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張學良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隱秘聯絡、合作（續一）


紅軍長征抵陝北後張學良的穿針引線，“抗日統一戰線”從設想走近現實（上）


宋氏家族是紅色代理人家族，但除了孫夫人宋慶齡，宋家其它多位張學良親密同志的紅色代理人身份至今仍是深藏的秘密。

1935年9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節制陝、甘、寧、青、晉5省軍隊。11月下旬或11月底，張學良參加完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後自南京赴上海；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間，參加完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1935年12月2日至7日）等會議的張學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張學良上海公館位於高乃依路（今皋蘭路）1號。

兩赴上海期間，張學良會見了部下、抗日將領李杜，秘密探監（化妝探監）了心腹幕僚杜重遠（12月中旬）。閻寶航、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盧廣績等人是張學良最核心的幕僚，他們對張學良的重要性僅次於黎天才。杜重遠入獄是因為其創辦並擔任主編的《新生》周刊35年5月初發表了艾寒松（鄒韜奮得力助手）化名“易水”所寫的《閒話皇帝》一文，引發了中日外交糾紛，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豬太郎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遞交照會，稱該文對日本天皇“大不敬”。為平息日方憤怒，1935年7月，江蘇省高等法院以“共同誹謗罪”（“共同散布文字誹謗”）“象徵性地”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二個月。杜重遠在漕河涇模範監獄享受獨居三間平房等特殊待遇（半年後又“保外就醫”，住進了醫院），生活相當舒適、自由、充實，“在獄中，杜重遠每天都受到工人、學生、實業家、文化界人士、東北軍官兵探監慰問。杜還閱讀了周恩來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送來的大量馬列主義刊物（1931年11月，杜重遠經夏衍介紹秘密會見了周恩來），並不時和常來探監的胡愈之、孫達生等人討論時局。”

胡愈之（中共建政後歷任出版總署署長、文化部副部長、民盟中央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差不多每個周日都來探監杜重遠。長期以黨外著名“愛國人士”身份工作的“文化出版界巨人”胡愈之，其秘密共產黨員身份直到1979年才由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外公布；胡還是長期直屬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一位蘇聯-共產國際間諜。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愛國實業家”、“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同樣也是一位蘇聯-共產國際間諜，但其身份至今仍秘而不宣。張學良及其幕僚閻寶航、杜重遠等人，長期致力於製造、激化中日矛盾，早在“九·一八”事變前，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戲，見本系列中篇）中蘇作戰期間的1929年11月，他們就通過偽造、拋出《田中奏摺》，將蘇聯入侵東北引發的高漲的中國反蘇輿論逆轉為反日浪潮），他們的所作作為客觀上是在將中日兩國不斷推向全面戰爭。而將日本長期計劃、準備的日蘇戰爭轉化為中日戰爭，使日軍深陷中國，無力北上西進，用中國人的血肉鑄造蘇聯的防波堤，用中日戰爭的血海保障蘇聯東線的安全，這正是斯大林全力經營並最終如願以償的遠東戰略。為保全本集團的軍事實力和政治資本（包括保全蘇聯干預中國政局的最具實力的一支軍事力量），日軍近在眼前時絕不抗日，絕不身體力行地率先投入自己的部隊抗日，只在看不到日軍的後方高呼最激進口號，煽動、蠱惑其它國人去抗日。張學良、閻寶航、杜重遠們的目的、使命是挑起中日戰爭，而不是親身投入對日作戰。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這位戰前極力煽動國人抗日，極力煽動國民政府對日開戰的著名“愛國者”，在大功告成後已經失去了趕赴抗戰前線的興趣。1939年1月，應另一位紅色代理人、張學良曾經的部下盛世才之邀，杜重遠以建設抗日大後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遠離日軍鋒芒的新疆，去經營、鞏固這塊紅色基地。這一次，他踏上了人生的不歸路。 約在1943年10月（具體時間有不同說法），經歷長時間軟禁、囚禁後，杜重遠被自己的開原同鄉，小學同學、中學同學，曾經的戰友、同志，因失寵於斯大林而投向蔣介石的盛世才秘密處死滅口。

1935年11月~1936年1月兩次赴上海期間，張學良將紅軍長徵到達陝北，這一當時還不為外界所知的軍事機密告知了宋慶齡。雖然未查到明確的文字記錄，但二人很可能在35年12月底秘密見過面（張學良精於化妝）；上述消息也可能是張學良通過宋慶齡身邊的胡愈之（胡於1932年底參加了宋慶齡創辦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中央執行委員，宋慶齡很可能是胡愈之在共產國際的直接上級）等人轉告宋慶齡的。此前所有文章都對“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消息提供者隱略不提，但從以下情況推斷，將這一重要情況直接或間接告知宋慶齡的人，就是張學良。
1、當時身在上海，最了解紅軍動向的最權威人士是張學良；
2、從稍後將介紹的宋慶齡派出兩路秘使的時間判斷，宋應是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初（也有說法稱是11月，這一說法與相關事實不吻合）期間得知“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這一時間與張學良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間第二次赴上海的時間恰好吻合；
3、宋慶齡的莫斯科秘使胡愈之赴蘇匯報的內容包括張學良要求派其秘密代表莫德惠赴蘇（胡大約是36年1月中旬離開上海赴蘇聯的），請蘇聯方面作出相應安排，與胡愈之共同從莫斯科返回中國的潘漢年受王明委託，在香港協調、促成了莫德惠赴蘇一事。這表明張學良在1月中旬前與宋慶齡或胡愈之秘談過；
4、早在1924年12月，張學良就和宋慶齡見過面（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路過天津時）；張學良與宋子文、宋美齡的關係都非比尋常（這兩人的親蘇仇日政治立場和他們的二姐宋慶齡毫無二致）；兩赴上海期間張學良很可能還秘密會見了胡愈之、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等秘密共產黨員或紅色“民主人士”（據孫銘九《回憶杜重遠先生二三事》等），這四個人全都與宋慶齡關係非常密切；張學良委託宋慶齡物色一位中共黨員到其身邊工作（兼任多重聯絡員），宋慶齡推薦了當時躲藏在路易·艾黎家中的前中共特科成員劉鼎。流行說法之一是，張學良是在宋慶齡秘使董健吾赴西安、陝北期間（具體情況見下）通過董代為委託的（還有通過李杜輾轉委託之說）。董健吾是36年3月中旬返抵上海的，而張學良高級參議趙毅3月20日便已將劉鼎接至西安，與趙毅、劉鼎乘火車同行抵達西安的，還有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當時乘隴海路火車從上海到西安單程時間超過三天（馮雪峰、董健吾同年4月從西安坐火車到上海花了約五天時間），趙毅很可能在董健吾抵上海前便已從西安出發。由此推斷，張學良與董健吾在西安商定的，不是物色某共產黨人來陝，而是派人赴滬接劉鼎來陝的時間，劉鼎來西安一事很可能在張學良兩赴上海期間便已敲定了（張、劉可能在上海已秘密見過面）。而且，宋慶齡對劉、斯、馬三人西安之行，應該已提前安排妥當，一俟趙毅抵上海便可立即出發。種種情況表明，張學良與宋慶齡交往非常密切且彼此高度信任，張兩赴上海期間，即便二人出於某些考慮沒有碰面，張學良也一定會把“紅軍長徵到達陝北”這一極重要的情報通過杜重遠或胡愈之等人告知宋慶齡。

註：1935年9月15日，徐海東、程子華等率領的紅二十五軍（來自鄂豫皖蘇區）與劉志丹等領導的陝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於陝西延川永坪鎮，組建了紅十五軍團；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紅一、三軍團）抵達陝西保安吳起鎮；11月初，陝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在象鼻子灣地區會師，重組了紅一方面軍。

1934年11月底，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失去了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電台，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陝北中共中央才恢復了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先後派出的潘漢年、陳雲雖都輾轉到達莫斯科，但蘇聯-共產國際只能獲悉二人出發前的情況（潘出發於1935年3月，陳出發於同年6月）中共中央與紅軍的情況。張學良兩次上海之行的首要目的，就是向蘇聯-共產國際系統報告已長徵到達陝北等紅軍重要近況（宋慶齡團隊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觸角）。

得知中央紅軍完成長征勝利抵達陝北，宋慶齡與路易·艾黎、史沫萊特等親密戰友在艾黎的三層洋房內興奮地舉杯慶賀。宋慶齡團隊的秘密電台，就設在艾黎三層洋房頂樓的小間內。

為與陝北中共中央建立聯繫，為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和中共近況，36年1月，宋慶齡向莫斯科、陝北各派出了一路秘使。

前往陝北的宋慶齡秘使是“紅色牧師”董健吾。

簡要介紹一下董健吾。

董健吾1917年畢業於美國聖公會開辦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院，畢業後在揚州、西安、青浦縣（今上海青浦區）等地聖公會開辦的中學任校長。1926年9月17日，8月從蘇聯回國的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加入北伐，所部稱國民革命軍聯軍（後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不久，董健吾隨同學浦化人（二人是蘇州桃塢（聖公會）中學、聖約翰大學雙料同學）進入馮玉祥（馮有“基督將軍”之稱）軍中，被馮任命為第二集團軍政治部秘書處處長（一說為宣傳處秘書長）、洛陽工人事業管理處處長，兼任馮的英文秘書和家庭英文教師；董以隨軍牧師的身份在軍中傳授“紅色”教義。公開資料稱，1928年，董健吾經浦化人介紹秘密加入中共。28年秋董離開馮部返回上海（一說27年夏馮玉祥不流血清黨時將董護送出境）後進入中共特科第二科（情報科），先後在陳賡、潘漢年領導下工作，掩護身份是上海聖彼得堂牧師兼松柏齋古玩店經理。

董健吾與宋家關係密切，他和宋子文是聖約翰大學的同窗好友；他是中共特科與共產國際宋慶齡上海團隊的聯絡人；董的女兒董惠芳在宋慶齡家做“小保姆”，實際是宋慶齡的地下交通員、聯絡員。

董健吾也是李德全和張克俠（佩劍將軍，李德全妹夫，馮玉祥連襟）的聯絡人（蔣介石的枕邊有宋美齡，馮玉祥的枕邊有李德全）；

1933年9月，董健吾曾護送“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

董曾扶養毛澤東的兩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五年。1936年夏，經張學良、潘漢年共同安排，毛的兩個兒子隨張學良的部下李杜（化名王原華）經歐洲前往蘇聯，化名同行，與毛岸英、毛岸青共同抵達莫斯科的還有張學良的秘使莫德惠（李杜當時未進入蘇聯）。

1936年夏，董再受宋慶齡委託，一年內二赴西安聯絡張學良，由張安排東北軍將紅色記者斯諾，紅色醫生馬海德，及十幾箱藥品和醫療器具送至陝北蘇區外圍（董本人此次未同去陝北）。

言歸正傳，下面是1936年初董健吾一赴西安、陝北的情況。

得到張學良秘密通報後，宋慶齡在寓所約見了董健吾，給他一封蓋有火漆印的密信，委託他前往陝北，將信交給中共中央領導人。

1936年1月初，化名周繼吾的董健吾持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宋慶齡姐夫）親筆簽發的“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周繼吾”委任狀，自上海前往西安，中共地下黨員張子華（原名王緒祥，1935年初從中共中央北方代表處調至上海任上海臨時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兼聯繫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化裝成傭人（隨從）與董同行（也有文章稱董、張二人是各自從上海出發在西安偶遇的）。

董健吾、張子華乘坐上海到西安的隴海路火車，約於1月中旬前到達西安，因為冰雪天氣，道路阻塞，哨卡密布，二人在當地滯留了四十多天（他們住在董的聖約翰大學同學鍾可托家，鍾時任西安禁煙督辦），一直找不到進入蘇區的機會。董健吾無奈之下只好求助張學良。確認了董的身份（宋慶齡秘使），作了一些掩飾性的表面文章之後，約在2月20日（一說2月21日），張學良用私人座機將董健吾從西安送到膚施（即延安，當時為東北軍轄地，西安事變時張學良將其讓給紅軍，不久改稱延安），接着又派東北軍騎兵連將董、張送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董健吾到達膚施的那天（2月20日），紅軍正以“打通抗日路線”的名義發起了攻打山西的東征作戰。東征的真正目的是由晉入綏（綏遠，毗鄰外蒙），打通獲得蘇援的戰略通道（附帶目的包括擴大根據地、補充兵員），東征還有一個重要意圖，在閻錫山的地盤上繳獲一部大功率電台，恢復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這一目的未能達成）。四個月後的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電台調試成功，當月月底，中共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電訊接通。這部大功率電台的來歷是個未解之謎，官方從未作過交待、說明。它究竟來自何方？1936年7月前，中共自身殘存的上海黨組織遠未恢復元氣，他們沒有能力提供這部電台；從蘇聯運出的一部大功率電台當年4月在陝北被反共民團中途截獲；其它有意願、有能力為陝北中共中央提供、運送這部大功率電台的人選大約只有張學良或宋慶齡，二人中最有能力，最有便利的是張學良。即使這部大功率電台不是張學良提供的，沒有張學良的暗中幫助，宋慶齡或其它人想把電台送達陝北也難比登天。

註：有資料顯示，中共中央特科（軍委）陝甘特派員，中共西安特科創建和領導者王超北曾在上海為中共中央訂購裝配過一部250瓦的大型電台，並將之運至中共在西安的辦事機構。但是，1936年12月前中共在西安是沒有辦事機構的，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才得以在西安設立公開或半公開的辦事機構“紅軍聯絡處”及後續的“西安辦事處”，所以，王超北訂購的250瓦電台抵達陝北的時間應不早於1936年12月，因而，1936年6月調試成功，與蘇聯恢復通訊的那部大功率電台，並非王超北訂購的250瓦電台。

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張子華在東北軍騎兵連的護送下抵達瓦窯堡，將宋慶齡的密信（其中有宋致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及張學良所寫的致中共中央關於聯合抗日的密信（有說法稱是張學良致毛澤東的親筆信，張在信中“向中共表達了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願”）交給了留守陝北的博古（秦邦憲）、林伯渠。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當時在山西主持東征。

宋慶齡的秘信應該還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主旨是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保衛蘇聯安全）或“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等人起草完成，10月1日正式對外發表，宣言呼籲全國同胞和各黨派、軍隊放下彼此的爭鬥歧見，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抗日救國）的有關精神及共產國際促成“國共（再次）合作”、“聯合（團結）全國力量（一致）抗日”的有關指示。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線指揮紅軍作戰的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發出了致博古轉董健吾（周繼吾）的電報，3月5日，董健吾持從山西送來的毛澤東致宋慶齡的覆信離開瓦窯堡，原路返回（由東北軍騎兵連護送至膚施，再乘張學良座機飛西安）。董健吾離開瓦窯堡的同一天凌晨，張學良、李克農剛剛結束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二次洛川（化裝）秘談（這次會談始於3月4日下午，張學良與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首次洛川秘密會面的時間是36年1月20日晚）。

3月中旬，董健吾抵返上海。據說，宋慶齡、宋子文、孔祥熙三人當天在宋慶齡府邸設宴，為董健吾接風洗塵。

（董健吾到底是受共產國際直接領導，還是直接受中共領導？為何陝北中共中央領導人無一知道其真實姓名？）

董健吾返回西安時，同行的張子華則隨博古前往山西東征前線面見張聞天、毛澤東等人，匯報與曾養甫所派的諶小岑接觸等情況。

1936年3月8日至27日（一說3月20日至27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張浩（林育英）、彭德懷、楊尚昆、林伯渠、凱豐、陸定一等人會集東征前線，移動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晉西會議），專門研究統一戰線問題（包括與張學良合作）。在近三周的會議期間，與會者認真學習了（宋慶齡密信代為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國共合作抗日），“全面討論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和政治、外交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戰略方向問題”，會議決定“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中共中央的政策、策略有所調整。

得知張聞天準備發布一個“討蔣令”文件，4月9日，毛澤東、彭德懷等致電張聞天，提出不同意見：在此時機發布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在這口號之外，同時發布主張內戰的討蔣令在今天是不適當的。。。

4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永和縣趙家溝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結束東征，回師西渡；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團結對象。5月5日，毛澤東率紅軍總部回到陝西楊家圪台，簽發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回師通電》），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改稱其為蔣介石氏。

有資料稱，“同月（1936年3月），劉長勝帶着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八一宣言（《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等文件，從蘇聯回國到達陝北。”但諸多其它資料顯示，劉長勝是1936年5-6月才抵達陝北的，而且其任務是攜帶共產國際與中共聯絡的密電碼（密電碼和大功率電台，是接通對蘇聯絡的兩大要素）。即使劉長勝同時攜帶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等文件，36年3月中共中央晉西會議上研究、討論的相關文件，也不是劉長勝，而是宋慶齡交由董健吾帶至陝北的。另外，1935年11-12月到達陝北的張浩（林育英）並未從蘇聯帶回《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或《八一宣言》的文本文件，他只是憑記憶傳達了部分會議或文件精神（《張浩紀念集·張浩年譜》說，張浩被派回國時共產國際七大尚未開完）。

有文章稱，宋慶齡之所以派董健吾赴陝北，是因為“國民黨中央（蔣介石）通過宋子文委託宋慶齡，向中共中央傳遞國民黨要求與中共談判、重建國共合作關係的重要信息”。這一說法是片面、錯誤的，它在迴避宋慶齡、張學良的秘密身份，掩蓋宋慶齡的真實動機和歷史真相。

首先，“傳遞國民黨與中共談判的意向”不是董、張二人的唯一使命，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使命。董健吾、張子華負有雙重使命，或者說各有使命，董的使命是代共產國際聯絡失聯已久的中共中央，向其傳達有關指示精神，這是宋慶齡派董赴陝北的最核心使命；張子華的使命才是傳遞國民黨與中共談判的意向（有資料顯示，1936年1月3日晚上，張子華化名黃君，與陳立夫、曾養甫派出的聯共、搭橋人員諶小岑、左恭面談過，張4月自陝北返回後又在南京等地與曾養甫接觸、談判過數次），這一使命要相對次要一些，因為國共談判是共產國際指示（七大決議、八一宣言）的必然結果。“傳遞談判意向說”以次要（的相對公開的）使命隱匿了首要的隱秘使命（張子華的使命可以對國民黨方面公開，他的同行對董健吾的使命有掩護作用），隱匿了宋慶齡的共產國際身份，隱匿了董健吾陝北之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與張學良上海之行的因果關係。

其次，眾多資料顯示，當時受蔣介石委託聯絡中共的不是宋子文，而是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蔣聯蘇或聯日的兩手準備之一是，為抗日而謀求蘇聯支持，與中共結束敵對關係），宋子文與蔣介石政見分歧極深，他不是蔣介石可信賴、可託付此事的人。1935年12月、36年1月鄧文儀（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與蘇聯-共產國際方面及王明、潘漢年在莫斯科的接觸、談判，36年7月7日，陳果夫、張沖（中統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在香港《生活日報》以登尋人啟事的方式聯絡自蘇聯回國負有國共談判使命的潘漢年，同月曾養甫（國民政府鐵道部次長）與潘漢年在南京的會面，11月潘自陝北返回後與陳立夫在上海、南京的正式談判；及陳立夫、曾養甫、諶小岑（交通部勞工科長，周恩來舊交）等1935年11 月起與中共地方人員呂振羽、周小舟、張子華等聯絡、談判的嘗試，所有這些蔣介石授意下的國共接觸，都未見蔣安排宋子文介入的痕跡（文字記錄）。

董健吾的陝北之行是宋慶齡自行安排的，與蔣介石無關；董履行的是共產國際的使命，而非南京國民政府的任務。沒有資料顯示，宋子文向蔣介石匯報過董健吾（周繼吾）的陝北之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