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二年

　　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引爆了哪層之惡：對思想者沙龍一場討論的梳理和評論之一
    
    王江松執筆

　　一、思想者沙龍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一輪爭論群友姜濤把孫毅安的文章（《疫情期間，那種惡，無邊無際》）轉進思想者沙龍群並說了一句：“這個傢伙跑出來嘰里呱啦說什麼底層之惡、文化之惡。”肖雪慧：沒有點開。標題所謂“底層之惡”跟這幾年很流行的“底層互害”說，都是在把並非普遍的現象普泛化而醜化龐大底層的同時，轉移目標，把真正禍害全社會並導致部分底層、社會其他階層或各階層之間相互敵視的根子隱藏在視野之外，轉移了真問題。

　　王江松：精英主義者的慣用話術和套路，最極端的是海外的牲人論：中國人，從上到下全他媽不是人，活該亡國滅種。

　　王斌：我以為，大可不必將指責底層者斥之為那麼多批判性符號，因為他指證的現象是存在的，而且還真不能視為個別。我們需要分析的是，在那個場景中的那人還是一普通的＂底層人＂嗎？作為一種現象，若我們的認知仍停留在＂底層＂的概念上，我們可能漏掉了一些其實常在，但被我們用底層一語而遮蔽掉了的東東。在我看來，在那個場景里，那人已然不再是一語概之的底層身份了，此刻他被賦予了他素常所不曾掌有的權力，而也正是此權力讓他從底層身份中超逸出來，從而獲得了某種優越，這才有了他可以喝斥他人的准＂司法權＂。推而廣之，那個進監的前警察沙皇就其本質不也是一底層農民嗎，不過只是在後來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耳，可以說此人是那位底層人的超級放大版，僅此而已。所以，在此出現的本質其實是中國語境下權力與人的關係，而非僅是一種籠而統之下的底層現象。另外，我也反感知識分子動不動就以知識（且不說此知識是否可靠）的優勢指手劃腳，感覺自己在登高望遠，其實在這旮旯里你也不過是一底層，只是遺憾的是你看不見自己真實的身份而已，若你看見了，還甭說，你可能才算一個有了覺悟的知識分子。

　　今日與許大先生餐敘，他笑言，前一段，他們小區進入防疫禁止，保安們立馬換了一張臉，不再是點頭哈腰了，過了幾天，疫警取消，他們一個個頓生巨大的失落感。此一＂劇情＂可以呼應我的上述看法。

　　德州老劉：孫那篇文章描述了作者剛經歷的經驗事實，都是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他發出一些感慨和評論，沒覺得有離譜的地方。那些現象和評論都能幫助人了解底層的現實。仁人志士要去“啟蒙”底層，也得先知道底層是怎麼回事吧。

　　體制都是人弄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去中國的基層看一下，大部分惡不涉及政治問題，而是社會習俗、潛規則、人性（貪婪、懦弱）等問題。當代中國也不是十八世紀遍地文盲時代的歐洲，大部分基層群眾至少是初中畢業、高中畢業，很多人比要給他們啟蒙的很多知識分子更精明，早就會“運用自己的心智思考”，跟啟蒙運動針對的十八世紀歐洲的宗教蒙昧和對超自然力量的迷信不是一回事。

　　一些關於底層的說法讓人想到《悲慘世界》中Thénardier那兩口子：“都是社會（制度）把我們害成了惡人。”Thénardier兩口子的態度代表了不少知識分子的看法：不能責怪底層，都是制度的錯。問題是，同樣的制度怎麼沒把Valjean和Javert變得更惡？從人性上講，維護體制的Javert比把自己作惡都推到體制頭上的Thénardier那兩口子強多了。

　　沒有比把底層問題推給制度更簡單的了，連Thénardier兩口子都會。如果有機會在中國底層生活一段時間，可能會有一個比較符合現實的了解，看到一些觸目驚心的問題，大部分跟政治和體制沒有關係。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美國的新納粹、三K黨等極右組織的骨幹基本都來自底層的兩低人群：教育水平低和收入低。當年，瑞典學者Myrdal到美國來研究種族問題，發現歧視問題最厲害的是在白人底層。這是每個社會都有的現象，不能推到制度頭上。奴隸制和種族隔離制度早就廢除了，但美國對少數族裔的偏見和歧視在低層白人中保留的最多。中國底層的問題道理類似。

　　不是說要歧視低層，我本人就來自低層，在農村和城鄉結合部生活了二十多年，那裡的很多問題（勉強叫惡的話，也是小惡）跟政治和體制沒有多少關係，比如說造假、糊弄、粗魯、暴力、恃強凌弱等，一直是這樣。即便沒有底層生活經驗，看一點寫基層社會的雜書，也能獲得這種知識。比如說造假，清朝人寫的雜記中就有買了皮鞋回家穿才發現是牛皮紙做的，這跟政治關係不大。

　　二戰以後，各個主要國家都通過實施社會政策促成階層遞進來改良社會，這種做法的前提是，承認底層的社會問題比其他階層多。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還階層遞進個啥？（讓他們）在底層呆著就是了。這不是常識麼？

　　王瑋：底層不是天生就惡，道德淪喪是制度造成的。如果孫毅安承認自己也是惡的一部分，他就應該分清作惡者和受害者的區別，他更不能因為底層之惡而給政府之惡洗地。比起來，大惡是根源，無邊無際的底層之小惡是無邊無際的制度與文化的產物。譴責底層之惡，從譴責政府之惡開始。

　　一個人態度惡劣制止孫毅安抽煙，算不上惡。如果孫因此動手打人，倒是與惡靠近了。把地溝油毒奶粉假藥假牛奶，疫情中不准急症病人就醫這些明顯是制度之惡的事算在底層頭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是給政府的洗地言論。所有這些現象都存在，只不過證明所謂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文化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都是謊言，在現實中破產了。

　　@德州老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沒有為小惡辯護的意思。就像我高興看到攻擊國會山的川粉們被審判服刑一樣。但是我知道真正的邪惡在上邊。

　　占全喜：好的制度可以讓惡人變好，但也不能完全遏制人性之惡，只可以讓人性之惡得到最大的抑制；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變惡，但不能讓所有的好人變惡，只能讓人性之惡得以更大釋放。

　　@德州老劉 並不是因為底層“惡”要多一點才需要改良，而是因為當時制度本身很“惡”，必須改良。

　　王江松：常識和實際歷史進程是，制度之惡損害了底層民眾的權益，底層民眾奮力維權抗爭，迫使上層做出妥協和讓步，怎麼會是上層對底層之惡做出綏靖或“社會政策”讓步呢？有的話，請舉一例。再者，底層之惡也是應當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怎麼能夠對它搞綏靖主義呢？

　　張雪忠：諸如“國民性”、“底層之惡”之類的說法，都是一些缺乏公共見識的文人整出來的東西。這些人看待社會問題的方式，是極其直觀和具象的，完全不具備分析社會現象之成因的知識能力。

　　實際上，在任何社會，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人們所直接面對的具體執行者，都一定是“底層”的人員。在這裡，能否透過現象看出真正的責任所在，就看一個人是否具備基本的公共見識。比如，在美國，哪怕是權力體系的最末端出了問題，如果是聯邦層面的事情，人們就直接質問總統，如果是州層面的問題，人們就直接質問州長。你不會看到美國的文化人說這是“底層之惡”。

　　一個社會的墮落主要是精英的墮落，而精英墮落的主要表現是責怪底層。

　　YU：【底層之惡還是高層之惡】和個稀泥：孫毅安文中所說的底層之惡的*現象*的確普遍存在，文章也沒有為高層之惡洗地的意思；但如果要追根究源，底層之惡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制度之惡、高層之惡——現象與根源，可以一起討論。有不少自由派爭論制度批判與文化批判（民族劣根性批判）的關係，譬如張雪忠老師重視制度批判，反感魯迅、柏楊的文化批判論。在我看來：制度與文化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把其中哪個作為絕對決定因素，或者嚴格界定兩者的因果關係，都是不妥的。

　　肖雪慧：昨天沒有點開孫毅安那篇，今早點開了。我不認為他當時做法和他文章的表達是合適的。他抽煙，那個保安叫他掐滅，從他的敘述，保安態度是有點粗暴，但他罵了一大串，遠比干預他的保安態度過分，有些話甚至跟最近某女書記威脅人的說法很相似（大意說要保安後悔他媽把他生出來）。真正居高臨下的是他，由這件他本身做得有虧的事引出底層之惡，這種借題發揮有點無厘頭。

　　@YU說制度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為因果，贊成。但當用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固化文化中劣質因素時，文化 就是制度。拿教育來說，對教育的控制在49之後至文革結束前的27年，特定意識形態不僅進教材進課堂還要對學生入腦入心、從幼兒開始；所謂文化安全戰略，推出一批流氓馬前卒……都是以制度力量綁架教育和文化，以強力把敗壞人心的劣質文化固化下來。至少在大鍋，社會和民眾有怎樣底色，制度是強有力因素。生活在這裡，制度對人的壓抑、侮辱無時不在。每天切切實實在承受。

　　還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動用國家機器、用一個覆蓋社會一切領域的宣傳系統，並把持教育、出版、歷史書寫……等領域，進行系統、全面和持續的灌輸，全方位灌輸對語言、記憶、思維方式、感覺的入侵，造成的惡果是很難清除的。孫毅安本人的表述就讓人能清晰看出來。

　　“底層之惡”、“仗義多是屠狗輩”是截然對立的兩種判斷，都能找到無數經驗事實支撐。但都是一些人根據有限的觀察和體驗提出的。但相比之下後一判斷多少做了保留，不是對一個群體一竿子打一片的總體判斷。

　　底層是一個很大很龐雜也很難一概而論的群體。我有多次被坑經歷，坑人的有底層，也有同道中人。但我沒資格對其中任何一個群體下總體判斷。接觸到的底層，有很自私、占便宜、坑人的，但更多並沒有什麼壞心思。下過鄉，接觸很多農民，有的一直保持聯繫。其中可能有想要鯉魚躍龍門的，但更多只是想過好自己日子。從各種報道看，由底層升遷的，貪婪的、幹壞事惡事的不少，但高層世襲的就更好？！要想得出結論，需要有調查、有數據。不能靠感覺和自己有限的觀察。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指“底層特有、固有和大多數底層人都有的惡”嗎？如果一種惡，高層中層也有甚至更甚，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不是底層必然有的，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如果一種惡，只是底層少數人有，是否可以說成底層之惡？有沒有高層之惡、精英之惡、中產階級之惡的說法？任何一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是否可以據此認為這些惡是這個階層的惡？請教！

　　DAI：孫毅安那篇文章，是夾帶了自己的私貨的，如果不了解他的為人，很容易被他迷惑。給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另一個電影分享群的一次罵戰。他在群里曬出了他創作的一個寫楊靖宇將軍的正能量電影，一位群友表示了不喜歡，他便罵人家是日本人生的崽子，由此開始罵戰。其間污言穢語，不堪入目。最後在大家的強烈要求下，被群主踢出群。所以，不要光看一個人怎麼寫，還要看他文字背後的人品。孫毅安容不得別人對他的主旋律電影有任何微詞，隨便摘錄幾句他的話：“我告訴你，我的《臉對臉背靠背》是豆瓣評出來的建國以來最好的電影第二名。第一《霸王別姬》，第二《臉對臉背靠背》，第三《活著》，你用一輩子去學習吧”；“我今天的成績，你和你兒子孫子加起來，三輩子都趕不上。我能和你對話是你祖宗的造化，祖墳冒青煙了你知道不？你燒香去吧”。

　　他以著名編輯自居，寫的基本是正能量主旋律的東西，對底層充滿骨子裡的傲慢。他批底層之惡時夾帶的私貨在這裡：“不要把醜陋和罪惡的原因都推給別人，政府哪個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作惡？”不是說底層沒有惡，也不是說底層之惡不可討論，而是作者試圖用底層之惡掩蓋體制之惡，他本人是體制內大編劇，善於寫歌頌主旋律作品，盡享體制好處，當然不敢罵體制，只好拿底層撒氣。

　　王江松：我看那孫編劇就是一條欺下媚上的中層惡棍，偽精英而已，豈有他哉。從他文章讀出好來的人，還是應該好好回答郭學明老師的連環之問。

　　王瑋：沒有底層特有的惡。底層之惡這個詞是一個偽概念。

　　劉書慶：不誇張的說，社會問題的主要責任在政府，包括底層互害。也是政策塑造出這種社會生態。底層的人爭奪那點可憐的資源，會表現的特別野蠻，就像湖南操場埋屍案一樣，日本有個片子楢山節考，說當地有個風俗就是把上了歲數的老人拋棄，也是生存環境惡劣造成的。高層的人搶奪資源表面上可能沒有那麼血淋淋那麼殘酷，但是他們使用的方法可能給更多的人帶來持久的傷害，比如挑動社會動亂甚至戰爭。

　　底層的惡，無論是否原諒，它都會產生並橫亙在世人面前，寫再多的文章，再多的教化，可能都很難改觀。因為它背後是個社會問題，社會問題的背後是政策法律制度。只要這些問題在，底層的惡就會散發。

　　指責底層之惡，就是素質論的變種，很容易被組織作為拒絕改革變革的由頭。這個理由太淺顯了。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只要底層所能爭取的資源仍然那麼有限可憐，生存環境仍然那麼殘酷，底層的惡就不會減少，哪怕你通過寫文章教化了幾個人，也幾乎於事無補。這就是我一貫反對批評指責底層的原因。而且很多時候，文人對底層的批評三觀都是有毒的，他們寫文章動機不是提高他們的權利意識而是單純的譴責他們的惡念。實際上，根本不存在單獨的底層之惡，而是普遍的人性之惡，只是底層和高層使用的手段不同而已，而且中外皆然，單獨的個人是否做惡確實取決於個體的自由意志，但在概率角度上沒有意義王斌：倘若說文章作者比他指責的底層人還惡可以成立，那麼接下來的討論可以結束，因為上述已是一價值判斷，無非惡的孰高孰低之別，可我要問的是，一個知識分子群是這麼討論問題的嗎？不分析，一上來就一價值定論？

　　王江松：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作為事實以及對事實的描述，是可以成立的，接下來需要討論的是：（1）它們都是在等級專制制度的大背景上產生的，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構成這一制度的三個環節；（2）哪個階層在這個制度和鏈條中得利最多，維護和鞏固它就最起勁，因此也就最惡；得利次多者，次惡；得利最少者，再次；（3）如何改變這個制度和鏈條才是最根本的問題，簡單地在現象層面譴責各階層之惡是遠遠不夠的的，這樣很容易掉入各階層相互指責、轉嫁、踢球卻同時維護整個制度和鏈條的陷阱。

　　段毅：@王江松?太有意思了。從底層到高層，分析了半天突然發現還有中層之惡。結論:惡在哪層都有，但惡在各層級釋放的影響度卻有不同，簡單講，底層的惡可閃避，躲著就行所謂獨善，中層我不說了，王江松兄可分析，高層之惡的特性是烈度極強，凡人閃躲不及。

　　王江松：把底層被煽動、忽悠、綁架而參與作惡的全部責任都歸之於底層本身，這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嗎？這不是欺下媚上是什麼？手握幾百萬大軍搞土改，農民不擁護可以嗎？土地和工廠到底被誰搶走了？孫毅安睜著眼睛說瞎話，把屎盆子扣在底層頭上，居心何其毒也。

　　這是典型的“中層之惡”！

　　段毅：由於工作原因，與底層接觸超過中、高層，故不乏惡的感觸，有時也會生氣或憤怒，但這種情緒稍有一段時間便會忘棄，但於中、高層，但有惡的感觸則心底生恨，難有絕期。

　　王江松：哀莫大於，勞工律師段毅捨身為農民工維權，卻有個別得到幫助的農民工受人教唆反咬段律師一口。然而，段律師對農民工階層不離不棄，而有覺悟的珠三角農民工奮起響應段律師倡導的“工人代表制”，掀起了中國勞工維權運動的第一波高潮，因此也成就了段律師不可抹殺的歷史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精英”對待底層的態度，這才能建立良性的中產與底層的雙贏關係。值得一提的是，段律師是全國第一家私營律師事務所的創始人，早在90年代就已經“先富起來了”。今天我們躲不過的一個問題是，我們究竟應該成為怎樣的中層？我想這是本群這一輪討論的意義所在。

　　王江松：總結大部分群友的意見，可以對孫毅安的言論做出以下幾點評論：

　　1、孫毅安的爆發遠遠超出了維護自尊、合理自衛的尺度或比例原則孫毅安無意中把自己強橫惡霸的嘴臉原汁原味、活靈活現地描述出來了！在人員密集的核算檢測現場抽煙，既違反了此處不能抽煙的規定，又違反了此處須戴口罩的規定，維持公共秩序的人員有責任提出警告（否則就是失職），他聲音太大、態度太嚴厲，你可以提出異議和批評，但你的反應之激烈超出他10倍不止，以至於他若再敢反駁你，你一定會訴諸暴力，“讓你媽後悔把你生出來！”你有錯在先，他只是在糾錯時對你的態度有點粗暴而已，而你的態度和行為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惡了。

　　人們有理由問你，如果警告你的是一個身份和地位比較高的國家工作人員，你會像對待藍衣青年一樣對待他嗎？如果提醒你的是一個排隊等候檢測的、受不了抽二手煙的居民，你會跟他要禁煙標誌嗎？人們有理由推測，你之所以金剛怒目、怒髮衝冠，不過是因為你感到被一個身份和地位遠遠低於你的人羞辱了，你有一種極強的要制服他的衝動，哪怕訴諸暴力，出了事，大不了動用自己的社會關係擺平罷了。

　　2、孫毅安從幾個有限的案例出發，推出了“底層之惡”的全稱和本質判斷，把一切惡推給底層，而無一字追究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和制度之惡你出了口惡氣，對方也被你的狂怒嚇壞、鎮住了，你豈止扯平了，簡直就是大獲全勝了！但你還遠遠沒有解氣，你迅速找到一個道德制高點，惡狠狠地說：“疫情期間，你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底層的惡。那種惡，無邊無際”；“我難以用語言形容他們。底層的惡，超出你的想象。”但是，包括你遇到的這個藍衣青年的粗暴在內，你列舉的那幾個例子，都證明不了“無限的底層之惡”，而只證明了“不受限制的權力之惡”，作為執行者的底層志願者、糾察員、社區工作人員，不是大惡，不是首惡，不是源頭之惡，最多就是權力擠壓、生存壓力下的“平庸之惡”、“附庸之惡”，你對“不受限制的權力”不置一詞，卻把所有的憤怒傾倒在底層頭上，你這不是欺下媚上又是什麼？

　　3、孫毅安把或然推理當成必然推理，把片面原因當成充分必要條件（1）“他們恨官，是因為他們當不了官”——官兒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凶暴邪惡、人神共憤的程度了！

　　（2）“他們仇富，是因為他們掙不到錢”——富人們自己沒有可恨之處？豈止可恨，簡直到了貪婪無度、敲骨吸髓的程度了！

　　（3）“他們擁護反貪，是因為他們沒有貪污的機會”——他們根本就當不了官，哪來貪污的機會？如果他們偶然當上了官，他們就不是底層了，因此，你這個針對底層的推理，純屬臆想。

　　（4）土改、公私合營是由武裝權力自上而下發動、推動、貫徹的階級鬥爭，土地和工廠全歸了“國家”所有，怎麼能把責任全歸到底層？

　　（5）反右和文革是最高領袖一手策劃、一手控制的階級鬥爭，所有被引蛇出洞或奉旨造反的全都被收拾了，反日反美遊行，哪一個不是由權力操控的，誰見過中國公民享受過示威遊行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嗎？

　　是的，底層經常被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脅、驅趕去作惡，尤其是針對底層本身的作惡（餓死的3700多萬人全是底層），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要批判和否定“忽悠、利用、操控、綁架、裹挾、驅趕”他們的集謊言和暴力於一身的極端專制權力，孫毅安居然對底層咬牙切齒地喊出“如此本性惡劣的群體，無論遭受什麼苦難災禍，我都不同情”的惡毒的詛咒，他這不是在說，極權專制是最適合底層的嗎？底層遭受任何奴役和剝削，都是他們罪有應得嗎？

　　4、孫毅安冒充屁民和底層來給自己對底層的惡毒咒罵披上客觀公正的外衣對於前一天的帖子招致異議，你表示自己並沒有錯，只是說了實話，說出了真相，為了表明自己是客觀地、負責任地剖析底層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以退為進地說自己也是屁民，也是底層。

　　這是很低劣的話術，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讓我們來看看你的身份和地位，這裡只撿幾個含金量較高的：國家一級編劇，西部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事，西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陝西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陝西省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社會分層依據經濟資源、政治資源、社會交往資源、文化資源的擁有狀況，綜合平衡下來（正高+廳局級國企高管+行業領袖），孫毅安至少處於社會中層，如果把中層再細分為下中、中中、上中的話，孫毅安妥妥地處於上中位置，2021年中國人口為14.126億，孫大抵處於14億人之上，這樣的人跟一個農民工和一個月只拿百把塊錢養老金的老農民，同處於社會底層？你的編劇才能果然並非浪得虛名，怪不得成了國家一級編劇！

　　5、孫毅安用底層之惡把政府的地板洗得錚光發亮孫毅安接著說，底層的惡有很多表現，相信每個人都能感受到。村民瘋搶翻倒在高速公路上的大貨車；老人不幸摔倒了，好心人將他扶起或送醫，老人一家會把好心人訛到懷疑人生；深圳兩歲多的小悅悅在疾速行駛的車流中仿徨無助半小時，無人伸出援手，最終被汽車碾死……哪個政府部門發文讓你生產地溝油了？給未熟的水果噴催化劑和色素，難道是鄉鎮政府提供的技術指導？牛奶里的三聚氰胺是怎麼產生的？注水肉是天然長出來的？河北一個縣飼養的羊，都在飼料里加瘦肉精，這是業內公開的秘密。民以食為天，可是市場上蘇丹紅，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勝防。如今哪個人的食品是安全的？這是政府大力提倡並提供技術支持造成的嗎？開啟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誰，誰在做惡？

　　孫毅安最後再一次強調：底層的惡超出想象，底層的兇殘，難以想象。這個真相沒人說，只好由我來說；此刻我有點像當年武漢的艾芬醫生：老子到處說。

　　瞧瞧，孫毅安倒成了敢說真話、揭露真相的英雄了。

　　底層這麼大人口基數，要說沒有大量惡的現象，那也是不客觀的，無論是誰，指出這些惡的現象，也是沒有問題的。你的問題是，你隻字不提中層之惡，更不提上層之惡，隻字不提在等級專制制度中，底層、中層、上層各自之惡有大小、主次、源流之分，從上到下，依次呈現出由大到小、由主到次、由源到流的分布態勢，你進行抓小放大、突出次要忽略主要、揚其流而藏其源的選擇性批判，你就是有意無意地轉移人們對來自上層的權力之惡、制度之惡的追究，這是既不符合事實，也缺乏公正，並且也是無效的批判。

　　你提到的那些惡劣現象，的確有些來自於底層的貪婪，但制度的原因，諸如公權力的不受制約與官商勾結、低人權低民主低福利低環保的掠奪性開發經營模式、法治的缺位等等，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在這個制度中獲利最大的上層和獲利較大的中層當然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對彭宇案的一個荒唐判決（“不是你推倒的你幹麼要去扶他”），比一萬個冷漠的路人更加敗壞了社會的道德；錢權交易庇護毒食品毒藥品二氧化碳排放、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不給受害者公道和賠償，是大面積假冒偽劣的主要推手，更何況，那些表面上由底層勞動者操作的違法勾當，背後都有一個通到上面去的利益集團，底層勞動者只得到一份可憐的糊口工資而已。

　　對於你的這種曲辯和洗地行為，魯迅先生說得好：“倘使對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嘮叨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於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凶而已。”6、孫毅安對“底層之惡”的大張撻伐，原來只不過暴露了“中層之惡”而已前面說了，孫毅安當然不屬於底層，但也很難算是上層，他屬於改革開放以來迅速成長起來的中間階層，這個階層包括知識/技術/管理人員、中小企業主、中下層公務員，連同家庭附屬人口，占人口總數的20%左右，大約3億人。這個階層的歷史進步意義、歷史之善和倫理之善，我們先不在這裡表彰，我們先來看看它的歷史局限性、歷史之惡和倫理之惡。

　　它產生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先天不足，對權貴官僚階層有嚴重的依附性，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必須充當權貴官僚的白手套；它後天發育不良，隨著黨對經濟的控制收緊、國進民退以及經濟本身的下行，它呈現出萎縮的趨勢，在其經濟和政治的主體性還沒有發育形成前它就萎縮了，數量上也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占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規模。在這種尷尬的情況下，它本能地具有把來自上層的掠奪和壓力轉嫁到比自己弱勢的底層勞工和貧民身上的趨勢。它不能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向上層爭取權利，又想保持住自己的那份利潤和利益，於是利用一些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話語，向底層進行意識形態洗腦和進攻，一方面為自己的剝削行為提供正當合理性辯護，另一方面對底層進行污名化，使之不能形成爭取自己權益的歷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上的意識和自信。這就是這些年來不斷出現的素質論、牲人論、暴民論、民粹論、文化決定論的社會心理背景，而孫毅安們的底層之惡論，就是一個最新的、倫理學形態的版本，由於孫毅安特殊的“個性”、“男性氣概”和“勇武精神”，這個倫理學版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對於底層的歇斯底里的深仇大恨的程度。

　　“中層之惡”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欺下媚上！恃強凌弱！

　　（2022.1.18）

　　痛罵“底層之惡”的孫毅安引爆了哪層之惡：對思想者沙龍一場討論的梳理和評論之二

    王江松執筆

　　二、思想者沙龍群由孫毅安言論引發的第二輪討論郭學明：底層是十億人左右的群體，存在這個群體共有之惡嗎？底層之惡是一個全稱判斷，能禁得住證偽嗎？法官中有惡法官，可以定義以法官群體全稱形成“法官之惡”的概念嗎？企業界有黑心老闆，可以據此定義“企業家之惡”的概念嗎？三年三班有幾個學生考試作弊，可以據此定義三年三班之惡嗎？精英中出了張維為，可以得出“精英之惡”概念嗎？把社會中最大群體中個別人或部分人的惡說成整個群體之惡，這是“底層之惡”概念不成立所在！每個階層都有惡人惡行，但不能株連擴展到整個階層！只有黨衛軍褐衫黨契卡紅色高棉這樣的邪惡組織才可以全稱判斷為黨衛軍之惡！法西斯之惡！契卡之惡！紅色高棉之惡！我反對江松教授說底層之惡現象存在的說法，請您舉個例子給我，哪種惡是底層全體領屬的惡！底層之惡說是對億萬善良底層人的侮辱與輕蔑。

　　YU：郭老師：別激動。您說的都有道理。你昨天也問過“底層之惡”是不是全稱概念、是否成立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它是否是一個全稱概念，本身是模糊的。如果是全稱概念，那它肯定是錯的。別說“底層”這個群體了（有相當多的善良人），就連黨衛軍、法西斯、契卡、紅色高棉裡面都不乏少量好人。只有把“底層之惡”當作一個非全稱概念（即“存在於底層中的惡”，而不是“底層人均惡”）來理解，這個概念所表述的現象才是基本屬實的（江松兄與多數人說的，應該是從這個角度理解的），才值得進一步探討（現象的實質——是否底層獨有；現象的根源——人性、文化還是制度）。

　　如果把“底層之惡”理解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它的確是一個客觀存在（先姑且不討論是否底層獨有及其根源）。底層人中固然有很多善良的人與善行，也有很多惡人與惡行。我們老家農村，我從小就見過很多兩方面的人與事，有的可追究到制度根源，有的則比較難，說起來話太長。

　　郭學明：那麼，就應當說“存在於底層人中的惡”，而不是在各個社會階層中單單建立“底層之惡”概念，突出“底層之惡”。都是學者思想家，又不是不會語文，又不是沒看過波普爾，為什麼不能準確表達！事實上，一些精英的表達也具體指向了整個底層！過去，江總接見外國記者說不能實行民主政治是人民素質還有待提高，現在，一些主張自由民主的精英討伐底層之惡，異曲同工！“底層之惡”說的實際效果就是讓人以為存在一個底層而不是底層個別人部分人的獨有固有的惡！喚起對底層憎惡。

　　我的下一個問題是，哪些惡是只有底層才存在而其他階層沒有的惡？請教！

　　YU：這個很難說。我的初步判斷是：根源都是人性之惡，有的被不好的制度所放大。這些惡，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可分別稱為“存在於底層的惡”、“存在於高層的惡”，近似簡稱“底層之惡”與“高層之惡”。啊呀呀，與郭老師這樣認真的辯友，進行這麼嚴格的討論，一步步都得小心翼翼，生怕出錯呀。

　　在底層有底層的表現，在高層有高層的表現。底層之惡在很多情況下是高層之惡帶來的（譬如防疫）。但話又說回來，很多高層之惡也是底層之惡成就的（沒有他們那麼慫包，高層能那麼威風作惡嗎？）就像那些沒領到菜就高叫、領到菜後就“懺悔”的慫包，看著都生氣！當然，我對底層慫包的“怒其不爭”，沒有對高層壞人的痛恨那麼濃烈。

　　張千帆：整體主義命題從來是錯的。一切概念都必須能夠被降解為個體，或以個體為基礎，否則就在耍流氓。不同階層的惡相互放大惡性循環。

　　王瑋：@YU?把底層之惡解成底層中存在的惡，是標準的偷換概念。顯然不符合漢語語義學對詞義的邏輯限定。底層之惡假定了一個特定的底層人群，這個人群有一個特定的惡的屬性，這個意思明明白白，不能隨便曲為之解。這裡隱含了說話者的歧視，輕蔑，排斥，也隱含了自居為上層人的傲慢，自滿和得意。這是不能不查的。

　　郭學明：先做加法，再做減法。先把底層人的惡都列出來，再減去其他階層都有的，剩下的就是底層獨有的。

　　我先列一些拋磚引玉，不一定對：偷東西、掏包、哄搶、狐假虎威、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假摔訛錢、仇富、盲從……我就想討論清楚，只有底層存在的惡究竟有沒有有多少有多嚴重，討論一次問題就應當搞清楚。

　　JIAO：偷東西、掏包（底層小偷小摸屬於盜竊，上層貪腐也屬於盜竊，是大盜）、哄搶（底層民眾哄搶翻車的貨物，上層通過權力瓜分一些國企民企資產）、狐假虎威（底層上層都有）、自己摔倒賴救助者（底層訛詐某個個體，上層以更冠冕堂皇的理由訛詐或綁架民眾）、假摔訛錢、仇富（底層仇富，上層意識形態既仇外也仇視蔑視底層）、盲從（底層愛盲從，上層也是如此，官員不僅盲從，且當上有所好時，還下必甚焉）……以上列舉之惡，無一沒有上層之惡的對應物，不同的只是危害更大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拎出所謂底層之惡討論的意義何在？

　　劉中嶽：如果沒有底層所獨有的或發端於底層特殊人性的惡，就推翻了“底層之惡”這個概念（標籤）。

　　吳祚來用“附庸之惡”代替“底層之惡”，感覺比@德州老劉 說的“乖巧之惡”更貼切，也比我說的“賣身求榮之惡”更簡練。其實大家有一個共識，“底層之惡”這個詞用的非常不準確，不恰當，作者還進而把“底層中存在的惡”標籤為底層所獨有或普遍的現象，就更不應該了。

　　JIAO：平庸之惡，要比所謂底層之惡的概念更有分析的價值；底層之惡，也不如底層互害更有分析的意義。

　　所謂底層之惡，是一個偽概念。除非把貧窮當成一種罪惡. 因為貧窮，確實是底層與上層最明顯的也是最本質的區別。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窮，更包括權利上的貧窮。儘管在黨國，所謂上層也存在權利貧窮的問題，但底層則是權利角度的赤貧。

　　郭學明：繼續做加法：打土豪分田地、反右批鬥知識分子、紅衛兵、武鬥、批鬥黑九類、農村管教黑五類。

　　JIAO：這些都是上層之惡，極權政治之惡，底層屬於被裹挾的從犯，有些民眾則是受害者。

　　郭學明：底層之惡是近幾年來一些精英特別是保守主義者詆毀底層反對平等價值觀的惡意滿滿的概念！

　　JIAO：提出所謂”底層之惡”的人，有責任為其概念進行定義，如郭學明所提到的問題，列舉一下有哪些惡可以稱之為底層之惡。 這類惡是出於人性本然還是制度環境使然。提出此概念的意義何在。 是一種有別於平庸之惡的新概念發明，還是對於底層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或者是對底層沒能覺醒起來當炮灰為將來自認的上層們鋪就摘取轉型桂冠道路的不滿？

　　王斌：本群有個90後女孩關於我們底層作惡的討論有一篇頗深刻的哲學性表述，估計她怕得罪人，故只發在她的朋友圈，我很想轉過來，但怕人家不同意，便忍了。這女孩以域外之眼看我們，及中國問題，厲害！

　　王斌應大家要求轉過來@Laurel 發在微信圈的帖子：有主張人性惡的，有主張人性善的，明確主張人性善的，如孟子，古希臘的斯多葛主義者，近代的盧梭，現代的自由主義者，主張人性惡的，像荀子，亞里士多德，以及基督教，近代的霍布斯，當代的自由主義者等等。這樣的主張本身具有形而上學的預設性，既然是理論預設，其目的就是為了解釋現實，它們雖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事實支撐，但其本身並非就是事實陳述，命題的提出者本人也具有某種程度的超然性。作為人性論的預設，它們當然是全稱命題，這跟聲言“底層之惡”是完全不同的。“底層之惡”作為一個命題其問題根本不在於它是否是個全稱命題，而在於這種提法本身就是惡的，是充滿了惡的。首先什麼是底層？誰是社會底層？劃分的標準是什麼？是在公權力鏈條上所處的位置嗎？是完全無權者嗎？是一個人所處的經濟地位嗎？是經濟決定論嗎？是按照社會財富占有量多少來劃分嗎？不管按照什麼標準，人類歷史上還有比耶穌基督更底層的存在者嗎？那些原始基督徒哪個不是來自社會最底層並固守於這個底層？他們都是底層之惡的化身嗎？其次，凡是提出“底層之惡”的人本人就是惡的，他們骨子裡充滿了惡毒。他們的惡首先在於他們把自己擺在了生物鏈的高端，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底層。這是傲慢。他們究竟來自何處？誰給了他們非底層的位置？這個非底層來自於什麼？社會地位？財富？知識？受教育程度？最後，提出這種邪惡概念的人多半是某些麻木的良知殘缺的偽知識分子，這本身就是一個最墮落的群體，尤其是在近七十年的中國。凡是他們認為惡的，多半惡不到哪裡去。他們是一個最缺乏思想的群體，是離思想最遙遠的群體，也是一個最喪盡天良的群體。

　　另外，“底層之惡”這個命題中的惡所指的，當然不僅僅是泛泛而言的人性惡之一般的形式的惡，這個惡是有所特指的，比如某些根深蒂固的惡，某些粗魯的惡，某些直截了當的惡，某些赤裸裸的惡，且不去說這樣的惡比起那些所謂的非底層的遮遮掩掩的經過多重偽裝的各種處心積慮的惡是否是更小一點的惡，問題在於這種所謂的底層之惡是本源性的，還是非本源性的，也就是說它是因呢還是果？這些偽知識分子嘴裡的底層之惡是否只是應對統治者的邪惡被逼出來的應對手段？也就是說這種所謂底層惡只是邪惡的統治者之邪惡所造成的？如果是這樣，那些動輒聲言底層之惡者不是變相地向統治者遞投名狀嗎？

　　王江松：讀後感兼答郭學明諸君：這位年輕學者好生了得，同意王斌兄對她的評價（本來我是向大家推薦郭學明老師針對孫毅安們的“連環之問”的，沒想到風雲突變，郭老師直奔我來了，好像我這個孫毅安的激烈批判者瞬間成了他的同夥了，因此有必要認真回應郭老師的質問；更有趣的是，郭老師是一個同情、尊重、善待勞工的良心企業家，而我是一個勞工學者和勞工公益志願者，因此我們之間的爭論，有點像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

　　如果“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專門針對底層而言，我也是堅決反對的，事實上，孫董孫大編劇的文章在本群一露頭，我就近乎本能地予以堅決否定了。但我堅持認為，作為現象描述的概念，這個概念是可以成立的，只不過同時還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它們構成等級專制制度之惡的三個環節，而且就惡之大小、主次、因果而言，上、中、底層不可等同視之。這種倫理學上的分層，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上的分層，是有價值的，對我而言，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具體分析在等級專制制度鏈條上不同階層之惡的特徵，有的放矢提出糾治之策，而不是停留在對一般、抽象的“人性惡”的泛泛的譴責上，這反而模糊了不同階層應負的具體責任；（2）承認底層由於其特殊的社會歷史境遇，會產生一些特殊的惡行惡德（僅僅具有概率統計意義，並非每個底層人都具有，當然也不是先天的和不可更改的），是直面問題，而不是護短甚至搞底層崇拜，這對於像我這樣長期為底層發聲和維權的人而言，具有特殊的意義，可以有效抵禦來自上層和中層把我們污名化為討好底層的民粹主義。

　　當然，如果有學者能夠證明“底層之惡”、“中層之惡”、“上層之惡”純屬多餘的概念，我也樂於用奧卡姆之剃刀，一刀除之，而無憾焉！

　　YU：同意江松兄的基本觀點以及您與郭老師分析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占全喜：@王江松?同意你的分析。補充一點，@郭學明?老師多次在群里提醒大家做加法和減法來分析有沒有專屬於底層的惡，至今沒有一位群友，也沒有看到一位群外網民舉出一例底層特有的惡。支持“底層之惡”這一說法的也僅僅是認為“底層存在惡”，並沒有說“中層、上層沒有這種惡”，所以基本上可以認為“底層之惡”是一個偽命題。但“底層之惡”作為一個詞組，文人要使用那是其自由。好比《醜陋的中國人》裡的醜陋也不是中國人所特有。所以“中國人之醜陋”也是一個偽命題。但並不妨礙《醜陋的中國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意義。

　　YU：這是王斌老師特別欣賞的那位90後外國美女的帖子？（1）首先，我想高度肯定她的漢語表達能力，以及凌厲的辯論風格（蘇格拉底式的詰問）——這方面我認為她已經跟我不相上下了，遠超我在那個年齡段的多水平。是個難得的人才！（2）但我想指出的是，她的認知是很偏激、強詞奪理，而且很不友善的。隨便指出兩點：第一，她連“底層”這樣的事實描述概念都要否定，沒有絲毫道理。她說的以經濟、政治地位來判斷社會分層，其實都是可以的，為啥要反對？如果因為同情底層，就連這個概念都不讓用，那必須換成“待中層”之類的概念嗎？政治正確是否太過頭了？她甚至認為使用這種概念本身就是“惡”的。這就不僅觀點極端，而且對觀點不同者充滿敵意，很不好。第二，她將所有提出、認可“底層之惡”這一概念的人都定義為“骨子裡面充滿了惡毒”、“麻木的良知殘缺的知識分子”、“最墮落的群體”，如此不分青紅皂白，把我、江松兄甚至您王斌兄都囊括進去了，至於這麼絕對嗎？我前面已經說明了我對這個概念的寬容理解（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如果連這一點也要否定，那是否對底層的同情變成溺愛了？）並說明了這個概念不排斥推究“底層之惡”這一表象的深層根源（制度之惡、高層之惡）。即使她不認可我們這種觀點，但至於這麼給我們扣這麼狠的大帽子嗎？至於這樣自以為是、高高在上、揮舞道德大棒，進行赤裸裸的人身攻擊，這是一種理性觀點與良善討論風格嗎？否！這才非常接近惡。（3）綜合上面兩點，我認為這個小姑娘有點兒類似於王慶民小朋友，有天才，但可能會朝極端化的憤世嫉俗方向發展。我認為王斌老師您不應該過於褒揚她，而應該與我們這些成年人一起，好好指出她的問題所在，“調教”一下她，把這個好苗子培養正了，不要長歪了。我說的是真心話，不是故意挑刺。

　　占全喜：我來為@Laurel?美女辯護一下。她激烈批評的“底層之惡”一說大意是“底層充滿惡”，而不是“底層存在惡”。至於底層如何劃分，仁者見仁，“底層充滿惡”之說顯然對“底層”充滿鄙視和敵意。就像成龍說的那樣：“中國人需要管”也是對中國人充滿了惡意一樣。

　　YU：我們要同情、理解底層，但不意味著我們要無視底層存在的問題（即使不是他們獨有）。否則，我們要麼是掩耳盜鈴，要麼是“溺愛”他們（儘管“溺愛”這個詞也有高高在上的嫌疑）。

　　JIAO：她反對的是”底層之惡”的概念，而非”底層”的概念。余先生由誤解開始，那麼批判的箭頭射中的就只是一個稻草人了。

　　就是這位姑娘、郭學明和我分別提出的關於”定義”的問題。提出”底層之惡”觀念觀點的人，有責任為自己的概念進行定義，即底層的定義；同時也有責任為其所謂底層之惡的的概念或觀點進行定義或列舉。哪位持底層之惡觀念的群友，出來給定義一下?

　　YU：（1）我已經定義過多次了。我理解的“底層之惡”，指的就是“存在於底層的惡行”。它是一個表象，既不表明它只存在於底層、不存在於其他階層，也不表明它根源於底層、沒有體制根源。定義完畢。（2）定義本身就是可以多樣化的，沒有正確之分，除非是一個公認的、約定俗成的、含義很明確的概念。定義是針對概念的，不是觀點，也不是論證，而是討論、論證觀點的起點。完畢。

　　劉開明：關於“底層之惡”這個話題，我更贊同社會環境對人的行為的影響。十多年前，敝人主持一個得到世界銀行資助的干預項目——深圳拾荒人群互助項目。網絡上有這個項目的視頻。參加人群全部是來自河南黃泛區的農民，很多人在深圳拾荒超過二十年。有一次我們安排他們在一家三星級酒店培訓兩天。培訓結束後，每個人都把酒店的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才走，而且沒有帶走任何酒店物品。很讓我的同事驚訝，我問了其中一個領頭的老大爺。他告訴我，他們事先有過約定，一定要把酒店房間搞得乾乾淨淨，不能讓人看不起我們撿垃圾的人。這個例子說明，窮人只要得到尊重，會比其他人更重視社會的期待和規則。

　　當社會充滿惡行的時候，就不能指望底層不惡。

　　Cheng Feng：參考一下馬克思的思路，他對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讚美沒有妨礙他討論“流氓無產階級”的問題：路易?波拿巴的追隨者“除了一些生計可疑和來歷不明的破落放蕩者，除了資產階級中的敗類和冒險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釋放的刑事犯、脫逃的勞役犯、騙子、賣藝人、遊民、扒手、玩魔術的、賭棍、皮條客、妓院老闆、挑夫、下流作家、拉琴賣唱的、撿破爛的、磨刀的、補鍋的、叫花子，一句話，就是被法國人稱做浪蕩遊民的那個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隻身四處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這些跟他同類的分子組成十二月十日會即慈善會的核心，因為這個團體的所有成員都和波拿巴一樣感到自己需要靠國內的勞動群眾來周濟。波拿巴是流氓無產階級的首領，他只有在這些流氓無產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這些由所有各個階級中淘汰出來的渣滓、殘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絕對能夠依靠的唯一的階級。”JIAO：@Chen Feng?流氓無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定部分，並非全稱概念。除非你把流氓無產階級等同於無產階級是流氓。而”底層之惡”之”底層”，是全稱概念。這樣的類比並不恰當。否定底層之惡的說法，並非排斥底層也會作惡，存在底層惡人或底層流氓這樣的事實。

　　王瑋：對。假定的是一個與底層共生共存的本質。類似於血統論一樣的。是根深蒂固的歧視。

　　段毅：底層之惡或底層存在的行為之惡，如果與高、中層就行為的特點相比較是可以區分出來的，相當多的案例都可佐證，這與認知水平，教育程度，可選擇手段，得到救濟的範圍相對低下有關。我辦過挺多案子，從心理到行為烈度分析，底層確有簡單粗放極端的特點，而高中層在相應事態下有較強的控制能力和更多為惡手法的選擇。

　　Cheng Feng：站在底層一邊和討論底層存在的問題不矛盾。

　　JIAO：@段毅 您說的，是在表現方式上的不同。那麼這些您認為是否跟其它階層的惡在本質屬性或惡的類型上有什麼不同呢？

　　段毅：這類分析討論的意義在於理解社會底層的處境及不平等條件下反應方式，目的是找到改變的方法，並不是在人性角度去證明善惡，我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研討這個太抽象的命題。

　　王江松：針對孫毅安那篇文章，在同樣否定此文的群友中，又出現了分歧，一些群友認為“底層之惡”不僅是一個學理上不能成立的偽概念，而且提出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種惡，本身就是對底層的污衊和誹謗，對中層責任的迴避，對上層罪責的掩飾；另一些群友（比如我）認為“底層之惡”這個概念在一些限定條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可以成立的：

　　1、底層之惡概念的限定條件

　　（1）它只是一個現象層面的、帶有概率統計屬性的歸納，而不是一個本質主義的定義；這個條件限定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把“底層之惡”說成是一個底層所獨有的、先驗具有的且每一個成員都具有的本質的、孫毅安式的概念。

　　（2）它的典型背景和適用環境是等級專制社會，多半不適合於憲政民主法治社會；它不是僅僅針對底層的，因為同時存在中層之惡、上層之惡，而且上層之惡大於中層之惡，中層之惡大於底層之惡。這個限定條件回應了一些群友的觀點：反對為底層量身定做一個概念，並且否認中層與上層存在更大之惡的事實。

　　（3）我認為這能夠把誠實承認底層也存在一些具有特色的惡這個事實與嚴厲批判孫毅安們對底層的惡毒的、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歇斯底里的仇恨兩者並不違和地結合起來，就像有群友所說的，站在底層一邊並不妨礙正視其問題，反對對底層的道德歧視和污名化並不妨礙承認其道德上的缺陷，這反而有利於針對底層之惡作出有效的診斷和治療，相反，諱疾忌醫不利於底層的發展和壯大。。

　　（4）在現象之歸納層面還可以成立的另一組相對而立的概念是底層之善、中層之善、上層之善，並且，在等級專制社會環境下，也可以做出一個相對的判斷：底層之善大於中層之善，中層之善大於上層之善。這可以回應一些群友的觀點：底層擁有許多優良的美德，這正是底層克服自身一些惡習的內在根據。

　　2、關於底層之惡的定義

　　作為現象之歸納的概念當然是一個從個別到一般、從特殊到普遍的過程，但要做一個定義，我們還是必須遵循亞里士多德的種+屬差的定義方法，即首先確認人性有善有惡（我個人以人的自主性、開放性、創造性、友愛性為人性善，以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為人性惡）這一“種”，然後加上底層、中層、上層皆有善有惡這一“屬差”，這就有了底層之善/惡、中層之善/惡、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這兩組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增量意義在於，由於各階層所處地位不同、擁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不同、持有的價值觀不同，它們行善與作惡的方式也就不同。

　　這個定義過程並不是前文所反對的本質主義的，即不是從一般的人性善惡推出特定人群的善惡的過程，而只是一個普遍（種）加上特殊（屬差）的形式邏輯的定義方法，也就是說，在做定義以前所獲得的大前提（人性善惡）本身就是從不同階層、種族、年齡、性別等等的人群和個人中歸納出來的，作為歸納，永遠難以窮盡個別與特殊的豐富性，因而任何一種人性論都帶有假定的性質，底層之惡等二級概念，就是用這個一般的概念來概括特定階層的善惡現象的結果。誠然，這是一個具體經驗與抽象定義之間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在這裡，起點是經驗，終點也是經驗，概念只是中介和橋梁，而不是先驗主義的絕對本質。底層、中層、上層之善/惡這兩組概念，既帶有人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共通性，又帶有一定階層善惡的特殊性、個別性、差異性。希望這個說明回應了一些群友對底層之惡加以定義的要求。

　　3、有沒有隻有底層才特有的惡

　　這個還真沒有，因為一切階層的惡都可以歸納為奴性、封閉性、破壞性、攻擊性這幾個向度，只不過它們在特定階層成員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1）由於底層的生存艱難、逼仄和缺乏教養，他們的一些惡行就顯得極其直接和粗鄙，比如搶劫、偷盜、強姦、隨地吐痰以至大小便、在公共場所喧譁吵鬧等等；中層相比底層擁有較多資源，不太需要用暴力、刑事犯罪方式滿足自己的需要，但這並不等於中層的惡就比底層的惡減少了，中層之人藉助於更高智力、文化、知識、信息而做出的缺德犯法之事，會造成更大的禍害；至於高層，他們固然不需要自己動手幹壞事了，但那只是因為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組織體系在干成百上千倍的壞事，最高之惡可以達到國家犯罪、國家恐怖主義和帝國主義征服的程度。

　　（2）在受壓迫剝奪沒有上升空間的制度環境下，不少底層人自暴自棄，平常逆來順受，沒有自組織能力和習慣，遇到機會或煽動時又迅速聚齊為橫掃一切的烏合之眾，結果一次又一次成為可憐的炮灰，他們是社會的底盤和基礎，但在近現代以前確實沒有制度創新能力；在等級專制社會中，中層之惡主要表現為作為官僚和文化人竭力維護等級專制制度；上層之惡則是利用中層去統治底層民眾，使他們永遠保持在馴服和奴隸狀態。

　　（3）底層人的消極被動性、惰性確實顯得比其他階層突出，例如工作之餘和節假日，大量時間浪費於賭錢打牌喝酒閒逛，沒有幾個人致力於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相當多的人具有反智傾向；相比之下，中層、上層的主動性、擴張性、壓迫性比較強，熱衷於權術和統治才能的積累。

　　（4）底層人的攻擊性、破壞性不如中層尤其上層強，而且更多地針對自己、自己階層和比自己更弱的人，通常並不針對更高階層，自己受了有權有勢者的欺壓，卻回家酗酒、打老婆孩子，或跑到學校門口殺孩子、開車碾壓路人、炸公交車或把公交車開到河裡……相反，中層尤其上層的攻擊性和破壞性要活躍得多，而且主要針對底層。

　　各階層的惡，基於不同的地位、資源、目標、環境，的確各有特色。指出底層之惡大都來源於等級專制制度不是問題，問題是它們已經存在在那裡了，並且嚴重阻礙這個階層的命運的改變。不是說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這些問題就自然會消失了，更何況，誰來給他們一個好的制度呢？歷史上，好的制度不正是通過他們的覺醒、組織和行動，在發揚“底層之善”、洗刷“底層之惡”的同時創造出來的嗎？

　　4、什麼是中層之善，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中層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中國出現了一個中間階層，甚至中產階級，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大部分知識分子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資源的占有上，都屬於這個中層，除非發生像反右和文革那樣大規模的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和貶低，以及經濟大崩潰和大饑荒那樣的災難，儘管近些年出現了中層衰退的趨勢，但大部分知識分子不太可能下沉到底層，而會勉強維持在中間狀態。

　　中層處於底層與上層之間，對於社會結構的演變發展，可能會產生兩種影響：一種是踩著底層和同階層的人往上爬，躋身於上層，這就必然會加劇底層與上層的兩極分化，最終導致社會的崩潰；另一種是利用本階層作為中介和橋梁的優勢，盡力填補底層與上層之間的鴻溝，在促進社會結構的平衡和優化的同時，也壯大本階層的力量，最終將金字塔或槓鈴型社會結構，改變為橄欖型社會結構。

　　從倫理學的角度，我們可以把第一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惡”，而把第二種影響稱之為“中層之善”。

　　當代中國的基尼係數高居全世界榜首，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雖然人均國民收入，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達到了中高收入水平，但實際上，處於剛剛脫貧和貧窮狀態的人口還在10億以上，這就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處於這個陷阱中的國家，無一不處於權貴資本主義和權力市場經濟、政治專制和動盪、族群分裂和社會解體的狀況之中。

　　像孫毅安這樣的中層，兇狠地詛咒和仇恨底層，把制度之惡、權力之惡、上層之惡，統統栽贓到底層頭上，他們或許口頭上也高喊普世價值、自由主義和憲政民主，但這一定是遮掩其躋身上層或取上層而代之的陰暗目的的障眼法。他是極右化的中層，他的言論體現了典型的中層之惡。

　　很明顯 我們需要能夠推動社會朝向橄欖型結構和憲政民主的中層，這樣的中層是社會和政治轉型的必不可少的推動力。

　　雖然我們可以相信底層相比中上層在數量上有更多的善，但這種善大都是“平庸之善”，作為社會墊腳石和地基的純樸之善，如誠實、辛勤、敬業、溫良恭儉讓等等，而在精神文化創造與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創新方面，還乏善可陳。底層的前途和命運不是固守在底層，而在於大規模地上升為中層，為此他們必須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經營能力、市場能力、自組織能力、集體博弈和集體行動能力、參與政治進程的能力，而來自中層的良性和健康力量，可以大大地推進這一進程。

　　有兩種中層，都可以成為這樣的積極推動力，一種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現代自由主義者，他們也希望底層能夠大規模轉化為中層，為此，他們承認勞工三權和社會保障，甚至願意與勞工階級進行政治上的競爭與合作。他們把古典自由主義推進到社會自由主義的新階段。密爾、凱恩斯、羅爾斯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另一種同樣也是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他們已經不是站在勞工階級對面與之進行競爭與合作了，而是與勞工階級站在一起、作為勞工的朋友、戰友、智囊、專業人員，與勞工階級一起追求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他們主張的社會主義是自由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伯恩施坦、饒勒斯、勃蘭特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這兩種力量是典型的中層之善。

　　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根本轉型，有賴於自由保守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中右與中左、憲政民主右翼與憲政民主左翼的競爭與合作，這是最直的正道，其他的道路，在經過許多的彎曲並付出巨大的代價後，最終也會走上這條道路。

　　（202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