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香港社會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2月09日01:08:4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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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社會主義行動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零年 元旦上街 消滅國家恐怖主義 工人階級是致勝關鍵 建設戰鬥型工運 林鄭及中共政權正在實施國家恐怖主義。六月以來，警察濫捕6千多人，導致全港被捕人數已經超過在囚人數。警察拔槍、扣扳機威脅示威者逐漸成為常態，喬裝示威者混入人群中揮棍毆打也是等閒之事。從8月31日太站子懸案，到新屋嶺強姦、迫害案，以至多宗疑似被自殺、被推落樓、被跳海等案件，警方在中共命令下不能示弱，卻又無從解釋，反而大話連篇，令政府和警隊誠信早已破產。 如果林鄭在6月9日前撤回送中惡法，這場運動根本不會爆發；如果警察暴力不是如此猖狂，這場運動根本不會持續至今。正是因為獨裁政權的強硬和囂張而引發六個月的抗暴風雨。但中共政權反而認為香港人”桀驁不馴”的原因是因為打壓不夠嚴厲。因此中共正準備日後推動辱警罪、廿三條立法，以及加強控製法庭。 中共如此的統治思維令越來越多群眾也會明白到不能寄望中共自我改革，也不能寄望中共統治下的香港能有真正的”高度自治”，而只能通過革命鬥爭推翻此一政權。所以，香港的革命要輸出中國，團結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鬥爭。我們要威脅到北京，就更要將革命之火蔓延全中國。為了得到大陸基層群眾響應，只提五大訴求是不足夠的，支持中國工人罷工和組織工會權利、反對言論封鎖、反對財團操控經濟等等。 建設抗爭型工運 推動真罷工 最近各行業都掀起成立新工會的浪潮，以克服在去年八月和九月因為沒有工會而使罷工相當零散的問題，還有及後財團白色恐怖的打擊，使罷工受到挫折。社會主義行動呼籲所有工人加入工會，並使工人階級成為這場運動的核心力量。工人階級掌握經濟力量，如果發動有組織而集體性的罷工的話，將是最有力擊倒政權的武器。 工會組織必須以本行業的廣大工人利益為依歸，而不是一小撮”專業人士”的平台。所以工會必須由下而上建基於工會成員的民主參與，通過民主討論和投票決定工會的政策和綱領。工人可以回到職場作宣傳和組織，大量招募工人加入工會，並且舉行大會集體決定罷工的日子。 工會應該集結因為支持抗暴而受資方打壓的工人，公開抵抗財團白色恐怖，而不能寄望與財團和平共處。八月和九月的罷工証明像泛民主流工會那樣祈求公司會允許工人罷工是不切實際的。不論中資和外資的工人也要抗爭。特朗普與習近平達成貿易第一階段協議，証明美國人權民主法案只是紙老虎，用來幫助美國的貿易利益而非支持民主。另外，英資的滙豐銀行的白色恐怖証明不論中資和外資都只會站在獨裁政權一方打壓民主。工會不能對外資和外國政府心存幻想。 各工會不能各自為政，必須聯合起來共同行業才有足夠力量。現在迫切需要不同工會舉行聯合大會，互相協調並制訂大罷工的日子。 不論在香港還是新疆，中共的鎮壓和箝制已經破壞了經濟。政府故意放任經濟衰退，並將經濟不景的責任歸咎在示威者身上，企圖使群眾感厭倦和疲憊，從而孤立示威者。但今天上街人數過百萬話，就証明民意仍在抗爭一方，政府的”經濟牌”不會有效。 然而，財團在未來經濟危機中，很可能會進一步打壓工人。工會要提出捍衛勞權和民主的經濟訴求，例如反對裁員、反對扣減工資、反對增加工時、要求凍結租金以減輕租戶及小商戶壓力等訴求，並且將經濟訴求與民主訴求結合起來，才能動員工人階級發動大罷工。只有組織起來捍衛工人的經濟利益，才能抵抗政府和財團的經濟消耗戰，並且能動員廣大工人階級加入鬥爭，同時消滅香港財團獨大、貧富懸殊的不義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體制。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各行各業的工人加入工會，建設抗爭型工運 美國政府不會幫助香港反威權抗爭 經過數月的殘酷鎮壓，香港的反威權鬥爭陷入僵局。一些香港人開始正確地向外界尋求協助，不過這也包括部分的人將希望寄托在美國剛通過的《香港民主及人權法》身上。 早前我們已經報導了美國國會在11月通過《香港民主及人權法》，並初步評論對香港抗爭的影響。現在，我們會進一步剖析這部法律的虛偽與危險。讓我們認清楚誰才是香港抗爭真正的朋友與敵人。 雖然名為“民主及人權法”，但這部法律本質並非是為了民主人權的，這一點就連法律條文也承認的。法律條文雖聲稱“香港的人權對美國非常重要”（Section 3），不過條例亦賦與總統及國務卿權力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由，豁免或終止執行所謂的制裁（Section 4）。換句話來說，決定是否會就人權問題作出制裁，歸根究柢就是基於美國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非民主人權。在民主與國家利益相矛盾的狀況下，美國的親財團政權終究還是會選擇利益而犧牲人權。 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在處於這樣的狀況。雖然特朗普已經簽署法案，但他也急於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以舒緩對美國的經濟壓力並為他年底的選舉增加勝算。中美在12月宣布達成第一階段的初步協議，此後特朗普政府對香港問題轉趨低調，變相以“出賣”香港來換取自身的經濟優勢。 在2019年爆發民主海嘯的多個國家，包括智利、加泰隆尼亞，也發生與香港非常類似的殘酷的警察暴力及政治打壓，卻不見美國政府支持當地抗爭。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美國盟友，不論是智利的右翼總統皮涅拉或是得到歐盟全力支持去打壓加泰自決運動的西班牙政府。在今天的伊拉克，民選的國會剛剛通過決議要求美國撤兵，但2003年為了“推動民主”而入侵伊拉克的美國卻拒絕接受伊拉克國會的要求。可見美國所謂“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就是偽善的。 《人權法》亦要求國務卿所每年提交的報告，來審視香港是否獲得美國的特殊待遇，其條件卻是關於香港是否遵守美國（往往是單方面）的對外出口限制及制裁，另外則是香港有否與美國進行法律合作，包括引渡要求。這令人聯想起2013年揭露美國大規模竊聽民眾的斯諾登事件，當時港府拒絕將斯諾登引渡美國，引發外交風波。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反對香港送中，另一方面卻要求香港將政治犯引渡到美國。所謂的人權法根本只是“香港美國資產階級利益法”。 再者，在對別國制裁方面，美國政府從來都有行政權力去實行的。美國歷任總統過去都使用行政命令去直接制裁、資助政變、甚至發動戰爭，包括近年制裁委內瑞拉，或發動伊拉克戰爭。可見，美國這次高調通過的人權法只是惺惺作態而已。 或者很多人會抱著“敵人的敵人是朋友”的心態，認為這部法律“有好過沒有”。但其實這種虛假的希望往往只會落得更大的失望。美國的外交史上充滿著被美國政府（為了其自身利益）背叛或唾棄的小國或人民，包括庫爾德、西藏、巴勒斯坦等。美國曾經花了20多年資助西藏反抗運動，並在印度及尼泊爾培訓數千武裝分子。但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與毛澤東達成歷史性協議，西藏反抗運動立即成為棄卒。原因是這符合美帝國主義當時的全球利益。 俄羅斯異見分子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在2009年於獄中身亡，美國政府訂立馬格尼茨基法（Magnitsky Act）來制裁涉案俄羅斯官員，及後更將此法推廣到全球。有人呼籲把香港及中國打壓人權的官員也加入到制裁名單。但是這些制裁軟弱無力，往往只是禁止他們入境美國、和美國企業進行貿易，或者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而已。而且制裁所適用的目標只是非美國公民的“外國人”，在中港“裸官”家屬都擁有西方國家國籍的情況下，制裁根本毫無作用。 社會主義者一直強調集體抗爭是推翻獨裁暴政的關鍵。我們歡迎草根社運的自發行動，譬如劍橋大學的學生校友要求大學褫奪林鄭月娥的榮譽學位。雖然這些行動自身並不足以改變政府政策，但至少能夠喚起大家的意識並推動新的群眾抗爭。 但是當一個外國政府實施類似的軟弱制裁，這都只是一個表面姿態而已。而且這對提升民眾意識毫無幫助，也無助於由下而上地建立運動，這些才是改變社會的關鍵。 事實證明，就算是歐美政府後來在2014年對俄國的加碼制裁，也沒能夠迫使普京在放棄吞併克里米亞，或者停止囚禁、暗殺國內異見分子。相反，這些制裁措施反而能夠刺激起獨裁政權“抵禦外敵”的民族主義煽動，進一步打擊異己及民主權利。今日特朗普在兩伊挑起新的軍事衝突，反而幫助了伊朗獨裁政府鎮壓並化解其國內史上最大型的抗爭運動。歷史上美國的制裁就從來未曾推翻過任何獨裁政權，無論是俄羅斯、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北韓等等。 美國長年透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方式資助香港泛民勢力，而過去數十年間這些與美國有聯繫的政黨及政客一直站在在香港民運的溫和保守一方。這是因為美國並不關心香港的民主或獨立，亦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權更迭。其目的只是想弱化中共政權，而非倒台，因為反而會影響區內的“穩定”，打擊美國企業在華的利益。 因此，香港的抗爭運動並不能夠對美國及西方國家政權存有幻想。如果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反民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同一陣線，並與右翼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政客（如特朗普）結盟，成為其“民主面紗”，這會將世界各地的抗爭青年和勞動大眾拒諸門外。我們所需要的“國際戰線”，是國際間的社運、抗爭者、工會、勞動者的團結，尤其是中國廣大被剝削、打壓的工人階級，這些人全部都在為了改變制度而戰鬥，而我們當然需要他們的支持。只有連結起中港兩地乃至全世界的工人群眾，我們才有推翻中共獨裁的希望，以及終結其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制度。 新冠肺炎肆虐 疫症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症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症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制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制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制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隻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症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採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症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症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採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症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症城市裡，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症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症，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徵，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曆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游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儘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制，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制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儘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制垮台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對待香港抗暴革命的主要口號？ 去年以來香港抗暴運動中，香港政府的徹底癱瘓、中共獨裁政權的權力受到撼動和制衡，以及群眾感受到自己能改變歷史的覺悟，都意味著香港一度陷入具有革命特徵的危機。反威權運動的激進程度以及規模，遠遠超越了過往泛民黨派及NGO社運所能承載的，釋放了群眾前所未有的鬥爭能量。 但同時，由於欠缺工人階級的群眾政黨和革命領導，運動的主要思想並沒有明確挑戰財團的既得利益，更遑論提出反對資本主義體制。此外，運動里夾雜著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傾向，局限實現運動訴求的可能性。雖然運動看起來只是要求基本的民主權利，但即使如此，也只有推翻香港以及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體制才能實現這些訴求。因為只要中共政權一息尚存，永遠不會容忍香港實現真正的民主變革。 示威運動中湧現了新的口號，在政治上口號沒有超越泛民的雙普選框架，但群眾落實為了使運動勝利而採取的戰意，為了嘗試為行動賦予一些基本原則和方向。雖然這些口號不是由任何組織制訂出來，但它不完全是自發的，很大程度上是從雨傘運動及其後的經驗和教訓中的群眾集體總結出來。 這些口號反映著這場運動的戰略發展，有很多表現出比2014年雨傘運動時要進步得多。同時，不少口號仍反映著示威運動在思想上的弱點，欠缺一個完備的政治替代方案，部分甚至存在一些反動、破壞性的思想。中共、港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固然是運動的最大敵人，但記得雨傘運動是先從內部分裂、然後被政權摧枯拉朽般瓦解的。基層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可以對抗資本菁英及其不民主制度的階級，故此只有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才能確保運動經得起政治的壓力和考驗，並透過充分的內部民主的討論及決策，在複雜的局面中走正確的方向，保持堅實的力量。 自1800年代歐洲的普選權鬥爭及工會權鬥爭以來，社會主義者一直在民主鬥爭站在第一線。借鑑於我們的歷史經驗，社會主義行動在鬥爭中不會盲目吹捧運動中所有的現象，也不會像一些所謂“左翼”那樣為了不被運動的反動元素（右翼保守和種族主義）沾污而冷眼旁觀。我們介入運動之中，就是為了釐清運動中各種現象裡面的進步和反動元素。進步的元素會推動運動向前，使其更加高度組織化，並走向建立取代專制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我們為強化進步的元素而鬥爭，並警告群眾反動的元素會使鬥爭後退。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由反送中到五大訴求，可見群眾感受到改變體制的需要，並且希望爭取傘運中落空的真普選。現在運動的需要已經超越了五大訴求，必須要加入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訴求才能繼續強化起來，也一定要將運動蔓延至中國，在中國工人階級獲得迴響。 香港的運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現在中共及其香港傀儡政權企圖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新冠肺炎，造成社會恐慌和疲憊，企圖使示威運動零散化，並磨滅群眾的鬥爭意志。運動必須與時並進，以基層勞動人民的需要為依歸，採納應對經濟危機和醫療危機的綱領，使廣大的工人階級知道運動的利益是與自己一致的。 運動中有一個極為麻煩的問題，並對運動發展造成額外的大障礙——就是有一種抗拒提出經濟訴求的氛圍，認為這是“自利”、不是為了“公義”的。這反映出工人階級尚未有組織地投入運動之中，以至反資本剝削的意識薄弱。而部分泛民甚至工會幹事都對此加以鼓勵，因為他們只是某種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在普遍的工人階級意識低落下，“香港人，加油／反抗／報仇”這句口號用身分認同代替了階級意識，作為促進團結的“靈丹妙藥”。社會主義者了解這種想法得到大眾支持的原因，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這種想法不會釐清使鬥爭邁向勝利所需要的是什麼。強調本土身分認同（我們明白這是對中共的反彈）限制了群眾的視野，而鬥爭卻必須成為全中國以至國際運動才能勝利。 更甚者，中共獨裁政權的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政策引起港人意識的反彈，但基於各種原因仍未至於大多數港人支持獨立。而且不是所有香港人都會團結的，香港的中上階層和富豪都會站在中共一方，以保護他們的財產。此外，香港人的身分也局限了中國大陸人和少數族裔的參與度（例如38萬的家務移民工），也成為了建立國際工運連結的障礙。如果運動能說服國際有組織工運的支持，可以成為抗衡虛偽的外國政府的真誠堅定的盟友。將重點放在香港民族主義，甚至有可能被本土派扭曲為大陸人的排外情緒。 工人階級為經濟利益而挑戰資本家才是公義的彰顯。而且財團的白色恐怖阻礙了工人發動政治罷工，可見財團和中共是緊密勾結在一起。要挑戰財團的話，當然是奪走它們的財富，並歸公眾享有。 香港革命並不可能只在一個城市成功，除非中共面臨全國的革命反抗，否則不會向香港讓步。為了團結中國大陸廣大工人鬥爭，爭取工會權和罷工權、解封網管和報禁，反對裁員、低薪和欠交社保，都是必要的訴求。香港革命需要一個完備的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將財富及經濟掌控權交給勞動者。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這句口號源於右翼本土派梁天埼的競選口號。在2015-16年也多次出現在攻擊大陸人的排外遊行中。梁天埼因為旺角騷亂成為運動中標誌性的政治犯，也使這句口號成為了最響亮的口號。但是，絕大部分呼喊此一口號的示威者並不是本土派支持者。 這句口號在9月開始興起，因為政權強硬和警察暴力的確令群眾對溫和改革的幻想破滅了，並且尋求更激進的革命路線。但同時，運動對於如何創造新社會並未有明確的構想，所以只求光復，不求革新。至於哪時的香港曾經有光明呢？似乎無人能解答。而將出路放在香港一個城市，“香港的革命”，只會使運動孤立，讓中共等待時機，在之後扼殺運動。唯有打破這種局限，將香港革命轉向內地以至全球的鬥爭，這場戰鬥才會成功。 對中老年為主的泛民支持者來說，光復香港意味著回復到正常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因此並不祈求會推倒獨裁政權。在中共強硬統治下這種幻想逐漸破滅。而年輕人為主的示威者更傾向驅逐中共甚至是香港獨立，但卻未有一個實現這計劃的綱領。總體來說，大部分示威者還是認為中共政府太過強大，所以目前無法打倒，唯有先把目標朝向港府。但現實是，如果沒有中共背後撐腰，林鄭政府一早在六月已經倒台了。林鄭並不是真正的政府，而只是扯線公仔。香港的實權在中共與資本家同盟的手中，打倒一個扯線公仔並不會改變香港真正的權力關係。中共不是我們之後的敵人，而是當下戰鬥的對象。近兩年形勢有巨大變化，中共現在面臨歷史性的內部危機，包括經濟、政治、外交以至公共醫療危機，實際上是幾十年來最弱的時候，是可以打得倒的！ “和勇不分” 由於泛民政客多次與示威者的激烈行動割蓆，使示威者的士氣消沉、運動內部分化。社會主義行動一直強調無組織的鬥爭方式可以在起初扮演進步的角色——阻止專門妥協的溫和泛民解散運動，但不能夠推翻專制政權。但很清楚最大的暴力來源是政府和警察，因此不應譴責示威者。但是，認同自衛權利的同時，不代表這本身可以成為打倒強大國家機器的可行策略。固然警察才是暴徒，示威者只是受害者。但是，以衝擊警察為基礎的戰略可以被遏制，而警察一面倒的武力優勢也會讓獨裁政權取得更多時間，使示威者自我消耗、削弱運動，讓政權及警察可以駕馭它。社會主義行動一直警告，緊急需要改變運動的方向，建立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發動真正有組織的罷工。 “和勇不分”反映了群眾對內部分裂戒慎恐懼，亟欲保持團結。的確運動發展至今仍有大部分市民理解勇武派的破壞行動，甚至受塞鐵堵路阻上班也在所不惜，並且橫眉冷對“與暴力割蓆”的政府廣告。最初“和勇不分”好像是一道有效的降妖符咒，封印著分裂運動的惡魔。 但不同派別的政治角力是客觀存在的，其互相衝突和鬥爭始終會反映在運動的分歧上。烏托邦的口號不能阻止客觀事態的發展。所以為什麼運動需要民主架構來促進對致勝的策略、戰略和綱領進行有秩序的討論。 泛民企圖站在“和理非”的群眾基礎上重奪主導權，在收割11月區選的選票利益後解散運動。本土派則企圖在“勇武派”中扎紥根，將運動帶向右翼排外和親美國特朗普（一個攻擊工人、女性、移民、性小眾和民主權利的政府）的方向，並且攻擊泛民和左翼、製造內部分化。由於群眾對任何政治組織的不信任，泛民和本土派必須步步為營，以免露出政客難看的吃相，但兩派所代表的路線、勢力還是會上下其手、明爭暗鬥地干預運動，使鬥爭變成滿足他們狹隘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八月五日的罷工中，泛民企圖借這場準備不足的罷工消耗民氣，藉機重建官僚操控的大台，但勇武派與警察爆發衝突，致使計劃告吹。本土派方面，也因為分裂傘運的惡行而惡名昭彰，在運動爆發之初不敢在運動中高舉旗幟，也不敢公然散播反大陸人的排外仇恨，甚至連舉港獨旗也被“和理非”因為害怕“挑釁解放軍出兵”而出手阻止。 另外，警察的監控和檢控使勇武派風聲鶴唳，而其秘密的行動方式也使其自我孤立。搞事分子滲透在遊行中製造混亂，也使“和理非”和“勇武派”之間出現戒心，“捉鬼”行動就正好反映了這一現實。經濟衰退也使中產和小商戶為主的“和理非”感受到疲憊，而對運動的熱情減退。當運動走下陂的時候，“和勇不分”的內部矛盾就會更為突顯出來。 真正的團結是工人階級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的經濟力量和集體經驗使其具有組織新社會的力量。工人階級是唯一一個不會剝削他人的階級，其集體力量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代表所有市民的集體利益，一起從經濟不公義、房屋短缺、低工資和奴隸般的工作條件中解放出來。運動必須改變方向，採取工人階級的鬥爭方法，包括組織真正廣大的工會和發動集體的罷工，並且採取應付資本主義危機的經濟綱領，包括反對裁員、要求凍結租金以至將物業公有化。唯有如此才能將革命貫徹到底。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示威者為了保持“團結”，強調各有各做，“條條大路通羅馬”，而避免就分歧作出爭論。這口號同樣反映出示威者希望互相包容，不要因為策略分歧而分裂運動。可是，在運動中存在一種個人主義，且忌諱討論分歧的氛圍，對辯明政治問題造成障礙。 當運動內部的分歧沒有平台討論時，爭論往往就發生在連登或TG上。可是，中共五毛已經大量滲透在網路平台上，企圖帶風向製造混亂和扭曲運動方向。此外，由於沒有具架構的民主辯論，很多時意見分歧會兩極化，甚至往往小眾意見被打為“分化”和“鬼”，掩蓋了有意義的政治辯論。 例如，在10月時連登廣傳了一份“臨時政府”的宣言，引起當時在商場抗議的示威者朗誦。其後傾向泛民的示威者認為這份宣言是由“鬼”傳播的，目的是給中共有藉口鎮壓。社會主義行動認為，現階段運動連群眾的民主組織都未有的時候，提出臨時政府當然是不成熟的，但我們不認為運動應因為中共鎮壓而否定革命的可能。 香港示威者的國際意識正大大提高，開始明白到需要爭取外國人的支持，不能讓運動孤立在香港一個城市。“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成為了主要的口號，大量文宣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國外的聲援行動也舉世矚目。 可是，國際戰線很大程度上是尋求外國政府的支持，誤以為外國政府和外國人民一樣會站在抗爭的一方。特別由於黃之鋒這類親美政客企圖利用國際戰線，使群眾寄託於美國人權民主法這個假希望上。我們認為美國建制派不是真誠支持香港民主權利，而只是為了收割民意及捍衛自己經濟利益耍手段。 去年六月以來，在印尼、蘇丹、智利、伊朗、伊拉克、厄瓜多爾、海地都爆發具革命性的運動，全球也有大規模的氣候運動，700萬人示威和罷課，但運動里卻幾乎沒有提到，有時甚至仍然說討論外國運動會“轉移視線”。反而主要寄望於歐美各國政府會支持，而各地群眾都正在反抗這些政府。可見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還是有巨大的局限性。 國際戰線也引起了運動內部分歧。去年11月，有香港示威者舉行聲援加泰隆尼亞抗爭的集會。兩地情況近似，都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壓統治，並且剝奪參選人權利，將反對派政治人物投入監牢，而且加泰的示威者明顯是受到香港鼓舞，仿效了香港占領機場的示威方式，因此港加理應不分你我、互相聲援。但親泛民的示威者反對這場集會，認為支持加獨會開罪美國和歐盟，因而使香港運動失去外國政府支持。最終，這場集會有三千多人參加，數字仍算可觀，但比起其他集會人數要少。而反動親資的政治團體為了避免國際團結的意識在香港發展，也不想香港運動尋求工人組織、被壓迫少數民族、學生和氣候運動分子的連結。香港運動的國際主義意識可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社會主義行動堅持，真正的國際團結的對象，應該是世界各地受壓迫的群眾，而且香港示威者也要主動支持其他國家的運動。我們將繼續尋求世界各地的工會、社運組織和左翼議會支持香港的鬥爭。香港及中國的反專制鬥爭，就像歐洲的氣候危機和大罷工一樣，展示著資本主義無法給予哪怕是最少的民主權利以及安穩的經濟和生態未來。如果我們單打獨鬥是不能勝利的，但作為全球工人和受壓迫者鬥爭的一部分，我們將牢不可破的。 黃色經濟圈是對抗暴政的有力武器嗎？ 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面對政府死硬不作為、冷處理應對五大訴求，群眾自行發起更多的抗爭手段。當中受到很多關注的，是“黃色經濟圈”消費者運動。此一號召甚至令香港政府官僚乃至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都瘋狂筆墨口誅筆伐。一時間市面上響應抗爭的“黃店”門庭若市，而被標籤為“藍店”者則門可羅雀，有力地鼓舞了群眾的抗爭士氣，以致於不少商戶紛紛在店面張貼反送中海報和標語等，大壯群眾聲勢。 政府和中共對“黃色經濟圈”的撻伐和抹黑故然可笑，同時亦反面地展示了這消費者運動的影響力。同時我們亦要理解這一抗爭方式的局限性，即消費者運動畢竟無法從根本上對香港的經濟結構造成影響——眾所周知，香港資本大財團立場一直親中共。這些財團與政府關係緊密，並控制社會上全部主要部門：交通、土地房屋、能源、電訊、大型連鎖零售。一項2019年進行的調查發現，24個富豪家族擁有了香港一半的財富。 “黃店”的困難 相對地，支持運動的主要以小店為主，而小店並不掌握本地的經濟命脈，而僅僅居於經濟鏈的下游，因此這種杯葛親中“藍店／藍企”的運動，對其實際打擊有限。大財團近半年的盈利下跌與虧損更主要的原因畢竟還是由於整體經濟因素下行所造成，包括旅遊業、貿易、主要企業新增投資的衰落。 《立場新聞》年初時曾報道過“黃圈”網店“光時”在營運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租用營業場地、物流運輸、進貨渠道與貨源等都面臨各樣困難。這顯示了大財團以其壟斷位置與雄厚財力去扼殺小店生存空間的能力。在貨源問題上，為了維持基礎利潤以求收支平衡，有時亦不得不選擇一些中國貨源。 這些都揭示了現時“黃店”與“黃色經濟圈”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客觀困境。因此，我們當理解這種消費者運動的限制。 打破既有經濟權力結構 “消費者運動”並非香港獨有的新運動。過去幾十年，氣候環保份子一直呼籲民眾購買環保產品，並由於為地球帶來嚴重破壞而號召杯葛使用私家車或飛機。但這個策略未能扭轉由100家最大企業所製造出來的氣候危機。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需要接管這些大企業，而非將焦點放在個人消費行為之上。而要做到這樣，我們需要團結鬥爭打破既有的經濟權力結構（資本主義），並將其以民主公有制來取代。這個問題同樣適用於世上壟斷資本主義最集中的香港。 現在，反送中抗暴運動極需要連結到建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由於經濟下滑，再加上新冠肺炎惡化，航空界、零售界、中小企正出現倒閉潮和解僱潮。工人階級更需要組織起來反抗，準備發動罷工行動來保護工作崗位及工資等。而反威權的鬥爭則需要以更有組織的方法來延續及強化，例如現在新工會的成立就是正確的重要一步。 疫症下工人受剝削壓迫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不平等下，新冠狀病毒肆虐下，首當其衝影響最深的就是勞動階級。根據環境衛生大聯盟顯示，全港私人公司的清潔工每日約需要35萬口罩維持，但現時供應商已經中斷訂購，存貨很快會被完全消耗。而政府食環署的外判清潔工也身受其害。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的調查顯示，有三成食環署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並沒有為員工提供口罩。雖然政府在二月初表示懲教署將增產70萬個口罩分配給外判清潔工，但這也代表每名清潔工一天只能使用一個，在高度污染的工作環境裡根本不夠。更甚者，據媒體報道很多清潔工根本拿不到口罩。很多清潔員四處奔波尋覓口罩，用私伙裝備上班。政府及雇主缺乏支援之餘，食環署更舉報沒有戴口罩上班的清潔員。更可恥的是大部分清潔員都是食環署的外判員工，外判商時有拖欠薪金的事件發生。 基本防疫用品成經濟負擔 在疫情下勞工處呼籲家務外傭休息日應留在家中。外傭每星期只有一天的休假，在僱傭同住條例下，星期天是她們唯一社交、宗教和處理個人事務一日，要她們留在雇主家中即等同刪去僅有一日例假。家務外傭最低工資只有4,630元，基本的防疫口罩在瘋狂炒賣下變成外傭的奢侈品。社會主義行動要求廢除僱傭同住條例，提供外傭充足而安全的住屋，並且確保雇主為外傭提供足夠抗疫用品。 港龍空服員工會有意發起抗爭，反對公司拒絕全面停飛中國令疫情蔓延。因為在武漢抵港的航班上工作，6名同事需要入住隔離營。國泰航空及香港航空亦分別下令員工放“無薪假”，後者更計劃裁減400名員工。 面對病毒侵襲，香港的經濟開始步入蕭條，資本家企圖將經濟損失轉嫁工人，將有更多以“開源節流”之名，要求員工放無薪假、打折扣出糧，或者直接裁減員工的事件發生。勞動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在職場建立強大工會運動，要求企業提供充足的抗疫裝備，安全的工作環境，反對強迫放無薪假、減薪、裁員，在疫症中捍衛勞權。 香港新工會浪潮 2019年的抗暴運動除了極大地動搖了林鄭月娥與中共專制政權在香港的統治威信外，更進一步催生了多年以來最熱烈的工會成立浪潮，各行各業的新成立工會如雨後春筍冒起。這顯示了群眾仍然堅定的抗爭意志，開始意識到過去勞工權力的不足和薄弱。勞工處資料顯示，去年有25個新工會成立，而2018年只有13個。 但同時，目前新成立的工會仍在試驗性階段，很多實際仍未能真的進入職場。本地工作多年來趨於零散化的困局不會立即就能被克服過來。因此，當務之急的工作方向首要在於新工會真正在職場紮根。要達到這一點，必需以職場中的基層工人作為會員基礎，並保證工會的組織民主和定期會議，會員參與民主討論和決策。這一點在鬥爭的過程中尤其重要，鬥爭中的策略和決策應當經過全體會員的民主討論和同意。 工會角色 而這次突如其來的瘟疫突顯了在職場建立工會的迫切性。工會應當更積極和深入地強調保障員工健康和職場衛生的訴求，必要時準備發動罷工鬥爭。工會要吸引更多工人，從而成為一個實體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在這次疫情鬥爭中作出了不俗的示範。雖然罷工沒有爭取到全部訴求，但經過醫護人員聲勢浩大的罷工鬥爭後，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今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有力工會。 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在新成立的工會中出現了重要的辯論——工會應依賴法律還是抗爭捍衛勞權？社會主義行動不認同新工會的重點在於“法律”工作。令人憂心的是部份新工會似乎受過往職工盟的組織形式所影響，成立之初就傾向於NGO模式，強調所謂“會員福利”而遠離鬥爭。香港勞工法規本身就殘缺不堪，且明顯有利於雇主資方。工人當然要認識法律，但不應寄望法律可以保障我們的權利，而是應當通過切實和堅決的鬥爭建立實質的工會力量，奪取主動權。 新工會必需在鬥爭中建立起實質的力量，令工會真正成為捍衛勞權、反對獨裁政府、反對資本家經濟專政的有力角色。 訪問參與第一階段罷工的醫護人員 社會主義行動於2月3日（一）早上派員到了瑪嘉烈醫院的醫護人員罷工街站，聲援並訪問了罷工者。 何小姐是瑪嘉烈醫院婦產科護士。她表示需要封關，因為醫院僅有的一座有負氣壓房並用作隔離用途的大樓並不足夠。“曾經有普通病房接收了一個懷疑個案，最終該病人確診，因為擔心受感染，該病房要整個關閉了。”而因為內科病房需要接收懷疑個案，因此要騰空婦產科病房，準備接收原為內科病房的病人。婦產科的人員也有部分需要到內科病房工作，填補內科病房人員處理疫症個案的空缺。另外助產士的實習已停止，可見空間和人手明顯不足。 另一位受訪者黃小姐是九龍一間醫院的外科護士，為免被秋後算帳而拒絕透露哪一間醫院。其醫院需要接收不少懷疑個案，麻醉科和深切治療部的同事也需要處理肺炎病症，故現時癌症以外的非緊急手術，全部都暫時停止了。醫院內僅有的兩個隔離病房亦差不多滿了，故醫院打算用其他部門的病房改裝成隔離病房，但那些病房的規格並不是標準的隔離病房，所以她對其安全性很有懷疑。 另外防護裝備尤其口罩亦短缺，最高規格的Level 3口罩，只能給深切治療部和隔離病房的人員配戴。然而急症室和其他病房也可能有隱形的病人，同樣屬高危地方。但醫管局卻漠視這情況，反指Level 1口罩比Level 2口罩安全。所以她參加了罷工，希望政府和醫管局正視疫症。如果救護裝備足夠，醫護人員是很樂意與市民一起對抗疫症的。 香港：疫症期間外傭負擔更大 “因為疫情我已經兩個月都沒有休息。”來自印尼的外籍家庭傭工Seputih向《社會主義者》雜誌傾訴：“老闆答應讓我放有薪假，但實際我沒放，我為了健康不得不待在家裡，只好放棄假期。” 周日是外籍家庭傭工的法定假日，這天一直以來都是他們休息、放鬆和社交的唯一機會。現在香港政府要求他們留在家中，於是他們被永無天日地困在“職場”。有些雇主還威脅說要解僱他們，說是害怕如果星期日允許他們出門，會把病毒帶回家。但是，當家傭被雇主派去外出購物或溜狗時，這種邏輯卻弔詭地不適用了。 新冠病毒對各地工人造成了沉重打擊，這些工人承受“緊急時期”權利限縮、公司倒閉和收入損失。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擔了最大的負擔。。但是，工人階級中最貧窮、最容易受害的職業，承受了最大的負擔。在香港有40萬移工，其中大部分來自印尼和菲律賓。他們面對更多的工作量、更長的工時、且更多的自由和私隱限制。儘管自我隔離對世界上許多人來說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或沒有工作，但對於香港家務勞工而言，這反而意味著比以往更長的工時，而且當然是沒有加班費的。 學校關閉 Seputih的朋友、同為印尼移工的Vant說：“我現在還有很多工作，因為雇主的兒子不上學了。但是雇主夫婦還是一直上班。” 亞洲移居人士聯盟（AMCB）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一半以上的家務工人的工作量顯著增加。隨著學校關閉已經超過十周，而老年人也是最高風險的群體，照顧這些孩童與老人的負擔主要就落在移工身上。另外，由於有更多的人在家工作，這意味著工人們要受到雇主更緊密的監控。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嚴格的僱傭同住規定（live-in rule），在平時也已經是對移工非常壓迫和侵犯隱私的法律，但在疫情期間變得更加難以忍受。根據法律，家庭傭工被迫與雇主同住，很多時候甚至沒有私人房間。如果工人不服從，那就會被罰款、監禁和驅逐出境。這意味著家庭傭工下班以後沒有另一個家可以回去。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正在經歷一種“機艙熱（cabin fever）”，長期待在狹小的空間，不可避免損害到心理健康。況且，如果您不是家庭成員，而是他們的“女傭”，那情況就更糟了。如果雇主不耐煩或突然發脾氣，家庭傭工常淪為出氣筒。對於家庭工人來說，休息甚至使用電話也變得困難重重。 Seputih說：“我很多朋友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沮喪，雇主每天在家工作，所以有時候我只能不停工作，什麼自由都沒有，比如說如果您打電話回家鄉問候家人，就還得等雇主出門買東西。” 外匯：主要收入來源 疫情加上資本主義經濟衰退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波經濟破壞和裁員浪潮，包括印尼和菲律賓，這給香港移工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移工因為擔心被解僱，所以不敢抗議現在嚴重惡化的勞動條件。他們還擔心被感染，而因此被解僱。 菲律賓過去2個月失業率急遽攀升，已經有50萬個工作崗位被蒸發。印尼政府警告，新冠肺炎危機可能導致520萬人失業，使380萬人跌到貧困線以下。這些社會沒有保障安全網或失業保險，沒有工作等於沒有收入！在這場危機爆發之前，香港的移工通常就是老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他們要養著包括他們一年才能見一面的小孩。小孩的教育，醫療費用和生存都靠著這些母親在香港的工作。 增加工資！ 恢復移工休息日！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支部）要求立即恢復移工的休假權，同時必須採取新政策，改變移工因為負擔不起社交空間的消費，只能被迫在天橋和公園才能聚會的惡劣現況。香港政府在任何層面，都儘量減少花費資源在移工身上。社會主義行動要求政府投入資源建設並擴充現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讓移工學習、上網、聚集和休閒社交時，能夠有安全而衛生的環境。 由於旅遊業的崩潰，全港到處可見“幽靈酒店”，現在全港多達8萬7千個空房間。我們要求徵用房間，為移工提供每周24小時免費住宿，讓他們擺脫日常跟雇主關在一起的幽閉窘迫，作為一項疫情危機期間的緊急措施。就像其他產業的資本家，酒店業也在向政府要求紓困援助。但我們說，如果這些資源不由公共監督、不為公眾服務，那這些資本家就沒有資格從公帑中拿到補助。 我們還要求政府，目前向所有香港公民提供的1萬港幣的特別現金援助，也應該適用於移工。政府聲稱發放一次性補助的理由是為了減輕疫情的經濟影響，特別是防止零售業的經濟崩潰。不論是何種理由，很明顯把移工排除在外都是不合里的。尤其握有資源的雇主本來應該提供口罩和消毒劑，但很多時候其實都是移工自掏腰包買的。 政府必須廢除其對待移工的吝嗇政策，首先就從廢除同住政策和“兩星期規定（two-week rule）”開始（移工被解僱超過14天而又無法續約就得離開香港）。移工法定最低工資每月僅4,630港幣，這個數字往往就是移工實際領到的平均薪水，而不是什麼最低薪水。 社會主義行動亦要求將移民納入最低工資法，一勞永逸地消除這種歧視。但即使是本地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資（每小時37.5港幣）也太低了。工會領導們不應該以什麼“成本過高”理由而反對提高移工最低工資，而應該集中在組織群眾鬥爭，以改善所有工人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政府為了在危機中保護資本家利益而大灑金錢的時候。 組織和戰鬥！ 像香港其他工人階級一樣，移工需要組織起來參加工會，才能集體談判、罷工和捍衛自己的權利。我們不應該讓他們獨自面對。 最近開始的香港工會浪潮仍處於早期階段，但新工會必須要向移工們伸出援手，不能僅靠各自分散的移工工會，而必須跟移工們團結在一起，在共同的組織里一起奮鬥。他們是香港最被剝削的百分之十的勞動力，而且他們能夠分享亞洲大陸各地工人鬥爭的豐富經驗，與移工並肩作戰代表極其重要的國際聯繫，這點正是許多新興工會最常缺乏的關鍵。只有不分國籍的所有工人共同奮鬥，才能抵抗這場危機所引發的對工人權利、工作崗位和生計的侵犯。 香港：疫症下中共發動大鎮壓 中港疫情稍為放緩，加上歐美國家陷入大災難，中共發動強硬的攻擊打壓香港民主運動，企圖重新鞏固權力，扭轉去年六月以來“抗暴革命”下的被動情勢。 撕破面具 中共機關不是第一次自行釋法。前年人大就直接頒布高鐵一地兩檢的法律。這是因為中聯辦在梁振英時期形成山頭派系，加上建制黨派之間分裂，自林鄭月娥上任以來，中共感到要中央集權，避免造成不穩。中共由授權中聯辦作為代理人統治香港，改為直接由港澳辦系統直接指揮。 中共今次釋法只是在這條路線上走得更遠。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從來沒有受過22條限制。現在中共只是不屑再偽裝，要撕破面具直接操控香港，藉此高姿態宣示權力，準備繞過立法會直接頒布23條立法。事後港府內部人事發生大地震，有四名政策局的局長將會離任。其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平調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過去他曾表示中聯辦是根據22條成立的，中共篡改歷史的過程中當然要抹除這些小痕跡。 此外，公民黨法律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因為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拖延國歌法立法，被中共的宣傳機器瘋狂夾擊。港澳辦發聲明表示郭榮鏗失職，明顯是為了取消他的立法會議員資格鋪路，阻止他下屆繼續參選。中共害怕非建制派在九月立法會選舉會獲得過半數而獲得否決政府法案的權力（僅此而已！），因而要全面操控選舉。 警方在4月18日進行大搜捕，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拘捕10多名泛民主派人士，包括民主黨創黨成員李柱銘、前主席何俊仁、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社民連的梁國雄和黃浩銘等。涉及的遊行包括去年的8月18日集會、10月1日及10月20日的遊行。 這份名單上有大部分為溫和泛民老人，大部分在去年運動里沒有任何組織和鼓動的角色。溫和泛民在林鄭上台以來一直幻想可以“大和解”，甚至到2016-17年立法人但經歷了抗暴革命後，群眾的激進化使溫和泛民失去了與政權妥協的空間。我們早在2017年指出，中共起初的政治打壓只是針對本土派和激進民主派，但日後將會向整個民主陣營發動攻擊，連溫和泛民也不會倖免。 最近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引用去年以來一連串的炸彈事件，表示“本土恐怖主義正在香港萌芽”，籍此動用反恐條例打壓。諷刺的是，剛好前幾天，葵涌警署警長涉嫌串謀黑幫自編自導汽油彈襲擊事件而被以“妨礙司法公正”的罪名拘捕。社會主義行動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因為這不是有效對抗，反而給予政權籍口加強鎮壓，唯有依靠有組織的工人鬥爭方法，有意識地建立與中國工人的聯合鬥爭，才能挑戰中共及財團專制。 宣示權力 疫症下中美衝突持續升溫。資本主義危機只是剛剛開始，中美兩方面對經濟和社會災難都雙雙慘敗。中共見到特朗普在疫症中焦頭爛額，因此加強推進各方戰線：南海、一帶一路、口罩外交等擴大國際影響力，並藉著打壓香港民主權利宣示帝國霸權，重新鞏固在2019年時受到動搖的控制力。 在疫症前美國政府都不會真正關注香港的民主權利，現在自身陷入危機更加無暇理會。對美帝國主義抱有“民主”幻想的泛民及本土黨派將會再次失望。真正的國際團結力量是全世界共同抗疫的基層工人，共同反對只顧及統治精英利益的各國政府。 政府正利用疫症加強警察權力，打壓遊行集會的權利，甚至準備禁止六四集會和七一遊行。我們必須呼籲和動員群眾抵抗這種禁令。社會主義行動主張以工人階級為鬥爭中心，組織工會抵抗資本家在疫症中的經濟打壓，同時將工會重建為抗暴運動的民主組織。運動要有新的方向——建基中港工人鬥爭，當務之急是要尋求在中國同樣受到習近平專制壓迫的7億工人階級，並建立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以挑戰獨裁制度和資本主義。 瘟疫下的香港工人階級 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已漸陷入蕭條，各行各業均驚呼朝不保夕。而香港的民眾除了要應付衛生防疫用品的額外開支，還遭受到企業資本轉嫁損失的雙重打擊。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二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期下跌44%，屬香港史上最慘重的單月跌幅，而機場三月的載客量比去年同期下跌 91%。同時，飲食業、旅遊業、以及被勒令停業的一眾行業工人，面對行業蕭條，雇主首先選擇的是將損失轉嫁往工人身上。綜合不同的調查顯示有40-60%的工人面臨失業、無薪假、凍薪減薪等打擊。而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的調查指，有88%的中小型飲食業雇主正考慮裁員或結業。 不幸的是，這只是危機的開始。經濟危機是全球性的。全球在幾星期內跌入史上最快的經濟衰退。大部分經濟學家現在預計像1930年代的大蕭條將會發生，意味著經濟將會嚴重下滑，比2008年金融海嘯情況更惡劣。香港的經濟極度依賴外來貿易及投資，意味著將會面臨重大破壞。 “共渡時艱”不過是空話 對於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部分已經被迫放假達三個月之久，部分工人耗盡積蓄後只得借貸渡日，政府於財政預算案中所計劃向全民發放的一萬元現金遲遲未落實，令更多工人陷入困境。而即使能保住工作的工人，情況亦不容樂觀，裁員的陰影依然籠罩頭上，且幾乎都面對著減薪和凍薪的壓力。資料顯示，部分工人自二月起已被雇主“八折支薪”，相當於一下子減薪20%，調查顯示普遍而言，46%的基層工人平均面對約8-12%的減薪幅度，41%的工人被凍薪。 更甚者，部分企業甚至開始溫水煮蛙地進行裁員。根據《蘋果日報》報導，灣仔會展自2月起已從不同部門逐步裁員百人，即便員工主動提出減薪和無薪假等仍然被裁，員工批公司假仁假義，以分階段裁員減低工人的不滿。老闆將會用任何手段將危機帶來的負擔轉嫁給工人，唯有在每間企業和職場組織強大的工會組織才能捍衛我們的權利！ 同時，香港各大地產商面對各界要求減租或免租的訴求，一律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事實上，在眾多商戶結業潮下，堅持不減租只會令退租情況加劇，令地產資本的實際損失更大。然而，地產商不願減租的實質理由並非擔心租金收入的損失，而是由於減租會直接令物業的估價下跌，造成賬面上的捐失。 可見，無論是十七年前的沙士瘟疫、零八年危機，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企業與員工共渡時艱”不過是一句空話，面對經營困難，資本家首先想到的是犧牲員工的利益。另一方面，政府所提出的所謂“抗疫基金”政策同樣令人啼笑皆非，首輪基金的發放早被視為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無助於紓緩工人壓力。而第二輪抗疫基金的計劃發放所謂的薪資補貼，漏洞百出，條件僅僅是要求申請補貼的雇主不得裁員，但對於無薪假式申請補貼後減薪卻無任何規管。勞工及福利局長羅致光更稱這“並非漏洞”，故意放任資本家合法地進一步撈取本應發放予工人的津貼中飽私囊。 面對這場世界大流行的嚴重瘟疫，政府根本對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一心只在乎為財團輸血。當下的全球經濟危機比1930年大蕭條更惡劣。疫症是加快整個制度進入空前危機的催化劑，但危機的真正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制度依賴政府不斷注入債務“吊鹽水”續命，並使多數人生命更不受保護。工人階級唯一的生存之路是組織起來向資本主義反抗。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立即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資助補貼基層工人。於疫症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需要大幅增加公立醫院的投資，並將私院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制底下。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拒絕凍租的大業主和地產商，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抵抗資本主義的疫苗是具戰鬥力的工會運動，而一個新的工人政黨將可以組織群眾鬥爭，以捍衛就業、生活水平並爭取建設優良的公共服務。 疫情尚未平息 經濟危機已殺到 新冠肺炎雖然沒有對香港造成巨大破壞，至今沒有如歐美失控的社區爆發，也幸運地沒有像2003年SARS的巨大人命傷亡。不過，疫情是否受控仍然是言之尚早，而且香港勞動大眾即將要面臨更嚴峻的打擊：經濟危機、失業與貧窮。 世界經濟正進入一次新的大蕭條。對上一次的大蕭條中國還是被蔣介石所統治著。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導火線，但不是問題的根源。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性：寄生性的金融系統取代了實體商品的生產、過低的工資導致債台高築、各政府都在趨向於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而國際間的合作紛紛破裂。 根據《彭博社》的分析，香港第一季的經濟出現了11%的負增長。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最新預測香港今年的經濟會萎縮4.8%。疫情導致全球的封城政策，也包括香港的“限聚令”，使經濟活動進一步大受打擊，首當其衝的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 已經有不少企業，當中包括大型航空公司，進行裁員、強迫無薪假、減薪等等。根據政府官方數字，自去年6月至今年3月，由2.8%飆升至4.2%，創下九年來的新高。 對上一次香港出現嚴重的失業問題已經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當年失業率最嚴重達8.5%。雖然現時失業率還沒有到達當年的高峰，然而現時數字仍未全面反映到全球大流行爆發所導致全球封城的影響，隨著歐美及中國市場的萎縮而失去市場與投資，未來狀況必然更為嚴重。 嚴重倒退 資產階級評論員普遍都認為全球無一地區能倖免於嚴重的倒退。2003年與2008年危機當時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衝。但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嚴重危機，習近平正急著要讓經濟恢復到“常態”，但這個“常態”早已不一樣了。中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也紛紛陷入嚴重危機，而歐美政府亦準備要加速與中國“脫鈎”。根據IMF的估算，中國今年增長只有1.2%，遠比去年官方的6.1%要低，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甚至，更有不少經濟學者認為中國會出現零增長。 不單是中港經濟會大受打擊，IMF亦認為“在最樂觀情況下”今年全球的經濟會萎縮3%，並預測歐美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將會倒退6-7%。這樣程度的經濟崩潰，相當於過去多年希臘經濟大量的失業和貧窮的慘況，亦會有連續的總罷工與新左翼政黨出現。而且，隨著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加劇，更多的貿易壁壘與生產脫鈎也會出現。而香港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中心，經濟必定會更受打擊，而最大受害者就是基層大眾。在1998年與2003年，港府就曾對最低薪的工人（例如移工）實施凍薪和減薪。 而且過去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貧富懸殊的問題更會變得越來越差。 因此，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就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而親財團的政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的，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制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他們會試圖營造一個所謂的“團結”氣氛，但卻要工人階級及窮人承受危機的負擔。我們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狀況，今天就要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種族主義──另一個要與之戰鬥的病毒！ 新冠病毒危機在全世界引發了一陣種族主義及民族矛盾的浪潮。種族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反映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而統治階級害怕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正面臨存亡威脅。這曾在1930年代的歐洲發生過。還有在1950和60年代的亞洲，當西方殖民勢力利用種族主義來分化革命和反帝運動，譬如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當時華人成為了針對目標。種族主義並非出於偶然或源自人性，而是由政府或統治階級所煽動，來對其底層分而治之。 右翼媒體的頭條就是例子，譬如法國 “黃禍警戒”、澳洲“中國學生留在家中”等。像特朗普這樣的種族主義政客有意使用“中國病毒”等詞彙，來試圖轉移民眾對於他處理疫情無能的憤怒。自疫情爆發之初，亞裔人就面對了更嚴重的語言或身體攻擊。在法國，發生了一連串針對韓裔、菲裔、華裔的種族攻擊事件，引發社交媒體上“我不是病毒”帖文不斷轉發。今期《社會主義者》會有一連3頁的專題，討論種族主義對香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威脅，與探討與之對抗的方法。 問：為什麼我們警告種族主義會破壞群眾鬥爭？ 答：因為種族主義是奴隸主和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像特朗普這樣的政客利用種族主義來攻擊墨西哥人、穆斯林和黑人，來分化並破壞工人、女性、少數族裔權利的反抗鬥爭。美國右翼政客現在藉助反華人的種族主義作為工具來進行全球帝國主義的權力鬥爭，而這與保護香港、台灣，甚至是該國的阿拉巴馬州（當地右翼剛提出法案試圖禁止墮胎）的民主權利毫無關係。 問：反大陸人情緒是種族主義嗎？ 答：是。種族主義可以有不同形態，並非黑白二元。意大利最大政黨是一個右翼聯盟，他們將危機歸咎於外國人和歐盟。但這個政黨最初被稱為“北方聯盟”，並反對意大利南部人的權利。在印度，穆斯林被當局嚴重歧視，但是在種族血統上他們與印度教徒沒有分別，只是他們的祖先在幾百年前皈依了另一個宗教。而香港本土派的“蝗蟲論”，其實就類似於中國大陸那些大漢民族主義者針對維吾爾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反清真”攻擊。 香港：習近平收緊權力 圖摧毀民主權利 香港的局勢已經走上了不歸路。中共獨裁決定透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對香港實施全面的《國家安全法》，這代表著當局不惜繞過香港本地的政府機構，並對香港進行直接控制。香港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而脆弱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現在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香港或許會保有經濟自主，因為這對中共政權來說非常有利可圖，但西方可能會採取的反制或制裁措施，加上中美“新冷戰”的發展邏輯表明，香港資本家的特權也可能會逐漸受到侵蝕。連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現在也命懸一線，說明了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動盪的年代。 社會主義行動（ISA香港）的Jaco說：“中共國安法影響深遠，甚至比去年引發大規模抗爭的‘送中’惡法還要嚴重得多。” “這條惡法意味著中國政權要更加直接控制香港的政治、選舉，還可以規定哪個程度的反對聲音是合法的。他們可以用‘顛覆國家’和‘分裂國家’之類的指控來禁止囚禁反對派團體或個人，甚至以後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也可能會被入罪。” 國安法重點： 中國大陸的特務和秘密警察首次可以在香港合法活動。北京可以建立新的“國安機構”來監視和逮捕反對派。 國安法的影響遠遠超過香港，而更是中共獨裁者習近平的外交實力展示，目的是要打臉歐美西方大國。這些國家在新冠肺炎爆發後，輪番指謫中共政權。疫情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也重新點燃了中共內部的權鬥危機，這使得習近平感到有必要展現他的權威。 習近平的舉動與普京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有相似之處，當然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控制的程度是改變了。對在香港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新現況。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正在改變世界，加劇各種矛盾，並引發新的危機，習近平對香港收緊權力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國安法也是對香港作為一個半自治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的正面攻擊。中共直接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不再容忍立法會等政治體制的花瓶。 直到最近，中共本來仍然計劃根據香港《基本法》23條的規定，讓立法會通過本地版的國安法。通過大規模取消反對派候選人的議員資格，使9月的立法會選舉結果建制派勝利的話，那麼明年就會進行立法。去年區議會選舉成為反政府抗爭的全民公投，而中共的傀儡黨派全面潰敗，北京的計劃是避免重蹈的覆轍。全國人大本周的干涉表明，中共政權不再有信心或願意承受更多丟臉的選舉失敗，所以選擇直接強行通過這條惡法。 中共想要扼殺香港的群眾民主鬥爭，剷除香港青年對港獨和其他激進思想的支持。但這條惡法無法實現這一目標；適得其反，新法會導致香港社會的更多人群的抗拒，並讓更多人尤其是青年人更加支持港獨思想。未來肯定將會有更多抗議活動，甚至之後幾周內可能會爆發大規模示威。但同時警察暴行和國家恐怖主義行為也會更加猖狂，以執行習近平的律令。 香港的反建制情緒比一年前更為強大。“攬炒”（粵語，意即同歸於盡）的思想即使在較年長的人群中也有越來越多的支持。但是單靠憤怒是不夠的，而必須有另一條前進的出路。抗爭運動中的各派都認同“攬炒”這個口號，但他們沒有解釋這作為鬥爭策略來說，實際上是什麼意思。溫和泛民只會說這代表要在立法會用“拉布”（冗長辯論） 等方式拖垮議會。 獨裁政權最擔心香港的反抗情緒會蔓延到中國大陸，並引發一場比香港更加浩大的運動。若果抗爭蔓延至大陸，運動將足以推翻中共專政。所以，中共在香港的打壓就是要殺雞儆猴，是要向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階級警告：不要反抗政府。 中共政權在新冠肺炎爆發最初幾個月的失當、不作為、審查和隱瞞，在整個內地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動搖了習近平和其執政集團，1989年危機的幽靈仿佛再一次浮現。但及後西方政府，尤其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應對疫情方面表現得更加無能和強差人意，反而稍微緩解了北京方面的壓力。 儘管自中國疫情的高峰已過，危機壓力計的度數有所減緩，但獨裁政府深知危機並沒有過去。因此，習近平現在採取的許多行動都充滿了緊迫性和孤注一擲的情緒。 社會主義行動的Jaco還指：“中共覺得有迫切需要去採取行動，不能再拖。” 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倒塌了。五分之一的工人下崗失業，出口行業的平均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時，中方與同樣動盪不安的美國政府之間的衝突變得更加危險。習近平的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希望利用全球疫情來分散視線，藉此契機來鞏固其地位，包括其在香港的地位，希望疫情和全球經危機可以妨礙新的大規模示威和帝國主義敵對政權的經濟反擊。 當局於5月21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前夕，故意向媒體放風國安法的草案內容，讓媒體於人大期間集中關注香港問題，而不是疫情和經濟危機。 本身因疫情而推遲了兩個月召開的兩會，無非是一場個人崇拜儀式，用來盛大頌揚習近平的獨裁統治。今年，習近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展示力量，以掩蓋事實真相。現實情況是，習近平政權在國內失去了信譽和支持，而在國外也承受著巨大壓力。 “對外求援”？ 美國和其他外國政府可能會採取重大的報復措施，例如制裁中港官員或企業。香港運動中越來越多的人也寄望於此。這是一種完全被誤導的觀點，但也反映出人們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極不對等的爭鬥。即使在香港持續進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也不足以擊敗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第二軍事超級大國。 不幸的是，在香港本土派和泛民人士混亂的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思想的蠱惑下，民眾“對外求援”的渴望正在面向錯誤的方向。 香港民主鬥爭不應該求助於美國的特朗普或英國的約翰遜，或是那些過去一直唯利是圖地支持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國家。香港民主運動應該求助的，是真正共同利益去抵抗中共的人民──中國大陸的群眾與國際工人階級。尤其是中國的8億工人階級，他們現在是直接受到獨裁暴政和惡法的壓迫，同樣的惡法正在要施加於香港身上。 從短期來看，中共的殘酷行徑會讓對西方甚至特朗普這樣令人厭惡的人物存有更大幻想。抗議遊行中可能會出現更多英美國旗，反映出運動中意識混亂。這些幻想會進一步得到加強，因為國安法的首要針對目標，很可能是那些被北京指控跟“反華勢力”（即美國、歐盟等）結盟的的個人和團體，特別是那些力主遊說美國實施制裁的政客。 打擊和反擊 習近平及其身邊的人認為，國安法的制定可以殺華府和其他政府個措手不及。畢竟，因為這些國家忙於處理疫情和全球經濟危機，北京打賭西方頂多就是發表一堆厲聲嚴詞，但不會有太多實際的行動。 《南華早報》報導，國安法是向美國“雙倍打賭”：一是立刻兌現去年特朗普親自簽名通過的特別法令中所威脅對香港實施的制裁，不然就被揭露自己只是個“騙子、偽君子或傻瓜”。 北京知道美國政府陷入內部分裂，特朗普自己也身陷危機。儘管特朗普與他的官員大聲發表了各種不斷升級的反華言論，但他們對香港的情況其實漠不關心。過去是在國會兩黨的壓力下，加上為了避免被標籤成“對中軟弱”，他才威脅採取一些很有限度的措施。但是現在，即使是以批評特朗普見稱的《華盛頓郵報》在社論中也表示，香港“需要美國作出回應，但這必須謹慎”。 這個大企業們的喉舌擔憂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威脅，例如撤銷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那些資本家們的損失數以十億美元計。根據去年通過的法案，本月月底前美國政府需要審視香港的特殊貿易地位。 “如果國務院的負面報告導致那些優惠待遇遭到廢除，香港的經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美國的許多企業也會如是。美國與香港之間每年380億美元的貿易將受到威脅。在香港設立的地區總部的約290家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威脅。結果可能會是將這個中國最自由的城市瞬間轉變為一個普通的省會城市，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更不用說香港的利益了。”（《華盛頓郵報》社論，5月22日） 但同時，面對中國的最新舉動，如果美國被視為軟弱的話，那麼不僅對特朗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全球利益及其在亞洲的霸主地位，也都將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特朗普地位不穩、以及共和民主兩黨的美國統治精英內部情緒的急遽轉向，進一步促使中國問題成為所有競選活動的核心議題。過去所有總統選舉都會有人炒作中國議題作為選舉策略，但今年的程度完全不是同一個層次。這一切意味著面對習近平的豪賭，美國的反應可能會比他預料的更為激烈。 如何重啟群眾鬥爭 習近平想對香港和過去一年的群眾鬥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但這會比他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習近平過去曾多次進行過火的舉動，結果把問題越搞越大，例如“一帶一路”、去年對台灣的威脅、還有2019年的送中惡法事件。 群眾鬥爭是擊敗惡法的關鍵，但這不僅是反對國安法的鬥爭，而且還是反對中共專政的鬥爭。重啟群眾鬥爭只是第一步，但鬥爭要成功的話就必須清楚知道之後的每一步應該如何走下去。僅僅是號召民眾上街是不夠的。一場運動必須有組織和長期維持，尤其當敵人如此強大的時候。 我們需要從過去一年的經驗中汲取重要教訓，以解釋為什麼去年的運動，儘管規模與英勇的程度驚人，但仍然沒有成功反抗獨裁統治。該運動取得了很大成就，並樹立了群眾抵抗的傳統和象徵，但運動沒有成功贏得真正的讓步，而中共絲毫沒有停下對民主權利的攻擊。 這說明必須建立更有組織、集中和政治上明確的鬥爭。迄今為止，群眾運動尚未理解或接受三項至關重要的關鍵： 工人階級必須在鬥爭中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階級因為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集體傳統和階級意識，在反對獨裁和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中具有無可取代的領導優勢。雖然很多勞動人民參加香港民主運動了，某些情況下甚至是運動的主要群體，但他們只是作為個人去參加，而不是作為一支團結一致的組織勢力參加。在香港，罷工這個武器並未曾以認真和有計劃方法組織起來。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對於一次性的抗議是可以的，但要組織一場真正的罷工就需要計劃和精心準備，需要在工作場所建立有實際的力量──具有民主會員結構的真正的工會。 美國和挪威的群眾運動學者在150個國家/地區進行的一項知名研究發現：“產業工人一直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動力。至少，比城市中產階級更為重要。當產業工人動員群眾反對獨裁統治時，民主化很可能隨之而來。” （Dahlum、Wig、Knutsen 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2019年10月24日） 鬥爭必須有民主地組織起來。自發行動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很多侷限。為了維持運動並傳播到香港以外（因為僅靠香港本地的運動是不可能取勝的），我們需要共同的方向和協調，通過民主投票和辯論選出最佳策略和最佳人選來代表運動發言並明確指出其目標，以動員更多所需要的人參與。 所有重大決定都需要通過民主討論得出。多年來統治民主運動的泛民精英從來不是這樣做的，但是虛擬的碎片化運動也不能提供這個方向。甚至在疫情使動員群眾變得更困難以前，運動就已經陷入一定程度的消耗和碎片化，因為去年所使用的方式已達到極限了。之後就需要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新方向和組織方式。 鬥爭要勝利，就只有在中國引起更浩大的運動，甚至擴散到周邊地區。隨著國安法通過和中共對香港的直接統治，這個基本事實會更加明顯。僅憑“五大訴求”這種非常有限的訴求，或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種僅限於香港的口號，難以使中國的工人看到這場鬥爭與自己有甚麼關係，因而不可能引發一場全中國的運動。如果反對獨裁政權的運動不試圖將他們包括在內，那他們為什麼要冒更大的風險支持這個運動？ 所以說，鬥爭必須轉變為階級鬥爭，反抗中港兩地的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制度不僅不民主，而且正處於嚴重的危機中，導致經濟崩潰、住房困難、失業和數以百萬計人的貧困。因此，香港的民主鬥爭需要超越本來有限的民主訴求（畢竟北京早就完全否決了這些訴求），而是同時涵蓋其他迫切的勞動者訴求，捍衛廣大勞動者的權利和工作：在疫情期間禁止強制無薪假和剋扣工資、大幅增加公共醫療和社會服務的投資、徵收富人稅來支付疫情的公共開支、將製藥公司、銀行和地產商收歸民主公有，並反抗大資本家的權力。 這種將革命性民主鬥爭的訴求，與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訴求結合在一起的戰鬥性綱領，是組織香港工人（當中高達9成工人沒有加入工會）的方法，也是向中國的工人階級建立連結的方案。 香港：國安法殺到 抗爭到達關鍵階段 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擲下一枚重磅炸彈──港版國安法。新國安法勢必打擊香港僅餘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民主抗爭已經成為了“終局之戰”。 國安法內容包括反對顛覆國家政權、分裂國家、恐怖活動和外部勢力干預，也包括要求港府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最令人關注的，就是中共政權可以根據需要在香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承認將會設立新部門執行港區國安法，其包括情報收集及武裝部隊，並與內地國安機構緊密合作。這分明就是政治警察部門。未來反抗政府的人士將更多受到監控、盜取資料以至判監。 過去國保也並不是沒有在港活動，不過也只會是地下進行。2015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國保就是在香港秘密行動，將店主虜走到中國大陸拘禁。倘若國安惡法通過，中共國保在港的活動將會更加常態、公然，並且凌駕於香港的法律。 另外，人大作出的“決定”授權了人大常委會制定“港版國安法”的實際條文與執行機制，然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直接在香港刊憲實施，據報北京會最早於6月底之前完成“立法”。 換句話說，這次是北京首次透過人大這個橡皮圖章，繞過香港的立法機關直接在香港進行整套立法，相當於廢除了香港本地的立法會。雖然過去人大也曾經對香港事務作出“決定”，包括2014年關於假普選的“831決定”和2017年有關高鐵“一地兩檢”的決定，但就實際立法內容還是需要在香港的立法會表決。 繞過本地立法先例 開了這次先例，未來北京基本上任何惡法也可以直接在港頒布並施行法律。中共害怕“港版國安法”會像過去《基本法》23條或送中條例那樣，在本地立法階段掀起香港大規模群眾反抗，亦擔心權力有限的立法會一旦9月選舉如去年區議會選舉那樣變天，將不再是中央可以依賴的機構，因此為免夜長夢多由北京直接立法實施。 至於國安法實際條文內容，至截稿為止當局仍未公布。不過，近日建制派政客已頻頻吹風，暗示立法將從嚴。葉國謙指國安法立法後，“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將成禁忌。譚耀宗更加指，無論是議員或是參選人都不應該反對國安法，否則屬違反《基本法》，應予取消參選資格。看來，“港版國安法”會比《基本法》23條更加嚴苛。 泛民除了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爭取民主外，並沒有其他綱領。中共不斷踐踏法律框架的情況下，泛民只能節節後退。由於國安法已經寫入基本法，泛民主派及各立法會參選人可因被指控反對基本法而被取消參選資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就表示國安法“應該由港府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這句話只是誠實地反映了整個溫和泛民的思維。要知道在2003年時，民主黨起初準備接受一個寬鬆版的廿三條，只是因為最後有50萬人上街才將惡法推倒。現在我們需要一場比去年更大規模和具清晰綱領的鬥爭運動才可以成功抵抗中共的攻擊。 為何中央突然會今年推出“港版國安法”，且從宣布、起草、立法前後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 實際上，中共推動國安法並非反映獨裁政權的強勢，反而是其外強中乾的危機。去年香港的抗爭原本已經是中共1989年以來最嚴峻的危機，然踏入2020年，中國面對疫情、經濟危機、帝國主義衝突急遽升溫，國內面對的危機比去年更加嚴重。 這些都是國內一個個定時炸彈。北京在這時推出新國安法，正是因為他們急了，害怕香港的抗爭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導火索，威脅中共專制的存亡。 反過來，這正是中共的弱點。西方帝國主義政府只是想利用香港作為議價籌碼，以迫使中共讓步，榨取更多利潤。香港群眾要戰勝新國安法的威脅，抗爭的出路不再於尋求西方帝國主義政府支持，而是連結起中國億計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及他們的訴求，將革命輸出到全國，結束中共的資本主義專政。 香港：中共整肅校園 需要重建罷課運動 最近，政權正在染指香港學術自主的傳統，去年反威權抗爭後中共企圖全面整肅，有變本加厲的跡象。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日本在1900-45年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的試題引起軒然大波。教育局以傷害民族尊嚴為由，強迫考評局取消試題；二十二名教師被教育局發譴責或警告信，指控他們專業失當，威脅他們或取消其專業資格，背後的政治目的昭然若揭。中共在為清洗學校，全面管控教育系統作準備，突顯出中共視香港相對自由的教育系統為心腹大患，害怕紿予學生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的例子前車可鑑，國家機器的管控近乎無孔不入，在校園內裝設大量攝像機監控學生已經屢見不鮮，有學校更導入頭戴式腦電波儀，監控學生的專注度；對教師的管控也不遜色，中共的機關滲透教育系統，於校內安插黨委，監控教師的言行。 教育系統白色恐怖 在香港，國安法及國歌法雙管齊下，中共於香港的教育系統散播白色恐怖，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教育系統正在急速走向中國大陸化，教師只被允許講授與中共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相同的內容。政權得以不同方式懲處違反規定的教師，意圖遏止反政權的言論在校園裡傳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更發表若學生嚴重違反國歌法，可報警處理，分明是將白色恐怖帶入校園。 中共意圖抹殺香港學術自由的行動終究不得要領。去年 6 月至今年 5 月期間，因社會事件被捕的專上院校學生約有 2,000 名，18 歲以下則有約 1,600 名。可見政權的高壓只會令學生更為反感，中共力圖實現的“和諧”終究只是一層薄紗，“和諧”的背後卻是言論自由被扼殺，思想被箝制的情況，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成立群眾性的學生組織，在校園裡招募大量學生加入。從上年罷課行動的汲取教訓，動員罷課必須有實際的組織在校園札根，不能單靠在傳媒號召，也不能單靠流水式的運動方法。不同的學生組織舉行定期會議，儘可能讓最多學生有充足、開放且全面的討論，積極投入在鬥爭運動之中。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訪問抗爭青年：警察刻意精神折磨示威者 S : 社會主義行動記者 S：你是誰？為什麼要參加抗爭運動？ S：最近你的抗爭情況是怎樣？ S：抗爭已經超過一年，年青人有什麼想法？ S：你認為國際戰線是什麼？ 香港：對抗黑警恐怖主義 我們需要社區民主監管 從香港去年的群眾鬥爭中，我們清楚看到香港警察是國家實行恐怖統治的工具。 香港警察暴打記者和示威者，甚至毆打路過的途人，政府在2020年度的財政預算卻還是給警方撥出港幣258億元，比去年增加24.7%。警察為了鎮壓群眾運動所獲得的加班費，是政府原本預算的10倍，高達25億元。與此同時，香港工人的失業率節節攀升。 獨裁政權為了讓警察效忠於國家而獎勵他們。去年警察對待人民如此殘暴，是由中共國家最高層決定下來的命令，作為消滅群眾抗爭的策略。 香港警察最初是由大英帝國的占領軍所建立起來的，並在1997年移交給中國國家。香港警察的一名警司Barry Smith自己坦承：“移交中國後並沒有劇烈改變我們的日常作風和制度，也沒有改變人們的生活情況。就像又過了平凡無奇的一天，只不過高高在上的政府換成了另外一個而已。” 民主化與改組警隊 不管主子是倫敦還是北京，香港警察一如既往用暴力捍衛統治階級、執行種族隔離、殺害罷工工人以保護資本財團的利益。 2019年，香港警察針對反政府抗議者的暴行震撼了香港人民，但警察一直是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少數族裔、性工作者與難民。 社會主義者主張把警隊民主化，這個意思是我們要求每個地區的警隊交由當地的社群監管，並透過各個民選的監管委員會來全權主導當地警察的雇用、解僱、預算以及執法。 這代表我們不單要民主監管警察機構，也要實質廢除大部分現存的警察架構，尤其是廢除整個指揮體系，將其改造成只用來防止罪案的地區性機構，而不是現在這個實行政治任務與暴力來捍衛威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單位。要實現這種由下自上的徹底改革，必須調查、起訴與解僱所有犯下濫暴、性暴力，以及違反法律與基本人權的警員。 所有心智正常的人都會希望採取有效措施打擊罪案。但香港警察的工作重點在於鎮壓，而非罪案。再者，打擊罪案最有效的方法是消除犯罪的根源。資本主義社會是嚴重不平等的社會，這個社會滋養了助長犯罪的條件。 罪案是社會矛盾的結果 在現時體制下，一名難民母親因為“打黑工”就可以被判兩年徒刑，同時卻包庇縱容那些最大的罪犯──也就是那些超級富豪們。香港大部分的罪案都是非暴力的，例如偷竊、店鋪高買，這些往往與經濟貧困有關。全民免費且資源充足的公共教育、所有人都能享用的醫療照護、便宜出租給所有人的公共住房、終生社會保險以及由勞工與市民民主參與社會各方面決策，才是最有效解決罪案問題的利器。 我們必須開徵富豪稅，香港50 大首富就坐擁了2.47兆港元。正因為香港政府的親資政策，才縱容了這些吸血鬼從一般勞動者身上掠奪到如此離譜的社會財富。但要與之對抗，並實現有利於社會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激進改革，則需要有足夠的社會資源來完成，因此我們需要把大企業與銀行收歸民主公有，因為社會的財富與生產本應該以民主的方式進行監管與計劃，來滿足社會需要。 我們主張： 香港：組織總罷工 抵抗國安法 《國安法》令已超過一年的反威權運動再次進入緊急關頭。去年抗爭中如雨後春荀般建立的各新工會，聯合成立了“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並已經宣布準備發起全港大罷工行動反抗惡法。 新工會的聯合陣線為推動罷工，首先於6月20日進行民間聯合公投，到目前為止參與的工會多達30個，目標由1萬名會員增加至6萬人，並動員全部會員投票，當中60%人支持罷工。另各工會亦設有各自的“罷工門檻”（承諾參與人數），若8成工會超過門檻後就會啟動後續罷工計劃：暫定於7月進行3天的“警示性罷工”，如政府拒絕回應的話再進行進一步的“真罷工”。罷工門檻設定得十分高。 全港罷工運動理應建立在一個工會聯合陣線上，互相協調行動計劃。但可惜的是，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香港會計手足工會等五個行業工會另外發起罷工行動，並且將參與人數門檻定為不合比例的10萬人。最後他們在“二百萬三罷”公投前宣布自己的罷工告吹，變相對“二百萬三罷”的動員造成負面影響。 自運動之始，我們就一直提出罷工是運動的致勝關鍵。工人階級作為社會的生產者，主宰統治階級的經濟命脈，如果能有組織地發動罷工，其力量可以真正癱瘓社會運作，展示工人階級才是社會的主宰者，因此工人階級需成為運動的核心力量。 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總罷工 建立新工會是為了彌補去年八五罷工缺乏組織的不足，但組織是需要由下而上、紮根在職場才會強大。大部分新工會乃行業工會，雖有不同公司員工加入，但在職場單位基本未有實際組織，很多時候工會成員會發現自己在公司中只有孤身一人，容易被老闆針對。 但罷工不能單靠自發的力量動員起來，而公投和媒體宣傳動員也不是傳統工運的組織方法。罷工而需要建立集體意識的工會，共同決策並執行民主決議，意味著拋棄“兄弟派山、各自努力”這種個人主義的做法。 當務之急，所有認真希望推動抗爭的新工會都應該將重點擺在在各職場建立基層工會組織、罷工委員會，擴大成員基礎的深度及廣度。為了壯大聲勢，各工會可發起聯合大遊行，展示工會力量，藉此鼓勵更多勞工加入。 工會是工人的民主組織，工會力量在於活躍的成員基礎、動員力、以及戰鬥性的綱領。因此亦要扣連至勞權、民生議題，組織抗爭反對企業因為白色恐怖或經濟危機的減薪裁員，才能吸引更多勞工加入。 總罷工是工人階級最強的武器之一，但現階段應以集中動員全港一天的總罷工為第一步，並在罷工期間舉行大會，與工人一起決定後續行動。在深入職場組織起來、召開工會大會、作細心的部署和準備，才能推動3天或更長時間的罷工。 工會亦需弄清楚一些基本事實——罷工分明是挑戰老闆的利益的。所以工人必須團結起來才能抵抗資方打壓，而不是像職工盟去年反送中時那樣指罷工也“對商界有利”，祈求獲得老闆的批准。一場成功的全港政治罷工必然令整個資產階級響起警號，並且以撤資和抵制等方式威脅工人，因此建立一個主張打倒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才能應對階級鬥爭白熱化時提出的財產權問題——社會財富是屬於工人，罷工的企業應歸於公有，由工人民主控制。 中美“新冷戰”情況下 香港將受怎樣的制裁？ 在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傳出後，華府乘勢發難，國務卿蓬佩奧向國會作證指“香港高度自治已失”，將停止香港的特殊地位。其後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宣告將採取行動“制裁香港及相關的中港官員”。而在外部，疫情陰影未去的美國又因警暴問題爆發全國性的大規模群眾抗爭運動，特朗普荒腔走版和傲慢的回應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可以說，特朗普現時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需要樹立一個敵人轉移國內危機，因此在香港問題上再次作出強硬的姿態。至今美方仍然未有任何具體方案和行動，美國明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害怕自損利益而猶豫不決。 政治經濟前景的不明朗無疑亦將會令本地資本收縮投資。在中共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次日，香港股票市場立即出現了一次小股災，僅一早上恆指暴跌千五點。而在接下來的數個交易日中，恆指反覆拉鋸而交易量大增，難免令人聯想中共資本在背後“托市”以試圖穩定資本市場信心，並為其政治宣傳提供材料，以示“港區國安法並未打擊市場信心”。 從已知的信息以及各方預計中，大概可知制裁的內容包括檢討引渡條約和出口技術管控。當中最受關注的自然是獨立關稅區地位的存廢問題，尤其當下全球經濟都在疫症的陰影下掙扎，香港本年度幾乎必然陷入相當程度的經濟衰退。香港政府回應中全力淡化這些制裁的影響，但關鍵的問題在於獨立關稅區地位一失，等同於釋出“香港政治經濟條件惡化”的訊號，進一步打擊外來投資信心，甚或造成一定的資本外流。 香港受到的直接影響 同時對美國的出口與轉口業亦必受打擊，雖然政府指美國出口額僅36.7億港元，占7.7%，然而政府卻故意忽略了對美近3000億港元的轉口貿易額（占7.7%）。此外出口技術管控亦勢必損害本地電訊業及訊息科技產業，雖然這些實體經濟板塊所占的本地經濟份額不大，但金融業及金融服務業必受連帶打擊，美國政府很有可能收緊美國資本在港上市及投資的控制，藉此打擊本地資本市場集資能力，考慮到中國每年的外來投資有高達八成的比例經香港流入，香港股票交易市場的集資能力下降意味著中國的外部投資減弱。 短期內，美方可能會制裁中國與香港政府官員，這相比之下反而只屬細枝末節。有消息認為受美國制裁的香港官僚將會由中共作出慷慨的補償，以確保香港那些“裸官”（子女配偶均持外國國籍）會忠實地執行對港鎮壓政策。 至於美國政府會否限制香港金管局兌換美元，從而打擊香港聯繫匯率制度？這顯然是最極端的選項，也是需要付出最高成本的選項。香港國際金融地位固然受到威脅，但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市場也會造成動盪。在實行這一步前，美資需要先大量撤離香港，以減低美方的損失。現在距離這一步還有相當的距離。作為自由市場派的溫和泛民，起初也支持美國制裁香港，但現在因為害怕取消關稅區等過激政策得失港資的利益而遊說美國暫緩制裁。香港眾志以至本土派則完全將希望投放在美帝國主義當中。 美國經濟目前陷入蕭條，而且還未能完全團結歐盟全面抵制中國，因此在發動制裁的初期需要謹慎行事。中美帝國衝突升溫和全球化逆轉已成大趨勢，美國制裁將會轉趨強硬。由於民族主義升溫，全美國政壇爭相打反中牌獲取支持，資產階級可以失去他們的“理性”，不惜犧牲利潤來發動他們的權力鬥爭，突然發動強硬的制裁行動。這不是特朗普一個人可以決定的。 然而，即使美國發動制裁併不會幫助中港的民主抗爭，中共只會更加利用民族主義來合理化高壓統治。而身處前沿夾縫中的香港群眾，假如將自身的民主權利寄託，甚至認為可以將其與美國國家利益綑綁，將註定只會是一個殘酷的誤會。帝國主義衝突的升溫只會令政權更加獨裁和具鎮壓性，所以真正的需要的是中港以至美國的群眾鬥爭團結起來，對抗帝國主義政權。 國安法兵凶戰危 請加入我們的革命行列！ 與所有主張打倒中共專政的組織一樣，我們將有風險被定性為“顛覆國家政權”。作為積極跟進和聲援中國大陸工運的團體，我們過往也有內地成員被中共迫害。 日後香港政治警察對我們的監控不僅會針對我們香港的活動，那些響應我們聯合中港抗爭的內地左翼青年也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若果被中共迫害將會付出更大的人生代價。 勾結外國勢力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爭取外國工會及左翼議員發聲，抵抗對香港的政治打壓。例如我們成員梁禮邦在組織銀行業工會期間被滙豐銀行解僱，期後到訪巴西爭取當地工會支持，並在全球廿多個城市向滙豐銀行抗議。國安法禁止“勾結外國勢力”的做法是虛偽的。比起反對與外國政府連繫，國安法更有可能用來打壓國際工運連結。前美國外交家博爾頓（John Bolton）出版的一本新書透露，去年日本舉行的G20峰會裡，習近平向特朗普表明他正在新疆興建集中營，而特朗普回應說“這是該做的事！” 社會主義行動希望各位積極捐款支持我們。在鎮壓風聲鶴唳的日子，不能排除大部分反對派政團將難以繼續公開活動。我們現在也需要金錢加強保安措施。我們也需要你加入我們，在危急形勢擴大我們的革命力量。極權是可以被打倒的，我們對未來的群眾鬥爭抱有信心。請立即加入我們！ 美國：特朗普政府封殺TikTok 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在全美範圍封殺社交App“抖音短視頻”（簡稱“抖音”）海外版“TikTok”，並已經在8月6日簽署有關行政命令。這標誌著，作為帝國主義新冷戰一部分的中美科技戰再度升級。特朗普為避免在3個月後的美國總統大選失利而竭力採取反中表態，因此大選實際上加劇了這場衝突，這意味著可能有更多的此類措施和進一步升級。 特朗普下禁令後，微軟公司表示有意向收購TikTok，收購價格據傳達100-300億美元，但另外有業界人士估計為400-500億美元。現在擁有抖音的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ByteDance）則希望未來仍然可以保留少量股權。 美國並非第一個表態封殺TikTok的國家。早在6月29日，作為針對導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而中方死亡人數不明）的中印邊境衝突的報復，印度政府宣布以國家安全和隱私疑慮為由，禁止該國民眾使用TikTok等59種中國手機App。澳洲原本宣布跟進美國，但該國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8月5日卻表示不會在澳洲禁止TikTok。英、法、德等西方國家政府也表示不會禁止TikTok。 為回應美國政府舉動和公眾擔憂，TikTok表示數據只存儲在美國和新加坡、不會與中共政權分享約8億用戶的數據，甚至聘請了曾執掌迪士尼的美國人凱文·梅耶爾（Kevin A. Mayer）擔任首席執行官，考慮將總部遷到倫敦，以打造“國際企業”形象。 8月3日，特朗普又聲稱，TikTok在9月15日前必須要由美國公司收購，否則就會被正式封殺。特朗普還提出，TikTok的這筆交易應按照一定比率金額上繳至美國國庫，但如此獅子大開口引發傳統商業媒體《華爾街日報》反彈，批評此提議將為奪取外國企業開先河，並為美國企業遭受同樣待遇打開大門。 實質上，“抖音”和“TikTok”是兩個不同的App——居於中國的人一般只能下載抖音，在抖音上只能看到中國國內的視頻，視頻上傳時要過網警這一關；而TikTok是居於其他國家的人可直接下載的，能看到全球各國的視頻。但無論差別如何，這兩個App都會配合中共要求屏蔽“敏感”視頻，乃至封鎖相關帳號。這兩者也都存在安全問題——它們會竊取所在設備上的資料，包括IP地址、設備名稱和型號、照片和視頻、支付相關資料等。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作為中國企業，很可能會在“需要”之時，將數據提供給中國政府，否則也將自身難保。 抖音的爭議不真正、也不只在於安全。 3月25-27日，抖音上有多個粵語自媒體在直播時被系統警告，或者被禁播，原因竟然是沒有使用普通話！其打壓地方語言與方言的行為，與中共“推普”時的強力作法如出一轍。抖音雖然會刪除幾乎所有涉及“敏感”話題的視頻，但是對於上傳為博取關注而製作的不明所以的“垃圾”、效仿他人的視頻、或者是一些高難度、獵奇、危險的動作的視頻，則相當容忍。這樣一來，抖音和TikTok就存在製造大量精神垃圾、浪費用戶許多時間的問題。 多個國家以安全、隱私、操縱選舉等原因，對於TikTok提出質疑，或揚言封殺，但是這些國家自身的表現又好到哪裡去呢？ 2018年2月28日，因應中國法律，蘋果公司將其在中國的iCloud業務交由中國貴州省出資的“雲上貴州”共同監管；同年6月，在中國被牆的臉書（Facebook）也承認自己和華為共享用戶數據，而華為的中共解放軍背景已是路人皆知。社會主義者固然反對中共獨裁政權竊取世界人民的個人資料，但也警告“民主”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也在以一種較隱蔽的方式做這些事情。僅從上述兩件事，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企業也是向錢看，為了打入或鞏固中國市場，不惜向中共卑躬屈膝；只有在帝國主義衝突下，為了自身利益，才會用起來“隱私”和“安全”等辭藻。 在當前中國與西方政府之間的帝國主義衝突中，雙方的措辭都充滿了虛偽和宣傳語調，以掩飾其自身作為超級大國的目的和利益，並指責對方才是問題。美國和西方企業與中國的科技部門（包括監控和國安部門）緊密合作了20多年，因為合作是有利可圖的，這些企業希望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的份額。當時，美歐政客幾乎沒有講過人權。直到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並成為美國在全球科技領域的長久主導地位的最大挑戰者，華盛頓才做出了轉變，並發起了全球攻勢，試圖阻止中國的科技擴張。這主要緣於諸如“大數據”、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等新興領域在商業和軍事上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說起著決定性作用。 社會主義者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秩序下，個人資料安全和隱私永遠不會真正得到保障。只要各高壓政權“需要”，信息安全和隱私隨時可以用各種方式被侵犯。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披露秘密文件，顯示美國政府在對自己的公民進行令人震驚的大規模監視。另外，掌握了媒體也意味著掌握了思想，只要社交App被利潤驅使的企業和政府控制，它們推送的大量內容必將最終為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社會主義者認為，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應該是免費的公共事業，同時和經營社交App的公司一樣，應該由勞動者和用戶而不是秘密的企業精英來民主控制和管理；而這一訴求的實現，也需要全球受壓迫者聯合起來推翻維持階級壓迫和不平等、激化各國之間衝突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迪士尼《花木蘭》電影廣遭負評與抵制 2020年9月4日，華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資製作的電影《花木蘭》上映。該片內容改編自同名中國民間傳說，主要描述一名代父從軍的傳奇女性人物花木蘭。長期以來，好萊塢被指責存在被白人壟斷、白人飾演非白人角色的問題，華人自然難以在其中施展拳腳。直到好萊塢、迪士尼日趨看重中國市場、與中國電影界合作越來越多，好萊塢大片中才更多地出現中國元素。今次該片雲集劉亦菲、甄子丹、鞏俐和李連杰等多名華人影星。然而，從2019年8月開始，影片就惹來相當多的爭議。 2019年8月14日，就香港反送中運動，《花木蘭》主演劉亦菲於新浪微博表態支持港警；另一主演甄子丹在今年6月30日於臉書慶祝香港國安法實施。該片在片尾感謝了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宣傳部、吐魯番公共安全局等多個中共及中國政府機關，而吐魯番公共安全局負責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的“再教育營”。考慮到電影於2018年8月開拍，劇組應是在中共於2017年升級對新疆鎮壓後前往當地的，因此也被質疑是否剝削少數民族勞工，或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合作。以上政治因素令港台、泰國民主人士發起抵制行動，隨後該抵制行動擴大到韓國、美國等地。 除上述政治問題，《花木蘭》的劇情也存在諸多瑕疵，即使在中國也招致很多負評。原作《木蘭辭》並未記載木蘭所處之年代、年齡、籍貫、居住地，但是可以確定故事發生地對應今天的中國北方，年代應該在北魏；而電影中出現了中國南方、宋朝才開始有的土樓，以及其他不符合年代的物件。故事本應是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建立功勳的令人振奮的故事，但電影卻把原意改編成了生硬的“孝”。可見，考證不嚴謹、對中國元素錯誤應用，讓這部電影呈現出的仍是西方人對東方的臆想（即“東方主義”）。本來是一套向中共獻媚的電影，卻被《環球時報》批評為“藝術水平低下”，實在可笑。 早在1996年，迪士尼就因支持電影《達賴的一生》（被視為對達賴喇嘛的同情之作）而激怒中共政權，還造成1998年迪士尼出品的原創動畫片《花木蘭》被迫推遲一年在中國上映，且票房成績很差。今天，隨著中國資本進軍，為了保住中國市場，維持自身收入，好萊塢會對自己的電影先進行自我審查，刪改之後再推出。例如，2016年迪士尼子公司漫威推出的《奇異博士》刪除了一個藏人主角，以避免電影因為西藏議題在中國遭封殺。 對於電影在新疆取景的問題，美國19名跨黨派國會議員詢問迪士尼相關細節，然而其中包括盧比奧、克魯茲在內，有不少都是公開的親資右翼政客，代表美帝國主義利益。至於民主運動人士發起的抵制行動，有進步的一面，因為中國確實存在民主權利被打壓、少數民族受到特別壓迫等問題，而有一定組織、串連多國的抵制行動有可能引發更多普通民眾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然而，抵制行動的發起人大多對美國政府少有批判，因此行動也會被美帝國主義操弄，從而疏遠中國大陸甚至海外工人群眾。況且，抵制行動成效不佳，《花木蘭》在台灣和泰國上映兩周后，票房分別達到196萬和230萬美元，在台灣更登上全台新片票房冠軍。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電影業必然被資本控制，拍攝出的作品通常也必須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而大部分電影公司則為了追逐流量、票房、獎項等因素而製作電影，將利潤置於觀眾愛好之上。只有擺脫獨裁政權的控制，並且消除商業市場的因素，電影藝術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發展。 香港：失業危機和嚴峻經濟前景 香港經濟環境受新冠肺炎瘟疫的影響繼續浮現，特別是由於疫症在過去半年在全球大規模肆虐，毫無減退或受控跡象，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毫不意外遭受到經濟重創。穆迪預視今年香港經濟或收縮近8%。 根據政府《二零二零年半年經濟報告》，勞工市場和就業環境在第二季持續惡化，失業率急升至6.2%，總失業人口達24萬人，超越08年金融海嘯的高位（5.5%）。消費及旅遊（10.7%）與餐飲服務業（14.7%）的失業率也顯著上升至多年來的高位，而且這並沒有反映大量工人被迫放無薪假的問題。 當中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遠高於整體失業數字。這說明了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困境極其嚴峻，近五分一到六分一青年處於失業狀態，而即使就業的青年，均面對著就業不穩、工作零散化、長工時低工資等問題。這些問題都使得青年工人的生活條件出現大幅倒退，大多青年不得不在正職外尋找多份兼職以緩和自己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這僅僅只是上半年的數字，對於香港而言最嚴重的發生在七八月的第三波疫症爆發所造成的經濟影響並未在數字上反映出來。按小區組織協會八月所做的調查補充，五月至七月基層工人的失業率可能高達28.4%。政府將他們置之不顧，拒絕設立實際惠及基層失業者的失業保障政策，令他們不得不節衣縮食，甚或借貸渡日。從早前勞福局長羅致光恬不知恥地公開承認“政府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想到‘禁堂食’政策會影響戶外工作者”一樣，政府根本沒有正視基層勞動者所面對迫在眉睫的貧窮，哪會意識到缺乏失業保障對勞動者造成多大的困境。 調查亦同時指出，政府雖然動用了三千億財政儲備推行所謂的“防疫抗疫基金”，但這些資金絕大部分由大資本財團所瓜分。雁過拔毛之下保就業計劃的資金實質全數落到雇主手上，真正落到基層工人手中的十不存一，散工雇員甚至根本無法受惠。政府不斷指出財政儲備快速燃燒，卻仍堅持繼續推動萬億元的“明日大嶼”工程。 雙重危機 這意味著香港政府將面臨雙重危機的局面：政治上，去年的抗爭運動民眾怒火遠遠沒有平息，新一輪的政治打壓不過是進一步加劇了民怨的內部壓力；經濟上，即將到來的失業大潮使工人階級的生活陷入絕望。另一方面，中美衝突和美國對港實施的制裁在中長期階段亦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在短期方面，美國方面取消了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意味對美出口關稅將會大增，雖然整體影響有限，但同時取消了“香港製造”卷標，對香港的國際形象和投資市場地位打擊嚴重。在短期內不單“香港製造”的工業品，香港對美的服務出口以及在當地的企業都可能被視為中國資本和服務。 中美兩國愈趨激化的帝國主義衝突，一直以來香港的獨特經濟地位逐漸式微，外來資本投資可預期會持續收縮。香港政府的官方報告顯示，本年第二季度，內地共有1265家企業在香港資本股票市場上市，占本地上市公司總市值的78%。 可見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與內地資本之間的連結與紐帶愈陷愈深，隨著未來外部投資資金可能由於中美衝突而繼續減弱，中國資本所占的份額將有機會進一步增大。 客觀上，香港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中已被理所當然地劃歸中國陣營的一方，往後衝突中，在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經濟打擊手段之下，香港再也不可能獨善其身。而本地基層的就業和生計將在這個背景下進一步惡化，可以預期基層青年的失業問題將會成為重災區。在香港承受中美衝突最大惡果的依然是基層勞動者。面對這困境，工人階級並非無能為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個以強大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黨為基礎的運動（而這正是去年的鬥爭中所缺乏的），爭取體面工作和工資、覆蓋全面而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合理可負擔的公共房屋，而這些都不能指望帝國主義政府和專制獨裁政權所給予。 香港：青山灣“黑獄” 迫害尋求庇護人士 超過20名尋求庇護者在七月絕食。多名印度及巴基斯坦裔男生在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簡稱CIC）發起絕食，抗議長期拘留及受到不人道對待。他們受到長期拘禁，入境案件無新消息。部分絕食者已被拘禁超過兩年。過去廿年，CIC最少發生過7次尋求庇護者絕食行動。絕食男士嘗試尋求律師協助，為他們的案件作司法覆核，也曾在CIC的機制內作出投訴，但每次只獲得“請繼續等待”的回覆。支持者表示，絕食者一度顯得虛弱，羈留室內也普遍缺乏妥當的藥物治療。 惡名昭著的CIC 帝理律師行的一位人權律師表示：“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在這裡，就像是永無終止的拘留。他們只知道，他們絕食越多，就越早可以得到答案。” 在難民之間，CIC向來因其“不人道、不透明、暗無天日”而惡名昭著，因而取得“黑獄”的稱號，“服務使用者”飽受虐待與壓迫。 來自烏干達的難民Lawrence 曾經歷CIC 的不人道對待。他向社會主義行動表示：“我被警察無理拘捕，然後被送入CIC。我被下令脫去全身衣服，入境處人員向伏在地上、面部朝地的我用一支金屬硬物插入我的肛門，以搜查所謂的違禁品，持續了約3分鐘，我當時十分驚怕。” “在CIC里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他們不會告訴我何時會被釋放。我不會有任何通訊設備。他們恐嚇不准我見律師，否則會送我到環境更惡劣的囚室，或將我遣返回國。有一次我被他們送到羅湖懲教所，那裡環境比CIC更惡劣，我絕食抗議才有機會走出來。” 2020年是全球致命疫症的一年。數以億計人陷入失業，即使亞洲也有爆發新戰爭的風險。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造成政治、戰爭、種族、宗教等衝突，使那些希望尋求和平和安全人逃離自己國家，淪為難民後卻要面臨刑責、譴返或種族抹黑。港府的種族主義及專制政策使難民身處危險和不人道的境地。 社會主義行動反對政府的種族主義壓迫，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違反人權的打壓，捍衛難民的尋求庇護權利。我們指出，這個打壓難民權利的政府和資本主義制度，同時也打壓港人的民主權利和剝削。 香港：港府讓財團分贓的抗疫表演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全球已經造成近3000萬人感染，近100萬人死亡。雖然香港的疫情相對受控，但普遍市民都清楚這更多是由於民眾的自律，反而政府的抗疫防疫政策不但勞民傷財，其最初的無能更加是導致最新一波疫情的爆發。 7月中旬開始，香港新冠病毒每天感染人數急遽上升。單計這次“第三波疫情”，超過3500人受感染、82人死亡，而總累計感染個案至今已達到近5000宗。 的確，香港4至6月的疫情較為緩和。然而，自疫症爆發以來，政府一直拒絕社會間要求“全面封關”的訴求。政府更加豁免多類人士抵港14天的強制檢疫，當中包括航空機組人員、海員、有商務往來的人，或跨境上學的學生等。根據政府數據，2月至7月底間至少有29萬人豁免檢疫來港。 而醫護界基本認為，病毒不會在社區自動爆發，因此豁免檢疫的“漏洞”正是新一波疫情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早於6月底政府已經知悉有多名曾到訪香港的海員在寧波確診。政府顧問專家許樹昌亦承認，至7月中有10-20多名豁免檢疫的海員和機師確診。而病毒追蹤亦顯示，至少有20多宗本地確診個案與受豁免的跨境貨車司機有關。 但後知後覺的政府不為所動，甚至在7月中發表聲明，強調豁免隔離檢疫政策“維持必須的社會及經濟運作”。直至疫情社區全面爆發後才於7月29日亡羊補牢地收緊邊境檢疫政策。 然而“第三波疫情”最初爆發時，政府更提出一系列離地、擾民的政策。當局於7月中一度全天禁止餐廳堂食，大量基層工人午飯時被迫在戶外日曬雨淋地吃飯。可恥的是，政府總部和警察餐廳卻繼續開放堂食。政策實行了2連天后就在民怨中撤回，反映了高官特權階級與一般民眾的脫節。 大而無當的全民檢測 自新冠病毒疫情在全世界爆發以來，病毒檢測就成為了重要議題。在疫情爆發之初，香港檢測數字一直為人詬病，到7月只有5千，相比澳門的6千還要低。因此，林鄭在8月宣布進行自願性全民檢測計畫，並且由北京派員進行。 本來免費的全民檢測是對抗疫情的重要手段，但港府卻以官僚方式進行，導致計畫淪為鬧劇。 政府拒絕公開全民檢測計畫的費用，但據估算，整個計畫約耗費12.9億元，而最終只有178萬人參加，佔本港人口約24%，並僅檢測出32宗感染。這與當初林鄭月娥誇下海口說能找出1500隱形患者，和食衛局局長陳肇始預料500萬人參與的目標大相逕庭。 參與人數低下，源於民眾對政府的長期不信任，特別是擔心檢測過程中收集港人的DNA樣本，作為政治監控的用途。而這並非是空穴來風，實際上中共已經在新疆地區實行類似的生物數據監控，並借疫情之名計畫在其他省份推行。至於香港療界則擔憂中共藉機接管香港的醫療系統。再者，全民檢測依靠大陸團隊進行，只是一次性的計劃，沒有增加本地長遠的病毒檢測能力，因此對於長期持續的疫情幫助有限。 當然，港府要進行如此規模的“檢測騷”，更多地是出於利益分贓。政府從一開始就不經招標就欽點了4家中資企業負責檢測工作。當中3家企業華昇、金域和凱普都是在中國大陸上市，而華昇的董事更是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大部分計畫開支就是落入了這些私人企業的口袋當中。 而疫症對香港的廣大基層民眾來說，莫過於經濟打擊。根據官方數字，最新6-8月的失業率為6.1%，對比1月的3.4%上升了近一倍，當中最嚴重的建築、零售、飲食、服務業等皆超過10%。然而這個數字並不反映全部現實，打工仔實際面對的還有凍薪、減薪、強制無薪假等問題。政府至今卻仍然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 “保就業計劃”保障的是老闆 另一方面，資助受影響企業的抗疫基金，已經推出了第三輪。三輪的援助中除了第二輪當中的“保就業計劃”間接地資助員工的工資外，其餘的資金都是直接給予企業作補貼。然而就算是保就業計劃，亦是充滿漏洞，老闆可以藉不同方式侵吞員工資助，而且政府亦已表示不會再推出新一輪計劃。 因此，政府為了維持所謂的經濟而犧牲了民眾的健康，但這個“經濟”是誰的經濟呢？是基層勞動者還是財團企業的利潤呢？答案不言而喻。 歸根究柢，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政府都是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既得利益和企業利潤。政府高官所謂的“同舟共濟”只是空話，這是全世界政客的騙人術語，實際在疫情中基層民眾與有錢人所面對的打擊是完全不對等的。 我們需要向財團開徵“防疫稅”，直接按需要資助補貼基層工人。並且大幅增加在公共醫療、檢測的投資，將私院和私家化驗所的資源收歸於公共民主控制底下。於疫症期間，商舖及租戶全面凍租，及視情況減租或免租，拒絕凍租的業主和地產商，應立即將其公有化，交由工人及居民民主控制。 要保障民眾的生活優先於財團利潤，工人階級就需要加入抗爭、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以勞動者的集體力量，抵抗資本家與政府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新冠疫情下香港外勞飽受煎熬 “我自一月起，就不曾被允許出門”來自印度尼西亞的外籍家庭勞工Beryl，她同時亦是外勞組織KOBUMI的活躍成員。 就算當香港的疫情暫時緩和的時候，外勞們所面對的苛刻條件卻不變。她們當中大部分人被迫要一星期7日24小時全天候待在雇主家中，變相老闆可以隨時召喚工人。 “我的老闆不喜歡僕人休息，大部分香港雇主視工人為奴隸。”另一名KOBUMI成員Xena告訴社會主義行動。 很多雇主擔心會從工人身上感染新冠肺炎，而這加劇了針對外勞的種族主義。KOBUMI的Julia憶述：“老闆總是會找我們麻煩，特別是當新聞上報導有外勞確診的時候。” 作為工人，嘗試捍衛自己的勞工權利往往會落得被辭退的下場。Xena指出：“如果雇主向入境處投訴，我們將很難找到新工作。”根據“兩星期規例”，外勞如果在兩星期內找不到工作的話就會被遣返。 休息日被打壓 在8月，有14名外勞因“違反社交距離限制”而被罰款2000港元，相當於她們工資的一半。當局利用這些措施變相打壓外勞僅餘的唯一權利──每周休息日。 東南亞諸國的資產階級與香港政府互相合作，設計法規禁止直接聘用，並強迫外勞必須透過中介公司找工作。一項2017年的調查顯示，98%的在港外勞被迫要繳交不合法的中介費用，而70%的中介公司進行包括過度收費等地不法行為。Xena繼續解釋：“如果我們對雇主不滿，向中介公司或領事館投訴根本沒有用，他們肯定會站在老闆一方。不過，中介公司和使館很怕我們會找其他組織幫助。” 顯然，外勞需要組織起真正的工會。這能讓工人集體地捍衛自己的權利，籌備並組織抗議行動，包括罷工行動，這是爭取工人要求的重要武器。外勞的慘況，在於她們往往分散與孤立，導致她們受到當局的嚴厲歧視和壓迫。 只有透過建立外勞、本勞、和東南亞工人之間的團結聯合，工人階級才能反抗資本主義壓迫和現代奴隸制。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香港共同合作，實施壓迫性法律。因此，工人階級也需要跨國界地組織起來。 社會主義者對“加速主義”的立場 2020年以來，“加速主義”思潮在中國網絡上興起，指縱容或鼓勵習近平強化威權內政、“戰狼”外交等政策，令中共政權更快陷入內外交困，期待它會更早倒台，以迎來社會變革（包括體制崩潰）。 “加速主義”得以流行，源於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日趨強硬的高壓統治和階級壓迫，反映了群眾的憤怒情緒開始一定程度轉化為革命的意識，感到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習近平任內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加強言論審查與社會監控，清洗少數民族，搞個人崇拜，種種作為，被越來越多的反中共人士形容為“倒車”。即使從統治階級的利益角度來看，習近平的強硬政策往往是自損利益，為統治製造不必要的麻煩，就如自掘墳墓。 “加速倒車” 自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顯著衝擊，近千萬待就業的大學畢業生，再加上“疫情吹哨人”李文亮醫生過世、南方水災，“加速主義”也已經從一種戲謔的自我安慰，變成一種認真的想法。 隨著“倒車”的進行，民間對中共的不滿亦與日俱增。但在中國的高科技威權體制下，群眾直接表達異見的空間極為有限，組織實體抗議亦面臨嚴厲鎮壓。加速主義的興起亦反映群眾的無力感，意味著群眾尚未有充足信心徹底改變命運，其革命意識仍未有清晰的輪廓和方向，尚未找到取代極權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這使加速主義之中同時混雜著進步和反動的元素。 現今“加速主義”，與歷史上某些思潮有不謀而合之處。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俄國社會主義者和一大部分資產階級自由派都主張“失敗主義”，即希望俄羅斯帝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折損其軍事力量，令國內群眾不滿而爆發革命，儘速終結沙皇統治。俄國落敗確實成為了1905年革命的導火線，為之後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埋下伏筆。 而在2019年爆發的香港抗暴運動中，“攬炒”（粵語，意為同歸於盡）成為一些感到絕望的示威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事情在變好之前，需要先變得足夠壞，因此會認為只要抗爭能製造社會混亂、使經濟衰退，並且支持美國制裁香港，就會自動加速政權倒台。這意識與內地的加速主義有很多相似之處。 然而，“加速主義”思潮也有很明顯的問題。首先，“加速主義”想要中共政權持續升級在國內的高壓政策，認為反中共人士只需要縱容或者煽風點火就好，實質上就是坐等革命形勢到來。這反倒令日常群眾運動出現一種積消極不抵抗的情緒，甚至有這一危險——將爭取當前的改良鬥爭和革命任務對立起來。例如香港抗暴運動的攬炒派就認為應棄守立法會，也抗拒在運動中加入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因為這些問題在革命來到、中共倒台時就會自動迎刃而解。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為日常的工人要求而鬥爭，從中爭取工人階級到革命旗幟下，使他們明白到為什麼要推翻現行體制。 經濟危機和外國制裁無疑使習政權陷入空前的危機。但經濟困境對工人階級意識產生的影響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以使工人階級的生活倒退而激起憤怒，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階級對前景感到絕望而失去反抗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麼工人需要組織工會來團結鬥爭，也需要一個革命黨來領導其政治行動。香港攬炒派一味為經濟倒退而鼓掌，卻沒有意識到組織工人反抗的需要。 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香港的群眾運動陷入了困難時期。固然中共政權的統治越來越不穩定，但欠缺組織和領導的抗爭運動因為難以抵抗嚴厲的鎮壓，而運動陷入迷失和低潮。香港的“攬炒派”卻單方面看到現在是純粹的革命時期，因此不認為需要糾正運動的弱點，而只需要堅持下去就會自動勝利。現在需要改善整場鬥爭的綱領和方向，團結內地群眾反抗、制訂反資本主義的經濟要求、將無大台的零散衝擊變成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等等。 由於盼望中共對外繼續“戰狼”外交、從而在國際上四面楚歌，“加速主義”也會為群眾帶來帝國主義幻想，例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支持特朗普，並為此迴避種族主義等議題，甚至污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背後有中共支持云云，這樣反而落親中共方面的口實，並難以團結廣大中國及海外工人群眾。 積極的方向 總的來說，攬炒派的想法簡化了革命的進程。首先沒有政權會陷入一場最終危機而自動倒台，革命運動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積極和自覺的行動，創立新的制度以取代舊有統治制度，否則深陷危機的政權可以通過鎮壓反對力量和發動戰爭、甚至內部發生政變奪權，從而挽救舊有制度。因此，當政權面臨一場危機時，革命與反革命會同時加速來臨，唯有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以正確的綱領和戰術領導革命，才能確保革命會戰勝反革命。 1914-1918年一戰期間，列寧曾提出革命的階級也要採取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行動，以促成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即“革命失敗主義”立場。類似地，我們呼籲“革命加速主義”——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當前只能以地下形式進行，還是有可能實現的。當革命情勢到來之時，用革命社會主義綱領、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推翻中共獨裁！ 中國：習近平政權向馬雲與螞蟻集團宣戰 螞蟻集團的龐大上市計劃，在最後一刻被混亂地取消。這顯示了中共專制與中國科技業的新興寡頭資本家之間，爆發了一次重大衝突。這甚至相當於“宣戰”行為，而中共當局同時也陷入不同的“戰事”，包括與美國政府的衝突。據報，習近平親自下令阻止螞蟻上市，縱使這會對中共的市場信用帶來嚴重打擊，而同時間美國也在指控中國科技企業充當中國政府的工具和附庸。 中國的主要面向微型信貸業務的科技金融集團“螞蟻集團”A股與H股原定於十一月五日於上海創科板與香港聯交所同步上市，這一上市計劃涉及融資額達2300億元人民幣，上市後的估值可能高達3100億美元，遠超包括花旗與高盛集團等全球主要銀行，直逼摩根大通的市值。新股首發的消息在中國和香港的股票交易市場都引發了一波認購投機潮，A股與H股分別超額認購近900和400倍。其龐大的體量和熱切的認購額使之成為人類資本史上最大的集資計劃。 戛然而止 然而，這一“壯舉”卻在上市前兩天（十一月三日）宣布流產，戛然而止。此前一日的十一月二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約談馬雲、螞蟻集團董事長以及執行長。同日，銀保監會會同央行發布《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規管小額貸款公司的出資比例，這一規定被廣泛解讀為直接針對螞蟻集團而來。 在此前的日子中，螞蟻集團的上市計劃可謂一帆風順。叫停上市的晴天霹靂決定，揭露了中共機器經常的矛盾而不協調的運轉方式。這問題直到被送往習近平之前，也是在馬雲10月份的“不尊重”言論之前，似乎沒有人在“掌控”事情。我們在2015年股災和貨幣危機，看到了類似的缺乏協調。這些都是了解未來中國經濟危機和動盪會如何失控的重要教訓。 八月底，中國證監會從受理螞蟻的IPO（公開新股發行）申請到完成審批只花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天。從路路暢通到突然煞停，眾多猜測認為是由於馬雲本人在十月底於第二屆外灘金融峰會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且尖酸地批評挖苦中國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過時落伍”，觸怒了當局因而叫停其上市計劃。 事實上，對中國金融監管的官僚體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約談”同日所出台的 《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從立案起草到公開頒布，起碼要花上一兩年的準備時間，決非臨時起意煞停螞蟻上市。因此，更有可能的時間順序是馬雲早知山雨欲來而在公開演講中放手一搏，意圖製造輿論聲勢倒迫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但這件事造成反彈並惹怒了當局，也為習近平敲響了警鐘。當局的擔憂，不單是馬雲等個別的資本家會過於“獨立”和傲慢，而且他們的經濟力量在未來會變得過大，能夠公開迫使當局屈服於“市場力量”，連政府也控制不住他們。從政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邏輯，因為中共必須要不斷展示自己為社會中最強大的力量。 馬雲本人對外一直宣稱，螞蟻集團是一家“科技型企業”。簡單而言螞蟻集團是憑藉著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在中國電子商貿領域中的壟斷性地位，承接了電子商貿交易過程中的支付、交易中介擔保、以及小額金融貸款的業務。據螞蟻上市招股書，螞蟻集團按業務可拆分為三大板塊：以支付寶起家的電子支付平台、以微貸、理財、保險業務構成的電子金融科技平台和以大數據徵信、區塊鏈、海外支付等構成的創新與其他板塊。可見其核心經營的是金融服務，本質上毫無疑問是一家金融機構，而且更是一家巨型機構，甚至足以向國有銀行施壓，使其可能走向與中共政權核心需要相違背的方向。馬雲以“科技型企業”包裝上市，實際上是為了迴避金融業對槓桿率、資本金和準備金的監管。 危險的槓桿率 螞蟻集團直至2020年6月，在中國促成信貸餘額已高達21536億元。翻查螞蟻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的財報，至2019年底，公司淨資產177億元，註冊資本120億元，即螞蟻集團用不到200億的本金就發放了超過2萬億貸款，槓桿率超過100倍！而這意味核心資本充足率僅0.8%，遠遠低於巴塞爾協議（即資本充足協定，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成員所推出的資本充足比率要求）對銀行4%的要求。固然螞蟻集團本身不是銀行，因此不受巴塞爾協議規管，但顯然這個被馬雲稱為“老人具樂部”的協定對他而言芒刺在背，時刻提醒著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有著上千億元的資本金缺口。 中國的金融系統自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後一直存在著債務陰霾，為了降低風險，監管當局近年一直推行“去槓桿”政策以冀降低金融市場的槓桿率，以防一旦爆發危機，也可控制損失。然而，全國的居民槓桿率卻依然快速增長，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影響，過去數年稍稍降下槓桿率再次反彈，甚至創出新高。2020年三季中國宏觀槓桿率達到270%，其中居民部門槓桿率為61.4%，雖然尚不及美國次貸危機時的98.6%，但回溯到2008年，中國居民槓桿率僅為17.9%，到2018年已暴漲至60%。相對而言美國居民槓桿率從20%到60%的過程經過了40年，而中國只用了10年，迅速暴漲的居民槓桿率亦間接地反映了貧富差距的急速擴大。 螞蟻集團現在被指控是中國家庭債務不斷增加的元兇。與此同時，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無盡矛盾，這也包含“中國特色”的制度，因為中共透過“雙循環”戰略來提高個人消費的計劃，只能建築於更多的消費者債務之上。民眾的收入水平根本不足以大幅擴張消費開支。中共可以對螞蟻等企業實施更嚴謹的限制，但卻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 同樣跟美國08年次貸危機相似的，是螞蟻集團與銀行的合作形式。現時螞蟻集團與100多家銀行合作，而螞蟻的聯合貸款出資比例僅為1%－5%，意味著那100多家銀行相對而言承擔了95%－99%的債權和壞帳風險。換句話說，螞蟻的商業模式是寄生性的，作為中介人賺取利潤，而又讓國有銀行承擔所有風險。 同時也由於疫情的影響，螞蟻業務的消費信貸逾期率已由去年年底的1.56%翻倍上升至3%。以2萬億放貸額計算，壞帳數額已達600億，這對於那100多家合作銀行而言他們的壞帳準備金可能不足以抵扣，這相當於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 由於中國的信用卡業務相對較小，螞蟻所提供的小額消費信貸迅速填補了這一空間，掌握了8億居民的消費信貸業務，實際上已變得“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馬雲稱“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因為中國金融還沒形成系統”這番話相當諷刺，因為他正是其中一個給中國金融系統埋下了隱患的人。 股票投機 另方面，螞蟻在國內發行股份的手法亦引人懷疑。九月開始，馬雲通過支付寶向大眾銷售螞蟻戰略配售基金，集資600億元人民幣，但這主要面向一般群眾的銷售條款卻包括了鎖定18個月不得轉讓。但同時，螞蟻集團內地的招股書中條款卻標明“持股5%內的股東，在上市後12個月可以轉讓”。 而在十一月七日，中國財新網公開了螞蟻顯名股東名單。股東名單中包括了國內資本以及中共國有企業，以及新加坡淡馬錫和政府投資公司、馬來西亞國庫、加拿大退休金計劃投資委員會，甚至包括了香港親政府富豪李嘉誠0.54%以及董建華0.05%。 條款間的差異，意味著各大資本以及李嘉誠和董建華等個人完全可以先於普通股民提前離場，盡情在招股熱潮中飆升的股值投機。 但同時，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深陷危機，加上中美衝突，中國經濟亦不會樂觀。而同時中共去槓桿化政策失敗，居民槓桿率和宏觀槓桿率創新高，債務逾期與違約率增加，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發生債務危機的風險。 在11月10日當局宣布新草案來規管科技業的壟斷行為後，中國科技企業的股票遭到拋售。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及其所為“更優勝”的資本主義模式（國家資本主義專制）也正朝向暴風雨，其政治及經濟矛盾正不斷增加。當局與寡頭資本家之間的衝突，直接或間接聯繫到政權內部的派別權鬥，而這也是自198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習近平介入去阻止螞蟻上市，也是政治因素的反映。事實上，政治因素更可能是主要原因──為了發出信號，警告沒有任何個人，包括中國的前首富，能夠破壞習近平中共的“規矩”。但習近平的每一個新“解決方案”──無論是香港的國安法，或者是對美的強硬立場──都在製造新的危機。 馬雲並不代表為意識形態挑戰中共的“資產階級民主”，他關心的只是為了最大化自己的經濟力量和位置。馬雲最惡名昭彰的是主張“996”工作，而他過去也曾讚揚鄧小平在1989年的六四鎮壓。 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計劃經濟才是解決方案，而非調控資本主義，不論是民主或專制政府。因為資本主義永遠都會為了最多的利潤而抵消和抗逆規管。我們需要將大企業公有化，這當然包括馬雲的商業王國，並將整個經濟置於多數人利益的民主管理。不要鐵腕極權政權，而是透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政府來實行公有制，由人民、基層工人階級掌控及管理企業。如果這些擁有社會巨大力量的企業，交由貪婪的資本家、投機者或短視的腐敗官僚所控制的話，未來這只會導致經濟危機與災難。 香港：“DQ4”至總辭——香港半議會民主的結束 中共取消4名泛民立法會議員資格後，其餘15名議員發動總辭，使議會只剩下建制派，意味著香港半議會民主政治的結束。從此以後，立法會完全等同北京人大，一樣只是獨裁政權的橡皮圖章。 與此同時，政權的鎮壓在各戰線方面繼續，中共現在利用國安法造成震攝效果，至今已有3名被告被落案起訴。政權針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人建國”及“民族自強”，甚至指控警察的口號，例如“721唔見人、831打死人”、“解散警隊、刻不容緩”也可以被視為違法國家安全的口號。 黃之鋒、周庭及林朗彥被控被控煽惑、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三罪，被還押等候判刑。及後，警察在全港九的鬧市地區嚴密怖防，並針對青年進行搜查行動，明顯政權害怕群眾鬥爭可能反彈。而早前人民力量的譚得志亦被控發表煽動文字罪，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合共14項罪名。中共趁著美國因總統選舉而陷入混亂，加上在拜登仍有一段時間才上任，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發動攻擊。 九月，中共大常委以疫症為藉口取消立法會選舉，並以委任方式將議會任期延長一年。當時右翼本土派主張杯葛議會，而經過一輪辯論後，除了陳志全和朱凱迪外，泛民主派決定接受委任議席，使很多抗爭青年感到反感，被嘲笑為了議席而委曲求存，現在最終也被羞辱性的踢出議會。 諷刺的是，議會沒有了反對派，不能再把政府的施政災難歸咎於“泛民亂港”。建制派很可能會在無關痛癢的政策上表達反對，以表示自己有所作為，但作為中共的奴隸他們是絕不會改變其親財團及反民主的路線。 一直以來，立法會在功能組別制度下確保建制派為多數，專制政府的法案必定通過，而反對派提出的法案必然被否決。立法會過去一直是群眾鬥爭的其中一個焦點，設定政治辯論的議題，成為發動群眾鬥爭的平台，但同時，議會的作用是矛盾的，它也將議題的辯論限制在小修小補的框架內，阻止群眾鬥爭激進化。泛民主派“循序漸進”的保守立場，即希望把專制資本主義制度稍微改善，並期望中共會逐步開放民主，就是議會制度下的政治產物。 泛民總辭時，並沒有提出任何代替議會真正的鬥爭方案，只是寄望事件會引起國際資本主義政府的支持，但結果失望而回。各國政府制裁中共的目的並不在於支持香港民主，而這些象徵多於實際意義的措施只是為了爭奪帝國主義的地緣政治利益。疫症及其帶來的經濟危機使他們自顧不暇，現在香港議題亦不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焦點。而且這些制裁併不會真正威脅到中共統治，受害最大的往往是中國以至香港的工人階級。只有基層工人的組織和行動才能改善狀況。資本主義列強之間的鬥爭只是為了保障他們剝奪和操控窮人的權力。 現在反對派僅於的辯論和拖延法案的空間都被剝奪。立法會也再不能扮演限制群眾鬥爭的角色。固然在未來一段時間群眾鬥爭會失去了一個平台。但同時擺脫了立法會的限制後，將迫使鬥爭通過新的渠道進行，並為工運注入能量，長期來說使其更加激進化。這一過程在沒有議會的中國大陸早已發生。 可惜的是，泛民政黨的實力和資源幾乎全部來自議會，尤其保守的民主黨和公民黨更加如此。它們並沒有真正黨員基礎和組織架構，只有鬆散的義工和支持者，以及傳媒給予的“輿論力量”。所以沒有了來自立法會的資源和輿論地位，恐怕有機會陷入癱瘓甚至亡黨。 社會主義者主張，現應該召開一個抗爭平台，讓各大對抗政權的政黨和團體討論如何重建這場群眾鬥爭，以取代立法會在過往進步的作用，同時擺脫保守議會那種討論枝微末節的傳統，將重點放在建立群眾組織、公民抗命以及罷課罷工運動。在香港陷入專制反革命局面之際，更加突顯需要聯合中國大陸和國際的工人階級鬥爭，才有足夠力量挑戰獨裁政權及資本主義。 香港：國泰摧毀工資與崗位——工運的教訓 國泰航空從昔日一家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如今變得破爛不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國泰對旗下的國泰航空進行大裁員，並停止國泰港龍業務，整個集團總共裁減8500人，相當於集團職位總數約24%。此外，香港航空於今年2月裁員400人後，最近再度裁員250人，並且9月曾推出兼職計劃，減少1,200名員工三成工資。國泰由一家顯赫有名的企業，變成破落的爛招牌，可謂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終結，所謂“國際金融城市”的繁華面紗已被徹底撕破。 大裁員 這場爆發疫症以來最大規模的裁員，“倖存”的員工則被迫簽訂新的壓榨性合約。國泰要求留職員工在兩星期內極為倉卒地簽署新合約，否則當作“解僱”。職工盟主席吳敏兒表示，今次裁員規模只是第一輪計劃，因國泰表示，“今次重組後每月只減少5億現金支出，而集團目前仍每月流失15至20億元現金。” 新合約條件十分苛刻，部分機艙服務員底薪減約四成，外籍員工原享有房屋津貼，但新約則將會失去。與此同時，高層只是減薪一成！機艙服務員過往飛行時數不足最低的 70 小時，都可以獲得底薪。但現在，無論飛行時數增加多少，薪金都會封頂在12,600元。若飛行時數不足 70 小時，更會被扣減底薪。 此外，過去航空服務員若想增加收入，可與同事調更，轉飛更多長途機，增加工作時數以提高報酬。但在新合約下，員工的額外飛行時數隨時變成“無償加班”。 新合約條款大削薪酬且長期適用，而高層僅再減薪多一年。可見資本家在經濟危機時要求員工“共渡時艱”，目的是要將航空業的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即使他們營利恢復後也不會恢復工人過去的待遇。 一向奉自由市場為聖經的香港政府，當“大得不能倒”的財團面臨倒閉時，卻動用273億元公帑去拯救它。可見自由市場只是拒絕援助基層工人的藉口。面對侵吞公帑後肆意裁員的企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今次裁員是“無可避免”，而且是國泰的“商業決定”。 建制派將國泰虧損的責任怪在示威運動以及工人罷工上，無恥地指責被裁員工是自討苦吃。這根本是一大謊言。早在去年之前，國泰將燃油對沖而招致虧蝕，虧損金額於2015年至18年高達250億元的，而今年油價急挫令公司雪上加霜。將工人創造的財富押注在賭場，輸錢後還呼天搶地，只有厚顏的資本家才能做到！ 國泰的“商業決定”也具有政治意義：試圖粉碎工會組織。國泰員工在面對一年來的打壓，加上欠缺有力的工會領導進行反擊，現在士氣低落，感到公司已破爛得不能挽救，缺少了鬥爭的信心。但這並不代表工人一開始就欠缺鬥爭的信心，這是因為工人缺工會領導而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所致。 去年8月反威權運動期間，對政治罷工呼聲最響亮的是國泰員工，即使在欠缺工會領導下，自發發動了一場有效阻礙機場運作的大罷工，超過3,000名人員參與，多達235班航班被取消，體現工人階級力量之巨大，向暴政發起進攻行動。 國泰此後面對中共施壓，被要求國泰清洗參與運動的員工，並禁止參與運動的國泰員工飛越內地空域。及後，國泰內部地震，在不足一個月內已有三名高層離任，明顯是中共直接干預的結果。國泰航空和它的最大持份殭屍企業——太古集團，必然會站在獨裁政權的一方去壓迫群眾；反之亦然，當國泰資本家利益受損，政府亦會犧牲工人階級利益去拯救資本家階級。 當時社會主義行動指出，國泰資方的打壓並不只針對工人爭取民主要求，他們知道經濟危機將臨，將要對員工發動經濟打壓，所以當時企圖藉機瓦解工會以消除後顧之憂。 失之交臂的抵抗機會 可惜的是，當時職工盟的工會領導並沒有發揮領導角色，領導工人發動罷工。8月5日的罷工並不是職工盟有組織的發起的，而是員工自發請假或曠工，這種模式可以在起初有爆發力，但難以持續下去，尤其當工運面對政權有組織的攻擊時，就更需要工會組織及領導去鬥爭下去。可見，整個航空業需要重建一個有戰鬥力的工會，真正大量吸納被打壓員工，以民主架構組織起來。 特別是在整個市場崩塌時，將航空業永久民主公有化是唯一避免災難的出路，否則工人只會接受財團的宰割。整個航空業都應該被公有化，收歸予工人民主管理，各公司進行互相協調和計劃。真正的重組計劃應該是踢走腐敗的管理層和股東，保障付出血汗勞動的員工的待遇，確保航空業為人民需要而非利潤服務。 香港：白色恐怖蔓延至傳媒界 在香港警察國安處進行810大搜捕，搜查《蘋果日報》總部後，當局最近正式以欺詐及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和“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黎智英等人，並禁止其保釋，政權正連環出擊猛烈進攻新聞自由。自從北京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政府對民主運動以及抗爭者進行了更嚴厲的打壓。而這股白色恐怖浪潮，亦迅速蔓延至醫療界、教育界以及新聞傳媒界。 最近，有線電視出現大地震，意味著恐怖氣氛已令媒體企業自我閹割。8月，4名親建制人士“空降”成為新聞部高層，隨即對部門進行大整頓，當時已經引起三分之二的新聞部員工聯署表達不滿。至12月初，公司以減省成本為由對新聞部進行裁員，更即時解僱負責調查報導節目《新聞刺針》的所有員工，共40多人。由於該節目過去多次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對香港警方、政府和建制派提出質疑，此舉引起新聞部全體員工不滿，認為公司是打壓新聞自由，猶如“黨媒姓黨”，其後有線中國組丶港聞組全部員工宣布集體辭職。 至9月，警方更加直接改變記者的“定義”，由過往持有記者協會或攝記協會的會員，變成只承認政府新聞處所登記的傳媒機構，變相由政府“發牌”。這代表大部分學生媒體、民間網媒，以及自由身記者將不被承認。去年香港抗爭運動爆發，許多公民記者成立獨立媒體，親赴現場報導抗爭運動和警察暴力，讓事件真相能夠不被當局審查下傳達給香港乃至全世界的民眾。 顯然，這只是當局限制媒體的第一步，未來有可能會像中國大陸一樣，由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才可以進行採訪。 報復記者 而到了11月，作為公營媒體的香港電台，其調查新聞節目《鏗鏘集》的編導蔡玉玲，被當局拘捕。案情指，其中一集《鏗鏘集》報導了去年抗爭期間元朗黑社會襲擊民眾的“721事件”。當中節目就事件中接載白衣人的汽車，利用公開的車牌查冊系統，調查車輛背後的車主，來揭露這些車主與事件的關係。警方卻以有關查冊並非交通用途，指控蔡玉玲“虛假陳述”罪。 “元朗721事件”是去年抗爭運動中其中一個非常敏感的事件，揭露出警察與黑社會指間的勾結。事後，警方公開指責媒體誤報事件，以及抹黑警隊。如今，更以荒謬的指控拘捕報導有關新聞的記者，完全是對記者的政治清算。 一系列事件表明，當局正有意識、有計劃地打壓新聞自由，散播白色恐怖。今天珠海學院的新聞及傳播系收生人數為零，可見新聞工作在青年眼中的前景極為黯淡。顯然，當下議會與選舉權雙雙被廢，媒體監察是能對政權造成有效阻力的僅存途徑，因而新聞自由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社會主義者捍衛新聞資訊自由，因為這是勞動大眾獲得事實真相的權利。不過，無線電視及有線電視的例子，證明捍衛新聞自由不能依靠私營媒體下的偽民主，也不能依靠個別“開明”的媒體老闆。有線裁員的例子證明了財團為了利益可以一夜之間轉向擁抱政權，配合執行打擊新聞自由的政策。全球各地新聞媒體往往集中到不民主的強大壟斷集團手中，因此我們也反對媒體的私有制。要知道，在台灣和西方“民主國家”中所謂的“媒體自由”名不副實，媒體往往被少數壟斷集團控制，使資訊牢牢控制在財團手中。 社會主義者支持新聞工作者組織戰鬥性工會，抵抗現時對傳媒的攻擊。我們主張公共擁有的、不由政府控制的自由媒體，並由媒體工作者與讀者代表共同進行民主管理。我們主張人人可用的大眾媒體，讓整個社會將之用作一種溝通、表達藝術和文化的方式，需要極大的開放性和容納不同的思想。要實現這一點，唯有通過一個民主管理的政府基金來支持自主的出版和媒體組織，讓其充分反映不同的意見。 香港：閹割通識科 清洗教育界 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展示政權對教育界實施高壓政策，意圖全面控制教育系統的野心昭然若揭。政權決意整頓通識科，包括更名、刪減一半內容、要求學生前往中國大陸考察等。自去年因《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抗爭爆發之後，建制陣營一直引導所謂通識科“教壞年輕人”的輿論。爾後通識科只分是否及格，培養學生具批判思考的“獨立專題探究”在政治操作之下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政權要積極建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中共當局憲制文件（即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認識。同時，“國民教育”將會復活，促使學生只能認同中共的立場。 抹殺獨立思考 國外亦有不少對應考科目只作及格與否的評分準則，如芬蘭的大學入學試。然而國外所以採取這一制度是為了鼓勵學生主動汲納更廣泛的科目知識和培養多元的興趣。相對地，香港政府僅對通識科實施這一評分準則，顯然就是為了“不鼓勵”學生進行自我思辨，課業的“及格”與否僅取決於學生是否填寫上政權所認可的“標準答案”和立場。這不僅打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更是完全是閹割了通識教育的重點，只求讓學生成為唯唯諾諾的行屍走肉。 這一趨勢其實早見端倪，近期作為迫害教師和打壓教學自主的爛頭卒的梁振英，自雨傘運動之後，當時他已盤算“整頓通識科”。而今年七八月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對中國歷史科要求考生分析“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此說法的題目爭議中，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表示：“答案只有弊，唔會有任何利”。這就證明政權根本不在乎學生的思辨和論述能力，只在意他們的立場是否與政權一致。 政權於通識教育方面的打壓，動機在於試圖將學生反抗意識連根拔起，確保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服從政權。但事實證明，這些洗腦教育往往只是政權的一廂情願，不管是國民黨白色恐布治下的台灣，甚至是現在內地的學生都爆發了自我組織的抗爭運動。 除此以外，政權對教師的打壓無日無之，繼宣道小學教師事件之後，接續再有多位教師被無理打壓。政權當局肆意指責教師失德，有如中國大陸勞改，要求教師參與所謂有關認識中共當局憲制文件及對社會運動批判的課程。對教師是打壓和恐嚇無疑是政權對教育界“殺雞儆猴”的把戲。 清洗教師 宣道小學教師一事更是公然大興文字獄。政權心知肚明宣道小學教師的言行，根本不可能構成所謂“宣揚港獨”的指控，這是徹徹底底的荒天下之大謬。而政權的行動無疑是向教師及社會傳達一項訊息：中共連僅僅是引導學生思考言論自由和社會議題的教師都不能容忍，以收到恐嚇餘下教師自我審查的效果。 林鄭月娥打算將公務員的宣誓，照辦煮碗複製在教師身上。可見，政權已經視香港的學術自由如無物，整頓教師、修改課綱、曲解課程設立原意已是無可避免。社會主義行動反對一切對教育界的清算，反對閹割通識科及反對推行愛國教育。我們認為，現在政權勢更突顯學運需要堅實的組織起來，因為與政權機器搏鬥是長年累月的事情，但無組織的黑衣人自發行動不能持續下去，在面對鎮壓的情況下出現疲憊和迷失方向。學生青年群眾組織需要由下而上的民主化組織，並選舉產生受群眾監督的領導，為重建鬥爭制訂方向。 香港：“安心出行”碼——政權安心你不安心 香港政府近出以第四波疫情爆發及“便於追蹤隔離感染者”為由，推出所謂“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用以記錄用戶的行蹤。這相當於中國執行的“健康碼”，不但沒有讓民眾“安心”，反而引發比疫症更大的疑慮。 現時政府收緊防疫規定，法例強制要求餐飲食肆及其他處所必須向政府申請“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供市民以應用程式掃描記錄出行去向。但現時並未強制要求民眾使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擔心引發廣泛的抵制和不合作運動，令政府淪為笑柄。 政府表示其他地方如韓國、英國、澳洲等都有推出類似的政策和程式以協助執行防疫工作，但事實上，這些政策在各地都引發了私隱和行蹤紀錄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疑慮，除非像中國般無視個人權利和私隱風險強制推行，否則民眾主動合作參與的積極性並不高，實際效用成疑。 更何況經過過去一年，香港政府的信譽徹底破產，在保障民眾私隱的工作上更是劣跡斑斑。去年的運動中就已有民眾懷疑街頭的“智慧燈柱”監控並收集民眾出行紀錄，因而將之全部拉倒。同時，林鄭政府一方面聲稱“保護警員私隱”而放任其不配戴警員委任證和展示警員編號，另一方面卻對親政府建制組織在網上惡意披露大批民眾的“起底網”視若無睹。 國家恐布主義 甚至有報導指，部分被親政府“起底網”所惡意披露的資料，極有可能是由代辦“回鄉證”的中旅社甚或是廣東省公安廳所流出。而內地官方媒體如中央電視台更公然表揚鼓勵該網站的違法行為，完全是一種以披露民眾私隱為手段的國家恐布主義行徑。 因此，香港群眾對於所謂“安心出行”、“健康碼”等政策自然是抱有極大的戒心和不信任。即便是早前推行耗資巨大的全民檢測計劃，即使檢測期一再延長，反應依然冷淡。最主要的疑慮同樣是擔心中共藉此機會收集民眾的生物信息作政治監控之用。 香港處於疫情陰影下將近一年，但依然間隔性地爆發了四次群聚感染。病毒學證據表明四波疫情的源頭基本都來自境外輸入，可見本地抗疫的第一道防線本已千瘡百孔。坦率而言，為防疫症蔓延，衛生機關掌握民眾出行資料本是合情合理，無可厚非。但這些政策一旦由一個專制政權，特別是一個以披露民眾私隱作為打壓手段的政權去執行，必然引發抵制和懷疑。更何況這些懷疑與陰謀論其實極有可能就是事實！因此，要有效地防疫，必須掃走極權專制，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政府，對掌握民眾資料和私隱的部門進行完整嚴格的民主監督。 香港：荒謬的抗疫措施 百上加斤的醫療系統 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於十一月爆發以來，連日新增確診人數高企，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七千人。重症患者有年輕化趨勢。據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分析，病毒並非來自此前的第三波疫情，而是新的新一輪輸入個案引起。 政權不檢討入境和隔離政策，不增加公營醫療資金和支援，林鄭政府一面收緊限聚令，一面先後讓不同崗位和身份人士，例如機組人員、船員外國領事和官員等，豁免檢疫，仿佛病毒是會因人的職業和身份而不作感染。 更為嚴重的，是疫情令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荷加劇，現時公立醫院內科住院病床使用率整體達99%，深切治療負壓病床亦已達七成滿。有報導指，公立醫院本已長達數年輪候期的專科醫療服務，在疫情的影響下進一步惡化。 第三世界水平 部分專科輪候期延長5個月，增幅達四成，九龍東醫院聯網眼科新症輪候時間更長達172星期，即須輪候3年半！香港公共醫療開支占生產總值比例長年為第三世界水平，政府卻在施政報告中全無著墨。實際上，即便沒有爆發大瘟疫，香港的公共醫療體系早已長時期處於超負荷水平。 世界各地處理新冠疫情的經驗已表明，日常充足的醫療資源是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手段。對付這種高感染性低死亡率的瘟疫，重點在於社區醫療系統的快速而全面醫療反應服務，並防止醫院病患過載崩潰，令死亡率暴升。而偏偏日常醫療資源正是香港一直所缺乏的。萬幸至今為止香港的社區爆發尚未算非常嚴重，否則以本地薄弱的公共醫療體系與之抗衡，情況將慘不忍睹。 相對地，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亦對抗疫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公立醫院僅有香港45%的醫院醫生，卻面向服務90%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占整體55%，則只照顧香港一成病患。在抗疫過程中，私家醫院坐擁大量醫療資源，卻拒絕接收診治新冠肺炎病人，僅僅提供有限且非面向所有民眾的檢測服務。可見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醫院，在疫症災難面前仍不願伸出援手，只想營營苟苟地維繫自身利益。 隔離政策同樣為人詬病。除獲豁免人士以外，大部分從海外抵港人士需要強制隔離檢疫14天，檢疫地點則是酒店或自家住所。但防疫存在漏洞，受檢疫人士並非專人專車送到隔離地點，前往檢疫地點時有機會接觸群眾，而他們所入住的酒店或住所，亦可能與其他人接觸。例如同住的家人可以如常上班，或是所住酒店仍會開放給其他顧客。 “秋後算帳” 另一方面，醫護界在年初發動罷工，部分地成功迫使政府收緊出入境檢疫政策，參與罷工的醫護人士一直都面臨被政權“秋後算帳”報復的風險。然而，林鄭政權現時迫於外界輿論和工會組織的壓力，特別是疫情反覆爆發，醫護工人不可或缺的情況下，不得不放棄全面打擊和清洗的企圖。醫管局宣布，對於2月份參與罷工的7000員工，只會收回“缺勤”期間的薪金，而不會再作出“其他人力資源方面的跟進”。這無疑是一次工人和工會的勝利，假如醫護工會能進一步強化組織和工人參與程度，將可成為一支更強大的工會力量。 林鄭自己也承認，所謂對疫症“全力以赴，力爭清零”，只是一句戲言，並沒有什麼有效的計劃。為方便市民紀錄行蹤的手機應用程式“安心出行”，亦被質疑為全民監控鋪路。 歸根究底，抗疫和民主鬥爭是一體的。需要民主控制公共財政，令科技不再成為監控民眾的工具，大幅增加公共醫療開支，透過民主監督的政府推行全民檢測和封關等措施。 香港：疫苗成政治獻媚工具？ 現時世界各種新冠肺炎疫苗開始問世，意味困擾全球近一年之久的大瘟疫疫情開始漸見曙光。現階段全球進展最快的包括美國輝瑞、英國牛津大學和中國內地的科興與復星等，當中部分已經投入大規模接種。美國與英國現開始安排民眾接種疫苗，假如疫苗效果理想，這兩個最主要爆發疫情的國家料可很快控制及平息疫情。而與港人關係可能是最大的中國國產疫苗，現時卻似乎未能給予民眾充分的信心。 香港即便是親建制的媒體亦不得不承認香港民眾對中國制疫苗“反應冷淡”甚至“廣泛質疑”。尤其是林鄭稱中國科興疫苗最快下月到港，但該款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報告卻含羞答答般“可能”在下月中可以公布。這意味著港人可能將會接種成效不明的疫苗，簡直形同草菅人命。與此同時，秘魯衛生部最近就暫停中國國藥集團疫苗的試驗計劃，因為一名志願試驗者出現神經問題，導致腿部活動困難。 中國制疫苗成效未明 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現時中國國產疲苗仍未能提供第三期臨床試驗報告，只有中國國藥集團董事長稱，目前已有數十萬人緊急接種國藥集團旗下疫苗，沒有嚴重不良反應，亦無一感染。又指華為在墨西哥的辦事處大部分員工接種旗下疫苗的無人染病，而未接種的員工卻過半染病云云。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金冬雁直言嘲諷這種口述個案的舉動是“石器時代非科學的做法”，指大眾認可的是臨床實驗全面數據，而非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個別情況。 事實上港人不信任中國制疫苗的根源在於過去中國三番四次爆發過駭人聽聞的假疫苗事件，這些事件如同毒奶粉一樣，不僅令內地民眾深受其害更一度間接令香港本地疫苗供應緊張。 可見，林鄭政府大手向中國藥廠採購仍未完成三期臨床測試的疫苗絕非所謂“科學的”決定，而極有可能是一種政治獻媚的手段。社會主義者反對採購甚至安排民眾接種成效未明的疫苗產品，並要求公開監督疫苗生產，運輸，以至採購流程，以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只有將世界各國的醫藥企業民主公有化，交由各國工人階級民主控制，才可以促成國際合作共同抗疫，避免疫苗變成外交鬥爭的工具。 二零二一年 香港：受疫情嚴重打擊的難民 “疫症影響了我和我的孩子，特別是我的健康。”Mira說。 “我的小孩需要在家用Zoom上課，但這對他們來說十分困難，因為課堂用廣東話教學，而我幫不了他們。我最大的孩子將要進入中學，但我找不到Band 1以外的雙語學校，而要考入這些學校需要很好的中文成績。 “難民是不容許在香港工作的，這導致很多經濟困難。他們在疫情下削減了我們的援助金（難民的唯一收入）、食物津貼。雖然他們沒有說明原由，但我質疑他們是認為孩子在家上課後，生活和食物費用開支會減少。 “香港政府為每名香港學生提供$3,500的資助，但我們卻被排除在外。我有3個就讀小學的孩子，分別讀小二、小四和小六。他們都在香港出生，但政府沒有給我資助申請表。上個月是我在香港的的第14個年頭，他們說要逐個庇護個案處理，但我的案子至今還有任何進展。 足襟見肘 “每個月，他們只給予每個成人$1,500的租金援助，而小孩則只有半額。他們不會為我們提供居所，所以我只能為自己找地方。我們一家只能蝸居在一個很小房間，根本不夠空間。特別在疫情下，大家都只能迫在室內，對我們健康不好。 “難民聯會（由難民組成的援助組織）獲得的捐款比以往少，而疫情下我們孩子也不能再到聯會辦公室或補習班。我感到十分苦惱。另一個NGO叫做國際社會服務社（ISS），但他們非常苛刻。他們只會給予一次機會協助交租，但只要你遲交一次，他們以後就不會再幫你了。 “對於我來說，假如有機會的話，我會選擇工作去養家活兒。我不想要政府的援助。據我所知，香港是唯一一個難民沒有工作權的地方。 “我特別擔心我的小孩。他們的成績不錯，我的大孩子甚至因為他英文天賦被選拔到新加坡交流。但他沒有護照，怎麼去新加坡？他對此十分不開心，但我跟他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難民身分，他才無奈接受。 我想問，為什麼父母不可以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子女？有時候，我會因此感到羞愧。” 香港：支持基層團結戰鬥 反抗不人道難民政策 香港政府的難民庇護政策非常種族主義而不人道。現時本港有13000名庇護尋求者，他們居住在隔離、貧窮的環境中，並且被禁止工作來賺取基本收入。 社會主義行動多年來積極參與難民鬥爭。2014年，在社會主義行動成員的提倡下，難民聯會在中環天星碼頭髮起了為期六個月的占領行動。這場鬥爭最終從梁振英政府手中贏得部分而重要的訴求。原本在食物配給制度下，難民往往只能接受過期和被剋扣的食物。後來變成現金券制度，讓難民能夠自行購買食品。社會主義行動組織並參與許多抗議行動，包括在2016年我們帶領了超過200人抗議葉劉淑儀，反對她提出在深圳邊境興建禁閉營。 我們與同難民多次參加立法會的聽證會，其中一次就提出難民學童所面對的困境。會上，我們讓一名7歲的難民兒童震撼議會。她說她不會認字，因為她一直被禁止上學。在如坐針氈的數分鐘間，那些議員被迫要聆聽到他們那些反難民政策所帶來的殘酷現實。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香港：油麻地大火—— 社區還有無數“計時炸彈” 今年十一月，在油麻地廣東道一唐樓發生了嚴重大火，造成7死11傷，是九年來死傷最嚴重的一場火警。死者全部都是尼泊爾籍及印度籍人士，包括兩名小童。據《明報》報，火警生還者Kiran， Kiran未及找到滅火筒，火勢已在3秒內無聲地迅速蔓延，他只好設法逃生。社區“計時炸彈”還有多少？造成火災的問題根源又是什麼？ 該樓宇沒有任何消防系統。根據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1987年前落成的樓宇都要做工程去改善消防安全，例如安裝自動灑水、緊急照明、火警警鐘等。但截至上月底，並未巡查涉事的唐樓。 房屋巿場化下的危機 出事唐樓是1951年落成，雖然不是㓥房戶，但是“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居民組織、沒有物業管理公司，對加強安裝消防系統造成障礙。金科消防顧問梁錦得受傳媒訪問時指，現時大部分唐樓的消防設備與現時標準有很大差距，且因樓宇本身結構問題，未必能在天台加裝水缸等消防設施。香港總共仍有約5,300幢“三無大廈”，政府推動的支援計划進度緩慢，令類似慘劇不斷重演。 問題的根源在於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自由巿場，房屋的供應要以利潤為依歸，所以對政府來說是不應該大量興建公屋去滿足居住需求，而相反是要減少興建公共房屋，以製造房屋短缺令資本主義巿場有利潤空間。因此窮人只能付擔起住在安全規格欠奉的住宅。 這場大火死傷者主要是尼泊爾裔人士，在港少數族裔因為語言障礙，加上政府刻意製造歧視，令他們長期處於貧窮和弱勢。親財團政府拒絕加大公共開支去促進少數族裔融合社會，因為這並不會為財團創造利潤。 大火發生後，資產階級李嘉誠向死難者家屬撥款300萬元，等同他在股市30秒賺到的金額，連積下陰德都恐怕都不夠。因為李嘉誠就正正是房屋巿場化、公屋短缺下的既得利益者。他的地產王國越大，窮人就越只能住進危機四伏的地方。 這場油麻地大火揭露資本主義制度壓迫窮人、製造社會不平等，以及服務一小撮人利益的本質。我們需要社會主義，一個真正為窮人、全體勞動者利益去民主規劃的社會制度，它會消減資本主義下房屋投機，並以人民利益為優先去興建大量公共房間，根源性地瓦解造成人命傷亡的危險房屋，社會主義行動為此而不懈抗爭。 香港：新公務員工會宣布解散 反對打壓工會權利 1月16日，於反送中運動中乘新工會浪潮而成立組建的“新公務員工會”宣告解散，工會在其FaceBook 專頁中亦指因政府將強推所謂強制要求公務員宣誓效忠一事，工會理事將拒絕宣誓，因而預期將可能被政府開除，喪失理事與工會資格。故此現階段宣布解散，以保護會員資料。 在2019年的反威權運動中，公務員中亦有大批對政府不滿者。特別是721元朗襲擊事件發生後，大量公務員更恥與此政權為伍，離心離德。林鄭政府無中生有要求公務員宣誓，企圖以含糊不清的所謂“違反誓辭”為藉口，以此誅心罪去清洗體制內的反對聲音。這一手段已清除了立法會內所有非建制派，林鄭政府正要乘勝追擊，為所有公務員下緊箍咒。 而在不久的將來，“強迫宣誓”的政策極有可能會延伸至其他行業，首當其衝的最大可能將會是教師、社工、甚至醫護等行業。這些行業在過去皆旗幟鮮明地參與在各種挑戰專制的社會運動當中，包括反國教、雨傘運動、以及反送中運動等。當中大量從業員在運動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性。林鄭政府亦早已將教育和社工業界視為眼中釘，磨刀霍霍欲除之而後快。 國安法的威迫下工會權利受到更大的威脅，令資本家在經濟危機中更肆無忌憚地以減薪、裁員和加工時等手段打擊工人。當連否決預算案都被視為違反國安法時，政府未來更有可能用“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來針對罷工者。 報導指，曾有會員向新公務員工會提出可否通過司法覆核的手段以阻此“強迫公務員宣誓”，而工會亦坦承，政府搬出國安法作擋箭牌，司法覆核勝算渺茫。可見法律最終就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在政權已決心徹底撕毀香港僅有的半民主制度下，所謂的法律鬥爭工作難以阻擋暴政的腳步。 整個工會運動需要動員各行各業的工人階級，抵抗政權的猛烈打壓。可惜，新公務員工會領導在動員反抗前就決定解散。如果工會領導動員會員，召開大會民主制訂鬥爭的方向，是可以凝聚在國安法通過以來陷於困難的新工會運動。政權勢必步步進逼，而其他行業的工會仝人應當意識到危機正在迅速迫近。這不是一個能靠法律遊戲以抵抗的攻勢，唯有立即地號召各行業工會會員，民主討論及制訂如何在國安法下重建工會運動，包括重建罷工運動。 政府封區“抗疫”— 製造種族主義及歧視 新冠疫情持續在社區蔓延， 政府在一月底開始實施強制封區檢測，油麻地佐敦一帶成為首個目標地區，區內圍封7000人近48小時後，最終發現13宗確診個案，確診率為約0.1%，政府所謂要達到病毒“小區清零”和截斷傳播鏈，但最大影響卻是引發對區內大量少數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歧視。 印尼籍難民May與女兒及朋友共4人一起租住佐敦一舊式唐樓單位內，單位內空間狹窄擠擁，連一張枱也沒辦法放置，平常起居飲食工作讀書也是坐在床上進行。“區內住了大量如巴基斯坦、尼泊爾籍等的居民，但那些身穿保護衣的工作人員只會說中文及英語，幸好我能說英語，但我的鄰居根本不能與他們溝通。”May 續說：“他們派發的食物中居然有罐頭豬肉，我們穆斯林信徒是不能食的。” 佐敦被解封后，May 帶就讀幼稚園的女兒回校交功課，卻發現被拒進入，並要申報健康狀況，表單上更有一項是是否來自受檢測或隔離區域，“這跟往常不一樣，學校職員可能知道我住在佐敦，變得要加倍提防。”“我感到很不公平，就像是被標籤為帶病毒一樣。” 新冠病毒傳播沒有階級之分，一視同仁地向欠缺保護的人施襲。但資本主義政府卻將病毒傳播歸咎在種族之上，政府高級衛生官員何理明指少數族裔助長病毒傳播，因為“他們喜歡分享食物、抽煙飲酒及交談”，這顯然是散播種族主義。支持少數族裔權益的融樂會則反駁“家庭聚會活動，一般巿民亦會進行，為何政府要強調少數族裔文化及宗教而較易傳播疫症” 政府帶頭在社會散播種族主義的言論，目的是要將責任推卸在弱勢種族之上，令社會分化對立，分散造成種種惡劣社會問題根源的焦點—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令香港連續10年成為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巿，超過20萬最貧窮人士住在㓥房等環境惡劣的地方，當中尤以低收入的少數族裔，如南亞人士最主要聚居在佐敦一帶，他們每天都面對來房屋、工作、警察方面的歧視。長期的不公平和歧視成為他們的夢魘，可恥的是當疫情惡化時卻被政府“忽然關注”並指責，而資本主義制度和政府造成的高樓價、惡劣住房造成的病毒傳播、削減社會資源造成的不公平卻通通被掩飾起來。 少數族裔、難民和香港基層群眾都是香港重商經濟下的受害者，統治階級必然要製造種族主義以分化及維持其統治，因此工人運動需要在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和歧視上扮演領導角色，團結不同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基層工人，以爭取更多資源、提高工資、增加公共服務和廉價房屋。 需要的是團結基層工人和所有種族，性別和語言的居民的運動，以爭取更多的資源，更高的工資，增加政府對可負擔住房和公共服務的資助。工人階級的團結與鬥爭可以擊退政權和資本家所製造的種族主義，迫使他們作出讓步。這也需要組織成一個強大而民主的工人運動和政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和獨裁統治。社會主義行動正為此而戰。 香港：疫情下肥上瘦下的財政預算案 香港在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下迎來2021年的財政預算案，在預算案宣讀前，政府早已四處放風稱“財赤嚴重，睇餸食飯”云云，明示不會加強舒困。特別對於面對疫情困境的基層群眾，非但沒有大幅增加對民眾的社會服務開支，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 “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再次無視基層迫在眉睫的困苦。 相反，撥款予未來數年的“國安開支”卻高達80億元，相當於全港每人交納1000元“國安保護費”！時事評論員林和立估計這筆錢將支付予北京駐港人員的監控工作。足見有錢搞維穩，無錢幫基層。 現時香港失業率高達7%，在這個數字背後，隱藏著更為龐大的就業不足者和被迫放無薪假的工人群體。特別是受疫情影響而被政府勒令停業的行業工人，早已面臨將近整整一年“無工開”的絕境。2019年在職貧窮人口已達50萬人，去年人數一定更高。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面對各界的強烈訴求卻仍堅拒設立失業援助金，也完全沒有措施支援被迫放無薪假者，以直接救濟失業與就業不足者，反而設立一個不倫不類的所謂“失業貸款”，讓失業者向政府以固定年息厘借貸，上限為8萬元。 這項短期的貸款不僅毫無吸引力，即使失業者日後再就業，隨後的還款亦令其生活百上加斤。而更危險的是，假如失業者在還款期未能再就業，更可能被銀行追至破產，變相推失業者送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在25日的記者會上明言，預期壞帳率會高達25%！換言之，政府在這計劃中本來就預期每四個貸款人之中就有一人會面臨破產，這根本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破產陷阱！而同時這些貸款由公帑擔保，銀行幾乎不承受任何風險卻坐收利息，毫不掩飾地進行利益輸送。 對於失業者的救濟，亦有學者退而求其次提出讓失業者預支MPF戶口的儲蓄以應急，惟政府依然拒絕，揭露了政府只顧保護金融和企業的利益。一方面稱MPF要保留作為退休保障，另一方面卻又繼續允許雇主以MPF對沖遣散費，根本自相矛盾。 而最令人關注的就是向所有18歲以上公民發放共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但最快要到暑假期間才開始接受登記，對燃眉之急毫無幫助。所採用的電子支付平台幾乎必然包含像如支付寶、Wechat pay等軟件，這對於很多小商戶就無法納入消費券的流動圈之中。同時，這又涉及到了政權一直以來密謀擴大收集個人訊息的問題。而且這次涉及到最為重要的個人消費紀錄數據，比出行紀錄、通訊紀錄等更為敏感。眾所周知政府一直意圖推行所謂“貨幣電子化”，最終將掌握所有人一分一毫的金錢流動紀錄。對於這個誠信早已徹底破產的政府而言，令人不禁懷疑這些數據將用於人身監控之上。 政府在預算案公布前就不斷放風指“赤字超過3000億，儲備縮減至9000億”，以正當化自身無視基層的政策。最終預算案的數字顯示赤字僅2576億，儲備仍超過9000億。這表明政府根本沒有藉口縮窄舒困政策，至少根本無須“減甜”，即使如去年般再發放一萬元現金津貼，所額外增加的赤字仍不過400億，仍不至於如政府所恐嚇的“3000億赤字”。可見政府並非無力舒困，只不過是無心舒困。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基本工程開支預算今年開支740億元，比去年增長48%，而未來幾年將增長至平均每年超過1000億元。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注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而國泰的注資只能足夠其營運約一年，未來恐怕是無底深淵。沒有這些“支出”，就根本不會落至如此的財赤。 年復一年一再表示“稅基狹窄”，要擴闊稅基，但對於一直以來針對財團的稅種如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提高企業利得稅等採取迴避的態度。事實上，據不同的調查所估計，假如開徵資產增值稅、股息稅、遺產稅等三項針對富豪與財團的稅種，已可為香港庫房帶來每年100-500億（參考不同稅率）的穩定恆常收入，這筆收入足以大刀闊斧增加公共醫療、護理、教育、交通、房屋的資源等。另一方面，單單政府胡亂揮霍在大白象工程和利益輸送的開支亦完全可以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 社會主義者行動主張停建大白象工程，開徵富人稅，設立失業援助金及全民退休保障，要求大規模增建公房達每年五萬單位，解決窮苦大眾的燃眉之急。然而，要求親資本的政府滿足這些訴求無異於與虎謀皮。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起來鬥爭，將大企業與銀行公有化，讓工人民主監督和控制。 香港：47人被國安法起訴 審訊猶如拷問 中共與香港政府再次發動政治清算，在年初大搜捕53名參與“35+初選”的參與者後，在2月28日以《國安法》中“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其中47人，當中包括梁國雄、岑子杰、胡志偉、譚文豪、楊岳橋等，甚至包括已然在囚的黃之鋒。 被起訴的47人在3月1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數百名民眾大清早甚至通宵在法院外排隊輪候入內旁聽以示聲援。下午，在場警方一度舉“藍旗”和“紫旗”威嚇群眾，其後在旁晚驅趕民眾離開並封鎖法院。更惡劣的是，當晚一名代表被告的律師丘律邦，手持法律文件進入法庭之際，竟被在場警員拒絕放行，其後更以涉犯“阻差辦公”、“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罪名將其逮捕。 而政府一方的起訴程序亦極其不合理，政府一方表示仍有大量的電子證據有待處理，甫開庭便申請將聆訊押後至5月31日，並要求將47人還押，反對保釋。在未完成搜證工作的情況下，政府就提早起訴並將被告人收監，相當於未審先判。 審訊過程猶如酷刑拷問，被告在首天要進行連續十四小時審訊，加上前一晚被拘留在警署，很多人隔十二小時未能進食，每天只能休息數小時，三天沒有洗澡。法官甚至拒絕讓被告更衣。梁國雄、楊雪盈等人審訊期間不支暈倒被送院。 這項“控罪”的量刑極其嚴峻，量刑起點從最低十年徒刑起，最重可判終身監禁。但同時，“控罪”的立足點理據卻又非常薄弱。多名在法院外聲援的民眾均表示“控罪”非常謊謬，但對判決的結果卻感到悲觀。民眾紛紛表示，對所謂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難以信任，認為他們只會執行中共的意志，勢必會將47人定罪收監。而在訴訟前一星期，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點名黎智英、黃之鋒及戴耀廷，稱三人是“反中亂港分子”當中極端惡劣者，要給予嚴懲，猶如在審訊前向法院發號施令。 今年九月可能會舉行“立法會選舉”，中共急於在此前執行全面的清洗，以防止像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毀滅性慘敗重演。儘管中共對外宣聲“國安法”有效“回復社會穩定”，但實際上掌權者深知香港的民憤在過去一年以來有增無減，只是埋伏在地下等待爆發。即使以防疫為名剝奪了集會權利，並打壓所有的公開政治活動，但民眾正一次又一次地尋找表達的機會與方式，以對抗專制的打壓。 因此，即便是在去年十一月“國安法”實施後，超過六十萬人依然積極地參與了“35+初選”，這對於中共而言相當於奇恥大辱！因此中共與香港政府去年再借“防疫”為名將立法會選舉拖延整整一年，以此時間清洗非建制派候選人。對中共而言，最有效的清洗方法莫過於將候選人統統投入大牢。 自早前中共“DQ4”引發立法會內所有非建制派總辭後，本來已無實權的立法會，失去了最後僅餘的一絲認受性。正如我們早前所指出，民眾會在短期內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台，但這同時會對統治階級造成危險，因為群眾的不滿情緒會引導至其他的抗爭渠道。 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比立法會更有力的新抗爭工具。長遠而言，幻想會消失，鬥爭會因而激進化。事實證明，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制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必須以改變整個制度為目標。因此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可以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我們社會主義者聲援47名被荒謬控罪指控的人士，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即使很多被告的立場與反資的工人階級立場距離千里。同時我們不能坐視政權借“防疫”之名壓制社會運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政權趁此機會步步進迫。我們主張現時迫切需要重建群眾鬥爭 但鑑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2019的反威權鬥爭，即使有無比的勇氣和力量，卻未能贏得重大的成果。未來運動要勝利的話，一定要從近月泰國和緬甸的鬥爭經驗中學習。尤其在緬甸，工人罷工癱瘓了經濟和銀行系統，削弱了軍方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必須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繫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財團與銀行也是禍害的一部分。資本主義與專制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隻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制，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制度。各爭取民主權利的政黨和團體應立即召開一個抗爭平台，在建設工人組織和工會的基礎上動員並重組群眾，為民主權利與經濟生存權而鬥爭。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社會主義行動申請加入民陣公開信 致民間人權陣線： 中共正在吹風要用國安法控告民間人權陣線。白色恐怖的政治氣氛令泛民黨派紛紛退出民陣。此舉對於抵抗政治迫害的鬥爭並無幫助，實在令人遺憾。 中共要取締的不只是民陣，而是香港舉行反中共大型和平集會的合法權利。若果民陣受到打擊，七一遊行將可能從此消失。消滅民主運動的示威權利才是中共的真正目標。中共下一個目標將是支聯會及六四集會。各大民主派工會恐怕也不能倖免。 民陣作為號召大型集會的主要平台，無疑在2019年的抗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2019年3月發起1萬2千人遊行，醞釀前期的反送中運動，至6月9日的100萬人及6月16日的200萬人上街，驅使抗暴革命爆發，到了運動中期陷入僵持狀態時，民陣再發動818的170萬人流水式集會再鼓起運動。即使過去民陣由溫和泛民所主導，社會主義行動並非認同其全部做法，但現在捍衛它就是捍衛示威權利。 社會主義行動現申請加入民陣，望獲所有留下來的成員團體批准。我們呼籲所有反獨裁的團體留在民陣，或者加入民陣。國安法通過前，多個自行解散的民主派團體，最後也沒有避開中共的鎮壓，足見退出民陣並不是避開中共打壓的逃生門。作為民主運動的團體，理應站出來告訴群眾——鬥爭將會繼續。 中國／香港：ISA發起全新的聲援行動 自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過後，局勢已全然改變。習近平獨裁政權和名不符實的中國共產黨回應這場運動的方法，就是對民主權利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打壓，其目的是要摧毀這場運動，並防止未來在香港和中國大陸任何的群眾鬥爭。 鑑於這些對香港民主權利的攻擊以及在中國大陸越來越嚴厲的打壓，ISA發起了“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暫譯，英文名稱為Solidarity Against Repression in China & Hong Kong）運動。這項運動的目的是加強大眾對中港實際發生情況的認識，以動員來自普通人民、工人和青年的團結聲援。 這個運動在幾個重要方面將與幾個其他現有的聲援行動有所不同。ISA在中港都有我們的同志和社會主義支持者。他們受到直接的打壓威脅和影響，令這場鬥爭非常具體。 我們的團結運動將集中於中港受壓迫階層（工人、年輕人、婦女和少數族裔）所面臨的局勢。我們將避免按照各自議程的各政府和商業利益團體發起的倡議。當民主權利和工人權利問題受到威脅時，他們既不能為被壓迫者發生，也不能被信任。在中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新冷戰時代，這尤其重要——因為雙方都試圖操縱全球輿論，利用全球輿論進行他們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 該運動的目的是教育、介入和組織聲援行動。實際和即時的團結聲援意味著向遭遇國家鎮壓的受害者表示支持，並儘可能廣傳相關事件的消息。該運動希望以提出決議案、製作影片和分享活動照片來提高全球工會和勞工運動對中港鎮壓的認識，以支持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工人權利和民主權利。 中共直接治港的新模式將自製災難 香港正處於歷史性的反革命狀態。中共動用國安法全面鎮壓，參加初選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身陷囹圄，立法會被閹割至人大一樣，法庭不斷重判示威者。9名泛民政治人物被裁定前年8月18日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其中5人被判監8至12個月，當中社民連梁國雄（長毛）被判最重的18個月。他們多人還將面對國安法的審判。 中共提出“愛國者治港”，為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正式送終。中共全面改組香港立法會，立法會直選議席由一半降低為90席中的20席，候選人必須獲得港區人大政協代表的提名，而且還有國安部下的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本上由中共牢牢操控。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共徹底錯估形勢，誤以為建制派會大獲全勝，故此沒有取消區議會選舉。最後民主派奪得9成議席，使中共驚惶失驚措。中共明白到，哪怕是空間極度有限的選舉也可以成為群眾投抗議票的平台，因此下定決心要全力扼殺選舉空間。現在，中共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因為該五席由區議員提名的，將會由泛民占據候選名單。中共亦害怕全港性選舉會變成變相公投，讓選民抗議票。 中共對小圈子的特首選舉也不放心，即使廣大群眾並無投票權，還是害怕泛民主派有可能提名挑戰中央的候選人。除了取消區議員的選委資格外，醫護和社工的權力亦被削弱，而中資代表則獲得新增的商界（第三）界別。中共打破了泛民迷信九七後體制內妥協和“循序漸進”改革的幻想，不論是35+控制立法會，還是300+特首選票的關鍵少數，都已是灰飛煙滅。 議會淪為笑話一則，杯葛選舉的氣氛已在群眾中蘊釀起來。建制派已正吹風，指鼓吹投白票將會是違反國安法。不論反對派能否發起公開的白票運動，選民的投票意欲己將大大減低，使中共又再自取其辱。中共及港府自以為強硬鎮壓會平息反抗，但民怨只會繼續積累下去。 泛民主派的生存空間被扼殺，並不代表建制派可以大安旨意，從此歌舞昇平。中共同時會整頓治港勢力，淘部分的建制冗員，希望更有效直接控制香港的政策。三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拋出“忠誠廢物”一詞，嘲諷香港建制派雖然忠心耿耿，但卻庸懶無能、無力護主，並非“賢能的愛國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則以“廢柴學者”一詞回擊。建制派與中共要員公開罵戰是極為稀有之事，表面上無意義的口水戰，背後揭示著建制內部權力大洗牌將會進行，各方都在爭奪政治分贓。 習近平政權不會明白，是自己極為強硬的統治造成香港民意反彈，激起2019年以來的激烈反抗。中共反其道而行，相信要更強硬控制香港、更直接指揮香港才可避免日後危機再生，因此改變過去經中聯辦及香港建制派的統治模式，削弱因山頭林立而行動散渙的建制派之權力，由中共黨機關直接治港。 在前年香港抗暴革命爆發期間，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就多次南下深圳，設立“危機管治中心”指點治港政策。經過這場風浪後，中共要把直接指揮香港的做法制度化。2020年2月，中共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由韓正擔任組長。這種小組是用於駕空國務院的權力，使國家事務更直接由黨控制，方便習近平集中權力於一身。習近平上任以來，擔任過經濟、財經、外交、網絡、法治、國防等小組組長。 沒有了民主派，“忠誠廢物”出現生存危機。過往建制派動輒將民不聊生歸咎於“反中亂港”、“拉布搞事”的泛民。現在，他們不能再以泛民作為代罪羔羊，推卸政府暴政的責任。若果當連橡皮圖章也不如，恐怕會失去對中共的利用價值，因此在政治小醜劇扮演一下“反派”，提高一下批評政府的聲調，來獲得自己的定位。最近建制派反對林鄭興建沙嶺超級殯葬城，就是一邊向中共表忠、一邊向林鄭撒野的表現。當然忠犬還是忠犬，他們不可能有任何獨立性，更不可能挑戰中共和財團的利益。 幾名內地商業精英高調成立紫荊黨，旨在於新選舉制度中取代香港建制派。紫荊黨創黨主席李山兩會期間獲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單獨接見。該黨創辦人之一、中播控股董事長黃秋智直指，改選舉制度將“溝淡”現有建制派，更直指建制派“令中央無法聽取香港真正的聲音”，以至在2019年區選中大敗。然而，依靠他們執行中共的政策只會適得其反，製造更多衝突和動盪。香港建制派在紮根多年，好歹在直選中也有4成選票支持，而且利用強大的資源進行地區工作，在不少貧困屋邨能欺騙到一定民心。新建制派的內地精英面孔對香港人來說更陌生，其政治背景更為離地，難以在香港獲得深厚的支持。中共又再次自製多一個不穩定的因素。 面對嚴厲的鎮壓，泛民知名的政治人物很可能面臨長期監禁。而香港半民主議會政治正式死亡，令泛民政治也絕路。中共在主權移交時，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循序漸進走向普選的假承諾，產生了半民主議會與泛民政黨這種政治產物。故此，議會就是泛民的母體。溫和泛民並不相信議會以外的群眾鬥爭和組織，他們擔心鬥爭會變得“太激進”會挑戰到他們的領導地位，沒有議會根本沒有生存空間。他們要不是自行解散，就要跪求中共讓他們入閘參選。現在泛民各黨已在討論是否繼續參選而陷入分歧。而任何決定參選的泛民政黨，都將會被群眾視為“忠誠反對派”。 整頓香港建制派除了政治因素，也是為了讓中資加快接管香港經濟。在中美衝突激烈化下，中共要應付與美國陣營的經濟脫勾，因此加強接管香港以免經濟孤立。此外，中共亦要進一步控制香港的戰略產業，包括土地、電訊和電力，從而確保在地緣政治衝突中掌握對香港的統治權。中資占香港經濟份額是越來越大，已占據了港股市值的七成以上，去年新上市股份有98%都是中資股。而在多宗基建工程合約，中資亦占總款額約一半。例如造價逾千億元的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合約中，中資占總款額的54%。 中資亦積極收購農地及競投官地，但囤地面積仍遠落後於港資地產商。為了加快接管香港土地，中共要發動權力鬥爭，掃除部分港資與新界地主的障礙。三月，韓正提到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隨後廉署以涉嫌貪污詐騙拘捕24人，包括香港村屋大王王光榮及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等鄉紳。鄉議局根本是“愛國愛港”團體，為中共效犬馬之命，可預見權鬥之手未來將會伸至中共多年來的另一個盟友——港資地產商，要知道近年黨媒攻擊李嘉誠為“地產吸血鬼”而不是新鮮之事。香港地產商要麼更開放與中資合資開發土地，要麼像李嘉誠的長實那樣拋售大量資產。 紫荊黨最近流出一份內部刊物，拾韓正的唾餘，指中央只要出手強征新界土地，就可解決香港土地問題。這種說法實在荒謬可笑。多年來，中資與港資之間雖然互相爭奪市場，但也合資聯手炒賣或開發土地。他們總體來說有共同階級利益，而房屋問題的受害者正是他們的階級敵人——工人階級。中共自己就是住屋問題的元兇。 去年以來習李就統治方針出現激烈的權鬥。主要代表中共太子黨、資本家和鄧小平時代元老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認為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和強硬鎮壓在國內製造了不必要的衝突，也與西方國家製造前所未有的對峙。他們希望恢復鄧小時時期的溫和政策，讓中國可繼續融入世界市場。與西方資本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的香港資本家現在被中共排擠，也一定程度上這場權鬥的延伸。 事實證明，在中共政權的統治下，立法會形成“35+”從來都是不現實的，中共政權永不能容忍偽議會落入反對派手中。由此可見，在制度內循序漸進改革是註定失敗的。群眾鬥爭的邏輯是要改變整個制度。 在可預見的將來，鬥爭會失去了立法會這個鬥爭平台，但群眾的不滿情緒亦因此會被引導至其他更激進的抗爭渠道，對統治階級造成更大的危險。如果基層勞動者在職場組織起來，建設真正戰鬥的活躍工會和群眾組織，會形成一種新的且威力更大的抗爭工具。中共自作聰明的“震懾”策略等同抱薪救火，促使香港的民主運動“蛻變”。 香港鬥爭需要拋棄對資本主義的幻想，認知到不論中資、港資還是外資都是禍害元兇。資本主義與專制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他們分別是一隻惡魔的左右爪牙，都想鎮壓民主權制，以保護權貴對基層工人的剝削制度。運動也要拋棄“香港鬥爭可以在一個城市內勝利”這一想法，而要將運動連繫至中國大陸同樣受極權壓迫和資本剝削的群眾。尤其現在中國青年大大激進化，下一場大規模運動可能會先在中國大陸爆發，倒過來鼓起香港的抗爭。 香港：青年窮人無份的BN(O)居英權 在中美衝突升溫下，英國政府一改過去無視、甚至附和中共鎮壓香港的態度，推出“5+1方案”的BN(O)留英計劃來回應《港區國安法》。去年英國政府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簽證及居留，並撥款4300萬鎊為移英港人提供協助。除了因為與中國發生地緣政治衝突，英國政府也想藉此搶奪香港中產階級帶來的資金。 到目前為止，據報已有兩萬七千名港人通過這一計劃申請移居英國。英國當局估計未來5年將會有超過30萬港人移居當地。中國視之為挑釁推行反制措施，宣稱“不承認”BN(O)為合法旅遊證件，甚至不排除未來會取消移英者的港人身分。社會主義行動支持港人移居權和庇護權，反對中共的打壓。 留英計劃被很多港人視為德政。事實上BN(O)政策源於1980年代右翼英國政府不願意給予港人英國公民身分，聲稱這會使英國“被外來文化淹沒”。今天這項政策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英國政府估計，雖然持有BN(O)的港人數量將持續上升，去年年底已達73萬，能通過這一方案出逃的港人占人口不到10%。更重要的是，作為2019年抗暴革命主力的年青人，尤其是24歲以下者，除非他們的父母持有BN(O)並有意離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申領BN(O)，根本沒有機會出走。最需要受到庇護的一群將受到無視。 成本高昂 BN(O)簽證移居者，要等待6年才能享有英國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而以英國的生活水平社會，除非具一定教育程度和資產的中產階級，否則難以承擔當地的生活費。據《經濟日報》報導，假如一家四口以BN(O)居英方案移居英國，等候入籍的6年間開支至少須485萬港元。這就使得基層民眾卻步。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中上階層坐擁豐厚資金。去年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以上淨資產的“千萬富翁”達51.5萬人，創歷年新高。港人資金的流入直接推動了英國的樓價飆升。萊坊(Knight Frank)的數據顯示，過去12個月，香港買家占整體外國買家的4%，高於2016年的2.5%。部分移英的香港業主更試圖在當地複製香港式炒樓牟利，大量地產業者正在開班傳授炒樓技巧。資本輸出到哪裡都像蝗蟲一樣侵蝕資源，所謂蝗禍根本是階級問題而不是族群問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香港人未來也不免會在英國或其他避難國裡面對種族歧視。 過去兩年英澳加都有港人亦不忘繼續鬥爭，舉辦聲援香港抗爭的集會，應該予以支持。然而，依靠香港民族主義（港人身分認同）來建立海外生態圈卻只是一種幻想。在20世紀初，海外華僑之所以能夠成為第一批形成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並為1920年代反帝運動埋下種子，是因為華僑工人階級有著受到種族歧視與欺壓剝削的共同經驗。然而，今天中產階級為主的香港民族主義是相當軟弱，移英港人欠缺集體生活的連結，使“港人身分認同”難有組織的發展。海外黃店可以像民主牆那樣作為宣傳平台和表達空間，但在金融資本壟斷的今天這並不會形成獨立的經濟圈。目前大部分黃店賺到的錢是不會回饋給抗爭運動或援助政治犯的。移英港人真正要做的，不是聯結英國政府或兩大黨權貴政客，而是團結在英國的工人和基層群眾，挑戰英國的工會官僚，要求工會支持中港民主鬥爭，亦要中國大陸的群眾輸出革命，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 香港：巴士逆市加價 市民百上加斤 疫症下市民面對無薪假、減薪甚至失業。九巴及新巴城巴卻於3月中獲行政會議批准大幅加價。九巴已於4月4日把獨營路線價格上昇平均5.8%，最高達8.6%，聯營過海路線則分階段加12%，4月4日先加8.5%。新巴、城巴則獲准加價12%。首階段已於4月4日起開始整體平均加價8.5%；並於明年1月2日再平均加3.2%。 三大巴士公司過去十數年多次加價，數次高於通脹。當中城巴和新巴於2019 年1月加幅更達9.9%。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去年因獲政府補貼9億元，令其有2億元盈利，近5年已累計賺21.8億元。而且九巴於2001年把其廣告業務附屬公司RoadShow分拆上市，其帳目並沒有直接包括其廣告收入。由巴士車廠用地所得，賣樓及出租商場收益，則歸載通國際所得。 巴士公司另一方面對員工則越見刻薄。九巴後勤部門於1月有數十人遭“勸退”離職。自3月起，以合約形式續聘已退休車長改為只以半職聘用，更指定夜更崗位。底薪較舊合約減少三成。而負責清潔車廂的清潔工，則由4月起被轉為外判工，轉職到清潔承包商工作。至於新巴及城巴，去年底強制員工每月放1至2日無薪假、要求“自願申請”短工時更份安排，即相關更份最多上班4小時，以時薪計算工資。於2月先後解僱了10多名文職人員和逾40名後勤部門員工。3月獲批加價後，更把所有兼職車長停職。 疫情下削減班次 提供市民服務方面，疫症下乘搭人次減少，本來正好令每班車的載客人數減少，以保持每人的距離，減少病毒傳染機會。但政府卻批准巴士公司縮減班次，讓疫症初期九巴部分班次延長至30至50分鐘一班。現時南區部分路線上班上學繁忙時間候車需時達半小時，今年初新巴城巴個別路線甚至曾經於周日每小時才有一班。 社會主義者認為，大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的運作目的，應用於提供免費及優質的服務，並禁止疫症期間任何惡化員工待遇的行為。工人需要團結組織工會才能有抗爭的力量。只有把交通企業公有化，置於民主的集體管理下，才可令其真正為民眾服務。 香港：“套丁”數十年 資本賺到盡 近期，廉政公署再度就套丁案逮捕“丁屋大王”王光榮及其次子王德信，再令人關注起新界“丁權”及“套丁”等問題。 所謂“套丁”，指的是擁有建屋“丁權”但無地的新界原居民男丁，與有地但無建屋權的地產發展商私相授受。表面上由地產商廉價“賣地”予男丁，再由男丁申請興建“丁屋”。私底下，該“丁屋”實際上由地產商所擁有，並由地產商出售牟利，男丁在其中收受一筆據稱約十多萬到五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套丁費”。按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DCCC 25/2015）的判決顯示，以上的“套丁”行為屬串謀詐騙地政總署的犯罪行為。 假如我們宏觀地審視，根據2013年10月30日香港政府“立法會十八題：鄉村式發展地帶”新聞公告顯示，法定圖則中規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土地的總面積為33平方公里（約占香港總陸地面積3%），而全港整體的住宅用地僅占香港總陸地面積4%，意味著香港超過90%的居民擠擁在4%的土地上，相對地，不到10%的原居民卻（至少在紙面上）有著3%的土地預留。 但事實上，正由於土地緊絀，現時大多數所謂的原居民男丁根本手中無地建丁屋，他們最多不過是一次性地將自身的“丁權”出賣予財團，套現區區數十數現金，與財團“套丁”後發展成動軏市值千萬元的低密度豪宅相比，連九牛一毛都比不上。據《蘋果日報》報導，地產發展商垂涎套丁建屋轉售的暴利，往往通過村長鄉紳甚至黑幫威逼利誘原居民出賣丁權，過程中多番涉及眾多利益瓜葛而發生血案。可見目前，實際上大多原居民男丁的所謂“丁權”根本並非建屋自住，而僅僅是地產商和鄉紳牟利的其中一條渠道。 早在2016年，媒體《香港01》已曾揭發“新界王”劉皇發與其兩名兒子劉業強、劉業光等人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涉嫌以套丁的手段發展丁屋屋苑“龍濤灣畔”、“成發山莊”等，獲利1.2億。追查之下，其中一名出售丁權的原居民亦直認當時早已出賣丁權，賣價僅五六萬元。 套丁行為的非刑事化 據報導，涉嫌套丁牟利的還包括前行會成員張學明、廣東省政協溫幸平、地產商金朝陽集團、甚至負責丁屋政策的前地政署官僚！可見這些建制中堅，一方面貓哭老鼠假惺惺地表示了解香港民眾住屋問題，另一方面卻涉嫌在套丁操作上下其手牟取數以億元計的暴利。 而是次“套丁”案件，涉案者亦堂而皇之地搞出一個“套丁”屋苑“曉門”公開出售，整個屋苑占地達3.3公頃。而這一“套丁屋苑”並非特例，大埔“華樂豪庭”同樣屬疑似套丁屋苑，占地4.6公頃，已相當於一般公屋邨的占地面積。相比之下，以“曉門”為例僅發展277戶，而占地相約的公屋啟晴邨（3.47公頃），則發展了5,204戶，兩者相差近20倍，這是對土地發展荒謬的浪費和揮霍。 與此同時，套丁泛濫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在現時特首林鄭月娥身上，據香港電台報導2007年時任發展局局長的她應鄉議局的要求，將丁屋申請表中，申請人聲明沒有轉讓丁權的一項剔除，變相將套丁行為非刑事化。而這一政策的改變，全港民眾居然一直被蒙在鼓裡。直到前文所述的2015年李欽培套丁案開審，鄉議局出示林鄭簽署相關政策改動的信件，全港上下才驚聞此一消息。 但面對這些嚴重且泛濫的情況，即使媒體甚至民間團體如本土研究社得都能查出大量疑似套丁的案例，相關的官僚機構卻幾乎完全無所作為。被媒體曝光的套丁鄉紳名流等人，在過去數年間絕大多數都未被追究或正式起訴。直至2019年元朗721事件後，民眾對封建鄉紳和“鄉黑”勢力憎惡至極，大批民眾自發追查其不法行為。到最近，廉署方才姍姍來遲地逮捕數人，予人“找小弟祭旗交差”之感。 香港丁權問題積陋已久，這本身就是一項傳統封建宗族的殘留物，其中涉及到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乃至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在現代社會散發著封建時代中令人慾嘔的惡臭。社會主義行動主張應當立即廢除丁權，全面沒收所有地產商及“鄉黑”勢力的土地和農地，由居民代表及規劃專家組成的土地委會員規劃發展，全力興建廉價優質且密度合理的公共房屋供應全港民眾所需。 疫情下的香港經濟危機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已超過一年，然而疫情仍然未見終結。雖然病毒對民眾的健康未造成如部分地區那樣嚴重的傷亡，但對勞動大眾的影響依然巨大，特別是經濟民生方面。2020年的香港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全年經濟增長為負6.6%，是1961年有記錄以來最差，而且亦是連續兩年陷入衰退。 受到疫情打擊，短短一年間，失業率至今飆升到7.2%，是自2004年以來最嚴重。除此之外，打工仔還要面對就業不足、強迫無薪假、減薪。受到最大衝擊的行業無疑是零售、飲食、旅遊、航運、酒店業等等，當中餐飲業失業率更高達14.7%。而貧窮人口亦屢創新高。 雖說是疫情導致經濟狀況惡化，但香港早在疫情之前已經陷入經濟衰退（源於中美貿易戰與中國經濟放緩），2019的經濟增長為負1.2%。 的確，普遍分析認為本港今年經濟會出現反彈，港府預測本年經濟增長為3.5至5.5%，至於IMF也預測有4.3%增長。不過，這是建基於去年衰退底下的基數，如果把2019-2021年3年的數字加起來，經濟仍然為負增長。IMF亦警告，全球經濟反彈後會逐漸失去動力，甚至要到2023年才可回復到疫情前的經濟數字。 就算是2003年SARS之後香港表面經濟數據能很快復甦，但嚴重的失業率要持續到5年之後的2008年才回復到低位。也就是說雖然經濟數據可以改善，但工人階級的處境往往要更延後幾年才能有所改善，更不用說貧富懸殊的問題實際上是越來越差。而當年的危機尚且有雙位數增長的中國經濟作為緩衝。然而，今天中國經濟也陷入自1976年來最差的狀況，未來經濟困難的時期還會持續。 港府是貧富懸殊的元兇 同時，香港政府將擺脫經濟困境的希望，押在大規模接種疫苗身上，然而在缺乏醫療配套、安全保障、政府長期不得信任下，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疫情反覆未來仍然會威脅經濟。而在經濟危機持續下，最受打擊的就是廣大基層與勞動大眾。 去年12月，政府公布《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2019年的貧窮人口達到149.1萬，貧窮率為21.4%。但官方的貧窮線定於算每月家庭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1人家庭的貧窮收入僅為$4,500，根本不足以反映在生活費昂貴的香港下真實的貧窮狀況。但這貧窮數字已經是自2009年政府設立貧窮線以來的最高。至於深受疫情打擊的2020年，可想而知社會貧窮必然達到破紀錄的程度。 面對勞動大眾嚴峻的貧窮、失業問題，這個坐擁過萬億儲備的香港政府做了什麼來救濟市民呢？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政府以巨額財赤為由，非但沒有設立如失業援助金等的社會保障，連過往多年的“派糖”政策更在本年度“減甜”，連過去杯水車薪的生果金綜援“雙糧”、公屋免租一個月等政策也被取消。 實際上，政府所宣稱的赤字，相當部份就是源自於大白象工程：傾325億推“落馬州創科園”計劃、6000億元“明日大嶼”計劃。而去年為了拯救私人企業，政府向海洋公園撥款54億，向國泰航空注資273億元。海洋公園今年又正向立法會申請追加撥款67.9億“救亡”，即是短短大半年就獲得公帑120億。當中國泰獲得政府注資後，更隨即大規模裁員8500人，留下來的員工亦遭大幅減薪。 似乎政府現在已毫不隱藏地充當工人的劊子手、貧富懸殊的製造者，顯露自身服務資本財團的本質。 與此同時，縱使疫情與經濟危機的影響，有錢人卻越來越富有。花旗銀行早前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2020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人口達51.5萬人，上升2%，創歷年新高。這與全世界在疫情期間的趨勢吻合，全球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的富豪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當中有23名香港富豪擠身全球500大。可見，統治階級不斷宣傳的“共渡時艱”是假的，朱門酒肉臭才是真的。 五一勞動節 最低工資$66 很快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是勞動大眾透過抗爭來捍衛自身權益的傳統節日，但去年五一當局首次藉助“限聚令”來禁止遊行，而今年亦以同樣原因不能有五一遊行，可見政權打壓民主權利也就是在打壓工人權利。在國安法鎮壓下，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及醫管局員工陣線余慧明身陷監獄，未來政治罷工很可能為定罪為“顛覆國家政權”，加上白色恐怖氣氛也會壓制經濟罷工。 對於香港的廣大工人階級來說，勞動節實在有太多太多需要爭取的改變：全民退休保障、廉價住房、租金管制、最高工時、男女同工同酬、工會集體談判權等等。更甚，今年的五一是首次被政府凍結最低工資的一年。 香港自2011年訂立最低工資以來，水平一直極低，現在僅為每小時37.5元。今年凍結最低工資後，意味著政府最快要到2023年才有可能增加，變相這4年來基層的收入連通脹也趕不上（巴士今年已率先加價）。根據樂施會在2018年的一份報告，要在香港能夠得到有體面的生活，應付衣食住行等開支，在計算通脹影響後現在基本一人開支為$11,328。以標準每周五天工作、每天八小時制來計算，最低工資應定在每小時$66，也就是說官方水平根本低估算了77%，而這個工資水平亦應與生活物價掛勾。 以香港2020年的人均GDP 36.23萬港元（也就是每月$30,192）來看，這個基本工資水平根本不算高，也可以看到香港勞動者的財富究竟有多少被那些老闆們剝削掉。 展望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隨著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保護主義、去全球化成為“新常態”，傳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未來可謂夾在中間進退兩難。北京及港府近年積極推廣“大灣區”融合， 目的就是將香港納在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圈內。 香港政府最近推出了所謂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青年人到大彎區工作，並以公帑補貼企業的工資支出，這就是當局試圖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方案！不過要知道，大灣區是沒有獨立工會的，工人維權是非法的，習近平年初南巡深圳時候更加將惡名昭彰的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制）合法化。因此，港府只是想把香港青年變為血汗工廠的新力軍。 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經成為香港最主要的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也是香港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目的地，兩者占額都超過一半。中資企業越來越大舉進駐香港不斷加速，去年有中國體育品牌李寧入主港資服裝品牌Bossini、中國移動旗下公司以工業地史上最貴金額擊敗港資地產商投的沙田地皮等。相反，在《國安法》通過後，美國商會的調查指2/3美企認為情況不利其前景，而有另一調查顯示超過30%日資企業考慮減少在港業務。中資未來勢成為香港的新“霸權”。 香港被綁上中國經濟列車 至於香港的經濟支柱金融業，去年在香港新上市的股份有98%為中資企業，比例史無前例地高。今年隨著中美衝突惡化，美國實施《外國公司問責法》，越來越多在美股上市的中資企業將會尋求在香港“二次上市”，當中包括百度、嗶哩嗶哩、攜程等。過去中美衝突，美國也曾經考慮針對香港的美元結算及聯繫匯率制裁中國。未來，香港從國際金融中心變成“中國金融中心”是大勢所趨。 因此，香港不單是政治“大陸化”，而且整個社會與經濟命運也與中國綁在一起，未來越來越左右香港發展的，是中國的局勢，使香港工人更需要團結中國大陸工人共同抗爭。 擺在香港勞動大眾眼前的問題，不外乎是就業、工資、維生的問題。然而，親中共、親財團的港府是不可能改善、亦不願意改善基層的處境，他們的目標只是保護財團和大企業能夠在制度崩塌中存活下來，並平息民憤迫使大眾接受這些痛苦的經濟政策。 香港的勞動者需要意識到，我們與中國大陸的工人階級及所有被壓迫者都是命運共同體。要應對未來更嚴重的危機，今天就要捍衛工會權和罷工權，反對國安法鎮壓，並且加入、組織新的戰鬥性工會，以及我們的政治武器──新的工人政黨。不但要在香港重建鬥爭，更要連結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勞動者的集體力量，共同抵抗資本主義與獨裁的一切剝削與打壓。 香港：疫苗接種一再“甩轆” 香港自2月26日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的全民接種計劃，但顯然反應並不熱烈。截至4月7日，疫苗計劃開展到第41天， 接種第一劑的人數仍不到52萬人，僅占人口比例7%。 土耳其、巴西和智利在接種中國科興疫苗後，確診率不減反增，而中國也傳出醫護人員接種2劑國產疫苗後仍確診感染肺炎。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終於坦承，中國疫苗保護力低，當局正考慮混打不同種疫苗來提升保護力！ 死亡風險 民眾對疫苗接種缺乏信心的因素眾多，首先的原因在於安全性問題上。特別是對供港主力的中國制科興疫苗安全性抱有極大的懷疑。截至4月9日，香港共有15人於接種疫苗後死亡，當中13人接種的正是科興疫苗。雖然未有證據指死亡個案與疫苗接種存在因果關係，但接種中心在打針前並沒有檢查市民的病歷，加上所謂專家並無加以檢查死亡個案，政府一切照常繼續接種計劃，使民眾的信心大受打擊。 之所以造成這一現象，政府的接種策略絕對難辭其咎。須知為應對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各國的疫苗不管是科興抑或復必泰，大多只是獲“緊急使用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這是自EUA通道成立以來，首次全球性大規模批出EUA進行廣泛全民接種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意味著這些疫苗有著比一般正常程序上市的藥品更高的風險。因此在中國，政府官方還稱“臨床試驗關於老年人保護效力的數據還不充足”，要等到“獲得足夠的安全性、有效性數據後”才會開展高齡長者的大規模接種工作。 奇怪的是，連科興自己也表示不建議長者接種的情況下，香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優先安排60歲或以上人士及長期健康問題的人士接種。而結果自2月26日接種計劃開展以來，接種後出現嚴重反應須送院的亦多數是長者。顯然政府想營造一個照顧長者的形象，但這毫無根據的優先接種政策卻收到了反效果。甚至令人覺得香港政府是不是要用香港長者作為“白老鼠”，以供給科興疫苗高齡群體的臨床接種數據。 此外，造成反應冷淡的原因還有於接種後的配套政策一片空白。比如打壓遊行集會的限聚令是否會取消？“疫苗氣泡”會否重啟，以儘可能恢復航運與旅遊業的運作，讓從業的工人走出困境之餘亦吸引其接種？所謂“疫苗護照”的政策進展又是如何？正與多少國家地區接洽相關安排？是否可以讓部分被勒令停業或須遵守營業限制的行業可以接待已完成疫苗接種的民眾？這些通通都是民眾最為關心的事項，但一切在政府的公告中卻似乎諱莫如深，或只有一句“正在研究”的官腔廢話。政府對本港疫情毫無掌握，加上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各自為政，難以互相協調抗疫政策。今年社會運作能否恢復運作仍有很大疑問。 同樣的，政府供應的也一直以來僅僅只有科興或復必泰兩款，而從未看見政府有意擴大供應的種類，讓民眾有更多的選擇空間。這些因素同樣都令疫苗接種率和進度緩慢不前。更要命的是，4月12 日，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布坦坦研究所公布第三期臨床試驗最終研究數據， 結果指出，完成兩劑科興疫苗接種後對新冠肺炎的預防有效率僅得50.7%。假如按世衛60%才能達到有效的群體免疫效應的標準，那即意味著即使全港所有民眾都接種了兩劑科興疫苗，香港都不能擺脫瘟疫的威脅。 官僚怠政害苦民眾 再一次，香港政府對接種疫苗後的官僚怠政，加深民眾一直以來的懷疑：政府根本不想真正的平息疫情，而是希望通過將瘟疫維持在一定的威脅水平以借辭打壓遊行集會等民主權利。畢竟連梁愛詩都坦言擔心疫情平息，各項限制撤銷後大規模抗爭運動會捲土重來。 社會主義行動認同接種疫苗是對抗瘟疫的最重要手段，但我們主張應由醫護人員及專家民主產生的抗疫工作委員會制定防疫政策，並統籌一切抗疫物資的採購、物流和供應，基於科學數據而非政治去制定平衡而有效的防疫抗疫政策。 5月31日國際聲援抗議日——反對香港“國安法”審判！ 5月31日星期一，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長毛”梁國雄與其他46名被告將第二次上庭受審。這是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獨裁政權去年實施港版國安法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審判。一旦罪成，最高可判處無期徒刑。 本案於3月1日首次開庭，這是當局發出的一個嚴厲警告，目的是要向所有人展示用來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新法律。47名被告中有包括“長毛”在內的36人被拒絕保釋，並在“調查”期間繼續被羈押。在過去的香港，基於被告無罪假定的原則，除非是非常嚴重的案件（例如謀殺案）審判，否則通常准予保釋。3月的審訊持續了4天，被告甚至被剝奪了洗澡或換衣服的權利。當時有10名被告暈倒，包括罹患心臟病的“長毛”在內的4人需要送醫。 中共政權通過這次“國安法”審判，其打擊面涵蓋了幾乎所有反建制的反對派領袖和參選人，包括工會運動人士、親西方自由派和右翼本土派（香港民族主義者）。其中包括“長毛”這樣的前立法會議員。長毛曾五次當選為立法會的議員，而今天這個機構已經成為了橡皮圖章。習政權在香港實行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中共控制的機構或商會將欽點4/5的立法會議席，而國安部門亦能對所有候選人進行篩選，以確保只有“愛國者”才能參選。“愛國者”的定義是那些毫無批判地絕對服從習近平政權及其鎮壓政策的人。 針對這47人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案情指他們在2020年7月國安法實施數周后，參加了的非官方舉辦的“初選”。超過61萬名選民在這個“初選”中投票，來決定泛民參加2020年9月（後來被取消的）立法會選舉的代表。這次初選的投票率異常地高。而中共聲稱“初選”是為了推翻港府的陰謀。 無論勝出初選與否，所有參選人都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長毛”沒有贏得初選，因此根據7月份的結果，他不會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作為在鬥爭中擁有良好記錄的戰士卻不能成為候選代表，這顯示香港民主運動的政治意識是自相矛盾、甚至是混亂的。2019年的群眾抗議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高達200萬人上街遊行。民眾表現出了極大的創造力，並勇於挑戰強權。 2019年運動的教訓 青年人是推動鬥爭的力量，他們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那些曾是反對派主導力量的泛民政客，人們越來越感到他們“太軟弱”，並正確認識到他們阻礙鬥爭的角色。不幸的是，運動集中於“勇武行動”而忽視了政治，且強調“自發性”，而非去建立有組織的群眾組織（民主委員會、工會、罷工委員會和工人階級政黨），導致許多“新生”但在政治上十分局限且混亂的人物和團體冒起（言辭激進，但缺乏運動致勝的策略或思想）。 尤其是在運動變得精疲力盡的後期，部分團體的唯一“策略”，就是把他們希望押在美國和右翼西方政府的（實際上很表面的）制裁。這些組織缺乏有效的前進方式，而走向了徹底的死胡同，這也代表著運動對於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真正面目存有誤解。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呼籲我們的同志和支持者在5月31日在全球各地進行團結聲援行動，抗議香港的國安法審判。在大城市，在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外進行抗議是一個合適的選擇。但在某些國家，即使在小城鎮，英國、香港的主要銀行，譬如滙豐銀行的辦公室甚至也可能是進行抗議活動的好地方。（滙豐銀行的是國安法的幫凶。滙豐銀行亞太區首席執行官王冬勝是中共獨裁政權下的政協委員，並力挺國安法） 我們要求廢除香港的國家安全法，並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強調重建群眾性反獨裁的革命鬥爭的必要，將鬥爭傳遍中國，並將反對無處不威脅民主權利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 以下是“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新傳單的正文： 反對中港鎮壓！ 團結基層、國際主義，不信任為大企業服務的政客和政府 自2019年爆發群眾抗爭以來，香港至今已有10,200抗爭者被捕。當中有600多人因“暴動”和“非法集結”等政治罪行而被定罪，其中許多人被重判5年或以上的徒刑。中共獨裁政權將抗爭者稱為“恐怖分子”和“境外敵對勢力”，並強行實施了新的國家安全法以鎮壓民主運動。國安法的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香港曾是中國唯一擁有有限民主權利的地區。然而自從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這座城市已成為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共習近平專制想消滅民主“病毒”，他擔心這種“病毒”會從香港傳播到中國，同時他也想在與美國和西方政府不斷惡化的冷戰衝突中表現出強硬態度。 香港的鎮壓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100名社運人士被控違反《國家安全法》所規定的嚴重罪行。 •國安法嚴重侵害言論自由。香港民主運動多年的主要訴求口號“結束一黨專政”，現在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違者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北京天安門六四事件在中國是個禁忌話題。六四紀念活動過去只能在香港舉行，2019年的燭光晚會就有18萬人參加。但是2021年是連續第二年香港被禁止舉辦燭光晚會。 •香港的工會是中國鎮壓的目標。3,000人的新公務員工會於1月解散。兩個工會的領導者，職工盟主席吳敏兒和醫管局員工陣線（HAEA）主席余慧明的亦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吳敏兒已辭去工會主席的職務，並與工黨的斷絕聯繫，以期減低她的刑罰。其他幾名被告也切斷了他們的所有政治聯繫。 •左翼老鬥士、民主運動人士“長毛” 梁國雄也是國安法被起訴的人物之一。他在港英時期也曾因“非法集結”被判監18個月——這提醒大家，不只是中共政權才會實施鎮壓性法律。 中國的鎮壓 中國的鎮壓情況更嚴重。除了作為政府傀儡、從未支持（哪怕一場）工人罷工的黃色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所有獨立工會都是非法的。工人經常因罷工或抗議而被判入獄，特別是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的時候。工人領袖往往被指控“有境外勢力操控”。女權人士還遭指責“不愛國”和“被西方思想綁架”。 2018年，在著名的佳士工人鬥爭中，數十名左翼青年和毛派因組織聲援罷工工人而被捕入獄並遭受酷刑。因此，中共這個偽“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所打壓並監禁的，不僅是香港的自由派政客和民運人士，也包括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和工人。 在1200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居住的新疆，當局正進行以打擊“恐怖主義”為名的恐怖鎮壓。中共獨裁政權支持西方在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並以此來推進對於自己國內穆斯林的鎮壓，來加強對資源豐富的新疆的控制。維吾爾人受到歧視性的種族主義法律和大規模高科技監控系統（包括大型集中營）的統治。習近平政權最初否認存在集中營，但是當不可否認的證據出現時便改了說法，將其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是由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以及我們在中港台的同志所發起的一項國際聲援運動。我們在爭取民主權利和支持工人鬥爭方面擁有優秀的記錄。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旨在揭露中共獨裁政權的真相：這個政權是由億萬富翁所控制（中國現在的億萬富翁人數超過了美國），並擁有世界上最惡劣的工人權利記錄之一。同時，我們還揭露了西方政府反華言論的偽善，這些言論經常被用來煽動種族主義、引起分化，所謂推崇“民主”和“人權”只是空話。 民主vs獨裁 •美國向世界上73％的獨裁國家提供軍事援助。中國都沒有援助這麼多獨裁國家！ •英國統治香港154年期間也未曾舉行過首長選舉。 •只要對他們有利，“民主”國家的政府會支持任何國家制度。正如我們在緬甸所見，要與獨裁作鬥爭，需要工人和青年進行革命性的群眾鬥爭。 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及其大企業多年來與中共獨裁關繫緊密。他們過去共同遏制了針對侵犯人權的批評聲音，甚至曾幫助中國公安開發了一些最先進的監控技術。他們僅有的考量是，要從中國沒有工會的勞動力中榨取利潤，並開發中國不斷成長的市場。新冷戰標誌著這種友好關係的終結，而中西資本主義之間的敵對情緒也日增。 爭取民主的鬥爭——爭取民主權利，例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工會和政治團體的組織權、罷工、自由參選與投票權，以及換下現任政府的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特別是工人的鬥爭）才能勝利。而跟香港一樣，資產階級在今天站在民主鬥爭的對立面。 群眾鬥爭 唯一出路 民主權利從來不是哪個執政集團或政權贈與的，外國政府或“國際社會”也從未曾給予過民主權利。這是因為真正的民主權利和實現這些權利所需的群眾鬥爭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了嚴重威脅，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擁有全部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麼“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在反威權鬥爭中著眼建立活躍的基層團結，並堅決反對投靠任何資本主義政府。工人、婦女、青年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社會運動，是唯一可以打敗專制政權的力量。 警方打壓香港六四集會 香港保安局已禁止舉辦今年度紀念1989年大屠殺的六四燭光晚會，威脅參與六四集會可判處5年監禁。此外，警方也最近宣布，就算僅僅宣傳六四晚會，亦可處以1年監禁。 就此，當局以疫情為藉口禁止集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真正的原因自始至終是中共政權想讓32年前血腥鎮壓北京民主運動的件事從人們的記憶中消散。在中國大陸，當局企圖用嚴格的審查制度將六四事件從社會的記憶中完全抹去。在過去30多年中，香港一直是中國的唯一一個紀念六四的據點，每年6月4日規模宏大且不斷增長的集會幫助著留存1989年反抗的火種。 最近一系列對在香港的基本抗議權利的無情打壓，反映了中共獨裁政權以及其在香港的傀儡政權對於政治不穩定的擔憂。對此，當局選擇繼續加大鎮壓，每一步打壓及後都會帶來更強硬的政策。 一個月前，港府宣布出於疫情考量，今年的六四紀念晚會將被禁。當時，特首林鄭月娥避談紀念晚會是否合法的問題，聲稱這是警方的決定。與在許多其他情況一樣，林鄭自身的立場無足輕重。實際上，習近平才是在獨裁統治著香港，而他在香港的政策反映的不是本地因素，全國和全球才是他優先的考量。林鄭不在決策圈子裡，現在她只能通過解讀中央政府的動作語言來猜測她明天要擁護什麼政策。 鑑於公眾對最初的六四集會禁令缺乏強烈反應，中共政權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進一步侵蝕香港民主權利。當局希望完全取締香港六四燭光晚會，並確立未來六四集會也是違法的。由此可見，不僅是1989年六四事件，香港2019年為爭取民主權利和反警暴的群眾鬥爭也仍然困擾著當局。 “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去年港府以疫情為由禁止了六四集會，而相比之下今年的禁令（現在平均每天僅新增1宗新冠肺炎案例，而且大型綜藝活動已經恢復舉辦）更展露出政治因素。對於集會是否違法，林鄭稱要視乎集會上發生什麼事，以及有否觸犯《國安法》所禁止的行為。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同樣含糊其辭，稱“所有犯法的事都是犯法”。 由於中共政權完全可自行定義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罪”和“分裂國家罪”的含義，因此參加或者宣傳政治集會甚至可能會被追溯刑罰。 當被問到六四集會當中的主要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合法時，林鄭回答說：“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而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對比林鄭兩年前說香港以“尊重和崇尚自由的特質”為傲，現在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範圍已經從“港獨”擴大到純粹另一種政體。 在毗鄰的澳門，六四集會已被完全禁止，因為“結束一黨專政”和“停止政治審判”等口號被視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誹謗”。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法律依據並非像香港那樣的國安法，而是根據30年前在1995年葡萄牙殖民時期訂立的法律之重新解釋。 這清楚顯示，中共政權會根據其獨裁統治的需要，而利用舊有的殖民壓迫手段。同樣，香港許多泛民人士因“非法集結”而被判監禁（其中4人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另外還有20名正在等待判決），這也是另一條殖民時期法律。 革命情勢 針對區區一場紀念晚會，當局實施的禁令也突顯了中國政權對任何提及六四的言行是如此的敏感。香港在2019年群眾鬥爭中提出的“五大訴求”也僅只是有關香港一地的問題，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則是一場有可能推翻中共獨裁的學生與工人群眾革命運動。在屠城前的幾個月內，全國至少300個城市（不僅是西方媒體駐在的北京）的數百萬工人和學生發起了遊行示威，進行公民抗命，並開始組織罷工行動，要求民主化和終結中共獨裁統治。這種情況很快進入了革命性的局勢，許多基層中共官員和黨員也受到群眾影響而參與到運動當中。 當時學生主要關注政治民主化的訴求，至於中國工人階級也動員起來，要求結束在鄧小平親資的“市場自由化”政策下所爆發的嚴重不平等現象。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獨立工會成立，展現出潛力去推翻正在迅速向資本主義專政方向發展的毛主義-斯大林主義政權、以真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替代方案。 當中共命令軍隊鎮壓群眾運動時，守衛北京的第38集團軍司令拒絕執行命令，這反映出革命情勢令解放軍與國家機器之間出現嚴重分裂。國家權力被架空了。一名瑞士外交官隨後透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每一位成員都曾就轉移資金（到瑞士銀行）問題與他有過接觸。”當時情況下所差的只是一個清晰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一個進行革命性變革的綱領和領導，而不是一個希望說服政權內部較為“開明”的派別去採納更“改良”的方案。 中共的回應，是殘暴屠殺示威者、工人和學生。仿佛為了展露中共反革命的真實階級特徵，當年慘遭殺戮的絕大多數是北京外圍工人階級地區的民眾，實際上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占領者的死亡人數則少得多。這場運動的失敗帶來了決定性的反革命，令中國過渡到獨裁政權指導的現代資本主義。 香港的反革命 現在，隨著反革命的反動在香港大行其道，民運人士被羅織一大堆罪名，看來中共政權想讓他們坐一輩子牢。例如，左翼老將“長毛”梁國雄因在2019年與人一起參加並“煽動”兩次示威而被判處共22個月的監禁。自由派社運青年黃之鋒也因去年六四集會而被判監，刑期在原先的一年半基礎上又加了10個月。 與鄧小平政權在1989年六四後的審判相比，現在在香港法院的判刑更為嚴厲。即使是1989年六四被“頭號通緝”的學生領袖在一般也只被判入獄2到3年，而在香港，現在警察威脅紀念六四就要被判5年監禁。例如，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負責人楊濤因在1989年運動中的角色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1年徒刑。運動領袖王丹被判處4年徒刑。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是1989年聲援六四示威者的百萬人示威活動的政治遺產，其中2019年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活動吸引了18萬人參與。許多中國大陸人繼續前往香港參加年度抗議活動，無懼中共的獨裁統治。 鎮壓換不來穩定 中共現在以為，他們可以永久地禁止香港的六四集會，從而結束長期以來一直困擾著自己的政治芒刺。中共隨後可能會進一步禁止每年的七一遊行和其他反政府遊行。 中美衝突是推動中共政權繼續在香港進行政治打壓的另一大因素。在與拜登及所謂“民主”國家聯盟的對決中，對於習近平而言有數以萬計人上街爭取民主權利是個很負面的政治包袱；不過拜登也不過是新瓶換舊酒，更多地只是重新包裝特朗普反中國議程。 不過，中國獨裁統治正在玩火自焚。鎮壓不會帶來政治或經濟穩定，無論中共對治港模式做出什麼樣的“完善”（即更多的極權控制），民怨都在日益增長。繼承自英國殖民時代、現已經被中共當成垃圾丟掉的民主面紗，過去至少為港府提供了一個“安全閥”，以釋放體制積累的危險政治壓力。 資產階級泛民政客（當中許多人現在已在獄中）是這個偽民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口裡支持群眾對民主權利的訴求，但始終試圖與中共當局達成妥協，並迴避或限制群眾抗議。 同時，今天中國自身正在陷入越來越深重的危機。事實上是眾多且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危機、經濟危機、生態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強硬的高壓統治，現在以香港為“沙包”，反而讓中國局勢更為動盪而非穩定。中共政權正可能步向比1989年六四更浩大的運動。 中共治港下的警察國家機關 在2021年6月9日於英格蘭、威爾士及蘇格蘭舉行的“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啟動會議上﹐中國勞工論壇的Vincent Kolo發表了演講。本文為當天的演講內容。在比利時、德國、瑞典和美國也舉行了啟動會議。 香港現在是一個事實上的警察城市。中國所謂的“共產黨”獨裁統治，實際上是一個徹底資本主義的反動政權，與共產主義毫不相干，而它已在過去12個月全面控制香港。以前中央尚有下放權力，容許香港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權，但中共政權現逐步全面控制香港的政府、法院、學校、媒體、公務員甚至經濟。 自從中共在1980-90年代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以來，傳統香港資本主義大亨一直是中共的主要同謀，現在正越來越被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擠壓開去。因此，伴隨政治鎮壓的是香港迅速被中國大陸經濟殖民。作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表徵，這一點對於了解在中港發生的事件，以及國際上肆虐中的帝國主義冷戰至關重要。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SARCHK）是一個運動，支持中港工人的鬥爭、民主權利的鬥爭，以及在中港面臨迫害、被逮捕和被監禁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此運動旨在提高政治意識，在工人運動中開展教育，令工人為有效抵禦不斷升級的中美新冷戰而做準備，因此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實情。 了解美國時事比中國要簡單得多。雖然資產階級媒體會有偏見和錯誤，但在中國，除了地下消息以及受鎮壓的政治活動人士獲取信息外，其他傳播信息的渠道均被完全封鎖。 自一年前中國實施國安法以來，香港約有 100 名抗爭者被檢控。觸犯該法的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事實上，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刑罰，因為國安法允許將嚴重案情的被告押往中國審判，而在中國他們可能面臨死刑。這一條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被使用，但其威脅是真實存在的。 此外，除了面臨最嚴重指控的 100 人之外，還有1萬多名年輕人因與2019年群眾抗議運動有關的政治罪名而被捕。案件不斷被提交法庭審理，每隔幾天都有新的案件上庭。迄今為止，這1萬人中有超過700人被定罪，當中許多人被判處5年或更長的刑期。 陪審團制度遭廢除 根據國安法，在香港已經使用176年、沿襲自英國司法制度的陪審團制度將不復存在。對於顛覆國安法或勾結境外勢力等國安法罪行的審判不適用陪審團制度。保釋的機會很少甚至為零。以前在香港，只有犯下謀殺或其他非常嚴重的罪行才會被拒絕保釋。現在，政治審判中的被告經常被拒絕保釋。 例如，“長毛”梁國雄，曾連續五屆當選、前立法會唯一的左翼民選議員，自2月底以來一直被關押，並被拒絕保釋。他正在與其他46名被告一起受審，這是目前香港正在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審判。47人中的大多數被拒絕保釋，已經被關押了3個月。 在5月31日，案件第二次開庭審理，最重大的進展是控方（即中共及其港府）提出將案件移交高等法院。這意味著什麼？顯然是、也只會是無期徒刑。下級法院無權判處任何人終身監禁。因此，這47人中的許多人（如果不是全部）很可能會遭遇最嚴厲刑罰。 “愛國者治港” 這場審判的所謂司法程序絕對可笑，猶如1930年代斯大林政權的莫斯科大審判。這47人的所謂“罪行”是，一年前參加了初選，以決定哪些泛民候選人應該繼續參選立法會。那次立法會選舉隨後被取消，現在真正的立法會已被政權消滅，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個殭屍議會。 上一屆立法會只有一半民選席位，另一半實際上是由政府機構及資本利益集團委任，並非什麼民主典範。但現在，在中共獨裁的“完善”下，更只有五分之一的席位是民選產生，另外五分之四的席位則由中共、其在港傀儡機構以及資本利益集團任命。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國安警察的審核。 此外，新立法機構的所有候選人都將接受（相當於軍情五處）的秘密警察的審核。想像一下，如果這是在英國，那麼下議院選舉的候選人首先必須得到軍情五處的批准。 中共及保皇黨將該制度稱作確保“愛國者治港”。他們不想“長毛”等泛民“不愛國”分子當選。只有對習近平獨裁莫敢不從的奴才才能治港。 左翼思想的成長 當然，中國大陸的鎮壓更甚嚴厲。工人罷工經常被警察鎮壓，組織或領導罷工的人被逮捕、被囚禁，支持工人抗議的左翼青年也是如此。其中一些青年自稱“毛派”，但在中國“毛派”是很籠統的詞語，涵蓋意思很廣泛。近來中國青年明顯的激進化，對左翼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增長，是一個非常進步的發展。 由於歷史原因，他們自稱毛派，但實際和他們討論就會發現，很多人都並非真正的毛派，與西歐或北美的毛派不同。中國的許多年輕毛派都支持LGBTQ權利、正面看待女權主義。他們反對國家鎮壓，與我們一樣視中共為親資政權，而不像傳統的毛派。其中一些青年曾參與、協助工人組織罷工，因而被圍捕、監禁、失蹤。 國際上有些左翼誤認為左翼應該在中美衝突中給予中國某種支持。他們認為，只因為美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最大的帝國主義強國，所以中國理所當然地代表某種激進的替代方案了吧？現實並非如此。中共政權是一個極為殘酷高壓的政權，肆意打壓工人權利和左翼的政治自由。 近期有一個外賣騎手罷工的案例。過去幾個月，部分騎手就收入下跌和職安問題，至少在3個城市組織了罷工。這就是“零工經濟”：他們沒有僱傭合同、醫療或養老金福利。中國有超過700萬名外賣騎手，有15%擁有大學學位，因為大量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其他工作，所以被招聘到零散工作大軍。今年早些時候，當騎手嘗試組織罷工時，被認定是他們的領導人的陳國江在2月25日被捕，而他可能至今還沒被釋放。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要求釋放陳國江，爭取在中國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這些權利在今天的中國並不存在。中國擁有8億多工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工會化的勞動力。當中共被誤認為是“左翼”或“激進”政府時，我們需要指出這些事實。 六四紀念 1989年北京爆發群眾運動，是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六四天安門屠殺掃清了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後障礙。 6月4日，解放軍屠殺超過1000人。真實數字是國家機密，但可以肯定喪生人數超過1000。 香港以往每年都會舉行六四悼念，但今年已連續第二年燭光晚會被禁止。上一次晚會是在2019年、疫情之前舉辦，有18萬人參加。今年，政府再次以疫情為藉口禁止晚會，但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威脅任何參與者會被判5年監禁，並威脅在社交媒體上宣傳集會會被判1年監禁。 但主辦方支聯會對禁令並沒有什麼抵抗，甚至連舉行網上集會都沒有。支聯會是由泛民自由派政黨和NGO組成的聯盟。這反映著整體趨勢——民主派主流政團大多數對鎮壓毫無抵抗。 多年來我們社會主義者一直批評六四晚會的舉行方式。支聯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機構，也沒有將1989年的記憶與今天反威權鬥爭扣聯起來，而是集會很大程度上去政治化，將其變成了一個行禮如儀的活動。 自發抗議 今年六四，儘管面臨的集會禁令和嚴厲鎮壓，而且沒有任何組織領導，但仍有超過3萬甚至可能多達6萬人（年輕人為主）無視禁令，在全港7000名警察的阻撓下，走到維園附近以及各大鬧市抗議，促成了即興式的示威。 警方開始逮捕手拿蠟燭的民眾。豈料上街人數比想像中更多。大多數人沒有手持爉燭，但維園附近擠滿了用手機亮燈抗議的群眾。 那天晚上我們在街上看到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發展。年輕人開始高喊口號，但口號內容主要不是關於六四屠城，而是針對當下香港的現況。可見當天變成了一場捍衛香港集會權的自發抗議。 口號反映的是，群眾意識完全集中在香港，幾乎不與中國發生的事情聯繫。今天在香港，你不能說“結束一黨專政”這一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者）的主要訴求，因為你可能會被根據國安法指控顛覆國家政權。但主張港獨也是違法，可判處無期徒刑。而年輕人卻沒有高呼前者，他們高呼獨立訴求和其他以香港為中心的口號，例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2019年群眾鬥爭的主要口號）。 由於缺乏強大的左翼力量和工人運動，北京的鎮壓強化了香港意識的上升，並提升部分人對獨立的支持。 早在2019年運動期間，抗爭者與中國群眾鬥爭建立聯繫的意識就很低落，但現在更為薄弱。從群眾鬥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當前的困局，因為與大陸群眾聯合鬥爭，是打敗專制政權的唯一途徑。 拜登與冷戰 六四當天群眾自發上街，表明中共政權的全面治港將遇到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中共會停止進攻。推動北京加強控制香港的因素之一是與美國的冷戰。 習近平政權現在正面臨冷戰的嚴重壓力——他們預計在特朗普輸掉選舉後衝突會緩和。我們預計衝突會升級。 拜登此時正到訪歐洲。這是他作為美國總統首次外訪，因而極其重要。他將出席在英國舉行的七國集團（G7，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美國）會議，隨後是歐美峰會和北約峰會。所有這些會議無不關乎到中國。外界指拜登對歐洲的訪問是關於“三個C”——即：新冠肺炎（COVID-19）、氣候（Climate）和中國（China）。但實際上，另外兩個C也確實與中國有關。G7計劃向較貧窮國家提供10億支疫苗，試圖在疫苗外交中戰勝中國。現在，所有主要西方大國都支持美國的立場，要求中國進行再次新冠肺炎源頭調查。 G7會議也將推出取代中國“一帶一路”的“綠色”方案。綠色方案的實質內容很可能是極為虛弱。他們現在顯然想要做的是反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利用“綠色”氣候友善形象來推出帝國主義貸款，並擴大非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力。 “一帶一路”里超過60%的能源投資進入了不可再生資源。據北京清華大學研究人員2019年的報告指出，到本世紀末，有140個參與國的“一帶一路”將使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7攝氏度。這將讓北京已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目標無法達成，並使世界陷入不可逆轉的氣候破壞。 這些行為，給了美國為首的西方政府對中國開展攻勢的機會。拜登訪歐期間還有其他方面對這場激化中的冷戰極為重要。當這場衝突升級時，習近平政權會做什麼？他以香港為出氣袋，以展示其“實力”和“決心”。仿佛在說：“我們可以為所欲為，不由你管”。 鎮壓急劇升級——香港下一步會如何 47人受審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刻。民主派47人因初選被控以《港區國安法》“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再度開審。獨裁政權以羅織荒謬罪名作為策略手段，目的是為了消滅民主鬥爭，並取消香港僅有的自治權，施加全面的控制。無論是針對泛民主派頭面人物以至更廣大的示威者，對民主鬥爭的群眾製造殺雞儆候的效應。五月，控方隨即申請將案件轉交高等法院審訊，這意味著被告的刑期上限將提高至終身監禁！ 而在第二次開審過程中，“國安法指定法官”三番四次拒絕辯方的協助請求。甚至連要求披露控罪元素、是否閉門審訊及是否設有陪審團等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未有正面回應。這就如大陸的法庭那樣，只是控方的橡皮圖章，實在是對所謂“法治”的無情嘲諷。 47人之中不排除部分人會被輕判，但這場審判無疑是北京極權全面控制香港的第一步。禁止遊行集會（下一步很可能禁止七一遊行）、取締支聯會和民陣等組織、扼殺以往半民主的選舉制度、打壓本地媒體以及政治清洗校園，這一切都是一場反革命，為的是鞏固無可挑戰的獨裁制度。若果要有一個抵抗的策略，但必先要明白當前事態發展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而唯一答案是團結鬥爭，在2019年鬥爭里欠缺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聯合起來。 重判“非法集結” 早前，19年的十一遊行被控“非法集結” 案中，各被告被重判14-18個月，當中長毛加上早前八一八流水集會的刑期合計後，已共被判囚22個月，而這僅僅是被控“非法集結”這一相對較輕的控罪，縱觀過去三十年香港的司法案例，這都是判刑最重的一宗！隨著六四臨近，各路建制派跳梁小丑亦紛紛露面以攻擊支聯會表忠，還記得他們在2019年時是多麼怯懦，現在突然大膽起來了！一如早前對民陣捕風捉影的流言攻擊一樣，這些把戲都是中共取締支聯會前進行捕獵前的試探和前奏。可見政權對政治犯的打壓和清算已經到達了歇斯底里的狀態，這表示中共政府意圖“畢其功於一役”，一次性地擊垮所有在香港的反對聲音和力量。 為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中共在各條戰線上全面出擊。除了動用所謂的《國安法》以清洗反對力量外，亦利用“公務員宣誓”以“肅清”公務員系統內的不穩定因素。在2019年的反威權抗爭運動期間，特別是駭人聽聞的721事件後，公務員團體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恥與政權為伍。不少公務員公開表態反對林鄭，與之“割席”。新公務員工會的成立就是其中的一個標誌（但工會已在政府威脅下解散）。而對於中共而言這則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訊號，這代表著假如抗爭持續下去，失去普遍公務員支持的特區政府將會事實上被架空。中共不能容忍一個有著獨立意志，有機會自行其事並以此反制專制政權的公務員系統。自國安法通過以來，超過2,000名公務員離職。超過130名公務員拒絕宣誓，並在回簽表格上寫上“損害言論自由”，在離職前作出了勇敢的抗議，與那些戀棧議席而留任的區議員相比實在雲泥之別。 這一強迫宣誓的伎倆蔓延到了區議會之上，已直接造成了超過30名區議員拒絕宣誓而被迫辭職。宣誓只是儀式，而是與專制政權的一份合約。違約者會被革職或嚴厲處罰。公務員宣誓制度就如在他們腳上綁上電子追蹤器，確保他們在政權的監察範圍內。可恥的是，民協、新民主同盟等“溫和”泛民決定要“保留實力”而屈服宣誓，而沒有以公民抗命的方式採取不合作態度。顯然對他們來說，無實權的區議會議席比重建民主鬥爭更為重要。 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自以為勝劵在握的建制派幾乎全軍覆沒。隨後政府亦一直杯葛不配合各個非建制陣營控制下的區議會工作，各級官員發起變相“罷工”，對區議會的提問質詢和要求紛紛消極應對甚或乾脆置若罔聞。令本身已經權力有限的區議會變得更加寸步難行。這不但是對非建制派區議員的攻擊，同樣是在完全蔑視所有通過投票以表達對政府不滿的民眾。 選舉制度被埋葬 同一時間，香港政府亦在中共的指示下埋葬舊的選舉制度。在民主派全面總辭的立法會中，只剩建制派唱獨角戲，自說自話地“通過二讀”。而所謂新的“選舉制度”進一步收窄了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區議會的選委議席被全盤抹剎，實際上就是欽點。 而在立法會選舉制度上更是被改得面目全非，直選議席不單在比例上抑或在席位上都被全面縮減，由70席中的35席，變成如今90席中只有20席。1930年代日本軍事獨裁統治下的國會的民選議席，都比“愛國者治港”的立法會的22%要高。同時還塞進了整整40個“選委會議席”。而提名參選還要經所謂“資格審查委員會”和五個選委界別提名。因此，這個所謂的“完善選舉機制”在社會上根本沒有關注度，與過往歷次的“政改”所引發的激烈辯論和高度關注大相逕庭，民眾普遍認為這是中共與建制派的獨角戲。社民連表明了不參加立法會和選委選舉的立場，並呼籲其他民主派政團也應如此，贏得了相當的掌聲。 事實上，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一直所強調，在香港的資本權貴由於與資本主義的中共組成歷史性同盟，他們幾乎比起世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享有更大的壟斷特權，以及對經濟政策的高度控制。 經濟連年“發展”，但就如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民眾的生活水平卻不斷倒退。當然，在連選舉政府和投票權都沒有的香港，民眾渴望利用民主選舉的權利以阻止及逆轉政府一直以來的親商政策，以期改善基層民眾的生活條件。這包括全民退休保障、失業援助金、擴大公共服務、停止外判制和私有化，以及建設大量可負擔的公屋。資產階級一直與獨裁緊密一起反對普選，因為他們害怕這會打開閘口，讓群眾爭取激進社會變革的洪流沖開，損害鉅富的利益。 中共與香港政府是認知到這股洪流的威脅的。因此，所謂“完善選舉機制”後就可以“集中力量改善民生”不但完全就是本末倒置，此一承諾比《基本法》的普選承諾更為虛假。民主權利的進一步萎縮只會令既得利益集團更為肆無忌憚地剝削勞動群眾，掠奪社會財富。分別僅是過去的劫掠戰利品歸本地資本家所有，而現時中共則正在大舉引收中國資本，由更受控與更“忠誠”的中資去瓜分本地市場的利潤，將傳統港資財團邊緣化，並逐漸將其排擠出政權圈子之外。這是一個經濟殖民的侵略過程。 但對本地的群眾而言，受壓迫剝削的情況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轉變，甚至會變得更惡劣：過往資本尚且須忌憚本地的民意反彈和立法會有限但能引發民眾關注的質疑。但是，中共完善制度後這些起碼的制衡力量都沒有了。因此，旨望中共直接治港改善民生完全是與虎謀皮，君不見在中共直接管治下的中國城市，民生政策只比香港更惡劣，生活壓力更大，而且越是發達的一線城市，民眾的生活越是困難，以致於近日中國國內出現“躺平”的話題，主張以消極和得過且過的態度應對生活，令中共氣急敗壞又無可奈何。香港和大陸資本主義之間是有分別的，但並不是根本性的分別。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有不同的特質，但到處皆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中國各城市像香港一樣，樓價長期高企、基本社會福利極少、工人欠缺工會保障權利。如果說習近平政權可以大大改善香港基層民生，從而重建群眾支持度，完全是痴人說夢話。政權越來越利用民粹措辭，但內容卻是欠奉。 習近平的連任大計 對習近平而言，現時最關鍵的是在2022年及其後再次連任。現時習近平的所有施政原則全部都集中在為他達成終身統治的目標之上，但現時中國國內國外資本家之間和中共黨機器內的權鬥都在加劇。對內，人口老化出生率低經濟減速和年青人消極抵抗的問題迫在眉睫；對外，帝國主義衝突令其四面樹敵，最近又再一次遭受到新冠病毒起源問題的連番追殺。因此，習近平必須對香港施以絕對控制，以維持自身“強人”的形象，令香港議題成為自己加冕為終身領袖的“加分項目”。 香港正處於抗爭運動的低潮階段，並因為好一部分的泛民勢力在反革命下毫無準備並且屈服，使情況進一步惡化。但民眾的憤怒和不滿沒有絲毫減退。即使面對政權的瘋狂鎮壓，在抗爭運動上我們切忌“躺平”。我們必須清醒地認知到，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而我們亦應當做好應對內地群眾抗爭爆發的準備，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專制極權與資本主義。 香港《蘋果日報》遭中共關閉 《蘋果日報》的富商老闆黎智英去年被當局以《國安法》拘捕。他是迄今為止被控以該惡法的114人其中一位。港版國安法是一年前習近平政權訂立的法律，目的是要破壞香港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權利和部分的自治權利。黎智英的《蘋果日報》是唯一一份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主流發行報紙。 6月17日，500名警察突襲《蘋果日報》總部，並沒收了數十部電腦、服務器和多箱的新聞材料。警方以國安法中“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逮捕了總編輯羅偉光和其他四名高層。《蘋果》的兩名專欄作家也被捕，其中一人更是於6月27日星期日晚上在香港機場準備登機前往英國時被捕。 嚴重打壓新聞自由 警方引述了30篇支持西方制裁中共政權或親中共香港官員的“非法”文章作為逮捕的依據。控罪內容更是追溯到國安法頒布之前、2019年發表的文章。 《蘋果日報》母公司壹傳媒旗下三家公司共1,800萬港元資金亦被當局凍結，這嚴重打擊了該報的出版能力。繼大規模逮捕社運人士、六四集會和即將到來的七一大遊行等示威活動被禁止之後，如今《蘋果日報》被迫關閉意味著香港民主鬥爭再次遭遇新的嚴重打擊。一年一度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自2003年以來的傳統遊行，過去曾有超過50萬的群眾上街要求民主權利。 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香港第二大發行量的《蘋果日報》都停刊了，其他什麼都不能倖免。此前香港擁有的有限半民主政治制度，然而習近平的政策為中港都帶來了極權高壓統治。 很明顯，政府對《蘋果日報》進行的致命打擊，是要更全面地打擊新聞自由，並進一步恐嚇已經動搖的香港新聞記者隊伍。在警方搜捕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猛烈抨擊那些“以新聞工作為保護傘危害國安”的人。在記者要求澄清時，特首林鄭月娥只能像中共應聲蟲那樣稱：“記者應該能夠判斷一個人是否違法”。 官方含糊其辭的背後其意圖明確，是要散播恐懼並施壓要媒體進行自我審查。這表明中共和林鄭不打算停止升級他們的鎮壓。6月28日，親泛民的網絡媒體《立場新聞》宣布將其評論文章下架，並不再接受捐款，以免觸犯國安法。據報，一些媒體機構受到匿名威脅。 又一國安法！ 在剛過去的周末，港府進行了改組，以強化“國家安全”力量。警隊出身的李家超成為了政務司司長。在2019年警暴最嚴重時成為警務處處長的鄧炳強則接替李家超出任保安局局長。 這次改組加強了香港已變成警察社會的印象，令本地的建制派資本家欣喜若狂。工聯會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公開評論“認為警察城市無問題”。工聯會並不是工會，而是個在香港支持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的建制派政黨。 新上任保安局局長的鄧炳強隨即提到要訂立另一套國安法“基本法第23條”，這是一套更具體的本地法律，用來加大對香港反對派的鎮壓。在2003年七一歷史性的群眾抗議後，“第23條”立法被擱置了18年，這也加速了香港第一個主權移交後的董建華政府垮台。而親中共建制派現在感到自己勢如破竹，並正磨刀霍霍準備更多的攻擊。 數以萬計的港人為《蘋果日報》停刊而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在最後一天出版日，該報最終發行了100萬份，而不是日常的8萬份印刷量，香港許多地方都有人龍排隊購買。《蘋果日報》停刊，讓普遍帶有種族主義、反難民、反性小眾、親獨裁立場的建制派媒體不再受到其他媒體挑戰。 但是，《蘋果日報》的報導也經常帶有性別歧視（儘管近年來有所緩和）。在 1990 年代，旗下《壹周刊》是狗仔隊八卦新聞的先驅。誇張炒作、追蹤名人的新聞報導形式，沒有提高並反而降低了社會的政治水平。同樣在過去，雖然近年來隨著公眾態度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但《蘋果》和應了建制派陣營的排外立場，例如在2011年時的外傭“居留權”爭議上。後來，它變得比較中立，甚至溫和地批評港府對在奴隸般的條件下工作的40萬名外傭的種族主義歧視政策。 《蘋果日報》還為香港右翼本土派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言論提供了主流的平台。這種對中國大陸普通民眾的反感，並無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成為2019年香港群眾鬥爭的一個關鍵的局限因素。正如社會主義者所解釋的，唯一可能讓反獨裁運動升級並贏得勝利的辦法，是將鬥爭傳播到中國。 2012 年《蘋果日報》臭名昭著地刊登了一個由本土派資助的種族主義廣告，當中將大陸人稱為“蝗蟲”。社會主義行動與學生們一起組織了反種族主義抗議行動，並用事實回應了本土派的虛假宣傳：香港：《蘋果日報》廣告－ 是時候要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我們已經受夠了！ 歸根究底，中共的高壓親資政策、轟炸式的右翼中國民族主義，加上工人運動和左翼規模太弱，才令香港的反大陸人種族主義得以滋長。 《蘋果日報》的往績 這反映了即使是最“自由派”的私營媒體，最終也是資產階級傳播和灌輸反工人階級思想、轉移群眾視線、阻止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武器。 社會主義行動批評《蘋果日報》由富豪財團所資助的政治立場，但我們也捍衛其出版自由。我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報禁、審查制度和對媒體的完全壟斷。雖然我們抗議這種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打壓，但我們也保留反對《蘋果日報》社論立場的權利，該報從未貫徹始終地支持反專制的群眾行動。 縱觀《蘋果》在香港的26年歷史，其始終站在民主運動中的保守（非抗爭）一方。黎智英向一些泛民政黨政客捐贈了百萬計的獻金，來左右他們的政策。2010年，黎智英和《蘋果日報》的編輯反對“5.16五區公投”，認為它過於激進。“五區公投”是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辭職引發的五個選區的補選，變相進行全港公投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選。辭職五人中的一個是“長毛”梁國雄，他現在面臨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指控，目前仍然在被扣押。 2014 年，《蘋果日報》為泛民主派的妥協派提供了一個平台，去呼籲結束雨傘運動的街頭占領。與中共宣傳的一派胡言不同，《蘋果日報》根本沒有煽動民主抗爭，它只不過是在抗議已經開始動員大量民眾時，才加入呼籲民眾行動的行列。但，《蘋果》與其他媒體的真正區別在於，它拒絕與香港其他媒體一樣充當政府喉舌。 然而工人階級在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的同時，不能依賴資產階級中的任何一派（包括黎智英等一小部分“泛民”香港資產家），作為反對專制統治的盟友。相反，工人需要在即將到來的艱困鬥爭中建立起自己的力量：獨立組織、工人階級政黨，以及工人自己的階級反資本主義媒體。 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角色 爭取民主選舉、新聞自由、罷工權、集會自由等民主權利的鬥爭，並非也永遠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與維護其利潤的專制政權之間的有密切關係。自1980年代中共開始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香港的大多數資本家，包括來自“民主”國家的外國企業，在歷史上都支持並與中共專政建立了密切聯繫。 大部分資產階級也一直反對民主運動，甚至拒絕最基本的民主改革。一如往常，幾乎所有香港資本家都支持中共的兇狠鎮壓和國安法。他們稱讚這帶來了“穩定”，當然事態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這種政治力量分布（哪些階級力量支持鎮壓、哪些又反對鎮壓）讓一些左翼（主要是受斯大林主義影響的部分）感到混亂。他們誤以為中共的威權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戰狼”言論是反資的。但從資產總值上萬億美元的滙豐銀行積極支持國安法來看，現實顯然與這種認知有著天壤之別。 黎智英代表的是資本家當中的少數，他們“支持”民主鬥爭只是為了防止民主運動走得太遠，並挑戰現有的秩序。這也是伊朗、緬甸、泰國和其他地方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所扮演的角色。黎智英和泛民反對派抱持精英主義路線，認為民主鬥爭應由一小撮“務實”和傾向“妥協”的領導人控制。這些“溫和派”政黨和領導人一次又一次地解散鬥爭，並試圖限制群眾運動。 他們擔心如果群眾自己領導運動，鬥爭將變得激進起來，並可能發展成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全面鬥爭──反對資本主義對世界上最昂貴住房市場的吸血控制、反對工會權利的缺乏、反對嚴重的貧富差距。 《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 這種精英主義自上而下的做法也體現在西方制裁問題上。西方制裁削弱了群眾鬥爭的角色，並強化了只有富人和強權（外國政府的壓力）才能解決問題的觀念。儘管制裁在許多香港人和其他異見團體（例如維吾爾流亡組織和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中很受歡迎，但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香港群眾鬥爭中曾警告說，制裁是一個政治陷阱，而不是鬥爭的前進方向。 從一開始，一些西方政府實施的“馬格尼茨基法案式”制裁就只是一種有限的、象徵性的措施，針對的是少數個人而不是更廣泛的經濟利益。這使得西方企業和資本家能夠繼續通過與獨裁政權的關係中獲利，而他們的政府則躲在後面，裝出一副很講“原則”的模樣。 在2019年動員了百萬計群眾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對西方制裁的支持增長是在運動後期發生的。經過數月的激烈鬥爭，運動被警察殘暴地打壓、鎮壓。這種僵局的關鍵，是由於缺乏群眾組織和取代中共獨裁的清晰政治方案。由於大眾的沮喪甚至絕望（一種“什麼都嘗試過了”的感覺），對西方制裁的幻想越來越多。 制裁首先由特朗普實施，然後是拜登延續，今年又有歐盟、英國和其他一些政府實施，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象徵性的。甚至中國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也說這些制裁像是“蚊子叮咬老虎”，難以達到目的。當然，習近平政權無論大小都要對制裁表達憤慨，否則中國的這名“強人”在國際舞台上就會顯得軟弱和卑躬屈膝。在香港對黎智英等人的嚴厲鎮壓，源於獨裁政權需要在中美新冷戰中展示實力。這些體現的並不是中共政權的自信和穩定。 但西方的制裁和中國的反制裁無助於反專制鬥爭。相反，制裁會破壞鬥爭，煽動各方的民族主義，並對於“需要什麼樣的鬥爭才能打敗警察恐怖和獨裁統治”這一問題製造更多的混亂。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看，鬥爭方法的一條關鍵準則是，必須在群眾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由不受監督的資本主義精英所控制。 我們需要群眾革命鬥爭，來爭取充分和直接的民主權利、獨立的工人組織和工會、反對資本主義。只有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的民主領導下，建立自己的群眾鬥爭組織，完全獨立於資本主義媒體、政府和政客，反專制鬥爭才能前進。 新聞自由已死 習近平要大陸化媒體治港 林鄭月娥揚言要立法防止“虛假信息、仇恨和謊言”，將成為絞殺新聞自由的新武器。而即使在這個所謂的“假新聞法”出台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已表示要用《國安法》追究“假新聞”。在2019年期間，政府徹底失信，警察恐怖籠罩，因而傳出多宗示威者自殺及失蹤事件，以及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的傳言。政府想針對這些傳言作為幌子，繼而製造整個傳媒界的恐慌。 此外，自《港區國安法》通過起，林鄭政府作為習近平政權的爪牙，嚴厲打壓所有香港媒體，其中首當其衝者當屬香港電台。 港版CCTV 顯然，現在香港政府正打算將香港電台變成香港版的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政治清洗正在展開。過去，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媒體，由公帑出資營運，負擔起一定的監察政府、批評時弊的工作。自2月起，政府委任了無任何媒體經驗的官僚，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出任廣播處長，出任當初已重點打擊受歡迎時事節目如《鏗鏘集》、《視點31》及《香港故事》等。這是當然的，因政府只想要輿論宣傳而非新聞，媒體經驗對其來說是多餘的。 反之卻製作了林鄭月娥主持扭曲選舉制度的新節目，該節目乏人問津，收視為零。近年最為人所熟知自然是對721事件的調查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曝光了大量721事件的黑幕，編導蔡玉鈴卻被政權以可笑的莫須有罪名指控並定罪。同一時間，最受民眾歡迎與尊重的記者利君雅，卻被不獲續約，等同被解僱。原因極有可能是721事發後當日的政府記者會中，直斥林鄭“不講人話”而得罪政權。 現時，香港電台已被政權全面審查控制。眾多過去受民眾歡迎的高質素時事節目被逐一停播，甚至過去上載至Youtube的節目也被暗暗下架。正如《1984》作者奧威爾說過，專制政權永遠要篡改歷史。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的做法。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劣質的馬屁節目被推出，整個港台幾乎變成了林鄭個人的廣告頻道。 而過去一直被政權視為眼中釘的反對派媒體《蘋果日報》更是遭受到連番追殺，黎智英已因兩項控罪已被合共判刑20個月。特別是4月中所謂的“國家安全教育日”期間，警察安排學童在地鐵車廂場景，持道具槍械嬉戲的畫面，令人無可避免地聯想到831事件。《蘋果日報》刊登兩輯照片作對比，事後被警務處長鄧炳強以此大造文章，指其“煽動仇恨”“抹黑學童”云云。 政權正全力扼殺新聞自由權利，因為媒體的監察力量這是在民主權利基本被廢的情況下，能制衡專制政權的有限手段。現時連這種有限的監督都被當今香港政權視為“過份民主”，就如中國那樣。 政府通過行政手段打壓港台，通過“國安法”打壓其他所有的媒體，媒體從業員的活動空間越來越狹窄，報導寫作範圍處處有著看不見的“紅線”，這意味著記者在報導真相，調查新聞時，人身安全都面臨威脅（一如港台編導蔡玉玲）。政府通過這種獎勵馬屁精，懲罰求真者的機制，令媒體漸漸趨往只道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方向，從而徹底瓦解了媒體的監察力量。 社會主義者支持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媒體從業員和新聞工作者組織起戰鬥性的工會，對抗政權的打壓。我們主張港台工會應以更有力量的行動回應專制政權和官僚的攻擊，以罷工等手段，打倒專制官僚清洗港台的陰謀。 實現真正的新聞自由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由商賈巨富控制，即使在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只會容許局部的媒體自由。富豪擁有媒體，迫使他們雇用的記者散播他們的保守右翼思想。這種假媒體自由給予民眾有“新聞自由”的幻想，同時不會威脅到大部分資本主義政府。例如在美國，大部分媒體都由六間大企業控制。在極權的中國，媒體控制就更為集中在獨裁者手裡，而香港正走向此一方向。社會主義者支持開放、自由和民主控制的媒體，踢走大企業的擁有和控制，讓其廣播、印刷、藝術和文化都會公平民主地開放給社會所有群體。整個媒體工業應由一個獨立的公眾媒體委員會來管理，而不是政府控制，而此委員會要由傳媒工作者、工會和群眾代表的選舉產生，並且公開透明。 香港：可口可樂工人抗爭 對抗吸血公司減薪 5月28日，太古可口可樂公司銷售部員工發起罷工行動，抗議公司推行新的薪酬制度，變相削減員工薪金。工人們指，在新制度下每月的基本工資被扣減$3000，至只有$10000。在工會的帶領下，約30名營業部員工在廠房門外拉起“業績增長減人工”、“可口可樂，用完即棄”等橫額及進行靜坐抗議。工人積極罷工行動讓事件曝光後，可口可樂高層則虛偽地由否認員工拒絕新機制即會被解僱，並改口指是“一場誤會”。但高層仍然拒絕撤回減薪機制，對罷工工人仍態度強硬，員工訴求則被冷落和失望下，最後罷工的七成員工集體辭職，年資最長的更長達27年。罷工工人紛紛表示可口可樂公司是“吸血鬼”。 落井下石 參與罷工的曾先生指新的機制下底薪看似上升，但實質是員工佣金將與公司利潤掛勾，機制變得不透明，使員工極力反對。他怒斥：“公司有權將購買機器、加開生產線、維修等成本轉介到我們身上，令我們變相減薪”。機制下員工銷售的達標數目亦會與公司利潤接軌，“今個月賣一箱可樂可能我有兩元收入，下個月可以只有一元，是任由公司決定，公司更叫我們自己去估計如何計算佣金。” 員工原有的“表現評核佣金（Coaching）”機制——即員工只要努力爭取到若干數目的商鋪下單，就能夠提供一份穩定薪金，但在新制下這機制變成“任務式”，由公司決定每月3個任務，當中任務難度由公司決定，員工沒有任何商討空間，“可能要求我們向100間商鋪銷售一款新的飲品或使用一款新的雪櫃”。這增加員工的收入不確定性和難度，變相打擊員工的穩定收入。 另一位罷工員工葉先生指，公司多年一直漠視員工工作量不斷上升，更在3月時，要求每位員工隨身帶備一部電子平板，員工每到達一個地方作銷售時都要用這裝置“打卡”報到，增加員工工作壓力。“我們有時會笑稱這電子平板為電子鎖鐐，追蹤我們行蹤及限制自由”。在疫情下，葉先生表示銷售部員工固然沒有“在家工作”的可能性，就算是疫情最高峰時我們都是一直冒著風險在外工作，而公司透過“保就業計劃”更分得千萬補貼，現在卻向員工“開刀”。 任職職工總會會長、任職業務發展代表的卓漢文則表示，除了經濟原因令員工發起抗爭外，公司的管理層亦一直漠視員工，例如人手不足、工作量不斷上升等問題。 跨部門團結抗爭 化名阿興的員工表示，罷工影響到客戶下單而增加客服中心的工作量，公司就向客服中心員工增加工資去破壞罷工及分化員工，以防止更多部門參與運動。運動高潮是在罷工的第二天，有約30名負責送桶裝蒸餾水、同樣受到薪酬機制影響的工人加入罷工，運輸工人本已被薪金方案影響而被削減薪金，當他們得悉營業部同事發起罷工後決定加入，而運輸團隊總共有約40人，如果所有工人參與罷工將勢影響全港蒸餾水運送，所以公司就運輸團隊達成協議，口頭承諾如他們復工則可以沿用舊制，滿足了運輸工人的訴求，但就拒絕向營業部員工作出任何承諾。這是資方分化工人團結抗爭的典型策略。 社會主義行動到場聲援可口可樂工人罷工抗爭，提出“全體員工團結罷工”的口號，對抗吸血資本家的剝削。我們認為工會在罷工時積極呼籲其他部門加入抗爭是正確的方向。工人在面對公司陰謀利益分化等時，最大化工人團結的力量和集體的行動，是真正爭取長遠權益的致勝關鍵。這次可口可樂工人抗爭有著重要的教訓。未來必然會有更多的工人抗爭，對抗大財團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現在就需要在職場中建立強大的基層工會來抵抗資方的分化手段。 香港：校園紅線雷區無處不在 香港獨裁反革命波及生活方方面面，學校也不例外。在今年9月新學年，通識科就會被更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當中的內容基本就是早前在抗議下被擱置的“國民教育”洗腦課程。不僅是通識科，即使是其他科目都被加插所謂的“國安教育”內容，即便連地理、生物、音樂、會計科這些與“國家安全”風馬牛不相及的科目都被加插了“國家安全教學內容”。 中共與香港政府趁著強推《港區國安法》後社會整體的恐慌情緒，乘勢進行對教育界的打壓，為教師設下一條又一條看不見摸不著的“紅線”，又大肆改動教學與科目內容，強行生硬地插入所謂的《國安法》教學內容。不僅務求將學生洗腦，亦同時令很多教師意興闌珊而萌生退意。這正是中共一直以來想要達到的效果。 2019年，大量年青工人和學生積極參與反威權抗爭運動。中共、港府與掠奪人民的資本家才是製造民憤的元兇，但他們不願意承認制度的失敗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剝削，令青年人感到絕望、因而奮起抗爭。親中共陣營將青年對建制的反感和憤怒歸咎於教育問題，特別是直接針對嘗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通識教育科。 對教師而言，現時學校中已是處處“紅線”、“雷區”。特別是在打擊中首當其衝的通識科教師，過去教學中採用的教學材料一夕之間可能隨時變成“違法內容”，輕則被警告，重則被控告。同時，所有人都預期政府強推公務員“宣誓”效忠的政策， 將會由政府官立學校的公務員教師進一步蔓延至資助學校的教師中間，進一步打擊了教師的教學熱忱與士氣。 這直接導致了教師群體中人人自危。上個月初，教協訪問了超過一千名中小學及幼稚園教師，當中有四成人表示有意離開教育界，其中兩成人已經正在著手準備辭職或提早退休。有意離職的群體中，七成人表示離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劇的政治壓力。 又是“境外勢力” 另一方面，在港的外籍教師亦面臨極其困難的處境。政府對教育界的清洗已令他們人心惶惶，同時中共與港府現時的捕風捉影、動輒誣陷“境外勢力”的行徑令他們的身份非常尷尬，並害怕自己成為下一個代罪羔羊亦令他們明白到自身不受政府所信任。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他們與內地的外籍教師相比更難以適應。後者在取得內地的教席之時就知道自己將會在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管治下生活和工作，對此早已有所準備。相比之下，在港的外籍教師過去一直身處於相對開放的社會以及享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和教學自主的環境下，過去一年間社會氣氛的惡化以及對他們而言突如其來的政權鎮壓令他們更無所適從。 這清晰地反映了中共與港府的鎮壓手段對教育界造成了多大且惡劣的影響， 近半教師的離職勢必嚴重影響學生的利益。然而政權對此顯然毫不在乎，林鄭與習近平關心的並不是學生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權位。政權對教材內容的胡作非為，生搬硬套上“國安教育”，亦完全無助於學生學習，相反只是純粹地浪費教學時數，於學生無益，但卻令政權（自以為）能將學生改造為“愛國者”，以鞏固自身的統治。 然而，歷史的事實早已證明，這些“洗腦教育”並不能挽救一個受人唾棄的政權。將青年的激進化歸咎於教師與學校是政權極其無知且幼稚的行徑。群眾與青年的不滿並不來自於他們在教室內聽到了什麼，而是在於他們及其親朋戚友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什麼——他們都遭遇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低薪剝削、超長的工時、天價的房產、惡劣的㓥房、無能的政府，這些遭遇難道不比課本上字句更有說服力？ 《社會主義者》雜誌反對政權對教師和教學內容施加政治壓力，更反對清洗教師和實行任何形式的洗腦教育。我們主張應由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自下而上民主的組成教學委員會商議教學內容，引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與批判能力，教學應首先以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而並不是要為資本財團培養奴隸，更不是為政權培養奴才。 香港校園的“外國勢力”？ 林鄭月娥的言論越來越像《環球時報》，最近更指控外國勢力“滲透”了香港的大學，意圖對學生進行“洗腦”。 她表示香港的大學要確保學生“不會被偏見洗腦”，並威脅要進一步進行政治打壓及學術審查。這是對於大學校園新一輪打壓的一部分，包括要打壓基本的言論自由與學生組織。 為了支持“外國勢力滲透”的指控，中共喉舌《中國日報》針對一項在2017年進行的學術研究，首先發起了煙幕攻擊。該研究項目由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進行，並向849名學生給予金錢來讓他們參加七一大遊行，目的是要研究這些作為觀察者的學生在經歷了一次遊行後，會否參加更多遊行活動。 林鄭當局利用如此勉強的證據，來合理化大學校園的白色恐怖審查，這顯示反革命的邏輯是勢不可擋的。只要群眾鬥爭的反抗缺乏，對方甚至不需要合乎邏輯的原因去合理化對於反對派的不斷打壓與滅聲。 抗爭的方向 自四月起，當局推行了一套全面的“愛國”教育改革，並禁止了校園內一切的政治活動。港大及中大校方甚至中止對學生會的認受。這對於香港學生運動造成嚴重打擊，這是因為學生會過去都依賴校方去收取會費和資助。 不幸地，正如社會主義行動在2019年的抗爭期間指出，民主運動中缺乏獨立的民主架構將成為其面對國家鎮壓時的致命弱點。學生會未能建立出獨立的架構與財政，因此在大學校方的打壓下面臨崩潰。 中共專制是香港政策的真正操盤人，並在背後指示林鄭發表這個針對“外國勢力” 的言論。當局害怕抗爭與政治激進化的浪潮在未來會蔓延至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以要清除香港校園的“感染源頭”。因此香港與大陸學生應當互相支援，共同為基本權利而鬥爭。只有工人和青年人的團結鬥爭才能終結鎮壓。 香港：國安處處長醜聞 腐爛到透的內部文化 香港警察又一次驚爆大醜聞，而且更是堂堂警隊高層！5月中傳出消息，警方轄下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早前於“自己人”的一次掃黃行動期間被揭發光顧無牌按摩院，正被休假接受調查。 這個醜聞之所以惹人關注，正是由於醜聞主角是警隊高層，而非一般嘍囉。蔡展鵬也被美國政府列入制裁名單。雖然制裁本身並無什麼效用，但足見他是國家機關的高層。 如此重要的位置，理應需要通過嚴謹的品德審查。尤其是政權高舉國家安全的“ 大義”，指責年青抗爭者“犯法”，如今警隊第二號人物竟然“知法犯法”。有報導甚至稱他是在職務期間擅離崗位光顧，如此其身不正之，何以有權利去向公眾施加高壓法律？ 事件使公眾懷疑是否牽涉警隊內部權鬥。眾所周知，警察光顧甚至經營違法事業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堂堂處長會因為嫖妓此等小事被揭發，令到難免令人聯想到，中共加強警隊權力同時分贓贓不均，引起這場權鬥。在中共國家機關的權鬥中，曾擔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拉下馬的罪狀，都離不開桃色醜聞。 假新聞 警隊爆出如此醜聞，警方半句道歉說話都沒有。警務處“一哥”在記者會上一直兜圈子，甚至避免直接提到蔡展鵬的名字。記者要再三追問，並要說擔心被指“假新聞”，鄧炳強才支吾以對地承認事件主角為蔡展鵬。 記者對於被指控“假新聞”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事實上，4月時鄧炳強才高調不點名批評《蘋果日報》製造“假新聞”、“ 煽動仇恨、分裂社會”，更稱“假新聞與國家安全有直接關係”。 近期針對新聞傳媒界的白色恐怖，包括《香港電台》被整頓、《鏗鏘集》記者因進行721事件有關的調查新聞被捕等， 已引發寒蟬效應。Now新聞台主管一度要求將蔡展鵬醜聞的新聞下架，儘管當時消息已經在其他媒體廣泛報導。未來，媒體自由的空間只會越縮越小，讓專制政權有無上權力、不受監督。 警隊面對醜聞的處理方式，仿佛2014年鎮壓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對著一眾前線警務人員大喊：“你哋冇做錯到（你們沒做錯事）！”，猶言在耳。 自2014年及2019年的香港大規模群眾運動以來，警察在思想培訓和武裝加強下，變得更為強硬和仇視示威者，成為了中共政權的半軍事武裝部隊。警察變相成為了“無王管”的“黨衛軍”，因此無論犯上多少醜聞，亦只能是“冇做錯到”。 蔡展鵬的醜聞並非警隊的唯一醜聞。單是過去3個月就有9名警員被捕或受內部調查，當中有人干犯詐騙、性暴力、賭博、監守自盜等。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見這些不是個別事件，而是警隊內部上上下下都充斥腐敗文化。 然而，警察獲得的公帑資源卻越來越多。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警務處的預算約250.6億元，升幅達7.7%。當中警隊購買機器、設備、車輛撥款上升1.7倍至8.5億元。 這還沒有計算國安公署的80億撥款。 面對這樣一支武裝到牙齒、醜聞頻出，卻又不受公眾民主監督的警隊，難怪在2019年群眾運動，越來越多民眾喊起“解散警隊”的口號。世界其他國家的群眾運動都有出現類似口號，最明顯的是美國警暴和濫權成為焦點，引發起的“黑命攸關”運動。然而，要真正實現解散警隊，就要扣連至推翻結資本主義，因為警隊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這一壓迫性制度。 因此，我們面對當下的鎮壓機器，需要一個清晰的綱領來捍衛民主權利及重建這場鬥爭。真正的民運應該主張削減警隊預算，禁止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等鎮壓武器。警隊受薪於公帑，亦應被置於民主選舉產生委員會的監督之下，包括決定招聘、違紀調查、紀律處分以整體執法政策等事宜。被調查有暴力鎮壓的紀錄，或有種族主義、厭女思想前科的警員應被立即革除。 不過歸根究底，香港警察腐敗的根源，是背後中共獨裁所代表的專制資本主義。無論警察鎮壓有多嚴厲，都不會避免此一制度面臨未來幾年的大危機以及群眾反抗。 香港：政府打擊下教協全面崩潰 2021年7月31日，中共政權控制的媒體對香港最大的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起攻擊。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報》使用法西斯式的語言，表示必須“剷除”“毒瘤”教協。運用典型的“境外勢力煽動”宣傳，中共指控教協煽動其會員和香港學生反抗獨裁統治，特別是促成2019年超過200萬人上街抗議的群眾運動。任何參加過這些抗議的人都知道，教協領導層並沒有扮演任何推動鬥爭的角色，反而是阻礙了鬥爭。 全面“大陸化” 在《人民日報》抨擊教協僅數小時後，香港的教育局便執行自己主子的意願，終止了與教協的工作關係，不再承認這個擁有9.5萬名成員並代表香港九成教師的工會。教育局和香港傀儡政府的其他部門要全面“大陸化”，這反映了習近平獨裁統治的政治意願：香港作為幾十年來獨裁統治下中國的唯一例外，過去有限的民主權利也要被全部抹煞。在中國大陸，除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這個為警察國家服務的黃色工會外，工會是完全非法的。 教協成員、時事評論員、香港中文大學的蔡子強說：“教協是泛民主派中唯一擁有非常強大組織力量的工會。它可以有效地向成員傳達信息，為運動提供實質性支持。”（《南華早報》於2021年8月4日報導） 蔡子強的描述並非全然不準確：教協有、也曾經有相當大的潛力。但沒探討到的是，教協資產階級泛民領導層的可怕作用。無論作為工會一分子，還是作為傳統上主導香港民主鬥爭的泛民陣營中有影響力的一支力量，教協領導層在鬥爭中一直起到官僚、保守、遏制運動發展的作用。在中共的猛烈攻勢下，現在充分表現出來教協領導層的怯懦，無力提供任何有組織的反擊——教協甚至沒有試圖組織其成員抵抗，便決定解散。 教協領導層是資產階級泛民領導的經典代表，他們不是中美宣傳所描繪那樣頑強的民主鬥士，而是死性不改地退卻、總是逃避鬥爭。面對這種對工會權利的正面攻擊，教協高層如此的回應對教師和香港工會的未來有著可怕的影響。教協將被視為最大的“被中共極權反革命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之一。這一帶來悲慘的直接後果的經歷，極為清楚地證實了馬克思主義者與真正社會主義者的警告：由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和所謂的溫和派領導的親資政黨無能也不願領導爭取民主權利的必要群眾鬥爭、保衛現有權利免受攻擊、挑戰大資本家支持的獨裁統治。這些領導下的工會現在已成為“瀕危物種”。 投降立場 在港府終結與教協的工作關係前，與其他“溫和”泛民一樣，教協領導人已經放棄了擔當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反對角色。在政權的壓力下，他們在去年改變了路線，採取了“作為一個純粹的工會”這種爭議性立場。上個月，他們退出了由各泛民政黨與非政府組織（NGO）組成的支聯會。在過去兩年的禁令之前，支聯會一直舉辦年度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支聯會的政治構成與教協領導層相同，其本身對政權打壓僅表現出象徵性的口頭抵抗，從而順應了民主鬥爭中“官方”政黨和團體之間更廣泛的投降主義傾向——超過20個政黨和團體在過去一年內已經解散。 過去一周，教協的領導實質上使這個工會不再成為能夠捍衛教師權利並抵抗政府反動議程的一支力量。關鍵問題是，習近平政權決心與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香港的學校實施極端民族主義“教育”。教協宣布成立工作組，以弘揚中國歷史和文化，在工會成員和學生中培養“家國情懷”。這種180度大轉彎、迎合中共宣傳、希望擺脫“毒瘤”指責的立場，只會打擊工會的會員基礎、疏遠絕大多數厭惡中共官方假教育真宣傳的學生。這遠非贏取時機、避免新攻勢的“策略”，而是造成相反的效果：建制陣營中沒有人被這種表面的舉動所打動，而對於專制統治深惡痛絕的許多教師會感到遭背叛。 此外，教協宣布退出主要泛民工會聯合組織職工盟，並立即退出國際教育協會這個擁有3200萬會員的國際教師工會組織，進一步背離基本的工會原則。而職工盟領導層表示，對於其最大的附屬成員機構教協決定退會“表示理解”。只要中共政權面臨這樣的“反對派”，它的鎮壓就會“勢不可擋”，工會運動就會受到威脅。 年輕人的角色 我們應該在更綜觀全局的視角下理解當局對教協的攻擊：整個教育部門是反民主反革命的關鍵戰場。現在的香港學校全面推行向中國國旗敬禮、接受“愛國教育”和使用中國式新話的學校洗腦教育。在“愛國教育”課上，1958年至1962年（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新疆集中營、維吾爾族的文化種族滅絕都變成不存在、從沒發生過的事。 中共獨裁政權害怕青年在群眾抗議中的角色，誤以為可以通過學校內鋪天蓋地的宣傳來防止廣大青年參與群眾抗議。在因參與2019年抗爭而被捕的1萬多人中，有2500人（占總數1/4）未滿18歲。教協在這個問題上的投降將在工會成員外（特別在受到恐怖主義情緒影響的年輕一代）產生廣泛的影響。對於鬥爭，恐怖主義方法是極其危險的死胡同。 早在教協被鎮壓之前，當局已經在監控教師及他們的社交媒體發文。5月份的一項民調顯示，四成香港教師希望完全離開教育界。隨著教協的投降，這一“逃亡”趨勢將加劇。此外，較小的教師組織，包括教協內的基層反對派團體，由於擔心受到鎮壓也已經解散了。 如果教協領導人拒絕投降，而是召集他們的成員參加群眾大會，討論《人民日報》對於該工會是“毒瘤”的言詞攻擊，這很可能可以迫使反革命後退一步。即使是任意性極強、涵蓋面極廣的《國安法》，也很難造出抗議被貼上“毒瘤”標籤的新罪。這一點本可用來發起保衛教協和廣泛工會運動的行動。相反，教協的領導投降了，強化了反革命與中共政治打壓勢不可擋的想法。 工人階級的團結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SARCHK）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一再警告，正在進行的反革命將蔓延到工會。政治罷工很可能會被禁止，在此基礎上，未來任何罷工都可以被禁止。中共政權的目標是要讓香港完全“大陸化”，這意味著沒有工會、沒有罷工權和在工作場所的白色恐怖。 在香港和中國大陸，階級問題、工會問題和民主問題都是彼此密不可分的。工會受到打壓，因為它們是反獨裁鬥爭中可能的最強大武器——南非、韓國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民主鬥爭都是如此。儘管資產階級和斯大林主義政客瘋狂宣傳，聲稱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是民主變革的主要力量，但工人階級總是最始終如一的民主、革命的階級。 香港泛民並不代表資產階級，後者已經完全融入中共的統治體系。自由派泛民頂多算是“一廂情願”地想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害怕也從不質疑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然而單純的冀望並沒有讓其成為事實。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我們要區分開真心支持鎮壓與獨裁統治的真正資產階級勢力，以及“一廂情願”想要代表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民主資本主義的勢力。 “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和ISA呼籲工人與工會運動對局勢有所警覺，團結聲援反對當局對工會（包括現在被前工會的官僚領導層殘忍拋棄的香港教師們）的野蠻打壓。必須吸取這一教訓：投降不是戰術或策略，而是遊戲結束！我們敦促全球工人與那些為香港和中國工人爭取真正獨立工會和民主權利的人一道，支持我們的團結聲援運動。 香港：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 2019年6月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中也發生了香港90年以來首次的政治罷工。而當局的鎮壓也極其嚴酷，七分之一的群眾受到催淚彈的攻擊，超過一萬人被捕。但警察暴力只令人民愈發憤怒，而運動也持續了半年以上。 然而，運動未能贏得任何民主權利或讓步。時至今日，林鄭月娥政府依舊把控大權。隨著國安法的通過，香港進入了全面反革命的時局。反對派領袖正面臨十年以上的刑期，反政府活動被全面禁止。現在媒體上聽不到一絲反對的聲音——全部都變成了中共與資本家的喉舌。許多政黨與團體將不復存在，或被迫轉入地下。 運動缺乏政治性 本次鬥爭中最活躍的力量是青年，不幸的是，他們沒有一個獨立於自由派泛民的政治綱領。運動中的主要思想單純是要捍衛香港這座城市，卻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群眾鬥爭這一推翻獨裁政權不可或缺的部分。群眾意識的起點是：中共應信守“一國兩制”——允許香港實行自治。自治意味著香港成為中國唯一一座允許部份民主權利的城市：在選舉中投票、發動示威、成立政黨以及公開進行政治活動。 然而，中國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以及中美帝國主義爭霸產生的高壓都決定了中共不會做出任何政治上的讓步，它必要狠毒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以彰顯其權威，並煽動民族主義以抵制“西方思想”。 但在香港的運動中政治不被重視，致使人們從未討論過這些複雜的問題；沒有群眾集會或委員會來提出、號召人們就重大決定進行表決。人們相信只要在街頭上給政府施加足夠的壓力，政府就會被迫讓步，但在當下的情形這是不可能的。在抗議者與警察戰爭般的對抗下，青年抗議者們的重心放在了行動上——如何與警察對峙以及阻斷交通。抗議運動中的討論集中於戰術與裝備，例如哪些裝備（如防毒面具與頭盔）應對催淚彈最有效、封鎖哪條道路或交通要道能更有效地癱瘓城市。 如此意識使得在青年間引發基本政治思想的討論極其困難。社會主義行動在運動中十分活躍，沒有其他左翼團體能夠有組織地參與在運動當中（即便有也僅以個人身份參與）。青年們側重於行動，意味絕大多數來到我們旗幟下或街站的抗爭者都願意捐款給我們，但往往會隨即迅速離開。倘若我們試圖挽留他們進行深入討論，最常見的回覆是：“這些我全都知道”。 無論青年示威者有多麼的勇武——他們的勇氣的確動人心魄，而即便香港政府在2019年7月至9月期間完全陷入癱瘓，然而卻沒有政治綱領將運動傳播到中國以推翻獨裁政權，也無工人階級行動，例如組織、罷工、群眾集會來挑戰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共獨裁政權的扶持下，香港政府得到了喘息的時間並重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 中國群眾 社會主義者的主要綱領是與中國大陸的群眾聯合在共同的鬥爭中。香港的運動必須擴大其訴求，以吸引中國大陸的群眾支持。運動主要的五大訴求只是有關於香港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這些訴求確實重要，我們也支持它們。但這些並未提到要推翻中共獨裁政權，而是局限於爭取香港的“真正自治”。社會主義認為訴求應當包括終結獨裁統治、反對審查、爭取女性權益、八小時工作制、工會權利（工會在中國是被禁止的）等。 運動還應該要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所有香港和中國的大資本家都是徹頭徹尾的中共擁躉。這就是為什麼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罷工行動是運動升級的關鍵。運動必須提出經濟訴求以動員工人階級，包括可負擔的公屋、全民退休保障、民主公有的經濟。團結的意識極其強烈，在抗議運動中的主要口號就有“不分化”。2014年雨傘運動的糟糕經驗便是不同的政治組織（主要是本土派組織）捲入了宗派主義內訌，消耗了大量精力並造成了分裂。2019年的運動試圖避免分裂，要求團結一致反抗中共，卻採用了錯誤的策略：阻撓辯論。在“拒絕分裂”的號召下，他們有意地壓抑政治討論；任何的批評聲音往往會遭到敵視。 反政黨、反政客情緒 隨著鬥爭的發展，自由派泛民強調他們堅持和平抗爭；青年主張對抗警察；然而廣泛流傳的思想是“兩種手段都合情合理的”、雙方不應互相指摘。這意味著運動事實上迷失了方向，缺乏集體決策和對建設和前進的最佳手段的評估。但無論是“和平方法”還是“勇武手段”都不是正確的，因為兩者都沒有在政治上聯繫到前進方向和明確的方案。 在運動起始之時，反政黨情緒起到了一定的進步作用。人們對自由派泛民派有著強烈的不信任，其曾在政治上背信棄義，與中共獨裁統治達成了腐敗的妥協。除非面臨群眾革命暴動、其在中國的統治岌岌可危，否則中共獨裁政權絕不會在民主權利上讓步。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香港的民主鬥爭是由泛民領導的，其將運動限制在一次性的示威運動。青年們認為泛民過於軟弱，有必要採取更加激進、更具對抗性的手段。青年們希望阻止泛民解散運動，因為他們曾經在許多運動中這樣做。 黃之鋒是著名的前學生運動分子，也是親美帝國主義勢力的代表。在許多西方媒體中，他被描繪為香港民主運動的英雄。然而事實是在2019年鬥爭爆發的第一天，他企圖介入其中試圖解散抗議，卻招致了青年抗議者的噓聲。 作為反對勢力的泛民領導層從不希望群眾運動變得過於激進以致“失控”。他們只希望群眾運動作為後台支持，來為自己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他們是由律師、學者和小商人組成的小資產階級，而不是大資產階級。香港所有的大資本家都支持中共並反對民主“改革”。泛民的觀念是支持資本主義的，並反對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他們（曾）痴心妄想中共會允許香港改革成資產階級民主制。 2019年強烈的反政黨情緒使得泛民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他們沒法像他們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所做的那樣，篡奪領導權並驅散運動。反政黨情緒以如此方式發揮著進步的作用，使青年示威者的自發性釋放出澎湃的能量。 但是，反政黨情緒很快就成為建設運動的絆腳石。青年們抗拒各式的組織框架，只願意通過秘密的Telegram群組進行合作、組織。社交媒體看上去是完美的聯絡平台，極其便利且覆蓋範圍相當之廣。然而在社交媒體上無法正式、認真地討論觀點，也不能對觀點發起民主投票。成千上萬的觀點被提出，但都圍繞著“行動”，而非解決目前所做的不足以對抗中共這一問題。人們需要另一種群眾運動。 運動中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沒有成立新的政治團體。運動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討論達成，而是由即興發揮與情緒化決策所提出。一些流行的口號包括了“黑警死全家”以及“香港人報仇”。鑑於警察暴行的程度，這些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想贏得中國群眾的支持，所需的運動就不能建立在如此口號上。 民主決策 沒有民主的平台供人們討論戰略與計策，示威者只能在在線平台上秘密地、無組織地討論。香港和中國社會主義者的鬥爭是為了提高運動的層次，以讓示威者們了解到對組織的需要。這不是有關討論不同的組織模式，例如“橫向組織”之類的，而是有關更為基礎的部分，有關對組織的需求以及對無組織的反對。我們在許多傳單中就解釋了對“基層的行動委員會”的需求，憑此建設運動的民主框架。這些委員會應協同合作以形成更廣泛的區域性以及全市性框架。 香港幾乎沒有真正的工會，而有支持資本家和中共的工聯會，過去曾經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還投票支持廢除集體談判權。另外泛民派的職工盟，則受美國政府的贊助，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會聯會，它是以NGO的方式組織起來，受薪的全職人員控制著工會，並幾乎沒有民主的成員框架或工作場所分支機構。 儘管香港90年來首次爆發政治性罷工已經是重大的進步，但是這是一次毫無組織的自發罷工。工人們利用節假日，以個人的身份而非工會成員的身份參與抗議。這表明了香港職工盟領導層的負面作用，他們既無力，又拒絕組織真正的罷工。當政府做出表面的妥協，他們就取消了6月的首次罷工。隨後在8月，當職工盟的領導層受到來自群眾運動的高壓，被要求組織一場罷工時，他們讓工人們去找各自的老闆討要一日假期的准許，方可參加示威。罷工缺少集體組織的領導，缺少罷工委員會，缺少組織新工會分會的運動以為罷工做準備。香港職工盟的領導們試圖安撫資本家，向他們保證這次政治罷工只會反抗政府，而對於老闆們和“香港”頗有裨益。這反映出泛民派的政治方針不僅是向資本家卑躬屈膝，還低估了工人們的力量，妄想調和雙方。 挫敗 雖然缺乏真正工會的領導，但是8月5日仍有超過30萬工人自發地參加了罷工。特別是航空業的罷工足以震懾老闆們。然而，工人階級仍未意識到自己的潛能：作為打倒獨裁統治，引領鬥爭的主要勢力。相反，他們仍只將自己視為青年們的援軍。與此同時，出於挫敗運動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群眾示威被禁止；警察越來越老謀深算，也越來越暴力；青年們越來越傾向於更無政府主義且更具對抗性方法。“黑衣”或“前線”青年利用大量群眾作為掩護，越來越頻繁地採取打砸破破壞及暴動之類的手段。 2019年年底出現了一波成立新工會組織的浪潮，但此時運動已經過了巔峰期，到了開始零碎化、精疲力竭的階段。社會主義者們積極地介入了建設工會的進程。2020年1月，新的醫護工會發動罷工，要求政府採取措施應對新冠肺炎。然而，大多數新工會的領導權掌握在管理層，甚至是小商家的手中，而他們的意識形態被右翼香港民族主義（本土派）所主導。這些工會的規模基本上都很小，少於1000人——不是真正的工會，而更像是行會（guilds）。它們在疫情期間普遍沒有開展活動，而自國安法通過以後就不再嘗試動員工人了。這些新組織的活躍分子並沒有階級分析的方法，而是希望以NGO的方式運作，集中為勞工提供法律支援和福利優惠。在目前的嚴酷鎮壓下，新的公務員工會已被解散。政治罷工也將被取締。 運動的特點 一如在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和美國爆發的運動，香港的運動表明資本主義危機致使青年高度的激進化。我們理解在斯大林主義國家的垮台後，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性失敗仍對今天的工人階級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但馬克思主義者不會坐等革命社會主義意識百分百成熟。在成為少數派後，於2019年從組織中分裂出去的工國委宗派主義領導層就期望這會突然到來，隨後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將自動實現“大躍進”。這令他們不願深入了解今天發生的運動，並與現實脫節。 過往兩年的運動在性質上不同於十年前的運動——憑著革命的精神在戰鬥，香港和緬甸的青年時刻為著變革作出犧牲。另外，總體上運動的持續時間要長很多（對比之前的幾周，現在是持續幾個月），馬克思主義組織若要介入其中，則可能要花費大量的體力和政治精力。當然，我們必須要面對這些挑戰。同時，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在鬥爭中發揮著更加重要作用，令群眾意識更加的錯綜複雜。光有一個大體上正確的綱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十分審慎地考察那些在運動中往往是混亂且矛盾的想法與討論，以便有效地介入到運動之中。 中共鎮壓勞工議題 港大勞工研究博士方然被捕 8月26日，研究勞工議題的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方然在廣西南寧市被國安人員帶走並被秘密關押，至今未有任何消息。根據方然父親提供的信息，方然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意味住他可能會被拘押六個月，期間與家人和律師隔絕。 多次被打壓 26歲的方然曾多次被當局邀請“喝茶”。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似因為研究中國勞工問題而被打壓。向來政府視勞權為禁忌。香港《南華早報》評論道：“他被拘押使香港勞權團體感到心寒。很少人願意評論為什麼一個學生可以被指控顛覆國家”。讓報引述多名方然的同事，形容他是“熱心的社運人士”。方然曾於清華大學成立左翼讀書會，而他父親為中共黨員。他的一位同學指方然在少年時期加入過中共，因為他當時以為中共是為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奮鬥。該同學向《南早》表示說：“他可能以為中共代表平權和解放的事業”。 一直以來，中共對勞工議題持敵視的態度，任何研究、討論，甚至僅僅是報道勞工狀況的信息都可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進而遭到中國國家機關的警告甚至被拘捕定罪。 早在2010，深圳——這個當年帶領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城市——就開始打壓幫助勞工的非政府組織，直到這些機構全部在政府的壓力下解散，眾多工運分子和NGO人士被判監。從2018年開始，政府口徑更是直接把非政府組織和“境外勢力”聯繫起來，號召愛國主義分子積極舉報。最重要的事件是2018年佳士鬥爭的鎮壓，當時眾多左翼青年前往深圳參與運動，提出獨立工會這項重要訴求，結果超過80名佳士工人和學生被拘押。 幾個月以來，雖然中國政府陸續出台了一系列看起來是“維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例如最高法院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在八月末宣布“996”工時制度違法，但對輿論的控制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頂峰。2014年，中共成立中央網信辦，開始加大對網絡的控制力度。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網絡警察系統，並且採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來對關鍵字進行審查，監視網l絡訊息，操控網路輿論。被網絡警察判定為“違法”或者“有害”的用戶將被約談、拘留甚至逮捕。方然不是第一位因為研究、討論勞工問題被帶走的人，更不是最後一位。 萬馬齊喑 除了勞工議題以外，幾乎任何涉及到批評時事、討論政治的言論都有被中共“約談”的風險。有人戲稱：“在中國，你只能讚美和感恩”。根據相關報道，僅僅在2020年的頭幾周（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一段時間），廣西警方調查了385名“散布謠言”的人，青海警方約談了72人，寧夏警方約談了66人。這個數字是通過零星的政府消息統計出來的。實際的數字不為人知，但一定比這多。 在網絡上，由於信息封鎖，方然被捕的事件僅僅在小範圍內被人了解和討論，但越來越多的鎮壓行動已經不再是秘密抓捕可以掩蓋的。儘管中國政府一再訛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日益高壓的政策（尤其是對工人運動的鎮壓）暴露了他們的真正面目。 工人階級必須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階級爭取自己的權利。馬克思主義者支持民主鬥爭和工人鬥爭，主張建立屬於工人階級的工會和工人階級的群眾性政黨，而且還要把這些鬥爭和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聯繫起來。 香港：中共鎮壓風聲鶴唳 中共取締所有反對派政黨及NGO組織，消滅議會僅有的選舉自由，禁止一切批評政府的出版和言論，逮捕和審判泛民領導和示威群眾。即使香港反對派已徹底潰散，中共並不會就此放軟手腳。因為中共鎮壓的目的不在於香港，而是要通過所謂“打港獨”向國內群眾展示習近平的權威，企圖發揮震懾作用，壓制反抗的民怨和青年激進化。此外，習近平鎮壓香港也是給美國看的，以展示中國可以“為所欲為”。習近平在中美衝突各戰線的鬥爭都失利，而打擊香港成為了他可以展示權威的工具。 結社自由工會權利被取締 由特朗普到拜登以來，美國政府對香港的問題只是作出口頭上的批評。而美國統治階級目前已放棄香港這隻難以取勝的棋子。作為中國直接統治的一個城市，美國沒有什麼空間利用香港作為槓桿去攻擊中國。再者，中美統治階級都明白到這場大國衝突是不可逆轉的，過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以促進中美經濟接軌的角色已再無利用價值。相較於香港，倒不如將資源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對美國的軍事和經濟上圍堵中國來說顯得更為重要。這一方針揭示了美帝國主義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是水深火熱的民主權利。 來年就是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雖然在黨內鬥爭占了上風，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連任，但是為了使他未來的權力穩固，為未來的統治掃除障礙，他還不能高枕無憂，而需要繼續集中個人權力，並處理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炸彈。現時他大打攻擊科技業和房產業的私營資本家，大力打壓國內女權及左翼運動，都是連任前必須作出的鐵腕整頓。 中共要消滅香港一切的結社自由，就像在中國大陸那樣，任何獨立於政權以外的組織都會被視為威脅。教協和民陣被迫解散後，支聯會及職工盟在本文撰稿時亦準備解散。中共藉機消滅一切的香港工會權利，像中國那樣只有服從於政權的假工會。除了避免像國泰工會和醫護工會那樣的罷工再有可能發生，更重要的是扼殺未來更激進工會壯大的可能性。 國安處指控支聯會和職工盟為“外國代理人”。由於職工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的資助，很可能成為其所謂“勾結外國勢力”的佐證。事實上，打擊“外國勢力”只是中共鎮壓民主權利的幌子。中共知道經濟危機嚴重，未來對工人階級將會作出更大力的經濟打擊，即使政治權利的反抗現在被全面壓制，但經濟民生的反抗還是可能爆發的。一如在中國大陸即使實行全面獨裁，工人還是會為了生計而發動罷工。 我們反對工會組織接受美帝國主義的資助，因為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一樣，從來都是反對真正的工會運動，而只是想加強自己地緣政治控制的籌碼。美國資助職工盟的目的從來不是要強化香港的民主運動，相反是要牽制它、避免其過於激進化。 實際上職工盟雖然在立場上支持2019年的群眾鬥爭，但卻完全沒有領導過2019年的罷工。在林鄭擱置送中條例時他們首先取消了罷工的號召，到了8月因為群眾運動的壓力下他們才呼籲工人自行請假參加罷工集會，而沒有作為工會組織一場真正的集體罷工行動。 鎮壓下僅餘的抵抗 面對反革命的鎮壓，幾乎整個溫和泛民都準備退縮，但當有也有例外。社民連雖然幾乎全部領導人物都在監獄，但仍繼續在街頭抗爭。而面對支聯會被迫解散，副主席鄒幸彤卻帶領了幾名常委作出了英雄式的抵抗。她率領了其他常委拒絕，表示即使讓步也不會被政權放過，並且高調展示準備入獄的決心，說得擲地有聲：“恐嚇到我們這裡為止，支聯會不會幫你散播恐懼。”隨後她連同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被國安處控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作為大律師的她大膽發表文章批擊法治的虛偽，在文章《“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呼籲不要再迷信法治，指沒有抗爭的話並不會有改變。此前，她也拒絕被剝奪言論自由作為法庭的保釋條件，堅持在保釋期間向公眾發表反抗言論。然而支聯會和教協一樣並不是具動員力的群眾組織，恐怕只有幾位英雄的抵抗也不能逆轉解散的結局。 泛民軟弱與熱狗鬧劇 可惜的是，鄒幸彤只是泛民政治人物中的例外。大多數泛民政治人物都選擇投降，對自己的政治立場表示後悔、解散自己的組織、表示退出政壇。就在本文撰稿之時，李卓人和何俊仁呼籲支聯會成員解散組織。他們的軟弱並不來自個人性格，而是因為其政治路線走到盡頭。一直以來，泛民迷信基本法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及“循序漸進爭取民主”，而不明白中共獨裁永遠不會自我改革而開放民主。他們一直以為只要中共走向市場經濟“與世界接軌”，就自然會在香港甚至全中國落實民主。但今天正是因為中共成為了第二大資本主義國家，才不可避免地與美國爆發激烈的帝國主義衝突，並且因而必須加強鐵腕統治保衛其“國家利益”。 至於在雨傘運動後打著“勇武鬥爭”旗號冒起的本土派，在反革命的過程中盡顯他們的狼狽相。在中共踢走大部分泛民議員出立法會後，連溫和泛民都不堪留在假議會中作為花瓶，因而全體辭職。但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卻繼續留任議會，因而一度獲得《大公報》的讚揚，甚至本來打算可以被國安處寬恕，繼續矇混過關參選下屆立法會。最後他還是無法倖免被DQ的厄運，組織隨之也瓦解。 熱血公民是一個極右民粹組織，利用激烈措辭但內容空洞的反中共言論吸引青年，實際上只會用族群仇恨針對中國大陸人，而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反對中共。他們往往出現在群眾運動中製造分化，利用青年對於溫和泛民領導保守的不滿，攻擊泛民來獲取聲望，但卻從來不會提出另一條鬥爭的出路。雖然打著“勇武抗爭”的旗號，但早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敗選後變相退出社運，變成以區議會的保姆服務來爭取支持，在2019年的運動中完全沒有亮相。他們的狼狽相迎來由建制以至泛民、由左翼以至其他右翼本土派的恥笑，可算是為這一節悲劇中帶來了一個笑話。 中共全面消滅立法會的選舉自由，新的議會的90席中只有22席為直選，而且候選人必須經過國安處審查。這種選舉與大陸已完全看齊。中共害怕選舉氣氛冷淡，以致投票率極低，使假選舉成為國王的新衣。澳門在9月選舉前DQ了所有民主派議員，使其投票率陷於主權移交以來最低，並出現了大量塗污選票以示抗議的廢票。香港的選舉大抵也會是這樣的翻版。 因此他們要拉攏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誘使他們進入跛腳的議會參選，作為其一塊遮醜布。至今只有社會民主連線清晰表態拒絕參加假議會，其他黨派仍在猶豫不決。其他溫和泛民政黨內部出現重大意見分歧。雖然議會內逐步改革的路線已徹底破滅，但泛民政客只會繼續墮入幻想，期望可以得到中共的默許，使他們的叛賣之路越走越遠。例如民主黨元老李華明以及部分民主黨的青年領導企圖參選，而劉慧卿等元老則害怕參選以致“一鋪清袋”，在歷史遺下臭名。李華明更表示有中共要員向他提出可參選的名單。另一些“參選派”則是年輕的前立法會議員鄺俊宇及副主席梁翊婷。鄺俊宇在2019年運動早期因為經常在前線協助示威者，其突出的個人行動使他在青年之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因而被封為“鄺神”。但現在卻準備墮落為最卑劣的叛賣者。可見，審視一個政治人物還是要看他的政治本質以及實際立場，而不是鏡頭面前的表演。 反革命不是終結 反革命是無可避免的現實，同時我們認知到習近平政權正面對空前的危機。我們要汲取2019年運動的不足和弱點（參考文章《2019年群眾鬥爭的教訓》），為未來的鬥爭作準備。專制政權處在病急亂投醫的階段，世界資本主義遊戲走到了危機連環爆發的階段。中國內地的群眾情緒正暗流洶湧，當其爆發之時，我們就會知道2019年香港的運動不過是一場預演。 香港：Foodpanda送遞員罷工 抵抗苛刻剝削 外賣平台Foodpanda在疫情下“疫”巿擴張，生意賺到水漲船高，但送遞員卻沒有獲得辛勞所得的成果，薪金收入被公司不斷削減，員工連最基本福利亦欠缺之餘、內部不公平的機制令員工怨聲載道，生計受到影響下外賣送遞員在周末發起多區罷工行動，抗議公司無理削減工資，超過300名員工參與。 這次罷工並非空穴來風，Foodpanda在這年頭已不斷推出政策扣減外賣送遞員的工資。參與罷工的外賣單車手“奶悠”（假名）向社會主義行動記者表示，公司過去逐小地扣減送遞員收取的服務費，以自己一張距離較遠的外賣單為例，本可分到42元（港幣，下同）現在被扣至30元，中距離的30元扣至20元，即每張單都被削減約10元左右。他每日工作10小時本可賺到約800元，現在只剩500至400元，公司亦從來不會知會員工削減薪酬。 “奶悠”最近更被公司指責跟單不擅而被停工5日，他怒斥：“靜悄悄地削減工資已經非常可恥，現在更不理會我的解釋而停止我工作，手停口停下我亦要照顧家人和小朋友，公司那所謂的上訴機制十分霸道，簡直人神共憤！”“奶悠”踏單車送外賣亦存在風險，“在行人路踏單車會犯法，在行車路上與其他車輛並行亦非常危險，我試過工作時遇過一次意外，幸好沒有大礙”。他指Foodpanda外賣送遞員都是以“自雇”形式被聘用，沒有病假、工傷、強積金等任何福利保障，意外後公司更將他的送遞表現評級下調。 另一位送遞員 John（假名）是一位“步兵”（以步行方式送外賣），他指公司推“孖單”降價政策，將第二張同一屋苑的外賣單服務費削減，又將客人投訴外賣送達後出現食物傾倒、外賣送抵後沒有該地址或其人等惡作劇，都歸咎為員工責任而發出警告信，令John感到十分不公平。“我們要利用Foodpanda手機App去處理外賣服務，每張單都有它的指定送抵時間，那些倒數時間有時只有數十分鐘，令我們要火速進行送遞，增加交通意外和受傷風險。” 罷工行動在尖沙咀、觀塘Foodpanda辦公室及多區Pandamart門外聚集，員工舉起“停止無理減薪”、“Foodpanda treats us like slaves!”的標語，亦要求每張單的服務費至少是50元來換取“生存”及抵銷外賣摩托車維修費、油費等開支，而“步兵”則至少需要35元。 過往Foodpanda亦曾無理解僱爭取福利的送遞員，顯示大企業對員工的壓榨及可恥。在罷工的影響下，多區的Pandamart超巿停止運作，而工人指抗爭將會續持。 去年，另一外賣送遞平台Deliveroo亦因削減員工工資險釀罷工。外賣送遞行業在疫情下大舉擴大業務，在巿場競爭激烈下，這類公司都要加強壓榨員工獲取利潤，使全球多地都爆發工人抗爭。例如，中國大陸的外賣送遞“餓了麼”平台旗下騎手在今年3月發起跨省的抗議行動，抵抗公司壓迫員工，差不多同時間在英國倫敦亦有Deliveroo員工的抗議，反對持續的低薪和要求更合理工資。 社會主義行動支持Foodpanda送遞員的合理抗爭，在香港勞工保障形同虛設下，工人需要團結的行動去捍衛權益。這次罷工最主要是透過網絡群組溝通動員發起，工人至今並未有組織起代表自己的工會組織，而今天工會正面臨政府前所未有的鎮壓。 11月13-14日的罷工確實令人振奮，但抗爭若要持續，網上群組這種組織方法可能並不足夠，而需要哪怕是“地下”或“非正式”的工會組織架構，以應對資方對罷工的打壓，爭取最大化工人的權益。所有工人都要與Foodpanda罷工工人展示團結！如果他們成功改善待遇和薪酬，對所有工人來說都是勝利，並會鼓勵工人組織和鬥爭！ 倫敦唐人街衝突：對抗種族主義和國家鎮壓的反面教材 在十一月底，兩批示威者——其中一批牽涉到中國內地的組織，另一批是年輕香港移民——在倫敦唐人街衝突。這事件是一個警告：在中美帝國主義新冷戰和習近平殘酷鎮壓香港的情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惡化。倫敦事件顯示，中美地緣政治鬥爭正與族裔和政治衝突結合，並且將其放大起來。 於世界的另一端，同一過程近來以另一個例子發生。所羅門群島首都霍尼亞拉的唐人街被放火和掠奪。在這貧窮的前英國殖民地，因中國國家及其資本家作為一方與美國及台灣作為另一方之間的權力鬥爭，多年來的族裔衝突變得更複雜。 “向新冷戰說不”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倫敦爵祿街舉行了一場打著“停止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和“對新冷戰說不”的集會，表面上反對種族主義。雖然標語聽起來值得嘉許，但集會政治構成和性質卻是另一個世界。不幸地這場集會牽涉到很多和中國獨裁政府有聯繫的傀儡組織，它們和應中國獨裁政府的政治宣傳，支持鎮壓香港和新疆。一些英國非政府組織和“左翼”議題組織也合辦了這場集會。講者包括停戰聯盟（StWC）的Fiona Edwards和核裁軍運動（CND）的Kate Hudson，還有是保守黨的成員。按報導，工黨的John McDonnell之前也安排了演講，但因為受支持香港的組織的遊說（指出主辦方的組織與中共有連結）而取消。 這些親中共組織主導著當天倫敦的示威。集會的中文訊息和英文訊息非常不同。英國組織代表們似乎認為他們的和平主義和“非政治的反種族主義”是集會主調。但中共政權透過其傀儡組織和支持者騎劫了集會，將其變成讚頌中共在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並將任何對它獨裁的批評和“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混為一談。與中共採用的做法相似，以色列政府也是將所有對以色列國家的行動之批評和“反猶主義”等同。同樣地，所有對中國政權的批評也被說成“反華”和“傷害14億中國人民感情”。 一班大多來自本土派（右翼香港民族主義）的香港示威者舉行了反示威。幸運地集會和反集會的規模都很小，大約100人參加親中共的示威，而親香港的反集會人數則少於50人。但其後雙方以種族主義言論侮辱對方展開衝突，造成暴力打鬥和數人受傷，成為在社交媒體和中文媒體的大事。 現正流亡英國的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呼籲英國警方調查這個“反種族主義”集會的組織者。親中共陣營則在微博匿名懸賞一萬英鎊，鼓勵網民提供羅冠聰或及另一位流亡的香港社運人士鄭文杰在倫敦的住址。微博的還有帖文討論建立“小隊”攻擊在英國的“港獨人士”。英國警方隨後宣布會調查針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威脅。特此強調，羅冠聰和鄭文杰以英美資本為盟的自由派政客，並無提倡港獨，只是中共將所有香港民運人士打成“港獨”。 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正加劇 和在其他西方國家相同，英國內反亞洲人的種族主義正在加劇，特別從疫情爆發開始。右翼政客和媒體想用亞洲人和中國人作代罪羔羊來掩飾資本主義災難式應對疫情的無能，因此為種族主義加溫。來自像英國約翰遜等各國政府的反中冷戰措辭，無疑在加強反華和反亞洲人情緒。要反擊這情況，就需要真正的反種族主義抗爭，但這需要完全獨立於政府操控，不但要揭穿西方資本建制的、也要揭穿中共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英國媒體ITV（獨立電視網）十月所做的民調顯示，過去兩年居於英國的東亞和東南亞人受攻擊的次數升近50％。60%英國警員表示，去年針對東亞和東南亞人的種族仇恨案件有所上升。所以中國、香港和東亞及東南亞人正經歷更有威脅的種族主義。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發起真誠的倡議行動，以將跨族裔社群組織起來，對種族主義說不，並將這議題連結至對醫療、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擴大資源。但是那些發起或支持爵祿街集會的英國組織，不管是天真得荒謬也好，抑或有意地背書也好，讓自己被中共用作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反動宣傳平台，實在需要檢視自己的做法。 中共的伊斯蘭恐懼症和種族主義 爵祿街集會無其他東亞或東南亞裔社群代表的事實，也顯露出這個示威的不對勁。另一個不對勁的跡象，是組織者無視新疆議題——當地正發生中國政府恐怖迫害穆斯林少數族裔，包括公開的種族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症政策——亦說明這示威的真正目的不是“反種族主義”。 參與集會的英國組織者的聲明否認這場活動是“親北京”，而這說法並不誠實。一系列的參加組織包括英國福建華僑華人聯合總會、全英華人社團聯合總會、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倫敦華埠商會，全部和中國政府有連結。全英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直接受中國駐倫敦大使館控制，作為非正式“警察網絡”監視十四萬中國內地留學生，防止他們參加“顛覆政治”。 這堆親中共傀儡組織曾經在英國華人社群間以中文媒體發動一個高調的運動來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嚴厲的政治鎮壓。例如今年，倫敦華埠商會和其他幾個組織在親中共報紙賣廣告，支持香港“只限愛國者”選舉鬧劇。這場選舉將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只有中共允許的候選人能參加。 民調顯示44％，香港人如果可以的話會選擇離港，而約九萬人今年已抵達英國。中共擔心香港移民的高度集中會變成一個反政權活動的基地，所以將威脅和恐嚇升級，如同對羅冠聰和鄭文杰的騷擾顯示。透過在海外內地人社群間煽動民族主義，北京正將社群關係兩極化，並為發展族群仇恨的“華人部落群主義”創造條件。 香港的獨裁鎮壓自2020年國安法立法以來，導致過去十二個月內三十個工會解散，包括最大的、有二十萬成員的職工盟。所有示威和罷工已被禁止。在倫敦示威後，其中一個主辦團體“監察組”在示威發表聲明表示“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應有示威權利和廣泛的人權”。即使慷慨地說，我們只能形容這講法天真得荒謬絕倫。 香港移民的反示威也好不了多少。這些示威者的目標可能是揭穿中共的政治宣傳和“反對針對亞洲人的仇恨”標語的偽善，同時隱藏了它打壓維吾爾族人、西藏人，香港人等罪行，但他們可笑的舉動和帶出的訊息卻製造了反效果。 香港示威者的所作所為，並不能贏得那些未被洗腦的中共的支持者（尤其是透過媒體和社媒留意今次事件的大眾），而是落入中共圈套，讓中共黨媒“證明”香港民運示威者是“反中”的。無政府主義式衝突沒有帶出明確政治信息，只會讓當地民眾感到困惑，從而使反威權鬥爭建立基層的國際支持變得更加困難。 不幸的是，這次反示威放大了2019年香港運動的弱點、甚至是放大了運動的一些反動性質。在2019年鬥爭失敗後，在認知到青年抗爭者的犧牲和勇氣之同時，我們需要從運動的的政治和組織弱點和錯誤汲取教訓。別忘了，在2019年7月運動高潮時，運動某份參與者嘗試展示對中國大陸的反政府抗議表示聲援，力圖建立共同的鬥爭，也有一些香港種族主義示威者企圖攻擊內地人時被其他抗爭者阻止。這些做法都應該被學習和強化，但今次倫敦的行動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或許也有真誠的反種族主義者參與了這次活動，但他們難以否認自己被兩個對罵的種族主義陣營騎劫。一些中國大陸示威者大罵香港人是“曱甴”（蟑螂）——該詞正是中共黨媒和香港警察在2019年鬥爭期間對香港抗爭者使用的字眼。部分香港反示威者則高喊“返大陸”和“支那”——“支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用來指代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字彙。 走入死巷的民主鬥爭 對於認真想重建反獨裁民主鬥爭的香港青年來說，2019年最重要的教訓是——這場運動因孤立於香港一地、沒有認真努力地與中國大陸工人和青年——這股唯一足以挑戰中共國家機器的力量——建立團結的群眾鬥爭而失敗。 倫敦反示威鬧劇，以及一些香港示威者對中國大陸人或華人長相抗爭者針鋒相對的辱罵，只會進一步加劇族群分化，強化中共的民族主義和反民主宣傳——將香港群眾抗爭描繪成美國的反中陰謀。 香港的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政客，如羅冠聰和鄭文杰，在以西方政府推崇民主這個大錯特錯的前提下，心甘情願地支持親西方的冷戰陣營，而這是重建真正民主運動的進一步障礙。為了令民主運動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團結中國、香港和整個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民，反對各國一切形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社會主義者譴責雙方的種族主義言語和政治。雙方的抗議行動都是與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冷戰和中國國家鎮壓作鬥爭的反面教材。倫敦的抗議也警示著國際左翼，在處理反亞裔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衝突等問題時，如果沒有完全獨立於插手運動的資產階級及其政府（包括中國資本家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共），就會掉入錯誤立場。 我們需要與在新冷戰中源自各方的種族主義、沙文民族主義進行真正的鬥爭。“團結聲援、反對中港鎮壓”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道路也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組織，我們主張建立這種基於團結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的反種族主義鬥爭，去反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猖獗的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中共自製選舉鬧劇 鎮壓不能擺平社會危機 12月19日將舉行改制後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中共將立法會改成90席之中只有22由選舉產生，加上候選人要先由國安機關篩選，確保所謂“愛國者治港”。這使選舉氣氛前所未有的冷淡，可預計投票率將是歷史最低的一屆。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2月公布，有36%的受訪者傾向不投票。這數字還未包括因國安法的恐懼下而不敢講真話的受訪者。由2004年起的立法會選舉調查，受訪者的投票意欲均有8成以上。 在改制前，香港立法會本來已是跛腳議會，反對派並不可能在建制內對中共構成威脅。相反，過去泛民主派妄想在議會建制內進行漸進改革，使立法會變成一個安全閥，以緩解群眾鬥爭的壓力。今次，習近平的極高壓統治下，將假議會的遮醜布都全力撕毀，再次挫傷自己的權威。 統治者繼續自欺欺人。林鄭接受《環球時報》訪問時，指“政府公信力高，投票率反而會降低”。同時政府又害怕低投票率會削弱其權威，因此全力谷高投票率。首先禁止任何人“煽惑”投白票，甚至威脅民調機構有可能違法；又設立邊境投注站，方便建制派動員居內地的親中共港人投票。然而，無論如何強大的鎮壓機器，但不能強迫“躺平”的選民站起來。 部分溫和泛民政客繼續叛賣民主鬥爭，例如前民協的馮檢基和前民主黨的黃成智，今次更為選舉鬧劇擔任臨時演員。而溫和泛民一度因為參選與否陷入嚴重分歧，後來參選派雖因群眾壓力而放棄念頭，但暗地叛賣的行徑並無停止——黨副主席梁翊婷被揭發支持獲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提名的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參選港島東。 繼續壓迫窮人和青年 國安法通過以來，中共的強力鎮壓並沒有停止。林鄭繼續以防疫措施為名，加強對市民的監控，推出強制使用“安心出行”，並繼續禁止四人以上的集會，甚至威脅煽動他人不打疫苗也屬犯法。此外，新聞自由已被摧毀，《立場新聞》總編輯辭職，而《經濟學人》駐港記者工作簽證續簽被拒，都是眾多的近例之一。 無論鎮壓力度如何強大都不能掩蓋社會危機，所以民怨並不會息止。香港去年有165.3萬個貧窮人口，貧窮率高達23.6%，創2009年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約4個港人中便有1人屬“貧窮”，其中近三成來自在職住戶。這可說是對習近平提倡的所謂“全面脫貧”和“共同富裕”極大的諷刺！ 香港貧窮再創新高，窮忙族水深火熱。但近日教育局長楊潤雄批評時下“躺平主義”，並公布要將“勤勞”、“奮鬥”加入價值觀培育，並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指引》文件中刪去“尊重人權”、“批判思維”等字眼。 在中國大陸出現躺平主義思想——年輕人拒絕高壓社會規範，放棄買房成家，主張不婚不育，以最低成本過極簡生活。中共如臨大敵，視之為破壞經濟秩序及製造人口危機的根源，甚至要出動官媒譴責區區一個網路次文化，並在六中全會中大力宣傳“奮鬥”思想。香港教育局只是配合習總的論調，企圖以高壓家長制統治青年。但統治者越是叫囂，青年則更充耳不聞。 香港和大陸青年一樣，面對房價高企、階級流動無望，勤勞向上的勞動成果只會被統治階級奪走。2019年香港反威權運動正是青年反抗制度的初次覺醒，是他們的一次“奮鬥”。運動受警察鎮壓失敗後，青年間瀰漫著暫時的絕望感、無力感。 獨裁政權加強教育制度的思想壓制，只會令更多師生和家長厭惡，選擇離港擺脫香港教育制度。2020至2021學年度，香港學生退學人數上升1.7倍，等於平均每校有32名學生退學，當中有6成學生選擇離開香港。每校約7.1位教師離職，比一年前升近一倍。 團結中國大陸的鬥爭 習近平準備連任國家主席，必須加強鞏固權力，加上中美衝突的高度緊張狀態下，需要通過鎮壓香港來展示自己權威。所以，香港的命運並不取決於一個城市之內，而是整個中國以至國際局勢。在全球資本主義制度深陷危機下，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拜登的統治在國內和國際上都陷入混亂。群眾對政權不滿的聲音越來越強大，青年激進化而且階級意識大大提高，正為香港暗無天日的局面亮起一點曙光。當大陸群眾爆發鬥爭時，香港和國際的群眾也需要團結共同的鬥爭，挑戰專制極權與資本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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