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中國學者談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的基本特徵

作者 張千帆 寫於 二零二零年

中國自由派正在分裂，隨着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這種分裂愈演愈烈。

差不多二十年前，以2003年“非典”期間發生的孫誌剛事件為標誌，國內大V們藉助互聯網的發展聲名鵲起。那個年代，國內眾多自由派圈子各做各事、殊途同歸，目標和思路看似是相當壹致的：維權人士致力於通過個案消除公權濫用和社會不公，乙肝攜帶者抱團爭取平等待遇，“家庭教會”如野火春風越做越大，“獨立候選人”如雨後春筍在各地積極參選……但沒過十年，當這些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和打壓之後，自由派陣營內部開始不斷發生分化。短短壹二十年，中國自由派已經歷多次撕裂。先是改良派與革命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的分道揚鑣，主要表現在激進派“打橫炮”，指責改良派販賣“虛假希望”。後來曾發生女權主義者爆料國內公知界的“潛規則”，某些公知則指責女權運動配合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最近的動向是自由派當中信奉“保守主義”的人群指責“白左”的“政治正確”，自由派之間的分歧從國內事務轉向對國外尤其是美國政治的不同立場。

部分由於國內政治氣氛的日漸沉悶，越來越多的國人把關註焦點轉向國外，特別是美國，而美國政治的左右極化加劇了國內自由派的分裂。川普當選之後，反川派和“川粉”變得水火不容。部分基督徒和推動宗教自由的人士開始頌揚“福音派的勝利”，保守主義學者則大力推薦《美國秩序的根基》並強調美國立憲的基督教基礎。弗洛伊德事件發生後，美國各地抗議風起雲湧，其中也發生了壹些打砸搶行為，引起了許多華人的反感，本已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迅速情緒升溫，Black Lives Matter被貶譯為“黑命貴”，支持種族平等的正常言論被斥為“白左”的“政治正確”……

自由力量的分裂當然是極權喜聞樂見的。社會的壹盤散沙既是長期極權統治的結果，也是極權得以繼續維持的條件。對於當代中國，這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中國開始從極權中走出來不過是最近四十年的事情，而絕大多數時候雖然在接受不同的思想和信息，但是國民們並沒有政治實踐的機會。沒有實踐，許多想法不過是耳邊風，以為自己知道，其實並沒有切身體會。人的思想是在不同立場、觀念和利益的碰撞中才逐步紮根的。種族主義者只有在遭到受歧視者回懟的時候，才會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觀對他人乃至對自己都是有害的；主張政教不分的人只有在自己遭到政權壓迫或被壓迫者的回擊時，才會認識到政教分離才能保證社會和平；只有當“獨立候選人”競選成功並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人民才能看到選舉民主和議會政治給自己帶來的好處，而不是只知道嘲笑“橡皮圖章”……當人民沒有機會自由實踐並相互糾偏的時候，許多道理爭辯不清，他們會停留於喋喋不休、愈吵愈烈的口水戰，無法就某些基本問題達成共識並形成契約性承諾，共同對抗極權。極權得以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打右派，左派鼓掌；打左派，右派歡呼。它打誰都能獲得社會支持，自己則得以凌駕於所有人之上而永不倒。

解決這個難題的最好辦法是在威權式微、管制鬆弛的轉型國家允許相對自由的政治實踐，讓人民慢慢適應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目前本國的政治實踐可遇不可求，關註國外政治發展也算退而求其次。雖然對美國政治事件的關註造成自由派分裂，但壞事也可以變好事；提前暴露出國民在擁抱自由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可以防微杜漸、防患未然、減少內耗，為今後轉型機會到來之際少走彎路、少栽跟頭做好思想準備。關鍵在於我們要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不要在概念不明了、事實沒弄清的情況下貿然做出判斷，否則水只會越攪越渾。自由派在判斷國內問題時，立場大都壹致；畢竟生於斯、長於斯，我們是經歷了本國歷史和現實的“過來人”，對本國問題的實質不會有太大認知偏差。但在判斷歐美的人和事，卻常常打得不可開交，可見這個問題在國人判斷外國政治的時候是比較嚴重的。

這也正常，因為沒有在國外長期生活或全面閱讀的經歷，多數人對國外的了解限於網絡或微信等途徑傳到國內的中文介紹，而這些資料及其閱讀本身可能帶有高度選擇性，形成了“定製信息”現象。譬如國內許多自由派是撒切爾和裏根經濟學的擁躉，但是他們真正知道多少保守主義經濟學及其社會後果？恐怕許多人原來就從保守主義立場出發，閱讀的都是對保守主義說好話的文章，對批判性的文章則視而不見或簡單歸為fake news。但同樣這個人如果在歐美長年生活過，對保守主義經濟政策的效果有切身體會，就未必會像他這樣認同保守主義。因此，國人對國外政治的立場很多時候是以壹廂情願的想象代替知情判斷。

這種情形在國內、國際“左”“右”對接的時候尤其常見，也更為嚴重。由於中國過去長期奉行極左，反“左”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此“左”非彼“左”，中國的極左和西方的所謂“白左”根本不是壹個概念。“左”、“右”本來就是復雜而混亂的標籤，弄不好會張冠李戴甚至化友為敵，讓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失去壹半國際盟友。遺憾的是，國內壹些自由派恰恰犯了這個錯誤，誤以為凡是比自己“左”的都是極左，造成反“左”的“擴大化”，並在指責“政治正確”的同時，似乎非要把自己放到壹個“政治不正確”的立場上——反對種族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宣傳特定宗教的正確偉大……這種傾向當然是危險的——如果為了反“左”而把自己變成極右，那麼“自由派”就得打引號了。在造成認知混亂的另壹端，有些西方的左派誤以為自己和國內的“新左”是壹路，不小心也會滑入極左的圈套。

於是，中西之間的“左”、“右”對接變成了壹場跨洋誤會。這場誤會不僅會讓我們失去反極權的同盟軍，而且已經產生了自由派內部的價值觀混亂，甚至可能改變“自由派”本身的底色。如果中國式“自由主義”反對平等、反對“壹人壹票”、反對政教分離和世俗國家、基於宗教理由至少反對某些自由（如同性婚姻），主張某種特定信仰成為國家正統，那它還剩下什麼呢？

壹、上下左右——兩套坐標的錯位

 我們知道，左右之分起源1789年法國革命。當時，坐在三級議會右邊的是支持舊體制的保皇派，坐在左邊的則是雅各賓派等“第三等級”代表。左翼的主要訴求是反對君主制，支持大革命、共和制和世俗化。法國革命的本質是作為社會底層的“第三等級”推翻王權、第壹（僧侶）和第二（貴族）等級等特權階層的左翼政治革命，左翼政治的目標在於實現社會平等、推翻壹切形式的等級壓迫。由於左翼目標是反既得利益，往往不可能通過體制內的手段實現，因而在策略上傾向於激進，容易鋌而走險、主張暴力革命。右翼則顯得相對保守，主張維持現有體制，至多通過漸進改良修補體制的不足。

到19世紀，左翼分化出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極端派別。二者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都要求建立壹個無階級、無差別、無國家、無壓迫的大同社會，只不過馬克思尤其是列寧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和壹切權力高度集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實現這壹目標。馬克思主義曾是歐洲左翼的主導思想，但是到19世紀後期，德國的伯恩斯坦等社會民主黨人告別革命、轉向改良，主張通過議會選舉政治維護廣大工人的權利。同時期的美國則主要受潘恩等平民主義學說影響，出現了工會主義、進步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等不同的左翼派別，認為只要通過財富再分配即可實現社會平等。

  經過20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蘇聯、東歐和中國先後建立了馬列主義政權，歐美國家則進入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福利國家時代，其基本特徵是憲政民主+國家干預+收入再分配。到1970年代，後現代主義又演化出形形色色的左翼派別，其主旨和法國大革命時期壹致，都是反對某個意義的等級壓迫、實現更廣泛的平等：世俗主義反對教會等級的當代殘餘，女權主義要推翻男權壓迫，同性戀挑戰傳統婚姻法對他們的歧視，動物保護主義要維護動物不受人類虐待的權利，環保主義則強調人類對地球和大自然的共同所有權……當然，這些國家也存在個別反體制左派，譬如英國的托洛茨基派繼續宣揚武力奪權，美國的環保恐怖主義用暴力傷害人身或破壞財產來實現環保訴求，但是他們的存在完全被邊緣化了。

經過二戰之後的意識形態調整，歐美主流左派政治早已完全融入了憲政民主框架。左翼主流徹底放棄了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左右之爭還原了法國革命早期議會政治的本來面目，變成在自由言論+選舉政治下理性說服多數選民支持各自立場的政策之爭。也只有在憲政民主框架下，談論“左”、“右”才有意義，不同立場才能通過言論自由充分表現自己，並通過選舉民主將政治訴求轉變為法律政策。左右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不同，但共享壹部社會契約並承諾共同遵守政治自然法則，其要素有（1）維護思想、信仰、言論、新聞、集會、結社等基本自由，反對基於性別、種族、地域等因素的歧視；（2）對議會和行政首腦實行普遍、平等、自由、秘密的周期性選舉；（3）實行司法獨立、行政中立，後者包括公務員、警察、軍隊。左右之爭變成求同存異的和平競爭，各自利益、立場、觀點不同，卻共享社會契約通過憲法所體現的基本權利和制度。

在憲政轉型失敗的國家，所謂的“左”、“右”則變成有異無同、水火不容，非要通過暴力鬥爭乃至內戰決壹雌雄；勝利者不僅樹立壹黨專政和個人崇拜，而且形成“壹個主義、壹個政黨、壹個領袖”的極權政體。1917年，蘇共建立了世界上第壹個極權國家。和右翼相比，左派更容易走向極左並墮入極權，而且左翼極權比右翼更為徹底。這是因為極左（至少名義上）追求社會大同，比極右更加烏托邦，尤其是財富均等與“生產資料”國有化，而這樣的理想通過和平改良無法實現，只有通過暴力建立高壓政權才能強制實施；理想和現實差距越大，極權越徹底。這在我的長文“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中已有比較詳細的討論。而極權壹旦建立之後，極權理想很快就不重要，意識形態鬥爭蛻變為獨裁者個人的權力鬥爭；不論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還是毛澤東的“文革”，都清楚體現了這壹特點。雖然極左口號天天喊，但當真的人越來越少。事實上，極權政體為了現實統治需要必須進行有限妥協，官方政策和宣傳都得向中間務實立場靠攏；政府不僅整治右派，而且也經常打壓仍然保持極左理想的左派。這在“文革”後期乃至中國今天都是常見現象。

 壹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納粹究竟是極左還是極右？他們當然通常被歸為極右，因為他們的鮮明特徵是反共、反猶、反民主，執政期間確實對德國共產党進行了嚴酷鎮壓，但納粹的正式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誌工人黨”。1919年之前，它就是簡單的“德國工人黨”；之後加入了“社會主義”成分，主要是為了吸引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成員。雖然納粹統治期間國有化了某些工業，但是完全不像共產黨那樣將公有制當作終極目標。因此，納粹的“社會主義”成分確實不多；事實上，它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平等理念。對於納粹來說，階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是不是德國人，德意誌工人和資本家同樣值得贊美。希特勒等納粹領袖本身也明確否認自己是左或右，而是“左右開弓”，同時狠批左翼共產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而要在二者之間走出個人服從集體、經濟服從政治的第三條路。老納粹是保皇派，被迫遜位的威廉二世壹度支持納粹黨；新壹代納粹則更致力於推翻魏瑪共和，建立極權政體。

事實上，納粹內部存在左右兩個派系。保守派代表戈林敦促希特勒與企業界和好，激進派戈培爾則反對猶太人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強調納粹的無產階級底色。1929年“大蕭條”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大增，希特勒即多次接見工業巨頭，要求他們幫國家渡過難關。企業界為了防止社民黨或共產黨上臺，也積極配合納粹。到1933年上臺，納粹已獲得鋼鐵、煤炭、化工、保險等支柱產業的堅定支持。希特勒要求黨衛軍暴力清除黨內左派勢力，但是黨衛軍領袖羅姆有自己的反資小算盤，結果很快被希特勒清除。希特勒本人曾因為反猶而反對資本主義，但同樣反對共產主義和社會平等，認為不平等和等級制對民族更有利。他數次贊美斯大林，主要也是因為後者清除了托洛茨基等猶太蘇共領袖。總的來說，納粹意識形態的基調是種族主義、英雄崇拜和極權國家，因而屬於極右。但是如納粹領袖公開表示，左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通過極權國家推行德意誌種族至上、民族主義並消滅猶太人。

因此，壹旦“左”變成極左或“右”變成極右並成功建立極權，那麼原先左右的橫向立場分歧即轉化為支持和反對極權的縱向制度之爭。中國廣義上的“右派”或“自由派”有激進、保守之分，但不論什麼派別都有壹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反對極權國家。實際上，自由派的主流支持民主與平等，為社會大眾和弱勢群體說話，因而未必都能被歸為當代西方意義的“右派”。這是因為西方定義左右的標準和中國不同，和國家無關；競選投票之後，國家既可以由左派掌權，也可以由右派掌權。民國時期，雖然國民黨也實行壹黨專制，但是因為內憂外患，政治統治的權力集中程度是高度不徹底的，社會仍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因而那個時候的左派是真左，支持共產革命的是極左。等到共產革命成功，極權國家穩固確立，中國的左右則是相對於國家政權而言。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引來知識分子對政權潮水般的批評，次年統統被打成“右派”，而實際上他們和右派立場未必有什麼關係。“右派”的意思是這個政權本來是左的，所以批評政權就成了“右”。當然，政權追求的許多政策本身為左，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反之則自然為右，如包產到戶。但在壹個左翼極權國家定義左右的根本標準是對待政權的態度，而不是具體的主張。無論是毛澤東的既反“右”也反“左”（“左傾機會主義”），還是鄧小平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都體現了極權統治無所謂左右。

因此，當代中國的左右就是這麼來的：國家先在那裏，成了左右的參照系；反對國家極權、要求自由民主的就是“右派”，支持極權國家的就是“左派”。當然，中國的“左派”也是壹個復雜的譜系；思維仍然停留於“文革”時代的“毛左”認為偏離毛主義的鄧式改革是“極右”復辟，體制內的“左派”則多為經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擁護國家主義和壹黨專政，服從體制並期望從中獲得個人利益最大化，但並不認同平均主義或公有制，除非能給個人帶來好處，因而顯然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左派。我在2012年發表的“中國式自由與民主的提前對決與殊途同歸”壹文中把中國左派分為六種，其中也有壹種類似於西方左派，嘗試通過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實現左翼理念，而當局很可能把他們歸為“右派”；其餘幾種則都是極權主義的吹鼓手，在此且不展開。

總之，憲政民主下劃分左右的標準是對待平等的態度，極權政體下劃分左右的標準則是對待極權的態度。劃分標準不同，左右的意義和陣營的性質自然也不壹樣，中國的左派不等於西方的左派，右派也不等於西方的右派。我壹直在提醒註意“此岸”與“彼岸”之分：我們仍然生活在極權陰影下的此岸，他們則生活在憲政民主的彼岸。彼岸有真正的左和右——左派要福利，右派要自由，左右都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爭取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此岸則首先無所謂什麼左右，極權就是“正確”的標杆，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誤”；“左派”主流附和極權，“右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而已。國內老壹輩學者如郭道暉、謝韜、高放等主張“真正的社會主義”，其實屬於西方後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左派，但是這裏的當局會把他們納入“右派“陣營。由此也可見，“西左”完全可以和中國的“右派”同屬壹個陣營，共同反對極權國家。

二、西左是極左嗎？

然而，在簡單化的極權思維長期影響下，中國不少右派卻混淆了西左和極左。極權之“極”不僅意味着極端，而且也意味着極簡——好像什麼事情都是非黑即白，非左即右，而且無問東西。中國的左就是西方的左，中國的右就是西方的右，所以中國右派理所當然就要和西方右派站在壹起，把自己自動歸屬於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陣營，好像只有歐美右派是盟友，西方左派則和國內極左壹樣是自己的對頭。近年來，國內右派對“白左”和“政治正確”的口誅筆伐不斷升溫，不少右派對“白左”的鄙視程度甚至超過了他們對中國極左的鄙視。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因為自己是 “學院派”，我認識的歐美人士大都也是學院派，而歐美學院派普遍偏左，因而大都是所謂“白左”，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過去數十年，孔傑榮、黎安友、林培瑞這些響亮的名字壹直和呼籲中國的人權與法治、批判極權體制的文字聯繫在壹起，而他們都是“白左”，壹個體現就是他們都對川普的右翼政治十分反感。我認識的歐美學者人都很好，也都發自內心地喜歡中國，對中國人十分友善。有的可能不太了解中國，有時候犯煳塗，會不會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覺得中國體制也不錯？這樣的人其實很少，至少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中我沒有遇到。孔傑榮幫助陳光誠在美國落腳，黎安友編輯出版了《天安門文件》，林培瑞親自陪同方勵之夫婦去美領館避難……這些人都長年進不了中國，能“左”到哪裏去？即便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對中國事態的性質可能有那麼壹點誤解，那也是很容易向他們解釋清楚的。至少，他們所有人都對八九事件立場鮮明，並真誠希望中國走上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豈能和國內的極左等同視之？

至於西方學院派對右翼政治的批評，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最好還是抱着中立旁觀的姿態為好。我在美國學習生活了15年，但從來認為自己是壹個外國人。現在已回國20年，對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現實更為生疏，更不敢輕易下判斷。我的朋友中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偶爾談起政治，說實話，我認為兩邊都有些道理。國內許多自由派把民主黨當成共產黨，讓我很詫異。我們可以看壹下，民主黨內最左的桑德斯是什麼立場。他自稱“民主社會主義”，所以被很多人認為要在美國搞中國式“社會主義”。但是他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桑德斯的國內政策主張勞工權利、車間民主、普遍單壹醫療保險、大學免費、“綠色新政”——為解決氣候變化創造就業機會，對外政策則主張裁軍、更多通過外交政治而非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爭議、國際經濟貿易更多考慮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他在壹次訪談中解釋了自己定義的“社會主義”：

“我並不相信政府應該接管街上的超市或擁有生產資料，但我相信為美國製造財富的中產和工作家庭值得擁有體面的生活水平，他們的收入應該上升而非下降。我信任在美國繁榮、投資、增長並創造就業的私有企業，而不信任那些在美國關門大吉而跑到國外通過剝削低薪勞工增加利潤的公司。”(1)

簡言之，桑德斯就是壹個“北歐模式”的擁躉，北歐搞的就是他的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確實比美國“左”，但顯然既不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是蘇聯或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據說他的“社會主義”在美國大學生中間有許多粉絲，這真的很可怕嗎？這裏的關鍵詞不是什麼“主義”，而是“國家”、“專政”。我們要問的關鍵問題不是社會是否平等或窮人有多少福利，而是國家做什麼、怎麼做？國家是否尊重言論自由和財產權等基本權利？有沒有“真普選”？司法是否獨立？……只要不通過國家用“專政”手段強制實行，什麼主義都不可怕。

有壹次，北大請挪威大學的法學院院長講座。我對北歐模式很好奇，想問出壹個究竟，看看其中到底有什麼“秘方”。但問來問去，最後得到的印象仍然是平淡無奇——挪威就是壹個類似德國的憲政民主國家，只不過社會福利和富人繳稅更高壹些，在新聞自由、選舉民主和法治方面比美國做得更好壹些，而已。國內許多自由派迷信美國，以為美國什麼都是世界最好——它顯然不是。妳去看壹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比較值得信賴的年度調查就知道，美國不僅人均收入並非最高，而且在上述制度指標上也壹直落後於歐洲“白左”國家，“北歐模式”則長期高居榜首。當然，妳可以質疑高稅收、高福利模式是否可持續，甚至是否可能滑向某種“國家社會主義”，但這些都是論證很復雜、答案不確定的問題。妳顯然不能把“北歐模式”或桑德斯的“民主社會主義”和共產劃等號，好像哪天桑德斯上臺就是美國末日似的。

總之，作為壹個既沒有自由也沒有福利的外國人，妳替他們着什麼急呢？為什麼壹定要站在非對即錯的立場上，為某壹邊無條件站臺？其實，假如我是在大學教書的美國人，我也大概率地會加入左派陣營。這是因為美國相比歐洲偏右，往往體現為自由過多、平等不足。這次疫情擴大迅猛，甚至今天仍看不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即體現了自由過度導致的問題。許多美國人不願意放棄壹點無足輕重的自由，譬如戴口罩，結果必然要付出極大代價。疫情期間發生的弗洛伊德事件則體現了平等不足，警察中間因為種族主義而過度執法的現象並不鮮見。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追求公平正義、批評公權濫用是壹個學者的天職。這和我在中國的角色是完全壹致的——批評中國人權和法治倒退、主張思想與言論自由、主張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反對形形色色的歧視、呼籲保障失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財產權……在美國，這些主張往往會被歸為“左”，但是在中國，它們就是典型的“右”。

因此，我們有什麼必要以中國的“右”去反西方的“左”呢？不要忘記，我們要反的是本國的極權，而不是美國的左或右。在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左右的主流都是反極權的，都是我們的朋友。如果我們反他們當中的左或右，不但很可能得罪並失去其中壹半的反極權力量，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反成了極權陣營中的壹員——極權的對立面是憲政民主，反對憲政民主中的壹翼，無論左右，豈不是很容易走到憲政民主的對立面嗎？

這樣說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已經發生的真實危險。弗洛伊德事件發酵出華人圈裏相當普遍的種族主義情緒，即說明納粹式極權主義病毒並沒有離我們遠去，甚至有的“自由派”也未能倖免。很多華人把此次事件催生的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貶譯為“黑命貴”，而他們反對這場運動的理由在憲法甚至邏輯上都是不成立的。很多人反對是因為他們認為All Lives Matter，而不只是黑人生命重要。這個立場本身沒問題，但用它來反對BLM就搞笑了——事實上，它和BLM是同壹個立場；之所以有人主張BLM，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黑人生命遭到輕視，所以才強調要尊重黑人生命，而不是反對尊重其他人的生命。壹場運動當然要重點突出，沒有必要以包羅萬象、壹貫正確的“宇宙真理”面孔出現。很多人把BLM等同於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壹些暴力行為，但任何遊行集會都有可能伴隨暴力，過去壹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出現過暴力，但顯然不能把暴力和遊行集會劃等號，否則就陷入了兩難：不是採取“雙重標準”，就是採取極權邏輯，像大陸公安那樣70年來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拒絕批准任何集會。正確的態度顯然是譴責暴力，但是支持和平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不是以種種藉口拒絕承認自己不喜歡的觀點也有表達自由，否則就成了極權邏輯的擁抱者。

許多華人對這場運動的態度部分源自其種族歧視意識，部分也因為他們對川普政府的無條件認可，而川普本人及其高官對這場運動的許多表態是不合適的。譬如川普本人屢次指責BLM是“叛國行為”(treason)，簡直是總統版的“朕即國家”。司法部長巴爾則在Fox電視臺節目上稱，Antifa藏身和平示威者中間，以第壹修正案為護身符，“綁架”運動並策動暴力，卻沒有展示任何確鑿證據證明BLM出現的暴力就是Antifa策動的。(2) 他還說BLM就是民主黨的政治陰謀，目的是把川普搞下臺。在民主國家，這有什麼錯嗎？哪壹次運動不是帶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至於巴爾說民主黨“放棄傳統價值”，把政治奪權當作“世俗宗教”、“是對宗教的替代”，則更是離譜。司法部長這樣講只能表明自己不稱職，連第壹修正案的基本常識都沒有。作為司法部長，他唯壹該問的問題是BLM運動本身是否存在暴力？有暴力就抓人，沒暴力就容忍，就這麼簡單，和什麼“宗教”、“傳統價值、“政治目的”扯不上半點關係。事實上，他根本不應該在Fox這樣右翼傾向如此明顯的平臺上發表言論。也許川普可以，因為他畢竟是政治人，儘管這樣做也有失風度；司法部長更應該體現政治中立，不能讓政治利益壓倒自己的憲法原則，而這恰恰是川普政府最大的問題所在：左右分歧本來很正常，但是左右的共同底線是維護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世俗國家、行政中立等政治自然法則，這壹屆政府卻常常公開不尊重這些原則。

因此，我們壹定要拋棄壹種觀念：“左”就是錯，“右”就是對——在中國，這是對的，因為“右”就是反極權；但是在壹般意義上，這是不對的。在憲政民主體制，左和右都是正常的政治立場和利益訴求，無所謂誰“對”誰“錯”。只要認同並踐行前面提到的社會契約中的政治自然法則，即屬於憲政民主體制；反之，則屬於威權乃至極權政體。極權國家違背了所有的政治自然法，這是每壹個在那裏生活過的人都十分熟悉的現象。我們不能用極權國家的左右去對接憲政民主的左右。憲政民主的本質正是讓不同立場和訴求通過言論自由表達出來，通過選舉政治占領國家權力舞臺。

三、評價左右的坐標系

我們也不能把任何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參照系，以為反“左”就是天然正確。我註意到壹種認知錯覺，姑且稱之為矯枉過正或“反作用力”：我們在反對什麼的時候，好像在推着它而自己受到反作用力，不知不覺往相反方向滑動，還停不下來，壹直滑到和它相對的另壹個極端。我們壹開始反極左，譬如平均主義，反着反着，自己不知不覺跑到極右陣營裏去了。下面會看到，矯枉過正似乎是各國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即便在憲政民主國家，仍然會有不少人不滿現狀。這本來是進步社會特徵，先有不滿才會有不斷的進化和改良。只是在憲政民主國家，不滿可以自由表達，再通過選舉和立法實現改良。在專制國家，改良之路被堵死，致使激進情緒蔓延。對極左不滿延伸為逢左必反，連帶憲政國家的正常左派立場也反，而且把他們混同為極左，從而把自己變成極右。反作用力造成的極端判斷意味着判斷者的定力不夠，缺乏自己的獨立判斷標準。我們不應該以任何人或事作為自己的標準，再去衡量其他人或事，而是要以自己的原則為衡量標準，以此衡量任何人或事。只有以自己的原則為“定點”，這樣才能有定力。

我們的“定點”就是憲政民主、社會契約、政治自然法，這是衡量任何其他人和事的標準。我們反對平均主義，但是不能變成反平等、縱容種族歧視；我們支持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能變成只是某個教派的“自由”，或對特定教派掌握國家政權欣欣然，否則其它宗教就不可能有自由了；我們反對“民粹”，但是不能藉此反民主、反普選、反“壹人壹票”……事實上，所謂“民粹”，就是貌似“民主”而實際上違背某些政治自然法則的口號或做法，譬如越過政黨和傳統媒體，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和大眾選民建立直接聯繫，這種做法和“元首獨裁”何其相似？這也是為什麼我假如作為美國人投票的話，很可能不會把票投給川普，因為他從上臺伊始就敵視壹個新聞自由國家的新聞機構。

國內許多自由派之所以支持川普，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對中國的強硬姿態。我也基本認同這壹看法，國際和國內事務應該壹分為二。中國自由派很可能會“投票”給他，這是從我們的角度考慮問題。最近的美國態度急趨強硬究竟是川普團隊國際戰略的真實流露，還是利用疫情之後的美國社會情緒來扭轉選情逆勢的應急之舉，只有等到11月大選之後才能揭曉。但我同意，川普上任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停留於外交辭令，而是落實到貿易制裁等“實錘”。這顯然比各種口惠而實不至的“人權對話”、“法治對話”實在，但是要把川普當作中國自由民主的“救星”，那肯定是期望過高了。中國因為改良無路、革命無門，國內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抵抗極權，自由派陷入普遍焦灼，存在把美國當“救世主”的心態。

問題在於，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可能是本國的救世主，除非雙方存在直接而穩定的利益對抗。尤其是民主政權肯定會首先關註國內民生，而不是拿着自己老百姓的錢到處“撒幣”或充當國際“共運領袖”，因而從來不會把別國的問題作為重點首選。川普的好處是有商人的實在，明確提出“美國優先”；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唯有在利益面前才比較真誠。然而，利益也是隨時可變的。中美利益是否存在長期不可調和的衝突，並非先驗決定的問題，而是取決於雙方策略互動；如果雙方認知的利益關係發生變化，那麼川普政府的對華策略也會相應變化。更何況如果中美關係長期惡化，那麼美國的對華戰略也將是長期穩定的，沒有必要把我們對美國的期望寄托在某壹個黨派甚至某壹個人身上。事實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正在和川普“比狠”，似乎誰對華更“狠”，誰就能贏得更多選票。當然，兩個人上臺之後實際對華政策如何，都只有上臺壹段時候之後才能確知。總之，美中關係取決於兩國對核心利益的認知，民主共和兩黨對此並不存在系統性差異；民主黨綏靖、共和黨強硬只是華人“川粉”的想象，實際情形顯然並非如此簡單。

對於歐美國內政治，我總的態度是沒有必要投入太深。畢竟，那是別人國家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足夠的利益關切，也不夠知情，因而沒有什麼資格評判別人的左右、得失、對錯。無論誰在臺上，我壹般會尊重民主政治的選擇結果，除非他的言行明顯觸犯了“天條”——違背了政治自然法。畢竟，這個人得了那麼多選票，尊重選舉結果就是尊重多數民意。在壹個言論自由、信息相對充分的社會，有什麼理由不信任多數人的選擇？在壹個言論不自由的環境下，國人經常只能靠壹些花邊新聞了解美國政治，難道他們對美國政治的判斷比多數美國人更值得信任嗎？當然，選民也會犯錯，但是必須有明顯證據表明他們確實做出了錯誤選擇，而且這種錯誤是大面積、系統性的，足以使壹個錯誤的人選贏得大選。選舉體制本身也會發生扭曲，不壹定每次都能保證多數人支持的候選人當選，譬如因為美國的選舉院制度的“勝者通吃”，川普在2016年的總體選票就不如希拉裏，但是畢竟差得不多。即便某次選舉選錯了人，也沒有必要替人家着急，因為在壹個成熟的憲政民主體制下，壞人做壞事並不那麼容易。更何況過幾年還有再次選擇的機會，大不了把他選下臺甚至提前彈劾掉。總之，我們要相信憲政民主的選舉結果和自我糾錯能力，不要輕易在自己知道不多的事情上替他人做判斷。

 對於憲政民主體制下產生的政策，也應當採取同樣態度。事實上，理性選民選的不是人，而是人所代表的政策；壹個理性的“川粉”可以喜歡川普本人，但是之所以喜歡他，主要是因為喜歡他在競選的時候承諾兌現的政策——如果就是喜歡他這個人，對他代表的政策滿不在乎，那就不“理性”了。二戰後，美國尤其是歐洲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社會福利政策，許多帶有“保守主義”傾向的中國自由派對此憤憤然，認為這就是吃“大鍋飯”、養懶漢的“社會主義”制度。福利制度固然有它的問題，民主政治也可能會出現系統性偏差，但是國內保守主義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的認知基本上停留於哈耶克的學說，恐怕遠不足以對當代民主社會出現的問題提出有價值的批判，因為我們的判斷無非是出於對計劃經濟的憎恨，但人家的經濟制度顯然不是簡單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換言之，我們知道的這點道理，人家壹定也早已知道。他們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政治學者、法律學者參與政府決策，也都能自由發表和出版自己的言論，為什麼都沒有採用哈耶克的建議呢？我們反對極左政策，問題是人家的政策並非極左，而只是有點左，而且這麼多年來，經過這麼多屆不同的政府，他們對左、右的利弊早已有比較精細的權衡。對此只了解壹點皮毛的我們為什麼對自己的隔空判斷那麼自信呢？

在自由民主社會，各種利國利民的學說都有機會成為自由表達+選舉政治成為國家政策。如果妳壹直懷才不遇，也可能是社會對妳不公，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妳的方案本身不靠譜。既然這麼多年、這麼多國家都沒有將哈耶克的學說作為治國之道，我只能說，他已經有過機會，但是很遺憾，他的學說並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和政治人認為是可行的經濟政策。至於為什麼，妳可能需要至少讀壹個經濟學博士才能知道原委。當然，他的學說對於批判和反思戰後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的戰後主流經濟模式仍有價值並值得尊重，就和甚至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價值壹樣，但他們的擁躉必然只是小眾。至於國內為何相當多的自由派將哈耶克學說奉為圭臬，可能是選擇性引進和閱讀範圍有限的緣故。如果是這樣，那是危險的。我們的父輩、祖輩曾經只讀馬克思（絕大多數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只讀了那個“宣言”），所以只知道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結果眾所周知。以今天的物質和信息條件，我們不能這麼自我設限。如果妳至少從斯密到凱恩斯都通讀壹遍，最好能聽課、做筆記、閱讀關於他們的評論文章，最後仍然認為哈耶克或弗裏德曼的學說最有道理，那我認可妳的這個判斷是負責任的。而要經過這麼壹圈，我說要讀個經濟史博士並不誇張。如果沒有經過相當廣泛的閱讀和比較，只是出於某種想象就確信某個學說為“真理”，那麼這種“確信”很可能只是對錯誤的偏執。

總之，我們的坐標系是憲政民主體制，而不是任何人的特定立場。我們不能出於某種原因，用憲政民主體制下某些人（譬如總統）的立場為參照系，去衡量這個體制下的其他人及其立場。這種在“參照系錯位”之下產生的評價必然是偏頗的，尤其在美國兩黨政治本身已發生極化的情形下。如果我們以川普的立場為參照系，他又是保守派陣營中的最右翼，那麼這麼看左派立場必然是極端激進的，甚至和共產極左立場差別不大。如果我們錯誤地認為民主黨和共產黨沒有差別，那麼我們也會錯誤地定位自己，就好比我們和極左本來差十萬裏，和西左本來也就差二十裏，但是如果我們用十萬裏的尺子去量西左，就把我們自己放到十萬裏之外的極右立場上了——反民主、反平等、支持宗教干預政治。真正的自由派必須回歸憲政民主的原點，而在那裏，西方的左右離我們都不太遠。

四、右派認知錯誤是如何發生的

既然如此，為什麼那麼多的國內右派對“白左”如此不齒，對“白左”的鄙視程度似乎甚至超過了對國內極左？除了上面所說的認知簡單化和不同參照系下左右對接錯位之外，是否也有功利化思維的因素？罵政府顯然有風險，和極左互懟多少也有點風險，或覺得不值，弄不好刪帖、封號。罵罵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左”，過過嘴癮，則壹點風險沒有。網管看自由派內部互撕，也樂得讓妳們繼續撕裂下去。當然，國內的事情沒法說，說說美國政治也算是壹種歷練，問題是要把對象找對，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廉價發泄。

但在更深層次上，我認為自由派的認知錯誤是極權體制下的“逆向洗腦”造成的。極權宣傳機器每天都在傳播大量弱化智力能力的洗腦言論並屏蔽對立的觀點和信息，確實將多數國民變得政治判斷上變得智力弱化不堪，既沒有基本事實作為合理判斷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理性論辯的邏輯和習慣。極權體制正面洗腦的結果是產生壹大批頭腦短路的愚民和別有用心的“五毛”，他們不知道或不在乎這個國家曾經出現過瘋狂的領袖崇拜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文革”等無與倫比的人為災難。即便妳把連篇累牘的事實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也會拒絕面對。絕大多數人出於恐懼、懶惰或愚昧，甘願被極權宣傳機器洗腦，放棄思考、樂得“裝睡”，充分體現了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面對這樣壹個弱智而極端的龐大人群，天天被令人生厭的洗腦包圍着，某些壓抑憤懣的自由派找不到理性辯論的適當對象，也無從培養自己的理性辯論習慣，因而反極權的思辨模式也變得極簡化了。他們大都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反體制，但是對憲政民主尤其是國外的政治實踐並沒有太多認識。事實上，他們受極權教育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己的思維模式也非常簡單，就是和“階級鬥爭”類似的簡單善惡觀，敵友之間界線分明，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朋友的“敵人”也是自己的敵人……極權體制下形成的這套極簡化思維在國內是夠用的，因為反極權總是不會錯的，但簡單移植到國外就不夠用了。六十年代，法國左派很欣賞極權中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還親自在大街小巷發“紅寶書”。他們的邏輯就是對蘇聯很失望，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正在和蘇聯唱對臺戲，所以自然就成了左派的“朋友”。其實，他們除了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之外，對紅色中國幾乎壹無所知。今天的中國自由派不能再犯同樣性質的低級錯誤。歐美左右之爭的是非顯然不像極權—反極權那麼截然分明，雙方各有道理，也都有可能走過頭。任何壹方都沒有資格以壹貫正確自居，那樣就僭越了上帝的位置。

然而，長期生活在極權國家的人很容易染上極權的習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對自己立場的正確性過於自信。平時不存在自由平等的辯論機會，而基本自由的缺失並不妨礙每個人都把自己想象為壹貫正確的上帝——在政教合壹國家，自己是上帝的代表；在無神論國家，自己就是上帝。“上帝”和“上帝”打起來，妳是正義的話我就成了邪惡，自然是不會留有寬容餘地的，正常的觀點辯論很容易上升為愈演愈烈的人身攻擊。左右之間水火不容、極化撕裂，根源是各自把自己神聖化，把對方妖魔化——不是弱智就是魔鬼附體。這種話語形態在自由派之間也是相當常見的，可見許多自由派也沒有養成真正的寬容習慣。經常把伏爾泰的名言“我不同意妳說的每壹句話，但誓死捍衛妳的言論自由”掛在嘴上，其實只是體現了革命公知式的輕浮——既然妳已經堅信他的每壹句話都是錯的，他的言論自由還值得妳“捍衛”嗎？這種話聽上去就是顯得妳“大人有大量”，可以“寬容”別人的胡說八道。這種“寬容”本身就是自以為是的傲慢。

如胡適所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真正的寬容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憲政民主的邏輯起點是人的判斷力基本平等，因而政府並不比普通人更“正確”，因而不得對人民灌輸“正確”價值觀，其行為必須接受合憲性與合法性檢驗……但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人民內部、左右之間——不論妳我是誰、持什麼立場，任何人都不是上帝，都會犯錯誤，所以我們都得有這個自知之明：當我不同意妳的觀點，我當然自認為是正確的，但我得承認，妳也有可能是正確的，因而雙方都要為平和辯論留出空間。也許我們可以有十足的自信不遺餘力地批判極權體制，但是這種姿態對接到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左右論爭就不合適了。許多自由派似乎不能適應坐標系的轉換，到了西方場景仍然以非黑即白的方式對待左右立場，不能為不同立場保留應有的寬容空間。

除了思維極簡和過度自信之外，極權國家養成的另壹個習慣是喜歡誇張和走極端。任何體制都會有問題。傳統禮教當然有問題，於是就有人概括為“禮教吃人”，進而全盤反傳統；資本主義私有制也不可否認存在着剝削和貧富差距，所以就有人鼓動暴力革命+公有制，甚至在沒有資本主義的國家鼓動實現社會主義。很不幸，近代的極端主義列車都被中國趕上了，壹直把我們帶到左翼極權。現在，我們是不是也要延續同樣的習慣，因為福利國家有問題就要在壹個幾乎完全沒有福利的國家實行“自由放任主義”呢？“自由放任”貌似很“自由”，但它的背景思維可以是斯賓塞式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之所以完全不管經濟，是要讓經濟競爭變成壹場弱肉強食、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叢林鬥爭，趁早把那些弱者從物理上淘汰掉。這樣的民族才能變得更加強大。既然民族強大是目標，國家在有所不為的時候是否也可有所為呢——譬如對人種進行優生試驗？正如無政府主義很容易走向左翼極權壹樣，“放任自由”離極右也只有壹步之遙。同樣可怕的是左有問題就極右、右有問題就極左的思維習慣。它不只會讓我們在經濟政策上走偏，而且會讓我們在反對平均主義的時候走向歧視、反對無神論的時候忘記政教合壹的危險、從反對“多數人暴政”變成反對“壹人壹票”的民主制度……我們反對壹個方向上的過度，卻用力過度而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不幸的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和信息來源的多元化不僅未能通過不同觀點的碰撞有效質疑和制衡極端言論，反而通過壹個個小圈子的“定製信息”使極端觀點抱團取暖、提振自信。事實上，不僅中國如此，美國也是如此。比較政治學大家戴蒙德教授在“美國政治極化的原因”壹文中，將“定製信息”作為美國政治極化的壹個重要原因。原先美國選民的主要信息來源是三大電視臺，雖然政治觀點不同，但事實基本上只有壹個版本。1949-87年，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實施“公平主義”(fairness doctrine)規則，要求廣播公司執照的持有者以誠實、公平與平衡的方式介紹有爭議的話題。但1987年裏根執政期間，FCC取消了這壹政策；2011年，在《聯邦法規》中刪除了實施“公平主義”的行政規則。隨着聯邦政策的變化，美國媒體發生了壹定程度的政治化，偏離了政治中立的職業規訓，尤其是出現了大量政治右翼“脫口秀”。加上網絡時代的信息來源更加多元，政治事實也出現了多個版本，不同意識形態光譜的選民可以“各取所需”，左右變成了彼此陌生、不可交流的兩種動物，沒有共同語言和認知共識。左派只看CNN，右派只看Fox News；挺川派和反川派各自根據自己願意接受的政治認知，漸行漸遠、日趨極端。某種意義上，新聞自由的進步反而成了倒退——退回到現代媒體出現的早期，民主共和兩黨都有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這些老報都曾經做過“黨報”。後來隨着媒體商業化，逐步脫離政治依附，變成獨立報紙。現在，部分媒體又帶上越來越濃厚的政治色彩，對美國選民的政治極化推波助瀾。

相比美國，中國官媒當然都歷來“姓黨”，但是2000年以來，新媒體的發展壹度為中國新聞自由化帶來壹點希望。我原來十分樂觀，現在也依然支持社交媒體的自由化，但是發現也不能過度樂觀。博客、微博被封殺後，微信成為信息和觀點傳播的替代工具，而微信群基本上是價值觀相近的同道群，同質化程度很高。不恭維地說，微信群裏的各種假消息橫行無忌，尤其是許多關於國外的消息很難核實，因而極容易以訛傳訛。壹個在右派微信群廣為流傳的帖子稱：“川普壹任的白宮工作人員比奧巴馬任期少140人。如服務於美國第壹夫人的工作人員就減少了39人。梅拉妮婭只用了5名工作人員，而米歇爾則用了44人。最後的結論是，“川普做了很好的表率，真是全美人的壹個好榜樣”。

由於這則信息經常被用來證明“白左”的“虛偽”和川普的“偉大”，我專門上網核實了相關說法。川普上臺，總統任命的高官人數確實顯着減少。但是壹方面，政府未必越小越好，譬如左派普遍指責川普對該任命的官員不任命——部分可能因為他作為壹個“政治素人”對體制內人員不夠熟悉，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不想要太多職業官僚束縛自己的手腳，致使必要的聯邦職能不能正常履行。白宮工作人員也有所減少，但其中某些是職能部門。譬如2014年，非洲爆發埃博拉病毒之後，奧巴馬在白宮國安委之下設立全球傳染病防疫應對中心，2018年被川普解散，致使總統身邊沒有對全球瘟疫、網絡攻擊和恐怖主義等問題向他直接匯報的專職官員。另壹方面，白宮規模和預算雖然有所減小，但幅度很有限。2019年，白宮有領薪的工作人員418人，比奧巴馬任期少36人。梅拉妮婭有工作人員11人，米歇爾有24人——確實差了壹倍多，但並不像帖子說得那麼誇張（還有帖子說梅拉妮婭只用了1人）。奧巴馬執政的白宮平均年度花銷差不多是4300萬美元，相當於其2016財政年度的水平；川普執政頭兩年平均不到4000萬美元，但2019年也達到4200萬美元——是省壹點，但數量極其有限，而且裁撤了核心部門人員，不壹定能把活干好。(3)

然而，就是這樣的壹則假消息讓許多中國右派都認同帖子最後的結論：總統是“全美人的好榜樣”。這樣的認識和“毛左”的“偉大領袖是全國人民的好榜樣”有多大差別呢？由此也可見，“右”不等於正確。事實上，極右的思維模式和極左高度相似。要避免這種低級錯誤，只有把屬於事實的還給事實，不能只撿自己喜歡的新聞看，對自己不喜歡的事實採取“選擇性失明”。如此，不同的微信圈子只會形成壹個壹個封閉、偏執、極端、意淫、彼此不能對話的群體。今天在言論相對自由的環境下竟然產生這樣的結果，就太匪夷所思了。但美國兩黨政治的極化現象告訴我們，這不是不可能的，長期在極權統治下的中國更需要警惕。

最近，拜登確定了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之後，另壹則右派群裏傳得很歡的帖子說賀是如何的“左”，其中壹條是說她在任加州檢察官期間決定，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行為壹律不追究。2014年，賀錦麗任加州司法部長的時候，加州確實公投通過了壹個第47號提案（加州比較愛公投），把價值950美元以下的偷盜及其它壹些非暴力犯罪從“重罪”(felony)變成“輕罪”(misdemeanor)，因而不是不追究，而是不用坐牢。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把警力和司法資源集中在更嚴重的暴力犯罪，並減輕壹直人滿為患的加州監獄的壓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是很有限、很寶貴的資源，因而這類改革是任何法治國家都必須作出的權衡。如今實施了五六年，這項改革是否達到了這些目的，以及是否助長了小偷小摸，完全可以用數據說話。如果得不償失，大不了加州選民把它廢了就完了；現在第47號法案還沒有廢，至少表明它的危害不如帖子說得那麼可怕。事實上，賀錦麗本人並沒有對第47號提案公開表態。在民主國家，不論再大的官都沒有能耐決定某壹個法案的生死，有什麼理由把這個賬算到她頭上呢？只要搜壹下賀錦麗的維基百科，就可大致了解她的政治立場，為什麼要輕信這些張冠李戴的謠言呢？中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被政府定性的“謠言”確實常常是“遙遠的預言”，但是在壹個有言論自由的國家或對於中國政府沒有動機限制的言論（如賀錦麗的政治外貌），也動輒信謠傳謠，那就令人悲哀了。

五、“白左”與“政治正確”

如果說中國右派誤以為只有西方右派是朋友、西方左派是對手，那麼西方某些左派也犯了性質同樣的錯誤：誤以為中國左派是他們的朋友。結果是太平洋兩岸發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左右“拉手”：“左派”和左派握手，“右派”和右派握手，其實他們根本不是壹回事！兩種誤解相互激勵：妳瞧，“白左”就是極權的盟友，所以中國的右派只能和西方保守主義結盟嘛！

這當然是誤解，“白左”不是極權主義。西方左派雖然起源於馬克思主義，但是至少二戰之後即不僅拋棄了暴力革命主張，而且也拋棄了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激進社會主義學說，轉而接受個人自由、私有財產、司法獨立、選舉民主等憲政基本原則，而只是在憲政民主的框架下追求社會正義、財富再分配等平等主義主張。因此，西方左翼早已融入到憲政民主體系之中，甚至可以說是憲政民主陣營的主力——民主當然是人越多越好，而左翼代表的主要是為數眾多的社會底層。當然，我們不需要認同他們某些具體主張，但自由主義的要義就是“雙百方針”：只要在憲政民主的底線之內，任何主張都有發表和傳播的自由；至於究竟什麼是香花、什麼是毒草，由選民自己甄別。這就是憲政民主體制的基本邏輯，其“底線”差不多就是不得鼓動暴力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1950年代，德國憲政法院曾兩次取締政黨——壹次是極右的納粹黨，壹次是極左的共產黨，理由都是極權主義政黨的黨綱、組織結構和活動目的都是暴力推翻德國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在這個底線之上，“白左”也好、“西馬”也好，都是憲政民主陣營內的盟友。

當然，西左也有西左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某些西左因為不了解中國情況，可能誤以為中國左派和自己是壹回事，都追求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固然，中國左派也都把均富掛在嘴上，但是西左忽視了中國“左派”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我在2017年訪問柏林高等研究院的時候，壹位印度裔美國社會學者問我，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在國內有沒有“安全問題”？我在錯愕之餘告訴她，汪暉是全國政協委員，這個身份的人是絕對不會有任何“安全問題”的。即便要問什麼“安全問題”，那要問的也是秦暉，而不是汪暉。可是，那裏好像沒有人知道秦暉，卻有許多人知道汪暉，後者儼然成了中國知識界的代表，還不止壹次和哈貝馬斯壹起獲獎。這也怪自由派“走出去”做得不夠。妳看，國家資助的所謂“中華外譯項目”就對外推廣了多少垃圾文字？自由派學者壹般沒有這種資源，出於各種原因在外知名度不夠，這是事實。但這種狀態和西左不了解也許不屑了解中國知識界現狀乃至政體本質也有關係。

其次，歐洲左派學者當中有些人不只是壹般的不了解中國現實，或是為了吃中國研究這碗飯而被迫沉默或說中國的好話，而是他們對極權體制真的有好感或有期待。也許他們混淆了民間文化和政治制度，把對中國文化的愛投射成對中國制度的愛；也許他們有某種夢想在歐洲實現不了，希望並誤以為它能在“中國模式”中得到實現。2015年夏天，我在“後馬大本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參加研討，做了“極權主義的建構與解構”的報告，能明顯感覺到某些參會者的不悅。不悅什麼呢？人都是有盲區的。德國深受納粹之害，但好像共產禍害要小壹點，至少沒有發生大屠殺或大饑荒，但這就能成為對極左理想心懷憧憬的理由嗎？我曾經問柏林高研院壹位生長在東德的美國學者，納粹德國和共產東德哪個為害更烈？他明確說是納粹。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共產極權在蘇聯、中國等絕大多數依附馬列的國家造成的毀滅性災難。罄竹難書的史料和觸目驚心的現實放在那裏，難道還不夠嗎？真有必要繼續留戀馬克思嗎？這些極左當然不能代表歐洲左派的全部，但是或已足夠讓中國自由派對“白左”心生厭惡。

有意思的是，西方人普遍厭惡列寧，卻有不少人喜歡馬克思，好像在共產國家造成的災難都是列寧式國家革命的錯，馬克思只是被綁架了，甚至仍然有人把他奉為社會正義乃至人類自由的思想偶像。2018年，馬克思200周年生日，他的故鄉特裏爾還接受了來自中國的銅像。我寫了“從馬克思到列寧”，分析他和列寧的關係，結論是他和列寧其實是互相依存、難分難捨的；沒有列寧按他的理想（至少以他的名義）建構的極權政體，馬克思這個名字會和歐文、聖西門、傅立葉這些人壹起靜靜地躺在圖書館裏。雖然“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說得很好聽，但是從他的無政府主義（消滅國家、消滅階級）烏托邦理想中，開拓不出任何自由國家學說。

以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歐洲左派從馬克思主義脫胎而來，卻未曾換骨。雖然經歷了戰後的適應和調整，後馬克思主義仍然奉馬為圭臬，只是修修補補，去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等因素。然而，如果把這些東西以及公有制、計劃經濟等內容抽掉，馬克思主義到底還剩下多少獨特的思想貢獻？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性批判可被認為是其對政治經濟學的獨特貢獻，但是由於它自身的內在局限，批判之後提不出建設性的國家理論。“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立場正確，但是不僅在汗牛充棟的西方人文學說中並無超越之處，而且也和馬克思自己的經濟決定論基調背道而馳。戰後歐洲左派的困境在於，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似乎沒有找到替代性思想資源。事實上，既已融入憲政民主的文明主流，歐洲左派尤其是左翼學院派需要和馬克思主義做壹個了斷，至少和其極權政體主張徹底公開決裂。如果仍然和它們保持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那麼左翼就不可能和憲政民主融合得很好，因為馬克思的基調是反自由民主、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這樣，歐洲左派自然就會和中國“左派”拉拉扯扯，而不可能和自由派融洽合作。

相比之下，美國左派（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總體上更為溫和，基本主張是社會正義與平等。這些主張不僅本身就是憲政民主理念的壹部分（如反歧視），而且也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實現。既然如此，美國左派和中國“右派”（自由派）本來應該是天然聯盟，而對中國憲政民主事業表示支持的也多為美國左派。二者之間的分歧不在於制度認同，而更多體現於經濟和社會政策。左派更註重物質平等，這是從羅斯福“新政”壹直延續至今的民主黨立場。往好處說，民主黨比較“實在”——沒有基本的物質平等，是否可能做到真正的機會平等？如果壹個人吃不飽飯、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給他政治權利、言論自由的意義是否就會大打折扣？ 基本福利不只是人的物質生存保障，也是有意義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但往壞處說，福利主義瞧不起人，把人當成是沒有能力養活自己、只能靠國家供養的弱者；老幼病殘也許需要國家救助，普通正常人為何不能自食其力？過度福利必然養懶漢，對於人的成長來說有害無益，而且容易造成政府權力的膨脹和濫用，讓整個國家走在“通往奴役之路”上。

在國際關繫上，左派雖然在維護自由、人權與法治的立場上“政治正確”，但由於比較看重實際利益，不敢得罪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因而往往停留於“口炮”，很少來真格的。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中國自由派喜歡川普的原因，共和黨說得不多，但似乎更加守信、更講原則。不過，這並不是絕對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最近去世，離總統大選僅壹個月時間，川普卻急着馬上提名新的大法官候選人，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則躍躍欲試，準備極速核準保守派候選人；相比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亞去世，奧巴馬提名自由派候選人作為繼任，卻遭到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杯葛，其理由正是離當年大選“太近了”，而實際上當時離大選還有八九個月的時間。共和黨前後矛盾的行為顯然是極不講原則的，只能損害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和政治中立。

不論如何，具體政策分歧不應被界定為“敵我矛盾”。實際上，美國不論哪個黨上臺，對華政策是穩定連續的，並沒有體現出兩黨有什麼系統性差異。共和民主兩黨本身雖然競選時相互攻訐，但平時仍然能保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我們有何理由厚此薄彼，好像壹定要站在某壹邊和另壹邊勢同水火？無論是與民主黨為敵還是共和黨為敵，走得太過都是與憲政民主為敵。歐美左派當中確有極左，但是他們不足以代表整個左翼。如果左派當中有人誤解了中國或忘記了列寧式極權之痛，那麼用中國事實把道理講清楚就行了；如果他們繼續對極權政體執迷不悟，那麼就不是屬於憲政民主陣營裏的人，但這樣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

最後，西方左右之爭本身也有變得越來越極端和彼此不寬容的趨勢。經過長期的權利鬥爭，西左已經形成壹套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政治正確”是指壹個社會形成的絕大多數人不容違背的政治信條，在美國特別體現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它不僅意味着國家行為不得實行種族歧視，而且私人也不得流露出涉嫌歧視的言行。只要稍微偏離“政治正確”，輕則面臨口誅筆伐的巨大社會壓力，重則停職審查甚至丟失職位。這固然相當大程度上是源自對美國歷史上對黑人傷害巨深的蓄奴制的反思， 也體現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上的巨大進步。從弗洛伊德事件來看，美國社會乃至政府的種族歧視仍然沒有消失，這種“政治正確”仍有必要存在，因為它體現的是反歧視的政治自然法則。但任何壹種原則或規訓在實施過程中都有可能矯枉過正，產生英國憲法學家戴西所說的“公共意見的獨裁”。這個度確實不好把握，譬如明目張胆的種族侮辱或仇恨言論顯然不應被容忍，但是如何對待涉及種族的事實，如犯罪率、教育程度、領救濟人數和單親家庭的比例？是不是某些對黑人不利的事實也不讓說？是不是凡是遇到種族問題的發言都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壹不小心就要承擔嚴重後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對於實質性解決美國種族問題並無益處。就和政府壓制言論不對壹樣，社會壓制言論也是不對的。儘管某些言論是多數人不認同的，讓它們說出來還是比窩起來、藏起來好。說了不對，當面懟他就是了；不讓他說，不代表他就沒有那種想法，實際上反而剝奪了通過自由言論糾正某些偏見的機會。言論自由本來是憲政民主國家的第壹原則，但是即便美國也難免會在某些“敏感問題”上滑向不寬容。

中國有些自由派反對“政治正確”，但不關心“政治正確”的來由，同樣也會矯枉過正，連帶把“政治正確”當中包含的壹些基本原則給反掉了。政治本來無所謂“正確”，不同觀點見仁見智，“政治正確”未必“正確”，但是“政治正確”的信條壹般起源於某個政治自然法則，譬如關於種族問題的“政治正確”是來自種族平等（反歧視）。妳可以不同意“糾偏行動”，反對給予黑人任何特權待遇，這個問題是見仁見智的，但是不能在反對“政治正確”的時候站到了種族主義的立場上。政治可以“不正確”，但是原則不能不正確，否則我們就成野蠻人了。因此，無論在主張還是反對“政治正確”，我們都要明了自己的底線是什麼，哪些可以反、哪些不能反；如果為反而反、意氣用事，很容易讓自己失去應有的底線。

無論是中國右派還是美國左派，都要牢記霍姆斯大法官的警世恆言：言論自由所保護的不是我們喜歡的言論，而正是我們憎惡和鄙視的言論。這句話的邏輯依據不是伏爾泰，而是休謨：人是理性動物，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我不是上帝，別人不是白痴。這是為什麼我不認可“白左”這樣帶有羞辱性的稱呼，因為這表明我們把自己不喜歡的人當作白痴。尤其是那麼多的人（約半數選民）認可在自由民主體制下長期形成的壹套政策，隔着太平洋、信息和討論受到各種屏蔽的我們有什麼理由那麼傲慢呢？這種姿態和獨裁政體對人民的蔑視不是壹個邏輯嗎？如果妳認為壹個被數十萬或更多的選票選上臺的政客（如某個選區的眾議員）錯得離譜，那麼離譜的很可能不是他，而是妳的信息和據此作出的判斷。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受到質疑，但這顯然不是說少數人的判斷反而成了壹貫正確。

六、遠離極端、回歸中道

 總之，分裂並不可怕，“步調壹致”也不是自由派的底色，但是左派右派變成水火不容的決裂就成問題了。左右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極”，這壹“極”就成極權了。左右都是如此，極權意義上的極左或極右才是我們要反對的。中國經歷了左翼極權，所以自由派對極左深惡痛絕，但極右也是要搞獨裁的，而且在當今中國的自由派陣營，反民主、種族主義和政教合壹等極右翼言論還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自由派不能不有所戒懼警惕。反左過度，會把自己變成極右，繞了壹圈，又變回到自己本來要反對的那個東西——極權主義。某些“自由派”誤以為右就是對、左就是錯，其實是自己的極權思維沒有肅清的表現。經過極左洗腦之後，國民尤其容易接受極右的再洗腦，因為二者的極權思維方式高度壹致，都是非左即右、非對即錯、黑白分明的單極化世界觀，都自認為只有壹個壹貫正確的意識形態，總是要抓住壹個“真理”或“啟示”，而且還總以為真理和啟示就在自己手裏，凡是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就是謬誤甚至邪惡。

 無論左右，中國自由派都要回歸憲政中道。在本質上，憲政民主是中庸或中道政治，因為憲政民主的基礎是社會契約，也就是每壹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的壹套基本約定。既然是每個理性人都能同意，社會契約是不可能走極端的，因為不同人的利益、觀點、信仰註定是不同乃至相互衝突的；利益、觀點、信仰不同的人要對同壹部社會契約達成合意，這部社會契約只能要求最大程度的寬容，由此衍生出壹套政治自然法，並通過某種憲政民主機製得以實施。國家必須寬容壹切思想和言論，不能定於“壹尊”，因為根本不存在壹種絕對“正確”的左或右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必然是多元的、個人的、見仁見智的，不存在任何“正確答案”，因而任何正當建立的國家都不得強加任何正統思想或信仰，否則就是極權國家。無論是極左政權禁止右派言論，還是極右政權禁止左派言論，都是壹丘之貉。我們不僅不能允許國家壓制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更不能試圖通過國家去壓制別人的思想、信仰和言論自由，而且我們自己也要養成尊重不同信仰和立場的習慣。

 在今天的中美爭端中，自由派支持美國，既不是因為它是美國，也不是為了支持美國的左或右、共和或民主，更不是為了支持某壹個特定政治或宗教傾向的總統，而是因為我們支持美國所代表的憲政民主體制。從疫情應對不力到弗洛伊德事件表明，美國的憲政體制不是十全十美的。事實上，美國的兩黨政治極化表明它的壹部分社會契約可能正在瓦解，甚或從未穩固形成。批評美國並不是“反美”，而是為了讓它的憲政體制變得更好，就和批評中國不是“反中”壹樣；否則，我們的思維方式就和極權體制壹樣了。美國的生命力正是源自憲法第壹修正案的宗教自由、禁止國教、言論與新聞自由，源自除了和平表達之外幾乎不設底線的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美國憲法牢牢抓住這壹條政治自然法，使之兩個世紀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在此岸觀看彼岸的歐美左右互斗，可以心潮澎湃，可以拍案而起，甚至可以下註賭壹把，但切勿太入戲。其實，極權國家無左右；左右本身只有在憲政民主體制下才有意義，極權國家的圍觀者是沒有什麼資格評判的。在壹個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國家，為了別人多壹點自由還是多壹點福利而吵得不可開交，既得罪人，也讓別人看笑話。

 無論此岸彼岸、左派右派，全世界的自由派應該是壹個君子俱樂部、正派人的共同體。何謂“君子”？孔子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何為“小人”呢？君子有底線，小人無底線；“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底線是什麼？底線意味着我們只能在屬於自己的疆域內行使自由，但不能越界、不能過度，否則就把自己的自由建立在犧牲別人自由的基礎上；政治獨裁要剝奪別人的選票，種族主義要歧視弱勢族群，政教合壹要通過國家把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別人——凡此種種，都是小人之舉。在中國，自由派是壹個被流氓欺壓的人群。我們要做壹個正派人，不要沾染流氓的習氣，去欺負比我們更弱的人。

在極權國家的極端土地上生活，自由派不能迷失自己，不能以別人的左右來定義自己的方位，既不能因為某國是世俗極權，所以就主張特定的宗教政治，也不能簡單把國內的反左投射到西方的反左，把自己變成種族平等和“壹人壹票”的敵人。我們要有自己的方位，把它牢牢錨定於政治自然法，對憲政民主體制下的壹切觀點立場採取最大程度的寬容。只有這樣，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才能形成最大多數的聯盟。

中國學者談中國社會的政治光譜

作者 滕彪 寫於 二零二一年

199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被中國自由派當成了西方自由主義正統。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另一方面，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等新自由主義教條，也符合已從極左轉為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共新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對西方產生片面理解，對進步主義產生敵意。他們屢受迫害而形成的反共情結和無力感，也投射到了右翼保守的政治強人川普身上。

一、問題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橫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台之前的國會山之亂，都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關註，也劇烈地撞擊着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版圖。中國的知識界也以空前的熱情，投入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之中。

首先界定要討論的對像。它包括生活在中國大陸和來自中國大陸而生活在海外的、傾向自由和民主的華人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反對共產黨的法輪功群體、宗教人士和民運人士，也包括認同自由民主的網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識群體」、「泛民派」這一簡稱。「民」可以聯想到民主、民權、民間，作為中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一般說來，這一群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權、民主、自由和市場，但它涵蓋了西方語境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內部複雜交錯，是個大雜燴。他們被當做一個群體來指稱，彼此之間尚有鬆散的群體認同，主要因為他們都對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持不滿或反對態度。

雖然沒有統計，但人們觀察到，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大多數支援川普。[2] 中國知識界的論爭和分化無時無之，但從未比這一次來的更劇烈、更深刻。這已引起學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林垚用燈塔主義來解釋這一現像[3]。第一個是「政治燈塔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民主制度形成簡單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國成了嚮往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對像。當美國的社會弊病、文化問題逐漸暴露之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焦慮和失落感。第二個是 「文明燈塔主義」，中國的「百年國恥」和近30年的迅速騰飛，震撼着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中國知識界，他們或者擔憂作為燈塔的西方／美國逐漸「淪陷」於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復興中華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過中國模式的對內成功與對外輸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寶座。

林文有很多洞見，不過仍有問題需要解釋：為什麼中國泛民主派在前幾屆美國大選沒有表現出這樣的熱情和明顯的分裂？為什麼他們心目中的燈塔是華盛頓-傑弗遜-裏根-川普-華爾街-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後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本文主要從思想傳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試圖做出一個解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討論自由主義在中國發生扭曲的情況及其原因：言論資訊環境、中共體制的急劇右轉、以及「左派」和「社會主義」的被汙名化，第五部分，討論中國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根源和表現，第六部分，討論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反共情結以及抗爭屢受打壓之後的挫敗感，從而寄希望於外部政治強人，最後一部分是簡要總結。

二、被扭曲的資訊和被扭曲的自由主義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生活在中文資訊之中，嚴重依賴中文媒體。在大陸， 傳統媒體被政府壟斷， 新興的網路媒體也受到嚴格審查。言論管制損害了人們的現實感。絕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華人區, 與非華人互動不多。在海外，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海外中文媒體的滲透，多數中文媒體被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而影響越來越大的法輪功媒體， 在本次大選中成為陰謀論的積極傳播者。海外中文自媒體和法輪功媒體的普遍右翼化，為中文讀者提供了大量偏頗的評論、假消息和陰謀論。但是他們為什麼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釋。

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幾乎每一個中國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自由主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傳入中國後，卻受到國際國內局勢、中國思想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發生修正、流變、誤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到緊要關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4] 1949年前，費邊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傾向；同時在家國危亡的焦慮之下，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又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隨着中共建立極權體制，自由主義在大陸幾乎灰飛煙滅，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復燃。

1980年代後，進入中國的各種政治思潮「都試圖影響中國、改變中國，但真正指明中國前途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5] 但因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課堂教學和學術討論都受到限制，知識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審查，很多文獻無法翻譯出版，很多譯作被刪節甚至篡改，無法呈現西方自由主義的全貌和最新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必然影響思想界、學術界的走向，也必然壓抑那些可能對中國當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論。

文革之後到1989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呼喚人的尊嚴、價值、啟蒙與思想解放，他們對自由主義的接受，與對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緊密相連的。從「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傳統」、「全盤西化」、「文化熱」，艱難探索，也熱鬧非凡。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義哲學，「除了極個別稍帶實證科學傾向之外，多數都是比較偏激的頗具情緒化的理論。」[6] 比如當年大紅大紫的尼采。[7]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裏根-柴契爾主義恰好同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恰好需要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1990年代之後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裏德曼、米塞斯這些人。雖然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右翼）自由意志主義，擁有最多的追隨者，廣泛影響着公共輿論。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被當做唯一的西方經濟學，自由主義右翼被當作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受到了過分的推崇；自由主義的其他分支、對自由主義進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統性的介紹。

一般而言，中國泛民主派對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缺乏瞭解，很可能略過了亞當斯密、密爾、卡爾．波蘭尼、英國社會自由主義、美國進步主義等諸多思想資源,[8] 更對新近的進步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缺乏研究和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種族批判理論、環保主義、女性主義、性別多元化等雖有介紹，羅爾斯、德沃金、瑪爾庫塞、杜威、哈貝馬斯、阿馬蒂亞．森、薩義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眾多讀者，但無法與主流的右翼自由主義話語形成互動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義自居的知識份子，早就發生偏移，有些論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場全能主義，對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過分的程度，相信存在着一個純粹的、萬能的「自由市場」和一個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強烈排斥社會福利和平等價值。張五常、張維迎、薛兆豐、夏業良等，多少都有這種傾向。成立於2006年的「鉛筆社」，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被戲稱為「國奧派」（國家奧地利經濟學派）和中國的「茶黨」，李子暘等骨幹成員已走向右翼國家主義。不少頗有影響的學者轉向保守主義，如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孫立平、郭於華、王建勛等。有的服膺否定啟蒙運動的施特勞斯主義。有些人擁抱福音派中相當保守的一支，並將信仰論述混淆在公共論述之中，如余杰、任不寐、趙曉、蘇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轉向國家主義，如汪暉、強世功、陳端洪、胡鞍鋼、甘陽、王紹光、崔之元、摩羅、朱蘇力、吳稼祥等。[9] 奧派研究者秋風，轉向了與當局關係曖昧的政治儒學。劉軍寧強調「保守主義就是保守自由傳統」，在中國語境下，造成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義歸為極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說變得像是傳福音。劉軍寧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思想界影響不小，一度被當作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蛻變是中國泛民派右轉的一個縮影。

三、官方與自由主義的共謀？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自由主義的選擇性接受和對右翼的偏愛，並非偶然，不能僅僅用翻譯、出版、學術研究的偏好來解釋，也不能僅僅用裏根-柴契爾以來的世界思潮和經濟發展態勢來解釋。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尤其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默許和引導分不開的。

開放國門、政企分開、國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這些措施和毛時代相比都是巨大的進步，一度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擴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啟動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取得了一些成果；雖然一黨制的核心沒有動搖、憲政也沒有成為共產黨的選項。

但六四屠殺一方面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一方面卻加快了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的速度，「槍聲一響、變偷為搶」，民間更無力對抗腐敗和權貴資本主義。隨着官商勾結的深入、唯GDP主義的惡性發展，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加入WTO經濟全球進程，這種「市場極權體制」或「市場列寧主義」之下，中國的經濟騰飛暴露出了弊端：貧富懸殊，生態環境被破壞，腐敗橫行，人權被侵犯，社會道德淪喪。[11] 屠殺造成了普遍的恐懼，在政治行動上直接挑戰一黨制已經不再可能，避開政治體制而呼籲市場化，與當局的需要不謀而合。

1990年代大陸興起哈耶克熱，《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着作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極權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對民間的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中國泛民派篤信諾奇克的「最小國家」和哈耶克反對社會分配的論述，他們反分配正義、反最低工資、反社會福利、反工會和勞工集體談判權、反環保運動等。這些政策和觀念被簡單化、教條化、抽離了它的政治座標和制度環境，顯然被中國當局樂見。比如，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又如，在禁止獨立工會、勞工受到資本和政府的雙重壓迫的中國，反工會的主張幾乎可以看成是專制的共謀。

對這方面，秦暉有着持續的、立場鮮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權優勢」、「負福利」、「劫貧濟富」、「右手爭自由，左手爭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釋力。他說，小政府應該「是要擺脫權力的不正當的束縛，而不是說摧毀社會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責任。」[12] 「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民主福利國家。後者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意義。現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統治權力的情況下卻強調給它卸責，這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了。」[13] 可惜這樣的聲音沒有成為主流，無力阻擋中國自由主義者滑向右翼，甚至極右傾向。

在中共從毛左共產極權變成很多方面的極右之後，中國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傾向，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準星，甚至成為共謀。從中共一貫控制出版、教育和輿論引導的高超做法來看，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沒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會主義」的創傷與汙名化

導致泛民派知識群體右翼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左派」和「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創傷，以及它們在中國和美國的被汙名化。

以馬列毛鄧主義意識形態實施共產極權的中共，長期以左派政黨自居。在大陸出生的知識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到馬列毛鄧主義、共產極權主義、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及人民公社、極權計劃經濟、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淚史。中共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很多人至今聞「左」色變，可以稱作「共產後遺症」。極左時期的中共把一切異己打成「右」，「反右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致「寧左勿右」成了中共長期的傳統。隨着毛時代的結束，很多人逐漸以自己屬於「右派」陣營為榮，久而久之潛意識裏形成了左錯右對、左壞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時代發出反對聲音的，被當作右派自不必說；在後毛澤東時代，對現有體制提出批評的，從事政治反對、為弱勢群體維權的，也幾乎完全是「右派」，這使「右派」獲得了榮譽和民間根基。而毛左則是另一番景象：毛左走在歷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學者，成為意識形態傳聲筒和現體制的維護者；他們與鄧右話語沆瀣一氣，對弱勢群體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說，部分非保皇派毛左的批判矛頭，只針對「市場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中的市場和資本主義，而不敢或不願針對極權和權貴。這些都讓「左派」聲名狼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自由主義的聲音被誤解、被壓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論述、也未能取得應有的群體認同和社會影響力。[16] 在黨國體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觀照1992年至今的中國思想界和輿論場，最活躍的幾支力量其實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義，反平等、反進步主義的保守主義，和反憲政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

類似地，被中共稱作「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也罪孽深重。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極權計劃經濟、一黨專政和斯大林主義；改革開放之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黨專政之下的權貴資本主義。但在西方，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對應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自然地親近美國右翼的反社會主義敘事。而美國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妖魔化的歷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冷戰等，社會主義被當做是「非美國（un-America）」。[17] 他們也妖魔化北歐的福利國家、桑德斯乃至整個美國民主黨。[18]

「左派」和「社會主義」被汙名化，有兩個負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標已經發生某種逆轉，誤判了中共體制的性質。1970年代末之後，馬列主義逐漸式微，計劃經濟逐步被拋棄，中共在維持一黨制的條件下開始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中共當下體制已變成剝奪自由加反對平等和福利。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披着某些極左的外衣（憲法裏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等），同時又有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極右話語和政策（中華民族復興、新疆集中營，在西藏的文化滅絕政策等）。

第二，對西方語境下複雜細緻的左右光譜缺少敏感的辨別力，並輕視了深刻影響當今思潮和社會實踐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會運動。慘痛的「左禍」，使他們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待馬克思主義及相關理論，有意無意地把西左和中國極左、共產主義混淆在一起。他們貶低或無視在民主憲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義。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大學和人權機構屬於左派（自由派），被斥為美國的墮落。[19] 以中共體制為座標系，來討論西方當下的左右之爭，要麼無力對話，要麼一團亂麻。[20]

中國泛民派簡單化地認為「民主黨等於增稅、大政府，共和黨等於減稅、小政府」，「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有助於經濟發展」。[21] 事實上，在認同自由和市場的基礎上追求平等、社會正義和保障福利，幾乎成了全球民主國家的共識；把這貼上「社會主義」標籤並把它理解成毛澤東、斯大林式的體制，錯得離譜。

五、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美國大選前的幾個月，中文圈對BLM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就開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BLM的人幾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數支持BLM的人都反對川普。在討論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種族主義傾向，還有人毫不掩飾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何清漣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說它是「極左派要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魏京生、夏業良等也把這場運動和文革相類比。李江琳、郭於華、陳破空等很多人說這場運動是「打砸搶」 ，吳祚來說，「歐美騷亂分子，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雜配的怪胎，他們打着正義的旗號，其行為表現卻是法西斯分子加紅衛兵。」 [22] 吳建民叫奧巴馬「回肯亞老家去」。人權律師隋牧青說奧巴馬夫人「比大猩猩還丑」。[23]

對穆斯林的歧視言論更多、更普遍。「稍微瀏覽中國的社交媒體，就可發現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辭已蔚然成風，……中國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響，認為穆斯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 [24] 「綠教」、「綠綠」之類侮辱性稱呼，把穆斯林等同於邪教、恐怖主義的說法時常可見，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開或不經意間流露出對穆斯林的厭惡和仇恨。[25] 他們強烈抨擊「政治正確」和所謂的「白左」，認為寬容穆斯林是一種幼稚的偽善。

歐洲難民危機的時候，他們要麼漠不關心，要麼就是公開反難民、反穆斯林，咒罵默克爾是「聖母婊」。中國政府把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關入集中營，正在新疆進行種族屠殺，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譴責，而且為之叫好，說這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需要。在這裏，中國當局和（漢族）民眾形成了某種共謀：「官方默許了反穆言論的傳播，從而為其在新疆的強硬壓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民主運動與種族主義的荒謬關聯：與1980年代學潮相伴的，有一條較弱的線索是反黑人的運動，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發生了這類運動。南京事件最有影響，數千名學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滾回去」的標語。外國研究者發現，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在這種不滿的背後，又是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對現代化和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國要趕超更先進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則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27] 中國人對有色人種（尤其黑人）、對穆斯林、對移民的歧視的背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最優越、中國人是二等白人，然後是其他有色人種，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國泛民派仰視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視其他宗教，最被歧視的是伊斯蘭教。這可以算是一種基於宗教燈塔主義形成的歧視鏈。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支持川普，他們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進步主義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陸幾乎沒有影響。「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國秩序的精神首都」，[30] 這些說法很有市場。有些人把川普當做「神選之人」，把川普-拜登之爭看成是正邪之爭。中國泛民派對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感到極為焦慮，認為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將毀滅美國民主。[31] 他們擔憂1960年代以來的性解放運動、墮胎合法化、女權運動和LGBT運動，認為這威脅了（被認作是「美國根基」的）傳統基督教價值。在西方被批評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之嫌的亨廷頓，在中國卻大紅大紫。[32] 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與川普不謀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槍、反墮胎等。

中國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有着悠久的歷史。其系統性種族主義「植根於中國作為一個帝國的歷史」，表現為對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見， 而且「大漢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現代中國的觀念基礎。」[33] 康有為、梁啓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種族分成貴種／優種和賤種／劣種，紅種、棕種和黑種是註定要被淘汰的劣種，而未來屬於「有歷史」的白種人或黃種人。「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的種族對於我們較淺或較深膚色的鄰居具有內在的優越性。」[34] 天朝大國被西方欺凌的「百年屈辱」，進一步使近代中國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

尤其是，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現實，是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肥沃土壤。成王敗寇，弱肉強食，既是中共的邏輯，也是社會的現實。毛時代的戶籍制、身份等級制（地富反壞右）、砸爛公檢法自不必說，後毛時代的官商勾結、強制拆遷、清除低端人口、貧富鴻溝，在扭曲的市場規則背後盛行着權貴主導的叢林規則；城市人歧視農村人，富人歧視窮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還有基於省份、外貌、學歷、性別、性取向、身體缺陷等方面的歧視。中國的精英大部分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比別人更優秀、更努力，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窮人要麼能力不行，要麼懶惰；高福利被當成「養懶漢」，[35]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之下，絕大多數川普支持者反對BLM、反對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稱其為「逆向歧視」。他們對進步主義推動的社會變革非常反感（女權主義、性少數群體、種族平權、氣候變遷、政治正確等），認為這是美國的墮落。

六、反共情結與抗爭的無力感

對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來說，改變專制體制，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是最強烈、最持久的關切。 他們是反右運動、文革、六四屠殺受害者或見證人，對宗教迫害、新聞審查、洗腦教育、文字獄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僱、被監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連，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質，有着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當成最大的人生目標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結有時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異議人士趙常青在推特上寫到，「如果現在能把中共干翻，哪怕是塔利班上台都行！」[36]

從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1980年代學潮和天安門民主運動，1990年代的民間組黨，2000年後的維權運動和零八憲章，爭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當局撲滅。習近平上台後，人權和法治狀況持續惡化，中國走向我所說的「高科技極權主義」[37]，在可見的未來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幾代人的努力均告失敗，政治表達被不斷壓抑，這種挫敗感、恥辱感和無力感，很容易讓一部分人擁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裏斯馬型政治強人。

對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動力。泛民派對1989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望至極，認為川普對中國政府最為強硬。他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綏靖，它造成了中國專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轉了這個局面，讓人們看到了改變乃至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對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誤判，是中國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個因素。[39]

七、結語

自由主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因國內國際困局、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而不斷被修正、誤讀；在毛時代幾乎被摧殘殆盡，之後在專制環境下逐漸復甦，無法避免被扭曲的命運。199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被當做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活動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和反彈，另一方面，中共體制已從毛式極左迅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右翼化的、脫離語境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反環保等——符合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們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存在一種臉譜化的理解，同時對西方和全球的進步主義缺乏全面的、動態的把握，這是中國知識界挺川現像的深層因素。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着悠長的歷史傳統，這種和自由主義不相容的思想觀念，侵蝕了為數眾多的中國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社會現實，使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進一步強化和內化。這可以解釋他們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種族平權和性少數群體等政策和言論。

中國泛民派在理論上對中共體制的拋棄和反對，在現實中對中共罪惡的仇恨，合成了強烈的反共情結；他們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屢受迫害和打擊，形成了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於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強人。川普被他們一廂情願地當成了綏靖政策的終結者和中共的勁敵，他呼應了中國泛民派的仇恨、絕望、挫敗感，其價值觀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令人遺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極右翼）的中國泛民派，一方面對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體制放棄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對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態勢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言論，正在削弱泛民派整體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識份子威望。少數人發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論，客觀上已經變成了專制的共謀。

反抗中共專制需要勇氣、智慧和耐心，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為了爭取中國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當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標下使用專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圖建立的並非民主，而是某種神權專制或世俗的威權統治。更多的人，目光僅僅侷限在中國革命，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權、自由和民主漠不關心，就像挺川者無視川普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和威脅。[40]中國的民主化極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應該有起碼的人類主義關懷和世界公民認同，跳出狹隘的民族、種族、宗教利益和個人偏好。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引導和塑造中國觀念市場影響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讓人擔憂未來中國的政治變革方向。進而言之，中共政權和中國異議人士的不約而同的「右翼化」，與全球範圍內右翼威權政黨／政府的上升遙相呼應，這一定會衝擊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圖景和政治圖景。

美國社會的左派理念

作者 秦暉

為了擺脫「最壞政府」，我們就需要從兩方面施加壓力：既要限製它的權力，又要追問它的責任。既不能允許它濫用權力「為所欲為」，也不能任它推卸責任「不為所不欲為」。

當然，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偏好：喜歡「小政府」的人可以偏重於限製它的權力，而喜歡「大政府」的人可以偏重於追問它的責任，像傑斐遜—梅森那樣兩者都做，自然善莫大焉。只做壹樣，也仍是有所貢獻。

但是要註意，妳的「大小」訴求不要用錯了地方：如果面對有權無責、權大責小的官府，甲用「大政府理論」來為它進壹步擴權，乙用「小政府理論」來為它卸責，那甲乙就都在助紂為虐！起碼要知道：對於責不可問的官府妳再「左」也不能幫它擴權（要擴權，先改革到可以問責了再說）。同樣，對於權不受限的官府，妳再「右」也不能為它卸責（要卸責，先改革到可以限權了再說）。

當然，既限權也問責的傑斐遜式立場只能是針對權大責小的「前憲政」時代。到了憲政建成後當真要追求「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就不行了。這個時候，傑斐遜的對手——漢密爾頓的「聯邦黨」那壹套就顯示了價值。

有人說：在美國早期政治中傑斐遜是左翼而漢密爾頓是右翼。前述的波維爾、羅斯福等對兩人的評價似乎也給人這種印象。然而，本文前面既然論述了傑斐遜的「左右共祖」特點，則與他相對的漢密爾頓又怎麼可能僅僅是右翼之祖？

其實，如果按歐洲標準，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按北美前宗主國英國的標準，右翼即托利黨（今天英國保守黨的前身）在美國獨立後已經消失了——以「獨立」為外衣的「美國革命」本質上是壹場反對「托利主義」或貴族傳統的革命。作為親英派的北美托利黨人因美國革命的結果而被趕回了英國。

英國式的左翼，即工黨，在英國也是以後才出現的——在美國則從來也沒有作為重要力量而出現（這就是所謂「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的「例外論」話題）。傑斐遜並不是工黨之祖，他的論敵漢密爾頓也不會是保守黨之祖。他們兩人都是那場驅逐了托利黨人的革命的大推手。

所以表面上看，漢密爾頓的主張在美國其實也是「左右共祖」——只是與傑斐遜相反，漢密爾頓強調的是近代左右兩派不那麼好聽、卻很實際的壹面：他既主張現代右翼不滿意的大政府（當然不是專製政府，只是民選聯邦政府要有更大的權力）也體現出現代左翼不喜歡的富人（當然不是弄權致富的貴族寡頭，而是新興的平民工商業者）立場。如果是在英王麾下，他既想要給英王擴權還要幫英王致富，那就成美國史上的超級「反動派」了。

但是，漢密爾頓其實與傑斐遜壹樣，也是個反英鬥士。他在美國初建時的憲政體製下的作用，就是防止傑斐遜的主張走向烏托邦：憲政下的政府，主要是聯邦政府要能有效地運作，就要建立壹套權責對應的體製。為此就要對傑斐遜那種針對有權無責的專製體製而提出的、統治者似乎必須有責無權，至少要責大權小的訴求進行「糾偏」：政府應該擁有比傑斐遜設想的更大的權力，同時不能承擔傑斐遜所希望的那麼大責任——如保護農民免遭工商業競爭的排擠，而要更多地承認「自由競爭」的結果。

打個形象的比喻：在北美人民看來英王政府就像騎在人民頭上的馬，「吃草」不夠還要吸盡民脂民膏，但就不為人民而「跑」。結果北美人民把馬從頭上掀了下來馴服為人民的坐騎，在這過程中傑斐遜那種既阻止馬濫吃又逼馬快跑的主張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是現在馬變成了坐騎，妳就不能還是「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了。

漢密爾頓要讓馬有適當吃草之權（此前的雛形聯邦政府連徵稅的權力都沒有）以與適當奔跑之責相匹配，他的設計也是必不可少的。衝着英王這個「馬王爺」我們要有傑斐遜，但趕走英王后我們要能可持續地有馬可騎，就要以漢密爾頓來平衡傑斐遜。

有權無責的「最壞政府」不可欲，有責無權的「最好政府」不可能，漢密爾頓和他那壹派聯邦黨人設計的正是壹套權責對應的「次好政府」方案。而後來的「左右派之爭」實際上是在這種權責對應的憲政原則下「權大責也大」的福利國家和「權小責亦小」的自由放任兩種傾向之爭。

羅斯福那壹套政府要為窮人的基本保障負責的左翼主張，沒有漢密爾頓式的「大政府」能搞得成嗎？所以我們當然也不能把漢密爾頓僅僅看成右翼。

中國人比今日美國人更能理解傑弗遜？

對於這樣的問題，今天的壹些西方人已經陌生。

羅斯福的「傑弗遜困惑」與科茨、多恩的「傑弗遜論爭」都顯示出這壹點：今天的人們為傑弗遜到底主張「大政府」還是主張「小政府」展開激烈商榷，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政府的責任而宣稱他是「福利國家」的思想先驅，又有人因為傑弗遜強調限製政府權力而把他說成「自由放任」論的祖師。而傑弗遜們何以既像今天的「左派」那樣要求追問統治者之責，又像今天的「右派」那樣要求限製統治者之權，似乎令人大惑不解：傑弗遜是「左派祖宗」，還是「右派祖宗」？

所以筆者常常想：思想者互相理解的主要「障礙」何在？有人誇大「文化」差異：似乎「他者」不是神仙就是猴子，反正不是與「我們」壹樣的人。但有人則忽視「問題」差異：似乎中國人與西方人壹樣為「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之類問題所困擾。

面對強勢的西方，如今有些人——常常是些好心的西方人——大呼反對「文化殖民」，反對中國人接受所謂「西方價值」。然而說句不客氣的話：正是這些好心人，實際上正在對我們搞「問題殖民」，即把他們的問題當成我們的問題向我們推銷。他們其實不了解中國，然而，他們是否真正了解他們自己的先人——「文化」無別但「問題」背景全異的先人，如傑斐遜？

就「文化」而言，我相信，中國人與西方人——正如中國人與西方人各自內部——有無窮的差異，但就「常理」而言，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有人說西方人特愛自由，中國人似乎就喜歡大家長管着。哪有這回事？我曾講過壹個簡單的道理：「不管古今中外，監獄如果不上鎖，關的人都會跑掉。」這就是說無論中西，人們都是嚮往自由的。但是另壹方面，「不自由毋寧死」的人在中在西恐怕也都極少；9. 11以後，美國人不是為「安全」犧牲了壹部分「自由」嗎？

自由好，但是可以用壹部分自由來交換「安全」，包括保障、福利等。但是各人「開價」不同，於是有了「大小政府」之爭。在權責對應的憲政體製下生活慣了的許多西方人以為，不搞「福利國家」的地方，那壹定就是「自由放任」的，而福利不足則壹定是因為自由過分。

於是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包括西方在內的全世界都應當向中國學習。與此相反，魏特夫格爾則認為中國傳統的法家帝王都是不入家門的大禹，他們只為承擔治水責任而弄權。然而我國的史學家已經成功地駁斥了這種「治水社會」論，證明那些帝王是「不治水，照樣專製」的。

壹些西方人無法理解這些現象。但這很難說是由於「文化」不同，因為哪怕同是西方人，乃至同是美國人，在憲政前後他們的「問題背景」也已經大有區別，對於憲政時代以前西方人面臨的問題，今天他們的後輩也不都是那麼好理解的。

然而在歷史上缺少憲政民主因素的中國傳統中，這種保證權責對應的機製通常缺失，於是所謂「大政府」與「小政府」的爭論，在缺少權責對應的前提下就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假問題。因為這樣的傳統中很容易形成權大責小的官府：權既不受限，責亦不可問。於是其民既無福利，也無自由。而時之君子，熟讀憲政下西人所着書，遂以西人之所爭為己之問題。誤以卸責為讓權，竟指弄權為盡責。苟無福利，則謂自由已得。苦無福利，則怪自由太多。此時他們若能讀讀傑斐遜，應該是可以醍醐灌頂吧。

左派理念是美國社會的傳統理念

作者 秦暉

從製度安排的「經濟人預設」出發，可以認為無論在任何「文化」中，如果沒有製約條件，統治者都可能趨向於權力儘可能大，直至予取予求；而責任儘可能小，乃至不聞不問。

而被統治者則相反，他們都希望兼享最大自由與最大福利保障，因此要求統治者權力儘可能小而責任儘可能大。

壹方面，統治者希望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同時沒有什麼事情是他必須做的。另壹方面對老百姓來說，理想的統治者必須按他們的意願做儘量多的事，同時不能違背他們的意願做任何事。統治者希望做有權無責的「人主」，而被統治者但願要有責無權的「公僕」。

這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就權力與責任、或曰權利與義務達成協議或契約就成為必要。這個契約要規定政府必須做什麼（即規定政府的責任），為此被統治者授予其相應的權力。同時更要規定政府不能做什麼，被統治者有哪些統治者不能剝奪的權利。

這樣壹種契約安排，就是所謂的憲政。憲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權力與責任相對應，這種權力必須為被統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壹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夠向被統治者負責。

在憲*政原則下「無代表不納稅」，對民而言有權利才有義務，對國而言無服務則不應有權力。如果能夠向統治者授權問責的「被統治者」只是少數貴族，那就是貴族憲政，如果多數乃至全體公民都有這種權利，那就是民*主憲*政，或曰憲*政民*主。傑斐遜和他的同仁如梅森等，就是北美憲*政民*主始建時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

顯然，傑斐遜們為建立憲*政民*主而面對的問題，和在成熟的憲政民主製度下羅斯福、李普曼、科茨和多恩面對的問題，是完全不同的。

傑斐遜們考慮的是如何消除有權無責的專製統治，他們爭取的「權力最小而責任最大的最好政府」雖然不可能實現（應該承認，美國可操作的政治架構，尤其是聯邦壹級的架構主要是聯邦黨人的設計，更確切地說是傑斐遜們和聯邦黨人博弈、妥協的結果），但通過限權與問責兩方面的努力來實現權責對應，則是通往憲*政的不可繞過之路。

當年英王的殖民當局既濫用權力又不負責任，北美人民面對自由、福利都缺乏的局面，他們會嫌當局權力太小而主張擴權的「大政府」嗎？他們會嫌當局責任太大而主張卸責的「小政府」嗎？今天這種福利國家與自由放任的爭論，與當年的傑斐遜有什麼關係？而傑斐遜主張「好政府」應當權力受製約而責任可追問，不是很順理成章嗎？

傑斐遜之所以既像左翼人士又像右翼人士，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在傑斐遜時代，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他首先都必須是憲政民主的支持者。

而羅斯福與胡佛、科茨與多恩面對的已經是另外的問題，由於傑斐遜那壹代人的貢獻，他們已經有了壹個權責對應的製度，他們是在此基礎上爭論「責大權亦大」好，還是「權小責亦小」好。今天人們對任何憲政民主國家，從瑞典到美國，仍有許多批評，這是不難理解的。

憲政民主即便成熟到今天的程度，它的「理想性」仍然有限：憲政政府不是也不可能是權力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同時憲政政府也仍然是各種各樣的：在憲政民主之下公民們打算授予他們的「公僕」哪些權力以便要求後者承擔哪些責任？是授與政府更多的權力以便要求它承擔更大的責任、為社會提供儘量多的福利與保障，還是授與政府很小的權力因而也就無法要求政府承擔什麼福利責任，便成為壹個爭議不休的事情，這實際上是壹個關於什麼是「次好政府」的問題。

在不同的國家，乃至同壹國家的不同時期，人們對這壹問題給予了不同的答案。橫向相較，美國人基本傾向於「權小責亦小」的古典自由製度，而歐洲尤其是北歐人則更喜歡「責大權亦大」的民主福利國家。

縱向考察，美國經過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30年代的「新政」和60年代的民權立法，壹直是趨向於梅森式的「最多服務的政府」。到了80年代出現「裏根政策」，又強調堅持傑斐遜式的「最少用權的政府」。兩者形成「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對峙。

冷戰結束之初曾有人認為後者已成為最後的選擇，是為「歷史的終結」。但是這樣的說法後來不斷被顯示出是過於武斷了。如今「福利國家」的危機雖然嚴重，「自由放任」的問題也還不少。而那種「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國家」的「第三條道路」究竟如何走，也還遠未見分曉。

事實上，由於人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束縛的排拒）與對安全的追求（對風險的排拒）同樣出於天性，而且儘管今天自由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存在着包括明確劃分「群己權界」、群域民主己域自由、以及多數基本領域的群己界分已有定論這「三大共識」，但是人類生活中的壹些領域到底屬於群域還是屬於己域，是「邊界游移，情景決定」的，不可能有固定的劃法。因此人類永遠會有「左右派」。

人類的「終極選擇」是什麼，乃至可不可能出現「終極選擇」，實可懷疑。在「政府」問題上，權力極小責任極大的「最好政府」從未實現，而在權責對應基礎上，次好政府是權責都較大的社會民主政府，還是權責都較小的古典自由政府，也未必能夠有公認的結論。

不過歷史雖然並未「終結」，但歷史畢竟在「進步」。人類憲政的歷史，乃至啟蒙時代以來三百年人們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理論探討與實踐努力如果說有什麼公認的成就，那不在於它實現了「最好政府」，也不在於它分辨出了「次好政府」，而只在於它揭示了什麼是最壞的政府，那就是權力最大而責任最小的政府。

共產主義與基督信仰

作者 吳茂華

早年讀歐美的小說、詩歌，書中描述人物內心靈魂、涉及到宗教情懷的地方，常常引起我的好奇和興趣，由此對基督教衍生出來的西方文化，如巍峨的教堂建誅、精美的繪畫藝術，欣賞不已。尤其對天籟般的教堂音樂、贊美詩，心往神馳。

然而，當我幾十年後真正進入教堂，第壹次祈禱、敬拜、開口唱贊美詩時，突然有壹種芒刺在背的感覺——這種頂禮膜拜，和拜希特勒、拜斯大林，以及文革時期的毛崇拜，何其相似？譬如，稱上帝為大君王、元首，信徒自稱是奴僕、子民！天哪，怎麽仁慈的上帝，也長了壹張專製者的面孔？

最終，我還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只是充滿了質疑和保留的∶崇拜上帝是否與崇拜領袖或英雄相同？基督教信仰和共產意識，有無共通之處？馬列共產主義創立的時候，為什麽要批判宗教？

隨着進壹步的讀經、過教會生活，我的感悟和思考壹點壹點地漸進深入。現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基督教信仰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異同。

方面壹∶崇拜神與崇拜人

崇拜，意味着壹種向上仰視的心理態勢。在崇拜的對象面前，甘心降卑、俯首頌贊，希望淼小、軟弱的自身，藉此提升到更高的境界┅┅湯因比就說過，人類的宗教情懷是不可剝奪的。這是人的本能情感。

古代中國人在《詩經》裏頌唱∶「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翻譯出來就是∶偉大呵上帝，洞察人間壹切。世人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不管有無宗教信仰，遭遇困頓、絕境，都會喊∶「天哪！天哪！」人們還常說「天時」、「天道」、「天命不可違」、「天理不容」、「天機不可泄露」等，不都說明，從古到今，人在靈魂深處是承認神「上帝」的權柄和大能的！

人人都有崇拜的心理，但崇拜的對象卻大有區別。

基督徒崇拜上帝，承認天地間有壹個至高者，他創造、統管萬物，是公義、真理、道德規範的源頭和終極。人則有局限、有罪性，必須向上帝悔改。

而無神論者，似乎有着不敬也不懼天地鬼神的豪氣。可是真正無神論者是最不容易當的，甚至是沒有的。往往不信天上的神明，就會信世上的東西。「不崇拜上帝，就崇拜領袖」，就是壹例。不畏懼神，卻畏懼騎在自己頭上的「偉人」。「偉人」壹揮手，就乖乖跟着走，走着走着就成了壹只蟲豸或壹顆螺絲釘。集千萬人的崇拜為壹人所用，巨大權力由此而產生，人間之「神」就這樣造出來了！

這樣的「人神」，以革命、人民的名義，支配人的靈魂、侵占人民的權益，挾製民眾變成工具或奴隸，將國家、民族帶入黑暗深淵之中。把人當作神來崇拜，結果便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為什麽作家林達說「總統是靠不住的」，為什麼布什講演說要將「權力者關進籠子裏」。

聖經《創世記》裏，古蛇誘惑亞當、夏娃不聽上帝禁令，吃智慧樹上的果子∶「因為神知道，妳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妳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創世記》3：5）這裏的關鍵，在於「便如神」。人間的英明領袖，代替了神，替我們分辨善惡，這就是人間災難的開始。何時人能醒悟，認識到人有限、人性有罪，英明領袖是靠不住的，唯有上帝是靠得住的，才能真正有尊嚴地站起來。

方面二∶理想與天堂

聖經中的耶穌，道成肉身成為貧窮木匠的兒子，在世上傳大愛的福音。他特別體恤、憐憫弱勢群體，對當時社會的黑暗、不公，不遺餘力地譴責。例如，他多次指責法利賽人，「侵吞寡婦的家產」（《馬太福音》23：14）。耶穌愛窮人的事例，在福音書裏隨處可見。聖經中斥責「富足人┅┅只知積攢錢財。工人給妳們收割莊稼，妳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雅各書》5：1-4）。

與此相似的是，馬列共產主義亦極力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公平，以及對窮苦大眾的剝削和壓迫。不同的是，馬列共產主義提倡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製度，消滅私有產權，建立壹個沒有階級製度、沒有國家和政府，並且進行集體生產的社會，最終使人類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間天堂。

這樣的理想，和基督教的公義、平等等價值理念，是否相通呢？

馬列共產主義的共產理想的實現，是以劃分階級、暴力鬥爭為代價的，是建立在人為的階級對立和仇恨的基礎上的。犧牲千萬人的生命，推翻壹個專製、殘酷的舊製度，建立另壹個專製、殘酷的新製度，正義、光明在哪裏呢？但這就是壹百多年來，俄羅斯、中國及其它共產國家的歷史事實。

而基督教信仰呢？我們可看出，聖經裏雖然也譴責富人，指出社會的不公義，但是以人性有「罪」這壹點為基礎的，並不以富人、窮人或階級來判別。在上帝的標準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凡接受十字架救恩的，同樣不分階級、貧富，都因信稱義，成為神的兒女。

基督教是宣揚大愛的宗教，要求信徒不但愛家人、鄰居，甚至要「愛敵人」。這體現出神的無限慈愛。愛敵人，雖然是極高的要求，不容易做到，但它至少是引導人的標杆。

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基督教的理念∶要化解人心的仇恨，不以暴易暴。耶穌斥責社會不公，但他決不宣揚仇恨、不倡導妳死我活的鬥爭，而是用仁慈和愛、博大和寬恕，壹點壹滴地改變人心、社會。

有人說，聖經裏的信徒，也實踐過共產式的生活。引證的經文便是《使徒行傳》:「信的人都在壹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使徒行傳》2：44-45）「那許多信的人，都是壹心壹意的，沒有壹人說，他的東西有壹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行傳》4：32）

這的確與共產理念有相似的地方，但這樣的共產生活，是以信仰和愛為基點的，是自願的，並不是製度性的強迫。而馬列共產主義的「共產」，是對有產者的強製剝奪，是通過鬥爭、化私為公的製度。

對於這壹點，恩格斯看得很清楚。他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中說∶法國的共產主義者「最喜歡的公式，就是『基督教等於共產主義』。他們竭力想用聖經、用『最早的基督徒過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證明這個公式」，然而「┅┅即使聖經裏有些地方利於共產主義的解釋，但是聖經的整個精神是同共產主義、同壹切合理的創舉是截然對立的。」

基督教的天堂，是聖潔、快樂的福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上帝的子民在那裏享受與神同在、無限喜樂的永恆之境。

共產主義的天堂呢？根源於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學說，人類社會形態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有其必然性。在「完美新社會」——共產主義理想社會裏，完全消滅了剝削、不平等，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精神生活極大豐富，個人得到全面發展，是人間天堂。

如果說這是壹種美好願境、人間烏托邦理想，那還是有其審美意義的。可是壹旦將其擢升為必然性的歷史規律，並以此為人類的行動實踐和目標，就令人驚訝了。道理很簡單，人類世界每秒都在發生大小變化，就連明天、下壹星期的事情，都沒有定準，何況千百年後的事？這人間天堂的依舊何在呢？

上世紀50年代末，中國有壹着名口號∶人民公社是橋梁，共產主義是天堂！宣布中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是以餓死幾千萬人告終。60年代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有壹說法很有趣，他說共產主義就像地平線的太陽，又大、又鮮艷、又明亮，可是看得見、走不到。

不信真正的天堂，眾多唯物主義們卻拜倒在飄淼的人間天堂下。真是奇怪也哉！

方面三∶原罪與新人

原罪不是指人類原有的罪。上帝造人時，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時人是無罪的。根據聖經《創世記》的記載，由於始祖亞當在伊甸園違背了上帝的囑咐，偷吃禁果，墮落犯罪，於是「罪是從壹人入了世界」（《羅馬書》5：12）。

人類從亞當承襲了敗壞的心、朽壞的身體，原罪的影響臨到世上所有人。人的罪性，是壹切邪惡行為的源頭起因，因而造成衝突紛爭的世界。

上帝憐憫世人，派下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上，救贖世人靈魂。而人悔改，重生得救，便成為基督裏的新人。這是人自覺、自願的，是在靈魂裏改惡向善，是以永恆的真理、公義為標杆，成就了美好、良性、積極向上的人生。

基督教裏的罪人和新人的觀念，是道德意義上的，並指向壹切世人，不分種族、國家、階級，具有普世、超越的價值。

馬列共產理論着作中，並未有「原罪」的提法，但按其階級鬥爭的理論，無產者是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起來打倒有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具有合法性。在「勞工神」的口號下，無產者的品德，先天優越於有產階級。而地主、資產階級是剝削者，剝削有罪，所以具有「原罪」，應被推翻、打倒。

因此，毛澤東在《中國各階級的分析》壹文中，明確地將地主、資產階級列為「革命的敵人」。不僅如此，還將壹般的知識分子、公務員、律師等，列為小資產階級分子，或資產階級的附庸。這些人，同樣因身分，先天具有原罪，需要在無產階級專政製度下長期改造。

從延安時代的整風運動，到1949年以後鎮壓反革命、反胡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整治的就是「階級異己分子」。那些因階級劃分而有「原罪」的，被強製改造的人，屬於可被隨意剝奪人身權利的「賤民」。這樣的改造是強製性的，反抗必然是死路壹條。

而少數接受改造後被認可的人，就成為無產階級的「新人」。這種「新人」必具的品格，是壹切服從黨和領袖，徹底否定自己個人的利益，成為順服的工具。

這樣的理論體系中的罪人、新人，和基督教裏道德意義上的罪人、新人，顯然是完全不同的。

方面四∶委身與舍己

人在基督信仰裏重生得救後，價值觀改變，生活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而是以基督公義和慈愛的真理，為人生最高準則。聖經《哥林多後書》裏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哥林多後書》5：14-15）這是明確地說出基督徒向上帝的無我委身的心誌和精神，且這種委身是因為被耶穌的愛所激勵。

在毛澤東的共產理論體系裏，是強製性地對所有人進行思想改造。所謂的「興無滅資」，要求每個普通人都應當具有無產階級的思想人格，成為共產主義「新人」。這種嶄新的人格，建立在「無我」、「舍己」的基礎上。用毛的話來表達，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壹刻也不脫離群眾，壹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自己的小集團或自己個人利益出發。」

《紀念白求恩》壹文，更表達出對這種「忘我精神」的贊譽∶「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對工作極端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極端熱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這種「無我論」的關鍵點，是以所謂的集體意誌取代個人意誌，個人完全委身於集體，且以此作為人生目標。群眾、集體、人民、大公無私┅┅這些閃耀着道德光輝的詞語，極具魅惑力。人多麼容易被喊着這樣口號的人或集團所擄掠！這樣的口號，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都喊過。「以天下之大公，為我之大私」的大盜、野心家，最需要這樣無我的政治委身！

被譽為共產主義戰士的雷鋒，在日記裏寫道∶「我要堅決聽黨的話，壹輩子跟黨走。對黨有利的話、有益的事，我要多說、多做；對黨不利的話，沒益的事，我堅決不說、不做。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永生為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這裏不難看出，忘我舍己、為人民服務，就是向黨效忠！犧牲個人的，服從「極權主義」的人格就由此而產生。這種宣傳，是假「道德高尚」的名義，讓人服從統治者的需要。

可見，「把壹切獻給黨、獻給領袖」，和「把壹切獻給上帝」是不同的。前者的忘我，是不自覺或被迫的，是凡人獻給凡人，最後墮入災難深淵。後者的委身是自覺甘願的，甘願跟隨公義無私、聖潔無罪的上帝，進入真理和光明之境。

所以，做上帝的奴僕和做人的奴僕，性質乃冰炭不同爐，結果更是南轅北轍。

把基督教的天堂搬到人間？

其實，馬列共產主義理論在創立之初，並非宗教，只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而已。然而20世紀初，自列寧建立了第壹個共產主義國家，東歐、亞洲相繼建立共產國家，始有西方學者發覺，馬列共產主義推行、實踐的過程，有強烈的宗教色彩。

羅素就將馬列共產主義看作壹種宗教。他在《西方哲學史》裏，把共產主義的壹些表面形態，與基督教作了比較。他認為，「辯證法唯物主義」在共產理論中，具有至尊的位置，相當於「耶和華」在基督教中；「馬克思」相當於「彌賽亞」；「無產階級」相當於「（神的）選民」；「共產黨」相當於「教會」；資本家應受的懲罰相當於「地獄」；「千禧年」相當於「共產國際化的日子」┅┅

在列寧以後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幾乎所有共產領袖搞的狂熱的個人崇拜中，宗教色彩更加突出。這些領袖，最後豈止是「彌賽亞」、救世主，已升格成天上星宿、人類的「大救星」了。倡導唯物主義、標榜無神論的國家，卻造出了壹尊尊的人間「神」，讓千萬愚眾來膜拜！

正因如此，生活在馬列共產國家裏的人，瘋狂地崇拜過假神，對偶像崇拜有深入骨髓的痛苦記憶。所以，如今要進入基督信仰去崇拜真神，很容易產生心理障礙或抗拒。

我的壹位文化人朋友就是如此。他說∶基督教仁愛的理念很好，但崇拜耶穌很可笑。和馬列共產迷信相比，基督徒只不過是換了壹個偶像來崇拜而已。像他這樣只看儀式、不問內容，只看「崇拜」二字，不看崇拜什麼，將神與人混為壹談的，不在少數。

我理解這樣的人，因為我自己也有過如此的心路歷程。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想弄清馬列共產意識和基督教信仰區別何在的原因。

前些年看過壹幅油畫，印象深刻，至今難忘。畫的中央，是偉大領袖毛澤東，正面而立，壹手叉腰間、另壹手戟指下方，臉上有壹代梟雄之豪氣。在毛身後，或明或暗光影中，有十幾名近、現代的政治、文化名人∶盧梭、尼采、馬克思、恩格斯、希特勒、墨索裏尼、列寧、斯大林、金日成、卡斯特羅、波爾布特┅┅幾乎囊括了現代無神論的思想家和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

毛澤東左手所指的腳下地方，橫臥壹具十字架上耶穌的身軀。我看着畫面，眼光久久停留在耶穌枯瘦而悲憫的面容上，心靈受到莫名的衝擊。當時我並不是基督徒，但我讀懂了∶蒼天已死，『紅』天當立——這些「人神」，正同襄共舉，打倒上帝，消除基督教！「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這100多年來，無論西方、東方，血海屍山，禍害連連。

轉載者的話

美國的左派思想來自於聖經，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與馬列共產主義是水火不容的，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等於中國的共匪，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美國的左派不否認人的罪性，不會否定民主政治，追求創造互助合作的社會氛圍，形成自由人聯合體，認同這種思想的左派大部份由民主黨人組成，這種人即反對共產極權，又認同基督教社會主義，事實上根據聖經衍生出來的左派思想屬於美國傳統，美國本來就有左的一面。

黃右雖然總是譴責別人顛復美國價值，事實上黃右也在顛復美國價值，黃右希望消滅美國的左派傳統。

性權解放與基督文化

作者 徐永海

性權解放與基督信仰沒有衝突，保守派用基督文化否定性權解放，反對公娼的論述只能證明保守派根本不理解基督文明。

腦前額葉的發達與愛情精神的出現
  　　
  　　
愛情使人們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
  　　
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
  　　
  　　我們人類具有「戀情」這種心理現象，如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戀情是壹種強烈的愛，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戀情時，就會具有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不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只有追求了、愛慕了、獻身了所愛（戀）的人，不安、鬧心等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而使得人們必須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如果成功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如果失敗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戀情時，為了自己的戀情，為了自己所愛的人，可以衝破壹切阻力，甚至不惜付出性命。每個具有真愛的人都是如此，這才是戀情、愛情，否則就不是真愛，也許有些人壹生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真愛，那是這個人的悲哀。
  　　
  　　我們人類具有「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現象。夫妻親情是壹種強烈的愛，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是壹種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當人們具有夫妻親情後，當自己的配偶（或稱夫妻、伴侶）處於危難之中，需要自己幫助時，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着急、揪心、不安等。不去幫助自己的配偶，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就會持續存在。只有幫助了自己的配偶，焦慮煩躁的情緒體驗才會消失。使得人們必須去幫助自己的配偶，並且為此不惜流血犧牲。如果成功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幸福、甜蜜、恩愛等，就是流血犧牲也要成功。如果失敗了，人們就會具有強烈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就會感到內疚、自責、後悔等，就是流血犧牲也不能失敗。每個具有真愛的人都是如此，這才是夫妻親情、愛情，否則就不是真愛，也許有些人壹生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真愛，那是這個人的悲哀。
  　　
  　　戀情、夫妻親情都是愛情，愛情包括：「戀情、夫妻親情」。其中戀情與夫妻親情是不同的，戀情（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具有強烈的情感體驗，是人們能夠明顯體驗到的；當人們具有戀情（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時，在任何時候，人們都會強烈地感受到戀情的存在，必須去追求、愛慕、獻身所愛（戀）的人。而夫妻親情不同，人們具有了夫妻親情這種情感，但是在平時，人們並沒有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只有在配偶處於危難之中，需要他的幫助時，人們才會感受到強烈的愛，這時人們才會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只有在他與配偶分開時，人們才會感到非常的痛苦，這時人們才會明顯感受到這種情感的存在。很多人是在離婚之後，才發現與配偶之間還具有很深的情感——夫妻親情，但是已經來不及了，隨着時間的久遠，這種情感（夫妻親情）也會逐漸消失，也許壹生都很難再次出現。因此，人們不應當輕易離婚，不應當以戀情的消失作為離婚的標準。
  　　
愛情（戀情、夫妻親情）是壹種天性
  　　
  　　依據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後，人們就會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就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活動，具有相思、暗戀、熱戀、壹見鍾情，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具有強烈的愛，具有強烈愛的情感，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即使沒有人教導，即使被人反對，人們也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也會具有強烈的愛，也會具有強烈愛的情感，也會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我們這壹代人年輕的時候，和我們的壹些祖祖輩輩所曾經經歷的那些時代，都是禁慾的時代，但是人們還是對戀人（或相思、暗戀的對象）具有強烈的愛，具有強烈愛的情感，具有強烈愛的情感體驗。到了青春期後，只要是心理正常的人，都會具有戀情這種心理。
  　　
  　　依據基因，到了青春期以後，人們就會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就可以具有夫妻親情這種心理活動，夫妻之間就可以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但是，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的出現，夫妻之間強烈愛的出現，還需要在戀情基礎上，經歷很好的性愛活動，經歷共同的患難，壹個人才會具有夫妻親情，壹個人才會具有對配偶的強烈愛，夫妻親情這種心理的出現必需經過「培養」。這樣，壹些人沒有經過很好的戀情、夫妻生活（性愛活動、共同患難），他們沒有經過很好的「培養」，他們並不具有夫妻親情這種情感，夫妻之間並不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因此夫妻雙方應當重視夫妻生活，重視性愛活動，努力培養出夫妻親情，努力培養出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
  　　
  　　愛情應當包括兩個部分：「戀情、夫妻親情」。戀情、夫妻親情這些心理活動都是建立在基因基礎上的。對於未成年的兒童來說，由於沒有到青春期，依據基因，相應的腦組織還沒有發育成熟，還不具有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不論人們如何「培養」，即「培養」不出來戀情，也「培養」不出來夫妻親情。到了青春期後，依據基因，相應的腦組織發育成熟了，具有了相應的神經生理活動，人們就可以「培養」出戀情和夫妻親情，因此說，戀情、夫妻親情都是天性。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才能生存下來
  　　
  　　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人們必須去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天性。如果不去滿足，如果長時間沒有戀人，沒有戀情，沒有配偶，沒有夫妻親情，人們就會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如內疚感、自責感、後悔感等，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滿足了，具有了戀人，具有了戀情，具有了配偶，具有了夫妻親情，人們才會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如幸福感、甜蜜感、恩愛感等，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必須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的天性。因此說，愛情（戀情、夫妻親情）也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我們人類具有愛情（戀情、夫妻親情）的天性，人們必須去滿足愛情（戀情、夫妻親情）這個天性。通過具有很好的戀情、很好的夫妻生活（性愛活動、共同患難），夫妻雙方具有了很好的夫妻親情，具有了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借着夫妻親情，借着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夫妻雙方壹生都不能分開，組成家庭。他們養育了壹個、壹個的子女。每個子女都在父母雙方的共同照顧下，很好地度過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每個子女都可以學會很多的生存技能，如語言等，而使得每個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具有這愛情（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夫妻之間而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它能使男女之間組成牢固的家庭，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不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不具有這愛情（戀情、夫妻親情）天性，夫妻之間而不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戀愛與性愛可以使人們具有強烈的夫妻親情
  　　
性的吸引與美的吸引
  　　
  　　男人、女人都具有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男人陰莖、陰囊的皮膚顏色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女人陰唇的皮膚顏色也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其它動物只有乳頭，沒有乳房，只有人類具有乳房。女人具有豐滿的乳房，它象豐滿的臀部；明顯的乳溝，它象明顯的股溝；明顯的乳頭、乳暈，它象外生殖器。乳頭、乳暈的皮膚顏色要比周圍的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其它動物不具有由粘膜構成的口唇，只有人類具有由粘膜構成的口唇。男人、女人都具有豐滿的口唇，它象陰唇。口唇是豐滿的，口唇的粘膜顏色要比周圍皮膚顏色來得要深。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被認為是美的。這些部位是性器官，借着性器官的吸引力，男女可以結合在壹起。

借着性愛活動夫妻之間具有強烈愛的情感
  　　
  　　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等等，都是性器官，被認為是美的。撫摸到它們，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如對乳房、乳頭的愛撫是令人陶醉的，如親吻、接吻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性愛活動、愛撫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除了人類以外，其它哺乳類動物的皮膚上都具有被毛（皮膚被毛分三種：槍毛、絨毛、觸毛），厚厚的被毛是溫暖的，能使動物渡過寒冷的冬天。人類大部分皮膚上不具有被毛（不具有絨毛），人類的皮膚是裸露的，是裸體的。裸露的皮膚，更能感受到彼此之間的愛撫。愛撫，尤其是對乳房、乳頭的愛撫，尤其是親吻、接吻，是令人愉快的，是令人陶醉的。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愛撫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除了人類以外，其它動物有發情期、非發情期，人類沒有非發情期，人類每時每刻都可以進行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在性愛活動、性交活動中，人們可以感受到性高潮，性高潮是壹種最愉快的體驗。性交前要進行較長時間的愛撫活動，性交中也要持續較長的時間，只有這樣女人才能獲得性高潮，因此人類的性愛活動、性交活動每次都要持續較長的時間、很長的時間。常年的、經常的，夫妻彼此之間在壹起進行這樣的愛撫活動、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而組成家庭，而共同照顧他們的子女。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強烈性愛活動的才能生存下來
  　　
  　　對性愛活動的渴望，對異性愛撫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個體必須去滿足它。如果不去滿足，人們就會時常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時常來滿足它，人們時常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應當時常去進行性愛活動，應當時常得到異性愛撫。因此說，按摩（異性按摩）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對性愛活動的渴望，對異性愛撫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個體必須去滿足它。在這種內在動力的基礎上，人們願意進行性愛活動。夫妻之間通過常年的、經常的愛撫活動、性愛活動、性交活動，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夫妻之間就會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借着夫妻親情，借着具有強烈的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夫妻雙方壹生都不能分開，組成家庭。共同養育他們壹個、壹個的子女。每個子女都在父母雙方的共同照顧下，很好地度過了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借着十多年的未成年期（幼態延續），每個子女都能學會很多的生存技能，每個子女都可以更好地生存下來。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具有這相應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先天具有這性器官的，裸體的（無毛的——無絨毛的），對性愛活動具有強烈渴望的，夫妻之間而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因為它能使男女之間組成牢固的家庭，使未成年的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照顧。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不具有這解剖、生理、心理特點，先天不具有這性器官的，不具有裸體的（有毛的——有絨毛的），對性愛活動不具有強烈渴望的，夫妻之間而不具有強烈愛（愛的情感、愛的情感體驗），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在進化到人類後並不存在壹個原始的母系社會
  　　
  　　在原始社會的時候，由於文明程度不發達，缺乏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人們也缺乏對這些道德、法律的了解、認識、認知；但是通過夫妻間性愛活動，夫妻間具有很好的夫妻親情，依然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為主，以父系社會為主，以父權社會為主。
  　　
  　　那種認為「在進化到人類後，在私有製出現前，由於缺乏文明時代的道德標準，兩性的關係是混亂的，而存在壹個極長時期的母系社會、母權社會」，這種觀點應當是錯誤的。那些具有母系社會的民族應當是後來出現的，是由於缺乏正常生存環境時（如在深山裏）的壹種畸形發展。
  　　
  　　在人類歷史中，經常出現這麼壹種情況，極少的壹些人來到壹個非常遙遠的地方，他們沒有帶去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可是隨着發展，這群人逐漸成了壹個很大的民族，雖然他們沒有帶去文明社會的道德、法律，但是他們依舊是以壹夫壹妻的婚姻為主。因為壹夫壹妻的婚姻，不僅僅是建立在道德、法律上，更多的是建立在基因基礎上，建立在腦基礎上。
  　　
  　　本論文的第六章第二節，很多地方參考了《裸猿》。[見：（英）卡德斯蒙德•莫利斯（何道寬譯）．裸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3]
  　　
陰毛、頭髮、鬍鬚的出現是為了夫妻穩定
  　　
我們人類具有美感與樂感
  　　
  　　人類具有美感，具有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使得人們必須去滿足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因為，不滿足，就會感到焦慮煩躁；滿足好了，就會感到輕鬆愉快（喜樂幸福）；滿足不好，就會感到痛苦懊悔。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明顯的外生殖器，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豐滿的口唇、深紅的口唇（陰唇、乳頭、乳暈的顏色）等等，這些性器官被認為是美的。借着美的吸引，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人類具有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具有對歡聚（與異性歡聚）的渴望。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是壹種內在動力（即：驅力、欲望、需要等情慾與情緒），如同食慾、性慾壹樣，帶有強烈的情緒體驗。使得人們必須去滿足對歡聚的渴望。因為，不滿足，就會感到焦慮煩躁；滿足好了，就會感到輕鬆愉快（喜樂幸福）；滿足不好，就會感到痛苦懊悔。由於具有這些強烈的情緒體驗，在歡聚時（在原始社會）男人、女人可以公開地在異性面前展示自己的身材美，展示自己的性器官，以吸引異性。借着歡聚，男女（尤其是青年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弟姐妹相互之間是屬於近親，近親之間繁殖，生出的孩子壹般智商較低，並且有痴呆的可能。因此，近親之間的繁殖，應當是禁止的。血緣關係越遠，生出的孩子壹般比較聰明，痴呆的可能性比較小。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之間，壹般情況下，血緣關係比較遠。因此，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之間的結合、繁殖，應當是被鼓勵的。借着美的吸引，借着歡聚，青春期前不相識的男女可以相聚在壹起，相識在壹起，相互結合在壹起。
  　　
陰毛、頭髮、鬍鬚的作用是將壹些性器官掩蓋住
  　　
  　　男人的陰莖、陰囊是最重要的性器官，女人的陰唇、外陰是最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都具有陰毛。在直立時，男人的陰毛可以將陰莖、陰囊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女人的陰毛可以將陰唇、外陰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在直立時，陰毛可以將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性愛時這些部位被愛撫，也不影響性交時性交的正常進行，甚至不影響在非直立時這些性器官被展示。
  　　
  　　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等都是重要的性器官。男人、女人具有長長的頭髮，（在原始社會，人類沒有工具將頭髮剪短），人們借着長長的頭髮將身體的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女人借着長長的頭髮將豐滿的臀部、明顯的股溝、豐滿的乳房、明顯的乳溝等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頭髮可以將這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這些性器官被展示，也並不影響這些性器官被愛撫。
  　　
  　　口唇也是重要的性器官。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它將口唇、面部表情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只有中、老年男人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而少年男人、青年男人還不具有又密又長的鬍鬚，女人更不具有鬍鬚。鬍鬚可以將口唇（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了，但是並不影響少年男人、青年男人、女人的口唇（性器官）被展示，也並不影響他們的口唇（性器官）被親吻、接吻。
  　　
在人類進化中具有陰毛、頭髮、鬍鬚的才能生存下來
  　　
  　　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人們必須去滿足它。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是壹種強烈的內在動力，人們必須去滿足它。如果不去滿足這些欲望，人們就會時常處於焦慮煩躁、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之中，就會容易患壹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如失眠、神經症、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只有時常滿足這些欲望，人們才會時常處於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之中，這些心理疾病、心身疾病、身體疾病才會得到好轉、治癒。因此說，人們應當時常滿足美感，滿足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滿足樂感，滿足對歡聚的渴望。因此說，觀看歌舞、進行歌舞，及音樂療法、舞蹈治療等等都是很好的心理治療。
  　　
  　　美感（對異性身體美的渴望）和樂感（對歌唱、音樂、舞蹈的陶醉感），對歡聚的渴望，都是強烈的內在動力，使得男女之間（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間）可以很好的吸引異性，來找到自己的未來的配偶。陰毛、頭髮、鬍鬚，可能還具有很多其它的功能。但是，陰毛、頭髮、鬍鬚的最大功能應當是將壹些性器官部分（壹部分）掩蓋住，避免男女之間（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尤其是中年夫妻）的穩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顧，使子女很好地度過未成年期（幼態延續）。

在人類幾十萬年的進化過程中，生存環境有時是非常惡劣的，競爭有時是非常激烈的。只有借着遺傳每個個體都具有這相應基因，先天具有這陰毛、頭髮、鬍鬚，從而避免男女之間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的穩定；尤其是避免中年期的男人隨意、任意、無場合地吸引異性，追求異性，從而保持夫妻的穩定；使子女得到很好的照顧，使子女很好地度過未成年期（幼態延續），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才能生存下來、延續下來。那些每個個體不具有這相應基因，先天不具有這陰毛、頭髮、鬍鬚，這樣的族群（種族、民族、部族、氏族）都被淘汰掉了、不能延續下來。

聖靈進入我們心中，我們內心就會得到徹底解放，禁慾就無法再壓迫我們
  　　
  　　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彼前3:19），耶穌曾代替我們降到「靈的監獄」（去傳道，不是去傳福音），來代贖我們的罪，使我們將來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我們實在應當抱着感恩的心，來以耶穌為榜樣，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甘願經歷（即：迎戰、堅忍、忍耐、忍受）十字架道路上的苦難；以此來拿去恨人的心（只恨撒旦），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來具有這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來成為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我們將來就會不下地獄，而上天堂。成為基督徒，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個人才會容易具有健康的心身，人類才會容易進入美好的社會。
  　　
  　　由於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那麼，我們可以在各種艱難困苦、苦難患難中，包括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不進行宗教活動來祈求神靈赦免自己罪的時候，不高舉禁慾而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的時候，也能容易具有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不再容易患上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等神經症。
  　　
  　　並且，我們信仰了耶穌（上帝），我們堅信，為了救贖我們，為了代贖我們的罪，耶穌曾被釘十字架並降陰間（第3天復活，第40天升天）。我們就更加不再容易具有因「自責自罪心理」所帶來的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可以遠離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這些神經症，使我們原有的這些神經症可以得到好轉、治癒。
  　　
  　　使得我們可以不必去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使得我們可以不必高舉禁慾來認為自己道德高尚，我們可以不必受禁慾的壓迫，我們的內心可以得到徹底的自由，耶穌真的就是福音。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壹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妳說該把她怎麼樣呢？……，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妳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壹個壹個地都出去了。……。耶穌說，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8:3-11）。耶穌是「連行淫時被抓、要被石頭打死的」妓女，耶穌都不定罪，耶穌是有愛心的，耶穌是體諒人性的。
  　　
  　　「妳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妳們得以自由」（約8:32）。耶穌是讓我們得自由的，不要再受禁慾的壓迫。
  　　
  　　可是，耶穌基督來了，那敵基督的也出來了，他們提出了各種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來排斥、忽視耶穌的救恩，來排斥、忽視耶穌的福音。
  　　
  　　壹方面，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是神，我們是人，人不能向神（耶穌）來學習。他們使得人們認為，耶穌只是來代贖我們罪的，不是來給我作榜樣的。他們使得人們不能來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不能來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的心）和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不能來具有這基督精神，不能來具有這內心（性情、心靈、生命）的改變，不能來具有這重生、得救、成聖，不能來成為基督徒（耶穌基督的門徒），而只能成為基督教宗教信徒、宗教教徒（假基督徒）。
  　　
  　　另壹方面，他們告訴人們，單單地靠耶穌不能得救，還必須要守壹些律法誡命，必須高舉禁慾，並把童貞、貞潔說成聖潔。如說，必須堅決反對婚前同居，必須堅決反對婚前性行為；甚至是必須反對婚前有親密接觸，反對婚前親吻，反對婚前擁抱，反對婚前拉手，……；甚至堅決反對戀愛，堅決反對穿好看的衣服，等等。還必須堅決反對同性戀等等；必須堅決反對進化論（反對神導進化論）等等。
  　　
  　　他們高舉這些，自認為自己很是虔誠；可是他們對社會不公，貧窮人受苦，甚至對基督徒為主坐牢等等，卻是無動於衷、麻木不仁。他們的所作所為，只能使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不來接受耶穌，甚至成了無神論者。
  　　
  　　這些無神論者，他們不相信存在神靈，也不相信存在壹個「道」（上帝），自然更不相信存在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他們不會進行獻祭等宗教活動來求神赦免，也不相信耶穌代贖了他們的罪。他們也不高舉禁慾，不認為自己道德高尚。他們在自責自罪心理的作用下，他們會自責自罪；尤其是處於失敗、不順心的時候，他們會自責自罪；他們會感到抑鬱、憂傷，會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如果持久下來，會患上抑鬱症、疑病症、神經衰弱等神經症。
  　　
  　　在2千年前，耶穌用他的死，用他的到陰間，來代替了我們，來救贖了我們，來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實在是都應當來接受耶穌，來從這些苦難中走出來。
  　　
  　　當然，我們要單單地高舉耶穌基督，不要聽從那些所謂的神學理論、宗教教義、律法誡命、道德貞潔。耶穌是道成肉身，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約壹1:1）。他代贖我們的罪，代贖了我們的罪，「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壹切的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裏我們有壹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壹2:1-2）。我們只要單單依靠耶穌，我們將來就可以不下地獄，而上天堂。
  　　
  　　並且，我們還要單單地走十字架道路，去行公義、好憐憫。耶穌為我們做了美好的榜樣，耶穌代贖了我們的罪，我們自然應當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壹2:6）。我們崇拜效法耶穌，走十字架道路，我們就會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
  　　
  　　以此，我們具有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我們就會彼此相愛，我們就會生活在光明中，「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裏」（約壹2:10-11）。
  　　
  　　壹個人心中充滿恨，缺乏愛，他就會自私自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慾，能做出各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恨」才是罪的根源，是來自撒旦的，是那個從情慾來的「敗壞」。我們基督徒應當與「恨」進行鬥爭，我們要與那些高舉「恨」的主義、學說、宗教、宗派進行鬥爭，為此要具有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
  　　
  　　而不要與「性慾」進行鬥爭，高舉禁慾並不能使我們高尚。可是很多宗教教徒「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提前4:1-5），想當然地認為「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這些情慾本身是罪的根源，而與這些情慾進行鬥爭，如不近異性、不戀愛、不結婚，不吃某些食物等等。
  　　
  　　其實「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見：約壹2:15-17）；即它們不是來自上帝的，我們不必愛它們；但它們也不是來自撒旦的，我們也不必恨它們。
  　　
  　　在自責自罪心理基礎上，腦內的內啡肽會減少，而使得我們會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大愛的心（連仇敵都愛），可以使腦內的內啡肽增加，可以使我們不再容易具有痛苦懊悔的情緒體驗，而容易具有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具有了耶穌那樣的勇於犧牲、獻身、殉道的心，可以使腦內的多巴胺增加，可以使我們容易具有興奮、亢奮等愉快、痛快的情緒體驗，也是壹種輕鬆愉快（喜樂幸福）的情緒體驗；而使我們具有健康的心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