨委書記”，或者“反對黨總支書記”甚至“反對黨支部書記”而落網，成為大小幹部假公濟私、打擊報復的犧牲品。譬如壹位中學校長看上了本校體育教員的妻子，將那教員定為右派送去勞改，進而將其年輕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有位中學教員，因偶而撞見校黨支部書記與壹個女人的姦情，被扣上右派帽子送去勞改，也就不可能對黨支書構成威脅了。

　　當局批判羅龍基的檄文裡有這樣壹段: “羅龍基居然引用胡適的話說：“國民黨是不許人講話，共產黨是不許人不講話。”意思是說，在國民黨的統治下，最多不敢說話而已，在新中國，卻是不敢不說話，可見不民主達到極點了。”[ ]

　　在反右中，恰恰就是不許人不講話。批判右派時誰不吭聲，誰就是右派。批判別人是惟壹求生之路。正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壹位編輯所說：“除了被批判的人以外，我們只能做批判者、只能做應聲蟲，別的路是沒有的。”[ ]

　　每個人都有壹些人性的弱點。所以，京劇藝術家梅蘭芳奉命在批判“京劇界的敗類李萬春”的大會上發言。京劇新秀杜近芳亦登台批判吳祖光。[二十多年以後，杜在紀念田漢的會上見到吳，站起來鞠了兩個躬，說：“吳先生，我對不起您。在1957年，我在大會上批判過您。我向您道歉！”]

　　“肅反”等運動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識份子的懦弱，使得作家巴金不敢表示異議。二十多年後，他這樣回憶道：馮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麽會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壹貫正確，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 ]

　　巴金曾預言“今天誰被揭露，誰受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 ]這話不對。禍到臨頭仍然敢說真話的人總還有。《戲劇報》編輯張郁就公開站出來說，中共拿吳祖光開刀是對中國善良的知識份子的不信任，是戲劇家協會為了要在戲劇界抓壹個右派分子報成績。很自然，他為此付出代價，成了“反黨急先鋒”。[ ]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傑被打成右派，該系助教、團總支書記曹鴻梁挺身而出，說：“許傑不是右派，我願以團籍擔保﹗”結果曹也成了右派。

　　許傑被報刊點名後，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主任程應鏐為之鳴不平，說：“倘若這樣，以後知識份子都不能講話了。”這樣，他自己也成了右派。

　　小人物中也有敢於站出來為“大右派”辯護的。北大學生譚天榮頂反右派運動的潮流，站出來說：“章伯鈞、儲安平、章乃器等人並非什麽右派，而是代表民主力量的人。”[ ]

　　化工部小科員閻義采寫了壹篇《兩黨制適合中國國情》，說：“民盟章伯鈞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國學習，在中國實行兩黨制的主張，對人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有兩黨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

　　針對人民日報渲染葛佩琦“殺共產黨”的言論，外貿部行情研究所嚴文杰說：“說要殺共產黨人並沒有說現在就殺啊﹗如果共產黨真不好，為什麽不允許別人殺妳呢？”[ ]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吳中也挺身而出批評反右的做法：“被指為右派分子(者)的背後，沒有政權，沒有法律，沒有國家機器作為後盾，他們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黨卻有壹系列的政權機構為它撐腰，具體些說，所批評所維護的對象是有槍桿子握在手裡的。今後誰還敢再開口？言路豈不從此阻塞了嗎？黨本來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可是忽然來了這麽壹手，不由人不聯想到‘葉公好龍’這個故事。”[ ]

　　閻義采、嚴文杰、吳中都是中共黨員。可是黨不搞溫情主義，所以他們都成了右派。

　　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有壹位壹九五三年在法國殖民者的槍口下冒死泅水從越南回到祖國的學生被定為右派。他班上的團支書李淦林表示異議，結果也陪綁做了右派。

　　武漢水利學院反右運動壹開始，壹個學生就成革命對象，放在壹個籠子裡在學校院子裡遊街。班上幾個同學壹起為他鳴不平，寫了壹張大字報。壹位女生也在那張大字報上簽名後被告知，若承認錯誤就可放過她。可她堅不認錯，黨給她下結論“情節輕微，性質惡劣”，定為右派。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生黨治國、張榮齡認為反右派無異於大象要踩死螞蟻，先給螞蟻按上壹條“顛覆大象罪”。他們決定為螞蟻說話。

　　壹天晚飯後，學校召開批判黃萬里教授的“辯論會”。北京電影製片廠特到現場安置攝影機，以拍攝反右運動記錄片。

　　黨治國踏上會場上的桌子。張榮齡則捧著他準備引用的馬克思等人的著作，站在桌下，隨時遞給他。他的半小時發言沒人打斷。接到的幾十張條子，多數表示對他支持。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人則因出乎意料，滿臉困惑，待機未拍攝。

　　後果不言而喻，黨治國也成了螞蟻。這位壹九五四年陝西省的高考狀元被打成“極右分子”，勞改去了。[ ]

　　第十七章　按預定指標補劃右派

　　中共壹向愛搞數字計劃，最常用的術語叫“指標”。肅反時毛澤東曾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百分之五”[ ]，“壹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 ]的指示。這“百分之五”便是“指標”。這“指標”在反右中發揚光大：各級黨組織都按“指標”辦事：“參加運動”的人頭數乘以百分之五，便是該抓的右派數目。這樣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指標”完不成是不行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副局長溫濟澤主管對國外廣播部。局黨委辦公室負責人對他說：“妳們部門有二百幾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計算，應打出十幾個右派分子。”溫回答道：“如果沒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結果局黨委把他打成了右派，罪名之壹是“抗拒反右派鬥爭”。[ ]

　　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也是壹例。他與中央的規定唱反調，主張不超過百分之二；縣以下單位壹律不劃右派。於是他被指“阻撓反右派鬥爭”。但把省委第壹書記打成右派有礙黨的形象，潘復生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省委書記楊鈺和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陪綁。接著全省層層抓“小潘、楊、王”，將壹批“反右不力”的幹部打成了右派。[ ]

　　鳴放初，重慶西南政法學院教授張紫葛決心三緘其口。黨委書記劉佑東又是登門拜訪，又是邀他到家中喝茶，請他幫忙帶頭鳴放，因為“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台。”無奈中，張在座談會上發了言。張因此成右派後去問書記，劉答道：

　　我給妳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裡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麽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妳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壹點回不來﹗ [ ]

　　北京石油學院因反右“指標”完不成，全校分攤。三年級某班團支部書記龐鴻偉被配給了幾個指標。他幾經思想鬥爭，報告說班上沒有右派。黨說不可能，找不出三、五個，有壹個也成。他堅持說壹個沒有。黨組織趕緊罷了他的官，另給了他壹個記過處分。

　　有壹天，人民文學出版社黨委負責人將編輯王利器找去，通知他：社內右派指標尚缺壹名未完成，決定把他的名字填上。王答：“妳們曉得我不懂政治的。聽組織安排吧。”王利器成為右派，黨委完成了指標。

　　成都壹所小學有二十幾名教師，壹個右派也沒揪出來。五八年春，教育局把該校黨支部書記叫去訓話，要他回去補課，務必劃定壹名右派，以完成百分之五的指標。黨支書回校後左思右想：李老師正在度蜜月，劉老師父母七十多歲了，王老師是兩個幼童的母親……他怎麽也下不了手，最後決定自我犧牲，把自己的名字報了上去。於是他被開除黨籍、送農村勞動改造。[ ]

　　長春電影製片廠演員方化在呂班導演的《未完成的喜劇》中扮演了壹個角色。呂班先成右派，領導要方化揭發呂，他揭發不出來。正好廠裡右派指標還剩壹個未完成，領導就把方化也算上，完成了任務。

　　五八年二月，反右進入尾聲，可是青海石油管理局尚未完成右派指標，祇好往下分攤。地處柴達木戈壁灘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壹個指標。所領導正為抓誰而犯愁，恰好回來了壹個在北京石油學院進修的黃治中。於是把他叫去說：“妳被劃為右派了﹗”黃申辯道：“我壹張大字報沒寫，壹句話沒說呀﹗”沒有用處，黨委已經將結論準備好了：“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裡反黨。”黃的女朋友龔德尊不肯遵命揭發黃，也是“骨子裡反黨”的右派。這兩位大學畢業時主動要求去大西北的青年，分別被押送青海勞改農場和遣送回原籍四川。地質研究所不僅完成了指標，還超額了壹個。[ ]

　　什麽叫做“從骨子裡反黨”？不需要解釋。我們知道，從秦始皇的“偶語棄市”到漢武帝的“腹誹”者斬，是壹大進步；而“骨子裡”的“反黨”則比那“腹誹”又更上了壹層樓。公元前壹壹七年，因“腹誹”而被漢武帝用硃筆勾掉了腦袋的，只不過是壹個“農業部長”顏異而已；而公元壹九五七年因“骨子裡”的罪而蒙難的，就以千、萬論了。

　　三月間鼓動鳴放時，毛澤東裝得那樣豁達大度：“有批評是好的，沒有批評、壓制批評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這個錯誤……說不得共產黨的壞話。壹說壞話，風吹草動，就說妳是特務，把妳抓起來。”[ ]而今壹句壞話也沒說的人也照樣抓，比斯大林還厲害﹗有了“從骨子裡反黨”的右派，指標很容易完成。按不可靠的程度將人員逐壹排隊：在舊政府做過事的，海外歸來的，以往運動中被整過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平時不那麽聽話的，有沒有右派言論就無關緊要了。

　　壹九四九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京城，十七歲的滿族學生文徹赫恩參軍，進入部隊文工團，後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肅反時他曾被批鬥審查了壹年多。動員整風時，黨委副書記宣佈：“我現在代表院黨委宣佈為文徹赫恩同學平反並向他道歉。”文徹赫恩有自知之明，對鳴放置身度外，但還是沒能逃脫。院黨委書記蘇坤做報告說：“別看有的人大鳴大放時壹言不發，壹張大字報也不寫，那也不行，他內心是仇恨共產黨的。”於是文徹赫恩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曾看過他演戲的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長應雲衛指名要調他去演電影，學院非但拒絕，反將他送進了監獄。[ ]

　　壹九五○年，著名作曲家陳歌辛經中共人士喬冠華、夏衍的鼓動，攜全家自香港回國，任上海民樂團團長。鳴放時他沒說過壹句對黨不敬的話，但音樂界須抓壹名大字號的右派，他和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是首選。後來在壹次會上賀曾這樣說：“這頂(右派)帽子本是歸我戴的，後來陳毅[上海市長]保了我，就由陳歌辛‘頂替’了。”[ ]陳被押送到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三年後死在那裡，屍骨無存。

　　壹九四九年年初，國民黨將領傅作義接受中共的和談條件，讓中共進北京，軍隊被改編、遣散。部下壹名程姓軍官回到老家江蘇邳縣，教點書，種點田。整風、鳴放本與他無關，誰知天外飛來反右橫禍，當地黨組織為了完成“指標”，將他的名字加進右派花名冊湊數，他從此就成了“專政對象”。到了文革，他受不了折磨，自殺了。

　　因為有指標，總得有人去湊足數，所以就出現了這樣的事：“(甘肅省)博物館要完成四個右派的任務，可他(館長魯昌林)隻揪出來三個。上級就壹而再、再而三地催他還要搞出壹個來。有壹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級說，我這裡再也抓不出右派來了。妳們看著辦吧。實在湊不夠數字就把我算上壹個吧。好，‘牴觸反右運動，反動言論！’就給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夾邊溝(勞改農場)勞動教養。”[ ]

　　甘肅有個縣，派兩個人將二十名右派押送到勞改農場去。途中有個右派逃跑了，壹位押送者打長途電話回去報告。縣委領導指示：“二十個，跑了壹個，不夠上級給我們規定的右派指標了。就讓他(另壹位押送者)去頂那個空缺吧。”於是，另壹個押送右派的人到勞改農場後便成右派，走不脫了。[ ]

　　上海有個警察帶了壹批右派去勞動教養收容站，交了差事正欲走開，收容站說：“還少壹個”。警察說就這些，沒別人了。收容站說：“還有壹個就是妳。”於是那個警察也進了勞改農場。[ ]

　　軍隊裡抓右派也有指標。北京軍區空軍駐河北寶坻縣某團二營作戰參謀董明道少尉、通訊參謀王濟遠少尉奉命到北京南苑北空司令部航校集訓。壹星期後他們回到營部，卷了鋪蓋就走，因為他們都成了右派。其實他們出發前命運已經被決定了：營裡分攤到了兩個右派指標。這兩位青年軍官原是天津南開大學的同班同學，同時參的軍，不幸家庭出身都是小業主，指標便理所當然地由他們去完成了。[ ]

　　部隊的右派指標，基本由參軍前的大學生、家庭出身不好的、有海外關係的下級軍官來填補、完成。全軍僅尉級軍官就清除了三萬多名。[ ]

　　還有壹種情形，與指標無關。若問題還沒妳嚴重的人已被定為右派，而將妳放過，對別人就不公平。所以妳也是右派。這叫做“平衡”。《文藝學習》雜誌編輯李興華本來沒事。但後來上級發現其他部門情況與李興華類似的人已成右派，為了“平衡”，李的名字便被補上了右派名冊。[ ]

　　禍從天降，古已有之，只不過於今為烈罷了。壹九五六年，中國青年報曾發表過壹篇通訊《不應開設的商店》，批評哈爾濱市為幹部開設了壹家不掛招牌的商店，低價供應稀缺商品。文章與鳴放無關，但黑龍江省與哈爾濱市的父母官員將這壹年前的老賬翻出來，說記者未經許可擅自將黨內的事向百姓公開，意圖在破壞黨在群眾中的崇高威信。同當年延安整風時王實味因為抨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作了階下囚壹樣，這群記者都成了右派。這壹篇文章牽涉到哈爾濱日報、黑龍江日報以及中國青年報三家報社的三十多名記者，壹個不漏，壹網打盡。如果做個文字遊戲，將那篇僅上千字的報道均分壹下，則每人只能攤到不足三十個字。就為了那三十個字，他們從受人尊敬的記者變成了新中國的賤民。

　　按說，有了“指標”，各級黨組織各司其職，毛澤東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1958年3月，他發出了壹個新指示:

　　“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不然總有壹天要暴露出來的。”[ ]

　　當時整風已死，唯餘反右，因此所謂“補課”，是反右補課而非整風補課。各級黨組織審查、計算其所轄的部門是否完成了右派指標，少壹個也要補上。沒完成指標的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紛紛抓無辜湊數，作為“漏網分子”補進新的右派名單中。

　　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三四十年代的著名作家胡山源就是在“反右補課”時落網的。他被發配系資料室做資料員。工資降了四級。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師張廣達、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吳忠匡也都是補課時落的網。

　　北京有所醫院須補三名右派。青年醫生王賢才曾說過蘇聯醫學不見得最先進，不應該只學蘇聯壹家，於六月底被補成了右派。

　　舉國討伐右派時，傅雷發表了壹篇長文。他談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共產黨領導的正確”等，這都不會惹禍。但文章結尾處他卻表示還要“誠誠懇懇、切切實實地幫助黨整風”。黨不領情，將他補進了右派名冊。

　　我國民族文化博物館的創始人吳澤霖是西南民族學院的教授。該院未完成右派指標，補課時將吳先生補了進去。

　　上海有六七所職工業餘中學，教職員工共約九十名，集中起來反右。揪出兩名教師、三名教導主任後，完成了指標，正準備收攤，上面來指示說要“補課”。由於校長裡沒有右派，品種不全，便在校長中深挖。查出壹位黃校長寫過壹張大字報說自己年輕力壯，又愛打球，食量大，糧食不到月底就告罄，需向親友討糧票。此言論屬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黃校長被補成右派，發配去了青海。

　　補課又是整掉礙眼者的好機會。鳴放時，著名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內蒙古分會主席尹瘦石給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提過意見。反右時他已調到北京中國畫院，部長整不到他。可是反右要補課，部長藉機將尹調回內蒙，補成右派，發送北大荒勞改農場。

　　“補課”時，北京市公安局偵察員靳新民接到家中來信說老父病重，催他回家看看。他便回了壹趟河北高陽縣農村。返回北京後，旁人問起家鄉情況，他如實說農民缺糧吃。那正是“右派言論”，被匯報上去後，他成了最末壹批右派的成員。他被送到京郊房山縣造林大隊勞動改造。壹天上山植樹，他忽然走到山崖邊，縱身躍下，結束了才二十九歲的生命。[ ]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從昆明搬回南京，夫人和三個孩子都死於日寇轟炸的陳遵媯出任代理所長。壹九五五年，陳應中共之請到北京主持籌建了北京天文館。鳴放時他正在東歐、蘇聯訪問，回國時反右已經開始。天文館黨委利用補課的機會給了這位館長壹頂右派帽子。

　　三十年代日本在東北成立“滿洲國”，頒布了“國歌”。次日，哈爾濱多處出現用其譜填了新詞的傳單：“九?壹八事變起滿洲，我滿洲變成殖民地……”其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任震英。之後他離開東北，到蘭州以建築師職業為掩護，從事中共地下活動。反右時，他是蘭州市規劃局長、總工程師。壹九五八年夏天，他從蘇聯等國訪問回來，突然被宣布是“資產階級右派”，開除出黨。

　　作家汪曾祺也是“補課”右派。他後來這樣說：“我不是1957年打成右派的，是1958年補課補上的。因為本系統指標(完成得)不夠。”[ ]

　　“補課”，又與毛澤東指示的“(向黨)交心”運動穿插在了壹起。壹九五八年三月，他指示：

　　“(民主黨派誓師)可以搞，交心可以……要幫助他們動員知識份子參加。”[ ][括號內為引者所加]

　　於是各民主黨派紛紛召開誓師大會，“向黨交心”。

　　三月十六日，萬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廣場開了壹個“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後，八十多歲的民盟主席沉鈞儒和七十歲的郭沫若率領壹支隊伍沿著長安街向西走，隊伍裡有壹個高大的木架，上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條文。在他們的背後，八十歲的黃炎培、李濟深等人則另率壹支隊伍向東走，人們高舉壹個巨大的紅布造成的心，上面寫著“把心交給黨”五個大字。

　　把心交給黨，交給哪個黨？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除了共產黨之外，所有的民主黨派已經名存實亡，沒有人會把心交給他們。

　　“向黨交心”是交待自己對各種事情的看法。不是鳴放，不是批評共產黨。但與鳴放時壹樣，所有的人都得參加，都得把心“交出來”。老老實實向黨交了心的，許多成了“反右補課”祭台的犧牲。

　　譬如遼寧省財貿部門有位共產黨員張成仁，在“向黨交心”的會上發言道：“我們家鄉有些人到上級去‘報捷’，說是壹個晚上打了十二眼井，實際是幾尺深的坑，根本出不了水。這不是虛報、瞎扯嗎？”這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証據。他被開除黨籍，勞改去了。

　　河南省從壹九五八年七月開始“交心”運動。商城縣“在全縣廣大知識份子中開展向黨交心運動，隨之又補劃了壹批右派分子。”[ ]睢縣，“因向黨交心時暴露出思想問題被劃成右派”的，有二百○二名。南陽縣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後，又利用“向黨交心”運動，再劃右派二百七十二人。[ ]東明縣[今屬山東省]補劃了壹百九十壹人。[ ]

　　沒有可靠的“補課”右派數，筆者估計在十萬以上。

　　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三年級共壹百八十名學生，1957年抓了3名右派，可是1958年4月間“補課”補了18名。其中十二名獲“寬大”，留校改造，每日將自己的“改造日記”貼在牆報上供人監督批判。其餘九名，半數被抓去勞改，半數被押送去了新疆。[ ]

　　華東航空學院學生常鵬北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祇因對壹些被打成右派的同學表示了同情，五八年被“補”進了右派名冊。[ ]

　　中學生不劃右派，可是進了大學後就不能豁免。所以兩名1957年秋天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的新生在“反右補課”時被補成右派，與其他右派壹起送到新疆去勞動改造。

　　湖南桃源縣師範學校學生辦的牆報《百草園》被說成是“毒草叢生的園地”，全部參與者都該定為右派。但師範相當於高中，不能劃右派。於是待他們畢業分配到各學校就職後，再壹壹補進右派名冊。[ ]

　　地質師顧樹松，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春風不度”的玉門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為艱苦的柴達木。在戈壁灘上踏勘時，他曾壹度迷路，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營地。這樣的熱血青年亦是補課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術領導不要黨的領導”。[ ]

　　整風鳴放時，鞍山鋼鐵公司下屬高爐公司三位工程師奉黨委之命召集工程技術人員開座談會，給黨提意見。與會者湊出幾件瑣事，算是參加了鳴放。然黨委認為會議記錄屬反黨言論，主持會議的老工程師和擔任記錄的工程師都成為右派。第三位召集人滿開疆在會上壹言未發，獲寬大。五八年，公司人馬調到了首都鋼鐵公司。壹天，黨支部書記把滿開疆叫去，取出壹張紙說：“妳被劃為右派了，簽字吧﹗”他抗辯道：“我在鞍山做過結論，不劃右派，為甚麽調到北京後還要被劃為右派呢？”黨支書答道：“告訴妳，妳是漏網的。在鞍山不夠劃右派，在北京不壹定不夠﹗”從此，滿開疆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不少鳴放時有“右派言論”、因上司保護而躲過了反右第壹波的人，紛紛在“補課”中落網。《新觀察》主編戈揚女士是壹例。在深挖右派的壓力下，連周揚都愛莫能助，任她被網住，成了右派。

　　北京高級法院院長王斐然因主張“審判獨立”、“以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法院黨組定為右派。報告送到市委，曾說過“北京黨內真正懂法律的就只有王斐然”的第壹書記彭真保他，第二書記劉仁也說“王斐然是老實人，不是反黨的。”可是拖到次年五月“補課”，彭真不敢再保了。這位法院院長就成了右派。[ ]

　　反右時，遼寧錦西縣高中黨支部給校長董冷石羅列了十幾條“右派言論”。但縣委認為董僅有“右傾錯誤”，不是右派。但到了五八年，縣委書記、副書記均遭批判，罪名之壹是“包庇右派”。董冷石則由“右傾”改為“右派”，送到農村動改造。[ ]

　　周恩來年輕時的女友、雲南大學教授張若名也是反右補課的犧牲品。

　　壹九壹九年“五?四”運動時，張與周都是天津學生領袖。壹九二○年初兩人皆因向政府請願而坐牢。七月份出獄後不久壹起赴法國。在法國，張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黨，並與周壹起研習馬克思主義。但壹九二四年周歸國後，張退出少共，遠離了政治。壹九三壹年，她作為中國第壹位法國文科女博士回到中國，終生未離教鞭。壹九五五年周恩來赴印尼路過昆明時，曾與陳毅壹同會見張若名及其夫婿楊坤教授。

　　反右初，張的兒子、建築工程師楊在道被打成右派，送“勞動教養”。補課時，張若名亦被揪了出來。她在“思想改造”運動時寫的“思想匯報”被拿出來作為其右派思想的証據，當年退出少共的舉動亦被指斥為叛徒行為。五八年六月十八日，系裡批判她的大會開了壹上午，下午還將繼續。此時，張若名說出了她平生最後的兩句話：“現在比歐洲中古時代還要黑暗。”“妳們想要對我實行專政，辦不到。”午間休息時，她跳進了校園外的小河。當她被救起抬回家時，尚存壹口氣，但沒有醫生敢去搶救，她也就成了無數“畏罪自殺”者中的壹員。

　　二十年後，楊在道結束“勞教”生涯，給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寫信，張若名方獲平反。 [ ]

　　第十八章　農村和工廠中的抓右派

　　毛澤東以蘇共、斯大林為師，社會主義模式抄自蘇聯。從壹九五三年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開始，中共就實行類似蘇共“餘糧徵集制”的“統購統銷”政策。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統購統銷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重要步驟。”

　　“統購統銷，就是把六億人口的飯都管起來。”[ ]

　　按照這“統購統銷”政策，糧、油、棉、麻等主要農產品，除了政府規定的可以留給農民自己食、用的份額外，全部由國家統壹收購、統壹經銷。實際做法是，中央政府在當年收穫以前就預訂壹個全國的收購總指標，分配到各省各縣。這是國家任務，非完成不可。本是強制性的徵購，卻又美其名曰“賣餘糧”。如果農民有自主權，賣“餘糧”自然是“留足口糧”之後的事。但是糧食收上來後如何分配，農民沒有發言權。而掌握印把子的各級幹部以完成“國家任務”為首務，剩下的才是農民的。所謂“留足口糧”祇是壹句空話。

　　譬如四川，都江堰所在的溫江地區，壹九五三年秋實行統購統銷。徵購指標層層下達，村幹部召集農戶開會，宣布攤派額。誰抱怨數額太多，當場捆起。“統購”是完成了，可是剛到五四年初，農民家中就紛紛斷糧。要求“統銷”，政府卻不見了。素來最肥富的溫江、郫縣、崇慶發生騷亂，農民到集鎮搶購食物，甚至將集市哄搶而光。這時，政府出來了，逮捕、槍決了壹百十六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反革命分子”，同時也“統銷”了壹些糧食。但數量太少，遠遠不夠。在六月中至七月底的壹個半月內，僅崇慶縣白朝村壹個村莊裡就餓死了十八人。[ ]

　　到了壹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當年春天，中共中央書記處派到浙江的調查組匯報說：在十五個縣裡，“曾發生六十多起群眾性騷亂，開化縣壹個鄉最近即餓死十個人，群眾有挖樹根吃得臉腫。”[ ]“衢州地委副書記，去開化縣壹個村了解，全村七十二戶，只有三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皮、臉色青腫。開化縣壹百二十六個村，這樣情況嚴重的有三十九個。”[ ]青田縣的農民群起鬧退社，毆打鄉、社幹部，甚至打死了壹個鄉黨支部書記。[ ]

　　不僅農民，許多體恤農民的幹部也“反對統購統銷”。毛澤東採取高壓政策，指責說：“壹九五五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百分之三十鬧得很兇，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 ]

　　河北省委副書記薛迅(女)和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社長孟用潛等人被撤職後，怕被指“搞資本主義”的幹部，只得競相搜刮農民的糧食。浙江省稱之為“挖糧”。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橡在壹九五五年四月的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承認：“挖糧挖的多。於是統購頂牛，強迫命令……全省公糧完成百分之壹百壹十二。統購中頂牛，死壹百三十四人。”[ ]

　　各省差不多都是如此。壹九五五年趙健民調任山東省長後不久，就發現許多由強徵強購而激化了幹部和農民的矛盾的案件：“調查統計表明，全省每月非正常死亡約八、九百人，多數是自殺。”“幹部強迫命令致死人命者……壹年二百多人。”[ ]

　　在湖南攸縣，凡對糧食統購統銷及農業合作化表示了壹點不滿的農民及基層幹部都被說成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攻”。在縣委領導下，批判、鬥爭了壹千多人。[ ]

　　許多農民因“反對統購統銷”而被逮捕。四川灌縣於五五年八月開展“鎮反”運動，大肆抓捕“破壞統購統銷、破壞農業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 ]遼寧興城縣逮捕了五十五名“破壞統購統銷”者。[ ]

　　雲南通海縣下漁鄉[今興蒙鄉]王福祿等給上級寫信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發動八百多人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十四人被捕入獄。[ ]

　　湖北隨縣貧農陳平洲壹九五五年徵購糧指標欠了五十壹斤沒完成，被縣法院以“反革命現行破壞”罪判處十五年徒刑。江蘇省常熟市皮匠田小福說了壹句“(統購統銷)這個辦法毛主席是想不出來的，啥人想出這個辦法也是絕子絕孫”，被市法院以“反革命造謠破壞”罪判刑，也是十五年。 [ ]

　　壹九五五年十月，毛澤東提出，要“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 ]全黨接受其主張，壹九五六年在全國農村普遍成立了“高級合作社”。因為“初級社”按土地、生產資料分紅，是“半社會主義”的。而“高級社”社員僅按勞動領取報酬，所以是“全社會主義”的。幾億農民的土地証或者被強制收回，或者作廢，從此就成了無產者。

　　被強制拖進毛式社會主義的農民集體抗爭，鬧退社、要單幹。壹九五六年單廣東省就“有十三萬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鬧退社。”[ ]

　　連毛澤東的鄉親也不喜歡他的社會主義。湖南湘潭縣韶山村成立“高級社”後的第壹次分配，社員人均收入僅二十五元多，比前幾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員鬧退社，中農毛相欽把已入社的犁耙、風車背回了家，有的社員不准社裡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裡耕作。但是，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只許進，不許出。“在上級的統壹布署下，韶山高級社開展了‘反資’鬥爭……強大的政治攻勢很快把退社風潮平息下來。”[ ]

　　毛澤東有強大的專政機器，對付幾個農民不費吹灰之力。河南臨汝縣近六千人鬧退社，黨說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和人民政府”，逮捕十五個為首者，事情就解決了。浙江仙居縣捕了九人、拘留四十二人。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捆綁、吊打、扣押、罰跪，逼迫他們回到社裡。[ ]雲南江城縣，據四個鄉統計，三分之二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當局展開“反擊”，說其中壹些人是土改時“漏網的富農”，補劃成“反動富農”。結果壹個人都不敢要求退社了。[ ]

　　農民在毛式社會主義下的處境並非難達天聰。壹九五六年廣西餓死數百人，毛澤東撤了第壹書記陳漫遠的職。[ ]但問題卻日趨嚴重。

　　壹九五六年夏季，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視察湖南省後，在長沙的壹個座談會上說：

　　“我到老家桃源楓樹鄉[維吾爾族民族鄉]去了。我去時，農民包圍了我。我只接見了解放前後都是貧農的人。我壹問生活，大家就哭，說沒有飯吃，吃樹皮、野菜、菜餅、糠。原因是去年定產太高，徵收公糧後就缺糧。貧農就連糠也買不到，因為幹部說：‘糠不賣，要餵豬！’(章士釗插話：人還不如豬)。全鄉有三分之壹的人沒有飯吃。現在已經餓死了壹個人。我問他們為什麽不找幹部，他們說怕幹部‘戴鋼盔’(即扣帽子)。有個老農民說：‘滿清時候的官還讓我們說話，現在幹部反而不准我們講。’(章士釗：現在還不如滿清啦。)我在鄉裡給群眾解釋了黨的政策，說共產黨、毛主席是好的。農民說：‘共產黨、毛主席好是好，就是吃不飽。’我看到的人，都是哭臉。鄉裡的房子越來越少，雞犬無聲。過去是機抒之聲相聞，現在壹切副業都取消了。鄉幹部作風太惡劣，得罪了所有的貧農。……上面的話，我發誓，沒有壹句誇大了的。”[ ]

　　壹九五六年八月，老共產黨員、作家趙樹理給中共長治地區委員會寫過壹封信，也講到農村的嚴重情況：“試想高級(合作)化了，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勞動比起前幾年緊張得多，生活比前幾年困難得多，如何能使群眾感到生產的興趣呢？”[ ]

　　壹九五六年秋天，馮雪峰迴了壹趟闊別十九年的老家義烏縣農村。“他壹路走來，訪問了不少社員，發現不少群眾飯都吃不飽。有的因為餘糧(徵購)任務重，把口糧也加進去抵任務。只好吃野菜過日子。這些群眾有苦不能言。”馮問村幹部：“妳們都向上面反映過嗎？”幹部回答：“沒有。現在到處都這樣，反映了也沒有用。”[ ]

　　所以，鳴放時不少人就農村問題發表了意見。廣州市輕工業品出口公司經理潘以和在市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說：在他家鄉廣東南海縣民樂鄉，人民生活困苦，比國民黨時代還不如。[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翼群在鳴放座談會上說：“農業合作社，收盡糧食，人民有做無吃，已到餓死的邊緣。這些情況，黨矢口否認而不聞不理。長此下去，也不是壹件好事，可能逼得饑民四起。”[ ]

　　鳴放時，西南農業學院四個學生以《請黨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計農民的革命性》為題，聯合演講說：農民的負擔很重。農民繳公糧、賣餘糧，餵肥了豬但最少吃肉，辛辛苦苦種了水稻而最少吃米。由於沒有自己的政黨，農民在政協、人代會以及政府中沒有代表，農民應組織自己的政黨，在統壹戰線中參政。中共不應禁止農民離開農村到城鎮。宣傳農民流入城市會影響工農聯盟，是不公平的。[ ]

　　在四川大學的鳴放辯論會上，女學生馮元春說：“(中共)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己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壹點災害便會餓死人。”[ ]

　　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財政部國際財務司司長齊佩軒在鳴放中說：“合作化冒進了”；“農民生活困苦”，“工農生活懸殊”；“統購統銷有副作用，農村老百姓普遍不滿”。他主張成立“壹個全國性的農民團體，好替農民說話”。[ ]

　　所以，在城市的右派被斗得嗚呼哀哉之際，為反右的巨大成功而陶醉的毛澤東把視線轉向了農村。在青島會議上，他乾脆不要偽裝，直截了當地指示全黨再次使用引蛇出洞的法寶。這次是針對幾億農民了：

　　“我贊成迅速由中央發壹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壹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以後壹年壹次。”“農村中也要先讓農民進行‘鳴放’，即提意見，發議論，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壹次大規慔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體農村人口中”舉行大辯論。辯論的中心題目是：“農業生產合作社優越性問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工農關係問題；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等等。”該指示說，這場辯論“實質上是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辯論。”[ ]接著，人們日報發表社論《在農村中大放大鳴大爭》，重複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的講話，指示全國黨組織“打擊企圖向社會主義進攻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別的壞分子的反革命行為。”並強調“這樣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應該每年進行壹次。”[ ]

　　這樣，對右派的鬥爭還在城市大張旗鼓進行時，全國農村開展了大辯論。人民日報的社論說得很明白：“大鳴大放只不過是讓大家把在高粱地裡、在茶館裡議論的話，放到辯論會上來講……讓過去在各種偽裝掩蓋下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和他的活動顯露出本來面目。”在甘肅鎮原縣，辯論圍繞“農業合作化制度好不好？”、“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好不好？”、“糧食夠不夠吃？”等問題展開。凡是對這些問題持否定意見的便是批判、鬥爭對象。“大辯論中共批判壹百八十四人，鬥爭四百二十四人，(逮捕)法辦五十人。”[ ]

　　其實，農民們要是知道毛澤東根本不允許就農業生產合作化問題展開辯論，他們就會知趣地保持沉默了。壹九五七年四月在杭州開會發動鳴放時，毛澤東就聲明過了：“(農業生產)合作化能不能批評？要批評可以登壹篇，然後來壹個反駁。壹駁就臭了。他反對合作化就有証據，等於照了相。這不是誘敵深入，而是他自己鑽進來的。”[ ]

　　農民哪裡知道毛澤東在黨中央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在大辯論中批評農業合作化，批評統購統銷，於是壹個個都鑽進了羅網。

　　農村的“大辯論”，與城市的反右派鬥爭遙相呼應，壹樣殘酷。譬如甘肅渭源縣，就糧食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開展農村大辯論”，讓農民大鳴大放。在“大辯論”中查出壹千餘人“有不滿言行”。繼而在不滿者中加以“區分”，將二百七十八人“列為鬥爭對象”，“逮捕法辦壹百七十五人。……致使發生七人自殺事件。”[ ]

　　十月九日，毛澤東指示“縣以下基層還要反右派。”[ ]於是，凡是在鳴放時同情農民的疾苦，為農村“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處境呼籲請願者，無論黨內黨外，壹概成了右派。

　　壹九五七年春，在江蘇省委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儀徵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志渠曾反映農村的情況說：“目前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對現實不滿，他們不滿的實質是要求改善生活。有的貧農勞動壹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說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僱工好。”儀徵縣委合作部長徐寬道說：“我對農民生活做過若干調查……農民生活……只是在日用品方面有改善，糧食方面沒有改善。合作化以後，大部分農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過去……豬子每戶四、五頭，車水時壹天要吃六、七頓，現在連糧食都吃不飽，豆腐也吃不到……”[ ]

　　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由於上級派下給甘肅成縣的糧食徵購任務太重，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他們要求多留壹些糧食給農民，結果二人成了右派和“黨的叛徒”。[ ]

　　河南省委第壹書記潘復生也有右派言論，如“災區不搞生產救災，只搞合作化，人民流離失所，社會主義沒飯吃”；“農民過去不如牛馬，現在和牛馬壹樣。”“統購統銷好比壹根繩子，拴在農民脖子上。” [ ]

　　中共廣西環江縣委認為該縣是多民族雜居的山區縣，壹個合作社方圓幾十里，他們決定允許分散的山區搞包工、包產到小組或包到戶。現在縣委的三名書記、縣委農村工作部正、副部長、四名區委書記壹併成了右派。縣委書記王定被打成“極右分子”，判處勞動教養三年。[ ]

　　浙江永嘉縣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李雲河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點，如今被指為“積極主張‘包產到戶’，積極提倡‘多勞多得’，堅持資本主義道路”，“墮落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扣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之後，送到壹家小工廠當燒飯師傅。[ ]

　　中共執政後，全國各行各業幾乎所有的職工都入了工會。但工會祇聽命於黨組織，工人甚至無權選擇其工會的領導人。壹九五○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鄧子恢發表了壹篇文章，認為即使在國營工廠中，工會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切身利益”的任務，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品”。[ ]當時的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支持鄧子恢，劉少奇也贊成其觀點。但不久李立三被解除職務，並受到批判。其“錯誤”之壹就是推崇鄧的文章。而劉少奇也在壹九五四年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就贊成鄧文作了檢討。

　　從那時起，全國所有工廠的工會都無壹例外地成了工廠黨委的附屬品。工人揶俞工會，說工會的職責就是：敲敲鑼鼓、掛掛紅布，發發戲票、喊喊口號。

　　所以鳴放時，工會純為黨的傳聲筒的情況是壹大話題。

　　甘肅玉門礦務局文化教員王道九說：“工會不民主，工會主席是黨委派的，不是群眾選的。”“工會不能代表(工人)群眾利益，祇是黨和行政的附屬品。”[ ]

　　遼寧撫順市工會聯合會職工俱樂部副主任劉流說：“黨包辦工會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工會應當是民辦﹗”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長高元則認為“工會的作用只能從工人對工會的要求來考慮，不能從黨和國家方面來考慮。”他提出：“(現在的)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會。”並主張“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壹定參加全國總工會。”[ ]

　　這些人自然全都是右派。

　　反右之後，“東風壓倒西風”，上海市委認為工會屬“西風”，“工會離開黨搞獨立王國”，成立於壹九五壹年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也撤銷了。[ ] 　　中國建築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張進是少有的工人出身的高級幹部。他認為各工會的幹部不代表工人的利益，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在那裡，他們不代表工人利益就會失業。我們(的工會)幹部怕什麽？不干工會還可以干別的。”“粗暴地對待工人的現象太多了。工人忍不住了，要罷工，要請願。我們的工會幹部還出來干涉說：‘妳們被壞人利用了。’”“我們工人反對官僚主義倒成了壞人了。這怎麽體現我們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呢？”他主張把全國各基層單位的專職工會撤銷，讓工人自由選舉工會幹部。[ ]

　　四月間，上海永大紗廠女工罷工，劉少奇指示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予以報道。於是中國青年報編委兼記者劉賓雁被緊急派往上海。

　　只有二百來人的永大紗廠，壹九五五年全廠工人熱烈擁護公私合營，歡迎共產黨幹部入廠當公方代表。但工廠公有化後，工人們的權利反倒不如以往工廠為資本家所有的時期。任命的幹部不稱職，工人被迫“選舉”他們不信任的人擔任工會主席。黨、團、工會壹心抓生產，不管工人死活。在工資、借款、評級、困難補助、競賽評獎等方面，都厚此薄彼。工人的困難無人過問。工人寫了許多信給黨的區委和報社，壹概石沉大海。於是發生了全廠大多數工人舉行罷工，把黨的幹部軟禁起來作為人質的事件。

　　就在劉賓雁在上海採訪期間，工廠罷工迭起，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請願。已有五名公私合營工廠的公方代表被打傷。劉賓雁寫了壹篇《上海在沉思中》。黨的報紙報導工人罷工反對黨的幹部，這是惟壹的壹次。

　　五月二十五日，劉賓雁直接向毛澤東寫信進諫：“請您注意：壹，黨內高級幹部中，壹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處於癱瘓狀態。東北的壹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壹。”“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佔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 ]

　　反右壹起，劉賓雁即首先成了右派。他後來回憶說：“毛澤東親自過問此事，說我想把中國‘搞亂’。結果舉凡我在上海的講話、文摘都構成了罪狀，成為第壹批黨內‘右派’中的壹個，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達幾個月之久，名聲被搞得很臭。”[ ]

　　對“鬧事”的工人怎麽處置呢？右派又叫“資產階級右派”，給工人扣以“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實在有些不倫不類。所以毛澤東指示：

　　“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壹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

　　“壹般不要扣右派帽子”不等於壹個不可以扣。甘肅通渭縣就將八個工人打成了右派。[ ]

　　北京民族音樂研究所的朱魁嶺原是河北的農民，日據時代被抓到東北做苦力，後加入解放軍。受傷復員後到該所當勤雜工。右派帽子本扣不到他頭上，可是批判右派的“農民生活苦”的謬論時，他說：“農民的生活的確苦。我剛回過壹趟老家，親眼看見人拉犁。”黨認為不能因為他是工人就放過他。他也成為右派，與其他右派壹同送北大荒農場“勞動教養”。但壹九六壹年北京文藝界的右派回北京時，工人右派不能走。他“在北大荒度過了二十二個春秋後，才離開那片勞改之地。”[ ]

　　河南洛陽市五金交電公司有壹位蔡姓職工，鳴放期間出差外地，見別處鳴放挺熱鬧，曾寫信給同事鼓勵他們向領導提意見。公司黨委將他定為右派上報洛陽市委，但因蔡屬工人被駁回。公司黨委將其成份改為“學生”再報，果然批淮。這下他便以右派身發配到農村去了。[ ]

　　四川灌縣有個能工巧匠羅文洲，黨給他“人大代表”光榮頭銜時把他算作工人，可是現在縣委說他是建築師，不配享有工人的豁免權，給他扣上了右派帽子。湖南臨湘縣有個自學成才的農民養蜂專家李忠譜。成了專家就不能再算農民，也不能豁免。他被打成右派進了監獄。[ ]

　　第壹機械工業部打字員戴菊英才十七歲，尚不夠公民資格，也不能算是幹部。但她曾經說過“美國鞋油真好使”，被指“崇洋媚外”後還不服，竟敢頂撞領導，領導便給了她壹頂“右派”帽子。

　　甘肅省，有“右派言論”的工人雖不戴右派帽子，也壹樣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懲處與右派並無二致。

　　學歷太低，不便將其成份改為“學生”的，還有“壞分子”的帽子可用。上海岳陽路小學的右派名單中有壹位不足二十歲的女工林鳳美，文化程度很低，上級不予批淮。於是校方將她改成了“壞分子”。她被趕下鄉不久就精神失常，再也沒有痊癒。[ ]

　　湖南長沙學徒工粟異邦提了壹條意見，認為學徒只要達到了滿師的條件就應當出師，不必非得學滿三年不可。結果黨說他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將他定為“壞分子”，送農場“勞動教養”。[ ]

　　因身份被改動而成右派的工人、農民畢竟很少。而工人、農民裡確實有大量右派，為了解決這個難題，黨決定稱工人農民中的右派為“反社會主義分子”，以示區別。這自然又源於毛澤東的指示：“孤立和分化資產階級右派和壹切反對社會主義的分子”。[ ]

　　凡給共產黨提意見“不善者”，就是“反社會主義分子”。在辯論會上講了話而成“反社會主義分子”者，到處都是。安徽廬江縣有壹百六十四人被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河南西平縣有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錯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 ]

　　再看四川的幾個例子：崇慶縣，“有1,667名基層幹部和社員被視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受到批判鬥爭或處分。”[ ]灌縣壹千四百多農民及基層幹部因“否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挑撥工農關係”，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榮昌縣由於縣委書記壹九五六年強行推廣雙季稻，致使六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於是縣委說他們“放毒”，將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 ]

　　宜賓縣八百○四名“反社會主義分子”，超過右派數的壹倍。[ ]僅二十幾萬人的什邡縣，有“反社會主義分子”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數的八倍。人口僅十六萬多的溫江縣，揪了“近千名反社會主義分子”。[ ]西充縣三百三十七名“反社會主義分子”，除二十七名工人和商店營業員外，都是農民。[ ]

　　有的地方覺得給貧農扣上“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多少有些不妥，便改以“忘本分子”。四川宣漢縣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違法分子”、“忘本分子”共有三千多。[ ]

　　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全國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總數超過了右派的數目。[ ]僅四川壹省就有四十萬人“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 ]，全國的反社會主義分子至少有六十萬，可能多達八十萬。他們就是工人、農民中的“右派”，祗不過為了表示與“資產階級右派”有所區別，不用“右派”這個名稱罷了。

　　“反社會主義分子”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只少壹個“反黨”，所以也按敵人處理。[ ]

　　此外還有大量的沒名目的分子。正如廖蓋隆所說：“壹些在農村裡頭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呀，什麽等等，或者沒有名稱的，那就更多了，恐怕總有幾百萬人。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

　　毛澤東的“陽謀”不僅使百萬知識分子落網，還將幾百萬工人、農民打成了各類“分子”，大會小會鬥爭。中國人民從未見過這種規模的政治鎮壓。反右運動不僅使知識分子襟若寒蟬，也使幾億工人、農民心驚膽顫。壹九五八年毛澤東推行大躍進運動基本沒有遭遇阻力，主要原因即在於此。

　　第十九章　摧殘家庭及親友關係

　　十月中旬，反右已取得巨大成功。可是毛澤東發現，中小學，尤其是農村的學校基本上還未開展整風鳴放，是運動的壹個死角，於是發出《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的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說全國中、小學二百多萬教職員，“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可能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要利用寒暑假期間集中搞運動。[ ]

　　這樣，從壹九五八年初開始，全國兩千餘縣陸續將中小學教師集中到縣城“參加運動”，讓他們鳴放，進而大舉抓了十幾萬右派。

　　作家古華反右時是湖南西部山區的壹個中學生，據他回憶：“五七年反右，學校貼了許多大字報，凡是教書教得好的老師，不論教哪壹科，毫無例外成了右派。”[ ]壹九六○年全國大飢荒後有壹陣，毛澤東容忍劉少奇等搞“右傾”，學校重新以教學成績為考核標準。剛成為全國重點中學的長沙壹中不得不把正在勞改的優秀教師請回講台。據當時該校學生楊曦光[楊小凱]回憶：“那年我的數學老師、生物老師、外語老師都是右派分子。他們剛被學校當局從勞改營請出來。”[ ]

　　各地都有例子可為佐証：

　　北京青年中學教師陶西平，曾經是壹流的北京男四中的學生會主席。他壹九五五年成為教師，五六年被評為“北京市青年建設社會主義積極份子”，五七年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江蘇嘉定縣第二中學高中語文教師錢夢龍是學校的教學骨幹，因寫大字報批評壹些黨員幹部，被定為“極右分子”，送農村勞動改造。

　　壹九五○年東北人民政府到四川招聘青年建設邊疆時，榮昌縣知識青年林萬濤報名到了中國最北端的黑河縣，任黑河中學高中數學教員。自壹九五三年起，他年年被評為模範教師。如今也是右派。[ ]

　　多次被評為先進教師的河北阜平縣中學老師劉玉良，曾批評農村生產合作社的幹部，說“社員干，幹部看；社員分八斗，幹部分壹擔；舊的地主被打倒，新的地主又出現。”因此頭壹個被揪出。另壹位老師袁滿振說：“我看劉玉良夠不上右派。”結果被反覆追逼：“妳說劉玉良不是右派，誰是？”無奈中，袁滿振說：“妳們硬逼我，那我就是吧。”這樣，他也成為右派，被送到煤礦挖煤去了。[ ]

　　壹生以教育為業的廣州第十四中學教師葉非英，是該校前身新民中學的創辦人。中共執政後接收學校，派他教數學，他毫無怨言。黨曾遴選他為越秀區人民代表，而今壹翻臉，即將他打成“右派”、“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送進了勞改農場。壹九六二年初，他的老朋友、作家巴金到廣州，“才知道非英已經死亡。他死在勞役中。”[ ]

　　浙江湘湖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金海觀，從壹九三二年起就擔任該校校長。抗戰期間學校幾度搬遷，他克服萬難堅持辦學，培養了大批鄉村教師。這位老教育家也是右派。

　　壹九五八年，毛澤東曾得意地說：

　　“去年十二月以後還在小學教員中搞出十幾萬右派，佔全國右派的三分之壹。(反右開始後)他們還猖狂進攻。妳說章羅劃了右派，(右派)就不進攻了嗎？他照樣進攻。”[ ][括號內為引者所加]

　　人說毛澤東是師範學校畢業的，當過小學教師，對小學教員總有點感情。他怎麽會那樣仇視小學教員呢？若按李維漢的說法，是羅隆基說的“馬列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刺激了毛澤東，使他改變整風初衷，發動反右鬥爭，收拾那些“洋博士”、“大知識份子”。但是，鄉村小學教師是“小知識份子”，為何把他們也打成右派？何況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裡寫下“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壹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時，黨還沒讓小學教員參加整風運動，還沒輪到他們鳴放呢。在城市機關學校的右派們被斗得嗚呼哀哉之際，再猖狂的人也不敢自投羅網。可是毛澤東卻硬把壹大批農村小學教員划進了右派堆裡。

　　小學教師如何向共產黨“進攻”？這裡有幾個例子：壹位小學教師說了壹句“(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是資產階級”，被打成右派。因為他“破壞中國和印尼的友好關係”。[ ]

　　壹位才二十歲的小學女教師，自己並未鳴放，只是當著其他教職員工的面，念了壹段報上刊登的壹位民主人士向共產黨提意見的文章。後來，那位民主人士成了“大右派”，她也就成了小右派。被送往農場勞改幾年之後，她有幸返回學校，但無資格教書，只能掃地洗廁所，默默渡過二十年，等到平反時已是四十歲的人了。

　　湖南的鄉村教師在五八年初的寒假期間，全部集中到了縣城。鄉村教師消息閉塞，對城裡的事情不甚了了，以為城裡的右派都是想推翻人民政府的壞蛋。他們是人民教師，應該聽黨的話，黨叫大家提意見，大家也就多多少少說幾句，結果胡裡胡塗被羅織入網。

　　湘陰縣有個學習小組，除會議記錄者外都發了言，因此都是右派。[ ]湘陰縣的七百三十二名右派[含今淚羅縣部分]中，六百二十九個是教師、醫務人員。[ ]

　　山東安丘縣六百零四名右派，中小學教師占了四百八十名。遼寧省錦西縣壹百五十三名右派，百分之七十是教員；吉林省延吉縣[今龍井縣]壹百六十九名右派，教師和醫生占百分之九十二。[ ]

　　河北滿城縣從壹九五八年六月才開始在文化教育界搞大鳴大放，然後反右，把二百壹十六名教師和文藝界人士打成右派，佔全縣右派數的百分之八十六。[ ]

　　全國兩千餘縣，中小學教師被打成右派的普遍超過百分之五。譬如山東萊西縣、慶雲縣分別有9%、15%的教師被定為右派。 [ ]

　　雲南通海縣將全縣壹千三百餘名教師集中到縣城，搞了四個月，揪出七十六名右派，外加壹百六十四名“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壞分子”。[ ]超過六分之壹的鄉村教師入了另冊。

　　再怎麽“挖掘”，再怎麽“反溫情”，揪壹百萬右派還是很難的。好在中國有“株連九族”的老傳統，如今不需株連九族，祇要株連兩、三族就不難完成“指標”、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了。

　　兄弟稱為手足，所以，若妳兄弟是右派，妳也就差不離。蘭州大學物理系批判學生何之明時，批判者手裡舞著載有批判他哥哥何之光[湖南省青年團宣傳部長]的文章的新湖南報說：“妳哥哥都是右派，妳還能不是嗎？”他的厄運自此開始了，先被送下鄉勞動，以後又判刑十五年，直到二十年後才回到社會上。[ ]

　　章乃器壹門三兄弟，老三章秋陽是中共早期在上海的領導人，曾任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後遭國民黨殺害。剩下老二章乃器和老大章培都是右派。

　　河南省滑縣的壹個會計黃繼亮，到北京看望了任北大講師的弟弟黃繼忠後，回到單位對人說：“我弟弟是右派。他壹向熱心工作，他怎麽會是右派？”這就夠了，“為右派鳴冤”。他也成了右派，被押送“勞動教養”三年。“勞教”結束後被送回原籍江西吉安縣種田。不久鬧起文革，吉安縣“挖出”壹個壹萬多人的“國民黨組織”，黃繼亮也算壹個。他被抓到人民公社，用扁擔拷打而死。[ ]

　　吉林大學教授陸欽墀、中國農業科學院副研究員陸欽范兄弟，不僅都是右派，還都是“極右分子”。

　　兄弟姐妹右派很多。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及壹個姐姐，兩個弟弟，四人是右派。

　　湖南著名學者楊樹達[1885－1956，文字語言學家，原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壹年前去世時，毛澤東發了唁電，周恩來送了花圈，湖南省黨政領導全體參加追悼會，護送靈柩至嶽麓山。他有六個兒子兩個女兒。三個兒子是右派，兩個女婿都是右派兼反革命。

　　其次子楊德驤，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壹直從事水泥工業，壹年前剛被重工業部評為先進生產者，轉眼就成了右派。四子楊德豫在中共進入北京時從清華大學外語系輟學投筆從戎。他任職的廣州軍區《戰士報》將他打成右派，送進了湖南大通湖勞改農場。所以，他的另壹個右派兒子楊德嘉感慨道：“父親死的時間，確實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上海文學》雜誌副主編王若望是個大右派，全國各地都知道。於是他的在安徽勞動局任職的三弟王鶴受株連，也成了右派。在青島海軍服役的小弟王雷華也被扣上右派帽子押回老家農村，成為壹名“監督勞動”犯。[ ]

　　地質出版社副總編輯劉乃隆、北京電影製片廠福利科長劉乃中、新華社翻譯劉乃元，也是三兄弟右派。其父原為國民政府外交官，中共執政後滯留香港。劉乃中奉黨的指示赴香港，成功勸說家父回歸大陸。如今三個兒子壹併落網，老父親心臟病突發猝死。

　　幾年前，壹位早年曾是同盟會會員的老醫生欣聞“祖國解放”，攜全家大小十壹口人從香港回歸，定居廣州。五個兒子分別任大學助教、製藥廠藥劑師、中學語文老師、工廠宣傳幹事、中學生物教員。反右時，五個兒子壹個沒有逃脫﹗[ ]

　　中國人講父子、父女親情，彼此牽連的例子就更多了。復旦大學教授王造時被打成右派，他的女兒王海容是該校學生。因認為父親不是右派而被定為右派。她的男朋友曾在她家幫王造時謄寫過講稿，所以也算壹個。

　　讓兒子出來批判老子是壹個創造。

　　當局為了搞臭右派，將章伯鈞的兒子搬出來，讓他宣布：“如果他(章伯鈞)不放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幻想，徹底承認錯誤，我就要和他脫離父子關係。”[ ]

　　儲安平的兒子儲望英是個軍人。儲安平剛被定為右派就受株連，被趕出了軍隊。但兒子批判老子效果最好。所以當局還是把他搬出來，聲明與老子劃清界線：“儲安平反社會主義言論發表以後，已受到全國人民的嚴詞駁斥。我身為革命軍人、社會主義青年，堅決和全國人民站在壹起，反對他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污衊人民領袖的謬論。”“在報紙上已揭發了他許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充分証明他這種惡毒思想是長期存在的、有政治野心的，企圖借用《光明日報》做基地，向社會主義進攻，這使我更認清了他反黨面貌。”[ ]

　　北京市政設計院總工程師陳占祥原是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他兒子陳衍慶正在該系讀書。他被安排公開表態：“我的父親陳占祥是建築界的大右派……企圖在建築界裡篡奪黨的領導……”“我要警告陳占祥，他不老實交待，徹底悔罪，他將走上眾叛親離、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

　　不過，要是像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生劉晨輝和其在湖南大學土木工程系任教授的父親劉旋天那樣，父子都是右派，就沒界線可劃了。

　　父子右派不少。教育部高等師範教育司副司長李常青、中共長春市委宣傳部部長范政就是另壹對父子右派。浙江湘湖師範學校校長金海觀和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金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陳崇桂和復旦大學教授陳仁炳，也是父子右派。

　　地質部物理化學探礦研究所的謝學錦，是本單位整風領導小組的成員，反右反不到他。但是他的擔任地質部總工程師的父親謝家榮被劃成右派，且登了報。壹天，地質部召開大會，有人在會上喊道：“謝學錦與他右派父親唱的是壹個腔調。”這壹喊，謝學錦也成了右派。[謝家榮是原國民政府時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後來謝學錦也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父子都是右派，又都是科學院院士，全國祇此壹例。]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農工民主黨成員陳卓凡及其兩個兒子，北京大學學生陳斯駿和畢業於清華大學的瀋陽東北設計院工程師陳斯驄，壹家三個右派。

　　復旦大學教授楊兆龍、兩個兒子、壹個女兒，壹家四口是右派。

　　還有母子右派。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因為“破壞中蘇友誼”戴上了右派帽子。其子文匯報記者劉光華則因報導“北京大學民主牆”而入網。壹九五八年春節大年三十之夜，劉光華被警車帶走，送進河北茶淀清河勞改農場。“勞動教養”三年後，“留場就業”。壹九六五年被押送黑龍江省甘南縣音河農場開荒，又是三年。再送龍江縣農村“監督勞動”。直到壹九七七年工傷致殘，方獲准回上海依親。這時，他母親早已死在獄中好幾年了。他的父親、著名學者劉湛恩原是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壹九三八年四月被上海日軍控制的幫會買兇暗殺。[ ]要是劉湛恩也活到壹九五七年，誰知道會不會同夫人、兒子壹樣成為囚犯？

　　夫妻都是右派的更多。如《人民畫報》副主編胡考、《新觀察》主編戈揚，北京市上下水道工程局局長陳明紹、教育部副司長陳靄民，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丁紫，甘肅人民出版社編輯部代理主任沉其東及妻子苑野，新華社記者姚昌塗、光明日報記者徐穎，大公報記者部副部長蕭離、記者蕭風夫婦；東北美術學院院長楊角、副院長張曉非夫婦，音樂指揮家莫桂新、歌唱家張權，浙江省長沙文漢、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代部長陳修良，蘭州大學副校長陳時偉、化學系主任左宗杞夫婦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穆木天、彭慧夫婦均成右派。北京日報刊登了壹篇《壹對向党進攻的右派急先鋒──穆木天、彭彗》，稱他們“夫唱婦隨……對党進行惡毒的誣衊，企圖搞垮黨委。”[ ]

　　還有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徐盈、《旅行家》主編彭子岡夫婦。早年他們是以大公報記者身份活動的中共秘密黨員。國民黨曾逮捕他們，只因不能確定其共產黨員身份而予以釋放。如今共產黨把他們雙雙打成了右派。

　　北京日報女記者張滬之入網竟是由於壹首打油詩。在壹次採訪後，她走在回報社的胡同土路上，壹輛小臥車從身旁風馳而過，揚起滾滾黃塵。嗆了幾口灰塵的她回到辦公室，仿照陶行知早年的壹首打油詩，在黑板上隨手寫了幾句：“大老倌坐小汽車，小老倌坐大汽車，沒車坐的──吃灰。”再加上有人揭發她說過“五壹(勞動)節搞大規模遊行實屬勞民傷財”，這就夠定為右派了。[ ]

　　不過，從張滬在北京日報當編輯的丈夫叢維熙、任高教部計劃財務司司長的父親張宗麟、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弟弟張閩都是右派這壹點來看，即使她沒那些言論，右派帽子大概也是逃不脫的。

　　中國人民大學林希翎的同班同學中，有壹位受黨組織指派關心林希翎的老大姐。林成了右派，她被說成是林的“褓姆”，也是右派。其軍人丈夫和弟弟都受株連成了右派。丈夫在部隊中的十幾個朋友，因為是林希翎的“褓姆”的丈夫的朋友，統統成了右派。不少鳴放時聽了林希翎的演講或讀了她的文章的青年給她去信，表示贊同。反右初起，林天真地把信件全部上交，請黨審查。這壹來，那些青年全部落網，無壹倖免。

　　林希翎上交的信件中，有壹封是五六年九月中國青年報記者詹環寫給她的：“看看吧，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著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人民日報在八月六日將信刊出，宣布這是“詹環的反動思想”的證據，詹環是個“反對黨的‘勇士’”。

　　僅在北京壹地，受林案牽連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便有壹百七十人之多。人大校長吳玉章的外孫藍其邦也是該校的學生，曾遵吳意看望過林並轉達過吳的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的秘書吉世林曾奉謝命寫信給林約見，謝接見林時與林見過面。藍、吉二人都是右派。共青團第壹書記胡耀邦的秘書曹治雄與林有戀人關係，就更跑不了了。[ ]

　　搞株連實在是件很容易的事。壹九五六年秋，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吳奔星應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瘦竹之邀，指導南大幾位應屆畢業生撰寫畢業論文，其中的駱運啟研究艾青的抒情詩。艾青成右派後，駱運啟[後改名駱寒超]和吳奔星教授便壹起成了右派分子。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又是北京畫院的畫家。他曾稱讚過徐燕蓀的畫有個性風格，並引用宋詩“春色滿園關不住，壹枝紅杏出牆來”形容徐代表的壹派畫風。而今徐是大右派，啟功也就被羅織入了網。

　　不僅右派成了社會的賤民，連他們的家屬也成了准賤民。江蘇省江寧縣有二百人因親友或同事是右派“受株連而失去工作。”[ ]安徽省亳縣有五十人“受右派株連而失去工作”。[ ]

　　復旦大學物理系助教李梧齡被批判後，無人再敢與他說話。而趙麗珠同學卻不畏懼，當眾與李說話。因此受到“嚴肅處理”：勒令退學。

　　反右時南京市兒童許聰年僅三歲，到該上學的年紀時，他的父親許永璋還在勞改農場服刑，學校拒絕接受他這個“極右派”的兒子。他只能進條件很差、半天上課的私立小學。

　　杭州兒童葉輝反右時也年僅三歲。父親被杭州大學定為右派，遣送回原籍監督勞動。全家都到了臨海縣老家農村。壹九六五年父親被允許回杭州大學教書，但他與母、兄、弟四人卻被杭州拒收，留在農村繼續當賤民。直到壹九七八年，全家才在杭州團圓。

　　廣州話劇女演員章曼苹成右派後，兒子陶令昌就學的上海戲劇學院要把他趕走，不說開除，卻說要他到西北去“支援邊疆”。陶不服從，只好離校。壹個才念了兩年大學的青年就這樣失了學。

　　壹九五九年春，上海音樂學院學生何占豪、陳鋼創作了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陳鋼雖壹舉成名，卻洗不去身上的賤民記號：他的父親陳歌辛是安徽勞改農場的右派分子。其女朋友家中壹致反對她與陳戀愛：“我們全家都是共產黨員，妳怎麽能和壹個右派的兒子好呢？”她退縮了，壹段戀情就此結束。

　　北京師範學院學生陳禎祥是被中共開除的首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孫女，父親又在香港，所以是天生的右派。但她畢竟是陳獨秀的後代，獲寬大，僅被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而她的壹位同學，卻因為說了壹句“陳禎祥不象右派”而進了監獄。[ ]

　　作為右派的妻子，最痛苦的也許不是丈夫成為右派這件事本身，而是黨的根本要她與丈夫劃清界線、離婚的壓力。

　　王若望成右派後，其任上海電機工業局黨委書記的妻子李明被撤職。黨還找她談話：“要麽妳與他劃清界線，要麽妳要王若望。”她回答：“我們有那麽多孩子，我怎麽能不要王若望呢？”於是她被警告道：“後果妳自己考慮吧﹗”她沒能考慮下去，瘋了。被精神病引發的壹系列疾病折磨了七年後，她丟下丈夫和壹堆孩子，死了。[ ]

　　許多妻子既甩不掉政治壓力，又擺不脫經濟困境，不得不選擇離婚。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幹部劉俊卿成為右派後被開除黨籍，且被收押，預定半個月後送新疆勞改。其妻子的領導輪番找她談話，要她在半個月內作出選擇：“要黨還是要丈夫？”她帶著壹個才幾個月大的女兒，走頭無路，只好要黨，同丈夫離了婚。

　　還有壹些妻子，因不願孩子背“右派子女”的黑印記而選擇了離婚。可是，離婚後才發現，孩子還是右派子女，還是進不了大學。壹句話，還是賤民。

　　當然有落井下石的妻子。某單位黨委開會，投票決定某幹部是否右派。壹位黨委成員是惟壹投反對票的，黨委認為他與那位右派是壹路貨，定他為“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他妻子認為，既是右派，戴不戴帽並無區別，同他離了婚。

　　儲安平被打成“右派”後，地位喪失殆盡，與其結婚共同生活四年的女士立即主動與他離了婚。

　　與右派丈夫離婚並不能保証從此平安無事。清華大學校長助理袁永熙入網後，被發配到河北農村勞動改造，趕大車。陳璉跟黨走，與他離了婚。但文革中，她母親的家被抄，父親陳布雷當年任蔣介石秘書時留下的的日記被抄走。日記中有蔣介石下令釋放袁、陳夫婦的記載。陳璉為陳布雷披麻戴孝的照片也被抄出，陳璉就再也活不下去了。她寫下壹份絕筆書後，從上海居家所在的十壹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

　　濟南卷淤廠黨委書記朱平在丈夫、山東省文化局局長馮毅之被打成極右分子後拒絕離婚， 但最終走了與陳璉相同的路。文革中，她被逼迫揭發囚禁中的丈夫，交出丈夫的“黑材料”。她謊稱藏在老家農村，遂被押到益都縣農村老家。當晚，她就跳了井。

　　有的妻子被迫離婚，還苦苦等著，希望有破鏡重圓的壹天，卻最終夢碎。中央歌劇院壹位演員在去北大荒勞改農場前主動與妻子離婚。但妻子願意等他。雙方密約，除非壹方死亡，另壹方不再結婚。他的妻子靠離婚保住了工作，但他殘疾的老母被遣返農村，因孤獨無靠而自殺。他在北大荒得到母親自盡的消息，壹病不起，夫婦從此天人永隔。

　　上海壹位婦女，丈夫被打成右派後死於勞改農場。她為亡夫呼冤叫屈，竟因此而被指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十幾年後死於獄中。

　　破鏡重圓的情況也有，但極少。雕刻家高莊[原清華大學教授]成右派後，妻子便同他離了婚。壹九七五年，他獲准離開“就業”的勞改農場回江蘇宜興老家，才發現十八年來妻子竟壹直在等著他，兩人由是復婚。

　　有的妻子既拒絕接受丈夫成為“敵人”這壹現實，又無力抵禦社會的壓力，只得以自殺作為解脫，家破人亡。數不清的人間悲劇就這樣在反右的凱歌聲中撒在了中國大地上。

　　當然，還有更多的堅強不屈、不向暴政低頭的婦女，在這裡應當為她們記上壹筆。

　　中共全國作家協會作家支部的書記羅烽成右派後，黨組織告訴其妻、同出於東北作家群的白朗：可以不劃她右派，條件是站出來揭發羅烽。白朗回答：“他不反黨。我堅持到底。”於是她也成右派，與羅烽壹同被開除黨籍，送到遼寧阜新煤礦改造去了。[ ]

　　詩人艾青被打成右派後，妻子高瑛拒絕離婚。在青年團員大會上壹片要開除她的喧囂聲中，高瑛站起來宣布：“不用開除，我自動離團。”艾青被發送北大荒勞改農場，高瑛帶著孩子隨了去。

　　被打成極右分子的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陸欽范被發配新疆前，鋼鐵研究院黨委找其妻、化學工程師雷念慈談話，說她是科研骨幹，可以留下，但條件是必須和陸劃清界限，否則就得和陸壹起去新疆。雷表示“我跟陸欽范走”，隨即與丈夫同赴新疆。

　　鐵道部出版社編審、老作家王余杞年過花甲，仍被送去勞改。多年後，他的也已年邁的妻子與兒子顛簸千里去探望他。到了福建的壹個採石場，遠遠看見壹個老頭，在烈日下戴著壹頂散了圈的草帽，正坐在地上用鐵錘敲打碎石。她對兒子說：“這就是妳爸。”[ ]

　　劇作家吳祖光被指為文藝界“壹個方面軍的總指揮”，人民日報發布消息說其妻、評劇演員新鳳霞“感謝黨和同志的幫助，給了她力量能站起來揭發吳祖光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罪行。”[ ]其實那是人民日報編造的。

　　有壹天，人民日報報道說壹位女同志與其右派丈夫離婚後光榮入了黨。文化部壹位副部長把新鳳霞叫去，讓她讀那篇報導，說：“這就是劃清界限了。”“妳應當向她學習。”新鳳霞拒絕後，副部長說：“我們要把他送到很遠的地方。”新鳳霞：我可以等他回來。

　　副部長：噢﹗妳能等多久？

　　新鳳霞：王寶釧等薛平貴等了十八年，我能等二十八年。

　　副部長：……妳給我出去！[ ]

　　部長說話算數，不久便把吳祖光送進了黑龍江北大荒勞改營。

　　新鳳霞不取黨票而取了後果，也成了右派。但右派是不能登台演戲的。沒有她的演出，劇團便要垮台。為留著這棵搖錢樹，當局將她定為內控右派，不對外公布。劇團女團長動不動就訓斥她：“新鳳霞，妳知道妳是什麽人？妳是右派！”“妳是反革命右派！”“妳別以為不給妳登報，妳右派分子的身份人家不知道。我們可以給妳登上報。” [ ]

　　黃梅戲名角嚴鳳英的命運與新鳳霞差不多。她在鳴放時說過，要“頭頂狀紙告到中央”，劇團決定將她定為右派。材料報到安徽省委第壹書記曾希聖那裡，曾說：“這算什麽反黨呢？中央不是黨嗎？”正在此時，周恩來到安徽，指名要看嚴鳳英的戲，嚴由是過關。不過她的丈夫王冠亞卻因壹篇文章被劃為右派，被發配到農場勞改去了。

　　像新鳳霞壹樣，拒絕與丈夫離婚的嚴鳳英照舊可以演戲。她可以在舞台上飾演壹個“女駙馬”，將壹個奇女子扮男裝入深宮救丈夫出冤獄的故事傳遍全國。然而她在戲裡做的不能在生活中再現。她無計將在農場勞改的丈夫營救出來。到了壹九六八年四月，她不堪文革中的凌辱，終於自殺。壹代名優棄世而去，年僅三十七歲。

　　拒絕與右派丈夫離婚需要堅強，嫁給右派更需要勇氣。

　　北京畫家王復羊成右派後，被強制勞改，每月十八元工資，僅夠糊口。亦為畫家的女友崔振國決心與之結婚。領導警告她，如與王結婚，便將她發配大西北。崔不為所動，與王結婚，與王壹同被流放到青海去了。

　　上海岳陽路小學女教師金美梅的未婚夫李梧齡被復旦大學打成了右派。她仍決定與李成婚。當她去請婚假時，學校工會主席驚訝地說：“什麽？妳怎能和他結婚？！”“為什麽不能？”“他是右派!”“右派也是人，又不是鬼，為什麽就不能結婚？”“那好，後果妳自己考慮。”果然，沒過多久金美梅也上了右派榜。該小學總共祇有十七名教職員工，定為右派的竟有七人。[ ]

　　嫁給右派所需要的勇氣，後人已經很難想像。曾獲華東地區戲曲匯演壹等獎的安徽省墜子劇團演員陳元萍，在男友吳傑成右派後仍堅決與他結了婚。結果馬上被劇團除名，成了在街頭賣大碗茶的大嫂。文革中，鑑於不少右派被活活打死，他們不得不逃到大別山裡，隱姓埋名，流浪行乞。直到壹九七九年聽說右派全部“改正”，他們才回到人間。但壹年後吳傑又因批評上司被斥為“反領導”、“反黨”。他的頂頭上司說：“他的右派問題雖然改正了，但右派的立場沒有變。右派畢竟是右派，這種人和共產黨不是壹條心的。”吳傑給中共中央留下壹份萬言遺書後，以自殺結束了痛苦。[ ]

　　女性成為右派，受的罪絲毫不比男性少。

　　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員費璐璐，夫婦是成功富商。抗戰期間曾在日佔區冒險掩護過中共高級幹部。壹九四七年，二人棄家潛赴中共解放區。中共執政後，她將其工廠、商店全部捐給了國家。只因鳴放會上說了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以黨代政”，她被打成右派，遣送農村六年，文革中又被關押了六年。[ ]

　　壹九二八年蔡元培在武昌珞珈山辦武漢大學，袁昌英、蘇雪林、凌叔華被稱為“珞珈山三女傑”。中共執政前，蘇、凌分別去了台灣、英國，唯袁留在國內。她壹成右派即被武漢大學開除。次年，又被判為歷史反革命，交街道監督勞動，每日拿著長長的竹笤帚在人來人往的地方掃街。直到七十五歲時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醴陵鄉下，三年後死去。

　　成了右派的女性，需要更大的勇氣才能活下來。

　　壹九四九年，寧夏六盤山區首位女大學生夏蓮芳從重慶高等師範畢業，與新婚丈夫回到家鄉固原縣，到山溝裡當教師。寒暑八年後，她被宣布是右派，趕離學校；丈夫則成反革命進了牢房。沒過幾個月，丈夫死在獄中，她便成了“反革命的右派寡婦”。然而，這位山村女教師走家串戶，動員老鄉們把孩子送到她自家的窯洞裡讀書寫字、唱歌跳舞。當了二十壹年的業餘教師，其右派案和前夫的反革命案才平反。

　　北京大學新聞專業的女同學中，林昭、韓其慧等六位成了右派。林昭在壹個夜裡留下壹份絕命書，吞服安眠藥自殺，幸被及時搶救。當局認定她對抗運動，宣佈勞動教養三年。經副系主任羅列擔保，把她留在資料室監督改造。後轉到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資料室，不久病退回上海家中。

　　壹九六○年初，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已導致了更大的災難，在甘肅武山縣和天水縣勞動的幾十名蘭州大學右派學生編印了壹份刊物《星火》。刊物指出：農村正在大量餓死人，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直接後果。共產黨已經腐朽，需要壹次革命。該刊還印了林昭的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壹日》。這批年輕人同時又寫了意見書，擬寄給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希望靠他們糾正毛澤東的錯誤。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編輯中，他們即於九月間全部被捕。[ ]

　　幾年後，林昭的妹妹去探監，隻見她用壹襲白布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著壹塊黑布，上面用白線繡了壹個“冤”字。她的頭髮留得極長，齊根扎了壹條白手帕，宛如《竇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壹九六八年，由於林昭不服判決，原先的二十年徒刑被改為死刑。差不多同時，同案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張春元及中共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在武山縣被誣以“密謀暴動越獄”而槍決。

　　六八年四月三十日，上海當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告訴她母親：“妳女兒被槍斃了。要交五分錢子彈費。”此人接了五分錢硬幣，卻對“屍體現在何處”的詢問壹字不答，揚長而去。林昭老病的母親從此精神失常，直到有壹天倒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

　　第二十章　學者、藝術家與統戰對象的命運

　　壹九五七年落網的右派，大多數是中國知識界的精華及共產黨中的有識之士，壹壹列舉不可能。但是不該被遺忘的人太多了。

　　地質學家謝家榮為中國的礦產勘探事業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他以其科學預見指導部署探礦並開發的礦區有湖北大冶鐵礦、內蒙古白雲鄂博鐵礦、河北龐家堡鐵礦、貴水城觀音山鐵礦、安徽銅官山銅礦、甘肅白銀廠銅礦、山西中條山銅礦、陝西渭北煤田等。他是注意到在華北和東北平原上找油的第壹位地質學家。壹九四五年日本人剛投降，他便指出︰“將來的勘測工作，要特別注意北滿。”他給“北滿松遼盆地”命名，提議在北滿實地勘察石油並親自修訂了勘探設計書。反右前夕，他在青海柴達木盆地野外考察。回京後還帶著壹身風塵，就走進了右派行列。除了“反對蘇聯專家”外，壹九四六年在淮南發現八公山大煤田竟也成為定他為右派的根據。說是煤田給國民政府輸血，延緩了國民黨的垮台。壹九五九年，北京為在北滿松遼盆地發現油田取名“大慶”而大加慶祝時，誰也不提他的名字，好像中國就不曾有過這個人似的。[ ][壹九七八年，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黃汲清寫信給鄧小平，詳述大慶油田之發現過程，說明當時稱為“松遼盆地”的大慶油田之發現與李四光的地質力學理論無關。[ ]]

　　工程技術界人士壹向不為新聞重視，連姓名亦很少為世人提及。如安徽省水利廳副總工程師盛德純，三十年代起任安徽水利局局長，曾主持修復長江大堤安徽段，編寫《安徽水利志》。這樣的學者也上了右派名單。[ ]

　　右派名單中還有雲南銅業公司及東川礦務局副總工程師勵潤生。他早年畢業於北洋大學，壹九四六年從美國歸來，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工作。壹九四九年，資源委員會遷台灣，他堅留大陸，長年在礦山工作，著有《金屬礦的通風研究》等。[ ]

　　還有農業專家。安徽蒙城縣有個南京去的育種專家丁震亞，鳴放時就省委書記曾希聖下令全省推廣旱糧田改種水稻壹事提意見道︰“最好先試驗，後推廣，壹個縣不宜壹下子搞幾十萬畝。”因此成了“反對省委第壹書記”的右派。

　　不久前，華南地區柑桔樹發生毀滅性病害，華南農學院教授林孔湘認為是傳染病，而蘇聯專家認為是排水不良所致。雖然後來林的觀點被證明是正確的，他還是被指“反對蘇聯專家”而成了右派。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余寶笙，曾獲美國科學家榮譽學會授予金鑰匙。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她立即回到烽火連天的祖國從事教育。這樣的愛國者也落了網。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派赴英國專攻冶金的趙天從趕回祖國效力。在日本飛機轟炸掃射的日子裡，他主持建成了湖南冷水灘錫礦山純銻精煉廠。他還研究出“趙氏煉銻法”，半個多世紀後還在使用。而今他成了中南礦冶學院的右派。

　　值得壹提的還有壹批農業專家。

　　創建了中國第壹家病蟲藥械製造廠，製成中國第壹架商用噴霧器及第壹批商品農藥的昆蟲學家吳福楨，戴上右派帽子後被下放到寧夏。

　　此外，家蠶育種專家、西南農學院蔣同慶，甘薯專家、中國科學院薯類研究所雜糧研究室主任盛家廉，以及專研究野生大豆的徐豹等，都是右派。

　　各行學者無法壹壹細述，這裡僅舉二例：俄華大詞典主編郭景天、人民出版社時事手冊主編鄧蜀生。

　　解放軍總醫院副院長聶毓禪，鳴放時只就護理工作對醫院領導提了些意見，就被揪了出來。她曾擔任原由美國人開辦的協和醫院護理部負責人，是“美帝在舊協和的代理人”。而今新帳老帳壹起算，她戴上右派帽子到安徽壹家醫院勞動改造去了。[ ]

　　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壹九三八年四月七日，武漢十萬民眾舉行火炬遊行。篆刻大師謝梅奴壹天壹夜不吃不睡，將“抗日必勝”、“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等刻入印中，公開展覽。蔣介石等曾親赴參觀。抗戰勝利，國民政府為感謝盟軍援助，請謝刻了壹枚帶有三隻獅子的印章贈送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壹九四八年中國政府贈送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的禮品中，羅斯福總統的印章也是他刻的。他是湖南長沙人，壹九五壹年湖南省政府還曾委託他刻“毛澤東印”、“潤之”兩方印，作為禮品贈送毛澤東。可是如今卻把他打成了右派。[ ]

　　壹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外相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低頭簽字、向盟國投降。在場目擊此壹歷史事件的人中，有壹位中國人，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當晚，他寫了壹篇通訊《落日》。此文廣為傳誦，後來被列為大學新聞系學生必讀教材。

　　在鳴放座談會上，朱啟平提起壹件往事︰壹九五壹年，曾擔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地質學家翁文灝從法國歸來後，朱為《中國建設》雜誌寫了壹篇文章，說翁放棄了美國的高薪聘請，歸國效力。可是上級審稿時不經他同意就硬改寫成翁在海外走頭無路，共產黨寬宏大量接納了翁。朱認為，那不僅背離事實，而且也是對愛國者的人格污辱。

　　就這壹條，朱啟平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去了。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時，因部份盟國法官反對使用死刑，代表中國的法官梅汝璈與助手商議，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九?壹八事件”策劃者土肥原賢二、南京大屠殺首惡松井石根等七名戰犯的絞刑案不能通過，他將蹈海以明志。而後他日夜在各國法官中遊說，終於使該案以六票對五票之微弱多數得以通過，為中國人民報了仇、雪了恥。壹個月後，國民政府任命他為司法部長。但他在香港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拒絕到任，並於壹九四九年底化裝登上英籍貨輪潛至北京。周恩來稱他“為國家爭了光。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感謝他。”整風中，梅汝璈在外交部老專家座談會上提出︰黨領導壹切不等於包辦壹切，黨應當給人民代表大會以實權。奉蘇聯為神明、把蘇聯專家的話當作金科玉律是嚴重的教條主義。為此，他也成了右派。[ ]

　　反右反到佛學界，和尚也難逃右派帽子。近代佛學界輩份最高的學者、吉林長春的澍培法師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還有道士。四川灌縣將九十四名道士集中在天師洞鳴放辯論，劃了五名右派。

　　還有教會牧師。廣西靈山縣基督教警世堂牧師蘇子英便是壹例。此外還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陳崇桂，天津天主教教友愛國運動促進會副主任聶國屏、常務委員高慶琛，中華基督教會鼓浪嶼堂牧師周清澤，中華基督教循道公會寧波教區主席范愛侍等。

　　由於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力主保護科學家，並為中央書記處起草文件，明文規定科學院壹九五五年日內瓦會議後歸國的學人不參加運動，因此科學院壹九五五年後歸國的幾百學者均安然無恙。

　　在對外文委任職的丁耀瓚也是壹九五五年從美國歸來的。但是他不屬科學院管轄。他不僅成右派，還被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去了。

　　壹九五五年以前來歸的兩三千學人均不享有豁免權。

　　壹九五壹年秋歸國的壹批二十多名留美學生，有七名被打成右派。其中壹位曾任紐約中國學生會主席，父母兄長都在美國，但他壹拿到碩士學位就偕同女友回了國。他成為“極右分子”，送北大荒勞改。[ ]

　　壹九五二年從美國歸來的八壹電影製片廠美工師陳爾真，英語特別好。每當廠內放映美、英原版的“參考片”，都由他現場邊看邊給大家翻譯。那時，別人都說他翻譯得好。現在，黨卻說他“狂熱地宣揚了資產階級思想和美化了資本主義社會”，“販賣資本主義貨色”，把他打成右派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去了。

　　壹九五五年以前來歸的學人中，六百多人是以“交換戰俘名額”歸國的。當時美國壹方面許可中國學生永久居留，另壹方面許可學生與朝鮮戰爭中的美軍俘虜交換，返回中國。當時有兩千多名學生填表登記，僅六百多名得到了“交換名額”。壹位當時未獲准離美的學生三十多年後這樣回憶道：“那六百多獲准回國名單發表出來，榜上有名的便不勝雀躍，那千多位榜上無名的，當年又懊喪何似？命運多是和人開玩笑的，當年回去的六百多位同學，又有多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有多少在文革時橫遭折磨？那幾千位留下來的，今天是否會深慶自己是‘漏網之魚’？”[ ]

　　不僅從美國、凡海外歸來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標。

　　在香港執教的歌唱家黃源尹，常常對自己的學生說，新中國雖窮，但是共產黨將建立壹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新社會。他鼓勵學生不要在香港為資產階級賣命，並帶領他們跨進了祖國大門。這個滿腔熱血的知識份子中了毛氏“陽謀”，被趕出北京，送到青海去了。

　　五十年代初自香港回國的電影導演白沉，壹年前剛獲得文化部的優秀影片狀，此時也入了另冊，成為安徽勞改農場的壹名犯人。

　　新加坡華人作家韓萌，壹九五壹年被香港當局驅押出境，回到大陸。初被懷疑是問諜，繼而與胡風分子為伍，這次自然也躲不過厄運。

　　醫生陳惠康，壹九五二年輾轉自台灣歸來，在上海行醫，僅因直言批評上級，也被扣上帽子，押往農場勞改，壹去就是十六年。另壹位自香港回歸的醫生，因能操手術刀，黨需要他，總算未被趕去勞改，不過工資減壹半，當了二十年賤民。

　　壹批從海外歸來的華僑知識青年，響應黨的號召，到了廣東西部最窮的德慶、封開兩縣。在那沒有甚麽文化人的地方，他們就算知識份子了。德慶縣七十餘名右派，華僑青年就占了二十六名，超過三分之壹。“僑青籃球隊”成了反動組織，隊員幾乎全成右派。[ ]

　　中央廣播事業局翻譯陳潤康壹九五四年自法國歸來。他曾批評其組長而被指為“用資本主義國家虛偽的民主來攻擊我們不民主”。按照規定華僑歸國三年以內不劃右派，而陳歸國已三年零壹個星期，剛好夠資格當右派。七斗八斗後送農村勞動改造，壹年多就死了。[ ]

　　長春電影製片廠導演呂班鼓吹“喜劇就是為了讓人笑壹笑”，而今黨批判他“極力以喜劇形式歪曲新社會的現實生活，醜化共產黨。”他拍了壹部《未完成的喜劇》，黨認為是“壹部諷刺、誹謗新社會的毒箭”，將他定為右派。[ ]

　　壹九四九年時詩人周良沛才十六歲，他拒絕隨同親戚去香港會見母親，卻參加了解放軍。反右時他正忙於校對其詩集的清樣，突被通知說他是右派，第二天即去農場改造。詩集被拆版，軍籍被開除，勞改、坐牢，腿被打斷，成了殘廢。二十年後在台灣的父母輾轉尋到他時，他還是雲南省公安廳屬下壹個農場裡的右派。

　　被打成右派的詩人很多。北京人民出版社編輯、四十年代編過《詩創造》雜誌的詩人曹辛之就是其中壹個。

　　三十年代的詩人陳夢家早已離開文學的是非之地而在考古研究所從事古代史和古文字研究。但他在二月號的《詩刊》上發表的《談談徐志摩的詩》惹了禍。巴人[即王任叔，曾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代表官方在十壹月號的《詩刊》上發表《也談徐志摩的詩》，指陳“替徐志摩塗脂抹粉”，“想把徐志摩裝扮為壹個革命詩人”。陳夢家自然逃不脫了。

　　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訪華時，詩人艾青遠赴昆明迎接，並壹路陪同他遊覽到北京。到北京後，艾突然成為右派。因為他曾經說過“黨內沒有民主”，“沒有溫暖”，總是“壹批人整人，壹批人挨整。”他還寫過壹句詩“我們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實很小”，可見“他覺得社會主義制度不自由，活動天地很小。”這樣，艾青也成了北大荒勞改隊的壹員。

　　詩人公木作詞的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中共建國後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曲調源自民間情歌的頌歌“東方紅”，是他加以整理、改寫後才傳播開的。反右初批判詩人李白鳳，他以壹篇《致詩人李白鳳》打頭陣。然而沒過多久，他也成了右派，與李白鳳殊途同歸。

　　郵票設計家邵柏林設計了壹套郵票《首都風光》，其中名為《天安門》的郵票畫了太陽從雲彩後面升起的情景，被說成“故意把天安門上空搞得烏雲滾滾”，扣右派帽後下放農村。[ ]

　　國畫家徐庶之長期在新疆帕米爾高原寫生作畫，壹年前剛獲得全國青年美術獎，畫作《高原醫生》被中國美術館收藏。他當右派的罪名是“反對黨，罵赫魯曉夫。”畫家李丁隴壹九三八年從西安長途跋涉到敦煌莫高窟，是“第壹個臨摹敦煌壁畫的人”[張大千語]。他與莫高窟惟壹的居民藏族老和尚為伴，費時八個月臨摹的壁畫在西安、成都等地展出後，國人方知西北荒漠中埋著壹顆燦爛的文化明珠。壹九四三年國民政府決定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李丁隴功不可沒。上海師範學院定他為右派後，將他發配西北高原。他被迫隱姓埋名，苦度了二十多年。

　　沉陽美術學院副教授李浴，反右前壹年出版了《中國美術史綱》，出版社又登門要出他的《西方美術史綱》。這個成績斐然的學者戴著右派帽子被趕離學院，壹九六壹年方得回校。

　　《人民畫報》兩位副主編胡考、丁聰均以右派身，到黑龍江北大荒農場勞動教養。

　　青島美術專科學校教授石可是木刻家。中共執政後成立的工藝美術出版社出版的第壹部畫冊就是他的作品。如今亦是右派。

　　木刻家麥稈在上海舉辦過抗戰八年木刻展，其中的《南京萬人塚》、《富士山之會》曾送日本展出。日本出版的壹本《中國現代木刻選》中的三百件作品，有二十三幅是他的。他成為右派後，整整二十年沒有壹件作品問世。[ ]

　　反右中，中國書法研究社被定為“反黨組織”，主持該社的金石書法家鄧散木和名學者張伯駒就都逃不脫了。

　　壹九三八年，鄧散木曾舉辦作品展，將所得數千元全部捐獻作了抗日經費。壹九五五年全國小學統壹使用的標準課本，是由他壹字壹字書寫而成。鳴放時，他曾作《救救書法篆刻藝術》的書面發言，批評文化部認為書法篆刻不是藝術的意見。反右開始後，他又批評中共“壓制鳴放，自造宗派”，於是也被“揪”了出來。

　　張伯駒曾保留舊戲，以保存“傳統京劇藝術正宗”。如今黨批判他“企圖用保存傳統的幌子，取消我們的政治標準，為《寧武關》、《祥梅寺》、《馬思遠》之類的毒草的存在尋找‘合理’的藉口……妄想達到把戲曲事業引向脫離黨的領導、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目的。”他便成了“右派分子張伯駒”。[ ]

　　中國現存最早的書法真跡為西晉陸機的《平復帖》，已有壹千七百餘年的歷史。壹九三七年，張伯駒用四萬大洋從道光皇帝曾孫溥心畲處買下後，日本人曾出價三十萬收購，他斷然拒絕。已有壹千三百多年歷史的隨代展子虔的《遊春圖》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名畫。自故宮流失，為奸商購得。張壹面到政府奔走，下令禁止此國寶出境，壹面變賣房產，湊了二百四十兩黃金將此畫收購到手。他還曾用巨款購得宋代名臣范仲淹的手書《道服贊》、唐代李白的《上陽台帖》等稀世國寶。壹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張將其收藏的國寶悉數捐給了故宮博物院。把他打成右派時，似乎已沒人記得他捐贈文物的壯舉了。

　　“戲劇界大右派”吳祖光也是文物大捐主。他父親壹生傾全部財力收集了壹批貴重文物。壹九五四年，他徵得年邁老父的同意，請中央文物局長鄭振鐸和古文物專家到家中，當面點收二百四十餘件珍品，無償捐給了故宮博物館。

　　北有張伯駒、吳祖光，南有潘世茲、丁惠康。

　　潘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他父親是壹位大收藏家，收有不少宋代以降古籍。壹九五○年，他將父親的藏書全部無償捐給了國家。壹九五二年，中共解散教會學校，潘世茲被調到復旦大學圖書館工作。而今也成了右派。

　　上海的丁惠康醫生從二十年代起即開辦肺病療養院療養院。淞滬抗戰期間，他將療養院的手術器械送至市區傷兵醫院，為抗日負傷官兵施行手術。日軍侵佔上海後，他在法租界重新辦起療養院。為防止文化國寶外流，丁惠康與父親丁福保曾出售四十幢房屋，將所得款項全部用於收購文物。中共執政後，父子將壹千餘件文物無償捐出，其中包括稀世之寶西周青銅大鼎以及國寶級的唐代文物。文化部、教育部曾為此發給褒獎狀。壹九五六年，丁惠康又將療養院捐給了國家。反右時，丁福保已死，丁惠康則成了右派。[ ]

　　國學家施蟄存寫過壹篇《才與德》，批評中共以替黨打天下的資歷核定幹部職位的做法：“‘老子打過游擊’祗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即使有超於傳統道德以上的共產主義品德者，如果壹點不了解業務，也還恐怕不頂事。何況今天之所謂‘德’，還祇是壹些表面的組織性、紀律性、革命性、積極性而已。……”[ ]所以他也是右派。

　　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從二十年代起便在文化教育界享有盛名。他長期與中共秘密黨員夏衍、沉雁冰等合作，出版他們的著作。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被國民黨當局槍決後，魯迅編輯其遺作《海上述林》，惟章氏敢承印，秘密出版。中共執政後，章主動將開明書店交與官方，自己則先後出任古籍出版社總編輯、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他也成了壹名右派。[ ]

　　原中華書局圖畫部主任沉子丞應中共之請，辭去職務去建“中共第壹次代表大會會址紀念館”，並長期擔任該館副館長。可是中共說他也反黨，給了他壹頂右派帽子。

　　五十年代膾炙人口的相聲《買猴兒》是天津作家何遲的作品。通過馬三立的表演，壹個大大咧咧不負責任的“馬大哈”成為中國家喻戶嘵、老幼皆知的藝術形象。而今何遲頭戴右派、“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的帽子進了勞改農場。後因病累而昏倒在田裡才被送回天津。文革中再次進勞改農場，直到全身癱瘓被人抬回家。[ ]

　　演“馬大哈”的馬三立是著名相聲演員。五六年毛澤東到天津，親自去看了馬的演出，還對他說“過去只能在廣播裡聽妳的相聲，沒見過面。”只講些同政治沾不上邊的笑話是不會惹禍的。可是他演了何遲的另壹個相聲《開會迷》，諷刺專以開會為職業的幹部。所以被扣上“反黨”的帽子，成了右派。他被剝奪登台的權利，沉默了二十多年。[ ]

　　音樂家劉雪庵因為批評中國音樂家協會而被定為右派。他在國民政府時期作的《空軍之歌》、《海軍之歌》等當然都是罪証。壹九三八年，有人將他壹九三二年創作的壹支探戈舞曲填上詞，取名《何日君再來》。黨要他為填詞的內容負責，也算壹罪。

　　浙江琵琶演奏高手范志雲早年曾與瞎子阿炳[華彥鈞]交流琴藝，阿炳去世後，民樂界能再現阿炳演奏風格和琴藝的，惟唯范志雲壹人。壹九五六年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播出《天才的民間音樂家華彥鈞》節目，其中《龍船》和《大浪淘沙》就是由范志雲演奏的。他被打成右派，樂器、樂譜悉數抄走，到農村當農民去了。

　　壹九五六年，浙江歌舞團的笛子演奏家趙松庭參加首屆全國音樂周，以其創作的壹曲《早晨》轟動京城。周恩來在中南海的家裡接見了他，並指名讓他參加中國青年藝術家代表團出訪西歐。反右時他正在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突然收到國內來的加急電報，稱家中有要事，讓他趕快回國。他回到杭州，半夜趕到歌舞團，方知自己已因“以笛子指揮黨”的罪名被劃為右派。他被下放農村，直到壹九六二年周恩來陪同蘇聯國家主席伏洛希羅夫到杭州，問浙江省委書記“妳們那個吹笛子的趙松庭到哪兒去了? ”才得以回到歌舞團。

　　中國京劇壹團團長李萬春倒沒有去勞動改造。他出於京劇世家，演劇才能還有使用價值。壹九六○年西藏成立京劇團派他去，壹九六二年成立內蒙古京劇團，又派他去，而且夫妻、兒子、兄弟壹起去，也算是發揮了他的才能。

　　那幾年拍攝的較受歡迎的電影，如《山間鈴響馬幫來》、《邊寨烽火》和《蘆笙戀歌》，其劇作者白樺、彭荊風都成了右派。電影導演入網的還有沙蒙[導有《上甘嶺》等]、郭維等。李景波等演員也入了右派名冊。

　　二月間毛澤東在北京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上海電影界有四人應邀出席。如今除趙丹外，吳永剛、吳茵、石揮都成了右派。

　　作家舒蕪曾因揭發胡風有功而免於坐牢。鳴放時，他忘了自己是有前科的，放膽抨擊“用壹篇批評可以判決壹個作家的命運”的現狀，還對黨的文藝方針不滿，說“好像有了毛主席的《(壹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壹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好像真理到這裡已經完了。”[ ]這壹次他不再受寬大，以右派身進了勞改營。

　　作家蕭乾說過“教條主義者……大半都居於領導地位。教條主義者壹棍子打死的絕不是壹個人，而是許多人。”[ ]所以也是右派。

　　年僅二十壹歲的作家劉紹棠五月間寫了壹篇《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壹些淺見》，認為文藝作品流於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在於“機械地、守舊地、片面地、誇大地執行和闡發了(壹九四二年)毛主席指導當時的文藝運動的策略性的理論。”黨說他“竟敢從壹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起，連根推翻黨的文學事業。”他後來自嘲道︰“毛主席欽賜我為反黨典型人物，全國批判。”[ ]

　　江蘇青年作家高曉聲、陳椿年、陸文夫、方之等認為文學不應只是讚歌；要寫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應當寫政策，寫運動。他們打算搞個以“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為宗旨的民辦刊物《探求者》，併到上海去找老作家爭取支持。巴金不相信中共會給作家這個自由，便告以不可。巴金後來這樣回憶道︰“我同情他們，但是我替他們擔心，我覺得他們太單純，因為我已經感覺到氣候在變化，我勸他們不要搞‘探求者’，不要辦‘同人雜誌’，放棄他們‘探求’的打算。”[ ]受此教誨，陸文夫等立即打電報回去申明散夥，但為時已晚。過不了幾天，風雲突變，這些文學青年大多數被扣上右派帽子下鄉勞改去了。

　　壹九五五年，上海青年陳家樓串聯了十幾名青年人，組織成青年墾荒隊，到江西鄱陽湖畔創辦農場。因為曾經批評過鄉政府挪用墾荒隊的資金，陳被定為右派，開除黨籍，監督勞動。

　　杭州的大學生張惠欣畢業時在工作志願表裡壹連填上三個“西北”，告別父母、妻子和西湖的山光水色，到甘肅當了壹名地質隊員。為了找礦，他曾幾次差點丟掉性命。這樣壹個熱血青年也成了被強制勞改的右派分子。[ ]

　　香港青年陳植森壹九五○年拒絕家人要其出國留學的安排，回國參加志願軍赴朝作戰，五七年時已是空軍部隊的壹名軍官。成右派後，被開除軍籍、送勞改農場。

　　混血青年李銘義的父親原為法國駐東三省的總領事，與李的華人生母回了法國。李壹九五三年大學畢業後利用父親在哈爾濱留下的房子開辦了壹所成人補習學校，自任校長兼教員。當學校發展到兩千人時，他把整個學校的財物、房產捐給國家，自己到北京又辦了壹所補習學校。如今他當上右派，學校被沒收歸公。他本人則被強制去當沒有收入的街道清潔工。全家六口人，僅靠妻子的幾十元月薪過了二十年赤貧生活。

　　天津市副市長畢鳴歧是天津資本家的代表人物，韓戰期間獨自捐獻過壹架飛機，每次認購公債都是全市之首。壹年前中共搞工商業改造時，他還代表天津工商界到北京向毛澤東報過喜。毛澤東所說“對壹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的“等”裡，或許也包括他。可是天津市委不認為他在那個“等”裡，把他打成了右派。

　　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陳祖沛原是香港資本家。中共建國初，他挾巨資歸來，黨給了他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的光榮頭銜。在五月中旬中共廣東省委統戰部召開的鳴放會上，他說過海口市工商聯的工作由壹名黨員科長包辦，正、副主任和秘書都有職無權，所以也是右派。

　　縣城、鄉鎮、農村裡沒有多少知識份子，能找到個把就不容易了，抓右派當然優先。指標是非完成不可的。圈圈從文化高的人畫起，正應了“天塌下來先砸個兒高的”這句老話。

　　江蘇青浦縣，當時是全國血吸蟲病流行最嚴重的幾個縣之壹，壹位祖傳了十七世的中醫陳祖賢參加了當地的血吸蟲病搶護隊。當他正在忙於為壹個個病人醫治時，上面突然通知他，他已被定為“右派分子”了。

　　浙江省四明山區有個留過美、在上海教過書的老知識份子，是全縣惟壹懂得英文的人。他當時潦倒無業，靠給人寫碑帖和婚喪對聯為生。壹天，他為鄉政府寫對聯，因為喝了點酒，將毛澤東說的“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這鄉裡惟壹的文化人也就成了鄉裡的“大右派”。[ ]

　　“狡免死，走狗烹。”四十年代國共爭奪政權時在國民黨營壘裡秘密為中共效勞的壹批人，也成了“右派”。

　　原國民黨將領劉宗寬在中共執政前壹直秘密與其合作。國共內戰前夕，他赴重慶任行營參謀處長、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在整個戰爭期間，他為中共提供了大量情報。中共部隊入川之前，蔣介石親臨重慶，他設計誤導蔣，將布防重點放在川西北，而解放軍實由川東入蜀，壹舉攻破了四川天險。當蔣決定將胡宗南的部隊運去保衛重慶時，他又將此情報送給了中共。中共取得大西南後，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譽他為“解放西南第壹功”。但他是農工民主黨成員，不可能受到重用。壹九五○年他到南京軍事學院擔任戰役戰術教授，壹九五六年轉到重慶市政協當閒差。如今黨說他反共，把他打成了右派。[ ]

　　壹九四八年底，國民黨陸軍大學機甲戰術系中將主任章培[章乃器之兄]赴香港，途中曾動員浙江省主席陳儀起義投共，獲陳承諾，決不與共產黨打仗。壹九四九年二月，章自港到京，受周恩來及朱德總司令委託，參加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他也成了右派。[ ]

　　壹九四九年春守衛上海的國民黨部隊中有個裝甲師副師長邢必成。早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曾赴德國學習。壹九四六年經復旦同學楊輝介紹，秘密加入中共。在中共圍城時，他將壹個裝甲師和壹個炮兵團拉到了中共軍隊這邊。但中共僅委任他為華東車輛管理所所長。在三反運動中指他製造車牌太多，“浪費”，將其發配到南京棲霞中學做校長。如今又打成右派，送去勞改。

　　壹九四九年十月，在四川的國民黨第九十五軍成立川康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不久就地起義。該軍少將參謀長轉到中共的四十壹軍任參謀長。壹九五壹年被指“假起義”，分配到山東財政廳任副科長，“內部控制使用”。他不服處理，向上級申訴。如今自然是右派。[ ]

　　湖南省公路局副局長程炯原任國民政府湖南公路局局長時，他的家就是當地共產黨搞地下活動的據點。壹九四九年秋在湖南主政的程潛、陳明仁起義投共前夕，他不僅參與其事，而且和平起義之通電就是在他家裡起草定稿的。而今他也是右派壹個。

　　壹九四九年底和平起義的廣東興梅地區保安司令李潔之[早年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團連長]是農工民主黨黨員，國共內戰時在興寧倒戈投共。如今成了“大右派”。

　　壹九四九年底在甘肅率部起義的國民黨軍隊第壹壹九軍軍長王治岐、副軍長蔣雲台，也都是右派分子。

　　許多國民黨執政時期被中共視作“進步青年”的國民黨子弟，如今成了右派。原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重慶衛戍司令王纘緒的兒子、話劇界人士王大虎是其中之壹。

　　壹九二七年，共產國際決定由日本共產黨幫助籌建台灣共產黨，並派遣在蘇聯學習的謝雪紅回中國。她到東京會見日共領導人渡邊政之輔，渡邊為台共起草了政治和組織大綱。次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共及朝共派員參加大會。壹九四七年台灣“二?二八事件”時，台共乘機發動起義，攻打台中市政府機關，令台中的部隊全部繳械投降。國民黨第二十壹師在基隆登陸後，謝雪紅等台共骨幹逃至上海，旋根據中共的安排，潛至香港成立以謝為主席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宣言謊稱成立於台灣北部某地]。

　　壹九四九年中共準備攻打台灣時內定由粟裕任台灣省主席，謝雪紅任副主席。但謝認為中共原先承諾台灣自治，上至省長下至鄉長均應由普選產生。台灣之役因韓戰而流產，謝的主張卻使毛澤東認定台共非我族類，將謝手下多位台共骨幹清除，僅留謝氏壹人空掛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牌位。到反右時，這個牌位也不需要了。將謝打成了右派。[ ]

　　壹九四七年五月上海大學生展開示威運動時，國民黨當局將壹批學生投入了監獄。復旦大學教授孫大雨與其他壹些知名教授踏進市政府，同市長吳國楨交涉、抗議。不久，學生全部獲釋。

　　風雨十年後，孫大雨卻被中共打成“大右派”，關進了監獄。

　　事情是這樣的︰壹九四九年中共進入上海時，離開“民主教授聯誼會”多時的原幹事李正文穿著軍裝回到學校，召集聯誼會開會，並操縱選舉，將幹事會中的民盟成員全部選掉。以後李擔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主持思想改造運動，孫大雨是批判重點。壹九五五年，新黨委書記楊西光主持肅反，孫又被“審查”。後來校方只是口頭嚮孫道了個歉。孫不賣賬，堅持說整他的人才是“反革命”。上海市委曾備席兩桌為他們調解未獲成功。四月間毛澤東發動鳴放時已在黨的高級會議上點了他的名：

　　“孫大雨說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報上登出來。”“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 ]

　　六月七日，孫應邀出席座談會，作了自投羅網的發言。第二天其發言上報，正是“反擊右派”開始之日， 於是成為圍剿對象。

　　在柯慶施親自導演下，上海市高教局局長陳其五及楊西光、李正文等，加上解放日報和新聞日報，聯合控告“孫大雨誣衊誹謗、蓄意陷害好人”，“遂行反革命目的”，判了他七年徒刑。

　　要是將壹九四七年孫大雨教授踏進上海市政府大門營救學生、韓德培教授步入漢口警備司令部為被捕學生辯護的故事，以及壹九五七年孫教授被判刑、韓教授被勞改的故事，都告訴我們的後代，他們誰能相信那後壹個故事發生在“新社會”？

　　第二十壹章　右派份子總數超過壹百萬

　　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連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毛澤東直到壹九五九年八月還認為是三十多萬。當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糾正他說“現有四十五萬”時，他似乎有些得意：

　　“好多？四十五萬？哈哈，隊伍不少。”[ ]

　　從此以後，中共便採用“四十五萬”[ ]這個數字，壹直沒有費神去統計全國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

　　直到壹九七八年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發現被改正的右派總數超過了五十萬。有人說：“這怎麽辦？太多了。”胡耀邦答道：“當年猛抓右派的時候怎麽不嫌多？”最後，被“改正”者共計“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 ]

　　此後，官方出版物都將此數當成右派總數，似乎反右運動僅抓了“五十五萬多”右派。其實右派數比這要多。這裡有必要論証壹下。

　　百分之五的指標是所謂“控制數”，實際上毛澤東根本沒打算用它框住自己。六月十日，毛澤東發出《中央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民盟右派和反動派的比例比較大，大約有百分之十以上。”[ ]在七月青島會議上他甚至說：“民主黨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還有百分之八十(不是右派）。”[ ]

　　於是“民主黨派”立即加緊清理自己的門戶。譬如天津市的民盟成員百分之十五是右派，計有壹百十七名。[ ]陝西省民盟成員百分之十被劃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壞分子，計二百二十三位。其省委委員、候補委員百分之二十被扣上了帽子。[ ]

　　指標既然可以放寬，各級黨組織紛紛超額完成任務。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將全校總人數的百分之六點五打成了右派，北京市委還是認為他右傾，“反右不力”，於九月間將他調走，派鐵道部副部長陸平去主事。陸平壹去，就在學校大飯廳作報告，說他手頭有壹張尚未劃右派的學生的名單，這些人是否劃右派，要看他們自己的表現。可是才過了三天，學生們還沒來得及表現，近二百人左右的補充名單就公布了。最後確定右派八百名，近全校人數的百分之十，其中壹百四十多名“極右派”被開除，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

　　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蔣南翔後來說：“清華大學的教授、副教授中劃右派者約達百分之十八(可能記得不確切）。”[ ]該校師生共有右派五百七十壹名[教職員222人，學生349人]，也超過了百分之五。[ ]

　　北京地質學院五千多學生百分之九是右派；壹千餘名教師，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 ]中國人民大學六千多學生，僅第壹批右派就有四百多名。全部右派也在百分之十左右。

　　吉林省各高等院校，反右剛開始還不到壹個月時，講師以上的教員就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為右派。[ ]年底時上海市委第壹書記柯慶施作報告說：“復旦大學六百多個教師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點五。”[ ]太少了，所以壹九五八年又補充了壹批。

　　各大學的右派人數均在數百名上下。

　　譬如武漢大學右派有四百三十名。五百三十位教師，百分之十四是右派；三千三百多學生，右派幾達百分之十。中文系壹共不到二百學生，右派有五十六名。其中四年級學生三十七人，三十五個是“右派”或“中右”。[ ]

　　上海交通大學三百多名，華東師範大學二百八十五名。其中中文系壹年級揪了二十餘人，超過百分之十。[ ]福建師範大學共三千多師生，右派抓了四百多個。中文系四年級壹班共三十六人，右派有三十壹個。[ ]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韋君宜回憶：“(中國）作家協會(機關）總共不過二百人，右派劃了五十多個，‘踩線’的還不算。但是，這也不足為奇，當時全國哪個單位不是如此？)[ ]

　　後人也許會奇怪，哪裡會有那麽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產黨？果真有那麽多學生參加了“右派大合唱”？這裡有個例子：清華大學壹個學生擁護黨，積極寫大字報批判右派學生。不幸他的大字報裡有“雖然在這個問題上妳的看法是對的，但是……”這樣的話，足証他與被批判的右派學生觀點相同。結果他也成右派，與被他批判者殊途同歸。

　　清華學生張德環曾接濟過幾位經濟困難的同學，給了幾件舊衣服及幾十斤糧票。那些同學成了右派，連帶著把他劃為右派，判處三年徒刑。[ ]

　　鳴放時，北大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班主任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或二十八]日到中南海，對稱為毛主席“辦公室主任”的人鳴放了壹通。十天后反右，這十壹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壹個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壹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難友。時榮章班上二十四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 ]

　　五月下旬，蘭州大學學生選出有十二名成員的赴京請願代表團，到北京去請願。火車到達西安被阻。在從北京趕去的高教部副部長劉皚風勸說下，全體返回蘭州。這十二名成員除了壹名因“揭發”他人而“將功贖罪”未定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不僅學生代表入網，連受校黨委委託陪同代表團赴京的副校長陳時偉教授也被“揪出來”，被送到了酒泉夾邊溝勞教農場。[ ]

　　所謂“工商界人士”即交出產業後成為“公私合營”工廠或商店的“私方代表”的原資本家，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民日報曾宣佈：“全國工商界反右派鬥爭聲勢浩大，大大小小的章乃器揪了出來。”[ ]如廣州市工商界，壹九五六年時有壹萬零四百多資本家，右派壹千二百多名成為右派，超過百分之十。[ ]

　　結果就全國而論，右派總數超過了百分之五的指標。當時全國被稱作“國家幹部”的人數是九百五十三萬，“五十五萬多”占其百分之五點八。

　　各地被打成右派的人數差異很大。上海郊區川沙縣，僅二十六萬人，右派有四百三十九名。同樣是二十六萬人的陝西西鄉縣，右派僅五十八名。又如同樣是十五萬人口，上海郊區寶山縣右派為二百三十六人，貴州貴定縣僅七十五名。[ ]川沙、寶山文化相對發達，文化人相對較多是原因之壹。

　　湖南、河南、安徽、河北、湖北、四川、山東等省右派的比例較高，其中壹些縣份右派比例特別高。這就不是由於文化人相對較多之故了。那些地方緊跟毛澤東，也是壹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最積極，餓死人比例也最高的省份。

　　譬如湖南省，省委代理第壹書記周惠參加七月青島會議時，發覺毛澤東對湖南揪出的右派太少表示不滿，只好回湖南加緊抓右派。結果湖南省的右派按人口比例計算的話，在全國名列前茅。

　　胡耀邦老家瀏陽縣，五百六十壹個右派；毛澤東的老家湘潭縣，六百八十三名。[ ]毛澤東的外婆家湘鄉縣，六百七十三名。中共副主席劉少奇的老家寧鄉縣，壹○二七名右派。全省第壹。[ ]

　　河南省，二十三萬人的延津縣，五百三十二名右派，“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十七點七。”[ ]二十七萬人的西峽縣，六百四十五名，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十六。[ ]三十五萬人的伊川縣，四百三十三名。[ ]四十九萬人的息縣，五百三十三名。[ ]四十九萬人的西平縣：五百十七名，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十二。[ ]

　　河南汝南縣有右派五百四十四名。[ ]商城縣四百六十四名右派。[ ]八十萬人口的南陽縣，右派數達壹千壹百六十四名。[ ]在全國兩千多縣首屈壹指。[ ]

　　按人口計算，安徽省右派的比例遠高於全國平均數。靈壁縣有六百七十四名右派。八十萬人的霍邱縣，七百三十七名。[ ]七十六萬人的濉溪縣，九百零三名。 [ ]二十八萬人的全淑縣，四百四十五名；休寧縣十七萬人，三百三十九名。[ ]祁門縣十萬人，二百四十壹名。 [ ]

　　河北武清縣，右派抓了六百三十二個。[ ]

　　湖北，四十九萬人的江陵縣，四二九名右派。[ ]七十萬人的襄陽縣八百五十二名；七十七萬人的隨縣七百四十壹名。[ ]

　　四川省新津縣壹三壹人劃為右派，為參加運動的人數的百分之七。仁壽縣，“錯劃右派分子四百六十二人，占參加運動人數的百分之七點三。” [ ]

　　山東慶雲縣，十九萬人，右派劃了壹壹四名。人口五十二萬的昌邑縣，右派有三百八十九名。[ ]

　　在同壹個省內，右派人數相差很大。如江蘇省東台縣，人口七十八萬，右派壹百人。而人口僅四十五萬的江寧縣，右派卻有六百三十八個。[ ]

　　共產黨組織嚴密，無遠弗屆，不存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黑龍江省嘉蔭縣隔黑龍江與蘇聯相望，全縣僅六千餘人，沒有壹輛汽車，知識份子屈指可數，右派卻仍有十五名。按人口比例計，比安徽還高。

　　官方各出版物都將“五十五萬多”當成右派的總數。其實這“五十五萬多”僅是右派中被“改正”了的人數。還有“不到壹萬名”不予平反的右派[ ] 不在此列。而且那“五十五萬多”右派都是上了“國家幹部”花名冊的人，“不包括尚未納入國家幹部行列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原屬民族資產階級工商界、民主黨派等不拿國家工資的右派。”[ ]

　　當時大專院校近五百所，學生右派應在五萬甚至十萬以上。其中究竟有多少不在那“五十五萬”之內已難考證。但可以肯定“五十五萬”右派之說不確。

　　十幾萬落網的小學教師中壹多半是鄉村教師。其中有些是所謂“民辦教師”，即從農村生產合作社領取工資、不屬“國家幹部”的教師。“五十五萬”裡沒有他們。

　　因種種原因不宜公開的“內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萬”的統計數內。除前述北京大學馬寅初、馮友蘭外，還有瀋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等。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董希文畫了大型油畫“開國大典”後，毛澤東曾把他請去中南海做客，不好將他定為右派，所以也是“內控右派”。

　　大學生若是“內控右派”，還可分配工作。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班學生靳景儒到了太原重型機械廠。廠裡壹看他檔案裡寫著“內控右派”，便叫他住工棚，後來又說他是“壞分子”。他跑回塘沽家中，從此無正經職業。他的同班學生楊白樺也是“內控右派”，分配到瀋陽拖拉機廠。他知道自己是另冊中人，乾脆回廣西農村老家種田去了。

　　“五十五萬”也不包括當作右派處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冊的人。

　　“新鳳霞是在壹九五七年被劇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據查她的檔案裡根本沒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數幾個劇院領導的蓄意迫害。”[ ]新鳳霞的名字並不在右派花名冊裡，“五十五萬”裡也就不包括她。

　　到處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冊裡，卻按右派處置的人。

　　有壹位年輕的工程師，曾受總工程師特別器重。總工程師成右派後，不僅拒絕揭發總工程師，反而給他通了信。這壹來，他也成了右派。二十多年間，不能升級、漲工資，也不能結婚。到了五十歲出頭，當局才發現，他的檔案裡根本沒有他是右派的記錄。

　　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報》文藝組的編輯記者全成了右派，包括組長張鍥。但是，拉糞車、扛麻包，改造了十五年之後回到蚌埠，軍管會依例查看張鍥的檔案，卻發現並無上級核准他為右派的批件。因此張鍥不算右派，十五年右派是白白當了。[ ]

　　有壹位青年軍官，年方二十餘歲，從部隊轉業到壹所小學擔任黨支部書記，適逢鳴放結束，反右開始。上級派下五個右派的“指標”。他只抓出四名，再也找不出第五個。為了完成黨的任務，祇好把自己的名字添上。上級照例批准，於是他被開除黨籍、送勞改農場。妻子離婚，兒子亦隨之改姓。在農場改造了二十年之後，右派們均獲“改正”回了城，惟獨他無人過問。原來上級右派籍冊裡沒他的名字，“五十五萬”裡不包括他，故不在平反之列。[ ]

　　壹九七九年，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右派都被平反，教師李樹槐卻無人過問。他申訴後被告知：當初上級並未批準定他為右派。“妳不是右派，我怎麽給妳改正？”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此不了了之!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班學生閻桂勛被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分配到黑龍江壹所學校[後改名為黑龍江工學院]教書。不久北大來通知說閻是右派，於是改以打掃廁所、下礦山、到北大荒農場。直到壹九九九年北京大學才承認，閻的右派案“沒有經過黨委審批”，無效……[ ]

　　右派改正時，當年曾在北大荒農場八五三分場“右派隊”接受“勞動教養”的原《大眾電影》雜誌主編方詩見改正沒他的份，找領導問話。領導說：“沒有妳的檔案，妳不是右派。”顯然，張鍥、李樹槐、閻桂勛、方詩都不在“五十五萬”裡。

　　不屬國家幹部的大學生、中學生、民辦教師、“內控右派”，再加上“未經正式批淮”的右派，全國至少有五萬。這樣，當初被按右派處理的總數就是六十萬而不是“五十五萬多”了。

　　不在“五十五萬多”之內的還有“中右分子”。

　　“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這也出自偉大領袖的指示。毛澤東說：

　　“右派是反對派，中右也反對我們。”[ ]

　　於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幾十萬“中右分子”。

　　譬如五八年四月，城市的反右運動進入尾聲時，河北徐水縣二千餘名中小學教師被集中到孤莊營村鳴放、辯論。除壹百五十人定為右派外，還有四十六人定為“中右分子”。[ ]

　　什麽人算“中右”？沒有標準。譬如四川西充縣規定，凡“有右派情緒的”就是“中右分子”。 [ ]

　　說起來“中右”不同於右派，但據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實際上按敵我矛盾處理。”[ ]如河北遂平縣，“劃右派分子五百六十二人……劃不上右派而定為‘中右’的五百○壹人……凡是右派和中右者，大多被開除公職，遣送回家，由生產隊監督勞動改造。”[ ]

　　被打成“中右分子”者，所受處置各不相同。除少數受的處分稍輕，如雲南女作家季康[趙繼康，《五朵金花》、《摩雅傣》等電影的劇作者]被寬大、下放農村勞動外，大多數受到與右派壹樣的處置。如中共浙江永嘉縣委書記李桂茂被撤銷職務，工資降三級。齊齊哈爾解放軍第十壹軍醫學校壹位教員的預備黨員資格被取消，轉業到邊遠的小縣城北安。壹九四九年渡江戰役時登上第壹船，獲特等功勳章的新華社記者、軍隊作家寒風，留黨察看兩年，下放雲南。《文藝報》副主編陳企霞的妻子鄭重被中華全國合作總社“劃為中右，內控使用”，送福建古田縣的壹個水電站工地。

　　河南信陽步兵學校把少尉助理員徐先國等“中右分子”送到北大荒農場。哈爾濱空軍第壹航校的“中右”和右派壹起，都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改造，不加區別。

　　北京大學的“中右”和被定為“右傾”而處理的人數為八百左右。右派應屆畢業生不能畢業，“中右”們也領不到畢業証書，只能算是“肄業”。已經印製好的畢業証書捆成壹堆，成了廢物。[ ]

　　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室三十二人，九個右派之外，又揪出七個人，分別定為“中右分子”和給予黨內處分。[ ]加起來恰好是半數。

　　由於主持湖南反右運動的省委書記周惠說“新湖南報就是個‘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壹百四十多人的報社，除五十四個右派外，還有二十多“中右分子”。合計超過半數。[ ]

　　壹般說來，“中右”比右派少。譬如河北唐縣，壹百五十壹名右派，三十七名“中右”[ ]，江蘇溧陽縣壹百七十壹右派，三十三“中右”；安徽廬江縣，五壹五名右派，九十八名“中右”。[ ]

　　不少地方的“中右”雖少於右派，絕對數目並不小。如甘肅武威縣二百多右派，壹百五十七名“中右”。[ ]廣西大新縣，壹二四名右派，壹百名“中右”；寧明縣右派壹四五個，“中右”有壹百名。環江縣“中右”為右派數的三分之二。 [ ]安徽濉溪縣有“中右分子”四百十九名。江蘇省宜興縣，右派二百零八名，“中右”壹百六十九名。 [ ]

　　有些地方，“中右”數與右派不相上下。如吉林省伊通縣，壹百名右派，九十七名“中右”。[ ]黑龍江省拜泉縣，壹三七名右派，“中右”壹三○個。[ ]

　　也有壹些地方，特別在某些省，“中右”比右派多。如黑龍江省肇東縣“共劃右派壹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愛輝縣二十名右派，七十三名“中右”，為右派的三倍半。[ ]

　　內蒙古巴林左旗，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分子”。[ ]

　　雲南省鎮雄縣，右派五十二名，“中右”壹百四十人；騰衝縣，右派壹○壹人，“中右”壹五六人。[ ]

　　中國第壹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萬餘人，比右派還多。[ ]

　　據本書作者抽樣統計，全國“中右”的總數大約為右派總數的三分之二，近四十萬人。

　　此外還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論者”之簡稱]，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如“廣西上林縣有壹百二十七人被劃為“右言分子”。江西武寧縣，“右言分子”比右派還多百分之四十。[ ]

　　還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中說：“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間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壹概不劃為右派分子，並且不用鬥爭右派分子的方法對待他們。”[ ]文件本意是說，對疑似者暫先不按右派處置，但結果適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壹說，各地便索性將之另劃壹類，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縣將壹百壹十七人劃成了“疑似右派”。[ ]

　　既屬“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間”，“疑似右派”所受處分自然也界乎二者之間。總之，也是賤民，與右派處境無異。

　　此外還有各地創造的“分子”。譬如四川郫縣唐昌鎮揪出了三十壹個“爛言分子”。[ ]黑龍江省拜泉縣，二十五人被定為“黨的落後分子”。[ ]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爛言分子”，全國的總數應在十萬以上。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萬多”之內。

　　所以，右派六十萬、中右分子四十萬、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總數共約壹百十萬。

　　實際總數還不止於此。當年還有成千上萬的“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的人！

　　譬如雲南省騰衝縣，“因右派問題劃為地富反壞分子三十三人。”陝西西鄉縣，三人“因‘右派言行’定為反革命、壞分子而被開除公職。”[ ]

　　安徽和縣壹千五百多中小學教師集中鳴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三百三十八名，已占教師的百分之二十，可是還有四百八十壹個人不能放過，又定為“反革命分子”。壹場反右，半數以上教師成了運動的祭品﹗[ ]

　　廣西上林縣壹○七○名教師中，除右派外，還抓了壹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雲南通海縣壹千三百多教師集中鳴放、反右後，除了右派，還揪了壹百六十四名“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和“壞分子”。[ ]

　　浙江《東海》雜誌編輯部總共才十三個人，除了七個右派和壹名“中右”，還有壹個“壞分子”。[ ]

　　“壞分子”定義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學生，有“右派言論”，剛好借圖書館的書丟失，逾期未還，當局便宣布他是偷書的“壞份子”，抓走了。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舒展[筆名]無論怎麽挨斗，拒不承認自己是右派。最後學校將他以“壞分子”的名義送到勞改農場，從此再也沒人知道其下落。[ ]

　　全國因“右派言論”而被扣上“反革命”、“壞份子”帽子者，應當不下數萬。

　　還有許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的人。既無帽子，也就不在當局統計數之內。譬如河南西平縣，三百五十五人“因‘右派言行’被錯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種處分。”[ ]

　　《文藝報》專職評論員竹可羽，未定為右派，但被流放到懷安縣農村改造，蟄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興縣的中學教師姚辛有右派言論，但念他是轉業軍人，不定右派，僅開除教職發送農村。安徽有壹位鄉村小學教師，因“右派言論”被批鬥、開除後，送回原籍青陽縣農村“監督勞動”。[ ]

　　當時北京郊區土城收容所是右派等候發配勞改農場時的集中地。清華大學壹位學生，“因書寫了壹張攻擊大躍進的大字報，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動分子的身份進了土城。”[ ]

　　北京幼兒師範學校女學生胡慧芝的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入獄。她給父親寫的信和日記中同情父親的話被壹位學生幹部偷看，報告上去，就夠定為右派了。但她才十七歲，不夠戴帽子的年齡，便給了她壹個“反右期間有錯誤言論，不宜當教師”的結論，發配到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算是“支援邊疆”。二十年後，她父親平反回北京了，但她卻回不了。她無反可平，因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觀察》編輯部去請求記者為她申訴時，痛苦地說：“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右派﹗”[ ]

　　江蘇省高淳縣，“因鳴放(言論）受到各種處理”的有六十二人。江寧縣有二百四十四人“以所謂‘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 ]

　　廣西，上林縣有五十七人“因右派言論受到各種處分”。 [ ]

　　河南，商城縣有四百○六人“因右問題受處理”。[ ]

　　雲南省騰衝縣，“因右派問題劃為地富反壞分子三十三人。”[ ]

　　安徽省除右派外，還劃定了“四種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中右分子”，“疑似右派分子”以及“因右派言論受處分”的分子。霍邱縣的“四種人”有四八三名。靈壁縣，“有九百七十七人被錯定為四種人。”[ ]

　　安徽亳縣，壹百多人“因‘右派思想’及其問題而失去工作”，八人“因右派言論受到批判而失去工作”。[ ]

　　全國因“右派言論”、“右派思想”、“右派問題”受到各種處置的人，總數至少十萬。

　　壹百十萬各類右派，六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十萬“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壹九五七至五八年間，壹百八十萬人被派發了壹頂帽子，“未戴帽而受處分”者還不在內。

　　不論帽子有無，個個都是賤民。

　　第二十二章　對右派的七類專政方式

　　壹九五七年七月間，毛澤東在青島召開會議，為反右運動定下基調：

　　“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妳死我活的矛盾。”“資產階級的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不這樣叫，而叫右派，壹是為了便於爭取中間派，二是為了分化右派。”[ ]

　　“反右派就是肅反。這是新式肅反。”[ ]

　　百萬右派被斗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在壹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說：

　　“右派就是國內的國民黨，就是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代理人。”[ ]“右派、中間派與工人的關係是剝削與被剝削關係。”[ ]“右派是資產階級中的反動派。”[ ]

　　壹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又重申：

　　“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壹九五七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 ]“羅隆基、龍雲實際是反革命，定為右派，以示寬待。”[ ]

　　壹九五六年，劉少奇曾經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必需使全國每壹個人都明白，並且確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會受任何機關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地出來加以干涉。”[ ]言猶在耳，就來了壹場國家政權大規模侵犯公民權的反右運動。

　　在壹九五八年的壹次會議上，毛澤東乾脆公開否定製定、遵守憲法的必要。他說：“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主要靠決議、開會，壹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劉少奇也插話說:“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辦事的參考。”於是，中央政法小組向毛澤東、劉少奇打報告說：“刑法、民法、訴訟法根據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已經沒有必要制定了。”[ ]

　　所以，凡在鳴放中批評中共不依法行事，而按其隨時變更的“政策”處理事務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見的人，都當上了右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委員、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賈潛、副庭長朱耀堂，就是例子。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抨擊他們：“右派分子為了抗拒我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還提出了所謂‘司法獨立’、‘審判獨立’等口號，企圖把司法系統同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 ]

　　凡主張辦案獨立、審判獨立的司法工作人員，不論黨內黨外，都在“向黨委鬧獨立性”、“鬧獨立王國”的罪名下罹難。

　　1957年底，中共中央批轉最高法院和司法部的報告，指示全國：

　　“全部審判活動，都必須堅決服從黨委的領導和監督；黨委有權過問壹切案件。”“凡是黨委規定審批範圍的案件……都應當在審理後宣判前，報請黨委審批。”[ ]

　　在地方政法部門工作的法庭庭長、法官們，凡主張依法辦案，抵制當地黨委干預的，差不多都被按以“反對黨的領導，鬧獨立王國”的罪名打倒。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民事庭共20人，8個是右派。[ ]北京市司法部門抓了83名右派，占司法人員總數的9.25%，其中包括36名審判員，以及高級法院院長王斐然，中級法院院長賀戰軍，北京市司法局局長賀生高、副局長樓邦彥。其主要罪狀是“誣衊黨委‘不懂法律’”、“曲解‘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反對黨委過問具體案件”、“造謠、誣衊黨委審批案件是造成錯案的原因”等。[ ]賀戰軍不僅成右派，還被扣上“泄露國家機密”的“瀆職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

　　北京市司法局三處負責籌建律師協會和法律顧問處，該處壹半以上的人被打成了右派。[ ]包括律師協會副主任白振武、女法官梁文茜。

　　福建司法廳廳長何公敢，安徽司法廳廳長李湘若、副廳長陳仁剛都是右派。遼寧司法廳正、副廳長也都是右派。檢察部門亦類似，浙江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廣西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江萍、安徽檢察院檢察長楊效椿和副檢察長李銳等，都是右派。

　　河北省高級法院院長孫光瑞被批判鬥爭後，獲寬大未戴右派帽子。

　　上海市檢察院檢察長王范也夠格當右派，但他多年從事中央負責人的保衛工作，壹九四九年毛澤東等進入北京時，車隊第壹輛開道的就是他，所以只是“重點批判”，定為“右傾”撤職，未扣右派帽子。九年後毛澤東搞文化革命，上海市委被奪權的當天半夜，他給毛澤東寫信說“現在通行著壹條極端錯誤的路線”後，自殺身亡。[ ]

　　雲南省富民縣縣委書記李元慈壹九五五年底下令逮捕“混進農業合作社內篡奪領導權”的“漏網富農”李鳳英(女)時，公安局長王仕認為不合手續；法院院長沉俊提出李不是富農，不能判刑；檢察院檢察長楊明批評李元慈“不懂法律”、“惡霸作風”。現在王、沉、楊，以及法院的審判員都成了“不執行縣委指示，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党進攻”的右派。對李鳳英案表示過異議的縣委副書記李義則是“全縣右派分子的統帥”。楚雄專署中級法院派去複查的汪光謨曾指出李鳳英案是冤案，李元慈罵他“妳壹個小小法官，為什麽不聽縣委招呼?”汪光謨成右派。李鳳英則被判無期徒刑。[二十四年後才獲平反][ ]

　　壹九四八年底，哈爾濱市政府女職員邵玉魁與其兄被指為潛伏的國民黨特務，謀殺了也被指為特務的趙潔珊。此案曾被拍成電影《徐秋影案件》在全國放映。壹九五六年哈爾濱市檢察院覆審，認定是個冤案。此時，邵玉魁的哥哥和妹夫已被槍決，邵玉魁因判死緩，還活著。法院認錯，正準備釋放她，反右開始了，主持複查的檢察員和市法院副院長都成了右派，邵玉魁被重新收監。[八十年代再次平反][ ]

　　安徽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黃行，因為見到不少人只是對中共在農村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不滿，或對合作化運動發了幾句牢騷，就被捕下獄，指出這些人並未觸犯法律，不應判刑監押。結果他自己就罹了難。他被宣布成為右派之後，連見妻子壹面的要求也不獲准，就被押到山區壹個鐵礦“勞動改造”去了。

　　上海市第二中級法院民事庭庭長何濟翔說，建國八年沒壹部《刑法》，更不必談《民法》，於是罹禍，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江西鉛山採石場勞動教養。

　　各級監察部門在同級黨委看來，屬於“找岔子”的角色，平時嫌他們礙事卻又攆不走，反右運動提供了壹個處置他們的絕佳機會，因此各監察機構裡的右派便多得要用籮筐裝了。有的省，監察廳的幹部竟有百分之二、三十被打成了右派。

　　國務院監察部第壹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王翰便是壹個。由於主張使用知識份子，提倡學業務、反對老搞運動，又“因對壹個下面幹部的劃右派問題堅持不要劃，結果自己就被劃成了右派”。

　　國務院司法部和監察部被指“脫離黨的領導”，於壹九五九年四月被撤銷，全國各地監察機構均隨之撤銷，中共中央明文規定：

　　“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均受同級黨委的直接領導。”[ ]

　　這是反右的壹大成果。壹九六○年十壹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合署辦公，由公安部牽頭。[ ]法院和檢察院唯黨委之命是從，從此再也沒有人能夠約束那些黨委書記們，以後的無法無天的行為也就通行無阻了。

　　黨內的“大右派”要嚴懲，如王翰被送到三門峽工程局監督勞動。黨外的部長級的“大右派”則受寬待，房子還可以住，不受皮肉苦。

　　壹般的“小右派”則不論黨內黨外，得到的都是“依法制裁”。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宣布：“右派分子不是自封為落水狗嗎？壹點不錯，我們正是要打落水狗。不但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年底開始對右派“依法處理”時，就是按這種邏輯行事的。

　　第壹類叫做“法辦”，逮捕、判刑，從幾年徒刑到十幾年、到槍斃，都有。

　　按毛澤東的說法，右派雖然“實際是反革命”，但不叫“反革命”，“以示寬待”。所以壹般不按反革命處置。然而，“反黨”和“反革命”只差半步，妳若是“右派加反革命”，那就要逮捕了。

　　雲南省富民縣檢察院檢察長楊明曾批評縣委書記李元慈“惡霸作風”，所以是“右派加反革命”，判刑十五年。

　　山東歷城縣的壹百七十七名右派中，有七人態度不好，“性質轉變”，成“反革命”被逮捕。河北遷安縣九十八名右派中，有十八名是“右派加反革命”。[ ]

　　廣州市輕工業品出口公司經理潘以和是市人大代表。他不到三十歲，曾出席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份子代表大會。他為人活躍，在廣州市委及市委統戰部召開的幾次座談會上均大膽發言。所以是廣州工商界首批右派之壹。他不甘受辱，欲潛逃香港。被捕後被指“堅決與人民為敵”，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

　　在監獄裡吃白飯的極少。若不宜留在城市，壹般送偏遠的勞改農場，叫做“勞改犯”。若專業特長有用，則在稱為“新生××廠”的勞改工廠幹活。長春汽車拖拉機學院內燃機專業教師郭作揚先被吉林省第二監獄“借去”試製柴油機。壹“借”近十年。後甘肅省第五監獄又將他借去，把被服廠改造成機械加工廠。前後共二十壹年。

　　山東青島國棉壹廠壹位趙姓工程師兼紡織研究所副所長鳴放時說過“外行可以領導內行。但是外行應當學習，成為內行。現在的幹部滿足於當外行，不願當內行。”因此被定為“極右分子”，判刑勞改。

　　遼寧省本溪鋼鐵公司有個燕京大學畢業的副工長倪亦方[香港作家倪匡(倪亦明)、(倪)亦舒之兄]，違拗在香港的父親的意願，參加祖國建設。壹九五四年他曾經與蘇聯專家在工作中發生爭執，被領導認為是“頂撞”專家，免職記大過。壹九五七年他又舊病復發，對領導提意見，於是成為“雙料分子”──右派加現行反革命，進了監獄。[ ]

　　也許壹九五七年的法官認為“十五”比較吉利，很多右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成都《星星》詩刊編輯石天河被判刑十五年，實際坐牢二十二年。

　　重慶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張紫葛是“大右派”，大小會鬥爭加嚴刑，右眼被打瞎，左耳被打聾。半年後，他由右派升為“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先後在四川省第二監獄、華瑩山勞改農場度過了那十五個春秋。[ ]

　　哈爾濱壹家工廠的青年技術員李嘉亮，壹九五七年鳴放時在黨內會議上說過“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樣的話。反右時沒整到他，可是在“補課”行將結束的壹九五八年八月，他突然被逮捕，判刑十五年。[ ]

　　清華大學好幾位學生，如張貼大字報《還政於民》的馬維崎、在校園設立“自由論壇”的趙樹范、寫《神?鬼?人》的孫寶棕，都被判了十五年。[ ]“謀劃”成立政黨的劉世廣被判十三年。

　　壹天夜裡，高音喇叭突然在北大校園響起，宣佈說極右分子劉奇弟打人，要求同學們到兼作大飯廳的禮堂參加鬥爭會。劉奇弟被拉到台上鬥爭。他不服，於是被公安人員押走，旋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北京大學發起成立百花學社的學生陳奉孝也被判了十五年。

　　北京師範大學學生陸正因給外國駐華大使館打電話求助而被捕，判十二年。中國人民大學學生何鐵生因同樣的“罪行”被判了十五年。

　　中國人民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也是十五年。到了壹九七三年的壹天，毛澤東不知何故想起了她，問她現在何處。工作人員回答說她還在監獄裡。毛又問還有多長時間，回答是大約還有半年。毛說“讓她出來吧”，於是林希翎未服滿十五年刑，多少也算“以示寬待”罷。[ ]

　　瀋陽市政府的軍隊轉業幹部徐平華，在朝鮮戰爭期間是第六十三軍的文化教員。該軍在第五次戰役押運戰俘[以英國、土耳其籍居多]時曾射殺跟不上隊的傷殘戰俘；在隨後的“三反運動”中又曾秘密槍決連隊司務員[壹九四九年初起義的原國民黨傅作義將軍的部下]。在市政府召集的座談會上，徐平華對此“鳴放”了壹番。因此被宣布定為右派，戴上手銬，先後在十幾個勞改場所裡度過了二十年囚犯生涯。[ ]

　　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葉篤莊被打成右派後，又於次年被安上壹頂“美國特務”的帽子判刑十年，前後在監獄和勞改農場呆了十八年。

　　壹九五七年底，北京大學右派學生張元勛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八年，先後在北京南郊之團河農場、河北寧河縣之茶淀清河農場勞改。刑滿後的十幾年間，又先後被押送到山東省勞改隊所屬的章丘埠村煤礦、山東濟寧的勞改農場做苦力，直到壹九七九年底獲平反。

　　第二類處置的辦法叫做“勞動教養”。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在青島會議發出指示：

　　“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壹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搞個勞動教養條例。”[ ]

　　於是周恩來趕緊行動，發佈《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凡“不務正業”、“違反治安管理”、“拒絕勞動或者破壞紀律”、“不服從工作分配……不斷地無理取鬧”的，都可送“勞動教養”。此外“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也可送“勞教”。[ ]

　　發布該《決定》的當日，人民日報發布社論說：“右派分子攻擊我們實行勞動教養違反憲法，這是最露骨的壹種惡意攻擊。”所以，現在輪到右派體驗勞動教養的滋味了。毛澤東說：“右派這麽多，除極少數違法者以外，不捉不辦”。[ ]“捉”是逮捕，“辦”是判刑。絕大多數右派的確既未被“捉”，亦未被“辦”，就是被“勞教”。百萬右派與“中右”，大多數屬於該《決定》所說的“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百萬右派中最大量的就是“勞教”。

　　譬如雲南省，富民縣法院院長沉俊成右派後，送勞改農場“勞動教養”。蒙自縣，五十五名右派全部被送到農場“勞動教養”。[ ]

　　新華通訊社六十多名右派中，二十多被“勞動教養”。他們是這樣開始其“勞教”生涯的：“就在他們平素工作的樓裡，右派壹個壹個被帶進屋子，由警察抓起其左手，將五指沾上油墨，在壹份自願申請勞動教養的‘申請書’上按指印。然後是右手五指。完事後全體押往半步橋收容所。在那裡繳出褲帶等可能會被用來自殺的物件。各人拎著褲子走進各自的牢房，等候被送往各‘勞教’場所。”[ ]

　　被勞動教養的，俗稱勞教分子，顧名思義，要在勞動中被“教養”，也不白吃飯。但中國祇有勞改農場，沒有勞教農場。所以勞教分子也送往各勞改農場，與判了刑的勞改犯關在壹處。差別在於勞改犯沒有工資，勞教分子不算犯人，每月按體力強弱發給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資，再交回十元飯錢。另壹差別是，勞改犯在農田幹活時，四周有持槍的警員監視。勞教的幹活時農田四周無警衛，但有警戒線。再壹差別是勞改的有刑期，勞教的不算逮捕，未經審判，沒有刑期。由於不知道何時“解除勞教”，所以無刑期其實更可怕。在何濟翔勞動教養的江西鉛山採石場，勞改隊的人就嘲笑勞教隊的人說：“妳們勞教是無期，我們勞改是有期，判五年就是五年，判十年就是十年，所以勞教不如勞改﹗”事實正是如此。何濟翔五十二歲時被勞動教養，勞教結束後被強制“留場就業”，過了長達二十年的囚徒生活，七十三歲時才獲得“改正”回家。

　　留場“就業”，與囚徒幾無區別。北京的壹名右派大學生被判處八年徒刑，送江西勞改。刑滿後留場就業，但他要求回家。結果被再次判刑十五年。服刑共二十三年後，當局仍將他留場“就業”，不准回家。多次陳訴無效後，於壹九八三年給也曾是右派、已獲平反且成了全國政協常委的張權寫信求助。公安部才派員赴江西，將他放離勞改農場。[ ]

　　依照《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無生活出路者可送勞動教養。

　　誰“無生活出路”？被開除公職者或被開除學籍的學生，想自謀生路或回家，不行，黨認為妳無生活出路，因此要送妳去勞教！

　　依照該《決定》，拒絕勞動者可送勞動教養。

　　誰“拒絕勞動”？清華大學學生馮國將就是壹例。他被開除了學藉，但他是印尼歸僑，規定華僑右派不送勞動教養，祗能送原籍。但馮只知祖籍在廣東梅縣，不知何鄉何村，無法遣送，又不能送回印尼。還得送勞動教養。在對他宣讀的教養“通知書”上，他的罪名是“抗拒勞動”。[ ]

　　依照《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當局認為誰無理取鬧，就可送誰勞動教養。復旦大學哲學系壹位助教並無右派言論，只因家庭經濟困難，多次提請補助，被指無理取鬧而送勞動教養。他不服，在上海勞動教養收容站絕食抗議。管教幹部利用刑事犯強迫他吃飯。到了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農場幹部丟下壹句“不吃就不吃”，不再理他。他很快就餓死了。

　　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十名採訪編輯人員，七人是右派。其中四名男性，勞改、勞教各二人。

　　湖南黔陽縣壹百五十名右派、九十四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大部分被開除公職遣送農村或勞動教養。”河北遷安縣九十八名右派中，有十八名又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另有十八人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其餘皆被撤職，“接受監督勞動”。[ ]

　　廣西橫縣二百九十七名右派，全部受到了懲罰性處置：逮捕入獄五名，送勞動教養二百壹十五名，撤職三十三名，開除遣送回籍十名，開除公職留用二十名，在原單位監督勞改五名，降職降薪七名，逃跑失蹤兩名。[ ]

　　未被處理的兩名失蹤者很可能跑到山裡自殺了。反右期間各地都有人失蹤。新湖南報編輯黃德瑜，給妻子留下壹張寫有“妳母子以後相依為命”的紙條後出走，從此沒有下落，極可能跑到偏僻處自殺了。

　　誰該“勞改”？誰該“勞教”？以北京大學為例，右派學生分四類處理：“壹類：少數，罪行輕、認罪態度好，留校察看，以觀後效。二類：大多數，送農場勞教。名義上保留學籍，說改造好了可以回校。三類：少數，極右派，送北大荒勞改。四類：個別，升級為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歷史系四年級壹個三十人的小班有四名右派：壹類兩個，二類壹個，四類壹個。[ ]

　　留校“察看”者，是反面教員。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對學生們說：“他們是活的教材，妳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什麽是階級鬥爭。”五八年學生到京郊十三陵水庫工地勞動，留校“察看”的右派被分別安插到別的班級裡，每日勞動之餘接受批鬥。非右派面對的是陌生右派，鬥起來更不顧情面，效果、氣氛更好，“活的教材”的利用價值也就越高。

　　天津青年詩人侯紅鵝頭頂“胡風分子”和“右派分子”兩頂帽子到勞改農場接受“勞動教養”，場長對他說：“妳這種人應該槍斃，現在不殺妳，留妳當個勞動力。妳要好好幹活。”壹次挖河時，侯暈死在河道裡，壹個幹部走過去，踢了他壹腳，見他沒死，便叫壹個獸醫給他打了壹針，算是救活了他。[ ]

　　寧夏青年作家張賢亮成了右派後，在十八年間被“勞動教養”兩次，“勞動管制”壹次，外加壹次“群眾專政”、壹次坐牢。他在“勞教”時有位難友，原是自己單位的領導，並不是右派。由於他真誠地相信中共“在勞動教育培養”的說法，在將本單位的右派都送去“勞教”後，他覺得自己也應當接受教育、改造，於是主動申請去勞動教養。他與張賢亮等真右派為伍，不久就在繁重的勞動和飢餓的折磨下死了。[ ]

　　各地將右派送“勞動教養”的時間大致是壹九五八年的頭幾個月。

　　譬如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是五月間處理右派的。總政文化部創作室的八個右派“被正式開除軍籍、黨籍，分別送往勞改地點及管教單位，其他受了不同處分的同志也都或下放、或去農場、或遣回原單位。……不久創作室被總政撤銷。”[ ]

　　上海的右派分子主要送安徽巢縣南白湖勞改農場、廣德縣白茅嶺勞改農場。上海電影製片廠女演員吳茵、電影配音演員溫建送白茅嶺勞改農場。放映員殷春田隨攝製組去雲南拍電影時與當地壹位少數民族姑娘相戀，上司說他違反了“民族政策”，令他與那姑娘斷絕關係。他不聽，結果被綁架回上海，打成右派，也送白茅嶺農場。

　　四川長壽縣[今屬重慶市]湖漁場是個勞改農場，光重慶就送去了三百九十二名右派。這支隊伍的主要成份是教授、學者、工程師。同時送去的還有壹百九十二名“歷史反革命”，“他們被禁錮在漁場的許多島上，與世隔絕。他們被社會所遺棄。”[ ]

　　相當多的右派在以後的數年中“轉變”為“現行反革命”，被判處各類徒刑，成為“勞改犯”，甚至被槍斃。東北工學院冶金系講師王格被送遼寧凌源新生焦化廠勞改後，屢次上書要求平反，但每次都被勞改隊沒收。壹次火車拉焦炭時，他憤而沖向火車頭，以自殺表示抗議，幸只被軋去壹條腿。勞改隊召開大會鬥爭僅剩了壹條腿的王格。他抗辯道：“鳴放是毛主席號召的，我聽毛主席的話難道還有罪嗎！”不久，勞改隊槍決四名“現行反革命”，其中壹個就是他。[ ]

　　在北京郊區房山縣造林大隊勞動改造的右派王強在山上挖樹坑時，對也是右派的廉德山開玩笑說：“這地方真不錯，適合打游擊。”廉笑著答道：“是呀，妳當隊長，我當政委。”說罷大夥繼續幹活。事後有人將他們的話匯報上去，當局竟憑此指控他們組織“反革命集團”，“企圖武裝暴亂”，將王、廉分別判處二十年、無期徒刑。廉在獄中自殺身亡；王強壹入獄妻子即與他離了婚，熬滿二十年出獄時，父母早已雙亡。[ ]

　　新湖南報編輯李長恭成右派後在長沙新生電機廠“勞動教養”。有壹天加班到深夜，飢腸轆轆，他要求將次日的早飯提前，好填腹睡覺。但飯沒吃著，反被指“企圖利用糧食困難製造反革命暴亂”，判刑十二年。[ ]

　　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實習研究員葛運凌，壹九五五年從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畢業時曾榮獲《學習優良獎狀》。鳴放時，他說自己原被選定留蘇，但後來名額被其同班同學、壹位高乾子弟得去了；又說蘇聯侵占的我國領土、從東北劫掠的機器設備應當歸還。於是被劃為右派，另行分配工作。他的新工作包括登記庫存物品。有壹種價值僅十元左右的蘇制電子管，登記了兩個，清點時只剩下壹個。他是右派，並不掌管倉庫鑰匙，說不出另壹個的下落。當天即被逮捕，判了五年徒刑。

　　瀋陽市民政局青年幹部陳以強被定為右派。他不認罪，“轉變”為“現行反革命”，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

　　重慶大學十八歲的學生李天德，同其他幾名右派學生壹起勞改。其中壹位雲南省籍的學生建議大家壹起去他的土地肥沃、氣候溫暖的家鄉混口飯吃，不料尚未動身就被說成是“妄圖偷越國境”的“反革命集團”，分別被判了刑。李被判處五年徒刑，刑滿釋放後又以“反革命罪”再度判刑。

　　壹九六三年，復旦大學右派教授楊兆龍的壹個右派兒子因絕望而企圖出國，被按叛國罪處以十六年徒刑。楊兆龍則被指“幕後策劃”，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判處無期徒刑。妻子沙溯因自殺身亡。直到壹九七五年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特赦時，楊兆龍才因當過國民政府最高檢察署代理檢察長而得以出獄。

　　五七年八月六日，人民日報曾發文《新華社連日圍剿戴煌》。而後戴煌被開除黨籍，到北大荒“勞動教養”。壹九六○年底，他萬幸活著回到了北京。壹九六二年，他寫了壹份萬言書，為自己辯護，要求平反。正好毛澤東向全黨下達不得給右派平反的指令，當局立即宣布他那封信是“進壹步向党進攻的炮彈”，將他逮捕，押送西北的勞改營。他這壹去，整整十七年後才回家。

　　第三類是自古沿用至今的“發配”、流放。

　　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被送到長城腳下放過壹陣羊。古典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尚丁則被從上海流放到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牧羊四年。

　　詩人艾青被發配新疆的十六年間，有整整五年掃廁所，每天要壹口氣打掃十幾個廁所。北京協和醫學院院長李宗恩、協和醫院院長李克鴻，分別被發送到雲南、貴州，並死在那裡。

　　第四類適用於獲從寬處理者，叫“下放勞動”。下放的右派還可尊稱為“下放幹部”，但實際境遇與罪人毫無二致。如上海名畫家錢瘦鐵，被“下放”到市郊農村，為人民公社食堂拉風箱。他窮得只好為人刻印章，以五毛錢壹個字的廉價賺得壹點生活費。

　　文匯報記者江顯良被定為極右分子。但獲寬大，僅“下放”上海郊區農村。不過，別的“下放幹部”有星期天，他沒有；別人八點鐘上班，他得七點就去作準備工作；別人下班了，他得留下收拾；別人下雨天不用幹活，他還得下地去“改造思想”。到壹九六四年，他盼不到出頭之日，終於跳樓自殺，死時僅三十出頭。[ ]

　　壹九五八年五月，河北阜平縣優秀中學教師劉玉良，先被“下放”到煤礦挖煤，後又被送進監獄，於壹九六壹年自縊身亡。留下遺書“我死後請把我埋在阜平這塊土地上。”[ ]

　　上海有壹對青年知識份子，兩人均在美國長大。壹九五二年左右，兩人告別父母兄弟從美國歸來。而今雙雙成了右派。丈夫張×被“下放”浦東農村，不久自殺，死時才二十多歲。[ ]

　　第五類是“遣送回籍”。中國以農立國，幾乎每壹個人都有個農村或某個縣為其“原籍”，哪怕妳從未去過那裡。若某人罪行不大，從寬處理，又不能寬大到“原單位留用”，便“遣送回籍”。譬如雲南省富民縣公安局長王仕被撤職後遣送回原籍農村。華南師範學院教授康白情就是在被遣送回原籍四川途中染疾去世的。

　　浙江劇作家鄭伯永壹家七口，被遣送原籍樂清縣農村監督勞動。省文聯除每月給他四十元生活費外，便甚麽也不管。他生活艱難，在鄉下染上肝炎，肝硬化了。向幹部請假看病。對方竟用壹根棍子戳他的腹部，說：“妳說硬化，我戳戳不硬嘛﹗”他終於在壹九六二年去世。

　　四川醫學院學生李樹楠，給院刊寫了壹篇文章，建議不僅要向蘇聯，也可向英、美學習，不要將學英語看成落後，結果戴上了“極右分子”帽子。他請壹位同情他的高年級同學、學院廣播站管理員給他對著話筒向全校師生講話的機會，闡述自己的觀點。於是兩人壹並被送去大涼山勞動。因配給的口糧不及常人的壹半，他長年在飢餓的折磨下掙扎。就在他奄奄壹息時，學校怕他死在農村“影響不好”，將他“遣送回籍”。他在雲南下關市街道當搬運工，拉了二十年大板車。[ ]

　　天津壹位劉姓建築設計師被遣送原籍山東省東明縣，在黃河故道的荒地上種瓜。他沒錢買被褥，只在土炕上撒壹層細沙，又當鋪又當蓋。當地人均尊稱他“瓜匠”。二十年後原設計院決定為他平反而找到他時，他已得了癌症，不久於人世了。[ ]

　　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數學系青年教師朱梧檟被送回原籍江蘇宜興後，繼續與也是右派的徐利治教授通信來往。徐在給朱的壹封信中感嘆，若朱有機會出國深造幾年，必大有益處。此信不幸被抄出，成為朱企圖“叛國”的證據。他因此被判了十年徒刑。

　　第六類是被“原單位留用”者。他們雖未失去人身自由，還被允許留在正常社會中，卻也屬社會的賤民。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教授楊敬年是極右派，被市法院判處管制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學校“留用”他，讓在系資料室就地“管制改造”。那已經算十分幸運了。

　　武漢大學的“右派元帥”、名教授程千帆也被學校“留用”。但實際留而不用。直到壹九七八年，他的工資還只有四十九元，不及壹名大學畢業生。據他回憶：“打成右派以後就不能教書了，到資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幾年。還有就是勞動……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妳弄去搬磚；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讓妳用鏟子把淤泥鏟走……後來又到了壹個很大的農場，叫東西湖農場勞動。……沒有人種菜了，妳們就馬上去種菜；沒有人養豬了，妳們就馬上去養豬。……後來就比較長期的待在沙洋(農場)，大概有五、六年時間。沙洋是個勞改農場，離武漢有好幾百里，根本不能回家。非常偶然的情況下或者可以，還要抽籤。表面上說(右派)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表示寬大。而事實上呢，處處都是不平等的。比如說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壹瓢水，壹瓢水怎麽洗法呢？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洗過澡，最多只能拿個帕子這樣擦壹擦。”“自己最適當的做學問的年齡，全給放牛放掉了。”[ ]

　　第七類是被“解職”者，也就是毛澤東說的“不舉手就沒有飯吃”者。中山大學教授董每戡夫婦都是右派，被“解職”後立即面臨“沒有飯吃”的困境。二人只好壹起回到妻子老家長沙，依賴親友的接濟糊口，直到二十年後被平反。

　　上海新文藝出版社英文編輯韋叢蕪因右派罪判刑三年，緩期執行。當然也就被解了職。為了有口飯吃，他從此開始掃馬路的生涯，壹掃就是二十二年。挨到平反沒幾天就死了。[ ]

　　當時天津某工業設計院的壹位主任工程師這樣告訴作家馮驥才：“我們總共五百個知識份子，壹下子打了八十八個右派，佔百分之十七。”“上邊又下個命令，說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術工作，壹律做體力勞動……每天早上工人師傅沒起床，我們“老右”就得拿桶把洗臉水放在他們門口。”[ ]

　　甚麽是新中國的賤民？這就是，儘管黨認為沒把他們送去“勞教”已經很寬大了。

　　第二十三章　　成千上萬的死難者

　　對命如螻蟻的小人物，毛澤東不存憐憫之心。在反右的高潮中，他發出指示：

　　“右派是不是要壹棍子打死？孫大雨那些人怎麽辦？打他幾棍子是很必要的。妳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 ]“反革命搞得厲害的地方，要鎮壓，肅反不徹底的，要殺壹些人。”[ ]

　　於是人民日報趕緊發表文章《應不應該“壹棍子打死”》，說“對於這樣壹些反動徹骨的人，難道我們還能夠對他們溫情脈脈而‘不壹棍子打死’嗎？……如果不想被狼吃掉，就得壹棍子打死它。”[ ]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出指示：右派是“階級敵人”，要“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的打擊”。[ ]

　　在所謂“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中，因為被認為有反對現政權的行為，右派受到的處置最為嚴厲。

　　北大經濟系學生黃宗羲，被斗時突然爬窗，打算跳樓。幾名同學及時抱住了他。他壹時失控，拔出削鉛筆的小刀亂舞，使個別同學受了輕傷。結果當局說他“蓄意殺人”，是“右派殺人犯”，判處死刑。槍決那天，還強令北大部分右派學生去刑場觀刑。[ ]

　　許多入了另冊的右派，在看到同這個政權無理可講之後，只有以死抗爭。北大西語系學生賀永增被判處五年徒刑，在監獄裡自殺。北京圖書館專家張恕壹被定為極右分子後，於七月二十二日自殺身亡。

　　北大校園內風景如畫的的未名湖也成了右派的殉難地。鳴放期間，東北人民大學[今吉林大學]歷史系教授丁則良[原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調往東北]正在蘇聯開會。返國後，他到北大與原清華同事周壹良合作編寫教材。但東北人大編造出壹個“余(瑞璜,物理學家)、丁(則良)、徐(利治,數學家)反黨集團”，將他缺席定了罪。妻子擔心他出事，從長春趕到北京陪伴。他暗中寫好遺言，找機會避開親友，投了湖。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學員大多是黨內的知識份子幹部。其中六十三人被劃為右派。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丁景才、華東師範大學中國革命史教研組組長陳友偉、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楊賡自殺身亡。[ ]

　　自殺者並非“畏罪”而死。壹九五六年九月，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朱契曾發表文章《南京市建設部門不應該任意拆除城牆》。反右中，他被指“借題發揮向党進攻”而成為右派。他憤而自殺，且留下壹紙遺書：“我沒有罪﹗妳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歷史會証明妳們是錯誤的。”[ ]

　　據廣東省人委壹九五七年底發出的壹份通報披露，“從十壹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九日這壹期間，在省人委系統先後發生了自殺事件六宗，其中：省銀行壹名，工業廳壹名，外貿局四名……內有右派分子四名，疑似分子壹名，中右分子壹名。已死四名，未死二名。”[ ]

　　反右中全國自殺以及“失蹤”的人數，很可能高達數萬。如河北武清縣六百三十二名右派中有九人“在運動中死亡”，另有三人失蹤。[ ]其實失蹤者多半是自殺了。

　　自殺者太多，多得無法統計。死者多，死法也多。有女學生在宿舍用頭撞暖氣管而死的，有服實驗室的氰化鉀而死的，有吞食火柴頭自殺的。臥軌、跳教學樓、爬煙囪……北京頤和園後山有壹棵歪子老槐樹，早上時常有壹、兩人被發現吊在那裡。淺淺的昆明湖，時常有人往裡跳，有的人身子插在淺淺的湖底淤泥中，雙腳還露在水面上。

　　雲南昆明政協委員、原資本家湯汝光本以為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消息傳出，他也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了河。

　　丁則良和湯汝光尚未被斗就先壹了百了，沒有受罪。有的人則是在被得生不如死的情況下，不得不尋短見的。

　　光明日報記者王少桐投江自殺，家破人亡。

　　廣西文教廳廳長李春潮早年留日，抗日後赴延安，在抗日軍政大學任教。因他的詩集曾由賈植芳介紹給出版社出版，五五年賈植芳成胡風“骨幹分子”，李受牽連。到五七年又成了右派。他是投河自殺的。

　　鳴放時雲南大學中文系四名向系黨總支部提意見的同學，全部成為右派。其中壹位不堪批判鬥爭的侮辱，跳湖自盡。

　　就像三反、五反、肅反時壹樣，大多數死者選擇的是跳樓。

　　廣東師範學院打了二百壹十幾名右派，多名學生自殺身亡。“陳益勇事件”[見本書第十壹章]的主角陳益勇，從教學樓頂跳下時幸被樹枝勾住，僅瞎了壹隻眼睛。[ ]

　　福建師範大學有十七人以死抗爭。中文系女學生江鳳英是核校第壹份大字報《黨委在干甚麽？》二十二位聯署人的頭壹位。因而成“斗臭鬥垮鬥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噴水也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了樓。[ ]

　　廣東汕頭市壹千二百多名中小學教師被集中壹處，鳴放了四十五天后轉入反右。市委書記林川到會場宣佈紀律，有右派言論者壹律被看管，來往書信須經檢查，不得會晤親友，夜間睡覺有人看守。第壹中學教導主任在浴室自縊，中山路小學壹位女教師投江身亡。[ ]

　　反右開始時，石揮[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得獎片《雞毛信》的導演]正拍攝影片《霧海夜航》，暫未挨斗。等片子壹拍完，他就成了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批鬥對象。影片改名為《夜航》公演，編劇兼導演石揮的名字被刪去。連續鬥了兩天之後，石揮失蹤。當局壹度斷定他“叛國投敵”，急印數百通緝令分發各邊境口岸，欲將他捉拿歸案。後來才知道，他登上自上海至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了吳淞口外的揚子江，年僅四十二歲。

　　廣東某縣壹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學區右派指標缺壹個時，被補入名單湊了數。他被撤職，留校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不涉意識形態的算術及做雜工。工資沒有，每月僅十五元生活費。他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對全縣宣布：“右派、特務、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下……”[ ]

　　死者聽不到鬥爭會的口號聲，但這不等於鬥爭會就可以免了。鳴放時，廣州水力發電設計院從大學畢業不久的黃倩，寫過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捨、培養、使用和鑑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鑑別和評價……”她是舊上海聞人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台灣，當然是右派。接連幾天鬥爭後，她在奉令打掃廁所時尋機自縊。第二天，設計院禮堂掛出橫幅：“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批判她“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

　　死者長已矣，存者且偷生。自殺成功，痛苦也就消失。最可憐的數“自殺未遂”，繼續在人間煎熬的。北京地質學院壹個學生，被鬥爭後爬上了該校的大煙囪。他已打算壹蹤了之，可是禁不住校方在下邊好言相勸，竟被說服，又爬了下來。他壹著地，當局的好話便立刻不算數。他被逮捕入獄，再也無人知其下落。

　　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張仁和的父親在肅反中被逮捕，母親和姐姐壹起服毒自殺。她們死前曾留下壹份遺書。現在，張仁和成了右派，決計隨母親和姐姐而去。他將那份遺書揣在懷裡，跳了樓。可是他落地未死，僅受了幾處傷。此時，壹大群同學圍上前去，高呼“抗拒，就是死路﹗”他求死不得，反落了個“用死來做最後的破壞”的罪名。

　　《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秦兆陽被指為“插在文藝界的壹面修正主義白旗”受到全國批判。文化部副部長劉白羽宣布“我們與秦兆陽之間的分歧和鬥爭，是壹場根本不可調和的鬥爭。”新華通訊社向全國發布通訊電文，說秦兆陽“經常和劉賓雁通信，談‘內心深處’的話，互相發洩對黨的仇恨和不滿，互相鼓勵反黨的‘勇氣’。”[ ]他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有壹天藉口上廁所，離開會場，跑到中國文聯的樓頂上，想壹蹤了之。就要抬腿之時，目光落到前方雄偉的故宮上，他猶豫了。站了半個小時後，他終於沒有跳下去。回到會場時，鬥爭會的主持者劈頭喝道：“到哪裡去了？是不是想自殺？”秦兆陽祗是挨斗，並沒坐牢，有位工程師看了報上對他的批判，給秦寫了壹封問候信。結果犯了“為反黨分子鳴冤叫屈”的大罪，被五花大綁送進牢房，押去新疆。雖只判刑兩年，作為勞改犯和“刑滿釋放分子”，他在新疆當了整整二十年賤民。

　　北京日報女記者張滬，壹下吞服近百片安眠藥，打算壹了百了。被送進醫院獲救後，她與丈夫叢維熙向院方道謝。也是女人的院長當著她的面說：“當時我們不知道張滬是個右派分子，如果知道的話，我們不會費那麽大力氣去進行搶救﹗”說完便逐客，好像在告訴張滬：“妳本該死的。”十二年前才十六歲時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中共的張滬被黨棄如敝屣，又因“自絕於人民”被嚴加懲處。她與丈夫從維熙壹同被勒令簽字畫押，壹同上警車，壹同成了囚犯。

　　廣東省工商聯副主任陳祖沛在七斗八斗之後憤而跳樓，幸虧祇斷了壹條腿。由於他是中共建國初期自香港挾巨資歸國的，當局著眼於仍在香港、海外的資本家，未再對他窮追狠打，甚至還保留了他的“政協委員”的頭銜。

　　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反右運動裡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當時險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黃秋耘說得對：“這些殉難者並不全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於親人或摯友被劃為右派，悲憤填膺，憂鬱欲絕，因而走上這條絕路的。”[ ]

　　有壹位初中學生在政治課堂討論時說了壹句“蘇聯並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學校將他內定為“右言分子”，並將其言論寫成檢舉材料送到他父親工作的單位。其父單位便指其父為兒子的後台，並逼他檢舉兒子。在鐵路上工作了壹輩子的父親不願傷害兒子，去火車站上夜班之前，將平時穿的毛衣留在家中，上完夜班後選擇壹列貨車，臥了鐵軌。

　　蔣維喬，又名因是子，是壹位有名的氣功師，已八十多歲，著有《因是子靜坐法》。毛澤東年輕時曾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那是信了蔣氏“廢朝食，可以二百歲”的說法。壹天，兒子回到家中告訴他自己成了右派，他當即說了句“我不想活了”，轉身上了練功的小樓。待他兒子醒悟過來，奔上樓去，他已安靜地死去了。

　　因家中出了右派，子女們不敢張聲。外界不知因是子的死因，皆以為他的長壽訣不靈光。三年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寫信給中共另壹元老徐特立：“(因是子)壹九五七年來北戴河療養院講法(即氣功療養)……估計他還可以活若干年。頃聽黃任老(黃炎培)說蔣老死已二三年了。大概來此說法回去就死了。氣功療養也不過如此。”[ ]

　　還有母親因為孩子成為右派而自殺的。謝覺哉的秘書吉世林落網後，老婆離婚帶走孩子，他被遣送老家農村監督勞動。老母親見此，憤而上吊自殺。吉從此孑然壹身，開始了漫長的賤民生涯。

　　自然也有子女因父母成為右派而自殺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解放日報社長張春橋發表了《質問彭文應》後，彭就成了萬劫不復的大右派。他的次子兩度自殺後死去。

　　對常人來說，跳樓是最簡單的解脫之道。但跳樓者並不壹定就是右派。文匯報管理部副主任梅煥藻由於公開表示“徐鑄成成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而受到圍攻。他衝出圍攻他的會場，跑上屋頂跳了樓﹗據徐鑄成回憶，當時“為文匯報遭殃而自盡的，先後有十餘位，其中最使我終生負疚的是梅煥藻”，“他是文匯報第壹個壯烈犧牲者﹗”[ ]

　　中國青年報編輯戚學毅也不是右派。他曾對作家韋君宜說：“帶著鏽損了的靈魂而活下去是沒有意思的。”他不願違心地去批判自己的同事劉賓雁。在批劉大會的現場，他突然站起來，衝到窗口，魚躍而下。壹個出色的青年記者，就這樣消失了。

　　有的人並沒被打成右派，卻在恐怖的氣氛中走上了絕路。曾被毛澤東批為“教條”的馬寒冰，隨團出國前夕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從代表團的名單中剔除，以為大限將至而自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楊剛(女)在反右的高潮中丟了壹個重要的筆記本，壹時緊張，自殺身亡。

　　壹九五八年春節年三十那天，北京各大學的“勞教”右派被押赴勞改農場。西郊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工業學院、鋼鐵學院、航空學院等校的右派學生、助教、講師接到通知，自帶鋪蓋到校方指定處報到。報到後被摘掉校徽上車，開到海淀派出所，壹個壹個按指印。北京俄語學院壹位學生抗議道：“我沒犯法，為什麽要按指印？”幾個警察立即趨前，給他扣上手銬，強行按上指印。而後將他們壹壹押上大客車。車廂首尾各有壹個端著手槍的警察監視，每個人必須低頭，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車子開進市內的半步橋監獄。許多學生流著眼淚吃完了年夜飯。

　　十天后，這些右派在半夜裡被解押到火車站，轉運到北京以東壹百餘公里的茶淀車站。下車時，有壹支馬隊監視著犯人的舉動。

　　這是清河勞改農場的所在地，是北京市集中勞改、勞教右派的農場之壹。以其中的三分場為例，六七百犯人，大多數是勞教的右派，少數是刑事犯。

　　住處是個“口”字型的建築，中間是空地。幹活時，午間在地頭吃飯，玉米麵窩頭就蘿蔔條。從伙房運到地裡，窩頭已經凍得很硬，咬都咬不動。

　　起初犯人們還大致能吃飽。不久，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經濟崩潰，全國陷入了飢荒。勞改農場首先削減糧食供應。每個犯人，包括勞改犯和“勞教分子”，從壹九五九年底開始，糧食銳減[勞教人員工資二十八元，硬行扣除伙食費二十五元(當時大學生的月伙食費僅十二元)，食物銳減後，伙食費仍為二十五元]，可是勞動量並沒因此減少。人們逐漸虛弱，連鐵鍬也握不動，收工回來連爬上炕的力氣都沒有了。當人都浮腫的時候，便開始死去。分場專門抽調壯勞力，任務便是埋人。

　　從三分場調到於家嶺分場的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的兩位學生張行陶、劉雪峰，原來壹個壯實得像張飛，大家給他起的外號叫“申公豹”，壹個長得又高又大，身體特別好。他們二人都死在了於家嶺分場。也是清華電機系的楊小平，當時身體虛弱得不行，無法出工，結果反而活下來了。[ ]

　　餓死可以，逃是不可以的。另壹位清華電機系的郭道宏不忍飢餓，於六壹年十二月十二日企圖逃跑，爬牆時觸電網，倒斃在離電網壹米處。[ ]

　　司法部長史良的秘書孫文銓壹九六壹年壹月死在清河勞改農場後，他的兒子曾去農場取他的遺物。他後來這樣回憶去清河取父親遺物時的情景：“當時死的人太多了……那天下著大雪，也沒有馬車，從農場到火車站幾十里路，去接親人遺物的人在雪地裡連成壹線，真是慘極了。”[ ]

　　由於不是犯人，無須審判，勞動教養的右派們不知道自己要被教養多久。捱過了壹九六○年的飢饉，倒也不再有餓死之虞。大家只盼著能挺到解除教養、回到北京去的那壹天。誰料北京市市長彭真指示說：“要把北京市搞得象水晶石、玻璃板壹樣，沒有不勞動的人，沒有靠剝削生活的人。流氓、小偷打掃乾淨，當然反革命也不能有。”[ ]農場當局於六壹年年底宣布：教養是四年，六二年春天到期，但是北京要辦成“水晶城”、“玻璃城”，不能收容壞人，所以右派解除教養後全部留場“就業”。

　　壹九六九年，中蘇在東北邊境鬧磨擦，中共怕蘇軍從渤海灣登陸，直取北京，而清河農場正是從渤海灣到北京的必經之地。勞教分子以及留場就業右派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壹律不得留下。右派們被遣送回原籍農村，清河農場作為右派勞改場所的歷史在六九年底前後結束，歷時計十二年。[ ]

　　在中國的東北角，黑龍江以南、烏蘇里江以西，有壹大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自從壹百年前俄國人掠走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那塊豐腴的土地之後，那裡就成了中國東北的邊陲。這塊面積為五萬七千多平方公里的處女地，俗稱“北大荒”。壹九五四年初，首批解放軍轉業官兵到達那裡開發荒原，壹年後建立八五○農場。壹九五五年，周恩來批准在中蘇邊界的興凱湖旁建壹座農場，專收北京送去的勞教、勞改犯，歸北京市公安局管轄。到了五八年，那裡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營。

　　壹九五八年三月，北京火車站忙了好壹陣子。高音喇叭壹遍遍播放“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凱歌，文化部、教育部、壹機部、商業部、交通部等幾個部的右派，在北京前門火車站廣場上集體發往北大荒。“文化部是由壹位副部長的夫人、人事司幹部督陣。她手持壹份花名冊，封面上赫然寫道：遣送北大荒改造地、富、反、壞、右分子名冊。”[ ]

　　北京文藝界五百多人組成的右派大隊到了北大荒。最嚴重的右派屬壹類，到興凱湖農場；二類次之，到八五三分場；三類在八五○。

　　這裡是勞改農場，對勞改犯的某些規則適用於勞教分子。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線或勞動時的許可活動範圍，武裝人員有權開槍；有的衣服包括內衣褲還得用油漆寫上“勞改”二字。家屬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經當局拆閱；口糧以相當於壹個小學生的標準配給。

　　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文學組組長王正也是“勞教”右派。他回憶道：“壹九五八年初春，我將臨二十八歲，被當作‘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在八五三分場六隊‘監督勞動’。這是個‘右派隊’，有壹百五十位與我身份相同的人。其中，有名作家吳祖光、陳明，名記者藍鈺、名翻譯家李荒蕪，高級編輯方詩、劉龍光，以及壹批傑出的音樂家、美術家、演員、建築師、醫生、科學家、金融專家和級別很高的黨政幹部。”[ ]

　　吳祖光以及“吳祖光反黨小集團”的成員都去了北大荒。據他回憶：“壹九五八年早春的壹個凌晨，大雪紛飛，我到父母親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別。我要和壹個有五百人的龐大的右派大隊去到極北邊的北大荒勞動改造。……那時我也不知這是與父親的永別，父親在第二年去世，我在春耕的大田裡勞動時收到北京的報喪電報已經過了半個月……。”[ ]

　　吳還寫過壹篇文章，說“從此以後好多年都不知道胡考的去向”。其實，胡考也在北大荒，只是彼此不知音訊而已。

　　電影樂團團長李錚把對他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送到了北大荒。可是，後來李錚本人被“補”進了右派名冊，也到了北大荒。[ ]

　　廣西人謝和賡壹九三三年祕密加入中共後，曾先後任國民黨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喜的秘書，參與機密達八年。壹九四二年，其女友、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影劇明星王瑩被國民黨派去美國留學，謝和賡也獲派赴美。二人出國前曾在重慶秘密接受周恩來的指示。壹九四三年，王瑩曾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妳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壹九五二年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王、謝夫婦於五四年被捕，經獲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S. Buck]等人的聲援，於年底回國。

　　鳴放時，謝和賡提意見說：“壹九二五年段祺瑞政府時代，北海就開放了；壹九二九年，中南海也開放了。現在，中南海應該對人民開放，中共領導占據著這處古蹟是不對的。”這是右派言論。但是否劃他為右派，人民出版社請示周恩來，周說叫他認個錯就算了。但毛澤東說他也是右派，應當送去北大荒改造。於是謝便加入了去北大荒勞改的右派行列。[ ]

　　文革中，謝和賡又坐了八年牢，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則更慘，壹九六七年被抓入牢房後就再沒有活著出來，七四年死去時，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壹個代號“六七四二”。

　　到北大荒去的女右派不多，已故台灣大學校長許壽裳的女兒許世瑋是其中之壹。她是八五三分場右派隊的炊事員。

　　這裡應當為壹些勇敢、堅強的女子記上壹筆。總政治部歌舞團舞蹈演員胡秀玉的丈夫陶冶被文化部對外聯絡局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她決心與丈夫共命運，主動要求到了北大荒。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翻譯趙超群的妻子韓淵也不是右派，也陪同丈夫到了北大荒農場。

　　壹九五八年春陸續開到北大荒的十萬轉業官兵，除部分領導骨幹外，大多數是被部隊刷下來的右派、中右、右言分子，以及不是右派但必須打發的人。譬如解放軍張家口通訊學院學員陶均模，從未鳴放，但父親是右派；重慶第二步兵學校教官石邦傑，哥哥是右派。這批人絕大多數參軍前都是大學生，什麽專業的都有，光軍事翻譯人員就有壹千多名。總之，“當年軍隊將這些在‘整風反右’戰場上打掃下來的不順眼、不聽話的人，壹古腦地傾倒在北大荒了。”[ ]

　　當時公安部所轄公安軍有個文工團，其中的女兵都是從各大軍區選拔出來的，品貌端正、能歌善舞。她們每周六都要到中南海陪中共首腦跳舞，已經跳了幾年了。壹九五八年，國防部長彭德懷自朝鮮歸國後，才發現挑選女文工團員出席中南海的舞會，不僅僅為陪毛“共舞”。這正是毛選美人的途徑。彭大罵主持遴選女兵的蕭華、羅瑞卿為毛澤東“選妃子”。[ ]他給中央軍委寫了壹封信提出異議。那時，彭的聲望甚高，中央接受其意見，解散該團。毛只好同意。

　　當時正值軍隊“為了鞏固整風反右的成果”，將十萬轉業官兵送到北大荒。公安軍那批女文工團員知道的事情太多，為“防止擴散”，當局竟將她們與其他“被部隊刷下來的”人壹起送到了北大荒。[ ]

　　右派們在北大荒，才懂得了“比牛馬不如”的含義。據大公報記者吳永良回憶：“在北大荒的流人，將近三年時間，每天勞動十二至十六個小時左右。”[ ]有壹天種黃豆，牛馬放牧在地邊吃草。管教幹部巡視到地頭時，突然下起雨來，他自己急忙穿上雨衣，卻喝斥右派們“站著干什麽，還不把牲口趕回去﹗淋病了怎麽辦？那是國家財產﹗”當他看到右派們也欲隨牛馬歸營時，立即大呼：“不要走﹗把這塊地種完再回去﹗”[ ]

　　右派早已不是國家財產了﹗因餓、累、病而拖垮、死去的不知多少。原國防科委精通英文的中尉軍官楊崇道以右派身到八五○分場接受勞動教養，後來被“摘掉右派帽子”，留在壹個隊裡當統計兼文書。“光是他所在的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了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幾乎佔這壹個隊右派總人數的三分之壹﹗”[ ]

　　民盟中央常委張式是越南華僑，因開辦越華文化公司，向華僑出售親華、親共書刊，被法國殖民者驅逐到香港，回歸祖國。他作為右派被送到北大荒，死在那裡。

　　作家巴金曾這樣追憶其友人盧芝芬：“盧芝芬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壹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 ]

　　死者的名字無法壹壹追蹤，但這裡還可以再提壹位：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家莫桂新。壹九五八年五月，莫桂新與其他文藝界的右派被送到北京市內的半步橋監獄。他的妻子、女高音歌唱家張權送衣物去時，未被允許與丈夫見壹面。從此二人未再相會。直到壹九八六年才有人將莫桂新在北大荒死難的經過告訴張權：“整整三個月，勞改隊讓他和難友們餓著肚子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個個都渾身浮腫了。壹次，聽說上面要派人來檢查，監管幹部趕緊蒸了多少大籠屜的白面饅頭，副食是肥肉燉蘿蔔，而且那天破天荒地不限量。多日不見油葷，有人不免多吃了些，旋即倒地，壹命嗚呼。莫桂新還算是謹慎的，沒敢放量吃。但從那壹天起就腹瀉不止。農場當局拒絕讓這些人就醫……勞動不能停，又沒藥吃，莫桂新病勢日益沉重。拖上十來天，奄奄壹息時，壹位難友偷了輛牛車把他往醫務室拉，可是途中莫就死去了。”[ ]

　　右派們葬身的亂墳崗的叫太陽崗，面臨興凱湖，“小小土丘壹字排開，上邊插著壹塊塊小木牌：勞教分子×××之墓。後來乾脆用紅磚代替了木牌，紅磚上用白粉筆書寫上死者的姓名。壹場大雨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

　　有的人不是死於飢寒。中國協和醫學院學生林澄為農場幹部治病，有行動自由，住單間，還能吃上為幹部設的小灶。但是有壹天，他用壹把手術刀割開自己的腿部動脈，死在興凱湖邊。

　　也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壹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時拒絕按指印的那個北京俄語學院的學生，由於“態度惡劣”，須予嚴懲。在別的同學由北京半步橋監獄押往河北清河農場時，他單獨被送到興凱湖。在那裡，這個性子剛烈的青年決定逃跑。可是，當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蘇聯方向奔跑時，背部中彈，再也沒有爬起來。[ ]

　　少數成功地偷渡到蘇聯的勞改犯，下場更慘。據北京大學學生陳奉孝回憶：“我那時正在興凱湖農場勞改，與蘇聯僅隔壹條三十米左右的蘇爾察河，要跑過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跑過去……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有時候，蘇方乾脆將他們裝入麻袋放在木筏上或將他們綁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來，有的中途就沉於水底，永無葬身之地。[ ]

　　因發表《第壹朵迎春花》而罹禍的光明日報記者殷毅也被送到了北大荒。後來回顧半生經歷，他這樣寫道：“那年我二十九歲，回京時已五十壹歲……但比之經受不住北大荒嚴酷的勞役和飢餓的煎熬、最終埋骨於完達山下的難友，我總算僥性地活了下來。”[ ]

　　壹九六壹年，由於發動“大躍進”而引致全國性的飢饉，餓死了三千萬農民，毛澤東的左調有所收斂，中共統戰部副部長張執壹藉機向周恩來請示：“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紀，可不可以讓他們回來？”周問有哪些人，張答：“譬如聶紺弩──”聶紺弩、周穎夫婦是被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稱呼為“妹夫”、“阿妹”的。周恩來故作平淡地答道：“聶紺弩？這人吊兒郎當的﹗讓他們回來吧﹗”[ ]

　　這句話解救了壹批人，使他們回到了北京。但是，不知多少人已葬身在全國各地的勞改農場、勞改工廠裡。

　　從北大荒向西走是大興安嶺。北京曾壹批送去過十二名右派知識份子，後來活著回京的只有壹位中國新聞社的編輯王孚慶。[ ]

　　往南到遼寧，凌源縣新生焦化廠是個勞改工廠。其中壹個右派勞改中隊，三百人中死了二百二十七人。[ ]

　　往西到甘肅，壹九六○年，寧縣子午嶺，“省辦勞改農場犯人死六百餘人”。[ ]

　　距離甘肅酒泉市不過三十公里的三墩鄉有個夾邊溝農場。“從壹九五七年十月開始，那裡羈押了三千名右派。”[ ]據當時的中共甘肅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壹九六○年……有兩千多名因各種原因挨整的幹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中餓死。”“壹九六○年十二月……決定釋放右派回家時，夾邊溝僅有數百人生還。”[ ]

　　甘肅農業大學教授，留美博士沉大文，壹九六○年春死於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 ]畫家高爾泰當時也在夾邊溝。祗因被指派去畫大躍進的宣傳畫，得以吃農場幹部的伙食，才活了下來。[ ]

　　壹位右派醫生也活著離開了夾邊溝，但比別人晚了半年，原因是當局需要他留下來為死者編造假病歷：

　　“夾邊溝的右派們釋放回家之後，我還被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壹千五百名死者編寫病歷。夾邊溝的領導們……清楚，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這終究不是好事，他們必須掩蓋壹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我給沒有病歷的死者編造了病歷，給病歷不全的人補全了病歷……我編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 ]

　　從酒泉往南不遠便是青海。“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壹九五七年底，廣東二百零三位右派分子被押往大西北“勞教”。押送他們的悶罐車行至甘肅武威，右派們轉乘汽車至甘肅皇城，再步行至青海壹處名叫黑石頭的勞改場所。勞教三年期滿時，大多數已死去。倖存者除鍾順源[廣州民主黨派人士]等少數獲釋回廣東[但不予安排工作]外，全部留場就業。壹九九三年統計時尚存活於世的僅剩十人。[ ]另有人稱，“從廣東押往青海勞教場的右派能生還者僅有二成。”[ ]

　　復旦大學教師李梧齡曾在江、浙、皖三省交界處安徽廣德縣境內的白茅嶺勞改農場[轄屬上海市公安局]勞改多年。據他回憶：六○年前後“和我同過小組的難友直接去醫務室後就死掉的，算起來就有二十七人之多。而調往病號隊(後死去)的就無法統計了。”[ ]同在該農場勞教的上海外語學院學生王升陛說：“我們勞改隊四百多人，差不多都餓死了，最後活著的只剩下二十幾人。”[ ]曾得過全國運動會百米賽跑冠軍的上海育才中學體育老師劉某、作曲家陳歌辛、劇作家汪照，均死在白茅嶺。

　　北京司法局幹部郭可宏與其在上海的妻子均被劃為右派。郭去安徽的壹個農場勞改前，二人曾約定每周壹函。後妻子在上海開煤氣自殺。農場隊部扣押妻弟所發電報，卻派專人伴他，寸步不離。郭猜到妻子出了事，尋隙在鴨棚裡自縊身亡。

　　在南方，距廣州不到百里的三水農場是廣東省右派的主要勞改場所。曾在該場勞教的右派醫生曾恩濤博士告訴友人，該農場的死亡率約為百分之二十。廣東還有個礦體分散無法使用大型機械的老礦，在井下挖掘的不是掛白牌的刑事犯，就是掛黑牌的右派。原始設備加低賤的勞力，幾年過去，二十壹名右派中，除跳崖自殺者外，因坑道塌方被壓死四名，因病死去二名，因傷致殘者四名。[ ]

　　壹九五八年秋，廣西的三百多名右派被押送到柳江縣新興勞改農場“勞動教養”。“因餓致病而死的勞教人員有幾十人。”[ ]

　　若細述各地死難的右派，將是長長的壹串名單。

　　上海新民晚報副刊編輯王湛賢[筆名阿湛]因將宋代酈道元著《水經注》中的壹則秦始皇見海龍王的故事譯成白話文刊登在該報副刊上，被指為影射共產黨而打成右派。被送青海勞改農場，不知所終。

　　文匯報文化副刊主編黃嘉音被關押在青海的壹所監獄裡。因中共慣將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壹起，任刑事犯欺凌，黃在獄中總是受流氓犯的氣。有壹次吃飯時，壹個流氓又欺侮他，他忍無可忍，將飯碗朝那流氓扔去，雖未擊中那人，但監獄當局卻說他“蓄意殺人”，槍斃了他。[ ]

　　“壹九五八年，西南師範學院的右派分子，或被押上警車，逮捕判刑；或背負簡單行李，泣別妻兒家人，被投入勞教；或成群結隊，到農村去接受監督改造。”[ ]文學教授劉盛亞是“勞教”。

　　四十年代聞壹多教授到成都時，曾與四川大學同行劉盛亞等到望江樓飲茶。眾人曾戲擬各自將來的墓志銘。劉盛亞說的是：“溝死溝埋，路死插牌。文豪不到，哪個敢埋？”誰知此話不幸應驗，劉盛亞被打成右派後送峨邊沙坪農場勞教，兩年就死了，年僅四十五歲。他真的成了“溝死溝埋”的孤魂。

　　該校還有個壹九五五年才從美國歸來的教授董時光，也死於勞改隊。西南政法學院的彭望雍、呂瑾、熊集生、郭先彥教授，重慶大學教授黃永亮等，亦先後死於勞改農場。[ ]

　　而更多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則已演沒在歷史的塵灰之中。

　　右派們絕大多數是飢餓加勞累而死的。只要管理農場的幹部通點人性，多給犯人壹點食物，其中大多數可以免於壹死。據某省冶金設計院送到新疆塔里木去的壹位勞改犯的回憶，那裡南接戈壁灘，東鄰羅布泊。壹九六壹年四月，勞改犯的工作是挑土築壩，可是“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麵摻駱駝刺[壹種野生植物]做成的澱粉饃。過了不久，壹些反黨分子就進了墳墓……(陳處長)派人送來十七匹駱駝的黃豆粉，從此，每天早午兩餐加勺豆漿，這才減少了死亡。”[ ]

　　演沒在歷史中的還有壹批青年。壹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湖北省漢陽縣第壹中學學生因對官方制訂的升學政策不滿而罷課，遊行示威，並衝擊了縣委、縣政府。為給反右製造氣氛，當局馬上宣布那是“反革命暴亂事件”，逮捕了十幾人，並宣佈判處學校副教導主任楊松濤等四人多年徒刑，副校長王建國及教員鍾毓文、楊煥堯死刑，並當場執行。二十八年後中共中央批准為此案平反後，新編官修《漢陽縣誌》僅因為王建國是副校長而記載了他的名字，其它受害者則連名字都沒提壹下。[ ]

　　即使壹千年後，人們也要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黑暗的壹章。我們不說最黑暗，那是因為這三個字屬於毛澤東在九年後製造的另壹場災難──文化革命。

　　第二十四章　六十年代的右派摘帽

　　毛澤東早年在師範學校讀書時，碰到壹篇作文試題“言志”。他想起了清代壹個文士的《詠蛙》詩：“小小青蛙似虎形，河邊大樹好遮陰。明春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他將此詩稍作改動，交了卷：“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

　　此時，虎踞中南海的毛澤東可能已經忘了當年的抄襲行為。但偌大壹個中國，的確沒有壹個蟲兒敢作聲了。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壹發時都嚇煞。”六百年前朱元璋在農民起義軍中初露頭角時寫的這兩句詩，正可以用來說明反右風暴落定之後的局面。共產黨壹鳴，百鳥齊喑，毛澤東壹發，百花嚇煞。百家爭鳴沒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黨是主張實行“雙百方針”的。正如陸定壹所說：

　　“反右派以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形式上沒有被廢除，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百家爭鳴實際上是兩家，資產階級壹家，無產階級壹家。”[ ]

　　壹九四五年二月，郭沫若、茅盾、胡風、老舍、夏衍等七十八位重慶文化界人士曾聯署《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十二中全會請願書》，要點是：“取消圖書雜誌及戲劇演出審查制度。”“書刊出版以後，非經法律手續，不得禁止發行。”“嚴令各地方當局切實遵守法令，保障言論出版自由。”[ ]

　　聯署那份請願書的人士中，除去已故的、出走海外的，再除去在反右中自殺的楊剛和在監獄裡的胡風，吳祖光、姚雪垠、沉志遠、聶紺弩、彭子岡、浦熙修、徐盈、金滿城、張申府、馮雪峰等成了右派分子。剩下的郭沫若、茅盾、夏衍等在北京當大官，早已忘了聯署請願書的事。什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誰都不提了。

　　九月間，教育部通知全國的學校停止教授丁玲、艾青等右派的作品，以反右文章取而代之。

　　壹九五七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曾通知詩人徐志摩的遺孀陸小曼，《志摩詩選》即將出版，希望她提供徐的照片和手跡。陸興奮地寫了壹篇文章“感謝共產黨”。然書未及出版即已反右，祗許無產階級鳴放，徐志摩不在內！陸小曼空歡喜壹場。

　　五七年四月創刊的《收穫》雜誌第三期即將付印時，編輯部收到壹位作者所在單位的“黨組織”的信，稱那位作者“有問題”，不能發表其作品。主編靳以只得遵命。

　　青年作家李國文因為小說《改選》被打成右派後，發配到河南、山西等地修鐵路。他利用工餘時間寫小說，化名投到壹家雜誌社發表後，右派身份被查出，即刻被令：不許再投稿！

　　壹九五六年春節，浙江省文化局局長黃源、劇作家鄭伯永、陳靜三人與崑蘇劇團合作推出的崑劇《十五貫》公演，獲得巨大成功，還拍了當時罕見的彩色電影。毛澤東連看了兩遍，稱讚說是“好戲”，周恩來則稱許“壹出戲救活了壹個劇種。”[ ]但黃、鄭、陳三人都成了右派。劇本出版時，“編劇”壹欄印的是“《十五貫》整理小組”。

　　電影演員李景波以右派身在完達山下的北大荒農場勞動改造期間，與黑龍江農墾局話劇團的范國棟合作創作了話劇《夜闖完達山》。但作者署名沒有他。二人合作的話劇和電影劇本《北大荒人》，均以“集體創作”的名義上演、拍制電影。

　　成了右派，學術上也不准放。

　　東北人民大學數學系教授徐利治投寄給國內數學雜誌的文章總是被退稿，他與人合作的壹篇論文，《中國科學》編輯部審稿通過，印了清樣，卻被學校黨總支否決而不能發表。他轉而投寄給匈牙利、捷克、英國的數學雜誌，卻都發表了。

　　華東水利學院學生史伏初就沒這麽幸運了。他在留校監督勞動之餘繼續其科學研究，寫出了五篇論文寄《水利學報》等期刊，但編輯部回信說：“右派無權發表論文，今後別再寄來了。”史遂於壹九六三年給蘇聯使館寫信。信被郵局截查，史被逮捕。檢察院起訴說：“史犯四次與蘇聯使館通訊……稱：‘我們這裡沒有做科學工作的自由，只有挨餓的自由……我希望到貴國去，為共產主義和科學事業而奮鬥。’”接著以“叛國罪”判了他三年徒刑，直至壹九七九年才讓他離開勞改隊。[ ]

　　清華大學力學家錢偉長撰寫的《應用數學》，本已排好了版，現出版社不僅違約拒印，還向他索取拆版費。他曾說過“難道日本北海道海灣有(石油)，我們的華北平原、渤海灣和遼東半島就沒有嗎？同壹個地質結構。”他壹成右派便遭批判，說他“冒充地質學家”。[十年後錢的推論獲證實]

　　地質部的專家謝學錦與人合作研究，發現了通過在地表發現原生暈以推測地下深部礦體存在的方法。據此在遼寧找到壹個大鉛鋅銀礦，震動了全國地礦界。當時該研究在世界也屬前沿。但冶金部召開有關會議前告訴右派謝學錦：“這個報告妳不能作，也不以妳的名義作。”謝的專著不得出版，而世界上第壹部該領域的學術專著是兩年後才由蘇聯人出版的。

　　董每戡剛印好未及發行的專著《說劇》，全部送到造紙廠回了爐。《詩刊》本已排好了唐是的組詩《南方樂章》，拆版不說，連原稿也被丟棄，片紙不存。王利器以解經的方式為《水滸全傳》作注，二百萬字文稿已排版，他壹成右派，清樣即被毀棄。

　　其實，此為壹九四九年後的慣例，祇是五七年以後變本加厲而已。

　　毛澤東起先說：對章乃器等，斗過以後，“還給他們飯吃，部長還給他當。”後來主意變了，飯還給吃，部長不給當了。

　　壹九五八年壹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將章乃器召去[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徐冰在座]，說馬上要開國務會議，要撤他和章伯鈞、羅隆基三人的部長之職。不許章伯鈞和羅隆基出席，但允許章乃器出席申辯。二人有下列對話：

　　“章：我寫的《根據事實、全面檢查》的文件看過沒有？周：沒有。章：那是很遺憾的。撤職的事情是否最後決定了？周：黨中央決定了。章：那還申辯甚麽呢？我願意放棄出席的權利。周：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妳說不過我們的。”[ ]

　　周恩來還告訴章乃器他與羅隆基談話的經過。章乃器記述道：“他曾問羅作何打算，羅答要麽就自殺，否則便祇好接受。總理說：他可以去美國。羅問，是否意味著驅逐出境。總理答，絕不是。”[ ]

　　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的職都被撤了。但花瓶總還要擺幾個。譬如史良的司法部部長就還可以當，儘管其弟弟及兩個秘書都是右派。

　　“民主黨派”早無還手之力，毛澤東還指示痛打落水狗：

　　“廣播、電話、電報、郵電要抓住，不讓民主黨派去發展。民主黨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在打的當中，建立領導權……全國人大改選……壹定要換掉壹大批。”[ ]

　　所以，除個別人如梅汝璈等“人大代表”的身份保留到壹九五九年期滿為止外，右派們都立即被踢出了人大。

　　壹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指示說：“(民主黨派誓師)可以搞，(向黨)交心可以……要幫助他們動員知識份子參加。”[ ][括號內為引者所加]於是各民主黨派紛紛召開誓師大會，“向黨交心”。

　　三月十六日，萬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廣場開了壹個“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後，八十三歲的民盟主席沉鈞儒和七十歲的郭沫若率領壹支隊伍沿著長安街向西走，隊伍裡有壹個高大的木架，上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條文。在他們的背後，八十歲的黃炎培、李濟深等人則另率壹支隊伍向東走，人們高舉壹個巨大的紅布做成的心，上面寫著“把心交給黨”五個大字。

　　把心交給黨，交給哪個黨？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當“熱愛黨”比“熱愛共產黨”顯得更親切，卻絕不會引起“熱愛哪個黨”的誤會時，我們就知道，那些“民主黨派”已經死去了。

　　毛澤東的“不舉手就不給飯吃”，可不只是說說而已的。民盟各級負責人大多成了右派，如寧夏銀川地區四十五個民盟支部負責人中有三十三個是右派。[ ]右派們的悲慘下場明擺在那裡，誰還敢不把心交給黨？

　　黨外人士中公開對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滿的，似乎只有張治中。他雖賦閒在家，卻打破沉默，對沉鈞儒等人委婉地說：“反右應著重擺事實，講道理，情緒激昂壹點還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罵是不是好？以勢壓人人怎服？”[ ]

　　民盟主席沉鈞儒被中共確認為是左派。這位老人私下說：“這些人過去都是老朋友，做過許多工作，為甚麽現在都變成了‘右派’？”而在公開場合他還得表態：“章伯鈞和羅隆基長時期以來和我共同負責民盟的工作……現在我很氣憤、痛心，發現了他們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罪惡行為……”[ ]

　　中共利用反右的機會將各黨派的首領換成了秘密的共產黨員。壹九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解除章伯鈞、羅隆基的副主席職務，換上楊明軒。以後沉鈞儒去世，楊接任了主席。其實楊早在壹九二六年就入了共產黨。他壹九六七年死時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產黨內卻只是壹名普通黨員。壹九八○年為他舉行骨灰安葬儀式時，覆蓋在他的骨灰盒上的卻是共產黨的黨旗。可見民盟的的確確已在壹九五七年死亡。

　　民盟北京市支部的領導人換成了吳唅。

　　壹九四九年吳唅曾向毛澤東要求加入中共，毛給吳回信說：“我們同意妳的要求。惟實行時機尚值得研究，詳情恩來同志面告。”[ ]五四年吳唅又給北京市委第壹書記彭真寫信，表達加入中共的願望：“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總有壹天會達到。”[ ]五七年三月整風前夕，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了，他指示讓吳唅加入了中共。[ ]而且決定讓他做“地下黨員”。因此吳之入黨民盟成員皆不知情。[ ]

　　吳唅這個新科黨員在天子腳下賣力地替黨看管民盟。他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會，外人以為是民盟內鬥，其實是吳唅奉黨旨斗民盟。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吳唅，那是共產黨內部的事，與民盟並無關係。

　　民盟秘書長胡愈之本來就是秘密的共產黨員。他主持民盟中央批鬥章伯鈞、羅隆基自然再合適不過。

　　民革中央批判龍雲、黃紹竑、陳銘樞等右派時，領頭的是王崑崙。他明為民革中央常委，實際在壹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民革同志都不知道而已。民革河南省主任委員侯建瀛，名為國民黨，實際也是秘密的共產黨員。由他來主持鬥爭河南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張軫，實在是方便得很。

　　兩年後，死去的不算，活著的右派又分成兩類：壹類叫“摘了帽的”，另壹類是“沒摘帽的”。前者又稱“摘帽右派”，後者還是叫右派，並不叫“戴帽右派”。

　　自然，這又是出於毛澤東的指示。壹九五七年十月，他說：

　　“壹部分右派將來可能把右派帽子摘掉。……可能有相當多數的右派分子，他想通了，大勢所趨，他轉好了，就不叫右派了，並且還要安置工作。”[ ]

　　壹九五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佈《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說：“凡是已經改惡從善，並且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今後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的帽子。”[ ]

　　把右派帽子摘掉，前題是“想通了”，即承認自己反黨，承認自己是右派，否則帽子是摘不掉的。人民日報女記者劉衡堅持說：“我不是右派分子，就不是摘帽問題。我是平反問題。”結果帽子就不給她摘。

　　毛澤東讓黃炎培給其子、清華大學教授黃萬裡帶壹個口信，說只要寫個自我檢討，右派帽子馬上就可以取掉。但黃萬里在給毛的回信中非但沒檢討，反而重申三門峽大壩建不得的道理。他還指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言論自由。對不同聲音的壓制，才是中國真正的問題。信中還附了幾首詩作。毛澤東看了他的信，對黃炎培說：“黃萬里的詩寫得不壞，但他的觀點太反動。”右派帽子自然不能摘。

　　給妳摘帽子時，妳得感謝黨的寬大，否則摘到壹半的帽子會再落下來。壹九六二年，上面找雕刻家高莊談話，說是打算給他摘掉右派帽子。然後等他表示感激。可是高回答說：“我沒有帽子可摘。”結果不僅帽子不摘，而且加倍處罰：開除公職，勞教兩年。勞改期滿時又強制留場就業。壹“留”就是十年，七十歲時才得以重回社會。

　　也有特殊情況，黨需要把妳的帽子摘掉。據劇作家吳祖光說：“我的右派帽子是1961年末在中國戲曲學校實驗京劇團的全團大會上宣佈摘掉的，因為當時這個劇團要去上海演出，文化部認為我和上海的新聞界、文藝界和京劇界關係都熟，需要我幫助這些青年演員打開局面，所以趕在出發前夕為我摘帽，並且在《人民日報》上發布消息。”[ ]

　　摘了帽子，不等於妳已經可以“回到革命隊伍”了。吳祖光還談到了他的妻子、評劇演員新鳳霞的遭遇：“儘管由於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很短期間就給她摘掉右派帽子，但在劇院裡，……每次演出結束，觀眾歡呼為她鼓掌時，她卻被安排去刷痰盂、清掃廁所了。甚至在去外地演出時，劇院在後台張貼大標語：‘大右派吳祖光的老婆新鳳霞不要翹尾巴﹗’除了羞辱新鳳霞外，為的是外地的記者或觀眾朋友不要接近她。”[ ]

　　已經死於勞改農場的右派也有幸運的壹面。中共中央另有指示：“死去的右派，原則上都要給摘掉帽子。”他們是否“已經改惡從善，並且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似乎不再重要。譬如在北大荒八五○農場雲山畜牧場監督勞動的交通部水運科學院科員趙杞，壹九六○年五月死去，壹九六壹年初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

　　當初抓右派時多多益善，給右派摘帽就沒那麽大勁頭了：“控制在百分之十左右。”摘了壹整年，才摘掉四萬頂帽子。[ ]至於那五十萬“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爛言分子”和“疑似右派”，有多少摘了帽，當局壹概不提，沒有任何統計數字。正如“五十五萬右派”裡不包括他們壹樣，在摘帽的統計數字裡他們也被忽略不計了。

　　毛澤東說：摘了帽子“就不叫右派了”。那麽叫什麽呢？叫“摘帽右派”。

　　吉林省文聯作家丁耶是詩人，在農村勞動改造時重操舊業，寫了壹篇長詩《鴨綠江上的木幫》，投寄給北京壹家出版社。出版社照例派人瞭解其政治情況，壹聽說他是“摘帽右派”，便不再理他。

　　上海經濟研究所所長沉志遠屬首批摘帽的右派。壹九五九年九月三十 日中共中央批淮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時，人民日報還發佈了消息。但在壹些圖書館裡，沉的著作被蓋上“此書作者系摘帽右派”字樣的圖章，警告讀者勿中毒、受害。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實質概說》壹書完成後，沒有地方出版。而上海市委組織的對他的批判在壹九六四年下半年達到高峰，他則在壹九六五年初心肌梗塞而辭世。[ ]

　　壹九六○年當局摘了復旦大學教授王造時的帽子後，仍然不准他上講台。這時王造時才明白：“我雖然摘了帽子，還是個摘帽右派﹗”黑龍江省黑河中學教員林萬濤被打成右派後，工資被降低，壹邊當打掃衛生的工友，壹邊教他的數學。壹九六壹年夏被宣佈摘掉了右派帽子，可是什麽都沒改變。壹九六三年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將開始。他對妻子說：“這回還得整到我頭上，這算沒個好了！”壹九六四年二月的壹天夜裡，他越過冰封的黑龍江，投奔了蘇聯。[ ]

　　送勞動教養的右派摘了帽子，便可以解除教養。但是，當局在宣讀《解除教養執行通知書》時會明白唸給妳聽：“解(除勞)教摘帽，強制就業。”[ ]“就業”處就是勞改農場。

　　北京大學學生鄭光第壹直深信“改造好了還可以回到人民隊伍中去”的說法。他在團河勞改農場拼命幹活，終於在壹九六三年“摘帽”，轉到“就業隊”。他以為自己已屬人民的壹份子，國慶節來臨時，向隊部提出國慶那天要進北京城觀看節日之夜的煙火禮花，不料挨了壹頓訓斥。這時他才明白，摘不摘帽他都是個賤民。國慶節之夜，他溜進北京，當天安門廣場煙火齊飛時，從北海公園的橋上投水而死。

　　他的死使其難友、清華大學學生陸浩青深受刺激，精神分裂而死於瘋人院。[ ]

　　農學家陸欽范被發配新疆，十八年後還在靠近巴基斯坦的壹個荒涼的農場裡放羊。妻子雷念慈請人捉刀替他寫檢討，摘掉帽子，方有資格退休。闔家回到老家蘇州，卻發現無法落戶，因為蘇州明文規定“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不許遷入蘇州”。原來，五類分子裡的“右”，並不分摘了帽的和沒摘帽的。

　　壹九六二年壹月以後的幾個月裡，毛澤東暫時“退居二線”，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舉國政治氣氛較為寬鬆。他們通知全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 ]數百萬在“拔白旗”、“反右傾”運動中被整肅的人“壹攬子解決”，平了反。

　　劉少奇還主張為部份右派平反。壹九六二年初李葆華赴安徽就任省委第壹書記前，劉當面指示他可以為右派甄別、平反。李壹到安徽，即開展右派甄別。他說：“我來安徽時，少奇同志當面交待要搞右派平反……少奇同志不是中央嗎？還不執行少奇同志的指示嗎？”[ ]七月間，省委通過決議，從原省委書記到當年的大學生，壹舉為四千多名右派平了反。

　　劉少奇的主張在黨內頗有市場。六月，中央統戰部提出：“凡是在交心運動中受到處分或者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應壹律平反。”“做好對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和右派分子的安置工作。”七月間，中央宣傳部通知全國，“已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的著作，“原則上可以發表和出版。”[ ]七月二十六日，統戰部又提出：“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屬要求甄別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員)，應該進行甄別。”[ ]

　　人民日報記者劉衡曾到中央組織部申訴多次，壹直得不到答覆。現在，她終於從組織部得到了好消息：“現在中央接受妳的意見，決定給右派甄別、平反了。妳等著吧。”[ ]

　　但八月間風向突變，毛澤東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說：“資產階級右派從來不承認有階級存在……說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 ]

　　在九月下旬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嚴厲指責劉、鄧等為右派平反之舉，說：“近來平反之風不對，真正錯了再平反，搞對了不能平反……不能壹律都平反。”[ ]

　　幾天后，他看到《宣教動態》披露國家機關黨委曾經準備給馮雪峰等人甄別平反，寫了個批示給劉、周、鄧：

　　“請鄧查壹下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央)直(屬機關)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付還，查後告我。”[ ][括號內為引者所加]

　　劉、鄧等退縮了。被毛澤東批評“成了壹個獨立王國”的中央組織部趕緊發出指示：甄別工作“剎車”。

　　劉衡接到了組織部的壞消息：“現在中央決定不甄別了。”她不知道組織部變卦的背景，再三追問“為什麽”，可是得不到答案，組織部祇告訴她：“不甄別了，不甄別了。”[ ]

　　起先，李葆華堅持右派甄別工作“要善始善終搞下去”，但屈於毛澤東的淫威，他膽怯了，下令甄別工作煞車。九月十九日，省委通知，右派壹律暫停甄別處理。

　　這壹個“暫停”就是十六年。

　　右派甄別工作開始時，原安徽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黃行已被“勞動教養”了四年。他被調回法院去搞右派平反。他夜以繼日地為別人平反操勞，最後著手為自己寫平反報告時，甄別工作突然“煞車”了。他再次被趕出法院，重回勞改農場。他的當教師的妻子被趕離學校，終至精神失常。兒子進了工廠，又因父為右派而被辭退，也患了精神分裂症。黃行幾經周折才離開農場，到蕪湖市搬運公司當車夫。他日復壹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車，在蕪湖市的大街小巷裡熬了十六個春秋。

　　平反“煞車”後，全國形勢再度緊張，各級黨組織競相嚴懲右派，不管是否“摘了帽”。復旦大學陳仁炳教授摘了帽，但他邀請朋友到家中聚會，放唱片跳舞，被校黨委指為流氓行為，趕到學校木工廠當工人。

　　中宣部關於“已摘帽子的右派”的著作可以發表的通知不再作數。劉紹棠、邵燕祥等又不能發表作品了。在北京大興縣團河勞改農場的摘帽右派叢維熙寫了壹篇小說投寄給《中國婦女》雜誌。起先，雜誌編輯回信告以小說將發表，但到了壹九六四年，雜誌通知他：“因故不能發表。”曾經歷壹九三四至三五年中共紅軍長征的馮雪峰寫了壹部五十餘萬字的關於長征的小說《盧代之死》。但黨組織告訴他，象紅軍長征這樣偉大的題材，不適宜由他來寫，即便他已摘了帽。馮雪峰憤而將文稿壹把火燒掉，再也沒有動筆。[ ]

　　壹九六四年，北京大學右派教授向達將唐代高僧玄裝從印度取經歸來後寫的名著《大唐西域記》編輯完成。但曾承諾出版的中華書局以“須鄭重”為藉口，毀約拒絕出版。

　　吳唅受命主編壹套通俗本中國通史後，約其老同學、上海師範學院歷史系教授程應鏐分寫其中的魏晉南北朝史。程廢寢忘食完成後，當局以程系右派為由，禁止該書出版。

　　新華社國際部翻譯董樂山被“監督勞動”三年後，摘了帽子。他回到新華社，與同是右派的李慎之等人合作，利用業餘時間翻譯歷史巨著《第三帝國的興亡》。壹九六三年出版時，出版社不但不付壹分稿酬，而且不給兩位摘帽右派署名！

　　艾青寫了篇報告文學《蘇長福的故事》，出版時成了“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機運處集體創作”，艾青的名字不見了。

　　對於給右派摘帽，毛澤東的邏輯是：我可以給妳摘掉帽子，但打妳右派並沒有錯。妳不能翻案，不能要求平反。他說：

　　“不能讓右派翻案，誰要翻案，已經摘帽子的再給他戴上。”[ ]

　　廣西環江縣委書記王定在農場“勞教”三年後，於壹九六壹年解除勞動教養，摘掉右派帽子。他八次向廣西區黨委申訴，四次向黨中央、中央組織部申訴，屬“鬧翻案”，因此重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浙江里安縣農林科獸醫馮志來並未“鬧翻案”。在瑞安縣監督勞動期間，他見到不少農民餓病而死，摘帽後於壹九六二年初回家鄉義烏縣喬亭村探親時又聽聞村裡已有八十人先後餓死，還有人在村口涼亭裡上吊身亡，包括他的壹位堂叔。他不顧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寫了兩篇論證農村應當實行包產到戶的文章寄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結果被毛澤東指為“單幹理論家”。浙江省委趕緊指示里安縣委批判馮志來的“單幹理論”，並決定給他“重戴帽子、遣返原籍，監督勞動。”於是他被員警武裝解押回了喬亭村。[ ]

　　摘帽後又再戴上的人倒不多，因為沒幾個右派有膽量要求翻案。顧准重新戴帽也不是因為鬧翻案，但他認為斯大林主義是壹種政治鴉片煙，只會愈抽愈厲害。毛澤東思想只是“斯大林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實行壹黨專政的獨裁專制。毛澤東以思想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是假馬克思主義，是掛馬克思主義的招牌為其專制服務。壹九六五年，他第二次被打成了“極右分子”。 [ ]

　　壹九六二年的“平反之風”被毛澤東打下去後，右派們還要繼續受十七年的罪，下壹班平反車遲至壹九七九年才到來。

　　毛澤東欽賜“學生領袖”頭銜的北大物理系學生譚天榮就是遲至壹九七九年才搭上下壹班平反車的。

　　壹九五八年十壹月，他與其他右派壹起被“收容”，送到中蘇邊境的興凱湖農場“勞動教養”。在那裡，他利用工餘時間學數學，被管教幹部們認為是反改造的表現，屬“反改造分子”。

　　後來，他們那批右派先後被轉到北京大興縣團河勞改農場、河北茶澱澱清河勞改農場，直到壹九六九年十壹月“戰備疏散”，右派被遣送回籍。

　　勞動教養了整整十壹年後，尚未“摘帽”的譚天榮被遣送到湖南湘潭縣老家。他壹如既往，利用每壹點工餘時間從事其學習、研究。在家鄉種了九年地後，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被分派到湘潭師範專科學校任教。 [ ]

　　從壹九五七年到壹九七九年，百萬右派中的絕大多數，不管是右派還是“摘帽右派”，都和譚天榮壹樣，做了二十二年的賤民。

　　反右這場風暴摧折了無數大樹，更摧殘了數不清的幼苗。但是，也有壹些小樹在被巨石壓倒後，憑著壹股韌性，又從石縫中頑強地鑽出來，在中華大地上繼續高唱他們的生命之歌。

　　譚天榮對數理邏輯、量子力學的執著耕耘，終於有了收穫。他成為大學教授，並出版了《哥本哈根迷誤》等兩本學術著作。

　　清朝乾隆年間有三部文學巨著問世：《紅樓夢》、《儒林外史》和《岐路燈》。其中《岐路燈》始終沒有付梓，壹直靠抄本流傳。右派分子欒星在窮愁潦倒之中，歷盡艱辛，收集、校勘各種抄本，終於校注出完整的小說，並在八十年代出版獻給讀者。

　　廣州的青年中學教師龍潛庵成為右派後失了業，寄居親戚家中，靠改名換姓向報社投稿掙點稿酬維持生計。他已著手三年的編寫宋元斷代詞典的工作卻沒有中斷。以後他進了街道小工廠，工餘仍潛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心血，凝成壹部百萬字的《宋元語言詞典》，使中國有了第壹部斷代詞典。

　　江蘇作家、新聞記者梅汝愷當右派後的二十多年，始終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他找到堆放雜物、破門被釘死的斗室，每日勞動之餘，偷偷從那破裂的地方鑽進去，躲在那裡研究波蘭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顯克微支的作品。多虧監管人員同情其遭遇，不加干擾，他得以日積月累，完成四百多萬字的譯文，等到文化革命結束，陸續出版見天日，並於壹九八四年榮獲波蘭政府頒發的文化藝術金質獎章。[ ]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金湘在學院少年班時，才華便被院長馬思聰賞識，保送入音院。可是成右派後，馬院長保護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蘇地區文工團，整整十三年搬佈景、打燈光、掃廁所。但他沒有在逆境中消沉，在壹九七三年創作了壹部歌劇。七九年，他回到北京，擔任北京交響樂團指揮、音院作曲教研室主任。其歌劇《原野》還越過大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甘迺迪中心連續上演十壹場，使中國歌劇第壹次登上西方的歌劇殿堂。[ ]

　　青年醫生王賢才成右派後，曾將他翻譯的醫學專著《希氏內科學》[ ]的譯稿扔進火堆。文革中，他因“吹捧美帝國主義科學文明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但幸遇勞改隊政委為人正直，又得助於同牢室的山西大學教授羅元貞[羅氏1952年曾致函毛澤東，建議將其《長征》詩中“金沙浪拍雲岩暖”句改為“金沙水拍雲崖暖”，獲採納。後羅被指為“日本特務”而入獄]，王賢才終於在獄中將該書的最新版譯成，在文革後出版。

　　作家姚雪垠被打成右派後，與武漢的壹批右派到東西湖農場勞動改造。白天在荒草灘勞動時構思，晚間躲在蚊帳裡以記日記為掩護寫作。到壹九六二年，終於完成小說《李自成》第壹卷。

　　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龐薰琴被打成右派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批鬥他的消息，正在醫院臥床的妻子聽到後病情加重，不久去世。但龐薰琴沒有倒下。他積數年心血完成了壹部巨著《中國歷代裝飾畫研究》，開拓了壹個從來無人問津的研究領域。

　　甘薯專家盛家廉下放農村後，數十年如壹日地專注於新品種選育，終於在壹九八二年培育出“徐薯十八號”，在全國推廣種植二千八百萬畝，壹年增產折合糧食二十億斤。他獲得壹九八二年國家發明壹等獎。[ ]

　　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吳越先被囚禁，後是勞改。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他編了壹部《漢語拼音自修課本》，壹部《漢語世界語大詞典》，壹部關於浙江方言的專著。文革中，他又在槍口下被押到了渤海灣邊的壹個勞改農場。在難友們和基層幹部保護下，成功瞞過農場當局，完成歷史小說《括蒼山恩仇記》。

　　青年知識份子陳以強在獄中，能夠得到的惟壹的書只是字典。因“四角號碼”難學，他決定改造字典，重編檢字法。後此，白天和其他犯人壹樣去勞動，夜裡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對上萬個漢字逐壹反覆推敲。十五年後，他走出牢門，被平了反。那本檢字比迄今任何漢語字典都快捷的字典終於出現在全國各書店的書架上。[ ]

　　雜誌編輯尚丁，流放青海牧羊四年。放羊之餘，他以藏族歷史題材創作了壹部詩劇《達賴喇嘛傳奇》，還編寫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

　　中國特有的中華蟄絨蟹，由於長江及支流築壩建閘，回遊通道斷絕，產量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上海水產學院右派學生趙乃剛，堅持研究十餘載，試驗上千次，終於人工半鹹水育苗成功，挽救了瀕於絕滅的蟄絨蟹，獲得壹九八四年國家發明壹等獎。[ ]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仇士華、蔡連珍右派夫婦被逐出了實驗室。當時，中國在利用同位素碳十四測定古生物年代方面還是空白。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找到物理所所長錢三強，要求將這兩位“閒著不用”的右派調給考古所。從壹九五九年起，仇、蔡二人在夏所長的保護下，用了七年的時間，終於製成了中國第壹台碳十四斷代儀。

　　壹九七八年，中國科技大學將三名在研究領域中成績斐然的學者越級提拔為正教授，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教授。其中項志遴和曾肯成當年是右派，方勵之則是被批判後開除出黨的准右派。

　　但就百萬在反右運動中橫遭迫害的右派而言，這樣的例子極為個別。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的終身事業被葬送了。

　　第二十五章　　文革中右派份子的劫難

　　許多被迫或者主動與右派劃清界線而逃過右派帽子的人，比右派祇多過了幾天安穩日子。五八年五月間，毛澤東為了給大躍進運動掃清障礙，又搞起了“拔白旗”運動。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號召說：

　　“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來，黃旗也不行，黃色工會，等於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經過辯論插上紅旗。”[ ]

　　中共中央立即下達文件，指示全國黨組織：“把壹切‘白旗’以至‘灰旗’統統拔掉”。[ ]

　　所謂“拔白旗”，就是在未打成“右派”的人群中再度搜尋可打擊、鬥爭的人物，以“白旗”、“灰旗”的名目拔除。接到中央指示後，各地黨組織聞風而動，壹大批人遭了殃。

　　反右時差點成右派的北京大學教授傳鷹，是北大頭號“大白旗”。

　　北京農業大學教授馮澤芳被當作“白旗”而“拔”，自殺身亡。

　　南京工學院院長汪海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少儻是江蘇的大白旗，罪名是“庇護右派分子”、“默認和同情右派謬論”。

　　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數學家傅種孫已是右派，如今又多了壹頂“白旗”的帽子。武漢大學將生物學家趙保國教授指為“白旗”，斗得他精神失常才罷休。園藝系教授章文才是中國首屈壹指的柑橘專家。他辦的柑橘園是教學基地，又是良種培育場。他被打成“白旗”之帥，柑橘園被壹把火燒掉。

　　中山大學梁宗岱肅反時曾被送進監獄，如今成“大白旗”。歷史學家陳寅恪則是“中山大學最大的壹面白旗”。到東莞縣勞動的學生在曬穀場上圍坐成圈，場中放把椅子權作陳寅恪，對之缺席批判。[ ]

　　醫學博士宋儒耀自美歸國後開創了整形外科。五十年代初，他曾率隊赴朝鮮戰場醫治傷員，榮立大功壹次。五八年成“白旗”後，整整二十年被剝奪了操手術刀的權利。

　　黨組織的力量無遠勿屆，“拔白旗”運動搞得聲勢浩大，全國被拔“白旗”近百萬，與右派數相當。“單山東省，從省委書記、常委委員，到地、縣、公社、隊幹部，共拔掉了‘灰旗’、‘白旗’幹部達四萬多人。”[ ]

　　到了五九年，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又有數百萬人落了難。反右時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副書記鄒魯風曾這樣批判右派：“(右派)都是些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陰謀也是‘高級’的。說它‘高級’，是因為他們不僅要篡奪高等學校的領導權，而且要篡奪我們國家的領導權，企圖發動匈牙利事件，使千百萬人人頭落地。”[ ]可是僅過了兩年，他在北京大學副校長任上組團調查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投湖自殺。

　　壹九六二年，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決定對“反右傾”運動中被整者“壹攬子解決”，全部平反，“全國估計總有壹千萬。”[鄧小平語][ ]其中三百多萬是“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 ]，其餘的是所謂“普通群眾”、工人和農民。

　　但壹九六二年劉、鄧的“右傾”祇搞了幾個月就被毛澤東煞住。接著就又是壹陣緊過壹陣的階級鬥爭運動。

　　反右時九三學社和光明日報聯合舉辦的批判儲安平大會，主要發言者是特別從中央高級黨校邀請去的孫定國。沒過幾年孫定國也被批判，趕出了黨校。壹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黨校接受批鬥。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又罵他是“大流氓、大壞蛋、大騙子”，“妳是死不要臉﹗”當天夜裡，孫留下壹張遺書，跳進了校內湖中的冰窟窿。遺書中寫道：“我今天才體會到鄒魯風的心情……”[ ]

　　壹九六五年底，毛澤東以發表姚文元評吳唅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為號炮，發動“文化革命”。章伯鈞讀了姚文元的文章後，說：“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要開始了﹗”六六年三月，批判矛頭指向北京市委。鄧拓、吳唅、廖沫沙[分別為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市委統戰部長]的雜文集《“三家村”札記》被批判。全國上下到處揪斗“三家村”。武漢大學校長李達、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是湖北的“三家村”。抄家、審訊、罰跪，七十六歲的李達被斗得奄奄壹息，很快死去。連原新湖南報編輯李長恭以右派身服刑勞改所在的工廠也揪出了壹個小“三家村”。李長恭是三名“村員”之壹。被無情批鬥後，他跳崖自殺。[ ]

　　毛澤東壹九五七年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裡，有這麽壹句：“(右派)不過是壹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六六年五月間，毛澤東在修改陳伯達等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文化革命的“五月十六日通知”時，加了壹句“他們[指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及劉、鄧等──丁注]對於壹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 ]這使陳伯達獲得靈感，口授人民日報社論《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於六月壹日發布全國。“橫掃壹切牛鬼蛇神”遂成文化革命的招牌口號。

　　中國歷史人物，從孔夫子到陳獨秀，都是牛鬼蛇神。

　　孔子是“萬世師表”，革孔子命的任務交給了未來的教師。十壹月間，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通過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負責人林傑，指使北京師範大學紅衛兵頭領譚厚蘭去山東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譚厚蘭壹行二百多人到曲阜，與曲阜師範學院聯合成立“討孔聯絡站”。他們請示是否可以砸孔墳，陳伯達批示“孔墳可以挖掉。”[ ]二十八、二十九日連續兩天，十萬人聚集曲阜召開“徹底搗毀孔家店大會”，向毛澤東發去“致敬電”，報告“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 ]

　　中共創建者陳獨秀壹九四二年在四川江津去世時，連其政敵蔣介石都曾差人送去壹千元大洋作奠儀。然從江津遷到安慶老家的陳墓，“文革中被搗毀。”“墓碑華表被人撬走墊路，後又成了壘豬圈的牆石。”[ ] 　　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武訓的墓，掘出其遺骨，抬去遊街，當眾將武訓骨殖焚燒成灰，算是為打倒武訓劃了個句號。[ ]

　　“大右派”彭文應[民盟上海支部副主任委員]雖已於壹九六二年去世，也還是牛鬼蛇神。他的墓及妻子、兒子的墓壹起被掃平。

　　這時出現了壹類新的“分子”：“漏網右派”，即五七、五八年漏了網，未被定為右派的“右派”。

　　“漏網右派”當然也是牛鬼蛇神。壹九六二年去世的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副所長、生物學家朱洗就是壹個。他的墓碑被砸、墓被毀，骨灰被從八寶山公墓取出，當著許多學者的面，砸碎後澆上汽油焚燒。[ ]

　　作家聶崇彬壹九五九年因創作電影劇本《貧農的女兒》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壹九六五年又因電影劇本《兩家人》在“四清”運動中被鬥爭；文革初被指為“漏網右派”，於七月間自殺身亡。

　　這時，右派、摘帽右派、“中右”、“內控右派”已無區別。

　　譬如杭州大學的各類牛鬼蛇神都領到壹個寫明各人身份的布條，被勒令將布條扎在手臂上，在校園內外列隊遊街示眾。女作家陳學昭雖已摘帽數年，手臂上的布條寫的還是“右派分子”。衡陽市四中語文教師劉皓宇也是“摘帽右派”。掛牌子、戴白袖章外，食堂開飯時他們得列隊趴著青蛙腿唱“牛鬼蛇神歌”，讓學生輪班批鬥；關著時被逼著互相毆打。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教授吳興華，壹九六二年“摘帽”後開始著手翻譯但丁的長詩《神曲》，並創作以唐代文人柳宗元為主角的歷史小說《他死在柳州》。但工作未竟，來了文革，他不得不燒毀了書稿。八月間的壹天，“牛鬼蛇神”被勒令清理校園雜草。吳興華體力不支倒下，被學生紅衛兵強灌下從校外化工廠排出的污水，當場昏迷。紅衛兵說他“裝死”，對他踢打，直到晚上才送醫院。凌晨時分吳即離開人世，年僅四十五歲。

　　雲南女作家季康是“中右分子”，後來她這樣敘述其在文革中的遭遇：“省委宣傳部和省文聯的造反派，給我掛上寫了《五朵金花》等三部反動電影的黑牌，定為反動文人，強迫敲鑼遊街示眾。除下跪和拳打足踢之外，更狠狠地反扭我的胳膊，施行所謂的‘噴氣式’，我的左臂幾乎被扭斷！”[ ]

　　“內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壹九五○年舉家從美國歸來的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是“內控右派”。他被關進“牛棚”自殺。該所“工人階級宣傳隊”張貼“特大喜訊”，稱其死亡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然後把正在農場改造的蕭的妻子、大連海運學院教師甄素輝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見的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十五歲的女兒壹起服安眠藥而死。[ ]

　　如當時的江蘇省省長惠浴宇所說，中國是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牛棚”。[ ]

　　許多右派在“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之際走上不歸路。如原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黃紹竑；北京師範大學原外文系主任胡明等。

　　壹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地質科學院的“牛鬼蛇神”被勒令到院子裡跪下。壹大片人中，跪在最前面的是右派分子謝家榮。五天后，六十八歲的謝家榮服安眠藥自殺。他留下了壹張字條給妻子吳鏡儂：“儂妹，我先走了，望妳保重。”謝家榮的兒子、也是右派的謝學錦為免全家因其“畏罪自殺”遭致更大的災難，不得不報告說“謝家榮死於心臟病。”幾天后，吳鏡儂也留下了壹張字條：“女兒：我走了，去追趕妳的父親，他得有人照顧。……”[ ]

　　壹九四八年，汕頭市中學教師陳雲從告訴他的學生：“世界上沒有壹個主義比共產主義更合理想的了﹗”他帶領許多學生到廣東揭陽縣中共游擊區參加了革命。五七年他是右派，六六年在廣州服毒自殺。

　　反右前，羅隆基和浦熙修是壹對戀人。羅隆基遠沒有熬到文革便離開了這個世界。浦熙修則在文革中自殺棄世。

　　五十年代初，中華民國駐聯合國辦事處的田保生在當年清華大學老師錢端升教授的勸說下，辭職回歸大陸。反右時，任北京政法學院院長的錢端升和在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任翻譯的田保生都成了右派。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田保生與妻子雙雙自殺身亡。[ ]

　　幾天后，翻譯家傅雷與妻子在家中懸梁自盡。他在遺書中寫道：“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

　　隔了壹天，古代史和古文字專家陳夢家自殺，年方五十五歲。

　　原長春市委宣傳部部長范政是黨內右派。文革初期，他是長春第壹汽車廠熱處理車間主任。他選擇的是臥軌自殺。

　　清華大學學生安大強被打成右派後，到農村“勞動改造”了幾年。後進入天津電器傳動設計研究所。文革中不堪多次批鬥、毆打，在買了壹塊錢的豬頭肉為自己餞行後，從所內大樓跳下身亡。中國船船工業局總工程師鍾恩，劃為右派後被分到上海第708研究所工作。壹九六○年摘帽後擔任該所總工程師。文革初跳樓身亡。[ ]

　　六六年九月十日，周恩來在北京紅衛兵外出串連誓師大會上說：“要打擊真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反動的右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擊最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 ]其原意可能是告誡學生應打擊其中“最反動”者，不可打擊面太廣。但結果適得其反，右派壹概被殘酷打擊。蓋因走資派難識別，而右派有帽子可指認，怎麽打擊都錯不了。

　　在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混亂中，也弄不清套上的究竟是什麼罪名。(壹九)七九年平反，七人重新安葬，並立石碑，上刻‘××同志之墓’。”[ ]

　　北京，儲安平被壹伙闖到家中的紅衛兵毒打得奄奄壹息後，架拖而去，不知所終。有關儲氏“蹈海”、“出家”的傳言均不確。當時全國的和尚都被勒令還了俗，連安徽九華山的和尚尼姑都被趕離寺庵，配對組成了佛教大隊，儲氏不可能找到壹所寺院棲身。他是江蘇宜興人，《宜興縣誌》說他“出走失蹤，生死不明”[ ]，祇是信了傳聞而已。

　　十月起，劉少奇、鄧小平被批判，各級黨委官員被打倒或奪權，許多當年因“反黨委就是反黨”的邏輯被打成右派的人要求平反。中共中央監委向周恩來請示如何處理。周恩來與陳伯達、江青商議後，批示：“土改、三反、肅反、反右派鬥爭中已定案的，壹般都不要翻案。”[ ]於是，凡右派鬧翻案的皆罪加壹等，批鬥更甚。譬如原新湖南報編輯蔡克誠“鬧翻案”，被拷打凌辱，自殺身亡。

　　文革中，坐牢最多、最久的壹類人是右派。

　　昆明師範學院教授羅鐵鷹被判刑五年。新湖南報編輯鍾叔河判刑十年。醫生王賢才被判處十二年徒刑。篆刻大師謝梅奴，判刑二十年。

　　民盟中央委員劉王立明雖成右派，仍寫了壹份改造聯合國的計劃，打算有機會時呈交周恩來。文革時，這份計劃被抄出。她被指“裡通外國”逮捕入獄，死在那裡。

　　上海的大右派王若望入獄時，“胡風分子”賈植芳剛出獄不久。賈在獄中的代號“壹七八三”尚待派發。於是就派給了王若望。此後，王若望就成了新任“壹七八三”。

　　復旦大學的三名右派教授孫大雨、王造時和潘世茲，在文革中被誣“組織反動政黨”、“意圖顛覆政府”。孫大雨坐牢七年剛釋放不久，這次就免了。王造時和潘世茲則都進了監獄。幾年後，王造時精神已不正常，監獄當局任他便溺滿身，不醫不療；直到他病危才送醫院。周恩來聞訊下令搶救，已來不及。王不斷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斷了氣。他屍骨無存，遺物僅眼鏡壹副、手錶壹隻、布鞋壹雙、《毛主席語錄》壹本。[ ]

　　在文革中被殺害最多的也是右派。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是右派加“現行反革命”，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南充監獄。她長期不服，經常上訴、抗爭，於壹九六八年被槍決。

　　壹九六八年四月，前教育部副部長柳是被捕。幾天后即被嚴刑拷打得大腿折斷、腦漿迸裂而死。人們在他的棉被裡發現了壹小頁紙，寫著他留在人間的最後幾個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為我伸冤。”湖南長沙小學右派教師蔣養毅被“勞動教養”五年，壹九六六年被遣送回原籍道縣。在“貧、下中農最高法庭”處決該縣階級敵人時，被扁擔活活打死。“他們家裡的老人和嬰兒，悉數處死，靡有孓遺。”[ ]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是右派加“現行反革命”，判了二十年徒刑，送南充監獄。她長期不服，經常上訴、抗爭，於壹九六八年被槍決。

　　壹九七○年初，周恩來、毛澤東聯手發起“壹打三反”運動。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強調，“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 ]大迫害浪潮由是遍及全國。

　　壹九七○年二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壹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發布的《通知》：“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該通知說：“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壹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壹九五七年，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鳴放時，該系開了個“控訴會”，由三名在五五年“肅反”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同學上台控訴。學校黨委欲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顧文選是上台控訴的同學之壹。反右壹開始他就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跑回杭州找媽媽，被抓回判五年徒刑。刑滿後留在清河農場“就業”，永不能回家。在絕望中，他去看望也在“就業”的老師、當年那場控訴會的組織者黃繼忠，說：“我可能以後不能經常來看妳了……”[ ]

　　顧文選設法逃出清河農場，北上到了蘇聯[壹說逃到朝鮮]。但被引渡給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壹位沉元，壹九五七年時的北大歷史系學生。作為右派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他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沉元。沉元被斗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里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但馬里使館轉手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

　　北京市公法“軍管會”的《通知》是這樣說的：“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沉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沉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壹九六八年九月壹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顧文選、沉元等五十五人大多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三月二十八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山西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布對“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判決書：

　　為了全面落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壹?三壹”指示，堅決鎮壓反革命破壞活動……特依法判決如下：

　　壹、首犯徐關增，男，三十二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縣人……二、首犯王汝強，男，三十五歲，資本家出身，學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學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國和新加坡……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歲，舊職員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四、主犯劉世廣，男，三十六歲，地主出身，學生成份，右派分子，山東省昌邑縣人……[ ]

　　十三位“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另十三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二十六人多為在囚禁在勞改農場的右派。壹九六六年八月，他們分別成立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其人生經歷已難壹壹追蹤，本書作者僅對任大熊、劉世廣的身世略知壹二：

　　任大熊：反右時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鳴放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曉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裡。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壹九七○年三月被槍決。

　　劉世廣：反右時為清華大學學生。被打成右派後，於壹九五八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他是“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發起人，也是該組織與“科學共產主義”合併的策劃人。所以也是“主犯”，槍斃。

　　在甘肅省，壹九七○年三四月間，“許多從夾邊溝(勞改農場)出來的右派又被揪出來批鬥，有的判刑勞改，有的槍斃了。”[ ]毛應星是其中壹例。她在蘭州農業學校被定為右派後送夾邊溝。有幸活了下來的毛應星回到蘭州，被送到靜寧縣農牧站。壹九六八年，因保存有哥哥毛應斗在美國與其同學、物理學家楊振寧等人的合影，以及幾百枚中外郵票，她被拉到縣城廣場批鬥。被判刑五年後，她仍在獄中發表諸如“現在就是有壹些奉承的小人，將毛主席包圍了”[ ]壹類的議論。甘肅省革命委員會討論她的案件時，省委負責人說：“殺﹗很壞，家庭是反動的。”九天后，她被拉到蘭州郊外的壹塊麥田裡槍決。當時，刑前使“反革命分子”發不出聲的做法大行其道。毛應星臨刑前被劊子手割斷了喉管。[ ]

　　湖南。據當時在勞改農場服刑的長沙中學生楊曦光[楊小凱]回憶：原判“死緩”的政治犯全部從勞改農場拉出，改判為“死刑，立即執行”。三月間，“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壹半以上是政治犯。”“我在勞改隊，親眼看到了五十多個從未有犯罪行為和暴力行動的政治犯被處決。”包括右派大學生張九龍等。[ ]

　　壹九七○年夏天，江蘇省會南京分兩批槍決“現行反革命分子”，每批二十四人[其中有兩三名刑事犯]。在五台山體育場召開萬人“公審大會”後，犯人被押上十二台卡車，每台押兩名，壹路遊街到江東門刑場。原馬列主義編譯局俄文翻譯、右派王同竹是被槍決者之壹。

　　壹九七六年底，被關押在四川壹處勞改農場失去自由已近二十年的北大化學系右派學生張錫琨，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槍決。遺體由其妹妹領走，掩埋於四川壹個不知名處。

　　不過，有些右派稍幸運些，被判處了死刑，卻因種種原因未執行，竟活到了平反的壹天。

　　在銅川煤礦“勞動教養”的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右派學生黨治國被銅川市法院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上報陝西省待覆處決。恰好省法院已作計劃槍斃四名，而各地當時報審的死刑犯共七名，黨治國排第五。他因此而揀了壹條命，十多年後平反出獄，回母校領到了久違近三十年的清華大學水利系的畢業証書。[被處決的四人亦獲平反][ ]

　　清華建築系學生馮國將服刑期滿後，留勞改工廠“就業”，文革初被送往新疆前夕，他逃亡到了北朝鮮，但被引渡回國判處死刑。後來當局考慮到他是印尼華僑，判為十年。他最終活到了平反的壹天。[ ]

　　上海第壹醫學院右派學生徐洪慈是共產黨員，《人民日報》曾發文《上海醫學院三千同學聲討叛徒徐洪慈》。隨後，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嶺農場勞動教養。他與壹位原是空軍飛行員的右派合謀逃亡，被捉後判處六年徒刑，送雲南省麗江。刑滿後留場。文革中他又被判刑二十年。就在監獄當局布置犯人貼出大字報，“要求”槍斃他時，他成功越獄，橫穿中國到了外蒙古。壹九八四年，他作為反右及文革的倖存者和那個時代的見証，偕同蒙古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到祖國時，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 ]

　　反右時光榮過壹陣的左派，在文革中差不多都加入了右派行列。

　　首都戲劇、電影界曾接連四次召開批判吳祖光的大會，每次都由文化部副部長田漢主持。在批判大會上，作家老舍也打了吳祖光壹杆子。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北京中學紅衛兵在北京文廟毒打老舍、荀慧生等北京文化界的“牛鬼蛇神”。次日，老舍投湖自盡。

　　反右中批判中國京劇壹團團長李萬春時，京劇名角荀慧生曾在報上表態，說李“昧盡天良，顛倒是非，狂妄地向党進攻”，是個“為虎作倀的敗類”。[ ]老舍死後，荀慧生繼續被批鬥、送勞改，然後也死了。

　　京劇藝術家周信芳參加過幾十次反右鬥爭會，幾乎每次都聲色俱厲地斥責右派。他真心熱愛黨，並於壹九五九年要求加入中共。文革中，他被捆綁雙手遊街示眾，折磨至死。其妻也死於慘無人道的拷打。

　　反右時，上海《新聞日報》社長金仲華也是刻薄咒罵“右派分子”的左派。九年後，他被扣上了“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被鬥爭、抄家後自殺，骨灰被拋棄而不可尋。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記述了他的死況：“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住在樓下的八旬母親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 ]

　　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陳仁炳時，京劇女演員言慧珠發表過《陳仁炳的鬼把戲》的文章，說她“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比舊的社會制度好壹千倍、壹萬倍﹗”又說“我要大聲告訴右派分子，我們堅決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九年後，這位公認的中國最優秀的旦角演員也像金仲華壹樣懸梁自盡，告別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當中共各級幹部壹九五七年將其管轄下的知識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勞改營的時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後他們步其後塵的種子。

　　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錫奎大大超額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到了文革，他自己被抓入監獄，並於三年後死在獄中，骨灰被丟棄。今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的骨灰盒，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錫奎”的壹枚私章。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幾百名右派，仍被指為“反右不力”、“右傾投降”而撤職。而後，他在蘭州大學任職。六六年六月被甘肅省委宣佈是“三反分子”的當日自殺身亡。

　　到北大取代江隆基的陸平，文革壹開始就被毛澤東拋出，成為“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祭品。但他竟然活了下來。文革後，他對劉少奇之死發表過壹通感慨，說“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不行啊﹗”[ ]但他不曾想過，右派們的生命並不比劉少奇更卑賤。他大概已不記得那些死於“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小右派的名字。他們幾乎已堙沒於歷史的塵灰：黃宗羲、劉奇弟、張錫琨、任大熊、鄭光第、蕭其中、賀永增、顧文選、沉元、林昭……反右時，中國史學界有兩位左派。壹是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另壹位是北京市副市長吳唅。翦伯贊曾對右派作過如下概括：“右派分子的活動是從費孝通的壹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開始的。以後便出現了無數向共產党進攻的文章。到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和章乃器的進攻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謬論，便達到荒謬絕倫和猖狂反動的頂點。”“章乃器的說法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的民主；而羅隆基則要和共產黨算舊賬。”翦伯贊是中共老黨員。吳唅則是老民盟成員。中共執政前，他與潘光旦、費孝通、錢偉長等都是清華教授中的民盟骨幹，常聚會商談如何配合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反對國民黨政府。反右中潘、費、錢皆淪為右派，新近秘密加入中共的吳唅則風光地回到清華，在大禮堂作反右報告。他在全國人大的發言以《我憤恨﹗我控訴﹗》的醒目標題在人民日報發表。

　　擔當打手，光榮壹番後，吳晗似乎不曾想過，會不會有壹天“輪到左派倒霉”？倒是對其作為痛心疾首的老朋友、北大教授楊人便看得很透：“我擔心，吳唅將來會受到報應的。”[ ]

　　果然，沒過幾年就輪到他們下油鍋了。

　　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批吳唅的文章之次日，該報記者專訪翦伯贊。這時的翦伯贊已不再跟風。他批評姚文元“粗暴”、“打棍子”，並為吳打抱不平：“如果這樣整吳唅，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會寒心。”[ ]

　　壹九六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翦伯贊、吳唅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 ]

　　八月十八日，北京舉行百萬人“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遊行。被毛澤東稱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中學生彭小蒙站在他身邊，代表紅衛兵向百萬人講了話。隨後，毛與彭有段談話。

　　“毛：娃娃，對翦伯贊，妳們批判了嗎？彭：那是大學的事情，我們附中有大字報；我聽說好象是批判了。毛：是的，給他戴高帽子、遊街，這不好，也不必要。不過，批判是應該的。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生嘛……”[ ]

　　壹九六八年十月，毛澤東又提到了翦伯贊、吳唅：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妳整他，他也不悔改。馮友蘭妳不叫他搞唯心主義壹套，我看也難。還有壹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妳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唅，可能還有某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壹問他們。……”[ ] 　　壹九六八年底, 翦氏夫婦壹起走上不歸路。他們穿上新衣，服了過量安眠藥後，平臥於床，合蓋壹條新棉被離開人世。

　　文革開始後不久，吳唅夫婦便雙雙被押。夫人被折磨至垂死才被送回家，次日即逝。七個月後，吳唅子女又被通知道：“妳爸爸今天早上死了。”十五歲的女兒因而精神分裂，幾年磨難之後也選擇了死。

　　五七年的左派田漢、老舍、吳唅、翦伯贊死前都沒留下任何批露心境的文字。今人也就無從知道，在其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他們如何回憶、反省那場反右運動。倒是壹九五七年擔任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宋振庭後來坦承：“大鳴大放，他們[指右派]講的好多問題我是贊成的。”[ ]

　　他說這話時，反右已過去二十餘年了。他給文革中被關押近十年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寫信，訴說自己當年主持吉林省文教界反右運動，“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後歷次運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壹大憾事。”“悵恨不已。”夏衍為安撫宋的心靈，寄了壹首打油詩給他。那是雪庵和尚打油詩《剃頭》之仿作。清初滿人入關，強令蓄髮的漢人剃頭，反抗者殺。這就是史上的“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雪庵打油詩是：

　　聞道頭需剃，何人不剃頭？有頭皆可剃，無剃不成頭。

　　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可憐剃頭者，人亦剃其頭。

　　如今夏衍改寫道：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

　　文革後，陸定壹曾對人說：“我們中宣部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這個人之後接著再整另壹個人。”周揚聽到此話，苦笑道：“可不是嘛！事情就是這樣。”[ ]陸、周們跟著毛澤東壹批壹批地整人，最後各自被毛壹個巴掌打下，各自坐了十年牢。“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壹點也不錯。

　　“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反修”、“反帝”，直到“橫掃壹切牛鬼蛇神”，以壹個“反”字貫之，這就是毛澤東時代。“反右派”運動則是承前啟後、極重要的壹環。

　　結論

　　壹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時，包含“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疑似右派”在內的壹百餘萬右派，尚活在人間的，無論是否摘了帽，無論是在勞改農場“就業”、在絕望中等待生命耗竭殆盡的，還是已經回到社會、在社會最底層掙扎的，都已經做了十九年賤民。又過了兩年，中共才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並決定“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 ]

　　中共悄悄地將《社會主義好》那首歌裡的唱詞“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改成了“反動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它不想再提及“右派分子”這個詞，同時卻又說反右“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祇不過“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後果。”[ ]

　　“擴大化”這個詞，源於蘇聯三十年代的“肅反擴大化”。事實上毛澤東也說反右就是肅反，是“新式肅反”。反右就是蘇聯三十年代肅反、“大清洗”的翻版。自然，毛澤東祇說“把壹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不像斯大林那樣大規模殺人。但勞改、勞教皆學自蘇聯，北大荒的勞改農場就是西伯利亞勞動營的翻版。

　　中共堅持說反右擴大化而不是根本錯了，理由是並非百分之百的右派都搞錯了。除江蘇省屬於胡燿邦所說的“百分之百的擴大化”[ ]外，其它各省都有“真正的右派”，可見反右之必要。譬如四川省五萬餘右派(不含“中右分子”、“右言分子”等)，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等二十壹人不予改正。[ ]河北省兩萬五千多右派，六名是真右派；山東省三萬四千多右派，八十名不屬錯劃。[ ]各地不予改正的，江西景德鎮市有七人、河南南陽市二人、南陽縣三人、遼寧台安縣壹人、貴州興義縣壹人、青海互助縣壹人。全國不予平反的右派，不到壹萬名。[ ]

　　全國知名的“大右派”中，被宣布不能平反的只有五人：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不能被平反，因為若他們不是右派，反右就根本站不住了。可是許多人納悶：怎麼法學家彭文應也不能改正？

　　原因是他“態度惡劣”。當上右派後，彭拒不認罪，結果上海政協常委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壹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甚麽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子女們跪著哭求他：“家裡沒有飯吃了，妳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直到壹九六二年去世。所以，右派改正沒他的份。[ ]

　　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林希翎亦未被改正。該校黨委《對林希翎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是這樣說的：“林借幫助黨整風之機……公開煽動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社會制度。”“叫嚷要‘清洗黨內壹大批混蛋’。”“大反斯大林，製造混亂。”“林希翎的這些言行，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些年來又壹直不認錯，仍然堅持其原來的立場和觀點。”“用壹九五七年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衡量，林希翎定為右派分子不屬錯劃，不予改正。”[ ]

　　有這些不屬錯劃的右派在，中共才能理直氣壯地說：反右祇不過是“擴大化”而已。

　　可是，歷史的賬永不會爛掉。中國人民或遲或早，總會有起來清算反右的那壹天。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曾經說過：“蘇聯壹定要變，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 ]

　　現在蘇聯已經變了，中國壹定也會變。到那時，我們的後代或許會在北大未名湖畔豎起壹塊小小的石碑，將為了民主中華而殉難的林昭的血詩刻在那裡。人們不會因為歲月的磨蝕而忘記她和她的同志，正如那詩裡說的：

　　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