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一四年

中央堅拒真普選　政改假諮詢激化群眾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訪港，為中央的普選方案劃上底線。李飛表明未來特首候選人一定要“愛國愛港”，不得與中央政府對抗。他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將會承接現時的選舉委員會，即由商界菁英和建制政客主導的四大界別組成。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公民提名方案只屬於公民推薦，無論什麽方案，最重要是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表示，提委會的特首提名權是“排他”及“專屬”的，不可被架空和削弱。此外，建制派亦會限制候選人數目，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暗示，特首是不出二至四個候選人參選。

可見，中央政府必定牢牢控制，無論泛民主派提出什麽提名方案，如果不廢除現時的提名委員會，最終還是受提委會主導。溫和派的民主黨和工黨，提出公民、政黨或提委會任何一渠道取得有效提名，便可入閘。所謂“三軌制”最後會是由提委會主導，另外兩種提名方法不過是“諮詢性質”的政治花瓶。而激進派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為接受提委會與公民提名留下一道後路，沒有信心打破中共體制的框架。

泛民主派在政府架設的“基本法”鳥籠打轉，不敢從事體制外的抗爭，但中央從來不用遵守自己制訂的法律。人大常委會曾經兩度否決2007/08及2012年普選，違反所謂基本法的“承諾”；一零年的政改方案一役，起初中央指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方案違反基本法，但後來與民主黨民協達成枱底交易後，又轉駄支持。

泛民妥協　占中猶豫

中央堅拒賜予真普選，態度清晰，但泛民依然在群眾中散播幻想，堅持與政府有談判空間。

曾經反對五區公投的公民黨湯家驊一馬當先，以“個人名義”拋出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接受“愛國愛港”的篩選標準。湯家驊接受訪問時，表示北京很怕特首選舉出亂子，偏激的候選人會在選舉論壇大聲疾呼“打倒共產黨”、“推翻一黨專政”，中共或會覺得未必可以處理。真普選聯並無公開批評湯家驊的取態。

民眾對占領中環愈來愈失去耐心，最近梁振英的落區宣傳演變成反對者的抗議，元旦遊行將會見到大批群眾上街，政治氣氛勢比去年更為激進。

政府拒絕真普選的態度昭然若揭，現在是動員群眾、準備占中的好時機。如果有清晰的策略和立場，教育群眾已經與中共沒有妥協空間，必定可以凝聚民氣、起來鬥爭。相反，占中三子的實際回應是，拒絕號召參加元旦遊行！在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商討日中，我們成員鄧美晶抨擊，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猶豫不決，令運動有失去民意的危機。

中央政府已從過往廿年泛民爭取民主失敗的經驗，可見單靠遊行集會並不足以對抗政府。戴耀庭等人目前提出的占中方案含糊不清，更時而提出各種自我束縛的荒謬策略。如果占中繼續欠缺清晰而進取的策略，恐怕占中最後與過往的集會無異。

占領中環　罷工罷課

在第一次商討日中，已經有參與者提出罷工罷課，而社會主義行動亦一直在不同的占中論壇提出罷工罷課的必要性。然而，占中三子卻指“占中不會對抗商家”，但商家財團正是不民主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苦口婆心勸說商家接受他們的好意，不過是一廂情願。

“占領中環”要達至癱瘓經濟運作，威脅香港統治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勝利，而罷工將能發揮這重要的效果。學生罷課作為鼓動鬥爭的起點，然後號召工人罷工。“占中”應該要求學生組織和工會簽署約章：如果警察逮捕或襲擊占中參與者，這些組織立即發動罷課罷工還擊。土耳其群眾在六月占領塔克斯廣場遭到警察鎮壓後，公務員工會發動全國30萬人大罷工還擊，就是一例。

在未來的民主鬥爭，群眾要與獨裁政府一決雌雄，需要不妥協的革命性鬥爭，拒絕任何密室談判，除了提出廢除提名委員會，爭取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議員亦需要領取普通工人薪金，可以被隨時罷免，並以新的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民主運動只有由工人階級領導，並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反抗，與社會主義的鬥爭連結起來，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民主公營大企業等政策。只有打破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香港才會有真正的民主。

香港：民主鬥爭何去何從？

元旦大遊行再一次動員了香港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捍衛真正的普選，並反對北京當局委派的非民選政府。但是今年的參與人數明顯比去年的13萬人（元旦遊行的最高紀錄）回落，這反映出現時局勢的複雜性，並突出了民主陣型中激烈的矛盾與分裂。

這是個反對2017不民主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鬥爭的關鍵時刻，屆時將會是首次全部選民都能參與其中。縱使如此，這個選舉制度（主要由英國人發展出來的）允許中共專制可以通過財團菁英壟斷政治架構凌駕於民眾的選擇。他們刻意誤導公眾可以在2017年獲得“自由”的選舉（沒有操控的），但群眾變得日益憤怒因為越發明顯地這只不過是另一個騙局。於此同時，北京不斷提升警告與威脅，將任何挑戰其立場的方案稱為“不愛國”和“不合憲”。

遊行參與的人數並不能夠作為唯一衡量公眾情緒或鬥爭的意志的標準。但無論如何，三萬人（根據主辦單位的數字）抑或萬三到萬六人（根據香港大學的數字）的參與數字，是對現時民主運動的手法和其實際領導的一次警告，尤其是“溫和的”民主黨。正如民陣的發言人楊政賢對《英文虎報》評論遊行的低下參與：“反映出有些人認為單純的遊行並不足以表示憤怒”社會主義者更會加上，群眾需要的並不只是要“表達憤怒”，而是需要一個能夠擊敗現政府的鬥爭策略和手段。

元旦遊行的參與人數大幅下跌所代表的，是部分民眾感到每半年一次的遊行並不能夠帶來真正民主改變的一個徵兆，就算其中的一些遊行有龐大的參與人數（譬如去年七一遊行的四十三萬人和前年相若的人數）。民眾開始對泛民領導的無為感到沮喪，他們明顯只尋求與中共專制達成妥協。我們從他們不斷降低對未來選舉制度的政治要求，並越來越減少反政府的群眾動員中看得出來。

工人國際委員會在香港的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一直重申中共政權並不會被“理性”論點所說服以在香港（或任何其統治的土地）落實真正的普選，而因此所有可能的“妥協”――一個調控至並接受中共專制的繼續――只會導致今天不民主制度的不斷重複。表面上可能會出現改變，但這不會是根本性的。真正的民主改變必須要擊倒獨裁統治，而這只能夠透過香港的群眾鬥爭，採取更有效的策略，譬如反政府的政治型群眾罷工等，但同樣關鍵的亦是要連結中國大陸被壓迫的群眾，建立團結民主抗爭並終結專制統治。

占領中環

非民選產生的香港梁振英政府並不會因為元旦遊行較低的出席率而感到安心。就如一個親政府智庫的前主席劉紹佳警告說：“政府沒有感到自滿的空間…民調都在顯示不滿正在增加。”

梁振英政府在各個戰線都困難重重，從經濟下滑和爆發性的貧富差距，到接二連三的貪腐醜聞與官員辭職以及民意的崩潰。十一月的民調顯示梁振英的評分已達到40.6 分（100分為滿分），是自2003年大遊行以來所有特首的最低評分，當時的運動迫使時任特首的董建華下台。中國政權繼續拖延民主的舉動是民怨爆發的其中一個原因。這股民怨在遊行當中以要求梁振英下台而呈現出來。但是，現在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帶領鬥爭向前走的策略，而這也是過去一直所缺乏的。

去年元旦大遊行有13萬人參與，當時關於“占領中環”的概念還在最初的階段。當時的計畫是一個無限期占領主要商業區域的群眾運動，而當初計畫會在本年七月緊接七一遊行後發動。在過去的一年以來的“占中”運動，一開始吸引了青年人與民主運動中活躍分子的廣泛迴響。社會主義行動歡迎占領的提案並在運動中積極的參與，同時也指出運動的局限性（占領運動是有效的跳板，但需要升級至群眾性的罷工罷課）。我們亦批評由“溫和”泛民主派主導的“占中”領導層綱領的缺陷，其不過是在模糊而非澄清甚麼選舉辦法才能夠終結中共專制的操控。

不幸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占中”領導層更再次降低抗爭的言論，無論是就占領運動的廣泛性抑或是組織性，並進一步模糊2017選舉的訴求。在中國政權和其扯線公仔香港政府的壓力，但同時亦關鍵性地受到香港資產階級的壓力下――其不斷批評占領“擾亂社會”而歷史上亦一向反對民主普選――，“占中”的領導層動搖了並往後退，隨時會犧牲群眾對占領運動的支持。

鎮壓的威脅

建制派與其控制的媒體的言論越來越變得強硬，警告占領行動會變成“動亂”，甚至指責“外國敵對勢力”的干預（暗指英美政府，縱使他們都未嘗支持民主）。一些親北京的政客更暗示解放軍可能的鎮壓。梁振英不斷地強調占領運動“不可能”會是“合法或和平”的。不同的紙面壓力團體頓時冒起來反對占領――實際上由建制派所組織的――，並準備攻擊或挑釁衝突來作為警察鎮壓占領的藉口。這些組織在最近的一段時間中日益自信和強硬，並首次在元旦遊行舉行的同時擺設街站――明顯的挑釁行為。

建制的壓力堆積在泛民及“占中”領導層身上，使他們放棄“暴力和不合法”，但實際上是要迫使他們一些領導們放棄占領的概念。這個“非暴力”的宣傳由這些同時支持北京當局1989年的六四屠城鎮壓的政客推動，顯得額外偽善。

與其認真辯論關於真正民主選舉制度的論述，建制派的政治恐嚇宣傳更激起廣泛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反感。假如擁有清晰而堅定的領導層帶領，對於占領運動以至長遠反專制的策略的支持將會倍增。不幸地，這並不是實況。建制派的壓力與“占中”和泛民領導層的越發龜縮，正積極地製造能達至2017選舉制度妥協的幻想。我們重申：任何與中共獨裁達成的妥協，正如過去多次證明一樣，只會是表面上的修飾。

“占中”領導層最近宣布占領行動會由2014年七月延遲至2015年三月，來迎合政府的諮詢過程與報告。但這個“諮詢”只不過是場戲，政府一直都有前設立場。這個醜陋的諮詢過程就連前政務司司長（香港政務官員首長）陳方安生都稱為“不誠實和具誤導性”。

“明顯地，無論是根據政府文件或者官員們近來的言論，都顯示落實普選的尺度都已經被事先決定下來，並受到北京中央勢力的嚴重影響。”陳說。

縱使群眾鬥爭的時機可能會隨著某些客觀因素影響，由上而下的官僚作風使得早前“占中”領導層提出的民主討論大相逕庭。這樣對待群眾鬥爭的態度――以為能好像水龍頭般隨時打開關閉――完全違背了全球大型群眾運動，如2013年土耳其和巴西的抗爭經驗。

延遲行動會導致士氣的瓦解並在未來更難去動員。這樣卻恰恰迎合一些右翼泛民政客，他們實際上卻非常不願意進行占領行動，恐防運動會脫離他們的控制。與其建立認真的運動挑戰政府，他們尋求一個有限度的、象徵性的占領使他們可以“嘗試過”。一些泛民領導層充滿愧疚的語調，不斷祈求政府不要“迫使”他們發動占領。

這種缺乏戰鬥性的態度，導致民主運動的廣泛層面當中出現兩極化與沮喪感。這透過不同的方式呈現了出來，包括越來越高調的“本土”極端分子（右翼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者），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派別，但是未能提供一套貫徹的替代策略或者明白建立民主的鬥爭架構的重要性。

公民提名VS精英委員會

關於反民主和泛民主陣型的核心分歧在與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中共及其在香港的耳目堅持需要提名委員會，並透過它篩選走“不合適”的候選人。這個委員會是參照過去小圈子選舉中的由精英壟斷而極度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所組成的，兩年前梁振英就是由1200個非民選的代表組成並被大資本家所壟斷的委員會所揀選的。

為了披上一個“聆聽市民”的外衣，政府可能同意擴大委員會並接納民眾直選代表作為其組成部分，但同時會保障建制派的壟斷地位。無論如何，中共會確保擁有最終的控制。其與泛民領導層辯論的“絕招”就是提名委員會是香港基本法，以及全國人民大會的橡皮圖章中所規定的。這個“憲法”論就好像球證的“紅牌”一樣，北京當局能夠否決任何不屬意的方案。至今這個法律緊箍咒很有效，因為泛民的領導層都中了咒語般墜入了維護基本法的迷思中。

與其反對這些不民主的規定，甚至提出憲政修改，泛民的領導層允許自己被拉進這個無意義的討論和“詮釋”基本法里甚麼允許不允許。但這個文件本來就是個精英制下的官方文件，在四分一世紀前由中共專制與香港資本家們聯手制定的。其主要目標就是要確保資本主義制度，並根據基本法規定是一直不變至2047年的。這樣的一份文件中充滿專制的法律條文並不是個巧合。

主要的泛民政黨組成真普選聯盟，提出“公民提名”的要求，意即任何人假若能夠獲得足夠的公眾連署就有權利被直接提名。但同時這些政黨卻不反對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這個“牆頭草”立場是政客們企圖建立談判的平台，來達至某個包含直接（公民提名）元素及間接（提委會）的雙軌方案。社會主義行動批評這個立場，首先這樣是在散播中共會願意妥協（其往往會表面上妥協――但不會放棄控制），第二這會是右翼泛民領導妥協的前提（我們已經察覺到了）來放棄公民提名並接受提名委員會，讓中共可以篩選走任何能夠不在中國政權控制下真正具有威脅的人。

中共的喉舌不斷強調他們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指其“違反”基本法。最近，梁振英其中一名高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指公民提名的概念“天馬行空”。這是就元旦日當天占領中環運動發起的“公投預演”民調的回應。這個民調主要透過網上及電話投票，吸引了62000的票數。其中，94%的票數支持選舉需要“公民提名的元素”。這故意使用模糊的詞語――“…的元素”――反映了“占中”領導層更進一步準備妥協的證明。但是，正如我們警告著一樣，就連這個被模糊化的立場也會被政府否決。

因此，泛民領導層將自己帶進談判的死胡同，一個很腐爛的並由精英壟斷的提委會加上一些“民主”修飾方案將會是很可能出現的結果，讓中國專制繼續控制選舉過程，除非社會爆發由下而上的巨型運動打破這個局勢。

元旦遊行後的下一步

今年元旦大遊行參與人數的低落是人民對於一次又一次重複的行動，以及反政府陣營的內部分裂甚至活躍分子之間尖銳的矛盾情緒的一個反映。雖然這並不就意味著群眾運動的低潮，但確實曝露了資產階級政客的無能和對抗中共時的軟弱。去年十月政府堅持媒體壟斷政策拒絕發牌予香港電視的事件中，近二十三萬人次共參與了三次巨大的集會行動，顯示了有相當多的群眾願意站出來對抗政府。顯然，泛民主派的領袖並沒有積極參與其中並藉此契機認真地準備未來的普選抗爭，反而在過程中一直保持低調，不給予群眾任何期望並隨時將之解散。

元旦大遊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更複雜的情況：“占中”的領導者宣布他們要將行動推遲至二零一五年以遷就政府的所謂“諮詢”時間表，甚至表明不會參與元旦大遊行。這無疑是對群眾發出了一個負面且混亂的訊號。儘管如此，兩名“占中”的領導者卻在遊行後的集會中上台發言，而他們所提出的“消極抵抗”策略卻主導了運動。運動的參與者被要求平躺在地上以排練“非暴力”的手段去對抗警察的鎮壓。這種所謂的“甘地精神”是出自於“占中”領導者對於印度獨立鬥爭片面而膚淺的分析和理解，印度反英殖鬥爭的勝利，有賴於大規模群眾運動、全面性罷工、農村起義、群眾公民抗命、以及各地反殖民主義革命的國際浪潮。這些鬥爭都沒有因為聖雄甘地的“非暴力”原則而自縛手腳。（何況甘地也支持有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以抵抗國家機器的鎮壓。）

“占中”領導者沒有考慮到親政府團體日益嚴重的威脅，他們很可能會成為警察鎮壓行動的前鋒。社會主義行動不提倡暴力，我們強調良好的組織和群眾運動中堅實的紀律是最有效的抗爭方式。這包括在民主監督下組織糾察力量和巡察行動以作自衛。我們亦呼籲香港的工會承諾假如政府採取暴力行動或鎮壓“占中”時發動罷工與之對抗，就像2013年土耳其群眾運動中公共部門工會所做的那樣。

意義重大的諸多問題

“占中”領導者發起智能手機“公投”遇到很多人的批評，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是批評者之一。雖然他亦有呼籲群眾投票，他認為過於強調投票而掩蓋了參與遊行。其他一些人走得更遠，“公投”所設定的三個議題中有兩個都暗示著接受提名委員會的存在。〔三個議題分別為：１）提名委員會代表性應予提升。（！）　２）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　３）行政長官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這次“公投”包括網上投票，以及在元旦遊行的維多利亞公園起步點設有實體票站，在實體票站旁，一些青年就議題質詢投票主辦方並呼籲群眾不要投票，因為這將變相贊同其妥協方案。在最後的集會上，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即使沒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可以接受”，隨即被參與的群眾大喝倒采。她的發言顯露了民主黨的小算盤－他們準備以拋棄公民提名作為妥協以換取將來重新設計的提委會。這樣的方案甚至不能稱之為“局部民主”，再一次，民主黨向我們展示出他們的“妥協”其實是變相投降。

正正是泛民領導這樣的倒退令那群揮舞著殖民地旗幟的“本土派”得以立足。這個鬆散的組織活躍於網絡社交媒體，主張與中國大陸區別的香港人身份和自主權，但卻混合了針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責難，甚至指組織元旦大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為“親中國組織”。即使他們參與遊行的人數比一年前要少，但本土派的聲勢卻日漸增長。一個自稱“香港人優先”的團體在元旦大遊行中展示了一個易拉架，上面寫有反內地人的種族主義口號（針對“蝗蟲”），並帶來了一些蕃茄用作投擲。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被“本土派”示威者圍堵和威嚇，但卻並非因為他的黨準備在普選議題上向中共投降，而是由於他協助一名內地新移民婦女就香港政府對綜緩居港年限的訴訟中勝訴。

儘管本土派的力量仍然弱小，但他們力量的增長代表了另一個妨礙反擊中共爭取民主權利和反對香港資本主義當局的鬥爭的障礙。去年十二月，“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攜帶著香港殖民地時期的旗幟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大門。這次只有三個成員以及若干攝影者參與的行動純粹是為了宣傳，但實際上卻為對抗中共統治的鬥爭帶來了反效果，中共的媒體和宣傳機器借用這次事件全力渲染香港的民主鬥爭是“親外國”的。但同時，我們亦全力反對對這些示威者（他們的行動是和平的）的逮捕和很可能隨之而來的嚴懲，而且必須指出的是，對這一示威的批評很多是來自於泛民的高層，為的是藉此抹黑“激進示威”方式。

矛盾的是，我們看到右翼種族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的團體都在親中國和親香港的陣營中出現，而同樣的都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以分化和破壞大型反政府群眾運動。這類團體的出現是由於民主鬥爭中領導力量的真空所引發的病症之一。這些團體的核心思想－排外主義－沒有或只遭到很小的反對，因為大多數泛民政黨甚至“左翼”團體都不敢公開挑戰和組織對抗。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通過我們“反種族主義青年”的運動，在這個重要議題上作為少數的聲音去表明我們的立場，通過示威行動和呼籲組織聯合鬥爭以對抗資本主義和獨裁專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政治的緊要關頭，民主鬥爭缺乏領導力量是最為關鍵的問題，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確信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前來並會提出一個必要的政治綱領去建立一個勢不可擋的群眾民主運動。就如我們一直所說，不論在香港抑或中國，這場鬥爭的關鍵力量是工人階級和青年人，並且必須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假如群眾在“2017之戰”中再次被出賣將引發爆炸性的反彈，反對占統治地位的右翼泛民主派領導以及整個政府。

反中共獨裁的鬥爭不能與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分割開，香港的富豪一直與中共專制狼狽為奸以保護龐大的既得利益。社會主義者將當下為爭取僅僅是部分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運動與持續的運動想結合，以表明得到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尊嚴體面的生活都必須要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元旦遊行後：泛民妥協　民主黨投降

今年元旦遊行，大會民陣宣稱有3萬人上街，數字比去年的13萬人驟然下降。梁振英的統治下民怨沸騰，特首民望淨值只有- 46%，而中央政府清晰表示不會接受公民提名，會篩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候選人，為政改一役揭開序幕。政治氣候驟變，在混沌無序、錯綜複雜的局勢下，民主派無心亦無力號召群眾反抗，泛民陣營內的政治矛盾亦變得尖銳。

占中三子猶豫不決

政改諮詢展開後，占中三子猶豫不決，沒有積極動員反抗，也沒有推進占中的具體策略。“和平占中”原本宣布不會參加元旦遊行，並且會將占中拖延至2015年3月舉行。這將令未來占中的議題繼續淡化，更難動員群眾參與。群眾對年復一年的遊行感到疲憊，難免失去信心。民陣發言人楊政賢指：“市民認為遊行已無用，希望用更激進或高層次手法表達意見……”如果民主運動中有強而有力的領導，提出清晰進取的抗爭綱領和策略，可以鼓動更多群眾元旦上街，準備動員更有力的行動。

但是，“和平占中”卻在元旦遊行日舉行政改公投。公投的方案玩弄細節，半遮半掩地推行妥協的議程。這是占中三子進一步妥協的徵兆。

公投項目包含三項議題：

1)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予提升
(預設議程：承認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順應了泛民妥協派擴大提委會、保留小圈子提名方式的方針)

2)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應設篩選機制

3) 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預設議程：公民提名“元素”，意味著可以接受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由提委會篩選。)

最後，有6萬多人通過手機、上網或親身到維園遊行現場投票，當中64%來自手機程式投票，大多數人均支持三項議程。建制派（例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故然無視投票結果，指其沒有參考價值；對支持民主的群眾來說，這也不過是一場不能凝聚民意的鬧劇。

此外，在元旦遊行後的集會裡，戴耀廷強調占中參與者要竭力避免暴力，並列出“和平理性”的守則，包括被警察拘捕時，要蹲下雙手放上頭上，表示不會反抗。社會主義行動同樣不支持個人暴力行為，但我們需要組織動員挑戰政府的群眾運動，如罷工、罷課、罷交稅等，而非占中三子宣揚的象徵式反抗。

公民提名 + 提委會確認 = 公民推薦

在遊行里，除民主黨外，各泛民政黨都打著“公民提名”的旗號，但同時接受小圈子提委會並存。甚至是激進民主派“公民提名，不可或缺”的訴求，亦是留有一線，願意保留小圈子提委會的提名方式。提委會的提名權力一定遠遠凌駕其他提名方法，令官商權貴享有更大的提名權。甚至提委會會划走由公民提名產生、但不“愛國愛黨”的候選人。

在元旦遊行一周后，真普聯公布普選方案，提出“三軌制”的提名方法，包括提委會提名、政黨提名和公民提名，而後兩者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予以確認。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委會確認，實則上等同接受小圈子的篩選，與建制派所講的“公民推薦”無異。再者，建制派只需要千多名官商權貴支持，即可通過小圈子提委會入閘，遠較公民提名容易。這猶如特權分子享有通關的特快通道，違背了平等被選舉的原則。

即使真普聯的“三軌制”已經是妥協的爛方案，但民主黨提出更倒退的立場，在1月9日發表聲明澄清，指三軌制並非缺一不可，暗示可以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可見此黨已走上投降的不歸路。而元旦集會期間，民主黨劉慧卿亦在台上表示，公民提名並非不可或缺，當時被群眾以噓聲回應。愈來愈多人看穿民主黨希望可以與中共達成交易，旦求自己能入閘參選特首。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在1月11日《明報》撰文表示，民主黨劉慧卿、新民黨葉劉淑儀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如可一起成為特首候選人，必然獲得公眾歡迎，“也許可以破解當前提名問題的悶局”。

真普聯由泛民妥協派主導，對民主黨的立場自然得過且過。在公布方案的新聞發布會上，召集人鄭宇碩最初表明三個機制缺一不可，並多次重申三軌是一個整體。然而，在1月10日鄭又改口風，表示記者會上從沒有說過三軌“缺一不可”。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指，三軌制是否缺一不可，由政改的占中公投決定。不難想像，屆時的所謂“民間公投”又如元旦公投般，預設妥協的議程，方便泛民主派公然放棄公民提名。

真普聯包庇民主黨，可見這個泛民妥協派主導的賊窩，讓政客互相掩飾其叛賣群眾的行為，並不可能在當中推進民主抗爭。泛民妥協派的其他政黨，如公民黨、民協和工黨等，希望由民主黨當“擋箭牌”，躲在民主黨背後走妥協之路，這些政黨都準備妥協。據報道，民主黨內有人埋怨：“沒理由次次都犧牲民主黨、其他泛民不出聲…”

“進步民主派”接受真普聯方案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隨後召開記者招待會，指控民主黨違背了真普聯的共識，要求該黨退出聯盟。但是，兩黨卻接受真普聯的妥協方案，沒有提出提委會的“確認”程序等同篩走公民提名出來的候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必須指出，唯有直接要求廢除提委會，才能享有平等的公民提名權。

《基本法》的鳥籠

學民思潮提出“全民提名”的方案，即由350萬人組成提名委員會，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最進取的方案，成為了元旦遊行的焦點。然而，學民思潮始終強調，真正的公民提名是可以符合《基本法》，不會挑戰現存體制。他們沒有告訴群眾一項事實：如果不打破基本法的框架，不挑戰中央統治的權力，並不可能爭得真正民主。

不少與中聯辦關係密切的高官，例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都表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在1月10日，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就出席了一個閉門午宴，指《基本法》已經非常明確、清晰規定提名委員會的職權，任何削弱及架空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精神。可見，真正的公民提名，而非目前真普聯提出的“公民推薦”，在中央的法制內是不容許的。

《基本法》由英殖時期的資本家與鄧小平下的獨裁者制訂而成，最後的解釋權亦在大陸的人大常委，以確保箝制香港的民主運動。中央政府向來“法為己用”，曾經以人大常委決定兩次否決普選。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更引用《基本法》18條，如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府可命令香港實施中國法律。如果香港的民主鬥爭威脅到大陸統治，基本法和解放軍可說是同一級別的鎮壓機器。

現在就需要向群眾解釋，如果《基本法》不容許真正普選，我們不應受制於法制框架，應該將之打破，並且以新的人民議會取代權貴控制的立法會。

本土派崛起的危險

打著反大陸人旗號的本土派有崛起之危機。元旦遊行當日，約30名“反蝗蟲”隊伍參與民陣的遊行大隊，沿途高呼“左膠賣港賊”等口號，以大香港民族主義攻擊社會主義行動。

此外，“反蝗大行動”有100多人由修頓球場遊行至政府總部，主要攻擊最近終院裁定內地人申領綜援的“七年限制”違憲，亦以“反殖民、反赤化”等口號，將大香港民族主義精緻地包裝起來。本土派遊行隊伍遇上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蔡耀昌在綜援“七年限制”一案里，幫助內地新移民打官司，因而被本土派人士圍堵，最後需要受警方保護下，衝上的士離開，混亂中蔡耀昌疑被紙牌擊中。

12月，本土派組織“香港人優先”舉著港英旗沖入中環解放軍駐港總部，被軍方人員阻止。其後，該組織四名人士被逮捕。這行動為整個民主運動帶來反效果。大陸官方媒體誇大這次的行動，並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勾結外國勢力”，製造加強鎮壓的藉口。但同時，該行動是和平的，我們必須反對逮捕或檢控四名示威者。

由於泛民領導的失敗，不少激進青年不再信任傳統民主派政黨，而有可能將希望投放在本土派身上，將之視為更激進的反獨裁力量。然而，這些大香港的民族主義主張排拒內地人，只會分裂中港兩地的群眾運動，削弱反抗中共的力量，並為打擊整體工人福利的論調護航。另一方面，建制派趁著群眾對民主派失望沮喪，伺機推動大量親中建制勢力發展，例如“愛字堆”和“保衛香港運動”等，當中有些是極端的大中華民族主義者。現時，港獨與親中兩派民族主義勢力的對立，令左翼和民主運動陷入更複雜的局面。

2014年的政治任務

泛民主派進一步背叛，在欠缺左翼運動的出路下，反動的右翼勢力有崛起的危機。如果群眾在2017年的普選路上再度被右翼泛民欺騙，將會製造更大的政治反彈。社會主義行動在2014年民主鬥爭的路上，會繼續提出徹底的民主訴求，以及推進更有力的抗爭策略。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運動註定失敗，民主抗爭與反資本主義運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政治氣候混沌的時期，建立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群眾政黨，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明報撤換總編　AM730廣告被抽起

2014年，面對民主抗爭運動枕戈待旦，中共與特區政府業已打響前哨戰。梁振英政府民望江河日下，深陷統治危機，管治威信蕩然無存，連最後一根稻草的壓力也承受不下。在新一年，梁振英要收復輿論陣地，“敢抓敢管、敢於亮劍”，即便是媒體不時的“小罵”也讓他食不下噎。香港在世界的新聞自由排名已經連續兩年下跌，從2011年34位跌至2013年的58位。

新年伊始，政府明目張胆破壞新聞自由。《明報》傳出，疑因其一連九天頭版報導港視發牌風波，觸怒梁振英權貴，任職兩年的總編緝劉進圖因而被粗暴撤換，並安排一名馬來西亞藉人士掌管編採業務。《明報》的立場近年愈趨親建制，在前年特首選舉期間，劉進圖被認定為“梁粉”，多次延遲報道梁振英的僭建新聞。但梁振英似乎連這樣的報章也容不下。

此後，再有報導指，由中原地產董事施永青所創辦的免費報紙《am730》，懷疑亦因其編採方針，被兩至三間中資財團在未有解釋原因下，統一地抽起廣告。施永青指，被抽起的廣告份額超過1,000萬元，報章每年盈利約1,000至2,000萬。施永青本身是地產霸權一分子，《am730》亦非反對派報章，只是有些民主派人士在此報撰寫專欄，例如公民黨余若薇、人民力量劉嘉鴻等。

私人媒體為求牟利（或者那怕只是為求苟存），極為依賴廣告收入，因此廣告客戶對該行業的報導方向和立場有著極大的影響力。隨著中資財團在香港影響力愈來愈大，不少報章老闆與內地人大政協關係密切，甚至本身就是這些高官，專制爪牙更容易以國家資本侵蝕新聞自由。基於政治因素扼殺新聞自由，卻被包裝為“商業決定”。例如，眾所周知《蘋果日報》多次在碼頭罷工期間批評李嘉誠，李氏於是抽起所有壹傳媒的商業廣告。

《明報》老闆背景

《明報》大股東張曉卿是馬來西亞第九富豪，身家超過100億元。張曉卿旗下的世界華文媒體， 在馬來西亞的六分華文報章中持有四份，包括《星洲日報》、《南洋商報》、《中國報》同《光明日報》，占據當地整個華文報章廣告市場超過七成的份額。這些報章的立場都親建制，並曾經因為淡化六四報道，支持香港國民教育，引起當地華人反感。

根據《主場新聞》報道，張曉卿創辦的常青集團，根據集團網站，形容公司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的總投資額近20億港元，其商業活動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2011年中，貴洲省僑聯曾指出，常青集團擬在貴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中馬產業園區，張曉卿並親身到當地考察，簽訂合作框架協議。

只有掌握財力的老闆才有資源控制媒體，代表工人發聲的媒體故然無立錐之地，連立場靠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媒體亦難以生存。在“自由市場”和官商勾結的陰霾下，反政府的媒體不是被絞殺，就是被收編。

在資本壟斷下，私營媒體要麼造成無線電視式的一言堂大，要麼就如今次財團以商業手法干預編採方向，永遠不能確保編採自主和新聞自由。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台），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由根據群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這才能確保職能可以不受干擾，切實監督政府，如實地反映社會的真相。同時，假如民眾認為公營媒體的報導偏頗或失職，可通過民主程序，隨時罷免編輯委員，確保媒體能如實反映民意。

支持傳媒工作者抗爭

去年，內地報章《南方周末》因為被中宣部抽起一份《憲政夢》的文章，激起記者罷工一星期抗議。明報員工組織了關注組，發起聯署尋求外界支持，可見員工堅守新聞自由的底線。相反，傳媒老闆往往為了金錢利益，往往在關鍵時候放棄編輯自主。例如，親北京的旺中集團去年欲收購台灣《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曾一度與旺中集團達成交易，準備將公司出賣至台灣富商，令蘋果員工感到被背叛。只是後來兩方談判破局，最終達不成交易。可見，站在前線捍衛新聞自由的，不是媒體老闆，而是傳媒工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記者組織獨立工會，以罷工對抗政府和財團扼殺新聞自由。

五千人遊行聲援受虐外傭Erwiana

中午十二時，眾多的印傭和菲傭團體，聯同香港各政黨和團體，先在修頓球場集合，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群眾高叫“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等口號。到達警察總部後，隊伍於門外呼叫口號，要求警察檢控雇主，還Erwiana一個公道。期後，隊伍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合。大會宣布是次遊行共五千人參與。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遊行，舉起橫額：

“Justice for Erwiana! （為Erwiana討回公道！） No violence, No racism! （反暴力，反種族主義！）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途中我們派發傳單，與外傭討論資本主義政府如何與商家聯手打壓工人的權利，縱容中介公司謀財害命，大行其道合法地剝削外傭。她們非常支持廢除中介公司制度，支持立法八小時工作制，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家務傭工，並且提供宿舍讓外傭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Erwiana除了在身體上被虐待至嚴重受傷外，雇主只准許她每天睡四小時、從來沒有休假、以及扣除她所有工資。當她被虐至重傷以致不能工作後，雇主便立即把她辭退，並送回印尼老家，行為可恥卑劣！這件事只是整個香港的冰山一角，反映了中介制度、“兩星期條例”等歧視性制度，令她們即使飽受欺壓甚至虐待，也因為害怕失去工作而不敢發聲。此外，強制僱傭同居除了剝奪了外傭的私人空間（如雇主突然要求晚上工作），亦令受虐待的外傭不能遠離施暴者。Erwiana的事件爆出後，令更多外傭勇於站出來揭發雇主的惡行。

我們認為，除了要求檢控虐待Erwiana的雇主外，曾拒絕協助受害者的“兆暉中介公司”應被立即停牌，然後進一步！

廢除歧視外傭的“兩星期條例”
廢除剝削外傭的中介制度，外籍家務勞工由公共部門直接聘請
取消強制僱傭同居，每年興建50,000間公屋，本勞外勞共享
建立不分種族的戰鬥工會，共同爭取權利：八小時工作、提高最低工資，外勞與本勞一視同仁，反對種族主義！
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

香港去年罷工：工人階級意識甦醒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雖然被資方擊敗，但工人的抗爭意志卻啟發了其他行業的工人敢於罷工，爭取改善工資及工作環境。高鐵地盤罷工、太古飲料廠罷工和日出康城三期的地盤罷工，都與碼頭罷工不無關係。幾場罷工的都是技術工人，薪水與最底層的工人相比都較高，更有信心團結一致挑戰資方。但外判制度的剝削，加上極高的工時，令他們處於奴隸式的生活。

有組織的罷工是跟資本家抗爭的有力武器，可以部分停止、甚至全面癱瘓企業運作，展示企業的真正主人是工人階級。政治罷工更是社會激烈變革不可或缺的鬥爭手段，威力遠高於遊行集會。罷工運動發展過程中，工人從經驗可以迅速學習到階級鬥爭的，工會意識乃至階級意識可以幾何級地提高。就如碼頭罷工爆發一星期後，李嘉誠置若罔聞、態度強硬，令工人開始認清到，敵人不只是騎在頭上的經理，也是自己的大老闆。

廢除外判制度、恢復集體談判權、建立戰鬥工會，都是香港工人當務的重要任務。

高鐵地盤

200多名高鐵地盤工人於2013年8月31日罷工了一天，導火線是承建商禮頓建築當天早上的通告，宣布工人遲到五分鐘將扣減工資，並要求工人在隧道里用膳。

工人的不滿還包括工作環境的惡劣，大部分工人在溫度極高並且空氣污濁的地底隧道長時間工作，沒清潔的食水，工人患病和工傷被忽視。

最後，承建商宣布取消遲到早退扣錢，亦准許工人吃飯時離開地底，在隧道外用膳，並承諾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工人才結束罷工，但改善隧道工地的空氣質素的具體方法仍不清楚。

太古飲料

太古飲料約300名運輸工人亦於2013年10月3日展開了一天的罷工，因資方擬將運送汽水工作外判，及準備對早前曾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司機作處分，資方5年來未有增聘人手，而運輸工人因人手短決而須預早時間上班負責行內稱“執水”的執貨工作，即將貨品搬上貨車上。

工人運輸工人不滿公司將運貨量大的業務外判，削減了他們的佣金收入。

運輸工人全體罷工，加上兩輛貨車堵塞門口，運輸服務一度癱瘓，令全港的大量餐廳和店鋪的飲料供應受影響，以增加其談判力量。

罷工當晚，資方表示同意工會的三點訴求：遇上交通意外而被解僱之司機復職 ；取消沙頭角業務外判，及；運輸工人不用負責執水工作。然而第二和第三點未有落實時間，只表示在2014年內儘快執行，工會則急急在午夜時分宣布解散罷工。

屋宇署

屋宇署約100名員工於2013年10月31日，中午罷工一個半小時，並舉行集會，要求立即增加前線員工以應付不斷增加的工作。

長期人手不足令未處理的已發出清拆令個案不斷增加。積壓的個案從2009年的3萬宗暴增至2012年底的5萬千宗。去年度因業主拒絕執行清拆令而發出的檢控卻比2007/08年度少30%。

政府的“肥上瘦下”做法令前線員工壓力日增，經常被迫於星期六、日，甚至假日加班。2011年起，大量技術人員不再續約。

工會要求增加人手500人。罷工過後，發展局於11月底則只向立法會申請190個常額公務員職位，卻包括一個常額助理署長職位掌管強制驗樓部，涉及的每年開支約227萬元中竟有173萬是用以支付該名常額助理署長的年薪。該申請將於明年二月被處理。

日出康城3期地盤

約100名工人於2013年11月17日發起罷工，並堵塞地盤出入口。事源地盤的二判公司聲稱資金周轉不靈而破產，拖欠逾兩個月合共約900萬元薪金。

這是繼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後，李嘉誠旗下的企業又一次被牽涉及在內，長實發言人則指事件是二判淮輝工程與大判亮雅發展之間的糾紛，與該集團無關。

罷工開始兩日後，只有約一半工人已領取全數欠薪，故仍有40名工人在地盤罷工。翌日即11月20日，被工聯會控制的工會的代表、大判公司和勞工處進行會議後，罷工卻在亳無成果下被結束了。大判公司“承諾”約80名工人於填寫欠薪資料及出勤紀錄，給予勞工處核對後，儘量支付9月至當時拖欠的薪金，總共500萬元，即並非真正承諾。勞工處則向工人派發破欠基金申請表（因二判公司申請破產），而申索上限只有3.6萬元，故不少工人擔心未能全數追回薪金而未有交回。工會則指會給予大判一兩日時間考慮墊支欠薪，如大判不回應訴求，工會將再商討下一步行動。跟其他被少數官僚解散的抗爭運動一樣，這“下一步行動”於罷工結束後從未出現。目前仍未有消息指其餘當時未取得欠薪的工人於其後能取回。

低薪工人組織起來

近月，美國低薪的快餐店工人進行了罷工，爭取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是底層工人抗爭的。香港的飲食業工人、清潔工、保安的平均年齡愈來愈低，可見青年的就業和晉升機會每況愈下，而外判制度令工會組織薄弱。但同時青年入行，如果能夠組織起來，會為這些領域的工會注入力量。年青工人需要建立戰鬥工會，團結工作零散化下的受害者，切實參與抗爭。

工會的民主

在罷工爆發後，如果工會都有召開大會，與工人討論出清晰目標，會更能增強團結力，但工會並沒有這樣做。而工會領袖應當就談判結果諮詢工人，並投票決定，令工人日後更有信心建設工會、參與行動。但工會欠缺民主，與資方達成協議後，在晚上甚至午夜時急急宣布解散罷工，令不少工人憂慮訴求未能達成。工會讓工人發表意見，民主決定罷工訴求和策略，不是奢侈品，而是抗爭成功的必要條件。

政治罷工

在占領中環運動中，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工人罷工是更有力的抗爭手段，威脅資本主義政府的運作。工會應該立刻鼓動工人組織起來，提高工人政治意識，未來切實參與民主抗爭（包括占中）。每場帶來社會變革的民主運動，一定以經濟訴求號召工人支持（解決貧窮、增建公屋、退休保障等），才能成功。而只有工人組織起來領導民運，反專制的抗爭才能走得最徹底。

實際窮人147萬　打工仔越做越窮

大堆數據可能會令人眼花撩亂，每個基層勞動者的切身困境才是貧窮最真實的反映。12月1日，職工盟發起爭取工會集體談判權的遊行，許多普通打工仔都是帶著自身經歷，憤憤不平參與鬥爭：

參加示威的馮小姐任職診所職員，現時工時過長，每天工作朝九晚八，每周一至六上班，並且過去四、五年來一直凍薪，根本追不上瘋狂上升的物價。她表示作為一個勞動者，一個工人的聲音太薄弱，希望能夠透過更團結的工會運動，爭取標準工時及加薪。

作為保安導師的馮先生，入行四十三年，是保安工會的一員。他提到，現時保安行業的工時是極需要改變的，一般保安每天工作十二小時，加上上班通勤的時間，一天就是超過十四小時，根本不能夠擁有合理的家庭與個人生活。而雖然政府實施了最低工資，但工人沒有集體談判權之下，老闆可以肆意巧立名目，譬如取消飯鍾錢、減少有薪假期等手段，壓低工人工資。

除了本地工人，遊行亦有外勞工會的參與。來自菲律賓的Feliza，在香港當家傭二十多年，到今天的工作待遇依然十分不人道，她說她每晚都是要睡在地板上，毫無私隱可言。因此，她希望能夠讓工人爭取合理工資外，亦能爭取外地家傭能夠獨自選擇居所的權利。更表示樂於與本地工人一同抗爭，以示工人階級的團結。

港府於九月發布了《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更同時訂立出本港第一條的貧窮線。根據政府數據，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作為標準，全港貧窮人口為131萬，占總人口的18%！其實，將貧窮定義為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當中一人貧窮線月入3,600港元、二人家庭為7,770港元，標準實在低得可憐。若果將福利輔助計算在內，官方貧窮數字仍高達102萬，貧窮率為15.2%！梁振英更直指：“當局不可能滅貧……滅貧目標是不實際也無必要……”

政府劃出貧窮線的目的，似乎是炫耀扶貧“政績”。政府誇口福利政策令到近30萬人“脫貧”，但實質上這占貧窮人口不到四分之一，可見扶貧政策一直是杯水車薪，更不用說所謂“脫貧”只是個不溫不熱的超低標準。在政府眼中，財爺曾司長月薪36萬隻是中產，個人月入4,000元卻不算貧窮！

政府在貧窮狀況報告中，刻意將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在開支內，製造舒緩貧窮的假象。“計算一次性寬免措施如公屋免租、關愛基金的非恆常現金福利轉移後，貧窮人口降至八十萬五千人；再計算公屋補貼後，窮人剩六十七萬四千人。”

再者，貧窮線以上不代表能夠負擔合理的生活開支，政府的標準根本形同虛設。香港城市大學與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的共同研究，計算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開支，推算出全港未能負擔合理生活水平的貧窮人口高達147萬，比官方數字高出45萬！每5個人就有1個貧窮，16,000人一日無法吃足三餐，4萬多人沒有足夠禦寒衣物，猶如第三世界地區。

要解決貧窮問題，我們需要增加失業和傷殘援助金、直接落實增建公屋至五萬、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與通漲掛鈎等公共政策，並將財團私營的地產商、銀行、媒體及公共事業公營化，由工人民主控制自己的經濟。

為什麼政府不去做？原因很簡單，財團商家對工人的剝削可以有一百個“合理”理由，但要向有錢人征重稅，將資金投入公共開支，來應付民眾的合理生活水準，卻是萬萬不能。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有錢人的制度！

政府和資本家不會容易就範，工人要實現這些訴求，一定要切實進行抗爭。在低工資的行業先組織起來，特別是年青工人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加強工人階級的團結，是當務之急。

大香港民族主義的危機

近年，反大陸人情緒再度升溫。右派民粹政客爭相高呼“本土優先”，並將矛頭指向菲律賓外勞。這趨勢的背後是什麼？左翼應如何應對？

在中港經濟融合的政策下，港資為了從大陸市場牟取暴利，迅速將市場轉向迎合大陸消費者的需求，服務大陸的中上階層。市場經濟不受規劃，只會盲目追求利潤，大陸國內龐大的資金涌流至外地市場時，造成供應與需求的不平衡。再者，資本家刻意製造供應短缺，從而投機炒賣產品和服務。生活消費品價格飆升、基本服務資源短缺乃至生活空間縮窄，令中港兩地的勞苦大眾都感到困苦。

“大陸人搶奪資源”？

自由行政策帶動了大陸旅客來港消費，抬高了零售業、地產業等企業利潤。繁忙地區鋪租高昂，只有做遊客生意的超級市場、珠寶店和藥房才能承受，令香港居民埋怨生活需求受到忽視。同時，自由行的消費帶動了通漲，生活消費品價格高企，加劇貧富懸殊。中港基層人士都同時受害，獲益的只有零售商和地產商。

“搶奶粉潮”就是一例。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大陸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因而造成大陸人來港的搶購潮。大陸人對生活消費品的龐大需求，造成市場供需的不平衡。奶粉商有意識地強化市場不平衡，例如耗資廣告洗腦，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製造需求；又恃其寡頭壟斷地位，迫使零售商以卑劣手法控制供應。奶粉零售價格被大大抬高，而水貨市場正是商業投機下的產物。（詳見：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0期）

擠擁在鬧市的大陸旅客和邊境車站外的水貨客，成為了民粹政客針對的對象。右派排外政客散播“蝗蟲搶奶粉”的言論，將資本家投機炒賣造成的經濟困局，渲染成大陸人製造的禍端。

同樣，大陸人在國內得不到基本生活需要，較富有的中上階層自然求諸境外。香港的財團看準這個商機，而政府亦縱容基本生活設施私有化，以利潤為先的服務不能滿足需求，造成學位和床位不足現象。

大陸醫療質素慘不忍睹，又經常濫收費用，大陸孕婦尋求香港質素相對較好的醫療服務。醫療產業變成人命生意，迎合大陸市場，孕婦產子費用高達10多萬元，甚至提供由安胎至產子的一條龍服務。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僅得GDP的2.8%，而政府政策長年助長私院侵蝕公院資源，令公立醫院的床位比97年還要少1,000張。此外，參考本刊《終院裁定申領綜援“七年限制”違憲》一文，亦可見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是資源短缺的原因。

危險的文化優越論

尤其是受到97亞洲金融風暴打擊，因而失去過往優越地位的中產階級，甚至在英殖經濟繁榮時待遇較優厚的工人階級，都容易產生懷緬英殖統治的迷思。泛民主派不時讚揚英殖的“法治人權”，亦強化了這種幻想。民怨沸騰而苦無出路，民眾對港英時期的幻想逐漸變成反大陸人的情緒。

本土派經常打著“保衛本土文化”的旗號，強調香港文化之優越，鼓吹區隔大陸人以免港人被溝淡。同時，他們指控中共在香港實行“殖民”政策，像西藏和新疆將漢人移植而侵略經濟和文化，因此區隔大陸人是為了保衛“自治權”。這技倆將大香港主義精緻地包裝起來，列寧在1914年早就提及過這種“精緻的民族主義”：“精緻的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聽的藉口下，例如在保護‘民族文化’利益、保護‘民族自決或獨立’等等藉口下鼓吹無產階級實行分裂。”《腐蝕工人的精緻的民族主義》列寧

雖然香港本土派目前尚未成為納粹組織，但其論調與不少歐洲新納粹組織一脈相承。在歐洲經濟崩潰的情況下，歐洲弱國的新納咎岢�强忍K�治，反对欧洲强国进行经紡洺民，覇TＮ饋白災穩ā比グ�装背后极端民族主义议倡HⅫ/p>

此外，香港本土派攻擊大陸人的語言、文字和文化侵蝕香港，形容簡體字為“殘體字”。在歐洲亦有極右排外政黨，例如英國“捍衛英語聯盟”會抹黑穆斯林人溝淡白人血統，要求驅逐他們出社區；意大利“北方聯盟”則指控意大利南部人的文化被阿拉伯國的移民溝淡，要求北方擁有“獨立自治權”。這些黨派在議會內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亦打壓左翼和工會運動，煽動種族對立而分化底層工人階級。

社會主義者捍衛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權利，亦支持少數民族的本土文化和自治權利，但這必須建基於工人階級不分種族的團結鬥爭，共同反對壓迫者的統治制度。鼓吹種族撕裂只會分化反抗的群眾，助長資本家和獨裁者的壓迫。

人質慘劇案 – 反菲種族主義

此外，反菲種族主義亦是另一危機。2010年，港人於馬尼拉發生人質慘劇事件，眾多港人對菲國政府和警隊深痛絕惡。直至今天，由於總統阿奎諾拒絕向死難者家屬賠償道歉，態度囂張跋扈，進一步激起港人的仇菲情緒，甚至有受害者家屬要求梁振英要“強硬起來”，對菲國實行經濟制裁。11月香港大學進行了民意調查，訪問港人對16個國家及地方的觀感，當中港人對菲律賓人及政府的觀感最差，90%港人對菲律賓政府表示反感，32%人稱對菲律賓人反感。

然而，各黨派為了收割民粹政治資本，提出各項措施制裁菲律賓。人民力量提出最“激進”的措施，要求停止輸入菲國外藉家勞，直接打擊菲侓律賓工人飯碗。公民黨和民主黨則提倡杯葛菲國產品等較溫和的政策，不敢支持人力的方案。兩個溫和中產政黨並非為了保護菲律賓工人的飯碗，只而是為了避免為中產雇主帶來不便。在11月分，人民力量陳偉業提出無約束力的法案，要求政府制裁菲律賓措施，在建制泛民兩派“團結一致”下，在立法會大比數通過。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這反動的議案。我們支持死難者家屬得到合理賠償，但經濟制裁措施若果實行，首當其衝的會是菲律賓勞動人民，而非菲國總統和警隊。例如，經濟封鎖造成菲律賓企業利潤下降，但菲國資本家會合理化裁減工人和壓低工資，甚至造成物資短缺而價格飆升，出現投機炒賣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制裁措施會在香港會瀰漫一片仇菲情緒，加劇菲港群眾的對立，讓港府分而治之，打擊港菲工人的權益。要記得，當年人質慘劇案發生的翌日，曾蔭權政府宣布凍結外藉家勞的最低工資。我們絕不能輕易被政府的分化技倆矇騙。

中港區隔不是解決方案

由於生活睏乏和經濟不景，而香港的工會和左翼力量薄弱，受壓迫的中下階層未能找到抗爭的出路。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范國威等民粹政客，以“香港人優先”的旗號將自己包裝成激進的新選擇，在群眾中有一定的迴響。9月，這兩人連同其他本土派人士，於《明報》、《都市日報》登聯署廣告，指責“新增人口實在太多”，建議政府實現“源頭減人”以解決房屋問題核心。這是徹頭徹尾歧視大陸人的論調。

本土派提出的“中港區隔”是不切實際的，只要兩地仍是資本主義統治，即使香港“獨立”，中港商家為求牟利仍會繼續跨境通商，打擊勞苦大眾的利益。依靠收緊入境人口限制，是不能解決經濟融合所帶來的中港矛盾。就如實質上“獨立”的台灣，資產階級的馬英九政府為了營商利益，都竭力促進兩岸通商，務求打進大陸市場。

“中港區隔”這種排外論調，將資源不足歸咎於外來人，為掠奪99%資源的資本家轉移視線，然後迷惑窮人為1%的餅碎內鬥，只會淪為“地產霸權”和“財團壟斷”的幫閒。真正解決之道是打破盲目牟利、令資源分配失衡的資本主義制度，以民主委員會監督消費品價格，調查消費品投機的情況；以民主委員會控邊境人口流動，擺脫以錢為先的人口管制政策，並公平分配公共資源。

右翼民粹肆虐　左翼的出路？

大香港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冒起，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領土；另一方“愛港力”等愛國流氓組織，則是中華民族主義論調的代言人，強調國家需要維穩，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擊左翼組織權利，反對工運團結爭取福利，為專制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未來政局陷於複雜境地。

傳統泛民黨派無能力挑戰獨裁爭取民主，加上泛民社運屢次出賣群眾運動（解散反國教運動），在強而有力的左翼領導缺席下，激進中產和青年感到苦無出路而鼓譟起來，繼而尋求右翼民粹為“激進”道路。強化獨立於泛民主派的激進左翼力量，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群眾工人政黨，不是陳義過高的理想，而是當前鬥爭生死攸關的任務。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為此目標奮鬥！

食環署洗太平地　連串檢控街頭藝人

從1月20日開始，政府縮減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由每周開放七天，改為只開放周六、日。不少街頭音樂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然而，食環署在殺街前後“洗太平地”，連串票控街頭表演者。1月19日殺街前，國畫藝人梁小姐在行人專用區被檢控，而在1月22日，SMS樂隊和雄樂館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亦被票控。

行人專用區的封街後遺症

西洋菜南街行人路狹窄，但人流眾多，恢復通車後，不少行人被迫走出馬路，人車爭路情況嚴重，險象環生。此外，現時電訊公司的推銷員把攤檔放在行人路邊，阻街情況進一步惡化。

不少藝人移師至旺角東天橋繼續表演，以致觀眾人數大幅下降，但環境比以前更為擠迫。

無理檢控街頭藝人

1月19日（星期日）傍晚，“保衛旺角行人專用區行動”成員之一的梁小姐，如常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擺設檔攤。在沒有任何預先警告下，梁小姐突然被四名食環署人員拘捕，然後帶回旺角警署。她被票控“無牌小販”和“阻街”兩條控罪，沒收攤檔物資，並將她帶回警署。梁小姐並沒有涉入金錢交易。

當時，梁的國畫攤檔只有約2米乘2米，擺放在路旁位置，根本不構成阻街。況且，當日食環署的行動只針對數個一人的攤擋，對其他人數較多的攤檔則沒作出任何檢控，可見署方針對勢單力薄的個人藝術者選擇性執法！

梁小姐是內地國畫及美術教師，對國畫藝術有一股熱誠。她幾年前來到香港，但因其內地文憑不受本地承認，所以不能在香港當美術教師。梁小姐沒有學歷，唯有於茶餐廳兼職維生，在空餘時間於旺角行人專用區擺檔，繪畫國畫和寫生贈予途人，為的是推廣藝術。由於收入不穩定，她在租房時屢屢受業主歧視，現在只能居住板間床位。

梁小姐的攤檔面積細小（見圖），亦沒有涉入任何金錢交易，但警方正式落案起訴梁小姐“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及“沒有牌照而販賣”兩條控罪。她不岔被打壓，否認控罪，以100元保釋離開。但十多件攤檔物資則被扣留，包括台凳、推車、畫具等。直至2月25日上庭抗辯，才可取回。

此外，在殺街後，不少樂隊（例如SMS）被迫移師至旺角東行人天橋表演。SMS樂隊、雄樂館樂隊在旺角東天橋表演期間，分貝機標示聲量並無違反噪音條例，但警方仍然以《噪音管制條例》第400章第5條，無理票控樂隊成員TONY。

抗議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將於1月26（星期日）下午三時，由旺角行人專用區遊行至旺角警署，抗議警方無理檢控街頭藝術家。同時，我們要求政府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保留藝術公間。

■ 撤銷所有對街頭藝人的檢控

■ 立即恢復行人專用區每周開放七天

 ■妥善管理規划行人專用區，設立噪音管制，劃分表演區，採用發牌及輪流機制

■ 開放公園和休憩用地，開放更多公共空間予藝術表演和政治活動

■ 禁止大型商業機構霸占用地  

再有抗議行動，為外傭爭取公義

23歲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受虐打事件發生後，香港外傭發動了一連串的抗議，特別是14萬人的印尼人群體。1月19日，約5,000名家傭與其支持者遊行，要求討回公道，並結束限制外傭自由和權利的嚴厲法律。1月26日（星期日）將會再有抗議，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印尼領事館。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這次遊行的聲明：

立即取消僱傭同居限制！
廢除吸血中間公司，要公共聘用制度
團結鬥爭，反種族歧視，反資本主義
 Erwiana Sulistyaningsih的受虐事件震撼全港，令香港“現代奴隸制”的真面目成為國際媒媒的焦點。今次事件開始激起了社會對外傭的同情和支持，民眾打破了政府和資本菁英的種族分化，這可以說是外傭今後爭取工人權利和法律保障的轉捩點。外勞占全港勞動人口10%，外勞的抗爭若果勝利，足以增強全體工人的力量。

Erwiana的慘劇打開了媒體和很多民眾的眼睛，讓各位認清現時外傭聘用制度之惡。政府就如獄卒一樣，死守苛刻的“僱傭同居限制”和“兩星期條例”，嚴重限制外傭的自由和法律權利。最近一項調查顯示，58%的印傭曾經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經受到身體虐待。今個月，兩名印傭抹窗期間墮樓身亡。事實上，很多家傭都不敢拒絕這些危險和無理的工作。

政府竭力淡化自己在Erwiana事件中的罪行，裝作“第三方”旁觀者。我們是不會被騙的！事實上，正是政府的政策製造了虐待案的土壤。整個制度該當受到譴責，必須徹底改變。

現時外傭聘用制度的設計，是用以最大化地剝削外傭，視之為廉價和馴服的勞工。這符合那些有錢人（香港真正決策者）的利益。他們為了保護龐大的利潤，反對福利制度 – 全民公共托兒和護老服務，而轉向剝削低薪外傭以提供這些服務。

團結抗爭，反對種族歧視

社會主義行動是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部。從馬來西亞到美國，我們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社會主義的戰鬥組織。我們曾積極參與幾場反種族主義、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統治者以種族主義掩飾自己制度的失敗。在居港權議題上，香港右翼政客攻擊外傭；在馬尼拉人質事件上，利用外傭作為國際政治衝突的棋子，在工人階級之間製造分化。只是本地工人和外傭之間團結抗爭，才能贏得真正的變革。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取消“僱傭同居限制”，容許家傭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對於爭取標準工時的鬥爭至關重要。香港的平均居住面積是全球最細。政府堅持僱傭同居，是要維持傾向地產商傾斜的房屋政策，避免為人民建立可負擔的房屋。我們亦要求廢除中間公司，並以公共控制的非牟利聘用制度取而代之。我們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建基於虐待和不公義、令一小撮人致富的制度，另一個選擇則是與建基於公眾利益、以民主控制的制度。資本政客就如非民選的港府般，永遠利潤行先，而社會主義是完全相反的！

團結、鬥爭

在港外傭的鬥爭是全球女性抗爭的一部分，反對種族主義法案，這些法案在世界各地愈來愈嚴重。可見，有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可見向資本家和政府反擊。此外，有需要為工人階級的替代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讓多數人得益。為爭取外傭權利的持續抗議，以推倒現時不公義的法例，愈來愈能夠爭取普通港人的支持。就像從前的奴隸主一樣，港府在壓力下是可以被迫妥協的，工人階級團結抗爭就是出路！

數千名外傭促結束不公平法例

在港的外傭憤憤不平。1月26日，超過4千名外傭和支持者再次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壯觀遊行。

Erwiana事件不僅觸發了大型遊行，更重燃了女性外傭旳戰意。她們為自己在今天不公平的僱傭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公義吶喊。這場示威運動動搖了種族“區隔牆”，這道牆由政府架起，用以區隔和排斥外傭，以維持其超額剝削。以前，外傭抗議往往受到本地港人冷待，但現在有更多港人關注。

今次遊行主辦單位為“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是外傭組織、工會和聲援團體的聯盟。今次和上周（1月19日）的遊行都吸引了大量媒體關注。

“這只是運動的開始，而不是一次性的抗議。”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鄧美晶表示：“印尼女工、家傭都意識到，社會現在已開始關注她們，而且愈來愈支持她們的目標，即是基本的權利，還有法律保障。”

香港有31萬名外藉家傭，來自印尼的占差不多一半。她們工時非常長，又被迫與雇主同居，很多時都沒有自己的房間。標準工時、晚上的私人時間、私隱，對外傭來說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Erwiana殘酷受虐的事件震驚了香港，令更多外傭敢於發聲指控她們雇主虐待。

“我們沒有選擇，要賺錢寄回我們家鄉，我們一定要來這裡。”遊行至印尼領事館的Lia表示：“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是很好的工作地方。在印尼，我們每月賺得少過1千港元，但在這裡做家傭的人工差不多高四倍。”

但即使如此，外藉家傭的工資仍然十分低。香港外傭每月的最低工資為$4,010，相比之下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為$30一小時，若以典型的每周48小時計算，每月最低工資為$6,240。很多家傭每周工時高達60-70小時。

運動發展起來

顯然，在過去兩星期，外傭的抗議運動發展起來，並且信心大增，提出針對香港和印尼政府的明確訴求。除了為Erwiana討回公道（其雇主被起訴連串虐待，並在1月22日保釋），星期日的遊行亦要求三個領域上的法律改變。

此外，外傭團體亦要求“自決是否僱傭同居”，容許家傭可以選擇外出找居所。

鄧美晶表示：“為什麼政府這麼強硬，不容許自決是否外出居住？這個訴求十分合理。這不是政府開支的問題，而是進行社會控制，要令外傭置於極度弱勢。”

現時的抗議亦針對惡名昭著的1,200間中介公司。在1月26日的遊行里，這顯然是印傭面對的首要問題。一提到關於中介公司，她們的憤怒水平顯然提升。招聘公司鮮有受到規管，而且普遍有實行不當的習慣：過度收費、假帳戶、無視投訴，收起例如護照等文件。

與“兩星期條例”一樣，高昂的中介費令外傭即使遇上差劣的雇主，都不敢辭職，因為她們要再付費用，成本倍增。法律上，中介公司只容許收取外傭月薪10%的費用，但正如《南華早報》報道：“現時香港的費用是$28,000，大約是工人月薪的7倍，高於法律限制的70倍。”

印傭工會（IMWU）的示威領袖Sringatin向《英文虎報》表示：“印尼政府迫我們借貸，以及通過中介公司找工作。我們的護照被沒收。投訴不被鼓勵，我們不容許轉雇主，直至完成付款。”

增大壓力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外傭的抗議，以及她們非常合理的訴求（參考我們聲援的傳單）。在印尼領事館外，鄧美晶向遊行隊伍發言，表示支持她們三個主要訴求，並支持團結鬥爭以擊倒政府。社民連的梁國雄亦發言，他是唯一一個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印傭工會（IMWU）、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香港職工盟亦有發言，其中職工盟呼籲外傭加入工會。

清楚的是，勞工處和港府面臨的壓力正在增加，針對其嚴厲的外傭政策和歧視性法例。Erwiana受虐的醜聞令香港本地人改了看法。外傭感受到廣泛社會上更大的支持和同時，現時是時候將壓力升級。未來數周將會是將抗議運動升級、贏得更多普遍港人支持的重要時刻，兩種壓力結合起來，可以迫使港府退讓。

“政府想我們閉嘴”

“我有兩個孩子和雙親等著我供養。我必須每月寄錢回家給他們；如果我不養他們，誰會？這就是為什麼我繼續撐下去。”Nisa自零八年來港工作，她的故事解釋了千千萬萬的印尼女性離鄉別井到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打工的原因。Nisa在香港的首個雇主非常刻薄。她被雇主用語言，有時甚至身體上的暴力對待。她選擇默默忍受，留在這個可怕的地方工作，是因為中介公司高得離譜的收費。“就算我被她（前雇主）侮辱，我也需要完成那兩年的合約，因為一旦我轉工，就是違約。中介公司會要求我重新再付一次中介費，那相等於我七個月的薪金。”

筆者訪問了四位來自印尼的女性外勞，Nisa、Eny、Lanny和Lia，她們已經在香港工作五至十二年了。她們為了養家，在香港曾經歷過艱辛的日子。她們四位正在積極參與“為Erwiana討回公道”運動。在短短兩星期之間，運動已經發動多次抗議，以及數千人遊行，要求停現時外傭的聘請制度、中介公司吸血鬼的剝削。

Lanny在港工作了八年。她對印尼政府不負責任的回應態度尤其震怒。“政府只想我們閉嘴，說會付錢給Erwiana的家人，然後要他們和所有的外傭閉咀。政府從不在乎我們的性命！”

國際特赦組織形容外傭的困境是“現代奴隸制”。她們幾乎沒有任何私人時間和私隱，超長的工時令她們無可能有八小時休息。因為“僱傭同居”制度，老闆可以隨時要求她們工作。中介制度令她們只有極少權利轉換工作。

“我曾在洗手間做功課。。。”

Lia在香港工作七年。跟很多其他外傭一樣，她需要每月寄錢回鄉，同時她在香港自付報讀一個電腦的文憑課程。在她的第一份合約工作的家庭里，即使有多出一張床，家中的婆婆也不准許她睡床，只能夠睡在客廳的梳化。“一天晚上，我正睡到一半時，她突然在床邊扯我的腳，叫我下床，然後要求我以後只准睡沙發。”Lia唯一可以做學校功課的時間，是每天完成工作後，即是午夜十二時後，但她不准開客廳的燈。“最後我唯有在洗手間做功課。因為那裡是唯一他們不知道我做什麼的地方。”

Nisa的第一名雇主經常語言上侮辱她，叫她做“白痴”、“死蠢”，這樣的侮辱天天發生，長達兩年，甚至連雇主的兩個小孩也有樣學樣，用相同的態度和字眼對待她。

對於這些外傭來說，早上六時開始工作是平常事，很多人需要工作至午夜。尤其是因為“僱傭同居”的強迫性制度，她們等如24小時待命工作。Nisa憶述她的第一個雇主說：“那時是凌晨三時多，我在客廳梳化熟睡中，突然被老闆叫醒。老闆當時很生氣，她說她女兒的一件衣服洗得不夠乾淨。她要求我立即起床從頭再洗…凌晨三時！”幸運地，現在Nisa已經脫離這些可怕的日子，找到一個正常的雇主。

她同意廢除強迫性“僱傭同居”的制度，讓家務勞工自決是否與雇主同居。“我有些朋友每天工作十八小時，就是因為這強制性法律。”

每天二十小時工作

Eny第一份工的家庭住在元朗。一開始，她的雇主要求她到距離三十分鐘的一間獨立屋打掃，這代表老闆違法，要求她替兩個雇主打工，若果被揭發，雇主可以被檢控。每天Eny要由早上六時工作至凌晨二時──二十小時工作和不夠四小時睡眠時間！

她的老闆經營燒烤場生意，曾經要求Eny幫兩個雇主打工後，又要她幫忙在燒烤場燒食物。這不是任何家務勞動，完全違反法例規定！她不能承受極長的工作時間和環境，所以她在工作六個月後決定辭職。但後果就是她被迫重新繳交中介費，這等於是失去她工作半年以來的所有工資！十四個月的工資被扣走，這還不是奴隸制嗎？

踢走中介公司！

所有印尼的家務勞工都必需透過中介公司到外地工作，否則她們的合約不被承認。這是政府刻意的一項政策，去縱容1,200間“販賣”外傭的中介公司合法地牟取暴利。菲律賓政府沒有這項條例，因而菲傭相對地幸運。每介紹一位印尼外勞來到香港，中介公司就能賺取$21,000港元，這通常是她們足足七個月的工資。一些中介甚至被揭發收取外傭比上述更多的額外費用！

Nisa說，中介制度欺騙所有外勞。“所有人必須到中介中心找工作。我曾被迫付錢上一些教導如何成為家務勞工的‘訓練課程’。”但這些課程根本是不必要的，中介公司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手段，讓它合法地索取更多額外收費。而即使你付錢完成課程，中介也不會保證你會找到工作。

中介公司一直惡名昭彰，過度收費和發生問題時不負責任非常普遍，但外傭一旦簽約，便不能要求轉換公司。正正是這些吸血中介公司，令眾多外傭在受到雇主虐打、被扣薪、扣假期時，都不能反抗。在Erwiana事件的醜聞爆發後，更多外傭勇敢地走出來，為對抗不公義而抗爭。現在最急切需要的，是透過工會組織起一場戰鬥性的運動，並與社會上其他的工人階級連繫起來，共同戰鬥。

訪問韓連山：“進師盟”參選教協理事

由韓連山、等人組成的“進步教師同盟”，準備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選舉將於2月21日至3月14日進行投票。教協坐擁9萬教師會員，但長期在民主黨政客的主導下，工會怠於抗爭，未能為教師爭取權益。進師盟的參選，有機會為教協帶來新氣象。社會主義行動記者特意與“進師盟”成員韓連山進行電話訪問。

記：進師盟的參選目的是什麼？

韓：我們是一群教協會員，看到教協最近處理教育和政治議題的事務上，與會員期望愈走愈遠。因此，我們組成“進步教師同盟”，討論如何改善教協會務。經商討後，決定派19人參選2014年的教協監事會，希望監督理事會工作，改革監事會不足，要求會務公開透明，讓會員有更大發言權；在理事問責、教師專業、教育生態、民主政治方面，希望改善得更好。

政府在教育改革時，教師的權益受到挑戰：工作量增加，職業不穩定，入職困難，只有朝不保夕的短期合約，但教協力度不足，未能維護教師權利。

記：在教師權益方面，你們有何看法？

韓：教協立場要更硬淨，向教育局爭取權益，問題是可以改善的。就如小學縮班殺校的慘況，政府殺了一百幾十間學校，令教師們流離失所。教協一直聲稱爭取小班教學，但只有叫喊口號，看著學校每年被殺，數千教師失業，教協卻沒有和教育局攤牌，讓政府殺校成功，在殺校後才推行所謂的小班教學政策。

從另一面看，教協與教育局合作得好。未來中學都會有殺校情況出現，但現時教協維護權益的力度並不足夠，否則教育局不會如此猖狂。

在林慧思事件上，教協最初立場曖昩，只將焦點集中在老師言辭過激過火，但不看林老師行俠仗義，抱打不平，對她十分不公道。到見到社會迴響很大，很多人支持林慧思，教協才能另外一些聲明。我們“進師盟”也不認為講粗口是對的，言辭不當是犯錯，但焦點不應在那裡。相反，我們應該教導學生，遇到不公義時，應該採取林老師的立場。

在反對國民教育科上，教協一直非常被動，只要求再修訂指引。修訂後教協認為指引有進步，所以在反國教上放軟手腳足。後來反國教的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直至教協不得不加入後，教協才加入反國教大聯盟，但始終是後知後覺，作為一個工會，是要不得的。

記：你們的選舉工程如何進行？

我們正在以網頁和文章宣傳，並在教協會所樓下派單張，讓教師聽到我們的聲音。未來，我們希望舉行諮詢論壇，目前選委會未答應，但“進師盟”自己無論如何都會舉辦，並會邀請所有候選監事來辯論，辯論會公平公正公開，讓會員決定投票意向。

勝算方面，很難講，要看宣傳攻勢、會員關注度，而且會員可能出現慣性投票取向。

另一點我要澄清，坊間說我們奪權、搞內訌，我們並非這樣。監事會並沒有權力的。會務運作是由理事處理，監事只是給予意見，在會務上提醒理事。權力不在我們手上，也不在張文光“薪火相傳”名單的10人手上。權力是在會員手上的，會員有權去投票選擇能讓會務進步的監事，教協並非私器。

記：未來會否參選理事？

韓：這要看將來發展。如果理事非常長進，可以改善會務，我們就沒有必要參選。如果來屆理事會也達不到我們的期望，相信其他教師會員都會有意見，去組成另一內閣參選理事。

記：如何增大教協力量？

韓：一個接近9萬人的工會，如果立場堅定，力量是可以很大的。但教協多年來採取溫和路線，與政府多方面合作，領導會員方面則做得不足。會員會否企出來爭取，很視乎領導人的風骨和能力。如果工會有領導力，不是次次和政府合作，你是有工具要求政府退讓的。

工業行動，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但教協自1973年罷課後，之後基於種種原因，一直走溫和路線，都沒有強硬的行動。工會應該在適當時候採取工業行動，要改善教師權益，這是一個有力的武器。

回應《熱血時報》抹黑社義行動籌款

近日，《熱血時報》試圖大肆抹黑社會主義行動，指控我們在眾多議題上發聲、以及在社運活動上籌款。以下是我們的回應：

撈政治油水的是“熱血公民”

社會主義行動在各項社會議題上積極行動，符合我們理念的議題都會全力參與，對抗社會上的不公義。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新工人政黨，自然要從街上小額募捐，爭取勞苦大眾的支持。我們旨在建立有民主架構的組織，讓普遍群眾自身參與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參選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承諾若果當選只會領取基層工人的薪金，將其餘收入會捐予社會運動。這與立法會議梁國雄（長毛）的做法一樣。“熱血公民”的黃洋達在2012年參選立法會時，並沒有提及這一承諾。

相反，“熱血公民”要建立的是圍繞一個“政治明星”的宗派集團，只容許追隨者為首領搖旗吶喊，但不能參與組織的決策。《熱血時報》年用120萬，恃著坐擁龐大資金，操控網上輿論機器，到處造謠抹黑其他組織。

政治團體應該以政治活動吸納群眾支持，例如街頭宣傳、出版刊物或支持者捐款等。《熱血時報》沒有信心在政治上獲得支持，就以商業模式運作，製造明星效應，依靠商業產品和廣告收入維生，例如在年宵售價的黃洋達人形公仔，價值竟高達8萬元！將賺回來的利潤供養其政治宣傳，例如免費報紙、網上電台等。這是本末倒置的。“熱血公民”的立場只會隨著市場趨勢左搖右擺。

雖然在一些特定的政治議題上，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有一致的立場，例如指控“反國教大聯盟”解散運動、攻擊民主黨捨棄公民提名、反對真普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妥協方案。然而，《熱血時報》以造謠抹黑和人身攻擊的手段對付政敵，以誇張失實的手法做政治宣傳，務求刺激官能，煽惑支持者淪為辱罵政敵的流氓，不能提高群眾政治意識。

不可以介入國際議題？

《熱血時報》指控社義行動就“以巴衝突”的議題進行宣傳，稱這議題“與香港無關”。“熱血公民”又指控“什麼議題都與你們有關”，可笑的是，你們只有一個議題，就是讓黃洋達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當選。避談一切政治理念，就是你們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行動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在以巴組織名為“社會主義鬥爭運動”。我們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主義，亦反對暴虐的阿拉伯政權。我們提出以社會主義方案解決以巴衝突，支持以巴工人不分種族團結鬥爭，反對統治者煽動種族衝突。我們一以貫之，在香港痛擊“熱血公民”之流煽動族群衝突！

可笑的是，《熱血時報》以為我們只能在以巴兩方的統治陣營之間選擇其一個，可見這群人骨子裡的種族主義之毒是何其之深，在政治上是何其無知。

社會主義行動曾籌款支持我們在南非以至埃及的組織，幫助他們反對資本主義與獨裁鎮壓。對國際主義者來說，這是自然不過的事。《熱血時報》抱著狹隘的大香港主義，不明白任何地方的鬥爭要勝利，都不可能孤立在一個地方/城市，不可能得不到海外群眾的團結聲援。諷刺的是，《熱血時報》在曼特拉逝世時，發表文章讚揚曼特拉的抗爭，但似乎你們不知道這場鬥爭曾經得到全球群眾的支持，包括在金錢上和行動上。

誰是民族主義者？

“熱血公民”經常扭曲左翼分子的立場，抹黑任何反族群仇恨者為“大中華派”、“支持中共殖民”。我們支持中國的地下組織，亦有同志因為反中共而被捕。

社會主義行動是最堅定反中共殖民的團體。我們曾多次到中聯辦示威，支持藏族、維吾爾族的自決權、文化和宗教自由。“熱血公民”自詡反中共殖民，何解在這些行動上，從未見其蹤影？同樣，如果香港大多數群眾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會支持社會主義的獨立香港。然而，我們始終強調，勞苦大眾需要不分族群團結鬥爭，共同打倒中共獨裁政權，才能贏得真正的民主，包括自治權利。相反，煽動種族衝突，只會為中共鎮壓製造藉口。2009年在新疆烏魯木齊，維吾爾族人與漢人爆發種族衝突，中共伺機大力鎮壓，打壓穆斯林的宗教自由。

在2010年，廣州市政協企圖將粵語的廣州電視台改為主要使用普通話廣播，激起廣東省地區人民不滿。社會主義行動參與遊行，反對中共扼殺語言自由，捍衛使用廣東話等所有方言，以及普通話的權利。同時，我們在遊行現場強烈批評“香港人講廣東話　唔識聽就返鄉下”等族群歧視的口號。

目前，香港存在兩派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一方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鼓吹區隔內地人保衛香港領土；另一方是支持政府的“愛之堆”流氓組織，以“愛國”名義強調國家需要維穩。這兩派民族主義雖然表面對立，卻同時打壓左翼的組織權利，為專制獨裁和重商政策製造土壤。

“熱血公民”推祟大香港民族主義，煽動族群衝突。以民族主義對抗民族主義，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只有群眾不分族群和語言共同鬥爭，才能打倒中共這個世上最強的獨裁政權。

訪問黎汶洛：政改何處去？

社會主義行動邀請了學民思潮的黎汶洛，參與以下論壇：

為讓各位先了解“學民思潮”對普選的看法，我們在1月30日跟黎汶洛對談：

記：學民思潮提出“五區總辭”，可否說明一下？

黎：政府不斷拖延諮詢期，令占中運動慢慢被陰乾，所以我們認為應該選擇三至五月期間總辭，七至十月期間進行補選。公投的議題應該是原則性的，例如“公民提名是否不可或缺”、甚至是“公民提名是否需要提委會確認”等等。

有人說，學民思潮倒不如推動在2015年年初公投，並以完整的政改方案進行公投。但是，政府狡猾的地方在於控制補選期。若果在半年前辭職，政府不可能半年也不讓我們補選，這是法律上的限制。

但如果我們在2015年年頭才進行辭職，倘若公投拖延至下年5月，變相公投時限性被破壞。所以，如果以方案公投，變數很多，可能政府提出的方案會玩弄細節，調整數字，混淆視聽。例如，沿用現時選委會過渡的提名委員會，但將1,200人加至1,500人。

記：對民主黨和真普聯的方案分別有何看法？

黎：現階段民主黨的方案，只為自己政黨鋪一後路，讓“阿爺”看穿底牌。我們不知道，民主黨在未來短時間內，立場會否有轉變。現在我們還未約到民主黨會談，所以不會批評民主黨。在會面後看看他們的立場，我們再作回應。

我希望民主黨站在民意一方，與我們團結一起。張文光指我們分裂泛民，但現在看看誰與泛民的立場不同？我不能說學民是泛民的核心，或具有什麼影響力的，但大家理念是相同的。大家都在推動民主運動，當大家都在說“公民提名”時，為什麼你在真普聯里唱反調呢？這令很多市民解不通。

至於跟真普聯會面時，我認為真普聯只是一個空殼，是一個平台讓各政黨各自表述，然後收窄分歧，即是叫各黨讓一步。如果泛民不能在真普聯達成共識，一起通過政改方案也好，一起否決也好，那麼真普聯不如不要繼續下去了。反而將力量放在占中，甚至是街頭宣傳“全民提名”直接平等的選舉。

記：即使真普聯的“三軌方案”保留“公民提名”，都與你們的方案有出入，你們如何推進自己的方案？

黎：有時也挺辛苦的，與政黨討論時，他們都說“我明白”，敷衍我們後，當我們純粹空談，甚至在背後寫文章批評我們。學民思潮會繼續遊說政黨、團體和占中三子，接受我們全民代表提委會的方案。

我們提倡350萬選民組成提委會的方案，實質上令提委會名存實亡。但是他們（泛民）不想那麼前進，要保留提委會，就像學聯前幾天搞了學界公投，竟然連“增加提委會人數”都當成一個論點。

記：那麼學民對《基本法》有什麼立場？

黎：我們的方案自稱，是自稱，符合基法的，包括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我們未至於要求廢除《基本法》。政府叫我們按照框架走，你可以說我們與政府在玩弄字眼，但我們提倡的是直接、平等的選舉模式。

雖然我不認同基本法，例如起草時只有10-20人，但不會要求廢除《基本法》。我們希望有一天官員自己出來解釋：“是，當時《基本法》字詞有問題”，透過官員的口說出來。這是技術上或策略上的論述問題。

記：對占領中環有何看法？

黎：學民支持占中，也認同公民抗命彰顯社會不公義。在反國教時，我們沒有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是“非法集結”的，學民過往遊行都不申請。我們明白並同意這一點。但在實際操作上，占中是否像嘉年華一樣，象徵性占領廿四小時後就散水呢？能癱瘓經濟?

我們希望占中可以癱瘓經濟或社會運作，才能有談判籌碼。若果“占中三子”只是劃分區域去占領，或者短時間占一占就當完成，並符合占中的本質。日後，我們希望繼續與占中三子在技術、人手、資源上再交流。

戴教授不希望我們參與占中，說18歲以下要簽回條。但我要提醒一下，歷史上很多群眾運動都是學生和勞工推動。學民會出席占中，但要看運動本質有沒有變，如果是象徵性的占領，就與我們想要的大有不同。

至於罷課，反國教時大專曾經罷課，但都是象徵式的。我認為，是否推動罷課，要看群眾情緒，如果氣氛高漲，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貿貿然推動，就會讓建制派有攻擊的機會。我對罷課持開放態度，有需要時應該發動，但重點還是要看運動的性質有沒有變。

香港：“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為外傭權利發聲

二月九日的香港是個下雨天，雨勢有時甚至頗大，但眾多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尼泊爾的家務勞工依然氣氛澎湃，來到維多利亞公園聚集，為的是參與這個全球的反對針對女性暴力活動－“One Billion Rising（十億人起義）”。紫色是今天的主題顏色，參與者戴上“為公義站起來”的紫色頭巾，跟著英文、菲律賓和印尼語的音樂共同起舞。

“十億人起義”是跨越二百個國家的全球性舞蹈運動，在情人節當天，喚起社會對於強姦和針對女性暴力的關注。這運動由美國一位女權劇作家Eve Ensler發起,其中“十億”代表世界上每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在人生中曾受到強姦或虐打的數字（聯合國數據）。

在香港，這個活動由最近成立的“為Erwiana和所有外傭爭取公義委員會”舉辦。由於香港三十萬的外籍家務傭工只能在星期日休假，所以這場活動改至星期日舉行。現時香港最重要的女性工人抗爭，是反對歧視外傭的僱傭條例。

現時的條例令外傭處於極之不利的地位，於是非常容易能被雇主暴力對待。Erwiana這名二十三歲印尼家務外傭，就是被其雇主殘暴地虐打、禁錮和不給予食物，這事件在被揭發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人們發起連串的大型遊行示威，要求對外傭有更多法律上的保護。她們要求享有不與雇主同住的選擇權利，以及嚴厲打擊那些以販賣外勞來謀取暴利的中介公司。

今天“十億人起義”的活動上，她們再一次喊出這些訴求，在一片色彩燦爛的舞蹈下，台上台下的人一同喊出她們的口號：“我們要公義！”“現在！現在！現在就要！”

亞洲外勞協會（Asian Migrants’ Coordinating Body）的Eni Lestari在台上表示，印尼政府將外勞當是商品。其他發言人則批評香港政府在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縱容著現代奴隸制。代表“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在台上表示，全力支持外勞要求徹底改變現時的制度，“這些政府只為有錢人和財團服務，政府從不在乎工人的性命！一個工人看似勢孤力弱，但眾多工人的團結能使我們有力量迫使政府讓步，改變這個制度，廢除兩星期條例、給我們外出居住的權利、終結中介公司的剝削！”

香港外傭：“是時候組織起來！”

“在港的外籍家傭視Erwiana為他們的縮影。”外傭權益運動老將、在港菲傭工會的副主席Eman Villanueva表示：“她是長期暴力的受害者，但現在她表示自己會抗爭，令她成為許多外傭的榜樣。”

訪問當日，傳媒報導印尼政府官員公布一項計劃，指將在未來數年向香港供應技術工人 － 包括供應駕駛員、建築工人和護士 － 以填補勞動力的短缺（雖然更準確地說，是去滿足香港雇主對更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來自雅加達的一隊隊伍已經正式到達香港，來商討涉及23歲的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的影響。Erwiana經歷數月被傭主有系統虐待和飢餓後，在一月離開香港。Eman表示，印尼政府和香港官員會面，表面上是表示對印傭的“關注”，但實際上是用這次機會談生意，開拓新的勞動力市場。在這時機提出這項計劃，是“厚顏無恥”。像菲賓律和印尼等的較貧窮國家，因為外傭會匯款給自己的家庭，政府主動地鼓勵輸出外勞，以促進國家支出的平衡。

在2014年的首幾個星期，數千外傭女性已經走上街頭，要求為Erwiana討回公道，並將事件擴大為爭取外傭權益的運動，而在筆者書寫的同時，Erwiana仍因為可怕的創傷而留院。這些抗議，和社會上有關這些外傭被超額剝削的正在擴大的議論，代表香港一個重要的形勢轉變。

“這案件牽動了大量情緒。很多的外傭，甚至是那些無加入工會的外傭，也對抗議有回應。這代表形勢已有利於組織外傭起來。”

組織與教育

“這是一個組織和教育外傭的好時機，包括教育外傭，為什麼有被迫勞動存在。”Eman說；“這個案件帶出奴役的問題。在我於香港22年的時間，我從未聽過這樣的事 － ‘現代奴役’這個字竟可用得如此盡致。我們一早就這樣說過。但現在社會和傳媒評論員已經意識到這問題。甚至梁振英也被迫就案件表達意見，說不能接受暴力。”

“我們知道Erwiana不是一個獨立的個案 。只是去年，就有Kartika Puspitasari的案件（Kartika的前雇主因身體虐待她，而被判入獄數年）。這案件令港府十分尷尬，並破壞了其國際形象。”

目前，超過300,000在港外傭面對的問題是私人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強收大量費用，來換取簽署工作合約。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的數月薪水，也因其他的過犯而被各方指責。在今日賺大錢的人口販賣行業里，這些欠缺規管的公司是關鍵部分。

印尼政府和菲律賓政府也實行有助於中介公司的政策，並給中介公司以處理合約的方式，強力地控制外傭。

債務束縛

“如果一個外傭就其工作條件向中介公司投訴太多，中介公司就會拒絕幫助，那這個外傭就會被困在那裡。”Eman表示。“法律只許中介公司收取外傭工作首月的薪水的10%作為費用，約港幣401元，但實際上中介公司收取更高費用，最高可達港幣25,000元。對外傭而言，這就代表無首六至七月幾近無薪工作，類似受契約束縛而必須工作的勞工。”

這個強迫勞工制度曾被英法殖民地使用，是一類債務束縛。據此，窮人，有時是整個家庭也被縛於一個雇主（一般是一個莊園主）下無薪工作一定年期，來作為他們去殖民地的旅費。

“在2006年，菲律賓政府取消中介公司收取的舊的‘職業介紹費’，以‘強制訓練費’代替，雖然這新例也是一樣的，為中介公司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

出外居住權

Erwiana事件帶出另一個當紅的問題，是外傭要求可以選擇出外居住，來代替今日的強制外傭留宿僱工家中。Eman同意這點，香港政府堅持強制留宿的規定，是因為它是對外傭的社會控制，限制他們和社會互動，而不是主要是經濟問題的考慮。

“我們想要靈活性。有些外傭選擇和雇主同住，有些想出外居住。強制留宿也是對香港家庭的不公平規定，許多家庭住於非常小的套房。政府在2003年前採用一個較靈活的方法，容許出外居住，但現在收緊了控制。現在更嚴格執行這項規定，甚至進行突擊檢查！”

現在，外傭的抗議運動的三個主要訴求是，容許選擇是否出外居住、廢除兩星期規定，以及嚴格規管中介公司，包括懲罰過度收費或觸犯其他法規的中介公司。

Eman表示，現在教育是外傭組織活動的關鍵焦點。他相信在今年稍後，Erwiana回港出席其前雇主的審訊時，將是抗議運動的新高潮。

外傭作為香港勞動力的差不多10%，2014的大型抗議標誌著抗爭的新階段。建立他們的組織，更重要是戰鬥工會，並與其他行業的工人階級連繫，這些需求是前所未有地清晰可見。

李慧玲被封咪　新聞自由屢受打壓

香港新聞自由面對新一輪打壓。商業電台“名嘴”李慧玲，昨日突然被解僱，引起媒體工作者及社會一片譁然。上百市民及傳媒工作者昨晚在商業電台外集會，包括商台節目員工、資深傳媒人程翔、碼頭罷工代表和駕院絕食師傅練國等，舉起燭光示意“商台已死”，批評商台要滅聲，香港言論自由進一步縮窄。

容不下溫和的反對聲音

李慧玲在商台擔任時事節目主持近十年，在陳志雲轉任首席智囊翌日突然被辭退，眾多商台員工對李被滅聲表示氣憤。李慧玲經常在電台節目批評梁振英政府，曾經幫助反國民教育、駕院絕食以至碼頭罷工宣傳。由於她站於溫和泛民的政治取向，商台在2004年辭退黃毓民後，容許她擔任主持。近年，聽眾一度批評她立場過於溫和，未能“緊貼形勢”，例如向五區公投運動大潑冷水。但對商台高層來說，她的言論已經過於刺耳。

在去年11月已經由一直主持的早上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被調離，調到傍晚節目《左右大局》，《晴朗》則由時任行政總裁陳志雲頂替。李在當時亦此調動在事前沒有諮詢，揭發陳威脅她若不接受安排就會被解僱。此舉在當時已引起社會各界不滿。對於今次的解僱，李慧玲表示，昨天黃昏才被知會解僱，即時終止合約，而且商台沒有交代任何原因。

商台牌照將於2016年屆滿，有傳政府要商台除去批評梁振英的聲音，作為續牌的交易條件之一。商業電台並非第一次封殺批評政府的節目主持人。2004年，節目主持鄭經翰及黃毓民，因為在節目一直狠批政府，尤其在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懷疑受到背後政治壓力，二人在十日內相繼辭職。

香港新聞自由度連創新低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宗新聞自由被打壓事件，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明報》撤換總編輯、《蘋果日報》及《AM730》被抽廣告等，新聞自由面臨極大威脅。

此外，威普諮詢顧問亞洲區總監伍佩瑩，在去年底的免費電視牌照事件中，曾作“吹哨者”，踢爆特首梁振英與行政會議審批免費電視牌照時，扭曲顧問報告原意，指政府發牌猶如“造馬”。發牌事件後，伍佩瑩的總公司被投訴，令她早前“被離職”。《壹周刊》報導，投訴信批評伍佩瑩“站在公眾一方”、“質疑顧客(特區政府)”、“違反顧問生意規矩”。這秋後算賬事件，是政府干預言論自由的又一例證。

“無國界記者”昨日公布最新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排名連續三年下跌，由去年第58位下滑至61位，在12年間下跌43位。香港記者協會指，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已低於台灣、南韓、南非等地，而早前港大民調顯示，港人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由09年的74.6%跌至去年的27.1%。

罷工反封咪　媒體要公營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商業電台打壓李慧玲，並全力支持傳媒工作者捍衛言論及新聞自由的抗爭。抗爭行動需要升級，商台員工若果以罷工24小時作開端，將更有效迫使高層讓步，撤回封咪的決定。

香港新聞自由所受到的威脅，一方面是今次商台及《明報》的粗暴政治干預，另一方面是企業實行經濟施壓，抽起《蘋果日報》或《AM730》等報章的廣告。要保證真正的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媒體應當民主公營，這絕非指要將媒體交到政府手上（像大陸的中央台），而是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在港尋求庇護者占領社會服務社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開始，約一百名尋求庇護人士占領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發起靜坐抗議。今天是抗議的第四日。本網記者探訪新成立的“難民聯會”。服務社受政府資助，作為社福基金幫補尋求庇護人士的房租，並提供緊急食物援助。可是，補貼的水平極低，難以想像任何人能依靠這些津貼維生！服務社沒有履行職責，妥善運用津貼金，令五千個尋求庇護人士積壓著越來越多憤怒。

來自孟加拉、中非共和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和斯里蘭卡的示威人士，向本網記者表示，無人對服務社有半點信心。其中，有人在港申請庇護超過十年，但法例禁止他們在港工作。而且，社會福利署所分配的津貼金是直接繳至業主或食品供應商手上，尋求庇護者自己從來沒有發過一分錢。他們就是這樣，被迫在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忍受煉獄般的生活！

一位來自斯里蘭卡的泰米爾難民向筆者表示，他最近才從監獄釋放出來，在十八年來香港最寒冷的冬天裡，連續七晚露宿街頭。最後，他告訴社福署職員，如果無人幫他尋找容身之所，他會“做點事”令自己回去監獄，至少那裡可以有容身之所。

事實上，國際社會服務社早已惡名昭彰，觸發過憤怒爆發。《南華早報》於去年八月報導，一班尋求庇護人士擠進屯門一個由豬欄改建、缺乏食水和熱水淋浴的地方。國際社會服務社營運此“貧民區”，負責人向難民們表示“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一人在飲過被污染的水後送進醫院，令這醜聞曝光。

政府給國際社會服務社的撥款，在2012年高達二億三百萬，原意讓服務社運用這筆撥款，向難民提供食物及容身之所。可是，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世代下，可怕的外判制橫掃香港以至全球，是次事件成為另一例子。政府以價低者得的原則將服務外判，從而“節省納稅人的錢”。可是，政府庫房坐擁7,340億，相當於GDP的36%，卻不願投資於社會服務。政府將服務分隔，從而逃避對在港難民困境的責任，免受公眾批評。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是“非牟利”機構，總部位於瑞士。“難民聯會”指，這機構剝削在港難民，尤其是操控政府規定的“十天緊急食物津貼”，將每月$1,200元的資助金額扣除至$6-700元。聯會不排除當中牽涉犯罪行為，要求政府徹查。此外，占領者亦要求服務社立即公開食物分配的價目表，但遭到拒絕。

組織“難民聯會”

全球的尋求庇護者都遇上生活困境。但與很多其他國家相比，港府的難民政策是更為不人道的，需要迫切的改革。團體Vision First的Cosmo Beatson解釋，近年尋求庇護者一連串的抗議行動，成功迫使政府改進，並實施了輕微但重要的改善措施。自2004年後的數年，沒有難民完成過申請個案，但自2012年以來，由於該團體、難民與媒體持續向政府施壓，50個案例成功獲得處理。“難民聯會”要求，難民在辦理申請手續期間應該享有工作權，並以超市現金券取代現時不公平、不透明的食物津貼制度。現時，尋求庇護者約被發現非法工作，可被判監15個月。

占領香港社會服務社辦事處的行動，顯然很有協調和紀律，是受歧視群眾組織起來，向不公義又專橫的當局反擊的好例子。社會主義行動探訪占領者，表示支持，並邀請他們到會議講述抗爭經歷。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外判制，要求政府恢復直接管制難民服務處，而部門需要全面的民主控制。

停止向Satinah執行死刑！

約40名外勞及其支持者聚集於灣仔沙特阿拉伯領事館外，就當地印尼外勞Satinah Binti Jumadi Ahmad的死刑案件發起抗議。該案的死刑斬首處決將在未來幾星期內執行，示威者要求寬大處理。

Satina是沙特阿拉伯當地接近400萬名的外勞之一，她被裁定於2007年謀殺雇主。就像許多前往波斯灣國家的印尼外勞一樣，她堅稱犯案前遭到雇主一連串的施虐。沙特是一個極端壓抑的封建國家，殘告壓迫當地的婦女、少數民族和多數的外來工人階級。因此，當涉及基本的法律權利時，像Satinah的女性外勞必然是處於被壓迫的最底層。

在當地的監獄中，有27名來自印尼和140名來自菲律賓的外勞等待處決。現代的奴役的現實曝露在鎂光燈，全球共有1.5億外勞被販運地世界各地，作為廉價勞動力而遭到剝削，例如於索契冬奧運和多哈世界盃（當中造成了185名尼泊爾建築工人殉職）等面子工程之上，也有從事家務勞動，在不穩定的條件下日以繼夜地工作。

香港的示威者高呼“Save the Life of Satinah!”（拯救Satinah！）、“Justice for all migrant workers!”（為所有外勞爭取公義）。對於印尼政府和其他政府的無所作為，她們感到憤怒。

Satinah的案件是一宗悲劇。在2010年由於王室的干預而推遲執行死刑，容許她的家人和印尼政府給予被殺者家屬贖金以換取赦免，總額為700萬沙特里亞爾，即190萬美元（約1,450萬港元）！印尼政府已經設立了財政募捐，但至今只籌得該數額的一小部分。

組織抗議的香港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說：“由於印尼政府未能籌得贖金，Satinah即將被處決。”幾位組織代表也在集會中發言，包括AMCB的Eni Lestari 和印尼外勞工會（IMWU）的Sringatin。社會主義行動的 Vincent Kolo 亦發言表達了支持。

在港難民抗爭　得到愈來愈多支持

2月14日（星期五），在港難民連續第四天占領社會服務社（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向國際社會服務社抗議，行動得到愈來愈大的支持。國際社會服務社總部位於瑞士，受到港府每年2億元的資助，但經常引起尋求庇護者大量投訴。

其中一名占領者身處太子辦事處一樓，向窗門外空地的支持者叫喊：“我們被當成動物般看待！但我們團結起來，展示我們強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現狀的。”該機構分配予難民的食物遠少於政府規定的金額，因而受到很大關注。

在星期五晚上，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親臨太子辦事處，向占領者致敬，並承諾會與廉政公署等機構會面。超過60名示威者聚集於太子辦事處，《蘋果日報》及《無線電視》明珠台都有採訪。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占領行動，並要求改善難民的權利。我們反對政府將難民服務社瘋狂外判（例如ISS），主張所有福利部門應當置於公共民主控制。社義行動成員正致力協助是次占領行動，並在實務上支持新成立的“難民聯會”，包括提供擴音器、中文的示威牌及橫額，以至聯絡中文媒體。難民需要更大支持，如果施壓力量在未來升級，可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大讓步。這將代表所有在港工人和受欺壓者的勝利。

“普教中”政策：扼殺語言文化自由

近日，教育局將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又突然將網站上普教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缺點刪除。教育局刻意貶低廣東話的地位，似要為普教中政策造勢，逐步在學校強行“推普廢粵”。由於中小學現已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普教中”政策本是畫蛇添足。在國民教育洗腦科後，中共再次企圖操控香港教育政策，普教中被認定為“國民教育2.0”。群眾不忿大陸攻打擊香港獨有語言文化，激起強烈的抗拒意識。

學生淪為“白老鼠”

2000年，教育局的“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發表的一份《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 － 改革建議》，當中寫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普教中政策早已推行，政府在國民教育科語常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於2007年宣布，撥款港幣兩億元，從2008年9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4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每年有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參加，共 160 所中小學參加上述計劃。在國教科一役，政府聲稱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推行，但在銀彈攻勢和政治壓力下，令學生根本無從選擇。今天，政府再用同樣手段推普教中政策，惹來學生的反感。

教育局網頁上，被問及普教中是否能提升中文能力，回答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未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改善語文能力，但政府先斬後奏，當學生為白老鼠，背後的目的不是為了教育，而是政治性的。

政府並非首次將學生當實驗品。90年代初，政府不顧師生和家長的反對，強推母語教學政策，令大部份中學非中文相關科目的教學語言由英文轉為中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幅下降，令時任教育局局長孫明揚都不得不承認政策失敗。最後，教育局轉回讓學校自由選擇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最後無疾而終。

凍結“普教中”政策

社義行動支持學習不同語言（包括普通話）的權利，但在十年母語教學政策失敗後，政府今天再次在未有充足研究和準備下，急急推行普教中政策，扼殺學生的選擇權，目的只是為中共煽惑愛國主義服務。我們要求教育局立即凍結“普教中”政策：在現正推行普教中政策的學校里，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應該有權自決是否繼續執行。此外，在未有詳盡研究並獲得師生家長認同前，停止將這一政策擴散到其他學校。此外，政府亦應加大教育投資，改革現時千瘡百孔的語言教育制度。

一刀切的語言政策

大陸政府的語言教育政策向來官僚僵化，普教中政策只是一個例子。在西藏和新疆，中國以大漢民族主義壓迫少數民族，迫使他們學習漢語，暴虐的壓迫語言文化自由。中共不但不能如其所願，收復離心離德的少數民族，反而造成激烈的社會衝突。90年代之後，西藏許多學校的藏文授課班被取消，除了藏語本身之外，其他課程全部都用漢語教學。在西藏和新疆，由於高等院校只用漢語為教學語言，少數民族的學生為了升學，被迫學習漢語。2012年11月9日，數千名學生在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上街和平示威，高喊“民族平權”、“語言自由”等口號，要求藏語成為學院的教學語言，結果組織抗議的學生旺秋多傑在去年被判監四年。

“大國崛起”下，中國除了擴充在世界上的經濟影響力，更要擴充文化影響力，控制社會輿論。自2004年以來，中國政府總共花費5億美元在“孔子學院”。孔子學院雖然以漢語教育和文化交流為名，但事實上卻灌輸擁護中國的意識形態。如今，大陸政府在香港重蹈覆轍，將可能引爆族群矛盾的計時炸彈。

今年一月，加拿大大學教師協會在網站上呼籲加拿大各大學和學院校終止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協會執行總監托克批評：“孔子學院本質上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機構，限制討論中國政府認定有爭議的話題。”

世界各地的語言教育政策，都相對中國的具彈性。在星加坡，所有學校均以英語為首要語言，然後根據族裔學習自己的語言，包括華語、馬拉語和塔米爾語等。在瑞士主要有三個族裔（法裔、德裔、意大利裔人），學校會以相應的本土語言教學。在高年級的班別，學生會學習其他語言。例如，德裔學生會在GRADE3學習英語和法語。

大陸政府譴責高舉港英旗的示威者“煽動港獨”、“分裂祖國”，但自己箝制香港政治和文化自由的政策，正正就是助長這種論調的幫凶。社義行動反對舉港英旗的反智行為，我們不是“保衛祖國”，而是因為港英政府與大陸政府一樣，從來沒有捍衛本地的語言文化自由。

舉港英旗捍衛粵語？

在英殖時期的60年代，港英政府刻意貶低中文地位，除了華文報章的輿論不受重視，中文的地位被邊緣化，任何與政府有關的文書，亦必須以英文書寫。倘若要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投訴，只有寫信給《南華早報》方有實效。當時，香港高中生只能升讀英語授課的香港大學。統治階級有意限制學習英語的普及性，排除勞苦大眾在外，加強社會的階級分化。

直至1970年代中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需要控制華語媒體的輿論，才被迫確立中文的法定地位，達至今天相對的平權。今天，舉港英旗的本土派高舉港英旗幟，聲稱要“保衛粵語”，但可笑的是，今天中文的法定地位，不是靠港英政府賜予，而是前人反英殖政府的抗爭贏回來的。

正因為社義行動捍衛語言的平等權利，所以才強烈反對“本土派”倡議的文化優越論。這種妄言廣東話優於普通話、謔稱簡體字為“殘體字”等族群歧視的論調，實則上是中共橫蠻政策的另一面鏡子。

社義行動支持不分族群、語言和文化共同抗爭，打倒中共民族壓迫的語言政策。唯有打倒中共獨裁和資本主義，才能結束這種官僚橫蠻的統治。

近百名示威者參與排外遊行

2月16日，近百名示威者參與名為“尖沙咀驅蝗大行動”的排外遊行，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著廣東道遊行，沿途指罵自由行旅客，期間兩批人多次發生推撞。團體“熱血公民”、“香港人優先”都有參與。

反自由行示威者打著煽動族群仇恨的口號，包括“大陸蝗蟲打橫行，港人塞住無得行”等。反自由行示威者沿途於各大名店停留，向店內大陸旅客重複叫喊“蝗蟲！”，令多間名店要拉閘鎖門。遊行前，示威者聲稱會向大陸旅客噴殺蟲水，但最後沒有發生。

另一邊，除了有親中團體“愛港之聲”廣東道新港中心擺設街站，宣傳“歡迎自由行旅客”外，亦有“保衛香港運動”高舉中國國旗到達現場，與本土派示威者隔著鐵馬對峙。

政府為了摧谷旅遊業的利潤，推高鋪租樓價，大力推動自由行政策。由於欠缺強而有力的左翼力量對抗政府的重商政策，本土派示威者利用群眾反對財團的忿怒，將之扭曲至族群衝突的民粹方向。例如，“旅遊賺咗幾十億，市民幾時有得益”、“陸客購物一團團，錢銀俾曬大財團”等口號，都夾雜著反財團的意識，將族群仇恨精緻地包裝起來。弔詭的是，示威者打著“反殖民”的口號，卻高舉代表殖民統治的港英旗。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為開發大陸市場的“中港融合”政策，包括自由行政策。這些政策只為令旅遊業界和地產商得益，加劇貧富懸殊。但本土派將矛頭指向大陸旅客，只會為背後既得利益者轉移視線，並將大陸群眾推向支持政府的一方，分裂兩地的群眾運動。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講過，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本土派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與親政府的愛國派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對抗，等同抱薪撲火，引火自焚，危害香港的民主運動。

當務之急是重建左翼運動，將矛盾指向中港資本融合的真正元兇 － 政府和財團，才能抑制這種排外意識。

法院頒布禁制令　打擊難民占領行動

由數百名尋求庇護者及難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連續七天占領ISS-HK太子辦事處。今日高等法院頒布禁制令，勒令占領者撤離場地。

ISS-HK在二月十七日（星期一）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打擊占領行動。司法系統再次曝露其階級歧視的本質，同時禁止未經許可的抗議人士進入ISS-HK福利辦事處。ISS-HK是國際社會服務社的分部，總部設於瑞士，但實際上是以“有限公司”註冊的。ISS在2006年投得每年2億300萬港幣的政府合約，承包香港約5千名難民的支援服務。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成員鄧美晶表示：“法院的判決一如既往靠攏財團。去年，碼頭工人罷工也曾面對過類似打壓工人的判決。”

十七日晚上，“難民聯會”成員召開會議，決定在翌日繼續新一輪的抗爭。

“我們不是停止鬥爭，只是改變策略。”一名占領者Raymond說：“法院的判決反映出，ISS-HK正感受到壓力，且未來感受到的壓力會更大。”

占領人士不滿ISS-HK剋扣每月的食物津貼、提供不合格的房屋等瀆職行為。在上星期，難民正式向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ISS-HK。

“全港基層和工人都應全力支持參與占領的難民。”鄧美晶說：“我們聽到很多難民控訴，，ISS-HK沒有履行責任。這社群被嚴重壓迫，但他們堅決的勇氣和鬥志大大激勵了我們。”

“香港難民聯會”開了一個新的Facebook專頁，請“Like”及“Share”幫忙宣傳。

“香港難民聯會”到ISS-HK 灣仔總部抗議

2月18日（星期二），“難民聯會”40名成員到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灣仔總部抗議，並呼喊“ISS可恥！ISS可恥！”等的口號。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亦到場聲援。

“在政府及社福署重新擯制難民福利服務前，我們不會放棄鬥爭！”“難民聯會”發言人Raymond表示。

遊行隊伍首先在總部大樓外的街頭示威，然後走上位於六樓的ISS-HK辦事處抗議。

遊行人士不滿高等法院昨日發出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領ISS-HK位於太子、旺角及荃灣的辦事處。“難民聯會”成員自二月十一日起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占領，要求徹查ISS-HK 的涉貪，引起了媒體的關注。

“ISS以為他們驅趕了示威人士，但這運動會繼續，直至政府取消與ISS的優厚合約。”遊行組織者之一、社會主義行動的Vincent Kolo 指出。

法院判決，禁止7名人士及其他沒有指明道姓的示威者，進入及逗留ISS-HK三個辦事處。除此之外，ISS-HK在網上展開宣傳攻勢，否認剋扣$1,200的食物津貼。“難民聯會”回應，ISS“以大話掩飾大話”。

今次的抗議表達的信息是，在占領結束後，反ISS-HK 的抗爭將會繼續，並在未來以新的策略進行。占領運動在這個鬥爭中意義重大，強化了“難民聯會”過百成員為公義而戰的決心。

“難民聯會”舉行大會　超過100人參與

2月24日，“難民聯會”過百名成員舉行大會，討論組織下一步的行動。這次是占領行動後的首次會議，參與人數上升了三成，共有十多個不同種族的難民參加，體現了跨越種族的團結鬥爭。

在法院頒布禁制令，打壓占領ISS辦事處的行動後，難民被迫撤離。然而，持續七天的占領行動向ISS造成巨大壓力，三間辦事處至今尚未恢復開放，似乎要逃避難民的追究。

聯會的成立令與會者都十分鼓舞，無論男女發言都慷慨激昂。本地港人與會者包括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外，以及一名關心難民的社工。

難民爭相發言，怒斥ISS乃至政府的不人道。一位來自非洲的女性難民表達了鬥爭的決心：“我們被抹黑為破壞法律者，但我們只是爭取權利。我們應該團結一致發聲，把自己的問題先放在一邊。有朋友叫我們不要來參加聯會，說會有問題，說我們會被遣返。但不是這樣的！我們一定要爭取應有的權利。”

另一名來自中非共和國的難民激昂地說：“我們在媒體、警察、律師和公眾面前，揭露了ISS的貪污腐敗。現在，所有港人都知道真相。若我們談到‘難民聯會’，是很好的，但若果談革命，就更好了……現在，跟進我個案的人員每日到打電話給我，問我生活是否OK。”

另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難民領悟到，抗議已令ISS態度改變，說：“現在，ISS的跟進員變得很有禮貌。他們說：‘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告訴我知。不要去抗議，來向我們解釋，我們是會幫你的。’…”

社義行動亦到場表示支持，成員鄧美晶說：“對香港來說，我們占領ISS辦事處7天，是十分前進的抗爭手法。本港政客口講“占領中環”爭取民主，但卻遲遲未敢行動，你們作出了最佳示範。”

會議亦討論到日後的抗爭行動，包括如何進一步向政府施壓，以及參與國際婦女節大遊行等。會議後，來自伊朗的Raymond被選為“難民聯會”的首任主席。這是建立“難民聯會”組織架構的重要一步。若要對抗龐大的官商勾結制度，難民需要民主辯論、行動一致的緊密組織。

2月26日（星期三），難民聯會代表將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及社義行動代表，到灣仔社福署辦事處與當局人員會面。談判若果破裂，我們將會發動下一輪的抗爭。

外傭遊行：抗議入境處拒絕百多名外傭工作簽證

2月26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外傭團體發起遊行，抗議入境處無理拒絕170宗外籍家庭傭工的工作簽證申請。30多名外傭及支持者由灣仔地鐵站出發，沿行人天橋遊行至入境事務處外抗議。示威者沿途高叫“We are workers, not criminals!（我們是工人，不是罪犯！）”“Abolish 2 w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Make live-out an option!（我要外出居住權！）”等口號。

 警察在入境處門外架起鐵馬，遊行隊伍只能於示威區內抗議。參與團體包括亞太移民事工中心（APMM）、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IMA）、 在港菲律賓移民工聯會（UNIFIL-HK）、菲律賓外勞工會（FMWU）、亞洲和平協會、社會主義行動等。

遊行的主辦單位之一Dolores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拒絕外傭工作簽證的理由，如懷疑外傭“跳工”騙取金錢。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希望這裡所有經過的市民都見識到香港政府是多麼可恥，由始至終都打壓本地和外地工人的權益，這個抗爭一定要連結起兩地的工人團結，反抗今天的壓迫性制度。”最近新成立的“難民聯會”之主席Raymond也有參與表示支持，他在發言提到，“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發聲，一個人的力量很少，需要團結抗爭才能勝利！”

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在早前表示，入境處在處理外傭的工作簽證申請時作出審查，指若申請人過去有提早終止合約的經驗，則可能拒絕其申請。

黎棟國誣衊外傭“跳工”，即是迫使雇主中止合約後，騙取代通知金及機票錢。這並無任何實質證據，是謊話連篇。Erwiana受虐慘劇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外傭受盡今天的制度壓迫，如中介公司剝削、強制性僱傭同住、“兩星期條例”等。政府不但沒有反省並修例，反而抹黑外傭，試圖淡化Erwiana事件和背後整個壓迫家傭的制度，從而分化本地和外籍工人的團結抗爭。

千名外傭遊行爭取權利

三八國際婦女節翌日，一千多名外籍家務勞工趁著星期日唯一一天的假期，上街爭取權利。

三月九日下午一時許，眾多印尼外傭在銅鑼灣百德新街出發，遊行到印尼駐港領事館，再到金鐘政府總部抗議。遊行隊伍沿途高呼“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Abolish two-weeek rule!”（廢除兩星期條例！）、“Abolish Agencies!”（踢走中介！）等口號。不少外傭是人生第一次上街。印傭Mei和Ally向我們的記者表示，這是她們第一次參加遊行，因為最近看到Erwiana及其他在港外傭受虐的事件，令她們認為必須站出來抗爭。

隊伍期後遊行到金鐘政府總部外集會，遊行發言人Dolores表示，今天的奴隸制度必須終結，要求政府廢除不公平的“兩星期條例”、要求讓外傭享有外出住宿的權利。不同聲援團體也發言表示支持。最近在政府社福署外發起占領行動的“難民聯會”一行十多人，帶著一家大小參與這次外傭遊行。本身是印尼難民的婦女Puji在政府總部外發言：“這不單是Erwiana一個的事，是政府對我們所有女性的壓迫。難民聯會會與你們團結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表示：“不單是外傭受到壓迫，全世界的婦女也是。全球貧窮人口中有七成是女性，因為我們活在一個歧視女性的社會制度下。在此呼籲所有受壓迫的女性，在今天的階級社會團結反抗！”社義行動全力支持本勞外勞的共同抗爭，要求立即廢除中介制度及所有壓迫性條例。

六十多名難民抗議　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污機構ISS

星期四（13日）早上11時，六十多名難民遊行到禮賓府，要求特首夫人停止贊助貪污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又批評她拒絕與難民會面，間接支持政府對待難民的不人道政策。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有參與遊行。

一批“難民聯會”成員及支持者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到禮賓府外抗議。他們帶同印有“打倒貪污”、“廉署查特首　左手查右手”、“停止贊助貪污機構”等示威牌和橫額，沿途一直呼叫“We want justice! （我們要公義）”、“Who took our money? ISS!（誰偷了我們的錢？ISS）”、“Who sponsors corruption? Ms CY!（誰贊助貪污？特首夫人！）”等口號。

“難民聯會”成員Adella指，他們在香港受到極不人道對待，包括被剋扣津貼，給予極少和過期食物、又被安置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非法寮屋。香港政府社福署每年花費逾2億公帑，將難民服務外判至ISS-HK，但當難民被ISS剋扣津貼時，社福署卻繼續包庇ISS的貪污惡行，特首夫人又置之不理。

“難民聯會”已連續兩星期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2月底曾到廉政公署報案，要求徹查社福署外判的難民服務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嫌貪污，然而迄今杳無音訊。由於廉政公署直接隸屬於特首梁振英，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ISS-HK贊助人。難民聯會關注到，特首夫人的角色會妨礙廉政公署公平公正調查事件。

特首辦昨回應，拒絕與難民會見。難民聯會指，他們會繼續抗爭及有進一步的行動，直至爭取到應有的權利為止。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

“我一家四口住在深水埗的唐樓，依靠丈夫做快餐店，加上自己的微薄薪金過活…我子女書簿費很貴，唐樓居住環境又狹窄，很艱苦。”在醫院任職清潔工的張太，是3月16日（星期日）的遊行人士之一。她抱怨道：“$30最低工資，只能僅僅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因此現時最低工資必須調整。

星期日，香港職工盟屬會 － 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發起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有超過60多名工會分子參與。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到場支持。

遊行隊伍高喊“最低工資 一年一檢”、“八小時工作制”、“加班補水一倍半”等口號。工會表示，雖然最低工資從去年5月1日開始得到調整，由時薪$28提升至$30，但過去多年間通漲加劇、百物騰貴下，在職貧窮的家庭比比皆是。保安員及清潔工就是最受影響的一群。

另一位屋苑保安員黃太表示，現時保安員的“兩更制”令他們長時間工作。“每天12小時工作，加上往返的交通時間，總共超過14小時。”工作占生活的一大部分，令她回到家中也失去照顧家庭（如為家人煮食）的意欲。黃太無奈表示：“與子女關係只是一般，長時間工作令家人欠缺溝通。”

此外，她更憂慮到65歲時會失去工作，由於現時政府規定65歲或以上人士只能到單幢式樓宇工作，而相關的空缺只有很少。“我現時已差不多60歲，故很希望放寬牌照年齡的限制。”

在沒有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不少老人都被迫打工賺取微薄收入渡日。因此，保安員亦支持政府放寬保安乙牌年齡上限，由65歲的退休年齡改至70歲，令他們可以繼續工作。

社會主義行動舉起“規管工時40小時”、“廢除外判制度”的橫額。在沒有全民退保的情況下，保安員與清潔工變成老人爭相競逐的職位，令老人未能安享晚年。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建立戰鬥性工運，推進反外判、規管工時的運動，挑戰整個資本剝削的制度。

男女平權：讓女性站在工人抗爭的前線！

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是女性站起來為自己權利鬥爭的一天。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不斷剝奪女性的權利，令女性飽受貧窮、失業、性暴力等折磨。

女性貧窮　同工不同酬依舊

在鄰近的台灣情況也是一樣，上星期台灣政府公布男女平均工資，顯示男女同工不同酬情況非常嚴重，女性要賺到男性一年的工資收入，需比男性工作多59天！根據2010年職工盟婦委會公布的數字，在香港，女性工資平均也比男性低三成。性別歧視顯然易見，但在今天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市場”底下，政府和平等機會委員會卻對同工不同酬表示認可！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最新人口數據指，女性勞動人口於11年間增加了35萬人。可是同工不同酬沒有絲毫改善。

根據《Randstad 2013/2014 工作世界報告》近期發表的第三期調查報告顯示，在香港超過60%女性雇員因缺乏發展機會及薪金欠競爭力打算於今年離職。近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只維持約50%，部分原因是由於缺乏產假和育兒等支援。

服務性行業女性沒法律保障

平機會於本年二月發表一項關於空中服務員受性騷擾的調查，337名女性受訪者中，29%曾受性騷擾。平機會指現行無法律保障服務提供者免受性騷擾。39%受訪者認為，公司沒有或不清楚有關政策，68%人表示未曾受過防止性騷擾的培訓，遭性騷擾空服員中僅3%有向公司舉報，舉報率非常低。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副主席胡綺薇指出，調查中有27%空服員曾受性騷擾，實際情況可能會更加嚴重。胡綺薇表示，曾經有工會會員及空服員就受性騷擾向公司投訴，惟公司其後不交代如何處理，事件變成不了了之，令員工十分灰心。

家庭主婦及新來港婦女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在職新來港婦女權益關注組” 的調查發現，新來港婦女出外工作中，有超過九成的原因乃是為了幫補家計，另有逾五成婦女求職是因為不想依賴政府。可是，大部分受訪者也要擔當家庭主婦角色，93%要打理家務，而83%和74%要照顧子女和照顧各家庭成員起居飲食，亦有63%要處理子女學校事宜，但這樣雙重身份令她們感到吃力，57.5%需要放棄休息時間。83.8%當兼職和散工的受訪者，主要是因照顧年齡較小子女而不能全職工作。

這反映政府長期以來不願意提供公共的托兒和護老服務，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令女性被迫擔當家庭主婦的角色，也是為什麼令女性只能從事低收入的散工或兼職工作，而當中新來港婦女更受到歧視。根據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七成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

建立戰鬥性的運動

最近，外籍家務勞工的抗爭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單靠法律的保障並不能保障女性和工人權利，而需要建立群眾運動才可以有效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團結起不同種族的婦女，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八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公共醫療及托兒，護老服務，以致終結現今為資本權貴服務的腐敗制度。女性絕對可以站在工人抗爭的最前線！

支持在港難民抗爭

“誰剋扣我們的金錢？ISS！誰資助貪污？特首夫人！（Who took our money? ISS! Who sponsors corruption? CY’s wife!）”3月13日（星期四），超過六十名難民遊行，繼續反對社署外判機構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涉貪的鬥爭。示威由“難民聯會”發起，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成員及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亦有到場支持。是次行動強調，梁振英妻子唐青儀是ISS的贊助人。

社義行動成員鄧美晶指：“ISS的醜聞直指香港的權力核心 － 特首家庭！”

特首夫人的身分與調查ISS涉貪存在衝突。雖然ISS貼上“非政府組織”的標籤，但事實上ISS卻每年承包港府的難民服務合約（本年為2.8億元），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這機構為在港難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其水準達不到香港貧窮線的25%。早前，三名“難民聯會”成員到廉署報案後，ISS正受到調查。

廉政公署直接向特首負責，因此只要特首夫人維持與ISS的關係，則意味著潛在的利益衝突。在禮賓府的示威者要求唐女士辭任ISS贊助人一職，並批評她拒絕難民的書面要求與她會面，以及聆聽他們的訴求。

“唐青儀不答應你們的要求，不肯與你們會面，相當無賴。”長毛在示威中說：“假如她認為自己的一方沒有犯錯，她應該出來澄清；假如她不了解情況，她應該出來與你們會面，聆聽你們的訴求；假如她認為ISS有犯錯，她應該辭職。”

鄧美晶提出質疑：“特首夫人在ISS身居要職，（對ISS的）調查怎能公正在獨立？”

在港難民的鬥爭已經成功加大對當局施壓，也讓群眾更清楚認知到：梁振英政府坐擁足以應付21個月開支的財政儲備，是世上最富裕的政府之一，卻不人道對待難民。Tania Branigan最近在英國《衛報》發表一份報告，指香港的難民庇護制度“殘暴不仁”（draconian），難民受到的待遇比囚犯還差！

正在贏得更多支持

一個月前，難民一舉占領了ISS三間辦公室，抗爭運動開始進入媒體鏡頭，後來轉移至灣仔社會福利署外，無限期紮營留守抗議。“難民聯會”已經開始自我組織起來，開始爭取到公眾輿論支持。對此而言，橫額、標語、以及中英文錄音演講都是必要的，這才能將訊息傳達至多數人的華語社區。

行動開始有所收成，有熱心人士探訪營地，並提供支持。難民運動的目標，是要挑戰政府將難民妖魔化的宣傳攻勢，試圖抹黑其為“犯罪分子”、“假尋求庇護”和“納稅人的包袱”等。難民下一階段的行動必須升級，拉闊戰線至同樣深受政府反民主的重商政策所害，因而普遍不滿政府的青年、工人等階層，爭取他們過來支持“團結抗爭，對抗共同敵人”的理念。是次行動只是第一步，“難民聯會”及其支持者不會讓特首夫人甩身。相反，向公眾揭露她與承包商的關係的行動，只是剛剛開始。

反政府鬥爭

尤其是“激進”和左傾政團，應該結束沉默，明確支持難民的鬥爭，從而提高施壓力度。可惜，迄今只有梁國雄以個人身分站出來，與社義行動的成員並肩作戰，而很多坐擁更多資源的反政府黨派，卻仍在作壁上觀。無疑，有些組織誤以為公開支持難民，會令他們失去自己選民的支持，因而害怕公開表態。

即使真的會失去選民支持，這場鬥爭牽涉到重要的原則，例如民主權利（避難權、問責權）、工作權、反貪污、反官商勾結（ISS是外判制帶來的典型禍害)、以及反對歧視。況且，從難民運動已經開始展現到，政府妖魔化難民的輿論攻勢獲得很小社會支持，甚至與偽政改方案、新自由主義的預算案以至其他經濟政策相比的支持更小。

“難民聯會”在短短個多月間已經建立了一個出色的組織機器，並開始打破難民的政治孤立。當然工作仍然接踵而來：新一輪抗議、出版刊物，以建立積極的支持。假如政府認為，難民最近幾星期的反抗只是曇花一現，那就大錯特錯了。難民反抗行動已在香港政治版圖占一席位。

香港：為婦女權益而戰

三月八日（星期六），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連續第四年發起國際婦女節集會，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外，聚集起不同國籍的婦女，大約有40人出席。重要的是，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國際”婦女節活動，目的是從不同的族裔社群和各分散的鬥爭中，展現出需要團結抗爭，打倒歧視和女性壓迫。

國際主義

在今年的集會裡，有來自非洲、中國內地、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的婦女，與香港的男女社運分子參與。多個組織有發言人，包括“難民聯會”。難民發動了數月的占領行動，反對政府營運的難民服務歧視和貪污。社民連、蕩婦遊行香港、香港女同盟會也有發表講話。

2014年，外傭對抗奴隸式的僱傭法律尚在進行，這是香港最受注目的婦女與工人抗爭。印傭Erwiana被雇主暴力虐待七個月，演變成國際議題，香港被稱為“現代奴隸制”社會。就此，本年舉行了幾場大規模的遊行都相當成功。香港約有330,000名家庭傭工，在歧視性的法律中生活和工作，大多數來自菲律賓和印尼，也有些來自泰國、尼泊爾和緬甸。她們工時極長，現時幾乎沒有法律保護她們對抗無情的中介公司的經濟勒索，或者在家中遇到的身體虐待。

對外傭的剝削

常見到，中介公司收取外傭“介紹費”或“合約費”港幣21,000元，等於她們首七個月的薪金。每次外傭找新雇主，就要再次徵收此，所以就算遇到雇主暴力虐待，也嚇得不敢終止合約。政府的“僱傭同居”規定， 令外傭要24小時隨時候命。許多外傭一日工作18-20小時，而因為香港的居住空間細小，在家中毫無私隱。外傭一般睡在客廳，有時睡在走廊，或廚房地上，令她們更易受暴力對待、騷擾，甚至是是性騷擾。對外傭的壓迫是對所有婦女制度性壓迫的極端例子，影響到所有本地工或外勞。

三月九日（星期日），是外傭一周里唯一一天的假期，由多個外傭團體組成的聯盟舉辦遊行，超過1,000名外傭參加。“We are workers, we are not slaves!（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的口號響徹天際，獲得不少旁觀者的支持。

是次遊行特別針對政府最近輿論上攻擊“跳工”，同時港府企硬反對廢除壓迫外傭的僱傭條例，例如僱傭同居規定和兩星期條例。後者強令外傭需在合終結束後十四日內離開香港。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表示：“…容許外傭在外居住，會偏離輸入外傭的基本原則。”但如印傭工會（IMWU）代表Sringatin在遊行當天向傳媒表示，這規定阻嚇外傭投訴雇主，因為她們不單會失去工作，還會失去居住地方。遊行者譴責政府指控她們“跳工”， 在現行規定下這實質上並不可能。

儘管這是國際婦女節最大規模的遊行，任何支持婦女權益或女權主義的組織明顯都應參加，但除社會主義行動外，當日參與的香港團體寥寥可數。多名外傭組織發言人也有講話，包括“Justice for Erwiana!”運動的Eni Lestari，她報告說她最近曾到印尼探訪Erwiana，以及她的家人和支持者。“香港難民聯會”的Puji Babul亦以印尼語發言。

暴力對待女性

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行的三八婦女節集會得到“香港蕩婦遊行”的支持。“蕩婦遊行”以反對性暴力為題，而社會主義行動幾年積極協助建立。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數據顯示，在香港，每七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是曾經歷過性暴力對待。社會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建基於性別和階級壓迫，是女性受暴力對待的根源。

從很多例子可見，國家機關中（法官、警長以至右翼建制）鞏固性別壓迫、宣傳剝奪女性權利和自由的思想。上年，保安局局長黎楝國批評女性應該少飲酒免被強姦，就是當中的“典範”。這言論觸動激怒很多人（尤其是女性），令她們更積極去挑戰性別主義思想，以及製造此思想的制度。

嗇吝的福利開支

同一群政客在兜售守舊的女性觀念之餘，亦延續性別不平等的經濟政策上。新自由主義政府的政策下，公共開支變得傾斜向大財團（《經濟學人》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之中的首位），而忽視老人和兒童的護理服務。這迫使很多貧窮家庭的婦女留在家中，無償照顧家庭。或者如果家庭較為富庶，則聘請低薪家傭，以照顧兒童或老人。

在三八集會裡，社會主義行動其中的一個主題是全民退休保障。香港作為全球最發達經濟之一，卻沒有這一保障。現時制度排除了未經正式聘用的家庭主婦，剝奪了女性應有的退休保障。

因此，在香港每三名老人中就有一名是活於貧窮，當中的大部分是女性。超過3萬名已介乎退休年齡的女性，依靠每天在街道上執拾廢紙皮謀生。

難民抗爭

本年度三八集會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有女性難民參與。她們現正在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外的街頭。“難民聯會”派了大群人參與活動，一名來自烏干達的女難民Adella講話，解釋為何她們正在抗爭，以及女性在當中的重要角色。社會主義行動支援“難民聯會”的占領行動，尋求方法克服政府造成難民的孤立，並將事件向外宣傳。當天，“難民聯會”的街站反應良好，可見到有潛力爭取很大公眾支持。

除了出版中文雜誌之外，香港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中國和台灣的支持者也出版了女性抗爭特刊，紀念國際婦女節，並接觸到不能閱讀中文的女性（例如外傭和難民）。較早前，我們派發了四種不同語言的傳單（中文、英文、菲律賓語和印尼語），聲援外傭抗爭。

印傭舉行燭光晚會　Erwiana受虐案再次提堂

昨晚（24日）六時半，亞洲移住人士聯盟（AMCB）與自治八樓在尖沙咀天星碼頭（五支旗杆旁）舉行燭光晚會，要求為受虐印傭Erwiana討回公道，約有30名印傭與20名香港支持者到場參與。Erwiana受虐案將於翌日（25日）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涉嫌虐打的女雇主羅允彤將會上庭。

印傭工會代表Sringatin表示：“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我希望Erwiana事件是最後一個的個案，雇主對工人的殘酷對待從此結束。”

香港外傭運動的代表Tom Grundy說：“香港還有58%外傭曾受到語言侮辱，差不多20%曾受到身體虐待。香港是一個現代奴隸制社會。”

社義行動的Pahsa亦發言表示支持：“這不單單是外傭的事，也是本地工人的事。因為政府正在打擊所有工人的共同權利…你們的抗爭令我們十分鼓舞，請繼續戰鬥下去！”

最後，在場參與者拿起燭光，高唱“We shall overcome”等歌曲結束晚會。

3月25日（星期二）早上9時，約20名外傭在觀塘裁判法院外聚集，高喊“Justice for Erwiana! Justice for all migrants!”，然後進入法院旁聽。女雇主羅允彤被控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4項刑事恐嚇等共7項罪名。控方表示，尚在等候印尼當局4份醫學報告及一份病理學報告，因此要押後至4月29日再提堂。

印傭工會不滿案件一拖再拖，要求特區政府促請印尼方面，儘快準備好案件所需的文件。印傭工會代表Eni表示：“印尼領事館應該合作，儘快交出文件，不應再拖一個月。案件結果是怎樣，很視乎裁判官的取態，目前尚未清楚。我們希望這次能夠勝利，未來可以再打破不公義的外傭條例。”

控方較早時已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提出要求，希望Erwiana來港出庭作證。若果Erwiana來港作證，相信會再度鬨動全城，並引發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長毛撐難民：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難民占領灣仔社福署大樓外，已經持續了四星期。3月19日（星期三），社義行動成員到金鐘議員辦事處訪問長毛，談談在港難民情況。

左：為何支持難民抗爭？

毛：ISS（註：國際社會服務社）涉嫌貪污，私相授受。政府以為外判可以慳錢，但只造成損失公帑。而且，梁振英老婆（註：唐青儀）就是ISS的贊助人，譚耀宗（註：民建聯主席）又是委員，這種情況在香港很普遍，官商勾結，裙帶資本主義嘛。所以，對抗ISS貪污是正確的，我絕對支持。

從人道立場來看，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因為國際上需要吸納勞動力就接收難民或輸入外勞，但卻不照顧有需要的時候就排斥外來者。香港是富裕的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起碼的生活權利。

更遠大的來說，我和你都是國際主義者，難民與我們一樣都是受到制度壓迫的，所以也是我們的兄弟。

左：對在港難民狀況有何看法？

毛：我也做過酷刑聲請的一些個別案例，但這樣大規模的難民抗爭卻是第一次。這是結構性的問題，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有責任接收面臨酷刑的難民，但對其他形式的難民卻繼續置之不顧。而且，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香港審查難民的程序極慢，又不容許難民工作，很多在香港白等十年八年，沒有結果，浪費了光陰。

至於難民為何如此孤立，這是因為政治運動的意識水平，未去到跨越種族的連結。香港人不明白，是有政治難民、酷刑聲請者存在的。他們被遣返就要受到迫害。目前的運動水平是防守性的，只達到反對濫用公帑、反對裙帶關係的層次，未去到“國際主義”的層面，視海內外群眾皆為兄弟。

我希望難民聯會會繼續擴大發展下去，未來的抗爭的意識和力度進一步提升。

【聲明】難民占中　對抗貪污

香港難民聯會

難民聯會占領了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超過六星期，參與的難民愈來愈多，因而決定將行動升級，一方面繼續留守灣仔，同時亦占領中環擴大戰線，進一步向梁振英夫婦及政府施壓。占中是因為中環是香港最繁忙的金融中心，而政府亦因為反對陣營倡議的占領中環而坐立不安。

六星期的占領行動以來，我們已經成功向貪污機構“國際社會服務者”（ISS-HK）施加一定壓力。難民聯會每天不斷向社福署遞交投訴個案，成功迫使ISS改善部分難民的房屋和食物問題。在占領行動開始前，社福署一向無視難民的投訴。

社會熱烈討論占領中環爭取民主。在香港不民主的政策下，官商勾結橫行無忌，窮人與少數族裔受盡壓迫。社福署與“國際社會服務者”的互相包庇，壓迫難民，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難民聯會認為，尋求庇護權也是民主權利之一，因此我們亦支持占領中環。如果未來民主派發動真正的占中運動︳我們亦會積極參加。

ISS剋扣難民津貼

ISS-HK乃社福署外判承包商，從政府利潤豐厚的合約中（來年政府資助2.8億）牟利，但卻剋扣難民的食物與租金津貼。《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早前傳媒亦發現，難民被迫住在豬欄改建的非法寮屋。

官商勾結

特首夫人唐青儀正是ISS-HK的贊助人，而ISS正受廉政公署調查，但廉署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的，可見這關係存在潛在的利益衝突。因此特首夫人與ISS的關係可以影響調查。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是ISS委員會成員之一。譚耀宗及民建聯因其親北京、親財團，又反對真正的民主權利與新聞自由，早已惡名昭彰。建制派政客為ISS管理層一員，政府包庇貪污機構。

後續行動

難民聯會將會於4月20日（星期日）下午二時，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總部，表達對政府不人道難民政策的不滿，並邀請香港各大支持基層的團體參加。此外，我們將會發動一系列狙擊譚耀宗的行動，揭露政客假汝“慈善”之名，實為政治分贓的惡行。

難民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可輸，我們會戰鬥到底！

“難民聯會”要求：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調查ISS貪污！
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實施人道的難民政策！

預算案：未來基金沒有未來

2月底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並無令勞苦大眾受惠。香港的貧窮人口已接近120萬，長者貧窮率更達32.6%，有大約27萬人，政府於2013/ 14年度的預計盈餘為120億元，財政儲備預計增加至7,459億元，但吝嗇的理財方式始終不變。政府謹守“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維護商家財團的經濟特權。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但其重商取態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政府預測來年經濟有增長，但一次性的寬減措施由去年的330億減少至200億，公屋免租由兩個月減少至一個月，取消電費補貼。此外，曾俊華更以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以此把更多資源投放在地產基建項目上，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生活所需的投入則仍舊缺乏。梁振英選舉時標榜自己基層出身，許下多個惠及基層的政策承諾，但不到兩年原形畢露。在今年的預算案，政府正準備打擊全體工人階級的工資與條件。今年減少派糖只是開始，從1998-2003年的經驗就可見到，當經濟放緩甚至有“硬著陸”的危機時，政府的打擊會更為猛烈。

未來基金：資本家為經濟危機的準備

預算案計劃以2,200億元設立“未來基金”，在首十年用作高風險投資。“未來基金”用於多項大白象基建工程。在未來經濟危機時，政府將全面緊縮其他項目的開支，“未來基金”的作用就是先將大資本家的財寶分開存放，確保其利益不少減少。

基建投資包括在施政報告中提過的“東大嶼都會”，在大嶼山東部興建人工島，將之發展為商業都會，作非住屋商業用途。與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等大白象工程一樣，僅為建造商和地產商製造牟利機會，特別是中資財團提供大量項目以牟利，同時提供更多空間給予地產發展商的貴价住宅項目。工人階級與窮人根本不能受惠。

預算案所增加的公共開支，是對基建的投資，為發展商牟利，而不是增加教育、醫療、公屋等開支惠及窮人的。今年，港府將會耗資781億在基建項目上，數目遠超過社福開支。政府近年對生活所需範疇的資源投入有減無增，各項目開支占所有公共開支比例中，最明顯的是，由2005年至今基建增加了37.1%，而教育則暴跌了21.3%。可見，梁振英的經濟政策更傾斜於商家，比曾蔭權有過之而無不及。

根據新成立的反未來基金組織“青年重奪未來”的資料，2,200億足以香港所有大專生，免學費31年；4次全民退休保障的種子基金；興建36萬間公屋。

此外，在官商勾結與官僚架構底下，近年的基建投資不斷“結構性”超支，高鐵在2013 年已超支44億，約 12%；港珠澳大橋超支88 億；西九文化區2008 年預算216億；2013年預算近500億。

向富人派糖

曾俊華假惺惺投訴梁振英派糖太多，但派糖最大的受惠者是資本家。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和發放一個月額外津貼合共只用了37億。相比之下，寬減薪俸稅、利得稅和寬免差餉合共則需163億。再看每項一次性的優惠，政府是對中上階層與商家財團大搞“民粹”。

寬免差餉的最大得益者，是坐擁大量物業的財團，包括寫字樓和商鋪等非住宅物業。據估計在差餉寬免中最受惠的機構可獲寬免高達大約三千多萬元。持有自住物業的中產人士，尚可以在寬免兩季差餉中得到2千多元優惠，但無上車的貧民就一無所得。薪俸稅寬減是把錢給予工資較高而有納稅的人士，但在職貧窮人士卻不能受惠。一年收入少於12萬元而不用納稅的更不能獲得分亳，而現時有超過一半的勞動人口是這類別的，有超過200萬人。利得稅寬減是只是輸送利益至大財團的手段，大企業擁有大量分公司和子公司，可以獲得多重寬減優惠。

特首財爺理財的分歧代表什麼？

今年預算案吝嗇至極，是香港開始進一步轉向緊縮經濟政策。偏向唐營的曾俊華以“人口老化”和“結構性財赤”作為新的恫嚇詞，警告香港不能走向“福利民粹主義”。這似乎是唐梁之爭在經濟政策上鬥爭的延續。梁振英大舉投資基建，目的之一是引入中資財團勢力，鞏固自己的黨國資本在港的統治勢力。曾俊華代表的則是自由市場派的金融界利益，要確保大市場小政府的教條。兩人的理財哲學上的不同之處，在於要侍奉不同派別的資本利益，但兩人都是勞苦大眾的敵人。

反預算案的抗爭

社民連、人民力量與黃毓民於4月16日開始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反對預算案的未來基金。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是次抗爭，認為政府應該大幅增加醫療、教育、房屋、退休保障等社福開支。汲取過去的高鐵的教訓，大白象工程並不能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就職機會，反而建築工人會受到削剝。因此，建立戰鬥性的工會力量，是未來增強反重商政策的重要一環，迎接未來新自由主義的攻擊。

香港：Erwiana回港　再次受到折磨

對33萬名在港外傭而言，Erwiana回港是一件大事。4月29日，Erwiana前雇羅允彤的虐待案將會續審。4月7日，在家人和支持者的陪同下，Erwiana自印尼返港準備出庭作證。羅允彤面對的指控，包括嚴重傷害Erwiana和另外兩名前雇員的身體。在Erwiana案受到國際關注後，這兩名外傭也鼓起勇氣，挺身而出指證其前雇主。

1月10日，Erwiana在滿身傷痕的情況下，被雇主以一張機票送回印尼，迄今是她首次回港。此前的8個月，她一直遭受到虐待、毒打和營養不良等折磨。在印尼治療她的醫生指她大腦嚴重受損，還有其他傷害。入境處官員被問及為何在機場時對Erwiana的傷痕視而不見，他們回應指，由於她的“皮膚較黑”而無法察覺。

被官員“軟禁”

但不公義仍未停止，Erwiana回港後又再次受到折磨。在香港警察的合作下，印尼官員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一群香港支持者與外傭權利分子因而不能與她會面。外傭團體的法律顧問，大律師Robert Tibbo說：“Erwiana返港後的情況令人震驚。”據報告，香港警察威脅Erwiana，假如她不聽從領事官員的指示，就會將她驅逐出境。

翌日，在印尼領事館外有一場示威，約有50名外傭和支持者參與，要求“釋放Erwiana！”。領事館受到壓力下，扣留Erwiana 24小時後允許她離開。“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解釋：“她覺得自己在坐牢。領事館違背她的意願，強迫她留下來。假如她拒絕，領事就不會跟進她的案件。”

從這荒謬的事件可見，香港和印尼當局相當恐懼Erwiana事件帶來的政治影響，以及有可能威脅對外傭的“人口販賣業”，從中兩地政府都能獲利。兩地政府都想控制對審判的輿論，以阻止外傭爭取權益，妨礙外傭爭取香港民眾的同情。

現代的奴隸制

Erwiana受虐的醜聞標誌著在港外傭反剝削鬥爭的轉折點。在去年，有一個調查受廣泛報導，當中國際特赦組織將香港的外傭待遇定義為“現代奴隸制”。

報告指：“在港外傭經常遭受僱主嚴重侵犯人權，包括毆打辱罵、限制人身自由、禁止他們進行宗教行為、支付的工資不達最低工資標準、不給予足夠的休息時間，有時甚至與中介機構合謀，無理終止合約。”

Erwiana 的案件激起香港家庭女雇發動大規模示威運動，並有一連串遊行，要求改變現時苛刻的僱傭法律。這些法律把她們困在勞動市場下不受管制和保護的灰色地帶。

各大外傭團體和新興工會有三項主要訴求：

廢除“兩星期條例”。該條例要求，外傭被終止合約14天內必須找到新的工作，否則就要離開香港。
彈性執行“留宿條例”，允許外傭於雇主住所外居住。
反對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這是一種債務奴役，即使外傭在遭受虐待，或權利受侵犯時，也被迫留在工作崗位。
羅允彤受審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JACO一直積極反對種族主義，並捍衛外傭權利的指：“在即將到來的審判中，被告席上不僅有Erwiana 的前雇主，也應有香港和印尼政府。兩地政府的政策令虐待變得泛濫。”

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僱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法律規定，家庭傭工享有每星期一天休息，以及一年12天的法定假期。政府一直等到Erwiana回港，且媒體充分曝光後，才對羅作出上述指控，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的Eni所講：“該部門終於做了早就該做的事，令人安慰。”

在Erwiana的案件中，她的假期被剝奪，並被迫每天工作21小時。在她試圖投訴時，就被反覆毒打。雖然她受虐的案件較為極端，但她所面對的待遇，例如休息時間被剝奪、工資不達法定標準、沒有法定假日等等，在香港並不罕見。

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發現，印尼家傭在香港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沒有外宿權利，外傭就等於要隨時候命，沒有工時監管。在中介機構的債務和“兩星期條例”的壓力下，她們絕大多數都不敢追究雇主的違法行為，以免僱傭合約被終止。

嚴待外傭　寬待中介

即使港府和張建宗被Erwiana受虐醜聞所動搖，香港的國際地位亦因此而受到打擊，但他們仍然拒絕改革僱傭條例。作為對Erwiana案的回應，今年二月的政府文件表示：“兩星期條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外藉家傭有足夠時間準備離開，而不是為了讓她們尋找新雇主。”

由於本案產生了巨大壓力，港府口頭上答應會嚴格控制“吸血”中介公司，但卻不付諸行動。香港的外傭中介公司濫收中介費已是常態，數額通常超過2萬元，相當於外傭七個月的薪金，遠超法定上限的首月工資10%（即$401港元）。印傭工會（IMWU）的調查發現，近六分之一的印傭在還清中介費用之後就被終止合約。儘管張建宗說，政府將採取強硬措施對付“害群之馬”，但即使根據政府部門的數字。在2013年，1,200多家中介公司中只有六家被裁定違規。

印尼的角色

從Erwiana在香港機場被企圖“綁架”的事件可見，印尼政府重視與港府的商業關係，更甚於保障其工人的法律權利。兩地政府都是建基於資本主義的利潤制度上，在全球“競次效應”下，爭相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為大企業和商賈鉅富製造了龐大的利潤。

雅加達和香港簽訂了一項協議，據此港府獲得嚴格控制的廉價勞動力，以填補因公共開支不足而造成的社會服務空洞（如安老服務和幼兒託管等），並減輕工時過長對家庭生活的影響。在香港，平均每周工時為48.7小時，比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高出22%。

為此，印尼政府願意為香港出口廉價勞動力，並希望在未來幾年內輸出半技術勞工到港，令兩地政府的關係升格。這等同承認了印尼資本主義的失敗，儘管該國自然資源豐富，但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卻連生活工資都得不到保障。從新加坡到沙特阿拉伯，600萬印尼外傭每年匯返本國的外匯中，在2013年高達88.6萬億印尼盾（600億港元）。數額龐大，相當於其中央政府總支出的7%。這些資金數額解釋了，為什麼印尼當局與港府緊密合作，淡化Erwiana受虐的醜聞。

工人和外勞無法指望從資本主義政府能得到任何公義。只有受壓迫者的群眾鬥爭與自我組織，為真正的變革奮鬥，才是政府會聽的訊息。這即是要將外傭的抗議行動升級，在爭取她們非常溫和的即時訴求時，將之連結到香港、印尼以至亞洲地區廣泛的工人階級鬥爭。這場鬥爭由組建具戰鬥性而民主的工會為起點，以對抗雇主和捍衛工人權利，但同時亦要包括一個取代資本壓迫的群眾政治方案 － 國際社會主義！

無懼ISS司法打壓　難民繼續反貪抗爭

4月20日（星期日），難民聯會發起遊行，抗議“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入稟法院控告協助“難民聯會”之一的團體Vision First Limited誹謗，否認自己剋扣難民食物及租金津貼，中飽私囊。難民聯會要求ISS立即撤銷指控。

下午二時，約60名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簡稱“難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難民聯會”手持寫上“有錢誣告難民　無錢解決貧困”的橫額，諷刺ISS-HK將資金投放在打壓難民發聲的自由。“難民聯會”強調，對ISS的貪污指控是有證明據的。此外，《南華早報》在2月19日公布了該報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ISS提供的食物包的金額低於政府規定的30%。聯會於2月15日連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廉政公署報案。

遊行隊伍高喊“Down Down ISS！Down Down CY Leung！Down Down 唐青儀！”、“We want! Justice!”、“Stop! Stop! Corruption!”等口號，經太古廣場遊行至政府總部。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指，唐青儀將自己的社會地位押在ISS上，但到難民有申訴時卻不出來交代及會面。此外，他的立法會“同事”譚耀宗是ISS的委員，亦從來沒有出來面對難民的質詢。

聯會主席Raymond說，他們被禁止在港工作，打黑工的話就要坐牢15個月，或者選擇販毒。政府只提供$1,500元的租金津貼，根本不能找到正常居所。有些難民不想露宿街頭便只能故意犯法坐監，起碼在獄中有基本食物及住所。

社會主義行動JACO表示，建制派報章正在發動輿論攻勢，抹黑難民為製造罪案、浪費公帑等。可見ISS正在感受到難民抗爭的壓力。難民會積極進行反宣傳，對抗無理的抹黑。

“難民聯會”從2月27日開始占領灣仔社福署總部大樓外，並從4月12日開始同時占領中環天星碼頭天橋，抗議政府縱容ISS-HK剋扣難民津貼。難民會繼續抗爭行動，直至政府取消與ISS-HK的外判合約，並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

難民聯會要求：

ISS立即撤銷指控
政府結束外判難民服務
特首夫人唐青儀辭任ISS贊助人！
公正公開調查ISS貪污！

香港：難民向不公制度反抗

在港難民團結起來，不再甘心被社會忽視。 1月27日，數十名難民組織成“難民聯會”，並在兩星期內和平占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的辦事處，抗議食物及租金津貼被剋扣，以及不公的福利政策。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難民往往被無視、被指責為社會負擔，為一群被遺棄的窮人。在港難民法律上被禁止工作，不能為本地經濟作出貢獻，因而被迫依賴ISS-HK微薄的援助渡日。ISS-HK是社會福利署的一間私營承包商。這是香港瘋狂外判與私有化政策的又一例子。

 “ISS只會跟隨命令”

“港府不想難民有保障，他們誣稱這會吸引更多尋求庇護者。”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所以ISS只會像奴才一樣跟從主子命令。”

為了能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滿足他們的基本需要，難民聯會早前到廉政公署報案投訴ISS。不久，ISS在法院取得了禁制令以驅趕占領ISS辦事處的難民。2月27日，抗議者轉移陣地至社福署灣仔總部大樓外的公共區域，繼續占領。

“我們不想犯法，冒上被逮捕的風險。”Raymond說：“犯罪紀錄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難民公署的庇護申請，令我們更難遷移到其他國家。”他說，占領行動是最後手段，以抗議不能公平獲得香港法律下應得的援助。

至2014年年初，社福署指明每名難民每月可獲得$1,500元的租金津貼，並在自己尋找住宿後由社署直接向業主繳付租金。他們每月亦可獲得價值約$1,200元的食物包。但是，這些津貼根本不能滿足香港的基本生活水平。

據Raymond所指，難民聯會在2月與社福署官員會面談判，但完全沒有成功。聯會其中一個訴求是確保ISS-HK的運作透明並被問責，並公開食物包的價目表。

他續說： “ISS的資金來自港府（註：2014年為2.8億元），而港府的公帑而由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支付的。換句話說，政府正在透過ISS-HK欺騙難民與港人，並逃避問責。”

《南華早報》發現ISS-HK日常派發的食物包少於政府規定的30%，確認了難民的控訴有所理據。

Raymond表示：“從我們的津貼里，納稅人有至少$2,000萬被中飽私囊。”

 “貧窮的瘋狂”

對ISS-HK和政府的批評是有歷史前科的。根據前政府顧問Leo F. Goodstadt直言：“難民與定居者持續被認定為威脅香港的生存與可管治性。當局官員堅持任何對新來者的福利或者同類援助，會鼓勵更多人湧入。”Goodstadt續稱：“官員保證不能獨力維持生活的人會被給予收入以維持基本需要。食物援助里也對難民充滿疑心，當局認為不可信任窮人而讓他們拿現金到手。”

Raymond解釋：“很多難民並不清楚自己的人權，因此政府能達到目的。他們折磨並壓迫我們，希望我們離開香港，不惜冒生命危機回鄉。”

多份本地及國際新聞報道也透露到，很多難民被迫睡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這些地址登記都是假的，並與業主簽署的正式租約上所描述的不符。

“誰製造了這貧困的瘋狂？不要責怪難民製造貧困的瘋狂。不幸很多人只看到香港美麗的一面，因此很多人不知道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存在，更莫說知道我們在香港受苦。”Raymond解釋道。

 “最近，一位尼泊爾難民孕婦加入了我們在灣仔的占領行動。她寧願與我們紮營路宿，也不想與業主爭論ISS拒付租金的問題。”他說。

極端貧窮迫使一些難民去盜竊和打黑工，冒上被逮捕和監禁的風險。申請定居的案底就被罪案紀錄劃花了。

“香港的法院制度是歧視窮人的。很多難民最後被關在監獄或拘留所，並面對不人道的對待。”Raymond說道：“很諷刺，有些難民說，比起活在外面，活在監獄內會少一點即時擔憂，因為至少有居所。我們已經輸掉一切。我們沒有什麼可以再輸。”

“還我工作權”

最近終審法院有一個重要而荒謬的裁決，判定可容許難民選擇職業，但卻不能工作。“我們寧願獲得合法工作權，就不用再投訴差劣的社福政策，像腐爛食物與籠屋。給我們工作權吧。”Raymond評論道。

正當本刊準備印製之時，難民聯會繼續占領社福署總部大樓，並在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旁展開第二個占領營。

Raymond解釋這裡如何運作：“平均來說，每晚約有10人在占領的帳篷留守。每朝有很多人趕上班經過占領營地，很多有興趣的人、難民和香港人都會來探望我們，給予支持和捐款。為保安全，我們有記錄名冊。請求每名探訪者寫下名稱、出生國、電話號碼和探訪時間。這樣，聯會更有效去聯絡人更新資訊，並組織未來難民運動的計劃。”

難民聯會繼續向ISS和社福署施壓，令他們更受問責。難民歡迎捐款支持，以及來到占領營探訪討論。

 “我們難民從未如此團結。我們想多謝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以及Vision First，在香港政治上給予我們意見、製作橫額，並教我們如此募捐。如果他們不幫助我們制定計劃以繼續下去，可能我們已經放棄了。但現在，我們會戰鬥到底，直至勝利！”

關於難民的資料

根據聯合國資料，目前全球有4,500萬名難民，是14年來最多。不論是戰爭逃難或者逃避迫害，這些大多數都是沒有離開自己國家邊境的“國內難民”，有2,880萬人，占全體人口的64%。與一個廣傳的迷思截然相反，只有少數難民能走到富有國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貧窮國，例如大部分國內遷徒者都住在以下國家：哥倫比亞（490萬）、敘利亞（300萬）、剛果民主共和國（270萬）、蘇丹（220萬）、伊拉克（210萬）。

根據社署數字顯示，香港有超過5,700名難民。香港的庇護政策極為嚴格，即使與其他已發展經濟相比，只會收留少數難民。

難民的定義是，具有正當理由而畏懼會因為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成員身分或政治見解的原因，受到迫害，因而拘留在其本國之外，並且不能或，由於其畏懼，不願接受其本國保護的任何人。由於人權被極端侵害，包括酷刑甚至死亡，他們被迫放棄擁有的一切。為了在香港尋求短暫保護，難民可能會申請“尋求庇護”或“酷刑聲請”。

難民被困在香港的法律籠牢，如果回國就會身處險境，他們亦依賴香港政府和聯合國難民公署去處理自己的個案。

根據學者Gordon Mathews表示，難民“持續在香港勉強維持生活，不能離開當地，無止境地等待自己個案的結果。”有些難民被困在這個過渡的暫停地，等待超過16年當局才有結果，才能定居於其他國家，而且遞交投訴信後經常被無視。

社會主義行動：我們的主張

尋求庇護權作為基本民主權利之一，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捍衛。歷史上有很多有名的尋求庇護者，包括馬克思、孫中山和愛因斯坦。港府的政策不人道，實際上拒絕承認尋求庇護權，我們對此表示反對。右翼資本主義政府和政客拒絕尋求庇護權，且抹黑難民是來“搶福利”，往往這些政策同時也打壓整體上的民主權利與福利系統。這是鉅富菁英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攻擊，而唯一的答案就是所有受壓迫的群眾聯合起來鬥爭。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制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就如烏克蘭和敘利亞。利潤制度正面臨危機，令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並支持各個獨裁政權。這倒過來製造了“失敗國家”，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衝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資本主義的“解答”是國家鎮壓強化，邊境軍事化，種族主義加劇。我們的答案是以民主社會主義路線改變世界，令社會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不是少數人的利潤。

五一勞動節　工人大團結

五一勞動節，是工人大團結，從財團老闆身上奪回勞動成果的大日子。去年五一，碼頭罷工的鬥爭如火如荼，激起全城反李嘉誠剝削的抗爭熱情，向資本家表明香港工人階級不甘沉默。罷工結果雖然未如理想，但也為香港工人鬥爭累積了寶貴的經驗。

一年過後，碼頭工人面對的外判工、臨時工、低工資、高工時問題，仍是普遍香港工人面對的困境。此外，現時物價上漲、生活費飆升、強積金壓榨血汗錢，打工仔女苦不堪言。在外勞方面，印傭Erwiana受虐事件也掀起全城鬨動，受害人更獲選《時代》雜誌年度百人，令香港“現代奴隸制”醜聞傳遍國際。此外，社會主義行動正在組織難民抗爭，因為難民長年被禁止工作，在五一勞動節當天會上街爭取工作權。

在職貧窮

現時政府訂立的貧窮線是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即一人家庭貧窮線訂於月入3,600元、四人家庭14,300元，按這標準香港的貧窮人口高達130萬人，貧窮率高達近兩成。而在職貧窮今年更超越65萬人，創近10年新高，每6名港人便有1人是貧窮。現時本港的勞動人口大約是380萬，官方失業率雖然為3.1%，但當中大量企業聘請的是臨時工和短期合約工，就業不足的問題嚴重，有些工作甚至與失業無異。

爭取標準工時

中大社工系家庭小組實務研究中心一份調查指出，近四成港人每周工時長達70小時或以上，遠超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

現時工人既無加班補水，工時過長也令家庭生活越來越少。香港鄰近地方如南韓及日本，標準工時已設定為40小時，而新加坡則為44小時，台灣為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行上各地資本家往往可以鑽法律隙。在上年2013年，由五十四個商會組成的“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恐嚇標準工時立法會令企業成本大增兩至六成。這些財雄勢大的企業控制輿論，在沒有證據顯示之下製造恐慌。

為壓低工資而輸入外勞

工人待遇極差令行業流動性高，造成“勞工短缺”的假象。據統計處數字反映，現時所謂“勞工短缺”較嚴重的行業，例如零售、餐飲、酒店等行業，在扣除通脹後，由2003年至今工資水平沒有上升，而同期的人均生產總值大幅增加60%。

政府伺機以輸入外勞為手段，壓低香港工人的工資，並更大力地剝削欠缺保障的大陸外勞。今天的資本剝削是跨境跨國性的，因此中港工人亦需要團結鬥爭。我們當然明白輸入外勞為資方壓低工資的手段，但“反對輸入外勞”的口號只會造成排斥大陸工人的情緒，分化兩地工人的團結。社會主義者支持打著“本勞外勞同工同酬”的旗號，同時吸納中港兩地工人加入工會聯合抗爭，才能抵抗資本家的分化技倆。

未來的鬥爭

歐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蔓延至亞洲，從南韓、柬埔寨到中國大陸，亞洲區的工人都激烈反抗。東莞裕元鞋具代工廠爆發4萬人罷工，並掀起全國不同行業的罷工浪潮。在香港，碼頭工潮過後，高鐵地盤罷工、太古可樂廠工人、康城地盤罷工雖然都是小規模的行動，但可見工人階級意識的正在醞釀甦醒。未來工人需要更具戰鬥性的組織，挑戰資本家的既得利益。

現時，社會經濟的控制權由一小撮資本家不民主地把持著，改善工人待遇的合理訴求，需要連繫至廢除外判制、爭取集體談判權的抗爭，以至將企業公營化，並置於工人民主管理之內，才可以徹底地扭轉剝削的局面。在今天資本主義衰落的時期，資本家難以承接持續而大幅度的改革，因此工人只有挑戰整個經濟體系，才能穩住鬥爭的成果。

工人階級的力量是建基於組織、團結和國際主義之上。要達至這點，必須要在全球積極建立強而有力的工人政黨。

社會主義行動的訴求：

最低工資40 元，標準工時八小時，覆蓋全體工人，包括外藉家務勞工
本勞外勞同工同酬，抵抗輸入外判分化技倆
還在港難民的工作權
廢除外判制度，爭取集體談判權
組織具戰鬥性的工會，並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綱領的工人政黨，打倒資本主義制度

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

五一勞動節，社會主義行動與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銅鑼灣時代廣場，在Nike、Adidas、Timberland及三間鞋店，抗議國際品牌企業剝削工人。這些公司與中共緊密合作，鎮壓罷工工人，逮捕林東等工運人士。裕元罷工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在慶祝五一勞動節之際，我們向裕元罷工工人致敬。

四月，大陸東莞高埗的裕元鞋具代工廠工人，不滿公司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掀起了兩星期的大規模工潮，總共超五萬名工人參與。裕元是全球最大的運動鞋及休閒鞋製造商，占全球市場的20%，每年為Nike、Adidas、Puma、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而Nike是裕元的最大客戶。

反對血汗工廠剝削工人

在時代廣場公眾空間宣讀聲明後，十多名示威者先後到商場7樓的Nike、Adidas、Timberland鞋店，沿途高喊“聲援裕元工人”、“血汗工廠　剝削工人”、“跨國企業　牟取暴利”、“爭取三八工作制”、“支持獨立工會”等口號，並將諷刺三間血汗鞋店的海報貼在玻璃窗外。

社義行動的Pasha表示：“這些跨國公司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是貪圖中國廉價勞動力，而且中共政權下工人沒有組織工會權利。今天五一勞動節，我們支持裕元工人抗爭。”

這些跨國企業在中國建設血汗工廠，超額剝削工人，欠交社保費用是全國常態。

譴責裕元及中共暴力鎮壓

在一黨專制下，工人的罷工權被剝奪，罷工期間受到警察暴力鎮壓。中共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歐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此外，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林東，遭到警方正式刑事拘留，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盪。

長毛髮言表示：“百多年的五一勞動節，工人已經在爭取三八工作制，就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悠閒……林東不是裕元工人，只是非政府組織人員仗義幫助罷工，但被中共指控他造謠。就像我在立法會說政府有多無能時，他們都是說我造遙，只是我未至於要坐牢罷了。”

現時，很多裕元工人被趕回廠房內，有些被迫復工，但是很多工人進廠後是怠工的，像Adidas生產線。有管理層人員毆打不肯復工的工人。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裕元資方及中共的暴力打壓，支持工人抗爭到底！

社義行動的JACO表示：“工人不信任官方工會，有報道指工人在廠房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因為信件叫他們復工。中華全國總工會與政府和資本家勾結，中國工人要有權組織獨立的工會。”

大氣電波占領天星

民間電台台長曾健成（阿牛）接受訪問時，仍舊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樣，難以在他的臉上找到一絲抗爭歲月痕跡。

問到阿牛為何要占領天星，非法廣播，他表示：“因為現時政改勢危，一連串事件，就如封殺商台李慧玲，暴力襲擊傳媒人，打擊新聞自由，所以必須要繼續公民抗命。”誠然，李慧玲忽然被“商業電台”解僱、《明報》撤換總編輯、特首梁振英向《信報》及練乙錚發律師信等，一波又一波對新聞自由的打壓接踵而來，正如《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專欄里表示：“現時要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民間電台與一眾團體組織，如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社會民主連線、天外有天＠謎米香港等，成立“大氣電波占領天星”，宣布由4月12日開始，一連12天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紮營留守，以非法廣播的形式公民抗命，讓各組織參與節目，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反對不公義的《電訊條例》。

此舉挑戰由殖民地時期已訂立的廣播條文，規定“藉未領牌的電訊設施發送或接收訊息”即屬犯罪。自2005年9月成立以來，民間電台在過去9年裡里不斷抗爭。阿牛更因為故意拒絕繳交4,000元的無牌廣播罰款，準備在六月進入監獄。

社會主義行動亦參與了三晚的非法廣播，並在帳蓬留守了四晚，合力支持這一運動。我們分別邀請了難民聯會代表講述難民的抗爭運動，又與阿牛談論政改，最後一晚則有社義行動主席鄧美晶講述到台灣參與占院運動的經歷。

阿牛稱，自己入獄期間，民台不會停止抗命，會在街頭繼續廣播。“出獄後的第二天，民間電台便會到廣管局（註：廣播事務管理局）樓下廣播，繼續追擊！”廣管局曾經多次充公民間電台的發射器、天線等儀器。在現今法律下，如擁有發射器是足以罰款十萬和判監兩年，可是民台多年來也無懼封鎖，不斷以身試法，挑戰不公義的法律。

因為他堅拒繳交罰款，法官本應判他入獄，但多名法官只知道他是犯法而不犯罪，因此不敢做判決的“罪人”而拖延審訊。他憶述上庭自辯的過程說：“法官你今天可以判我坐言論自由的小監獄，但包括法官你在內，也坐在言論自由的大監獄。”

阿牛認為，民間電台的責任除了是要求開放大氣電波外，還要呼籲更多巿民關心現時的普選運動。阿牛指，搞運動要有理想，要在波平如鏡的湖水上擲出石頭，擊起漣漪。相反，民主派大佬多年來等待運動來到時，才上台做領袖，是極其愚昧的。

阿牛表示，未來如果香港發生“占領中環”，他不會理會戴耀廷是否接受民台廣播，無論如何也必然會堅持開咪，以中立的轉播方式，保衛民眾對於運動的知情權。

阿牛強調，在支持開放大氣電波的前題下，參與今次行動的組織都可以表述自己不同的政見，掛起自己組織的橫額，派發或售賣自己的宣傳刊物，體現運動中的開放與民主。相反，在很多其他團體舉辦的運動里，禁止不同立場的討論，甚至禁止組織的獨立宣傳和組織自由，仍是常態。民台容納不同意見的取態是值得學習的。

勞動節：三千人參與職工盟遊行

五一勞動節，職工盟發起遊行，共有3千多人參與。參與的本地團體包括通訊業總工會、電訊盈科職員協會、碼頭業職工會、社會民主連線、青年重奪未來、專上學生聯會、民間長遠社會發展運動等等。社會主義行動亦與約50名“難民聯會”成員一同遊行，讓今年成為香港勞動節首次有難民組織上街。

職工盟三名成員帶上道具手銙，控訴工人“假期少、長工時、無補水”，諷刺工人生活受到束縛。工會主要訴求為落實標準時工時、提升最低工資至35元、加班要補水、取消強積金對沖、全民退休保障等。此外，曾俊華在今年的預算案里，宣布投資$2,200億在未來基金，用以興建大白象工程項目。各團體都指責政府浪費公帑，倒不如花錢於民生上。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正在拉布反對財政預算案。社民連指責政府寧將2,200億投資在大白象基建上，也不願花費500億推行全民退休保障，拉起寫上“全民退休保障”的紅色長布。

專上學生聯會成員則拉起“捍衛勞動尊嚴　不要血汗校園”，反對大學剝削低薪工人，要求廢除校園保安和清潔工的外判制度。

近日東莞裕元鞋廠五萬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特意在勞動節早上，到時代廣場三間血汗鞋店示威（另見勞動節：社義行動到血汗鞋店示威一文），期後在下午加入職工盟的遊行隊伍。社義行動拉起“裕元罷工工人萬歲”的橫額，並出版了第26期的《社會主義者》雜誌，詳細報導整場罷工。香港政府通過輸入外勞的政策，以圖壓低工人工資，我們認為，本勞外勞需要團結抗爭，透過戰鬥性的工會運動，要求同工同酬，反抗資本家分化工人的手段。

與社義行動同行的難民聯會則主力要求有工作權，因為早前終審法院裁決在港的5,600名難民在香港不能工作，這事實上迫使更多無法生活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政府抹黑難民為社會負擔，卻禁制難民工作權利，令他們不能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難民隊伍士氣高昂，又特意學喊中文口號“我要！工作權”，希望爭取本地港人的支持。

印傭：“我們都是Erwiana”

此外，印傭Erwiana事件亦激起更多外傭參與勞動節遊行。過千名外傭亦由維園遊行至領事館，反對中介公司剝削，然後再到維園跟隨大隊遊行至政府總部。大批印傭參與者帶上Erwiana的面具，並拉起“We are all Erwiana”的橫額，喻意一人受難，八方支援。

五一勞動節，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太陽花運動對香港的影響

台灣示威者坐言起行闖入立法院示威，激勵了香港抗爭者的士氣，並爭取了普遍群眾的同情。占領中環還徘徊在無了期、無結果的商討，令群眾的熱情減退。相比之下，香港民主空談家相形見拙。

台灣群眾看到香港簽訂CEPA後，經濟與政治更受大陸政府控制，是為太陽花運動反服貿的因素之一。倒過來，梁振英為了鞏固其統治勢力，近年大舉引入中資財團進駐香港，而十年多自由行政策優惠香港財團、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吸引大陸市場、豪宅林立炒高樓價，群眾早已對中港資本融合深感憤怒。太陽花運動對港人有啟示作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商業協定。

占中三子受盡壓力

在香港“占領中環”由去年開始激起熱烈討論，卻因為領袖的猶豫不決而暫時走向低潮，但台灣占領立法院行動激勵人心，令香港群眾看到占領行動不是遙不可及的。群眾心急如焚，質問占中三子為何不行動走來，為其造成不少壓力。

占領中環作為公民抗命的手段，本來就是打破政府的遊戲規則。但是，戴耀廷的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是因為“特區政府把那‘爆發點’拖後”。占中三子一直依循政府所謂的“政改五步曲”，被中央牽著鼻子走，脫離了群眾運動的脈搏。

政府故意拖延政改諮詢，並在期間發動輿論打擊。率領“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表“一錘定音論”，加上中共護法強硬表明任何公民提名的方案都是“違反基本法”，獨裁者的攻勢可謂來勢洶洶。

占中三子的回應是七一不會“全面占中”。面對各方批評，戴耀廷的回應是，台灣占院運動是“多元”的，因此香港其他團體可以先占，換句話說是“有本事你們自己做吧！”這態度是傲慢而不負責任的。

台灣占院運動也有類似教訓，因為在議場的學生領袖排除更激進的聲音，令部分學生不耐煩下與主流派別分裂，繼而衝進行政院。如果議場內能容納不能的聲音，經過民主決策而共同行動，運動就能更為團結。

在占中提出不久後，議題壟斷了社會輿論，占中三子在資產階級媒體吹捧下掌握了運動大權，面對激進聲音的批評時，卻不以開放態度討論，反而指“我決定了這樣，你不接受就不要來參加。”戴耀廷“你們先占”的立場實際上是分裂運動。

無錯，在爆發點來臨前，帶領討論運動策略與目標是必須的。但占中掌握了話語權後，卻沒有動員群眾上街支持，又暗示可接受不民主的提委會，占中三子就是拖延運動爆發點的始作俑者。試想如果台學占領者在闖入立法院前就表示不會堅持退回服貿，還有人會冒流血的風險去抗爭嗎？

可惜，正因為占中三子不敢與中共對抗，以致沉醉在“三軌制”、“提委會組成”、“公民推薦”、“學者方案”等繁瑣的詞語，令群眾望而生厭。六月的電子公投並不能凝聚民意，尤其如果投票選擇模糊不清，只會更難動員群眾鬥爭。

回望五區公投之所以能促成香港廿多年來最進取的民主運動，是因為“落實雙普選，廢除功能組別”的口號清晰明確，號召群眾與港府和中共一決勝負。制定今天爭取真普選的口號，號召堅決的鬥爭，就不如清脆俐落“取消提委會，公民直接提名”吧。

台獨意識升溫　醞釀港獨情緒

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一個重要元素是對中國的恐懼，尤其是中共對台灣的經濟與政治上的控制。近年，中資財團收購台灣媒體，威脅了島上的言論自由；加上馬英九愈加與中共互相合作，讓中台資本家更大力剝削兩地的勞工。綠營背後的資本家勢力也爭相投靠中國，開發大陸市場，因此民進黨領袖近年不斷淡化台獨言論，但為了在11月的七合一選舉撈選票，民進黨有可能會再打台獨牌。反服貿運動與擺脫中國控制緊密扣連，令沉寂了一段日子的統獨議題重新熾熱起來。

太陽花運里出現“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表示台灣人若不想步香港人後塵，生活被大陸控制，就要起來反抗。

這反倒過來激化了港人的自治甚至是獨立情緒。普遍港人揭穿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謊言後，對中共的憤怒轉化成抗拒大陸的情緒，當然可以理解。台灣實際上已為獨立國家，而香港在中國底下統治，台聯等右翼台獨勢力雖然有介入運動，試圖煽動反中國人的國族情緒，但似乎效果不大。台灣具台獨意識的激進青年，很多都支持與中國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在最近台灣聲援中國東莞裕元罷工的行動就可見到。相反，港獨情緒為小撮右民粹分子主導，他們舉港英旗散播對殖民地的幻想，並具有強烈的反大陸人意識，甚至主張杯葛一切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群眾運動。

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相信離不開複雜的港獨問題，將令泛民主派進一步分裂。社會主義者支持各地的自決權，如果港人大多數認為需要獨立，我們亦支持香港有獨立的權利，但是，唯有中港受壓迫群眾團結抗爭，挑戰中共一黨專政，才能確保真正的自治權。

百多人遊行反大白象工程

高鐵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令群眾對政府和港鐵愈加不滿。5月4日（星期日），在學聯學生團體支持下新成立的“青年重奪未來”發起“毋忘反高鐵誓反大白象”遊行，於下午2點集合，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新政府總部，反對政府斥資鉅額興建大白象工程。百多人參與了遊行，包括社民連、保自聯、土地正義聯盟、環保觸覺等十多個團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政府大花公帑投資高鐵等大型工程，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飛機場第三條跑道、東大嶼人工島等等，造價昂貴，合共6,000多億港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預算案中計劃投放2,200億設立“未來基金”，用作更多基建和高風險投資。主辦單位的訴求是，停止準備落實的大白象工程，例如新界東北計劃及已進行的工程例如高鐵項目，並擱置“未來基金”。

警察暴力打壓

遊行隊伍於大約三點出發，遊行非常和平。但當隊伍行至金鐘添馬街，因有一個團體的示威物品較大（一個木板制的寮屋），故要求警方開路，讓整條隊伍經馬路行到政府總部。雖然這只會封路約15分鐘，但遭到警方無理拒絕。警方要求示威者使用天橋，但木板寮屋尺吋過大，根本無法上橋。

雙方對峙了接近兩小時，部分示威者不憤而推向鐵馬，走出馬路抗議。警方向推鐵馬人士施放胡椒噴霧，中椒人士包括社民連的梁國雄（長毛）。衝突中有一人受傷，救護車到達現場。最後，遊行隊伍被迫跟從警方指示，經天橋到達政總，而木板寮屋則以另一道路到達。

“青年重奪未來”成員表示，警方明知示威道具不可能上天橋，卻不願意開馬路，極為不合理。

社會主義行動發言時表示，未來基本是曾俊華要確保未來經濟危機時，要削減公共開支，但基建工程的開支不可以削減。除了4年前的反高鐵運動，去年的高鐵地盤工人罷工亦是一個佳例，從中見到基建工程下地盤工人受到剝削，被迫在空氣污染的地底吃飯。因此，反大白象的鬥爭需要更具戰鬥力的工會力量，連繫至工人運動。

普選鬥爭處於拉弦狀態

近月，北京打壓真普選的輿論攻勢一浪接一浪，態度極為強硬。 泛民主派與和平占中並無率領群眾還擊，令群眾心急如焚。民主黨、公民黨、工黨等溫和泛民派發起絕食爭普選行動，其中四名泛民中人斷食17天。可是，泛民不敢提出清晰的普選原則，例如為“公民提名”或“取消提委會”而抗爭。隨著群眾的激進化，沿用多年的絕食、跳海、遊行三部曲，逐漸被群眾視為“政治騷”。

相反，台灣占領立法院運動令不少港人眼前一亮，令更多人質疑為何占中遲遲未起步，為占中三子造成更大壓力。 戴耀庭回應，占中尚未有爆發點，並傲慢地表示“有本事你們可以先占”。而陳健民則表示，需要等待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有“真普選”。

泛民被動的策略似乎令群眾暫時寂靜下來，目前未來大規模運動尚未爆發。但是，中共更強硬的打壓將會引起群眾反彈，迫使泛民在壓力下向前走一步。

普選篩選　一錘定音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的言論，清楚表明中央否決真普選。 普選特首必須符合“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原則，一個立場是指，“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即任何繞過小圈子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會接受。 三個符合指的是普選要“符合香港實情”、“符合基本法與人大規定”，而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黨港條件”。 張德江強硬表明，特首候選人必須是北京屬意的，有些人“打著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另起爐灶、另搞一套”，效果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很明顯，言論是針對占領中環。

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三月出席研討會時，強調不論是公民提名、政黨提名，還是公民推薦或政黨推薦方案，一律都有違《基本法》立法原意。 同場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後形容饒的言論有“一錘定音的效果”。言論惹起群眾反感，令更多群眾認清，普選是無商無量。 政府宣傳“有商有量﹐實現普選”的口號，但實際上要確保只有提委會才能唯一提名權，任何其他提名方式都不能繞過提委員的篩選。

對於為何中共竭力打壓香港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的解釋比任何泛民政客更誠實、更清晰。 李飛指，首選舉程序中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目的是“必須保障工商金融界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不能推行高福利政策”。 香港資本家依賴不民主制度維護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中共害怕真普選打開威脅其既得利益的大門。

公民推薦　魚目混珠

真普選聯在今年年頭提出三軌制方案，其中一軌的“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本來是用來討好基本法的。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表示，中央立場愈來愈強硬，為普選特首劃設底線，否定公民提名，但他不認為三軌方案會削弱提委會權力。

但是，當中央政府連半妥協的三軌方案都指“違反基本法”的時候，更保守的泛民勢力就開始提出更惡劣的方案了。

最近，港大民調總監鍾庭耀被建制派猛烈批擊，指控其“不客觀”並經常發表“不利中央”的調查結果。從事件可見，中共正在向資產階級學界施壓。同時，十八學者提出“公民推薦”的政改方案，表示由市民提名產生候選人後，須要再由1,200人的提委會中至少1/8的確認。 學者亂說此方案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混淆公眾視聽。 小圈子的提委會由建制占絕大多數，必然將“對抗中央”的候選人篩走。

不幸的是，真普聯倡議的“三軌制方案”的其中一軌，正是“公民提名+提委會確認”的方案，與十八學者的方案沒有根本上的不同。真普聯方案為了討好《基本法》45條而不繞過提委會，最終只會將公民提名與公民推薦混淆。而真普聯的妥協方案也受“進步民主派”（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所支持。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牽頭成立“香港2020”，提出2017年的普選特首方案，建議中沒有提出公民提名，卻指只要改革提委會則可以“達到公民提名的效果”。 至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未有建議取消功能組別。 陳方安生呼籲各界“妥協”以達成共識。

保守泛民並非依歸群眾，以正確的方案、口號與策略號召群眾起來抗爭。相反，他們自己沒有底線，卻不斷揣摩上意，爭相摸索一個迎合中共的方案，得到“甜頭”後就沾沾自喜。然而，中共見到泛民一退再退，只會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

泛民訪上海談政改

對於是否到訪上海會見中共領導人，泛民議員起初猶豫不決，連番商討決定參與。 由於害怕會見京官會勾起選民對4年前與中聯辦密室談判的記憶，民主黨尤其如此感到壓力。所謂的政改商討是閉門會議，而且沒有預定的議程，不過是京官訓話、泛民點頭的一次機會。 可是，泛民主派又怎會放棄一次揣摩上意的機會？

梁國雄到達上海入境關卡時，遭到海關搜查行李。 因為有攜帶六四T-shirt、六四傳單，以及寫有“結束專政，全國普選，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的紙牌，被指攜帶“違禁品”而被禁止入境。梁國雄表示，05年時他仍可以穿著六四衫到深圳地鐵，可見今天中央政府對人權自由的態度比2005年時更為倒退。

廿三條與國安法

23條立法必然會勾起群眾11年前50萬人上街的回憶，因而是梁振英政府“四大政治任務”中最困難的一項。但是，中共始終會死心不惜，並展開輿論攻勢，為立法鋪路。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提到香港就《基本法》23條立法前，可試行內地的國安法。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最近又公開表示，若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可引用《基本法》18條，把國安法套用在港。早前，中聯辦的郝鐵川亦有相同言論。

中共放風若果廿三條不能立法，就要在香港行使國安法，為駐軍出動提供“法理基礎”。目前，連警務署署長曾偉雄與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都不敢為這言論背書。從這極嚴重的恐嚇可見，中共正積極部署鎮壓占領中環或香港其他民主運動。 在台灣爆發占院運動後，建制派討論如何防止占領立法會在港發生。

此外，中共明知港獨勢力為極少數，目前根本不足以威脅其統治，但卻刻意強調本土派的威脅，從而抹黑整個反對陣營為“分離主義”。從烏克蘭的災難里，我們可見到在工人階級與左翼組織力量薄弱，未能提供出路的情況下，兩派民族主義造成的毒害。 恐懼俄羅斯的控制是推翻阿努科維奇政府的主要因素，但過程中被右翼資本家政黨與半法西斯團體主導。 烏克蘭的俄裔人被親西方政府威脅其語言自由與民主權利，因此驚惶失措地尋求俄羅斯保護，視暴虐的普京政權為“救星”。 如今，血腥內戰是有可能爆發的。在香港，由於“港人治港”與“高度自治”的謊言逐漸被揭破，獨裁的中共態度愈加強硬，而香港統治菁英與之勾結，港人愈來愈憤怒，因為想擺脫中共控制而趨生了合理的獨立情緒。但是，香港的本土派想收割這情緒，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並不會幫助到香港的民主，反而只會讓中共抹黑香港民主勢力會“威脅中國利益”。在烏克蘭的反政府示威里，普京以“保護在烏克蘭的俄裔人”為名接管克里米亞。

正如社義行動一直強調，如果占領中環發展為威脅政權的運動，解放軍在香港戒嚴是絕對有可能的。 暴力的源頭來自獨裁政權而非群眾，“非暴力演練”並不能抵擋暴力的打壓。我們必須從宣傳與教育開始，向群眾響起這個警號。占中需要群眾的組織民主的糾察隊，並呼籲工人與工會組織協助。在過往世界各地的運動中，包括最近茂名的反PX運動里，號召罷工罷課抵抗政權鎮壓是一個重要的策略。 ■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立場：
·梁振英立即下台
·取消提名委員會，公民直接提名，立即廢除功能組別
·占領中環作為起步，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
·中港群眾運動連結抗爭，打倒一黨專政
·召開人民議會，選舉產生勞苦大眾的代表，執行社會主義政策

占中選出三個公提方案

五月六日（星期日），“和平占中”在占中商討日（三）舉行投票，選出三個政改方案，作為6月22日的占中電子公投的選擇。投票方案主要被視為有三大類別：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公民推薦方案，以及建制派方案。2,508名參與者投票，結果公民提名方案大勝，三個入圍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包括學界方案（1,124票）、人力方案（685票），以及真普聯方案（445票），得票占接近9成。有意占中者一面倒支持較進取的方案。

全港五個商討日場地，共超過2,500人參與，可見群眾仍熱切尋求爭取民主的機會。然而，大會一如既往以沉悶的法律與技術細節開首，卻無提及整體的政治局勢。對於中共堅拒無篩選的普選，占領中環受到來勢洶洶的輿論攻擊，以及未來占中所需要的策略等，都沒有機會得以討論。

民意逆泛民意願而行

過去三場占中商討日裡，都有引導參與，包括在商討日的討論框架都在方案的技術細節上，而非整體政局分析如何對抗中央政府。而且占中三子無視占中參與者，往往擅自向媒體發表未經討論的言論：由不動員元旦上街、參與者要自縛手腳以“避免暴力，到七一不會全面占中、推遲占中至2015年等等。事實上，商討日的參與者從來沒有權力改變運動決策，而被占中三子當作民主花瓶。學者恃著自己在不平等的社會階梯上有優厚的地位，透過資本建制（法律、學者及媒體機器）牢握運動的主導權。

但即使如此，由於整體香港政局的激進化，加上中央政府的強硬態度打破了談判的幻想，群眾還是投票支持相對進步的三個方案。

真普聯瀕臨分裂

社民連在投票前的幾天，宣布支持人力的方案。因為幾個有機會跑出的公名提名方案中，人力的方案較少支持，因此社民連呼籲集中票源支持人力方案。而工黨、街工、職工盟在群眾壓力下，亦在最後關頭轉投學界方案。

民主黨及公民黨攻擊真普聯內的社民連與人民力量轉馱，指兩黨在商討日（三）轉馱支持人力的方案，沒有投票予真普聯的方案，違反了聯盟的協定。保守泛民的代表陳方安生與公民黨湯家驊都抱怨道，6月22日的公投“沒有選擇”，甚至暗指激進派騎劫占中。

當初真普聯公布三軌方案時，民主黨在翌日即指可以拋棄公民提名一軌。現在，民主黨卻反指人力與社民連沒有投票支持真普聯方案，表示因無法合作而考慮退出聯盟。

可見，各黨派在普選上的最終立場，是建基於政治力量鬥爭的結果，而非只靠真普聯這個空殼組織去捆綁各黨派遵守共同紀律，或者靠一場偽客觀的投票就能停止泛民分裂。在政治鬥爭愈迫近之時，泛民內部只會隨著群眾的兩極化進一步分裂，所謂“團結泛民”只是不切實際的空想。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所指，如果激進派（例如社民連）一早退出真普聯，表達對三軌妥協方案的不滿的話，可以讓民眾更清晰見到妥協派與抗爭派之間的決裂，令激進派從分裂中為抗爭派在真普選運動中贏得更好的位置。

6.22電子公投

無論占中三子如何表現自己的超然獨立，客觀上還是順從保守泛民的立場。即使電子公投勝出公民提名的方案，占中三子也不會自然順應民意，立即發動占中。

因此，目前來看，6月22日的電子公投投票率不會高，更不會促成一場群眾運動，不能像過往的五區公投透過街頭宣傳而凝聚民氣。建制派很可能會將電子公投結果貶低為“民意調查”，削弱其政治權威。沒有政治運動，群眾也不會重視無效果的投票。

現在，有不少民間團體及學生組織準備七一發動“民間占中”，社義行動支持此一行動。

裕元罷工一個月　要求釋放工運人士林東

5月14日，一個月前的今天，東莞裕元鞋廠爆發罷工，抗議公司欠交社保及住房公積金，掀起全國一片工運浪潮。罷工期間，林東代表春風勞工服務部協助裕元工人與資方溝通的工運人士，結果在4月22日遭到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並同時該處兩台電腦受查封。警察指控他在網路上散布工廠罷工的消息，造成社會動盪。

今天，社會主義行動由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要求釋放被捕工運人士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沿途高叫口號“釋放林東！”、“工人有權組織，工人有權罷工！”、“跨個企業，剝削工人！”、“打倒中共獨裁”。

社義行動Nathan表示：“繼去年港資迪威信家具廠罷工，工人代表吳貴軍被捕後，中共現在連非政府組織人士林東也不放過。兩人也很可能被判坐監4-5年，可見中共加強了鎮壓。”

中國工人沒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全國只有一個被政府牢牢操控的官方工會。根據媒體報導，罷工期間官方工會向工人發出信件，要求工人立即復工，有工人深深不憤，於是在廠房內撕毀該信件，可見工人對官方工會極不信任。裕元罷工期間，曾經要求有選舉產生工人代表的權利，但由於政府往往會大力迫害拋頭露面的工人領袖，因此工人難以組織起來。

社義行動Jaco表示：：“中國工人沒有罷工權利，往往被政府、資方及官方工資打壓。跨國企業與中共勾結一起，全力打壓工運，前者為了利潤，後者為了統治穩定。”

這場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持續最久的罷工。中共一黨專政下，工人每次罷工都遭到血腥暴力的鎮壓，政府曾調動一千多架警車戒備，毆打、逮捕，甚至用狼狗襲擊工人，不少工人被送往醫院。

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東、還工人組織權及罷工權，打倒獨裁中共。

社會主義行動要求:

釋放林東，釋放被捕工運人士
打倒跨國企業剝削工人
打倒獨裁中共，確保工人組織工會權利

Erwiana受虐案：羅允彤被控20項控罪

昨日，Erwiana受虐案第四度於觀塘裁判法院提堂，約20名外傭在法院外拉起橫額表示聲援。羅氏被控一共20項控罪，包括意圖傷人、普通襲擊及刑事恐嚇等10項罪，共有三名外傭涉被虐待。

有關新增罪控，是由於勞工及福利局受到群眾壓力，於是加控女雇主羅允彤10項涉違反《僱傭條例》的控罪，指她拖欠Erwiana近29,000元工資。4月11日，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透露，羅允彤除了被指控刑事傷人罪外，還有沒有根據《僱傭條例》支付她的三名前雇員工資以及給予假期。

較早前，由於證據未準備好，而Erwiana需要來港進行檢查以撰寫傷勢報告，審判幾度被拖延。在Erwiana回港時，香港警察與印尼領事館緊密合作，扣留了Erwiana及其隨行者，強迫她留在印尼領事館。直至百多名外傭工會分子到領事館外抗議，她才得以釋放。

被問到希望羅允彤得到怎樣的懲罰，亞洲外傭協調會（AMCB）代表Eman表示：“所有虐待外傭的人都不值得到輕判，我希望這名雇主會得到法律上最高的懲罰，因為要避免下次還有其他外傭受虐待。”

案件將提堂至地區法院，於6月10日正式開審。屆時若果有需要由Erwiana本人作證，她有可能會來港出席，但目前尚為未知之數。

撐同志與反同志勢力對壘

5月17日（星期六）為國際不再恐同日，各個同志團體則於銅鑼灣舉行街頭活動，爭取性傾向歧視立法。活動合辦者為大愛同盟、香港女同盟會和彩虹行動。而社會主義行動亦進行街站宣傳，掛起“張宇人抹黑可恥　捍衛性小眾勞動保障　不分性向抗爭”的橫額。我們強調，反對同志平權的勢力往往都是一樣的反民主、親財團的。

譬如，早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志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翌日，5月18日（星期日），由不同保守團體組成的“維護家庭基金”，發起名為“愛爸媽，愛我家運動啟動禮”遊行，從尖沙咀九龍公園出發，沿柏麗大道到文化中心對開的廣場，宣揚所謂“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價值，發動針對性小眾權利的輿論攻勢。遊行隊伍遠途高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等口號，事後大會宣布有32,000人參加集會。

建制勢力選擇在國際不再恐同日（IDAHO）的翌日舉行反同志遊行，是要與同志團體的對壘。組織遊行的“維護家庭基金”，號稱有超過90間支持機構參與，當中包括如浸信會、宣導會等多間主流教會，亦有如維他奶、3電訊、新巴、AM730、明報等商業財團支持。雖然大會不斷重申遊行與“反同”無關，但官方口號中一再強調“一男一女”的核心家庭，明顯要排除其他自由結合、多元成家的可能。大會更被揭發註冊地址與頭號反同志組織明光社相同！最近，明光社大力攻擊小童群益會協辦同志友善的活動。

此外，建制派政客亦有動員參加，立法會議員梁美芬高舉“反對跨性別婚姻”標語，而去年抹黑林慧思老師的李偲嫣也組成“正義聯盟”，其標語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由於建制勢力要竭力維護固有的經濟制度，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需要與保守宗教勢力互相勾結，資助其宣揚保守家庭觀念。

社義行動完全支持同志平權的運動，包括性傾向條例立法與同志婚姻合法化，而這鬥爭需要連結至同志的勞工保障，且作為家庭單位獲得房屋醫療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志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

18萬人參與六四維園晚會　尖沙咀集會顯示政治兩極化

八九北京大屠殺25周年，參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香港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18萬，創近兩年來新高。由於中國其他地區嚴厲禁止此類集會，維園的大規模悼念傳遞出強烈的訊息。“毋忘六四”響遍維園，激勵港人堅持對抗極權中共。

在中國，在工人、學生和少數族裔都處於動盪不安，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斷加強國家鎮壓箝制，對異見分子、罷工領袖、博客和維權律師進行新一輪的鎮壓，連那些不反對中共的溫和批評者也不放過，他們往往僅僅呼籲改革，以及增強政府透明度的。在香港，中共要牢牢箝制香港未來的特首普選，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即將到來。在六四晚會上，這些緊張情緒隱隱可見。

爭取公民提名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呼籲群眾參加七一遊行，爭取沒有篩選的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中共阻撓公民提名的態度強硬，要所有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

來自北京的維權律師滕彪得到了當晚最響亮的歡呼聲。他呼籲人們支持占領中環，在香港爭取真正的民主。他說，中共已將其惡名昭著的維穩升級為政治清洗，一波接一波地採取逮捕行動。

親中共團體“愛港之聲”在維園外組織了一場小規模的反示威，提出口號“放下包袱，釋懷向前”，可見香港政治的兩極化。與大部分中共辯護者的說法相呼應，“愛港之聲”叫民眾忘記89大屠殺事件，把焦點放在當今中國“出色的經濟發展”上。

雖然六四燭光晚會出席人數眾多，然而，主辦單位“支聯會”近年來卻屢屢受到批評。支聯會企圖把天安門事件去政治化，將晚會單純地變為一場悼念活動，而非以此作為中港民主鬥爭的凝聚點。近年，主辦方愈加嚴格限制維園內參與活動的政治團體，也由於支聯會每年採用的口號愈來愈引發爭論，就可見其受到抨擊。

大會去年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飽受抨擊，一來因為立場軟弱，二來是屈服於中共宣傳的大漢民族主義。在輿論壓力壓力下，“支聯會”最後不得不放棄這一口號。今年則採用了聽起來更具鬥爭性性的口號“平反六四，戰鬥到底”。儘管要求“平反”是挑戰北京官方對八九民運的定性，但更需要的是，清晰號召群眾抗爭把獨裁政權中共拉倒下台，才是最有力的“平反”。

幻想破滅

這些政治爭議並非僅僅關於歷史，也反映著如今的抗爭狀況。泛民主派領導者，尤其是主導支聯會的民主黨大佬，已經準備與中共妥協，在中國拒不讓步的強硬態度下節節敗退。泛民領袖並沒有充分運用群眾抗爭的力量，反而僅將此作為與北京談判的平台。這根本不能幫助香港的民主鬥爭取得重大進展。

令許多年輕人和網路激進分子失望的是，主流泛民過於“軟弱”，同時缺乏真正的鬥爭野心。這也可以從香港本土派團體“熱血公民”在六四當晚另起爐灶，在尖沙咀搞了一場集會，有7,000人參與。儘管與維園的人數相形見絀，但與去年200人的數字相比是巨大的增長。

本土派集會代表著更加激進的民主訴求和戰鬥性修辭的奇特結合，並帶有右翼民粹、族群主義的危險思想。當晚主辦單位的演講只有少量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而晚會參與者並非帶有強烈的族群仇恨，而主要是因為泛民利用六四作為政治資本，故此感到失望和反感，因而想尋求對支聯會以外的選擇。晚會結束之後，集會人士發起在廣東道“自由行”，高喊“打倒共產黨”，令街道廣東道被短暫封鎖。這些行動令他們看起來比“支聯會”激進得多。

需要革命性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工國委（CWI）的香港支持者，大力介入維園的燭光晚會中，在三個入口處擺設街站。我們強調，普選永遠不可能在中共統治下實現，因此中港兩地的群眾抗爭密不可分。從八九大屠殺中最重要的一課是，既獨裁、又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中共政權，永遠不可能被改良，只能通過群眾運動來推翻。從今年四月份，五萬名鞋廠工人參與的歷史性大罷工，也可見工人階級主導社會變革的巨大潛力。

八九民運是一場革命性的鬥爭。但可惜的是，當時只有中共獨裁者一方擁有著清晰的策略和明確的領導，並為了戰勝群眾而無所不用其極。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教訓，對於組織一個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並以結束一黨專政，並要求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並且對經濟實行民主控制，以滿足社會需求。

反東北計劃　兩百示威者闖入立法會大堂

二百多名新界東北村民及聲援市民到立法會抗議，要求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審議最後在晚上暫停，會議結束。示威者表示，下星期五會再次集會。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涉及3.4億元。一批來自粉嶺北、古洞北及石仔嶺的新界東北村民、聲援團體和學生到立法會外示威區抗議。直至下午五時許，約五十人衝進立法會大堂，於地下靜坐。期後越來越多人參與聲援，晚上有二百多人在場內外聚集。財委會會議最後於晚上九時許結束，撥款未通過。

村民及聲援人士高喊“保衛家園　不遷不拆！”，要求撤回計劃。示威者一直和平靜坐抗議，直至晚上，二百多名警察到場，試圖包圍封鎖立法會門口，使場面一度混亂，有示威者受傷。

古洞村民：“一定要撒回”

來自古洞的村民呀祥今年已經60歲，數十年來靠耕種賣菜維生。他認為，這個不公義的計劃“一定要撤回”。“政府經常講大話，說東北發展能夠解決房屋問題。如果是用來建公屋，幫助社會上的基層市民，我不會反對，但如果是建高級住宅，就如當年興建高鐵一樣，是不合理的。我們農民耕作，地產商囤地收地後，很多村民像我一樣，很想種也沒得種。”他又指，地產商用非常卑劣的方法收地，迫走村民。

呀祥每天早上三時起床割菜，到古洞的兩個菜站賣菜維生，“東北發展令我們失去維生的工作”。

政府假諮詢　建制派村長出賣村民

呀祥又指，政府聲稱所辦的公眾諮詢，只是表面的。他也非常後悔當初投票選了建制派的村長，讓其出賣了他們。“諮詢會並不在新界，而是在北角！政府想諮詢的對象不是我們，是鄉事委員會、村公所等，我們村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村的兩位村長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他們開會都是鬼鬼祟祟的。我們村民辦過兩次村民大會，他們故意不出席，寫信給他們又不接，在逃避責任。”

從事教育的Ellis今天到場聲援，她表示，留意東北發展已有一段時間。“我在反高鐵的時候已經有留意，我很討厭這個很不公義的制度，官商勾結，為什麼城規未通過，立法會財委會仍然可以審議撥款？地產商多年來不斷滋擾村民，迫他們搬走，到最後把土地都荒廢掉。這件事也令我更痛恨那些保皇黨議員，功能組別和整個分組點票的議會制度。”

就讀中文大學地理系的學生陳樂彤也前來參與示威，她認為，政府聲稱香港沒有土地興建房屋，卻不利用現有的土地，如哥爾夫球場，空置用地等。她又認為，所謂的公眾諮詢只是一個形式，“就算有很多村民在會上問了很多問題，那些高官也沒有回答過，但民眾並沒有實質的權力。即使有六萬人的反對書，政府也沒有反應。”

示威者和平散去　抗爭將會繼續

占領行動一直相當和平，但到9時左右，立法會外開始有二百多名警察部署，準備進入立法會大堂清場，期間製造了混亂及衝突。由於撥款沒有被通過，東北村民與聲援團體認為，已經成功迫使財委會主席吳剋星休會，決定撤出立法會大堂，行動暫時結束。

下星期五下午三時，示威者將會重返立法會抗議。

反巴西世界盃的示威

6月13日（星期五），社會主義行動（CWI香港）的支持者到巴西領事館抗議，響應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聲援巴西的群眾運動。巴西群眾抗議，反對在世足期間鎮壓社會運動，並聲援“人民世界盃”運動（由“無家者工人運動”組織的占領土地運動）。工國委（CWI）巴西支部“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在示威中相當活躍。

今屆世界盃於6月12日開幕，但群眾鬥爭的浪潮掩蓋了賽事內容，他們反對揮霍無度的迪爾瑪．羅塞夫政府斥資115億美元於世界盃上，超出原定計劃的10億美元。

這筆錢花在富麗堂皇的體育場館和“政績工程”中，但沒有用在急需資金的醫院、學校和住屋。普遍的感覺是世界盃只服務富人、建造業等商業利益。許多普通市民都無法承受昂貴的票價去觀看比賽。

“隨著世界盃的來臨，房地產價格大幅上升（在城市的某些地區高達200%），房租急劇上漲。”“自由、社會主義、革命”（LSR）的Andre Ferrari解釋：“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在遠離工作場所的地方生活，進一步加劇了城市交通的問題，例如在聖保羅市。”

在世界盃的開幕之前，地鐵員工在聖保羅進行了五天的罷工，並表示除非讓42名因罷工而被解僱的工人復工，否則準備再度罷工。在巴西其他其他抗議和罷工則繼續進行。這包括在里約熱內盧的三個主要機場的24小時罷工。世界盃開幕伴隨著的是額外的國家鎮壓，巴西軍警用催淚氣體和橡皮子彈，驅散在幾個城市中的示威。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羅塞夫政府在世界盃期間的保安支出達到19億雷亞爾（8.55億美元），部署了57,000軍隊和大約10萬名警察，再加上新的設備和武器裝備。因此，難怪根據一項民意調查指，61%的巴西人認為，世界盃對於他們的國家來說是一件壞事。

在香港的抗議中，社會主義行動成員將抗議信交給巴西的總領事蘇亞雷斯。他們高呼“血汗世界盃可恥”、“鐵路員工立即復工”等口號。總領事回應稱，解僱在聖保羅的地鐵員工是一個“法律問題”，而巴西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示威者質疑他的講法，並指中國也有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他回答道：“這是兩碼子的事情！”

除了大規模的示威浪潮席捲巴西外，在德國、印度、英國、瑞典等國家也有聲援行動。

長毛被判入獄四周

“長毛”梁國雄於2011年抗議遞補機制論壇，被法院政治檢控，被刑事毀壞及擾亂公眾秩序兩項罪名，判監四周，即時入獄。至於其餘四名被告（鄧建華、容偉堂、陳倩瑩，及已服刑的黃洋達）則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是長毛自2000年及2002年以來，再一次受到政治撿控的冤。 

諮詢論壇只是面門功夫，讓親政府人士優先進場，長毛等人被擋在門外。而所謂被毀壞的物件是在尖沙咀一個會議中心的兩扇門，價值四千元，但在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被毀物件是由長毛本人破壞的。但法庭以長毛為抗議行動的帶領者而將他入罪。在論壇的衝突中，有兩名親政府阿伯叉頸襲擊長毛，但卻無被逮控及檢控，可見法庭的政治取態是反人民的。

法院拒絕讓長毛保釋，即時判監入獄，是為相當嚴厲。長毛正於立法會“拉布”，與議會外的群眾共同對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梁振英政府選擇在此時囚禁長毛，可以打壓目前的抗爭，也令他缺席七一遊行，是有政治目的的政治撿控。

6月10日，社民連於高等法院外發起聲援長毛行動，過百支持者到場聲援，人民力量、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都有參與。

長毛入獄被迫剪髮，其象徵“長毛”被削成“短毛”。據其社民連的重要戰友唐婉青說，長毛會被單獨囚禁於“水飯房”內，一個月只能有兩次的探監機會，不過其律師與其他立法會議員的公務探訪則不在此限。作為一等一的球迷，長毛未能觀看世界盃賽事，但據說他拿了套關於托洛茨基的《先知三部曲》，以及一本瞿秋白的詩集，相信在牢房中的時間不會被白過。

事實上，長毛的這次入獄並不是件個別事件，而是北京與梁振英政府近期一系列有計劃的白色恐怖事件。在長毛被囚禁一天，國務院就發表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言“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云云。至於在香港，建制派別亦來個趁火打劫，企圖在立會硬闖東北發展的撥款。

六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市民趁立法會辯論東北發展的撥款，到場包圍立法會抗議，及後警察凌晨清場並拘捕二十多名示威者，當中甚至有七十多歲的東北村民，其後又拘捕於網上討論衝擊立法會的十五歲青年，另有示威者被捕後困在警車內遭警察毆打。

另一方面，政府點名批評八個社運組織於東北抗議中的“暴力”行為，而建制派報章《大公報》則大肆抹黑長毛以及社義行動，指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

社會主義行動與長毛雖然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與綱領，但在多場抗爭里有合作行動，我們反對所有人的政治檢控，反對警察暴力。政府打壓愈趨猛烈，警察暴力正在升級，警民的對立更為鮮明，我們需要更有力的組織，包括示威的群眾糾察隊，並提出民主控制警隊的訴求。

中央發表白皮書挑起群眾憤怒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長《“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明文提出：“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權力的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

國務院於七一遊行前發表這份白皮書，在時間上不是偶然的，而顯然是要減少群眾七一上街。雖然占中領袖一退再退，拖延發動占中的日子，運動正走向下坡，但中央要進一步向泛民領袖施壓，令他們不敢支持群眾運動。尤其從最近的反東北占領立會可見，社會的激進化令中共憂慮溫和泛民不能抑制群眾反抗。

白皮書強調，基本法內所講的“兩制”從屬於“一國”，國家領導人就重大事項“指導”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擁有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的權力。此外，白皮書在第五章論及香港的政製發展，指特首需要“愛國愛港”，候選人須由提委會提名產生。這顯然是要扼殺公民提名特首的可能性。

中共在主權移交時，為了安撫港人，在《基本法》上加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定義含糊的字眼，讓香港在警察、法院、議會等機關上有一定的自治權。但多年來，中央力圖挑戰香港民主的底線，而白皮書的發布是一個轉捩點。中央政府重新解讀這些字眼，中央政府全面撕破自己的假面具，要更牢牢箝制香港的民主權利。

白皮書最為刺眼的一點，是表明治港者首要條件是愛國。而香港法官及司法人員亦被公開“治港者”之一。在不少港人眼中，法院尚有僅存的“獨立性”。相比中共全面控制的黨國機關，香港固有法院制度更為隱敝精密，一方面維持表面上的“獨立性”，但在最終的決定上還是順服資本建制的秩序。但在中央不斷箝制和收編，要將香港法院變成鐵板一塊的黨國機關，更為直接受到黨的決定。

近年曾任全國政協的袁國強為律政司司長，加上愈來愈多政治審判，整個司法機關愈來愈收中共箝制。

白皮書發表之際，剛好是最近法院新一輪的政治檢控。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因為三年前於替補機制示威而被判監4周，而反東北計劃占領立法會的三名示威者亦被逮捕。不難令人聯想到，白皮書是中央向香港民主權利下的一份戰書。

勾結外國勢力

白皮書的結語又提到，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又強調中央可決定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將本土派舉港英旗說為港獨行為，藉以抹黑整個民主運動為“反中亂港”。

在白皮書發表的同日，《大公報》在頭版“長毛暴行大起底”，以兩頁篇幅抹黑在獄中的梁國雄（長毛）成立極端暴力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並大幅報導我們組織的國際連繫，渲染工國委（CWI）在瑞典及巴西的支部為暴力團體。有關我們對大公報抹黑的回應，可參看：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挑起更大反抗

中央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白皮書，只會挑起群眾憤怒，勢令更多人上街遊行。占中運動由於泛民領袖的軟弱無能，三子想設法逃避實際行動。但白皮書激起群眾反彈，對中共更不信任急增，因此溫和泛民要走中間妥協路線就更為困難。民主黨害怕承受政治風險，被迫擱置於中聯辦會面。

中央政府打壓香港民主運動的態度強硬，需要更有力的抗爭行動，占領中環可作為起步，需要以罷工罷課將運動升級，才能有足夠力量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運動將要擴展為帶來中港制度變革的運動，不只是爭取民主權利，而是反對不民主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制度，打倒腐敗的鉅富菁英。

回應《大公報》抹黑長毛及社義行動

中共喉舌《大公報》在6月10日的頭版新聞抹黑長毛及社會主義行動。在報道刊登當日，剛巧長毛被政治審判而入獄，需要坐牢四周，加上七一遊行在即，香港的民主鬥爭進入關鍵的時刻。報道刊登的日子絕非偶然，中共政權要將抗爭組織渲染為“外國勢力”和“極端組織”。

《大公報》對我們組織的毀謗錯漏百出，我們未能逐一回應，在此只能澄清當中最荒謬的幾點。我們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也在政治上進行頑強的辯護，揭露其可笑的謊言。

1)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在占中時罷工罷課，渲染罷工罷課等同激進與暴力。事實上，罷工罷課是有組織有紀律的方式抵抗政府和資本家，有效將群眾憤怒引導至集體鬥爭手法上，避免因警察打壓而激起暴動。相反，從去年的香港碼頭罷工，到今年的東莞鞋廠罷工，都可見到工人發動罷工時是和平行動的，而施用暴力鎮壓的是資方和政府。

建制派與《大公報》近年大力抹黑激進民主派（包括長毛）“暴力”，向溫和泛民主派施壓，迫使他們與“激進極端”勢力割裂。中共在八九六四時殘暴屠城，《大公報》之流今天卻為其暴行護航，可見其對所謂“暴力”的譴責是虛偽的。

2) 報道指：“他們的示威手段非常暴力，2013年5月20日，‘工國委’瑞典支部、亦即瑞典‘社會主義正義黨’發起示威，抗議政府的民生政策和公共服務不善，示威者放火焚燒汽車、破壞購物中心，以及襲擊警察局，造成3天的大騷亂，警民多人受傷。”

以上全為捏造事實。2013年5月20日，瑞典爆發的一場暴動，是由於當地警察槍殺一名69歲手無吋鐵的老人，激怒了當地居民。“工國委”瑞典支部呼籲停止打砸放火等暴力行動，反而應集中力量發動街頭抗議及工人運動，團結對抗政府削減開支及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

3) 報道指：“同年6月17日，巴西全國各地逾30萬人上街示威，要求降低公交車輛票價，示威者癱瘓各地主要公路，當中里約熱內盧的示威者最為激進，引發警方鎮壓並逮捕大批示威者，並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當中包括不少被告是‘工國委’巴西支部、亦即巴西‘自由、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員。”

2013年6月，在巴西反車費加價的示威里，“工國委”巴西支部竭力介入鬥爭，宣傳以工會鬥爭和集體占領的力量打敗政府，完全沒有參與打砸暴動的行為。《大公報》指我們有多名同志被逮捕，並被以“身為有組織犯罪集團成員”的罪名起訴，完全捏造事實。

4) 工國委（CWI）從不認為群眾應以暴動作為反資本主義、反失業與反貧窮的鬥爭手段，同時了解到，群眾在絕望的社會條件下會以暴動作為反應。我們主張以有組織（工人政黨與戰鬥性工會）、有紀律的集體行動，例如工人罷工和占領手段，作為群眾鬥爭的方法，去建設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5)  報道誣陷我們企圖以難民作為“打手”，並引述所謂消息人士稱：“這些難民坐監都不怕，皆為監中有得食、有得住，仲有人工收，總比遣返好，可以說他們無得輸，故他們一旦被政黨利用衝擊政府或參與占中…”。

這段抹黑是對抗爭中的難民極大的侮辱。事實上，由於難民處於社會弱勢，警察的政治打壓更為肆無忌憚，被政治檢控的話甚至面臨被遣返的風險。他們參與政治抗爭需要付出比香港居民更大的代價和犧牲。難民發起紮營占領120日，爭取人道的難民政策，反對贊助機構的貪污，整場運動展示了高度的紀律，完全沒有出現報章所渲染的犯罪行為。

6) 報道指：“香港的‘社會主義行動’成立於2010年7月，政壇消息，指稱是社民聯的梁國雄指示鄧美晶牽頭成立。”
“早於3年前透過‘入室女弟子’鄧美晶，成立隸屬國際極端組織‘托派’的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
“‘長毛’梁國雄在該組織雖無實際職位，但卻是核心成員…”

以上完全是捏造事實。長毛與社會主義行動即使在很多鬥爭運動中有共同合作與行動，但由於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和綱領，我們參與的是完全兩個獨立的組織。

7) 最可笑的是，報章將社義行動與熱血公民並列為“合作組織”。熱血公民為極右民粹主義組織，煽動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撈取政治資本。熱血公民為了打擊左翼勢力，不斷瘋狂抹黑社義行動，與我們是截然對立的，沒有任何合作空間。

8) 報道指：“‘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83年，總部在美國加州奧克蘭…”
“工人國際委員會（工國委）也是一個國際性組織，成立於1947年…”

社會主義行動為工人國際委員會的香港支持者，而工國委（CWI）的總部設於英國而非美國，於1974年成立（而非1947年）。《大公報》強調長毛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難民聯會有連繫，又指社義行動有“外國成員”，極力渲染“勾結外國勢力”的印象。這是中共典型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宣傳技倆，抹黑任何反對力量為“分裂祖國”。要記住，若果廿三條立法通過，任何與外國組織有連繫的政治力量都會被禁制。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今資本主義體制為全球化的，而中共獨裁政權以銀彈子彈，將爪牙遍布國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國際上組織起來，在48個國家設立支部，挑戰這個腐敗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9) 報道指：“‘托派’全名為托洛斯基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激進極左派系，源於前蘇聯暴力理論家托洛斯基…”

報道以毛澤東式語言渲染托洛斯基主義為“極左暴力”政治流派，又誣陷“不少國家都視他們為僅次於恐怖主義的極端組織”，更抹黑不斷革命論為“不斷搞暴動”。事實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精闢地指出，在殖民與半殖民的國家裡，資本家無能力完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統一國家或解決其他封建社會遺下的問題。香港、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都證明了這理論的正確性，因而解釋了為何工人需要組織社會主義的群眾力量，而不能把反獨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任何一派。

總結

中港都進入暴風雨的階段，獨裁者正在搜獵並中傷其政敵，能被敵人點名批評，反倒證明我們做了正確的事。整份報道唯一正確的地方是，社會主義行動“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從滯港難民、新界東北發展、同性戀、新聞自由、中國工運民運、支持疆獨和藏獨、台灣反服貿、國際環保污染、愛爾蘭墮胎合法化到哈薩克政府屠殺等等，講得出都有，因而被溫和反對派人士諷刺為‘什麼都關你事，點同你玩呀！’”社會主義者不會因被攻擊而畏縮，反而會更有決心建設工人階級及青年的群眾組織，打倒獨裁制度與資本主義。

外傭團體遊行到入境處示威

6月15日，約一百人參加由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發起的遊行，當中包括外傭及本地支持者。遊行人士一面高喊著“加人工！”、“廢除《兩星期條例》”、“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承認《C189》公約！”等口號，一邊遊行至入境處門前集會。

當日遊行的主要訴求為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正名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慣例，廢除兩星期條例和其他歧視外傭的簽證政策；提升工資至4500元等。

為外出居住權抗爭

菲律賓外傭工會成員Olive來港工作約四年，她表示，現行的僱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令外傭24小時待命工作，也令像Erwiana和其他外傭被虐的案件出現，所以需要讓外傭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另一方面，《兩星期條例》讓外傭在和舊雇主解約後，只讓她們有14日尋找新的好雇主，根本不夠時間。她又指出，中介公司不但收取高昂費用，還有巧立名目的額外費，如醫療、訓練費等去剝削外傭。

同住政策下外傭面對不衛生的休息環境

一名未有透露名字的印傭以流利的普通話接受訪問。她認為，香港的房屋空間本來已很小，令很多外傭在同住政策下需要在廚房，甚至洗手間休息，這些環境的衛生狀況非常不理想。所以她認外傭需要有選擇出外居住的權利。

壓迫外傭的不只是個別雇主，而是整個制度

菲籍外傭的Nancy已來港工作超過八年，她表示，政府常宣稱像Erwiana等的事件是獨立案件，雖然不是每個雇主也有虐待傾向，但卻是整個政策令外傭處於困境，例如《同住條例》令外傭無時間進行投訴，加上在施虐者家中也難以進行舉報。

她要求政府給外傭“好的工資”，因為目前的工資已經不夠應付如交通等日常生活支出，而政府給予外傭的食物津貼也非常不足。所謂食物津貼，是指如果雇主決定不和外傭一起用膳，政府就需給外傭食物津貼。但目前政府給的食物津貼似乎最高只有九百二十元（一個月），根本不足應付生活。而且她們身上背負的，還有在故鄉的家人的生活所需。

提到工時的問題，她表示目前有的外傭每日工作十六至十八小時，但國際勞工組織的C189條例，聲明家庭勞工應享有八小時工作制的權利。她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承認這公約，保障外傭的基本權利。

Nancy曾在台灣的工廠工作兩年，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加班有額外補貼。相反，在香港同住政策和沒有標準工時的立法下，她的工時十分長，又被雇主要求做額外（非家務）的工作，如洗車等。

“我們來這裡集會，是要改變現況。法律必須改變。”Nancy表示。

香港貧窮問題比政府所言更加嚴重

清婆婆，78歲，過去十四年來一直靠拾紙皮維生。旺角的一條繁忙街道里，她在濃煙中艱辛地工作，每公斤廢紙換70分錢。我問她為什麼做這個，她的第一反應是“我別無選擇呀。”正如其他許多老年人一樣，除了每月1,180港幣的“生果金”，她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養老金。香港成千上萬的老年人靠撿垃圾維生。國營報紙《中國日報》2012年評論道：“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這數字還在增加。”

這就是中國恢復對香港統治十七年後的驚人現實。儘管在80年代，戴卓爾夫人領導下的右翼反工人階級政府在英國進行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實際上，香港在主權交接後變得愈發不平等（因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就在中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在香港，每三名老年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是老年人口貧困率最高的發達地區之一。其他群體也生活在極度經濟困難中。全港高達四分之一的兒童無法保證一日三餐。

與此同時，香港富豪的排名在2013年上升了22%。世界排名第八的富豪李嘉誠，近日指責某些全球財富研究在過去十年間將其資產低估了40%左右。這些雜誌忽略了李嘉誠在加拿大獲得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利益。據估計，李嘉誠身價達2,480億港幣。

政府誤導性數據

梁振英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空話連篇，更在今年年初的施政報告中，針對貧窮問題提出所謂“一百六十項措施”。但正如被指責為“空談俱樂部”的扶貧委員會一樣，這些措施在應對貧窮問題上無疑是杯水車薪。儘管如此，由建制派企業巨頭們控制的行業不信任梁振英，抨擊梁振英提出的措施是政府“無力支付”，威脅香港的“競爭力”。

國際非政府機構樂施會（Oxfam）近期一份報告揭穿政府有關貧窮問題的不實數據。據官方稱，13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對於總人口720萬的城市來說已經非常糟糕。

而樂施會六月份發表的研究發現，單身人士的狀況較政府設定的貧窮線更差。樂施會指出，單身成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花銷是$7,344，單身老人是$4,613。但梁振英政府的扶貧委員會卻把貧窮線設為$3,800。二者間的巨大差距是由不同的計算方法造成的。政府是根據“相對貧窮”，即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來設定貧窮線；而樂施會是按照“絕對貧窮”來計算，即需要多少錢才能生存下去。

大多數人的貧窮與少部分人對奢侈品與財富的炫耀就這樣並存著。它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核心出現了嚴重問題。針對北京最近的不民主操控（提名委員會）的抗爭，不僅僅是在爭取選出我們自己的特首候選人和政府的權利，更是要組織起來將特首拉下台，更是要改變整個制度。

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社會主義者將民主抗爭與解決貧窮問題、住房危機以及增加公共服務開支聯繫在一起。我們要求廢除強積金，因為它將許多人排除在外，最主要目的是幫助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獲利。強積金應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取代，其最底保障應與最低工資相同。我們也提倡將最低工資大幅提升到至少45港幣每小時，以此應對房價及租金上漲、票價上漲以及食品通脹等。

這些要求只能通過大規模群眾抗爭來實現。但群眾抗爭需要有組織地進行，也需要有一個指導社會變革和政策變革的方案。這正是為什麼我們支持建立一個基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新工人政黨。它的目標無疑是爭取社會改革和民主，破壞企業巨富們的力量，摧毀以保障其利益為目的的獨裁政權。一個經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代表著基層工人、退休人士和廣大的窮人。這樣的政府會將銀行和大型企業民主公營，針對大多數人的需求實行計劃經濟，而不是讓有錢人變得更富有。

世界難民日：香港 300名難民團結抗爭

6月20日（星期五）為聯合國世界難民日，400名在港難民於發起遊行。難民高喊“打倒ISS”、“打倒貪污”、“我要工作權”等口號。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表示：“香港難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中，ISS剋扣我們的津貼，給我們吃腐爛的食物，要我們住非法寮屋。政府要我們不發聲、不反抗，要這裡的人不知道。但今天我們告訴政府，香港的難民是可以團結抗爭的。”

遊行隊伍士氣高昂，到達政府總部後，與正在反新界東北的示威者聚合起來，雙方互相支持打氣。社義行動的鄧美晶發言：“難民與東北村民都是被梁振英欺壓的，政府要用種族歧視分隔我們的團結，我們要連結在一起。只要是反梁振英的抗爭，我們都會全力支持，希望反東北的市民也支持我們。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今年，在港難民第一次自我組織“難民聯會”起來，發起了持續130日的占領行動，至今尚在進行。難民抗爭的訴求也明確化、政治化起來，有別於過去籠統要求“人道政策”，而將矛頭指社福署外判機構“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要求社福署中止與ISS的合約。 ISS以援助難民為名剋扣食物及房屋津貼，正在接受廉政公署調查。

難民隨後發動了果敢的抗爭，占領行動。在2月10-17日期間，難民占領了ISS三間辦事處，一度癱瘓了ISS運作一星期，及後2月27日亦於灣仔社福署大樓外紮營留守，在4月12日更移師中環天星碼頭天橋，將難民運動連繫至社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占領中環”。關於ISS如何剋扣難民津貼，並牽涉到官商勾結，可閱《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6期的文章“難民向不公制度反抗”。

工作權

今年也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有在港難民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爭取合法的工作權利。在港難民得到的福利援助匱乏，不足以渡日，不少都被迫打黑工，一旦被發現，最高可判監15個月，而犯上店鋪盜竊罪一般也是判監數個月之久。正因為政府禁止難民合法工作，才迫使他們部分人鋌而走險。建制當局抹黑難民社群為罪惡溫床，自己才是最大的罪惡元兇。

聯合國與港府的虛偽

在落後國家裡，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洗腦宣傳特別行之有效，因此不少尋求庇護者都選擇香港，希望覓得容身之所，安居樂業。

難民聯會主席Raymond是來自伊朗的小商人，因受到當地的恐怖主義威脅人身安全，決定來香港避難。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就曾講過：“起初我以為香港是國際大城市，高樓大廈，五光十色。來到後，我被拘押在羈留所七個月，當時還在想只是因為自己越境闖關，觸犯入境法例，才遭到這樣的待遇，獲釋後就會有好轉。但生活久了，我才慢慢醒覺，這裡的政府對待難民與第三世界沒有分別。”

香港1992年簽署了《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禁止締約國將人送回可能使該人遭受到酷刑的國家。但是，可是22年來，在來港尋求協助的13,000名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者中，只有0.2%成功獲得難民身分，而全球的平均的成功率是38%。連落後如南非這國家的成功率也有5%，是香港的25倍！

港府對難民的甄別程序極為緩慢，不少難民滯留在港10-20年，沒有工作權利，只能浪費光陰。即使通過了甄別程序，難民仍然無法獲得香港居民身分，沒有基本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工作權，也不能獲得香港居民的福利，而只能等待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若果一名難民在港找到伴侶組織家庭後才獲得難民身分，被安排送往其他國家的話，就要與家人分離。

可是，聯合國對於締約的香港政府，從來都是小罵大幫忙。面對難民的占領行動及大遊行，聯合國難民署至今仍是緘默不言，根本不會支持抗爭。今年的難民日，聯合國難民署更是無所作為，只舉辦優雅高尚“難民電影節”，讓一小撮知識分子和社會菁英在冷氣房內互相取暖。難民連最基本的生活費也缺乏，何來有錢享受電影？

難民聯會正在急速擴大，短短成立了4個月已經有約400名成員，並發動了組織強而有紀律的占領抗爭，是在港難民的歷史新一頁。難民會抗爭下去，直至打倒ISS，打倒梁振英。

六二二公投：投票人數超預期群眾占中心不死

中共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聲言可以“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電子公投系統受到國家級的駭客入侵，反倒激起了大眾的投票意欲，六二二電子公投變成了反政府的抗議票。至本文截稿時，已經有超過70萬人投票，反應比預期熱烈得多。

社義行動批判性地支持票投3號的學界方案，雖然方案沒有明確指出廢除提名委員會，而只是以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委會，但仍然是三個方案之中最進步的一個。但我們認為，即使是由直選立法會議員組成的提委會，也會受到建制當局的壓力而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提委會。

“和平占中”於較早的商討日投票中，選出了三個普選方案作為今次電子公投的選擇，包括學界方案、人民力量方案以及真普聯方案。由於三個方案都包含公民提名，都不會為政府所接受，因此票投哪一方案已經變得次要，各黨派的宣傳活動都集中於摧谷投票率，以求表達群眾為真普選占中的意願。

“占領中環”在一年半前被提出，一開始本受到大眾支持，尤其是年輕一代都熱切期待這場運動。可是一直以來，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提出占中至今猶豫不決，拖延發起占領中環的日子，令群眾對占中領袖愈來愈失望。因此，原本預計6.22的投票率並不會高，但在近幾個月，北京政府歇斯底里的打壓抹黑占中，反而令公投起死回生，群眾視投票為反抗的手段。雖然占中領導層逃避抗爭，但群眾卻公民抗命為重要武器，可見兩者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構。

中央對待公投的策略原本是冷處理，以免激起民情反彈。但是，發現投票人數比預期多得多後，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表聲明攻擊全民投票。港澳辦指全民投票“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中聯辦則稱全民投票結果“不具任何參考價值”，“是一場鬧劇”。這只會加強公投的對抗意味。
占中三子較早前講過，如果投票人數少過10萬人就會退出占中領導層。但是，如今的投票率反映出普遍群眾爭取真普選的決心，再次推進了占中運動，實令占中三子騎虎難下。

鼓動群眾反抗信心

在短期內，電子公投的高投票率可為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贏得權威，迫使泛民向中央政府擺出高姿態。此外，群眾亦會更有信心參與群眾鬥爭，經歷過政府一連串的輿論攻勢、警察暴力與政治檢控，一個新的反擊浪潮將會來臨。

從六二二公投的高投票率，可見群眾對現存制度的不滿，並將給予占中三子及泛民領袖巨大壓力，迫使他們不敢過於保守。但是，泛民領袖還是會主張與中共政府談判，又害怕民主鬥爭會變得過於“激進”，還是會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因此，社會主義者強調由下而上民主建設群眾組織，而非泛民主派主導的運動架構。電子公投投票率高的話，可以向政府施加一定壓力，但不能取代工人及青年的群眾組織。

目前，各溫和黨派都口講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問題是有多少決心去爭取，願意用什麼手段去爭取。泛民主派內部本來就沒有堅實的政治立場，組織也相當鬆散，因此在政局愈來愈兩極化下四分五裂為不同的陣營。不少人希望占領中環可以團結泛民，而透過電子公投令各黨派信服一個共同占中方案。

在商討日（三）選出三個公民方案後，民主黨對投票結果不滿，表示正在考慮退出真普聯；加上資產階級媒體竭力渲染占中被激進派“騎劫”，令占中三子屈服於壓力下，突然繞過商討日的機制，擅自加上另一項投票選擇 － “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占中三子之一戴耀廷表示，這裡做是為了讓溫和泛民可以繼續參與公投！相信不少投票人士會在此項投棄權票以示不滿。

公民黨湯家驊因為公開表示公民提名方案是不務實，最近於城大舉辦“政改研討論”，與基本法委員饒戈平討論“如何將提委會民主化”，向傳媒放風可接受沒有公民提名的方案。

此外，在最近反東北計劃在立法會的抗議里，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而爆發衝突，建制派媒體全力開力輿論機器，抹黑反東北運動是“占中預演”，誣陷占中必然會釀成暴力。民主黨、公民黨及工黨何秀蘭立即與反東北示威者保持距離。在未來這些抹黑只會有增無減，泛民主派即使不會全面屈服於輿論壓力而取消占中，也會用種種方法限制占中的規模與抗爭手法，避重就輕。

七一上街倒梁

六二二的投票率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接著的就是七一上街。

高投票率最多也只是凝聚了民氣，但要發動有力的群眾鬥爭（包括占領中環），需要的是更有力的群眾組織力量。占領立法會的行動讓我們窺探到占中運動會面對如何強大的警察暴力，因此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挑戰整個政權。我們需要在工會及工人階級之間宣傳，令工人有準備以罷工的手段參與占中，並改變香港奴役工人的制度。只有工人階級成為群眾鬥爭的領導力量，才能有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歷史上的社會變革的運動，都不會僅限於改變政治制度的鬥爭。曼特拉在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運動里，就提出一系列改善工資、工人權利、國有化經濟體系的政策，然而由於非洲國家大會沒有提出打破資本主義的綱領，令“民主化”後的南非墮入了新自由主義的陷阱，使今天南非的底層工人仍然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2年屠殺罷工的礦工里，可見國家的鎮壓力度更強。

占中運動若果要動員普羅大眾與工人階級的參與，就不能限制於普選制度的問題上，而要提出工人權利、改變經濟制度的訴求，結束巨富權貴的不民主統治。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爭取群眾支持，並為群眾（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壓迫的血汗工廠工人）指明一個方向。由下而上的跨境團結運動，從而反對獨裁資本主義的中共政權，是唯一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 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
●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
●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 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新議會有權實施大幅社會改革，打破巨富權貴的經濟控制
● 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
●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
●  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污染

東北發展：粗暴的計劃　暴力的鎮壓

東北發展計劃近日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六月六日首次會議進行期間，一批受影響的居民和聲援團體等沖入立法會大堂靜坐抗議，成功迫使會議中止。一星期後，財委會再次討論有關議案。

同時，再有數百人在立法會外示威，而議會內有議員採取拉布手段以拖延表決，但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試圖“剪布”粗暴闖關，激起在場民眾的憤怒和不滿，部份人試圖衝進立法會大樓，遭遇到警察武力鎮壓，並在凌晨清場，逮捕部份示威民眾。而在本文截稿前，警方仍在逮捕當晚參與示威的人仕，包括社民連成員曾浚鍈、廿一世紀少年成員林朗彥等。

所謂的“充分諮詢”

梁振英政府強行推動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早被質疑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而負責推動計劃的陳茂波則一直堅稱計劃已“充分諮詢公眾”，但被揭發原來五萬份意見書中只有七分是支持計劃！此外，發展局通過互聯網發布數據試圖反擊反對聲音，然而那些數字卻籠統而含混不清，試圖混水摸魚。而陳茂波稱願意與反對者商談，但條件是不撤回不押後計劃，亦不會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這不單是毫無談判誠意，更是對反對民眾的羞辱！

警察暴力

在衝突當日，資產階級媒體極力放大示威者衝擊立法會大樓門外的畫面，又反覆播放高官“不容示威者暴力”的說辭，卻對警察暴力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內地官方媒體亦反覆播放衝突畫面，渲染香港示威者為“極端暴力”。

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暴力的來源是政府和警察，而不是示威者。立法會有建制派及功能組別保駕護航，只要舉手投票就必能通過受人唾棄的東北計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粗暴剪布更是挑起示威者衝擊的導火線。6月6日占領立法會的行動本來相當和平，但警察卻煞有介事要在第二周嚴密布防，甚至派人混入人群中搞事，刻意挑起示威者的憤怒。

今次，警隊出動防暴警察對付示威者，暴力手段全面升級。有被捕示威者稱，反黑組警員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在清場過程中被抬走的示威者亦指，被抬時警察故事屈扭他們四肢關節，有示威者因而脫臼等身體損傷。甚至有兩名被捕者黃永志及周諾恆指出，警察將他們押上警車，關燈落簾後毆打他們，向他們吐口水，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香港警察“公安化”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建制派輿論抹黑示威者視今次為“占中預演”，但操練占中部署的卻是警隊。

另一方面，警察被質疑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給予其同僚暴力鎮壓的口實。保安局近日一口否認有此事，但當日有示威者稱親眼看見藏有警員證件的人混入人群中煽動群眾情緒，亦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未有配戴警員委任證的便衣人員在示威群眾中活動，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此外，6月13日衝突當日，有一批陌生的蒙面示威者多次帶頭與警察衝突，但在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前離去。

這些對付示威者的技倆，在全球的群眾運動都相當普遍。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察暴力，並支持撤回東北發展方案。警察狡猾的伎倆令整場運動陷於複雜，提高了對示威者組織紀律水平的要求。我們支持組織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反東北計劃需要民主組織的抗爭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七一上街】參與抗爭　支持社義行動

今天七一遊行很可能是多年來最大規模及最重要的一年。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可以發揮最大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大量義工，讓我們拒絕妥協、反對資本主義聲音響亮起來。

中央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高度自治權非固有的”、“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白皮書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挑起群眾的巨大憤怒，因而占中電子公投的人數遠超預期。去年七一遊行有40萬人上街，今年七一上街人數很可能會更多。

中共的打壓歇斯底里，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又勤加操練和部署警隊，甚至騰出監獄空間準備囚禁示威者。隨之而來的是警察暴力的升級，反東北計劃示威者在立法會抗議，受到“公安式”的警察鎮壓，有示威者被拉到警車關燈拉簾，打至頭破血流。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警察及法院發動連串打壓的時間絕非偶然。

社會主義行動受到中共喉舌《大公報》以頭版篇幅抹黑我們，指控我們為“極端暴力組織”以及“勾結外國勢力”。

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雖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以換取半假不真的普選方案，一直充當群眾運動的剎車掣。但是，群眾已經愈來愈不耐煩，在七一不排除會有局部的占中行動發生。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除了占領行動外，更需要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運動，並堅拒與中共妥協。香港的民主鬥爭要徹底勝利，必須要連結至中國大陸反獨裁的鬥爭，推翻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正因於目前的民主運動由資產階級政黨把持，其在中共及資本家面前只會退讓屈服。因此民主運動要徹底勝利，需要工人階級來領導。

我們組織把握七一當天宣傳社會主義的聲音，為宣傳未來的工人階級群眾政黨而奮鬥。當天我們會售賣新一期《社會主義者》雜誌第27期，籌得的款項會用於建立我們中港台的組織。我們需要大量義工，希望各位踴躍出席。

七一留守　占領中環　Delay no more!

占中電子公投總共有78萬票，遠遠超出預期，可見群眾對政府的憤怒已極為洶湧。

現時群情洶湧，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應該把握時機，發起占領中環運動。然而，占中三子繼續採取拖延策略，如此民氣有消散的危險。我們歡迎學界組織在七一當晚留守占領的決定，並會參與其中。在任何政治鬥爭里，時間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幾點原因令今年七一的政治形勢特別有利：

中央頒布白皮書，全面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令群情洶湧
占中公投的投票人數極多，連和平占中領袖都感到驚訝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令梁振英政府的支持度再度崩潰
建制陣營受到動搖，又不知如何回應

到中共政府未來再發動攻勢時，政治形勢未必會如目前大好。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堅拒在今年七一發起占中，依然寄望於與中共談判妥協。這是重大的錯誤，而需要從下而上施加壓力去與之抗衡。

中央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聲稱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且“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權力”，可謂對香港的民主運動全面宣戰。除了對占領中環運動發動瘋狂的輿論抹黑，政府又加強法院、警察及監獄等國家機器的鎮壓。在反新界東北計劃示威者被“公安式”的警察鎮壓，多名不同政治派別的活動者皆被政治檢控，當中長毛因三年前於政府的諮詢論壇上示威，被判監四周，因而無法出席七一遊行。

現在就是反擊的機會，在此社會主義行動呼籲各位遊行人士七一當晚參與占領中環行動。

占領的下一步

“占領中環”的原意是癱瘓經濟運作，迫使統治階級妥協。雖然占領是好開始，但僅僅占領並不能達致這目的，加上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對付示威者，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對抗政府，而需要將行動逐步升級為更有效、更有組織的行動。學生若果準備在開學時進行罷課一天，以此作為開始，可以推動罷工運動。在台灣“太陽花運動”中，運動提出罷課後進一步鼓起群眾，香港需要學習這群眾鬥爭的新方法。

有內地網民聲言在七一發起“占領深圳”及“占領天安門”，且在湖南有民眾拉起“支持香港公投，湖南也要公投”的橫額，可見香港民主運動也鼓動了內地人的反抗心。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內地的團結聲援行動。中共最害怕的不是單單香港有民主普選，而是一旦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內地各省各市，將會陷入失控的局面而威脅一黨專政。香港民主鬥爭該當鼓勵這些內地的行動，並有意識地連繫至內地反獨裁的鬥爭，並挑戰 － 依賴中共獨裁政權牟取暴利的 － 資本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行動的占中訴求：

立即建立占中運動 － Delay no more!
梁振英政府下台
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公民直接提名
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
立即立法通過八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每小時$40元，並實施政策對抗鉅額權貴的經濟控制
將民主運動結合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民主公營大銀行及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從而可以由公帑全數支付全民退休保障、每年興建五萬公屋、改善環境污染

七一大遊行後　香港將何去何從？

本年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乃近十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遊行之一。主辦單位估算遊行參與人數超過51萬人，就好比2003年的遊行。許多參與者甚至認為總人數更高達70萬。遊行於當日下午3時開始，隊伍龍尾至晚上11時才到達終點。
這次的巨型遊行再一次地反映出香港不斷尖銳化的政治危機。最近數星期，反對中共獨裁的群眾抗爭此起彼落，抗議中央政府拒絕實現真正的民主選舉。 18萬人參與了紀念北京六四屠殺的二十五周年集會。就在七一遊行前夕，近79萬人參與了“和平占中”發起的非官方“公投”。公投的參與人數甚至連占中領袖也感到震驚，是其預計人數的四倍。而北京方面則指這個公投為“非法無效”。

中共政權不斷拒絕向香港下放更多的政治權力。中共擔憂一旦失去對香港政府的控制將會波及整個中國，鼓勵更多公開挑戰一黨專政的反叛。我們已經留意到在中國有關“占領深圳”甚至“占領天安門”抗議活動的消息，縱使現階段只是在網上──在中國一個主要的反政府論壇提出，這明顯是受到香港的啟發。網上評論指，香港的占領中環將會是未來“占領天安門廣場”的預演。在湖南長沙，示威者舉起橫額聲援香港的非正式公投，並要求“湖南也要公投”。

北京對香港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經過多年的阻滯，如今已被揭穿成中共另一個騙局──正如社會主義行動所預料一樣。北京堅持利用提名委員會來篩選候選人，以控制選舉結果。這次的政治危機源自於過去數十年來被不斷違背的承諾，首先是被英國，然後過去十七年來是被中共專制。他們欺騙、操縱並設立假局來迴避對自由選舉的要求。

北京的白皮書

正當鬥爭進入了關鍵階段，香港政府將在年底前提出其（也就是北京的）2017年的選舉方案，而中共亦向民主運動發起了更激烈的宣傳戰。資產階級“溫和”泛民政黨與占領中環的領袖們，實際上正積極地避免進行全面的抗爭，但也被北京抹黑為“極端”民主派和“外國反華勢力”的傀儡。

政權的發言人最近發表的言論和文章警告著“危險的後果”，並威脅會進行鎮壓。北京更首次地在6月10日重錘發表了關於香港狀況的白皮書，這相當於向民主運動宣戰。白皮書中強調香港自治的界限，並且指出北京可以宣布“緊急狀態令”（用來實施直接管治）。七一過後，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國營媒體對巨大的參與人數“無動於衷”，而香港的傀儡政府提升了對遊行示威的打壓，進行了對參與者的集體逮捕並刑事起訴主辦遊行的民陣成員。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七一社論，警告香港可能會“變成烏克蘭或泰國並發生不同的危險狀況”。 《環球時報》立場屬於鷹派，利用內戰或政變的恐嚇進行宣傳戰。

香港的親中報章《大公報》最近也頭版抹黑了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以及激進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並恐嚇參與公投的人們未來將自作自受，承受金融中心與社會混亂的惡果。警察將會非常忙碌，而駐港解放軍也可能被動員處理危機。

而香港警察正將這些威嚇實現，明顯受到高層的政治命令，在七一遊行使用暴力手段。

激進化

在過去數周，尤其是伴隨著白皮書的爭議，中共的強硬手段不但無法讓民主情緒退縮，反而更激發廣大的反抗。七一大遊行的人數就證明了此點，而且示威群眾的情緒也變得更憤怒、更不耐煩。泛民領袖也招致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反對聲音，尤其是年輕人，指責泛民領袖“太軟弱”，嘗試拖延或迴避鬥爭行動的升級。社會主義行動在七一當日提出“Delay No More”（不要再拖延），呼籲立即開始議而不決的占領行動──以及“我要真民主，打倒財團專政”等的口號。得到眾多支持。

對“溫和”泛民領袖的不滿也明顯地反映在各黨派的籌款數字上。縱使遊行規模更大，所有“溫和”泛民政黨都比去年錄得更低的籌款數字：
公民黨 （41萬元）
工黨 （18萬元）
民主黨 （20萬元）

相對而言，屬激進派的社民連，因應其領袖“長毛”被監禁4周而缺席遊行，在七一當日募得93萬元，比去年增加近50％。至於募款金額第一的，則是“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運動，籌得近140萬元。 “和平占中”運動被視為香港下一階段的主要抗爭行動，雖然其領導的態度傾向妥協並與“溫和”泛民緊密合作。

棄掉“羊皮”外衣

群眾日益上升的不滿與沮喪不單是針對北京，也是對“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不斷在拖鬥爭的後腿。這股壓力導致了學生團體們在七一當天的遊行後自行發起了具象徵意義的占中“預演”。他們的行動卻沒有得到“和平占中”發起人的響應，陳建民更聲言不希望任何團體啟動占中“預演”。 “和平占中”領袖的立場堅持要等到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後（年底前），才可以啟動運動。實際上，政府明顯地會堅持保留“提名委員會”，並已經否決了“公民提名”（普及的參選權）的訴求。 “和平占中”領導層尤其是在過去數星期，等同放棄了群眾運動打鐵趁熱的機會，讓政府肆無忌憚地進行大量的抹黑宣傳和政治打壓。

政府方面的回應是明顯的。香港警察在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中拘捕了511人。這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在單次遊行中最多的拘捕人數。被捕人士包括了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與Nathan Leung。警察的大型行動與暴力手段都是為了表達政治訊息。警察使用“按穴”來凍結只是和平靜坐的示威者。警方的擴音器不斷重複要求記者離開現場，公然打壓新聞自由──香港的新聞自由最近受到政府的多次打壓。律師們也被拒絕參見被捕的示威者，明顯違反法律。

大部分的示威者都被警告後釋放，代表他們可能會在之後被警察秋後算帳，控以“非法集會”和“阻街”等。其中25人需要保釋。政府與警方的舉動同樣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反撲，學生發起的占領行動在社會中獲得大量同情，並向“和平占中”領袖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結束推諉的政策。

緊接著的數天，七一大遊行的五名組織者被捕，並控以“沒有跟從警方指示”的罪名。警察指控遊行速度“太慢”！這是對每年舉行的七一遊行前所未有的打壓，顯示中共和港府都視其為眼中釘。抗議警方行動的包括剛出獄的“長毛”：“我被監禁26 日，不過只是從一個小監獄釋放到香港這個大監獄。”

這些打壓手法於中國大陸乃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在香港是一個新階段，國家機器有計劃地進一步加大鎮壓。其目標是要讓公眾“習慣”警察的暴力手法，並視暴力鎮壓是反政府示威為一個新的“慣例”。這被香港群眾廣泛地視為警察的“公安化”。
香港政府與資產階級精英，在北京的敦促下正準備應對民主運動的升級。政權的策略是要加大對“溫和”泛民與“和平占中”領導的施壓，攻擊他們在鼓吹“暴力”與製造“混亂”，試圖分裂他們。將部分泛民成員分裂，讓其倒戈並支持政府的“方案”（只能是北京的方案），導致民主運動的瓦解。

社會主義者與民主鬥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活躍於廣泛的民主鬥爭，並自一年半前占領中環運動提出以來就積極參與。我們會為每一寸民主進步甚至部分改革而戰鬥，但是社會主義行動同時批判著今日泛民領導層尋求妥協的態度與策略。民主鬥爭要勝利，就需要階級鬥爭的分析，並將民主訴求連結起廢除資本主義的社會災難。香港的民主鬥爭只能透過聯結起中國的群眾鬥爭──尤其是大量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才能成功。今年四月便發生了中國近30年來最大型的工廠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占領行動是一個發展群眾運動的重要平台，但單靠這樣並不足以結束中共的專政。我們需要升級至更效的策略，例如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學生罷課，去引發工人們組織罷工。在占領運動面臨著國家打壓之下，──包括那些親北京流氓“志願團體”的威脅下，這是非常重要的。

占領中環運動的領導者們（在沒有經過真正的民主討論下）決定將運動名稱加上“讓愛與和平”的字眼，不幸地反映了對鬥爭的關鍵問題的一種鴕鳥政策態度。反而面對北京與港府“仇恨與暴力”，包括可能動用解放軍的打壓威脅，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
我們將會發表新的文章討論如何讓民主運動向前走，檢視主流泛民的綱領、鎮壓的威脅，以及中國內部潛在的社會政治不穩。

難民Ibrahim說：“法律是不公平的。我們需要工作！”

香港難民持續占領120天后愈變強大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Nate Norman對來自多哥的Nino Ibrahim進行了採訪。 Ibrahim是一位已經留在香港超過九年的難民。

你來香港多久了？你為何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

明年二月就滿十年了。

在我的國家多哥，社會制度十分不公平。政府從1967年起就在同一個家族的控制之下。 2005年的總統選舉有人在幕後操縱，我哥哥參與了一些反政府抗議，隨之被逮捕。三個月過去了，還沒有見到我哥哥。我向軍方和警方可能知道他下落的人打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他在被捕當天就已經被殺了。”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不能讓我哥哥白白死去。之後我開始組織反政府抗議，軍方注意到了我，所以我只好離開，否則會被殺掉。

你為什麼選擇來香港？

我的朋友說香港很安全，而且我們從多哥來這裡不需要旅行簽證。

在這裡申請得到庇護的過程要多久？

我在申請當天就得到了。但從一開始我就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援助。他們允許我呆在香港，但不讓我工作，也不給予任何幫助。

你在無法工作的情況下怎樣生活？

第一年我在天星碼頭靠乞討維生。一天晚上，凌晨三點左右，我實在餓得睡不著，就慢慢走到了重慶大廈。一些警察攔住我要查身份證，而我只有庇護證明，他們就把我關進了監獄。接下來的四個月我呆在移民羈留中心。被放出來後，我在朋友的幫助下得到了一些政府援助。

你在香港有家人嗎？你們住在哪裡？

2009年我妻子來到了這裡。我們現在有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3歲。生活非常艱難。孩子們上幼稚園的費用要先由我自己支付，半年後政府才為我報銷。但不允許我工作，我怎麼可能支付得起？這個法律實在是太不公平了。我們需要工作。如果香港政府不改變這個制度，我們怎麼能夠把孩子們養大？住在“國際社會服務社”（ISS）的收容所里。那裡還可以，能夠勉強度日，但實在沒有空間養孩子。

你能講一些關於香港難民的抗爭和難民聯會的事情嗎？

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抗議，以便我們的訴求得到關注。占領行動已經超過120天。我們深知，想要爭取到工作權和正常的居住條件，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會堅持下去，不會放棄。反正我們沒有工作，更有充足的體力去抗爭。

占領中環：學生表示發起罷課　展示了鬥爭前路

最近幾星期，香港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民主運動兩邊陣型之間的鬥爭愈加尖銳。學聯代表提出在八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當中很可能會否決公民提名）後發動罷課。這意見該當受到熱烈歡迎。此外，和平占中三子之一的朱耀明牧師甚至提出了罷工，都是極之重要的發展。不論這些言論背後有多少認真的成分，單單是公開提出罷工罷課作為鬥爭的可能武器，已經是前進了一大步，也展示了民主鬥爭要勝利所需的運動模式。

北京的白皮書、79萬在公投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0萬人遊行、警察於七一後占中預演拘捕511人，可見反政府的鬥爭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層次。政府最近發表政改公眾“諮詢”報告，不敢猛烈攻擊公民提名，反映了政府懼於民情反彈而促發大規模群眾運動。

可惜，和平占中的領導層並沒有呼應形勢的急變。戴耀廷最近向前線警務人員發表公開信，讚揚其於七月二日占中預演行動中“克制的專業態度”，根本完全脫離現實。就連溫和泛民的陳方安生也都批評了警察的行動。戴耀廷應該收回信件，否則只會助長親北京組織更肆無忌憚地抹黑示威者“暴力”。

如何組織罷課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在民主運動的場合中提出罷課罷工，包括於和平占中的商討日。在本周之前，我們的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響應，甚至有工會領袖曾指出政治罷工“不切實際”。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我們完全支持占領行動，並認為不應繼續拖延，否則有機會讓中共獨裁者先聲奪人。然而，我們認為單靠占領並不足以打倒中共，而罷課罷工是比占領更有效的鬥爭手段。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始，並以啟發香港工人罷工作為目標。

當然，純粹宣布罷課以威脅政府與切實組織罷課是兩碼子的事。和平占中領袖似乎天真地將宣布罷工罷課當為談判的把戲。現在需要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罷課需要是集體而主動的，而非個人自髮式的行動，或者消極的走堂，也不應是學院單方面以行政手段決定罷課，而忽略了普通學生的積極參與。如此才能建立紮實而具代表性的罷課運動。這也是一個從台灣太陽花運動得到的重要教訓，當時有超過80所大學參與行動。

隨著中央發表白皮書等強硬舉動，民怨不斷升溫，占中三子和溫和泛民領袖們正面對巨大的群眾壓力，因而迫使他們有些人的言辭愈趨激進，也許朱耀明牧師發表罷工的言論也是同樣道理。溫和泛民的領導感到自己正失去運動的主導權。剛在五月份，占中三子才威脅會退出運動領導層，等同表示要結束運動。但如果今天他們再這樣做，恐怕會讓其他的勢力走進來，在“和平占中”單位缺席下先行占領。因此，不但是中共與港府，連資產階級反對派都正在群眾的情緒上騎虎難下。

學聯以及其他真心希望鬥爭向前走的組織實在不能浪費半點時間，要立即為開學時發動罷課作準備功夫。為達到目的，關鍵就是要在校園裡切實建立罷課委員會。社義行動及其支持者未來將會全力為此奮鬥。

為九月開學後發動全港大罷課作準備功夫
Delay no more！立即啟動占領中環，向政府施壓。
由下而上建立罷課委員會與民主的鬥爭組織
廢除提名委員會，要求公民提名與真正民主，絕不妥協！

政改假諮詢激起憤怒

立即占中　全港罷課！

特首梁振英公布提交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這份所謂諮詢公眾的文件，得出的結論卻完全違反民意，挑起群眾更大憤怒。

報告指所謂“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顯然是北京政府及香港財團屬意的人把持，報告內提及將提委會“民主化”根本毫無意義。諮詢報告指，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在去年年底，基本法委員主任李飛發表特首須“愛國愛港”言論後，港府與建制黨派齊聲和應，今天就成為了所謂“民意”！

民情洶湧的情況下，港府不敢明確否決公民提名，以免觸發大規模群眾反抗。但這不過是援兵之計，梁振英要把否決公民提名這艱鉅任務留給中央政府，待人大常委在8月公布的政改決定再“一錘定音”。

最近一國兩制白皮書發布後民情洶湧，激起80萬人參與公投支持公民提名，51萬人七一上街，年七月二日511人因參與占中預演被捕。群眾運動本是民意最有力的表現，但在報告內全無提及。而報告指亦提出公民提名的只是“有一些團體和人士”，也沒有提及香港群眾準備占領中環爭取公民提名。

戴耀廷對報告不滿，但表示不至於要馬上啟動占中，繼續其拖延本色。他甚至懇求中央不要在8月，而在10月才決定，“可以爭取更多對話時間”。戴耀廷為中央獻上援兵之計，可謂用心良苦！

較激進的學聯表示，一旦人大常委會8月否決公民提名，勢必會在9月發起罷課。學聯也表示正與教協商討中學罷課的可能性。秘書長周永康表示，也會聯絡不同團體準備罷工罷市，希望罷課會鼓勵工人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對此表示歡迎，並就此發起“全港大罷課行動”，現在就開始為罷課作準備功夫，尤其是透過學聯，以民主的手法進行組織。組織方式應當走群眾路線，即在每間院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組織群眾大會向學生解釋議題，從而爭取大部分人活躍參與。

八月底人大常委的決定公布時，將會是另一場重要的抗爭。現在就應該加緊時間，為九月開學罷課做最多的準備。爭取公民提名，廢除提名委員會，立即占中，準備罷課！

泛民收受《蘋果》黎智英捐獻 － 我們的看法

近日，建制媒體報道黎智英多年來資助泛民團體合共逾4,000萬港元。在社會討論占領中環得如火如荼之際，建制派企圖利用此事渲染整場民主運動都是背後財主搞的“顏色革命”，以打擊占中以至整場民主運動。然而，民建聯卻每年接受建制派七千萬的捐款，與財團及北京的關係最為緊密。建制派的道德指控故然是極度虛偽，但黎智英金主事件的確提出了重要的問題，泛民黨派需要正面回答。黎智英捐錢後當然不可能沒有回報，而是要向泛民的政策及行動施加壓力和影響。

報道稱，當中以陳日君收款最多，兩年內前後兩次合共收取600萬元，陳方安生則在2013-14年期間，分三次收取黎智英共350萬元，李柱銘則在13年收取30萬元。

受惠人有民主黨及公民黨等溫和泛民，也有社民連梁國雄及工黨李卓人。民主黨獲得黎捐款500萬元、公民黨則獲300萬元，而工黨主席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占中發起人朱耀明出任主席的香港民主發展網絡都各獲捐50萬元。’

《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喉舌，雖然持有反政府的立場，但卻往往為溫和泛民保駕護航，抹煞更激進的抗爭聲音。《蘋果日報》控制了民主運動的話語權，在關鍵時候卻剎停運動避免“過火”。

在2010年6月23日政改方案通過前，《蘋果日報》為民主黨做蠱惑宣傳，合理化其投票支持政府方案的惡行。今年，在爭取公民提名，《蘋果》又為18學者、陳方安生的公民推薦方案造勢。甚至有傳言指，在今年七一遊行前，黎智英密會多名泛民領袖，要求他們不要在七一發起全面占中，避免“過早”與中央政府對抗。

此外，《蘋果》於2012年頭刊登了“蝗蟲論”廣告，社義行動當時組織學生焚燒廣告，對抗族群主義。

可惜的是，即使是民主派的激進陣營，往往都畏於《蘋果》的強大宣傳力而不敢與之徹底決裂。工人鬥爭與民主運動需要自己的獨立性，不能依賴商業媒體作為宣傳工具，而要創建獨立於資產階級的媒體和組織。這也是《社會主義者》雜誌堅持獨立出版的原因。

近年，一些左傾社運人士以及右翼本土派大力抹黑社義行動“只會籌款”，而這些組織往往直接簡接收受財團或政府的資助。社會主義行動為以工人階級和底層群眾為依歸的組織，絕不接受財團一分一毫的資助，我們所有收入都從街上小額募捐、售賣政治刊物以及會員捐獻收入籌得來。若要堅決拒絕財團資助，就更需要群眾的財政支持，因此在街上募捐是完全合理的。

近年連串打壓香港新聞自由的事件發生，可見我們需要受公共控制、讓任何群體都可自由使用的民主大眾媒體，而非今天由有錢人壟斷的私有媒體。

澳門：二萬人上街反離補法的鬥爭

對於關心政治的大眾來說，一般不會對澳門有太深刻的印象，澳門往往只是一個賭風瀰漫的城市，金碧輝煌與霓虹光管似乎掩蓋了貧苦大眾真實的生活實況。澳門於2009年已經率先通過基本法廿三條，並且近年來年年“派錢”維穩，而立法會中被保皇黨占據，只有寥寥四位的民主派（總共33席）。難怪當香港年年六四七一數以10萬計上街抗爭之際。有澳門人卻概嘆遠在主權移交前澳門已經是“解放區”。

整體社會氣氛被牢牢“和諧”、立法會早已淪為建制派的橡皮圖章，澳門特首崔世安於五月一如既往地將議案送往立法會作象徵式的通過。此時，手中的議案為《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簡稱“離補法”，而內容大致如下：

● 特首離任後可取得相等於月薪7成的長俸（以現任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1999年至2009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10年，可獲700多萬元離　　    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18.9萬元“長俸”。）

● 主要官員離任則可獲得額外一次過補償，相當於任職月份乘以月薪的14%至30%

● 建議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此案早於去年12月的時候已經於立法會“一般性討論及表決”獲得通過，這次只是按程序計畫於5月27日在立法會正式通過。澳門對上一次就政治議題而起的抗爭是2008年的反廿三條遊行，當時只有過百人參與示威。崔世安心想，這次也不可能出什麼岔子吧？

5月25日，“澳門良心”發起遊行反對離補法案。遊行由塔石廣場走至政府總部，起初大會預計只有1千人參加，但當天卻有超過2萬人走上街頭，超出預期二十倍！澳門人口只有61萬人，以人口比例來說相當於有22萬人在香港上街。示威者要求政府撤回離補法，而當特首拒絕撤回，群眾即時號召行動升級，於27日表決日當天包圍立法會，再有超過7千人集會。最後，特首崔世安於29日宣布撤回草案，反離補的抗爭最後以勝利告一段落。

事實上，反離補的抗爭能夠動員如此廣大的群眾參與，除了法案本身的荒謬與高官貪婪自肥外，亦是澳門經濟社會危機累積起來的民怨所致的。正如沒有沙士所致的失業及經濟危機，香港2003年也不會有50萬人上街反對廿三條。澳門自主權移交以來加速發展賭業資本，近年人均生產總值已經一躍成為亞洲第一（每月約58,000港元），是香港的兩倍多，但總體勞動者的個人入息中位數只有每月約13,000港元，與香港的水平差不多。可見澳門的就業狀況與工作條件非常差，財富集中在小撮人手裡。

適逢今年八月底為澳門的特首小圈子選舉，在接任期間雖然在小圈子的欽點下現任特首崔世安乃唯一候選人，無疑兩萬人的抗爭在此刻對統治階級來說尤為尷尬，加上澳門政府少有處理突發示威運動的經驗，今次犯了眾怒後可謂手足無措，唯有立即撤回方案。

與香港同樣，新任特首亦需要處理2019年的“普選”政改問題。反對小圈子選舉、反對假普選的鬥爭亦會在澳門掀開。澳門正仿效香港“和平占中”發起民間公投運動，抗議特首小圈子選舉，可見兩地運動會互相鼓舞。

在未來的鬥爭中，應當將民主普選的議題，結合群眾反對貧富懸殊、資本壟斷、官商貪腐的勞動者議題。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需要完善退休保障制度的是窮人而不是高官。而政治代表的薪津應該與普通工人工資相等，不應享有經濟或政治特權。澳門群眾及工人也需要廣泛群眾性工人政黨，提出社會主義綱領以挑戰當今的資本主義制度，才能達至真正的民主。

300名救生員罷工抗議康文署欺壓

8月5日（星期二）約300名公共泳灘的救生員發起罷工，於早上11時開始在沙田康文署總部集會。罷工員工所屬的港九拯溺員工會為職工盟的工會之一，員工舉起“無前景，新人不入行”、“脫離技工　設救生員獨立職系”、“泳客激增　壓力爆煲”等示威牌。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並了解救生員的狀況。

據媒體報導，工會估計約15個泳池或會受影響，較大規模的罷工行動發生於城門谷泳池、灣仔摩利臣山泳池、大圍顯田泳池；亦有至少8個沙灘受影響，當中蝴蝶灣全體33名救生員都會罷工，而舊咖啡灣和屯門黃金海岸也有逾半員工參與。

要求增加人手

工會要求署方儘快增加人手，以及讓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設立獨立職系，將起薪點由每月13,000元升至17,000元，跟救護員看齊。

工會副主席郭紹傑表示，由於政府近十年來不斷削減人手，加上多了自由行泳客，令救生員的工作負擔百上加斤。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泳池救生員的人手持續緊張，由2004年每個泳池有10人，降至現時6至7人，人手卻不加反減。郭紹傑指，內地泳客激增，很多人不遵守泳灘守則，加大了救生員工作負擔，但救生員歡迎任何人士到泳灘游泳，解決方法應該是增加人手。

一位救生員張生談及工作苦況：“我們除了看守員和巡池員外，還有負責救生站的同事。但康文署不斷縮減人手，編排只有一人在救生站，如果譬如有人在更衣室發生意外，一個人根本抬不起擔架，變相要調動其他救生員來幫忙，這會影響到泳客安全。”此外，城門谷游泳池因為人手不足，曾經試過封池。現在，這個泳池要訂明新規定，同事想放假就需要用申請形式，由主管批核，令放假比以前難很多。

僅為“技工”　沒有前景　流失量高

救生員需要經過訓練、視力測試，還要考取多項專業資格，但是此職業在公務員體系只屬“技工”。最基本的牌照包括（1）泳池救生章（2）沙灘救生章（3）急救牌，每隔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季節性的兼職工更要付出$5,000-$6,000元考試費。政府準備在2015年要求新入行人士考取水上電單車牌或獨木舟牌，方可再考取救生章以成為執業救生員。

由於入行要經過訓練和考試，但泳灘救生員的職位級別卻被貶低，因此不少年輕人寧願投考紀律部隊。康文署對核下泳池和池灘救生員的要求對比起其他私營的泳池更高，

發仔埋怨道：“我們需要每隔三年就考取不同牌照，有機制設定不同測試，可以給予公眾信心我們是可以保護到巿民安全，可是外間的私營游泳池，卻只是有泳池救生章就可以，我們的付出和成果根本不成正比，實在是很不公平。”

入職後難有晉升機會，工資也難隨著年資增加，不少做了10-20年的資深救生員也只有15,000 – 16,000元左右。發仔表示：“與外國相比，這裡工作沒有前景，管理層又無視野。外國是從交流生開始做，其後認為適合當救生員後再給予進修，然後成為救生員，又有機會晉升為管理層。這裡什麼也沒有。”

康文署長期想將救生員工作變得零散化，2000年-2009年期間就涷結了長工，變成只有臨時工，當時令大量救生員流失。發仔自己是2009年恢復長工申請後，才成為長工。

可惜，至今救生員的流動率非常高，新入職差不多8-9成上班半年多就暫停或完全停止上班。救生員蕭生說，原本救人工作是有使命感的，可以處理好事件會有很大滿足感。但他慨嘆這行業不受重視，沒有前景，因此難有年輕人再入行。他有點憤憤不平，說：“為什麼我們一隊救生員要自己操練，就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可以有默契地協調工作，但現在新人入行上班兩三個月又不做，或者間間斷斷的上班，我們怎樣操練？”當了14年救生員的發仔更表示：“每次考核都要安排在11月份開始，這分明是有心戲弄我們！那時正值冬天，要落水考試、又要冬天跑沙灘，康文署的安排實在很過份！令一眾兄弟也捱得很辛苦！”

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表示，今次只是“警告性”的罷工，如果康文署不改善工人狀況，未來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工業行動。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合理的訴求，更大規模、更持續的行動將會獲得廣大市民同情和支持。

反占中遊行抹黑民主運動為“暴力”

經歷了個多月抹黑占中的工程，8月17日“反占中大聯盟”動員大規模親政府遊行，打著“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占中”旗號，指控占領中環為激進暴力，會破壞香港穩定。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聲稱，遊行人數為25萬人。遊行隊伍比七一疏落得多，且較七一遊行更早完結，但警方公布遊行人數為11萬，多於今年七一遊行的9.8萬，其偏頗顯然易見。

“保普選、反占中”意思是要香港民眾放棄公民抗命，先接受2017年中央安排的提委會篩選方案。在遊行前，有建制陣營放風威脅，如果2017年政府的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就要等多十年才有普選。如果2017年的假普選得以通過，政府並不會“循序漸進”將假普選民主化，反而會視之為一次專制政府的勝利，從而進一步打壓民主權利，包括為廿三條立法等。

建制派以大量人力物力動員支持者上街。通過社團聯會及鄉議局以金錢利誘動員，向每名參與者派發$200-500元的報酬，並贈送免費海鮮餐。亦有不少中資財團向員工施壓，要求他們上街；而親中學校亦組團帶學生充撐場面。當傳媒訪問參與者上街原因時，很多都答得胡裡胡塗。

與對待七一遊行截然不同，警察幾乎為親政府示威者開路，甚至縱容遊行人士到未封鎖的馬路上遊行，造成交通堵塞。相反在七一遊行時在交通安排上就諸多留難，更指控主辦單位的領頭車司機慢駛而將他逮捕。邐外，有親政府人士向人民力量反示威者擲雞蛋而誤中警員，但警方卻完全沒有追究。

建制派大動員

無疑這場是主權移交以來建制派最大規模的一次動員。參與遊行的建制派政客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新民黨葉劉淑儀、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等。而特首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都在遊行前高調簽名反對占中。

在7月至8月，建制陣營全力開動輿論機器，向占領中環運動作出反擊。反占中大聯盟在全港擺設400個街站，聲稱總共收集了150萬個簽名反對占中。這是建制派向六二二公投80萬人支持公民提名、七一51萬人遊行、千人占中預演（511名示威者被捕）所作出的回應。

無論中共及其屬下團體的動員手法如何醜態百出，這次可謂與反對陣營作出一次較量，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的“普選”前，中央政府要進一步強化自己的選票機器及上街機器，就如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所指，要確保特首選“零風險”，不僅要牢牢操控選舉結果，還要操控整個選舉過程，以免2012年的唐梁之爭翻版再現，曝露統治階級的內部權鬥。

未來群眾反抗愈趨激化時，建制陣營會更大力動員這些愛國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失控的危險，釀成“激進”的愛國群眾運動。

泛民回應蒼白無力

對於反占中遊行，占中領袖之一的戴耀廷表示“尊重市民權利”，又強調占中是“迫不得已”才做。

因為八月人大決定公布在即，自七一遊行後，建制派發動了一連串的抹黑工程，旨在壓制占中運動的勢頭。中央政府顯然態度極為強硬，提出要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成為特首候選人，門檻極高。但是，泛民主派依然寄望與中央談判，哀求政府不要過於強硬而“扼殺談判空間”。民主黨、公民黨與民協等近日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後，語調非常溫和，沒有準備動員群眾反抗之勢。

此外，溫和泛民不斷淡化“公民提名”的議程，以更抽象的“國際標準”代替，而什麼是“國際標準”的普選並無明確定義。溫和泛民務求令群眾忘記公民提名，方便與中共日後談判妥協。

目前群眾普遍的反抗決心已經超越了泛民領導，因此泛民也十分畏怕與中共妥協會受群眾唾棄。如果人大決定將普選門檻“定死”，泛民因為害怕失去運動主導權而不得不發動一些抗議，但同時要削弱和壓制運動，避免與中央全面對抗。因此，近來溫和泛民有提及“局部占中”、“分批占中”、“流動占中”等光怪陸離的策略。

人大決定公布在即，社會主義行動繼續為占中和罷課運動竭力宣傳。罷課和占中可以作為運動的開始，繼而發展為罷工等更有力的抗爭，挑戰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央政府和中港資本家。

《主場新聞》結業 － 論新媒體運動

網上媒體《主場新聞》創立不夠兩年，在7月26日突然宣布結束營運。創辦人蔡東豪於其網站僅留下一篇聲明，表示由於收支不平衡，以及受到政治打壓，決定正式結束運作。蔡又指，現時社會瀰漫一片白色恐怖，令他和其家人感到恐懼及困擾，加上收支未平衡，唯有結業。

近年傳統主流媒體受盡打壓，《明報》被撤換總編，《商台》李慧玲被解僱，《蘋果日報》被抽起廣告。網上媒體開拓了新空間，成為傳統媒體的暫時代替品。 《主場》平均每日“獨立瀏覽人次”有30萬人，是眾多網上媒體之冠，短時間內躍居為新聞自由的希望，其結業引發眾多讀者的同情。

蔡東豪主張普選可以維護商界的穩定，呼籲商界支持為普選占中。當然這只是烏托邦的主張。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表示關注事件，“主場新聞結束，可能與蔡東豪占中十子身份有關。”

《主場》資金主要來自《蘋果日報》資助

《主場》雖然沒有直接接收廣告贊助，但營運資金大部分來自蔡東豪與《蘋果日報》的合作計劃，實則上也擺脫不了市場制度的局限。自今年4月份，《蘋果》宣布削減5%開支預算，變相令《主場》收入大減。但對於蔡東豪一名年薪過千萬的富豪來說，《主場》的營運資金實際上是微不足道，真正令其結束《主場》新聞的原因更是其在內地龐大的生意。

據報道，蔡東豪是上市公司的行政總裁，去年度薪金、酬金連花紅為1066萬元。精電國際工廠設於大陸，蔡受到了當局的政治壓力，要求停止繼續製造反北京的輿論平台。

員工不知情沒有遣散費

按照勞工法例，員工工作滿兩年可獲遣散費，但蔡東豪於兩周年的前兩日突然結束營業，事前只有知會其他創辦人，其16名員工全不知情，不少也是在“主場新聞”的網頁上看到蔡東豪的告別信才得知結業事件，所有員工到最後只能獲發一個月代通知金遣散。

從此也看到“民主媒體”內部的不民主，只有掌握資本的人才有話事權。 《主場新聞》由一眾員工並無決策和知情權。

媒體不能依靠財團資本需要獨立民主公營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網媒還是逃不過利潤制度的制肘。至今網媒仍然未如傳統媒體般被財團全面操控，只是因為網媒生意尚未能為資本家賺大錢。但所謂“新媒體運動”發展下去時，大資本就會入侵這片“最後樂土”，親商建制的言論還是會大行其道。資本家首要關注的不是民主，而是追求利潤，不能依賴他們維護新聞自由。新媒體運動只是改變了資訊發布的形式，但資本家操控話言權的制度若不改變，長遠來說網媒領域絕不能獨善其身。

傳統媒體始終會占據社會上絕大部分的言論空間，如果以網媒作為代替品，而放棄在傳統媒體陣地上抗爭，只是積極的逃避。要徹底捍衛言論自由，對抗政治打壓，打破資本家壟斷輿論的局面，爭取真正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需要由傳媒工作者民主選舉產生的編輯委員會下運作，並根據民眾意願，公平分配充足的公帑支付開支。

人大常委為香港普選“落閘”

全國人大常委就普選框架“落閘”，堅持特首候選人必須為親中共人士，由中央操控的提名委員會篩選候選人，無視民眾對普選的訴求。此舉形同清楚證明了一個殘酷現實：中共一黨專政下並不可能有真普選。北京不但落閘，更準備放狗咬人。

人大決定令公眾震驚、憤怒、絕望甚至是被背叛。民主鬥爭若要前進，就需要一場群眾運動去引導社會上的憤怒。這場運動一定要包括罷課罷工、占領行動、杯葛等公民抗命。

人大決定的提名程序的門檻比現時小圈子選舉的更高。連曾經提倡妥協方案的溫和派湯家驊都坦承方案“比想像中更不民主”。六月湯家驊與親中人士舉行政改論壇討論妥協方案，社會主義行動當時到場抗議。

人大決定的重點不僅在其內容，其強硬語調亦不可忽視。政治局常委張德江明言中央已“心理上準備香港會有事發生”。建制陣營猛烈抹黑民主勢力與占中運動，尤其最近幾個月指控其為“違法行為”。

“堅持占中只會頭破血流”

人大決定發表之際，當局發言人驟然改為強調“國家安全”，外國勢力借香港顛覆中國。這指控是毫無根據的，英美等西方國家政府與中國交涉時從來都是商業利益行先，人權為後，根本不會關心香港是否有民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中共獨裁者只讓“愛國人士”出選特首，正如美國也不會容許恐怖分子的首領擔任州長。陳佐洱在港台節目更表示，如果堅持占中“只會是頭破血流”，近日也有不少中共高官發表過同類言論。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社評指，香港不免面臨攤牌，而中共及其爪牙有“資源”（即國家鎮壓力量，包括解放軍）去應對危機，這闡述了人大常委強硬立場背後的“戰略意義”。

《環時》8月26日的社評指：“香港反對派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只要我們有不允許香港淪為西方勢力範圍的決心，中國內地和香港社會就有取之不竭的資源，將極端反對派和其背後支持力量最終推向絕望。”

人大決定等同向香港民主運動宣戰。中共似乎計算到之前與資產階級反對派領袖（泛民）的所謂“對話”已再無價值，現在是他們擺出強者姿態，在香港重新樹立權威。北京可能預計不免會有一些抗議發生，但他們有信心將其抑制，並重挫泛民主派的力量，令香港以至大陸的民主鬥爭敗退。這些舉行無疑反映出中共政權深陷危機，激烈權鬥正在進行。習近平需要展示其“強人”作風。

張德江等官員表示，當局已經準備鎮壓，由大規模逮捕清場，以至檢控或有可能拘留活動分子及公眾人物。這戰略可以惹來反彈，激起更大規模的抗議。正如《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共可能會發現自己與大批港人長期僵持不下。

歷史性的挑戰

北京不僅想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更要令其倒退，因此開始警察暴力對待示威者、打壓新聞自由，從而恫嚇並打壓批評政府人士。最近資助並動員反占中等親政府“示威軍”，當然據稱的19萬反占中遊行人士只是收錢的臨記，並非親政府的真正勢力。如果中共成功推動這些反革命措施，他們會繼而步步進迫，試嘗重推廿三條國安法，並對香港強加其他政治束縛。

因此，最近的事件為中港的民主鬥爭帶來歷史性的嚴峻挑戰。當務之急是要有果斷而有力的回應－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去挑戰人大常委的政改框架，並向中共妖魔化占中以及整場民主運動的輿論反擊。然而，為了這場反抗運動得以勝利，必須從最近的鬥爭經驗中汲取教訓，當中曝露了泛民領袖在綱領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他們偏好妥協和逐步改革，避免以群眾鬥爭去公開挑戰獨裁統治。

占中三子也是如此，他們政治及策略上親近溫和泛民，不斷拖延發動占中，令運動的民氣不斷消耗，寄望於與港府及北京達成協議，但最後也不能說服北京不落閘。相反，他們一直拖延而導致錯失了建設運動的時間，而單單空談占中去威嚇中共反而只勾起了中共對八九時的回憶，當時的危險幾乎令中共失去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貫批評占中三子及泛民主派拖延發起占中及其犬儒懦弱的路線。我們強調若果要取得勝利，要打倒獨裁政權而不只搞一場象徵性的抗議，占領只是運動開始的一塊跳板，讓運動升級至真正的群眾運動，包括罷課罷工是關鍵的元素。這連繫至建立群眾組織，尤其是戰鬥性的工會及工人階級群眾政黨，為民主鬥爭賦予經濟實力及政治領導。要拉闊民運戰線，從而取得中國群眾的迴響，就是要令民主運動走向反資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將民主訴求連繫至需要消滅貧窮、長工時及高樓價等民生問題。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在香港的一場論壇說：“目前主導香港政治的是少數企業界精英人士，他們控制著香港的命運。”他這樣說是為了合理化構成提委會都全是菁英。香港商界如何敵視占領中環，而加拿大、印度及意大利在港的商會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家對民主的態度。

“我們被騙了”

前民主黨領袖李柱銘表達了很多港人的共同意見：“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騙，民主一次又一次被拖延。”

社會主義行動一路以來警告，不能信任中共之前落實普選的承諾。期望獨裁者去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是荒謬的。可惜，泛民領袖的綱領和政策正是以此為前題的。在歷史上，民主權利都是直接間接通過反獨裁的革命性鬥爭中贏回來的。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在1917年革命前並沒有普選權，因為1917年俄國革命後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歐洲資本菁英害怕革命會蔓延至他們的國家，才在民主權利上作出退讓。

今天我們所需的是推倒一黨專政的戰略，這戰略是建基於香港以及至關重要的中國群眾抗爭。如果沒有這場鬥爭，尤其如果沒有面向中國受盡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單靠香港單方面的鬥爭是不能贏得民主訴求。

由於泛民領袖不願抗爭，香港“本土派”在這一片失望與沮喪中冒起，但他們並不明白這一現實。溫和泛民相信香港單獨與中共獨裁者媾和，而本土派則認為可以單靠香港與獨裁者對抗，其實只是同一錯誤的兩面，都無視中國當權菁英與工人群眾的截然對立。本土派種族主義的言論是團結兩地群眾反對中共的障礙，而兩地群眾團結抗爭是唯一出路。同時，人大決定及北京的強硬立場不免令香港愈來愈多人支持“真正港人治港”甚至港獨，而本土派可以從這情緒中收割政治資本。

泛民主派誇大了中共對改革的空口承諾的價值，為他們的騙局作掩護。正如李柱銘所言，這一次又一次發生。

運動若要向前走，就必須放棄幻想中共有心或有力在民主上作出退讓。在人大決定公布後，顯然至少在基層活動分子、工人與青年之間，愈來愈多人終結這一幻想方面踏出了一大步。中共若果稍作讓步可能會贏得一些民意，乍看起來現在它寸步不讓的取態似乎難以理解。然而，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是有其邏輯的，因為它害怕若果未來香港的管治班子不受控制，將會波及全中國，有可能威脅獨裁者的存在。

要就要，不要就罷！

中共採取軟硬兼施的策略，向泛民領導威迫利誘，從而令泛民陣營分裂。溫和派害怕群眾鬥爭，更特別害怕占領運動會失去他們控制，中共期望這會向泛民造成壓力而倒戈支持政府。雖然最有機會叛變的民主黨對人大決定深表震驚，但不能排除他們日後會倒戈。教協立法會議員、溫和派代表葉建源坦承評人大決定“比想像中更差”，民主黨劉慧卿形容方案“令人作嘔”。

對北京來說，似乎要準備出動Plan B。如果泛民沒有倒戈支持政府，而否決了政改方案，北京就會將責任推向泛民，指控他們阻礙落實普選的進程云云。

這會造成民怨爆發，民主運動進一步激進化，造成政府嚴重的統治危機。如果泛民倒戈支持政府方案，2017年特首普選可能會有大規模杯葛運動，造成大量白票。

泛民主派的危機

面對人大決定的結果，溫和泛民完全沒有預見這一情況，因而陷入了震驚與絕望。但這震驚不必令他們反省。雖然在本文撰寫之時，泛民領袖在群眾壓力下強烈譴責人大決定。中共的政策引致非常尖銳的政治兩極化，而令寄望於當權者賜予政改的所謂“中間道路”愈來愈窄。溫和派代表的湯家驊指溫和民主派在港從政“無路行”。

未來幾個月，中共會向這批政客施加心理壓力，令泛民支持政府方案從而防止這場“歷史性危機”。北京威脅如果政府方案被否決，香港未來十年都不會有普選。因此，現在只有群眾由下而上的壓力才能保證溫和派不會重犯2010的錯誤，讓政府通過方案。現在需要發起一場運動去鞏固關鍵的反對票，通過要求溫和派議員簽署承諾書，向他們施加壓力。

激進勢力，例如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希望再來一次“變相公投”，通過議員辭職去促發一場全港的補選。如果這可與切實的群眾運動配合起來，可以向溫和派施加最大壓力，迫他們否決假普選，成為鬥爭的重要平台。

雖然很多活動分子希望並假設人大決定會是占中的開始，但占中領袖面對鬥爭時一再表現得猶豫不決。戴耀廷現在提出“持續長期”、“一波又一波抗爭”的公民抗命。這本身不是錯誤的想法，但他可以用此作為掩飾自己無心行動的藉口。局部、分散的抗議只會消耗民氣。

社會主義行動從沒講過占領是唯一或主要鬥爭策略。由和平占中提出開始，我們認為占領可以是一個開始，但需要更有效的集體行動，例如由學校罷課開始，繼而推動罷工。我們亦解釋到無限期的占領運動是十分難以持續的。從美國、西班牙、希臘以至其他國家中占領運動的實際經驗，就可看到這一點。

組織起來　罷課罷工 

現在民主鬥爭的一個極為正面的發展是，愈來愈多團體開始提出大學中學罷課（包括學聯），社義行動一直竭力倡議這抗爭方法。有組織的全港罷課，可以有力的指出鬥爭的前路。雖然歷史上工人組織在香港非常疲弱，而罷工很少發生，但學生的罷課可以掀起工作場所的罷工發生，而罷工是勝利的關鍵。

社義行動正於中學大學為建設罷課奮鬥，強調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委員會，集體行動。有部分人認為讓個別學生“走堂”，或者由學系從上而上去領導一場被動的罷課，會是較易走而避免衝突的方法，但鬥爭若要成功，就要依靠大規模集體行動，並在每間學校和工作場所建立民主的戰鬥性組織。

人大決定打破了談判的幻想，削弱了妥協派，令社會上政治兩極化起來，為中港的民主鬥爭揭開新一頁。在這形勢，革命與反革命的元素都顯然存在，更迫切需要在民主鬥爭中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將民主訴求連繫至推翻貪污專制的資本主義。

群眾抗爭激化　揭露警察鎮壓本質

近年來，香港發生越來越多政治檢控、政治審判、警察選擇性執法、暴力濫權等事件，六月份，警察在立法會的反新界東北集會中，動用反黑組將示威者拘捕並私下毆打和凌辱；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因為三年前示威而被判入獄一個月；七一大遊行，五十多萬人上街，警察在翌日清晨拘捕511位預演占中的和平學生和民眾，並在數日後拘捕遊行主辦單位的五名成員，作秋後算帳。

這些政治打壓令普羅大眾對警察的角色產生更多不信任和反感。在反新界東北的立法會示威後的一份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淨值，跌至回歸以來新低，只有36%。警察暴力鎮壓和平的學生與民眾，使用不必要的暴力和違法手段恐嚇示威者，故意阻嚇民眾參與反政府運動。

預演占中當日511人被捕97年以來最多

警方在七月二日清晨，拘捕共511名在中環遮打道參與占中預演的和平靜坐示威者，這個數字是自97年主權移交以來，不單破了單日被拘捕示威者的記錄，更是除05年反世貿示威外因遊行集會而被拘捕的最高全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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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集會被捕人數：
2010：57
2011：444
2012：56
（單日）2014年7月1日：5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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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7月2日當天侵犯人權的行為令人髮指。示威者被拘捕後需留在旅遊巴上，然後被帶到黃竹坑警察學院，必須留在的狹窄座位好幾小時，多個小時不被允許飲食或上廁所。筆者也是被捕的其中一人，當日我便親眼見證著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在旅遊巴上要求去洗手間而多次被拒，擾攘約一小時才讓她下車。警方又阻止律師與被捕人士見面，被捕人士不准使用手提電話。警察不但侵犯最基本的權利，並且違反了警察內部守則。

不但是7月2日的511人被捕，5名七一遊行組織者的民陣成員，在遊行數天后被捕，這是自03年有七一遊行以來從未試過的，他們涉嫌的罪行包括“公眾遊行組織者沒有遵從警務人員所發出的指示”及“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警方表示他們令遊行“走得太慢”。

七月二日被捕的511人中，有25人被控協助及組織非法集結等罪名，保釋後定期到警署報到，但警方要求延長保釋期，其中十六人不滿，將會拒絕保釋，改為要求即時檢控或無條件釋放。

香港警察“公安化”　暴力毆打示威者

在六月反對新界東北的集會中，警察在立法會外抬走190名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示威者。當日警察動用了“反黑組” －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來處理示威者！反黑組警員在警車上將燈關上，對被捕的示威者毆打、“吐口水”、盤問他們是否黑社會成員，並作出言語羞辱，有人被打至頭破血流。有電視直播畫面拍到，便衣警察混入示威隊伍中製造混亂，其後返回到警方防線時才戴上證件。建制派輿論抹黑示威者“預演占中”，但實際上，預演占中的卻是警察！

指示威者“尋釁滋事”

香港警察員佐級協會在七一遊行後，發聲明批評遊行有人製造混亂，並首次在正式聲明中使用只有大陸公安才使用的名詞，將和平示威者說成是“尋釁滋事”。

尋釁滋事罪是中國刑法（第293條）下的罪行，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維權人士如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內地維權律師浦志強就是被內地公安以“尋釁滋事”的惡法將其拘留。該罪名指：1.隨意打人；2.追逐、辱罵他人；3.強拿或損毀、占用公私財物；4.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此罪名現被香港警察用作公開聲明，反映日後警隊作風將更強硬，將內地公安打壓異見人士的手段在香港恆常化。

香港警察世界第五多開支龐大

香港警隊人數眾多，成為全球警力最高的五強地區之一，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統計，本港每10萬人口有約450名警察，警民比例在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中屬第五高，比哈薩克在亞洲區更屬最高，比例較新加坡多近兩倍。香港警隊整個部門的人手編制接近3萬人，另外還有數千人屬於輔助警察隊。但警隊人數每年仍然不斷上升，公帑開支一樣上升，每年政府開支百多億元，2013年警隊開支為146億元，本年的預算開支是155億，其中“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比例占最大，而且近年更大幅增加，翻查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維持社會治安”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1.5%，達22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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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每年財政支出
2008：115億
2012：138億
2013：146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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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警方、入境和海關更突然增設助理職位的臨時工，其中警方短期內以時薪聘請退休員佐級人員擔任新設的警署助理以應付占中。這些屬於人民的錢，本應用於公共房屋，醫療，教育等公共開支之上，政府對此一毛不拔，但卻每年增加這些“維穩費用”開支。

中國的維穩開支超出軍費開支，超過8千億人民幣。實際上，各國統治階級亦在面臨同樣情況，面對著社會危機，群眾運動四起，資產階級不得不利用更大力度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地位和私有財產，在巴西，成千上萬的民眾上街示威要求基本的住屋，醫療和教育權利，政府卻動用警察鎮壓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和罷工，花高達8億美元，動用17萬軍警在世界盃期間維穩。美國警察在占領華爾街運中也暴力清場。

警察作為政府和統治菁英的工具，在必要的時候，將會擔當越來越多政治角色去鎮壓群眾抗爭。而且隨著近年來香港的社會政治局勢越趨尖銳化，貧窮、房屋、物價等民生問題沒有解決，資本家依賴不民主的議會制度通過打擊普羅大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如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共獨裁對於普選的承諾又一次次地落空，這導致群眾運動激化，統治者不得不動用更強硬的鎮壓手法來維持“穩定”，這便進一步揭露了警察作為國家機器鎮壓群眾抗爭的本質。

反抗運動需要有組織、有紀律

中共獨裁及香港政府很明顯不會在普選的抗爭上作出任何讓步，而現時政府建制已為對付可能隨時發動的占領中環作出準備，可以預見，統治者已準備在未來加大警察的暴力和政治檢控等打壓，所以我們急切需要的，是討論如何對抗警察的暴力和如何保衛這場運動。可惜的是，面對著國家鎮壓靜坐示威者，占中發起人戴耀廷不但沒有譴責警察暴力，捍衛那些勇於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相反地，戴耀廷更反過來讚揚警察“盡忠職守及克制的專業態度”！

我們強烈譴責警察的暴力、濫權和政治檢控。我們支持在群眾運動中組織起群眾糾察隊，保持示威有高度的紀律性，以防範警察滲透挑釁。群眾運動都需要民主組織的委員會，讓各團體派出代表共同參與，民主決定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對抗政府輿論機器的抹黑和武力鎮壓。

現時迫在眉切的，是建立起一場抗議警察暴力和“公安化”的運動，我們非常歡迎民陣發起的聲援511名示威者的遊行，這將號召更多願意鬥爭的人投入到這場運動中。

警察需由社區民主控制

國家就是壟斷的暴力，而警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中作為國家的鎮壓機器，其任務包括鎮壓工人運動和群眾反抗運動，為了保護資產階級當權者的地位、利益和財產。國家機器包括警察、法院、秘密警察和監聽系統等，目的是為了打壓工人、社運分子，尤其是打壓群眾抗爭。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爭取對警察的民主控制權，在每個城市，通過民選的委員，在警察不同事務上進行討論和決策，即使是高級任命、資源調配、警察的策略方向等等，委員會都有權決策。

全港大罷課：分析罷課形勢，如何組織？

香港的民主運動進入了關鍵時刻，八月分是抹黑中傷的一個月，建制派大灑金錢動員反占中的宣傳，在各區大規模組織街站，並於8月17日舉辦遊行，將領占領中環說成是“極端暴力”。

7月底，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及學民思潮表示，若果八月底的人大決定否決公民提名，或者會發起罷課行動。這是民主運動廿年來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因為過往的鬥爭手法最多只是遊行集會，而罷課將會是更有組織、更有效的抗爭手法。若果以正確的方法發動罷課，將造成震撼的輿論效果，將香港民運的群眾組織力提升至另一層次。

社會主義行動發起了“全港大罷課行動”這一推動罷課的組織。我們提出組織罷課的方法，並吸引學生率先行動，再向學生會及校方施加壓力，從而推動罷課。固然我們並非龐大的群眾組織，而大學及中學罷課始終需要由學聯及教協發動。但我們提出罷課所需要的組織方法及策略，並以一些學生開始做帶頭效應，可以影響及強化罷課。

如何組織罷課？

成功的罷課必須是集體而積極的行動，而不是消極的“走堂”。在8月9日我們的首次罷課義工會議上，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的韓連山表示：“1973年教師的反減薪罷教運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真的能癱瘓教育制度。”

要達到這目的，罷課就需要由下而上的組織，由學生自己在各間院校成立罷課委員會，民主策劃罷課運動。委員會需要紮實而具代表性，應該由學生為主導。不同於現時學聯主要依靠聯絡教授或院方，而希望對方可以允許一段罷課日子，但欠缺在學生之間進行組織宣傳。

全港大罷課行動會製作傳單及海報，提供組織方法的意見，讓學生回到自己學校組織。在過程中，各校的罷課委員會派出代表，來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大會匯報成果。

具體的組織步驟在末段談及。

罷課的日子、策略

罷課要向政府構成壓力，選擇的日子會是關鍵。有傳學聯考慮於9月第一個星期罷課，全港大罷課行動對於這個日子極有保留。因為9月第一個星期正式教學多數尚未開始，罷課並不能達致癱瘓教育制度的效果。

罷課應該設定為正式教學的時期，才能真正中斷課程。而且發動罷課的前一天與翌日一定不可以是假期。因為如果前一天是假期，很多學生只會是消極的休假多一天，而難以號召他們回校積極集會。而如果罷課翌日為假期，就會打斷罷課開始的勢頭。

此外，學聯講過有可能會罷課一星期。以此為目標是好事，但應該先以一天罷課為開始向政府發出警告，然後經過民主商討再作決定課。因為持續多天的罷課會開始涉及更複雜的問題，例如教師因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解僱而不願支持，或者學生受到校方政治打壓等問題，都需要嚴謹處理才能避免被敵人打擊。

所以，在罷工罷課經驗較豐富的歐洲國家，都以罷課／罷工一天為開始，造成時勢後進而決定後續行動。

民主決策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不能單靠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制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這樣，運動才不會感到疲累（“疲累”是2012年反國教大聯盟解散占領政總運動的解釋）。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提出看似讓步的方案，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生運動中要有民主的機制決定是否接受政府所提出的條件。

例如，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學聯正在組織罷課，為什麼要發起一個“全港大罷課行動”？

目前，全港大罷課行動是支持罷課的壓力團體。學聯與學民思潮宣布罷課固然值得鼓舞，但若果不以由下而上、紮實組織及具代表性的方法推行罷課運動，將會削弱抗命的效果。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指，未有罷課時間表和行動方案，仍在聯絡大學教授和組織工作，這實在令人著急。

因此，我們提出罷課運動所需要的組織方法，但需要學聯等大規模的學生組織全面支持，才可以全盤實現。相比於空談，我們先實踐自己的方法，希望得到初步的成功成為示範效應，從而令學聯或各校的學生會採納我們提出的罷課模式。

罷課的下一步是什麼？

罷課若果成功，社會風潮會得以改變，從而鼓動工人罷課或市民發起占領中環。正如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在宣布罷課的記者會上講過，希望罷課可以鼓勵工人罷工。工人有經濟實權，政治罷工將會非常有效迫使梁振英政府妥協。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由零開始在學校建立組織

香港廿多年來都沒有由下而上組織的罷課運動。因此，組織第一個罷課委員會是相當具挑戰性的事，要有由零開始的決心才好參加！

1. 向我們索取一份罷課委員會的義工表，然後招募你身邊的同學填表參加。通過我們的傳單說服他們

2. 不要期望有大批同學參加，一開始能有3-5名堅決參加的同學，已經相當成功

3. 組織了3-5人後，可以在lunchtime或下課後，召開會議商討下一步行動

4. 在學校門口拉橫額、派傳單、收集簽名，呼籲其他學系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罷課委員會

5. 在學校舉行示威行動，召開記者會，呼籲其他學系及院校組織罷課委員會

6. 如果你的罷課委員會吸引到同學一定迴響，你已經成功了一半，接下來就是設定一個罷課日期，公開呼籲學生會支持

全港大罷課行動鼓勵學生自我組織起來，得到宣傳的成效後，可以向學生會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採取我們的罷課模式，鼓動全部學系成立罷課委員會。

校方會支持還是打壓？

對於校方支持罷課，我們不能寄予厚望，相反，只有在學生之間造成罷課的聲勢時，校方才會有機會妥協。在2012年我們組織“罷課抗洗腦”的經驗里，很多學生受到校方嚴厲打壓。因為愈高級的校方人員就愈受到建制方面的壓力，所以就會愈保守。

面對校方的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我們，然後我們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如有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以上僅為行動概要，行動的實踐需要持續研究和討論。讓我們掃除障礙，發起罷課運動，打倒梁振英！

香港：戴耀廷發表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的懷疑

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框“落閘”，將特首選舉的篩選門檻提到極高，準備強推假普選。這決定打破了與大陸政府談判妥協的幻想，激起了全港民眾抗爭的決心。香港正陷入動盪不安的時期，大規模群眾反抗可以一觸即發，而政府亦磨拳擦掌準備加強鎮壓。受壓迫群眾與統治階級的對立愈趨激烈。

“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

現時群眾情緒正進入全面抗爭的狀態，愈來愈多人問“幾時占中”，只欠堅決有力的領導去帶領運動。可是，9月2日戴耀廷接受《彭博》訪問時，表示占中的戰略目標“到目前為止已經失敗”，又表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我們的人數不會像我們預期的那樣多”，更指不會再期望這一運動能改變人大決定的“政治現實”。這番言論引起人們對占中計劃的懷疑，不少民運活動者對此深感震驚。

資產階級媒體抓住了戴耀廷這番言論，政府及反占中陣營亦將之加以利用。翌日《南華早報》以“Is this goodbye to Occupy Central?”為頭版大標題，《商報》亦有一篇“戴耀廷認衰　占中戰略失敗勢趨弱”。

學生準備9月22日發動罷課，抗爭分子醞釀10月1日占中，甚至社會開始討論罷工、罷市。據今天報章引述戴耀廷所講的言論將對整場運動帶來負面影響，肯定無助抗爭者動員群眾並將行動升級。

戴耀廷認為“對占中運動的支持也正在減少，因為香港人的思維都很現實”。這一結論低估了人大決定公布後的民憤，也低估了普選框架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況且，如果人大決定落閘後對占中的支持就會減少，為何當初不順應社義行動及其他很多團體的倡議，早點發動占中呢？

更深層次的問題

及後，和平占中在網上發表了一篇聲明，與戴耀廷對《彭博》發表的言論保持距離。陳健民指，戴耀廷的悲觀論調不能準確反映占中行動的主流情緒。“但也有許多立場溫和的民眾發來電郵，他們對人大決議感到憤怒，說如今更有決心要參加占中。”現在，占中領袖受盡群眾的壓力，雖然有可能會於10月1日發起占領中環，但是戴耀廷的言論可見占中領導層欠缺決心及戰鬥性的戰略。他指現在運動的目標是達到“公民覺醒”而不是“戰略性”之爭，這表示他與其他占中領袖想可能將占中收窄為短期的象徵性示威，而未能掌握今天香港的群眾情緒。今天對民主的渴求一早“覺醒”已久，很多人正在尋求改變的方法和行動。

然而，戴耀廷的言論反映出占中三子及溫和泛民的一些更深遠的路線問題。占中領袖一直都視公民抗民為威脅手段，而非認真的實際行動，天真以為只要高喊“占中”就會令大陸政府妥協，並視之為與中共博奕的“談判籌碼”。戴耀廷及部分溫和泛民過往曾經講過希望不需要占中就有民主，因此被批評為不切實際。正如戴耀廷表示：“我們過去的計劃是，以（占中）行動為威脅創造壓力。”

溫和泛民及戴耀廷低估了對抗中共所需要的鬥爭力量，而北京的強硬立場令他們為之震驚。

占中領導層不斷拖延，希望能與中共對話，錯失了很多良機，令支持者（特別是年輕人）愈來愈失望沮喪。占中運動欠缺準備，讓中共從中取得優勢，因而恃勢凌人強硬落閘。當然，即使泛民領袖欠缺鬥爭意志，但北京落閘後仍可以激起全港的民情反彈。

人大決定公布後令群情洶湧，如果占中領導層堅決果斷地發動占中或其他抗命運動，很有機會可以亡羊補牢。但是和平占中在這幾天卻繼續拖延，只會發動“一波又一波”的集會。

民主架構

占中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反映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運動內部欠缺民主架構，例如占中“三子”就是由由資產階級媒體欽點出來，但掌握了整場運動中政治和策略等重要問題的決策權。和平占中雖然以“商議式民主”之名舉辦多次占中商討日，但參與者的意見從來不能反映在領導層的決策，尤其是發動時間與運動性質等關鍵的策略問題。

所謂商討淪為民主花瓶。戴耀廷沒有經過任何集體商議，就向公眾表達“占中失敗”這一重要的看法，對目前如箭在弦的運動有相當大的破壞。

在香港內外的各場鬥爭里，我們多次見過這種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由於受到建制當局的壓力，在關鍵時往往作出錯誤的決定。在2012年反國民教育的運動中也遇過同一問題。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特別是激起了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此外，大聯盟一直與更激進的訴求保持距離（例如要求梁振英下台），脫離群眾的抗爭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時迫切需要召開一場大會，召集所有反對人大決定的組織和人士，當然包括和平占中，但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壟斷運動，而是要民主方式決定抗爭運動的下一步，並為群眾鬥爭的行動升級制定戰略，決定哪種形式的公民抗命，並將之建立起來。整場運動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從而制定出戰鬥性的策略，不能單靠自我欽點的團體或個人去控制整場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才能打倒不民主的假普選，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及資本主義制度。

非“三堆一爐”不可？

香港現時每日棄置九千噸廢物，這些廢物除回收外完全依靠將軍澳、打鼓嶺及屯門等三個堆填區處理，而這三個堆填區亦將於2015、2017、2019年相繼飽和。現時政府提出方案要求擴大三個堆填區及於石鼓洲興建焚化爐，但受到群眾大力反對。在爭議持續的情況下，廢物處理飽和的危機卻日復一日地迫近，到底誰該為此負責？

“源頭”在哪？

對於解決都市廢物，最理想的方案固然是從源頭著手，減少廢物的產生。但不論現時政府日以繼夜鋪天蓋地地宣傳所謂的“源頭減廢”抑或呼籲“惜食”減少廚餘都不過是將產生廢物的責任推諉於個人，這不但無助於真正解決廢物問題，更為真正的廢物源頭扯起一塊巨大的遮羞布。
誠然，作為個體理應負擔起減廢的責任，筆者就在工作場所帶動起廢物分類回收工作。但放到社會層面上，政府現時的政策和宣傳卻是把資本企業的責任轉嫁往群眾個人身上。日常生活中有不少廢物的產生是由於其不合理的、和刻意浪費產品設計，甚至提高損耗率故意降低產品的使用壽命，縮短消費者的消費周期而從中獲利。

同時，根據環保署二零一一年《香港固體廢物監測報告》的數據指出，自二零零七年開始，工商業廢物公噸數平均以每年7.5%的速度增長，而家居廢物公噸數則每年平均下降5.7%（圖表1）。再者，由於不少工商業廢物處置不善，因此在收集的過程中被統計為家居廢物。因此，香港都市多數廢物的源頭實是於資本家而非個人！

需要民主決策解決方案

香港的都市廢物問題的確需要一個迫切的解決方案，但擴建堆填區只不過是飲鴆止渴。堆填區再大，終有飽和之日，屆時難道又再將其沒完沒了地擴建？焚化爐似乎是唯一一個合理選擇。過往焚化爐由於會產生極大的污染和致癌物二惡英而令人聞之色變，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進步，現時的焚化技術多採用高溫燃燒室、空氣洗滌系統等，幾乎已過濾所有二惡英。如在美國全國87座焚化爐，每年只排放10克二惡英，相比87年每年排放10,000克減少了99.9%。此外，也有人提出的高溫處理技術加外海垃圾島的方案。

政府現時的焚化爐計劃問題出於缺乏民主而透明的程序讓民眾參與和了解決策的制定和內容，無法改變民眾對焚化設備的壞印象，令政策陷於僵局。而無論任何更先進的處理垃圾政策，都應該有民主選舉的居民委員會共同商議並決策，而非政府在議會強硬通過！

企業的源頭減廢

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求資本家為從浪費型消費市場中獲利而負上主要的責任，零五年已公布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綱》已提及生產者責任制，但至現時已近十年卻仍只聞樓梯響。生產者責任制要求生產商、分銷商和零售商負上廢物生產的責任，要求他們在生產和設計產品時更符合環保原則、減少不必要的包裝，以及令產品具體高維修性和可重複使用等，並對固意浪費的企業廠商徵收高額的懲罰性稅款！

然而，香港政府作為資本家的服務機關，絕不敢動財團利益一根汗毛，因此要實施這些政策，就必然要將企業民主公營化，並由工人和消費者民主管控，才能打破資本家對經濟政策的控制。

由於環保事業難以產生利潤，尤其在極端新自由主義的香港社會更是寸草不生，只有政府應該全面公營城市的環保事業，大幅增加環保的開支，才能令環保業興旺起來，制定更全面和高效的資源回收計劃。相反，撒手交予私人營運，令大量本可回收減廢的物品因無利可圖，從而變成掩埋在堆填區內的“純粹廢物”。環境破壞造成的社會代價不會計算入企業支出或國家生產總值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本身就迫使社會走向環境污染。

近二十年，世界各地資本家為了縮短利率周期，設計並生產了大量容易損壞、不可修復的商品，甚至鼓吹追求時尚而棄置尚未損壞的產品，從設計到生產，從生產到銷售再到棄置這一個過程中製造了環境災難。一城一地的小修小補政策或可挽救該區的環境於一時，但對全局而言卻甚至遠遠談不上“杯水車薪”，就如同香港實施膠袋征費計劃一般，筆者早就指出這或者可以稍為減少香港一地的膠袋廢物產生量。但更長遠而言，因為膠袋的供應量是建基於利潤而非需求，而精煉塑膠原料的石油壟斷企業往往可以操控這些供應，因此塑膠原料產量絕不會因此而減少。

反對“三堆一爐”議案

立法會在今次會期結束前，因為反對派議員拉布令“三堆一爐”方案暫時未能通過，但在10月議案再審議時，功能組別必為這個可恥的方案保駕護航，屆時全港居民都要為自己的健康和環境而抗爭！我們在關注香港的廢物政策同時，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很清楚地意識到最終的“源頭”就是奢靡浪費的資本主義本身！

標準工時立法拉鋸

去年香港政府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並表示三年內提交報告。首階段公眾諮詢已於七月三十一日完結，一如過去最低工資的立法鬥爭一樣，本地資本家紛紛凶相畢露，群起抹黑標準工時，意圖維護其剝削地位。

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卻一直沒有任何法律規管工作時間，那怕在全亞洲各國之中，也僅有緬甸沒有工時規管法例。相比其他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日本和南韓分別在1997和2011年將每周標準工時減至40小時，而台灣亦於2000年將工時由每周48小時減至每兩周84小時。當然，在實踐起來時資本家往往“走數”，沒有工人階級的持續鬥爭這些法律都是一紙空談。

反觀香港，在缺乏標準工時的保障下，根據去年的統計數據指出，工人平均工作時數為年周52.2小時，遠高於全球平均值44.6小時，而且加班工作缺乏額外薪金補貼更是常態，形同變相減薪，損害工人的經濟權利和健康。

現時，香港有多達34萬打工仔要無償加班，平均每周8小時，單是加班補水費用就高達141億元。筆者的工作在繁忙季節需長時間加班而且連續兩個月沒有假日，平均每周工作超過66小時，雖有加班補貼，但連續長時間的工作對個人身心造成極大的壓力，因此標準工時對筆者而言本身就相當重要。

曾參與去年貨櫃碼頭罷工的何生抱怨道，現在碼頭的長工時問題毫無改善，因為工作浮動，有時更要突然加班。他是塔機操作員，每更工作12小時，有時要由早上8時工作至晚上11時半，雖然中間有休息時間，但都要留在碼頭內，無法處理私人生活事情。此外，1個月只有4天假期，工作是高度專注和集中的，疲勞工作很容易釀成意外。

塔機內的設備破舊，令很多機手坐姿不好，加上長時間工作，造成腰骨、頸椎和手的勞損。最近就有一位籠門操作機手，腰骨勞損至無法繼續工作，現正申請向公司索償。

在標時委員會諮詢會裡，資本家抹黑標準工時是伎倆和措辭不過是令人發笑的謊言。諸如物價上漲、企業裁員撤資、失業率飆升等，在最低工資立法時的恐嚇再一次被用於抹黑標準工時。有清潔公司老闆預言商家在立法後將大規模裁員，失業市民勢必上街抗議，“到時可能唔止51萬，而系500萬人”。

人力資源公司代表則稱最低工資已導致“出街食個雙拼飯要八、九十蚊”，將通脹問題歸咎於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香港工人階級早晚會認識甚至親身體到這些謊言的破產，老闆們歇斯底里的吼叫只能自欺。

在缺乏民主權利的環境下，香港政府一直赤裸裸地推行著親商政策。顯然而見的是，梁振英政府根本無心推動標準工時立法，所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全數委員由梁所委任，根本不具有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標準工時委員會委員劉展灝在一個諮詢會上公然稱“員工就系做莊，老闆就系做閒”，而劉展灝本身作為運年表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創辦人、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卻身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諮詢委員會委員，可見這些所謂的“勞工委員會”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另一方面標準工時的立法報告更要長達三年才提交予立法會。整個過程猶如複製一個滿清皇族內閣立憲的騙局！

我們很清楚，標準工時是香港勞工權益保障的重要一環，即使諮詢期完結，資本家對它的攻擊只會更為兇狠，工人階級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必需準備為此而團結鬥爭。因為就如港九粉面製造業總商會永遠會長馮秉孝稱：“標準工時不應由工人階級倡議，再由政府立法制訂。”

今年五月，在美國150個城市裡，快餐連鎖店工人罷工示威，爭取提高最低工資，最後在西雅圖成功爭取到15美元的最低工資，運動勢會蔓延至其他地區。而社會主義行動在美國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替代”的西雅圖市議員Kshama Sawant在運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美國與香港一樣沒有深厚的工運傳統，而且工作零散化令工人階級組織困難，這個城功例如可作為借鏡。香港工人現在就需要建立具戰鬥力的工會，強化工人階級的團結，準備向資本家還擊。 需要有認真的組織和準備，才可以在與雇主公開的鬥爭中勝利。大規模招募未被組織的行業，例如飲食業和快餐店工人，並組織抗議爭取廣泛社區的聲援。年輕工人在這場鬥爭是關鍵所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方和資方之間唯一的“共識”就是階級鬥爭！

700救生員發起罷工　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

九月九日中秋節假期，香港救生員發起罷工，這是繼上月初400名救生員罷工後，港九拯溺員工會再次發動罷工，超過700名救生員參與。他們早上於尖沙嘴跳海游泳抗議，中午由文化中心遊行至九龍公園集會。他們高喊“脫離技工、還我專業”，“人手唔夠，危害泳客”口號，要求康文署增加人手，以及要求救生員脫離技工職系。

今天的罷工行動令全港9個公眾泳池需要關閉，20個泳池局部開放。另外有13個泳灘因為救生員不足懸掛紅旗，顯示工人的力量。可是，康文署沒有正視救生員訴求，更回應表示“呼籲罷工同事儘快返回崗位，繼續為市民提供專業的救生服務”，迴避救生員長期不足問題，妄顧人命的正是康文署！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及採訪。

人手嚴重不足　康文署漠視公眾安全

現年30歲，入行已超過10年的姚生參與罷工，他認為，救生員是專業工作，但職業卻被歸類為技工，工資比郵差更低，希望爭取加薪。另一方面，他感到泳池長期人手不足，尤其是6至8月的暑假旺季，以及近期內地泳客增加，令他們工作量增加，一個標準泳池需要4至6人當值，但現時只有3至4人。

姚生曾參加2004年的罷工，反對政府計劃把兼職救生員的工資由11,000元削減至8,300元，該次罷工成功令政府取消這安排。

他認為，康文署長期沒有聆聽及注重救生員的訴求，希望這次罷工能爭取改變。

救生員多為男性，今天的集會也有數位女救生員參與。20歲的陳小姐入行數個月，也感到人手不足的問題嚴重，“政府削減救生員人數，但同時香港的公共泳池增加了很多，人手非常不足，如有人請病假，我們的工作量更大增，休息時間完全不夠”。

政府於04年開始削減開支，將救生員數目由約2,400人減至約1,600人。

25歲的鄭生在06年入行至今，他表示，救生員需要經常考章，例如銅章、急救牌、沙灘及泳池救生章等，每三年要重考一次，如果是兼職救生員，更要付數千元的考試費。

工會指，收集現場救生員意見後，發現98%贊成若署方不回應訴求，支持發動罷工3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罷工行動及救生員合理的訴求。今次罷工是繼上月400名救生員罷工後再次發動的行動，參與人數大幅增加，全港約有1100名長工救生員，今天700人參與罷工是非常成功的動員。

香港民主鬥爭面臨重大考驗

8月31日，中國政府為香港未來的選舉加設了非常嚴謹的規定。這對民主鬥爭意味著什麽？

“這意味著2017年一人一票的特首選舉將會被獨裁政府操控。他們強加了一個伊朗式的提名委員會，只有親中共傀儡才可參選。我們一直在抗議，香港也有大型示威，要求‘公民提名’，讓人人都可參選，但北京誓死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是一個由中共控制的偽民主國會，最近頒布了決定。現時香港特首由不民主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而人大決定意味著選委會會變成未來的提名委員會。提委會是1,200人的菁英機構，當中主要是親中共的有錢權貴。這模式讓中共100%全權控制。選民只能在爛蘋果丶爛橙和爛蕉之間揀一個！”

在香港的人有何反應？

“公眾非常憤怒甚至震驚。學生準備罷課一星期，也有占領市中心的計劃（占領中環）。群眾都非常沮喪，因為為民主普選權利的鬥爭從英殖時代開始，已經持續了超過30年。”

“今日，情況實際上是倒退了。媒體愈來愈受控制，警察更強硬對付示威者，中共愈來愈加大對政制的控制。所以，整個大勢是北京收回香港僅有的民主權利，這些權利過往是通過群眾壓力贏得的，北京的決定是當中的一部分。”

“從中也可見到民主派領袖在政策及戰略上的重大弱點。香港有名為大規模抗議的城市，有些遊行超過50萬人參加。但這還是未能爭取到民主選舉。我們曾解釋過，獨裁者不會被‘說服’或受壓而允許民主，因為他們是獨裁者，他們想全面控制。”

“當然，如果北京面對足夠的群眾壓力，是可以作出一些讓步。但任何讓步都不可以過界，不可以削弱他們的權力和控制力。在2003年，政府撤回違反民意的廿三條國安法，成為了抗議運動中重要的勝利。但這與今天形勢不同，當年他們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權力沒有受威脅。但如果他們接受真正的一人一票選舉，他們害怕任何不受其控制的人當選，而在群眾壓力下這點造成與北京的衝突。這可以造成在中國的連鎖效應，令人民有膽公開挑戰這個獨裁制度。”

那麽這是否代表沒有可能打倒中共？

“不是這個意思。所需要的是群眾鬥爭去結束一黨專政，在中共控制下並不會有民主選舉，這是顯然易見的事實，我們從一開始就這樣說。香港的鬥爭可以是催化劑，但需要連繫至中國大陸的群眾。但這顯然不是泛民領袖的戰略和路線，他們寄望於與中共妥協。他們視香港的群眾抗議為談判的籌碼。我們經常講這是不足夠的，對中共這一個政權來說是不足夠。人大決定就證明了這一點。”

你提出甚麽替代方案？

“我們支持所有群眾抗爭的建議，例如罷課。事實上，社會主義行動是香港第一個提出罷課的組織，我們在幾年前已經提出，但其他組織認為這訴求太過‘激進’，或者不明白罷課的潛在力，因而不願意支持。我們支持占領，儘管我們強調占領只能作為運動的跳板，然後將行動升級。運動不僅限於在香港發生，也要爭取中國內地群眾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從來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害怕這樣會激怒中共而令一切的談判破裂。”

“占領中環可能即將發生，問題是它會以甚麽形式進行。占中的領袖現在不斷提出‘一波又一波’的抗爭和‘長期’抗爭的字眼。實際上，這三十年以來已經是‘長期’抗爭，占領之所以得到群眾支持，是因為群眾已經理解到‘一波又一波’的遊行集會已經不能改變現況。我們認為，占中領袖已經拖延太久，因此中共政府才擺出強硬姿態。

正如我們一早提出過，若果占中一早開始是可以真的動搖政府，可以成為運動升級至罷工罷課等群眾抗爭的跳板。現時我們可以做的是由下而上建立運動，例如在學校建立罷課委員會，並將罷委會蔓延至工作場所。這場運動需要民主，不只是幾個自我欽點的領袖指揮群眾。”

社會主義者在這場民主鬥爭的目標是什麽？

“我們支持任何民主改革，即使是局部的，這可以令工人階級處於較大優勢去在爭取權利，例如集體談判權丶全民退休保障丶標準工時40小時，結束外判制度等等。我們警告，香港及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並不會支持民主改革，而是反對民主權利，即使只是泛民領袖所提倡的‘國際標準’。而我們則指出歐美的例子遠遠還不是民主制度。資本家支持中共獨裁者，因為中共保衛他們的利潤，而且一直與他們有良好的商業來往。中港的狀況正好印證了托洛斯基是對的，他的不斷革命論指出，在殖民地及前殖民地國家的資本家階級是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香港資產階級‘反對派’軟弱無能，且在政治上迎合中共獨裁者，就正好顯示了這一點。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改變社會的關鍵力量是香港及中國的工人階級。我們為建立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奮鬥，這個黨必須將革命的民主訴求連繫至推翻資本主義的需要。這些訴求包括廢除獨裁者的不民主控制，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以全面民主的真正人民議會取代香港現時的橡皮圖章立法會。這議會有權接管大企業及銀行，提升工人工資，包括目前非常低的最低工資水平，增加醫療及公共服務的投資。”

學生罷課前瞻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大專生宣布9月22日罷課一星期。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目前有15間大專院校表態支持，而中學生亦正在推動罷課。自1973年以來香港都沒有大規模的罷課，今次是將民主運動升級的重要一步。罷課是比過往遊行集會更進取的抗爭摸式，將可以對政府發出強烈的訊號，引起全世界民眾的關注。在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了40萬人上街遊行。

由於香港中學生只有像學民思潮般的民間團體，欠缺學生的群眾組織，要發起真正的集體罷課可謂舉步維艱。此外，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袖被民主黨政客主導，目前對發動罷教仍然拖拖拉拉不肯回應。

反占中大聯盟的周融近日發起舉報中學生策動罷課的熱線，從而向校方及組織罷課施加壓力。可見，反占中行動背後的目的並不是所謂“保和平”而針對所謂的“激進違法行動”，而是要攻擊一切支持民主的抗爭。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竭力推動罷課，作為群眾運動升級的重要手段。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中共一黨專政底下香港並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選舉，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全國群眾都起來抗爭，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

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志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罷課學生領袖都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制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罷課的下一步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顯然不足以拉倒人大決定。學聯也表示將會準備行動升級。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

在1968年的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罷課集會期間受到警察鎮壓，激起學生成立行動委員會、占領大樓、築起街壘、展開巷戰。而運動的轉捩點是千百萬工人發動罷工。

人大決定公布後，民主派的溫和談判路線正式宣告破產，並證明了單靠香港一城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挑戰整個中國的一黨專政。香港學生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的群眾也為民主權利反抗。在罷課期間，學生可以。以目前內地的狀況，即使未必能鼓起內地學生罷課反專制，但這是加強兩地群眾鬥爭的連結。

學生及年輕人往往是掀起群眾運動的先頭部隊，讓學生團結起來，繼而將行動升級，反對假普選，挑戰梁振英政府及一黨專政。

中學生發起遊行　支持罷課反假普選

9月19日，廿多名“全港大罷課行動”中學罷課委員會（將軍澳區）的中學生，於午飯時間發起遊行，由天主教鳴遠中學遊行至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呼籲全港中學生站出來，參加9月26日罷課。他們沿途高喊“926！大罷課！”、“人大不代表我”、“不要假普選”、“我有權罷課，毋須校方批准”等口號。遊行學生在校服貼上“全港大罷課”貼紙遮蓋校徽，喻意校方打壓學生宣傳罷課。

無懼校方打壓　呼籲926中學大罷課

就讀中五的慕德中學代表黃同學表示，在校內宣傳罷課時，受到校方施加壓力，曾經被召見與校長單獨會談施壓，又禁止在校內派發立場的宣傳單張，連在校外也禁止穿著校服宣傳罷課。他認為不合理，“學生無論在校內或校外均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聲音，校方無權打壓學生。”

鳴遠中學罷委會代表阿King則指，由於學校與民建聯關繫緊密，打壓尤其嚴重，他曾被拉進副校長室施壓，小息時用揚聲器宣傳罷課時被老師阻止。他又指在校外派發宣傳罷課的傳單時，老師禁止他穿著校服，他和同學被迫脫下校服繼續宣傳。他指，這次遊行是要求校方停止打壓學生宣傳罷課，還我校園民主。今天遊行開始前，學生均用罷課貼紙蓋過校章。

“全港大罷課行動”發起人鄧美晶表示，呼籲中學生在各自的學校自發組織罷課委員會，以集體行動抗爭。如任何學生受到校方打壓，可向傳媒揭露，並動員其他學校的罷委會發起聲援行動抗議。她表示，教協作為全港最大教師工會，應站出來公開支持中學生罷課，並呼籲教師罷教，強化罷課運動。

不要假普選　罷課抗爭　打倒中共專政

為了反對人大就香港普選框架的決定，拒絕中共篩選的假普選，大專生9月22日罷課一星期，中學生亦會於9月26日罷課一天。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運動訴求，將會延續罷課或將行動升級。這將會是民主運動的轉捩點，罷課會產生示範效應，掀起新一波的抗爭行動。在台灣太陽花運動中，學生罷課雖然沒有發展至有組織的集體行動，但在宣布罷課後也發揮了鼓動群眾的作用，觸發50萬人上街遊行。

罷課的下一步 –呼籲罷教、罷工、占領

學生罷課可以作為起點，但面對著目前強硬的梁振英及其背後的大陸政府，一星期的罷課後，行動必須持續升級。罷課會成為整場民主抗爭的風眼點，如果在罷課期間召開抗爭大會，呼籲所有反假普選的團體和人士，討論下一步的升級行動，包括占領行動、罷交稅、罷工等公民抗命運動，將可以燃起各處的抗爭之火。 罷課支持者若果呼籲教師罷教，可以令中學罷課更為徹底有力。香港教師工會教協雖然坐擁9萬教師會員，其網路勢力龐大，但由於工會領導層被民主黨政客主導，教協甚至表示不鼓勵中學生罷課。

由於工會領袖立場軟弱，令教師欠缺了團結的力量，即使教師心裡支持罷課也不敢單獨出來表態。罷課學生可以公開向教協領導層施壓，要求他們發動教師罷教，承擔起工會應有的責任。 工人擁有經濟權力，罷工可以停止社會的經濟運作，造成資本家商業上的損失，比罷課的力量更加強大。在太陽花學運里，即使很多親建制工會的立場靠攏國民黨政府，但在學生公開呼籲工人罷工後，也獲得了一些工會的響應。香港罷課的學生若果呼籲罷工，將會發出強烈的訊息，令香港工人階級意識到民主運動與自己的緊密關係。

打倒一黨專政　連結內地抗爭

在獨裁的國度里，統治者絕不會讓香港一城擁有真正的民主，因此香港的民主抗爭必須蔓延至中國大陸，促成全國性的反抗運動，才有機會迫使獨裁政府作出退讓。這也解釋了為何中共全力打壓香港的普選權，因為若果香港有自由選舉，會造成示範效應，令中國其他省分的群眾都會要求有權選舉領導。繼622香港80萬人參與電子公投，支持公民提名後，澳門人也仿效香港，內地湖南人民表示“香港有公投，湖南也要公投”，可見民主運動在兩岸三地的連鎖效應。 儘管內地生罷課比香港學生面臨更大的風險，今次的罷課運動仍然獲得不少在港的內地生響應，可見內地學生非常關注中港的民主。香港的罷課不但可以鼓起香港群眾運動升級，更會啟蒙中國內地群眾為民主權利反抗中共專政。

近年，內地學生罷課運動崛興，多場反環境污染的運動中都是以學生的罷課作為骨幹。 如果香港罷課的學生公開呼籲內地學生也罷課爭取民主，並向內地民眾發出強烈的訊息，將令更多群眾認知到兩地團結抗爭的強大力量。

罷課委員會

罷課的力量除了在於強烈的訊息，更在於學生有組織地參與群眾運動。作為抗爭的手段，罷課的組織力遠超過過往遊行集會的形式。這組織就是罷課委員會。 各大院校的學生成立了罷課委員會，讓有志參與罷課的學生共同商討及行動，並且成為組織罷課的力量，這比前年反國教的大專罷課邁進一大步。通過罷委會從下而上組織罷課，由學生共同組織宣傳行動，且民主決策下一步的抗爭策略，任何重大的抗爭策略（例如退場決定）都需要罷委會民主討論，在必要時以投票決定。 我們不排除政府會在罷課期間，會利用語言偽術愚弄我們，誘導學生解散運動。學運要有民主的機制決定重大的策略，否則就有可能重犯2012年反國教運動的錯誤 – 當時梁振英答應“擱置國民教育方案”後，反國教大聯盟突然在一夜間宣布解散12萬人的占領政總行動，事前從來沒有與參與者共同商討，激起了尤其是年青示威者的極度不滿。未來的罷課運動若要避免重蹈覆轍，就必須由下而上的民主組織。

2012年，魁北克學生發動了反加學費的罷課行動，持續了四個多月，共有25萬人參加。運動相當成功，最後政府撤回加學費的議案，撤回打壓示威權利的法案，令魁北克省長下台。罷課學生領袖指出，罷課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運動沒有依賴一小撮人或個別團體去控制整個運動，而要由下而上民主決策，並需要在大會討論決定。 罷課委員會將會成為學生群眾組織的萌芽，即使在罷課結束後也要延續下去。罷委會可以持續進行政治宣傳運動，有機會時重新發動抗爭。

抵抗校方打壓　我要校園民主

建制派近日瘋狂抹黑學生罷課，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抹黑學生為紅衛兵，又指搞罷課等同文革；反占中大聯盟設立舉報熱線，呼籲舉報策動罷課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很多中學的校方禁止同學宣傳罷課，甚至以紀律處分威脅同學。有些校長指學生年紀太小，思想未成熟，不應接觸政治，但這是虛偽的講法。

最近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決定蘇格蘭是否脫離英國獨立成國，16歲以上的居民均享有投票權，在民族自決的國家大事上表達竟見！而在奧地利、尼加拉瓜等國家，政府允許16歲的年輕人有投票權。 此外，梁振英於2012年試圖將洗腦國民教育帶入中學，現在反對“將政治帶入校園”的校方當時都沒有反對梁振英，甚至為了拿取辦學經費而舉腳支持。難道國教科不是政治嗎？說穿了，建制派只想將親政府的聲音帶入校園，排斥學生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 我們不能輕易屈服於校方反民主的行為。

面對打壓，第一時間要聯絡“全港大罷課行動”，然後一起將事件向傳媒曝光，揭露學校內的不民主。這樣才能將打壓變為我們推動罷課的武器。 學生在校園內贏得民主，關鍵是建立獨立的學生群眾組織，加強中學生的團結力量。目前香港的學生會往往是校方的半官方組織，受到校方直接間接控制。中學生需要組織起全港性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自己選舉產生代表，並參與學校的決策，捍衛校園的民主權利。

連繫至社會經濟訴求

在今天不民主的政制下，任何有利民生的政策在議會內都被資本家“零風險”地否決。而特首要經過提委會篩選，目的也是要保障特首不會推動有利民生而背向商家的政策。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長王振民指，需要提委會篩選候選人“保護”香港工商界精英的利益。 民主運動若果要動員廣大的基層群眾和工人參與，必須將政制民主訴求連繫至社會經濟的訴求，包括反對教育商品化、反對地產霸權、反對私有化、反對勞工剝削、要求全民退休保障、八小時工作制等。我們主張以真正的民主議會取代將跛腳的立法會，議會有權力選出政府，並實施有迫切需要的社會改革，打破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

誰是全港大罷課行動？

“全港大罷課行動”於2012年由社會主義行動的學生成員成立，只要有志推動罷課抗爭，反對不民主的政府，歡迎任何政見人士參加。我們一直竭力推動罷課，早在反國民教育科時在中學宣傳組織罷課，在社會開始討論“占領中環”時，我們強調單靠占領運動並不足以勝利，而需要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在今次反假普選的運動中，全港大罷課行動與學生一起推動罷課，鼓勵中學及大學生組織罷課委員會。

立即加入罷課運動！

★ 不要假普選，人大不代表我，公民提名，廢除提委會

★ 在學校組織民主罷課委員會，由下而上發動罷課抗爭

★ 全港群眾發動公民抗命

★ 要求教協支持中學罷課，支持教師罷教

★ 呼籲中國內地、澳門學生罷課聲援

呼籲中學生延長罷課　聲援被捕學生　譴責警察暴力

9月26日千二名中學生罷課，反對人大落閘及假普選。晚上二百多名學生闖進政府總部，引來逾千市民聲援。過千名警察嚴密怖防，進行暴力鎮壓，多次動用大支裝胡椒噴霧，並展示伸縮警棍威嚇學生。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指襲警而被逮捕，被拘留警署不許保釋。

警察政治打壓學生領袖，目的是殺一儆百，令其他學生不敢參與抗爭。此時警察進行政治檢控，也是為了製造白色恐怖，阻嚇我們參與十一占中。然而，暴力鎮壓只會激起更多人的憤怒，我們必須把行動升級，予以最大的還擊。 全港大罷課行動強烈譴責警察暴力清場，將會繼續留守政府總部。

我們認為，全港中學生需要於10月1日前延長罷課，併到政總集會抗議。全港大罷課行動的中學生會嘗試竭力推動9月29日罷課，要求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

我們的訴求：

★ 延長罷課，抗議警察暴力
★ 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停止政治檢控
★ 譴責警察襲擊示威群眾，曾偉雄下台，梁振英下台！

香港：警察鎮壓後，爆發大規模占領運動

上周本香港徹底變天。在一星期的罷課後，大批以年輕人為主的群眾不分晝夜進行街頭反抗，聚集了10-18萬人，成功迫退了港府及防暴警察。

事件前所未有，全球媒體稱之為“歷史時機”。占領運動繼續擴大，而在星期日群眾成功抵抗警察鎮壓後信心大增，《美聯社》稱這場運動代表著北京政權在中港推動反民主立場的“重大挫折”。

9月28日警察暴烈的鎮壓引來社會前所未有的震驚及憤怒。這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目前出現了一些前革命形勢的特性，政府深陷危機，並失去控制及統治權威。國家機關（特別是警察）受盡唾罵和不信任。大部分香港人不再信任所謂“高度自治”。

但這場運動幾乎完全沒有組織、綱領和領導層，與全世界各地這類示威的模式相似。示威中有強烈的抗拒政黨情緒，即使泛民及和平占中不斷發聲明，表明自己與運動掛勾，壟斷了媒體曝光，這些政黨在占領實地上幾乎完全缺席。

即使這種“自發”模式達成了啟動占領街道的任務，現在進一步需要：組織起來、建立罷課罷工委員會、建立占領委員會、制訂清晰綱領，以推進鬥爭去打敗不民主的政府。

有重要的一點是，需要透過呼籲中國大陸的工人及年輕人加入鬥爭，以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共同反對中共一黨專政。只要仍受中共統治，香港並不可能會有民主選舉，只要打倒中共政權才會為此開路。

這任務不能單靠香港群眾完成，需要更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像一些泛民團體浪費時間於呼籲英美政府支持，而應該尋求在中國以至世界各地的基層工人及年輕人支持。對英美資本主義政府來說，與中國的商業來往永遠比民主及人權更重要。

兩傘革命

由於示威者反起兩傘保護抵擋催淚彈及胡椒噴霧，運動在社交媒體被稱為“兩傘革命”。警方承認在9月28日（星期日）總共投擲了87枚催淚彈，企圖驅散在金鐘政總外的示威者。自1967年英殖統治以來，從未試過對香港示威者施放催淚彈（2005年反世貿示威時，警方向韓農施放催淚彈）。

9月29日（星期一）晚上，約18萬示威者占領香港三處，在主要大路上架起了零散的路障。在星期日晚上，職工盟號召全面罷工。宣布政治罷工對香港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極度重要的發展，也一直只有社會主義行動（CWI）支持者倡議，但罷工的參與度在現階段還是非常有限。

大學生延長罷課，而中學生即使受到校方的巨大壓力和威脅，也愈來愈多人罷課，在學校靜坐抗議的人數增加。運動的主要焦點在要求梁振英下台。梁振英在星期日指揮鎮壓，使其本人更為罄竹難書，受盡唾棄。

年輕人的角色

這不僅是香港統治菁英的危機。政府受到北京的壓力，加上想展示對北京的忠誠，因而要展示強硬手段而鎮壓示威。

“這已經比北京或香港當局預期大得多。”《紐約時報》史丹福大學的Larry Diamond指出。“他們沒有戰略和平驅趕運動，因為這需要談判，而我不認為習近平會容許談判。”他補充。

不出所料，中國收緊網路控制、封鎖網上搜尋器“催淚彈”、“占領”等關鍵字、封鎖Instagram。

這場運動有一點極度重要，就是與世界各地的運動一樣，以年輕人為開始，尤其是9月22日的罷課。過去兩年，唯有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及學生成員在倡議全港大罷課，並以此激起工人罷工，作為民主鬥爭的關鍵武器。在過去一星期的事件將這一願景徹底驗證了。

13,000名大學生參與了罷課一星期後，激起了目前大規模示威和占領。9月26日，1,500名中學生（有些年齡僅為12-13歲）參加罷課。在當天晚上，一群學生闖進架起了圍欄的“公民廣場”開始占領。

大約80名學生及其他示威者於星期五及星期六被捕，警察動用胡椒噴霧等強硬手段。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被捕，被拘留40小時後無罪釋放。起初警察表示黃之鋒受襲擊這項嚴重罪行。學生活躍分子被捕，加上警察嚴重施用暴力，成為了這場群眾占領的火花。

威脅鎮壓升級

在高峰期，12萬人在香港下午抗議警察鎮壓學生。星期日下午，5萬人繼續留守，與防暴警察對峙。有傳警察準備使用橡膠子彈及備有聲波炮的裝甲車，但後來警方否認。在混亂的局面里，非常難知道這些是否流言，也能故意流傳的，也可能是傳聞本來屬實，但政府及警察猶豫過後就退縮。和平占中領袖非常重視這些報告。但占中三子在罷課及占領運動里，完全沒有扮演過任何角色，更準備地說，他們只是在運動發展起來後自封為運動領袖。

星期日晚上，由於有傳警方出動橡膠子彈及裝甲車，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呼籲示威者從金鐘撤退。他指：“這是生死問題。”即使是學聯的領袖也呼籲示威者離開當區，而社民連的長毛梁國雄就公開批評這一決定，呼籲示威者堅守留低。

雖然大部分示威者退出金鐘夏愨道，占領在旺角及銅鑼灣又再開始。3,000人聚集在旺角，封鎖了交通重點彌敦道。在本文撰稿之時，“占領旺角”的人數仍在壯大，在星期一晚上有約3萬人參加。此外，銅鑼灣也有群眾通宵留守。因此，警察武力並沒有如預計般成功驅散占領運動。相反，占領運動不斷擴散為多個地區，以此策略應付警察，令其更難鎮壓。

這結果代表著巨大勝利，示威者成功抵抗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形容的“警方攤牌”。自占領中環宣布以來，兩年來香港警察一直在極度細緻地準備應對。警察轉化為準軍事力量，令警察變成政治工具。但即使在現階段運動欠缺有凝聚力的組織，警察鎮壓在頑強英勇的抵抗下還是失敗。

幻想破滅

這是一個月內第二次，在英殖及中共統治下的幻想破滅。第一次是8月31日人大決定令下屆特首真普選的希望幻滅。這次，對香港警察的幻想也在一夜晚徹底消失。即使是溫和派的教協會長馮偉華，也表示“警察令自己變成了人民公敵”。

重要的是，占領運動中群眾喊得最多的口號之一是“警察罷工！”，呼籲警察拒絕接受命令。這無疑令警員士氣低落，對警方指揮官造成問題，因此他們被迫重新部署。

中共立場愈加強硬、鎮壓性和僵化，本身就是獨裁政體深陷危機的表現。這令人們數十年多對國家機器中立以及“法治”的幻想破滅。中共就如一部只懂鎮壓的機器。中共政權不能進行有限度的政治改革以滿足資產階級自由派，中國未來的願景會是走向社會爆炸的局面。香港目前的形勢就是走向革命性鬥爭的先兆。

對新疆穆斯林地區的國家鎮壓不斷加劇，今年有數百人在與國家機器衝突時喪生，最近更在一些地區禁止留須！上星期法院更以“分裂主義”判決一名新疆學者伊力哈木．土赫無期徒刑。而土赫只是一名對中共政權的溫和批判者，倡議改革而非革命。

在香港也如是，主張就政改談判的溫和泛民也被狠狠刮了一把。他們準備接受北京不民主的統治，以換取小修小補的改革，但即使如此中共也不接受。

“一國兩制”受到壓力

這強硬路線很快令香港人無法再容忍。過往不少人認為香港可以在中共獨裁的統治下享有相對的，與專制的中共和平共處。工國委（CWI）在中港兩地的支持者一路以來解釋這並不可能，民主鬥爭可以從香港可能點起火花，但只有蔓延至中國大陸打倒獨裁政權才能勝利。否則中共會不斷嘗試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我們今天就見證住這一動態。

在占領運動爆發前，《南華早報》的一份民調發現，53%香港市民對現時“一國兩制”沒有信心，而37%則有信心。這與2007年時的76%大幅下周。正如我們之前解釋，在獨裁者現在的政策下，香港“分離”的情緒及支持港獨會不免升溫。

但是如果北京（特別是在習近平執政下）容許小許所謂“西方式”的自由選舉，會恐懼失去對中國的控制。他不僅是停止香港的民主進程，但相反強加更大的政治控制。

八月的人大決定是打壓香港民主鬥爭的一環。除了要軍事化警隊，加緊對本地媒體的控制，這計劃也包括削弱本已跛腳的立法會的權力，以及讓下屆“普選”的特首有更大權力，例如控制預算支出。這將香港帶向更專制的統治的計劃，引發了過去幾日的群眾反抗。

大量的支持

政府計劃要瓦解和抹黑“占中”，並以此強渡就北京不民主的選舉方案的抗議浪潮，但這如意算盤已經打不響了。縱使反占中的大型宣傳，甚至渲染“混亂”和“暴力”，但是周末發生的事情完全證明了哪一方贏得民眾的支持。

《南華早報》報導有白領工人在星期一返工路上向占領銅鑼灣的人士喝采。該報還引述一名會計師控訴政府“低估了人民的力量”。許多途人也向占領者捐贈許多食水與食物以示支持。

星期一晚上的集會有大量市民參加，併集體高叫“梁振英下台”。運動已經發展到首次出現了工人階級參與的先兆，而這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尤關重要的進展，雖然到現在為止工人階級仍然未有作為一股獨立、有組織的勢力參與。關於號召罷工的反應一般，這反映出香港工會長期以來的力量薄弱，但還是有一些重要的組織停工來抗議警察的鎮壓。這包括了沙田太古可口可樂工廠的兩百名員工、送水工人、巴士司機、部分銀行職員以及學校教師。

超越和平占中

這次的鬥爭，一下使歷時兩年的“和平占中”運動不過為歷史的小註腳，而紙上談兵的計劃並被由下而上自發的“雨傘革命”所取代。正如我們對於占中領導層的批判所指出的，他們構想的只是更小型和純粹象徵性的抗議，預算只有一萬人參加，甚至在初期打算排除青年人參與。他們計劃中的每個部份都是為了防止“激進行動”與自發行為。不過，現實已經全盤逆轉。

因此，當資產階級媒體──我們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繼續將占中領導們視為本次群眾運動的牽頭人，但事實並不如此。現在的運動是獨立於占中領導層而爆發的，而他們只是隔岸觀火，並沒有參與學生罷課或反抗警察暴力的第一輪示威。他們直到9月27日晚上才加入，而當時的運動已經迅速擴大，占中三子不過是在“趕尾班車”。

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3年和平占中剛剛提出的時候，除了支持對號召群眾占領外，也指出了和平占中不過是“溫和”泛民領導們嘗試重奪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在青年人和社運分子抗議政改運動的當中帶頭。占領運動的構思的確符合了群眾對於民主運動激進化的渴求，而“溫和”泛民正好就是利用了“占中”的標籤來阻止由下而上的激進運動。“溫和”泛民在政治上與占中領導層走得很近，而直至上個月他們仍然試圖與北京達成妥協。他們在過去數年間的背叛和與獨裁者的妥協，尤其是2010年投票通過政改，使得他們在選舉中遭受挫折。

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曾經指出：“占中三子猶疑和拖延了很多次。在學生們與警察對峙了兩天后，戴耀庭才走到現場宣布啟動占領中環，當時有很多人向他們喝倒采並憤而離開。”

在幾乎所有的方方面面──時機、組織、策略、以致他們非常局限的“溫和”綱領，占中領導層都與現實和群眾的情緒脫離。甚至他們計劃的地點中環，在今天的鬥爭中淪為配角。這個運動更像是“占領去中心化”──不斷以化整為零的策略來制勝警察的驅趕。現在的占領行動是由下而上爆發的，由冒死抵抗警察鎮壓的示威者發起，而不是自封為王的“領導者”。

社會主義行動強調如今需要的民主領導層，組成行動委員會來決定策略與戰術，並向所有團體、政黨和工會開放參與，而不讓任何一個組織獨大。

又一次的天安門？

周末的事件再一次地令許多人聯想起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及接續發生的血腥鎮壓。在過去的文章中我們討論了中共政權為阻礙香港自由選舉所可能做的極限。中共專制現在內部出現非常嚴重的權力鬥爭。習近平將難以就香港的危機示弱或任何行差踏錯。這可能引發由在過去兩年的反貪被針對的“既得利益者”和“老虎”們（中共高層）向習近平的反撲。

與此同時，習近平手中集中了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同於過去三十年的“集體”專制。在政權對香港的政策嚴重失敗後，這將會使他成為了眾矢之的，無法躲在其他人身後。《紐約時報》有評論指出：“就連最保守的妥協（向香港的示威者）將會向大陸的人發出一個訊號，就是群眾運動是可以帶來改變的，而大陸的評論者指出一直形象強勢的習近平是不會希望露出如此的弱勢。但是細小的讓步也很可能不能滿足已經占領街頭的香港群眾。”

中共在八月的決議中一錘定音，甚至將“溫和”泛民的最低要求排除掉，計算著他們能夠瓦解由懦弱的占中領導所控制的反抗。社會主義者此前也一直在警告，北京的挑釁使得運動超出“溫和”領導的限制。

警察施放催淚彈鎮壓，使得反抗運動更為強大。這迫使梁振英和本地的國家機器暫緩片刻，政府在星期一宣布撤離所有防暴警察（雖然實際上並非完全撤離）。

星期一的早上，警察公共關系科的“好警察”派出談判專家與示威者談判，“友好”地呼籲是否能打開通道讓交通恢復，就好像昨晚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那樣！在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則幾乎沒有警察在場，而警察則重兵把守金鐘的政府總部，並與示威者對峙。

由於政府憂慮示威持續，甚至取消中共建政六十五周年的十一國慶煙花匯演。可見香港的危機導致習近平建立的強勢領袖形象的破滅。

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一篇英文社論寫道：“激進分子只有死路一條。”而在報章中文版中，此文章被刪除，但指出中國武警可以協助香港警察鎮壓示威。其報導“武警的支援可以更快地恢復穩定”。他們開始意識到這些言論與在地的現實脫離，因此也被低調處理，並理解到需要小心處理這次爆炸性的政治危機。

就連駐紮在香港的5千名解放軍，也未必有能力重挫占領運動而“恢復秩序”，尤其占領運動越來越分散。出動軍隊更可能引發更進一步的政治反撲。對於中共政權和香港的資產階級建制來說，目前駐港解放軍更重要的角色是震攝和威嚇，而非真正出擊。

這不代表說，解放軍一定不會出動，甚至不能排除會從大陸增援到港，假如危機去到香港的統治機器和警隊出現分裂的時候。但是在短期內這是不大可能的。政府在接續數天的策略，會好像台灣當局在今年初的“太陽花學運”那樣，利用雇用黑幫或親政府社團來挑釁並試圖引發衝突，抹黑運動並讓警察有藉口再次鎮壓。

梁振英下台！

雖然局勢的發展迅速，有很多可能性和改變，但暫時來看政府會暫緩發動新一輪的鎮壓，並試圖透過讓步，甚至辭掉一些不受歡迎的官員（這以前曾經發生過）來拖延並渡過危機。

我們並不能排除梁振英將會下台，來換取香港恢復“穩定”，但面對群眾抗爭而下台將會對香港和中國政府帶來巨大的成本。這會大大地提升群眾的自信，證明戰鬥性的反抗是可行的。要求梁振英下台是目前的核心口號。就連占中領導們也在提出特首的請辭，反映出運動底層的民憤。在星期一早上，梁振英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出他將“不會讓步”，但危機持續下去，嚴重的壓力將導致政府陣營分裂。

社會主義行動非常活躍於運動中，並透過“全港大罷課行動”組織中學生罷課。社會主義行動提出要贏得真正的民主，就必須要將香港的群眾運動與中國大陸的革命連結起來，工人階級將會是結束專政和改變社會的關鍵。爭取真民主的鬥爭並不能夠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成，泛民傾向的“西方民主制度”也只不過是讓非民選的有錢人和財團壟斷政治。無論是由專制政權還是金融市場統治，資本主義就是獨裁制度        。我們另一個的選擇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並且民主地計劃經濟，來終結不斷惡化的貧窮、樓奴、失業者和低薪合約勞工。

在現在的群眾示威中，社會主義行動倡議建立中港的工人群眾政黨，將革命性的民主綱領連結起清晰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團結聲援香港“雨傘革命”的不合作運動、罷工罷課和占領運動！
打倒梁振英政府！
反對鎮壓，天安門事件不要重來！
建立工會、學生會和罷委會，將罷工罷課蔓延
中港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打倒中共一黨專政！

不與暴虐的港府談判！

最近幾日，反占領流氓暴力襲擊占領運動，警察袖手旁觀，縱容暴力，放走一個個被拘捕的暴徒！中共及港府資助愛護香港力量及藍絲帶勢力，策劃這場暴力事件。

同時，警察施用狡猾的手段，向特首辦駛進載滿催淚氣體丶橡膠子彈等武器，試圖恐嚇占領人士。政府於9月28-29日派出“第一梯隊”施放催淚彈鎮壓失敗，挑起了民情反彈，現在派出親政府流氓作為“第二梯隊”發動攻擊。

在旺角，群眾英雄式地回應了這些攻擊，約1萬平民到旺角牴抗暴力。雖然占領運動的“官方”領袖學聯丶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呼籲群眾撤離旺角及銅鑼灣，但仍然有過萬人到旺角留守，這本身已令人驚嘆不已。

社會主義行動成員活躍於旺角占領區，我們認為必須保衛旺角區。民主地組織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協議日常鬥爭。

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不同派別的力量正受到壓力，“溫和泛民”往往害怕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激進化而失去控制。他們在壓力下可能以“保持民意支持”的名義解散運動或向政府作出退讓。這會削弱運動的力量，令我們更難勝利。

社義行動一直強調，暴力襲擊是政府戰略之一，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施加壓力，要他們尋求妥協的道路。任何與梁振英及中共的妥協只會拿到小修小補的退讓。這絕不能帶來群眾要求的全面民主。

與政府談判？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虐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但不要換人不換制度，立即實現真普選，而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限制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繫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丶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牆”，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台！
★不要假妥協丶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 ─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香港：警匪合作，政府和警方製造襲擊事件打擊“雨傘革命”

10月3日（星期五），占領運動進入進入第六天。經歷過與警察對峙，兩天的公眾假期結束後，占領運動受到有組織的暴力襲擊。社會主義行動（CWI）活躍於旺角占領區，這一帶多日來受到黑幫和愛港力動員出來的流氓暴力襲擊，拆毀拆毀帳篷和路障，襲擊占領人士，而警方則袖手旁觀。警方指星期五有37人受傷，當中旺角就有18名傷者。有19人被捕，根據警方資料，有一半被捕者有黑幫背景。

在銅鑼灣，同時有黑幫分子及親政府勢力發動同類襲擊，讓警察有藉口介入並清走圍欄及帳篷，從而結束占領。有報導指有暴徒推撞及性騷擾女占領者，又說“出得來示威預左俾人非禮”。本星期更出現一群親政府的“藍絲帶”勢力，支持警察執法，對抗佩戴黃絲帶的支持民主人士。這群所謂的“反占領市民”實際上來自中共的外圍組織。在一段廣泛流傳的視頻中，警察在銅鑼灣警署附近向一批中年男子分發藍絲帶，隨後同一批人被目睹襲擊占領人士。

在昨天的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前，新界鄉議局於兩日前襲擊了職工盟的街站。來自運輸、教育及服務等領域的大約一萬名“職工盟”成員，從星期一就加入了示威，支持此次運動。建制派媒體抹黑占領運動“現場混亂”且“癱瘓經濟”，將罪名歸咎於占領人士。

與此同時，在金鐘占領區，當務之急是組織認真的防衛，對抗右翼親中共流氓和警察的新一輪攻擊。警察的狡猾且挑釁性的策略激起了警民衝突。在星期五早上，警察要求示威者開路讓救護車通過，但卻利用缺口運送大量催淚彈、橡膠子彈等武器。一名CNN記者報導，目睹星期四晚運往特首辦的貨物上標籤為“round, 38 mm rubber baton”，即橡膠子彈。

集體捍衛占領區

警察實質上將特首辦轉變成堡壘，以應對激進學生的包圍行動。可見愈來愈多的激進學生對政府的拖延戰術及暴力襲擊不耐煩，以及愈來愈憂慮“溫和”泛民會試圖解散運動。

襲擊各占領據點的行動顯然是有組織的。每次襲擊的時段和模式幾乎一樣，在日間占領人數下跌時進行。“雨傘革命”示威者毫無懷疑地相信，對占領的暴力襲擊是由梁振英政府和警務處上級組織策劃的。

為響應號召重新占領旺角，鞏固示威運動，星期五晚旺角的占領人數增至一萬人。如此回應著實令人吃驚，因為包括“學聯”和“學民思潮”在內的“官方”組織者都呼籲人們前往被包圍的政府總部，將金鐘作為此次運動的主要示威地點，而保衛旺角的動員來自更激進的“非官方”示威團體和普通市民。

社會主義行動的成員本來已在旺角地區活躍多年，我們也在占領旺角最薄弱的時間中午的時候，與其他示威者聯手保衛占領區。在被親政府暴徒以二十比一的數量下包圍，守方被迫後退。其中一個困擾許多社運分子的問題關於所謂“本土派”的角色──他們乃一群鬆散的網絡組織，主要在網上動員並結合“無政府主義式”對所有政黨及“領導”的批鬥，帶有傾向獨立的思想，同時亦有粗疏的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這些團體也活躍於旺角占領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則更多地針對其他在場組織，尤其是社會主義行動，試圖在我們派發傳單的街站製造混亂和騷動。但是這些“本土派”在星期五親政府分子圍堵進攻占領行動時（當天最主要的新聞）卻神秘地消失掉。

有證據顯示“本土派”被中共滲透。去年十二月，一群“香港人優先”的示威者衝進解放軍軍營，並揮舞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旗，要求解放軍“滾出香港”。該組織的一名主要成員及後被發現為中共臥底並因此而解散。即使北京當局支持或操控港獨組織，表面上自相矛盾，但中共一直擅長使用這些手法。中共當局對於這些團體的滲透程度仍不清楚，但無疑北京正利用反大陸人的“本土派”──讓他們獲得大量的外國媒體關注──來將民主運動抹黑為“反華勢力”並將更大的政治打壓合理化。

分散占領

保衛多個占據點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分散占領一方面可以增加運動的效力，更重要的是政治效果。最重要的或許是令警察難以全面清場。群眾分散占領成四個不同區域，是為了應對警察9月28-29日的猛烈鎮壓，占領者機智地分散為四個不同的占領區，令警力不足以全面清場，也突顯了警察的戰術問題。警察鎮壓占領運動的部署是針對原本“和平占中”只占遮打的策略。

“雨傘革命”內一些派別的力量正在施加壓力，這派別不想有多個占領據點，令這些自我欽點的領袖難以控制。“溫和”泛民壟斷這場運動的政治路線，但他們幾乎與中共與香港政府，完全被示威者的戰鬥精神所震攝。這些政客們一直都恐懼於群眾鬥爭，害怕群眾會被激進化並失去控制。

民主黨何俊仁說：“現在情況混亂。”何俊仁等泛民政客過往多次反對群眾鬥爭，附和政府關於“極端政治”和“暴力抗爭”的恐嚇輿論。在2011年一場替補機制的論壇里，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會場示威後，泛民政客對其予以譴責。“長毛”最近就此案坐牢一個月。

因此，何俊仁等溫和派對今天空前的群眾鬥爭感到“困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運動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年輕人、學生和普通勞動大眾，每天與政府和警察對峙中清晰的目標和有決心的行動。

“溫和”泛民的目標是要尋求妥協，一個所謂的“現實方案”，而這只會是小修小補的讓步，並讓本來的專制政府得以繼續執政（無論梁振英是否下台）。這並不是群眾要求的“真民主”，而這樣做也可能會引發起民眾的大量不滿。

社會主義行早前已經告誡過，暴力襲擊示威者是政府的戰略之一，這是來向“溫和”泛民及“和平占中”等施壓，讓他們接受那個爛“妥協”。這也會增加“溫和”泛民的影響力，讓運動從新集中到單一、更易控制的地方。這解釋了為什麼（一定程度地）譴責警察與暴力攻擊，但卻沒有任何意志試圖保衛旺角和銅鑼灣的占領區。

談判？

鬥爭經過了起初的高潮後，在現階段已到了停滯時期，加上欠缺清晰的戰略和真正的領導，運動的路向及訴求仍然不明確。其中關鍵的一點是對談判的態度。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主導民主鬥爭的泛民領袖不想有雨傘革命發生，因為他們與資本家階級一樣恐懼，運動會超越資產階級民主一人一票的訴求，開始將矛頭指向掠奪財富的大財團和銀行。泛民領袖往往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的改變。

就談判問題，在運動內部已開始出現分歧。學聯起初決定正確，宣怖梁振英若不下台就不會談判。這是底線！但在10月2日（星期四）晚上，政府顯然受北京指示下，表示願意與運動領袖會面，溫和派（等別是占中三子）似乎向學聯等人施壓，表示願意談判。這與泛民政客害怕失去運動的控制權不無關係。

旺角及銅鑼灣受到襲擊，令運動形勢有所改變，學生領袖受到的群眾壓力增大，令他們改變立場，不再與政府談判。但是，“和平占中”領袖仍暗示願意與政府談判。他們希望將街頭運動變為領袖圓桌會議，正是溫和泛民的政治基因。他們想透過談判去宣布“道德勝利”，主張占領者應該“暫時”撤退。但這立場將造成災難，會令我們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功，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這代表殘暴而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並拒絕任何除真正民主選舉出來的繼承者，不要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一定不能對參選人有任何的限制。對於社會主義行動來說，這也應該聯繫到將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並由一個真正的人民議會所取代，其中的所有成員皆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正如蘇格蘭最近的公投，投票年齡應降到16歲，我們已經看到現在的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會主義者並非原則上絕對反對談判的教條主義者。在許多情況，無論是工人鬥爭或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的領袖都需要談判，但必須有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後盾。但港府受獨裁者的命令，絕不會放下權力，與它談判只會是註定的失敗，特別是，如果參與談判的都是溫和泛民領袖。今次的占領運動他們完全沒有發揮過角色，而在過去三十年，他們的妥協路線從來沒有為民主運動贏過絲毫的勝利。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目的就是要成為工人階級運動的記憶體。我們不斷提醒群眾過去的失敗經驗，告誡香港民主運動歷史中痛苦的背叛，避免今天的鬥爭再次錯失良機。

這個偉大的群眾運動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工人和年輕人們。全球都發起了不同的聲援行動，包括從菲律賓到英國的工人組織。在“十一國慶”假期期間，參與香港運動的群眾數字超過20萬。

社會主義行動在占領運動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竭力推動罷課中。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傳遍全國！

社會主義行動作為運動中少數聲音，呼籲將運動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里的非法工人鬥爭和反抗國家機器鎮壓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共產黨的策略，而共產黨本身就是香港（乃至中國）通往民主的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牆”。不幸地，許多示威團體，例如民主黨，都不這麼認為，甚至覺得“干預”中國內政會激怒獨裁者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但這種“自我審查”並試圖將兩地的鬥爭分開乃是個嚴重錯誤的想法，實際上更會強化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到中國，並且越早越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以反抗堅定地站在反民主陣型的資本家的利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以來都強調群眾的民主示威需要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民選行動委員會並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的所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接納未來政府所作出的談判讓步。

而當2012年反國教運動時，我們遭受一些民主陣營內的團體抨擊，被以官僚的手段阻止我們行動。我們已經告誡過“小圈子”的領導層在沒有民主程序下獨斷所有決定的後果。當年的運動後來在政府沒有完全撤回國教時被突然解散，這就凸顯出問題的重要性了。

不幸的是，今天的運動同樣缺乏民主的架構，而當自發而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使得占領初期數天運作尚算流暢，這種群眾鬥爭的模式正在政府的圍堵攻擊下受到嚴重的試驗。反占領的暴力更突顯了民主組織的重要性。解決出路在每個占領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組建自衛防禦，類似的民主組織也可以在學校和工作地點中推動罷課罷工的行動。這些委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的策略，並透過公開而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只有運動的內部全面民主，我們才能擊敗政府。

可惜，今天的占領運動同樣欠缺民主架構。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暴力襲擊令民主組織變成為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與工人國際委員會為以下鬥爭：

梁振英下台！
不要假妥協和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支持並延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來決定下一步的計劃，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學校罷課！支持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本身也是階級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重新啟動罷課　必須踢走梁振英！

香港的政治危機再次有戲劇性發展。政府企圖透過一次假談判來結束占領運動，但失敗而回。梁振英政府深陷危機，不但用暴力催淚彈鎮壓群眾，現在更被揭發涉嫌貪污！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這件醜聞更為現時政府的危機火上加油。這也是為什麼林鄭月娥突然宣布拒絕與學生對話，政府權威經已重挫，害怕談判可以變成群眾動員新一輪抗爭的機會，去要求梁振英下台。

政府希望“擴大”談判的對象，將最保守的泛民溫和派也包括在內，這包括“和平占中”，但群眾在這場運動中，已經越來越看清他們阻礙群眾運動前進的妥協角色。相比起學生，政府當然希望與這些溫和派對話，因為他們曾經表示希望大家撤離並結束占領。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一定要重新啟動群眾抗爭，尤其是清晰呼籲全體香港學生重新啟動罷課。我們沒有時間猶豫。占領一定要繼續，不能作半點讓步，需要組織民主的行動委員會，爭取當區居民和小商戶的支持，同時組織自衛隊抵擋攻擊。

要確保新一輪的抗爭成功，並鞏固占領的話，我們一定要克服在雨傘革命所面對到的最大困難：基層組織與民選領導。我們必須由下而上建立這個領導層，取代現時幾個自我欽點的“小圈子”領袖，他們口頭上代表“占領”發言，實際上卻叫人撤離！

雨傘革命從此改變了香港。無論現在發生什麼，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投入到政治抗爭之中，他們更有鬥志去為真正的民主而戰鬥，並且不希望像過去那麼多次受到背叛。

我們不能相信這個卑鄙暴力的政權。政府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的失敗後，改變策略利用“藍絲帶”和黑社會襲擊占領示威者。政府試圖製造恐慌，讓運動中的妥協派動搖，並結束占領和罷課行動。他們成功影響了那些一直質疑並拖延運動的領袖們。

這場運動的核心是最積極參與的普通勞動者和年輕人，對於結束運動的呼籲，他們大力反對。運動仍然得到大多數的公眾支持，有六成的香港人反對八月的人大決議，而只有五分一的人支持。

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多次都無功而還，因為運動領袖不受民主控制。而即使有無數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卻欠缺真正的群眾組織（尤其是工人組織）去監督運動領袖。泛民領袖墮入與中共或其傀儡假對話的陷阱。對話的目的只是解散運動，而贏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變。

有溫和派的聲音認為，現在運動需要退卻。對這批人來說，“對話”才是唯一出路。但這將造成災難，會錯失了勢不可擋的群眾力量，放過了詭計多端的政府。

需要工人政黨

任何鬥爭的成敗（尤其是如此具歷史意義的運動）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口頭承諾來衡量。暴力腐敗的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但不要換人不換制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制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繫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橡皮圖章廢除，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蘇格蘭最近的公投允許16歲青年投票，香港年輕人在社會的政治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應降低投票年齡至16歲。

社會主義行動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特別是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這才能挑戰壟斷香港經濟力量的財團家族並且為社會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金融機構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如今不可高攀的房屋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難以負擔”，以及貧窮、實際工資停滯和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這場鬥爭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支持在中國血汗工廠工人的非法鬥爭，反抗國家機器的鎮壓。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共產黨本身就是一道看似不可逾越的“高牆”，阻礙香港乃至中國走向民主。

至今已經有約四十名維權人士在中國發起聲援香港的“雨傘革命”而被當局拘捕。縱使中共獨裁在大陸實施全面的媒體封鎖，並將香港的運動抹黑為“西方陰謀”，還是有人計劃在未來數天，於天安門廣場舉起雨傘進行抗議。大家試設想下，假如香港的占領運動能夠清晰地呼籲中國大陸人民聲援，在中國的反應會如何？至今未有運動的領導層願意作出這樣的呼籲。所謂如果我們避免干預中國“內政”，中共就會恩賜民主給我們，這完全是個誤解。民主鬥爭是沒有中間餘地的：要不獨裁者勝利（香港沒有民主），否則就是他們的失敗（在中港兩地都能實現民主）。

如果以為“自我審查”就可以避免觸怒中共，並試圖分開兩地的鬥爭分開，就是犯下了嚴重錯誤，客觀上強化了中共政權的力量。我們需要將“雨傘”由香港傳遍中國，愈快愈好。但這需要一個建基於工人階級和窮人利益的綱領，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

占領運動必須民主地組織起來，包括成立民選的行動委員會，開放讓所有參與占領的團體加入，來協調罷工罷課的工人和學生，並決定未來戰術等重大決策，包括是否未來是否接受與政府談判，是否接受政府的讓步。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鬥爭：

踢走梁振英！
不要假妥協、假談判，立即實現真民主！
堅持繼續“雨傘革命”-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路向，並組織自衛糾察隊，反抗政府有組織的暴力！
繼續推動罷課，建立具戰鬥性的獨立學生會！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梁振英涉收受澳洲財團賄款5千萬

香港“雨傘革命”踏入第三個星期，在林鄭月娥拒絕與學生談判後，有10萬人參與占領金鐘的集會。梁振英政府受盡壓力，連日來不斷有流言傳出，指中央會撤掉梁振英來平息民憤。

十月八日，澳洲傳媒《Fairfax Media》突然報導，梁振英在2011年11月底宣布參選特首後，隨即於12月與澳洲財團UGL簽署秘密合約，承諾繼續擔任其顧問並支持其在亞洲擴展業務，作為回報金額高達400萬英鎊（約5,000萬港元）。自梁振英2012年正式上任特首以來，更兩度收受報酬而並未申報。梁振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包括《防止賄賂條例》、違反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規定等。

UGL乃澳洲的跨國企業，業務包括工程、地產項目等。該公司於2011年12月收購戴德梁行，而梁振英則時任戴德梁行的亞太區主席。現在UGL企業與港鐵公司（港府為最大股東）有至少三項香港及澳洲的合作項目。

“雨傘革命”的群眾高呼梁振英下台，警察於9月28日投擲催淚彈鎮壓示威者後，警隊內部士氣低落，軍心動搖。甚至有傳梁振英曾與政府高層商討，要犧牲曾偉雄一人以平息民憤。不難想像，今次針對梁振英的貪污醜聞，是建制陣營為隨時準備犧牲梁振英而鋪路。

梁振英面對貪污醜聞，政府正陷入新一輪的危機，但未必代表會因此立即下台。董建華在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後，也繼續任職至05年才“腳痛”下台。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派別會想犧牲一個傀儡而保存整個制度。

2012年特首小圈子選舉中，梁振英就是以揭露對手唐英年僭建和婚外情的黑材料，才得以當上特首，自始唐梁之爭引起了香港統治階級之間持續的分裂。梁振英上台後，政府內閣的醜聞繼續被揭發，涉及面包括上台數天便下台的麥齊光、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等。這不是香港制度的肅貪倡廉，而是中共式的反貪權鬥搬到香港上演。梁振英收受的金錢資助，不過是整個腐敗政府的冰山一角罷了。雨傘革命不要只換人而不換制度，踢走梁振英，革走整個腐敗政府，實現真普選，打倒財團專政！

雨傘革命分裂危機 － 背後原因是什麼？

要打倒梁振英政府，要爭取到真民主，就要團結起來抗爭。但只有民主決策及自由討論才能達致真正的團結！

雨傘運動踏入第三星期，抵受了警察暴力、黑幫襲擊及反占中的輿論抹黑。但是，運動內部正就路向分歧而陷入分裂，為什麼會出現這情況？

占領群眾深深不信任泛民及占中三子等團體，認為他們會背叛運動。經過以往民主運動的經驗，這些批評是合理的，有必要公開討論。可惜，盤踞於旺角的本土派並非以討論作為手段。本土派沒有提供一個替代妥協派的方案，從而建設更強大、更團結的運動，而是用散播謠言和抹黑的手段排斥異己，甚至傷及反對妥協的組織。本土派以流氓惡霸的手段，歇斯底里攻擊“左翼”（有很多實則上並非左翼）以及任何異見者，令運動愈來愈專制。這嚴重危害運動內部的言論自由及組織權利，有違民主原則。

學民思潮及學聯表示，願意以撤離金鐘道作為交換條件，要求政府重開公民廣場作為集會用地。黃之鋒宣布決定時，雖然聲稱是與占領現場人士商討後共識決定，但金鐘道不少占領者表示反對，甚至表現出憤怒。

學民及和平占中表示，為了爭取所謂“中間派”的支持，因此要向政府釋出善意，但換來的是政府立即清除金鐘一帶的路障，可見尋求談判根本不會有結果。

占領當然需要策略調配，但運動欠缺民主的組織架構，令群眾不能集體民主決策。現時學聯、學民及和平占中成為了金鐘區的談判代表，但由於沒有組織行動委員會，與占領者民主商討決策。黃之鋒於深宵宣布可以撤離金鐘道，只是在重覆反國教解散運動的錯誤。

只有繼續堅守占領運動，並將行動升級（尤其要將雨傘運動從香港蔓延至中國），向大眾展示勝利的可能，才能爭取游離群眾的支持。相反，妥協只會令群眾感到運動走向下坡，令民氣消散。

金鐘代表泛民勢力，泛民視群眾力量為談判籌碼，想重用過往由上而下的方式控制運動。旺角則代表了本土派的勢力，吸引了一批不滿泛民及學聯的激進年輕人。熱血公民為了收割年輕人抗拒組織的情緒，打著“沒有大會”的旗號，禁止其他組織參與運動，實質上要令自己成為單一領導。在沒有民主的組織下，旺角、金鐘兩派的對立令運動有分裂之危機。

本土派的攻擊分裂運動，讓政府、警察及反占中流氓坐享漁人之利，對這場鬥爭造成具大危險。本土派充當運動的警察，只要參與者不聽其指令，就指控其為“共碟”並圍堵驅趕。社會主義行動都曾經被流氓叫囂圍堵，甚至破壞物資。我們強烈譴責這種反民主的惡行。

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過往壟斷群眾運動，在關鍵時候煞停運動，激起了群眾不信任組織的情緒。極右本土派從中得勢。現在本土派只是複製泛民的控制手段，只是做得更專制、更歇斯底里：嚴格控制運動“紀律”，扼殺活動自由；強調運動要單一議題，不能各自表述政治理念；抗拒組織參與，實質上要令運動只有單一領導。更重要的是，本土派長遠會令香港民主運動扭向族群衡突的方向，撕裂中港兩地反獨裁的運動，反過來只會讓中共得益。

為了令運動團結，堅持抗爭下去，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需要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可以共同參與決策。香港民主鬥爭的一大弱點是欠缺具群眾基礎的基層組織。最大的缺失是欠缺具戰鬥性的工人政黨，將反獨裁運動連結至反對低工資、高工時及反對商家操控經驗的鬥爭，這場鬥爭可以由香港開始，但唯有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工人和年輕人，推翻中共政權，才能取得勝利。因此，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及新的工人政黨是當務之急，要求向領袖問責，並民選產生基層代表取而代之。這些基層代表必須真的來自基層，並切實為工人階級和年輕人發聲。

人大決定不撤回，真普選未實現，我們絕不退縮！

美國正在香港搞“顏色革命”嗎？

官媒聲稱香港的占領運動是西方勢力背後策劃，以分裂國家，阻止中國經濟增長。這論調在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宣傳中占重要，透迥指控運動是外國勢力策劃，並會破壞社會穩定，以遏制在中國對民主的呼聲。

中共“顏色革命”的陳腔濫調被眾多事實否定。首先，社會主義者及很多左翼分子都積極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軍事侵略，我們這群人在現階段是運動中的少數，但也非常活躍於民主鬥爭。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有份舉辦聲援斯諾登遊行、聲援加沙（反對以色列國家恐怖行動）、反對美國在伊拉克及敘利亞的戰爭。我們同時反對中美政府兩方是沒矛盾的，因為兩國政府都代表著商家鉅富的利益，壓迫大多數的人民。

第二，中共選擇性地利用“美國威脅”去迎合自己的輿論宣傳，是虛偽的做法。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菁英與美國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複雜的夥伴關係。的確，隨著中國崛起而蠶食美國在世界多處的利益，兩國關係變得愈來愈不穩定。但從經濟來說，兩國關係仍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龐大、最重要的關係，迫使兩國政府面對紛爭時要小心處理。

兩國經濟是由龐大貿易及金融關繫緊密連繫，同時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債。美國最大的企業都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例如通用汽車、百勝（肯德基）、波音和蘋果，他們在中國售賣的貨品比美國更多。但今年也可見到一個歷史上的轉折，就是中資在美國的投資超越了美資在中國的投資。阿里巴巴在紐約上市的股票，總共集資250億美元，令主席馬雲一夜變成中國首富，也令另外10名阿里巴巴董事變成百萬富翁。

這種盈利關係解釋了中美政府想淡化香港的示威事件，確保不會影響生意。正如據報道前國務卿希拉里說：“就人權問題批評你的莊家是不好的。”這正正是美國駐港領事在9月28日警察投射催淚彈後的回應，美領事發表聲明指美國“不會在香港政製發展問題上有立場”。

基於同樣原因，中國指控“美國干預內政”和“顏色革命”時，通常透過《環球時報》等更強硬的官媒，但有時也會出自其母報章《人民日報》，但很少直接出自中共領導高層的口中。這些喉舌報的作就是令人覺得政府發言人的言論相對“合理”。

與美國“新保守派”友好

有些泛民領頭人物與美國右翼政客有連繫，是事實來的。最近，前港督彭定康在主權移交前為《蘋果日報》的黎智英安排居英權（彭定康拒絕了10萬港人申請居英權）。據報道，黎智英與美國新保守派人物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是好友。沃爾福威茨是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策劃者，也是因為他令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冒起。

黎智英的政治顧問Mark Simon是共和黨香港支部的領頭人物，也曾為喬治布殊助選。另一外美國“新保守派”愛倫（Ellen Bork）與李柱銘是好友。中國媒體大肆報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旳角色。NED是一個美國政府資助的右翼智庫，資助不同的非政府組織，2012年在香港用了75.5萬美元，2013年用了69.5萬美元。

對於香港泛民與美國不民主的資本主義代表有連繫，社會主義者並不感驚訝。雨傘革命並不是因為這些領袖而爆發的，而是因為衝破了這些領袖阻礙而爆發！從此可見泛民的政治矛盾，他們對民主的願景是建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因此主張妥協及逐步改革，但這路線經歷了30年的考驗都無功而還。中共獨裁者在全世界的企業都有一班有權有勢的好友。這批人與香港的商家一樣，認為民主對中國是壞事。

泛民領袖及其美國好友害怕，鬥爭的群眾不會停留於要求民主，而要求更進一步的社會變革，這將對資本主義構成威脅。從雨傘革命可見這一點，而泛民之前並無預計或希望運動會發生。

泛民領袖的美國好友不但沒有煽動顏色革命，反而不鼓勵群眾示威。美國領事在今次事件採取中立，而有傳沃爾福威茨在七一前與黎智英在遊艇聚會時，要求他不要發動占中。不論這是否屬實，占中的確被推遲了。

這立場與美國對港政策是絕對吻合的。在2010年，當五名立法會議員辭職發起“五區公投”時，《蘋果日報》並不支持五區公投，反而支持泛民妥協派。溫和泛民後來與中共密室談判，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其中有份參與密室談判的就是今天的“占中三子”之一陳健民。

美國“重返亞洲”？

親中共的陰謀論者以美國“重返亞洲”作為例子，指控香港的民主運動（可參考“多數中國人預料對日開戰”）為“外國勢力陰謀”，包括一些國際前斯大林派左翼也如是。雖然奧巴馬政府無疑想在亞洲建設軍事及經濟聯盟，包圍中國以阻止其經濟影響力增加，但這不代表他們想就香港問題與北京立即衝突。如果認為美國資本家階級主張中國實現自由民主，是完全錯誤的。美國希望可以圍堵中國， 但仍然希望與目前獨裁的中共政權打交道，因為中共也主張穩定的盈利環境，而不想由未知的勢力取代中共。

特別現時伊拉克及敘利亞處於尖銳危機，伊斯蘭國控制了兩國約三分之一的土地，而美國發起的空襲未來阻止其得勢，白宮希望避免與中方進一步對峙而造成後顧之慮，而不想進一步刺激中俄正在萌芽的聯盟。正如《華爾街日報》於9月29日指出：“美國政府正面對多處的地緣政治問題，預計因此會小心處理與北京的外交。”

同樣，英國更加如是，右翼政府深陷危機，希望可以安撫北京，避免就香港問題發生糾紛。英國國會決定派員到香港調查，其實只是無意義的姿態，但大陸官媒就此事大肆攻擊。但今年6月李克強到訪英國時，總理卡梅倫就有相當關注一點：要確保價值2200億港元的中國投資合約，包括能源、鐵路和銀行。倫敦已經向中方代表保證，不會再發表“人權講話”，卡梅倫也不會再如2012年時般與達賴喇嘛會面。當時北京要求英國道歉，而英國也跪低了。

在今年夏季，陳方安生及李柱銘到訪英國，希望爭取英國資本家政客的支持，但以失敗告終。最令人注目的是，卡梅倫拒絕與他們會面。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卡梅倫保持緘密，並將香港問題交由副首相剋萊格處理。克萊格是自民黨黨魁，將於下屆選舉受到重創。因此他們用盡任何機會爭取曝光，但他對香港的民主鬥爭幾乎沒有任何幫助。

泛民認為民主鬥爭需要尋求外國政府或商家領袖的協助，社會主義者徹底反對這一立場。香港群眾需要贏爭取境外盟友的支持，但對象應是其他地方的工人和年輕人，尤其是中國，因為反中共的關鍵地方就是中國。香港本土派團體舉港英旗爭取民主，是自討苦吃的，英國政府及資本家階級並不是示威的得益者，因為他們正忙於與北京做商業勾當。

反占中暴徒攻擊占領者街站

強烈譴責暴力

10月19日下午三時半，社會主義行動在藍田地鐵站A出口外擺設街站，呼籲支持雨傘運動。期間突然被十多名自稱反占中的中年男士滋擾，除粗言辱罵外，亦推撞及拍打我們義工的頭、胸及背，又以腳踢台及揚聲器，令部份街站物資損毀，活動被迫中止。警員到場，護送其中一名成員上警車，但沒有逮捕任何暴力襲擊人士。

社會主義行動強烈譴責使用暴力，打壓言論的行為，此次事件證實站在暴力一方的是建制和政府。這些可恥的暴力行為並不會窒礙我們爭取民主、打倒中共專政的決心。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對抗警察暴力　需要號召罷課罷工一天

雨傘運動經過了三個星期，為了實現真普選，打倒梁振英占領者抵抗了警察近乎失控的暴力，堅忍黑幫的暴力襲擊，被驅趕後又再度重新占領。在10月18日凌晨，9千名群眾重奪旺角占領區，遠遠出乎政府和警察的預算，群眾即使面對警察多次以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但仍然成功奪回旺角街道，甚至一度迫使警察退後防線至登打士街，群眾又一次擊敗警察！

著名美籍戰地女記者波恩斯坦（Paula Bronstein）站在私家車頂上，遭警方以刑事毀壞罪拘捕，也有其他記者被警棍打中。有示威者被打至頭破血流，是六七暴動以來首次發生的。

政府採取拖延策略，等待民氣消耗。政府目的是分裂運動，然後讓泛民政客及占中三子等妥協派宣布撤離，甚至批評“激進分子騎劫”。政府想孤立不妥協的年輕人，然後加強鎮壓去驅散整場運動。

可是，政府一再計算錯誤，不斷惹起民情反彈，包括反黑警員在龍和道曾毒打示威人士曾偉超、警察強行在旺角清場，再一次激起群眾重新占領。由928警察投射摧淚彈、10月3日的黑幫襲擊、警黑合作、到龍和道及旺角暴力清場，每次都是政府的計算失誤而令民氣再度凝聚起來。

單靠占領並不足夠 － 如何升級？

面對著警察、黑社會的暴力，市民依然不斷回到占領場地，顯示群眾的勇敢和鬥志。然而，一批年輕占領者對於現時運動停滯不前感到不耐煩，發起零散的堵塞行動，但這種“快閃”行動難以長期鞏固占領，若果誇大直接行動，而忽視了集體力量的話，占領將難以長久持續下去。要真正保衛占領區只能依靠說服群眾，改變民意，動員更多市民上街，才能打倒梁振英。群眾動員不能依靠小撮人的直接行動所取代。十月十八日，我們在旺角的勝利示範了如何保護占領區：團體和普通市民大規模動員群眾參與。若果占領區中有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將更有效地鞏固占領區，而且提供平台讓所有人通過討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

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台。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儘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此外，罷交稅及罷工等抗命手段，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不是取代了占領堵路，但會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制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中共實際上比想像中脆弱得多。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乾，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在政府的暴力攻擊下，這鬥爭模式受到嚴重的考驗。因此，民主組織乃當務之急。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這些委員會為需要決定運動策略，並透過公開民主的討論作出合適的政治回應。運動民主必須全面民主，才能擊敗政府。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但不要換人不換制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制參選人。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繫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

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雨傘運動亦需要支持以下訴求：

★全民退休保障 － 不要老年貧窮
★最低工資$40，標準工時40小時，外傭得到平等權利及保護
★凍結租金，大量增建公屋，給予年輕人居所

雨傘運動若要擴大，爭取更多支持，抗衡反占領陣營，就要支持這些訴求。梁振英會說這些訴求也是“不切實際”。但若果將真普選的抗爭連繫至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將可創造勢不可擋的運動。

延續雨傘革命　在中學組織真正的獨立學生會

為了爭取真普選，要求撤回人大決定，“雨傘革命”撼動了港府及中共，讓我們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運動得到了全世界關注，全球數十個城市發起聲援行動。學生帶頭於9月22日發起罷課，超過24所大專院校及百多間中學罷課，後來200多人闖進公民廣場受到警察鎮壓，然後燃點起了這場運動。

組織起來，對抗梁振英！

近日傳出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UGL約400萬英磅（約5,000萬港元），卻從來沒有申報，涉嫌嚴重違反多項法例和行政規定。我們不能姑息梁振英及整個腐敗的制度！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9月28日，警察動用87枚催淚彈鎮壓手無吋鐵的學生及普通市民。自人大8月31日的決定以來，新一輪的政治打壓陸續展開。在這場運動中，被逮捕的學生很可能會被秋後算帳，受到比以往加倍的政治檢控。我們絕不能以沉默縱容政府的惡行，當務之急的是組織起獨立戰鬥的學生組織！

抵抗學校打壓

罷課運動期間，許多中學生希望在學校自發罷課，都被校方阻止。一些學校校方雖然被迫退讓，但仍以高壓方式壓制學生。部分學校“安全”名義把學生困在校內，不允許外出，甚至禁止同學去洗手間。也有學校致電家長施壓，要求將同學帶走。教聯黃楚標中學學生在操場邊一字排開坐，再輪流被老師問話。學校變成了一所監獄，校長變成了獄卒，阻止同學組織會議、派發宣傳罷課的單張，甚至一些學校連派黃絲帶也被禁止！
雨傘運動期間的罷課組織面對重重打壓，包括建制派抹黑、校方威脅“記大過”、“不准升班”等。

建立具戰鬥力的真正學生會

因為中學生之間欠缺一個獨立、由下而上的全港學生組織，當組織罷課的學生受到打壓時，往往不清楚如何應對，與其他學生之間也沒有協調。全港的中學生需要一個貫穿所有中學的機制，讓所有希望參與鬥爭的學生都加入到這個獨立學生會中，定期舉辦會議，討論及投票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如果香港有一個真正為學生爭取權利的學生會，在罷課期間，若有任何一間中學受到校方打壓，我們可以將消息立即向傳媒公開，向學校作出反擊，發起聲援行動等。一個真正的學生會不應受到校方任何控制，面對打壓時，可以有效團結集體力量，不會孤軍作戰。

現時全港各中學的官方學生會都受學校校方控制，所有決策及行動都需要經過校方批准，學生並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當學生嘗試爭取權利或校制的改革時，往往處於弱勢。我們於將軍澳中學生成員便反映，他代表學生會與校方開會時，曾提出一些校內改革，例如修改只能在地下操場飲食、早上必須於操場集會等條例，老師立即回應“校規上已有的條例不用再討論，沒有可能修改”而終止對話。事實上，學生會只是像政府的一個假諮詢民意的機構，實際權力始終在校方一邊。

學生應該有權組織屬於自己的獨立學生會，由學生選舉產生代表，並且有權力與校方共同制訂校政。只有具戰鬥力的學生會，才可團結學生，捍衛校園民主！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課委員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學生會，不受校方控制。為了在日常捍衛中學生的權利，也為了重建民主鬥爭的群眾基礎，指明戰爭的新路向，獨立學生會是必須的。

雨傘運動給予我們真正徹底改變香港的機會，實現我們久等的真民主。我們受夠了那些欺騙與語言偽術。但是，要達到最終勝利，群眾需要更有組織，包括工人組織工會、學生需要組織獨立的學生會，為了抵抗未來政府、主流媒體和警察的攻擊。從雨傘運動中再次見到，泛民領袖及和平占中並無能力帶領鬥爭，相反，他們正充當著運動的煞車掣。這批政治明星和學者害怕群眾會“失控”，往往寧願與政府談判，即使只是沒有結果的假談判。雨傘運動反映了群眾有能力擺脫這批領袖，建立起新民主運動。這個組織需要由下而上民主地建立，不可能一日達成，需要由零開始。

全港大罷課行動認為，通過今次罷課運動建立起來的罷委會應該保存下去，並轉化為未來獨立的中學學生會。

占領者無視禁制令　堅決留守

高等法院頒布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占領旺角及金鐘部分占領區，有效期至星期五早上十時。經過了一輪警察暴力，建制陣營動用法院國家機器作為恐嚇手段，但占領人士無視禁令，繼續堅定留守。

示威者抵擋了警察的胡椒噴霧，以及警察毆打的致命武力，且本身為了堅守占領已經犯上非法集結罪。禁制令決不會成功驅趕示威者，在法律技術上本身也難以執行。因此，這最多只能造成輿論恐嚇，令未加入占領的市民不敢加入。梁振英政府要妖魔化旺角占領區，宣傳示威者為“激進勢力煽動”、“外國勢力介入”，務求令其失去大眾支持。現在除了堅守占領區，亦需要有組織的宣傳行動，說服更多群眾參與。

正如梁振英之前所講，談判不代表不清場，政府現時兩手準備，在今天（10月21日）準備與學聯談判之際，背後繼續放劍打壓運動。可以肯定的是，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態度非常強硬，談判不會有任何實質結果，而只是梁振英拖延戰的手段，令占領運動的民意消散。此外，學聯代表了整個運動去作談判，容易讓政府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去分化運動。

談判應該作為平台，去宣布下一輪的抗爭行動。從社會討論“占中”開始，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單靠占領運動的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需要將運動進一步升級，例如罷課、罷工、罷交稅等。現在迫切發動罷課罷工，以進行一天為開始，然後逐步延續及升級。10月28日正值警察投擲催淚彈一個月，在當天發動罷課罷工將對一個月以來警察暴力的最好回應。

有說法指現在占領人數正在下降，不是行動升級的時候。社會主義行動的看法正好相反，若果運動領袖發起升級行動，才能加強群眾再參與的信心。正如《明報》最近一份民調，超過75%成受訪者贊成行動應該升級，如展開“不合作運動”、持續占領及罷工等。現在欠缺的是一個由下而上組織的民主行動委員會，讓占領人士及團體決定下一步的抗爭方式。

香港雨傘革命深入探討

從尚在進行的雨傘革命中，得出了什麼重要經驗？

這次運動參與者數以十萬計，其豐富性及創造力，即使我們社會主義者也未能想像到。我們不像政府及其他人，我們一早預計到會有運動爆發。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支持者，社會主義行動，香港形勢愈來愈趨向爆發局面。香港貧富懸殊在已發展經濟體最嚴重，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處於貧窮。最近一項調查發現，41名億萬富翁所擁有的資產，等於香港74.4%的GDP，只有斯威士蘭的財富集中度比香港更高。香港的房屋是全球最貴，很多正在占馬路的年青人預期要與父母同住至40歲。

現時，民主抗爭陷入僵局，加上中共拒絕退讓，是社會矛盾爆發的觸發點。雖然香港人在2017年選舉特首有投票權，但卻不能選出心儀政府，而這權力正在中共手裡。

以往的大規模遊行都失敗告終，原因在於資產階級民主領袖的錯誤政策。他們為了不要驚動北京，就堅持香港民主是香港事務，而不將運動連繫到中國大陸這個更缺乏民主的地方。這就如我們說，機艙里有吸煙與非吸煙座位 － 但兩邊乘客卻是呼吸著同樣的空氣！中共可以在香港受到挑戰，但只有在中國才能被完全打倒。同樣，這些領袖支持資產階級“民主”，但資本主義根本不想中港有民主。資產家與獨裁制同床共枕，他們懼怕民主“改革”會如水壩排洪，小小修改會激起洪流，淹沒獨裁者以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特首梁振英最近就不慎脫口，說如果有真民主貧窮人士就會主導選舉。一名中共高級顧問王振民講明“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會停頓”！

當全球資本家也賴以中國經濟生存之時，中共獨裁者認為自己實力雄厚，根本不用作出半點讓步。表面上這論述是正確，但事實卻是相反。中共正處於嚴重分裂及掙扎求存的邊緣，這也是資產階級民主派不理解到。

民主陣營內部有什麼勢力？

今次的運動參與者涵蓋不同階層，有老有嫩，而大部分人也不是任何政黨的支持者。在跛腳立法會內，民主派各大黨代表著各派的自由主義，一些團體較接近瑞典的右翼社民黨。民主黨等所謂 “溫和派”政客一直主張和獨裁者妥協，循序漸進的路線。但這種方式已經沿用了超過30年，並沒有帶來任何出路，雨傘革命正正在這背景下爆發。即使如此，這次運動還是爆發了，並將這些領袖貶為配角。

此外，也有另一“占領中環”運動，雖然名為“占中”但卻在今次運動毫無角色，且一直設法避免現時的運動。它原意是以一個平淡的占領行動“交差”，占領五日後向警方自首。“占中”領袖拖延運動超過一年時間。 最後，年輕人等得不耐煩，尤其是罷課一星期的學生，在沒有這些“領袖”帶領下行事。

如果當初運動是由這班領袖主導的話，規模和膽量一定不能與現時相提並論。 WPZOOM在9月28日，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後，“占中”領袖已經呼籲群眾撒離，之後亦再不斷發表同類講話，要求縮小占領規模，甚至全面撤退。但是，他們也承認了自己不能控制運動。

可惜的是，當這些領袖大大被邊緣化時，他們混亂而錯誤的思想仍廣泛流傳，例如就如何挑戰獨裁政權、該提出什麼訴求等問題。原因是他們並沒有被挑戰，沒有被清晰的替代方案所取代。

現時出現了政治理念的真空，且過度依賴 “行動”。行動固然重要，但很多年青抗爭者只是集中於行動，而忽視了思想的重要性，忽視了需要透過辯論得出的一個致勝的戰略。很多勇敢的參與者說 “我要站出來”，但他們並不相信可以打倒中共獨裁政權，也不相信中共會改變對香港普選的取態。關於綱領和策略的鴻溝，就是社會主義行動通過活動去填補的地方。

現在形勢如何，下一步會發生什麼？

情況每日都在變化，突然而來的變化可以影響整體的方向。占領行動已經持續了三個星期，儘管政府大規模使用暴力、警察搜捕、甚至流氓打手的襲擊，但都徒勞無功，反而激發了民情反彈，擴大了占領規模。在10月18日，旺角這個社會主義行動所活躍的工人階級社區，更取得了一場大勝。警方早上發動突襲，出動泥頭車等重型機器搗毀了占領區的街壘和帳篷。但當天傍晚超過一萬名群眾反攻，重建街壘並迫使警方後退。而由於警察使用愈來愈危險的武力，令民眾也付出了不少受傷的代價。警察甚至有意地襲擊和逮捕記者，因為要控制新聞發放。

今次是集體行動的典範，要在此之上建立運動，我們需要一個真正的基層組織。我們多次強調，需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以維持占領行動，可惜現正缺乏這點。現時運動沒有領導也沒有組織。長遠而言，任何占領運動都難以維持長時間的，因為參與者會疲勞，人數會下降。因此我們強調，要使運動成功就必須將行動升級為罷課罷工行動，以一天的罷課罷工作為開始。

香港現時僅有的自由空間會否進一步收窄，或是相反？

這取決於鬥爭如何展開。毫無疑問，中共專制政權及其香港傀儡想剝奪民主權利、打壓更“激進”的政團，以及操縱下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以削弱反對派的力量。他們熱切希望通過廿三條，方便打壓抗議權利及以言入罪。假如廿三條獲得通過，工人國際委員會 － 就如在中國境內一樣 － 將被取締。

但即使現時的運動不能取得成功，變得筋疲力竭，也並不一定表示政府能夠徹底通過這些反民主的計劃。他可能會蠢蠢欲動，但卻會面臨阻力。這場鬥爭已經使數十萬人變得更激進和憤怒，尤其是年青人。警方淪為政權打手，而被視為過街老鼠。從現時示威者稱警察為“黑警”就可見這點，指的是警察與黑社會狼狽為奸。

無論短期結果是什麼也好，最有可能的情況是政府面臨長時期的政治危機，並隨時再次爆發大規模示威。

工國委在鬥爭中起到什麼作用？我們面對著哪些困難？

這場運動非常複雜，且包含著很多不同的甚至相衝的派別。除了要面對警察和流氓暴徒的外來攻擊，同時也存在著內部隱憂。內憂包括了不停宣揚失敗主義的“和平占中”和妥協派，亦包括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極右本土派，粗糙而民粹地批評妥協派政客，並混合反大陸人的種族主義和反左翼的威脅。因此，鬥爭中存在著一些“烏克蘭特徵”，幸好沒有烏克蘭那麼強烈。

本土派顯然存在於占領區，特別是旺角。相比起政總和金鐘的占領區，旺角占領區更強硬和“反領導”。本土派也以民粹的方式來收割獨立的情緒，但他們沒有任何實行的策略。有些本土派對西方帝國主義存有幻想。不過西方國家多半只是在細枝末節上譴責獨裁的中國，仿佛這樣就足以打垮這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多次受到本土派的攻擊和抹黑。他們曾對我們街站包圍叫囂，並在網上威脅要將我們趕出占領區。當我們的成員遭到親政府暴徒的肢體攻擊時，本土派加入襲擊，並叫囂要我們關閉街站。我們已經製作傳單曝露他們的目的和手法，堅守自己立場。有時我們能夠分割他們，並令群眾反對他們。在目前的鬥爭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偽激進派”，例如他們在10月18日早上警察清場時消失了，卻把占領區丟給其他人來保護。而且有本土派團體愈來愈被懷疑有中共滲透。

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一個政治團體將民主鬥爭連繫到反資本主義鬥爭上。我們認為這種連繫不單單是一個“好主意”，而是民主鬥爭能夠通往勝利的唯一道路。不但因為資本家支持著獨裁政權，而且民主運動要推翻獨裁政權的話，就不能將自己限制爭取“真普選”之內，更要爭取一個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徹底改變這個導致貧窮、剝削的經濟制度。只有社會主義行動說雨傘革命必須蔓延到中國。

我們的任務就是嘗試指出前進方向，提出分析和戰鬥口號，避免運動偏離正軌。同時，無論是整個左翼，還是社會主義行動在左翼群體中，可惜的只是一個少數派。雖然許多工人都加入了占領行動，但工人階級還不是一個有意識、有組織的力量。需要社會主義者，工國委，要成為更強大的聲音，所以要嘗試建立和政治化群眾鬥爭。比如我們在推動罷課扮演先驅的角色，同時我們也希望招募更多的成員，增強力量。這最能夠保證未來的鬥爭浪潮會在一個更強大和更清晰的位置上展開。

反對占中搞公投　引導群眾妥協

學聯、學民思潮及占中三子於10月23日晚突然宣布，將於周日在金鐘集會現場舉辦電子公投，決定是否接受以下兩個政府的談判條件：向中央政府提交一份民情報告，以及設置多方平台討論2017年後的特首選舉。

占中三子急急兩天內舉行公投，從沒有在占領區內與公眾討論，更沒有讓參與者制定公投選項。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集中討論是否接受政府的爛回應，而不是抗爭下一步如何走。

這是占中及泛民重奪運動主導權的手段，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社會主義行動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最令人失望的是，學聯及學民思潮都為這場公投站台。

每次學聯及學民違反占中意願，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正確的。無論是七一占中預演還是九二二罷課，學生都沒有占中三子的背書，但卻能反映到群眾的鬥爭情緒。可是，現在學聯/學民為戴耀廷站台，此人曾多次公開呼籲撤離。是占中改變了立場，還是學聯/學民？

泛民及占中只有信心掌握金鐘的話語權，因此只有金鐘占領區才可投票，而“失控”的旺角及銅鑼灣則無票可投。這種公投由上而下官僚制定遊戲規則，架空占領者的決策權，正是我們正在反對的小圈子選舉。

學聯否認公投與撤離有關係。但恰巧的是，戴耀廷在同一晚在社交網路撰文表示，“占領行動不可能無了期進行”…“占領日子必有完結的一天”，而“延續運動占領行動結束後必須有其他行動，延續和平非暴力的抗爭”。我們必須緊記反國教運動的慘痛教訓，在主辦方宣布“階段性勝利”、“運動要遍地開花”後，整場抗爭無疾而終。

學聯表示今次公投可作民意回應，向政府施壓。談判後群眾繼續占領，已是最清晰的民意表態，再作公投根本多餘。真正要向政府施壓，應該集中討論如何將行動升級，強化群眾力量。

占中發起人在整場運動里，除了多次呼籲撤離，就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學民及學聯代表了促發運動的罷課學生，但由於兩個組織政治上都歸屬泛民主派，因此與之緊密合作，不敢打破他們的政治框架，限制了運動進一步發展。

社會主義行動並不反對就運動策略進行商討和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制定公投議題及機制，否則公投遊戲只會淪為小圈子操控運動的手段。不少獨裁者都曾利用公投弄權，合理化專制統治，真心爭取民主的人，絕不應該仿效壞榜樣。

廣場投票擱置後，占領運動如何走下去？

和平占中、學聯及學民思潮決定擱置廣場投票，承認今次決定投票前，與群眾商議不足，為此向公眾道歉。

社會主義行動歡迎這一決定。在戴耀廷提出公投後，我們指出投票的選項及機制未經群眾商討，倉卒進行投票，對凝聚民意及團結群眾並無幫助。我們支持運動要有商討及表決，但必須有更充分的討論，更民主地制定投票議題及機制。這需要由下而上建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開放予占領人士及團體參與。

網上及占領區都有很大反對今次公投的聲音，但社會主義行動是唯一的團體，正式表明不支持舉辦是次投票。

我們分別在旺角及金鐘派發傳單，解釋反對是次公投的原因，但在金鐘占領區，和平占中單位阻止我們。其中工黨的郭紹傑更威脅我們收起橫額，否則“搵人過來搞你”。及後，有約20名金鐘義工到場，但經過社義行動成員解釋後，他們贊成我們的立場，並表示支持廣場的言論自由，然後散去。這些普通的義工並非完全受泛民控制，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民主意識比所謂的泛民更高。

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台。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儘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有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並提供平台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升級行動。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

2014同志遊行：撐同志！反歧視！

一年一度的同志遊行將於11月8日舉行，由銅鑼灣維園遊行至添馬艦公園，與占領金鐘的群眾會合。群眾正在堅守雨傘廣場，也不忘同志權利也是民主權利的重要一環。

雖然香港沒有統計同性戀人數之正式調查，根據現代學者一般同意認為同性戀者人數約占整體人口的6%至10%。按此推斷，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60-70萬。如果有效組織起來，爭取同志工人的平權，將是一股強大的抗爭力量。

為保障同志條例而抗爭

保障同志的法案受到建制派大力反對，保守的教會、家長及辦學團體也不支持，聲稱會衝擊傳統一夫一妻制的觀念。《反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在立法會討論也被禁止。平等機會委員會正檢討現行歧視條例，當中建議將異性及同性關係的“事實婚姻”納入保障範圍，也受到建制派反對。李偲嫣組成的建制流氓組織“正義聯盟”，更將多元性向妖魔化為侵犯兒童的惡魔。

當然，單靠立法並不足夠保障同志權利，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法院和警察往往都立場偏頗，而起訴人亦要付出大量時間和金錢代價。如果歧視的風氣不滅，不少受欺壓的同志也不敢提出申訴，真正能申張公義的個案可謂萬中無一。

保守的經濟政策

近年，撐同志與反同志的衝突愈加激烈，並不是偶然，而是整體社會及政治鬥爭激進化的背景下帶來的。同志平權並非單純抽象的改變社會觀念，而是挑戰背後的政治經濟制度。

早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早前在立法會口出狂言，指若果同志獲得有薪侍產假，將會讓變性人呃假期！其所屬的自由黨除了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外，更同樣反對訂立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有利工人的福利。

建制派除了要維護保守家庭價值，更要保護既得利益。如果同志在法律上可以組成家庭，也就可以以家庭為單位申領房屋、醫療和教育等基本生活保障。對資本家和政府來說，這會打破“大市場、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條。

粉紅鈔票 － 不要商業化！

去年，香港同志遊行的贊助商數量創下新高，多達26家，其中不乏醫療、保險、銀行、婚姻中介等新近開發同志業務的產業。六間有資金贊助的公司贊助額分別從1萬到10萬港元不等。資本家看中同志群體是新消費市場，急急打著支持平權的名義，撈一筆“粉紅鈔票”（Pink Money）。在美國、加拿大及阿根廷等國家，財團的入侵令運動趨商業化。

這些商業機構一方面在香港表面支持同志，但它們也不介意與嚴酷迫害同志的獨裁政府（與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等）合作，在那些地方對同志權利緘默不言。花旗銀行及摩根士丹利尤其如此。

社會主義者支持同志有更好的社會服務，但商業機構只會照顧到中上階層的小撮人，絕大部份的基層同志被視若無睹。粉紅鈔票將運動去政治化，變成自成一角的消費活動，而非挑戰制度的抗爭。高消費力的階層的聲音凌駕基層，掩蓋基層及工人階級同志的訴求：同志勞工保障、加大同志公共服務、防止學校及職場欺凌等。

保守宗教勢力往往與資本權貴互相勾結，因此同志平權的運動也是挑戰資本主義的鬥爭。同志工人需要大量加入工會，並將同志議題納入工人抗爭。工人階級與窮人要跨越性傾向歧視的分化，團結抗爭。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徹底消滅性傾向歧視、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

保衛旺角占領區　抵抗法院警察打壓

需要組織民主糾察隊　有效守護陣地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40天，警察多次用盡暴力清場，始終無法驅散勢不可擋的民意。APEC會議於11月11日結束，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制令，針對的地點包括介乎亞皆老街及登打士街之間的彌敦道、介乎通菜街及砵蘭街之間的亞皆老街西行路段、及中信大廈龍匯道及添美道的出入口。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

我們譴責法院禁制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運動需要升級

梁振英恃著背後的大陸政府撐腰，態度非常強硬，在普選立場上不讓半步。現在單靠占領的力量不足以迫使他妥協。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並參與占領行動，但我們認為，根據全世界的占領經濟（美國、西班牙、希臘等），要長時間維持占領是非常困難的，因此，罷課罷工相當重要，尤其罷工是更有力的鬥爭手段。因此，現在有必要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作為開始，對抗警察暴力，迫使梁振英及曾偉雄下台。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儘快宣布罷課日子。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員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為了面對更大的挑戰，占領區需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有協調、系統地運作，不但可以更有效鞏固保衛占領區，更重要是提供平台讓所有人通過商討、辯論及投票，民主地決定運動的下一步行動，包括集體罷交稅、罷交差餉等群眾抗命運動，也有必要展開討論。其他抗命手段要與占領街道同時進行，作為補充和將運動升級的手段。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以協調動員工作及組建自衛隊，類似的民主組織也要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成立，推動罷課罷工。

將雨傘革命由香港傳到中國！

梁振英的態度極為強硬，是因為背後有中共撐腰。顯然，除非雨傘革命能演化成威脅中共統治的革命鬥爭，中共絕不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更莫說在大陸民主上退讓。而要威脅中共統治，雨傘運動就不能限制在港，必須擴散到中國大陸，尤其鼓動大陸血汗工廠工人的鬥爭。這是唯一一個能擊敗中共獨裁者的戰略。如果中共真的如此強大，就不會害怕香港有真普選。中共害怕真普選就正好反映其外強中乾，他們知道自己的統治命懸一線。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但不要換人不換制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制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繫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保衛旺角　行動升級　罷課罷工一天

需要召開群眾民主會議　決定下一步行動

雨傘革命堅持了超過六個星期，占領群眾爭取民主的意志堅定，無懼警察多次暴力清場，民意勢不可擋。早有傳警方多個星期來部署，於北京APEC會議結束後清場。習近平與梁振英在雨傘革命爆發以來首次會面，為特首打壓運動打了強心針。

法院延長臨時禁制令，今次法庭執達吏將加強與警察合作，屆時將有7千名警察隨時候命。法官亦強調示威者可能會觸犯藐視法庭，製造白色恐怖。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保衛旺角占領區，現在需要大力動員，為未來幾天的戰爭準備。此外，當務之急是組織民主的糾察隊，用作協調守衛工作。我們譴責法院禁制令，因為法庭只顧保障商人利益及財產權，無視市民示威及集會的自由。雨傘革命的第一天就是違法抗命的，“法治”只是權貴的政治工具，我們不應順從。

行動升級　占領學校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占領行動，但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占領運動可以擴展至大學，由學生及市民占領校園，並將之化為鬥爭陣地，舉行群眾會議、紮營留守、爭取公眾支持。學生罷課激起了雨傘革命，如果認真呼籲占領學校，可以展開新一波的鬥爭。占領學校應該與新一輪的罷課連繫起來，我們曾經提出過重啟罷課，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學聯等主要團體應該儘快宣布罷課日子。罷課後更要呼籲工人罷工。罷工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影響，其效果比罷課更強大。

9月的罷課是香港群眾運動的一大進步，也因此啟動了雨傘運動，但也應從之前罷課汲取經驗 － 如果有民主的罷委會去組織大規模學生群眾參與，並協調各校各系的罷課，罷課的力量會更強大。

需要民主行動委員會

在運動爆發的首幾天，自發鬆散的占領者以無比的熱情發起了行動，不論是參與人數、抗爭手法與意志，雨傘革命是香港多年來最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但運動要有策略部署及組織，應對更複雜的局面，就需要民主組織運作抗爭。現時運動欠缺內部民主，沒有平台讓參與者共同商討及決定下一步行動，令運動欠缺清晰的方向。

我們將面對警察政府清場，加上占領區附近的居民及商鋪受到影響而產生怨氣，但如果能令群眾對運動的成功有更高期望，就可令更多人準備為運動付出更多。由於運動“領導層”未能給予清晰方向及計劃，令占領群眾感到運動失去方向。

運動的重大決策由泛民政客、和平占中、學生領袖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主導，但沒有經過占領群眾授權。和平占中從開始以來不停呼籲撤離，遏制運動進一步發展。這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一樣，當時反國教大聯盟組成小圈子領導層，最後私下決定解散運動，沒有經過民主商討，令運動無疾而終。

五方平台往往在閉門會議後，沒有與群眾商討，直接通過媒體向公布決定。社會主義行動一貫批評由上而下的手法，我們認為運動需要行動委員會及定期的群眾會議。現時占領區的論壇多為抒發意見，但沒有實質決策權。民主的領導已是當務之急。現時的領導不是準備投降（例如占中及泛民），就是不知下一步如何走。

本土派在運動里唯一所做的只是批評泛民領導，但他們提出的“沒有大會”只是一句空泛口號，沒有為運動帶來明確方向。實際上，因為領導層沒有民意授權，而且對下一步行動不知所措，愈來愈陷入分化，現在運動已無領導可言。這就是本土派提倡不要領導的結果！

我們面對有強大組織的獨裁政權，自己當然需要有力的領導會議，去討論行動策略及政治訴求。這個領導層需要由運動內的底層選舉出來，並受其監督。領導層的討論需於群眾會議討論（反對由上而下的“大台”），讓參與者提出不同的建議並互相辯論，不要篩選發言者。解決出路在每個占據地點建立行動委員會，召開群眾會議，公開民主地討論運動的下一步，如何行動升級，以及如何對抗政府打壓。

運動要面向工人窮人

梁振英早前說不能讓月入萬四元以下的窮人有平等選舉權，否則“政策會傾斜於窮人”。政府搞假普選的目的可謂呼之欲出，就是為了維護富人當道的精英制度。因此，爭取民主本身就是一個階級鬥爭，勞苦大眾不僅挑戰中共獨裁政府，更挑戰香港的資本家。不民主的政製得以維持，資本家就更容易否決一切威脅其利潤的政策。

運動若要動員廣大的工人階級參與，尤其是升級至罷工這有力的抗爭手段，就需要納入勞工訴求，包括提高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全民退休保障、集體談判權等，連繫至打破商家權貴操控經濟的亂局。這不但不會分散焦點，反而更能凝聚抗爭力量。

建立工人政黨

雨傘革命的成敗一定要以實質改變，而非所謂“公民覺醒”來衡量。梁振英政府必須下台，但換人更要換制度。我們要求立即實現真普選，要求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繼任者，廢除中共和資本家壟斷的提委會，不可以限制參選人。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也應該聯繫到以真正的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議會代表均由普選產生，人民並擁有隨時召回的權利，而政治代表的薪金應與普通技術工人工資看齊。我們將民主鬥爭與反資本主義的必要連繫起來，需要建立新的工人群眾政黨，來整合這場運動的工人階級與左翼分子。中共在港利益千絲萬褸，雨傘運動也要挑戰操控香港的商賈鉅富，並且為社會主義替代和民主控制銀行等贏得支持。這是唯一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地產霸權、工資停滯及公共事業私有化的惡夢。

社會主義行動為以下幾點鬥爭：

捍衛旺角占領區　–　召開民主群眾會議，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決定運動下一步及路向
占領校園，以罷課一天為開始，呼籲工人罷工
踢走梁振英，立即實現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
打倒中共一黨專政，打倒受其保護的資本財團
民主鬥爭也是階級鬥爭 ─ 建立工人群眾政黨，為社會主義而抗爭

社會主義者對衝擊立會事件的立場

11月19日凌晨，有數十示威者試圖闖進立法會，用鐵馬撞破玻璃門，但未成功進入立會，警察動員胡椒噴霧及警棍暴力鎮壓，有6人被拘捕。雨傘革命持續了五十多天，梁振英政府及大陸政府寸步不讓，唯一的回應就是警察、法院及流氓的暴力攻擊，激起民憤。

警方及港府譴責衝擊者“暴力”，利用輿論抹黑整個運動。事實上，50多日來警察的催淚彈、胡椒噴霧及警棍襲擊，才是製造暴力的最大源頭。即使示威者撞破立法會玻璃門，但未至於胡亂打砸的行動，期間亦沒有襲擊任何人，因此不能構成“暴力”。

然而，泛民議員及和平占中立即譴責衝擊行動，與示威者劃清界線，卻沒有譴責警察暴力！這只會附和了建制派“示威者暴力”的言論，客觀得益的是政府及警方，合理化未來的清場行動。

雖然不排除今次的衝擊行動有警方臥底滲透，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行動反映了激進占領者欲尋找出路的情緒。任何希望運動團結的人都不應譴責今次的衝擊者，而應將矛頭指向政府及警方。同時，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沒有動員群眾的準備，零散的衝擊行動並非有效的升級手段。

運動內部缺民主　部分人寧願零散行動

雨傘革命陷入僵持狀態，沒群眾授權的泛民主派及和平占中主導了運動，卻未能提出行動升級的策略，令不少參與者（尤其年輕人）感到不耐煩。愈來愈多人希望行動升級，卻得不到泛民政客回應，唯有繞過“大會”發起零散衝擊。

更重要的是，運動欠缺一個民主的平台，讓占領者具實質的決策權，商討下一步行動。不少占領者不滿“金鐘大台”壟斷了話語權，扼殺運動內部的聲音。由泛民、和平占中、學聯、學民及“支援學界全民抗命聯合陣線”組成的五方平台，只是一個小圈子的菁英領導層，與前年出賣運動的反國教大聯盟性質相似。特別是所謂的“聯合陣線”只是一堆親泛民的民間團體，沒有經過群眾授權，又封閉起來不讓外界參與，但卻突然成為運動的“領導層”！

“和平占中”糾察隊並非由占領者選舉產生，不受占領者監督，多次作出不民主的行為。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曾在金鐘占領區擺設街站，反對和平占中的廣場公投，被和平占中糾察領導包圍，威脅要立即停止。

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社會主義行動理解這種情緒，也認同行動需要升級。但我們必須指出，在沒有準備動員的情況下，徒具形式的行動難以成功，甚至讓警方伺機製造混亂，為清場製造藉口。

“沒有大會，只有群眾”？

熱血公民為了收割這批衝擊分子的支持，無條件“支持”今次衝擊行動。他們的目的是突顯自己比泛民“激進”，卻沒有指出提出運動升級的正確策略。“沒有大會，只有群眾”不過是騙人的口號，正因為本土派倡議“不要領導”，令今天運動陷入僵持狀態。運動面對有組織的警察、法院、黑幫及資產階級傳媒，自己又怎不能不組織起來迎擊。

單靠占領不足　行動需要升級

在雨傘革命最初，自發堵路雖然展示了強大力量，但我們由始至終強調，運動需要延續下去，就一定要一個民主的行動委員會，讓占領者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顯然單靠占領一招，力量並不足以迫使政府妥協。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運動必須升級，應朝著有組織的方向走，包括重啟罷課、發動罷工等。運動必須升級至更有力、更有效的抗爭手段。

最重要的是，運動需要公開提出推翻中共政權，呼籲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者鬥爭，只有如此才能為中港兩地贏得民主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提出以下幾點：

譴責警方暴力襲擊立法會外的示威者
暴力源自警方，停止譴責占領者“暴力”
重啟罷課，鼓動罷工，以有組織的方式行動升級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民主決策，一致行動

訪問韓連山：良心抗稅運動

雨傘革命尚在進行，不少占領者急切希望行動升級，展開更多方面的公民抗命。最近，港大講師蔡先生發起“良心抗稅運動”，連同一班藝術界朋友以及韓連山老師組成。社義行動成員訪問運動成員韓連山，了解抗爭的理念及操作。

運動呼籲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表達對梁振英政府的不滿。這手法固然不能癱瘓政府運作，只是姿態性的抗爭，但希望激起更多人對抗稅有興趣。此外，立法會有權查到響應抗稅的人數，等於變相公投，可以量化民意。

韓連山表示，雨傘革命經過了這麼久，政改三子不理，建制派議員不理，政府的全是庸官廢官，但市民還要交稅出糧給他們，一定要有堅定的心態，跟它們對著干。希望即使雨傘革命結束後，會有團體展開其他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

第一階段，運動呼籲市民在今年年底交稅時，分開幾時邀交，每次繳付$68.9或$689元。他們製作了一批原子印，例如 “陸佰捌拾玖圓”($689)、 “陸拾捌圓玖角”($68.9)、“陸圓捌角玖分”($6.89)、“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我要真普選”等，供市民借用，方便市民分開多張支票交稅。

抗稅運動上周在金鐘進行街站，每天有8-10人立即蓋印參與。韓連山說：“很多市民都贊成，覺得好玩有趣，而且合法，不會有太大後果。”

此外，市民也可於透過網上銀行或信用咭，分開幾次納稅。

策略上，由於第一期少交稅項，會罰款整筆稅項的5%，成本較沉重，因此暫時只是分數次繳交的方式，作出姿態性的抗爭。在下年4月前，將是第二期繳稅，屆時就會呼籲市民少交10元，這將會造成更大壓力，同時罰款只占10元的5%（0.5元），成本較輕。

事實上，保自聯兩年前曾經發動少交10蚊稅運動，但韓老師表示，那時社會氣氛仍未激烈，當時響應的人不多，運動未能成功。但人大落閘後，社會形勢不同了，相信會有更多人響應。

其他團體亦有發起遲交公屋租金，也有討論關於在差餉和水費方面的不合作運動。他有信心，占領區即使清場，也會有更大規模運動，下一波的對抗行動將更厲害。

澳門博彩業工人運動及獨立工會

博彩業作為澳門經濟的重要支柱，一直吸納了大量勞動人口，並為澳門經濟在帳面上帶來了可觀的增長。然而，就如同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體制社會一樣，帳面上漂亮的GDP增長根本不會惠及基層勞動人民。澳門賭場老闆賺得盤滿砵滿，員工卻深受剝削。近期澳門澳博、美高梅、星際三家娛樂場的員工自行發起了工業行動，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廢除不合理的職位制度等。就此我們訪問了協助這次工業行動的獨立工會“FMGI 澳門博彩最前線”副理事長李國強，他向我們詳細講述了澳門博彩業工人的現況。

對於近日博彩業工人發起的集體請假及按章工作行動，李表示這是要趁“黃金周”時段所作的抗爭行動，是過去三個月以來工運的延續。澳門現時六家博彩業公司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他舉例指同樣是監場經理一職，永利的薪金要比澳博高出整整一萬（澳門幣，下同），因此具體對工作待遇的的訴求各有不同。比如澳博由於薪金普遍較低，因此他們爭取加薪10%其實也是很低的要求。此外他們也要求與永利及銀河一樣發放十四個月的月薪，要求工作待遇達到市場上的平均標準，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訴求。

同時，這次工人運動的另一個訴求是在於要求廢除“實習主任”這一職位。李國強向我們解釋，實習主任簡單來說就是資方由於人手不足以負擔主任的工作，又想要節省資源而開設的一個所謂“實習崗位”，“其實就是製造了‘高級打雜’出來”。六家博企對這個職位都沒有清晰的定義，而且所謂的“實習”也沒有時效性。他指有個案一名實習主任“實習”了七年都未能晉升為正式主任。相反一些與高層關係密切者，“實習”一兩個月就能正式晉升。同時“實習主任”的工作內容包括了一般莊荷和主任的範圍，工作量相當大，而薪金卻只比普通莊荷高二千元，因此有些人寧可拒絕晉升。

澳門從事博彩業的工人占整體勞動人口相當大的比例，但李國強向我們指出，澳門現時沒有正式的工會團體，只有親政府的博彩社團，他們支取政府巨額資助，因此當然不會站到勞方立場去爭取福利。另外也有一些博企自身的員工團體如澳博的福諮會等，基本上不具備工會的性質，多是搞些社區活動。平時並不活躍，但選舉前夕就會舉辦很多免費旅遊，吃喝玩樂（如香港著名的“蛇齋餅粽”）。同時他亦向我們透露澳博是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公司，在澳門立法會選舉期間，澳博會動員旗下員工和資源去助選，已有可能觸犯了上市公司的一些規定。他指這是公開的秘密，希望香港聯交所介入調查。

李國強向我們介紹到，澳門博彩最前線成立兩年，曾發起無數次簽名運動、集會和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五日的一次遊行十天后，治安警察無理指控他們衝擊警方防線，博彩最前線的五位成員被捕，包括李國強本人，他懷疑是由於資方向政府施壓而作出的政治檢控。

一直以來資方和政府對他們多次的示威行動都反應冷淡甚至置之不理。他認為這是由於澳門沒有工會法的關係。他表示博彩最前線雖然以工會形式運作，但實際上只是澳門政府登記的非牟利社團。這次工會運動他們在初始階段主動接受求助個案，並協助整理訴求的。直到最近，美高梅和澳博員工自發舉行工業行動，博彩最前線更變為協助角色。同時亦由於沒有工會法的關係，無法啟動三方會談，集體談判也不過是流於紙面。所以他們未來的目標走上街頭向工人介紹工會法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深知澳門博彩業工人階級是社會中一股極其巨大的潛在力量。假如能夠充分地組織起來必將是改變社會制度的中堅力量。澳門的工人能夠作為一股獨立的力量，不論在爭取經濟訴求抑或是政治訴求的抗爭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支持博彩業員工加入工會，組織起來，爭取工資及工會法例上的保障，向掠奪財富的賭場大亨鬥爭！

澳門博彩業實況：

澳門博彩業發展蓬勃，目前已有35家賭場，市值約3,500億港元。
今年，澳門博彩業員工發動過8次遊行，最近一次為9月13日，有700名澳門博彩控股的員工遊行，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待遇，並實施賭場禁煙。
10月3日，“博彩最前線”號召3家博企員工發起按章工作及集體請病假。美高梅約有200-300人響應請病假，澳博則有約100名早更請假，星際有約60名早更請假。

旺角形同戒嚴　占領區被清場

旺角占領區清場後，警察在旺角高度戒備，呼喝並驅趕行人路上的市民，截查路人的身分證及攜帶物品。多段影片拍到，警察亂揮警棍，毆打無反抗、無挑釁的路人。情況形同戒嚴。示威者手無吋鐵，但警察突然以催淚水劑驅趕占領者。

由於香港警隊權威盡失，梁振英唯有躲在法庭背後，用“法治”之名義暴力清場。尤其在彌敦道的清場行動中，執行禁制令的原告代理人就是一批反占中人士，其完全是裝飾工具，為警察暴力清場作掩護，因為以刑事藐視法庭檢控占領者的罪名，會更有阻嚇力。在群眾運動愈趨激烈的年代，不只警察，連法庭的鎮壓本質也表露無遺。

警察禁制令執行期間，以涉嫌藐視法庭、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拘捕占領人士，人數達148人，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社民連5名成員、學生領袖岑敖暉及黃之鋒等。

當務之急：行動升級、運動內部民主化

在9月28日，警方投射催淚彈後激起民憤，令雨傘革命爆發；10月3日的黑幫襲擊不但沒有嚇怕占領者，反而將運動推向另一高峰。今次的警察暴力是運動發生以來前所未有的，學聯表示，會有下一步針對政府和商家的行動，很可能會是重占旺角或者包圍政府總部。旺角清場後，相信警察的下一個目標將是金鐘。現在就是行動升級的關鍵時間。

如果可以重新占領旺角，或者占領新的地區，的確可以鼓舞群眾士氣。但愈來愈多群眾認知到，運動要勝利就要超越獨沽一味的占領策略。從過往中國、美國以至埃及的經驗，占領運動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面對兩難局面：單靠占領並不足夠，甚至會消耗鬥爭的力量，而不能有效打擊政府。顯然不能迫使梁振英及背後的大陸政府妥協，因此有必要與占領者共同決定戰略去延續運動，包括在占領的同時，發動學生罷課，罷工。

雨傘革命至今其中一個弱點是，罷課罷工這武器未完全被派上場。只有9月底五天的罷課，而罷工這更具殺傷力的工具並未真正上場。由於罷工的經濟影響及組織力量，會更有效迫使政府讓步。關鍵的因素是如何將這場鬥爭提升至更高水平，蔓延至中國大陸，反對中共專政。除非中共被20-30個兩傘革命包圍，否則不會感受到威脅，只會如過往幾星期，繼續打拖延戰。

五方平台內的泛民顯然不想行動升級，並建議退場，與占領者的鬥爭情緒背道而馳。抗爭愈持久，雙學與泛民的意見分歧就更明顯，運動“領導層”失去決策能力。

現在將運動內部民主化，公開與占領者商討及決定下一步的行動策略，是為當務之急。內部民主是什麼意思？這表示由下而上建立民主架構，建定運動去向。這表示支持有領導層（所謂“大會”），但領袖必須是選舉產生，公開透明進行商討，而不是把幕後討論好的計劃直接向傳媒公布。需要群眾大會討論及決定所有重要問題。不要小圈子領導層，但要真正的基層組織和民主。只有這樣，運動才能升級，改變運動方向至將鬥爭蔓延至中國，以推翻中共專政。

難民抗爭略有所成政府小讓一步

經過了今年難民200多日的佔領行動，對抗貪污的難民外判機構ISS，改變開始到來！最近有消息指，政府改動難民外判服務政策，由現時讓“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壟斷全港的難民服務（每年政府資助2.5億），改為將難民服務分成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區，讓各非政府團體或企業投標，而一個團體或企業最多只能投到兩區的服務。換言之，來年至少會有一區是由新的企業援助。

此外，難民目前的食物援助是收實物的，今後很可能會改變現金券制，讓難民到指定地點換取食物，選擇相對多了一點，相信可略為改善剋扣食物的情況。

ISS壟斷了難民外判服務廿多年，難民成功施壓，迫使政府作出小退讓，可謂踏出歷史性的一步。今次小勝一仗，要徹底改變，必須打倒貪污的ISS，廢除外判制，迫使政府加大對難民的援助，降低審核的門檻。難民聯會創辦人之一Raymond指：“感謝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我們的抗爭。他們組織遊行，向ISS及社福署抗議，並將我們的訊息傳播至香港本地人社區。另外也感謝長毛，很多香港的政黨都不支持我們，因為我們沒選票。”

政府新機製備受質疑

最新數字顯示，香港已有超過9,500名難民，其中大部分已被迫滯留香港多年。由於難民身份確認過程曠日持久，動輒十餘年，其間沒有工作權令他們的生活舉步維艱，醫療教育等權利更是無法得到保障。

香港政府於2014年3月3日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制”，即由入境處一次過審核免遣返聲請（non-refoulement claims）。過往，來港尋求庇護者可基於《酷刑公約》向入境處申請“酷刑聲請”，或按《香港人權法案》第三條向香港聯合國難民署提出“不人道待遇”，及按《難民公約》提出“難民迫害”申請。新機制下，難民申請交由入境處一併審核，難民署僅擔任顧問角色。

但之前經入境處審核的案例成功率一直很低。至2013年三月，入境處在過去二十年收到逾1.2萬宗“酷刑聲請”申請，僅2008年和2013年兩宗斯里蘭卡籍人士的聲請獲確立，成功率為0.016%，而通過難民署申請的成功率略高。除此之外，一些早前已由難民署確認的難民身份也可能會重新經過法院審查而被宣告不合法，屆時難民需要向法院申請上訴，若果失敗就要被驅逐出境。因此，這一新機制很可能導致收緊審批或驅逐一些難民，甚至很可能會否決過千名難民的申請。截至11月，僅有504位聲請者接受審核，9,500人依然處於等候之中，即僅有0.2%被受理。

難民生活窘境毫無改善

儘管近期由於“難民聯會”的成立，並發動了200天的佔領行動，難民極端艱辛的生活條件稍稍為外界所知，但改變卻遲遲未發生。因為被禁止工作，他們被迫依賴ISS（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微薄的援助渡日。每月獲准只有價值$1,200的食物包，但很多時候只收到價值$700-800的食物，當中更有不少腐爛過期食品。他們每月只有$1,500房屋津貼，不得不常年居住在由豬場改建的破舊寮屋和貧民窟，很多人由於房租上漲，ISS又拒絕提供更多資助，甚至連貧民窟內的住所也失去。許多新來港難民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經濟援助，只能被迫露宿街頭，以乞討維生。

難民子女的受教育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他們即使在香港出生，也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更沒有外國的戶籍，基本屬於無國籍人士，無法享受教育的權利。即便有些兒童被安排就學，ISS的學費資助往往乏善可陳，難民要自行尋求慈善機構援助，即使入讀公立學校，交通膳食、課外活動等開支也是十分沉重的負擔。不少人祗好鋌而走險去做黑工，被發現便會面臨15個月監禁。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很多難民在本國面臨酷刑、宗教或者政治迫害，這其實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病態制度造成了戰爭與內戰，利潤制度面臨危機，軍費上漲，民族主義升溫，各個獨裁政權得到支持。這些進一步導致了大規模貧窮、族群或宗教衝突，迫使無數人離開家園。

同樣在資本主義不民主的政策下，香港政府不肯承擔難民服務，拖長難民申請庇護的甄別程序，又不容許難民工作。社會主義者竭力支持香港及世界各地的難民鬥爭，並會繼續幫助“難民聯會”擴大發展下去，進一步提升抗爭的意識和力度，直至政府實施人道的難民服務。同時團結全世界受壓迫者去挑戰資本主義制度。

二零一五

14歲女童粉筆塗鴉被政治檢控

一名14女童於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牆”上用粉筆塗鴉，突然被20多名警察包圍，並被以涉嫌刑事毀壞捕。在雨傘革命期間，市民把抗爭訴求張貼在“連儂牆”上。該名女童一度被送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現時暫時保釋，但需要遵守宵禁令。

警方通宵扣查該名女童17小時，並向法庭申請兒童保護令。雖然女童的父親已表明有能力照顧其女兒，但法庭仍執意將女童判入兒童及青少年院至本月19日再聆訊，但因女童家人申請保釋才暫被釋放。社工界人士均表示這樣的判決極為罕有，顯然與政治打壓有關。警察和法院剝奪兒童人身自由，製造白色恐怖，想殺一儆百，恐嚇群眾不要抗爭。

1月1日，有近百名市民聚集在連儂牆附近，聲援該名少女，高叫“梁振英下台”、“我要真普選”等。警方高度戒備，圍成人煉不許市民走近牆壁。

雨傘革命完結後，警察和法院正在準備秋後算賬，加強對抗爭人士的監控和政治檢控。這些惡行只會激起後雨傘時期的更大反抗。社會主義行動譴責警方及法院的政治拘捕和裁判，停止對該名女童的宵禁令，停止打壓言論及人身自由。

許仕仁及新地集團世紀貪污案

法院裁定，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五項控罪成立，合共判入獄七年半，並要向政府歸還涉案的1,118萬。新地前聯席主席郭炳江則判囚五年，違款50萬元。新地前執行董事陳鉅源判囚6年，罰款50萬，6年內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被判囚五年。

經過了兩年調查後，這宗“世紀貪污案”終於落幕，許氏成為有史以來最高級的階下囚官員。

收受利益多年　生活揮霍無度

許仕仁2000至03年擔任積金局行政總監期間，接受免租入住市租每月16萬的禮頓山一相連單位。許仕仁亦隱瞞與新鴻基地產洽談顧問合約，及獲得新地旗下財務公司的兩筆分別為90萬及150萬元的無抵押貸款。

2005年3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串謀時任政務司司長的許仕仁優待新地以換取850萬元。

金額最大的是零七年底，在2007年底透過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生，收到1,118萬元，而款項非來自新地聯席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聯，並相信是與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港澳辦主任的廖暉。

兩年前，在西九文娛藝術區的招標項目中，其中一間參與單一招標的公司，是長實及新鴻基地產合資的財團“活力星”。許仕仁在2003年曾於新鴻基地產任政治顧問，但於2005年7月上任後，正式接手整個西九發展計劃，涉及利益衝突。

據傳媒報道，許仕仁生活極為奢華，每月領取8萬元長俸，非常懂得享受生活，曾飼養多匹馬，每月花數萬元買紅蘿蔔、乾草飼料予他擁有的馬匹。他有一次在日本酒店消費10萬，又到倫敦看歌劇，行程用了15萬。他也曾在港麗酒店的意大利餐廳，一頓飯便花了33,000元；用42,000元買一隻Bvlgari名表；花逾10萬元到日本旅行等。

“法治公義”彰顯了嗎？

這場判決遠不是彰顯了什麼法治公義，反而審判揭露了法院的階級本質。整場貪污案涉及的款項高達1,900萬，一個普通工人勞碌一輩子也賺不到，判刑數年根本過輕。

權貴犯法有一堆社會“名人”為他求情，包括前特首曾蔭權、港大前校長徐立之、前工商局局長周德熙、前立法會議員劉千石。法院會因為求情者的資產階級社會地位而加以重視。曾蔭權的求情信當然寫得落力，難道他不怕下一個就是自己嗎？

此外，法官的判詞也自揭了其骨子裡的階級不平等。裁判官麥機智稱讚許仁是最優秀的政務官，在1998年採取“救市”行動，因此減刑9個月。我們應該反問，作為政務官的身分，本已高薪厚祿，貪贓枉法理應罪加一等，為何因此反而減刑？何況，所謂“打大鱷”的救市行動有救過人嗎？有減輕過金融風暴為多數人所帶來的痛苦嗎？這可以叫為社會貢獻嗎？

廉署無力反貪　貪污日增

兩年前，前特首曾蔭權被揭發接受富豪款待，以低價租住“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在深圳的6,000尺豪宅，乘搭重慶首富張松橋的私人飛機往泰國布吉及日本旅遊。未來曾蔭權也有可能面臨刑事起訴。事件引起了大眾關注香港貪污狀況，根據“透明國際”公布2014年環球清廉指數，香港得分則連續3年下跌，排名17。

但今次許仕仁案件並不代表廉署更有決心肅貪倡廉。廉署有足夠證據起訴許仕仁及郭炳江是偶然性的，因為新地集團內部爆發家族內鬥，有傳郭氏第三子郭炳湘與廉政公署一度達成協議，為案件提供證據。

此外，廉署在官員面前多是無牙老虎，尤其今天香港的貪污已上升至特首層面。在雨傘革命期間，特首梁振英被揭發涉嫌秘密收受澳洲企業五千萬元酬金。但除非梁振英下台，喪失其政治權力，否則廉署並不可能調查此案。因為特首就是廉署的直屬上司！

但即使如此，梁振英還是要收復廉署的。最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獲委任為廉署的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譚惠珠是梁振英的政治盟友，有著其身不正的紀錄。1990年，她同時出任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四職，後來被揭發持有“先達的士公司”的大量股份，且未作申報，跟交諮會主席的公職，有嚴重利益衝突。事後，她更涉圖借跟無線高層的關係向記者施壓，干預新聞自由。

打破資本操控政治的局面

現行制度下，銀行家和投機者透過資金流動或股票期貨牟取暴利，坐擁公權力的政客自然會想分一杯羹。擁有無限金權的資本家必然可以繞過這些“法治”的制肘，廉政公署大部分情況下是無牙老虎。

香港特首的年薪約482萬元，政務司司長年薪也達429萬，比起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更高。所謂“高薪養廉”這句騙人口號，只是合理化資產階級官員享有經濟特權。社會主義者認為，任何政治代表只應享有普通工人的薪金。

解決問題的核心是，要打破資本權貴的權力，將他們的企業帝國收歸公有及民主管理。董事們應該由工人和消費者透過民主群眾組織選舉產生。審核機構不能依靠資本家左手查右手的機制，而改由工人、失業者、小商販組成的委員會來審查公僕的支出。貪污的濁水只能被工人群眾的行動清除，建立新的基層工人群眾政黨，由領取工人薪金水平的政治代表出任公職，才可打破資產階級政黨操控政治的局面。

香港雨傘革命的教訓

雨傘革命持續幾乎三個月，徹底改變了千萬香港群眾運動的遠景，現在暫時偃旗息鼓。運動發展達至極限，面對政府的施壓，沒有清晰的戰略繼續下去。

雨傘革命最初是由警察暴力激起的自發群眾運動，不但徹底撼動了政府，也超越了泛民領袖原來的劇本。戴耀廷及“和平佔中”本來想堵路三天后就回家。今次運動的一大成就是，這堆“領袖”受到猛烈抨擊，被大大邊緣化。

但是，群眾雖然有自發性，但欠缺組織和戰略，僅能在起初避免運動在警察和佔中三子手中夭折，但不足以帶領運動超過首幾個星期。運動單單聚焦在佔領這一招抗爭手法，之後能量消耗，想法殆盡了。佔領行動是一個好的開始，但需要升級至罷課罷工等有效的鬥爭手段。為了動員新力量加入，向媒體抹黑還擊，智勝強大政權的代表人物，透過民主行動委員會組織起來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每個新轉折點，就策略和訴求展開真正的民主辯論也十分必要。

在這場歷史性的鬥爭後，群眾一方面不免會有百感交雜的失望情緒，同時也會繼續有抗命的怒火，以及戰鬥下去的決心。在後雨傘時期，《社會主義者》雜誌要強調今次運動的成就，也想重提運動的問題和政治弱點，讓政府無須作出讓步而結束了佔領。

梁振英及香港統治菁英的“勝利”將是對其的小補償，但他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回復常態”了。9月28日後，香港從此再也回不去了。正如《紐約時報》寫到:“示威後這地方會深深兩極化，統治將更棘手。”中港經濟體難以逃避未來新一輪的全球經濟危機，屆時政府統治將可被進一步削弱。

雨傘成為違禁品

“雨傘運動”雖然被清場，但慘勝的政府將會更為弱勢，更為不受信任。公眾對警隊的態度從此不再一樣，對待北京最緊密的盟友 – 鉅富菁英 – 也如是。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除了貧窮加劇、沒前景的工作和世上最昂貴的房屋外，還能給香港什麽?撐起的雨傘引起了統治菁英心中的恐懼。習近平12月到訪澳門，利用訪問去向香港支持民主的示威者發出警告。當時當局禁止記者在微雨時撐起雨傘，改為派發雨衣!

這件小事反映出中共獨裁政權背後的大問題，今年中共的週邊被港台澳前所未有的示威所撼動。正如台灣總統馬英九在今年三月的“太陽花運動”中也只是作出小步退讓，但在11月的九合一選舉受到重挫，當中反映出群眾抗拒其親中共的政策。一切的事態發展都是中國未來革命小震洫的前兆，因為當地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也面對類似問題:沒有民主、工作不穩定、不平等日趨嚴重。這個害怕在官方場合見到雨傘革的政權是色厲內荏的。

態度轉趨強硬

在香港，新的裂痕將會再展開。政府可能會變得更強硬，並針對性打壓一些反政府團體。警察手上有一張200多人的名單，準備對參與過佔領的人士以嚴重罪名起訴，例如襲擊、阻差辦公或組織非法集會等。白色恐怖的氣息瀰漫半空。但這可以激起民情反彈，引發新一輪的示威。不排除未來會重推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曾經警告佔中會“頭破血流”的中共高級顧問陳佐洱，高呼廿三條要立法。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將在1月7日開始，大家都知道政府不會對泛民作出退讓。現時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將會變成提名委員會，最多只會有小幅度改變。北京和港府現在可能想方案在立法會被否決，令下屆選舉繼續現時的小圈子模式。因為他們害怕2017年會有杯葛選舉的白票運動，令這場假普選的僅有合法性都被打擊，下屆特首將會蒙羞上台。此外，台灣選舉的大地震也會是一個因素。

為什麽雨傘運動連政府些許的讓步都贏不到呢?這是因為運動內部矛盾 – 尋求“體制內改革”的綱領和領導層。運動綱領有兩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迷信可以與中共獨裁政權並存，另一方面是欠缺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視野。這成為了社會和民主發展的障礙。在整場雨傘運動裡，工國委香港和中國強調，民主鬥爭必須也要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才會勝利。

一場群眾運動可以迫使不願改革的政權讓步，就如2003年香港反廿三條，以及今年較早的澳門反對離補法案。北京可以不情願的同意這些讓步，因為這些讓步不會威脅到其統治。但是，今次香港的鬥爭並非如此。一名不具名的中共高官向《英文虎報》(10月15日)表示:“如果我們讓一步，水壩就會缺堤。”他指，如果撤回人大決定，就會在西藏、新疆等其他大陸地方引發骨牌效應，各處也要求選舉權。”

這証實了《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說的，香港的民主鬥爭必須積極在中國建立支持，最重要在工人階級之中，反對獨裁統治，反對資本剝削。可惜，即使在示威者之間也是極小數認知到這一點。“很多香港學生也是只想本地，對外隔絕的。”《時代週刊》(10月10日)寫到。該刊物引述了一名年輕示威者的話:“我對改變中國政局無興趣。”但是，推翻中共專制政權是勝利的唯一道路。

領導層問題

雖然泛民妥協派和戴耀廷很久以來已經不受公眾支持，特別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後，他們仍然無動於衷，因而更受人唾棄。但從上一段所述的劃地為牢的政治弱點，可見他們的政治路線仍然大大地影響運動。他們拖延佔領行動，避免運動爆發，令他們不能成為運動的正式領導。相反，他們被迫躲在學生背後，依賴著群眾對學生的信任去行事。

戴耀廷向《南華早報》承認他不享受這場佔領行動，說:“我多次感到格格不入。”起初，20萬人自發上街佔領，加上群眾怒火一發不可收拾，迫使這群領袖比自己所希望的走得更遠。學生領袖呼應群眾要求梁振英下台的訴求，雖然後來這訴求在沒解釋下消失了。10月4日，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在金鐘說:“我們不是要革命，我們只想要民主。”這就是學生領袖在10月11日的演說及致習近平公開信的主題。

由於沒有一貫的戰鬥性戰略，不論是策略上(目光超遠佔領一招抗爭手段，尋求罷課罷工等形式的集體行動)，還是政治上(解釋香港要有民主，必須結束中共獨裁統治)，因此運動領導層撕裂為兩邊。一邊是學生，他們靠受由下而上的壓力所影響；另一邊是泛民領袖和佔中三子，他們竭力儘快退場。

在12月22日《有線新聞》節目《新聞刺針》的訪問裡，戴耀廷暗示曾與林鄭月娥達成幕後協議，當時同意政府向北京交一份民情報告，作為慢慢退場的轉折點。在10月21日，林鄭與學生代表在電視談判後，學生領袖面對示威者反對退場的群眾壓力，所以拒絕接受政府的條件，戴耀廷在訪問中表示當時感到失望。和平佔中在學聯起初的支持下，在廣場推動所謂電子公投，當中投票選項提到政府的民情報告。社會主義行動當時是唯一公開表態反對公投的組織，指出這是以“公投”之名引導群眾退場的手段。《明報》當時報道我們反對公投的立場:“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這次公投的議題設定明顯引導輿論…形容是佔中及泛民…為準備解散運動而鋪路…對此感到遺憾及憤怒。”之後，在群眾壓力下公投取消，學生收回對公投的支持。今天，戴耀廷承認與希望談判後退場，正好為我們當時的立場平反。

這次披露証實了運動領導層的分裂，一派是由戴耀廷及泛民領導、有意識的“退場派”，他們害怕運動激進化；另一派則非有意想退場，但欠缺一貫的戰略去帶領運動向前。因此，學生沒有準備公開與“退場派”衝突和決裂。《有線》同一節目亦指出，民主黨的何俊仁曾向學生開條件，如果學生願意退場，他就可以辭去立法會議席發動變相公投。公投運動是好是壞可另作討論，但如果當時接受了何俊仁的提議就必然是重大錯誤，對運動是一大傷害。

建立有內部民主的民主運動泛民領袖長期以來將自己小圈子領導層的模式強加於香港民主運動之上。他們傾向暗室討論，避免政治技倆曝露於公眾面前，而不是向群眾公開拋出自己的方案(通常包括“退場”)。運動欠缺真正的民主架構，而領導層不公開民主，是雨傘運動的致命弱點。

在鬥爭中的確有一股強烈的沮喪情緒。即使本土派組織利用這一情緒，進行“拆大台”行動，從而爭取曝光，但不可否認這股情緒的真實。因為“大台”以官僚的方法運作，由小部分團體壟斷，避免有人上台批評泛民的錯誤方法和路線。本土派並沒有主張建基於民主架構的另一種組織模式。他們的替代方案是粗劣的無政府主義 – 不要任何領導。

社會主義者主張運動內部要有真正的民主討論及問責制度，但我們的替代方案不是解散領導層，而是要領導層受到運動底層的民主控制。所有就策略和政治訴求的討論，應該通過民主架構進行。鬥爭的領導層一定要開放予所有參與鬥爭的組織，讓其派出代表參與。顯然，運動當時的“聯合陣線”並非如此，而是一個封閉的小組，其組成也是泛民領袖的小圈子。除了學生組織和政黨外，有一堆“民間團體”成為了領導層的代表。這堆團體的名字從沒對外公佈，即使連核心的佔領者也不知道。誰決定這個聯陣是領導層的呢?

在鬥爭裡，所有重大的提案應該提到群眾大會上。我們拒絕本土派“沒有大會”的幼稚路線，並指出運動的公眾代表應該受到真正的民主監督，這才可以打倒妥協派政客的不民主和官僚影響，並建立戰鬥式的民主運動，讓雨傘革命的無畏精神和堅毅決心不至枉費。

雨傘革命撕破警察真面目

經過雨傘革命後，群眾遭受過胡椒噴霧、催淚彈、警棍等警察暴力，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猛烈的鎮壓。此外，警察與黑幫攜手合作襲擊示威者，令“黑警”一詞家傳戶曉。甚至9月28日當晚，警察一度高舉“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有傳警察準備動用橡膠子彈和音波炮，後來是中央政府為免民情反彈而煞停。

在9月28日、10月3日、10月17日裡，警察暴力不但沒有撲滅佔領運動，反而惹來民情反彈，原本正走下坡的運動起死回生。從梁振英的角度去看，警察多次犯下致命的策略錯誤。

在雨傘革命的初期，群眾一度高喊“警察罷工”的口號，喻意要求警方停止執行上頭指令。政府多年來竭力宣傳，製造警察“廉潔奉公”、“保護市民”的虛假形象，全部毀於一旦。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本質揭示於群眾眼前。最近港大民意調查發現，警隊的民望為61分，比解放軍的63.1分更低。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讚揚警察“專業克制”，臉不紅、耳不熱，最近更指警察保護學生，就如慈母保護孩子一樣！

9月28日，示威者和平堵路，但警方瘋狂投擲87枚催淚彈，不少在示威者頭上爆開。當時，筆者站在金鐘夏愨道，眼見催淚彈清場完全無效果，但警察沒有停止，與其說是為了清場，倒不如說是為了挑釁示威者。警方高層稱催淚彈不會傷人，但本港呼吸科專家表示，催淚彈可引致人體九個身體部份出現不同徵狀，包括皮膚出紅疹、眼結膜炎、呼吸困難甚至腦出血等。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

警察縱容黑幫襲擊旺角的佔領者，企圖製造混亂場面，乘機清場。10月3日晚上是整場運動裡民憤最高峰的一夜。警察受盡千夫所指，士氣低落，黑警一詞家傳戶曉。到了運動的中後時期，前線示威者清楚見到警察情緒已經失控，胡亂揮舞警棍攻擊示威者，甚至途人、記者、醫護人員也無一倖免。整場運動中過千名示威者被捕。

警隊內部作為統治階級的機器，本身就充斥著其代表的反動意識，例如盲目祟拜權力，蔑視低下階層，還有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這是制度造成的問題。有警察曾經叫印度裔女示威者“返印度啦！”，還有警察威脅女示威者“再嘈捉你返差館強姦”。在埃及2011年的革命裡，有警察在開羅廣場強姦女示威者，甚至強迫驗證被拘捕的女示威者是否處女。

監警會不過是政治花瓶，完全沒有實際作用。民陣警權關注組召集人陳樹暉回應警方言論指，由928開始，警方共收到1324宗投訴個案，是關於警方疏忽職守以及濫用暴力，但警方至今從沒有公開任何內部調查進度，而且一宗都沒有證成。

現任監警會主席為郭琳廣，曾任廣西政協及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該社團總會去年曾經在報章登廣告，強烈譴責反對警察執法不公的林慧思辱警。

從監警會2013年至14年度工作報告的資料，總共審核2，591宗投訴警察個案，涉及超過4，700項指控，經過“全面調查”案件有1，300項指控，結果獲“證明屬實”只有86項，佔總調查指控總數6.5%。

在雨傘革命爆發前，戴耀廷曾經表示要限制示威者的各種行動，去避免佔領運動釀成騷亂。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非暴力教條根本捉錯用神。單靠“道德”並不可能感召警察，而暴力的源頭來自警察而非抗爭者，即使群眾和平克制，也不能避免受暴力對待。若果遏制群眾的行動，只會聚積怨憤，繼而走上騷亂甚至暴動的絕路，衝擊立法會的行動正反映這股沮喪的情緒。這不但不能威脅政府，反而會讓政權有藉口加大鎮壓。

真正避免血腥衝突的方法，將行動升級(尤其是罷課罷工)，將群眾的忿怒情緒引導至有紀律、有組織的鬥爭，而且政權鎮壓的話要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這種行動必須要建立群眾學生/工人組織，並以社會主義綱領組織工人階級的政黨。

由社區民選代表去組成審查委員會，委員會有權僱傭和解僱警察，獨立調查雨傘革命中的警察暴行，嚴懲施暴警員。這是民主控制警隊的重要一步。

梁振英“扶貧”假大空

就在雨傘革命相峙之時，香港政府扶貧委員會提交報告指，貧窮人口下跌至百萬以下，並稱這是扶貧政策“初見成效”。實情是梁振英政府玩弄修辭、將數據解讀成有利自己的一方，以為自己功在社禝，這些伎倆早已為民眾所司空見慣。貧富差距未見收窄，富豪在香港依然窮奢極侈，拾荒老人依然隨處可見，正是由於經濟的不平等和民主權利被剝奪，才觸發了這一場史無前例的佔領行動！莫非梁振英政府天真地作出“其實你們生活得很幸福”的北韓式官方宣傳，就能以此障目，消解民眾的怒火？

老有所養　應有之義

政府報告指長者貧窮的情況改善最為顯著，貧窮率下跌至約三成。事實上，政府所宣稱的貧困人口下跌是由於恆常補貼(包括長者生活津貼、綜援以及生果金等)發放後才令三十多萬人藉此勉強擠過貧窮線。假如不計算恆常補貼，按政府自己制訂的貧窮線作標準的話，2012年時貧窮率為19.6%，而2013年的貧窮率是19.9%，增加了兩萬人，人數高達133萬6千人！這代表著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勞動環境比去年更惡劣！所謂的扶貧不過是香港資產階級專制政府為了粉飾太平，替資產階級刷屁股之舉，好讓社會從紙面上“看上去沒那麽不平等”。

退一步說，老有所養難道不是社會和政府的應有之義嗎？當下十個長者中仍有三個被政府界定為貧窮，換言之有二十九萬老人仍處於貧困之中。這對於像香港這樣一個發達城市而言本身就是一個恥辱，然而政府寧可用一堆架牀疊屋的高齡補貼去敷衍，也不願意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一勞永逸乾淨利落地解決老人貧窮問題。

去年香港有75名超級富豪控制著17,360億港元的資產，相比之下本年則增長至82個億萬富翁掌控了26,583億港元。而同時正如前文所述，貧窮人口在扣除政府零星落索的補貼後實質增長了三萬人，這是典型的貧富差距繼續擴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反映。

一方面，路易十三集團聯席主席洪永時一口氣買下三十輛勞斯萊斯，總值1.55億港元，創下史上最大單一交易額。洪永時將於澳門投資名為“路易十三”的賭場度假村，當中將有全世界最奢華套房的酒店──達20,000平方尺的套房(每晚收費約100萬港元)。另一方面，基層民眾卻面對日益惡化的勞動條件，只能眼巴巴的等待著政府的“扶貧政策”去“脫貧”，成為梁振英的報表上一個冷冰冰的數字。

最令人氣憤的是，政府宣稱貧窮人口的下跌是“受惠於工資增長和就業情況改善”。同時，政府卻與資本家狼狽為奸，聯手壓抑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假如政府當真認定工資增長能有助脫貧的話，何以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錙銖必較？以致在今天最低工資都未能達至當初所提出的每小時三十三元的水平？梁振英不過是口頭扶貧，兩手卻將基層民眾-特別是年青工人-推到剝削更深的位置。

政制民主　經濟民主

正是這種向資本家一面倒的政策，梁振英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媒體前公然說出他認為“月入一萬四千元以下不配享有平等政治權利”這句實話。民眾對民主權利的熱忱，同樣也是由於他們切身地感受到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梁振英所吝嗇的“福利社會”，不過是有利於基層勞動者的福利社會，自己卻一心將大把利益分予資本家，維護他們既得利益。因此勞動人民除了要奪回政治民主權利，仍不忘要求經濟的民主權利。

不要白象基建 不要發展商掠水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的大白象工程不斷出台，當中為人所熟悉的有高鐵工程、港珠澳大橋、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等。這些基建工程耗資百億，超支延期卻屢見不鮮。就九大基建項目來說，最新總開支超過4,000億元，比最初政府所估算數字超支逾1,600億元，幅度達66%。工程所花的公帑昂貴得令人咋舌，納稅人的金錢白白流失，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麼事？這些財政黑洞工程均與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基建超支 浪費公帑

政府刻意引導輿論，營造興建基建的必要性，如機場第三條跑道花費2,000億，政府指雙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但遭到前天文台台長林超文撰文駁斥。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機場有充裕的容量處理人流和貨運，跑道看似飽和是機管局低效率使用跑道闖的禍…”

近年已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嚴重超支，其中原本建造費650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65億元，超支幅度10%。中環灣仔繞道和東區走廊連接路的工程費原本預計費用為281億元，超支79億元，超支幅度28%。蓮塘口岸的工地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預算費用由162億港元，增至約249億港元，超支約87億，超支幅度達54%。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工程超支達50億元，是最初預告的10倍。大橋口岸因工資及建材價格上漲，最新建造費上升至354億多元，升幅達16%，超支幅度比嚴重延誤的廣深港高鐵更高。

今年六月底，在立法會通過上期撥款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整個工程合共1,200億公帑。當中發現，大量土地被發展商囤積，公屋興建只占土地使用的百分之六。而且各大地產商已早在新界囤積大量土地，透過發展局局長陳茂波的“原址換地”方案，即改變土地用途，由農地發展成高增值的私人項目，說穿了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結。

不要爛基建 我要生活保障

截至10月底，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為7,425億港元。政府的施政妄顧社會大部分人利益，尤其是勞動階級。港府投放教育資源不足、興建公屋數量極小、醫療私有化、退休保障遙遙無期，但港府說要避免“財政赤字”而不肯增加公共開支，卻拿出2,200億促成“未來基金”來興趣基建。這筆錢可以免卻大專生學費37年、回購東西隧、足夠全民退休保障成立四次500億元的種子基金。

北京代言人以至港府官員經常強調“行政主導”，立法會有一半非民選的議員，議會也只是橡皮圖章。梁振英政府可以透過建制派大多數下強硬通過議案，背後其實是要維持香港的資本家的壟斷地位。從梁振英就坦白向外媒說，香港不可以讓窮人“主導”政治，就可見一斑。

今天，香港的大大小小工程已總共耗資超過6,000億，它們與民生所需完全背道而馳。6,000億足夠興建逾百萬間公屋，以及每名市民發放8.5萬元。社會主義行動並非反對發展，更便宜發達的交通設施是必須的。香港作為經濟發達的城市，若果經濟不是由資本家操控，絕對可以負擔人人免費的交通服務。但政府的基建項目只會浪費公帑、破壞環境、剝削工人，並抬起房地產價格，向商家鉅富輸送利益。只有將土地及地產發展企業民主公有化，置於工人和居民的民主管理之下，才能打破這個局面。這會讓香港人民民主規劃“綠色”的市區發展，建設一個綜合性、現代化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網路。

香港民主運動僅僅是“香港事務”嗎?

雨傘革命見證了香港群眾鬥爭的激進化、規模化和持續化，示威者冒著催淚煙，衝出馬路，震撼人心。期後，為了消耗警力，群眾自發的分散佔領，克服了兩萬警力的嚴峻打壓，其策略之成功也是世界各地的佔領運動中鮮有的。

但是，梁振英由頭到尾只是傀儡，人大決定由中共政府拍板的。要挑戰人大決定，就必然威脅到整個獨裁體制。習近平打“不流血、不妥協”的消耗戰，最後還是成功了。這場普選戰，群眾有著無限的熱忱和機智的策略，但卻缺少一個發展運動的完整綱領。在9月28日，警察收到指令，為了將運動消滅於萌芽中，投擲催淚彈，犯上了策略上的嚴重錯誤，激起了大規模的佔領，然而中共知道，如果運動僅限在香港爆發，時間是在政權一方的，大可以逸待勞。

從一開始，運動就有迫切需要蔓延至中國大陸，只有將黃傘傳遍大陸，才有足夠力量挑戰中共政權。八九六四運動雖然最後失敗告終，但也因為得到全國城市響應，令中共政權一度深陷分裂。中共強硬不讓香港有真普選，最大的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妥協，民主運動會蔓延至全中國，推倒中共一黨專政。

雨傘革命整整70多天，在大陸得到了零星的響應，很多勇士舉傘聲援，因而有超過100人被拘捕。可是，大陸的響應尚未發展為一場群眾運動，所以雨傘革命對中共造成的威脅始終及不上八九民運，當時北京的佔領運動獲得了全國響應。未來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成功，就不可以孤立在一個城市，而需要一個綱領，將運動連結至中國大陸的群眾抗爭，特別是血汗工廠的工人罷工。

中國的工人階級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一旦發動大規模的政治罷工，實可威脅中共政權。因此，大陸工人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彈藥。根據《中國勞工通訊》，在2011年至2013年的40%的罷工與工廠工人相關，其中60%發生在與香港毗鄰的廣東省。

中港兩地的鬥爭是緊密連繫的。在廣東省投資血汗工廠的香港資本家，同時也反對香港的普選和“福利主義”，他們是雨傘運動的一大反對者。多年來，大陸罷工由只限於提出經濟訴求，到慢慢開始要求選舉工會代表，政治意識逐步提高。雖然目前罷工仍未提出打倒獨裁專政的政治訴求，一來是八九六四的陰霾尚未完全驅散，群眾避免全面鎮壓，二來是欠缺一個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工人的思想。

泛民與雙學認為，在雨傘革命中提出打倒中共的口號，會扼殺與政府的談判空間，甚至挑起中共鎮壓。因此，他們強調，雨傘運動的目的只是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實現真普選。所以，在10月中學聯發表的《致習近平公開信》裡，他們表示爭取民主“不代表奪權”。可是，中共必然視香港普選為大敵，並不會因為幾句好話而釋出善意。

基本法不是講好“高度自治”嗎?

十多年來，中共持續加大對香港的箝制，收窄香港的民主空間，長遠目標是完全收復香港這個反抗基地。所以，尤其在習近平統治的時代裡，香港的民主運動並沒有中間路線可走。中共不會進行民主改革，所以要麽民主運動成功打倒中共，要麽香港也會走向專制，沒有中間路線可走。

在主權移交時，泛民主派寄望中共遵守承諾，讓香港高度自治。泛民老大司徒華就曾經預言，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會逐步體制內改革，香港普選也指日可待，但這一幻想只是一再落空。近年中共正在走截然相反的道路。

就像台灣，即使實際上已經是獨立國體，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台資為了商機還是會為中共當“買辦”，加強對台灣經濟的控制。長遠來說，特別是國民黨希望與中共合作營商，必然會盡力配合中共，削弱台灣的民主權利，在太陽花運動裡就可見一斑。因此，只有推翻中共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折損獨裁者的子彈和銀彈。

第二點就是社會主義者未來的任務，我們在中港台建立的組織，將為未來推翻中共的革命作好準備。

訪問佔鍾留守者：為什麽堅持至最後？

12月9日，佔領運動進入第74天，自從旺角佔領區被清場後，只剩下金鐘和銅鑼灣的佔領區。清場的聲音甚囂塵上，社義行動記者訪問一下佔領人士的看法。

從事貿易行業，曾小姐回憶起催淚彈的一幕，仍感相當震撼：“我是自從警方在9月28日發放催淚彈後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雖然我不是每晚都留守，但我仍然盡我一分綿力。”

金鐘已頒佈臨時禁制令，面對清場在即，曾小姐表示會留守到底，但也對佔領運動作出反思：“我對現時佔領的方向也抱有疑問，感覺對政府影響效力不大，所以我會支持其他不合作運動、例如罷交稅、罷工、罷課等等，因為可以影響到既得利益者，但具體操作仍是其次，最重要是令社會多認識為何要抗爭。”

曾小姐認為，無線亞視等媒體很多的新聞偏向建制，政府在輿論戰方面一直也是佔有優勢。“我認為可以做的，就是儘量與身邊朋友多點解釋真普選，多些參與社會上的抗爭，例如參與街站的宣傳。我認為經過今次佔領行動後，整體香港人的意識也大大提高，例如警察與黑社會勾結、濫用暴力、梁振英不斷抹黑運動等。”

運動策略方面，曾小姐認為現時運動里有一些採取較溫和方式與採取激進方式的不同派別人士，而沒有渠道商討決策。政府強硬，是因為背後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但支持民主者不應灰心，期望未來會有更大的運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走出來。

另一位留守金鐘人士叫Tony，是動畫設計師。他回億起兩個半月前的情境：“我是由9月27日開始參加佔領運動的，當時是因為8‧31人大落閘令我感到不滿。”

Tony 對金鐘快要被清場，他會考慮回到佔領區守護，但會盡力避免被捕。他對現時佔領運動感到不樂觀，原因是未能找到方向。“我認為佔領欠缺力量，影響不到政府，但可幸的是運動成功揭示了政府的不民主。政府態度強硬，甚至動用警察暴力攻擊示威者，可恨的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及警方的高層都不斷製造謊言、抹黑示威者暴力。”

對香港的前景，Tony 認為香港發展是一個完全單一的模式，例如一切以大財團利益為先、小巿民生活越來越艱苦。“例如觀塘的密集工廠區，有大大小小的藝術工作室，藝術家們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個生存的空間，但可惜現時租金不斷上漲，甚至工廠區被收購後改建成酒店，酒店房價起碼也要二千元一晚，可想而知大財團的霸權將多少弱勢人士推向社會邊緣。” 冷冷的風吹過空曠的佔領區，帳篷顯然抵擋不了寒風侵襲，但佔領者的心從未冰冷下來，仍然聚精匯神地堅守崗位。

奶粉供應短缺－供應商為罪魁禍首

近日，香港奶粉供應短缺，離奇現象令全城鬨動，不少藥房和超市掛上“無貨”的告示。事實上，被搶購一空的是多款熱賣的大品牌（又稱“配方奶粉”）。熱賣品牌的奶粉價格迅速飆升，香港父母既困惑又忿怒。這並非離奇，而是中港資本融合的必然現象，繼房屋與醫療成為“產業化”的目標後，連嬰孩的生活必需品都無倖免，淪為中港外資本家的投機工具。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的“自由市場”，但因為眾怒難犯，被迫推出治標不治本且沒長期效果的政策 – 限制每人帶兩罐奶粉出境。此外，政府更動用公帑設立訂購熱線，倒過來幫助製造災難的罪魁禍首。

市場失衡有眾多原因，其中之一是零八年三聚氰胺的毒奶粉災難，令內地消費者對國內奶粉信心盡失，而冒牌假貨在內地盛行，消費者也不願購買內地貨架上的進口奶粉。因此，中國內地的中上階層有消費力，自然南下或網上辦貨，設法直接購買境外的洋奶粉希望趨吉避凶（但“洋奶粉”也不安全），底層工農的下一代則要繼續冒險吃大頭奶粉，甚至更劣質的嬰孩食品。2012年中國內地出生人口為2,000萬，龐大的市場令奶粉商磨拳擦掌。據近日媒體報導，去年香港本地奶粉出售量比6年前激增約4.5倍，但同期香港嬰兒出生率只增加約1.3倍。

右翼民粹派（如陳雲之流）伺機煽動反內地人的族群仇恨，以反政府的修辭吸納憤怒和困惑的群眾，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內地人越境走私，講成要將自主權“從大陸人手上奪回來”。陳雲甚至公開發表法西斯傾向的論調，表示“一場族群鬥爭不可避免”。同時，可笑的是，這群“港獨派”和“自治派”最近在網上呼籲聯署向美國總統申訴奶粉短缺問題，美國奶粉商在最近事件中發了災難財，試問服務美國資本家的奧巴馬政府又怎會出手營救？激化中港兩地人民的對立，將群眾對奶粉商惡行的視線轉移開去，又散佈對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幻想，只令資本家坐享其成。

最大贏家 – 奶粉商

奶粉荒成為最大贏家，供應商恃財團勢力幕後操控供應，化嬰孩生活必需品為投機工具，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從而抬高價格牟利。美國奶粉品牌美贊臣，2012年第四季純利為10.46億元， 比前年同期上升57%，創下零九年二月上市以來最大漲幅。該公司2012年全年純利升19%至47億元。

六大奶粉商市佔率逾九成，要操控市場供應實為易如反掌。近日最大的幾間供應商被揭發“綑綁式銷售”，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的初生嬰兒奶粉需求量最大，但供應商要求藥房綑綁式訂購同樣數量的1至4號奶粉，不容許他們只訂購需求較大的初生嬰兒奶粉。奶粉商又減少供應至小型藥房，主力供應至售價較高的壟斷超市，甚至威迫藥房要以“建議售價”出售，否則截斷供應。

內地的嬰兒食品市場2011年達到60億美元的規模，有美資行更預期3年後會倍增至120億美元。在自由行政策推出後，奶粉商看準內地出生率高的龐大市場，開始大幅增加廣告費。美贊臣在2010年年末時，每月的廣告費用幾近2,000萬。2012年，各大奶粉商的總廣告費用達16億元。

現時市面上被搶購一空的，只屬於幾個“配方奶”品牌。這些品牌的公司斥資巨額大賣廣告，吹噓奶粉的營養價值，例如廣告經常宣傳DHA和Choline有助兒童腦部發展，但事實上這並無科學証實，實際作用鮮為人知。近日，愈來愈多醫生指出各品牌的奶粉其實大同小異。政府不敢冒犯奶粉商利益，對廣告的監督蕩然無存，“洗腦”廣告在大氣電波天天傳播，務求將家長的擔憂化成賺錢的機會。

水貨客由集團操控

水貨奶粉在內地大有市場，因為不僅國內品牌奶粉不安全，內地零售店的進口奶粉也充斥著冒牌貨，貨源來自香港的水貨反而更有保證。通過水貨客直接搬運奶粉，可以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和轉售貨品的增值稅，價值貨品買賣差價的17%，水貨集團因而有利可圖。香港每月入口約400萬罐奶粉，本地嬰兒每月消耗約60至70萬罐，即是每月約300萬罐奶粉經香港轉出口，按水貨奶粉每罐利潤200元計算，即是水貨市場每月利潤高達6億元。

事實上，水貨客有六成是香港人，四成是內地人，右翼民粹派宣傳“水貨客都是內地”以煽動族群仇恨，但事實上沒有中港兩地的資源和人脈，水貨集團根本不得以經營。有報章揭發香港超市的經理有限制面市的供應，以確保水貨客有穩定的供應量；也有業主將單位屋苑單位改為貨倉，出租給水貨客牟利。

這行業能夠興起，本身反映著中港兩地之間、中國大陸以內和香港以內的貧富差距的問題。水貨集團聘請退休老人在店外排隊搶購，香港三名老人有一名活在貧窮線下，而內地工人的工資被瘋狂壓榨，加上拖欠工資問題蔓延全國，走水貨一趟雖然只有70-200元的報酬，但對內地工人來說已是相對高的收入。

任何限制邊境人口進出的措施並不能解決跨境資本流動所帶來的問題。只要內地人對進口奶粉的需求仍然不得以滿足，加強邊境機關的鎮壓，只會令水貨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手段鋌而走險，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治安問題。收緊入境的措施除了激化地域矛盾，造成族群歧視外，就是一事無成。水貨客是奶粉投機下的產物，要消滅投機的根源，必須將奶粉供應商公有化，置於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民主監督和管理。這才能阻止水貨集團的投機。

“洋奶粉”就安全嗎？

在毒奶粉的陰霾下，內地人對洋奶粉趨之若鶩。2011年中國進口奶粉的進口額達25億1000萬美元，排名前三的奶粉進口國分別是紐西蘭、澳洲與新加坡。事實上，在全球化的經濟下， 奶粉供應鏈往往一環扣一環，為了節省成本，進口奶粉的奶源供應很多時都是來自中國公司，而在中國由於缺乏食品安全監管。洋奶的品牌不過是資本主義下的一種掩眼法。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時，恆天然乳品集團（Fonterra）就是三鹿集團的第二大股東。旗下的兩個奶粉品牌安怡和安滿也由三鹿經營、部分奶源由三鹿供應，但在當時退出中國市場的一年後，在零九年八月又再度重新在中國銷售。可見，中資和外資企，所謂洋奶粉較安全的品牌效應，實際上只是廣告效應作祟。

恆天然佔全球近40%左右的乳品交易，其乳製品近日被檢測出有雙氰胺的殘留，在事發後仍拒絕披露所供應的乳品企業，又不承認事件涉及食品安全問題。內地民眾對紐西蘭的奶粉愈來愈不信任。

消滅奶粉投機，改善育嬰條件

極右本土派將奶粉荒問題歸咎於“大陸人搶資源”，掩蓋背後資本家投機的根本問題。

奶粉的進口公營化，由中港兩地的消費者代表、母親代表和醫護人員民主選舉產生，除了嚴格監督奶粉廣告的失實，也要確保公布現時奶粉的真確資訊，並禁止零至36星期的奶粉賣廣告。消費者需要成立民主監督委員會，調查奶粉商操控供應和推高價格的情況，阻止通過兩地差價進行投機。

現時香港公營醫療對母乳餵哺的支援不足，令不少母親在開始不久後被迫放棄。私家醫院與奶粉商的利益關係千絲萬褸，因而多數不鼓勵母乳餵哺。所以，香港母乳餵哺率偏低，嬰兒以純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的比率只有15%。母乳含200多種營養，比奶粉（含70多種營養）更為天然和優質，政府應該創造良好的條件，包括加大宣傳教育母乳餵哺乳、建設大量公共哺乳室，以鼓勵母乳餵哺以逐步取代奶粉。

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北歐等都有母乳庫的成立，儲存母親們捐贈的母乳給予有需要的母親。香港的公立醫院應該向不適合哺乳的母親免費供應奶粉，更應逐步成立乳庫供應健康的母乳。

婦女產假香港孕婦產假僅有10星期，瑞典與香港財富收入差不多，但父母可共享16個月產假，可謂天壤之別。香港男士沒有有薪侍產假，令孕婦身心壓力倍增，影響產後分泌乳汁的能力。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改善勞動條件，包括8小時工作制、女性16個月有薪產假、男士有薪侍產假七天，減輕產子帶來的壓力，讓婦女有健康的身體哺人乳。

內地食品安全是問題關鍵，只有食品供應商民主公有，置於人民民主監督底下，才可以取代官僚貪污和資本家牟利的現狀。毒奶粉事件和香港奶粉荒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控制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關綜聯遊行：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

1月11日，“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簡稱關綜聯）發起遊行，在施政報告出爐前表達“保基層，反壟斷，反官商勾結”的訴求。主辦單位不滿政府扶貧無效，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要求當局制訂有效及公平的長遠財富分配。遊行有16個團體支持，近百人參與，由灣仔修頓球瑒出發，遊行至政府總部門外。

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將於本周三（14日）發表，政府一直不能對貧窮問題採取有效的施政，上年施政報告設立“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也只是動用每年30億的公帑，資助少且條件嚴苛，還要在2015年下旬才正式接受申請。

我們記者在遊行途中訪問了陳女士，她一手推著女兒的嬰兒車，一手系著兩名兒子。她是內地移民，來港生活了7年。當問到她為何參加遊行時，她表示“政府應該加大低收入家庭生活的資助”。陳女士來港後，居於上水狹窄的劏房達4年之久，其後終於成功入住公屋，但生活仍是足襟見襯。

“我要照顧三個子女，沒工作，試過找托兒服務，但一直也沒有空缺。我先生也是從大陸過來香港，當雜工，月薪只有12,000元。我自己教育程度不高，本來來香港讓子女受更好的教育，但可惜在港教育開支高昂，幼稚園沒有資助，政府講過15年免費教育，但一直迴避承諾。”

陳女士沒有太大期望脫貧，因為她一直是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出來巿區走走，對於她和子女們是難得的機會，她表示曾因為子女在校遺失校服而大動肝火，因為各項書薄費也要每名子女約一千元，還有每個子女每月$850的補習費，沒有錢讀幼稚園又會犯法，經濟上的折磨令家庭產生更多糾紛。

“我沒有任何娛樂，家裡所有的錢也用作購買食物、生活費，並給丈夫作為交通費。他是家庭的唯一支柱。現時電費、水費和房租又加價，但反而一些生活津貼如房屋津貼、電費補貼正在不斷削減，生活沒有曙光。在4年前最艱苦的時間裡，我曾有輕生的念頭，更患上了抑鬱症，幸好有其他媽媽扶持，才捱至今天。”陳小姐的經歷只是冰山一角，今天港府的扶貧方案到喉不到肺，還厚顏吹噓扶貧政策有成果。

社會主義行動在遊行里舉起“立即落實全民退保，廢除強積金，權力歸於勞動者”的橫額。我們的發言者Jaco反對政府花500億搞自願醫保計劃，這等同用公帑補貼保險業。而政府對待殘疾人士和難民這些社會最邊緣人士也極為苛刻。要真正解決貧窮，必須政府必須加大公營開支，將社會福利訴求連繫至民主抗爭，將銀行及大企業民主公有化，打破商家操控經濟的亂局，才能讓窮人有公權力合理分配資源。

施政報告假扶貧

施政報告出爐，梁振英早前敲鑼打鼓，四處叫囂扶貧有效，卻被發現搬弄數字，文過飾非。事實上，去年香港貧窮人口仍有133萬，每7人就有一人是貧窮。今年港府的施政報告並沒有帶來新希望。梁振英施政依循自由市場的教條，私有化政策大行其道，擴大公營部門則要小心翼翼。如此，今屆施政報告就一如既往了無新意。香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中心點，大商家把持整個政治和經濟生殺權，整個制度必為金融體系服務。資本利得稅率極底（16.5%），工資受嚴重壓榨（今年最低工資$32.5），房屋全球最難負擔，這是所謂“自由經濟”。

“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

正值施政報告發表前，港府委任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振彬在電視訪問中直指，大學生畢業申請公屋是“放棄自己”。陳振彬並於早前占領運動期間建議舉辦多個青年舞會，讓青年宣泄精力，便不會“上街搗亂”。可見，激發年輕人抗爭的是社會矛盾和經濟問題，但政府卻對其視若無睹，何其脫節！

政府打算興建“廉價居屋”，即將新建成的公屋以市價五折出售，協助公屋戶置業。但這是糖衣毒約，如果計劃的廉價居屋數量小，就根本無助年輕人和基層置業；如果廉價居屋興建數量多，則等同動用大量公帑擴大私人房產市場，推高樓價。二手居屋投入市場後，價格正在不斷攀升。政府數字又顯示，由前年八月至去年六月，居屋二手市場樓價上升三成半，比私樓升幅更高。

港府向來以為穩住中產民心就可以解決香港社會矛盾，然後可以繼續無視水深火熱的底層民眾。香港有8.64萬劏房戶，不少尺租比豪宅更貴。但是，政府斷然拒絕恢復租金管制，恐惶違反市場信條。

退休保障要入息審查

政府在施政報告中表明會預留500億成立養老基金，但將會設立資產審查。梁振英推行的長者生活津貼（每月$2,285）的資產上限為18萬元，未來所謂“退休保障”的條件將更為苛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再重覆“財政赤字”、“誰來付鈔”等陳腔濫調，說到底，政府害怕威脅到強積金公司的利益。

國教復活　學店狂賺

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甚至組織解放軍夏令營的參加者成立制服團體，種種政策與宣揚愛國主義不無關係。據《明報》最近報道，有政府中人承認，政府正在低調推動國民教育。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最近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梁振英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的民族自決論，惹來白色恐怖的質疑。

政治壓迫以外還有經濟壓迫。香港各大學學費年年上升，令香港大學畢業生平均欠學債10.9萬元。但最近港府消息透露，八大院校的附屬公司總盈餘高達42億，其中中文大學附屬社區學院盈餘更達15億。施政報告呼籲八大院校回饋學生，但卻沒有任何實質措施。這是政府多年來推動教育商品化造成的惡果。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今年施政報告假扶貧。經濟壓迫已激起怨憤，只欠一個平台讓香港工人和窮人以行動表態。呼籲工人加入工會，建立工人階級群眾政黨是當前重要的任務。

立即落實八小時工作制，立即實行全民退保
提高最低工資至$45元，跟隨通漲升幅
八大院校全數退回盈餘，用作公共教育經費；教育全面公營，全民免費
恢復租金管制，每年興建公屋5萬間
民主公有化銀行、地產商等大企業，由工人民主管控

英國為香港假普選方案背書

經過去年秋天的雨傘革命，相信全世界大部分人都認識到香港的“民主”只是謊言，但香港的前宗主國英國政府卻屬於冥頑不靈的少數。

在倫敦國會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聲明中，英國外交部宣稱2017年的伊朗式選舉方案（當中只允許三名經篩選的候選人參加）能為香港選民提供一個“真正的的選擇”。這可能是自貝利雅聲稱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以後，英國國會最大的ㄧ個謊言。外交部次長施威爾（Hugo Swire）承認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但縱使如此，他仍然呼籲泛民不要否決政改方案。施威爾向委員會稱：“總好過什麼都沒有”。與施威爾同為保守黨政客的巴倫（John Baron）亦稱外交部的立場好像“刻意地模糊掉”。

應聲蟲

施威爾和英政府的言論將會使香港的建制派歡喜若狂，他們會視其為重申自己的論點。這些言論，加上一份即將公布的報告中，提到英政府認同香港警察在79日占領運動中的處理手法，無疑會觸怒許多香港的民運分子。特別是那些對英國當局存有幻想的“歸英派”，他們誤以為英國是香港民主抗爭的盟友。在雨傘革命的尾聲期間，有些受受本土派思想感染的青年甚至於十二月在英國領事館外發起了一場占領行動，呼籲英國政府採取強硬的立場。如今外交部已經作出了回覆。

英國在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從中國手上奪得香港，當年的戰事就是為了捍衛英國商人向中國民眾販毒的“自由”。直至1930年代英國和各列強的海軍，都在長江自由進出。風水輪流轉，今天中國的經濟實力拋離英國，中國更拒絕了一個英國議會代表團在十二月一日到訪香港。該代表團計劃檢視中英在1984年簽訂的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英國方面及後並沒有就這個事件向中方發出任何外交抗議，甚至乎一封發給駐倫敦大使的抗議信也沒有。不過，外交部卻否認向北京跪下。“我不認同我們以任何形式向中國政府叩頭。”施威爾向國會說。

在商言商

最近，《明報》報導一份政府內部文件顯示，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英國當局即場帶商界訪問團招商，來順便締結有關向中國出口核能科技和武器的協議。但這在當時的港督反對下擱置，理由是這“太過明顯”了。

卡梅倫政府幾乎沒有掩飾自己迫切尋求增加與中國的經貿投資。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於2014年增加了28%，與此同時來自歐盟的總投資下降了5.3%。事實上，根據《電訊報》（一月19日）的報導，英國在華投資會於未來五年翻四倍。反過來，中國公司現控有北海油田、希斯路機場和曼切斯特機場、谷麥生產商Weetabix 以及連鎖餐廳Pizza Express的股權。中英政府於去年六月簽署了價值3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並包括銀行、鐵路和核能產業的中國投資。“我認為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幾個字來總結：增加對中國的貿易。”這是民主黨元老李柱銘的話。

警察反應“恰如其分”

英國政府對於十二月被拒入境事件（英國公民入境香港本不須簽證）的懦弱回應，並接續支持北京的偽民主選舉方案，清楚地反映了它對雨傘革命所抱有的立場。同樣，大家並不驚訝其在即將公布的報告《英國外交部關於香港的半年度報告，2015年一月》（Half-yearly report from British Foreign Office on Hong Kong, January 2015）中為梁振英政府背書，並指警方的“反應恰如其分”。畢竟就是英國向香港警察出售催淚彈的！但是，這些外交措辭正好駁斥了中國官媒對於雨傘革命和其民主訴求是“西方顏色革命”的指控。

縱使卡梅倫政府矢口否認，但最近又再向中共專制叩頭的一個關鍵原因，就是習近平計劃將於今年訪問倫敦。上一次中國最高領導人參訪英國，就已經是2005年的胡錦濤了。當時中國還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英國排在第四；如今中國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一些其他機構甚至將其排在第一），而英國則跌至第六。當北京承諾加大金融體制的自由化，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化之際，英國資本家已迫不及待，要求將倫敦變成中國金融貿易的主要離岸中心。對於資本主義來說，這是十分重要的──比空談所謂“民主”更重要。

習近平向倫敦回禮

習近平即將到訪英國，顯然是獎勵卡梅倫政府的自我審查和馬屁工夫。“我認為習近平訪問英國的部份原因，是北京對英國就香港占中問題的反應沒有太不高興。”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者陳志敏指出。在2012年五月，卡梅倫在倫敦接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引起了與北京之間長達18個月的外交冷戰。自此以後，英國政府便對商貿合約虎視眈眈，並小心翼翼避免觸怒中共政權。

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反駁北京的“顏色革命”抹黑，並指出這只是專制當局掩飾自己與西方資本主義政府之間密切的政經關係。同樣，我們警告過，若香港及中國的民主運動對卡梅倫等西方資本主義和右翼反工人的政府抱有幻想的話，只會有災難性後果。若要成功，反抗獨裁的鬥爭需要是世界性的，反對滿口謊言的資產階級菁英，並聯合起中國以至全球的基層青年和勞動者。

錦上路鐵皮屋發生火警　一名難民喪生

1月29日早上10時半，元朗錦上路吳家村一貧民窟發生一宗火警，導致一名33歲斯里蘭卡難民男子Sivarasa Sivatharan死亡。

貧民窟約有30名難民居住，土地本身是非法豬場和農地改建而成，環境極度惡劣。房屋由鐵皮砌成，以劏房形式分租，環境擠迫，欠缺安全的防火規格，發生火警時容易造成傷亡。火警發生時，就有三間這些鐵皮屋被燒著。

政府、社會福利署、保安局一直漠視難民的基本住屋需要。社會福利署將服務外判給“國際社會服務社”（ISS），服務差劣，惹來激烈批評。這次發生火警的房屋，就是由ISS安排難民入住的。

我們深切哀悼這名死難者，並且強烈譴責港府及ISS無視難民的住屋安全，導致今次的慘劇發生。我們支持難民的抗爭，反對不人道的難民政策。

訪問城巴司機：職場裡的委屈與壓力

2015年1月2日中午，社會主義行動在深水埗街站宣傳時，遇到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城巴司機阿趙（化名），於是約了他作一個訪問。這天他受訪時，剛完成了大廈立案法團的義工工作。他在城巴工作已經快踏入第13個年頭。阿趙也許只是個生活平淡的工人，但從他的言談里卻最能體會基層在今天社會受到的委屈。

訪問者：麗芬（社會主義行動）

受訪者：阿趙（城巴司機）

麗：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

趙：我現年 54歲，已經做了城巴司機差不多13年，我是一個有五名子女的父親。我是1997年後入行，之前是駕駛“拖頭”，我是70年代來香港的，已經在香港超過40年。

麗：你對於城巴的工作有什麼評語？

趙：公司的福利和薪金制度令同事之間產生摩擦。我是1997年後入職，屬於“新制”，當時我的底薪是7,074元。13年後今天的底薪也只是調升至11,000元。我超時工作一小時只有70元，而舊制度的司機卻有100元，新入行司機更只有60幾元。底薪內亦有“跳分”制度，同事每做滿一年得一分，每一分是170元，換句話說我的底薪是經過3次“跳分”，但舊制同事卻有10次“跳分”機會，新入行的司機雖然開始底薪只有大約9,400元，但他們反而有5次“跳分”，所以他們的底薪可以比我更多。福利方面，“舊制”司機可享24次看醫生的福利，但我只有10次，令同事之間產生矛盾。另外，雖然薪金差不多每年都會調升，但非常緩慢，每年我只有數百元的升幅。

麗：你在城巴工作有什麼壓力？

趙：我們只靠底薪並不足夠生活，我們還有一部分工資是稱作 “酬金”，包括在司機在路上的安全獎、城巴專利獎、總共大約是3,200元，但這是要建基於司機工作的質素之上，所以如果表現良好，我總工資大約會有14,000元。“酬金”是非常重要，但是公司卻要將它連結至我們的福利，例如我如果身體不適要請病假，公司會扣減“酬金”，現在社會怨氣越來越重，乘客很輕易會投訴司機服務，或有交通意外，扣減“酬金”之餘，司機更可能要入獄，令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現在物價上漲，普通午飯也是40元，幸好自己不需要“供樓”，否則負擔更大。

麗：你在城巴服務多年，你對公司服務巿民有什麼看法？

趙：我認為公司不斷削減成本，令服務質素下降，犧牲的是巿民的安全。例如公司會要求驗身不合格，或快將退休的司機轉做兼職，就可以逃避驗身的成本。當巴士司機工時長，我年輕時也經常超時工作至每日15小時，但現在年紀大所以我回復每天工作8小時，反而現在會留給新入行的年青人，因為新入行的年輕人如每天工作12-13小時，他們可以每月有15,000元左右。但很多司機也捱病了，腸癌、鼻煙癌、肺癌也有，有些司機也因病死亡，也是因為公司限定1小時食飯時間，時間倉卒大家也變得飲食不太健康。現時有很多乘客投訴巴士 “脫班”變得越來越嚴重，在司機的角度看，問題是因為公司對巴士司機的保障不足，例如工作量過大、年輕人也不願入行。惡性偱環下，司機都寧願請病假也不願上班，導至“脫班”。

麗：之前發生“占領”事件，對司機有什麼影響？

趙：老實說“占領”事件對司機沒有什麼影響，因為流量被拖慢以至班次會刪減，工作量減少，司機反而更舒服了。但可能對某部份想超時工作的司機，公司會因應情況刪減班次，對他們來說可能賺少了。但我是支持民主的，因為現時社會氣氛變得暴躁，由董建華開始後到現在梁振英管治，不斷製造社會自相殘殺，政府刻意製造攻擊支持民主人士的言論，很難怪年青人出上街頭抗爭的。

香港：三萬人上街爭取民主

二月一日（星期日）的大遊行是自雨傘革命後首次大規模動員，主辦單位估計參與人數接近13,000人。人群中泛起一片黃傘之海，遊行很大程度上是表達不曾遺忘去年79天的占領運動。

傳統的元旦遊行推遲，變成今次的二一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主辦，口號是“自己香港自己救，自己政府自己揀”，以及 “不要假民主，我要真普選”。雖然占領似乎不會這麼快就再次爆發，但警方就如驚弓之鳥，部署了二千警力在場戒備，唯恐會有新一輪占領行動發生。

雨傘運動後可以見到政府的立場強硬起來，提出一系列的計劃，企圖打壓民主訴求。由從重推國民教育，到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大會裡斥責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倡議“港獨”。這些做法伴隨著中共獨裁者在背後持續施加的壓力，他們聲稱“國家安全”受到香港的民主訴求威脅。

最不祥的是，北京與香港政客多次發表重推《基本法》廿三條《維護國家安全法》的言論。最近，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就在立法會宣稱“外國勢力”正在干預香港，2003年時任保安局局長的她曾推動廿三條立法，因為大規模反對而失敗告終。她正在主張廿三條的強化版，包括禁制所有與外國組織有聯繫的政治團體。

建制派加強反擊，也令資產階級泛民領袖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是在測試一下泛民否決政改方案的決心。在八月份，當人大常委頒布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篩選規則後，泛民主派表現得堅決反對這伊朗式的假普選。但是，最近北京與香港政府對於泛民在壓力下轉馱，抱有更有希望。只要四名泛民陣營人士轉馱，就足以令人大的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內部分裂和矛盾

從星期日的遊行，可見群眾持續反對北京的假普選。但同時，與雨傘運動相比之下，遊行人士明顯以年長一輩居多，這標誌著香港民主運動內部政治矛盾和分歧。很多年青人可能感到今次只徒具象徵意義，與重建群眾鬥爭和行動升級沒有關係，而似乎決定不參與這次遊行，。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雨傘運動是一場歷史性的鬥爭，但由於運動的綱領極為有限，提倡改良而非革命，令運動受到挫折，無法迫使政府妥協，之後內部的政治分歧就越來越尖銳。可逐步改革獨裁體制而贏得民主──這信仰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運動內部底層（尤其是年輕人）對泛民領袖越來越抱有懷疑，但他們對運動的影響仍然揮之不去。

2月1日的遊行由泛民主派及“占中三子”所主導，但在雨傘運動里的占重要地位的青年與學生組織，在遊行里卻顯得較為低調，可能代表著他們對老一輩的不滿。

“占中三子”戴耀庭、陳健民和朱耀明帶頭遊行。但雨傘運動的爆發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和平占中始終躲在後方，不斷呼籲與政府妥協，力勸占領者撤退。無論那時和現時也好，他們的思維反映了泛民政治領導害怕被更激進的勢力、思想以及鬥爭形式所取代。

左搖右擺的泛民

在幕後，泛民的右翼陣營已經瀰漫著新ㄧ輪的妥協氣氛。最近《南華早報》的ㄧ項民調顯示，過半受訪者希望泛民否決政府的政改方案（需要2/3議員通過）。政改方案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即47名）投贊成票方能通過，泛民控制了70席立會議席中的27席。否決後選舉制度會原地踏步，由鉅富壟斷的1,200人選委會欽點下屆特首。但寧願這樣，也不要為北京的“中國特色的普選”把戲抬轎。

雨傘運動造成的群眾壓力看來有下降的跡象，泛民上層顯然開始動搖起來，一些較直言的妥協派正在尋求“袋住先”的方法。在這個階段，這些舉動只是試探性的，但除非組織起群眾反抗，否則這可以令民主鬥爭再次被“溫和”泛民右翼所背叛。

最近，作為資訊科技界功能組別議員的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在《無線電視》的訪問中透露，如果北京承諾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的話，泛民則應該“袋住先”。此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迫使莫乃光在數小時內收回言論。他聲稱不是認為如果中央願意就此作出承諾。

不過，莫乃光的言論並非單一事件。另一位泛民功能組別的議員李國麟表示，他可能會支持政府方案。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同樣表明可能接受類似交易，以支持2017年伊朗式選舉來換取廢除功能組別。這所謂的“妥協”──將假普選合理化──是不可接受的。再者，中央很大可能不會兌現與泛民政客所提出的任何“妥協”，就好像2007年時所“承諾”的2017年普選那樣。

打倒獨裁體制！

功能組別確立了股票市場與資產階級在香港立法機關的權力，與親北京菁英的提委會是融為一體的。因此，在他們眼中，犧牲任何一方都會威脅另一方。這不代表功能組別不能廢除，但與香港政制的其他專制面貌一樣，是需要大規模群眾鬥爭與一個綱領才能掃除，而非拙劣地修補現存的不民主政制。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拒絕假民主，拒絕提名委員會，拒絕所有腐朽的妥協！
廢除功能組別！以真正民選的人民議會取代橡皮圖章立法會，新議會有實權向富人征重稅、消滅貧窮、落實體面的最低工資、逆轉私有化︳以及打破商賈鉅富的經濟束縛。
投票年齡限制降至16歲，包括外勞。
政治代表只領技術工人的薪金，將開支合理地公開受公眾審查。
建立民主行動委員會，建設運動內部民主，協調集體行動（強調罷課罷工），從而重建雨傘運動，聚凝爭取這些訴求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公有化銀行及大企業，置於全面民主管控，採取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唯一的手段去保障全面民主權利、保障就業職位、可負擔房屋，以及生活工資。
雨傘革命，今日香港，明日中國，打倒一黨專政！

百多名難民指控社福署為殺人兇手

二月六日中午時分，難民聯會率領百多名成員到灣仔社會福利署總部示威，抗議社福署無視在港難民的安全，多年來將難民服務外判，縱容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法及極不安全的房屋，導致上星期一名居住在錦上路八鄉吳家村鐵皮屋的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Lucky）被燒死。社會主義行動協辦這次遊行。

“SWD kills refugees!”（社福署殺害難民）、“Down down ISS！”（打倒國際社會服務社）、“Close the slums! Save our lifes!”（取締寮屋！拯救生命！）。示威者垂頭默哀一分鐘，然後要求社福署代表回應事件。當局人員如臨大敵，早於難民示威前鎖上辦公室所有出入口。

“是社福署殺了Lucky，政府從不在乎難民的生死！”難民聯會成員Raymond怒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也到場支持難民的抗爭：“寮屋被發現是違法的，但為什麽政府不在悲劇發生前執法？”社福署對難民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知情，卻置難民生死於不顧，在火災發生時，鐵皮屋溫度極高，加上每間屋住20-30人，環境擠迫、密不透風，又欠缺防火措施，令Lucky未能逃出生天。

“社福署為了逃避援助難民的責任，將援助服務外判予國際社會服務社。服務社只給予在港難民每月$1,500的房屋津貼，連最基本的安身之所都不能負擔。”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要求政府難民停止服務外判，由政府直接營辦，收歸使用者民主管控。

“Lucky這次悲劇令我覺得要更堅決走出來打倒ISS，他的死正證明了ISS的所作所為。政府很早便知道這些鐵皮屋是違法的，這些屋由農地改建，它們的結構根本不安全和不及規格，但政府無所作為。”居住在粉嶺鐵皮屋的難民Arif表示，他已居住在鐵皮屋超過兩年。ISS多年來不人道對待難民，包括分配難民入住元朗、坪輋一帶由豬場雞場改造的違法鐵皮屋。

“大約800-1000名難民住在鐵皮屋區，除了錦上路還有錦田、粉嶺、屯門泥圍等。在這次悲劇發生後，住在Lucky家附近的朋友們都很想搬走，他們不想住在鐵皮屋。我們要求政府增加難民的住屋開支，不只是現在的$1,500。”

來自埃及的難民Hanna要依賴拐仗走路，抱怨道：“ISS安排我入住佐敦一間很小的房間，那裡的洗手間的裝置極不安全，需要爬梯才可使用，我已經向ISS投訴過兩次，但沒有任何回應。最後在去年底，意外發生了，我跌倒了並跌傷了腳，要在廣華醫院留院三星期，ISS在得悉事件後才願意為我更換房屋！”

難民聯會要求政府立即取締違法寮屋，大幅增加難民住屋津貼，停止將難民服務外判。社福署公開指如果對待難民“太好”，會造成磁石效應吸引難民涌港，這態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政府種族主義的本質，歧視窮人，只為富人服務。政府的難民政策一日不改變，難民必定抗爭到底。

Erwiana案件勝訴　現在加強外傭權利鬥爭！

香港法院裁決雇主嚴重虐待罪成 

2月10日（星期二）將成為香港外傭反歧視、反虐待的持久鬥爭中重要的一日。法院裁決雇主羅允彤在20項罪名中有18項成立，持續八個月襲擊、虐待Erwiana Sulistyaningsih，並導致她挨餓。這事件被《時代雜誌》等主流媒體形容為“重大案例”。《每日電訊報》指出，Erwiana在香港可怕的經歷“激起了全球義憤”。

“我希望他們會開始像對待工人和人類航對待外勞，停止待我們如奴隸。”Erwiana在六個星期的審訊結尾中說道。

群眾示威

之前香港一連串數以千計外傭的示威，顯然爭取到社會上各界層的廣泛同情，向當局（包括司法制度）施加了壓力，揭露了香港不公義的外勞僱傭制度。

“這次勝利令我們很鼓舞。我們會運用今次的勝利來推動外勞權利的鬥爭。”亞洲移工協調會的Eman Villanueva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

很多人都認同有必要向港府加大施壓。

“今次的判決雖然很好，但可惜不會就此改變政府的種族歧視外傭的政策。”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表示：“‘僱傭同居限制’以及‘兩星期條例’就像南非以前的種族隔離政策，用來分隔和控制一批受超額剝削的工人。”

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指“外藉家務工雇主涉虐罪成，反映政府對外籍家務工無從保障”。在2013年，國際特赦組織譴責印尼外勞“奴隸般”的生活條件，控訴港府“不可寬恕”的無所作為。

Eman Villanueva很清楚香港外傭的大規模示威發揮了關鍵作用，他說：“若果沒有這場運動，政府只會無視這宗案件。正是這場運動令全港和國際社會留意到Erwiana案件，政府和法院因此被迫行動。”

“猶如囚犯”

從法院審訊可得知Erwiana受到其雇主可怕的對待。她曾被雇主打臉至牙齒脫落，被雇主用吸塵機塞進口裡令她嘴唇流血。她被迫挨餓，只允許吃小量的麵包和白飯，每晚只可睡四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指，Erwiana猶如羅允彤家中的“囚犯”。羅允彤曾威脅如果Erwiana報案的話，會殺害她的家人。控方指她的待遇就如“無薪資的奴隸”──Erwiana從未收過羅允彤的工資。法院裁決，羅允彤要向涉案三名傭工繳交共$28,000元欠薪。

香港總共有約32萬名外藉家庭勞工，有一半來自菲律賓，其他大部分來自印尼。近年，她們的力量愈來愈壯大，以高調的示威行動要求改革不公義的僱傭法例，也要求對中介公司採取行動。中介公司往往違法向工人收取高昂中介費，迫使她們成為債奴。

廢除“僱傭同居限制”

在“僱傭同居限制”條例下，外傭被迫與雇主同住。這條法例只是作為社會控制的工具，避免外傭獨立居住，在社會上紮根，從而增加她們經濟上的議價能力。“僱傭同居限制”剝奪了外傭的私隱權，而雇主同時為“房東”的情況下，她們更為脆弱。居住在工作地點不免令工時更難管制，令家傭受到壓力而工時極長。國際特赦的調查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天工作17小時。

裁判官胡雅文間接承認了這悲慘的現況：“說得好聽一點，她（Erwiana）猶如囚犯…她完全被孤立，故被長時間虐打亦沒有作出相應反抗，也不為外界所知。”

對香港大部分的外勞來說，雖然虐打和暴力並非尋常之事，但被孤立的感覺卻是普遍切實的。判詞本身就是廢除“僱傭同居限制”的有力論據。但相反，港府正在加強執行這條法例，在數星期前警方突擊檢查，打壓外出居住的外傭。

Eman Villanueva說道：“如果港府堅持現時的政策，只會有更多‘Erwiana’出現，更多虐打外傭的案件出現。”

港府無恥無極限。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健宗“歡迎”法院就Erwiana案的判決，說道：“這亦顯示出政府當局和法院亦高度重視保障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權益和他們的人身安全，這一點是重要的。”

工人並不期望港府會帶來任何“保障”，港府保障的只是商賈鉅富。今天法院重要的勝利一定要作為一個里程碑，在未來建立更有力的鬥爭以爭取外傭權利。外勞的鬥爭會作為所有工人團結鬥爭的一部分，對抗這個反工人的政府。

財政預算案向富人派糖

二月二十五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的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大家可能會感到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本雜誌評論2013年的預算案：“與過去的一模一樣，吝嗇得難以置信。”而這次同樣是照辦煮碗，所謂的一些“派糖”措施不過是庫房的九牛一毛而已。派糖只是包裝，用以掩飾預算案優惠富豪菁英的本質。

在發表財政預算案期間，曾俊華嘗試將經濟的放緩歸咎於去年的雨傘抗爭運動。去年政府所預計的GDP增長為3%，但實際增長只有2.3%。事實上，經濟正瀕臨衰退，而財爺對於今年的增長預測只有1-3%。中國越來越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隨時會海嘯航衝擊香港，並將重創金融及地產市場。

中國的“次按”放貸

隨著香港經濟“金融化”越來越猖獗，經濟危機越可能出現。香港經濟複制華爾街的那種高風險銀行產品，七年前就是這些玩意觸發美國經濟爆破。香港經濟上一次出現衰退（負增長）是於2008年，當時整個香港銀行的債務總值7萬億港元，但今天已經膨脹到26萬億港元，超過當年的三倍。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在這些借貸增長當中，對中國大陸企業的貸款佔了40%，相比2008年的時候只有10%。

這些對中國的借貸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高風險“次按”放貸，可以對整個香港的經濟造成衝擊。香港銀行的高度參與也令更易受到中國地產泡抹和壞帳的影響。因此，香港政府竭力累積盈餘，庫房儲備已快達到8,56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23個月的開支。政府要準備好注資拯救大富豪和投機者。

曾俊華在發表預算案時承認未來一年的經濟將會面對眾多挑戰，並指出歐洲和日本的通縮有可能使經濟進一步萎縮。他亦表示明白香港的社會衝突正在激進化，但是這份預算案卻沒有任何解決房屋問題、拉近貧富差距的政策，沒有措施能夠減低衝突。

五分四的資源到了中上階層手上

一些媒體稱曾俊華作了一百年八十度的轉變，他去年說過派糖和一次性紓困措施“將會成為歷史”。《英文虎報》甚至預測可能“背後有人指使”，暗示可能是梁振英在背後撰寫這份預算案，亦可能是為2017年選舉鋪路。

可是，對於有輿論將這份預算案形容為“慷慨”甚至“民粹”、“贏盡年輕人的掌聲”等，我們則完全感到摸不著頭腦。所謂340億的派糖措施，但實際上當中五分之四的金額皆是去到中產上層的群體，而基層群眾只分到剩餘的20%。

荒謬的是，在一片右翼民粹的浪潮下，有論調指新移民濫取綜援。事實上，在去年綜緩七年限制撤回後，領取綜援的總金額下跌了21億。領取綜援人士大部分是年老、傷殘、單親等社會最底層。而新移民領取綜援的百分比只是約5%，而且當中絕大部分都是18歲以下的兒童。“反政府”的本土派與建制派自由黨一氣連枝，將資源不足歸咎於新移民“搶福利”，煽動排外情緒。從這點就可見，本土派不過是建制的打手。

政府再次估錯盈餘，今年財政年度的盈餘估計為638億，遠超於曾俊華去年估計的91億。這些盈餘是香港工人的血汗裡擠出來的，主要透過高企的樓價向香港工人、小企業和消費者徵收間接稅。只有十分之一的盈餘會重新回到社會上的底層，而且只是透過一些沒長遠目標的舒困措施，例如公屋免租一個月及綜援三糧。

財政預算案簡介：

稅收：正如《南華早報》報道：“中等收入家庭繼續從增加子女免稅額和薪俸稅優惠中獲益，但低收入家庭什麽也沒有。根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料，額外援助沒有照顧到在職貧窮人士，因為這些月入二萬元或以下的家庭不用納稅。”

房屋： 沒有大改變，政府承認不能達到每年興建兩萬間房屋的目標。政府雖然實行所謂樓市加辣，價值七百萬元以下的自用物業，由過去的六至七成按揭成數，一律降至六成。

全民退休保障：曾俊華表明全民退保“不可持續”，因此不能落實。香港老人是最貧窮的一群，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下。

長者及殘疾人士照顧住宿服務：政府承諾增加1,200個照顧及康復服務的宿位。有些地區的殘疾人士要等10年才求得一宿，這根本完全不足夠
醫療設施：醫療開支增加至706億，比去年上升24%。但大部分增加的開支（100億）是用來注資自願醫保計劃，即“鼓勵”病人從公立醫院轉用私立醫院。

性暴力受害女性的個案上升

香港女性受性暴力對待的個案正在增加，響起了警號。性暴力或家庭暴力個案均有上升，而兩者之間是有關的。不論是肢體侵犯、性侵犯或精神侵犯，對女性的暴力都是關於“控制”的。我們身處不平等的階級社會，有著奴役女性的權力結構；女性被限於扮演妻子、母親的角色，受男性掌控。以家庭暴力為例，社會福利署的數字指出，自2012至2013年，家暴事件上升了40%，即2013年增加了3,800宗家庭暴力事件。在2014年所有報案的暴力事件中，80%的受害人為女性。

性暴力案件整體上亦在增加。社署在2013年接獲的首次呈報性暴力個案有680宗，而2014年首九個月更接獲874宗，超過2013年的總和。真實的數字遠遠更為驚人，很多受害人懼怕“責備受害者”或遭到社會標籤等的原因不敢舉報。

特定群體

性暴力也影響到性小眾中的女性。一個LGBTQ團體指出，上述的官方性暴力統計並不包括受到性暴力對待的性小眾。他們曾向社署要求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協助，但這些案件並不被紀錄為性暴力個案。

一名跨性別的青年被家人趕走而無家可歸，也找不到任何協助，因為香港的庇護中心一聽到她是跨性別人士，都立即掛斷電話，或表示中心只接收女性。家庭暴力案件也不包括性小眾的受害人，因為前線的工作人員都沒有受過足夠的訓練處理性小眾的案件。

在智障人士中，針對女性的暴力數字也大幅上升，智障女性被性侵的個案自2007至2014年上升了40%。在這些案件當中，95%是女性，73%未成年。東華三院轄下芷若園指出，輕度智障的女性思想單純、容易受騙，遭到性侵犯亦不知道。可是，社會對智障人士的性教育不足、傳統家長禁制智障人士接受性教育，也間接令這些女性處於容易受害的位置。資本主義社會要竭力控制女人的性自主，無法提供正確的性教育，包括教導女性（及男性）何謂健康、互相尊重的關係，何謂侵犯性行為。

這也是香港青年的一個問題。關注少女及兩性平權議題的機構Miss Alpha就年輕情侶戀愛期間的暴力態度進行調查，發現58%青年指曾遭另一半影響正常社交活動，38%受訪者曾遭伴侶企圖操控，12%人更被對方強行愛撫或性行為，涉遭非禮或強姦，當中一人更是十六歲以下少年，12%人曾被肢體暴力對待。同一份調查指出，社會中對“約會強姦”、在關係中被伴侶暴力對待等的意識非常缺乏，加上一些受害者沒有觀念，令不少人受到傷害亦不自知。

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

新自由主義對整體公共服務的打擊，令香港缺乏足夠的社會服務提供給女性，例如女性庇護中心的短缺，令女性要尋求安全的居所非常困難。香港現時只有五間女性庇護中心，三間由非政府機構營運，政府沒有提供公共的服務中心。所有中心加起來只有260個宿位，完全供不應求。一些庇護中心更缺乏托兒服務，一些有其他限制如煮食的時間限制等，令入住的女性生活非常不便。以現存的組織架構，女性庇護中心缺乏足夠的支援，中心不會協助受害人處理如托兒、申請公屋、綜援或離婚等事宜，反映建立一站式服務中心的需要。不同的婦女團體也批評，缺乏一站式的性暴力部門，迫使受害者必須到不同的部門，一次又一次重覆自己受害的經歷。

總結

性暴力受害女性上升，反映需要加強抗爭的力度來提高社會關注，並向政府施壓，要求更多資源。需要結束保守及有害的社會態度，如為“保護”青年和智障人士而不向他們提供足夠的性教育、責備受害者等的觀念。對性小眾的保守態度也令受害者不能提供應有的協助。同時，我們必須加強鬥爭，為女性和其孩子爭取更多的經濟資源，讓她們脫離受虐的環境。提供足夠的庇護中心宿位，成立處理性暴力的部門，以一站式的社會服務提供協助。這一切對女性反抗性暴力運動中都至關重要。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

對女性的壓迫，由職場歧視到媒體廣告的性別歧視和暴力，根植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中。世界上70%的貧窮人口都是女性。即使在如香港這樣的“富裕城市”里，右翼的建制派政客、大媒體、以至國家機器—高級法官及警司—都在灌輸保守的意思來強化性別的壓迫（如認為女性要避免被強姦就不要飲醉酒！），目的是限制女性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者反抗這些思想和態度，並為加大公共服務如全民托兒服務、老人服務等而抗爭，從而減低女性的負擔。我們支持法律改革的抗爭，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連繫至與資本主義完全決裂的必要。我們為社會主義政策而抗爭——民主控制經濟——為女性完全解放建立重要的基礎。

各大院校出現退聯潮

香港大學通過退出學聯決議後，學聯面臨分裂的危機。各大院校成立了退聯關注組，無疑反映本土派勢力日增。本土派學生策動退聯，只求譁眾取寵，但卻沒信心爭取學生支持自己的右翼和種族主義綱領，因此採取只破不立的手法。

退聯並不會將學生會的民主化，也不會強化學運的力量，反而只會令民主運動更為零碎化，組織更為困難。

但普遍學生之所以大力批評學聯，並不只是因為本土派的影響，而是對學聯官僚體制的不滿一早存在。因此，有必要將對學聯的真誠批判與本土派譁眾取寵的技倆分開來看。學生在民主運動中地位崇高，退聯事件提出的問題相當重要：如何避免學運分裂，同時改變學生會架構和領導層的不民主，要建設戰鬥性學運。

香港大學舉行退出學聯的公投，結果為2,522票贊成，2,278票反對，1,293票棄權，以224票之差通過退聯。事件引起連鎖效應，嶺南大學也有同學成立了退聯關注組，將於三月初舉行退聯公投。而浸大、理大都有學生成立退聯關注組，中大的“本土學社”亦表示或於下月發起退聯公投。

退聯關注組的學生主要本土派思想影響，其中嶺大退聯關注組的周韋樂就是熱血公民成員。各大院校的學生會都愈來愈受本土派的意識形態影響。嶺大三年級生的余同學就向筆者表示，新一屆的嶺大學生會就有很多本土派分子，提出“中港區隔”、“香港獨立建國”等右翼民粹思想。他們利用退聯議題為自己造勢。但支持退聯的學生只有少數是明確的本土派，多數是泛泛不滿學生會的官僚體制。我們一定要將兩者區分。

學聯雖然承諾會進行“體制內改革”，但沒有實際方案。兩方都沒有將背後的政治鬥爭放在枱上公開辯論，而只集中在於繁複的技術性問題。沒有人提出戰鬥性學運的新選擇。

組織官僚化

在雨傘運動中，群眾看穿泛民政客及佔中三子拖運動後腿，因此大力支持學聯，令學聯一躍成為運動領袖。但同時，學聯卻沒有與泛民過往小圈子的組織方式決裂。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親泛民的民間團體開閉門會議，決策後通過媒體“知會”學生及群眾。這令學聯與普遍學生愈來愈脫節。嶺大的同學又表示：“罷課委員會應該儘量吸收同學進去，但他們點到即止，有很多同學來開會後，認為自己沒有實際權力和位置，就沒有意欲再來。”

由反國民教育到去年的雨傘革命，學生愈來愈投入政治運動，開始與學聯由上而下的組織方法發生衝突。各大學生會未能在學生群眾中紥根，建立有實體架構和具動員能力的組織。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學生會往往以“學生純潔性”的名義，排斥不受泛民控制的組織參與，令不同意識形態的辯論受到扼殺。如果有學生提出更鮮明的立場，就會被指控為“騎劫學生會”。“政治背景”不應該是禁忌，任何學生組織都會有其政治傾向。在群眾運動成熟的地方，各政黨都會有青年部在大學裡公開活動，宣揚自己的政治立場，讓學生在民主辯論的環境下選舉。

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野草”的會長王澄烽是左翼廿一成員，被本土學社揭發後進行“公審”。這種獵巫行動製造一種反左翼的白色恐怖，從而貶低整個左翼運動。我們捍衛任何政見人士參選學生會的權利。但是，我們認為任何候選人都不應隱瞞自己的政治背景，而應該公開其政治身分、公開明確的政治立場爭取支持。

共識制的不民主

本土派虛偽地批評學聯決策不民主，學聯回應指自己向來以共識制決策（即八大院校的代表討論直達全體一致的立場，就成為學聯的立場），可以保障各大學生會的自主性。共識制聽起來很民主，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各大學生會為了勉強達成共識，連夜開會通宵達旦而不能明確決策，結果最後由一小撮人決定最重要的事宜。另一種情況，就是少數派在“團結”的壓力下被迫拋棄自己意見，令民主辯論窒息。專制者往往用“共識制”獨攬決策權，歐盟在共識制下還是由德國支配，美國政制也充斥著共識制。共識制在操作起時，只要有一方阻撓就可以停止一個議案或行動向前行。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多數制的民主概念，在重大問題上公開投票，並容許充足的討論和辯論。

學聯既然是一個平台。各大學生會毋須在政治立場上達成一致共識，而應該各自表述爭取學生支持。在具體行動（例如組織聯校罷課）上儘量協調和團結。

與泛民緊密合作

學聯與泛民政黨及民間團體緊密聯繫，深受其政治立場影響。在雨傘革命退潮後，年輕人及學生愈來愈激進化，尋求變革的出路，但感到絕望與不耐煩。泛民領袖無心無力帶領群眾鬥爭，又將小圈子領導層強加在運動上。雨傘革命期間，自封為領導的“五方平台”包括了泛民主派、和平佔中、學聯及學民思潮，還有一堆從沒公開團體名的民間團體。學聯在“五方平台”與泛民緊密合作，縱有分歧也不公開表態。因此，本土派伺機指控學聯“勾結”泛民，從而收割學生不滿泛民的情緒。這做法與他們在雨傘革命裡提出“沒有大會”、“不要領導”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在雨傘革命期間，學聯發表《致習近平公開信》，懇求中共獨裁者容許香港落實真普選。學聯與泛民政黨的立場一樣，為了避免觸動中共的神經，沒有鼓動中國內地群眾起來抗爭，將雨傘革命蔓延至中國，清晰表明有必要打倒一黨專政。本土派學生團體更走得更遠，倡議中港區隔，認為中國的民主運動與香港無關，提出要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若果這一立場主導整個民主運動，只會招致鬥爭的失敗。

學生福利的鬥爭

退聯表面是技術細節的變動，但實際上這代表著香港學運反動倒退的一步，將令團結抗爭更加困難。當要發起聯校抗爭的運動，未來將會更為困難。學聯過往發動過抗爭爭取學生福利，尤其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例如反加學費運動都需要聯校參與。實際鬥爭將揭露本土派的右翼立場，他們譁眾取寵的技倆只會危害學運。

退聯無補於事
清除官僚體制　建設獨立民主學生會

本土派策動的退聯成功後，會令他們的信心大增，從而逐步把持學生領袖席位。但同時若果學生會沒有制度變革，即使學聯全面瓦解，八個學生會還是會繼續官僚。此外，沒有各院校學生會聯合行動的平台，社會運動更為零散化，學運的組織力量不但不會加強，反而將會倒退。因此，我們認同現行學生會及學聯的架構並不完全民主，但我們反對退聯。

學聯提出的自我改革是不足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組織起來向學聯領導層施壓，清除學生會的官僚體制。現時學聯架構冗贅，作為一個協調各學生會行動的平台，完全可以簡化。此外，學生會往往受校方制肘，沒有真正獨立性，因此有需要與校方官僚抗衡，爭取學生會的自主權。

學聯過往召開的全民大會很多時淪為空談俱樂部，實際決策權還是落在一小撮官僚手中。其中一個例子，就是9月28日雨傘革命爆發當晚，城大舉行的罷課會議後，完全沒有落實討論的結果，學聯號召“無限期罷課”後並無做過動員和組織工作。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從雨傘革命的經驗可見，當有大事發生時，學生是會全程投入鬥爭的。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雨傘革命退潮　政改風暴醞釀

在雨傘革命結束後，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宣傳所謂“民意逆轉”，製造接受“袋住先”的假民意。泛民面對政府的壓力，把民主運動變為防守。沒有在政治檢控和愛國教育等議題上反攻，反而靜待政府拋出的方案，最多只會在六月分時投票否決，但沒想過發動大規模鬥爭推倒人大決定。甚至有部分泛民政客眼見雨傘運動退潮後，開始再吹起妥協之風，準備轉投支持政府的方案。不少泛民政客正準備安排與中央會面，討論在政改上枱底交易的條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表示，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由“極度悲觀”改為“審慎樂觀”。

只要有4名泛民議員轉投贊成票，政府的政改方案就會有足夠票數通過。最有可能轉軚支持政改方案的五名泛民立法會議員分別是：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教育界葉建源、資訊科技界莫乃光、衞生服務界李國麟、會計界梁繼昌。他們提出各種在人大框架下的改良條件，表示會考慮支持政改方案。

首富李嘉誠在長實業績發佈會上，亦三度呼籲所有人支持政改，否則會成為“輸家”。在去年雨傘革命期間，《環球時報》曾經有一篇文章指責香港富豪沒有出面反對佔中，其後被迅速刪除。現在從李嘉誠的論調可見中共與港商又再一氣連枝了。

英國政府在一月份呼籲泛民支持政改方案後，最後又向國會提交香港半年報告書，明確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並認為人大決定對香港進一步邁向民主仍存在空間。可見，所謂外國勢力支持雨傘運動並不存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心的是與中國作生意勾當，而不是民主價值。

中共標籤：“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

梁振英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反而挑起公眾對民族自決的興趣。中聯辦、鄉議局、建制黨派也齊聲譴責港獨，好像港獨是民主運動的主流路線。政府從而有藉口合埋化鎮壓，在政治上操控香港。

雖然中共表面對港獨恨之入骨，但卻刻意挑起中港矛盾，製造“香港民主運動＝港獨＝反中國人”的標籤。中共最害怕民主運動蔓延至中國大陸，這一標籤煽動族群分化，從而孤立香港的民主運動。愛國流氓組織領袖在網上散播黃絲帶即港獨的訊息，甚至捏造“香港導演彭浩翔罵大陸人是狗”，挑起中港族群矛盾。中共網軍亦假裝大陸平民，鼓吹“不再去香港”。打著反政府旗號的極右本土派，通過反水貨客、指罵大陸旅客的行動煽動大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鼓吹的“香港人優先”、“中港區隔”客觀效果只是中共的打手。

無疑，港獨與民族自決的思想正在醞釀發酵，由於中共加大政治箝制，而中國資本輸出造成香港的經濟問題，愈來愈多年輕人視之為政治抗爭的出路。但在現階段，與其說他們真的準備為港獨而戰，不如說只是一種宣示式的叫喊。

社會主義者在工人階級團結的基礎上，支持藏族、新疆的民族自決權，獨立台灣，只有能團結中國大陸群眾，打倒一黨專制政權與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確保每個民族的真正自主權。

鎮壓加強

建制派早前大談引入國安法，製造輿論恐嚇，目的是為廿三條立法鋪路。葉劉淑儀倡議重新推動廿三條立法，更要加強防止外國勢力干預的條例。目前群眾憤怒尚未平息，政府不敢貿貿然推行廿三條立法。但新一輪的政治檢控準備開始，不排除會有示威者被重判，作殺一儆百之效。

雖然洗腦教育在2012年的抗爭後被迫擱置，但政府一直暗地裡繼續推行。港府將資助中小學生到內地交流，又將約600間中港學校締結為姊妹學校，每間學校提供12萬元資助。很多校方面對這招銀彈攻勢都會立即投降。恰巧的是，前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陳佐洱早前發表言論，教育局要隨時接受中央政府及香港社會的監督。可見，洗腦教育正在死灰復燃。

此外，新成立的青少年軍總會由梁振英擔任榮譽贊助人，特首夫人唐青儀則為總司令，在成立典禮上建制派政客濟濟一堂。青少年軍具相當濃厚的政治色彩，其誓詞中包括了“報效祖國”。

同時，中共在內地加強網路審查，封鎖翻牆軟件，令內地網民不能登入多個熱門網站。此外，中共對大學作出一次愛國大清洗，教育部長袁貴仁指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中國高校課堂。中國政府禁制了載有“西方價值”的教科書，撤換了一些自由派的大學學者和教授，甚至拘禁部分人士。

右翼本土派的冒起

右翼本土派發動的反水貨客的行動，吸引了一部分激進年輕人參與，被視為憤怒的出發點。在商場的衝突中，示威者與警察激烈對峙，警察施用胡椒噴霧和展示警棍。雨傘革命由於欠缺強有力的組織領導，為行動至上的抗爭模式製造了土壤，當時就有一小撮人在街上拾散紙短暫堵路，乃至打爆立法會玻璃門的行動。反水貨客的行動模式可說是後雨傘的延續，

示威者感到傳統的遊行集會無效，要加強組織化的抗爭路線（例如罷工、罷交稅）又非能短期內有收成。因此，本土派收割了這一不耐煩的情緒，為所謂“勇武抗爭”推波助瀾，強調與警察激烈衝突，同時煽動驅逐大陸人的種族主義。

在群眾鬥爭的一定階段，成立自衛委員會甚至武裝起來是有必要的，但這必須置於運動的綱領和組織之下。本土派無序的衝擊行動，甚至走向個人恐怖主義的路線，只代表一種絕望中還擊的情緒，對於建立戰鬥性的民主運動並無幫助。真正的出路是，在學校、社區和工作地點建立強有力的組織，建立集體化的抗命行動，並以工運鬥爭作為民主運動的主軸。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在六月分政改方案將於立法會投票，將成為民主抗爭的一個風眼點。社會主義者會堅持反對中共篩選，立即廢除功能組別，降低投票年齡到16歲、外傭的投票權、立法會議員領取技術工人的薪金、以“真正人民議會”取代跛腳的立法會，從而令議會有權向富人徵重稅、消滅貧窮、實施體面的最低工資、重有公有化私有產業，創造真正的工作職位。只有將民主鬥爭連繫至打倒香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才可見帶來真正的變革，也是遏止右翼民粹歪風的最有效方法。

新自由主義打擊女性權利　造成女性貧窮

三八婦女節即將來臨，紀念女性在超過百年的抗爭路上成功爭取眾多重要的權利，今天我們所擁有很多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過往歷史鬥爭的成果。但必須認清一點，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香港作為其中一個資本主義城市，女性受著經濟政策、父權文化的壓迫，當中又以工人階級女性所受到的壓迫最大。

父權資本主義合理化私有化政策

資本主義是為了將利潤最大化的制度，在香港一個高度私有化的社會下，醫療、老人服務、教育、托兒等公共服務完全不足，這令女性受到的打擊最大，也導致了女性貧窮，並且在父權文化下，女性貧窮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服務財團的政府寧願把錢投放在千億的基建項目上，也不願意投放公共資源於老人服務或兒童託管服務。父權社會下的性別定型及性別分工根深蒂固，“應由誰來照顧家庭或打理家務？”父權社會的答案一定是女性。父權社會一直透過教育、媒體、政府等公共機關舖天蓋地的宣傳“這些是女人的天生職責”，來合理化歧視女性及私有化政策。

在所謂“男女平等”的父權社會下，女人事實上被剝奪很多權利、自由和選擇。我們不能再忍受“女人要履行天職留在家中”這種父權概念！正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欠缺公共的老人、託兒、長期病患及傷殘人士等服務，很多女性在婚後被迫放棄工作，在家照顧老幼，成為家庭主婦，從事無薪的家務勞動。一項政府調查就指出，未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有67%，與未婚男性相約，但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只有46%，已婚男性卻有71%。

即使在婚後工作，只能在家務外有限的空餘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又因為家務勞動的性質，工作時間不能太長而且需要彈性，令很多女性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俗稱“4C”行業，即清潔（Cleaning）、飲食（Catering）、護理（Care-giving）及收銀（Cashiering），多屬一次性或兼職。這類工作當然工資偏低，變相造成女性貧窮。女性亦會在收入較另一半低的情況下，財政上必需依賴丈夫，一方面令女性無法獨立自主，另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男性工資本來已被壓低，當女性工資更低時，工人階級家庭的財政壓力便更大。

而對於離婚獨自照顧小孩的單親媽媽來說，政府所提供的支援更近乎零，令很多單親媽媽都活在貧窮線以下，香港政府是何其可恥！另一方面，又因為社會在老人及託兒等的公共服務缺乏，很多已婚女性即使受到家庭暴力，希望與伴侶分開，也不敢離婚──試問一位單親媽媽如何以月入不過一萬來兼顧房租（一間劏房至少需要三千元）、孩子學費書簿費雜費、交通、食物等開支？

託兒服務嚴重短缺　女性被迫放棄工作

香港沒有任何完全公共的託兒服務，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託兒服務都是非政府機構提供（需付費），而且名額長期不足，全港有超過30萬名6至12歲兒童，但該年齡兒童的“課餘託管服務”全港只有約5,500個名額！同時，這些託管服務的時間缺乏彈性，很多媽媽因為不能於下班時間前後接送孩子、未能負擔費用、地點不方便等問題，被迫放棄工作。香港婦女中心協會2013年一項調查發現，大部份基層婦女認為香港託兒服務不足。超過七成婦女認為，若果能夠解決託兒問題，她們希望外出工作。我們認為，女人要有工作權，所以託兒服務更應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全民退保遲遲未落實

政府多年來不肯落實全民退休保障，梁振英準備推行的退休保障又要入息審查。政府堅持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的就是將工人階級的血汗錢給銀行家用作投機炒賣。而這也是造成女性貧窮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由於很多女性沒有正職工作，家務勞動並不受到強積金的保障，很多女性在老年退休後沒有任何積蓄，高齡津貼（生果金）的每月金額只有約$1,100，根本不足夠生活，令她們最後要靠拾紙皮變賣來維持生活！一項有關香港拾荒長者研究指出，85%的拾荒長者為女性，近50%拾荒長者每月收入少於500港元，超過40%更曾因與人爭奪紙皮而受傷！

此外，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長六年，但政府並沒有對女性長者的醫療需要增加公共醫療開支，很多老年婦女人到晚年，體弱多病卻無錢醫治。老人在退休後過有尊嚴的生活，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條件，香港的老人卻要淪落街頭，每三位老人便有一位貧窮，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比男性低22%！

縱觀過去數年，男女同工不同酬仍然非常嚴重。男女工人都被壓低工資，當中女性工人的情況更甚。男性每小時的工資中位數為63.2元，女性則為51.8元，比男性低22%！

有薪產假落後亞洲地區

去年11月，聯合國建議香港政府應將有薪產假增加至符合其認為是“國際標準”的14週，但香港的有薪產假（現為10週）排列亞洲榜末位置，比亞洲地區如南韓、新加坡落後。

有薪產假的好處多不勝數，尤其是對女性的健康有利。而那些經常強調“傳統家庭價值”的保守政客正正是反對增加有薪假期的人！我們認為，即使是聯合國所建議的14週有薪產假也不足夠。歐盟國家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比香港低，但也有至少18星期的全薪產假。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工會、婦女團體及社運分子應該要求6個月（24週）的全薪產假。

而經過多年建制派及資本家的阻撓下，男士侍產假終於在去年12月在立法會上通過，將於今年2月27日起生效，但這是由勞工處提出只有最多3天、只拿4/5薪酬的議案。

女性團結抗爭　反抗父權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除了剝削工人階級外，亦以物化女性身體，開拓美容產業來賺取利潤，這導致對女性價值觀的扭曲（認為外表是女人唯一的價值），強化父權思想及對女性的控制。在這個制度下，女性受盡制度性的壓迫和歧視，我們如何還擊？女性必須組織起來，包括女性工人加入工會，反對資本財團對整體工人階級的打擊。要反抗整個壓迫性的制度，就必須建立一個新的戰鬥性女性運動，去反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要求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公共託兒及老人服務、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男性7天全薪侍產假、有薪產假6個月、8小時工作制、增加最低工資（包括外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政策，連繫至社會主義性平權的抗爭。

三八婦女節　國際婦女大團結

三月八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婦女節，這是為了紀念百多年來女性和工人階級為爭取權利而上街抗爭的一天。

在婦女節前夕，三月七日的早上，社會主義行動連同難民聯會、社民連、香港蕩婦遊行數十人一同發起抗議行動，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正視香港性暴力日趨嚴重的問題，提供公共庇護中心予女性性暴力受害者。他們高喊“不要性暴力！”、“我要公共庇護中心！”、“我要公共托兒服務！”“立即落實全民退保！結束女性貧窮”，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香港性暴力上升1.8倍，但現時社會上只有280個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庇護中心宿位，絕對供不應求她又指，由於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從事無薪家務勞動的女性不受強積金保障，造成女性貧窮的現象。

今年的三月八日湊巧是星期日，正是全港三十萬名外籍家務勞工的假期。下午一時，數百印尼及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喊“我們是工人，不是奴隸！”、“廢除兩星期條例！”、“我要外宿選擇！”等口號。

社會主義行動及難民聯會也有參加這次遊行集會。我們一直以來支持並積極參與外傭的抗爭，支持結束香港現時歧視外傭的條例，將外傭置於極易受虐的情況。在集會中，社會主義行動發言人鄧美晶表示，Erwiana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證明群眾示威是可以帶來改變的，這是外傭鬥爭的重要勝利，也強化整體工人及女性的抗爭。

下午四時，我們舉辦了國際婦女節的街頭活動，香港、菲律賓、印尼的女性都團結在一起，向大眾講解女性要站起來抗爭反對性別歧視制度的必要。我們也特別製作了四種語言的婦女節單張，很多人表示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以及捍衛外傭權利的抗爭。

反對性別歧視　反對向女性施加暴力

爭取同工同酬　擴大公共服務

三月八日，社會主義行動參與數千人的遊行，為女性權利而抗爭。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組織，屬於“工人國際委員會”的一部份，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為工人和女性權利抗爭。過去多年女性所贏得的權利，如投票權、工作權、受教育的權利等，都是工運和婦運中群眾鬥爭贏得的成果。

外傭勝利，就是全體女性的勝利

今年，印尼外傭Erwiana的雇主被判襲擊罪成入獄，成為外傭鬥爭的里程碑。這次勝利推進了外傭運動，增強了整體工人及女性的力量，也證明群眾運動是可以向政府施壓，帶來真正的改變。

外傭抗爭必須升級，爭取廢除“僱傭同住條例”及“兩星期條例”，避免外傭完全被雇主操控。吸血中介公司必須關閉，中介工作應由公共部門負責，由公帑支付，民主運作。

在今天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下，女性在社會上的種種不平等依然存在，女權持續受到打壓。港府寧願花錢在千億基建項目上，輸送利益至大財團，也不願花錢在公共服務，改善托兒及老人服務，令女性有更多自由、保障她們的經濟。

“男主外，女主內”這種過的父權觀念貶低女性，只會被親商政府利用來推動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今天，香港女性的平均工資水平低男性22%。很多已婚女性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選擇不穩定的臨時工、兼職、散工等低收入工作，造成女性貧窮。我們要結束這些不等的制度！

停止暴力對待女性－停止商品化女性！

不平等的勞動市場不但鞏固女性對男性經濟上的依賴，更是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政府縮減公共服務，令已婚女性往往不能離開一段惡劣關係。

女人的身體一直被物化來為財團大企業賺錢。在主流媒體中，對女人的焦點總是其身材、年齡。無處不在的廣告及媒體渲染“女人一定要靚”才達到社會的成功標準，令很多女性花費幾萬至幾十萬光顧無安全規管的美容集團！最後往往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賠上性命。

社會主義行動對抗鼓吹歧視和虐待女性的性別觀念。我們要求為家暴受害者提供公共的庇護中心，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政府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我們主張團結抗爭，對抗資本主義和性別歧視，為一個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而抗爭！

為什麼最低工資最少要每小時$45?

政府將於今年五月調升最低工資至時薪32.5元。底層打工仔等了足足兩年終於加薪。但是，這足夠嗎?

在2011年首次訂立最低工資水平的時候，兩大工會已經要求每小時33元的水平。今天的最低工資水平還未追上當時要求的數額，更莫說將物價升幅計算在內！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最低工資每月只有5,590元。打工仔衣食住行的開支持續上升，是次的調升不過是杯水車薪。

另一邊廂，月入9萬元以上的高級公務員在2015年將會加薪9%，而特首亦會將每月薪酬增加兩萬元，達到約39萬元一個月。

相對2011年的28元，四年來的升幅只有16%，但是自2010年底到2014年底四年來的物價變動，如以低開支範圍的住戶計算(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其升幅至少為22%。換言之，工資增幅遠遠落後於通脹，實質工資變相被削減6%！連保守如工聯會亦要求將最低工資升至時薪39.7元。

為什麼要設立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的目的正正是要保障最底層的工人，確保他們付出的勞動力能夠為他們賺取其個人及贍養家庭的最基本生活保障。因此，如果以2010年時的33元計算，根據四年來的通脹升幅應該達到至少每小時40元。其實，時薪40元一點也不高，以每周工作四十小時計算，每月收入也不過是6,880元，亦未能足夠應付工人的合理生活開支水平。

所以，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等於其“工人及其贍養家庭人口基本生活需要”的成本。根據各工會於2014年的計算，每名勞動者的最低月薪，應為8,066元(職工盟)至8,248.5元(工聯會)，而在每周工作四十小時下，這代表每小時的最低工資至少要$46(兩大工會都是以每周工作四十八小時計算，因此倡議的水平較46元低)。因此，工人們要求最低工資45元只屬最基本的要求。

政府所訂立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此低廉，與香港作為富有資本主義社會不符。相比其他經濟發展相若的地區，本港的工資保障最為缺乏。日本每月人均生產總值只與香港相差約40美元(港幣312元)，但其最低工資水平每小時平均6.94美元(港幣54元)，超過香港1.5倍。這代表雖然社會的財富相若，但香港的底層打工仔所分享到的勞動成果要遠遠的少！難道香港的勞工天生只配當個廉價勞工嗎？

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了2015年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連續21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獎座代表香港的勞工最沒有保障、勞工法例最寬鬆、去管制化最嚴重、私有化最猖獗、富人稅率最低，絕對是“死亡之吻”。

最低工資只是芸芸眾多勞工保障的一部分，要捍衛普羅勞動者的基本生活，我們同時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香港的工時是比起鄰近地區中最高的)。有合理的最低工資、八小時工作制，才能為所有付出血汗的勞動者提供最基本保障，過有尊嚴的生活。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無法滿足勞動大眾的基本需求，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這個制度！

中介公司害死印傭Elis　周日上街討回公道！

上周三（11日），印尼外勞Elis（Elis Kurniasih）在中介公司北角陽光女傭中心留宿時被二百磅的石屎檐篷擊中，經送院多次搶救、留醫六日後終告不治。昨日多個外勞團體約六十人到北角陽光女傭中心門外集會，要求立即檢控中介公司，還Elis一個公道。“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不是奴隸！立即檢控陽光中介！”的口號響遍整條街。

三十三歲的Elis是一名單親媽媽，為家中的經濟支柱，供養一對高齡父母及兩名分別十歲及十三歲子女。她同時是工會的活躍成員，是香港印尼移工協會（ATKI-HK）的一員，數月前曾參加為Erwiana爭取公義的遊行。悲劇發生之際，Elis剛獲發新的工作簽證，正等待新合約開始。

事發地點位於露天平台，而中介公司安排給Elis居住的地方只有帆布遮頂。“這個安排導致檐篷石屎跌下時，Elis得不到適當的保護而被砸至重傷。”印尼移工工會發言人Eni Lestari指出，事件並非意外，而是人為慘劇，因事發地點為陽光女傭中介公司，中介為了防止外傭找新公司，在轉約期間，公司強制外傭居於其提供的地點。

事發地點屬“陽光女傭中心”持有，該公司總經理陳國梁承認，案發地點屬於僭建。警方將事件列為誤殺案處理。

“這個絕對不是意外。是陽光女傭中心殺死了Elis！”亞洲移工協調組織團體代表Eman Villanueva昨日激動地表示，Elis曾聲援過Erwiana，但現在她正正死於現代奴隸制下。

香港有超過一千間外傭中介公司，而陽光女傭中心是全港最大規模的中介之一，而過去已有不少關於此公司的批評和投訴。當日參與集會的一名印尼外勞也是由陽光中介安排工作，她說陽光為了防止外傭轉公司，會強制扣起她們的護照證件，這屬違法行為，但沒人監管。

在港外傭超過三十萬人，面對著私人中介公司的剝削。中介公司在外傭簽署工作合約時，強制收取大量費用。這些中介費鯨吞一個外傭數個月的工資。這令外傭像奴隸一樣工作，當受到不平等對待如被雇主毆打時被中介公司無視，正正導致Erwiana的慘劇發生。

而印尼政府強制所有外勞都必須經過中介公司安排，才能來港工作。而自2010年起，印尼領事館更禁止外傭在兩年合約期滿之前更換中介公司。這令私營的中介公司更容易壓榨外勞，牟取暴利。

社會主義行動沉痛哀悼Elis，支持為Elis討回公道。我們支持立即檢控陽光女傭中心、註銷其牌照，然後廢除私營的中介制度，以政府公帑成立公共部門安排外籍家務勞工來港工作，保障所有外勞的基本權利。

呼籲各位與星期日（22日）由外傭團體發起的遊行，將於下午三時從印尼駐港領事館出發，往導致Elis死亡的陽光女傭中心抗議。團體呼籲參加人士穿著黑衣，以示哀悼。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行政會議通過機場第三條跑道（三跑）工程計劃，造價高達1,415億，不但是香港歷史上最昂貴的基建工程，相比起其他國家的跑道造價亦遠遠超出數倍。

三跑造價冠絕全球，但跑道卻只能降落不能起飛。而政府尚未解決空域問題，跑道落成後未必能增加飛機升降量。此工程所涉及的龐大資金、落成後的可用性、以致對環境生態的污染問題，全部沒有答案，政府亦未就計劃作公眾諮詢，就突然繞過立法會，由機管局直接撥款，令社會出現極大迴響及反對聲音。政府連跛腳的民主機關都想繞過，強推向富豪輸送利益的政策。群眾必須動員起來抗爭，否則為政府這種不民主的施政手法開了先例，日後變本加厲。

機場三跑　史上最貴

三跑工程計劃花費1,415億元公帑，即每位香港人需付出20,000元建造此跑道！相比起其他國家如澳洲布里斯班市、加拿大卡加利市和廣州白雲機場，這三個機場都是新增一條跑道和配套設施，布里斯班的新跑道長3,300米（造價相等於80億港元），卡加利4270米（124億），廣州和三跑一樣是3800米（235億）。香港三跑所需的1415億約為它們平均造價的10倍！（“香港三跑全球最貴之謎”，獨立媒體）

大部份市民均反對三跑工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六成八人認為機管局應先集中力量改善雙跑道的效率，並在未用盡雙跑道的能力前不應考慮第三條跑道。六成四被訪者認為政府不應繞過立法會，讓機管局透過融資興建第三條跑道（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2-03-2015）。

機管局計劃耗資1,415億元，利用本來上繳政府的收入攤還，再增設離境稅作幫補及發債解決。三跑計劃繞過立法會，不用透過財委會撥款，也免除立法會議員反對計劃而拉布的“煩惱”。如果一項造價如此高昂的方案可以如此落實，日後必定會有更多類似的大白象工程可以繞過立法會而強行推出。

由曾蔭權提出興建十大基建至今，基建項目超支延誤已成常態，估計總超支額逾1600億元。其中原本建造費669億元的廣深港高鐵，因延誤兩年超支至715億元，而這次三跑造價更比高鐵高出一倍，將來超支的責任，又是用人民的錢去負擔。

政府指，現時兩條跑道機場的流量已經接近飽和，所以有建第三條跑道的必要性。但就連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也撰文反駁，根據當年興建赤鱲角機場的規劃文件，顯示機場的客運量最高可達8,700萬人次，而現時卻只有6,000多萬。貨運量方面，在原來的規劃中上限可達900萬噸，但現時機場的貨運量卻只有400萬噸。結論是，只要妥善規劃現時的兩條跑道，根本無需要再興建新一條跑道。

廣州白雲機場最近落成第三條跑道，本來預計可增加五成升降能力，結果每日只增加10班航班，不及預計的三分之一，原因是空域過於擠塞。現時香港三跑計劃的空域問題尚未解決，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卻稱由於“涉及商業及戰略資料，所以不能公開詳細內容”！

“基建創造就業機會”的歪理

機管局行政總裁林天福早前引述顧問報告指，三跑落成後有望提升本地生產總值4%至5%，可額外帶來4,500億元經濟效益，並創造逾10萬個新職位。縱觀過去的基建工程，沒有一項實際令基層工人得益，結果反而是眾多建造業工人被外判商壓榨剝削，2013年4月便爆發了200名高鐵地盤工人罷工的抗爭，抗議禮頓承建商為了趕工，強迫工人在地底內進食午餐、以及遲到五分鐘扣半小時人工等不合理要求。該地盤工人工時高達每天十二小時，工作環境極度惡劣、勞工保障缺乏，可見大型的基建工程根本無助工人階級的利益，反而是地產發展商、外判商從中獲取巨大利潤的手段！

基建工程不斷超支，但香港社會最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務卻嚴重短缺。單是三跑所需要的一千四百億，便可興建十四萬個公屋單位、可讓香港十六萬名學生免費讀大學、可興建十間公立醫院、立即落實全民退休保障等。我們需要的是社會上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是假大空的基建項目。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

本文於2011年11 月29日首次刊登。今年十一月將會是新一屆的區選，社會主義行動準備參與，因此重登這篇文章，解釋社會主義者整體上如何對待選舉，作為爭取群眾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手段。

作為成立於短短十八個月前的馬克思主義組織，11月6日區議會選舉對社會主義行動是一個大考驗。廿二歲的鄧美晶代表我們於工人階級地區元州及蘇屋區出選（當區選民大概有10000人）。在選票層面上，當區是親北京政黨民建聯最穩陣的一席，故此我們的候選人並無勝算可言。結果，我們拿得493票（8.4%），是一個好開始，然而選舉運動中獲得的支持、經驗和影響力是更為重要的成果。

我們於此地區運用選舉作為平台，宣揚社會主義解決方案。此地區年青失業率高企(12%)，而五個家庭之中有一個生活於貧窮線以下。香港縱然財富豐厚，卻患上長期的社會疾病。例如有數據指出，在34個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經合組織）中，平均使用國民生產總值(GDP)的19.2%於房屋、醫療、老年人、就業培訓、家庭服務等開支上，但香港於2010年的數字卻 只有5.8%。

對工國委(CWI)的支持者來說，11月6日面對中國地區首次舉行的選舉挑戰，這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目標是增強組織、招募和建立對社會主義理念的支持，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左傾青年展示社會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我們跟從列寧的建議，即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 1920]

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參與資產階級的議會選舉猶如“打作客賽”，即屬於我們的天然平台是工人鬥爭和罷工等，而非選舉。外國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是諸多制肘，但相比之下，香港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優待資本主義建制的。

選舉公平嗎？

香港是一個“受箝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之地，受中國獨裁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機器而統治。英殖統治時期，政府為製造“民主參與”假象而創立十八區區議會，實際上是純粹的諮詢架構。現今，五分之一議席由非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委任，而整個體制由政府官僚主導，聯合財團利益。

儘管行政長官曾蔭權可笑地指：“香港的選舉制度是公平、公開、公義和透明”，經已有證據揭露出大量親政府陣營的選舉騙局。於美孚南選區，有一個住址登記了13個選民的名稱，而此住所是一名中國廣東省政協委員所持有的。另外，有選民於一幢只有21層的樓宇上登記了32樓住所。

身份証明的管制極其寬鬆，加上完全欠缺政府跨部門的反覆核對，令最有錢的親北京陣營可以於關鍵議席登記“選民大隊”去操控選舉。相比2007年區議投票率38.8%，本屆投票率相對較高，達到41.4%。本屆有120,000新登記選民，當中有90,000人年齡高過50歲。年輕人的參與度相對較低，與去年反建制的五區補選形成強烈對比。

為2010年尋仇報復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知道選舉舞弊和騙局的規模，但肯定是相當大的。於區議會進行選舉操控比起立法會相對容易。由於區議會選舉使用的是“英國西敏宮”（Westminster model）的單一選區制，所以相比於使用比例代表制度（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立法會，更容易發生濫用操控選舉的現象。

北京當局精心策劃，甚至有部分針對逐個議席去清除“搞事分子”，以擊敗泛民反對派，為來年更重要的立法會選舉作準備。

去年五區總辭觸發全港補選爭取民主權利後，北京的目的尤其是要懲罰三個向其挑戰的“激進”政黨。去年補選勝利的五個議員中，有三位（公民黨陳淑莊、人民力量陳偉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不必要地）落敗。正如公民黨領袖梁家傑評述：“北京…想拿多少票就多少票。我們很驚訝他們的票從哪裡來。”

對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來說，是次選舉亦有其他難題需要克服。建制派長期培養一個意識，令所有政黨及候選人受到很大壓力，視區議會選舉為非政治化的平台，強調候選人的“地區工作”及“良好地區紀錄”，反對“空喊政治口號”。大部分政黨（包括泛民陣營）滿足於玩這遊戲，投入非政治性的“慈善工作”，諸如派月餅或撿垃圾。當然一個社會主義組織不會逃避跟進地區個案，儘可能幫助居民與政府官僚抗爭及捍衛個人公義，但是社會主義行動不會墮入“蛇齋餅糭”的陷阱。建制陣營如民建聯有更多更好吃的月餅，我們要提出資本主義和專制統治以外的政治選擇。

群眾選舉運動

縱使有很多障礙及限制，社會主義行動判斷區議會選舉依然會給予我們一個平台，讓我們宣揚社會主義理念、連繫地區抗爭、累積組織及政治經驗，以及擴大周邊的支持範圍。此判斷是正確的。

這是我們首次運作一個群眾性的運動，當中我們在元州及蘇屋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單張、拍門訪問超過5,000戶、並致電承諾過投票給我們的數百選民，提醒他們緊記投票。縱使是對手陣營的義工都稱讚社義行動選舉工程的專業，包括派發四種語言的宣傳單張（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特別從少數族裔得到很大迴響，例如巴基斯坦及尼泊爾的年青人及工人都支持我們。

我們派發12,000份選舉宣言，當中解釋社義行動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以及爭取建設新的工人群眾政黨。選舉工程的重點是我們於六星期間每天進行的街站，在攤位豎起橫額、拉起易拉架和用揚聲器。同志們無薪休假數天助選，更有一位同志辭去工作成為選舉期間的全職人員。社民連成員告訴我們，以單一選區計算，我們的助選員人數比他們更多。除了在投票當日，我們每天活躍的助選員比兩個對手陣營多得多。投票當天，我們全天總計有26名義工，但仍遠遠少過兩個對手陣營。

我們製作的傳單合共復蓋了超過16個議題，即每星期兩份或更多，包括醫療保障、種族主義、政治暴力、警察鎮壓、民主、房屋、最低工資、交通、私有化等等。我們一星期的每天凌晨於地鐵站外派發數以千計的傳單，於選舉期間亦有介入其他運動，例如10月15日的全球佔領日。當天，鄧美晶接受給《南華早報》等媒體的訪問。十月份，我們的雙月刊雜誌《社會主義者》銷量是全年第二佳的成績，共賣出208本。

選舉工程中亦有組織數個規模細小的遊行和抗議行動，包括抗議領匯（領匯營運180個私營購物商場）。我們的候選人向領匯小商戶進行訪問，發現公屋商場私有化後，租金上升300%而令數間商舖被迫結業。這消息被印製成超過2000張的傳單並散播至媒體。我們亦將此議題連繫至十六年來最高的通脹問題，以及對手候選人支持領匯上市的紀錄，更於商場門外將一張模擬的$900萬的巨型支票撕毀，喻意打破領匯行政總裁黃國龍的高薪厚祿。

透過此選舉運動，社會主義行動能夠招募新成員，達到我們招募目標的80%。我們正在開始成立組織第二個支部，這也是我們選舉運動的一個重大目標。

聯盟及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與激進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連線達成協議參選。由於社義行動並非註冊團體，沒有這協議，我們的候選人就沒有被選的資格。我們曾經與社民連於幾個運動中有所合作，而此選舉聯盟意味著，我們的選舉工程以自己的綱領及口號參選，而選舉材料及單張都是我們寫的。同時，我們呼籲其他地區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民連，其作為主流政黨中最激進的政黨，並為選舉過後的鬥爭提供最好基礎。

此聯盟成為與香港及中國其他左翼分子的辯論焦點。有些左翼分子聲稱工國委支持者“加入社民連”（在特定情勢下，我們未來不排除會這樣做，但現在這不是真相），又指我們提出了非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這些都不是真相。

有批判者比喻我們重蹈中國共產黨的復轍，即其1920年代機會主義地融入國民黨。先不講1920年代的國民黨與今天的社民連之特質大為不同，托洛斯基曾指中國共產黨錯誤地融入國民黨，但提議與國民黨達成共同行動的聯盟，同時保持獨立組織及社會主義的政治身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元州及蘇屋區的工人、青年及退休人士比起那些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精英”更快瞭解我們選舉聯盟的策略。

與社民連的討論及分歧

即使我們選舉的焦點不在於影響社民連，但社會主義行動的取態及政治立場對社民連部分會員有一定的政治影響，例如我們的候選人承諾當選後仍生活於工人工資水平。雖然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採取此立場，但此並非社民連的整體立場。

社會主義行動認知到反外傭種族主義議題將於選舉中至關重要。我們計划進行回應，並主張社民連亦要這樣做。社民連原則上採取了支持外傭權利的立場，拒絕附和建制派（例如民主黨則可恥地支持建制派的立場），但可惜社民連沒有於選舉工程中公開正視此議題，並錯誤地認為可以拖延至選舉後進行。親北京陣營散播荒誕的種族主義謊言，輔助其選舉騙局。選舉工程當中，這謊言並無以群眾規模的揭露及回應。很多社民連成員現在承認，迴避此議題是錯誤的。

社會主義行動於元州及蘇屋區派發三千張題目為“外傭居留權之真相”的傳單（點選連結閱讀傳單），警告親政府陣營的謊言，並呼籲所有種族團結為工作職位及福利抗爭。我們於地鐵站外及街站派發大量傳單，亦面對一些種族主義的攻擊（有人問我們的候選人是否“菲律賓人”）以及大量混亂意識，但某程度上仍然成功揭露建制一方的技倆。

社會主義行動亦有組織規模細小但有所迴響的反遊行，對抗種族主義團體“愛護香港力量”（一個帶著偽裝面具的、親民建聯及政府陣營的陣線）。我們的抗議行動受到媒體復蓋，但可惜其他左翼失去展示堅定立場的機會，反映出嚴重低估種族主義的威脅，以及未來發展的潛在可能。

選舉結果出來後泛民主派遭遇暫時挫敗，妥協派及抗爭派的分裂更為明顯，前者繼續靠攏“勝出”的建制一方（包括在攻擊外傭上）。因此，急需在政治上重新整合那些有意重建民主鬥爭運動的力量，而社民連可以為此提供平台。
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與社民連及其他組織站在一起，為民主權利及社會公義努力抗爭。同時我們強調三件事：以社會主義綱領取代崩壞的資本主義之必要、不要墮入本土主義的死胡同（事實上香港的命運是連繫至中國內地的反獨裁鬥爭的）、需要建設工人政黨作為改變社會的主要力量。

元州及蘇屋區的成績

社會主義行動參與競選的元州及蘇屋區議席，本來是屬於兩個選區。民建聯長期割據蘇屋，當中很多年老居民近年已經遷移至元州的新屋邨。民建聯於選舉工桯期間極少作公開活動，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必要又不想要。然而，投票當日他們動員大量支持者及老年選民。可見，他們有一座避免政治的巨大選舉機器。

2007年的選舉成績

元州：民協 2,420票，民建聯 1,736票

蘇屋：民建聯 3,074票，民協 1,245票

2011年選舉成績

元州及蘇屋：民建聯 3,403票，民協 1,947票，社會主義行動／社民連 493票

縱使此運動的重點不是選票，493票仍是一個好成績。社會主義行動於六個月前在選區開始定期活動，而之前不論社義行動或社民連於當區都沒有活躍成員。

社民連出選27個議席，平均得票率為24%（資本主義媒體所宣傳的“徹底失敗”與事實很大距離）。在社民連其他4名與泛民主派候選人對撼（即除了建制派或所謂“獨立”候選人外，有另一位泛民候選人競逐）的選區中，平均得票率為7.9%。元州邨中右翼泛民主派民協擁有穩健根基，但其在當區以至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明顯下降。與2003年選舉比較，民協由25席跌至15席。鄧美晶的8.4%投票率不僅是反對民建聯的一票，同時亦反對民協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及與北京方面妥協。故此，這一票是有意識地支持年青的社會主義基層鬥士，令人鼓舞。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注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糊，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污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著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今天中國女性的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1990年的78%更低。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僅是男性的78%。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女性受過性暴力或家暴。在香港，近年性暴力個案增加了1.8倍。
中共政權禁制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活動，現在似乎連女性運動也不放過。我們不能依賴世上各國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因為他們將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向中共獨裁者施壓。只有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國際聲援行動，為言論自由及女權發聲，才能施加真正的壓力。這場鬥爭是屬於全世界的，以反對壓迫婦女的父權制度和剝削制度。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著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注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志，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志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制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制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著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著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著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由“最高”到“標準”再到“合約”

三十歲的順豐速遞員的陳先生，每天工作逾10小時，每週上班六天，新年前後的高峰期工作12小時，甚至試過工作至凌晨十二時趕尾班地鐵回家。這就是香港工人階級的寫照。

香港自2011年起開始落實最低工資之時，民眾就一直要求同時將最高工時納入法律規管。蓋因要真正保障工人的勞動權益，必須要最低工資與最高工時並行，方可堵塞資方以加班之名變相減薪，以及強迫工人長時間工作的漏洞。一直以來，香港工人工時之高冠絕亞洲，半數工人每周工時長達40-50小時。而根據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3%的工人（即728,100人）每週工時超過51.5小時。而有四分之一的工人超時工作，但當中有71%沒有超時補水，有逾76%人從事清潔、保安及機械操作員等低技術工作，23%人則從事教育、會計等行業。因此對香港的工人階級而言，落實最低工資後的下一步必然是爭取制定最高工時。

而當時政府迫於民眾的壓力之下，才於2013年不情不願地成立所謂“標準工時委員會”，聲言將通過此委員會“研究”規管工時的問題。事實上，在此時已經可以看出政府將工時規管的水平予以“降格”：將民眾一直要求的“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意味著不會為資本家畫下死線，強制要求他們不得讓工人工作時間超過某個時數，而是變成強制力薄弱、不痛不癢的“標準工時”，即便如此，這個標準工時委員會在成立之初就耍起了緩兵之計，就著工時問題竟然稱要“研究”整整兩年！政府一直以保持香港競爭力為由，拒絕規管工時，然而香港多年來作為全球經濟自由第一、競爭力名前前茅的地區，但基層工人的生活卻是苦不堪言。

而在今年三月，標準工時委員會最終所拋出來的“研究報告”出爐。隨報告而來的是一項所謂的“初步共識”：委員會同意立法規管工時，但並不會就標準工時立法，而是建議雙方在僱傭合約內訂明工時給補薪安排，並且不會一刀切規管不同行業之工時。

換言之，規管工時的議題從一開始就自“最高工時”降格為“標準工時”，到最終則是連“標準”都被拋棄，只餘毫無意義的“合約工時”。“合約工時”即表示政府不會規定工時的上限，在工人欠缺議價條件的不對等地位之下，只能任由資方隨意擺布合約內的工時條款，也就意味著屆時不管多長的工時也能披上合法的外衣；同時亦不會強制要求資本家為加班工作而補薪，資方即便是要求工人加班也可以毫無顧忌地不予任何補償，等同將剋扣工資合法化！

此外，假如最終不就標準工時立法的話，僱員與僱主之間的工時安排在法律上仍只會停留在民事關係中而失去公權力介入保障，簡單而言即假如資方故意違法合約條款（比如合約上列明加班可獲補薪，最終卻沒有給予），政府一方也不會介入，只能由僱員申訴僱主違反合約，同樣在地位不對等以及政府官僚機構一直明顯包庇資本家一方的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可謂毫無保障。所謂“合約工時”唯一餘下的強制力竟不過是強制要求合約需列出的條款以及格式，也就是說，即使那是一份奴隸販賣協議，只要格式合乎規範，也會被“法律”所認可。

事實上，整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根本不過是徹頭徹尾政府公關機器，所謂的勞工代表多是工會官僚甚至根本是建制派的中堅，如勞方代表之一，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這廝不久前因建議將《國安法》引入香港而臭名遠揚）在報告發表當日竟然表示僱主對標時立法有強烈顧慮，要求工會要有耐性慢慢說服資方，儼然一副資本家代言人的嘴臉。

我們不應忘記的是，當初討論最低工資立法之時，資本家一方同樣囂張拔扈，更有張宇人之流公然聲稱應訂立在每小時二十元的水平。當時群情激憤，工人組織起輿論反擊，讓他們悻悻而回，“廿蚊張”之名至今仍為群眾之笑柄。當下工時規管之議題莫不如是，政府與資本家一方仍在想著開天殺價，試探工人階級底線，我們就必須予以還擊，捍衛工人休息權利，聲討吳秋北工聯會與資本家私相授授，出賣工人權益的行徑！

而職工盟也需要以切實行動拒絕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報告，動員工會成員發起規管工時運動，在職場召開會議，大規模招募工人加入工會，發起抗議以至停工行動，以此為開始爭取最高工時40小時。

香港工時的資料：

每周工時長達50小時或以上的僱員，由九七年的佔整體僱員近23%，大幅增至一二年的近29%。
有4.3%的僱員，每周工時更長達65小時或以上，即每天平均工作超過半日。
根據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即使有合理補水，五成八受訪僱員也不願加班。

青年上樓遙遙無期　長策會紙上談兵

不打破地產霸權，何從解決房屋問題？

眾所周知，房屋問題是香港人面對的第一大問題。普通市民連覓得一安居之所乃一大難題，尤其是年青人如是。公屋輪候人數每況愈上，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當中未滿30歲的單身青年申請者的比率亦每年上升，由2009年只佔整體的14.5%，上升到2012底的26.9%，反映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情況令人擔憂。

每當談及青年人大量輪候公屋的現象，政府輿論和資產階級政客往往歸咎年輕人“不思進取”、“懶惰”云云。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跟不上樓價的升幅卻是不爭的事實。當勞動者的名義工資在自2001年以來只增加了10-20%，而算上實質工資（扣除通漲影響）的話， 2014年度的實質工資更下跌了7.4%！相對而言，房價是十年前的三倍，租金則增加了一倍。根據知名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調查，香港樓價中位數是一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的17倍，這難以負擔的程度不單是冠絕全球，更是史無前例！該研究認為3倍以下才屬於“可負擔”的水平，並指出澳洲的6.4倍已經是“令人擔憂”。在這樣絕望的條件下，廉價的公共房屋成了青年人與打工仔安居的唯一希望。

面對嚴峻的房屋問題，就連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在《南華早報》的撰文中承認，本港的問題“極端”。而長策會亦在去年年底宣布“長遠房屋策略”，並提出十年房屋供應47萬個單位的目標。但實際上原來只有六成是公營或資助房屋，亦即是說只有28萬個單位（當中20萬為租住公屋，平均每年的供應量為2萬間)。只要屈指一算，現時有超過27萬個公屋申請，就算未來沒有新的申請，也要13.5年才能讓所有人上樓，而近年來每年的公屋新申請都超過3萬單，也就是說公屋不足的問題仍然會不斷惡化。

況且，房委會承認在未來五個年度只有77,100個新公屋單位落成，即平均每年只有15,400個單位落成，遠低於長策會提出每年平均興建2萬個單位的目標。特區政府亦會在2017年換屆，到時候“長遠房屋策略”大可以像當年的“八萬五政策”那樣“不提就不存在”。

政府經常以“地少人多”催眠港人，更歸咎市民反對開發東北或郊野公園，來為其低下的公屋供應做擋箭牌。住宿作為人類的必需品，社會主義者提出廉價的租住公屋的每年供應量應至少5萬間，抗衡現時私樓支配房屋供應的困局。

事實上，政府預設的公私營房屋的6:4比例，本身就是一個不合理。私營房屋的密度比公屋要低的多，雖然說單位數量只佔40%，但實際土地資源必定比公屋使用的多。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達到50萬，平均每年5萬間公屋單位的目標是絕對有可能的。

政府聲稱增加私營房屋的供應就能｢解決問題”，陳智思在同一篇撰文中甚至說香港現在不可能使廉價社會房屋佔整體的80%。如今香港的私人樓宇價格瘋狂，假設房價跌至一半，依然是家庭年入中位數的8.5倍。再者，香港業權壟斷非常嚴重，香港首10名富豪已擁有超過4萬單位，首100名更擁有7.9萬個。房屋被視為投機的工具，更多的私營房屋只會淪為資本雄厚的財團地主作囤積及炒賣之用。而有研究認為，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紓緩公屋輪候時間。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前政府許仕仁與郭氏兄弟的世紀貪污案，可以窺見一直以來官商勾結之嚴重。今天這已變成不個可調和的矛盾，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打破所謂的“地產霸權”，將地產發展商、銀行及金融企業公有化，由大眾民主管理，才可決定房屋乃至社會的發展。

勞動節2015：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五一勞動節是紀念國際工人鬥爭運動的傳統節日。130年來，五月一日就等同於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工人權利鬥爭、八小時工作制。

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仍要為這些權利而戰鬥。自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嚴重危機，工人階級受到新一輪打擊，包括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緊縮政策等。勞動群眾需要在五一當天動員起來抗爭，並建立自己的組織，討論捍衛工人權利的鬥爭如何向前走。

工人失利　急需社會主義政策

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天堂”，香港對草根的剝削越來越嚴重，內部的憤怒日增。工時過長，令很多基層家長几乎沒有時間與兒女相處，但政府今年否決了制訂最高工時，以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合約工時取代，只會讓老闆合理化虐待工人的工時。實質收入在過去15年來沒有增加，根本追不上生活成本的上升。

去年的“雨傘革命”不單單為了爭取民主，而且不滿樓價高企，工作條件差，沒有未來。根據政府的資料顯示，十分之一的青年人（15至34歲）為在職貧窮人士，一個月工資低於8,315元。超過130萬市民（18%的人口）生活在官方的貧窮線以下，諸如樂施會的非政府組織認為實際情況更為嚴重。香港老人沒有全民退休保障，而去年度有5,700名長者在輪候安老院宿位期間去世，可見香港政府的涼薄。

全球：面對工作零散化、外判化的浪朝，勞動者的工資被壓榨，就業保障受到打擊。從美國到南韓，各地政府們都紛紛推出反工會法例。五一遊行需要聚焦在建立具戰鬥性的民主工會，並為建立工人群眾政黨打好基礎，以擊敗資產階級政客。

女性權利

全球：全世界70%的貧窮人口皆為女性，而自2008年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來，女工受到最大的壓迫。在深陷危機的希臘裡，女性的失業率飆升至31%，工作被削除、幼兒教育和托兒服務的投入被削減、而老闆們也不再遵從法定產假等。在中國，萌芽中的女權運動被習近平嚴加鎮壓。反歧視、反壓迫的平權鬥爭會是重建並強化工人組織的強大引擎。

香港：本港女性工人平均收入只達到男性工人的78%。香港政府庫房儲備充足，但不願加大投入社會保障，令本港缺乏托兒設施，全港有295,700名0-6歲的兒童，但全港幼兒中心只有26,000個名額，婦女很多時一力承擔沉重家務。九成的家庭因此認為不會生第二胎。社會欠缺庇護中心等設備，女性面對家庭暴力很容易害怕無處容身而不敢舉報。

香港：《福布斯》雜誌報道，香港的富人的財富從上年的166,00億增加至今年的19,200億，增幅為14%，商家財團又再豬籠入水！難怪有錢人都支持中共獨裁體制制，拒絕香港有真普選。正如梁振英在雨傘運動時所講，政府政策不能“傾斜於窮人”！

李嘉誠的身家為2,600億，比波利維亞或約旦的年均生產總值更高。這筆錢等同香港四年醫療開支。愈來愈多人認清一個事實：極端的財富累積與“勤奮”或“聰明”沒有關係，而是靠裙帶關係，靠與政府勾結。尤其是房屋政策成為鉅富進一步搜括財富的工具，令愈來愈多人住劏房板間房，公屋輪候冊大排長龍。最近一項民調顯示，77%受訪者認為不能負擔今天的樓價（南華早報，2015年3月23日）。

全球：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制度崩潰後，令全世界陷入危機，但之後卻富者越富。樂施會報道指，下年全球1%人口擁有的財富會比其餘99%多。這極端的財富不均是前所未見的，愈來愈多人希望反抗。

反對種族歧視！

全球：在敘利亞、伊拉克、烏克蘭及也門等地爆發戰爭，令全世界都處於危險。敘利亞有一半人被迫遷離家園。即使難民遷到安全地方（例如香港這難民的地獄），也會被檢控、逮捕或者過不人道的生活。

腐敗的獨裁者、石油戰爭，美國作為“世界警察”造成的亂局，都是這些破壞的源頭。在美國，數百個城市爆發示威，反對警察種族歧視射殺黑人，令1960年代民權運動以來再次重燃反種族歧視、反建制的運動。五一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節日，應藉此展示一個取代今天世界亂局的替代：國際主義、工人階級團結及社會主義。

香港：葉劉淑儀最近發錶針對菲律賓外勞的種族歧視言論，可見香港建制派正煽動種族主義。種族歧視及性別歧視是為了分化工人，禍害全體工人，我們必須以團結鬥爭作回應。在中國內地人及自由行旅客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我們不要排外主義，而需要兩地團結抗爭，反對政府親商政策造成的資源短缺。

政府想在未來3年輸入中國內地1萬至1萬5千名工人，以輸入外勞的手段壓低香港工人工資。我們支持本勞外勞共同加入工會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抵抗分化。

誰是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為一個工人群眾政黨而奮鬥，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亂局及苦難。五一勞動節，我們與工人國際委員會（CWI）40多國的姊妹組織一起參與遊行，共同發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種族主義、打倒獨裁！
在美國，工國委的民選西雅圖市議員為15元美金最低工資打先鋒角色。西雅圖上個月開始實施15元美金最低工資，是美國首個城市達到這目標。4月15日，6萬快餐店工人發動全國大罷工。在愛爾蘭，工國委的同志正在領導一場集體罷交稅運動，反對政府強推水務稅壓榨工人。在英國，工國委成員將與工會及社會主義聯盟（TUSC）組成聯盟，參與將於5月7日舉行的全國大選，挑戰親商政黨（包括工黨）。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結束一黨專政統治中國及香港。但我們將反獨裁的鬥爭連繫至打倒資本家對經濟的操控，將大企業及大銀行置於公共民主擁有，用來計劃增加就業職位，增建廉價公屋，擴建公共服務。社會主義行動及工國委活躍於今天的鬥爭，支持最高工時、生活工資，反對種族歧視，但我們也將這些議題連繫至制度變革的鬥爭，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五一遊行：三千四百人上街反資本剝削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勞動者團結抗爭捍衛權利的一天。在香港，職工盟發起“拼尊嚴，五一大遊行”，職工盟各屬會（碼頭業工會、巴士業工會、飲食及酒店業工會、家務助理總工會）、外勞工會、大學學生會等多個團體都有到場參與。

遊行隊伍下午由銅鑼灣維園出發，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並沿途高叫“我要全民退保”、“訂立標準工時”等口號。主辦單位指共有三千四百人參與遊行。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與遊行，舉著“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打倒資本剝削”的橫額。

參與遊行的人士不乏普通工人。任職維他奶公司當送貨員的張先生認為，現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強積金殘缺不堪的制度，並且立即推行全民退休保障。

來自鐵路工會的三位工人，任職港鐵公司的司機、維修人員。三人都認為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工人的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都是相輔相成的權利，缺一不可。現時的狀況根本就是“不完整的勞工政策”。除此之外，他們都要求全民退保，反對強積金，並怒斥政府政策偏袒大商家。至於政改問題，三人都不接受“袋住先”方案，所謂的提委會根本就是要延續少數人壟斷的“小圈子選舉”。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每周工時四十小時、最低工資四十元，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廢除外判制度，支持本勞外勞同工同酬，反對政府分化勞工等。

此外，工聯會亦有3,000人於另一隊伍遊行，但工會理事長吳秋北亦藉機呼籲市民接受假普選，稱這才可以改善勞工問題，連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有參與遊行。

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

葉劉淑儀種族歧視　被迫道歉

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4月25日）發表聲明，就其近日在報章一篇針對在港菲律賓外勞的言論道歉。她早前在報章撰文指“大量菲籍女傭在港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又在其facebook專頁上載“大量菲傭為外國男士提供性服務？”的圖片，惹來外勞及左翼人士批評其種族主義及歧視女工的立場。

4月23日，外傭團體到新民黨總部外抗議，舉起“Regina Ip Shame on you（葉劉淑儀可恥）”、“Racism is a social virus（種族主義是社會病毒）”等標語。亞洲移居人士聯盟Eman Villanueva表示，她的言論已經冒犯了在港17萬菲律賓外籍家務勞工，將要求消除社會對外勞的種族歧視。在葉劉淑儀收回言論後，團體在星期日（26日）繼續上街，拒絕接受葉劉虛偽的道歉。菲勞Stella來港工作六年表示：“她的言論是種族歧視，令我很憤怒。我看過她的道歉聲明，根本完全不真誠，只是受到壓力，想平息事件。”來港四年的Christina怒斥：“我來港是為了生計，是為了賺錢養家，不是為了所謂的勾引僱主！”

群眾壓力　虛偽的道歉

葉劉自言論公開後一直態度強硬，拒絕道歉，直至受到社會極大譴責的壓力下才作出讓步。她在道歉聲明中表示，尊重菲籍人士勤奮工作及對香港的貢獻，又說她對待自己的傭人如家人，對於文章引起誤會深感遺憾。可惜，這只是為平息事件的虛偽言辭，更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巧正部署參選特首，為了爭取中央信任她可在假普選制度下穩定民心，起碼暫時要避免負責新聞。實際上，葉劉過去反外勞、反工人、反民主的立場已經惡名昭彰，已不是第一次攻擊外傭權利。

反外勞　反工人　反民主

葉劉淑儀亦是前香港保安局局長，她的此番言論正正反映了政府官員、建制上層的思維，態度囂張地打壓工人階級。

葉劉曾經反對外傭有居港權，又倡議要求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伺機讓中共加強控制香港法律機關。她亦主張設立外傭“試用期”，若僱主在三個月的試用期內即時解僱外傭，所需支付的代通知金由一個月減少為七日。2011年，她又在立法會建議，將僱主所需為外傭支付的醫療費用封頂，表示若外傭即使有工傷，僱主也不用全數負擔！

葉劉不只是反外勞，也曾指內地新移民爭取港人在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當時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發表“十年內將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之香港陸沉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當然是03年擔任保安局局長時強推廿三條惡法，在雨傘運動期間又大力支持警察執法，在兩個月前更重新提及“當局需重研23條立法”。

反種族主義運動需要持續　對抗排外主義

2013年底，一項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報告發現，香港印傭平均每日工時達17小時，2/3受訪者曾受身體或精神虐待，強制留宿規定令外傭在面臨虐待時難以逃出，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卻回應指香港法例沒有問題，指外籍家務工的工作本質如此，工時長屬理所當然。

去年Erwiana事件揭露了香港的現代奴隸制，外勞的示威迫使法院制裁暴力僱主，可謂戰勝一仗。本港外勞抗爭的信心大大加強，在其他被虐外勞事件上更大力發聲，希望可以改善權利。葉劉淑儀的言論証明有錢人及老闆已經感到壓力，因此氣急敗壞，散播荒謬言論以作反擊。但這只會激起更大憤怒，令外勞鬥爭的士氣持續高昂。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對抗像葉劉淑儀這般可恥的資本家及其代表。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抗爭：

不要種族歧視，不要性別歧視
廢除兩星期條例，廢除外傭留宿限制
廢除私人中介公司，由公共部門接管
本勞外勞團結抗爭，反對資本剝削

退聯潮一浪接一浪

繼香港大學退出學聯後，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最近也通過退聯公投，而嶺南大學的退聯公投則未成功。這可以說是對學聯的一大衝擊，有報章報道，學聯最近由於忙於處理退聯事件，無暇關注政改問題。

各大院校的退聯關注組都有本土派組織的影子，或者組織人士受到本土派影響，但投票支持退聯的學生大多都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向，而是泛泛對學聯不滿──包括學聯由上而下的官僚體制、與泛民有緊密的政治連繫。支持退聯人士寄望退出學聯後可以由學生“自主”，決定，但是只要學生會的官僚體制沒有改動，沒有在廣大學生之間根，大規模組織活躍的學生，學生最終還是由一小撮人控制，不能帶來真正的“民主自決”。

這些不滿都是合理的，也由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提出。但退聯並不能解決學生會官僚化的問題。我們支持自下而上組織起來，用外來的壓力清除學聯的官僚體制，建立民主的學運力量，而非只破不立崩解學聯。本土派只求先削弱學聯的力量，但卻沒有提出任何替代方案。《大公報》、《文匯報》、《東方日報》等建制派報章都大幅報道退聯事件，並為本土派的輿論推波助瀾。退聯派指退聯是為了“走更遠的民主路”，但為什麽走這條路會受到中共喉舌夾道歡迎呢？

在雨傘革命之前，學聯並不為普遍學生所熟悉，在廣大市民的知名度也不高。在雨傘革命爆發後，由於溫和泛民及佔中三子的妥協作風不得民心，而一般市民出現一種“抗拒政治”的情緒，學聯慼著無政黨背景的形象得到廣泛支持，一躍成為運動領袖。可是，學聯沒有在學生群眾中根，也沒有大規模的活躍成員應對雨傘革命這個大型運動的挑戰，因此決策往往只能由上而下。

中文大學學生刊物《大學線》調查發現，51.4%受訪學生對退聯持中立態度。調查又指出，61.2%受訪學生認為，大專學界需要一個聯合組織，推動聯校參與政治和社運事宜。兩個結果結合起來，可見學生普遍支持一個學運的聯合平台，但同時也不想維持現狀。因此，學生需要的是一個由下而上決策的學生群眾組織，讓同學決定政治路線及學運訴求。

右翼本土派攻擊學聯“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因此今年學聯在壓力下不參加六四悼念。這是對泛民的一個大衝擊。

由於近年由民主黨主導的支聯會愈來愈不受年輕人支持。然而，關鍵不在於六四集會的節目安排(事實上本土派六四集會的模式也差不多)，而是支聯會(即泛民)沒有提出一個切實打倒中共的綱領，甚至愈來愈淡化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愈來愈多年激進化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感到泛民對待六四隻是行禮如儀，沒有連結至實際抗爭。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指“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只是一個退步。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也就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

學生會每月召開有實權的全民大會，讓學生參與討論及決策，在重大問題上投票決定。學生可以隨時通過民主程序罷免領袖。在各學系和班級建立民主架構與活躍的會員基礎，由下而上監督領袖。只有學生積極投入學運鬥爭時，才能徹底廢除官僚惡習。

學運需要一場民主革命:建立獨立民主、具群眾性的學生會組織，全面改組學運，但退聯行動只是學運的的反革命。

政改方案出爐 再度激起民憤

政改方案出爐 民意戰開始

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方案出爐，一如所料，在去年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政府通過提名委員會全面操控特首參選人，沒有任何放寬的空間。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的四大界別組成，候選人需要過半數提委會支持才能出選。有傳北京打算讓一名泛民候選人參選，但這只是討價還價的誘餌，令泛民墮入陷阱後淪為民主花瓶。

各大報章由建制派控制，在政府宣佈方案的翌日，有12份報章紛紛打出支持“袋住先”的頭條。建制派政客紛紛出言護駕，有的恐嚇，有的美化腐敗制度。

高官落區宣佈只留在巴士上揮手微笑，不敢落地，因為車下就有數百示威者“狙擊”抗議。前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稱，五年前與今次氣氛很不同，現在的氣氛是劍拔弩張。

政改方案公佈後，旺角舉黃傘示威者再度出現短暫的佔領行動，一度衝出馬路與警察爆發衝突。警察出動胡椒噴霧及警棍，逮捕了五名示威者。雨傘運動受挫折後，群眾一度跌入失敗的情緒，目前再度爆發大規模的佔領似乎不可能，但潛在的憤怒足以令國家機器提心弔膽。

你要就要，不要就罷！（你愛要就要　不要拉倒）

雖然政府現時，但內裡顯然。對北京和港府來說，能夠通過今次假普選方案，可以是奠定了日後長時間的選舉制度，表面上為這十多年來的“爭拗”畫上句號(當然這個算盤不會打響)。經過假普選欽點出來的特首，將會有更大“合法性”去推動親商及反民主的政策，令行政權力更為集中，例如廿三條立法，並且削減公共開支。

但同時，政府也不介意今次政改被否決，因為反正資本建制已經向人民開戰，倒不如追求一場徹底勝利。政改方案否決的話，政府會散播輿論將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指不會再給“機會”泛民。此外，政府亦擔憂2017年的假普選會面對杯葛潮，特首當選的得票率低的話，將會重挫政府的權威。

政府目前擺出強硬姿態，你要就要，不要就罷。在此局勢，中共和港府短期內似乎公字都贏，但長遠這只會令香港政局更為兩極化。可見政府未來的統治癒來愈不穩定，只能靠更大的鎮壓。

最大施壓 阻止泛民轉向

八三一人大決定對溫和泛民來說是一個分水嶺，令香港政局的中間路線從此收窄。任何走向與政府談判妥協的泛民政客，都會被與雨傘革命的示威者對著干。現時，雖然政府一直有幕後與溫和泛民會面，嘗試撬走四票通過政改。其中大熱轉向的泛民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會計界梁繼昌。但目前，政府都撬票的興趣似乎減低了，而泛民在壓力下也步步為營不敢談判。

《無線電視》最近一項民調顯示，若受訪者有泛民背景，更有71.4%市民表示下次不會再投票給該名“轉軚”的泛民議員，可見群眾的憤怒令泛民受盡壓力。加上五年前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後受到猛烈抨擊，在上屆立法會選舉輸掉10萬票。因此，泛民不敢貿然轉向。

溫和派政黨內部就此問題出現分裂，民主黨中委黃成智撰文，支持應該對政改“袋住先”，駁斥自己黨內的成員，及後他退出民主黨中委。另外，公民黨湯家驊也公開批評泛民(包括自己的黨)太強硬。溫和政治在香港已經無路可走。

現時故然必須向泛民施壓，讓這群政客知道若果贊成政改，將會受到群眾唾棄。但僅此並不足夠，需要展開一場民主大會，廣邀任何支持真民主的團體和政黨，討論下一步的行動，如何重啟雨傘運動。但上次雨傘運動陷入僵局，是因為運動領導停留在局部改革。今次要有打倒政府的戰略和訴求，有將鬥爭蔓延至中國、打倒中共一黨專政的目標。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梁振英政府立即下台；立即廢除功能組別、立即廢除提名委員；政治代表與普通工人同薪同酬，不享有經濟特權；廢除基本法，一人一票普選“真正人民議會”，取代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代表，選出政府特首。新的議會必須有權通過八小時工作制、大量增建公屋、民主公營化大財團及大企業，打破資本家操控香港的經濟。

國泰員工不滿剝削　八月發動罷工

近千名國泰空中服務員在5月19日開始於機場發起靜坐抗議，抗議資方剝削員工，不滿國泰剝削員工的外站津貼、同工不同酬及取消對員工的法律保障。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對資方發出回應的截止時間為今早（25日）十時。數百名國泰員工今早遊行至國泰城外，包圍國泰總部，高呼“國泰可恥！最佳無良公司！”，但仍得不到資方的正面回應，工會表示會將行動升級，於八月份的旅遊旺季發動罷工，日期定在8月18日至8月底。

工會外務副主席丘志雄表示，國泰有一萬名員工，工會約有6,300名成員，如發動罷工，將對公司影響很大，並歡迎更多人加入工會。工會又在下午四時率領員工到中環市區向公眾宣傳，在交易廣場天橋上示威及派發單張，得到市民支持。

扣減津貼　實際減薪

在國泰任職十年的潘小姐表示，國泰航空公司一向給人良好的形象，但實際上她見證到員工待遇一年比一年差，“我最不滿是公司對外宣傳我們加薪，但事實上在減我們的福利。機票越來越貴，但錢都沒有回報給一班不斷付出的前線員工。”

潘小姐指，經理楊詠儀向外公布員工有雙位數字的升幅，但實際上員工的外站津貼不斷被削減，變相不但沒有加薪，實際上是減薪。

空中服務員抵達外國時屬於休息時間，公司提供站外津貼，覆蓋員工的三餐膳食和住宿。“現在公司所安排入住的酒店質素下降，我們的合約也規定，公司需要提供我們享用中等價錢的膳食，但這些質素也不斷下降，變相就是扣減了津貼！”

最令這些員工不滿的其中一項，是休息時間被縮減。公司扣減了外站所逗留的時間，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間少了，其實直接影響乘客的安全。一名任職四年的空少表示，“例如三天奧克蘭、四日波士頓這些行程，都是最近才推出的安排，以奧克蘭為例，這是一班十至十一小時的長途機，但我們站外的休息時間只有廿四小時，奧克蘭的時差快香港五小時，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足夠時間休息！”

國泰扣減成本　前線員工壓力大

“現在油價這麼低，為什麼機票（價格）年年加？我們的福利又扣！”一名空姐怒斥。

新入職的同事合約條款不同，導致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出現。一名任職七年的空少也表示不滿，“長約的時薪是176元，但一些人只有159元，為什麼會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發生？站外津貼對於新入職的同事來說是他們三分一到一半的人工，現在扣減了對他們是很大影響的。”

實際上，國泰對機上乘客所提供的服務也不斷下降，這名空少表示，其實餐盒內的份量減少了。潘小姐又指，飛機餐的數量減少了很多，令很多客人選不到自己想要的餐，服務員要向客人道歉。“很多時候我們要犧牲自己的餐盒去給客人。為什麼要我們這樣？公司的成功是依賴我們一班前線員工做出來的，但公司沒有照顧我們。”很多員工在抱怨，他們連工作時本來有的三文治和水也被扣減了。

國泰員工上一次罷工在1993年，約3000名空中服務員在農曆新年期間發起了長達17天的罷工。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國泰員工的鬥爭，爭取應有的工資和津貼，反對同工不同酬，團結一致對抗剝削！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制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台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台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制，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著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台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台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著中國正等著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台。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著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剷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制，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制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麽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制著政制，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著“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衝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僱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制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香港：假普選方案的殘局

隨著特區政府推出政改的最後方案，2017特首選舉制度之爭經已進入新階段。去年，人大八三一決議觸發了79日的雨傘運動。但政府仍根據人大決議的框架，提出篩選候選人的“伊朗式”選舉制度。

要通過政改方案，必須得到立法會議員中三分二的支持。有關表決將於六月進行，如無意外很大可能會被否決。縱使建制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恐嚇宣傳──從股市崩潰到中央取消香港的一國兩制，政府的如意算盤完全打不響。至今這隻成功地激發公眾的反感，因而未能像當初計劃那樣從泛民手中奪走四張倒戈票來通過政改。

這些資產階級反對派政客為甚麽突然有“腰骨”起來，背後原因很簡單：雨傘運動雖然未能贏得真正的普選，但卻完全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氣氛。

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的支持者）與中國勞工論壇當時指出，雨傘革命雖然未能贏得任何讓步，令部分的參與者認為運動失敗，但縱使如此政府也只是慘勝。正當立法會的表決越加接近，而且不能排除泛民之中會有人最後轉軚（關於這點本文稍後討論），明顯泛民領袖受到了更大群眾壓力而要去反對政府的方案，否則隨時自己會被政治滅門。

“2017一定要得”

政府在四月中旬推出政改宣傳攻勢“2017一定要得”來試圖爭取公眾對方案得支持，基本上表示即使不喜歡方案也應策略性地“袋住先”，來讓所謂的“民主進程”有所邁進。他們說，假若政改方案被否決，未來數年內將不會再有民主化的機會。據報，不單是選舉行政長官的方法會原地踏步，就連立法會也不會得到普選。

政府的困局就是太多人經已看穿這些謊言。過半市民反對政府的方案，大家都廣泛明白這個中共設計的假普選只是為了使獨裁者欽點的候選人得到合法性。

政府宣稱政改將會是邁向民主的踏腳石，但實際上，真正目的就是要叫停香港的“民主發展”，因為對北京來說香港越來越是眼中釘，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來，對所有方面都收緊了控制。中共當局希望將權力集中到特首手中，並利用假普選來為此爭取合法性，同時間將立法會等機構的權力削弱。雖然立會本身有許多局限，畢竟其還是對政府的權力有一定的制衡。

北京要令香港的民主倒退，其大計中包括重推二十三條立法，打壓香港的示威文化。而他們認為假普選產生的特首會更有能力地推動二十三條。

然而，當假普選被泛民議員否決後，中共對香港民主的敵意就會更深，並認為民主不單疾礙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更會為中國自身帶來不穩。

支持度下滑

明顯地，政府的宣傳完全收不到效果。政府高官要以“打游擊式”的突然落區來避免遇上反政府示威者。整個宣傳運動已變成個鬧劇，一些建制派人士甚至提出腰斬宣傳。至今支持政府方案的人從4月29日的47%（Now TV）下跌倒5月12日的42.5%（南華早報）。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指出，北京目標要將支持政改方案的比率提升到70%。顯然這是不可能的。當局一方面仍希望民意壓力能讓四名泛民議員轉軚，但另一方面這個宣傳運動也是在為方案被否決作出準備，屆時北京的輿論機器就會歸咎泛民斷送香港的“普選”了。

泛民的領袖試圖利用當前的對立來挽回他們過去在雨傘運動時期所失去的支持，當時他們淪為次要角色。去年的同一時間，右翼及溫和泛民仍相信他們能夠從北京手中贏取一些妥協，並接受遠離自己原則上的“真普選”方案。北京在八月的人大決定卻對此關上大門，亦令主張妥協的泛民領袖們手足無措。

去年群眾運動的爆發導致了今天的泛民比起2010年政改之爭的時候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這對政府來說這也更為棘手。

雖然今日並不是2010的翻版，但是若果就這樣認為“溫和派”會變得更有戰鬥性那就大錯了。不幸地，這些政客們尋求循序漸進的多餘策略依舊是階級鬥爭的絆腳石，而只有建立這樣的鬥爭才能擊敗專制當局。

不過縱使如此，政府現在絲毫不讓，就連一些象徵性的讓步也不作出，同時間雨傘革命的餘燼猶在，因此泛民右翼要想在這個時候倒戈是很困難的。無線電視進行的民調顯示有71.4%的泛民支持者表示他們不會在選舉中票投支持政改方案的候選人。

“倒戈嫌疑犯”

政府和各媒體都有著一份公開的“倒戈嫌疑犯”名單。當然在現今的力量對比下，就連這些嫌疑犯也準備否決方案，因為他們意識到一旦倒戈的話，他們隨時會變成“政治瘸子”。跟2010的時候不同，泛民陣營不可能讓這些叛徒重回政治舞台。

2010年民主黨在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三天突然宣佈支持政府，因此到今天政府依然有一點兒的可能能夠贏得四張倒戈票。一些流傳的消息暗示，北京能夠讓一名“可接受”的泛民（也就是北京認為其無威脅的）出閘作為三名特首候選人之一。當然一旦政改通過後，沒有人能保證中共方面會恪守這些承諾。這些協議也是不大可能的，雖然建制派有著壓倒性的資源操控輿論及選舉，但北京仍是會擔心有泛民參選的話會讓他們失去對選舉的控制力。

最後，倒戈者可能藉口說通過政改是為了避免“更壞”的結果。因為政府作出各種口頭上要脅，包括取消未來重啟政改的可能、甚至終止“一國兩制”並由中央直接控制香港。

但在今天的狀況下這些威脅又有多大可能實現呢？這不是取決於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或“憲制”上的權力，而是實際上的政治力量對比。北京方面在雨傘革命期間抑壓著港府的警察暴力，避免對事件火上加油，原因是害怕香港的事態發展會蔓延到中國大陸。這關係到習近平和中央政府自身面對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黨內權力鬥爭、國際外交爭端，而且未能改善經濟嚴重放緩。

公投？

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可說是後雨傘革命的勝利，中共和港府會因此損失政治權威，對它們來說是一個重大挫敗。

泛民在今天攤牌過程中沒有變強，反而愈來愈進退失據和分裂。他們認為否決政改只是沒辦法中的辦法，而不想為新一場戰鬥作準備。

民主黨的何俊仁曾經提出今年稍後辭去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以足發一場全港補選運動。這主要是想挽回民主黨的地位，避免流失支持到激進派對手。愈見明顯的是，2015年版本的辭職公投比2010年的更多限制，且受民主黨機器由上控制。這些組織上的束縛肯定會令綱領更為溫和，而且更難吸引年輕一代投入運動。

由於種種局限，學民思潮拒絕加入公投委員會，加上內部本身就因支持和反對公投而分成兩派，足以令民主黨高層說要重估形勢，在政改表決後再決定是否發動公投。學聯則陷入嚴重內部危機，因此似乎也會與民主黨領導的公投保持距離。

學民思潮表示“不敢苟同”民主黨堅持公投委員會“擱置泛民主派間的爭拗”。我們認為學民是正確的。泛民這句聲明是荒謬絕倫的，但可惜這卻是他們的典型──泛民機器主導的運動裡，往往欠缺基本的內部民主。為什麽一個聚合不同力量去達成特定行動（今次是反政改的公投運動）要制止參與團體提出不同的意見？

正如雨傘運動期間，泛民領導層及其盟友設立空殼的所謂“五方平台”，以不民主的手法建立和運作群眾運動，但只得到很小支持。民主黨企圖禁止“爭拗”（與自己的思議）的手法是與中共的政治一脈相承的。可見2015的公投運動與之前的分別。如果不斷然拒絕這種不民主的手法，就會令運動不能有效成為真正反政府鬥爭的平台。民主黨害怕民主辯論和基層參與，是與它避免激進政治和群眾鬥爭相承的，它寧願附和建制當局。

學聯分裂

同時，八大院校的學生會中有四間退出學聯，令其陷入了成立57年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本土派發動退聯行動，往往以歇斯底里的方式人身攻擊學聯的領導層，得到一群不滿學聯官僚體制的學生的和應。這些不滿的學生不一定都支持本土派的政治立場。

可惜，泛民領導的不民主手法及其與政府枱底交易的歷史，為本土派混亂而矛盾的政治立場製造了土壤。學聯在政治及方法上沒有與泛民領導保持距離，甚至用類似由上而上的手法領導群眾鬥爭（包括雨傘運動），現在因此付出代價。同樣，“左翼廿一”近年來都有成員在學聯領導層具影響力，但卻沒有鮮明地爭取對左翼理念的支持去作為領導層的基礎。

他們慣用“委員會式手法”，鮮有在校園發起群眾活動去組織活躍的成員基礎，也沒有民主架構，不幸為本土派及其網戰開了打門，讓其在短期內成功。若學聯是群眾學生組織，具有民主傳統和政治意識高的脷生，是可以抵抗本土派的破壞行動的。

退聯事件不但是學運的挫敗。事件會令大學的政局更為複雜，令學生更難聯合發起運動。本土派自己沒有能力領導任何真正的鬥爭，也不能在建制當局面前取得勝利。他們“什麽都反”都教條，他們不會嘗試建立替代現存領導層的選擇，而主要想關注的是自己的曝光率。

工人的替代方案

中共政權注視著政改方案的挫敗。中共雖然可讓這情況發生，但這代表它失了預算，而香港政局會持續不穩並可能感染中國。現況是欠缺工人群眾的替代方案來運用政權的不安局面來帶領前路。

這是雨傘運動的關鍵教訓。泛民陣營的領導沒有戰鬥性戰略，只在盲目信仰資本主義的願景：自由市場經濟是民主制度的框架。但中港的實況都反証了這點，當獨裁制度有利資本家時，他們會誓死保衛它。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打倒由富豪家族及其盟友主導的中共獨裁體制，才能實現中港兩地的民主。為了實現這個可能，需要在中港跨境乃至國際上建立一個走社會主義政策的新的工人政黨。

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及教育權

工聯會陳婉嫻召開記者會，高調要求政府讓一名無證逗留香港的十二歲小童獲得居港權。肖友懷06年經雙程證來港，後逾期與外婆同住，多年來沒有接受教育。外婆周紹璇說，肖友懷出世時被棄置紙盒內，母親懷孕時患乳癌、父親又因工傷需截肢。父母並無為他申請戶籍。事後曝光後，肖友懷現時只獲得臨時身分證明書（俗稱“行街紙”），未能獲得基本的教育和生活保障。

本土派借事件挑起反大陸人的族群仇恨，他們指如果肖友懷獲得居港權，會有大量內地人跟隨涌至香港，分薄公共資源。事實上，入境處過去3年來只酌情容許38名無證人士留港，與歐美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比較是非常低的比率。

多個右翼民粹的本土派團體發起遊行，要求政府遣返肖友懷。他們亦到一間幫助肖友懷辦入學手續的大成小學示威，甚至嘗試到肖友懷住所滋擾他，令他被迫遷離。

本土派對待內地移民的立場是與政府一致的。在1999 年，終審法院裁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出生的子女，都可獲得香港的居留權。政府為了推翻判決，肆意製造恐慌，當時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聲稱將會有多達167 萬港人內地生子女湧入香港。但從97年7月至12年底，只有76.2萬內地居民持單程證來港。

建制派通過誇大，製造內地人來港搶公屋、學校和床位等輿論，從而將公共資源不足的責任歸咎外來人（包括內地及南亞裔移民、外勞和難民）。如今，本土派卻成為這些政府輿論的流氓打手。

工聯會陳婉嫻忽然高調處理事件，而梁振英又高調譴責本土派示威者，藉機抹黑整個民主運動。令人質疑建制派刻意利用事件挑起排外情緒，轉移群眾對政改方案的憤怒。

無論是中共還是港府都越來越懂得利用中港矛盾來分而治之，例如在本土派早前的反水貨行動中，中央電視台早前大肆播放（平時不會播放香港的反政府運動），而大陸五毛網軍散播“不再去香港”的言論。

香港公屋、醫療、教育和老人服務的資源不足，是因為政府對公共服務一毛不拔。本土派製造族群分化，只會為政府轉移視線。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排外主義，從去年開始我們支持香港的難民鬥爭，反對政府極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政府階級歧視及種族歧視的入境制度是針對窮人、有利富人。

我們支持肖友懷獲得居港權和教育權利，支持不同族群/種族的群眾團結鬥爭，反對掠奪我們資源的政府和資本家。

六四26週年：支聯會燭光晚會淪為儀式？

在八九北京屠城後，全中國只有香港可以公開舉行集會，控訴一黨專政的殘暴。

近年的六四集會都接近廿萬人參加，是90年以來的高峰，而內地來港觀摩人數也在上升。六四集會的人數多寡反映社會對政府的憤怒程度。最近，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不能保證廿三條立法通過後，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會受檢控。可見，六四集會多年來都是中共的眼中釘。

近年，支聯會領導下六四悼念晚會受到連番批評，被指為行禮如儀而沒有戰鬥性，也不能連繫至今天的民主鬥爭。溫和泛民只把六四作為自己的政治本錢，但沒有將其發展為一場有力的抗爭運動，往往流於哭訴和渲泄情緒，沒有推翻中共專政的綱領和願景。由於沒有具規模的戰鬥性替代方案，群眾對推翻中共感到無力，開始寄望於中港區隔、獨善其身的幻想。

本土派策劃退聯行動，八大院校中有四間退出了學聯。退聯派攻擊學聯支持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本土派主張中港區隔，認為反對中共獨裁與香港無關，幻想可以在中共統治下“保住香港”。

面對批評，支聯會出版了《六四小冊子》回應，但論據卻十分薄弱。支聯會認為，“建設民主中國是出於中華民族感情”，但中華民族主義往往是中共用以統治的手段，強調愛國因此需要維穩。習近平上台後，更要在國際上裝扮成強人角色，強調要維穩。此外，支聯會因此不支持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於藏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受到的壓迫也隻字不提。

港英時期，泛民一直深信香港繼承英殖的“法治民主價值觀”，可以逐步改革邁向主。“我們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就是自由人民法治憲政民主的價值觀，並爭取在香港實現，以成功的經驗提供示範作用。”因此，支聯會持有中國自由派的觀點，否定需要推翻中共獨裁體制，而要讓其自我改革慢慢開放。

此外，支聯會長期被溫和泛民政客操控，內部運作不民主，兩年前有傳出過很多組成團體只是掛名，讓保守的領導層可以控制選舉保持領導地位。這些組成團體看似來自不同背景，但實際上都是溫和泛民各界別的組織，而一些政治立場更激進的團體則會受到排擠。

社會主義行動認為，溫和泛民的妥協路線應該由更激進的革命力量所取代，但本土派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港人責任”的立場卻是比泛民更為退步的。這不是道德義務，而是政治現實的需要。在一黨專政底下，中共絕不會讓香港多一點自治權，無論是香港獨立還是民主中國，始終要連繫至推翻整個中共政權，因此香港尋求變革的群眾必須連繫至中國內地的群眾鬥爭。爭取民權和抵抗鎮壓的鬥爭要擴散到越廣泛的地區就越有可能勝利，相反孤立在一個城市或國家就更易被當權者鎮壓。從香港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到今年較早五名被拘禁的女權人士最後被釋放，都可見到基層民眾的跨境聲援是必須的。

六四集會應該變成一個動員群眾鬥爭的平台，並開放讓不同團體民主組織和發言，結束由溫和泛民壟斷的情況。此外，只有一個以推翻中共獨裁及資本主義的綱領，才可將八九民運的戰鬥遺產延續下去，直至勝利。

日灑雨淋，五千元底薪的工作

我們對“電話銷售員”這行業並不陌生，因為每天總有一個在街頭的易拉架檔站著。24歲的新仔（化名）剛剛從IVE畢業，便做了一間電訊公司的全職電話銷售員。

他的工作就是推銷電話，幫客人提供出電話卡或購買電話的服務。他說，從前的電話推廣多數在商舖門市進行，但電訊公司為節省舖租的成本，所以近年出現了越來越多在街頭的易拉架檔，俗稱“街霸”，即是他的工作。這種模式為公司節省成本，但員工就需要日曬雨淋。

他的工作不但需要全日站著，而且工時很長，朝十二晚十，十小時工作，還要經常加班。“一日十小時工作，這只是在街上的時間，員工通常都經常要加班，例如開單後，客人必須在某一天前上台，開單後員工需要回公司處理單據等工作，沒有其他同事會幫你，必須親自去做，所以即使是下午12時開檔，也需要早上9時回公司先處理單據；有時候公司開會，也是在開站外的時間回公司，所以不在那十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好天要打埋落雨柴，因為一下雨就不能擺站了，太熱太曬的話，客人也不一定會停下來。所以有時候，晚上十時後人流也多，就不會那麽早收檔，會做晚一點，多開一些單。所以即使正常規矩是一星期放假一天，但其實因為追單，我通常兩星期才放假一天。這份工作很長時間，其實也蠻辛苦的。”

“這份工作，港九新界都需要到處去開站，有時候遇上對台公司，見你是新人不懂規矩，會表示他擺開的位置不准你擺。不一定所有位置公司都有申請，很多時候，一些好的位置都要和別的公司員工斗早；即使是自己同一間公司，一些外判工，稱“特許經銷商”，他們可以佔的位置是優先的，我們不能和他們爭奪。這些外判工沒有任何福利，不是直屬員工，底薪有沒有我也不清楚，但公司規定他們的位置優先，我們不能將站放在他們的位置。”

“這份工作很大壓力，正常員工都需要‘追數’，因為底薪只有五至六千元，主要是靠開單的佣金，每張單的佣金約二百元，每個月至少要開四十多張單才僅僅夠收入，也很辛苦。現時我月入兩萬多，自己每月給家人家用5千元。”

“以前我是政治冷感，現在我覺得甚麽都關政治事。所以我支持你們（社會主義行動），因為我會想，為何要起機場第三條跑道？為甚麽樓價會貴了？買一個麵包會貴了？為甚麽坐巴士又貴了，很多這些為什麽，原來都與政治有關。”

“我以前認為這些與我無關，因為由媽媽去為我交學費交租。現在自己出來工作，我改變了。尤其是自從我成為‘黃絲帶’後，在雨傘運動坐了二十多天，變化很大，我以前是鍵盤戰士，現在認為不應純粹宣泄，一定要出來發聲表達訴求。”

政改方案被否決　表決淪為鬧劇

政改方案表決日，人大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被否決已成大局，曾經被質疑會倒戈支持政府的泛民主派議員，包括公民黨湯家驊、民協馮儉基、李國麟、梁繼昌等，也因為後雨傘革命的群眾壓力而否決方案。此外，功能組別醫界學的梁家騮也加入反對陣營，令最終有28票反對政改方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場鬧劇令建制派只有8票支持政改方案。由於建制派想等待遲到的劉皇發回來一起投票，故集體離席希望令法定人數不足，但最後因小部份建制派仍在席中，人數足夠進行表決，方案順利被否決。雖然方案被否決早成定局，但只有8票支持的結果令港府及中共都顏面無存。

由於建制派想將政改被否決的責任歸咎於泛民主派，本來準備在方案被否決後向媒體“強烈譴責”反對陣營。但今次卻是建制派庸碌懶散和欠缺組織，放棄了投贊成票的機會。建制派召開記者會低頭致歉，成為政改方案荒旦劇的最後一幕。

政府推行假普選的計劃雖然失敗，但民主鬥爭也遠遠未算勝利。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如何準備下一步的鬥爭？

溫和泛民雖然因為受到壓力而否決方案，但即使在普選路線圖幻滅，循序漸進改革路失敗後，似乎仍然堅持期望在現存體制內爭取民主。溫和泛民政客的思維始終是不會改變的。在否決方案後，泛民議員拉起要求政府“重啟政改”的橫額，恐怕他們自己也不相信這口號會實現。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呼籲中央和特區政府儘快重啟政改”。溫和泛民極力喚醒“逐步改革”的死屍，只是想避免群眾走向革命鬥爭的路線。

中共知道若果給予香港真正普選，會引發在內地引發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統治。除非中共面臨革命性的倒台危機，否則不可能撤回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決定。但如果爭取民主的群眾起來革命了，還會停留在懇求中共重啟政改嗎？

在人大八三一決定一錘定音後，基本法框架內跟隨普選路線圖逐步改革的幻想已經破滅。今後中共會準備加強媒體審查、加強警察暴力、為廿三條立法鋪路，在下屆立法會選舉也準備向民主派發動攻擊。泛民主派30年來向中共談判妥協爭取民主的路線被證實徹底失敗，事實擺在眼前，要爭取民主就必須打倒中共專政。溫和泛民右翼的經濟主張，希望在不觸碰大資本家利益的同時爭取民主，也應被徹底摒棄。

雨傘運動的一大弱點就是運動內部欠缺基層的民主監督，令運動不能蔓延更廣，也不能持續升級至更有效的鬥爭手段，例如罷工乃至政治總罷工。新一輪的民主運動需要有戰鬥性的新領導層，也需要建基於基層民眾鬥爭的組織，才可以向前走。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行動委員會，也需要將運動積極蔓延至中國內地以至國際，爭取各地的群眾聲援行動。最重要的，是需要一個具社會主義綱領的工人階級政黨，連繫至革命的民主訴求，以及需要廢除商家財團操控的經濟制度。

香港：七一4萬8千人上街

今年七一遊行有4萬8千人上街。遊行人數不足去年的十分之一，是2003年以來第三低的遊行數字。經過了去年79天的雨傘運動，加上政改方案被否決後，民主運動似乎走入喘息的階段。

主辦方民陣今天的主要訴求是“梁振英下台”、“追究黑警責任”、“廢除公安條例”，而“踢走提委會”和“修改基本法”這兩句新口號，也意味著民主運動正在開始討論如何走出基本法的框架爭取民主。

除了泛民主派政黨，在雨傘運動後冒起了眾多新成立的組織，一方面代表著多了群眾希望自我組織投入抗爭。這些組織通常是單一議題的民間團體，例如關注煙民權益、社區議題組織、捍衛同志權益等。另一方面，可見目前欠缺有力的群眾政黨整合不同力量，力量不免顯得零碎化。

國安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提到要維護港澳治的“國家主權”。中國經濟衰退及政治動盪，促發愈來愈多群眾示威，中共固然要加強箝制內地的反抗聲音。而近年，港台澳都分別出現大規模示威運動，中共需要港澳政府加強控制。這也表明中共下一步是要香港為廿三條國安條例立法。而作為實質上獨立國體的台灣，也不過是一種權力宣示罷了。

梁振英下台？

最近習近平在首次與曾俊華握手，而唐英年與田北俊這些建制派唐營人士都公開表示支持曾俊華當特首。不少人預計中共政府準備2017年換上一個較能穩定政局的人，甚至有人揣測如果局勢繼續不穩，中共準備要梁振英在2017年之前下台。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今年遊行人數下跌，不少聲音表示遊行已經無用，不是對抗政府的有效方法。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單靠遊行並不足以對抗政權，而需要更有力的鬥爭方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鬥爭行動）。但是，七一遊行是動員運動和燃起討論的重要平台。現在問題的關鍵是未有一個有力的工人群眾政黨能夠帶領更有效的鬥爭。

在後政改時期，社會主義行動今年在七一的口號為“當循序漸進已死　革命就是出路”，因為政改方案後民主鬥爭進入新階段，再沒有所謂“中共承諾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更突顯中共不會讓香港有吋進民主，只有打倒中共獨裁體制才能成功。此外，我們不能像泛民幻想能爭取商家支持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與中共獨裁有著共同利益，因此“資本家不倒　民主不會到”。“雨傘革命　傳遍中國　打倒中共專政”，我們強調香港的民主運動要擺脫過往的失敗，必須要蔓延至中國大陸，連繫內地的群眾鬥爭才能成功。未來民主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壯大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以階級鬥爭為路線。

政治檢控加劇

香港政府展開新一輪政治打壓，而且更比過往變本加厲，遭到政治檢控的市民越來越多。相反，去年雨傘佔領運動期間毆打市民的七位警員及警司朱經緯則遲遲未有下落。

7名警員於去年10月將佔領人士拖至暗角毆打的事件，發生至今超過10個月仍未有任何進展。去年11月，時任沙田分區指揮官朱經緯，被多間傳媒拍到在旺角佔領區用警棍毆打途人，事後朱經緯如期退休，調查工作事件不了了之。

女示威者“以胸襲警”罪成判監

法院早前裁定4名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示威者襲警及阻差辦公罪成，當中一名示威者被判入獄超過5個月。另一位女示威者吳麗英遭男警推跌至鼻骨骨折，頭破血流，卻反被控“以胸襲警”，控罪之荒謬程度令人髮指之餘，吳更被判監禁3個月15天！

反佔中男士非禮罪成　僅輕判罰款

另一邊廂，一對反佔中退休夫婦在去年佔領旺角期間襲擊及非禮一名女子，因不滿被拍攝，女被告搶去其手機，男被告陳南星則不斷大力觸碰其胸部，影片被傳媒廣泛報導。夫婦二人分別被裁定非禮及普通襲擊罪成，但法官卻因為其健康狀況以“人道理由”判處“非常特殊的判刑”，輕判夫罰款8千元，妻則監禁14天緩刑一年。

“胸襲”二字的意義自此被改變：當一位女性面對真正的性暴力時，性暴力罪犯不需要受到應有的制裁（猥褻侵犯是刑事罪行，最高可判10年監禁）；相反，參與反政府抗議的女性卻被控“以胸部作為武器”襲擊警務人員。

要增加的是公共開支　不是維穩費！

過去10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務處“維持社會治安”的開支，較10年前增加了4成！本年度的警方開支預算為168億，是全港花費最高的紀律部隊。全港另外五支主要紀律部隊（入境事務處、消防、海關、懲教署，飛行服務隊）的總和（155億）都比警隊開支要低！

警務處更預算以2700萬元購買3部水炮車，增強警隊鎮壓的力度！當社會的公共房屋、醫院等公共資源嚴重短缺的時候，政府往往推說沒有足夠的資金，但花在維穩費上卻如此闊綽！

白色恐怖如濫捕、打壓言論、示威自由等越來越倡獗。我們需要堅定地組織起來，現時唯有組織一場積極的反抗運動，才能有效對抗政治打壓。

立即停止政治檢控，撤銷所有示威者控罪
捍衛集會、言論、新聞自由，反對廿三條立法
我要真民主，打倒中共專政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大幅增加公共醫療資源、公共護老及托兒服務、增建公屋至每年5萬間
公共事業（如港鐵、領匯、東西隧道）民主公有化，結束財團專政

香港難民鬥爭取得重要勝利

香港難民成功改變當局的食物援助政策，是難民鬥爭的一大突破。

自五月底起，難民開始以食物劵的形式從超級市場購買食物，毋須被迫到指定店舖領取食物包，以供他們有更多選擇，食物質素也較佳。但是，食物券不能領取巧克力、薯片、藥物、酒精等食物。這轉變消除了社福署官僚對難民的社會控制。這種控制是基於政治理由多於經濟理由。

今次成果是難民一年多以來的抗爭所得的成果。政府今次的讓步具重要的意義，因為過去幾年在梁振英政府統治下，甚少組織能夠在抗爭中贏得訴求。難民只有很小的討價能力，加上在香港嚴苛的庇護政策下被嚴重孤立，是次抗爭是一次重要的勝利。可見，有決定和組織性的抗爭是可拿到成果的。

二百天佔領運動

在去年一月二十七日，幾十名難民成立了香港難民聯會，並佔領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辦事處，抗議食物與住屋津貼不足，以及不公平的福利政策。ISS是非政府的援助組織，但同時也是有限公司，獲得與政府的合同，並執行港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從二零零六年開始，ISS香港支部每年從政府取得兩億三百萬的巨額去援助香港約五千名難民（這數字在上升）。

佔領開始不久，ISS申請禁制令驅逐示威者。示威者在佔領期間跟社會主義行動成員討論，決定轉移到社會福利署灣仔總部外的公眾用地，及後再轉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外，繼續和平佔領運動。整場運動持續了兩百天，期間舉行過大大小小的示威，建立起香港難民聯會，獲得了傳媒的曝光機會。

難民被法例禁止工作，因此被迫依靠慈善團體和ISS少量的援助過活。他們投訴食物包原應有值一千二百元的食物在內，卻持續被剋扣。《南華早報》於2014年二月進行問卷調查，發現ISS提供的食物包價值少於法定指引13-30%，即ISS每月從中取走了每人價值300-400元的食物。香港難民聯會懷疑ISS跟食物供應商勾結，收取高價去提供劣質甚至過期食品。

及後，香港難民聯會向廉政公署報案，但調查聲稱因“證據不足”而被撤銷。為何會有此結果？廉署雖然聲稱“獨立”於所有政府部門，但卻直接隸屬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之下，而特首夫人唐青儀就是ISS的資助人。很有理由涉及利益衝突。可見司法制度的階級歧視，可見“法治社會”的偽善。

誰是真正的社會負擔？

香港政府常把抹黑難民為香港經濟“負擔”，卻同時禁止難民工作，令他們不能貢獻本地經濟。

政府迷信所謂“磁石效應”，認為一定要制定嚴苛的政策，把來港的難民嚇退。但從經濟角度來看，把福利服務外判給ISS此等黑店，令難民和香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政府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才是勞動者的真正負擔。不論是難民、本土地低收入人士還是老人，政府都以守財奴的思維對待，令香港成為所有已發展經濟體系中福利最匱乏的城市。

在現時政策下，每名難民只可獲得1,500元作為租金津貼。香港樓價高居全球首位，根本不可能足夠租到單位。難民聯會創會成員Sabir Butt表示，1,500元甚至不足以用來租電單車的車位。所以，難民常居住非法寮屋，如廢棄的豬欄或養雞場，造成安全問題。今年年初，三十三歲的斯里蘭卡難民Sivarasa Sivatharan在鐵皮屋裡被大火燒死。因此，香港難民聯會會持續抗爭，並在政府在食物援助的政策上讓步後升級，要求政府取締非法寮屋。

社會主義行動的主張

在這場抗爭裡，社會主義行動一直支持難民聯會，包括鼓勵難民抗爭，提供政治建議及實質協助。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是基本的民主權利，因此社會主義者會全力捍衛。港府不人道的政策拒絕承認尋求政治庇護者的權利，我們大力反對。

資本家政府和政客一方面否認尋求政治庇護的權利，甚至抹黑難民為來港騙褔利，一方面也更廣泛的打擊民主權利和福利制度。面對商賈鉅富這樣攻擊工人階級，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團結所有被壓迫的社群起來抗爭，改變制度。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病態制度造成在烏克蘭、也門和敘利亞的戰爭和內戰。逐利制度正陷於危機，令軍費上升，民主權利被摧毀，專制政權冒起，民族主義升溫。因此，世界上出現一個個“失敗國家”，民眾變得貧窮，種族及宗教衝突令無數人逃離家園。資本主義的回應竟是加強國家機器鎮壓，邊界軍事化，種族主義團體抬頭。我們要以這答案回應：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改變世界，以人民的需要為本來運行社會，而不是以少數人的盈利為本。

食物券制度令惠康盈利再升

總體來說，食物券制度受到廣大難民的歡迎。但大贏家還是惠康連鎖超市。至今，派發予難民的食物券一年總值1億800萬，只能用於惠康。即使我們的鬥爭令難民獲得較平等的待遇，但政府也要從中優惠大財團。

惠康由國際牛奶公司擁有，而國際牛奶公司又屬怡和洋行旗下。怡和的收益遍及房產、交通、旅遊業、和零售。萬寧、7-11、美心、Oliver’s、宜家傢俬（香港）和文華東方酒店集團，都是怡和企業帝國的一部份。怡和老闆皆是那些商家之流，一直警告香港會走入“福利主義”，並要政府減少社會支出，但自己反倒是政府輸送利益的最大受惠者！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制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制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台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台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著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麼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里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複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里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麼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干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制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著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著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著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制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干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制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麼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盪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滙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台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甦”，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著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著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盪。

【九月十二日】全球聲援難民日

敘利亞三歲難民小童伏屍於土耳其海灘的照片轟動全球，觸發全球民眾上街，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安全和權利。九月十二日將會是全球聲援難民日，由澳洲、英國、瑞典、德國，歐洲各地以至鄰近的台灣也有人發起聲援行動。

數以萬計的難民正在逃離中東和非洲的戰爭、專制與動盪。他們大部分都因戰亂而身無分文，並在國內或鄰國流離失所。而當中的一小數人（有少許金錢的），則被蛇頭帶走並賭上生命試圖橫跨地中海。歐洲資本主義“堡壘”充斥種族歧視的入境政策，建立了一道無形的長城，使得數以千計的難民無辜犧牲。

所謂資源匱乏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三叉戟”核武器計劃預計會花費1千億英鎊（1.1萬億港元）。而英軍每年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費用就高達3百億英鎊（3千5百億港元），也就是每個納稅人需要分擔1千英鎊（1.1萬港元）。

政府花費大量資金投入戰爭，但卻對於飽受戰亂而無家可歸的難民視若無睹。我們不能夠將審批庇護權的生殺大權交給這些虛偽的歐洲政府手中。

在香港，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梁振英政府一直以極苛刻及不人道的難民政策對待9千名尋求庇護人士，社福署安排難民入住違法鐵皮屋，導致一名難民喪生。

我們展現國際團結，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衝突和專制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我們亦支持為家庭團聚，反對歧視，結束與監獄無異的難民營政策。

我們呼籲大家參與九月十二日的全球聲援難民日集會，捍衛難民權利，要求安全引道難民逃離戰亂國。

9.12 全球聲援難民日香港百多人遊行

“Refugees! Solidarity!  EU’s wall, has to fall! Stop the killings, stop the war（聲援難民！拆走歐盟高牆！停止戰爭，停止殺人）”九月十二日，全球多個國家城市，包括澳洲、英國、瑞典、德國、以至台灣都有集會聲援難民。

香港響應全球聲援難民日，約二百人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遊行至歐盟駐港辦事處抗議。到達歐盟駐港辦事處外時，辦事處鎖起整棟大樓，禁止所有示威者及難民進入，二百人在外面為所有因逃亡而喪生的死難者默哀一分鐘。

社會主義行動和難民聯會共同發起這次遊行，而參與團體包括社會民主連線、保衛香港自由聯盟、進步外勞聯盟（Migrant Progressive Alliance）、居留權大學。

難民聯會代表Arif及Peter支持歐洲的難民抗爭，也表達大家的共同訴求是一致的，包括爭取工作權利，基本的生活權包括住屋權利等。他們控訴香港的難民政策不人道，審批難民的時間極長，往往要等五至十年才有結果。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者的審批率不足1%，而且審批過程極長，令難民平均苦等5-10年才有結果。政府不允許香港難民工作，一旦被發現打黑工要坐牢15個月。

進步外勞聯盟的Elis表示，外勞和難民都是香港最受壓迫的底層，希望可以團結起來抗爭，亦希望香港普通人民明白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

甘浩望神父彈奏國際歌，象徵國際主義及工人團結，表示聲援國際所有被壓迫的人。

遊行發起人鄧美晶表示，歐洲各國一直指因為資源匱乏而不能接收難民，根本就是一大謊言。英國政府每年動用大筆公帑於戰爭上。他們有份製造戰爭，卻拒絕為戰爭所受害的難民負上責任。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提到，香港民建聯近日公開要求堵截尋求庇護人士，又抹黑難民為罪犯。也有極右本土派團體煽動反難民和內地新移民的排外情緒。他們想製造公眾對難民的恐懼，從而分化香港和少數族裔的基層鬥爭。這些自稱為“反建制”的本土派也只是親政府輿論的打手。

保自聯的代表Donald表示，為敘利亞難民的遭遇感到難過，要求歐盟政府提供安全的通道讓難民逃離戰爭。即使在歐洲社會對難民的歧視其實很普遍，政府援助難民的政策也是很不足夠。

社民連的周嘉發表示，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至承包商“國際社會服務社”（ISS-HK），安排難民入住違反安全條例的鐵皮屋，反對香港政府將難民服務外判，要求政府保障難民的權利。

代表美國社會主義替代（社會主義行動的美國姊妹組織）的Alec表示，美國黑人一直被嚴重歧視，所以反種族主義運動也不斷持續。

難民的權利和所有勞動者的權利一致，我們主張團結抗爭，捍衛所有逃離戰爭、地區衝突和專制政權的難民的庇護權利。

遊行的訴求包括：

。捍衛全球（包括歐洲及香港）的難民庇護權

。要求提供安全通道讓難民逃離戰亂國

。反對香港及歐盟的種族主義邊境政策

。支持香港難民工作權

。停止將資源用於戰爭，將公帑建設公共房屋、醫療、教育

香港雨傘革命一周年

一年前的今天，警察前所未有地猛烈鎮壓，投擲了87枚催淚彈，因而激起了“雨傘革命”。這是1989年以來香港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在三個月期間總共有120萬人參與。可是，即使群眾有著無比的勇氣，還有大膽的自發行動，但運動始終不能從中共獨裁者手上取得政治退讓。

我們認為原因是組織的不充分，欠缺由底層群眾組織起來的民主架構去運作鬥爭。此外，從運動的經驗可見，未來需要以建基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為方向，而不是依賴律師、媒體明星和中產政客，並要將民主訴求連繫至工資、就業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因為打破資本權貴的操控是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的唯一出路。

從這場歷史性事件中得到的另一個教訓是，需要更替泛民領導及其盟友（例如“和平占中”）失敗的政策和策略。大眾媒體仍然將占中三子捧為去年運動的領袖，今天他們發表的言論比去年更為思想混亂，充斥著更多的失敗主義。

以下是我們的分析和回答：

占中三子儘可能避免香港發生大規模占領，因為害怕“激進派會騎劫”。他們提出短暫而象徵性的占領，當然這從來沒有發生。
在八三一人大決定公布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接受《彭博社》訪問時指出抗議“不會改變政治現實”。那時是雨傘運動爆發前的三星期。
正是罷課激起雨傘運動的，和平占中和戴耀廷都與學生罷課保持距離。
在9月27日當天，警察鎮壓和逮捕學生後，戴耀廷終於在集會現場出現，並宣布“占領中環　正式啟動”，但大部分現場的年輕人發出噓聲，並離開抗議現場，反對他突然變成運動的領導人。
9月28日晚上，有傳言指警方出動裝甲車及真槍實彈，占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呼籲金鐘的示威者撤退。但群眾將占領擴展為三區！
10月21日，學聯與政府在電視機辯論後，戴耀廷想舉行電話公投去解散占領。一年後的今天，他說他當時應該更堅持舉行公投，當時退讓是一個錯誤。當時在群眾反對的壓力下，戴耀廷等人被迫取消電話公投，並走上金鐘大台為提出公投而鞠躬道歉！幾天后占中三子宣布離開占領區，因為要“保障公眾安全”。

占領中環在社會裡討論了兩年但完全沒有結果：最後占領的是金鐘、旺角和銅鑼灣，而不是中環。這是因為占中三子不斷拖延，最後被真正運動的洪流淹沒。及後，他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嘗試解散和結束鬥爭。

媒體企圖恢復這堆人的名譽，再度吹捧他們為去年運動的領袖，根本就是篡改歷史。無論媒體如何誇大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都掩蓋不了他們在運動中被邊緣化的事實。而媒體這樣做背後是有箇中原因的。占中三子和泛民主派繼續作為運動領袖，對媒體和親政府陣營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只要民主鬥爭仍然受到他們的影響，仍然尋求與中共談判妥協，就不會威脅到現存的不民主制度。

社會主義者主張截然不同的路線。當占中三子及泛民頭面人物在散播悲觀主義，甚至認為群眾鬥爭根本沒用時，我們指出一定要重建運動，並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並建設運動的內部運動。若果中共獨裁政權不倒台是不可能有真民主的，最近北京官員陳佐洱及張曉明的言論就將這點說得非常清楚。因此，群眾鬥爭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一年來我們更清楚見到循序改革是一條堀頭路。只有革命性的群眾鬥爭，將香港的民主訴求傳播到中國大陸，並將之連繫至社會主義政策與民主掌控經濟，作為改善就業、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可負擔房屋和完善公共服務的唯一出路。

工國委中港台支部第二次大會完滿結束

10月10-11日，在香港舉行了工國委（CWI）中港台地區的第二次大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會議。與會者相當年輕，而大會討論以三語（普通話、粵語和英語）即時傳譯，表現了工國委在中國和該地區的跨國性。在大會最後，來自從台灣到印尼八個不同民族的與會者，以不同語言合唱《國際歌》，本身已可算是一種成就。此外，大會募集了港幣$4,990的捐款，也強烈表現出工國委中港台的工作是認真的。

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過去的一年充滿著動盪，有香港雨傘運動的結束，也有波及全球的中國經濟危機。

鄧美晶就香港局勢發表引言，她表示“雨傘革命是自八九六四以來香港最大的群眾運動”，而“在這場鬥爭結束後，社會危機進一步惡化”。她說：“香港最富有的25名富豪共坐擁1.5萬億港元的財富，比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還多。”政府一邊說貧窮人數正在下降，但在職貧窮的人數卻不斷攀升，那是因為官方把貧窮線設定得相當低。

雨傘運動沒有贏得真普選這目標，因為運動若要成功，必須要由一個革命運動推翻中共專政和資本主義制度。雨傘運動中的主要領導人，無論泛民黨派、學生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都沒有提出一個從根本上去變革的綱領，而單純的占領策略也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自運動平息以來，對立的局勢依然繼續。政府以打壓的手段進行“消耗戰”，例如在港大副校長的任命上阻撓陳文敏上任。但就如鄧美晶所指，政府擔心會再度觸發群眾運動，因而沒有信心在短期內通過廿三條立法。

來自香港的Nathan報告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外勞和難民的工作。最近外籍家勞再度發起抗議，突顯了香港僱傭條例的不平等和歧視性。 Nathan解釋道：“外勞團體在九月爭取加薪至每月$4,500元，這比本地工人的最低工資每月$6,630元仍有一段距離，外勞的情況更為嚴重。由於現在香港未有標準工時立法，外勞每星期工作60-70小時非常普遍。但政府最近公布只願意加薪$100元至每月$4,210元。事實上，外勞工資過去17年來只加了$250元。”

“去年中國每五天就產生一個億萬富豪，同時每五天就有41,000名農民失去土地，22,000人因空氣污染相關的疾病死亡，930名工人在工業事故中喪生。”

中國的討論是大會中最好的一節，帕莎就此題目發表引言。而中國大陸的同志也通過視像會議參與了大會。

帕莎解釋道，中國龐大的民工群體工資在2013年只增加了13.9%，而人均消費支出同比增長了21.7%，後者的升幅主要來自於住房開支。住房開支目前占農民工總生活費的50%左右。這是在今年經濟危機全面襲來前的情況。他亦指出，2015年首九個月的經濟衰退令勞資糾紛大幅增加，總共爆發了1,642宗罷工，相比之下，2014年全年罷工數字為1,379宗，而2013年則是656宗。超過75%的罷工事件是由於拖欠工資所引起。

帕莎亦概述了股市崩塌的情況，過程中蒸發了40%的市值。債務、產能過剩和通縮水平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是更深遠的經濟困境的症狀。

工人罷工

一位任職店員的年輕人Gary說，中國官方工會只是代表公司利潤或國家“維穩”。因此官方工會的威信極低。 2010年廣州佛山本田工人的罷工年是一個轉折點，官方工會獲得“黑色工會”（指他們與警察勾結）的稱號，這比“黃色工會”（與資本家勾結）更不堪。

他引用一個訪問廣東省工廠工人的民意調查，表示82%的工人不知道誰是他們工會的領袖，而95%的工人從未參加過工會選舉。這數字駁斥了中共宣傳聲稱工人可以選擇他們的工會分會理事長的說法。

非政府勞工團體經常支持工人鬥爭，為他們提供意見，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說過，只要工人不要激進起來，不要與政府發生衡突，就不會受到鎮壓。”Gary說：“但現在改良主義的非政府組織也受到鎮壓和禁制，所以除了激進化外別無選擇。”

大會的另一個討論焦點是，社會主義者該如何對待民族主義以及日益升溫的自決訴求。這點與近年世界的事件不無關係，包括烏克蘭的內戰、克里米亞被併入俄羅斯、工人階級因反緊縮而令蘇格蘭獨立情緒升溫、加羅隆尼亞的事態發展等。來自香港的Jaco解釋道，若果列寧和托洛茨基這樣的革命領袖沒有對俄國少數族裔的民族訴求採取敏感的態度，工人階級並不能在俄國革命中取得勝利。俄國革命領袖依據群眾的意願保證分離權，將受壓迫民族爭取到自願社會主義聯邦的理念之下。

他說：“在中國，習近平為了鞏固統治權而推動大漢民族主義。中共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文化壓迫、監視宗教場所、禁制各種衣著服飾和宗教儀式，這些對少數民族的鎮壓令局勢緊張，為恐怖主義製造土壤。”中共大肆破壞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環境，例如修建大水壩，也令獨立的支持度增加。

大漢民族主義

習近平推動大漢民族主義，加上中國經濟力量擴張，為台獨情緒提供養分，尤其在年青人之間。同時，尤其在今天資本主義危機的時代，民族問題不能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解決。 “今天台灣已經接近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獨立，但仍持續受到中國的壓力。”Jaco表示：“獨立派，即使是當中的左翼，都欠缺反帝國主義的目光。他們集中在修改國號和憲法等次要的問題上，但沒有指出哪個階級、什麼國家行使權力、怎樣的運動才能帶來出路。我們認為只有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出路。”

來自台北的Vincent概述了台獨陣營里的不同流派，各派的思想往往都非常混淆。他說，有親獨的右翼力量只是想追求“正常化的國家”而爭取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當中有些帶有種族主義成分，利用反中國人的論述爭取支持。

Vincent說，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獨勢力正在增長，他們正確地批評馬英九的親中經濟政策，提出一個泛左或反資的論述。但這批左獨團體中，有些誤以為日本軍事化可以制衡中國，因此在這方面的立場就顯得雙重標準和混淆不清。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工人階級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党進行鬥爭，並在國際上團結起來，才能打倒資本主義，為真正的自決掃平道路。工人國際委員會支持台獨的民族自決，作為全亞洲乃至全球反資鬥爭的一環，為東亞的自願社會主義聯邦奮鬥。

大會其他部分亦討論到社會主義行動在香港深水埗區議會的選舉運動，以及建立黨組織的關鍵要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國際書記處秘書Tony Saunois通過視像會議就國際展望發表講話。與會者都感到大會的討論令我們的政治分析更為尖銳，為建立中國乃至更廣泛地區的真正社會主義力量打好基礎。

七警暗角打人案原告變被告

去年十月十五日凌晨，正值雨傘運動期間，七名“黑警”將一名示威者曾健超抬到添馬公園的一個暗角，拳打腳踢四分鐘，過程被無線新聞的記者拍攝。雖然影片拍攝位置與施暴地點有一定距離，但影片也清楚傳出“呯呯”的聲音。警察動用私刑的畫面轟動全城，讓廣大群眾一夜間學習到國家機器的本質。在事件發生一年後香港政府才作出起訴，而令人髮指的是原告曾健超變成被告，被控涉嫌襲警及阻差辦工罪！同時，律政司落案起訴七名警員“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以及其中一名警員“普通襲擊”罪。

曾健超指出，警方拘捕他是“向市民宣戰”，而選擇同一天拘捕兩方，是“對沖做法”、“公關手段”。意思是政府在群眾壓力下不得不檢控七警，但為了不失面子，就同一天向曾健超羅織罪名。

“有意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律政司作為控方，只將案件提堂到東區法院裁決。由於在區域法院裁決的案件，最高判刑只有七年，可見政府用盡陰招令黑警獲得輕判。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甄啟榮的黨友梁美芬為了幫警察護航，指警察只是低學歷兼培訓不足，遇到示威者挑釁容易失控。但是，黑警的暴行一看就知不是一時衝動。

當晚，毆打過程相當有組織，兩名督察級警員（黃祖成及劉卓毅）帶領五名初級警員行事，其中幾員四周張望負責把風。曾健超被帶回警署後，警員的“一時怒火”理應平息，但他再度被其中一名警員掌摑，可見警察是有意識施暴的。

警察恃著有政權的偏袒，在執行“政治任務”時往往被賦予極大的權力，而且司法制度會保障他們濫暴的特權，所以才可以狐假虎威，如斯放肆！即使七警就被停職拘捕，但至今一直獲支全額薪水。另一例子，就是前香港警司朱經緯於佔領期間，於旺角區以警棍毆打途人，激怒全港市民。有示威者只是以電話擾騷朱經緯以洩憤，急急被判有罪，但朱經緯卻遲遲未被檢控，還在今年七月退休領長俸！

無線新聞　事事旦旦

無線新聞因為政治審查而謔稱為“CCTVB”，七警打人的影片於《無線新聞》播出後，他要求旁述及字幕裡刪除“拳打腳踢”的字眼，並加上“懷疑”或“涉嫌”詞語。無綫新聞部總監袁志偉向來因政治審查而惡名昭彰，日後他報道八九六四時會否寫成中共“涉嫌”屠城呢？

這次政治審查激怒了無線的前線員工，新聞部共有近八十名員工發起聯署抗議。無線在事後發起秋後算帳，將報道事件的員工調職，令新聞部有五分之一的記者辭去工作。

“慈母”民望一沉不起

去年九月，警察施放87枚催淚彈襲擊佔領金鐘的示威者，促發了79天的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在六七暴動以來首次以警棍襲擊示威者，向和平示威者、醫護人員甚至記者亂噴胡椒噴霧，與襲擊佔領區的黑社會勾結，刻意保護並放生反佔領暴徒，對示威者則動輒以“襲警”罪名逮捕。

這些情景，任何一位雨傘運動的支持者都瀝瀝在目。然而，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還厚顏宣稱警察像“慈母”般對待示威者。

在佔領運動後，警察民望跌至主權移交以來新低，比解放軍更不受歡迎。即使去到今年六月，港大民調顯示警隊滿意度淨值再創新低，跌至21%。即使雨傘革命消散後，政局繼續兩極化，因此群眾仇警情緒並不會消減，而警隊民望只會一沉不起。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政治干預七警案，反對政治審查干預新聞自由。我們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警察在雨傘革命裡的暴行，並賦予委員會有嚴懲警察的權力，而不能依靠官官相衛的律政司提出起訴，然後由被特首侵蝕的法院作出裁決。只要警察繼續由資本權貴掌控，資本家和獨裁者會維護讓黑警施暴的特權，類似暗角打人的警察暴行只會重複。因此，我們支持民主控制警隊，打破資本家和獨裁者的掌握。

鄧美晶：“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

你認為這次選舉最重要的議題是甚麽？

我參選的目標是希望利用這個選舉，作為發動抗爭的平台，帶領居民爭取我們原來應有的公共財富和政治權力。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如果經濟繼續由少數有錢權貴把持，勞動者、長者和年輕人都不會得到公平的對待。

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即將到來，對香港也會造成海嘯式影響。政府和建制現在粉飾太平，一面倒唱好，但如果經濟危機真的來臨的話，可能是明年，政府和資本家將會削減工人工資，打壓公共部門，重複他們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的惡行。群眾需要準備組織起來，抵抗這些攻擊──這就是我的選舉運動要重點帶出的訊息。

建制派資源充裕，你如何與他們競爭？

代表權貴、財團、中共的建制派政黨多不勝數，他們財鴻勢大，利用“蛇齋餅粽”等小恩小惠來賺取支持。我參選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要揭露他們表面“服務基層”，實際上出賣草根階層的利益，在議會裡否決的民生議案，通過向地產商利益輸送數百億元的方案！沒錯，我們沒有中共的維穩費，沒有月餅派，但我們做的是以抗爭迫使政府讓步，爭取我們應有的權利！

你在雨傘運動非常活躍，而你的文宣裡都有黃傘標誌。為什麽你在選舉中打出黃傘旗號？

“雨傘革命”改變了香港。黃傘代表抗爭、反獨裁、反警察暴力，我正是在這次區議會選舉中提出需要抵抗梁振英政府的政治打壓，並且開拓戰鬥的民主運動。我們需要將民主運動重新鑄造為群眾力量。民主運動一定要由基層參與者控制，內部有真正的民主，而不是被幾個由傳媒挑選出來的政客和領袖把持。因此，我們需要從過往運動的錯誤中、缺點中汲取教訓，重建一場勢不可擋的民主運動。

你表示若當選只會領取三分之一的區議員薪金，為什麽？

香港的達官貴人高薪厚祿，官員薪金冠絕全球，遠遠拋離外國官員，梁振英年薪4百多萬，比美國總統奧巴馬更高！局長月薪30多萬，卻不斷有高官被揭發貪污事件；立法會議員的月薪則有8萬！高官、議員的生活與一般香港市民脫節，令他們不願改變，寧可安坐現在舒適的席位，維護現時的制度，成為既得利益者。

全港打工仔的平均月入中位數是$14,800，區議員的月薪已超過普通打工仔月入中位數的一倍！新一屆區議員將加薪15%，達到差不多三萬元，但普通打工仔的工資平均只每年只增加3至5%！加薪與否以及加薪的幅度，應由市民民主決定。我會領取區議員三分之一的薪金，一萬元左右，其餘全部投放於抗爭運動之用。

深水埗是全港最貧窮的地區，你認為需要怎樣改變這情況？

立即落實全民生活退休金，解決老人貧窮的問題，讓老人可以有錢看醫生，做到老有所養！第二，立即落實最低工資每小時$45，舒緩在職貧窮；第三，全港有超過二十萬劏房，深水埗是其中最多的地區，我主張立即實施租金管制，並每年興建最少五萬間公屋單位，解決20多萬公屋輪候冊的房屋問題。

區議會的架構官僚，而且權力有限，若你當選，你會怎樣帶來改變呢？

區議會充斥著建制派保皇黨，還有表面“獨立”實際保皇的議員。將我這個基層鬥士送進區議會，代表各位揭露區議會的陰謀，監察政府在推出項目時是否利益輸送，究竟如何利用公帑，並在每次區議會會議前，動員居民到場抗議。

商家權貴有建制派政黨為自己的利益保駕護航，但社會上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政治工具，就是一個獨立的代表群眾、工人的政黨。我參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創立這樣的政黨蘊釀條件。

你的對手甄啟榮代表經民聯及西九新動力。你可以給三個例子顯示你和他的差別嗎？

甄啟榮是經民聯和西九新動力的成員，即惡名昭彰的梁美芬所屬的政黨，經民聯是全港第二大的建制派政黨，第一是民建聯。第一，他在區議會曾投票支持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方案！第二，他所屬的經民聯在立法會曾投票否決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立法等方案；第三，經民聯支持地產霸權，曾在立法會投票反對回購領匯！

香港曾爆發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民主抗爭，但似乎敵不過中共政府。你認為現在應怎樣走下去？

我們面對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過去數十年來，溫和泛民主派主張與中共對話，希望中共可以給予民主權利，這路線已經徹底失敗。中共獨裁不願給予香港民主，怕的是在中國內地所造成的骨牌效應。要捍衛民主，就必須將群眾鬥爭蔓延至中國大陸，與大陸群眾連結起來打倒中共專政，這樣我們才可能有民主。

你的選舉運動如何？你會怎樣宣傳你的訊息？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選戰，現在選舉工程良好進行。我們每天在區內宣傳，派發單張、逐家逐戶家訪、組織地區抗議、遊行，向群眾解釋需要組織起來抗爭的重要性。

我將公開邀請甄啟榮來一場公開辯論，讓他向所有居民交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將會質問他，為何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維護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為何反對標準工時立法？

這場區議會選舉是一場硬仗，一場權貴與基層、獨裁與民主陣營的對決！對抗專政獨裁、財團霸權，我們唯有抗爭才有出路！請你投票給我，將一個基層鬥士送進議會！

蝸居老人：訪問白田邨譚婆婆

房屋署拖延個案逾一年

居住在白田邨十多年的譚婆婆今年已79歲，退休多年，與女兒同住，但自從去年女兒結婚，女婿搬進來後，一直沒有足夠的居住空間。

雖然房署批准譚婆婆一家三口申請更換三人單位，但等了整整一年也沒有回音。筆者曾到訪譚婆婆家，單位非常狹窄，不但沒有房間，除洗手間及廚房外，只有兩張雙人床拍在一起，連書桌和餐桌也放不下。

房署條例表明，任何公屋居民，必須擁有不少於平均每人 7 平方米(75 平方呎)的空間，而譚婆婆的人均空間只有5.9平方米(63平方呎)。三個人，怎樣在不到200平方呎的空間生活呢？梁振英常常落區做戲，請問特首是否願意在譚婆婆的居所住一個月，甚至一星期？

“沒錢看醫生”

婆婆的活動空間非常少，令她長年的病痛更加嚴重，尤其是手腳，吃飯時手麻痺得不能正常拿起碗筷。患有白內障的她視力模糊，上半年她在家中不慎滑倒，撞傷腰部，至今仍未康復，經常疼痛，但由於她每月只領取2千多元微薄的生果金，她寧願忍痛不看病，因為看醫生一次便花費幾百元。

譚婆婆沒有接受過正式教育，過去做酒樓待應、清潔工等，退休後申請綜援，但自從去年便被強制終止。筆者曾致電負責譚婆婆的社工，但無法聯絡。婆婆稱自己不識字，不懂閱讀文件內容，希望可以申請綜援，有錢看病。

梁振英政府在十月公布最新貧窮報告，聲稱貧窮人口下跌，事實是把貧窮標準定得極低，玩弄數字。但現實是貧富懸殊加劇，香港1%人口擁有本地超過一半的財富！

眾所周知，香港貧富懸殊世界第一，而老人貧窮就更不用說，全港每三名老人便有一名活於貧窮線底下。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下，政府不願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醫療、護老院等公共服務被不斷私有化。基層老人的生活艱苦無比。

要老有所養 抗爭才是出路

筆者在一次白田邨宣傳全民退休保障的街站中認識譚婆婆。她的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是典型香港貧窮老人的悲劇，儘管年輕時曾努力工作貢獻社會，但退休後老無所養。

可能有人會覺得，婆婆的家人應該供養她，但在今天工資低微，物價如此昂貴的香港，打工的子女有可能供養父母嗎？最低工資調整累積升幅只有一成六，但同期通脹卻高達兩成，香港的在職貧窮家庭數目五年來由增加一成，在職貧窮人口亦增至近65萬人，佔人口近一成之多！但是，港府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財政儲備高達8,200億，足以應付政府兩年的開支，但對有利平民及長者生活的政策卻一毛不拔！我們必須團結抗爭，爭取全民生活退休保障，廢除吸血的強積金制度，立即增加最低工資至$45。

公屋縮水變“劏房” 深水埗淪偽豪宅區

政府計畫將白田邨重建，並且將居民安置於新造的公屋中。但實際上，正在興建的白田新邨的面積較早前已獲安置的首批住戶的石硤尾邨單位面積縮水約13%。由本來的430至450平方呎減少到370至390平方呎。受影響主要為4至5人家庭的單位，亦即是說每人所分享到的平均空間只有80平方呎左右，大小根本與“劏房”無異！

實際上，公屋縮水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現的，而是近幾屆政府持續的政策。三任特首以來，公屋卻越起越小。在董建華時代落成的白田邨昌田樓，兩房單位約470平方呎，而曾蔭權時代落成的石硤尾邨第二和第五期，同款單位約440平方呎，到現在梁振英時期進行重建的白田邨，同款單位再縮至約380平方呎，比起最初的單位少約90平方呎。

“因地制宜”？

就白田新邨單位大大縮水的爭議，運房局常任秘書長應耀康稱政府採用“因地制宜”設計。而所謂因地制宜，實際上就是政府為了追趕公屋單位興建數字，卻又不願意增加土地資源供應的結果。當局在2012年指白田邨重建4座可建成1，200個單位，但其後秘密提高發展密度。最新資料顯示同樣的4座加上巴士總站地皮共提供3，100個單位，比之前大增逾1.5倍。

政府又再一次借“土地問題”避免增加對公共房屋的開支與投入。但弔詭的是，深水埗雖然作為全香港最貧窮的一區，近年來卻越來越多“偽豪宅”出現。市建局過去數年來在深水埗進行重建的項目皆為私人樓宇，當中更有貴价偽豪宅“御匯”、“海峯”等。將窮人居住的地方迫遷，新造的卻是有錢人才買得起的豪宅，變相將基層趕盡殺絕！

地產霸權製造房屋危機

衣食住行乃一般民眾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在香港，私人財團壟斷導致樓價居高不下，加上政府的廉價公共房屋連年供不應求，至2014年底約已超過27萬宗申請的破紀錄數字，住屋成為市民大眾一大難題。上樓問題越來越“年輕化”，埋下社會忿怒的計時炸彈。

政府政策偏袒地產財團，對於市民所急的房屋社保問題置之不理，反而動用數以千億計的公帑建造“大白象”基建，目的只是為了利益輸送，並繼續保障有錢人在私人市場中的既得利益。而區議會及立法會內一種保皇黨建制派議員亦不遺餘力地為各個官商勾結的政策保駕護航。香港究竟是要這一小撮超級富豪們的利益，還是所有民眾的基本保障呢？

支持租金管制及增建公屋

今天香港樓價和租金都創下歷史顛峰，一間300呎的私樓平均月租要過萬元！深水埗是全港最多貧窮人口的地區，許多赤貧家庭捱不了貴租，唯有租住區內的私人唐樓的板房、套房、天台甚至籠屋。而當中最惡名昭著的，是將一個板間房再井字形劏成六間細房，每間房只有棺材大小的“棺材房”。這些被“劏”開的房間一般大約幾十到200平方呎不等，居住環境十分惡劣。社會主義行動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候選人鄧美晶支持租金管制，限制業主的租金上限及加租幅度。

社義行動及鄧美晶亦支持每年興建公屋五萬間。既然政府的長策會認為以6:4的比例十年內能提供47萬個單位，那麽假若以同等的土地資源，全數用來發展公營房屋的話，總建屋量絕能達到50萬有餘，可見香港絕對有土地每年興建5萬間公屋單位。只是政府要維護地產商利益而不為！

本港的空置住宅物業超過20萬間，這等同於公屋輪候冊數字的三分二，所謂“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社義行動及鄧美晶認為，對於這些空置房屋，若然查明屬實的話，理應將其公有化，用作公共住宅。

地產霸權恃著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權力，會全力抵制和破壞這些政策。要有效落實租管，必然要將地產商和銀行民主公營化，由工人和居民民主管理，打破地產商和銀行家的權力壟斷。

看不見的群體──與視障人士對話

大家可知道，原來視障人士在數十年前是被禁止乘搭地鐵的！現在聽來很荒謬，但這種不平等確實存在過。

“地鐵過去拒絕任何殘疾人士使用，原因是認為我們是‘造成阻礙’，現在當然改例了。約三十年前，我們曾透過發起社會行動，來爭取權利，例如提出道路安全等問題，所以現在的設施才比較完善了，增設了有聲交通燈、引路徑等無障礙設施。”失明人協進會的一位退休人士李先生表示。

香港有17萬已登記的視障人士，但受訪者都表示實際上有更多，因為不少後天失明的人士並沒有正式登記。在深水埗白田邨和石硤尾邨，都住了不少視障人士。筆者走訪數個盲人中心，與不同的視障人士對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認為政府需要提供就業機會給所有殘疾人士，包括視障人士。

就業困難 政府不聘請殘疾人士

不時在街上或地鐵站，都會遇到用手仗拍打地磚找路的視障人士，但社會對視障人士的認知不多，很多人都不認識這個群體。直至一天，筆者在白田邨做街站時，數名視障人士前來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林小姐Maxine。

“政府也不帶頭聘請視障人士，何況是私人企業，雇主一聽到是視障人士就不想請我們。”Maxine表示，很多視障人士都希望可以透過工作自力更生，但認為就業困難，而且特區政府沒有提供新的職位聘請殘疾人士（包括視障、聽障、長期病患等）。

已退休的林先生憶述，過往英殖政府會雇用傷殘人士，為他們編配特定的工作。“過往你只負責一種特定項目，但現在一個崗位，需要兼顧幾種工作，視障人士過往普遍當電話接線生，但現在除了接聽電話外，還需要做文書工作，如填寫表格、計算機數據輸入等，這是我們不能兼顧的。”可見，政府部門為了削減開支，將部門外判出去，令一名職員要兼任多項工作，連視障人士的工作機會也被打擊。

“政府聲稱有聘用殘疾人士，但其實他們是原來的公務員，遇到一些突發事故後變成殘疾人士而調職至其他部門，政府就說這是雇用殘疾人士。但當這批員工退休後，政府並不會創造新的職位。”另一位受訪者馮寶華不滿表示。

馮寶華於一間聘請視障人士的社會企業兼職工作。她認為工作只能幫補一部份的開支，並不夠應付生活，而且大部份視障人士有領取綜援。可是綜援人士有收入上限，若果工資超過限額，需要在綜援金扣除，實際上變相不鼓勵綜援人士工作。

另外，政府需要視障人士證明自己是沒人照顧才會給你申請補助，所以不少視障人士為了得到補助，要被迫獨居，與家人分開，更難自理生活。但若果沒有補助金的話，就要完全依賴家人的經濟支持，對他們來說是種兩難。

現時政府沒有一個統一部門為視障人士服務。雖然社會上有不少盲人中心，但若果沒有醫生或朋友介紹，視障人士是不會知道有這些機構的存在。尤其是因意外而突然失明的人士，往往不知道有甚麼途徑或部門可尋求協助而變得抑鬱。

經濟轉向新自由主義，企業為了賺取最大利潤，壓低成本工資、裁減員工，導致一個人需要承擔數個人的工作量，雇主只想員工在最少時間完成最多工作，所以不雇用殘疾人士。

政府應立即增設殘疾人士的部門，為所有視障、聽障、弱智、長期病患人士提供免費而優質的服務，大幅增加殘疾人士的生活津貼、服務設施、交通津貼、醫療服務，並提供適合的工作職位，讓他們能自力更生。

政府一方面將數千億倒進基建面子工程的大海，像機場第三跑道以及無限延期的高鐵，由視障人士、殘疾人士到護老院，公共服務都資源匱乏。因此，視障人士的鬥爭是爭取擴建公共服務的鬥爭的一環。

投機政客首鼠兩端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下稱經民聯）是立法會內第二大保皇派，更是僅次於民建聯的建制爪牙。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的甄啟榮就是經民聯一員。

不民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單從其立法會內的議席構成而言，七名議員當中有六名是由小圈子功能組別選舉中所產生，當中有四名是“零票當選”，另外兩名功能組別議員所得之票數加起來亦僅得區區3，019票！由此可見這個黨派不過是一群賴在穀倉內，肚滿腸肥的無恥碩鼠。經民聯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都堅定支持特首假普選，而且一直反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今年三月，甄啟榮在區議會投票支持通過中共八三一人大決定框架下的假普選，而經民聯去年更高調組織《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大行動，其九龍西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一度倡議要組織自願軍對付佔領！

三姓家奴 立場飄忽

區議會內不乏首鼠兩端、蠅營狗苟的朝秦暮楚之輩，甄啟榮先生當屬其佼佼者。甄先生於零七年選舉前臨陣退黨退出民協，於零八年為現時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助選，突然由民主派走入建制派中。在2011年上屆區議會選舉中，甄先生以“獨立”的面目示人，而且立場一百八十度轉變，支持激進民主派人民力量。

甄先生政治立場和思想取態突然如斯急遽調頭，想必經一番痛苦思想鬥爭理念糾結，未知是否午夜夢迴幡然醒悟：“民主”“民生”不過是佔佔口頭便宜，萬不可認真？

本來政治理念人言人殊，政治形勢的變化也是無日無之，驀然回首忽覺今是昨非擇木而棲也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只是時至今日，他又回到娘家，堂而皇之地代表經民聯參選下白田選區的選戰，在眾目睽睽之下用盡全力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耳光。

反窮人的立場

甄先生的立場實在教人摸不著頭腦，甄先生既表示自己關注民生，但經民聯在民主議題上的取態都是打壓窮人、反對民生的。

罪行一：否決標準工時

香港基層工人工時長度高居世界第三，工時過長令基層民眾健康受損，與家人相處之時間亦不足，引申眾多家庭問題。這可是地地道道的民生問題，經民聯一眾功能組別議員卻是堅決反對（梁美芬棄權）標準工時，令工人工時極長，加班沒有補水！未知甄先生對黨友的投票取向可有非議之處？還是覺得香港打工仔女低處未算低，還有可供壓榨以供奉肉食者的空間？

罪行二：支持領匯霸權

公屋商場過往通常是基礎民眾的廉價低消費場所，然而領匯陰霾所過之處，卻成了昂貴高消費連鎖店盤踞之處，與民眾生活水平徹底脫節，白田商場至今萬幸未被領匯私有，但面臨白田重建計劃，難保不被領匯相中，社區小店絕跡，物價脫韁，甄先生又有何對策？而黨友在立法會內憑功能組別之特權，逼使多數屈服於少數而否決回購領匯議案，甄先生又有否向黨友進片言隻語，求上大人高抬貴手，放民眾一條活路？

罪行三：維護強積金 反對全民退保

經民聯站在資本家的一方，不但口出狂言反對取消強積金對沖，讓老闆繼續可以挪用工人自己的退休積蓄當作遣散費。但卻又不見甄先生對黨友這種與打工仔女為敵的舉動有半句微言，莫非認為這是合情合理？而經民聯一直阻撓全民退休保障，指其是“下一代的計時炸彈”。甄先生似乎聽之任之，這又是如何關懷區內的基層父老？

甄先生對黨內保衛財團利益，刮地三尺盤剝基層民眾之舉，又拿不出當年退出民協的勇氣和決絕，與經民聯碩鼠劃清界線。這到底考慮的是個人仕途，還是口中大義凜然所說的“民生”？首鼠兩端的投機者，我們還應該容忍他在政治舞台上繼續跳樑嗎？

如果建制派議員在地區久不久派一下蛇齋餅粽，就叫做紥紮根基層的話，這些植根也不過是權貴茹毛飲血的吸血罷了。打倒經民聯，踢走甄啟榮，票投鄧美晶，選一個真正支持勞工和窮人的鬥士。

白田重建計劃：無視人民利益！

根據白田村的重建計劃，政府房屋署一鎚定音，決定於2018年清拆多幢舊樓、白田巴士站及白田商場。政府官僚主義橫行，重建過程漠視居民的生活需要，也沒有妥善安排白田商場租戶往後的生計，令白田邨內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10月11日，筆者與社會主義行動區議會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走訪白田商場，接觸當地的居民及租戶瞭解情況。現時商場的大多數租戶都遷出了，環境顯得雕零。

賠償了事 妄顧租戶生計

政府一刀切全部商戶賠償12.1萬，漠視租戶想換鋪繼續經營的訴求。政府供租戶選擇搬遷至其他地區的房委會市檔位，但這些舖位不是距離太遠，就是舖位太細、人流稀疏的舊區，例如在葵青長青邨、屯門兆康苑、天水圍領匯，甚至離島區等。一家文具店店主林太表示：“他們讓我搬到天水圍的領匯街市，但街市的環境會弄濕我的貨物，根本不適合經營。而且領匯年年加租，我怎會夠那些大財團斗呀？萬一租了一兩年又被加租，我哪有體力再搬舖？”林太只好結業再另謀生計。

大部分租戶十多二十年前花費幾萬元才投得一個檔位，十二萬的賠償金額可謂少得可憐。我們向“人人鮮蛋”的檔主黃小姐打探一下，她這檔位十多年前以四萬元投得，十二萬賠償對她來說只是聊勝於無。她經營了十多年，近年生意銳減，不足以維生，因此她要早上外出打工，下午開舖營業。

在白田商場的一間紙紥舖，擺放著各種拜神用品。由於其他檔舖大多數已經遷離或結業，現在商場人流稀少了、生意慘澹，有時一天只有 30 元生意，店主陳伯（化名）準備“光榮結業”了。十八年前這舖位由另一個檔主投得了，後來轉手給了他做，但由於正式文件上寫的仍是舊檔主的名字，所以他什麽賠償也沒有。 他也沒有拿生果金及退休保障。

聊了一會，陳伯開始怒氣衝心，話題政治化起來，喊道：“現在這個政府四個字來形容──‘不知所謂’！各個政府部門互相推卸責任，只顧自己有糧出……後生仔無出路， 香港只有金融股票，打開收音機，你聽聽，日日都在講股票！”

只顧偏袒財團 漠視居民生活

居民起初得知白田重建計劃時，已經向政府反映意見，建議逐步清拆白田邨 1-3 及 12 座而不是一次清拆全部，而第12座因為有食肆方便居民，所以應該最後清拆。廣記菜檔的檔主說：“12座有很多食肆，應該是最後拆的，現在拆了我們很不方便。”居民還提議政府安排白田商場的租戶暫時到 12 座底層的空舖經營，避免白田商場雕零而造成社區真空。但政府房屋署不聆聽市民意見，倉卒把白田邨的1－3座及12座全部拆除，逼令一眾小商戶倉卒遷出，令白田商場人流急劇減少。

居民要買菜的話，要近的話就光顧百佳捱貴菜，要便宜的話就必須坐車到北河街市及石硤尾街市。廣記檔主又道：“很多老人家連上落車都不方便，天天十分鐘車程已好辛苦啦！”重建計劃埋沒了社區內的廉價商舖，但大財團卻得到政府政策的保護。白田商場的百佳早前揚言生意淡薄要結業，房署減一半租留住它，但對待同在白田商場的合興茶樓卻無情講，不願減租，令其結業。

捍衛社區設施—爭取廉價的社區商場

目前尚未知道政府的重建計劃會如何處置白田商場，不能排除領匯（現時改名為“領展”）會進駐，聯手抬高商舖租金，趕走小商戶，然後讓大型連鎖店進駐。大財團壟斷全港公屋商場後，令社區物價高昂，基層居民難以負擔。社會主義行動及我們的白田邨候選人鄧美晶要求保留白田商場，改建為租金便宜的社區商戶，捍衛小商戶和居民的權利，不要被百佳、惠康等大型超市壟斷控制。這次事件突顯了有必要民主監督市建計劃及房屋署等官僚部門。居民及小商戶需要建立民主的基層組織，為自己的權利而鬥爭。

深水埗區議會的惡行

．十八區區議會每區浪費一億公帑興建面子工程，與地產商私相授受，無視窮人與長者的生活需要！

．急須增加託兒服務、福利及公屋的開支──區議會選舉是我們反擊的機會！

深水埗區議會有24名區議員，其中有17個議席由建制派（民建聯、經民聯、西九新動力）把持，另外7個議席則由右翼泛民民協則佔7席。

梁振英全港每區撥款1億興建地區工程，但在建制派操控底下，這些項目淪為面子工程。在深水埗區議會，建制派區議員沉少雄提出建設所謂“深水埗文化藝術中心”，完全脫離當區居民的生活需要。深水埗基層居民欠缺的是基本生活保障，一億本應用於增加託兒服務、老人院等公共服務，而不是用在這些無用的工程。

文藝中心計劃的一億當中就有七千萬用於建造費用和裝修費，將整整5千多呎變成商舖收租。即使遇到居民強烈抗議，區議會還是強行通過。此外，觀塘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音樂噴泉、大埔區議會通過了造價5千萬的許願樹廣場（設計極似北京天安門！），花費大筆公帑卻不能改善民生。

趕盡露宿者　打壓小販

根據官員的數字，深水埗區內有334名露宿者，實際上很可能更多。現時的露宿者以往大多在深水埗附近居住，在無法負擔劏房及板間房的租金下，變得無家可歸。在2012年只有35人獲批綜援租金津貼及5人獲上樓。此外，建制派議員向來在地區與政府聯手趕走路宿者。前年經民聯的深水埗區議員李祺逢提出，所有天橋底要加設鐵絲網及警告牌，阻止露宿者在天橋留宿，又要求政府儘快趕走他們。

官方數字往往都低估社區問題的嚴重程度，但連官方數字也指出，自2010年以來香港露宿者的人數上升了兩倍。最近，一名“麥難民”（在24小時麥當勞過夜的無家者）婦女在九龍灣坪石邨的麥當勞過夜時，懷疑心臟病發死去，伏死在餐廳桌上。很多無家者在麥當勞過夜，因而出了“麥難民”這名字。

漠視白田居民訴求

另一重要的議題是白田邨重建計劃。房屋署一次性將白田邨第1至3及12座拆除，無視居民逐步拆除及重建的要求，也將租戶要求換舖的訴求置之不理，造成社區的真空。現任區議員、經民聯的甄啟榮也支持這項重建計劃！

區議會制度的不民主

區議會委任制仍然存在，全港541個議席中，23%為非民選議員。建制派用小恩小惠攏絡選民，令意識落後的群眾在選舉中發揮了較大影響力。中共在近兩屆選舉大力強化投票機器，利用種票手段操控選舉，扼殺了競選過程的政治辯論空間。雖然立法會選舉中泛民主派通常都拿到約60%選票，但十八區區議會卻全部被建制派控制。

保皇黨在區議會選舉提倡“不談政治、只講民生”，但在政治議題上一定大力支持政府。去年建制派區議員在地區就大力組織反佔中大聯盟，而十八區區議會都通過支持政府的假普選方案。可見，建制派不是不談政治而是想避免在選舉中有真正的政治辯論，以免揭破他們親財團、親政府的真面目。

另一事件也揭露了區議會的不民主。屯門居民已飽受堆填區污染之苦，極力反對“三堆一爐”政策，因此今年年初屯門區議會的建制黨派在壓力下全體反對。但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卻在立法會急急投票通過，完全違背自己黨裡區議員的立場！區議會的投票沒有任何實質權力，只是一個偽諮詢架構，扼殺了居民在地區政策的發聲機會。

社會主義行動最重視的是通過選舉運動接觸基層群眾和青年，切身了解工人階級面對的困境。我們希望藉以選舉作為平台，更響亮的提出社會主義的綱領，提高群眾的意識，有機會的話 可以組織群眾鬥爭，向政府施壓以爭取窮人的權利。如果社會主義行動的鄧美晶當選，她作為議員的行事作風會與現任議員截然不同。她會成為代表人民的間諜，將議會內建制派的權力關係和私相授受曝露於陽光之下，並號召居民抵抗這些政策。票投社會主義的基層鬥士，送鄧美晶入議會，將會是為真正變革而鬥爭的第一步。

感激各位：成功奪走保皇黨五百票

我們會留在白田　令甄啟榮惡夢成真

鄧美晶在深水埗下白田選區獲得1,152票，三票中有一票投給本人。在此感激每一位票投我的選民。雖然保皇黨未被踢走，甄啟榮成功以2,320票連任，但他跟上屆比流失了兩成選票（568票），實在令人鼓舞。

我的對手縱然當選，但他對得票結果還是不甚滿意。我的得票率比上屆民協候選人高出5%（由28%上升至33%）。深水埗區議會向來是民協的重鎮，該黨有著深厚的地區工作傳統。本人的得票率比上屆的民協更高，是為任職了廿三年的甄啟榮響起了嚴重警號。可見，白田居民已忍夠了現狀。今屆是他的區議會生涯以來，首次正式以保皇黨的名義參選。他流失了選票，銳氣定當受挫。

今屆區選是雨傘運動後香港第一次的選舉，選民愈來愈傾向票投一個能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候選人，政治視野超越了一條邨的範圍。在選戰中我堅定站在勞工民主的立場，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四十小時、公屋租金封頂、打倒中共專政，與反對這些立場的經民聯（姓甄所屬的政黨）形成強烈對比。

兌現承諾：我會留在白田　持續抗爭

我所屬的社會主義行動會留在白田邨，建立我們的支持基礎，與居民一起戰鬥，爭取權益。我們會監察甄啟榮議員。如果他又再經常缺席會議，我們會質詢他何故偷懶；如果他所屬的經民聯提出反民主、反民生的政策，我們會組織白田居民將其阻止。

賽後回顧　我與對手的角力

社會主義行動的政治立場鮮明不晦，直接將選舉連繫至反專制、反剝削的鬥爭。選舉結果驗証了這條路線的正確。地區工作故然重要，但我們不能墮入保皇黨的陷阱，任由他們利用“地區往績”來合理化自己欺壓工人的政治立場。

起初社會主義行動決定由我參選時，不少為我憂心的居民跟我說，保皇黨在區內勢力龐大，因此我難有機會獲得佳績。誠然，我的對手依靠長年積月的蛇齋餅粽，加上依附著龐大的建制地區組織，成功穩住了一批基本盤。在各位居民的支持下，我撼動了這些保皇勢力，但在短短半年的時間未能完全將其瓦解。今後我們一定要繼續這場抗爭，令白田出現一名為基層利益奮鬥的地區代表。

雖然我的對手抹黑我主張“極端暴力社會主義”，又誣賴我的宣傳失實，但這些保皇黨的陳腔濫調並沒有發揮任何效果。到了選舉的中後期，當愈來愈多民主派選民驚覺到姓甄的跳槽到保皇黨後，就斷然摒棄這名民主叛徒。尤其年輕及中年的支持者，反過來更堅定支持我。有了這份堅定的支持，我們今後才能將長者居民也爭取過來，一起贏得改變。

區議會政治化了！

在選舉前，民主派不預期雨傘運動會推高他們的得票，而建制派甚至豪言選民會因為厭惡佔領運動而唾棄泛民。大部分泛民候選人因為害怕流失選票，都不敢在選舉中打出鮮明的雨傘旗幟。但選舉結果出爐後，我們見到即使泛民及傘兵淡化自己的政治立場，議席還是增加了廿五個，證明雖然泛民抗爭力有不逮，但選民還是亟欲踢走建制派。無論是泛民還是建制派，都承認區議會選舉愈來愈政治化。

政治覺醒的時代已經來臨，只有清晰的反專制、反剝削的抗爭路線，才能爭取到廣大選民的支持！

香港：社會主義的選舉工程獲得佳績

“我們結果得到三分之一的選民支持，對此感到非常滿意。”鄧美晶稱道。鄧美晶代表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香港）出選深水埗區議會下白田選區。對於工國委（CWI）的中港台支部來說，這次選舉工程是一個里程碑，而且應可能從中為社會主義思想建立更強大的基礎。

這次是自去年“雨傘革命”以來第一次的選舉，因此是運動後群眾情緒的試金石。社會主義行動去年積極投入這場運動，並主張有必要將群眾鬥爭傳播至中國，公開指出推翻中共專政的目標。

白田邨位於深水埗區，深水埗是香港最貧窮的社區，而下白田選區九成的選民都是公屋住戶。鄧美晶首次在該區參選就贏得了1,152票支持，可謂表現出色。而對手乃任職了23年的現任區議員甄啟榮，他屬於親北京、親財團的政黨經民聯。

鄧美晶解釋：“我對手是一條政治變色龍，由最初屬於泛民陣營，後來多次轉舦，現在加入了經民聯。許多投票給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現在已經背叛民主陣營，並加入了個親中共的政黨。”

與很多其他區議員一樣，甄啟榮的支持主要來自較年老的一輩，往往依靠“蛇齋餅糉”網絡維繫，與政治立場沒什麽關係。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運動其中一項重點，就是揭露甄氏及經民聯反工人階級的劣跡，包括反對基本的民生政策，譬如全民退休保障和標準工時等。這種政治攻勢明顯擊中了甄啟榮的死穴，令其得票從上屆2011年的2,888票跌至今年的2,320票，損失了568票。另一方面，鄧美晶得票率為33%（1,152票），比起2011年時挑戰甄氏的民協代表楊彧的28%（1,119票）要高。

外界曾有聲音力勸鄧美晶及社義行動淡化激進色彩，以免嚇跑泛民中間選民。上述的選舉結果就是對此的最佳回應。譬如，鄧美晶的選舉文宣、傳單、橫額、海報上皆印有黃色雨傘，清楚將區選連繫至去年的傘運。單單這點已令鄧美晶的選舉工程在全港獨一無二。

就連一些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團體或個人，在區選中皆紛紛淡化傘運，或收起與傘運的連繫，並在整體上淡化政治色彩。這些新勢力獲得了許多媒體焦點與公眾支持，並最終奪得了約7萬票，贏得了八席。但是，除非贏取議席本身連結至一個真正的替代方案，否則並沒有太大意義。不幸的是，這正正就是各個傘後團體的弱點，他們只是比泛民政治立場更模糊的泛民。

在白田，社會主義行動致力提出一個具戰鬥性的政治替代，令甄啟榮的票倉出現一個大漏洞。因為選區重新劃分，所以選民基數減少。甄氏的票數比上屆下跌，而社義行動令倒甄票無論在得票率抑或得票數都有所增長。在選舉過後，社會主義行動將會繼續留在社區累積支持，並打算組織反對力量，準備在來屆選舉擊敗甄啟榮。

雨傘因素

雨傘因素無疑在全港發揮了效果，使得投票率比起往屆急升6%（從41%上升至47%），而多個建制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建制陣營一直利用大量資源買票種票來壟斷選舉，今屆十八區區議會仍是由建制派所操控。

“雖然區議會本身並不民主，但我們依然決定再次參選，原因是我們需要利用每個平台去宣揚我們的理念。”鄧美晶說：“即使是泛民，在區選也是只談地區議題，甚至派餅派米去收買選民，我們並不會認同。我們的選舉工程主打廣大的政治議題：反對中共專政、反對財團壟斷、要求租金管制和封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以及四十小時工作週。”

“我的對手抹黑我為‘極端暴力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在整個選舉運動期間唯一一宗暴力事件，就是他的支持者襲擊我們的一名同志。”鄧美晶繼續道：“甄啟榮攻擊我們發動文革式批鬥，但弔詭的是他才是親中共的一方。這給予了我們機會去揭穿他的謊言，並且向公眾解釋社會主義的真正意義。”

社會主義行動的選舉工程

“當我們決定參選的時候，我們強調主要目標並非選票，而是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鄧美晶指出：“不過我們的得票結果也很好！不只在於票數上，也在於支持者的踴躍程度。他們不畏懼建制派區內老大哥式的監視手段。”

選舉運動為期六個星期，在這個7,500名選民的選區中，社會主義行動派發了超過4萬張傳單，總共十款，涵蓋不同議題，例如全民養老金、租金管制、民主權利等。另外，我們也派發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英文、泰加洛語以及烏都語傳單。

選舉團隊進行家訪活動，逐家逐戶探訪了全屋邨一遍，有些單位更是到訪兩次。選舉工程中成功取得了接近700名居民的投票承諾，並留下聯繫方式，讓義工團可以在投票日前一週致電動員投票。在選舉日當天，社義行動一共動員了49名義工，其中一半的都是首次參與社義行動的活動。在港沒有投票權的難民支持者，在助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協助將社義行動的傳單派發到每家每戶的信箱中。票投鄧美晶的選民大多都會仔細閱讀這些文宣，並為運動提供很多正面的意見。

與2011年鄧美晶出選元洲區時一樣，今次社義行動與社民連組成選舉聯盟參選。與上次一樣，社義行動以獨立政綱參選，文宣也是獨立撰寫，但宣傳品上印有兩個組織的黨徽。社會主義行動完全自主控制白田區的選舉運動，同時在技術和法律等層面上得到社民連的大力支援。此外，社民連主席“長毛”多次親自落區為鄧美晶拉票，而該黨亦協助鄧美晶製作專業的宣傳短片，在社交媒體上獲得大量觀看率（第一段影片的觀看次數為71,744）。在財政上，社義行動完全保持獨立，並為選舉基金籌募了超過3萬元。

由於上屆社義行動還未成為註冊社團，當時鄧美晶因而以社民連名義報名參選，而今屆鄧美晶在官方選票上的政治聯繫是社會主義行動。對社義行動來說，這次是雙贏的合作。社會主義行動一方面得到社民連的重要支持，一方面發起了一個年輕有活動的選舉運動，令雙方互相受惠。

社民連另外派出五人參選，與上屆一樣全部落選。但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成敗的條件並非由議席的得失衡量，而是運動有否提升群眾意識，並為未來的鬥爭打下基礎。但是，資產階級與親政府媒體利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敗選來宣告“激進政治”的末落，目的是誤導群眾，並向溫和泛民招手。社會主義行動即使拒絕淡化鬥爭與政治，在白田仍可獲得佳績，就是對建制派輿論的最佳駁斥。

選舉結果代表了甚麽？

過去，建制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削弱了建制派的操控能力。以建制派優厚的資源來說，今次選舉結果可謂出乎意料。建制派仍然控制著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但是這不代表他們獲得多數支持。例如在沙田區，反對派贏得了過半數的議席，但是中共的代理人依靠著鄉議局的當然議席來維持控制。

中共的選舉機器將資源集中在一些關鍵地區，從而操控選票結果。民協的馮檢基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在“民主派”人士鎅票下敗選，尤其是馮檢基因選票被分薄而以些微票數落選。但同時間，建制派整體上卻減少了議席，可見中共並不能隻手遮天，也可見北京礙於民情反彈，不願意過於公然地進行選舉舞弊。

在這個方面看來，今屆區選結果對北京來說是個打擊，因為如果區選的結果有利於他們的話，可以在來年立法會選舉前先聲奪人，準備奪走泛民三分之一議席的否決權。北京的政治目標是消滅泛民，以求為了加大對香港事務的控制，並打壓反政府的力量。

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葉劉淑儀稱選舉受到“不同的政治氣氛”所影響，甚至連中產之間都瀰漫著反政府情緒。在工人階級社區中，這種情緒就更為強烈。在選舉之後的分析，無論是建制還是泛民派別都承認這次選舉政治化了，可說是為社義行動的取態作出了平反。

這政治化的現象是由下浮現上來的，雖然主流媒體極少篇幅報道，加上政府企圖利用宣傳抹除群眾在傘運的集體記憶。縱使如此，正如社會主義者指出，去年的傘運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政府對開放民主寸步不讓，使得反政府的情緒日增。同時勞動階級和中產們受到高樓價、通漲、公共服務的惡化所影響，生活水平多年來停滯不前。

因此，即使區議會選舉本身非常畸形而不民主，群眾尤其是年輕人的憤怒還是被從中宣洩出來。投票率創下47%的新高，比起2003年反廿三條歷史鬥爭時的44%還要高。

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本土派組織“熱血公民”在選舉中一敗塗地。該組織派出參選的六人全數敗北，當中更有兩人未能達到5%的得票率，因此失去保證金。該右翼民粹組織主打種族主義議題，過去在網絡虛擬虛世界中看似強大，且瘋狂抹黑社會主義行動。但其選舉結果證明，這類組織在現實世界中並無能力發起持續的運動。

白田邨選舉運動的佳績點出了未來可以怎樣爭取對社會主義替代的支持，而全港的選舉結果再次對中共當局以及香港的資本權貴敲響了警鐘。

香港：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政府再次推出俗稱“網絡廿三條”的《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新增一條“傳播罪”，將電子傳播納入版權法下規管。浪費公帑的創新及科技局通過後，政府打著保障業界權益的名義，實質上是打壓網路傳播及創作自由。政府在2011年首次提出網路廿三條時，面對群眾大力反對，被立法會拉布阻止通過，令法案一直擱置至今。事件令梁振英政府面子受損，因此今次特首開腔鞭策建制派，表示要儘快通過條例。

今次政府再度推出法案時，為免民情再度反彈，作出了一些退讓，將批評或評論某作品、評論時事、戲仿等目的，納入豁免範圍內。但是，如果二次創作品只是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藝，將得不到版權豁免。例如，演唱填上新詞的歌曲並上載至互聯網，有可能構成侵權。至於被網民經常使用的電視及電影截圖，用戶必須作出確認聲明，清楚標識引用來源及相關資料，否則不獲豁免。此外，認真翻唱、漫畫同人誌、串流打機、抒情改詞等，統統都不獲豁免，屬於“網絡 23 條”下的刑事罪行。

“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是以言入罪

在網路廿三條通過後，版權人可就“侵權物品”作民事追究。而如果“侵權物品”損害版權人利益，則有可能須負刑事責任。此外，像無線電視這種影視霸權公司，也可以用違反合約條款為由民事起訴網民，意味著何謂侵權將由大企業來定義！此外，未來當網民的二次創作被界定為“刑事侵權”時，政府可以繞過版權人，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罪起訴網民。其實這早在2005年時就有發生，當時一名網民上載三部侵權電影后，警方用上“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及版權刑事罪提出控告。

政府警察早就想將“網絡廿三條”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混合使用，方便直接發動政治打壓。這條罪美其名是保障網民免受黑客攻擊或網路詐騙，實質上已淪為政治工具。去年傘運期間，不少網民因呼籲參與占領行動，遭警方以該罪拘捕。早前保安局明言，哪項罪名較易入罪就會控告哪條，顯然“不誠實使用電腦”將是另一條“莫須有”的罪名。即使說即使到最後罪名不成立，單單警方有權扣留網民於警署達四十八小時，已經足以令網民提心弔膽，被迫自我審查。

根據保護網絡自由的組織“鍵盤戰線”表示，無線電視曾經要求政府將分享有侵權內容的超連結刑事化。雖然政府不敢立即公開答應此建議，但卻承諾將會於“網絡廿三條”通過後，考慮讓政府和企業有權申請禁制令封鎖“侵權”網站。屆時港府會像大陸政府一樣封鎖網站。

泛民主派猶豫不決

為了顧及跨國企業的商業利益，加上美國近年加強打擊盜版以強化知識產權的壟斷，泛民主派在網路廿三條的立場上猶豫不定。根據建制派報章《東方日報》報道，美國領事館、美國商會及部分本地的影視娛樂音樂企業，多次向本港不同黨派議員施壓要求儘快通過草案。公民黨毛孟靜坦言，被版權持有人及網民代表“夾實”。工黨何秀蘭表示，該黨或全投棄權。而民主黨單仲偕會建議該黨支持草案。

美國近來與多個亞洲國家簽署TPP，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加強知識產權的專利權，穩固科技及影視企業的資本壟斷。雖然香港並沒有參與TPP，但今次美方向泛民施壓也是一脈相承的，可見為了維護跨國企業的利益，不惜打壓民主權利。二零一零年，美國司法部曾考慮動用知識產權法例控制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指控他在網站發布機密文件侵犯版權。

社會主義者當然支持保障創作人和科研人員的勞動成果，確保成果免受抄襲或冒認。但是，現今資本主義政府的版權條例只是保障這些公司老闆的利益。跨國資本恃著財雄勢大，可動用資金吞噬知識產權的專利權，在這過程中知識產權被資本家掠奪，然後用來變賣、交易及牟利，創作人及科研人員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

例如，根據Ernst &Young 和SNEP的一項調查顯示，如果藝人在流行媒體音樂平台上發行音樂，唱片公司和音樂平台共獲得66.4%的收入，扣除各項稅費後，製作人/詞曲作者抽取10%，而剩下的留給藝人的收入僅為6.8%。這是一線藝人的待遇。可見，無論版權條例如何嚴苛，也不能保障創作人能享有勞動成果。

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

社會主義者要求撤回網路廿三條法案，反對網路白色恐怖和政治打壓，也反對知識產權的資本壟斷。只有同時在這兩方面鬥爭，才能爭得真正的言論自由。

在網路科技發展的年代，資訊傳播自由與私有財產權的矛盾更為激烈。資本家一方面希望牟利而發展網路市場，一方面卻要更嚴加阻止網路傳播自由，可見資本主義制度的自相矛盾。為了讓知識和資訊得以自由傳播，讓人人方便取用，唯有將創作公司、科研企業和媒體公司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創作和媒體發布。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撤回網路廿三條，停止網路白色恐怖
打破媒體企業壟斷，由民主監督的公帑出資營辦公共媒體，確保真正的新聞及言論自由
反對財團壟斷知識產權，將創作及科研企業民主公有化，由民主管理的公帑基金出資支持自主的科研及創作

香港抗議行動：反對阿里巴巴收購《南華早報》

12月19日（六），社會主義行動於《南華早報》公司進行抗議，反對阿里巴巴收購該報。社會民主連線亦有到場參與。示威者高喊“捍衛新聞自由”、“不要中共傳媒王國”、“反對媒體壟斷”等口號。

以下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抗議聲明：

阿里巴巴宣布以20.6億元收購《南華早報》，並正在洽購《明報》，以金錢建立親中共的傳媒王國。

《南早》的編輯自主的空間進一步收窄，令新聞自由受到進一步威脅。《明報》去年發生前總輯劉進圖遇襲事件，現在由親中的《南洋商報》總編輯鍾天祥接替劉進圖，令人擔憂報刊立場愈來愈親北京。

馬雲作為中國企業阿里巴巴的總裁，與中共領導層關係密切，而中共亦希望透過收購媒體來控制言論和資訊。馬雲接受《南華早報》的專訪時，表示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下令鎮壓“六四”是“最正確的決定”。而阿里巴巴執行副主席蔡崇信，希望《南早》用“另外一個角度”，“更客觀”去看中國。《南華早報》由這種立場親中的老闆接任，實在令人有理由相信新聞報道將會受到限制。

近年，《南華早報》的高層與中共關係愈來愈密切。最近上任的總編輯譚衛兒曾任亞視新聞部副總裁，被認為立場非常親梁振英。上任的總編輯王向偉更曾任吉林省政協，2012年中國發生湖南工運人士李旺陽“被自殺”事件，當時王向偉親自刪節報道，以極小篇幅刊登事件，更用威嚇性的言論回應員工的質疑。種種事件見到《南早》的編輯自主不斷受到打壓。

此外，去年雨傘運動後，中國封殺《南早》網站近一年，近日才解封，阿里巴巴作為中國大企業，必然令該報自我審查以求被允許在內地瀏覽。《南華早報》是國際媒體報道中國消息及中共政策的消息來源，今次阿里巴巴收購該報，是為了讓中國政府透過金權來擴大對國際傳媒輿論的影響力。

社會主義行動捍衛媒體的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反對中共鎮壓新聞自由，亦反對任何私人企業操控媒體，支持媒體企業民主公營。

“傘兵”區選制勝之後

去年為爭取民主丶反對假普選的“雨傘革命”，無疑在香港社會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雨傘效應在今屆區議會選舉中發揮出來，令更多選民用選民表態，投票率被推至47%的歷史新高，甚至比2003年反二十三條運動後的投票率44%還要高。

過去，建制派之所以可以操控選舉，主要依賴選民的被動和低參與度，但今次全港投票率都創了新高，顯然是雨傘運動將選舉政治化，並削弱了建制派的操控能力。選舉結果，而多個建制派政黨的議席數目亦都減少。民建聯的議席由上屆的136席減少到119席，而自由黨由10席跌到9席，新民黨則由31席到25席，同樣遭受挫折。甚至出現如民建聯的大人物鍾樹根丶葛佩帆等下馬，經民聯梁美芬也差點丟掉議席。

但今屆區選的重點仿佛不在這些傳統政治勢力，而是一眾在雨傘運動後首次參選，並被主流媒體冠以“傘兵”之名的年青新人（他們皆非以傳統泛民政黨名義參選）。

大約60名“傘兵”共奪得超過8萬票，並一舉拿下8席。在資源優厚的建制派壟斷下，“傘兵”的區選結果可謂出乎意料，這似乎令許多自雨傘運動以來被政治化及激進化的年青一代亢奮一會。尤其是溫和泛民一直以來在民主運動中毫無建樹，甚至充當煞車掣，這也反映了年青人希望在這些老舊泛民以外尋求一個新的替代丶選擇。

從這方面來看，這是一個新希望，承載了許多民眾的求變期望。但興奮過後，這些新興“傘後勢力”實際上又是代表了甚麽改變呢？

在芸芸眾多傘後團體中，最受觸目的就是“青年新政”。這個團體在區選一共派出9人參選，並最終贏得1席，由出選黃埔西區的鄺葆賢贏得2114票險勝，以39票之差險勝建制假獨立的原任區議員劉偉榮。另外，參選黃浦東區的游蕙禎對壘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亦僅以300票之差高票落敗。青年新政的成員在雨傘運動中並不顯眼，其組織在運動結束後才正式成立，但其“年青丶專業丶本土”的形象迅速獲得輿論的追捧，一度成為城中熱話。

沒有舉傘的“傘兵”

可是，雖然如青年新政的一眾“傘兵”和“傘後團體”源自雨傘運動，但在本次區議會選舉中卻紛紛收起雨傘丶避談民主政治，仿佛要與去年的抗爭割席。觀乎青年新政得票率最高的兩位游蕙禎和鄺葆賢的共同政綱，所提及的只有“增加小巴座位”丶“解決紅墈海旁臭味問題”丶“爭取渡海小輪服務”等地區議題。“民主”丶“雨傘”二詞竟然沒有一次出現！不是說地區議題並不重要，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將選舉議題連結至政治制度的變革。誰說區議會與政治無關？十八區區議會去年就曾通過支持人大“八三一方案”，為政府製造虛假民意。

至於其他“傘兵”同樣如是，譬如當選大坑區的“灣仔好日誌”成員楊雪盈，當選後甚至否認“傘兵”標籤，更表示考慮加入政府的地區管理委員會。另一“傘兵”，最年輕當選區議員“沙田社區網絡”的黃學禮，本身在學時期為“中大本土學社”成員，但在區選中大搞派粽丶量血壓丶旅行團等“蛇齋餅粽”等建制派式的活動吸票！

雖然無論建制或泛民的傳統政黨皆表示，今屆區議會被政治化。但弔詭的是，各個當選“傘兵”不約而同地表示選舉中並無將重點放在占領運動，原因是害怕市民會抗拒。淡化政治立場，不提政治綱領，沒有遠景，這些“傘兵”在政治實際上只是立場模糊的泛民翻版。在香港民眾求變心切的時代中，或許單靠年青新穎的形象就能暫時內充填這個政治真空。但是，沒有清晰的綱領和抗爭路線，挑戰現時的專制制度和資本建制，長遠而言他們並不會帶來實質改變。

區議會選舉一落幕，各路人馬經已對來年立法會選舉虎視眈眈，包括年初因湯家驊辭職而出現空缺的新界東立會補選。當中最備受爭議的是青年新政有意角逐立會補選。由於傳統泛民早以“內定”由公民黨派員參選，青年新政要求泛民舉行初選，決定由誰參加補選，以免分薄民主派的選票。泛民勢力因為感到受到威脅，因此動員《蘋果日報》等媒體對其口誅筆伐，特別指該組織召集人梁頌恆過往與中聯辦有密切關係。社會主義者當然認為任何黨派都有權參選，並不認同所謂以道德原因“讓賢”某黨參選。由於青政立場模糊，也不曾提過雨傘運動期間作出怎樣的貢獻（甚至連一張照片都沒有），因此惹來群眾的不信任。

青年新政綱領與自由黨無異

青年新政在選舉期間淡化自己的本土政治立場，但從其官網上的政綱卻可以對此組織的取向略窺一二。

在移民政策方面，該組織要求新移民考核“粵語及正體字”或英語，以及通過有關香港歷史和文化的考試，才予公民權及香港藉。這些政策與歐洲極右排外政黨如同一轍，難怪他們早前積極參與反肖友懷的排外遊行。

至於經濟政策方面，青年新政支持“政府不干預市場操作”的自由市場，甚至在福利政策上主張要“收緊福利門檻”丶認為公屋輪候時間過長是因為“部分無迫切需要人士霸占資源，令最有需要的人士被迫租住劏房”。至於長者貧窮問題，青年新政有文章認為“強積金計劃對社會有意義”，認為只需要改革而非廢除，退休保障只是充當輔助角色，甚至指全民退休保障會造成青年及勞動者沉重的經濟負擔，又說全民退休金會不分貧富派錢導致資源錯配。若非看到黨組織名稱，大家甚至會認為這是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黨綱呢！

在危機日益嚴重的香港，民眾求變心只會越來越強。但要帶來真正的改變，需要的不是立場模糊而飄忽的新鮮面孔，而是組織起基層勞動者的政治力量，並建立反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替代政治才是出路。

維珍罷工：空中服務員抗議公司裁員

12月19日，約40名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聚集在香港國際機場，抗議維珍航空上月初宣布裁減51名空中服務員。是次行動在晚上約八時進行，在工會帶領下員工首先向機場的乘客派發傳單，並在機場遊行大聲疾呼“維珍航空無陰公”、“停止對沖”、“還我血汗”、“立即談判、不能再拖”。員工手持標語，痛斥維珍航空老闆理查德．布蘭森是一名大騙子。

工會強烈要求資方儘快與工會談判，並反對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制，規避員工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並且工會表示於12月21日至明年1月1日期間，隨時發動“野貓式”罷工行動。

社會主義行動完全支持工人的抗爭訴求。我們記者到達抗議現場，訪問了數名空中服務員。

記者：今次抗議的主因是什麼？

李小姐（工會成員）：當然是反對公司裁員。過往經歷很多艱難的日子，例如是03年爆發SARS，911恐襲、08年金融風暴，上年也發生了因悉尼航線經營困難，公司要求員工離職或接受無償上班、減薪、停薪留職或轉為兼職等方法共渡時艱。我和其他同事一直也是對公司不離不棄，作出很多犧牲，但意想不到的是公司可以這樣無情。這次裁員連給予員工選擇的機會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封電郵和兩張Powerpoint幻燈片，就宣告工作10年或甚至超過20年的員工被裁員的事實。我實在感到極度憤怒和失望。我在維珍航空工作了15年，我試過接受半年無償上班，自願轉去兼職令收入減少一半，又試過涷薪仍堅持工作，我感到公司非常無情。

記者：維珍航空空中服務員的工資如何？

李小姐（工會成員）: 如果是全職的空中服務員，底薪是12,000元，後加每飛一個航程有230英磅的膳食津貼，每個月大約有3至4次飛航班的安排，而兼職底薪則只有6,000元，兼職更是每隔一個月才有飛航班的機會。老實說，這薪金已是非常低了，其他航空公司的膳食津貼可以是我們的一倍，但很多同事仍想與公司一起奮鬥，沒有考慮轉去其他航空公司。

記者：你在維珍航空工作了多少年？你覺得公司為何會下令裁員？

溫小姐（工會成員）：我工作了16年。其實公司一直在削減資源，香港至倫敦這航線，最高峰期是有200位空中服務員的，現在減剩30人，航機上8位空中服務員減至6位，工作量不斷加大。公司有意要裁減資深和富經驗的員工，然後聘請新的空中服務員以節約成本。在英國我們的母公司就是這樣，但其實我們經驗豐富，如果在旅途中發生緊急情況，如有乘客暈倒需要醫療協助，我們可以更有效處理這類突發事情。我們可以為乘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這不是經驗尚淺的空中服務員可以一下子就能勝任的。公司向我們開刀，其實是影響巿民乘客安全和服務的。

記者：你們最感到憤怒的是什麼？

李小姐（工會成員）：公司利用強積金對沖機制，令我們辛苦多年的長期服務金被抵銷。我為公司工作了15年，到頭來被裁員後，我計算過我連1元長期服務金也沒有，689梁振英本來上任時承諾取消強積金對沖，現在我們被裁員了，血本無歸了，是否要迫我去領綜援？公司又諸多藉口推搪與我們或工會坐下來談判。公司曾經在關閉悉尼航線時向員工許諾不會再裁員，18個月後就反悔了。

梁小姐（工會成員）：公司曾經歷3次低潮危機，要求我們為公司設想，接受無賞上班、轉為兼職等等措施去為公司繼續並搏，其實公司有意要員工轉去兼職，因為底薪會減少一半，所以裁員時，能保證計算下長期服務金會被強積金對沖全數沖走，一毫子也不需要向員工支付。空中服務員的退休年齡大約是40歲左右，我已不再年青，也恐怕找不到工作。家裡並不算富有，也有小朋友要照顧和承擔租金的開支，生活實在迫人。現在突然失去工作和血汗錢，我感到非常仿惶和無助。

沸騰的初冬

剛剛過去的十一月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熱的十一月，根據天文台相關資料，十一月的平均溫度為24度，比正常水平高出2.2度。一般而言，十一月的正常日間平均最高氣溫為24.1度，可怕的是，過去整個十一月似乎連最低氣溫也沒比24.1度低多少。種種跡象顯示，全球暖化問題在今年全球各地──包括香港－－都將來一次充分的“火力展示”。

暖冬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聖嬰現象的影響令南中國海水溫異常的高，同時北方的冬季高壓減弱，未能將冷空氣自北推往香港。然而更令人憂心的是全球暖化對香港最直接的影響，第一是令七八月的日子熱上加熱，上世紀香港的平均氣溫上升了1.2度，是全球平均上升幅度的兩倍。此外，更可能包括海平面上升最終令香港“陸沉”。這絕非是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假如全球平均氣溫上升4度，海平面就會上升9米，足以淹沒港島北岸及九龍等市區。而現時的巴黎氣候峰會上，僅僅討論如何將氣溫升幅控制在2度以內都已經令各大國互相傾軋扯皮了。

對於氣候環保問題，香港政府與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府一樣，熱中於將責任推到個人層面，千方百計要把包括你我在內我的個人塑造成環境問題的元兇──比方說政府的宣傳廣告上一直強調叫你節約用電，叫你“惜食”，鼓吹所謂低碳綠色的個人生活方式。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個人自發的環保自律生活固然值得鼓勵和稱道，但起決定性作用的始終是政府的政策和經濟運作的模式。舉例而言，香港政府鼓勵個人節約用電無可厚非，但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老老實實的指出家用電量只占全港用電量的25%，工商業用電量則占了超過70%！這就意味著在個人層面而言，那怕全港市民下班回家之後茹毛飲血一點電都不用，最多也就只有“節約”掉25%的用電量，真正“大宗”的用電量卻是雷打不動穩如泰山。電力公司對商業用戶“用電愈多電費愈少”這種鼓勵浪費的荒謬設定也是在各方聲討圍剿下近年才予以取消。

根據樂施會的資料顯示，香港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如果將城市排碳及入口運輸計算在內，香港人均排碳量是世界第二，僅次於盧森堡。而電力公司──尤其是中電－－更一直借環保減排為名大加電費，而其減排方案亦不外是增加石油或天然氣，甚至是核電廠的發電比例而已，實際上能有多“環保”？此外一直為外界所忽視的一個嚴重排放污染的區域－－船舶燃料排放問題從來都未有得到重視，香港作為世界最高吞吐量的貨運港口之一，港口和外海都吸納了大量的貨輪，當中不乏數十萬噸級的巨型遠洋貨輪。這些貨輪上那超大功率的引擎發動機基本上只能採用最粗糙的柴油，其排放量可想而知，而政府對此卻是放任自流。

另一方面，香港的城市設計過於擠迫，市內缺乏公園廣場等散熱空間形成的熱島效應亦加劇的全球暖化對香港市內的影響。特別是中區至中西區一帶林立的商業大廈玻璃外牆，加上狹窄得令人窒息的街道（街道上還堆滿了汽車！），陽光和熱輻射在大廈外牆來回照射，幾乎就是一個巨型溫室了。針對這一狀況，各團體提出將德輔道中劃為行人專區，只讓電車從中貫通而行，這個令不少人眼前一亮的方案，政府卻表現出一副意興闌珊的冷漠態度。沸騰的初冬，反而更令不少人懷念起去年無車駛過的占領日子。

當然，我們很清楚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危機，涉及的是一個國際層面的議題，香港也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修小補改善一下城市環境，召開過二十多次的氣候峰會，在各國各懷鬼胎的小算盤之下再召開二十次也不會得出甚麽實質成果。唯有將全球跨國的能源公司乃至所有大企業收歸公有，置於民主管理底下，才可以以再生潔淨能源取代石化燃料及核能，大力發展廉價的公共運輸系統，民主理性規劃城市設計。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一天不倒，未來的世界都不會好。

白田居民的心聲

受訪者一：雨雨（學生）

最初接觸社會主義行動，是在街頭接單張。直至有一天，他們來到家訪，我才知道他們參加區選，產生了興趣。我便開始上網搜尋關於他們的理念，也很認同他們的政綱。

當我發現甄啟榮是保皇黨，便很想踢走他。他用“蛇齋餅粽”來得到一些老人的支持，但大多數的居民沒有受惠。我討厭這種所謂的“服務”！我支持社會主義行動，除了他們的立場很鮮明外，也有不同方面的政綱，例如爭取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等。

我覺得選舉成績非常好，很鼓舞，甄啟榮流失568票，見到這場選舉真的打擊到他，令他自亂陣腳。

例如，社會主義行動指甄啟榮於區議會的出席率只有53%，他立即否認。我真的自行上深水埗區議會網頁計算他的出席率，真的是53%！ 甄啟榮不斷說謊，又用盡各種手段去阻止對手擺街站，真的非常離譜。社會主義行動的朋友們，加油！

受訪者二：葉小姐（售貨員）

我早在這組織參選前已認識他們，在石硤尾數次的街站上遇見，也買過他們的刊物。直至選舉，間中也有遇到他們的街站。

我一直也有留意新聞和立法會的投票紀錄，建制派真的是不知所謂，巴結中共，可以在議會內有決定權，向有權有勢的人利益輸送，造成官商勾結。

我約十多年前居住在深水埗的劏房，那時候租金已經非常貴，一百多呎的單位便要月租3千多元！最後我上了公屋，搬往白田邨，但不是每個人也可以成功上樓的。所以房屋丶地產霸權丶租金管制問題也是我所關心的。

回到白田邨，我認為新設的2E巴士站其實不應該設於偉倫街車房對出的位置。偉倫街的馬路本身經已不闊，加上很多居民會在非紅綠燈的位置過馬路，再加上垃圾站位置已有104巴士站，馬路非常擁擠。若果再於對面線增設2E巴士線，就更容易造成交通意外！

受訪者三：May Ip（長者清潔服務員）

最初認識社會主義行動，是得悉鄧美晶在白田邨參選。為什麽我會支持她？我最初也不知道原來甄啟榮在這區做了廿多年，直至看過社會主義行動的文宣才知道。其實我住在白田邨多年，只見過他一丶兩次。我認為，不只是白田，所有香港市民都在求變，因為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差，建制派區議員依靠“蛇齋餅粽”當議員幾十年，又做不到實事，非常討厭。

抗議政府及保皇黨妖魔化難民

最近，不時在報章丶互聯網上聽見 “假難民”一詞，他們都聲稱來港的難民越來越多丶指責難民是濫用免遣返保護聲請機制（下稱免遣聲請）來港搶占資源丶加重納稅人負擔，並且造成罪案率上升等等的社會不安因素，但這一切都是謊言和抹黑。

極少數成功尋求庇護

根據入境處數字，香港現時平均每月28.5宗難民進入香港並提出免遣聲請，累積數字已經突破一萬宗。《東方日報》等無恥的建制報章天天渲染“假難民”數字上升，指有集團協助印度藉人士非法闖關。其實這些被拒入境者根本沒有申請尋求庇護，只是無恥的傳媒將其混為一談。

事實上，多年來政府處理免遣返聲請的進度緩慢，難民平均等候審批時間動輒十餘年。保安局指一般難民平均留港只有二點七年，明顯與事實不符。緩慢的審核機制害苦了不少難民，他們在港多年已經落地生根丶組織家庭後，一旦政府審核後否定其難民權利，他們就會妻離子散。

過去二十年通過入境處申請並確立為難民身分的只有兩宗，成功率為0.016%。其餘的只能持行街紙“苟且偷生”多年，還要每周至每月到入境處報道，人身自由慘被剝奪。

在港難民是沒有工作權利的，打黑工要坐牢十五個月。他們被迫依賴每月微薄的現金食物券去領取食物，住房津貼更只有每月的$1,500，香港高昂的房租下令難民只可選擇由豬場改建而成的寮屋和貧民窟。今年一月更有難民因鐵皮屋發生火警而喪生。難民沒有居留權，連基本教育丶醫療等福利也沒有。可見，今天在港難民並不是本港福利的受惠者而是受害者。

保皇黨煽動反難民輿論

在港難民面對生活處境艱難， 同時他們又被右翼和建制政黨不斷政擊。民建聯葛佩帆最近向保安局施壓，將公帑負擔加大丶社會治安等問題歸疚於難民身上，而自由黨更向當局提出取消“行街紙”丶削減難民津貼丶建設“禁閉營”等措施。保安局在雙重夾擊下，已表示積極考慮堵截非法入境丶加快審核程序以驅逐難民丶設立津貼上限等措施。這些虛偽的政黨一方面指控搶港人福利，卻又永遠反對有利民生的政策通過，支持將公帑贈予大財團興建大白象工程牟利。興建高鐵的844億足以援助難民300年！保皇黨只是利用種族歧視來轉移視線，無論是本地人還是難民，基層人民不要被分化，將矛頭對準與民為敵的政府和保皇黨。

保皇黨及建制報章大肆標籤難民皆為罪犯。要知道，難民沒有工作權利，又經常受到業主和警察欺壓，他們生活沒有希望，極少數為尋求保護以及打黑工的途徑，走上冒險之路加入黑幫。保皇黨就將其無限放大，就如他們抹黑新移民騙綜援和公屋一樣。如果可以過正常生活，有誰願意活在暗無天日底下？

社會主義者反對設立難民禁閉營，這種囚禁難民的方式是徹底反民主丶反人權的，只能令難民更隔絕與社會，造成更多治安問題。各國的難民營往往環境丶衞生及醫療設施惡劣丶內里並沒有人權可言，而且會成為種族主義者（例如自由黨的外圍組織甚至是極右本土派）針對攻擊的目標。兩個月前，瑞典難民營就發生了三宗縱火案。不要以為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可以阻止港府設立禁閉營，專制者為了打壓窮人往往不惜踐踏法律！難民必須組織抵抗政府的暴行。

去年，難民聯會因抵受不住援助資源被外判公司“國際社會服務社”（ISS）剋扣，發起200日占領行動，最後成功迫使政府退讓，改善了食物援助的機制，因此難民的鬥爭自信和經驗大大提升。政府及建制派現在感受到威脅，開始加強攻勢抹黑難民，以免他們獲得更多本地人的支持。未來一段時期，難民要有更強的組織力和政治意識，準備迎戰統治階級的進攻。

全球難民危機 劍指資本主義崩潰

“假難民”一詞是以堆砌抹黑的手段去合理化政府歧視和打壓難民的政策。香港今天貧窮人口超越130萬丶租金房價高企令年青人苦無出路時，我們應該認知到政府和財團的剝削才是我們生活困苦的根源。團結本地人與難民要打破種族的圍牆，共同鬥爭，徹底地將製造貧窮丶壓迫的制度向公眾進行展示和宣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