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水災研究 |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7月08日03:06:0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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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維洛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圖1：國務院災害調查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的封面，圖片來源：國務院災害調查組 通過仔細閱讀《調查報告》初步作出以下十二點評價： 第一：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不是一個災害調查報告，而是一個對鄭州市部分官員以及相關公司的部分人員的追責報告。 第二：《調查報告》的內容不完整，缺乏報告負責人的姓名與簽字，以及調查報告應有的諸多附件。 第三：《調查報告》沒有回答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造成死亡（失蹤）人員的姓名（性別、年齡等）、死亡時間、死亡地點和死亡原因。 第四：《調查報告》“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的結論是錯誤的，《調查報告》中的內容並不支持這個結論，如暴雨最大的地方並沒有發生人員死亡失蹤，鄭州的大部分死亡失蹤人員在最大暴雨發生之前已經發生。 第五：《調查報告》中的最缺乏說服力的部分，就是對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社會關注的五個事件進行的所謂深入調查和復盤發生的過程，即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鄭州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與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這不是事故調查，而是有目的的洗地。 第六：《調查報告》未能對鄭州常莊等諸多水庫在洪水過程中無預警泄洪事件做出任何解釋。事實上，造成鄭州“7.20”特大災難的主要原因不是暴雨導致嚴重城市內澇，而是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第七：《調查報告》提供的鄭州市最主要河流——賈魯河的水文數據是錯誤的。 第八：《調查報告》對造成鄭州市山丘區大量人員傷亡的解釋是錯誤的，真實的主要原因是對鄭州市山丘區的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此外鄭州森林覆蓋率數據嚴重造假。 第九：《調查報告》沒有說明，是誰制定了鄭州市“7.20”特大暴雨中防洪抗災的主要目標？鄭州市的抗洪防災的力量是按照誰的命令布置的？鄭州市市委和市政府有這樣的權力嗎？《調查報告》沒有說明，南水北調工程中線幹渠以及中線幹渠退水對洪災的影響。 第十：《調查報告》對鄭州市海綿城市與鄭州市“7.20”特大暴雨災害之間關係的解釋十分膚淺，沒有指出建設海綿城市的目標與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是互相矛盾的，即里子與面子是互相矛盾的。 第十一：《調查報告》未能對習近平在2021年7月21日指示中所說的幾座水庫潰壩做出具體的說明。 第十二：雖然國務院災害調查組指出鄭州市各級政府在不同階段瞞報139個死亡人數，但是對鄭州市公安部門處置所謂“造謠”人員、宣傳部門關閉“造謠”網站或者封號、阻礙外國記者正常採訪的事件都未作出解釋，也未對相關責任人做出追責處置。 當閱讀完畢後發現，公開發表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的目的，是要給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蓋棺定論，給此事件中死亡失蹤人數一個最終的結論，達到維穩的目的，達到今後禁止以此事妄議中央的目的。希望通過《調查報告》讓民眾再一次相信，沒有民眾的監督、沒有媒體的監督，沒有民主選舉制度，依靠中共內部的監察、紀律機制，中共也是能夠自己糾正錯誤的。雖然這個《調查報告》揭露了鄭州市各級政府在不同階段瞞報139個死亡人數的一個事實，有正面影響。但是《調查報告》在更大程度上為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的錯誤決策開脫責任，特別是在國務院災害調查組進行了所謂深入調查和復盤的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重複鄭州市市委和市政府的謊言，在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上掩蓋國營企業的破壞山體生態環境的責任，顛倒黑白，起到了小批評、大幫忙的作用。 《調查報告》未給出鄭州市380位死亡失蹤人員的姓名等5W+1H的信息，更增加了民眾對中共政府隱瞞死亡失蹤人數的質疑。鄭州市市委書記徐立毅可以瞞報謊報，難道那位沒有留下姓名的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組長就不會瞞報謊報？在這一點上，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並沒有達到事前預定的目的。 《調查報告》在形式上是不合格的，在內容上也是不合格的。 一、不是災害調查報告，而是追責報告 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不是一個災害調查報告，而是一個對鄭州市部分官員以及有關企事業單位部分人員的追責報告。報告共44頁，其中涉及災情、災害應對處置以及五個案例的內容只占報告篇幅的三分之一，而關於官員的追責與處置占三分之二。 二、誰是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負責人？ 《調查報告》的內容不完整。 《調查報告》只是提及：為查明問題、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經黨中央批准，國務院成立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組（以下簡稱“調查組”），由應急管理部牽頭為組長單位，水利部、交通運輸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自然資源部、公安部、中國氣象局和河南省政府為副組長單位，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衛生健康委、能源局等部門參加。調查組分設綜合協調、監測預報、應急處置、交通運輸、城市內澇、山洪地質災害等專項工作組。同時設立專家組，由氣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質、應急、法律等領域的院士和權威專家組成，開展災害評估，為調查工作提供專業支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相關部門指導開展相關工作。 但是《調查報告》缺乏國務院災害調查組具體人員的組成，特別是國務院災害調查組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與在報告上簽字。從報告中可以推測，國務院災害調查組領導班子的組成是： 組長一名：來自應急管理部； 副組長七名：分別來自水利部、 交通運輸部、 住房城鄉建設部、 自然資源部、 公安部、 中國氣象局和 河南省政府。 讓河南省政府擔任副組長單位，這是十分不適合的，將造成《調查報告》先入為主、將河南省省委與省政府主要領導人排除在追責範圍之外。在《調查報告》中花了一頁多篇幅來表揚河南省省委與省政府的表現：“國務院調查組對河南省委、省政府及相關部門的工作也進行了了解。在這次災害應對中，省委、省政府及時部署防汛工作，加強指揮調度，督促指導各地做好巡堤查險、搶險救援、轉移安置和恢復重建等工作，群眾基本生活得到較好保障、生產秩序較快恢復。總體看，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對這場災害應對是重視的、部署是及時的、工作是積極的，全省除鄭州市外總體效果也是比較好的，問題主要集中在鄭州市”。（第34、35頁） 國務院調查組下設專項工作組： 綜合協調； 監測預報； 應急處置； 交通運輸； 城市內澇； 山洪地質災害等。 在專項工作組的設置中就可以看出國務院災害調查組預先內定的調查方向，這裡把水庫無預警泄洪等主要因素已經排除在外。報告中缺少專項工作組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與在專項報告上簽字。 最後缺乏專家組的人員組成，據說專家組由氣象、水利、市政、交通、地質、應急、法律等領域的院士和權威專家組成，開展災害評估，為調查工作提供專業支撐。 這裡同樣缺乏專家組負責人的姓名、職務與在報告上簽字以及專家的姓名、職務等。《調查報告》特別強調，這些人不是院士就是權威專家，難道他們連報個姓名的膽量都沒有嗎？ 《調查報告》缺乏應該有的報告附件，包括國務院災害調查組在撰寫報告時所使用的人證、物證，收集人證與物證的記錄，照片與有關視頻，證人的姓名與簽字等等。就是作為追責報告，也缺乏有被追責人簽了字的陳述報告。就是在全民主過程中，被追責人的權利也要得到尊重。 《調查報告》通篇強調的是鄭州市各級政府有關領導人以及有關企事業單位人員的責任，但是《調查報告》自己都不敢公開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人員名單，顯然他們並不認為他們個人要為《調查報告》承擔什麼具體責任，他們只是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命令行事而已。 第三：《調查報告》沒有回答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死亡失蹤人員姓名等信息。 雖然說《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是國家層面首次組織的全域性自然災害調查，似乎是新娘子上轎頭一回。但是在“7.20”後，陳龍撰寫的《河南“受災最嚴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災害調查報告，實事求是、科學嚴謹、全面客觀，可以成為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調查報告的範本。
陳龍的報告中提供的23位失蹤（死亡）人員名單也得到了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證實，《調查報告》第16頁寫道：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蹤23人，是鄭州市山丘區4個市死亡失蹤人數最多的村莊。 《調查報告》沒有回答全國人民最關心的問題：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造成死亡（失蹤）人員的姓名（性別、年齡等）、死亡時間、死亡地點和死亡原因，也就是每一個災害調查報告必須回答的5W+1H問題，事故（何事What）、地點（何地Where）、時間（何時When）、人員（何人Who）、原因（何因How）。 從《調查報告》的描述中來分析，國務院災害調查組掌握了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死亡失蹤人員的5W+1H數據。為什麼不公開死亡失蹤人員的這些數據？既然《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是國家層面首次組織的全域性自然災害調查，就沒有原來留下來的條條框框，完全可以首次公布死亡失蹤人員的姓名等信息，給死者一個交代，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事實上，只有給出了死亡失蹤人員的5W+1H數據，才能證明國務院災害調查組所提供的死亡失蹤人員380人的數據真實可信。
第四：《調查報告》的“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的結論是錯誤的，《調查報告》中的內容並不支持這個結論。 國務院調查組經調查認定：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是一場因極端暴雨導致嚴重城市內澇、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災並發，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特別重大自然災害；鄭州市委市政府及有關區縣（市）、部門和單位風險意識不強，對這場特大災害認識準備不足、防範組織不力、應急處置不當，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特別是發生了地鐵、隧道等本不應該發生的傷亡事件。簡單地說，《調查報告》認為，這場災害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 但是《調查報告》中的許多內容並不支持這個結論。換句話說，《調查報告》是互相矛盾的。 首先看暴雨與死亡失蹤人數的關係。《調查報告》第3頁指出：“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歷史罕見特大暴雨。降雨過程17日至18日主要發生在豫北（焦作、新鄉、鶴壁、安陽）；19日至20日暴雨中心南移至鄭州，發生長曆時特大暴雨；21日至22日暴雨中心再次北移，23日逐漸減弱結束。過程累計面雨量鶴壁最大589毫米、鄭州次之534毫米、新鄉第三512毫米；過程點雨量鶴壁科創中心氣象站最大1122.6毫米、鄭州新密市白寨氣象站次之993.1毫米；小時最強點雨量鄭州最大，發生在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201.9毫米），鶴壁、新鄉晚一天左右，分別發生在21日14時至15時（120.5毫米）和20時至21時（114.7毫米）。 從7月17日至23日的過程累計面雨量來分析， 鶴壁最大589毫米，死亡失蹤人數為零； 鄭州次之534毫米，死亡失蹤人數為380人； 新鄉第三512毫米，死亡失蹤人數為10人。 從暴雨導致的死亡失蹤人數來分析，鶴壁的極端暴雨最大，並沒有導致一場自然災害。同樣新鄉的極端暴雨也沒有導致一場特別重大自然災害。 從7月17日至23日的過程點雨量來分析， 鶴壁科創中心氣象站最大1122.6毫米，鶴壁死亡失蹤人數為零； 鄭州新密市白寨氣象站次之993.1毫米，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為380人。 結論同上，過程點雨量大，並不一定導致死亡失蹤人數多。 其次，在2021年7月20日16時最大小時暴雨發生之前，鄭州市的大量人員死亡失蹤已經發生。 從小時最強點雨量來分析，鄭州最大，7月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記錄到的暴雨量為201.9毫米。這個小時最強暴雨量為201.9毫米打破了中國大陸氣象觀測記錄歷史極值（198.5毫米，1975年8月5日河南林莊），但這個暴雨量低於台灣的小時最強點雨量。 但是在7月20日16時之前，鄭州市的大量人員死亡失蹤已經發生。 《調查報告》第4頁提到：“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占鄭州市33.9%），水淹溺亡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區、地下室、街道、地鐵、橋涵、隧道等多處，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午後到傍晚。” 《調查報告》並沒有這樣寫，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16時之後。所以這死亡失蹤的129人中的一部分，與這個創造中國大陸氣象觀測記錄歷史極值的小時最強暴雨沒有關係。 《調查報告》第6頁提到：“山丘區4市有44個鄉鎮、144個村因災死亡失蹤251人（占鄭州市66.1%），其中直接因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沖淹死亡失蹤156人，時間高度集中在20日13時到15時。” 《調查報告》第8頁也提到：（鄭州市）“山丘區4個市死亡失蹤的251人（滎陽96人、鞏義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蹤時間集中在Ⅰ級應急響應啟動前的13時至15時。”鄭州市於2021年7月20日16:30啟動I級應急響應。就是說251人的90%以上是在鄭州市最大小時暴雨來臨之前已經離開人世。 所以，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過程中，7月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記錄到的暴雨量為201.9毫米，打破了中國大陸氣象觀測記錄歷史極值，這不是造成眾多人員死亡失蹤的主要原因。 再者，《調查報告》指出：“17日8時至23日8時，鄭州市累計降雨400毫米以上面積達5590平方公里，600毫米以上面積達2068平方公里。其中，二七區、中原區、金水區累計雨量接近700毫米，鞏義、滎陽、新密市超過600毫米，鄭東新區、登封市接近500毫米。” 按照常理，在17日8時至23日8時這一時段中，鄭州市內累計雨量大的區市死亡失蹤人數應該多，而累計雨量小的區市死亡失蹤人數應該少。根據筆者整理的來自《調查報告》的數據，鄭州市下屬市縣死亡失蹤人數如下： 鞏義市84人，累計雨量超過600毫米； 滎陽市96人，累計雨量超過600毫米； 新密市58人，累計雨量超過600毫米； 登封市13人，累計雨量接近500毫米。 還有東邊的新鄭市和中牟縣沒有報告死亡失蹤人數。 六市縣總計死亡失蹤人數251人。 主城區死亡失蹤人數129人，其中 二七區25人，累計雨量接近700毫米； 金水區23人，累計雨量接近700毫米； 鄭東新區25人，累計雨量接近500毫米。 以上共計73位死亡失蹤人員，另外主城區死亡失蹤人數中還有56人未表明所在區名，他們應該是中原區、管城區、上街區、惠城區、鄭州經濟開發區、鄭州高新技術產業區、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共7個區的居民，平均分攤，每個區死亡失蹤人員為8人。其中中原區累計雨量接近700毫米，可能由於本區內死亡失蹤人員少的原因，中原區區委和區政府沒有受到國務院調查組的追責。 最不能讓人理解的是鄭東新區，這是一個新建區，城市市政工程標準高，17日8時至23日8時這一時段的累計雨量接近500毫米，低於鄭州市平均水平，但死亡失蹤人員高達25人，是鄭州主城區內死亡失蹤人員最多的區。 所以，鄭州市內各區縣的死亡失蹤人員多少，與17日8時至23日8時這一時段的累計雨量大小沒有直接的正相關關係。 還有，《調查報告》（第4頁）強調：“20日鄭州國家氣象站出現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接近鄭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為建站以來最大值（189.4毫米，1978年7月2日）的3.4倍。”鄭州一天的降雨量相當於全年平均降水總量，這是2021年7月20日鄭州洪災後，中共官方媒體常常宣傳的。當時官方媒體用的是另一個氣象站的更大一日暴雨數據，鄭州市二七區侯寨氣象站日降雨量高達692.2毫米，超過鄭州全年平均降水總量（參見：中國氣象報社《解讀：雨到底多大？還要下多久？五問河南極端強降雨》，2021-10-21）。 其實，這只是鄭州市內某一點的最大日降雨量，並不是鄭州市7月20日的平均日降水量。根據中國氣象報社《解讀：雨到底多大？還要下多久？五問河南極端強降雨》一文提供的河南降雨量實況圖（7月17日08時-21日06時），在將近4天時間內累計暴雨量超過600毫米的地區面積並不大。
根據《調查報告》第4頁提供的數據，17日8時至23日8時這6天內，“這輪降雨折合水量近40億立方米，為鄭州市有氣象觀測記錄以來範圍最廣、強度最強的特大暴雨過程”。鄭州市的總面積為7567平方公里，6天的平均降雨量僅為529毫米。而當時中共官方媒體宣傳的是鄭州的雨量是一小時倒進150個西湖（即15億立方米）（封面新聞記者李慶：《河南鄭州的雨有多大？一小時倒進150個西湖，城區人均頭上有85個花灑》，2021年7月21日）。《調查報告》沒有指出當時官方媒體宣傳中的諸多錯誤。 最後，《調查報告》總結了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經驗教訓，如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負責人缺乏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市委市政府及有關區縣（市）黨委政府未能有效發揮統一領導作用，沒有吸取北京“7·21”、邢臺“7·19”等北方城市暴雨導致嚴重傷亡的教訓等等，要求整改。就是說，國務院災害調查組認為，只要得到整改，按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辦事，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就不會再出現。 回到《調查報告》的結論，這場災害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法力再大，他們也無法阻攔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造成中國大陸某地特大暴雨的再出現。如果按照《調查報告》的要求進行整改，這場災害就不會再出現。那麼特大暴雨依然會有，特大暴雨就不是所謂的“天災”，而是一種自然現象。 特大暴雨這種自然現象，與人禍相結合，特別是當人們的風險意識不強，對這種自然現象準備不足、防範組織不力、應急處置不當，甚至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特別是發生了地鐵、隧道等本不應該發生的傷亡事件，那麼特大暴雨就成為了特大災害。 使得特大暴雨就成為特大災害的關鍵不是所謂的“天災”，其實也沒有什麼“天災”，而是人禍，關鍵是人禍。
一、《調查報告》提供的鄭州市母親河——賈魯河的水文數據是錯誤的《調查報告》第5頁提到：“鄭州市賈魯河、雙洎河、潁河等3條主要河流均出現超保證水位大洪水，過程洪量均超過歷史實測最大值。其中賈魯河中牟水文站7月21日洪峰水位79.40米，超歷史最高洪峰水位（1960年11月4日）1.71米；洪峰流量608立方米/秒，為歷史最大洪峰流量（2019年8月2日）的2.5倍。” 如今的賈魯河發源於鄭州市新密市，流經鄭州市城區，經過中牟縣進入開封市境內，再經過尉氏縣，最後至周口市匯入淮河的支流沙潁河，通過沙潁河進入淮河。賈魯河全長255.8公里，是河南省境內除黃河以外河流長度最長、流域面積最廣的河流，在河南素有“小黃河”之稱。賈魯河在鄭州市境內穿過了二七區、中原區、高新區、惠濟區、金水區、鄭東新區，就是從西南向北、向東北、向東南饒了一個大彎，接納了金水河、索須河、熊兒河、七里河、東風渠等諸多河流和人工渠道（參見圖1）。一些河流名河其實是人工渠道，如金水河，很多河道的走向都是經過人工的改道的，進入主城區匯入賈魯河。請注意圖1中草黃色的引黃（河）渠道，分別從西、從西北、從北和從東北向鄭州輸水。各條河流的源頭、上游都建有水庫。整個鄭州市水網布局十分混亂。
秦朝末年，楚霸王項羽與漢王劉邦在此對峙。後來，楚與漢約定“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這個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鴻溝，據說就是今天的賈魯河。無論隋唐時代還是宋朝，這條河都擔負着重要的漕運任務，一條大河波浪寬，河畔的朱仙鎮是當時中國四大名鎮之一，可見這條河對淮河流域經濟繁榮、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到了元朝，皇帝重用漢人賈魯治理河流，確定了如今賈魯河的規模和大致走向。為了紀念賈魯，後來這條河也被改名為賈魯河。2006年，鄭州市市委和市政府提出搞所謂的“生態水系”，要搞6縱6橫12條河渠（索須河、金水河、潮河、賈魯河、魏河、東風渠等），12座水庫（丁店水庫、尖崗水庫、劉灣水庫、曹古寺水庫等），3湖（西流湖、龍湖、龍子湖）。過去唐長安城是八水繞長安，八條河都在長安城外。現在鄭州市把12條河引入市中心，還來個6縱6橫。經中央政府與河南省政府批准，從2016年開始，鄭州啟動賈魯河綜合治理工程，總投資139億。從城西尖崗水庫至中牟大王莊彎道，全長62.77公里，形成了一條超長的風景觀光帶。根據賈魯河綜合治理工程規劃，改造後的賈魯河將出現“6山9嶺6湖6島”，水面面積將由2644.35畝增加到11880畝，鄭州西南的常莊水庫、尖崗水庫流通西流湖，一路往北，至惠濟區和金水北區，往東，連接東風渠、魏河，也將與北龍湖的水系貫通。再往東，連接龍子湖、象湖水系，折向南，與勾連了鄭州東南七里河、潮河的東風渠在中牟再次匯合，匯聚於綠博南的中央公園（參見：每日頭條，房東俱樂部：63公里139億元打造賈魯河公園，成就鄭州最壯美河景房，2018年5月16日，https://kknews.cc/culture/vkr56xy.html）。沿着這63公里長的賈魯河，成為了鄭州市房地產發展的黃金地段，每平方米住房面積接近3萬元或者超過3萬元（過去鄭州市房價不足每平方米1萬元）。為了讓賈魯河的景觀多變，賈魯河時寬時窄。而河流最窄處就限制了河流在洪水期的通過能力，並壅高水位，迫使河水溢出河道，淹沒城市。鄭州市在各處挖人工湖，比如在鄭東新區人工開挖一個象形大湖，名“象湖”（取豫字中的象），湖面面積1397畝。作為北方一個水資源不能自給的城市，鄭州市的水面面積達39.4平方公里，相當於7個杭州西湖（西湖水面面積約為5.6平方公里）。真是“暖風吹得領導醉，直把鄭州當杭州”（筆者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這是一位名叫林升的南宋文人題在臨安（今杭州）旅館牆壁上的一首詩，抨擊宋朝皇帝和大臣們把首都從汴州（今開封）遷到杭州後，沉迷於景色與歌舞中，忘記了亡國之痛。鄭州書記徐立毅早年就讀杭州大學，調任鄭州前任杭州市長）。
圖2：賈魯河水系圖，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2021年4月3日《鄭州日報》發表記者武建玲與通訊員趙研的題為《近年賈魯河綜合治理工程全面建成投用》的報道，稱構造成“外部大連通，內部大循環”的現代化水系網絡。也許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是老天有意的安排，是對這個老天也不理解的現代化水系網絡的檢驗。
經過綜合治理工程的賈魯河，匯入了鄭州市的許多水庫、河流、人工渠道、自然湖泊與人工湖泊的水。賈魯河的洪水流量與洪水水位能反映河南鄭州“7.20”暴雨的強度和持續時間，也能解釋這洪水流量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了。 國務院調查報告說：賈魯河洪峰水位超歷史最高洪峰水位1.71米，差不多高出一個中國男性居民的身高，洪峰流量為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這該是多麼可怕的一場洪水！製造了一場遠超歷史極值洪水的河南鄭州“7.20”暴雨又該是多麼恐懼！ 但是，出現歷史最高洪水位和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鄭州市中牟縣竟然是沒有一人死亡或失蹤。 根據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調查報告，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共380人，其中主城區129人，六市縣251人。六市縣死亡失蹤的251人分別分布在：鞏義市84人，滎陽市96人，新密市58人和登封市13人。新鄭市和中牟縣沒有死亡失蹤人員。 稍有一點經驗的人就可以知道，作為河南省境內河流長度最長、流域面積最廣的賈魯河，其洪峰流量每秒608立方米，就為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這個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數據肯定是錯誤的，洪峰流量每秒608立方米為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這個計算更是錯誤的。 根據《百度百科》，依據郊區歷史洪水痕跡調查，1835年賈魯河洪水曾達每秒3590立方米；1906年賈魯河洪水曾達每秒1680立方米。2021年7月21日賈魯河最大洪峰流量達到每秒608立方米，與歷史上的最大洪水流量根本不能比，約是每秒3590立方米的六分之一。這也說明，在歷史上，在鄭州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更大的暴雨、更大的洪水。 根據《中國河湖大典》1935年賈魯河的最大洪峰流量達每秒3590立方米。又根據《中文百科》1956年6月賈魯河在尉氏的流量為每秒728立方米。 有多個媒體報道，賈魯河在入沙潁河的周口市的過流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賈魯河的歷史洪水流量這麼大，就是在1956年6月在尉氏的洪水流量為每秒728立方米。經過改造後的賈魯河、經過幾百億元投資後的賈魯河的過流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過流能力是如此之小，不出洪水災害才怪呢！ 根據水利部網站2021年7月21日發布的《河南等地多條河流發生暴雨洪水 鄭州郭家嘴水庫搶險工作仍在緊張進行 水利部做好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防汛工作》報道，所謂的歷史最大值，只是中牟水文站收集的61年資料中的最大值！ 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正如元朝大臣賈魯所言：“非河犯人，人自犯之”，這裡的河應該做自然、老天解釋，不是自然、老天給人們帶來了災害，而是實實在在的人禍。 二、常莊水庫的無預警泄洪造成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常莊水庫的大流量無預警泄洪。圖5是常莊水庫泄洪的示意圖。常莊水庫泄洪洪水的方向，正好是鄭州市市中心。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距離約6公里，此次洪水過程中常莊水庫最高水位曾到達海拔131.24米，按長時間維持的水位海拔129米計算，鄭州市中心二七塔處地面高程99米，兩地高程差為30米（參見圖6）。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水位差與距離之比）為萬分之五十。作為對比，沒有建造三峽大壩前，重慶到宜昌的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二。這個萬分之二的水力坡度能讓船隻“千里江陵一日還”。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五十，加上水庫泄洪所造成的大水流量，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鄭州市中心馬路上的水流這麼湍急、能把行人沖走。圖5中標明的沙口路站與海灘市站之間就是鄭州地鐵5號線發生地鐵車輛被淹的地方；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包括京廣快速路南隧道是大量轎車被淹的地方。國務院調查組的《調查報告》未能對鄭州常莊等諸多水庫在洪水過程中無預警泄洪事件做出任何解釋。
那麼本文就好好分析一下，為什麼常莊水庫大流量無預警泄洪是造成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主要原因，並具體回答幾個人們關心的問題。 第一，常莊水庫的管理權在誰的手裡？誰有權決定常莊水庫泄洪和泄洪流量？ 第二，常莊水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泄洪的？泄洪的原因是什麼？ 第三，民眾是什麼時候被告知常莊水庫泄洪了？ 第四，常莊水庫的最大泄洪流量是多少？ 第五，常莊水庫泄洪的後果是什麼？ 首先介紹一下常莊水庫。
常莊水庫是大躍進的產物，始建於1959年，1960年底竣工投入運行。常莊水庫主壩為均質土壩，壩址位於鄭州市中原區須水鎮常莊村。根據《百度百科》，常莊水庫的防洪標準是100年一遇，按萬年一遇校核（筆者註：三峽工程也是按萬年一遇校核的）。常莊水庫控制流域面積82.5平方公里，總庫容為1740萬立方米，其中興利庫容866萬立方米，死庫容50萬立方米。水庫死水位海拔119.04米，興利水位海拔128.50米，歷史最高洪水位海拔128.85米，校核洪水位海拔135.34米，拆遷遷賠償高程為130.54米。通過新增建的溢洪道閘門，提高水庫興利水位1.95米，達到海拔130.45米；增加庫容251萬立方米，使興利庫容達到1117萬立方米。常莊水庫的位置十分重要，水庫下游有京廣、隴海鐵路樞紐，諸多國道與高速公路，還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鄭州市電廠、自來水廠等等。 下圖解釋了中國一般水庫庫容和水位的關係。
死水位以下是死庫容，常莊水庫死水位為海拔119.04米，死庫容50萬立方米。 死水位以上至正常蓄水位之間為興利庫容，常莊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130.45米，興利庫容達到1117萬立方米。 防洪限制水位至核准洪水線為調洪庫容，常莊水庫防洪限制水位（又稱汛限水位或者警戒線）為海拔127.49米，校核洪水位海拔135.34米。調洪庫容中一部分庫容與興利庫容重複計算。此外常莊水庫的設計洪水位為海拔131.34米。常莊水庫正常蓄水位為海拔130.45米，與設計洪水位的水位差只有0.89米，兩者間的庫容很小。按照規範，正常蓄水位與設計洪水位之間還要插入防洪高水位，那麼常莊水庫的防洪庫容幾乎全部都是與興利庫容重複計算的庫容。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於防洪庫容與興利庫容重複計算，表面上常莊水庫防洪能力能力似乎不小，但是除去重複計算部分，常莊水庫的防洪能力十分有限。 到2021年常莊水庫大壩的使用壽命已經超過60年，超過一般水庫大壩的正常使用壽命。2014年國家水利部頒發的《水利水電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及耐久性設計規範》，按照工程等別的不同，水庫的合理使用年限也不盡相同，最高的正常使用年限為150年，是I級工程等別的水庫的正常使用年限，象三峽工程等。常莊水庫總庫容為1740萬立方米，按照原水利電力部頒發的《水利水電樞紐工程等級劃分及設計標準》（參見圖11），是III級工程等別，正常使用年限為50年。
常莊水庫是一個老病號，而且是老毛病不斷重複。1975年8月河南省駐馬店地區板橋等62座水庫發生潰壩，造成24萬人死亡。板橋潰壩事故後，國家水利部第一次對全國的水庫大壩進行安全檢查，據說有三分之一的水庫大壩是不安全的（以前不曾相信水庫大壩有風險），常莊水庫就名列其中，決定投資對大壩進行了加高加固。一年之後發生唐山大地震，又被水利部列入全國重點治理對象。 1996年對常莊水庫又進行改建，目標改為蓄水，自西流湖取水，沿賈峪河故道自流引水至常莊水庫溢洪道消力池，再經泵站加壓提灌至水庫，以做城市供水備用水源，對工程再次增加投資。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後，常莊水庫又承擔接納部分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成為鄭州市最主要的水源。所以常莊水庫里的水是花錢弄來的，輕易捨不得放棄的。通過新增建的溢洪道閘門，擴大了水庫的興利庫容，提高了水庫的正常蓄水位，排擠了防洪庫容。通過對水庫大壩的一次除險加固，目前常莊水庫壩高26米，壩頂寬8米，壩頂高程135.74米，壩頂長度420米，底寬50米，長550米，最大泄量為每秒1344立方米，溢洪道底高程為128.50米。請讀者注意常莊水庫的最大泄量為每秒1344立方米，是為了滿足所謂的“防洪標準100年一遇，按萬年一遇校核”的要求。常莊水庫的泄洪能力非常大，這是一把雙刃刀，對水庫大壩自身安全有好處，但是對下游地區、對鄭州主城區的風險非常大。而且這個泄洪能力比賈魯河的通過能力大許多，一旦常莊水庫大流量泄洪，泄洪水流從賈魯河道溢出淹沒城市，這是預先已經埋下的禍根。國務院調查報告說，賈魯河中牟水文站洪峰流量608立方米/秒，為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2.5倍。如果上游常莊水庫泄洪閘門全開，最大泄洪量可達每秒1344立方米，又該是歷史最大洪峰流量的幾倍？在賈魯河改造計劃中，是否考慮過上游水庫泄洪時所產生的大流量會超過賈魯河的洪水通過能力？ 第一個問題：常莊水庫的管理權在誰的手裡？就是說誰有權決定常莊水庫泄洪？ 由於常莊水庫所處位置的重要性並作為鄭州市的主要水源之一，雖然水庫庫容沒有達到大型水庫標準，但被河南省水利廳按大型水庫管理，並被水利部列入全國重點防洪水庫。因此，常莊水庫的管理權不在鄭州市，而是在河南省，部分管理權在中央政府的部委。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二、災害應對處置一章的（二）應急響應嚴重滯後（第8頁）提及了常莊水庫：“《鄭州市防汛應急預案》明確了啟動Ⅰ級響應的7個條件，其中之一為“常莊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常莊水庫20日10:30開始出現“管涌”險情，鄭州市未按規定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鄭州市以氣象災害預報信息為先導的防汛應急響應機制尚未有效建立，應急行動與預報信息發布明顯脫節，直到20日16:01氣象部門發布第5次紅色預警，鄭州市才於16:30啟動I級應急響應，但也沒有按預案要求宣布進入緊急防汛期。實際上此時災難已經發生，山丘區4個市死亡失蹤的251人（滎陽96人、鞏義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蹤時間集中在Ⅰ級應急響應啟動前的13時至15時。”國務院調查報告把常莊水庫的應急響應嚴重滯後的責任全部推給了鄭州市。 在同一章（四）關鍵時刻統一指揮缺失中再次提及了常莊水庫：“在這場重大災害應對過程中，鄭州市委市政府缺乏全局統籌，對市領導在前後方、點和面上的指揮沒有具體的統一安排，關鍵時刻無市領導在指揮中心坐鎮指揮、掌控全局。7月20日10:30，常莊水庫出現重大險情後，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和3位副市級領導都趕赴現場，當日市領導多在點上奔波，有的撞在一起、有的困在路上。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因災導致通信不暢、信息不靈，不了解全市整體受災情況，對地鐵5號線、京廣快速路隧道、山丘區山洪災害等重大險情災情均未及時掌握，失去了領導應對這場全域性災害的主動權。”鄭州市委市政府五位主要領導集中在常莊水庫，導致關鍵時刻缺失統一指揮，責任在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 從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到，，常莊水庫在7月20日10:30出現了重大險情，而且情況十分嚴重，當時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和3位副市級領導都趕赴現場。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應該是指市委書記徐立毅和市長侯紅。 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根本不提，出現在常莊水庫的除徐立毅、侯紅和3位副市級領導之外，還有職位比他們五位更高的河南省省長王凱。命令則是由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下的（參見：中國新聞網，記者韓章云：《鄭州常莊水庫大壩險情初步得到控制》，2021年7月21日，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21/0721/c1008-32164525.html）。韓章雲在報道中寫道：鄭州常莊水庫始建於1959年，1960年底竣工投入運行，水庫控制流域面積82.5平方公里，總庫容1740萬立方米。水庫距省會鄭州城區西環路僅2公里，下游有京廣、隴海鐵路樞紐，310國道、鄭洛高速公路、熱電廠、柿園水廠及部分重要工礦企業等，防洪位置十分重要。20日，鄭州遭遇持續強降水，且上游來水量大，常莊水庫防汛形勢極其嚴峻。20日上午10時30分，常莊水庫開始向下游泄洪，截至20日21時34分，常莊水庫實時水位130.54米，超汛限水位3.05米，距當日最高水位已回落70厘米。在向下游泄洪過程中，巡查人員對水庫背水坡的一處管涌及時採取有效除險加固措施。常莊水庫汛情發生後，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高度重視，並作出明確指示。河南省長王凱、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鄭州市長侯紅立即赴現場指導搶險救援，並成立省、市聯合應急處置險情專班，組織專家分析研判，制定預案，現場指揮。” 可見在鄭州常莊水庫現場指揮泄洪的領導鍾，權力最大的是河南省長王凱，做決策下命令的是省委書記樓陽生。 前面已經提到，國務院災害調查組在成立之時就已經先入為主地將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排除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責任追查之外。 請注意常莊水庫泄洪的時間點。根據記者韓章雲的報道，常莊水庫開始向下游泄洪的時間是20日上午10時30分，是在鄭州最大暴雨降臨時間（16時至17時）之前。 又根據央視網2021年7月21日題為《常莊水庫水位持續下降 大壩險情已初步得到控制》（https://news.cctv.com/2021/07/21/ARTIYKhaxHmZaFyLkPtYWmvA210721.shtml）的報道：“隨着降水及上游來水不斷增加，按照應急預案，常莊水庫溢洪道、輸水洞全開泄洪。到20點30分接省防辦通知，該水庫減少流量100立方米/秒。”可見給常莊水庫下達調度命令的是河南省防辦，不是鄭州市防辦。 中共常莊水庫黨支部書記趙潤濤則說得更加清楚：“泄洪報告已上報給鄭州市水利局和河南省水利廳，專家則根據上下游的水量和承受能力決策泄洪方案，並由省防汛辦下達泄洪通知。” 7月21日國家防總秘書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帶領的工作組到常莊水庫現場指導險情處置。 第二個問題：常莊水庫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泄洪的？泄洪的原因是什麼？ 中國新聞網記者韓章雲的題為《鄭州常莊水庫大壩險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報道中提到：20日上午10時30分，常莊水庫開始向下游泄洪。 關於常莊水庫從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向下游泄洪，各個官方媒體的說法是一致。關於為什麼要泄洪，有三種說法，一是出現“管涌”險情；一是上游來水量大；一是前面兩者混在一起說。 第一種如國務院調查組所說，常莊水庫20日10:30開始出現“管涌”險情。 第二種說法則是20日鄭州遭遇持續強降水，且上游來水量大，常莊水庫防汛形勢極其嚴峻，20日上午10時30分，常莊水庫開始向下游泄洪（參見韓章云：《鄭州常莊水庫大壩險情初步得到控制》）。有消息說，7月20日上午10時57分常莊水庫水位已達到127.87米（警戒線為127.49米），超出警戒水位38公分。在洪水期間，水庫水位超過警戒線或者汛期水位線是常事，警戒水位以上的庫容是防洪庫容或者調洪庫容，正是發揮水庫防洪效益的區間，不是決定泄洪的決定因素。 《人民日報》客戶端河南頻道張毅力在2021年7月21日13時08分鐘報道：鄭州市成為河南暴雨的中心，最大暴雨量695毫米。這裡的最大暴雨量指7月20日8時至21日8時的暴雨量。最大點雨量鄭州中原區尖崗水庫站695毫米。尖崗水庫的問題下面再談。報道說：常莊水庫站降雨量633毫米。這兩個數據在後續的報道中很少出現。可能是因為報道中出現的其他數據，如60分鐘最大降雨量（即1小時降雨量）是鄭東新區水利設計院雨量站167.5毫米。而國務院調查報告採用的1小時最大降雨量是鄭州國家氣象站記錄到的暴雨量為201.9毫米。兩者暴雨量差別很大。又如平均降雨量（應該是至24小時平均降雨量）鄭州為270毫米。而國務院調查報告第4頁所採用的數據是：（7月）20日鄭州國家氣象站出現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接近鄭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為建站以來最大值（189.4毫米，1978年7月2日）的3.4倍。而所謂鄭州一天的降雨量接近鄭州平均年降雨量，是中國媒體中傳播最廣泛的說法。國務院調查組的專家們在這裡用的辦法是拿着梨子與蘋果比，或者說拿着馬雲的收入與中國人的平均收入比。最大日降雨量624.1毫米是鄭州國家氣象站這一點的降雨量，鄭州平均年降雨量640.8毫米是鄭州市全部面積上的平均數。而7月20日8時至21日8時鄭州的平均降雨量270毫米，也是鄭州市全部面積上的平均數。這也就是《人民日報》所提供的這組數據後來不被採用的原因。 如報道所說，常莊水庫站降雨量633毫米，則常莊水庫的防洪壓力非常大。在暴雨開始的時候，常莊水庫是保持在比較高的水位，所謂的防洪庫容（即重複計算部分），已經被興利目標（供水）所占用，所以一上來就是常莊水庫防汛形勢極其嚴峻。
第三種說法如2021年7月21日極目新聞的題為《鄭州常莊水庫出現管涌緊急泄洪，當地防指：“市民不要死睡”造成恐慌》的報道（http://news.cjn.cn/gnxw/202107/t3844256.htm）：“在經受連續多天強降雨浸泡後，7月20日，常莊水庫壩後坡在125高程處出現管涌險情，正在緊急泄洪。”但是有報道說是泄洪在先，在向下游泄洪過程中，巡查人員對水庫背水坡進行巡查時發現一處管涌。 如前面所介紹的，常莊水庫主壩為均質土壩。土壩大壩最怕就是滲漏、管涌，如不及時處置，最後會導致潰壩。所以土壩的厚度很大，越往底部厚度越大。常莊水庫大壩壩頂寬8米，底寬50米。 極目新聞的報道中稱常莊水庫壩後坡在125米高程處出現管涌險情，在水庫汛限水位127.49米以下，也應該是在當時常莊水庫的正常蓄水位下數米處，大壩厚度在25米以上。水庫中的蓄水透過25多米厚的大壩，在大壩背面以水流的形式出現，必須立即採取措施，第一個措施就是降低常莊水庫的蓄水位，減小壓力，減小水流，為其他的工程搶救措施提供技術條件（如鋪蓋土工布、砌築反滲井、壓蓋反濾料等）。 至於常莊水庫大壩出現了多少個管涌？有不同的說法，有一個的，有13個的，還有其他個數的。中央紀委國監委網站刊登人民日報客戶端2021年7月21日的題為《鄭州常莊水庫13處管涌已處置 郭家咀水庫搶險仍在進行》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107/t20210721_246502_m.html的消息，明確指明常莊水庫大壩的管涌是13處。 常莊水庫大壩出現多處管涌，和常莊水庫是一個老病號、而且是舊習不斷有直接關係。但是中共政府往往忽略水庫大壩質量不好帶來的巨大風險。就在2021年7月18日、就在暴雨到來之前，雲南網刊登了一篇題為《鄭州倆“大水缸”安全嗎 尖崗水庫和常莊水庫水位遠在汛限水位下》的報道（https://m.yunnan.cn/system/2020/07/18/030808783.shtml）。報道引用常莊水庫管理處副主任李中有的介紹：“常莊水庫的庫容有1708萬立方米，庫區水位在達到130米時，水面面積能接近3000畝。不過，目前的水位僅有121.79米，水面面積縮水，僅有1000畝。常莊水庫的汛限水位為127.49米，校核水位則是135.07米。如果水位達到了校核水位，那也就意味着5000年一遇標準洪水的出現。李中有說，水庫的設計洪水位是131.34米，但是從1961年投入運行以來，常莊水庫的水位從來都沒有達到設計洪水位。”常莊水庫在7月9日上午開展了2021年的防汛演練，則是針對超標準洪水防禦的一個專門演練，100餘人集結在常莊水庫。假定出現了超標準洪水，水位達到了校核水位線。由於大壩為土壩，洪水持續衝擊之下，很可能出現穿壩、垮壩的後果。他們從最低處的大壩附近開始攔水，阻止洪水衝上壩頂，同時將洪水引導至水庫左壩端的溢洪道，通過溢洪道排泄出去。這樣一來，可以有效保證水庫大壩的安全。李中有說，按照實際防汛搶險情況，最大限度接近實戰，這次演練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實戰應急處置能力。 看來常莊水庫是有備而來。從報道中可以看出，常莊水庫在7月9日上午演習時，水庫水位僅有海拔121.79米，水庫里沒有多少水。當鄭州市開始降雨時，常莊水庫開始蓄水，抬高水位，應該是把興利庫容全部裝滿了。但是接着更大的降雨降臨，在險情出現時就驚慌失措了，關鍵還是大壩的質量問題。 三、民眾是什麼時候被告知常莊水庫泄洪了？根據鄭州官方的“鄭州發布”2021年7月21日凌晨1時通知，由於鄭州遭遇持續最大強降水，且上游來水量大，常莊水庫防汛形勢極其嚴峻。7月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向下游泄洪，截至20日21時34分，常莊水庫實時水位130.54米，超汛限水位3.05米，距當日最高水位已回落70厘米。 從常莊水庫7月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向下游泄洪，到鄭州官方的“鄭州發布”於2021年7月21日凌晨1時公告泄洪消息，一共經過了14個半小時。中共政府在常莊水庫泄洪14個半小時後，才發出公告。這是不折不扣的無預警泄洪。“鄭州發布”發布通知的時間是凌晨1時，絕大多數鄭州市民還在熟睡之中。
極目新聞《鄭州常莊水庫出現管涌緊急泄洪，當地防指：“市民不要死睡”造成恐慌》的報道中寫道，7月20日晚10時許，極目新聞記者從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一位工作人員了解到，該指揮部確實發出了一份關於組織做好常莊水庫及索河下遊人民群眾應急撤離的通知，同時他們也關注到網上傳播的相關信息。“出事會淹了鄭州，今夜建議市民不要死睡的說法，這誇大了事實，甚至引起了民眾的恐慌。”該工作人員說。
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確實在2021年7月20日發過一個內部明電，未註明頒布的具體時間，收件單位是索河、索須河、賈魯河沿線各區（縣）人民政府（管委會）。這個內部明電涉及的不僅僅是常莊水庫的泄洪，還有南水北調工程索河退水閘開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為100立方米每秒。關於南水北調工程幹渠的大流量泄洪與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之間的關係在後續的評價中還會再討論。 這是一個對政府內部的文件，不是對外公布的文件。發布這個內部明電的時間，應該是極目新聞記者所記錄的7月20日晚10時許。 7月20日晚10時許這個時間點，還可以得到《人民日報》記者馬躍峰於7月20日22時37分發布的一個需要緊急擴散的消息的到證實：“鄭州中牟縣通知做好撤離準備#河南鄭州中牟縣防汛抗旱指揮部7月20日發布通告，因上游常莊水庫出現險情，將於7月20日晚泄洪。縣城城區、官渡鎮、韓寺鎮等轄區群眾一律居家（除公務人員執行公務外），禁止外出活動。接到撤離通知後，險情區域所有群眾要立即進行撤離”（參見圖9）。只是鄭州中牟縣防汛抗旱指揮部把常莊水庫泄洪的時間說成是7月20日晚，隱瞞了從7月20日上午10時30分開始向下游泄洪的事實。
《人民日報》於7月20日22時37分發布了一個需要緊急擴散的消息，涉及常莊水庫泄洪事件。忽略中牟縣防汛抗旱指揮部把常莊水庫泄洪的時間說成是7月20日晚的錯誤，鄭州市居民有幸獲得官方公布的常莊水庫泄洪消息的最早事件點為7月20日22時37分，這是在常莊水庫20日10時30分開始泄洪後的12小時。 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事件持續了12小時。至於為什麼常莊水庫要無預警泄洪？這個問題只能去問常莊水庫泄洪的決策者：河南省省委書記樓陽生。 四、常莊水庫的最大泄洪流量是多少？前面已經介紹了常莊水庫的泄洪能力，最大泄量為每秒1344立方米。 綜合媒體報道，常莊水庫的泄洪流量有每秒1立方米、每秒20立方米，每秒40立方米和每秒525立方米，集中關注每秒1立方米和最大泄洪流量。 根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7月20日15時記者從鄭州中原區防汛指揮部常莊水庫現場防汛人員處獲悉，接到省、市防汛指揮部指令，常莊水庫開始泄洪，泄洪流量每秒3立方米。”（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64814） 泄洪流量每秒3立方米，一分鐘180立方米，一小時10800立方米，24小時 25萬9千2百立方米。排泄常莊水庫利庫容中的866萬立方米水，需要33天時間；排泄常莊水庫總庫容中1740萬立方米的水（如果可能），需要67天時間。 根據前面已經提及的央視網2021年7月21日題為《常莊水庫水位持續下降 大壩險情已初步得到控制》的報道：“隨着降水及上游來水不斷增加，按照應急預案，常莊水庫溢洪道、輸水洞全開泄洪。”央視網報道中說，常莊水庫溢洪道、輸水洞全開泄洪，不知道具體的泄洪量是多少，反正最大可能的泄洪量是每秒1344立方米。央視網的報道又說：“20日20:30接省防辦通知，該水庫減少流量100立方米/秒。”這裡能夠獲得的信息是：省防辦決定下泄流量的大小。當時下泄流量挺大的，所以減少流量100立方米/秒。 根據民報2021年7月26日題為《泄洪被轟草菅人命 負責人：做足程序 鄭州洪水倒灌多人死亡 常莊水庫：不開閘更嚴重》的報道（https://xiongmaotimes.com/?p=96873），常莊水庫總工程師栗毓敏說：受上游洪水入庫量巨大壓力和險情威脅，至下午1點18分，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閘泄洪，下午3時30分，溢洪道5個閘門也開始“全排泄洪”（整排閘門打開）。“當時上游洪峰臨境，水庫入水量達每秒800立方米，當日6個閘口最終“泄洪量為每秒500立方米”。她表示，因仍有餘差，常莊水庫在當晚7時13分水位一度達海拔131.31米。 根據新華社7月21日7時45分的題為《河南部分河流發生超警及超歷史洪水》的報道，記者從水利部獲悉，常莊水庫20日19時最高水位131.31米，低於設計水位（131.34米）0.03米，最大出庫流量525立方米每秒，20時30分庫水位130.91米，較最高水位下降0.33米。
泄洪流量525立方米每秒，這是筆者看到的最大泄洪流量。但是常莊水庫沒有給出20日常莊水庫全部的入庫流量、出庫流量（泄洪流量）和水位變化，人們依然可以對這個最大泄洪流量525立方米每秒置疑，因為從技術上來說，常莊水庫最大泄量為每秒1344立方米。而且只有當泄洪流量大於入庫流量時，水庫的水位才能開始下降。 新華社的這則報道是在7月21日7時45分，在常莊水庫泄洪洪水沖入鄭州主城區的十幾小時之後發布的。而且這則消息來自國家水利部，不是來自河南省或者鄭州市。可見常莊水庫的部分管理權在中央政府手中。 鄭州市常莊水庫管理處副主任李中有提及了常莊水庫的泄洪策略：把輸水洞和溢洪道閘門進行了全開，上游來多少洪水就走多少洪水。 洪水過後，總庫容有1708萬立方米的常莊水庫，存水量不足90萬立方米，其中50萬立方米是死庫容。常莊水庫正在等待下一次的排險加固的投資（參見圖19）。
五、常莊水庫泄洪的後果是什麼？請讀者注意常莊水庫總工程師栗毓敏所提供的加大泄洪量的時間點：至下午1點18分，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閘泄洪，下午3時30分，溢洪道5個閘門也開始“全排泄洪”。當日6個閘口最終泄洪量為每秒500立方米。這個信息與新華社報道的20日19時，時間有所不同。下午3時30分還是19時，這是遺留的問題一；最大泄洪流量是每秒500立方米，還是每秒525立方米，還是每秒600立方米，還是每秒800立方米，還是更大，這是這是遺留的問題二。 根據國務院調查組的報告，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測得最大小時暴雨量，打破了中國大陸氣象觀測記錄歷史極值。根據常莊水庫總工程師栗毓敏所提供的資料，常莊水庫於下午3時30分全部打開溢洪道、輸水洞泄洪的洪水，正好與最大小時暴雨相撞。 常莊水庫泄洪洪水的方向，正是鄭州市市中心。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距離約6公里，此次洪水過程中常莊水庫最高水位曾到達海拔131.24米，按長時間維持的水位海拔129米計算，鄭州市中心二七塔處地面高程99米，兩地高程差為30米。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水位差與距離之比）為萬分之五十。常莊水庫到市中心的平均水力坡度為萬分之五十，加上水庫泄洪所造成的大水流量，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鄭州市中心馬路上的水流這麼湍急、能把行人沖走的原因。地鐵沙口路站與海灘市站就是常莊水庫泄洪洪水衝擊的地方。淹沒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包括京廣快速路南隧道的洪水，主要也來自常莊水庫泄洪洪水。 如果是由於城市內澇產生的積水，它的流速慢，水位增長也不迅速，特別是水中的泥沙含量少，比較清。比較淹沒鄭州京廣快速路隧道的洪水，它與圖17、圖18中的泄洪洪水有什麼差別。鄭州市在洪水之後，沖洗馬路上留下的淤泥，沖洗京廣快速路隧道里的淤泥，正好說明，這是來自水庫的泄洪洪水。
通常，一條河流上游所測得的洪水流量要小於這條河流下游所測得的洪水流量。唯一的例外是，從上游到下游的過程中，洪水衝垮了河堤，淹沒了河堤後面的地區，洪水找到了去處。 常莊水庫位於賈魯河中牟水文站的上游，中牟水文站測得的最大洪峰流量為每秒608立方米；而常莊水庫的溢洪道、輸水洞全開泄洪時，產生的泄洪流量在每秒525立方米以上。從常莊水庫到中牟水文站，賈魯河沿途要匯入十幾條河流的水量（包括河流上游水庫的泄洪流量），再加上城市排水管道的水量，其總流量則是要遠遠大於每秒608立方米。如今，下游中牟水文站的流量小於來自上游的累計流量，這只能說明，常莊水庫的泄洪流量超出了賈魯河道所能接受的能力，溢出河道，沖入鄭州主市區，淹沒低洼地區，淹沒地鐵隧道，淹沒京廣快速路隧道和其他隧道，淹沒地下廣場、商場、停車場等等。 常莊水庫的無預警的大流量泄洪是造成此次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一個主要原因。國務院調查組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未對常莊水庫的無預警泄洪所造成的災害做出任何調查和解釋，只能說明國務院調查組想掩蓋真相。
一、《調查報告》把災害的總體責任推給老天，把具體責任推給村委會，然後附帶上崔廟鎮黨委和政府國務院調查組在“一、災害情況及主要特點”這一章節中，將鄭州市的雨情汛情災情總結為4個主要特點，第四個特點就是山丘區洪水峰高流急漲勢迅猛，造成大量人員傷亡。《調查報告》第6頁稱：“鄭州西部山丘區鞏義、滎陽、新密、登封4市山洪溝、中小河流發生特大洪水，漲勢極為迅猛。因河流溝道淤堵萎縮，許多房屋橋梁道路等臨河跨溝建設，導致阻水壅水加劇水位抬升，路橋阻水潰決洪峰疊加破壞力極大。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溝15分鐘漲水2.4米，下游6公里處的崔廟村海溝寨水位漲幅11.2米。山丘區4市有44個鄉鎮、144個村因災死亡失蹤251人（占鄭州市66.1%），其中直接因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沖淹死亡失蹤156人，時間高度集中在20日13時到15時。” 官方公布的河南省鄭州市的森林覆蓋率高達33.4%。環境生態學上有一般的常識：一個國家，如果它的森林覆蓋率達到了30％左右，就很少發生重大的自然災害；如果能達到40％，就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態環境；如果一個國家的森林覆蓋率能達到60％，那麼這個國家將成為一個風調雨順、美麗富饒的大花園，各種各樣的污染和災害都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參見：《中國氣象報》作者汪勤模《給子孫留個綠色地球》）。鄭州市的森林覆蓋率高達33.4%，處於30％和40％，鄭州市西部是山丘區，理應森林覆蓋高於全市的平均水平，應該很少發生重大的自然災害，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態環境。只有在森林覆蓋率非常低、在植被覆蓋率也非常低的山丘地區，才會出現洪水峰高流急漲勢迅猛的情形。如果森林覆蓋率或者植被覆蓋率高，水土流失不嚴重，河流溝道也不會淤堵萎縮。國務院調查組應該具備這樣的知識，參與國務院調查組工作的專家們，也不會有知識上的缺失。 《調查報告》第16頁至第17頁對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進行了所謂深入調查和復盤發生，報告如下：“王宗店村位於崔廟鎮西南部，四面環山。該村王宗店組以上集水面積約21.95平方公里，上游有3條支溝。7月20日，洪水匯集、路基壅水潰決後，高位洪水短距離快速涌流至王宗店村。村委會所處位置斷面洪峰流量768立方米/秒，洪水漲幅7.15米，13:15-13:30僅15分鐘就漲了2.4米。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蹤23人，是鄭州市山丘區4個市死亡失蹤人數最多的村莊。調查認定，極端暴雨引發山洪和滑坡、跨溝路基阻水潰決，應急預案措施不當、疏散轉移不及時，是造成重大人員死亡失蹤的主要原因。查明的主要問題：一是村居和村道建設侵占行洪通道。民居和村委會沿溝道而建；村莊上游修建的8座山塘谷坊和23條橫穿溝道的村道，僅有2座跨溝路基有過水涵洞，阻水嚴重。受連續強降雨影響，27座村道、山塘連續潰決，其中一處跨溝路基阻水量約10萬立方米，潰決後抬高王宗店村洪峰水位近2米。二是預案修編不嚴格。2021年修訂預案時，村委會擅自刪除了劃定危險區中的受溪河洪水威脅區域，減少應轉人員200多人，僅保留受地質災害威脅人員12人。崔廟鎮對該村預案審核把關不嚴。三是轉移人員不堅決、不徹底。該村幹部在收到水利部門“立即轉移”預警信息和發現山洪溝漲水時麻痹大意，存在僥倖心理，未果斷下決心轉移避險。崔廟鎮未有效督促轉移。” 根據國務院調查組的《調查報告》，此次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共造成398人死亡失蹤，其中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為380人。在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中，山丘區4市有44個鄉鎮、144個村因災死亡失蹤251人（占鄭州市66.1%）。在這144個村中，僅王宗店村一個村的死亡失蹤人數為23人，是鄭州市山丘區4個市死亡失蹤人數最多的村莊，占鄭州市死亡失蹤380人的6%。 國務院調查組認定：責任主要在村委會。村居和村道建設侵占行洪通道，民居和村委會沿溝道而建，村莊上游修建了8座山塘谷坊，修建了23條橫穿溝道的村道，僅有2座跨溝路基有過水涵洞，擅自刪除了受河洪水威脅的區域，轉移人員不堅決等等。 《調查報告》在“三、相關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單位責任問題（一）地方黨委政府”這一章節中（第20頁至第21頁）指出了崔廟鎮黨委和政府的責任：“滎陽市崔廟鎮，鎮黨委、政府未按規定認真審核把關2021年《王宗店村山洪災害防禦應急預案》，造成危險區應轉移人員大範圍減少；未按規定及時啟動山洪災害防禦一級應急響應；未按規定有效督促轉移危險區人員，督促旭恆包裝材料有限公司（海溝寨紙箱廠）人員撤離不力。未按規定在鎮級建立100名基幹民兵組成的防汛搶險突擊隊，實際鎮級防汛搶險突擊隊僅32人。” 國務院調查組在追責時，附帶上了崔廟鎮黨委和政府，比如審核把關不嚴，督促人員轉移不力等等。 在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嚴肅查處鄭州特大暴雨災害相關97名責任人的名單中，與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有關的人員有： 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人員 楊金軍，滎陽市委書記，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王效光，滎陽市委副書記、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邢留印，中牟縣委副書記（時任滎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孫曉麗，滎陽市崔廟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黃立峰，滎陽市崔廟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陳志全，滎陽市崔廟鎮副鎮長、王宗店村駐村幹部，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張亞濤，滎陽市崔廟鎮副鎮長、崔廟村駐村幹部，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劉雲飛，滎陽市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陳志剛，滎陽市水利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給予批評教育人員 王國強，滎陽市崔廟鎮崔廟村黨支部書記。 被查處的與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有關的人員共10人，占總共被查處的97名責任人中的近十分之一，是被查處人員最多的。其實，對於這9位官員是十分輕的，最嚴的也只是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比起中共政府對於持不同意見的大學老師來說，常用的家法是開除公職，對於已經退休的，則是停發退休金，一句話：不給飯吃。國務院《調查報告》把王宗店村山洪災害事件主要責任推給了王宗店村村委會，但是未對村委會或者村黨支部的任何成員做出追責處分。難道王宗店村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的成員都不幸遇難了？還是把災害事件的主要責任推給王宗店村村委會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二、國務院《調查報告》不敢涉及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的真正責任人筆者在《對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的評價之一》中已經向讀者介紹了陳龍撰寫的《河南“受災最嚴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災害調查報告，實事求是、科學嚴謹、全面客觀，可以成為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調查報告的範本。陳龍的報告中提供的23位失蹤（死亡）人員名單也得到了國務院災害調查組的證實。下面先看陳龍的報告中提供的兩張衛星照片：衛星照片不會騙人。
衛星照片給出了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災害的真實原因。為了檢驗陳龍報告中所提供衛星圖片的真實性，筆者在谷歌地圖上查看了王宗店的衛星照片，結果見圖3。應該說陳龍報告中所提供衛星圖片的真實性不容懷疑。筆者在谷歌地圖上將查看範圍再擴大一些，看到的情景並不比圖3更好，參見圖4，圖5和圖6.
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發生之前，王宗店村附近的生態環境，乃至更大範圍內的生態環境，已經受到人為的嚴重破壞，其破壞程度已經到了囑目驚心的地步。這樣的生態環境，對於暴雨、甚至一般大的降雨來說是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光禿的山嶺、支離破碎的溝谷，是洪水的最好加速師。 那麼誰是破壞生態環境的罪魁禍首之一呢？ 陳龍的報告指出了： 水泥廠挖空了山，兩座水壩潰堤 翟海理和父親從沒見過這麼大的洪水。以前，即使夏天河水暴漲，最多淹過門前的路面，水流也比較平緩。“這次是一個突發情況。潰壩，那麼多水是一下子衝下來的。” 翟海理所說的“潰壩”，與當地兩座人工堤壩有關。王宗店村西邊，有一條夾在環翠峪景區和神仙洞景區之間的十餘公里山溝。山溝最裡面有一個小水壩。 幾年前，上游兩三公里處的堂垴村，又出現了一座更大的水壩。這座水壩，原先只是一條架在兩山之間的水渠橋，人稱“堂垴橋”。“後來天瑞水泥廠把砂石廠的廢渣土倒在橋下，橋洞壘起來封住，就形成了新的水壩。”這座新水壩，高20米，長20多米，只在最底部埋了幾根水泥管。 20日早上，先是最上游的小水壩潰壩，水流湧入堂垴水壩，10:30堂垴水壩崩塌，形成二次潰壩。巨量的洪水奔涌而下，從王宗店村的河道一掃而過，摧毀了幾十座房屋。 “村里七八十歲、上九十歲的人，說他們在這裡從小到大都沒遇到過這麼大的水。”翟志斌的姐夫說，如果只是自然的暴雨，洪水不可能這麼大、這麼急。 開挖山體、開採砂石、侵占河道，10餘年來，王宗店村的地貌生態被一座水泥廠改變了。 （報告摘錄完） 10餘年來，一座水泥廠通過開挖山體、開採砂石、侵占河道改變了地貌生態！ 四、破壞王宗店村附近的生態環境的水泥廠是何方神聖？根據陳龍的報告，破壞王宗店村附近地區地貌生態的是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修建兩座水壩的是它，修建了阻塞過水涵洞的還是它。而在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對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開挖山體、開採砂石、侵占河道改變了地貌生態、從而造成洪水峰高流急漲勢迅猛，兩座人工堤壩的事實隻字未提。 原來這座水泥廠的後台很硬。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隸屬於香港上市的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股票代碼：1252.HK），中國天瑞集團水泥有限公司則屬於中國500強企業之一（第397位）天瑞集團。換句話說，這個水泥廠的來頭不小，是中國500強企業之一天瑞集團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其這個集團又以位於鄭州滎陽的日產12000噸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產線，單線產能、工藝裝備均居世界先進水平的鄭州水泥有限公司為其驕傲。 在中國，如果公司名稱中冠有“中國”兩字的公司，背景都不一般，都和中國幾大家屬有關係。 天瑞水泥2011年12月23日在香港主板上市，2021年位居中國水泥上市公司綜合實力排名第七位。天瑞水泥下屬有26家全資中國附屬公司，分別位：天瑞集團周口水泥有限公司（「周口水泥」）、商丘天瑞水泥有限公司（「商丘水泥」）、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鄭州水泥（滎陽）」）、大連天瑞水泥有限公司（「大連水泥」）、營口天瑞水泥有限公司（「營口水泥」）、天瑞集團南召水泥有限公司、遼陽天瑞水泥有限公司（「遼陽水泥」）、天瑞集團禹州水泥有限公司（「禹州水泥」）、天瑞集團許昌水泥有限公司、鄭州天瑞水泥有限公司（「鄭州天瑞」）、天瑞集團蕭縣水泥有限公司、天瑞集團寧陵水泥有限公司、魯山安泰水泥有限公司（「魯山安泰」）、禹州中錦礦業有限公司、遼陽天瑞遼塔水泥有限公司（「遼塔水泥」）、遼陽天瑞遼塔礦業有限公司（「遼塔礦業」）、遼寧遼東水泥集團有限公司（「遼東水泥」）、遼陽天瑞威企水泥有限公司（「威企水泥」）、大連天瑞金海岸水泥有限公司（「大連金海岸」）、海城市第一水泥有限公司（「第一水泥」）、海城市天鷹建築石材採掘有限公司（「天鷹石材」）、莊河天瑞水泥有限公司（「莊河水泥」）、盤錦金潤水泥有限公司（「盤錦水泥」）、信陽天瑞水泥有限公司（「信陽水泥」）、河南永安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永安水泥」）及中原天瑞電力有限公司（「天瑞電力」）。天瑞水泥是國家工信部確定的水泥行業兼併重組五大龍頭企業之一，是中國首批加入世界水泥可持續發展倡議行動組織CSI的兩家企業之一。公司着力打造“天瑞”品牌，其系列產品被廣泛應用於南水北調、哈大高鐵、石武高鐵、鄭徐高鐵、鄭萬高鐵、京港澳高速、連霍高速、黃河大橋、大連港等大型水利、高鐵、高速、橋梁、隧道、港口等國家級重點工程建設項目,受到各施工、建設及監理單位的信賴和好評。
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的信念是：勤奮、誠信、拼搏、創新與共贏，並稱公司積極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長期致力於“綠色礦山”和“綠色工廠”建設，公司建成綠色工廠8家，綠色礦山13座，為發展循環經濟、提質增效、建設生態文明、實現綠色引領做出了卓越貢獻。 但是從衛星照片中就可以看到，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說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陳龍的報告繼續寫道： 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成立於2008年，位於滎陽市崔廟鎮邵寨村，總部則在汝州。從地圖上看，邵寨村靠近北邊的崔廟鎮，但天瑞集團開採山體的範圍卻幾乎遍布各村，其中就包括王宗店村的幾處採石場。 除了水壩，北邊村口楚峪組的下遊河道，也被天瑞水泥廠侵占。天瑞水泥廠在河道修建了辦公樓，高空傳送帶的柱子建在河裡，大量石子也堆在河道里。范瑞清說，洪水衝下來後，被堵住，形成反彈，“水沒法分流，就都流回到村里來了”，村口的橋在浸泡中垮塌了。 楚峪、小頂坡兩處的山，早已被開採得面目全非，分布着巨大的露天採石坑。“站在高處，看着就很震撼。” 天瑞水泥廠開山時，放的不是過去那種用於山體表面的炸藥，而是放悶炮。“炮一炸，整個山、我們的房子，都會震動。”范瑞清說，“從內部（爆破）的力量是比較大的，改變了山體的土質、水質。它來了之後，我們的水都變得很渾濁。後來也找過水利部門，測了但沒有後文，不了了之了。” 多年來，天瑞水泥廠挖空了許多山體，運輸砂石的大卡車常常造成堵車，把村裡的路面軋成碎片。炸藥常年爆破，導致“全村的房屋，大部分都被震出了裂縫”。一家村民原本住在山上，2016年搬到河邊，蓋了新房，“到2017年房子就有了裂縫”。 儘管一些村民在水泥廠上班，但王宗店村村民與天瑞水泥廠之間產生了深深的矛盾。高空傳送帶的噪音、空氣里的粉塵、變渾濁的水質、開裂的房屋，村民們為此不斷向上反映，都無回音。“記者也來採訪過，但是報道後來都沒有出來。” 但建築、廢棄石渣侵占河道、泄洪水道，明顯已違反《防洪法》。范瑞清說，“（辦公樓、水壩）是不是私建，我們也不知道。因為我們也沒見過相關部門的土地、規劃、環評的文件。” “不能說。它的後台很硬。”村民們對天瑞水泥廠既痛恨，又不敢抱怨。一位房屋地基開裂的老人早已接受現實，“它欺負就欺負唄。現在水泥廠的根子老粗，一說都不講理。都說了好多年了，上頭不管你這事。說啥都沒用。” 所謂“後台”，據記者查詢，天瑞集團鄭州水泥有限公司注資約10.34億，主要由天瑞水泥集團有限公司（占股約73.1%）控股。後者實際控制人為中國天瑞（香港）有限公司。 一位崔廟鎮村民很無奈，“天瑞水泥廠建到崔廟真是沒一點好處，造成嚴重污染，那些環保局的就跟瞎子一樣”。 另一方面，天瑞水泥廠又頗受地方政府青睞。今年3月，崔廟鎮召開優化營商環境暨紀律作風集中整治推進會，天瑞水泥廠被授予2020年度經濟發展貢獻“龍頭企業”“先進企業”兩項榮譽稱號。 （報告摘錄完） 2021年天瑞水泥又獲得河南省製造業頭雁企業稱號。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水泥產量為23.5億噸，比上年增長4.9%，占世界水泥總產量41億噸的57.32%。2019年中國對水泥的需求量約占全球的61%（參見：北海居：2020年全球水泥行業供需現狀及區域格局分析 中國成為全球水泥第一產銷大國，雪球網，https://xueqiu.com/5296061618/159788488）。 中國對水泥的需求量約占全球的61%，這是一個十分不合理的數字，也反映出中國經濟結構的極端的不合理。但是考慮到中國建築物、構築物的使用年限很短，比如住房建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造的差不多全都拆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造的也有一半以上拆了。德國住房建築平均使用年限100年，中國住房建築平均使用年限30年，中國人均住房建設所需要的水泥是德國的三倍。儘管中國水泥產量占世界水泥總產量的57%，但是依然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這就使得生產水泥的企業如天瑞水泥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很強勢。 五、習近平的兩山論出自浙江省安吉縣余村關閉水泥廠在中國，無論是哪一級官員，還是哪一級學校的師生，都熟讀習近平的兩山論，就像當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個“革命群眾”都知道毛澤東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一樣。 2013年9月，習近平出訪哈薩克斯坦，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在回答學生提問時習近平說： “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 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 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據傳，習近平在回答哈薩克斯坦學生的提問時沒有看他常常帶在身邊的小本本，所以沒有注意到，這三句話放在一起是互相矛盾的。 習近平最早提到青山綠水一詞的時間應該是2005年8月。2002年習近平出任浙江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委書記、省長，2003年出任浙江省委書記、人大委員長。2005年8月15日習近平在浙江安吉縣余村調研九天，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安吉縣余村利用當地優質的石灰岩資源，開挖礦山，建起石灰窯，辦起水泥廠，走上了所謂的發財致富道路，成為當時安吉的“首富村”。這是當時江蘇、浙江鄉村企業走過的路。但是好景不長，由於對礦山的掠奪性的開採，“村里粉塵蔽日，整個河道都是石灰水泥漿水。”同樣由於市場的改變，鄉村企業因為規模小、管理落後，難以為繼，紛紛破產倒台。余村的百姓從自己走過的彎路中認識到，為了取得所謂的經濟的高速發展，為了“首富村”，他們付出了生態環境甚至生命的代價，最後算來是得不償失。之後余村陸續關掉礦山、水泥廠、石灰窯，回到了發展山區林業（毛竹）、茶葉和農村旅遊的道路上（包括出讓小產權讓城裡人來建度假房或者養老房）。 習近平在聽取當地幹部匯報後說：“剛才你們講了，下決心停掉一些礦山，這個都是高明之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我們過去講，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實際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參見中央電視台百年瞬間《習近平首次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21年8月15日）。在這裡，習近平是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來否定“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這是兩山論出台時的意思。 2005年8月24日習近平以筆名“哲欣”在《浙江日報》發表題為《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的文章，哲欣在文章開頭寫道：“我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與社會的和諧，通俗地講，就是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哲欣認為浙江擁有良好的生態優勢。“如果能夠把這些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麼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哲欣指出：“綠水青山可帶來金山銀山，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這篇《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文章後來收錄在習近平的《之江新語》一書中。 “既要……又要……”是習近平的一種常用說話方式，也反映了他的不能捨棄的真實想法。安吉縣余村的實例正好說明，掠奪式地開採礦山，可以獲得短期的經濟暴利，可以成為首富，可以獲得“金山銀山”。但這不是可持續的發展，最終是禍害子孫後代。余村在走過彎路之後，回到發展生態農業上來，正好說明，金山銀山破壞了綠水青山，破壞了生態環境，最後金山銀山也不保。不是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而是綠水青山可帶來金山銀山，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 鄭州市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都是靠學習習近平思想上位的，特別是市委書記徐立毅，當時就在浙江為官，應該熟知浙江省安吉余村的實例，安吉縣余村關掉礦山、水泥廠、石灰窯，才走上真正發展致富的道路，知道習近平在安吉縣考察時提出了兩山論，知道綠水青山可帶來金山銀山，但金山銀山卻買不到綠水青山。但是他們堅信，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他們堅信，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同樣，金山銀山也就是綠水青山。這就成為了現在的習近平的兩山論，成為了習近平的生態文明理論。 圖8還是來自陳龍的報告，是王宗店村受災的情形，背後為天瑞水泥廠高空傳送帶。圖9也是來自陳龍的報告，一棟民房的整面牆壁，都被洪水沖走。剩下的斷垣殘壁上還留着“共奔小康”的字樣。2021年7月20日的洪水，摧毀了鄭州市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村民脫貧、共奔小康的中國夢。有網友評論說，這張照片具有極大的諷刺性。
六、鄭州市的森林覆蓋率根據2021年6月25日的一篇題為《河南18市森林覆蓋率：三門峽最高，漯河最低，鄭州高於鶴壁》的報道，在河南省18座城市中三門峽市森林覆蓋率最高，達到50.7%，其次市洛陽市，森林覆蓋率45.3%。省會鄭州市，名列第八，森林覆蓋率33.4%。報道說：“鄭州常住人口達到1200萬人，面積也不大，可是森林覆蓋率依然能達到33.4%，全省第八，比鶴壁駐馬店等市還高。說明鄭州不僅想做一座有高樓大廈的城市，更想做一座花園城市，對城市綠化非常重視。”
2020年9月2日鄭報全媒體記者趙文靜的《2035年鄭州森林覆蓋率超過36％ 所有縣建成省級森林城市》一文中指出，位於滎陽市、鞏義市、登封市、新密市、二七區、上街區等西部山區，占鄭州市國土面積比例的57.8%。其中，森林面積占鄭州市森林面積比例的71%，平均森林覆蓋率為36.0%。 鄭州市森林覆蓋率33.4%，這是一個虛假的數字，鄭州市西部山區滎陽市等平均森林覆蓋率為36.0%，更是一個虛假的數字。正是：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黨中央。 根據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年，鄭州市林地面積為62273.0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8.26%。就是把全部林地面積都當作森林面積，2005年鄭州市的森林覆蓋率僅為8.26%。 2020年，鄭州市林地面積為74873.0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9.93%。就是把全部林地面積都當作森林面積，2020年鄭州市的森林覆蓋率僅為9.93%。 2020年鄭州市真實的森林覆蓋率不足10%。當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來臨時，中原大地只能遭受暴雨的鞭打，處處受傷。滎陽市森林覆蓋率造假，鄭州市森林覆蓋率造假，這也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根本不敢涉及的問題，因為河南省森林覆蓋率也造假，國務院主管部門發表的中國森林覆蓋率也造假。要是追責下去，就要追到國務院的頭上。
原文鏈接：https://yibaochina.com/?p=244847 為了讓讀者對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有個印象，文章開始時先看三張照片。
一、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指明有個別水庫潰壩2021年7月21日上午8時49分新華社發表題為《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始終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災措施》的報道稱：“習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續遭遇強降雨，鄭州等城市發生嚴重內澇，一些河流出現超警水位，個別水庫潰壩，部分鐵路停運、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防汛形勢十分嚴峻。”
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對河南等地持續遭遇強降雨所做出指示的時間應該是在2021年7月21日上午8時49分之前。習近平指示的三個層次非常清晰，原因是河南等地持續遭遇強降雨；表象是：鄭州等城市發生嚴重內澇，一些河流出現超警水位，個別水庫潰壩；結果是：部分鐵路停運、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又根據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於21日赴西藏調查研究，當天上午習近平乘坐飛機抵達林芝米林機場，受到西藏各族幹部群眾熱烈歡迎。隨後，他乘車來到尼洋河大橋，了解雅魯藏布江及尼洋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等情況。新華社的報道是滯後兩天於2021年7月23日上午8時48分發布的。
作為定於一尊的中共一把手，習近平應該掌握最及時和最準確的情報，這是習近平親自布署、親自指揮的數據基礎。在習近平對河南等地持續遭遇強降雨所出指示時，習近平應在去西藏的途中，或者正在飛往西藏林芝的途中，應該已經掌握7月20日在鄭州發生的鄭州地鐵5號線事件、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事件等，正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關鍵時刻。 歷史上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有張良、蕭何與韓信三人幫忙，所以在關鍵的時候去泡泡村姑也不影響打勝仗。習近平不同，事必躬親，親自布署、親自指揮，親自決策，然後暗中派出督導組、調查組私下檢查下屬的執行情況和忠誠程度。所以習近平的信息來源不只有一條線，而是有多條線。比如河南個別水庫潰壩，這不是小事，而且強調是複數，不是一個水庫潰壩，而是幾個水庫潰壩，肯定要有多條線的信息互相印證，才能成為決策的基礎。所以，哪幾個水庫潰壩，水庫大壩的具體位置在哪裡，水庫的規模有多大，水庫潰壩的後果是什麼，習近平應該是一清二楚的。況且習近平在指示中也說得很清楚，已經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 請原諒筆者掌握的數據不足，直到今天，筆者還是不知道個別水庫潰壩，到底是哪幾個水庫潰壩。筆者不敢這樣推測：有人給一尊遞送了虛假消息，使得習近平在錯誤信息的基礎上做出錯誤的決策。而且這個錯誤的信息和錯誤的決策通過新華社傳遍河南鄭州災區、傳遍中國大地，傳遍世界，讓習近平非常丟臉。但是事情出在河南這個地方，1958年基本消滅了自然災害，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餓死的人數全國第一，1975年發生過板橋等62座水庫潰壩……中國民間有這樣的說法，十億人民九億騙，師傅來自駐馬店（駐馬店是河南的一個城市）。不過中國宣傳部門常常這樣要求民眾：“不信謠、不傳謠”。不知道這一次習近平是否也做到了“不信謠、不傳謠”？ 路透社在2021年7月20日的報道中稱，河南至少31座大、中型水庫水位已經超過警戒線。是否泄洪、何時泄洪，已經成為當地媒體、民眾報道和討論的焦點話題之一。但是截至2021年7月20日沒有中外新聞媒體報道過，河南省或者鄭州市發生過水庫潰壩事件。 二、《環球時報》對河南多座水庫大壩潰壩的報道2021年8月4日英文版環球時報網發表了記者Lin Xiaoyi（林小藝）撰寫的題為《State-of-the-art dams, cascade reservoirs turn floods from beast into resource Harnessing Yangtze》（最先進的大壩、梯級水庫將洪水從野獸變成資源
報道中有一段的標題是Precaution due to Henan floods（河南洪災的教訓），提供了一些關於河南水災的信息。 林小藝的報道寫道：The Global Times learned that after the torrential rains and floods that have killed at least 302 people and caused massive loss in Central China’s Henan Provinc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teams of variou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have been implementing a more disciplined approach to ensure safe operations. “The failure of some dams during the flood in Henan sounded an alarm for us,” Xiang K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Gezhouba Hydropower Plant, told the Global Times.（粗字體為筆者所加） 中文的意思是：“環球時報獲悉，暴雨與洪水在中國中部河南省造成了至少302人死亡和重大損失。中國各水利工程的運營管理團隊一直在執行更加嚴格的紀律，以確保工程安全運營。葛洲壩水電站副廠長向克告訴《環球時報》：“河南洪水期間一些大壩的倒塌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林小藝繼續寫道：”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reservoir group, the pressure of flood control in the basin is being gradually reduced, but responding to local sudden disaster weather is still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our work,” Xiang said, noting that some dams in Henan failed during heavy rains mainly because the fast-rising water seeped through the holes and gaps of the dams. 中文的意思是：“隨着長江上游水庫群的建立，流域防汛壓力正在逐步減輕，但應對當地突發災害天氣仍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向克說：“注意河南在大雨期間的水庫潰壩，主要是因為快速上升的水從大壩的孔穴和縫隙中滲出。” 《環球時報》英文版林小藝的這篇報道，對河南水災提供了下面的信息： ——河南省多座水庫大壩潰壩導致了嚴重水災； 《State-of-the-art dams, cascade reservoirs turn floods from beast into resource Harnessing Yangtze》發表的時間是2021年8月4日，河南水災造成302人死亡的消息是8月2日中國河南省政府召開的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上上公布的，確認從7月16日至8月2日正午，河南省水災造成至少302人死亡、50人失蹤。再早幾天，2021年7月29日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張江濤說，河南省水災造成99人死亡。可見環球時報記者林小藝在文章中提到河南省水災造成302人死亡，消息還是相當快的。到了8月4日，河南鄭州水災已經結束，與當初洪水災害發生時信息比較混亂不同，河南鄭州是否有水庫潰壩的事實應該早已釐清了。林小藝採訪的葛洲壩水電站副廠長向克證實了河南省多座水庫大壩潰壩的消息，並給出了潰壩的具體原因，是因為快速上升的水從大壩的孔穴和縫隙中滲出，而且河南水庫潰壩引起了外地水利界同行敲響了警鐘。筆者認為這個消息應該是可靠的，否則。十億人民九億騙，師傅來自汝州縣（胡錫進，河南汝州人）。 三、國務院《調查報告》隻字不提個別水庫潰壩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在第一頁上寫道：“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防汛關鍵時刻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終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災措施，並派出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迅速投入搶險救災，為做好防汛救災工作注入了強大動力、提供了堅強保障。李克強總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會議部署，深入河南災區考察，要求抓實防汛救災措施，加快恢復重建，嚴肅認真開展災害調查工作。王滬寧、趙樂際、韓正、丁薛祥、劉鶴、許其亮、孫春蘭、楊曉渡、張又俠、陳希、胡春華、郭聲琨、黃坤明、王勇、肖捷、趙克志等領導同志也分別作出批示提出明確要求。受黨中央、國務院委派，國務委員、國家防總總指揮王勇到河南檢查指導防汛救災和受災群眾安置等工作。國家防總、國家減災委立即啟動應急響應，派出工作組指導開展防汛救災工作。國家有關部委、解放軍和武警部隊、消防救援隊伍、民兵、預備役部隊、中央企業以及社會救援力量、志願者和廣大幹部群眾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搶險救災。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深入開展防汛救災工作，災區群眾得到妥善安置。目前，災後重建工作正在全面開展。” 雖然國務院調查組在《調查報告》一開篇就提到了習近平在關鍵時刻作出重要指示，應該是指習近平2021年7月21日上午的那個指示，但是《調查報告》隻字不提指示中的“個別水庫潰壩”。國務院《調查報告》說：調查認定，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是一場因極端暴雨導致嚴重城市內澇、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災並發，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特別重大自然災害。《調查報告》的這部分內容與習近平7月21日上午的那個指示十分相似，幾個概念是全部照搬： ——持續遭遇強降雨； 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唯獨缺少的就是個別水庫潰壩，難道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4頁說：“（鄭州）全市124條大小河流共發生險情418處，143座水庫中有常莊、郭家咀等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威脅下游鄭州市區以及京廣鐵路幹線、南水北調工程等重大基礎設施安全。”這裡只提到84座水庫出現不同程度險情，但是沒有說是水庫潰壩。 這個信息就十分有意思了。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整個過程中，中共政府，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各級政府，各個媒體，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自由媒體，都沒有報道過：鄭州市有143座水庫，其中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這84座具體是哪些水庫？發生了什麼樣的險情？143座水庫，其中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這84座水庫是病險水庫，占143座水庫的百分之五十九！按照中共的水庫管理制度，每個水庫有3個負責人（庫長和副庫長），出現險情就說明出現了水庫大壩工程安全問題，是要拿這252個庫長和副庫長問責的，那麼應該問責處置的就不止是97人了。 四、郭家咀水庫郭家咀水庫位於鄭州市金水河上。根據《河南水利概況》介紹，金水河是東風渠的支流、淮河三級支流。金水河發源於鄭州市二七區侯寨鄉老胡溝，東北流向，經金海水庫以下入鄭州市區，橫穿市區，經燕莊至金水區八里廟入東風渠。河道全長26.31公里，流域面積74.14平方公里。該流域上游為丘陵區，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坡降1/200-1/300，黃崗寺以下，地面漸緩，入市區後進入平原地帶。上遊河床兩岸陡立，切割深平均25米左右，寬約60米；黃崗寺至金海水庫段河床呈寬淺式，最寬達200米；市區段河道經治理後，底寬20–30米。金水河長度不過26.31公里，上游於1958年先後建成郭家咀和金海水庫（參見圖7和圖8）。據說這兩座水庫有效地控制了金水河的水量，減輕了洪水對鄭州市區及下游的威脅。金水河是鄭州市區的主要排水河道，污染非常嚴重，後來部分改造成為市民休閒的公園，但是整個流域生態環境被破壞得十分厲害，特別是環郭家咀水庫周邊地區，這往往是水庫災難（比如入庫水流大於設計，水庫泥沙淤積超過預期等）的開始。
根據《維基百科》等介紹，郭家咀水庫大壩位於鄭州市二七區侯寨街道郭家村境內，位於鄭州市南四環路南邊不遠的地方。順着金水河向北便與南水北調中線幹渠相交，金水河在幹渠上面通過。位於鄭州市西南部的尖崗水庫、常莊水庫與郭家咀水庫是威脅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安全的所謂的頭上三把刀。 郭家咀水庫大壩工程於1958年開工建設、同年竣工，建設大壩的目的是防洪為主、兼顧灌溉及水產養殖，後來又增加了涵養地下水。郭家咀水庫的集水面積13.15平方公里。郭家咀水庫大壩是均質土壩，大壩壩頂高程海拔163.5米。郭家咀水庫總庫容511萬立方米，最大庫容487.6萬立方米（與前面的總庫容511萬立方米矛盾），其中死庫容90.0萬立方米。水庫死水位海拔152.00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59.00米，洪水位海拔161.45米。 2007年5月，經鄭州市水利工程建築設計院鑑定，郭家咀水庫為病險水庫！2008年6月，郭家咀水庫列入國家中小型水庫除險加固工程計劃，由當地政府組織對水庫施行除險加固工程。除險加固後，郭家咀水庫大壩工程的五十年一遇設計洪水位海拔161.45米，相應最大泄量為每秒95.2立方米；用千年一遇洪水校核，千年一遇校核洪水位海拔162.53米，相應最大泄量每秒164.2立方米。經過除險加固工程後，興利水位海拔159.00米（即正常蓄水位），興利庫容189.0萬立方米；洪水位海拔161.45米，調洪庫容207.6萬立方米。如果郭家咀水庫庫容沒有重複計算，興利庫容189.0萬立方米加上調洪庫容207.6萬立方米再加上死庫容90.0萬立方米，總庫容為486.6萬立方米，與最大庫容487.6萬立方米相差無幾，與總庫容511萬立方米還有些出入。 郭家咀水庫是一個庫容很小的水庫，總庫容511萬立方米，按照原水利電力部頒發的《水利水電樞紐工程等級劃分及設計標準》，庫容在100萬立方米至1000萬立方米的水庫屬於小（1）型水庫。水庫的集水面積也不大，只有13.15平方公里。但是郭家咀水庫經過除險加固工程後五十年一遇的防洪設計與千年一遇洪水校核，標準還是定得比較高的。 千年一遇的洪水校核標準，不是說大壩在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時還能屹立不倒，而是指，在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時，水庫的蓄水位抬升到海拔162.53米（距離大壩頂高還有0.97米）時，此時水庫必須泄洪，水庫的最大泄洪流量要高達每秒164.2立方米時，在滿足這些技術條件下，大壩才是安全的。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大壩的質量必須是好的。在郭家咀水庫的防洪標準設計中有一個問題，就是水庫的風浪高的問題。如果出現暴雨風浪天氣，千年一遇校核洪水位海拔162.53米與大壩壩頂高程海拔163.5米之間的0.97米高度，可能無法抵抗可能產生的風浪高。只要風浪高超過0.97米，就會有庫水溢頂的風險。比如三峽大壩壩頂高海拔185米，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兩者相差10米。三峽大壩工程並沒有公布萬年一遇的洪水位，根據筆者掌握的數字，應該是180.4米，與大壩壩頂高還有4.6米的差距。 郭家咀水庫與常莊水庫一樣，都是當年毛澤東、吳芝圃等的人定勝天思維的產物。淮河流域多解放區，所以治理淮河的工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就已經開始。1950年10月14日頒布了《政務院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接着就制定了《治淮方略》，提出“統籌兼顧，標本兼施；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分期完成，加緊進行；集中領導，分工合作”的四個原則，據說這四個互相矛盾的原則充滿了毛澤東的辯證唯物法的光輝。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訂《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明確提出了消滅水災和旱災的具體時間：“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築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通過上述這些工作，要求在7年內（從1956年開始）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特別大的水災和旱災。”修築水庫大壩，消滅水災和旱災，就是當時奮鬥的目標，其中河南省幹得最起勁。在淮河幹流、各級支流上節節攔水，叫“葡萄串”和“滿天星”。鄭州市的大部分水庫，包括郭家咀水庫和金海水庫，就是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建造的。黨委書記把大旗一舉，幾萬民工上陣，車推肩挑，挖土堆壩，一座座水庫大壩就建起了，很多水庫大壩連張像樣的建設圖紙也沒有。 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藉口要為奧運會提供清潔的水源，中共中央在沒有工程可行性論證和沒有經過全國人大審查批準的情況，決定建設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一期工程。中線工程於2003年12月31日開工建設，2014年12月12日通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從鄭州的南部進入市區，然後轉向西北，在鄭州的西北角穿過黃河。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總幹渠鄭州段，起點位於長葛與新鄭交界的新鄭市觀音寺鎮英李村，終點位於穿黃工程隧洞出口，途經新鄭、中牟、管城、二七、中原、高新、滎陽等7個縣（市、區），全長128.94公里，占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總長的1/10，占河南境內總幹渠長度的1/5。鄭州段工程總占地面積約為5.5萬畝，其中永久占地4.3萬畝。鄭州段總幹渠水面寬約60米，水深7.0米，兩岸防護林帶寬約4～8米，總占地平均寬約140米（參見：東方今報，2009年07月29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鄭州段開工7個分水口往鄭州送清泉）。南水北調中線幹渠與鄭州的自然河流相交，為了保證當地河流的水質不污染“貢水”，自然河流與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形成立體交叉，形成一個非自然性的水網，風險很大。郭家咀水庫下游的金水河從南水北調中線幹渠上面通過（見下圖）。至於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對河南鄭州洪災的影響在其他文章中再討論，原則只有一條，金水河的水，或者說郭家咀水庫的水，一滴水也不能進入南水北調中線幹渠，這是死命令。
五、國務院《調查報告》中的鄭州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國務院《調查報告》只提到常莊、郭家咀兩座水庫的名字。關於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的問題，國務院《調查報告》未曾提起。 國務院《調查報告》第15頁至16頁說：郭家咀水庫是一座以防洪為主、兼顧生態及涵養地下水等綜合利用的小（1）型水庫。7月21日0:40，郭家咀水庫發生漫壩，最大漫溢水深0.5米，威脅下游數萬人生命安全和南水北調工程安全（紅色標註為筆者所加）。經開挖臨時泄洪溝緊急泄洪，並及時轉移受威脅群眾9.8萬人，雖未發生潰壩和人員傷亡，但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經調查，這是一起因建設和施工單位侵占毀壞水工程、有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溢洪道堵塞，極端暴雨引發水庫漫壩重大險情的違法事件。 查明的主要問題：一是溢洪道被侵占堵塞。2018年9月開始，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施工建設鄭州市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郭家咀水庫溢洪道）橋時，在溢洪道內修建施工便道、進行棄土棄渣，且未制定度汛方案和應急預案，未落實度汛措施，導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無法正常泄洪。根據調洪演算結果，若溢洪道正常運行，庫水位最高161.10米，尚低於壩頂高程2.40米，不會出現漫壩。二是水庫庫區被侵占、庫容減小。郭家咀水庫原設計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本次調查實測總庫容僅222.3萬立方米，除多年運行自然淤積外，還存在庫區人為占用等問題，加劇了漫壩險情的發展。三是監督管理不力。鄭州市二七區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水庫主管部門等監管執法不嚴，未採取有效措施制止違法違規行為。 國務院《調查報告》首先將在鄭州郭家咀水庫發生的險情定義為漫壩事件，是一起因建設和施工單位侵占毀壞水工程、有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溢洪道堵塞，極端暴雨引發水庫漫壩重大險情的違法事件。國務院《調查報告》將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定性為責任事件，而將鄭州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定性為違法事件，定性最為嚴厲。國務院《調查報告》認為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是主要肇事者，原因是他們在建設鄭州市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橋時，在溢洪道內修建施工便道、進行棄土棄渣，導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無法正常泄洪。可謂最大罪大惡極。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33頁至34頁（三、相關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單位責任問題（三）有關企事業單位）中指出：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在南四環橋建設施工過程中，未履行工程施工不得影響大壩安全的法律責任，違反水法第四十一條、防洪法第三十七條、《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十二條規定。施工期間造成郭家咀水庫溢洪道堵塞，未採取臨時措施保障溢洪道功能，違反《河南省水利工程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①規定，且未按照有關部門檢查、督辦、督導整改要求，及時恢復溢洪道功能，違反《河南省小型水庫管理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國務院《調查報告》依照《水法》、《防洪法》、《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等法規認定確定引發郭家咀水庫發生險情是一件違法事件。違法事件就和其他的管理失職、懶政怠政問題性質就不同了。 但是給予處理的人員只有一人，黨紀處罰也很輕： 陳保國，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建議行政主管部門對企業給予行政處罰。 請問，違法事件是用黨紀處分能夠解決的嗎？ 但是對於負責鄭州市南四環橋建設施工的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工程師們的處置則是十分嚴厲的，直接送交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他們是： 郭文勝，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指揮長； 王旭東，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五工區執行經理； 溫慶國，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五工區工區長。 正如一些自媒體所評論的：應該負責的黨政官員個個只罰酒三杯，黨內記過，而幾位土木工程師成為了事件的背鍋俠，把自己送進了鐵窗。 國務院調查組直接送交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的工程師共八位，其餘五位均與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有關。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鄭州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而且在尋找事故原因時故意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到非主要原因上，把人帶到溝里。在對黨政官員與有關工程師的追責處置上，則表現出十分不公平不公眾，其目的是十分明顯的，是掩蓋造成河南鄭州重大災難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的缺陷，是管理體制的缺陷，是黨政領導幹部的決策錯誤，而國務院調查組則要把災難的責任向下推，向技術層面推，似乎是技術上的某些失誤導致了這場不可預測事故的發生。其做法與在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上、在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是一致的。 六、郭家咀水庫壩體大規模滑坡原因是總庫容不足和大壩質量不過關國務院《調查報告》首先將郭家咀水庫發生的問題定義為漫壩事件，這是定義不準確。 2021年7月21日上午，水利部發布消息稱，鄭州郭家咀水庫下游壩坡大範圍沖刷垮塌，未發生決口潰壩。報道稱：鄭州二七區金水河上小（1）型水庫郭家咀水庫下游壩坡大範圍沖刷垮塌，但未發生決口潰壩。目前壩頂已基本不過流，當地正在繼續擴挖臨時泄流通道，降低水庫水位。 水利部指明，鄭州郭家咀水庫下游壩坡大範圍沖刷垮塌，這是對郭家咀水庫事件的正確描述，是郭家咀水庫大壩下游壩坡大範圍沖刷垮塌，從而導致了大壩潰壩的危險。人們常說，人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對的。鄭州郭家咀水庫下游壩坡大範圍沖刷垮塌，這是水利部的第一反應，描述正確。過了半年之後，國務院調查組左右權衡，反而容易出偏差，因為有其他因素的干擾，而在做出第一反應時，沒有那麼多時間來考慮這些影響。
圖10：水利部承認壩體滑坡但是還沒有潰壩，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為什麼說，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是定義不準確呢？ 因為郭家咀水庫本來就沒有泄洪構築物，如泄洪洞、泄洪閘門等。郭家咀水庫是利用壩頂溢流來達到泄洪目的的，就是庫水從溢流壩段的壩頂上面流過，流入溢洪道（而非泄洪道）。溢洪道多設在大壩一側，是個蓄水大槽，庫水從溢流壩段的壩頂流入溢洪道，再向下游流出。前面提到的，郭家咀水庫大壩經過除險加固工程後，遇到五十年一遇洪水時相應最大泄量為每秒95.2立方米，遇到千年一遇洪水時相應最大泄量每秒164.2立方米，都是要通過溢流來完成的。溢洪就是要從溢頂壩段的壩頂上面流過，所以對郭家咀水庫而言，漫壩不是事故，而是原設計中保證大壩安全的不可缺少的措施。所以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是定義不準確。 2021年7月20日晚至21日鄭州郭家咀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威脅下游數萬人生命安全和南水北調工程安全，迫使9.8萬人民眾緊急轉移，是因為郭家咀水庫大壩背水面壩體發生大規模的滑坡，這是大壩質量的問題（參見圖2和圖3），也是郭家咀水庫庫容不足而產生的問題。 郭家咀水庫大壩是土壩，一般土壩的厚度很大，越往底部厚度越大，這樣壩體穩定，不會發生壩體滑坡。土石壩常見險情主要包括洪水漫頂（非溢流壩）、壩體脫坡滑坡、壩體裂縫、散浸、滲漏、漏洞、陷坑、管涌等。常莊水庫發生的13處管涌，採取緊急泄洪措施。郭家咀水庫發生的壩體脫坡滑坡由於面積太大，一般的搶救措施，開溝導滲，濾水還坡，換填與原壩坡相同的土料，或者開挖回填，放緩壩坡等都已經來不及。需要採取的措施，就是泄洪，把水庫的水位降下去，最好把水位里的水全部放光。但是郭家咀水庫並沒有設置泄洪閘門，而是採用溢洪道技術，水庫里的水永遠不會低於溢洪壩段壩頂的高程，更不能達到把水庫里的水全部放光的目的。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臨時挖掘了緊急泄洪渠道。後來發生的事實也證明，由於中央抗旱防汛指揮部的介入，由於解放軍中部戰區的介入，特別是由於安能公司的加入，臨時挖掘了緊急泄洪渠道，放光了郭家咀水庫的庫水，從而解除了潰壩的危險。緊急泄洪渠道的最後出水的去處，還是利用了郭家咀水庫的溢洪道和金水河，從橋下通過南四環路，從南水北調中線幹渠的上面通過。 根據2021年7月22日“鄭州發布”（應該是鄭州市宣傳部的公眾號）發表的《鄭州郭家咀水庫險情基本解除 安全轉移疏散下游群眾11萬人》要聞報道：郭家咀水庫險情發生後，河南省、鄭州市黨委政府領導一線調度，省市水利專家組及時研判制定搶險、排險、排洪等措施，通過開挖行洪通道等，提高水庫泄洪能力，應對超標準洪水。經過多方搶險，郭家咀水庫水位逐漸平穩、形成回落態勢，已從最高時的163.5米下降至153米，處於警戒水位線159米之下，接近死水位，並以30立方米每秒流量繼續下泄。經省市水利專家組研判認定，郭家咀水庫險情基本解除，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7月21日下發的《關於做好人員轉移工作的緊急通知》（鄭防指電﹝2021﹞53號）同時解除。 通過開挖行洪通道，提高水庫泄洪能力，郭家咀水庫的水位從163.5米下降至153米，處於警戒水位線159米之下，接近死水位，並以30立方米每秒流量繼續下泄，郭家咀水庫險情基本解除。 前面已經介紹過，郭家咀水庫大壩壩頂高程海拔163.5米，此次洪水過程中最高水位也是163.5米（這個數據與國務院《調查報告》的最大漫溢水深0.5米有出入），水位下降到153米，郭家咀水庫的死水位為海拔152.00米，所以險情基本解除。 國務院《調查報告》指出：（郭家咀）水庫庫區被侵占、庫容減小。郭家咀水庫原設計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本次調查實測總庫容僅222.3萬立方米，除多年運行自然淤積外，還存在庫區人為占用等問題，加劇了漫壩險情的發展。 當2021年7月16日後暴雨降臨鄭州市，郭家咀水庫設計的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忽略原來的總庫容511萬立方米不計），但是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實測總庫容僅222.3萬立方米，與設計的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差距巨大，只是原來的總庫容的46%，小了一半以上。拿一個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的郭家咀水庫去應付“千年一遇”的洪水，應該不會有大問題，因為郭家咀水庫防洪標準就是按千年一遇洪水校核的。但是現在拿總庫容222.3萬立方米的郭家咀水庫去應付“千年一遇”的洪水，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水庫太小，裝不下這麼多的水，裝不下庫水就從壩頂上溢出。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2007年5月，經鄭州市水利工程建築設計院鑑定，郭家咀水庫並認定是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應該在2007年後施行並完成，郭家咀水庫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這個數據不是來自1958年，而是來自2007年。要麼是鄭州市水利工程建築設計院當年未實際測量郭家咀水庫的總庫容，要麼是在施行除險加固工程時，偷工減料，未按要求將總庫容擴大到487.6萬立方米。如果說經過除險加固工程後郭家咀水庫的總庫容確實有487.6萬立方米，只是經過十幾年的時間，由於自然淤積（溢洪無助於泥沙淤積的減少）和人為占用，庫容就減少了一半以上，國務院《調查報告》是否有責任把自然淤積、人為占用，這兩者造成的庫容減少分別計算一下，自然淤積造成了多少庫容的損失，人為占用造成了多少庫容的損失，把造成問題的原因搞清楚。如果主要是自然淤積造成的，今後是否有辦法解決？沒有辦法解決，是否應該考慮拆壩？如果主要是人為占用造成的，是哪些用途或者哪些單位占用了水庫的用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占用水庫用地都是違法行為。這些違法行為是否應該追責？ 郭家咀水庫實測總庫容222.3萬立方米，不足設計總庫容487.6萬立方米的46%，庫容不足，庫水就從壩頂上溢出，這是造成郭家咀水庫大壩壩體大規模滑坡的最主要原因。
郭家咀水庫大壩背水面發生大規模的滑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壩的質量問題。2007年5月，郭家咀水庫被定性為病險水庫，由地方政府組織除險加固工程。2021年7月20日和21日，郭家咀水庫開始溢流泄洪，大壩背水面就發生大規模的滑坡。這說明，雖然經過除險加固工程，郭家咀水庫依然是病險水庫。 最後談談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施工建設鄭州市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郭家咀水庫溢洪道）橋時，在溢洪道內修建施工便道、進行棄土棄渣，確實是違反了有關的規定，對溢洪道泄洪有一些影響，也還不至於無法正常泄洪，使得郭家咀水庫的水位高於大壩壩頂0.5米。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橋是高架橋，郭家咀水庫溢洪道在橋下通過，棄土棄渣可能減小溢洪道的過水斷面，不至於全部堵塞溢洪道，更不可能壅水高至海拔163.5米。 據稱建設郭家咀水庫的目的是以防洪為主、兼顧生態及涵養地下水等綜合利用。這個目標的制定就是一個錯誤。建設郭家咀水庫的目的是滯洪，而不是防洪，滯洪與兼顧生態及涵養地下水是相容的，防洪與兼顧生態及涵養地下水是互相矛盾的。中共官方媒體曾宣傳稱，鄭州的雨量是一小時倒進150個西湖（即15億立方米）（封面新聞記者李慶：《河南鄭州的雨有多大？一小時倒進150個西湖，城區人均頭上有85個花灑》。記者把西湖的水容量按1000萬立方米計算，郭家咀水庫實測總庫容222.3萬立方米，4個郭家咀水庫也裝不下一個西湖。按照這樣計算，鄭州的雨量是一小時倒進600多個郭家咀水庫。庫容這樣小的郭家咀水庫是用來防洪的嗎？ 國務院《調查報告》把責任推給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這是掩蓋郭家咀水庫總庫容不足設計總庫容的46%和大壩質量不好這兩個關鍵問題。
七、關於鄭州郭家咀水庫發生險情的報道所出現的混亂中共官方媒體關於鄭州郭家咀水庫發生險情的報道，出現巨大的混亂。比如中國新聞網在2021年7月21日上午9時6分發表題為《鄭州暴雨已致12遇難 郭家咀水庫潰壩，子弟兵出動》的報道說：受強降雨影響，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郭家咀水庫水位快速上漲，7月21日1時30分潰壩。國家防總決定於7月21日3時將防汛Ⅲ級應急響應提升至Ⅱ級。
中國新聞網不但指出郭家咀水庫潰壩的原因是水位快速上漲，而且指出潰壩的具體時間是7月21日凌晨1時30分。與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指明的7月21日0:40郭家咀水庫發生漫壩，相差40分鐘。 中國諸多媒體都發布了郭家咀水庫潰壩的新聞。當然中國新聞網也沒有忘記在同一篇報道中指出另外一條消息是虛假消息。中國新聞網說：據鄭州市委宣傳部消息，7月20日，網傳“鄭州進入特大自然災難一級戰備狀態”，經核實為不實消息。
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在7月21日凌晨5時許通過短信提醒周邊居民緊急轉移，信內容是：郭家咀水庫存在重大安全隱患，鄭州市防汛指揮部決定以下範圍人員立即轉移，轉移範圍為： 1.南水北調以南區域:大學路以西，南四環以北，西四環以東，南水北調以南，以上範圍人員全部轉移。 2.南水北調以北區域:東到嵩山路，北到航海路，西南到南水北調幹渠，底層二層及以下住戶全部轉移。請廣大居民群眾、企事業單位互相轉告，立即轉移，確保安全。
從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短信通知中可以看到，郭家咀水庫存在的潰壩風險，直接威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頭上的三把刀之一。 而中國的其他一些媒體，如鳳凰網引用中原網的報道稱，記者從鄭州市防汛指揮部了解到，郭家咀水庫存在重大潰壩風險，但截至7月21日6時未發生潰壩。
2021年7月30日鄭州日報發表《他們，為鄭州水利工程搶險提供技術支撐》的報道：“險情就是命令。持續強降水導致鄭州全域積水成災，賈魯河水位超歷史記錄，常莊、郭家咀和五星水庫先後出現險情。鄭州市水利建築勘測設計院負責人帶領技術人員第一時間冒雨奔赴險情現場，勘察問題點位情況，提出技術處置方案，並現場觀察處置效果。在現場救援人員的辛勤奮戰下，常莊水庫通過壓、泄、排措施，控制住了管涌險情，防止了潰壩危險。郭家咀水庫通過擴挖溢洪道，加大泄洪量，降低了洪水水位，保證了水庫大壩安全。五星水庫通過底部固壩角、上部控流水、中部護壩坡的措施，控制住了滑坡的進一步發展，保證了大壩的安全。” 通過這篇報道可以得知，常莊、郭家咀和五星水庫先後出現險情，都有潰壩危險。郭家咀水庫通過擴挖溢洪道，加大泄洪量，降低了洪水水位，保證了水庫大壩安全。郭家咀水庫下游的五星水庫通過底部固壩角、上部控流水、中部護壩坡的措施，控制住了滑坡的進一步發展，保證了大壩的安全。 郭家咀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引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7月21日，國家防總秘書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率國家防總工作組，赴河南省鄭州市協助指導防汛救災工作。當日上午，工作組抵達鄭州並立即開展工作。國家防總工作組當天現場查看了郭家咀水庫和常莊水庫險情處置情況，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運行情況，鄭州市地鐵5號線沙口路站內澇情況，協調中國安能搶險救援隊伍34人赴郭家咀水庫支持除險工作、88人攜帶29台裝備赴黃河大堤備勤。在郭家咀水庫搶險現場，工作組指出，要抓緊實施水庫應急除險，充分發揮中國安能專業搶險人員作用，儘快開挖泄流槽降低庫水位，保障鄭州市城區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安全。同時，要設置觀察哨，在確保搶險人員安全的前提下科學排險，避免發生人員傷亡。要加強全省水庫風險隱患排查，特別是沒有溢洪道（此處應該為沒有泄洪洪道）的水庫要立即採取整改措施。從報道中可以看出，保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安全，是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最為重視的。 西瓜頻道有這麼一段視頻，題目是鄭州郭家咀水庫潰壩後，志願者全力護堤築壩，場面壯觀又感人。儘管在那個時候，中共官媒已經否認了郭家咀水庫潰壩，但是西瓜頻道還是認為郭家咀水庫已經潰壩。視頻中有許多志願者在裝白色的沙袋和搬運沙袋，這些沙袋是用於加高金水河的堤岸，以免骯髒的郭家咀水庫泄洪的水進入南水北調中線幹渠，污染了進京的貢水。
八、結束語國務院《調查報告》對郭家咀水庫發生險情的定性與事故解釋不準確。郭家咀水庫發生險情是大壩背水面發生了大規模滑坡而不是發生溢頂，發生重大險情的主要原因，首先是，水庫實際庫容不足設計庫容的46%；其次是，郭家咀水庫是病險水庫，大壩質量存在嚴重隱患；最後才是溢洪道部分被堵塞。 2021年7月21日習近平對河南省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個別水庫潰壩。至今尚未查找到哪幾座水庫發生潰壩。無法確定，是有人故意用虛假信息欺騙了習近平，還是習近平本人沒有做到“不信謠，不傳謠”。
鄭州市嚴重的城市內澇與海綿城市的建設有直接關係。 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的半年時間內，習近平在三個會議上提到和論述了海綿城市。在北京歐諾科創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0日發表的《論中國海綿城市發展現狀》一文中明確指明，海綿城市的理論由習近平首次提出。 建設海綿城市的目的十分高大：順應自然，解決城市缺水問題，提升城市排水系統能力，把雨水化作水資源，同時解決困擾中國的城市內澇問題，要將70%、甚至80%的降水留在當地化作水資源。這是一個十分美好的中國夢。鄭州市是一個缺乏水資源的城市，也是建設海綿城市的模範城市，努力朝着建設海綿城市的目的發展。 面對“7·20”特大暴雨，鄭州市束手無策，這只能說明習近平提出的海綿城市的理論，是脫離實際的，其目的是不可能達到的，其功效也是被誇大的。鄭州洪水災害之後，2021年10月22日習近平又提出要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似乎又高瞻遠矚地指明了城市建設的方向。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使得大部分降水不能留在當地化作水資源，與建設海綿城市的目的相互矛盾。 鄭州地鐵5號線與京廣快速路隧道亡人事件發生之後，許多人推出疑問：淹沒地鐵隧道、快速路隧道的水來自何方？河海大學包為民教授認為：從水庫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處流瀉。水往低處流，除非河道的水位高於鄭州城區的水位，或者河道決口，水流才會從河道倒灌到城區中。如果鄭州市出現大面積的漫堤、決口、倒灌，那將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並不成立。所以這個問題就被擱置起來了。 現在國務院《調查報告》提供了新的資料：鄭州市市區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下游與賈魯河銜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頂托影響城區排澇……諸多水庫大流量地泄洪，超過了賈魯河與10條內河的通過能力，加上河流壅水頂托，內河水位高於鄭州城區的水位，水庫泄洪洪水從河道倒灌到城區中，淹沒城區、淹沒地鐵隧道、快速路隧道、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等，淹沒城區的最大水深達到7米，遠高於《調查報告》聲稱的2.6米，是造成鄭州市主城區人員死亡的主要原因。 一、國務院《調查報告》中的鄭州城市內澇問題在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澇”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字之一。城市內澇是鄭州災害的主要特點之一，是許多死人事件的根源，比如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等等…… 1.1 國務院《調查報告》中的鄭州城市內澇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一章“災害情況及主要特點”中將“7·20”特大暴雨災害總結為6個主要特點，其中第3個主要特點就是“城區降雨遠超排澇能力，居民小區公共設施受淹嚴重”。 《調查報告》在指出：《鄭州都市區排水（雨水）防澇綜合規劃（2015-2030年）》提出，2030年達到50年一遇的國家排澇標準（24小時降水量199毫米）。此次極端暴雨遠超鄭州市現有排澇能力和規劃排澇標準，鄭州市主城區目前有38個排澇分區，只有1個達到了規劃排澇標準，部分分區實際應對降雨能力不足5年一遇（24小時降水量127毫米），即使達到規劃排澇標準也不能滿足當天降雨排澇需要，20日鄭州城區24小時面平均雨量是排澇分區規劃設防標準的1.6倍至2.5倍。16時至18時京廣快速路隧道附近小時降雨量127毫米，為隧道排水泵站設計標準的3倍。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下游與賈魯河銜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頂托影響城區排澇；主城區20日午後普遍嚴重積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導致全市超過一半（2067個）的小區地下空間和重要公共設施受淹，多個區域斷電斷水斷網，道路交通斷行。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占鄭州市33.9%），水淹溺亡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區、地下室、街道、地鐵、橋涵、隧道等多處，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午後到傍晚。 這段文字中有一些內容是涉及鄭州京廣快速路隧道事件，有的信息非常重要，比如16時至18時京廣快速路隧道附近小時降雨量127毫米。這個降雨量比7月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測量到的小時降雨量201.9毫米要小許多。同時《調查報告》稱，小時降雨量127毫米是隧道排水泵站設計標準的3倍。就是說，隧道排水泵站的能力很小。《調查報告》未對隧道排水系統再做出任何技術評價，是否是有意迴避問題呢？ 這段文字中有另外一些內容是涉及地鐵5號線、京廣快速路隧道亡人事件。《調查報告》承認，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下游與賈魯河銜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頂托影響城區排澇；主城區20日午後普遍嚴重積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導致全市超過一半（2067個）的小區地下空間和重要公共設施受淹，多個區域斷電斷水斷網，道路交通斷行。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占鄭州市33.9%），水淹溺亡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區、地下室、街道、地鐵、橋涵、隧道等多處，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午後到傍晚。 這段文字間接承認了，造成鄭州主城區20日午後普遍嚴重積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的原因是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下游與賈魯河銜接段存在卡口，壅水頂托影響了城區排澇。 1.2 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有關嗎？ 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有關嗎？這是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 2021年7月25日《第一財經》發表了馬晨晨撰寫的題為《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有關嗎？》文章，這篇文章被國內許多官方媒體轉載。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了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教授、中國水庫防洪學組成員包為民，他分析說，從水庫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處流瀉。水往低處流，除非河道的水位高於鄭州城區的水位，或者河道決口，水流才會從河道倒灌到城區中。如果鄭州市出現大面積的漫堤、決口、倒灌，那將會造成極大的傷害。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並不成立。 記者寫道：“有網友回憶鄭州5號線當日‘幾分鐘湧進了大量洪水’‘水流突然由清澈變渾濁’，因此懷疑其為河水倒灌所致。包為民解釋，不能僅憑這兩點斷定水流來自河道。城市路面的綠化、暴露的土壤，經過大雨的沖刷很可能被裹進水裡。”“包為民分析，從強降雨到地面嚴重積水、衝垮入場線擋水牆，從發生時間上看，存在一定的關聯度。” 記者還採訪了華北水利水電大學郭文獻教授，郭教授認為：水庫泄洪的主要影響是部分管渠水位有所抬升，導致污水、雨水管道排水受阻，當天部分路段甚至出現水流上涌的情況。但他強調，相較於鄭州市區的總降水量，周邊水庫的水量並不算大。因此，水庫泄洪對於管渠水位抬升的影響相當有限。 現在國務院《調查報告》出台了。國務院調查組指出，（鄭州主城區）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河道的水位高於鄭州城區的水位，水流才會發生漫溢，從河道中溢出倒灌到城區中。鄭州主城區10條內河多處出現漫溢。造成10條內河漫溢的原因是河流上游水庫的大流量的泄洪，泄洪流量大於河流的通過能力，而且內河匯入賈魯河處均出現卡口，支流的水無法進入賈魯河，造成河水水位升高，超過鄭州城區地面的高程，即泄洪的水流進入鄭州主城區。就是說水庫泄洪的水直接進入市區，從而進入地鐵、快速道隧道等。當時包為民教授說，從那時候所擁有的資料來看，不可能是水庫泄洪的水進入地鐵。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提供了新的資料，改變了包為民教授等當時的假說。 1.3 水庫泄洪 又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第5頁提供的信息：全市124條大小河流共發生險情418處，143座水庫中有常莊、郭家咀等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威脅下游鄭州市區以及京廣鐵路幹線、南水北調工程等重大基礎設施安全。 威脅鄭州市區以及京廣鐵路幹線、南水北調工程等重大基礎設施安全的正是水庫，特別是143座中出現不同程度險情84座水庫，國務院《調查報告》只提及2座水庫：常莊、郭家咀水庫，其他82座水庫並沒有提及。下面是鄭州市的大中型水庫的資料：
筆者特別注意到尖崗水庫。尖崗水庫、常莊、郭家咀這三座水庫被稱為是威脅鄭州市區以及京廣/隴海鐵路幹線、南水北調工程的三把刀，因為這三座水庫距離鄭州市區、京廣/隴海鐵路幹線、南水北調工程的距離近，而且高程差大。 根據《百度百科》等，尖崗水庫位於賈魯河幹流上游的鄭州市二七區侯寨鄉尖崗村，於1959年興建，1969年續建，1970年蓄水。尖崗水庫與常莊、郭家咀水庫一樣，都是大躍進年代、人定勝天思維的產物。尖崗水庫總庫容6820萬立方米（是常莊水庫的四倍），興利庫容4791萬立方米。水面面積枯水期約6000畝，豐水期近7000畝，屬於中型水庫，但是從2000年起尖崗水庫被確定為鄭州市一級飲用水備用水源，全國重點防洪水庫，與常莊水庫一樣按大型水庫管理。尖崗水庫大壩為均質土壩，最大壩高34.1米，最大底寬212.5米（比常莊水庫寬出許多），壩頂寬8.0米，壩長460米，壩頂高程158.60米，壩頂設有一道防浪牆，高1.0米（郭家咀水庫未設防浪牆）。尖崗水庫設泄洪洞，位於大壩西頭台地下，屬無壓混凝土洞，最大泄量為每秒75立方米。尖崗水庫另設溢洪道，位於大壩西側，底部高程154.75米，寬30米，最大泄量為每秒350立方米，無控制閘門（屬自溢型）。尖崗水庫泄洪洞加上溢洪道的能力，最大泄量為每秒425立方米。 有資料顯示，尖崗水庫控制流域面積113平方公里，地處嵩山山前丘陵地帶，自然地勢由西南向東北傾斜，高程在海拔150米至500米之間，地面坡度為1/300至1/400。流域內地形屬“切割堆積地形”，由於強烈沖蝕，山坡、山頭岩石裸露，植被稀少，水土流失嚴重。所有資料中沒有提供尖崗水庫泥沙淤積的數據。
1975年河南板橋等62座水庫潰壩後，水利部對全國水庫進行了一次安全檢查，尖崗水庫與常莊一樣被列入病險水庫。尖崗水庫於1975年至1988年間先後完成了壩後導滲降壓廊道、主溢洪道、非常溢洪道和水庫大壩抗震等除險加固工程。 由於尖崗水庫上游來水不足，從1975年起，黃河開始向尖崗水庫供水。雖然鄭州位於淮河流域，但是由於黃河從西、西北、北、東北等方向為鄭州輸水，特別是黃河向尖崗水庫供水。為此，鄭州的水系就不單單屬於淮河流域，還屬於黃河流域。自從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投入運行後，尖崗水庫又接受南水北調中線幹渠的來水，所以鄭州的水系又屬於長江流域。 尖崗水庫的下泄水與常莊水庫的下泄水在與南水北調中線幹渠立體通過後即在鄭州市主城區交匯，並匯入西流湖，之後賈魯河便開始了它漫長的、曲曲彎彎地流往沙潁河的征程，在鄭州市城區接納十餘條河流的匯入，加上東風渠的橫切，水系十分紊亂。 關於尖崗水庫的泄洪，中共官方媒體很少有報道，人們談論常莊水庫泄洪比較多，而討論尖崗水庫泄洪則很少。 2021年7月21日《猛獁新聞》發表了東方今報記者劉旭的《直擊鄭州尖崗水庫泄洪現場：水位上漲明顯輸水洞閘門全開，未出現重大險情》的報道。尖崗水庫管理處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持續的降雨最高水位曾達153.64米，蓄水量為4538萬立方米，目前水位為153.34米，蓄水量為4412萬立方米。已經超汛限水位，20日晚上8點，尖崗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開泄洪。尖崗水庫水將泄洪到賈魯河，居住在賈魯河周邊100米範圍內的居民可儘快撤離。 可見，2021年7月20日尖崗水庫也在泄洪。根據東方今報記者的報道，20日晚上8點，尖崗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開泄洪。按照技術數據，最大泄量為每秒75立方米。但是尖崗水庫的泄洪與常莊水庫泄洪是同時匯入賈魯河，因此尖崗水庫的管理人員說，居住在賈魯河周邊100米範圍內的居民可儘快撤離。就是說，尖崗水庫與常莊水庫的泄洪有可能溢出賈魯河道，淹沒賈魯河周邊100米範圍內的居民。但是這個信息並沒有通知鄭州市居民，特別是沒有通知鄭州市主城區，特別是賈魯河與10條內河附近的居民。如《調查報告》所云：主城區20日午後普遍嚴重積水，路面最大水深近2.6米，導致全市超過一半（2067個）的小區地下空間和重要公共設施受淹……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占鄭州市33.9%），水淹溺亡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區、地下室、街道、地鐵、橋涵、隧道等多處，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午後到傍晚。 2021年7月20日午後到傍晚，正是常莊水庫、尖崗水庫等閘門全開，大流量泄洪的時間。 賈魯河是河南省長度最長的河流，也是鄭州市的母親河，但是在周口入沙潁河處的通過能力只有每秒200立方米。從周口到上游的尖崗水庫，賈魯河的通過能力不會大於每秒200立方米。雖然根據報道，尖崗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開泄洪，泄洪量為每秒75立方米，小於賈魯河的通過能力每秒200立方米。但是在尖崗水庫輸水洞閘門全開泄洪時，已經知道常莊水庫正在全力泄洪，最大泄洪流量為每秒525立方米。兩個水庫同時泄洪，賈魯河河道根本無法承擔。從兩個水庫的水流在南水北調幹渠後面匯合至西流湖處，由於流量過大，很可能溢出河道，流入市中心。再者，賈魯河裡裝滿了水，金水河等其他10條內河的水流也無法匯入賈魯河，只能在鄭州市中心地區壅高水位，溢出河道。 鄭州市西流湖除了尖崗水庫與常莊水庫的來水外，還直接接納來自黃河的水。2018年末鄭州市完成牛口峪引黃工程，每年引黃河水總量達到了8505萬立方米至鄭州市區，引水工程的目的一是增加賈魯河的水量，更加重要的是用已經污染、但污染比較輕的黃河水，來沖洗污染更加嚴重的賈魯河。另有報道說，除賈魯河外，鄭州市區的東風渠、魏河、枯河，南部四河是金水河、熊兒河、七里河(十七里河、十八里河)、潮河都部分依賴來自黃河的水。 1.4 鄭州市10條內河漫溢與賈魯河卡口 根據2009年制定的《鄭州生態水系》規劃，鄭州市地跨黃淮兩大流域，全市有大小河流124條，流域面積較大的河流有29條；中小型水庫153座，其中中型水庫14座、小型水庫139座。 鄭州市有中小型水庫153座，與據國務院《調查報告》所說的鄭州市有中小型水庫143座有所出入，相差10座水庫。 《鄭州生態水系》規劃指出，鄭州市區有12條河渠，分別為賈魯河、索河、須水河、東風渠、賈魯支河、金水河、熊兒河、七里河、十八里河、十七里河、潮河、枯河，組成六縱六橫的水網。 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指明10條內河和賈魯河，一共11條河，不是12條河渠。但是《鄭州生態水系》中有賈魯河與賈魯支河，把他們看作一條河，就是11條河。那麼國務院《調查報告》所說的鄭州市10條內河發生漫溢，加上賈魯河卡口，就是全部11條河都發生漫溢！賈魯河、索河、須水河、東風渠、金水河、熊兒河、七里河、十八里河、十七里河、潮河、枯河，都發生漫溢。河水從河道倒灌到城區中，對鄭州主城區造成極大的傷害。鄭州市的河流上游大多有水庫控制賈魯河上有尖崗水庫、常莊水庫，金水河上有郭家咀、金海水庫（現名帝湖），索河上有三仙廟、丁店、南楚樓、河王、廟灣水庫等等。2021年7月20日上午10時30分河南省省委書記樓陽生下令常莊水庫泄洪，按照慣例，鄭州市的其他水庫也都會採取泄洪的措施，以保大壩的安全，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意識。 1.5 為了鄭州市的“水清、河美”，暴雨來臨之前城區河道景觀水已全部蓄滿 另外根據映象網2021年7月2日發布的《鄭州發布“兩河一渠”48處危險水域 提醒學生及市民切勿下河》通告，按照鄭州市“水清、河美”行動計劃的要求，城區河道景觀水已全部蓄滿。隨着天氣變熱，中小學生也將放假，不少孩子把目光投向河道水域。殊不知，河道沿線散布着不少橡膠壩，目的是攔水蓄水，使河道形成較大水面的景觀效果，但橡膠壩前水域因為河水較深比較危險。鄭州城區一共存在48處危險水域。 從鄭州市城區河道管理處的這則通告中可以看到，在2021年7月2日，在鄭州暴雨發生之前，鄭州市城區的賈魯河與其他10條內河都已經蓄滿了水，為了製造一個“水清、河美”的景觀。同時，賈魯河與其他10條內河河道沿線建有不少攔水堰、橡膠壩，目的是壅高水位，使河道形成較大水面的景觀效果。可見賈魯河與其他10條內河的水位都是受人工控制的。 鄭州的百姓可以把這篇報道找來看看，“兩河一渠”48處危險水域周邊許多地區，正好是鄭州市受淹最嚴重的地區。 賈魯河與其他10條內河在暴雨到來之前都已經蓄滿了水，表明河道已經沒有其他可以容納水庫泄洪下來的水體的空間，同時，河道沿線散布的橡膠壩，在洪水來臨時都會形成卡口，迫使河道水位升高，造成河水漫出河堤，進入市區。
1.6 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京廣快速路隧道 現在再回來看看之前在這系列文章中使用過的兩張圖：一張是鄭州水系圖，另一張是常莊水庫泄洪圖。 在鄭州水系圖裡，西流湖南面有兩條水流流入，左邊一條是從常莊水庫流入，右邊一條是從尖崗水庫流入。西流湖的西邊還有一條進水線路，是牛口峪引黃工程幹渠。因為製圖事件較早，沒有將這條引黃工程幹渠標出。金水河的上游則是郭家咀水庫。順便說說七里河，十七里河和十八里河。中國古人在城市規劃中，不將河流直接引入城市中心，而是讓河流距離市中心有一定的距離，比如距離市中心七里路遠的叫七里河。把河流引入城中心，可以改變城市的景觀，這是優點。但是前提是要做好防洪規劃和防洪措施。世界上把12條河流引入一個千萬人的超大城市中心，再來一個所謂的六橫六縱，只有鄭州這一個城市。西流湖和賈魯河位於鄭州西部，鄭州的地勢總體是西高東低，泄洪的洪水溢出西流湖和賈魯河，由西向東或者從西北向東南進入鄭州中心區，不遠處就是京廣快速隧道和地鐵5號線沙口路站。
在鄭州洪災災害期間，李穎（@LiYing_2015）做出如下的猜測：常莊或尖崗水庫泄洪，進入下游賈魯河，到西流湖附近漫溢或決堤，河水快速進入市區，寬闊平整的大馬路變成河道，沿農業路向東，到京廣路向東南，到黃河路交叉口淹沒地鐵站，灌入地鐵隧道，繼續向東南，進入京廣北路隧道。李穎補充說：Google地圖上看鄭州地形，西南處A是常莊水庫B是尖崗水庫，標藍色處附近隱約可見的是賈魯河，標黃色處附近隱約可見的是東風渠，地圖縮小看不太清，大家可以到Google地圖放大看。我現在很懷疑真實原因是兩水庫泄洪，下遊河道容納不了，在某個地方決堤灌入市區，否則市區積水速度和泥沙都無法用雨水解釋。
應該說，國務院《調查報告》所提供的資訊支持了李穎當時的猜測。 李穎還提供了一段關於鄭州航海中路上水流的視頻，比較珍貴的是圖中正好有一個路牌，能夠確認視頻的準確位置。李穎寫道：注意路牌，左方是沁河路，淮河路，右方是漢江路，長江路，前方是興華南街，所以視頻地點是航海中路向東方向，水的顏色和流速顯然不是雨水，而是上游泄洪潰壩決堤的洪水，距離尖崗水庫6.0公里，距離常莊水庫6.6公里，距離西流湖7.3公里。
1.7 “鄭州發布”官方微博和國務院《調查報告》：澇水沖毀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灌入地鐵隧道 2021年7月21日新京報作者馬瑾倩、裴劍飛、向晨雨、景如月發表了一片題為《雨水如何進入地鐵軌道？五問鄭州地鐵5號線積水事件》的文章，關注積水如何進入地鐵軌道這個問題。文章提到一種猜測：由西北路面向東南地下軌道衝擊。對這種推測，吳保光從專業角度予以否定。為此作者採訪了中國災害防禦協會城鄉韌性與防災減災專業委員會委員吳保光。吳保光認為，車站入口建築一般會高於地面不少，車站倒灌進水一般有限，因此出現這樣量級的積水，倒灌造成的可能性很小。 作者進一步給出了“鄭州發布”官方微博的結論並作出解釋：強降雨造成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及其周邊區域嚴重積水。7月20日晚6點多，積水衝垮出入場線擋水牆，進入正線區間，造成鄭州地鐵5號線列車在海灘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運。“鄭州發布”是鄭州市宣傳部的官方微博號。
馬瑾倩等在圖上標明，從5號線停車場到地鐵5號線沙口站的距離2.8公里，表明了作者對“鄭州發布”官方微博結論的置疑。筆者需要補充的是，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距離賈魯河約2.5公里。請注意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旁邊的魏河，地圖上很細的一條藍線，部分被P這個停車場符號所遮蓋。魏河在北邊不遠處匯入賈魯河。如果賈魯河水位高，魏河的水流無法入賈魯河，就會在魏河河道中壅高水位，溢出河道。另外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賈魯河水倒灌入魏河。 國務院調查組在《調查報告》中基本是重複了“鄭州發布”官方微博的結論和解釋。國務院《調查報告》在12頁指出：“7月20日，地鐵5號線04502次列車行駛至海灘寺站至沙口路站上行區間時遭遇澇水灌入、失電迫停，經疏散救援，953人安全撤出、14人死亡。調查認定，這是一起由極端暴雨引發嚴重城市內澇，澇水沖毀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灌入地鐵隧道，鄭州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和有關方面應對處置不力、行車指揮調度失誤，違規變更五龍口停車場設計、對擋水圍牆建設質量把關不嚴，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責任事件。” 關於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被澇水沖毀一事，《調查報告》在第13頁至14頁查明：“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為了物業開發將五龍口停車場運用庫東移30米、地面布置調整為下沉1.973米布置，使停車場處於較深的低洼地帶，導致自然排水條件變差，不符合《地鐵設計規範》相關規定，屬於重大設計變更，但未按規定上報審批。二是停車場擋水圍牆質量不合格。停車場圍牆按當時地面地形“百年一遇內澇水深0.24米”設計，經調查組專家驗算“百年一遇”應為0.5米。建設單位未經充分論證，用施工臨時圍擋替代停車場西段新建圍牆，長度占四成多，幾乎沒有擋水功能；施工期間，又違反工程基本建設程序，對工程建設質量把關不嚴，圍牆未按圖做基礎。三是五龍口停車場附近明溝排澇功能嚴重受損。明溝西側因道路建設棄土形成約300米、高約1米至2米帶狀堆土，沒有及時清理，阻礙排水。有關單位違規將部分明溝加裝了長約58米的蓋板，降低了收水能力。” 國務院調查組特別是調查組的專家們在這裡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沒有提供一個模擬模型來證明，把5號線停車場上所有的澇水全部灌入地鐵5號線，是否能夠重複這場人間慘劇。筆者以為，變更五龍口停車場設計、對擋水圍牆建設質量把關不嚴，確實是一個錯誤，但不是造成地鐵5號線亡人事故的主要原因。 如果5號線停車場的地勢偏低，不斷接納周圍地區因暴雨所形成的澇水，才使得有那麼多的水量足以水淹地鐵5號線。那麼就是在城市規劃中5號線停車場的選址的錯誤，沒有滿足城市重要基礎設施的選址要求，所在地區的防洪標準太低，而不是5號線停車場擋水圍牆低了0.25米的錯誤。 1.8 對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故責任人的處置 國務院調查組對於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故的處置，應該說是最重的，也是處置人員最多的。 第一，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人員共8人，其中5人與地鐵5號線事故有關： 魏平安，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建設工程設計項目負責人； 趙俊良，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建設工程業主代表； 汪鵬，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負責人； 朱雲，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經理； 劉修龍，新疆崑崙工程諮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總監。 第二，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人員共3人，其中2人與地鐵5號線事故有關： 趙運臣，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技術管理部部長； 孫紅亮，鄭州市工程質量監督站軌道交通科副科長。 第三，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人員共75人，其中8人與地鐵5號線事故有關： 馬微，鄭州市交通運輸局黨組成員、二級調研員，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張洲，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給予留黨察看二年、政務撤職處分； 楊勇，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郝曉平，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張明鋒，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黨委書記、部長，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 李鵬翱，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給予留黨察看一年、政務撤職處分； 趙鵬果，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調度，給予政務撤職處分； 呂曉應，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鄭州軌道交通項目部經理，給予政務記過處分（已由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對其作出處分決定）。 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追責問責人員共97人，其中與地鐵5號線亡人事故有關的15人，占比接近六分之；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人員8位工程技術人員中，5位與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特別是低了0.25米的擋水牆有關。 1.9.中共官方媒體證實河水漫過河堤 2021年7月23日新華網發表《暴雨突襲下的生命接力——鄭州萬名醫院患者大轉移紀實》的報道。 報道說：“20日，河南鄭州，突破歷史極值的暴雨來襲！在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附近的金水河水位迅速上漲。”“20日深夜23時，一條微博迅速刷屏，讓所有人心頭一緊。此時此刻，大雨如注，絲毫沒有停止的跡象。金水河河水漫過河堤，雨水、河水混雜着湧入門診區、病房樓，負三層、負二層、負一層很快被淹，供電、供水、通信等設施受損，全部中斷，醫療設備陷入癱瘓，醫藥物資也很快告急。”“此時，鄭州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也成了洪水中的‘孤島’。醫院外幾公里的道路都被積水淹沒，最深處接近三米，一輛救護車在水中只露出了車頂。積水湧進門診大樓一層，醫院裡斷水斷電，只能依靠小型發電機維持。”“‘醫院的員工宿舍、病房、門診樓的水深在一米六七左右，現在病人和醫護人員都轉移到了二樓以上，暫時處於安全狀態，急需物資、急需轉移。’醫院外科醫生宋書波告訴記者。” 新華社記者在報道中準確無誤地指明，這不是暴雨形成的城市內澇所致，而是金水河河水漫過河堤，雨水、河水混雜着湧入門診區、病房樓，負三層、負二層、負一層很快被淹，供電、供水、通信等設施受損，全部中斷，醫療設備陷入癱瘓，醫藥物資也很快告急。金水河河水上有金海水庫和郭家咀水庫，此外還有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泄水（將在後面的文章中論述）。 還有報道記述了華中地區最大的心血管病醫院——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也被淹，而這家醫院也是國家心血管病中心華中分中心。這家醫院就直接位於賈魯河畔。從鄭州新中心人工湖泊的排水，在醫院附近排入賈魯河。從大一點的區域來看，阜外華中心血管病醫院的東北邊是賈魯河，西南邊是東風渠。東風渠是1958年開挖一條人工河，本來在城市郊區，現在是橫穿城市中心。順便說一下，如果仔細看一下鄭州的河湖布置，說得輕一點，是不負責任的“玩水”；說得重一點，是另有圖謀。
另外，2021年7月25日下午《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副院長苟建軍，他回憶起7月20日醫院被大水漫灌的情況：7月20日下午4時，大水突然湧入醫院。“水一下子灌滿了地下一層、二層，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樓，三樓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那時已經斷電斷網。當水進到地下時，應急發電設備由於在地下而被破壞，無法啟動供電。”7月20日，突如其來的大洪水讓鄭大一附院成為“孤島”。一位網民當時發微博寫道：從下午二三點到現在，醫院沒有電、沒有水、沒有吃的、沒有地方坐，都是病人、老人、兒童。他描述：“困了大約一萬多人。醫院本身就有細菌易感染，現在每層樓都站滿了人，空氣流通感覺都是問題，還有那些需要呼吸機的病人……簡直太急了！”猛獁新聞‧東方今報曾報導，7月20日，暴雨突至，泥水倒灌，鄭大一附院大面積進水。20日晚，醫院全部斷電：幾十台手術被迫中斷，重症ICU里六百多名病人失去設備支持，普通病房大量病人輸氧告急。斷電的同時，醫院還面臨斷水、斷網、斷藥以及斷糧。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是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康復為一體的全國三級甲等醫院，被稱為“宇宙第一醫院”。根據官方網站介紹，鄭大一附院總占地面積682畝，擁有河醫、鄭東和惠濟3個院區，院中院12個、臨床醫技科室95個、病區233個。 按照苟建軍副院長的描述，醫院建築物內的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樓，三樓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當時的水深至少在7.0米以上，比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所聲稱的最多水深2.6米高出許多，而且不是一個等級的。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占地很大，要淹沒這麼大一個地區，並讓水深達到7.0米，這是城市澇水能夠做到的嗎？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等醫院被淹，說明這是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中醫院選址的錯誤，沒有滿足城市重要基礎設施、特別是醫院選址的要求，所在地區的防洪標準太低。 請注意大水突然湧入醫院的時間是7月20日下午4時，而且是泥水倒灌，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大面積進水。水一下子灌滿了地下一層、二層，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樓，三樓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地下室進水，醫院斷電的時間更早，為下午二三點。 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鄭州市最大暴雨發生在20日16時至17時鄭州國家氣象站附近，一小時的暴雨量達到201.9毫米，為大陸歷史最大值。而在最強暴雨發生之前，大水已經突然湧入鄭大一附院。難道這是澇水造成的天災？ 1.10.小結 在回答“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有關嗎”這個問題上，國務院《調查報告》提供了重要的、有權威性的信息。當初包為民教授的分析應該修改為：在正常情況下，從水庫泄出的水直接流入河道，而非四處流瀉，水往低處流嘛。但是當水庫下泄流量大於河道通過能力，河道的水位高於鄭州城區的水位，或者河道決口，水流就會從河道倒灌到城區中。鄭州市出現大面積的漫堤、倒灌，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從國務院《調查報告》提供的資料來看，鄭州市10條發生了漫溢。 從鄭州市主城區大面積、高水位被淹，特別是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等醫院這樣重要的基礎設施被淹的情況來分析，鄭州市城市規劃出現嚴重錯誤。而國務院《調查報告》根本沒有涉及鄭州市城市規劃的錯誤，這是因為鄭州市城市規劃是經過國務院審查批準的。鄭州市城市規劃出現重大錯誤，最後追責要追到國務院的頭上。 最後一個就是對廣大民眾隱瞞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的最重要的信息。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城市規劃、城市建設的基礎信息，比如城市範圍內的防洪安全劃區，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沒區範圍，二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沒區範圍，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淹沒區範圍，百年一遇的洪水淹沒區範圍，應該都是公開的信息，可以讓市民查看的，或者上網查看的。但是在中國、在河南、在鄭州，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這些信息對於醫院的選址建設是重要的，對於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的選址建設也是重要的。有了這些信息，建築師是不需要再計算一堵擋水牆的高度應該是0.25米還是0.50米的，也不會因此而受牢獄之災的。這些信息對於每一個市民都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在購買住房或者商鋪時，是必不可少的。筆者過去只是在文章中、在採訪中說，讓民眾在購房時，查看一些參照物，比如省市領導的住宅區、城市規劃人員的住宅區，看看他們所謂位置的高程，用手機查看一下你要購買的房地產的高程。再看看周圍是否有水庫大壩，安全程度如何。這是筆者能夠做的。中國公民應該要求這些信息的公開，因為這關繫到你和你家人的安全，也關繫到你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投資房地產的價值。 二、鄭州市海綿城市建設為什麼不能解決城市內澇問題？2.1.到2020年鄭州市投入海綿城市建設的534.8億元 2018年1月公示的《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0年)》顯示，到2020年鄭州將投入534.8億元建設海綿城市項目，包括在主城區規劃191條澇水行泄通道，建設和改造海綿公園，在河流兩岸打造生態濱河緩衝帶……《規劃》預計，到2020年鄭州主城區達到海綿城市建設要求的面積約占建成區總面積的22.5%。鄭州市人民政府網於2018年1月22日發布相同內容的報道。
作為河南省“海綿城市”的試點城市，鄭州海綿城市已經建設近五年。今年5月鄭州日報的一則報道稱，自海綿城市建設實施以來，鄭州全市共計消除易澇點125處，消除率77%。那麼，鄭州的海綿城市建設又為何沒有防止災難發生？ 先要分析一下上面提到的2018年1月公示的《鄭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0年)》，第一個信息是“到2020年鄭州市投入海綿城市建設的534.8億元”，第二個信息是“到2020年鄭州主城區達到海綿城市建設要求的面積約占建成區總面積的22.5%”。 為什麼鄭州的海綿城市建設沒有防止災難發生？ 第一種回答是：投資沒有完成。 國務院《調查報告》給出的答案是：（海綿城市建設）計劃投資534.8億元的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已投資的196.3億元中，實際與海綿城市相關的僅占32%，用於景觀、綠化等占近56%，甚至在全國調集力量支援鄭州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還在“修花壇”（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9頁）。 按照國務院調查組的算法，鄭州市已經完成的、真正用於海綿城市建設的資金只有62,82億元（196.3億元的32%），只有計劃投資534.8億元的11.75%。 所以不是海綿城市這個理念的錯誤，而是海綿城市建設才剛剛開始。要是534.8億元全部投入進去，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果。 第二種回答是：海綿城市建設面積只達到22.5%。 一些專家指出，根據鄭州城市規劃，2020年鄭州的海綿城市建設面積預計達到22.5%，也就是說，鄭州還有77.5%的面積沒有建成海綿城市體系。根據他們的計算，鄭州的九大海綿城市示範區，到2021年7月鄭州市中心城區已完成海綿城市建設面積110.8平方公里，約占鄭州市建成區面積比例為20.4%，計劃完成得還不錯。不管怎麼說，海綿城市建設從面積上來說，只完成20.4%，所以不能要求過高，不能說建設海綿城市這個理念是錯誤。按照這些專家得說法，鄭州市計劃投資的534.8億元是已經完成了。 第三種回答是：海綿城市的理念不適用於鄭州這種12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 一些專家指出，海綿城市是為了平常的中小雨而設計的，最高也只有兩百年一遇的防洪標準。但是兩百年一遇是常住人口150萬城市的防洪標準，鄭州人口都達到了1260.1萬，而海綿城市的防洪標準設計依然按照150萬人口城市的標準來設計，明顯有點跟不上大城市的發展節奏。 第四種回答是：海綿城市的理念適用於人口密度低城市，而不適用於人口密度增加快、工程建設強度高的鄭州市。 一些專家認為，城市人均居住密度過高，每平方公里兩三萬人，導致城市資源配比緊缺，隨之而來的是土壤涵水能力下降，土地硬化率提升，當暴雨來臨時，瞬時地表徑流增大，內澇風險增加。而每平方公里住一萬人，交通、停車問題就能大大緩解，從而科學的解決海綿城市建設問題。 所有的回答就和中國的太極拳一樣，不直截了當地回答問題，繞過來繞過去，沒有自己的觀點。其實這也難怪，中國的海綿城市理念來自最高層，是不能批評的。 2.2 2003年俞孔堅教授用河流的河漫灘來解釋海綿功能 最早引入海綿這個概念的北京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俞孔堅教授。俞孔堅教授1963年出生於浙江金華，1987年獲北京林業大學園林系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5年。1995年獲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199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2012年當選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成員。2017年俞孔堅教授未能入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因為有20位專家指責俞孔堅“肆意侮辱中國園林優秀傳統；設計手法千篇一律，水平拙劣，斂財手段如奸商，巧取豪奪；學風不正、學德不端”。 2003年，俞孔堅教授用自然河流的構成來解釋自然系統對洪澇調節能力。俞孔堅教授指出：河流兩側的自然濕地（河漫灘）如同海綿一樣，調節水位高低，達到緩解旱澇災害的功能。俞孔堅教授是用海綿來比喻河漫灘、沿河湖泊的這種對洪水的吞吐功能。這種功能在歷史上寬闊的長江，沿江諸多的湖泊如洞庭湖、鄱陽湖、洪湖等等，從而使得長江在唐朝之前很少有洪水災害的記錄，特別是大洪水災害的記錄。這裡俞孔堅教授只是用海綿來做比喻，說明河流兩側自然濕地（河漫灘）的功能，不是提出什麼海綿城市的理論。 那麼就來看一看鄭州的賈魯河與10條內河，那一條河流還有河漫灘？中國30多歲以下的絕大多數國民，可能都還沒有見過自然狀態下的河流，也沒有見過河流有河漫灘。大家都會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邊住”的歌曲，祖國一片大好江山。唱着唱着不知不覺就成了“喚醒了沉睡的山川，讓那河流改變了模樣”。有誰曾問過：為什麼要讓大好江山改變模樣？回到前面的鄭州市水系網圖，如果賈魯河與10條內河，每一條河流都有河漫灘，都有海綿的吸水放水功能，會有鄭州7 20洪水災害嗎？那時的鄭州是個什麼模樣？會有這麼高的建築密度嗎？鄭州市還會把10條內河都引入城市主城區嗎？ 2.3.中國的海綿城市理念來自最高層 2011年兩會期間，湖南省常德市江北水系綜合治理辦公室項目協調員劉波通過湖南代表團羅祖亮提交《關於建設海綿體城市，提升城市生態還原能力》的提案，提出像建築屋頂一樣，將城市停車場和道路兩旁改裝成下凹式綠地，並把綠化帶路面改造為坡度形的，以利於水流入綠化帶旁設置的缺口中。提案建議，與西方發達國家中的增加可滲透的地板磚、建設下沉式綠地等措施一致，他提出了一個海綿體城市的新概念。 2011年兩會之後，國內的一些專家對這個建議做了一些補充，無非是一些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採用的措施，部分收集雨水並加以利用，改造城市社區的道路、綠化帶、停車場甚至廣場、公園等，滯留部分雨水，恢復城市原有水體，提高城市地面雨水滲透率，減弱城市熱島效應和雨島效應。本來是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是在推行“小的是美麗”、讓河流重新自然化和回歸自然的理念。 但是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就變味了，南橘北枳嘛。在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上述措施時，中國學者不敢提“讓河流重新自然化”的這個總概念，這是因為中共認為人定勝天，人類社會的進步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成果。如果接受“讓河流重新自然化”這樣的概念，就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相違背了。 到了2013年底海綿城市正式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或者說海綿城市被政治化了。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的半年時間內，習近平在三個會議上提到和論述了海綿城市。在北京歐諾科創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9月20日發表的《論中國海綿城市發展現狀》一文中乾脆直接確指明，海綿城市的理論由習近平首次提出。
習近平第一次提到海綿城市和海綿城市的重要性是在2013年12月12日《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提升城市排水系統時要優先考慮把有限的雨水留下來，優先考慮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淨化的海綿城市”。2019年10月20日吳躍軍、秦海峰在人民網發表題為《中國為什麼要建“海綿城市”》中認為，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海綿城市，從此“海綿城市”走入了人們的視野。 2014年3月14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5次會議上，習近平指示說：“城市規劃和建設要堅決糾正‘重地上、輕地下’，‘重高樓、輕綠色’的做法，既要注重地下管網建設，也要自覺降低開發強度，保留和恢復恰當比例的生態空間，建設‘海綿家園’、‘海綿城市’。” 一個月之後，2014年4月習近平在另一次講話中指出：“要根據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化布局；儘可能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資源；解決城市缺水問題，必須順應自然，建設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淨化的‘海綿城市’”。 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習近平三論海綿城市，提出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淨化的海綿城市的理論，中國的行政管理機構和地方政府、中國的學者都必須積極跟上。中國行政管理和地方政府的任務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習近平關於建設海綿城市的指示變成為革命的實踐；中國學者的任務就是注釋、完善習近平關於建設海綿城市的指示，把它上升為指導中國城鎮化建設、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理論。 動作最為迅速的是住建部（住房和城市建設部）。2013年12月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結束不久，2014年2月住建部建設司就把“提出加快研究建設海綿型城市的政策措施”，作為2014年工作的重點，海綿城市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討論的設想，而是有具體政策措施推動、付諸實施的行動。2014年10月住建部就發布《海綿城市建設指南——低影響開發雨水系統構建》。 2014年12月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個部聯合印發了《關於開展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出錢出力，搞海綿城市建設試點。中央政府出錢出力搞海綿城市建設試點，自然受到各省市自治區政府的重視。跑步進京，爭取成為第一批海綿城市的試點城市。 2014年年底到2014年年初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經過篩選，確定了第一批海綿城市的試點共16個城市。第一批試點城市所涉及的面積約為450多平方公里，預計建設海綿城市的造價為865億元，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造價約1.9億元人民幣。這不是海綿城市，這是用黃金在打造城市！就是給這45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全部用金珀鑲崁，也不需要這麼多錢！ 有人指出，第一批海綿城市的造價在每平方公里1.8億元至9億元不等，實際投資遠遠超出865億元！ 2016年財政部、住建部、水利部三部委發布了第二批海綿城市共14個。這樣，全國有30個城市被選定為海綿城市建設的試點城市。這30個試點城市將分三年獲得中央財政海綿城市建設資金補助，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 2016年3月18日住建部又印發《海綿城市專項規劃編制暫行規定》，明確海綿城市專項規劃的八項規定內容，要求2016年10月底前設市城市都要完成海綿城市規劃草案。因此，海綿城市規劃建設無疑已經成為各市今年的重要任務之一。鄭州市也是在2016年提出海綿城市規劃，計劃到2020年投入534.8億元用於海綿城市建設。 2.4.建設海綿城市解決中國水資源缺乏問題，習近平就是比大禹更加偉大的聖人 自從2013年至2014年上半年習近平三論海綿城市，中國專家、學者紛紛增添注釋，把一個本來回歸自然、接近自然、由諸多小而美的措施，無限地放大，把建設海綿城市的目的吹得很高大上，新的概念不斷引入，新的所謂經驗不斷湧現。 比如把建設海綿城市的目標定為將70%（2015年10月國務院辦公室印發《關於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甚至80%的降雨通過下滲減排、集蓄利用留在當地化為水資源。這樣海綿城市，顧名思義就是指城市要像海綿一樣，遇到雨水時把它們吸納起來，缺水的時候再吐出來利用，既能防洪又能抗旱。
這個功能的描述和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對水庫大壩的功能十分類似：利用水庫庫容，把洪水期多餘的洪水存儲起來，到了乾旱的時候再吐出來利用，成為戰勝自然的神器。毛澤東引進蘇聯建水庫大壩的經驗，首先在淮河流域試驗，利用遍地建設水庫大壩來根治淮河。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制訂《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明確提出了消滅水災和旱災的具體時間：“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築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通過上述這些工作，要求在7年內（從1956年開始）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特別大的水災和旱災。”本文在前面介紹的尖崗水庫、常莊水庫、郭家咀水庫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成為現在的病險水庫，為害匪淺。 自然界的水是在不斷地循環之中，人們稱之為水循環。太陽輻射是水循環的總能源，海洋則是循環的總源匯。 根據原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季松撰寫的《中國可以不缺水》一書的資料，中國人均水資源量為2220立方米，略高於德國的2167立方米。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32個國家中居第82位，處於中間偏後的位置。如果全世界所有國家、地區參加排序，中國在第110位至120位之間。 中國平均年降水量為646毫米（按國土面積960萬平方公里計算，共6.2萬億立方米），水資源總量折算成地表徑流深為292毫米（相當於2.8萬億立方米），就是說，中國降水量中只有45.2%被折算成水資源，而其他的54.8%的降水則不被視作水資源。黃萬里先生生前對水資源的這種計算提出嚴厲的批評，他指出，自然降水對中國農業意義重大，怎麼能夠不被計入水資源。 如果建設海綿城市的目標能夠達到的話，中國降雨的70%可以轉化成水資源量，那麼中國的水資源將到達4.34萬億立方米而不是2.8萬億立方米（折合徑流深452.2毫米而不是292毫米）。按14億人口計算，中國人均水資源量為3100立方米；按12億人口計算，中國人均水資源量為3618立方米。通過建設海綿城市，中國人均水資源可以增加許多。 這樣中國水資源缺乏的問題迎刃而解了。習近平就是比大禹更加偉大的聖人了！ 2.5.建設海綿城市花費大量投資，維持中國GDP的增長率 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當上了中共總書記，但是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眾所周知，改革開發以來中共的GDP一度曾高速發展，對高速公路、高鐵建設、水庫大壩、機場、城市地鐵等基礎設施大規模的投資，拉動了GDP的發展，一時有金橋銀路鑽石壩的說法，說明鐵公基工程投資的利潤很大（不是經濟效益很大），最保守的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大型工程的投資進入了家族利益集團的口袋中。中國近年被曝光的貪官們，幾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地貪，都是直接或者間接來自從大型工程的投資，從政府的日常運行費用中不可能拿到這麼多錢的。最近幾年大型工程投資高得離譜，比如雄安高鐵火車站總投資300億元人民幣（一說130億元）。當年建造一座武漢長江大橋的預算為1.72億元人民幣（包括配套設備），實際用了1.384億元。就大橋本身而言，預算0.725億元，實際用了0.6581億元。 習近平當上了中共總書記後，必須盡力保持GDP的增長速度，這時冒出一個“海綿城市”的新概念，成為帶動GDP增長的龍頭。 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李迪華粗略估計，在“十三五”期間海綿城市最少能製造全國高鐵建設兩倍以上的市場需求，即全國6萬億元左右市場規模。 “十三五”期間海綿城市投資是全國高鐵建設投資的兩倍，6萬億元的大蛋糕！ 僅僅是河南鄭州一個市，一個省會城市，到2020年就已經完成534億元，而且鄭州市並沒有列入國家發改委的30個海綿城市試點城市中。 下面是根據“阜城門六號院”提供的一些資料： 鄭州市534億元； 孝感市282億元； 貴陽市214億元； 西安市200億元； 武漢市162.9億元； 濟南市149億元； 珠海市133億元； 衢州市125億元 南寧市111.47億元； 鎮江市89億元； 長沙市望城區80億元； 馬鞍山市79.5億元； 常德市78億元； 杭州市75億元； 廈門市75億元； 慶陽市65億元； 固原市59億元； 西寧市55億元。 18個城市在海綿城市建設累計投資2566.87億元！ 大規模投資搞海綿城市建設，不僅僅只限於國家發改委選擇的試點城市，而是已經全面大規模地鋪開了，擴大到城市和建制鎮。到2018年末，中國城市個數達到672個，其中，地級以上城市297個，縣級市375個；建制鎮21297個。2017年末全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已經達到56225平方公里（以上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所以李迪華教授的估計，在“十三五”期間海綿城市為6萬億元左右，應該是一個客觀的估計。目標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海綿城市的目標，這個蛋糕是何其大也。 為什麼在西方國家，一個小而美的回歸自然的措施，到來中國就成了高大上的偉業了呢？筆者認為就是讓錢給鬧的，是讓GDP給鬧的，是讓習近平所創造的功績給鬧的。 2.6.實踐證明，海綿城市無法應對洪水災害 在鄭州洪災之後，“阜城門六號院”總結了中國國內一些海綿城市在防治雨洪、治理內澇的效果。 “阜城門六號院”首先選擇了常德、武漢和南寧這三個住建部建設海綿城市的試點城市。 湖南常德城區面積僅85平方公里，卻投資近百億用於海綿城市，可以說投資密度遠遠高於一線城市，一期工程建成後就不斷向外界自詡是“海綿城市典範”，徹底告別內澇，還出版了很多書宣傳“常德經驗”。然而，2019年一場暴雨，3小時降水量僅70多毫米（約為本次鄭州暴雨三小時降水量的五分之一），就造成城區嚴重內澇，很多道路積水1米多深，新華社還專門發了一篇報道。 武漢2019年6月21日，2020年7月初，發生兩次嚴重內澇，其中2020年內澇因持續降雨導致，尚情有可原，2019年內澇是一過性、強度不太大的降雨導致的，則凸顯海綿城市建設效果不明顯。 南寧2020年3月25日、2021年6月10日發生兩次嚴重內澇，這兩次降水量都不是太大，日降水量最大觀測點僅102毫米，但是市內發生數十處內澇，積水最深處超過1.4米。 此外還有衢州也是海綿城市建設投資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2020年7月1日、9日發生內澇。 西安2019年4月21日、2020年6月17日、2020年7月31日發生內澇…… 筆者補充的還有山西省省會太原市、長治市等城市，2016年年底前開工建設海綿城市建設示範項目，到2017年底建成區10%以上面積到達目標要求，到2020年建成區20%以上面積到達目標要求。2021年10月山西省遭遇汛後的大降雨，市區發生嚴重積水。 實踐證明，海綿城市無法應對洪水災害。 那麼再看看國務院《調查報告》對鄭州市海綿城市建設的評價。國務院《調查報告》將這部分內容歸置於四、主要教訓這一章節的（四）發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設“重面子、輕里子”之中。《調查報告》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城市無論規劃、建設還是管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鄭州市作為新興特大城市，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但考慮防災減災不足，防範治理措施不到位。雨水管道2400余公里，與建成區面積相當的城市相比相差超過一半；計劃投資534.8億元的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已投資的196.3億元中，實際與海綿城市相關的僅占32%，用於景觀、綠化等占近56%，甚至在全國調集力量支援鄭州搶險救災的關鍵時刻還在“修花壇”；排水明溝等設施“十三五”期間改造達標率僅20%，有的排水泵站位於低處極易受淹失效，地鐵、隧道、立交橋等防澇排澇能力不足，地鐵區間疏散平台主要考慮防火防煙未考慮防澇，水庫溢洪道堵塞、城區積水點等安全隱患長期沒有排除，醫院、供水、通信等公共設施的備用電源多位於地下，一進水就失去了備災作用。城市規劃建設落實防災減災要求不到位，這也是不少地方長期存在的共性問題，每年雨季‘城中看海’屢屢上演，反映了一些領導幹部政績觀有偏差，在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統籌發展和安全上存在很大差距，沒有把安全工作落實到城市工作和城市發展各個環節各個領域。” 筆者認為，國務院《調查報告》不是從根源上去找問題，而是竭力掩蓋建設海綿城市這個所謂新理念的錯誤，特別是目標過高、過大，脫離實際，把失敗的責任推給下級，比如理解習近平的發展理念存在偏差，城市建設“重面子、輕里子”等等。總之，經是好的，就是讓下面的和尚給念歪了。 2.7.鄭州洪災後習近平發出新指示 2021年10月22日下午習近平在山東省濟南市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示說：一是加快構建抵禦自然災害防線。要立足防大汛、抗大災，針對防汛救災暴露出的薄弱環節，迅速查漏補缺，補好災害預警監測短板，補好防災基礎設施短板。要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加大防災減災設施建設力度，嚴格保護城市生態空間、泄洪通道等。 這是習近平在河南鄭州“7.20”洪災與山西2021年10月洪災之後做出的新指示。在會上習近平沒有再提及建設海綿城市對城市防洪防澇的作用，而是提出要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 只是加強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建設，與建設海綿城市的偉大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如果城市防洪排澇體系得到加強，海綿城市的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淨化的功能則無法展示，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的目的也就無從談起。看來，習近平是希望成為大禹一樣的聖人，永遠執政就有了合理性。只是習近平還是沒有能夠成為大禹一樣的聖人。 水災研究 六
一、河南省、鄭州市最長的一條河說到河南省鄭州市的河，人們自然會想到黃河。2022年春晚來自大陸、台灣、香港與澳門的陳坤、蕭敬騰、王嘉爾、彭永琛一起唱了首名為《黃河長江》的歌。《黃河長江》原為台灣歌手張雨生作詞作曲，這次在春晚上唱的《黃河長江》把張雨生原來的歌詞和本意給改了，新歌詞的主題是：你是中國的母親，任務則是綿延中國的生命。 黃河在1972年至1999年的27年中，共有22年出現斷流，累計斷流72次、1050天，其中1997年斷流226天，斷流距離704公里，占黃河下遊河道的90%。現在雖然說通過小浪底等幾座水庫的調節，黃河“不斷流”了，但是黃河河段經常幾近斷流，只能保持很小的水流。黃河的過度開發導致了黃河的斷流，黃河的過度控制導致了黃河的斷流。黃河這個現狀給黃河流域人民生活和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也給下游地區和河口三角洲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黃河斷流亮起了中國缺水危機的紅燈，也是河南省、鄭州市的生態環境危機。 其實，鄭州的絕大部分地區並不屬於黃河流域，而是屬於淮河流域。 鄭州的母親河是賈魯河，前文已經介紹，不再重複。 鄭州人喜歡談論的另一條河是金水河，相傳這是鄭州市區最古老的河流，反正都是與皇帝、國都有關的故事，許多是虛構的或者張冠李戴。就連金水河上的金海水庫，現在都改名叫“帝湖”了。金水河上游是郭家咀水庫，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過程中一會兒說是潰壩了，一會兒說沒有潰壩，最後水庫里的水，加上水庫上游控制地區的水，一股腦兒地全部進了鄭州市主城區。根據新華網的報道，金水河河水漫過河堤，把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給淹了，不但淹了地下三層，而且水位一直上抬到三樓，三樓的水位也在一米左右。當然金水河不單單只淹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也淹沒了主城區的其他街區。 其實河南省鄭州市最大的一條河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輸水幹渠，鄭州人也叫它南水北調運河。丹江口水庫是南水北調運河的源頭，地跨湖北、河南兩省。源頭的閘門在河南省南陽市的陶岔。運河的終點有兩個，一個是北京，一個是天津。從陶岔至北京1267公里，中途去天津154公里，所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輸水幹渠號稱長1432公里。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幹渠並非如人們想象那樣，從丹江口水庫到北京接近一條直線。幹渠在鄭州市這裡轉了一個大彎，然後經焦作到新會，畫了半個圓。仔細看一下地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在鄭州市段，主要經過新密、新鄭、港區、南龍湖、管南、二七新區、常西湖新區、中原新區、滎陽，在鄭州市西北角下穿黃河，在黃河北岸、焦作市境內再出露地面。然後在黃河北岸、太行山南麓象游龍一般由西南向東北，再由西北向東南流至新會，再轉向東北至鶴壁，然後向北進入河北境內。
中國地形總體是西高東低，河流多是從西向東流。大江東去，一江春水向東流，便是中國河流大致走向的描述。而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則是從南至北，與數百條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相交。為了保證進京貢水的水質，南水北調中線幹渠與自然河流採用立體相交的形式（而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與自然河流採用平交形式）。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從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的上面用渡槽的形式通過（如沙河渡槽）或者在自然河流/人工渠道的下面採用虹吸管的形式通過（如滹沱河倒虹吸工程），據稱這些工程都是世界之最。也可以是自然河流/人工渠道在南水北調中線幹渠的上面或者下面通過。但是幹渠與自然河流絕對不能交叉。特別是河南省的河流水質污染嚴重，各地遍布癌症村，要堅決禁止這種致癌的污水進入北京。大家都聽說過這樣的故事，過去皇帝吃東西前都讓太監先嘗嘗，唯恐自己被毒死。現在為進北京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質把關的是魚，因為魚比人對污染物質更加敏感。如果在進京處水質檢驗站的魚發生不安的舉動，則立即下閘，禁止這部分水進京。通過退水閘將調來的水放棄，流入自然河流，名曰生態補水，補充北方地區的地下水。 如果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真實目的是為了解決中國北方、特別是北京、天津的缺水問題，同時又不承擔航運任務，應該採用埋管的方式。埋管的優點是占地少、造價低、輸水量大，不受外界干擾，特別是不會破壞自然河流體系。埋管方式的唯一“缺點”就是人們看不到“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功績。而彰顯中共決策層的英明則是最大的政治。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幹渠在河南境內長達730多公里，占總長度的一半，流經南陽、平頂山、許昌、鄭州、焦作、新鄉、安陽、鶴壁等8個省轄市，21個縣(市、區)，占地35.5萬畝，其中永久性占地17.4萬畝，搬遷移民21萬多。都說賈魯河是河南省最長的河，256公里，比起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幹渠那是要相差許多。應該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幹渠才是河南的母親河，一個人造出來的母親。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總幹渠鄭州段，起點位於長葛與新鄭交界的新鄭市觀音寺鎮英李村，終點位於穿黃工程隧洞出口，途經新鄭、中牟、管城、二七、中原、高新、滎陽等7個縣（市、區），全長128.94公里，占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總長的1/10，占河南境內總幹渠長度的1/5。鄭州段工程總占地面積約為5.5萬畝，其中永久占地4.3萬畝。鄭州段總幹渠水面寬約60米，水深7.0米，兩岸防護林帶寬約4米至8米，總占地平均寬約140米（參見：東方今報，2009年07月29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鄭州段開工7個分水口往鄭州送清泉）。 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幹渠是一條封閉的人工河。幹渠兩邊有高於2米的柵欄，一般人不能靠近。為保衛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幹渠，丹江口大壩與三峽大壩一樣，有解放軍部隊守衛，沿線幹渠有近2000人日夜保護。 根據原來的規劃，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的平均每年調水量為95億立方米，水量分配方案如下： 河南省：37.69億立方米； 河北省：34.7億立方米； 北京市：12.4億立方米； 天津市：10.2億立方米。 但是這個目標一直都沒有達到，最主要是丹江口水庫所在的漢江的水資源量不足。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十四五計劃中要施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後續工程，通過從長江抽水到漢江，以提高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平均每年調水量至130億立方米。這無非是用繼續投資、擴大工程規模來掩蓋前期工程的錯誤，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每年向鄭州提供5.4億立方米的水量，其中的部分水量直接供給自來水廠，其餘水量則用水泵抽到尖崗水庫、常莊水庫等幾座水庫之中存放備用。 對於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供水，鄭州市需要支付水費。水費中的一項是水源工程水價，幹線工程河南省南陽段、黃河南段、黃河北段、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各口門水價分別為每立方米0.18元、0.34元、0.58元、0.97元、2.16元、2.33元。這一部分，鄭州市需要支付的水源工程水價是每立方米0.34元。如果再把將南水北調的水用電力提升到幾個水庫的費用等計算在內，那麼尖崗、常莊等水庫中裝的是水，但更是人民幣。這也就是常莊、郭家咀水庫非要等到最後一刻才下達泄洪命令的原因。 南水北調工程是中共的門面工程，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為保證北京的貢水，所以保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運行安全是中共決策層優先要考慮的。 二、國家氣象局長在2015年發出警告：氣候變化將影響南水北調等工程安全穩定性2015年5月4日《學習時報》刊登《高度重視氣候安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答本報記者問》一文。 鄭國光指出，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中國重大工程面臨的風險加大。氣候變化影響重大工程(如青藏鐵路、電網、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能源工程、生態工程等)的安全性和穩定性等。 鄭國光從氣候特徵上來分析，中國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國家。降水南多北少，旱澇分明；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年際差異大，中國年平均降水量632毫米，最多年份是最少年份的1.3倍；冬冷夏熱，氣溫年較差大；氣候類型複雜多樣，有熱帶季風氣候、亞熱帶季風氣候、溫帶季風氣候、溫帶大陸氣候、高山高原氣候等；氣象災害種類多，影響大。 而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氣候離差值出現了統計意義上的顯著變化。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氣候平均狀態的變化；氣候離差值增大，表明氣候狀態不穩定性增加，氣候異常愈明顯。導致氣候變化的原因，可以分為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自然原因包括自然變率、太陽活動、火山活動、陸地及海洋等；人為原因包括人類活動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氣溶膠、土地利用和城市化等。 鄭國光指出，中國氣候變暖的趨勢，其幅度明顯高於全球。例如，近60年來，全國地表平均氣溫升高1.38℃，平均每10年升高0.23℃，幾乎為全球的兩倍。其中，北方增溫高於南方，冬季高於夏季，夜間高於白天。本世紀前10年是近百年來最暖的10年。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出現了中國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頻發的狀況。比如，2003年，淮河發生僅次於1954年的流域性大洪水；2004年，“雲娜”颱風造成重大災害；2005年，西江發生超百年一遇特大洪水；2006年，川渝遭受百年一遇乾旱，南方地區遭受“碧利斯”“格美”“桑美”颱風災害；2007年，淮河再次發生流域性大洪水；2008年，南方發生歷史罕見低溫雨雪冰凍災害；2009年，北方冬麥區發生大旱；2010年，西南地區發生特大乾旱，舟曲發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2011年，長江中下游地區旱澇急轉；2012年7月21日，華北遭受特大暴雨，給京津冀造成重大影響；2012年5月10日，甘肅岷縣遭遇特大冰雹襲擊；2013年7月至8月上旬，南方遭受嚴重高溫熱浪襲擊；2014年7月，超強颱風“威馬遜”重創海南等等。 鄭國光特別指出：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南水北調工程。實際上，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我國重大工程面臨的風險加大。氣候變化影響重大工程(如青藏鐵路、電網、三峽工程、南水北調工程、能源工程、生態工程等)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影響重大工程的運行效率和經濟效益，影響重大工程的技術標準和工程措施等。 鄭國光說，最近大家都在關注南水北調工程，是特指大家都在關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第4頁指出：“這次特大暴雨是在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異常偏北、夏季風偏強等氣候背景下，同期形成的2個颱風匯聚輸送海上水汽，與河南上空對流系統疊加，遇伏牛山、太行山地形抬升形成的一次極為罕見特大暴雨過程，對河南全省造成嚴重衝擊。” 此段描述與鄭國光的分析是一致的，是常識：中國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國家，夏季降雨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颱風的影響。這也是通過1975年8月板橋等62座水庫潰壩、造成24萬人死亡的事件所獲得的知識。還有就是地形的影響，太行山等山脈的抬升作用。出於對1975年板橋等62座水庫潰壩獲得的認知，中國科學家再回首1963年8月的海河大洪水，也是受“西南暖濕氣流和颱風的共同影響”，加上太行山山脈的抬升作用，造成海河流域的大範圍降雨，洪水一直衝到天津城下。此外還有1996年8月和2016年7月河北邢臺暴雨，2012年7月北京暴雨等等，都是同樣的原因所造成的。 多年來筆者一直警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所經地區，正好是東部平原氣候與西部山區氣候的交接帶，條件十分複雜，變化難以預測。中國兩個最大暴雨中心均位於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以西地區，一個在河南（1975年暴雨），一個在河北（1963年暴雨），這兩個暴雨中心對中線工程威脅最大。 1963年8月上旬，華北平原西部、太行山脈東側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暴雨，暴雨中心河北省內丘縣獐麼7天總降雨量2050毫米，為當時中國大陸一次暴雨過程最大降雨記錄。獐麼日降水量最高達865毫米。北京北運河的沙河閘和酒仙橋日降水量均達400毫米；日降水量超過200毫米的地方不在少數。海河流域諸水系均出現歷史上罕見的大洪水，300多座中小型水庫潰壩，河北省101個縣被淹，平均行洪寬達100公里，京廣鐵路以西大部分平原地區成為一片澤國。京廣鐵路中斷行車27天。真實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公布。僅劉家台水庫潰壩，死亡943人。這次暴雨來勢之猛、強度之大、範圍之廣、歷時之長，均為該地區有氣象記錄以來所未有的。 1975年8月上旬，河南省南部淮河上游丘陵地區發生特大暴雨，從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過程雨量達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為1605毫米。暴雨的強度超過當年的水庫大壩設計者們的預計。8月8日1時板橋大壩潰垮，六億多立方洪水，十幾米高的洪峰咆哮而下。石漫灘、田崗、竹溝等共62座水庫大壩在短短數小時間相繼垮壩潰決。造成河南省有29個縣市、1100萬人受災，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中斷行車18天。最後空軍用炸彈爆毀了阻擋分洪的堤岸。共24萬人死於這次災難。 如果638或者758暴雨重現，幾十公里乃至一百公里寬、幾米或十幾米高的咆哮而來的洪水，遇到自南而北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鋼筋水泥幹渠的阻擋，那又將是什麼狀態？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設之前，河南省有幾百條自然河流要與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相交。為了減少建設費用，最後只留下105條河流，讓其餘的河流消失。這105條河流分別從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的上方以人工渠道的方式或者在幹渠的下方以倒虹吸工程的方式通過，以保證當時的髒水不影響進京貢水的水質。如果採用倒虹吸工程的方式，洪水會乖乖地下沉進入倒虹吸工程從幹渠下面通過？洪水中攜帶的大量物質，不會堵塞倒虹吸工程？河床、河堤和幹渠所組成的斷面能保證如此大的洪水順利通過？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採用人工渠道的方式在幹渠的上方通過，人工渠道的通過能力是否足夠大，保證洪水安全通過而不會漫堤溢出？回答也是否定的。那些被人為消失的河流，在遭遇強降雨的情況下，這裡又恢復成為洪水的通道，但是遇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洪水無法通過，在幹渠左側壅高，威脅幾千萬百姓的生命安全。 按照最初的規劃，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調水只是對解決北京、天津等北方城市的缺水問題起輔助作用、補充作用。但是現在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改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已成為很多北方城市的供水生命線：北京城區7成以上供水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天津市主城區供水幾乎全部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習近平親自規劃布置建設的雄安新區沒有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也無法生存，河北省省會石家莊離不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河南省省會鄭州的1千多萬人口供水依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有人以為，通過南水北調工程，特別是中線工程，北京、天津、河南、河北等地大城市的供水水安全有了進一步的增強，水資源短缺局面從根本上得到緩解。其實這種看法是短視的也是錯誤的。北京、天津等諸多城市中心區域的供水高度依賴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調水，這對北京、天津這些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留下極大的安全隱患，使得城市發展潛力盡失。特別是在戰爭環境下，南水北調中線工程1000多公里長的幹渠中的任何一段被破壞，北京、天津等城市就失去主要水源，保衛北京、天津就成為一句空話，長期堅守已經不可能了。如果說，北京不適合作為中國的首都，過去只是一些學者討論的話題。如今，中國首都必須另選其他地方，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所以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完工、投入運行之後，也就是鄭國光指出，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工程風險更大的時候，在中共決策層中已經形成共識，河南省、河北省的抗洪形勢和任務將發生根本的變化：盡全力保護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安全，如同長江防洪的重點在荊江河段、在武漢等大城市一樣。 三、保衛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安全是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過程中的重中之重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鄭州市遭遇大暴雨，常莊水庫大壩多處發生管涌，河南省省長王凱、鄭州市市委書記徐立毅等到常莊水庫現場指揮，最後由河南省省委書記樓陽生決定緊急泄洪。於此同時，尖崗等水庫也都採取泄洪措施。緊接着郭家咀水庫發生庫水漫頂，大壩隨時可能潰壩。鄭州市諸多水庫的緊急泄洪，特別是常莊水庫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超過賈魯河等河流的通過能力，泄洪水量溢出城市河流的河道，淹沒鄭州市的街道、公共設施、居民住宅，地鐵5號線被淹，京廣快速隧道被淹，醫院被淹，災情十分嚴重。但是人們看不到中共政府有效組織的抗洪措施，在市區看不到應急部的救援人員，看不到解放軍官兵。這是什麼原因？ 2021年7月21日中共水利部網站發布消息：近日，河南等地多條河流發生暴雨洪水，鄭州郭家嘴水庫搶險工作仍在緊張進行，水利部在指導河南省水利廳做好暴雨洪水防範工作的同時，緊急部署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項應對準備。
這條消息的標題是：水利部緊急部署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防汛工作。可見，儘管在鄭州市發生地鐵5號線被淹，京廣快速隧道被淹，醫院被淹的重大災情時，人員死傷慘重，但是中共水利部最為關心的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安全。 水利部的報道說：水利部在指導河南省水利廳做好暴雨洪水防範工作的同時，緊急部署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項應對準備。 主要有四條措施： 一是21日0時30分，渠首引水閘進一步下調入渠流量至50立方米每秒，並陸續開啟上游退水閘退水。大幅下調金水河上下游節制閘開度，儘可能減輕對總幹渠的衝擊。 二是組織金水河上下游可能受郭家嘴水庫潰壩洪水影響渠段內所有運行管理人員緊急撤離到安全地帶。 三是潰壩洪水影響範圍內渠段閘門保持遠程調度運用，影響範圍外渠段做好通訊中斷現地手動控制的準備。 四是緊急向京津冀豫4省市通報險情，並提請做好斷水和水源切換準備。目前南水北調中線總幹渠總體運行安全。 水利部緊急布置中的第一條措施就是從21日0時30分開始，渠首引水閘進一步下調入渠流量至50立方米每秒，並陸續開啟上游退水閘退水。大幅下調金水河上下游節制閘開度，儘可能減輕對總幹渠的衝擊。 前面已經介紹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在渠首陶岔通常的入渠流量（出水量）是每秒400立方米（一說每秒420立方米），而在鄭州市西北角處的穿黃工程（從黃河下部通過）的通過能力為每秒280立方米。按照運行計劃，在正常情況下，從陶岔到穿黃工程的這一路中，南陽、平頂山、許昌、鄭州等城市的取水量達每秒120立方米水。無論是水庫大壩工程還是大規模的調水工程，都是按照工業生產的思路設計，象在流水線上操作一樣，外部的條件是不變的，永遠保持一致的，輸水工程也象機器一樣，每一分鐘都是按照一個程序運作。但是，老天爺並不按照人們的設計來運行的，它有自己運行的邏輯和規律。 雖然中共水利部已經得知，7月17日以來，河南中部北部、河北南部、山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區降了暴雨到大暴雨，局部降了特大暴雨。但是中共水利部並沒有預見此次大暴雨可能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造成的巨大風險，所以並沒有預先減少在渠首陶岔的入渠流量，而是保持正常的入渠流量每秒400立方米（或每秒420立方米）運行。從陶岔到鄭州，一般需要2至3天時間，流速高低視丹江口水庫的水位而定。水這個東西，它在缺乏的時候是十分值錢的東西，大家都搶，也願意出高價獲得；但是在水多的時候是一文不值，大家都要丟棄的東西。水從陶岔出來，南陽、平頂山、許昌都遭遇大雨暴雨，大家不要，水都流到了鄭州。但是受穿黃工程通過能力的限制，起碼有每秒120立方米以上的水量（包括落入幹渠的降水）必須作為在受穿黃工程前退水進入鄭州的河道，最後流入賈魯河。請注意，賈魯河的最大通過能力是每秒200立方米。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在鄭州市的退水（釋放幹渠中的水量），增加了鄭州市主市區河流的水量，抬高河道的水位，加重了鄭州的災情。 下面是2021年7月20日鄭州市抗旱防汛指揮部的一份內部明電《關於組織做好常莊水庫及索河下遊人民群眾緊急撤離的通知》：“索河、索須河、賈魯河沿線各區縣（市）人民政府（管委會）：在經受連續多天強降雨浸泡後，7月20日，常莊水庫壩後坡在125米高程處出現管涌險情，正在緊急泄洪，市水利部門正在組織隊伍，、物資進行應急搶修搶護。同時為了確保南水北調安全，索河退水閘開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當前我市大範圍強降雨仍在繼續，庫區匯水集中，水庫水位漲幅較大，已超出汛限水位。為確保下游沿線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請各地接通知後儘快組織群眾緊急轉移疏散。”該內部明電的落款日期為7月20日，但並未說明具體時間。筆者以為，這份內部明電應該是在7月20日15時前後發出的，因為常莊水庫最大流量泄洪的時間是在15時。
這份內部明電指明，為了確保南水北調安全，索河退水閘開始大流量泄洪，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索河退水閘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在穿黃工程之前的最後一個退水閘，下泄流量100立方米每秒以上，與前面的分析基本相符。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經過索河退水閘進入索河，最後還是流入賈魯河。 根據水利部的報道，除了索河退水閘開啟之外，還開啟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金水河退水閘。而在7月20日晚，金水河上游的郭家嘴水庫發生漫頂、大壩發生大面積滑坡，採用緊急開挖泄洪道的措施，讓郭家嘴水庫的蓄水以及上游地區的洪水通過泄洪道進入金水河。一邊是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退水，一邊是來郭家嘴水庫的緊急泄洪，其後果可想而知，如淹了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等。 四、中部戰區的官兵在保衛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第一線在中國解放軍是救災的主要力量，這一點在1998年長江抗洪過程中表現最為明顯，特別是是武警水電縱隊是一支抗洪救災的專業隊伍，裝備先進，特別是救災專用的大型設備。武警水電縱隊已經於2018年8月退出現役，所屬官兵集體轉業。過去武警水電縱隊還使用一塊企業招牌，稱中國安能建設總公司（簡稱安能集團），方便參與在一帶一路的水庫大壩工程，特別是擔任中國公司的保安任務。武警水電縱隊退役後，繼續使用安能集團，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管理。在河南鄭州“7.20”洪災過程中，作為救災主要力量的解放軍也是把重點放在保衛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根據中國國防報李光輝和魏聯軍撰寫的《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民兵協助河南開展防汛救災工作紀實》（2021年7月23日發表），2021年7月中部戰區投入的河南、鄭州救援行動，是習近平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以來，對戰區部隊大規模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的一次檢驗。報道寫道：“按照中央軍委部署，中部戰區依託河南省軍區設立防汛抗洪前進指揮所，截至7月22日17時，共計派出44批次救援梯隊，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6000餘人，民兵、預備役10000餘人，出動救援車輛和工程機械1400餘台、舟艇170餘艘投入救援行動。” 但是來自鄭州市的報道，7月20日下午4時至8時，在鄭州市中心發生了地鐵5號線列車被水淹沒，京廣地下隧道被水淹沒……在事故現場，沒有解放軍的救援梯隊，沒有鄭州民兵或者的預備役身影。問題是：解放軍的救援梯隊在哪裡？ 前面的文章中已經介紹了常莊水庫、尖崗水庫與郭家咀水庫的情況，這三個水庫是懸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上的三把“利劍”。 解放軍部隊的介入，最早應該在7月20日上午9時許，當時鄭州市的最強暴雨尚未發生。但是鄭州南四環段因連降暴雨積水上漲，隨時可能倒灌渠道，污染南水北調水質。這就是前面介紹的，南水北調中線幹渠左側是暴雨區，是地勢高的地區，過去有幾百條河流，為了節省工程投資，在河南省境內只留下105條河流，其餘的河流均被消失。天降暴雨，幹渠左側的降水形成地面徑流，受幹渠阻擋無法流到地勢較低的幹渠右側地帶，在幹渠左側壅高水位，隨時可能湧入幹渠。所以，駐鄭州市的解放軍和管城區人武部出動150多名現役官兵和民兵，緊急開挖水溝將污水引走，以免影響南水北調工程幹渠中的水質。 中央電視台軍事頻道於2021年7月21日11:25播放一段視頻《鄭州民兵駐軍共同守護南水北調工程》，報道的文字注釋為：南水北調工程途經鄭州南四環，途中有一段400米左右的低洼地帶。因連續降雨，污水大量積聚，隨時可能湧入渠道內。鄭州市管城區和駐軍共投入民兵和現役官兵150多人，緊急開挖引水溝，並用抽水泵排水，加高加固堤壩，終於完成向外排澇。
於此同時，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穿黃工程焦作段發生大面積滑坡。焦作軍分區迅速組織2600多名民兵疾赴現場，加固主壩，排水清淤，確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貢水”的順利輸送。2021年7月22日17時02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網刊登新華社辛振乾和張曉亮的題為《為了京津地區正常用水——河南省焦作軍分區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防汛搶險現場見聞》的報道：“7月20日，南水北調中線穿黃工程溫縣段一處發生大面積滑坡，形勢十分嚴峻。河南焦作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唯一穿城而過的城市。面對滔滔洪水，焦作軍分區官兵立下錚錚誓言：“確保南水北調順利輸送，確保京津地區居民正常用水。”一場“國字號”工程保衛戰隨即打響。溫縣人武部政委劉東帶領235名基幹民兵第一時間趕赴現場，迅速展開搶險工作。軍分區司令員劉同興、政委胡凱冒着瓢潑大雨現場組織指揮。”
緊接着，7月20日15時，常莊水庫大壩出現管涌，大壩出現險情。常莊水庫採取無預警的緊急泄洪，最大泄洪流量達到每秒525立方米，遠遠超過下游賈魯河每秒200立方米的通過能力。根據李光輝和魏聯軍的報道，“中部戰區、河南省軍區領導急赴水庫，與地方領導一起組織指揮，武警河南總隊鄭州支隊150餘名官兵和鄭州警備區1000多名民兵，配合地方應急力量封堵管涌、加固堤壩、疏通河道，轉移庫區下游群眾10萬餘人。水庫上空，軍地百餘架不同型號的無人機實時空中偵察、傳輸情報，為支援抗洪作戰提供保障。” 央視新聞客戶端於2021年7月21日9時40分發布題為《河南多地暴雨，子弟兵已出動奔赴救援一線！河南加油！》的報道如下：“7月20日16時許。鄭州市中原區常莊水庫開閘泄洪，為防範泄洪過程可能出現的險情，18時50分，應鄭州市政府請求，武警河南總隊鄭州支隊出動150餘名官兵，攜帶皮划艇、救援裝備5800餘件，緊急參與搶險救援任務。” 又根據新華網2021年7月21日的題為《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聞“汛”在河南多地展開搶險救災》報道：“7月20日，鄭州市單日降雨量突破歷史極值，單小時降雨量超過日歷史極值，造成市區嚴重內澇，多個水庫超警戒水位。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300餘名官兵聞令而動，攜帶應急抗洪裝備奮戰救援一線。他們當中，大多為即將離開大學的畢業學員。目前，仍有200名官兵堅守在常莊水庫。”
還是根據上篇報道：“當天，駐豫的武警第一機動總隊、武警河南總隊等緊急出動1000餘名官兵就地展開搶險救災——17時20分，賈魯河中牟縣官渡鎮大王莊段多處發生漫堤險情，武警河南總隊機動支隊特戰大隊、偵察中隊、工兵中隊共300餘名官兵立即奔赴事發地域，進行河堤加固、搶險救援。17時50分，鄭州市惠濟區枯河豐樂農莊段發生決口，武警河南總隊機動支隊出動200餘名兵力，攜帶衝鋒舟等參與搶險救援，擔負決口封堵、堤壩加固等任務。鞏義市、登封市等地多處嚴重積水，群眾被困。武警第一機動總隊某支隊300餘名兵力攜帶救援裝備，至21日凌晨1時，將受洪水威脅的20餘個村莊群眾全部安全轉移。”
報道中提到的賈魯河中牟縣官渡鎮大王莊段多處發生漫堤險情，是由於常莊等水庫泄洪與南水北調工程退水造成的。而17時50分鄭州市惠濟區枯河豐樂農莊段發生決口，則是由南水北調工程退水直接造成的。17時50分也是鄭州市京廣隧道被淹的時間。 中共軍方的微博“中國軍視網”發文說，7月20日晚上9點多，暴雨襲擊鄭州導致停電，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鄭州校區的畢業匯演被迫暫停，於是，數百名畢業學員點亮手機，一起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有網民評論說，拜託你們先去救災吧。 根據解放軍報記者劉建偉、李鵬、汪飛的報道：鄭州市郭家咀水庫水位快速上漲、漫壩，壩體破損。險情發生後後，中部戰區調度駐豫部隊，第83集團軍某防工化旅、武警河南總隊、民兵預備役官兵緊急馳援處置。目前部隊官兵和地方防汛部門，利用大型機械，繼續闊挖臨時泄流通道，以降低水庫水位。同時組織官兵，對下游溢洪道進行疏浚，確保水庫安全（中國軍網《中部戰區緊急馳援郭家咀水庫搶險》，2021年7月22日）。
7月21日6時，位於焦作市一體化示範區陽廟鎮聶村南水北調大沙河倒虹吸堤坡發生坍塌，雨水夾雜着泥沙倒灌進總幹渠。險情就是命令。焦作軍分區迅速啟動防汛搶險應急預案，一體化示範區120名民兵聞“汛”而動，立即進行搶險。9時13分，山陽區人武部部長黃應龍帶領80名民兵前來馳援。”“這次焦作市降雨量突破歷史極值，轄區內多條河流預警，對南水北調工程造成嚴重威脅。”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焦作城區段辦公室負責人說，“看到迷彩服，心裡很踏實，廣大民兵用血肉之軀築起一道道屏障，保證了國家重點工程安全度汛。” 報道最後指出：“同一時間，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沿線的博愛、溫縣，解放、山陽、中站、馬村區(縣)人武部等12支民兵防汛搶險分隊，晝夜在南水北調總幹渠值守，密切關注汛情，隨時做好突發險情，確保一渠清水安然無恙。” 根據中國國防報李光輝和魏聯軍的報道，截至7月22日17時，中部戰區共計派出44批次救援梯隊，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6000餘人，民兵、預備役10000餘人。 分析公開發布的報道，中部戰區正式下令派出部隊參加河南鄭州救災是在7月20日晚，在鄭州京廣快速隧道和地鐵5號線被淹之後。在這之前有部隊應地方政府要求參與救災。解放軍的救援隊伍，主要戰鬥在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沿線或者對該工程造成威脅的水庫大壩工程旁。 另外，名為中部戰區的微博視頻號在2021年7月20日晚23時發布消息說：“7月20日，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境內伊何灘攔水壩出現約20米決口，河堤受損嚴重，攔水壩隨時可能垮塌。應伊川縣人民政府請求，按照中部戰區命令，第83集團軍某工程防化旅緊急出動，星夜馳援執行爆破分洪任務。該旅是國家級抗洪搶險應急專業部隊，先後參加1998年長江抗洪搶險、2008年抗震救災等重大搶險救援任務。截至目前，救援仍在繼續！”這是早期關於解放軍投入救災的消息，但投入地點為洛陽市，按下不表。
中部戰區解放軍官兵在鄭州市的再次投入是在2021年7月24日或稍早時候。根據台灣《自由時報》2021年7月24日題為《解放軍全面接手！京廣隧道傳已挖出6000遺體 真相恐成「國家機密」》的報道：“整個京廣隧道相關工作已由解放軍接手，地方救援人員完全撤離，這意味著此一事件可能已上升至國家機密層級，外界恐永遠無法得知隧道內的真相。”
五、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質的真實情況確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運行安全，就是要保證河南省、鄭州市自然河流中的受到嚴重污染、含有高致癌物質的水不要進入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影響進京“貢水”的水質。 中共政府一向宣稱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庫的水質好，符合中國地表水II類水質的要求（註：I類最好，V類最次）。其實丹江口水庫的水質並不好，特別是氮氧含量很高，主要是來自漢江流域農田的化肥投入。水庫富營養化問題不可小覷，中國的太湖、巢湖、滇池的藻類爆發都是湖泊富營養化所致。從官方報道中來看，丹江口水庫的水質，符合II類水質的要求，其中的奧妙是：水中的氮氧含量不參加水質評價。如果做氮氧含量參加水質評價，丹江口水庫水只能滿足IV類水質的要求。根據中國地表水水質評價的規定，IV類水不能作為生活用水水源，只能作為農業用水水源。目前丹江口水庫富營養化的問題，已經沿着幹渠向北擴散。鄭州市的尖崗水庫、常莊水庫，接受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水庫富營養化也很嚴重。就是北京的密雲水庫，也出現了富營養化狀況。美國科學家賈德•戴蒙（Jaleaed Diamond），曾在他的著作《大崩壞》中指，南水北調工程將會導致污染擴散、江水資源失衡，造成生態浩劫，不幸被他言中。 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過程中，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河南省委和省政府、鄭州市委和市政府，特別是參與救災的中部戰區，把確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運行安全作為首要任務，而忽略了保護人民生命不受危害的主要任務。這種防災措施導致了鄭州市內救災措施不力和行動遲緩。此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幹渠在鄭州市的退水，加重了鄭州的災情。 水災研究 七
1949年之前，中國沒有水庫無預警泄洪的問題，因為那時全國僅有二十幾座水庫，而且建設水庫大壩的工程目標單一，就是為了發電。1949年之後，中共政權馬上從前蘇聯引入了斯大林的經驗，認為水庫大壩既能防洪還能抗旱，建造大量的水庫大壩來以求戰勝自然災害，淮河流域成為第一個試點場地。在中共《治淮方略》的指導下，佛子嶺、梅山、板橋、石漫灘等諸多大型水庫紛紛湧現，同時湧現的還有千萬座中小型水庫，形成了“葡萄串”、“滿天星”，以至於淮河委員會和河南省省委領導人相信自然災害將很快被消滅。至2021年7月20日中國共擁有近10萬座水庫大壩。根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曾有過幾千座水庫大壩失事，失事概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至2106年淮河水系及沂沭泗河水系有各種水庫5654座，其中大型水庫36座、中型水庫156座。但這些水庫大多為病險水庫，年久失修，人庫爭地，具備調洪能力的不足1/20。因此淮河流域依然是洪澇和乾旱災害十分嚴重的地方。 對於水庫的泄洪，特別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況下的水庫突然泄洪，如何發布泄洪的預警以及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中國的有關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和《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水利部關於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都沒有具體的可執行的規定，這是一個空缺的區域。若是按照相關的民事侵權法律追究責任人的賠償責任，在中國幾乎沒有討回公道的可能，因為水庫大壩工程的所有權屬於中共政府。正因為中共政府不對水庫無預警泄洪所造成生命和財產的重大損失予以賠償，所以水庫無預警泄洪的事件時有發生，而且近年來越發頻繁。 根據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鄭州市143座水庫中有常莊、郭家咀等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又根據鄭州市宣傳部公布的消息，鄭州的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長達14小時，直到20日深夜才發出通告。事實是，常莊水庫於7月20日上午10時開始泄洪，之後泄洪逐漸增大，至下午15時常莊水庫打開輸水洞全部閘門泄洪，媒體報道的水庫泄洪量為每秒500立方米，已經遠遠大於下游賈魯河的通過能力。實際的最大泄洪量可能更大，因為常莊水庫輸水閘門的最大泄洪能力是每秒1344立方米；據報道常莊水庫的入庫流量曾達到每秒800立方米，要使水庫水位下降，每秒500立方米泄洪流失是不夠的。中國官媒報道，常莊水庫泄洪在先，發現大壩出現管湧現象在後。國務院《調查報告》透露，常莊水庫出現管涌險情後開始泄洪。2020年7月20日下午16時鄭州部分城區開始降大暴雨，但此時鄭州已經被淹，重大傷亡已經發生。按照規定，洪水期間常莊水庫的調度權歸河南省抗旱防汛指揮部，而且做出無預警泄洪決定的正好也是河南省省委書記樓陽生。在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後，尖崗水庫等諸多水庫也紛紛無預警泄洪，加重了鄭州災情。水庫無預警泄洪是造成鄭州“7.20”特大洪災的一個主要原因。 國務院《調查報告》對民眾關心的水庫無預警泄洪以及對鄭州洪災的影響並沒有做出任何解釋，讓人非常失望。中共官方媒體引用的最多解釋是：“如果不泄洪，一旦潰壩水庫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鄭州遭受的水災要比之前更為嚴重”，此話出自中共常莊水庫黨支部書記趙潤濤之口。 為什麼近年來中國普遍存在水庫無預警泄洪問題，其原因在於： ——習近平的金句指示沒有可執行性； ——水庫的防洪目標與發電、供水、灌溉、養魚等經濟目標互相矛盾，往往發電、供水等經濟目標在運行中高於防洪目標； ——實現水庫防洪目標的技術條件並不存在：準確的氣象預報尚不可能、水庫庫容太小，無法擔當抗洪的重任； ——為誇大水庫大壩的效益，防洪庫容與興利庫容重複計算； ——水庫中泥沙淤積嚴重，設計的防洪庫容並不存在，防洪效益也不存在； ——現有水庫大壩中病危水庫大壩所占比例居高不下； ——保證水庫大壩工程安全渡過汛期、保證水庫不失事是國家防總每年工作的重點； ——現行的水庫管理責任制度和經濟管理制度，決定了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絕不預先泄洪； ——把責任推給老天，推卸責任，中共政府不承擔賠償責任，不拿百姓生命財產當一回事。 一、中共水利部部長在回顧2021年洪水災害時隻字未提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在中國的一些專家眼裡，在中國的官方媒體報道中，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是一場“千年不遇”的自然災害，甚至是“五千年不遇”的自然災害。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沒有用“千年不遇”或者“五千年不遇”的詞語，而只是說：“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省遭遇歷史罕見特大暴雨”，所指範圍是河南省，使用了“歷史罕見”一詞，是一種非定量性的描述，百年一遇可以是歷史罕見，萬年一遇也可以是歷史罕見。而其1975年8月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發生的暴雨，其總體強度超過“7.20”暴雨，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河南省已經出現了兩次“歷史罕見特大暴雨”。如果算上1963年邢臺地區出現的“歷史罕見特大暴雨”，這是1949年以來的第三次。可以預期，以後還會不時出現。 2022年3月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結束後舉行了“部長通道”採訪活動，邀請部分列席會議的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採訪，包括水利部部長李國英。 李國英回顧了2021年發生的重大水旱災害，但是隻字未提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李國英只是介紹說：“我國地理氣候條件特殊，降雨的時空分布極不均勻，由此帶來的水旱災害多發頻發重發，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基本水情。去年，長江、黃河、海河流域漳衛河、嫩江、松花江、黑龍江、太湖等大江大河大湖相繼發生洪水，特別是進入秋季，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秋汛，海河流域漳衛河發生了有實測資料以來最大的秋季洪水，漢江發生了7次超過1萬立方米每秒的秋季大洪水。與此同時，珠江流域特別是東江、韓江流域發生了6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來水量減少七成以上，珠江三角洲城鄉居民供水安全受到嚴峻挑戰。”李國英強調了在2021年10月上中旬在山西、陝西與河北發生的洪水災害，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秋汛，海河流域漳衛河發生了有實測資料以來最大的秋季洪水等等，但是沒有提起2021年7月17日至23日河南鄭州遭遇的“歷史罕見”特大暴雨，十分耐人尋味。 李國英特別強調了面對災情要做的預報、預警、預演、預案，強調水庫大壩是第一道防線，發現險情堅決做到“搶早、搶小、搶住”，確保工程安全。李國英回顧說：“面對極其嚴峻的汛情、旱情，我們全力以赴，重點做好三件事情：一是堅定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對防汛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確要求要始終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這既是各種防禦方案正確與否的判別標準，更是各項防禦工作必須實現的根本目標。二是堅持‘四預’，就是預報、預警、預演、預案。我們要求對每一個流域、每一場次洪水、每一座水庫調度、每一處堤防工程防守、每一座蓄滯洪區的分洪運用、每一處受洪水威脅的人員撤離，都要做到而且必須做到‘四預’，做到科學應對、有序應對、有效應對，堅決打有準備之仗、有把握之仗。三是堅守防線。洪水襲來時，水庫大壩、河道堤防是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水利幹部職工、應急搶險隊伍、沿線人民群眾、社會各方力量視汛情為命令，日夜堅守在防汛一線，巡堤查險，預置料物、設備，發現險情堅決做到‘搶早、搶小、搶住’，確保工程安全。”李國英指出的堅持“四預“，其中之一就是預警。 最後李國英表揚了水庫大壩工程在2021年應對災情做出的貢獻。李國英說：“2021年，全國共有4347座次大中型水庫投入攔洪運用，攔蓄洪水量累計達1390億立方米，全國有11座國家蓄滯洪區投入分洪運用，分蓄洪水量13.28億立方米。通過防洪工程體系和非工程體系的共同作用，全國減淹城鎮1494個次，減淹耕地2534萬畝，避免人員轉移1525萬人，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面對珠江流域60年來最嚴重的旱情，構築起當地、近地、遠地供水保障三道防線，實施全流域水資源統一調度，梯次補充徑流，抑制咸潮上溯，確保了香港、澳門和珠江三角洲城鄉居民的供水安全。” 從李國英對2021年發生重大水旱災害的總結可以看出，水庫大壩工程是中共政府應對洪水和乾旱災害的最主要技術措施，是第一道防線。李國英不提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這次洪水災害過程中水庫大壩工程沒有發揮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定海神針的作用，相關政府並沒有做到堅持‘四預’，常莊等水庫的無預警泄洪所造成的後果，在李國英的心中只是一次偶爾的“走麥城”，不值一提。 二、1949年後引進前蘇聯的經驗，大規模建設水庫大壩工程，淮河流域是第一個試驗場地1949年之前，中國沒有水庫無預警泄洪的問題，因為那時全國僅有二十幾座水庫，主要是日本侵華期間在東北地區建設的，主要的工程目標是發電，比如松花江上的豐滿水庫、鴨綠江上的水豐水庫等。 1949年之後，中共馬上從蘇聯引入斯大林的經驗，認為水庫大壩既能防洪還能抗旱，而且還能拿發電（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建造大量的水庫大壩來以求戰勝自然災害以證實“人定勝天”的理論。 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這樣寫道： “這是不是說，例如，自然規律發生作用的結果、即自然力發生作用的結果是根本無法避免的，自然力的破壞作用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以不受人們影響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出現的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天文、地質及其他某些類似的過程中，人們即使認識了它們的發展規律，也確實無力影響它們。把這些過程除外，在其他許多場合，人們決不是無能為力的，就是說，人們是能夠影響自然界過程的。在一切這樣的場合，人們如果認識了自然規律，考慮到它們，依靠它們，善於應用和利用它們，便能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把自然界的破壞力引導到另一方向，使自然界的破壞力轉而有利於社會。 我們且從許許多多的例子中舉出一個來看。在上古時代，江河泛濫、洪水橫流以及由此引起的房屋和莊稼的毀滅，曾認為是人們無法避免的災害。可是，後來隨着人類知識的發展，當人們學會了修築堤壩和水電站的時候，就能使社會防止在從前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不但如此，人們還學會了制止自然的破壞力，可以說是學會了駕馭它們，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 水庫大壩工程能夠防止在過去看來是無法防止的水災，還可以駕馭自然，使水力轉而為社會造福，利用水來灌溉田地，取得動力。這就是中共關於常宣傳的水庫大壩即可以防洪還可以抗旱，同時還可以發電等。
中共政權開始興建水庫大壩來戰勝自然，淮河流域成為第一個試點場地。 在周恩來親自主持制定的《治淮方略》的指導下，佛子嶺、梅山、板橋、石漫灘等諸多大型水庫紛紛湧現，同時湧現的還有千萬座中小型水庫，形成了“葡萄串”、“滿天星”，以至於淮河委員會和河南省省委領導人都相信自然災害將被消滅。這個消滅自然災害的目標沒有達到，淮河流域成為受災次數最多、受災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就最近三十年而言，1991年，2003年，2007年，2016年，2020年，2021年淮河流域都發生大洪水，損失慘重，原因之一就是病險水庫多。遇到洪水來臨，為保水庫大壩安全，紛紛泄洪，其中多有無預警泄洪，造成人員和財產損失巨大。根據一項調查，至2106年淮河水系及沂沭泗河水系有各種水庫5654座，其中，大型水庫36座、中型水庫156座。但這些水庫大多為病險水庫，年久失修，人庫爭地，具備調洪能力的不足1/20。
三、關於水庫泄洪的預警是法律法規中的大漏洞《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是中國關於水資源的大法。 1988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水法》，2002年8月29日、2009年8月27日和2016年7月2日經過三次修改。關於水庫的泄洪，特別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況下的水庫突然泄洪，比如如何發布泄洪的預警以及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水法》未作任何原則性的規定。 1997年8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1998年1月1日起施行。《防洪法》在2009年8月27日、2015年4月24日和2016年7月2日進行了三次修正。關於水庫的泄洪，特別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況下的水庫突然泄洪，比如如何發布泄洪的預警以及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防洪法》未作任何規定。《防洪法》中關於關於蓄滯洪區的一些規定，比如使用蓄滯洪區應當給與補償等等，對於水庫泄洪和賠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是根據1991年3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77號發布並在發布之日起施行，並於2011年1月8日和2018年3月19日進行了二次修訂。《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大壩出現險情徵兆時，大壩管理單位應當立即報告大壩主管部門和上級防汛指揮機構，並採取搶救措施；有垮壩危險時，應當採取一切措施向預計的垮壩淹沒地區發出警報，做好轉移工作。”《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提到了“應當採取一切措施向預計的垮壩淹沒地區發出警報，做好轉移工作”但是使用的是“應當”一詞，而不是“必須”一詞。至於“應當”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更是沒有提及。關於水庫垮壩或者因有垮壩危險時而採取如泄洪等搶救措施所造成的損失，是否做出賠償，《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也沒有提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汛條例》是根據1991年7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86號公布並在發布之日起施行，並於2005年7月15日和2011年1月8日進行了二次修訂。《防汛條例》關於水庫的泄洪，特別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況下的水庫突然泄洪，比如如何發布泄洪的預警以及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未作任何規定。《防汛條例》只是在第二十條規定：有防汛任務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建設和完善江河堤防、水庫、蓄滯洪區等防洪設施，以及該地區的防汛通信、預報警報系統。第三十三條規定：在非常情況下，為保護國家確定的重點地區和大局安全，必須作出局部犧牲時，在報經有管轄權的上級人民政府防汛指揮部批准後，當地人民政府防汛指揮部可以採取非常緊急措施。實施上述措施時，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阻攔，如遇到阻攔和拖延時，有管轄權的人民政府有權組織強制實施。第三十三條規定中所指的非常緊急措施，包括動用分蓄洪區、扒堤分洪和水庫泄洪等。第三十四條規定：當洪水威脅群眾安全時，當地人民政府應當及時組織群眾撤離至安全地帶，並做好生活安排。第三十四條規定還是使用了“應當”一詞，而不是“必須”一詞。規定中“及時”一詞，也沒有具體規定，何為及時，提前多少小時是及時。 2006年水利部發布《關於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國現有各類水庫8.5萬餘座，水庫總庫容達5542億立方米……但我國水庫也存在建設先天不足、後期管理不善等問題，不僅影響水庫的安全運行和效益充分發揮，甚至發生過垮壩，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教訓非常慘痛。雖然近年來由於加強管理和開展大規模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水庫安全形勢總體有所好轉，但對水庫安全仍不能掉以輕心。”《通知》在《三、制定水庫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一節中規定：“省級水行政主管部門要督促各水庫主管部門和管理單位，按照國務院發布的《國家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要求，在水庫防汛搶險應急預案的基礎上，制定水庫突發事件應急預案（以下簡稱應急預案）。水庫突發事件指因超標準洪水、工程隱患、地震災害、地質災害、潰壩、水質污染、戰爭或恐怖襲擊等因素導致的水庫重大安全事件。應急預案應包括組織體系、運行機制、應急保障和監督管理等內容。應急預案原則上按管理權限由相應的政府審批並組織落實。應急預案應在2006年主汛期前完成審批。”《通知》在《四、建立水庫安全事故報告制度》一節中規定：“各地要結合實際建立健全水庫突發事故報告制度。報告制度中要明確各類事故的報告主體、程序和時限，說明水庫基本情況、發生事故的時間、地點、原因和發展趨勢、危害程度、威脅對象和擬採取的措施及落實情況。”雖然《通知》提出了要做水庫突發事件應急預案，應急預案中也可能會包含涉及水庫泄洪預警的內容，但在國家層面上，《通知》對水庫泄洪預警的發布以及提前發布預警的時間並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 2010年水利部又專門針對小型水庫發布了《小型水庫安全管理辦法》。《管理辦法》對水庫泄洪預警的發布以及提前發布預警的時間也沒有做出具體的規定。但是第十八條規定：小型水庫應配備必要的通信設施，滿足汛期報汛或緊急情況下報警的要求。第二十七條規定：水庫管理單位或管護人員發現大壩險情時應立即報告水庫主管部門（或業主）、地方人民政府，並加強觀測，及時發出警報。第二十九條規定：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門、水庫主管部門（或業主）應加強對應急預案的宣傳，按照應急預案中確定的撤離信號、路線、方式及避難場所，適時組織群眾進行撤離演練。《管理辦法》只是提到了“及時發出警報”。 2018年水利部辦公廳專門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小型水庫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到兩個令人十分擔憂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數千座小型水庫是無主水庫；第二個問題是全國還有1萬多座小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尚未完成。關於無主水庫或者病險水庫的泄洪預警以及提前發布預警的時間根本沒有提及。 綜上所述，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還是《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等中共政府的法律法規，關於水庫的泄洪，特別是在防洪或者其他情況下的水庫突然泄洪，比如如何發布泄洪的預警以及提前預警的時間是多長，均未做出任何規定，這是一個空缺的區域。 對於這個問題，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諮詢專家胡功群認為，上游泄洪導致下游損失慘重的教訓，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上下游同步告知和預警不及時，導致下游的防範應對作用未能充分發揮。防洪法在規定汛期泄洪需要履行的流程和監督措施之外，對於泄洪之前的事先預警機制、水庫泄洪之前下游群眾疏散時間的確切規定、非汛期泄洪的作業環節等泄洪防水作業規範的詳細內容，並未納入法律法規中。胡功群表示，對於因上游泄洪導致的人員傷亡和財物損害，特別是沒有納入防洪法直接規定範疇的非汛期泄洪損害，防洪法並沒有針對上游開閘管理部門和下游水務部門明確歸責機制，只能按照相關民事侵權法律追究責任人的賠償責任，但在實踐中追責困難重重。可以看到，胡功群認為確切規定水庫泄洪之前下游群眾的疏散時間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同樣，對無預警泄洪造成的損失，必須承擔賠償責任。 四、朱鎔基說：扒堤使用蓄滯洪區要提前48小時發布預警中國是一個人治的國家，領導人的一些講話往往比法律、法規更有權威性。 1998年長江發生洪水期間，８月6日上午，沙市水位達到海拔44.68米，預計會繼續上升到海拔44.95米。按照國務院1985年第79號文件批轉的《長江防禦特大洪水方案》規定：“當沙市達到44.67米（爭取45米），預計將繼續上漲時，即開啟荊江分洪區北閘分洪6000秒立方米至7000秒立方米。”8月6日中午12時湖北省省委書記賈志傑書記和湖北省省長蔣祝平共同國家防總、向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去緊急報告，準備啟動荊江分蓄洪區的緊急報告，啟動荊江分蓄洪區的時間是8月7日中午12時。在８月6日中午12時，轉移荊江分洪區內群眾的工作已經啟動。16小時內，荊江分洪洪區完成了33萬人、1.8萬頭耕牛的安全大轉移，等待中央批准動用荊江分洪區的決定。最終，中共最高領導決定不分洪，派幾十萬解放軍官兵上長江江堤嚴防死守。 也就是在1998年長江洪水期間，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引用時任國家防總總指揮溫家寶副總理的一句話，扒堤使用蓄滯洪區要提前48小時發布預警，好讓居民安全轉移，並強調這是中央政治局的意見。 2016年7月25日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主持召開全國抗洪工作會商會上明確表態，暴雨洪水來臨前、水庫泄洪前和蓄滯洪區運用前要及時發布預警，留足轉移避險時間，做到覆蓋到村、落實到人，不漏一戶、不落一人。對此新華社以《防總：水庫泄洪前要留足轉移避險時間》為題予以報道。但是在水庫泄洪要預警的問題上，無論是朱鎔基、溫家寶或者陳雷、甚至是中央政治局的意見，都沒有用，因為接下來的就是中共政府必須承擔賠償的責任。 五、水庫無預警泄洪5.1.中國水庫無預警泄洪的一些案例最近幾年以來，中國各地發生的重大水災，很多都與水庫泄洪、特別與水庫無預警泄洪有關，除鄭州常莊水庫外還有諸如 ——麗水洪災：2014年8月18日日至29日發生在浙江省麗水市的洪水災害與緊水灘水庫無預警泄洪； ——鄱陽洪災：2016年6月20日昌江支流濱田河的濱田水庫無預警泄洪，江西省鄱陽縣古縣渡鎮被淹； ——武漢洪災：2016年6月底7月初舉水河堤潰口、淹武漢部分城區，原因是響鼓墩水庫有潰壩風險，部隊用爆破擴大泄洪能力，同時舉水河流域所有水庫同時泄洪； ——邢臺洪災：2016年7月19日至21日發生在河北邢臺市的洪水災害與七里河上游東川口水庫以及朱莊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天門洪災：2016年7月20日湖北省天門市漢北河多處河堤被人為扒開，多處城鎮被淹，與上游石龍水庫、龍門水庫等水庫無預警泄洪直接有關； ——南陽洪災：2016年7月20日河南省小南海、彰武和雙泉水庫水位陡漲，開始無預警泄洪。泄洪1小時半後，下遊河道發生潰口，動用部隊、民兵搶救，轉移居民。泄洪2小時後為保證南陽市區安全，決定啟用分蓄洪區，轉移居民。 ——長沙洪災：2017年6月底7月初湖南長沙市寧鄉縣洪災與黃材水庫泄洪； ——壽光洪災：2018年8月19日至21日發生在山東壽光市的洪水災害與彌河上游黑虎山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2019年8月1日，黑龍江省西泉眼水庫無預警泄洪造成下游哈爾濱市道外區巨大財產損失； ——2020年4月10日下午，湖南省邵陽市洞口縣平溪水閘突然無預警泄洪，致下游3人遇難2人失蹤； ——達州洪災：2029年6月上旬廣西省桂林市周邊的幾座水庫的無預警泄洪導致陽朔等多地被淹； ——達州洪災：2021年8月7日至8日發生在四川達州市多處的洪水災害與當地多個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瀘州洪災：2021年8月9日發生在四川瀘州古藺縣丹桂鎮及相鄰的鄉鎮的洪水災害與當地多個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平頂山洪災：2021年9月25日發生在河南平頂山市和南陽市的洪水災害與白龜山水庫和鼓石山等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山西洪災：2021年10月2日至8日發生在山西的洪水災害與汾河支流上的幾個水庫的無預警泄洪； ——石家莊洪災：2021年10月11日發生在河北石家莊市平山縣滹沱河上的一輛通勤大巴被崗南水庫的無預警泄洪沖走，造成13人死亡1人失聯等等。
為什麼在中國會發生這麼多水庫無預警泄洪的事件，這與中國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水庫大壩有關，與水庫大壩工程的建設質量差有關，與水庫大壩工程中病危水庫占比高有關，與中共法律法規中的缺失有關，與中共草菅人命、不把老百姓的生命當一回事有關。 5.2.習近平的金句指示沒有可執行性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特別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幾乎逢會必講防範風險，連續兩年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專題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反覆強調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要求“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寧聽罵聲，不聽哭聲”，切實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 象習近平這種“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寧聽罵聲，不聽哭聲”的話，都被中共宣傳部門捧為“金句”。可惜，這些金句在實踐中根本不可執行。比如“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目標是“不可失防萬一”，是將所有的決策權力都集中在中共最高層，集中在習近平手中，而且又十分自信地認為自己是聖人，不會犯錯誤。手段是“寧可十防九空”，就是說執行結果將證明，決策錯誤的機率是十分之九。但是這不能說是習近平決策的錯誤，那麼就必須有人來承擔“十防九空”中的錯誤，按照中共和習近平的邏輯，這是是下級執行的錯誤，讓下級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 又比如“寧聽罵聲，不聽哭聲”，聽上去中共領導和習近平很大度，寧願聽取不同意見而不要一個錯誤的結果。事實是什麼？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罵了幾句，工作沒了；中央黨校蔡霞教授罵了幾句，北京師範大學周孝正教授罵了幾句，退休金沒了。如果習近平能夠做到“寧聽罵聲，不聽哭聲”，那麼習近平也就不是習近平了。 中國河流有明顯的汛期和枯水期之分，如果水庫大壩工程都奉行“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的教誨，汛期到來之前，把水庫里的蓄水全部放空，直到汛期真正的結束，那麼中國的水庫就不需要泄洪了，因為水庫里無水可泄，就更不不需要無預警泄洪了。但是問題接踵而來，進入枯水季後，水庫很少有機會再蓄滿水了，怎麼辦？ 第一財經網作者馬晨晨於2021年7月25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水庫泄洪與鄭州地鐵進水有關嗎？》的文章，文中有第一財經記者對河海大學水文水資源學院教授、中國水庫防洪學組成員包為民的採訪：“包為民表示，一般暴雨來臨前，水庫會根據預案有計劃地排水。開閘預泄是重要的一步，目的是降低水庫水位，騰出有效庫容。但是，水庫除了發揮蓄洪作用，還要實現經濟效益。河南是個農業大省，往年降雨量偏低，如果提前排出過量的水、降雨量卻不及預期，那麼灌溉、發電、城市供水都將成為難題。因此，每個水庫都會設置調度紅線，按照應急預案進行合理的調度，不能苛求把水庫‘提前清空’。” 包為民教授的“不能苛求把水庫‘提前清空’”，應該是對習近平“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的最好的否定。 習近平擅長講金句，習近平的愛將們也喜歡講大話、講空話、講狠話。2021年7月13日，河南省召開全省防汛工作視頻會議，省委書記樓陽生主持，市、縣兩級同步收聽收看。在會上樓陽生當即宣布全省防汛工作進入主汛期戰時狀態，以戰時狀態、戰時機制、戰時做法做好防汛工作。樓陽生強調，要形成工作落實的閉環機制，消除死角、覆蓋盲區，確保不在“麻繩最細處”出現險情、形成災害。樓陽生提出“五不”目標：“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因地質災害、小流域洪災等引發的人員傷亡不發生，重要交通不中斷，城區居民家中不進水，城市局部地區不出現長時間積水”。 對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詹承豫批評說，主汛期戰時狀態並非一個正式名詞。法律上沒有明確的界定，雖然體現了對險情的重視，但這種重視可能只停留在理念和口號上。 其實，樓陽生是向習近平學的，一有風吹草動就進入戰時狀態，這樣就會被認為是思想上重視，措施堅強有力。 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後，沒有官方媒體再關心樓陽生提出的“戰時狀態、戰時機制、戰時做法”是否起了作用，樓陽生的“五不”目標是否有一個得以實現。國務院《調查報告》對河南省省委和省政府的表現多有讚揚。 5.3.水庫的防洪目標與發電、供水、灌溉等經濟目標互相矛盾建設水庫大壩工程，目的往往是發電、供水、灌溉等，還有防洪。但是防洪目標與發電、供水、灌溉等目標是矛盾的。 拿常莊水庫為例，剛上馬建設的時候可能是為了農田灌溉，現在則是為鄭州市自來水廠提供水源，並存放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分配給鄭州的水。同時，常莊水庫還有防洪的任務。《搜狗百科》是這樣介紹常莊水庫的功能：常莊水庫是一座以防洪、城市應急供水、生態防護、水源保護為主的中型水利工程。據筆者了解，常莊水庫還承擔養魚的功能。 為了實現最大的防洪功能，在汛期到來之前，常莊水庫必須將所有的防洪庫容置空，準備在洪水到來是攔蓄洪水或者削減洪峰。在這種狀態下，常莊水庫無法承擔城市應急供水的功能，就是養魚功能也難以發揮，因為在清庫時，水庫里的魚全部跑了。 當常莊水庫將所有的防洪庫容置空後，可能會遇到兩種極端情況：一種情況是汛期發生大降雨、大洪水，水庫發揮防洪功能，皆大歡喜。水庫里裝滿了洪水之後怎麼辦？把洪水存儲在水庫中還是放空等待下一次洪水的到來？中國汛期的洪水往往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如1998年長江洪水八次洪峰，2920年長江洪水五次次洪峰；另一種情況是汛期沒有什麼降雨，更沒有什麼洪水，無法展現水庫的防洪功能。到了汛期過去後，水庫里還是空空如也，怎麼辦？鄭州市缺水怎麼辦？ 1975年8月5日河南板橋等62座水庫相續潰壩，造成24萬人死亡。板橋水庫是大型水庫，有防洪和灌溉功能。當8月4日降雨開始時，板橋水庫開始蓄水，因為幾年來板橋水庫一直是蓄水不足。當板橋水庫潰壩時，水庫里是蓄滿了水，所以潰壩洪水的破壞力特別大，無堅不摧，證明了《道德經》所言：“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2021年7月河南鄭州的大降雨開始於16日，有防洪和供水功能的常莊水庫也是開始蓄水，而不是放水，因為常莊水庫自建庫以來還沒有蓄滿過水。按照規定，在汛期水庫必須留足防洪庫容，不能蓄水。但是此次降雨對常莊水庫來說，是建庫以來唯一的一次蓄滿水的機會。在權衡利弊之後，常莊水庫管理部門做出了違反水庫管理條例的蓄水的作用。只是在蓄水過程中，常莊大壩出現了管涌的險情才不得不開始泄洪。 《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大壩的運行，必須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發揮綜合效益。大壩管理單位應當根據批準的計劃和大壩主管部門的指令進行水庫的調度運用。在汛期，綜合利用的水庫，其調度運用必須服從防汛指揮機構的統一指揮；以發電為主的水庫，其汛限水位以上的防洪庫容及其洪水調度運用，必須服從防汛指揮機構的統一指揮。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水庫的調度運用。 什麼是“大壩的運行，必須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發揮綜合效益”？一個發揮綜合效益，就可以有多種解釋。仔細分析《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的規定，與要求“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也是不相容的。 5.4.實現水庫防洪目標的技術條件並不存在並不是任何一個水庫都有防洪功能的。水庫具有防洪功能，它是要滿足一定的技術條件的，比如要有準確的氣象預報，水庫的庫容要足夠大，而這些必要的技術條件，在毛澤東引進蘇聯的經驗時沒有講清楚，在中共決定建設三峽大壩和西部大開發時也沒有講清楚。 水庫要發揮所謂的防洪功能，首先是建立在準確的氣象預報之上的。 《水庫大壩安全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大壩管理單位和有關部門應當做好防汛搶險物料的準備和氣象水情預報。水利部《關於加強水庫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中也強調要加強水雨情測報預報系統等設施建設，增強水庫管理和科學調度的手段和能力。 2021年7月5日，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發生前的15天，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員會就要求下屬各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密切監視天氣變化和雨情水情汛情發展，做好中短期和臨近預測預報，尤其要加強局地短歷時強降雨監測預報，努力提高預報精度、延長預見期。要加強流域水工程調度運用監管，督促地方嚴格按照批準的調度運用計劃，依規科學調度各類水利工程（參見：新華網：淮河流域內5座大型水庫水位超汛限 將出現明顯漲水過程，2021年7月5日）。 鄭州“7.20”洪水災害發生之後，許多專家出來表態，中心思想就是一個，氣象預報的準確率不高。國家氣象中心首席預報員陳濤對媒體表示，中國已努力改善極端天氣預報。現代預測模型在正常條件下運行良好，但人們對極端天氣的動態知之甚少。「極端天氣系統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可能會影響預測的準確性，」他說。國家氣象中心是聯合國機構世界氣象組織認可的九個中心之一。儘管該中心使用了衛星和超級計算機，但其降雨量估計錯誤的次數比正確的要多。根據災害天氣國家重點實驗室去年開展的一項研究，中國氣象部門在2008年的24小時降雨預報準確率約為15%，到2019年這一數字上升至20%。即使在全世界範圍內，降雨量也是最難預測的事情之一。大多數氣象學家表示，仍然無法預測第二天特定小時內的降雨量。在數值預報技術領先的歐美，他們的氣象學的歷史要長得多，而且覆蓋的土地面積通常較小，其準確度也只有30%左右（參見：吳昕：為什麼天氣預報員未能預測到鄭州災難性洪水？，搜狐網，2021年7月23日）。河南省氣象局副局長蘇愛芳透露說，在暴雨降臨之前氣象預報員已經做出預測，7月19日高達500毫米的強降雨將襲擊位於太行山腳下的焦作市。氣象預報在地點和時間上都出現了偏差（參見：鄭州遭遇千年一遇暴雨，為何天氣預報員沒能提前預測到這場災難？，金投網，2021年7月22日）。 儘管中共不斷強調堅持“預報、預警、預演、預案”，要科學應對、有序應對、有效應對。聽上去都很正確，都很科學，但氣象預報準確率只在15%到30%之間。所以水庫要發揮所謂的防洪功能，第一個技術條件並不存在。 國務院《調查報告》也承認，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氣象監測預報能力不足等突出問題：“在這次災害中，鄭州市氣象部門密切監視天氣變化，滾動發布監測預報預警信息，為黨委政府、有關部門防汛救災和社會公眾避險自救提供了高頻次、遞進式的氣象預報服務。但也存在氣象監測預報能力不足、預警響應聯動機制不健全、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未按預案要求啟動氣象災害防禦應急響應和預報的降雨區域、時間、雨強不夠精準等突出問題，考慮到在目前科技水平下極端暴雨預報仍是世界性難題，建議責成鄭州市氣象局深刻吸取教訓，認真反思整改暴露的問題，進一步提升防災減災氣象保障水平。”（《調查報告》第34、35頁）不知道國務院《調查報告》中的氣象監測預報能力不足的真正含義是什麼？是認為氣象預報能夠準確，但是設備等不足而導致氣象預報準確率不高？還是承認目前氣象預報準確率只有15%到30%，這是目前無法克服的不足？ 水庫要發揮所謂的防洪功能，第二個技術條件就是水庫的庫容要足夠大，衡量的標準就是水庫的總庫容與壩址所在處的平均年徑流量的比例。這個指標越大，說明水庫調節河流徑流量的能力越大，防洪能力越大。過去認為這個比例應該大於等於1，後來認為不應該小於0.5。 中國近十萬座水庫中，有一些水庫的這個指標能夠達到1或者超過1，如北京的官廳水庫、密雲水庫、丹江口水庫、新安江水庫，但是數量很少。 拿新安江水庫做例子。新安江水庫總庫容216.26億立方米，平均年徑流量約113億立方米，總庫容是平均年徑流量的近2倍，水庫調節能力大。2020年7月7日，因水庫水位超汛限水位，水庫於7日10時開3孔泄洪。7月8日9時起，新安江水庫開啟9孔泄洪閘，這是新安江水庫建成61年來第一次9孔全開泄洪。在水庫泄洪前浙江建德、桐廬、富陽等市縣7個沿江鄉鎮進實施了轉移，是實現平穩度汛及“不死人、少傷人、少損失”目標。可見2020年新安江水庫執行的是有預警泄洪。 而著名的三峽水庫總庫容與壩址所在處的平均年徑流量的比例是0.09，水庫調節水流的能力很小，因此才有了在中共官媒宣傳中，三峽工程防洪能力不斷降低的變化：先是三峽大壩能防萬年一遇的洪水；然後是能防千年一遇的洪水；接着是防百年一遇的洪水；再往下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三峽工程上；最後說三峽工程已經盡力了。
5.5.為誇大水庫大壩的效益，重複計算水庫庫容水庫庫容的計算，本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水庫的死庫容加上活動庫容等於水庫的總庫容。而水庫的活動庫容又分為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這樣，水庫的死庫容加上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等於水庫的總庫容。 著名的埃及阿斯旺大壩後的納賽爾水庫，死庫容316億立方米，活動庫容1373億立方米，總庫容1689億立方米。1373億立方米的活動庫容中興利庫容900億立方米，防洪庫容473億立方米。 三峽水庫，死庫容171.5億立方米，活動庫容221.5立方米，總庫容393億立方米。221.5立方米的活動庫容中興利庫容165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1.5立方米。 如果按照埃及阿斯旺大壩工程的計算，三峽水庫221.5立方米的活動庫容中興利庫容165億立方米，防洪庫容只剩56.5立方米。 中國專家對此的解釋是，不同的時期，水庫的不同庫容用於不同的目的，就象排球運動中打時間差一樣。汛期來了，三峽水庫的庫容都用於防洪。枯水期來了，三峽水庫的庫容又用於發電等。通過重複計算水庫的興利庫容和防洪庫容，誇大了水庫大壩的防洪效益。 這個問題在鄭州常莊水庫、尖崗水庫和郭家咀水庫也同樣存在。 按照中國對水庫庫容的定義（參見對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的評價之二），水庫防洪限制水位至水庫防洪高水位之間是防洪庫容，是水庫發揮防洪效益時存放洪水的空間。水庫發揮防洪效益的辦法有二：一是全部攔截洪水；一是攔截部分洪水。全部攔截洪水，是斯大林對水庫防洪功能的描述，把洪水攔蓄在水庫中，到乾旱的時候再放出來用。攔截部分洪水，就是說出庫的流量要小於入庫的流量，這樣水庫水位上升，水庫防洪庫容被占用。 在常莊水庫人們看到非常奇特的現象：7月20日上午常莊水庫的水位剛剛超過防洪限制水位，常莊水庫就開始泄洪了，大部分的防洪庫容基本都還沒有利用，防洪效益根本還沒有機會發揮。那麼怎麼來證明建設常莊水庫的目標是防洪呢？而等到鄭州暴雨過後，有記者再去常莊水庫照相，看到常莊水庫里基本沒有水，水位在水庫死水位線，在鄭州整個洪水過程中，本承擔着防洪任務的常莊水庫，不但沒有發揮防洪效益，而且還把在暴雨來到之前存蓄在水庫里從死水位線至防洪限制水位處的全部蓄水放到下游的賈魯河中，人為地增加了洪水流量。 按照常莊水庫改建時的設計，常莊水庫大壩工程可以防萬年一遇（一說五千年一遇）的大洪水。這種表示的方法和三峽大壩工程可以防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樣，是精緻地利用了中文描述不準確的缺點。說常莊水庫大壩工程可以防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不是指常莊水庫大壩工程可以幫助人們抵禦萬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是指常莊水庫大壩工程的泄洪能力可以把萬年一遇的洪水流量通過大壩的泄洪裝置安全地通過大壩，而不對大壩的安全造成影響。同時也沒有任何防洪效益。按照中共常莊水庫黨支部書記趙潤濤的意見，“如果不泄洪，一旦潰壩水庫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鄭州遭受的水災要比之前更為嚴重”。常莊水庫大壩工程似乎是幫助人們抵禦“歷史罕見”的大洪水，但是按照這種邏輯繼續往回想，如果沒有常莊水庫大壩工程，也就沒有潰壩洪水的風險，沒有大壩下游的一片汪洋，鄭州的水災就不會比7 20更為嚴重。 三峽大壩工程可以防萬年一遇的大洪水也是一樣，當遭遇萬年一遇的大洪水時，當洪峰流量達到每秒11萬多立方米，三峽大壩工程的泄洪設施可以把洪峰流量全部送到大壩下游去，以保證大壩的安全。而三峽大壩工程下游地區是否能夠承受這樣大的洪峰流量，這不是三峽大壩工程決策者所關心的。 5.6.水庫中泥沙淤積嚴重，設計的防洪效益並不存在中國水土流失問題嚴重，河流中的泥沙含量高，比如黃河每立方米水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在河南陝縣處為三十四公斤，埃及尼羅河是一公斤，原蘇聯阿姆河是四公斤，美國科羅拉多河是十公斤。在多泥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庫大壩，容易導致水庫泥沙淤積問題。黃河三門峽水庫是一個例子。黃河上游的青銅峽水庫的泥沙淤積比三門峽水庫更加嚴重。青銅峽水庫大壩工程是一座以灌溉、發電為主，兼顧防洪、防凌等多種效益的綜合性水利樞紐工程，1958年8月開工，1978年12月竣工，原設計的水庫總庫容為6.06億立方米，現在只剩1億立方米，水庫里裝滿了5億多立方米的泥沙。這些泥沙本應該到黃河入海口去造地的。又比如汾河上的汾河水庫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供水為主，兼顧發電、旅遊等綜合應用的大(2)型水利樞紐工程,原設計的總庫容為7.33億立方米。1958年動工興建，1961年正式投入運行。至2016年底，淤積庫容3.87億立方米，占總庫容52.8%。就拿鄭州市的郭家咀水庫來說，1958年開工建設、同年竣工，建設大壩的目的是防洪為主、兼顧灌溉及水產養殖，後來又增加了涵養地下水。郭家咀水庫總庫容511萬立方米，最大庫容487.6萬立方米（與前面的總庫容511萬立方米矛盾），國務院鄭州洪災調查時實測郭家咀水庫總庫容僅有222.3萬立方米（僅為原設計總庫容的43.5%），除存在庫區人為占用的問題外，主要是多年運行泥沙的淤積。 中共政府把水庫大壩工程作為防洪抗旱的最主要技術措施，如水利部部長李國英所說，洪水襲來時，水庫大壩、河道堤防是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可是中國的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嚴重，無法承擔這個第一道防線的作用。 目前中共正在河南省駐馬店市宿鴨湖水庫做試驗，清除宿鴨湖水庫中淤積的泥沙，準備在水庫邊堆出一座人造山來。河南省也把這個宿鴨湖水庫清淤擴容工程作為重點工程來抓，計劃投資31.59億元人民幣清除7710萬立方米淤積物質，相當於每清除1立方米淤積物質需要投資41元人民幣。這樣的水庫清淤擴容工程並不能最終解決水庫泥沙淤積的問題，因為河流泥沙的最終去處是大海。不過清除水庫中淤積的泥沙，對一些人來說又是一筆好生意，這是一筆幾十萬億人民幣的大生意，一來可以拉動GDP的發展，二來可以造就一批不要命的貪官和不要臉的專家。 5.7.現有水庫大壩中病危水庫大壩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就在河南鄭州“7 20”洪災發生之前的三個多月，2021年3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切實加強水庫除險加固和運行管護工作的通知》，《通知》開門見山地指出：“水庫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近年來，各地區各有關部門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集中開展了幾輪大規模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取得明顯成效，水庫安全狀況不斷改善，但部分水庫由於運行時間長、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安全隱患依然嚴重。”一方面中共政府認為，洪水襲來時，水庫大壩是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另一方面中共政府又認為，水庫安全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如常莊水庫黨支部書記趙潤濤所說：“如果不泄洪，一旦潰壩水庫下游就是一片汪洋，鄭州遭受的水災要比之前更為嚴重”。中共信仰的辯證唯物主義就是無理的狡辯。既然水庫大壩是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其前提就是水庫大壩工程是安全可靠的。如果水庫大壩工程是不安全的，把它來當第一道防線，結果都是悲劇。 75 8河南板橋等62座水庫大壩潰壩，造成24萬人死亡，被認定是科技發展的負面效應，是人類歷史上傷亡最大的科技災難事件。板橋潰壩發生後，中共政府開展了第一次水庫大壩安全調查，並撰寫了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一直沒有公開，只是有一個籠統的說法，全國三分之一的水庫大壩是不安全的，還說今後要每隔一段時間進行一次調查。儘管中共政府在水庫除險加固方面投入巨資，病險水庫的座數不是減少而是持續增加，病險水庫所占的比例不是降低而是增多，35%，40%……不斷增高。如《通知》所說，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集中開展了幾輪大規模的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作。理解中共的文件，不是看前半句的成績，取得明顯成效，水庫安全狀況不斷改善，而是重點看“但是”一詞後面半句，“部分水庫由於運行時間長、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安全隱患依然嚴重”，這是頒發《通知》的真實用意，安全隱患依然嚴重。 2019年6月11日在國務院舉行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長、水利部副部長兼應急管理部副部長葉建春、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司司長田以堂和應急管理部應急指揮專員張家團出席了會議，向記者們介紹噹噹前防汛抗旱情況。田以堂介紹說，中國有9.8萬多座水庫大壩，多數都是50年代到70年代修建。“那個時候修建水庫標準不高，質量也不是很好，運行了幾十年，到現在多多少少都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問題發現以後，水利部通過十幾年連續除險加固，目前加固了6.6萬座，還有1.6萬座沒有除險加固，就是所謂的病險水庫。”中國一共有9.8萬多座水庫大壩，6.6萬多座水庫大壩曾經是病險水庫大壩，另外還有1.6萬多座是現行的病險水庫大壩，急需儘快除險加固。曾經的和現行的病險水庫大壩一共是8.2萬多座，占中國水庫大壩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四。 鄭州常莊水庫是曾經的病險水庫大壩，鄭州尖崗水庫是曾經的病險水庫大壩，鄭州郭家咀水庫是曾經的病險水庫大壩，它們都是經過除險加固工程的，而且不止一次地經過除險加固工程，但是當暴雨來臨時，名義上是經過治理的工程，實際上它們仍然是病險水庫大壩，是無法發揮所謂人們所期望的防洪效益。而且病險水庫大壩常常成為無預警泄洪的理由：如果不泄洪，一旦水庫潰壩，損失就會更加嚴重。似乎人們只有認命，與9.8萬多座水庫大壩（9.8萬多顆定時炸彈）共存。 5.8.保證水庫大壩工程能夠安全度過汛期才是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在中國，水庫大壩工程是中共政府應對洪水和乾旱災害的最主要技術措施，被稱為是第一道防線。而水庫大壩工程之所以能發揮防洪效益，因為水庫庫容中有防洪庫容，可以存放洪水，起碼可以部分減小洪水流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第四十四條規定：“在汛期，水庫、閘壩和其他水工程設施的運用，必須服從有關的防汛指揮機構的調度指揮和監督。在汛期，水庫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其汛期限制水位以上的防洪庫容的運用，必須服從防汛指揮機構的調度指揮和監督。在凌汛期，有防凌汛任務的江河的上游水庫的下泄水量必須徵得有關的防汛指揮機構的同意，並接受其監督。” 中國有近十萬座水庫，大多數水庫在立項、建設的時候都號稱有防洪效益。這近十萬座水庫在汛期，水庫不得擅自在汛期限制水位以上蓄水。也就是說，當汛期到來之前，水庫的水位都必須降到汛期限制水位以下，以保證汛期到來之時，水庫中的防洪庫容沒有被占用。當洪水來時，可以利用這些庫容來防洪。 至於水庫的防洪庫容怎麼利用，必須服從有關的防汛指揮機構的統一調度指揮和監督。要說中共的各級防汛指揮機構也夠操心的，沒到汛期來臨，要指揮近十萬座水庫的水位調度。那麼中共抗旱防汛指揮部到底是怎麼具體指揮這近十萬座水庫的調度呢？ 每年汛期到來之前，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都會發出通知，要求水庫大壩工程將水庫水位降低到汛期限制水位，以保證水庫大壩工程安全度過汛期。請注意，國家防總的最主要目的是水庫大壩工程能安全度過汛期，不要出現潰壩的災難，而降低水位並非是為了騰空庫容，為攔蓄洪水做準備。 然後下面的各級抗旱防汛指揮部再轉發國家防總的通知，強調保證水庫大壩工程安全度過汛期是最重要的任務，而不是什麼發揮水庫大壩的防洪效益。 比較典型的是2020年，6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請水利部副部長葉建春介紹水旱災害防禦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葉建春說：（水利部）始終把防汛抗旱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強化風險意識和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深刻反思疫情對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啟示，高度重視水旱災害防禦領域面臨的超標洪水、水庫失事、山洪災害“三大風險”，努力實現超過工程設防標準的洪水不打亂仗、發生工程設防標準內的洪水不出意外、水庫不因工作不到位造成垮壩失事、山洪災害不出現群死群傷“四不”目標，認真履行監測預報預警、水工程防洪抗旱調度、抗洪搶險技術支撐“三項職責”，堅持做好“四個統籌”，全力做好水旱災害防禦工作，為實現“六穩”“六保”創造有利條件，為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實支撐和保障。 可見水庫失事是“三大風險”之一。對於超過水庫大壩工程設防標準的洪水不打亂仗，保證發生工程設防標準內的洪水不出意外、水庫不因工作不到位造成垮壩失事，最好的辦法就是再汛期到來之前將水庫水位降低到汛期限制水位，這樣水庫大壩工程垮壩失事的風險最小。在汛期，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以保證水庫大壩工程安全度過汛期為第一目標。但是如包為民所言，水庫還要實現經濟效益。要灌溉、發電、供水等等。許多水庫會利用汛期超過汛期限制水位蓄水。由於水庫大壩質量不好、使用年限過長，在汛期蓄水過程中容易出現險情。一旦出現險情，必須又報告抗旱防汛指揮部。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或者各級抗旱防汛指揮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令泄洪，防止水庫失事。這也是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的原因。這近十萬座水庫在汛期隨時可能泄洪，無預警泄洪就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防洪法》規定，在汛期水庫的運用，必須服從有關的防汛指揮機構的調度指揮和監督。在中國，每條河流汛期出現是有一定的規律，但是汛期的出現的時間並不是一個定數，而是一個變數。比如李國英說預計2022年汛期的出現將比往常要早。洪水往往出現在汛期，這也是規律，但是也有不少例外，有一些洪水不是發生在汛期，而是發生在枯水期，比如2021年10月份黃河中下游、海河流域發生了嚴重的秋季洪水，特別是山西洪水損失最大，但是正趕上國慶長假所以“無人問晉”。在這場秋季洪水中，也有不少水庫無預警泄洪。 其實，中國現行的水庫水位調控制度，也正好反映了中共的管理制度，統一指揮，統一部署，將一切調控權力都收上來，讓它們都掌控在聖人手上。 5.9.現行水庫經營管理制度中國實現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土地資源屬於國家所有，水資源也屬於國家所有，那麼控制水資源的水庫大壩工程大壩也是公共財產，屬於國家所有。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前，水庫大壩工程屬於從中央到鄉鎮（人民公社）的各級政府所有，由各級財政撥款。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農村土地承包製度的出現，標誌着中共改革開放的開始。中共認為農村土地承包製度是成功的，解決了吃不飽飯的問題，所以把經營承包製度推廣到許多領域、行業，也推廣到水庫大壩工程的經營管理。但是中共沒有認識到，農村土地承包製度在改革開放的前幾年、在短期內是成功的，但是代價是很大的（這一點中共不願講），後來就成為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因為農村土地承包製度沒有解決最根本的問題，農村土地到底屬於誰的問題，即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中共不敢再往前再走一步，實行土地私有制，反而是不時地往後退，想方設法退回到社會主義共有制上來。 水庫大壩工程的經營管理體制改革之後，中國有近十萬座大壩水庫的管理有不同的模式，從國企單位到個人承包，五花八門，甚至還有幾千座水庫大壩（主要是小的水庫大壩）依然是沒有找到經營管理者。無主水庫大壩的潰壩也造成了重大災難，如舟曲災難等。一般的規律是：水庫規模大的則由國有單位管理，水庫規模小的則由個人承包；管理的單位可以是事業單位也可以企業單位，也可以是混合型的，一些員工是事業單位編制，一些員工是企業單位，當然也可以是個人。水庫大壩工程經營管理的基本原則是自負盈虧，或者說大部分是自負盈虧。 以常莊水庫為例，從庫容上來說，常莊水庫是中型水庫，但是由於常莊水庫位置的重要（對於南水北調中線工程而言）和擔任鄭州市供水任務（蓄存來自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水），常莊水庫按大型水庫管理，是河南省省管水庫工程。但是在2021年中國水利部公布的河南省大型水庫名單中，常莊水庫又不在其中。 鄭州市常莊水庫管理處作為水庫的管理機構，隸屬於鄭州市水利局，為副縣級全供事業單位，編制68人，主要承擔防洪減災、城市應急供水、生態保護等主要職責。管理處內設辦公室、財務科、工程技術管理科，防汛調度科、工程運行維護科、河道管理科、水政監察科和水生資源保護科8個職能科室，還有一個中共常莊水庫黨支部，有書記有秘書，有管宣傳的有管組織的。管理處現有職工61人，退休職工56人（資料來自《百度百科》）。在德國，管理一座總庫容1740萬立方米的水庫，全部職工人數不會超過10人，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則由退休基金支付。 雖然常莊水庫管理處職工的基本工資來自鄭州市財政，但是職工的基本工資外的收入包括獎金和社會保險等等都來自常莊水庫工程的經濟利益，來自供水、養魚和旅遊。老實說，常莊水庫要養活養好68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從1740萬立方米的總庫容中討生活不容易。在非洪水期，水庫的水位調度由管理處決定；在洪水期，水庫的水位調度，則歸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 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在7月20日11時，鄭州市防汛應急響應從IV級直接提升至Ⅱ級。而此時常莊水庫泄洪已經開始無預警泄洪。
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第8頁）批評鄭州市黨委和政府，沒有及時啟動Ⅰ級響應。國務院調查組指出：“《鄭州市防汛應急預案》明確了啟動Ⅰ級響應的7個條件，其中之一為“常莊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常莊水庫20日10:30開始出現“管涌”險情，鄭州市未按規定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鄭州市以氣象災害預報信息為先導的防汛應急響應機制尚未有效建立，應急行動與預報信息發布明顯脫節，直到20日16:01氣象部門發布第5次紅色預警，鄭州市才於16:30啟動I級應急響應，但也沒有按預案要求宣布進入緊急防汛期。” 在此，國務院《調查報告》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常莊水庫在20日10:30開始出現“管涌”險情，而不是象常莊水庫管理處和中共官媒所宣稱的那樣，常莊水庫於10:30（另一說10時）開始泄洪，原因是水庫水位超過汛期限制水位1厘米，之後管理處職工在巡視中發現大壩出現“管涌”，而且“管涌”個數逐漸增加至13個。 關於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何時防汛Ⅱ級應急響應提升至Ⅰ級，有三種說法：一是從16時點30分開始（國務院《調查報告》）；一是從7月20日16時開始（如河南日報客戶端）；一是從17時開始（鄭州發布、人民網、21世紀經濟報道）。這個時間點很重要，如國務院《調查報告》所言，鄭州國家氣象站於20日16時至17時測到了最大一小時降雨量201.9毫米。16時或者是16時點30分或者是17時，分別代表了暴雨發生前、暴雨發生中和暴雨發生的三個時間點，反映了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應急響應的敏感度。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或者說，國務院《調查報告》應該給予不同時間點的說法有一個解釋。不能夠象現在這樣，（國務院《調查報告》出籠了，鄭州市何時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還沒有一個正確的說法。 其實河南省省委、河南省政府、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則是反應更慢，是在7月21日凌晨3時將防汛應急響應級別從Ⅱ級提升為Ⅰ級的。
前面已經提到，常莊水庫是省管水庫，在洪水期、在啟動二級應急響應之後，常莊水庫的水位調度權力歸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如常莊水庫總工程師栗毓敏接受香港《明報》採訪時所言，常莊水庫在2021年7月20日早上8時超過汛限水位一厘米。依照防汛預案，常莊水庫向鄭州市水利局、河南省水利廳上報準備泄洪。之後河南省省長王凱、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鄭州市市長侯紅到現場指導搶險救援，並成立省、市聯合應急處置險情專班，組織專家分析研判，制定預案，現場指揮。這時常莊水庫的水位調度權力已經歸省、市聯合應急處置險情專班。不在現場的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最後做出緊急泄洪的指示。從這一刻起，常莊水庫泄洪所造成的水量損失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將由政府的救災款中支付。 在這一時刻之前，水位調度權力依然在常莊水庫管理處手中，他們希望利用水庫儘量多地蓄水，多蓄水可以保證今後多供水，多獲得經濟收益。作為必須重視經濟效益的常莊水庫管理處，他們不會理會鄭州氣象部門已經發出的多個暴雨警報，沒有預先泄洪，沒有降低水庫水位，以保證水庫大壩的安全。因為任何來自常莊水庫管理處的泄洪決定，只會是水庫管理部門的經濟損失，是得不到政府救災款的補助。只有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的泄洪決定，特別是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的泄洪決定，才會讓常莊水庫的泄洪有經濟賠償。而作為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總是要到他們認定的萬不得已的危急情況下，才會匆匆忙忙地發布泄洪命令，這樣可以不用承擔錯誤決策的責任，因為這是唯一可行的決策。所以他們是不可能在48小時之前就做出某個水庫大壩工程泄洪的決定，6個小時之前也不可能。在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和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發出泄洪命令之前，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是躺平的，常莊水庫管理處也是躺平的。 栗毓敏總工程師在接受採訪時沒有提到，常莊水庫在20日10:30就已經出現了“管涌”險情，這是泄洪的真正理由，也是王凱、徐立毅等到現場指導搶險救援的關鍵。常莊水庫管理處掩蓋了泄洪的真實原因是大壩的質量問題。栗毓敏總工程師說，常莊水庫上游每秒最大來水量為每秒800立方米，最大泄洪流量每秒500立方米。要真是這樣，常莊水庫的水位只會上升，不會下降。常莊水庫水位要降下來，要降到發生“管涌”處的水位之下，只有讓泄洪流量大於入庫流量。 水庫大壩工程是重要的公共設施，在中國擔任着重要的防洪任務，用中共政府的話說是保護千百萬民眾的生命安全，那麼水庫大壩工程的經營管理權就應該掌握在代表公眾利益的機構手中，而不應該“一切朝錢看”，“凡事都講經濟效益”。但是中共政府為了廣開財源和節省政府財政開支，將大中小水庫的經營權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將水庫大壩的經營權賣了錢，賣了大錢。在有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水庫大壩工程經營者的經濟利益與公眾利益中的防洪任務是互相衝突，這就是中共體制的弊病所在。 5.10.庫長制度（河長制度）管理河流的負責人稱河長，管理湖泊的負責人稱湖長，管理水庫的負責人稱庫長，統稱河長。 河長制度是習近平親自部署、親自指揮下出現的一個新的管理制度。2016年10月11日，習近平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小組長主持召開該領導小組的第28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要說這個河長制最早起源於浙江省，當時習近平在浙江省當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委書記期間。2016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的通知》，提出全面建立省、市、縣、鄉四級河長體系。 具體到水庫的庫長制，就是所謂的“以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長負責制為核心的水庫大壩安全責任制”，由政府責任人（一般由副省長、副市長、副縣長或副鎮長擔任）、水庫主管部門責任人（同級政府的水利或者水務部門負責人）和管理單位責任人（具體的水庫管理或者承包單位負責人）。各級人民政府對管轄行政區域內水庫大壩安全負總責，水庫主管部門（或產權所有者）承擔所屬水庫大壩安全管理職責，水庫管理單位負責人具體負責水庫大壩的日常安全管理和工程維護。 前面已經談到了改革開放之後，水庫大壩工程的經營權用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私有化。但是在出讓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過程中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宜，就是大壩工程的維修問題（其實在實施農村土地承包製度時也忽略了水利設施的維修問題）。承包者支付承包費用，獲得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但是在承包合同中缺乏關於大壩工程維修的條款，誰負責大壩工程的維修？。承包者認為水庫大壩工程是國有財產，大壩工程維修的是中共政府的事情；而中共政府認為，這是承包者的責任，你使用就得維修。由於承包合同中缺少關於大壩工程維修的條款，所以水庫大壩工程缺乏正常的維修，無論是年修還是幾年一次的大修都缺乏。這也就是中國水庫大壩工程多病危水庫大壩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共政府通過全面推行庫長制度，強行規定水庫管理單位負責人具體負責水庫大壩的日常安全管理和工程維護，以此來彌補出讓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過程中出現的漏洞。通過庫長負責制，把大壩工程維修的任務與庫長的官位直接捆綁在一起。 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起碼彌補了出讓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過程中出現的漏洞。但是在出讓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即在轉讓合同中沒有明確規定工程維修的事宜，通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一個《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來強加到庫長身上甚至大壩工程承包者身上，這是違法契約的行為。 既然是在出讓水庫大壩工程經營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那麼只能通過對承包合同的修訂來解決，利用下一次延續承包合同時解決，明確責權，修訂承包費用。在修訂承包合同之前，由大壩工程的所有者承擔水庫大壩工程的所有維修費用。解決問題，要找到產生問題的根源，從根源處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能利用一個某某領導小組的決定來強行推翻先前簽訂的承包合同。 從2016年起中共執行庫長制度，水庫大壩的工程安全狀態並沒有得到改善。具體到鄭州市，如國務院《調查報告》所陳述那樣，143座水庫中有常莊、郭家咀等84座出現不同程度險情。這個信息正好說明，執行庫長制度近五年後，鄭州市水庫大壩的工程安全狀態依然令人擔憂。一旦洪水來臨，大壩險情暴露，只有通過緊急泄洪化解危機。 其實庫長制度與習近平的金句指示“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寧聽罵聲，不聽哭聲”是不相容的。決策是中共最高層、習近平做出的，通過引進庫長制度，責任向下壓，要讓下層的官員承擔他們本不應該承擔的責任。黃萬盛教授指出，中國做官的怕丟烏紗帽，中國的專家不敢承擔責任。這是擊中要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官員和專家採用的做法就是消極應對，用現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躺平。習近平以為引進庫長制度就可以有效地治理官員和專家的懶政、惰政的毛病，把責任直接壓到他們頭上，逼着官員和專家要靠前指揮，不敢怠慢。問題是承擔責任的庫長們沒有決策權，而習近平有天大的決策權，卻不承擔任何責任。決策權和承擔的責任本應該是互相關聯的。 所以目前出任庫長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同級政府的水利或者水務部門負責人，他們的任務就是想方設法把所負責的水庫大壩工程納入中央政府的治理病危庫壩的計劃，從中獲得投資，來維修急需維護的大壩工程。因為一旦所負責的水庫大壩失事，其他的行政職務也會被一起罷免。無奈中國病危庫壩數量眾多，而且多是病入膏肓，所需投資數額巨大，而中共財政狀況並不樂觀，所以想列入計劃拿到投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從2016年起執行庫長制度以來，這個制度的優點並沒有彰顯出來。人們唯一能夠看到的是，每年汛期到來，中國各級官媒都會公布一次本年度水庫大壩工程的三位庫長的名單，讓他們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
5.11.無預警泄洪是推卸責任的最好辦法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有網友指出，無預警泄洪的目的就是要推卸責任，就是不想支付賠償。也有網友指出，中共從來就不重視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前面分析了導致無預警泄洪的政治、法律、管理、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諸多原因，但都不如網友那麼直截了當、一針見血。 常莊水庫等無預警泄洪是造成鄭州“7.20”特大洪災的一個主要原因。然而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對民眾關心的水庫無預警泄洪以及對鄭州洪災的影響並沒有做出任何解釋，讓人非常失望。國務院《調查報告》把鄭州“7.20”特大洪災的主要責任推給天災，說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 中國水庫大壩工程無預警泄洪常有發生，每次發生之後，各級政府和主管單位就把責任推給老天，什麼百年不遇的暴雨、洪水，千年不遇的暴雨、洪水，五千年不遇的暴雨、洪水，歷史罕見的暴雨、洪水，也就不用再繼續深究造成水庫大壩工程無預警泄洪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水庫大壩工程的無預警泄洪就成為中共政府推卸責任的最好辦法，怕丟烏紗帽的官員不會烏紗帽，怕承擔責任的專家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中共政府作為水庫大壩工程的所有者，也不用支付任何經濟賠償。 水災研究 八 目前，中華大地上存在的幾萬顆定時炸彈（指病危庫壩），所以每一位中國公民必須對水庫大壩工程的無預警泄洪有所了解，對周邊環境中存在的病危庫壩有所了解，對中共政府的防洪抗災操作模式有所了解。國務院調查組可以大言不慚地說：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但是再小的人禍也是老百姓所不能承受的。
一、一個不錯的開始，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束2021年7月20日傍晚18時許，鄭州地鐵5號線04502次列車在海灘寺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內行駛過程中遭遇洪水灌入，水上漲到齊胸高，乘客被困地鐵列車中三個多小時。視頻等通過手機傳遍中華大地，傳遍世界各個角落。當幾個小時後大部分乘客被救出的同時，死難者的屍體被停留在冷冰冰的站台上，有關視頻和照片也同時流傳出來。鄭州地鐵5號線列車受淹，造成乘客死亡的事實已經無法再掩蓋了。 關於地鐵5號線事故造成12人死亡的消息應該來自鄭州市委宣傳部災官方微博“鄭州發布”，時間是2021年7月21日凌晨3時50分。 國外媒體多採用的是下面一篇報道：“根據《澎湃新聞》，鄭州市委宣傳部災官方微博“鄭州發布”表示，其實鄭州從上周以來便連續出現罕見特大暴雨，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周邊地區傳出嚴重積水，昨（20）日晚間6時更有積水衝破擋水牆、整個淹進線路，列車一度在海灘寺街站與沙口路站隧道停擺，儘管地鐵公司下令全線停駛、緊急疏散500多名乘客，還是有12人死亡、5人受傷。”筆者提醒讀者記住積水衝破擋水牆的時間是晚間6時。
圖1：鄭州地鐵5號線乘客被困在列車中，水深齊胸，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圖2：鄭州地鐵站台上的乘客屍體，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圖3：鄭州地鐵站台上的乘客屍體，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圖4：站台上的乘客屍體迫使“鄭州發布”承認有12位乘客死亡，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2021年7月21日在鄭州地鐵5號線入口處，一位穿着藍色雨衣、戴着墨鏡的中年男子坐在地面上，停靠在身旁的自行車上插着“妞妞，爸爸還想接你回家”的紙板。這張照片也是傳遍了世界。這位男子不願意與他人交流，因此有一些些網友質疑他是在故意炒作，欺騙世界的目光。人心竟是如此冷漠、如此黑暗，令人難以理解。為什麼不能設身處地地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的孩子不幸遇難，作為中年喪子的父親不該祭奠一下嗎？幸好有負責的記者通過側面的找尋，確定了身着藍色雨衣中年男子的女兒張挽月是12位死亡人員之一。來自網友的質疑聲這才平息下來。
圖5：鄭州地鐵5號線入口處，一位穿着藍色雨衣的男子坐在地面上，停靠在身旁的自行車上插着“妞妞，爸爸還想接你回家”的紙板，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圖6：鄭州地鐵5號線站前悼念遇難者德鮮花，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圖7：鮮花上的卡片，希望你在天堂，只有歡樂，沒有恐懼，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7月22日下午，一些失聯家屬到鄭州地鐵5號線現場，要求地鐵公司展開搜救工作。地鐵公司方面表示地下有積水，會漏電，有沼氣，有塌方等等因素推延搜救的開始。直到23日凌晨4點多，終於準備開始抽水工作，聯繫人手、抽水泵、電纜…… 據媒體報道，7月23日中午，鄭州市政府、市衛健委、地鐵公司等相關部門領導在鄭州市第九人民醫院，與其中9名遇難者家屬進行了一次座談。座談會上，家屬現場確認了在地鐵五號線9名遇難者信息，他們分別為： ——張玉（女）28歲，鄭州一家教育集團職員； ——蘆笛（女）36歲，鄭州某公司會計； ——龐洋洋（女）24歲，鄭州某教育公司職員； ——張挽月（女）27歲，鄭州市某藥店銷售員（筆者註：藍色雨衣男子的女兒）； ——屈玉霞（女）50歲，鄭州市某醫院護理經理； ——曹義嘉（女）20歲，哈爾濱商業大學學生； ——孫聰姍（女）32歲，鄭州市某公司職員； ——顏桂芬（女）51歲，已退休； ——馮麗靜（女），鄭州某公司會計。 這是第一次公布地鐵五號線9名遇難者名單。遇難者信息公布之後，仍然有一些“失聯人員”的親屬和朋友還在利用不同的方法尋找親人。他們繼續在網上發布尋人信息，例如：乘客沙濤的妻子曾接到丈夫在地鐵列車裡發出的微信，讓她立即報警。但是在公布的死亡名單裡並沒有沙濤的名字。鄒德強從上海來鄭州出差，20日晚6點左右，鄒德強的妻子白女士收到了鄒德強拍攝的車廂內積水的視頻。當白女士再給丈夫打電話發信息時，已經無法聯繫不上。白女士立即從上海乘坐飛機來鄭州尋找丈夫，並表示在沒有找到親人之前，是絕不會離開鄭州的。 由於“失聯人員”親屬、朋友的堅持不懈，中共政府不得不對地鐵隧道進行排水，繼續尋找失蹤人員。 7月27日央視網發布題為《鄭州地鐵5號線“7•20事件”14人不幸遇難 名單公布》的報道說：“7月20日，鄭州持續遭遇極端特大暴雨，致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及其周邊區域發生嚴重積水現象。18時許，積水衝垮出入場線擋水牆進入正線區間，導致5號線一列列車被洪水圍困。經全力施救，還有12名乘客不幸遇難。河南省委省政府、鄭州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工作專班，全力組織開展搜救排查、搶險排水，分別於24日下午2時、25日上午6時30分左右，又發現2名遇難者。26日以來，救援人員再次對5號線相關區間開展多輪拉網式搜尋，並進一步擴大搜尋範圍，目前未發現新的傷亡人員。”而最後2名遇難者正好就是家屬堅持尋找的沙濤和鄒德強。有人在推特上指出，沙濤的屍體是其家屬在殯儀館中找到。
圖8：地鐵5號線事故罹難者之一：沙濤，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地鐵5號線14位遇難者名單如下（括號中為筆者增加的來自前表的信息，部分遇難者名字由筆者補充）： ——曹某嘉 女 20歲 鄭州中原區（曹義嘉（女）20歲，哈爾濱商業大學學生） ——屈某霞 女 50歲 滎陽市（屈玉霞（女）50歲，鄭州市某醫院護理經理） ——孫某珊 女 32歲 鞏義市（孫聰姍（女）32歲，鄭州市某公司職員） ——張 某 女 28歲 項城市（前表為：張玉（女）28歲，鄭州一家教育集團職員） ——張某月 女 27歲 鄭州市中原區（張挽月（女）27歲，鄭州市某藥店銷售員） ——顏某芬 女 51歲 鄭州市中原區（顏桂芬（女）51歲，已退休） ——蘆 某 女 35歲 洛陽市（蘆笛（女）36歲，鄭州某公司會計） ——龐某洋 女 24歲 周口市（龐洋洋（女）24歲，鄭州某教育公司職員） ——馮某靜 女 33歲 焦作市（馮麗靜（女），鄭州某公司會計） ——李 某 男 40歲 鄭州市二七區 ——郜某莉 女 42歲 登封市 ——肖 捧 女 30歲 駐馬店市（肖捧捧） ——沙 濤 男 34歲 鄭州市中原區 ——鄒德強 男 38歲 居住地上海市
應該說，在7月23日公布了鄭州市地鐵5號線9位遇難者名單和在7月27日公布了14位遇難者名單，這是一個不錯的開始，可以給天下人一個交代，給遇難者一個告慰。將來某一天鄭州市建立“7.20”遇難者紀念碑時，可以將遇難者名單刻在上面，寄託哀思。筆者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但是到了半年後的國務院《調查報告》，只剩下“14人死亡”冷冰冰的幾個字。 二、2小時51分的空缺說明鄭州地鐵死亡14人事故是地地道道的人禍造成2021年7月20日鄭州地鐵5號線04502次列車14位乘客死亡的原因，“鄭州發布”認為是天災，是數天以來的“特大暴雨”，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周邊地區傳出嚴重積水，20日晚間6時更有積水衝破擋水牆、整個淹進地鐵線路。 央視網認為也是是天災，不過不是數天以來的“特大暴雨”，而是7月20日這一天，鄭州持續遭遇極端特大暴雨。下面的故事就都一樣了：極端特大暴雨導致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及其周邊區域發生嚴重積水現象。18時許，積水衝垮出入場線擋水牆進入正線區間，導致5號線一列列車被洪水圍困。 無論是“鄭州發布”還是央視網提到的時間都是7月20日18時許，積水衝垮出入場線擋水牆，進入地鐵線路。 而國務院《調查報告》第12頁則指明“在20日15:09五龍口停車場多處臨時圍擋倒塌、16:00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五龍口停車場多處臨時圍擋倒塌的時間是15:09，不是20日晚間6時，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的時間是16:00，不是晚間6時。
“鄭州發布”和央視網把積水沖五龍口停車場破擋水牆的時間整整推後了2小時51分鐘！把洪水進入地鐵5號線的時間整整推後了2小時！為什麼這2小時51分鐘和2小時的時間差對解釋鄭州死亡14人這麼重要？ 國務院《調查報告》第4頁指出鄭州暴雨的演變：“20日午後強降雨從西部山丘區移動到中心城區，強度劇烈發展，15時至18時小時雨強猛增，16時至17時出現201.9毫米的極端小時雨強，突破我國大陸氣象觀測記錄歷史極值（198.5毫米，1975年8月5日河南林莊）。 下圖是市鄭州國家氣象台站記錄的2021年7月20日的小時雨量變化。
圖9：鄭州國家氣象台站記錄的2021年7月20日的小時雨量，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從鄭州國家氣象台站記錄所記錄的小時雨量可以看到，15時至16時的降雨量為12.3毫米，16時至17時的降雨量為60.6毫米，17時至18時的降雨量為201.9毫米，18時至19時的降雨量為48.3毫米……如“鄭州發布”和央視網所報道的，18時許積水衝垮出入場線擋水牆，整個淹進地鐵線路進入正線區間，這是17時至18時出現的極端暴雨所致，自然聯想到的是天災。 而國務院《調查報告》指出五龍口停車場擋水牆倒塌的時間是15:09，那時極端暴雨還沒有發生，五龍口停車場周圍的積水不是來自暴雨，而是來自常莊水庫的無預警泄洪，根據報道，常莊水庫的泄洪在15時至16時達到最大。同樣，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的時間是16時，而不是18時，那時極端暴雨還沒有開始，尚不可能形成大的洪流。所以，五龍口停車場擋水牆的倒塌和地鐵5號線的進水，與17時至18時出現的極端暴雨沒有直接關係。這是人禍，不是天災。 國務院《調查報告》指明，在五龍口停車場多處臨時圍擋倒塌的時間是15:09，16:00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地鐵5號線04502次列車於18時許在海灘寺街站與沙口路站隧道中遭遇洪水，灌入，水上漲到齊胸高。從15:09到18時許，中間經歷了2小時51分！從16:00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到到18時許，中間經歷了整整2個小時！鄭州地鐵公司，中共鄭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採取了什麼應對措施？什麼措施也沒有。 2021年9月27日《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登KEITH BRADSHER和STEVEN LEE MYERS撰寫的《復盤鄭州地鐵溺亡事故：創紀錄暴雨和官員失誤釀慘劇》文章，作者寫道：“官員們表示，地鐵系統的一個脆弱點是一堵擋土牆，位於該市十多年前確定的一個易積水地區。這堵牆的旁邊是一個維修場，緊鄰一個斜坡的底部。一條六車道的大道從一排30層樓高的公寓樓地帶延伸到斜坡上。隨着暴雨肆虐，水從坡上流下來。牆體倒塌。水湧入用於將列車運出地面進行清理維修的隧道，灌滿了5號線，這是該地鐵系統中最新、最繁忙的線路之一。據鄭州地鐵稱，擋土牆在下午6點左右倒塌，10分鐘後，當局關閉了地鐵。社交媒體帳號顯示，在那之前，地鐵系統裡就已經開始淹水。”《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復盤也是從擋土牆在下午6點左右倒塌出發，10分鐘後當局關閉了地鐵，行動還算是迅速。但是如果擋土牆倒塌的時間是15:09，地鐵5號線進水的時間是16時，而當局關閉地鐵的時間是18:10，那麼復盤的結果就是另外一樣，當局在18:04才關閉地鐵，就是草菅人命。 都說鄭州市建設的是智慧城市（之前稱智能城市，後來覺得不夠高級，改為智慧城市），是投入巨資建設的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鄭州市發生的一切情況，特別是發生的緊急情況。在智慧城市中心可以最迅速地做出決策，採取最有效的措施。那麼從7月20日15:09到18:00，智慧城市中心的監察人員看到了什麼？智慧城市採取了什麼行動？ 最後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國務院《調查報告》第12頁寫道，“7月20日，地鐵5號線04502次列車行駛至海灘寺站至沙口路站上行區間時遭遇澇水灌入、失電迫停，經疏散救援，953人安全撤出、14人死亡。”國務院《調查報告》提到的是953人安全撤出。而之前“鄭州發布”的報道則是說，緊急疏散500多名乘客。 國務院《調查報告》說，953人安全撤出，“鄭州發布”說，緊急疏散500多名乘客。兩個數據相差400多名乘客！到底哪一個是“虛假消息”呢？ 三、公布死亡人員名單是消除民眾置疑的最好方法當鄭州市地鐵5號線被洪水淹沒事故發生之後，許多民眾，包括從地鐵5號線列車中幸運脫險的乘客，也擔心會有不少地鐵乘客不幸遇難，因為中共政府辦事一向不公開，具體辦事人員只是按照上面命令照本宣科，向民眾提供虛假信息也不必承擔責任。此外，中國的媒體也起不到一個監督的作用。 7月21日在鄭州地鐵站前擺放了那麼多悼念的鮮花，鮮花上插的卡片，寄託着民眾的哀思：天堂里沒有恐懼。有幸運脫險的乘客講述自己的經歷，卻被便衣喝止，說不要給境外反華勢力遞刀子等，推搡着將他們帶離地鐵站前的廣場，要求不再發聲，不再公布真相。有正在用無人飛機拍攝視頻記錄地鐵站前廣場上發生情況的一位來自西安的大學生，被幾個大漢摁倒，說他是境外勢力派來的特務。似乎任何真相的披露，都會讓這個厲害的國家臉上無光。 當7月27日14名遇難人員名單公布之後，筆者沒有看到對地鐵5號線遇難人數的繼續置疑。這正好說明，公布死亡人員名單是提供遇難者人數唯一可靠的做法，也是消除民眾置疑的最好方法。 四、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數與鄭州市地鐵5號線被洪水淹沒事故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鄭州京廣快速隧道被洪水淹沒事故。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數，至今依然是關於鄭州“7.20”洪水災害爭論最大的問題。筆者認為，關鍵就在於沒有公布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者名單，無論是鄭州市委市政府、河南省委省政府還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所提供的死亡人數都無法令人信服。
圖10：鄭州京廣北路隧道被洪水完全淹沒，資料來源：網絡截屏 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14頁寫道：“7月20日，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發生淹水倒灌，查實6人死亡，其中2名逃生時在隧道引坡段溺亡、1名橫穿京廣快速路時滑入隧道引坡段溺亡、1名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人員在隧道內值守時因公殉職、2名中學生騎同一輛電動自行車駛入隧道後被困溺亡；查實247輛汽車被淹，其中隧道內18輛、引坡段87輛、隧道出口道路上142輛，車內均無遇難人員，隧道內沒有公交車。” 根據記者鄭丹撰寫的《奪命逃亡兩百米：鄭州京廣隧道改變的人生》（中國經營網，2021年7月26日）一文，京廣路隧道全長4.3公里，由三斷不連續的隧道——京廣北路隧道，京廣中路隧道和京廣南路隧道依次組成，自北向南。由於鄭州市地勢南高北低，東高西低，位於鄭州站附近的京廣北路隧道成為重災區。這段鄭州市區南北交通大動脈的京廣北路隧道，全長1835公尺，總高6米，約30萬立方米的積水灌滿隧道，只用了不到3個小時。又根據鄭州市市政勘測設計研究院李選棟、申國朝發表的論文《鄭州市京廣北路隧道設計綜述》，京廣北路隧道主線全長1835米，其中暗埋段（隴海路～中原路）長度1360米，敞開段長度475米。 在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擔任鄭州市委和鄭州市政府新聞發布官的鄭州市委宣傳部官方微博“鄭州發布”，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發布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的災情消息，也沒有發布關於京廣快速隧道死亡人數和死亡人員名單，與其在地鐵5號線事故中的做法截然不同。就連《鳳凰衛視》的記者也希望京廣快速隧道在清理完畢的時候，能夠有詳細的情況說明，就像地鐵公布了截至目前的遇難者名單一樣。 最早出現的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死亡人數是2人，時間是在7月22日，報告單位是《財新》網。根據《第一財經》記者馮碩碩的題為《直擊京廣路隧道排水現場：數百輛泡水車被撈出，有遺體被發現》的報道：“負責現場協調的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工作人員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截至7月22日下午，京廣路隧道積水已造成兩人死亡，其中一人在北段隧道路口，為女士；另一人在南段路口。兩人於昨日開始抽水時被打撈起來。7月23日凌晨4點，一位來自湖北、正在京廣路隧道執行現場打撈任務的工作人員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7月22日晚上，他親手和同伴們一起，將一名50多歲的中年男人打撈了上來，當時，他的女兒已經在隧道邊苦苦等待了近一天，在親眼看到自己父親已經僵硬、冰冷的屍體時，這個女孩頓時哭得撕心裂肺，‘難受，真是很難受。’這位工作人員說”。 《澎拜新聞》在7月23日上午7時的報道中說：“據《財新》報道，目前隧道積水已造成兩人死亡，死者於7月21日排水時被打撈起來，分別被發現於北隧道和南路口。” 23日上午10點，“鳳凰衛視胡玲”在微博上表示，“我們記者一夜的守候直擊～鄭州京廣隧道全部戒嚴，不允許拍照拍攝～警察，救護車，以及大巴車⋯⋯今天，怎麼也應該更新通報人數了吧～”。胡玲所指的“更新通報人數”應該是指更新通報的死亡人數。胡玲的微博證實，警察已經對京廣快速隧道全部戒嚴，不允許拍照拍攝，同時有大巴車參與現場清理工作。這裡留下的問題是：大巴車參與現場清理工作的具體任務是什麼？ 根據《新京報》報導，7月23日，鄭州市城管局黨委副書記李平在現場稱，經過3天的抽水搜救，已經拖出兩百多輛涉水車，“不到三百輛”。有網友指出，《澎湃新聞》之前報道，被淹車輛上千。中國官媒修改被淹車輛的真實數據，或是為之後鋪路。 7月24日上午11點，鄭州市城市管理局相關負責人對《澎湃新聞》稱，京廣路三個規模隧道，經排查，在京廣北路隧道中發現四名遇難者，個別已確認身份，找到家屬。 至於鄭州市城市管理局負責人所說的京廣北路隧道中發現四名遇難者，是否包括7月21日發現的兩位死者，《澎湃新聞》的記者沒有追問。 又過了兩天，7月26日，河南舉行全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第五場），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張江濤介紹了京廣隧道受災情況和死亡人數：“經過多家部門和國內救援機構連續5天的不懈努力，共從三處隧道內拖移安置各類車輛247輛。令人痛心的是，現場排查發現6名遇難者，5男1女”。這就成為中共政府關於京廣隧道死亡人數的最終版本。而國務院《調查報告》基本上是照抄了鄭州市政府提供的版本，247輛汽車被淹，6人死亡。 與鄭州市地鐵5號線事故不同，中共政府只是公布了鄭州市京廣隧道事故所造成的死亡人數，而沒有公布死亡者的名單，無法排除人們的置疑。所以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的死亡人數，至今依然是關於鄭州“7.20”洪水災害爭論最大的問題。 五、國務院《調查報告》公布的京廣隧道事故遇難者人數是錯誤的，是人為縮小的綜合當時網友、自媒體、官方媒體、國外媒體、鄭州市和河南省提供的信息，以及國務院的《調查報告》，筆者可以確定，京廣隧道死亡人數超過官方公布的6人。 按照國務院《調查報告》的描述，6人死亡，其中1名是養護中心人員，2名騎同一輛電動自行車的中學生，這三人不是汽車的駕駛員或者汽車的乘坐者。1名橫穿京廣快速路時滑入隧道引坡段溺亡的遇難者，很可能也不是汽車的駕駛員或者汽車的乘坐者。2名逃生時在隧道引坡段溺亡的遇難者，應該是汽車的駕駛員或者汽車的乘坐者，但不是死在被淹沒的汽車中。他們已經逃出了汽車，不幸死在逃生的路上，死在隧道引坡段。結論：6位遇難者中沒有一個是死於汽車內的。 首先，一輛灰色轎車中的遇難者沒有被統計在內。 根據逃生者與中共官方媒體的報道，在隧道中至少有一輛灰色轎車中的先生被活生生淹死，因為他的頭被車門夾住了。而這位死於汽車內的遇難者並沒有在國務院《調查報告》所提供的6位遇難者之內。 關於京廣快速隧道事故第一位遇難人員的報道，應該是來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刊登的中青網記者劉言和見習記者焦晶嫻的題為《暴雨下的鄭州京廣北路隧道：大水幾分鐘淹沒車子，隧道內發現遇難者》的報道（2021年7月22日）：“7月21日上午，鄭州市民張先生路過京廣北路隧道南出口，看到搜救人員從一輛灰色轎車內發現一名遇難者。因無法打開車門，搜救人員從後備箱進入車內將其拉出。7個小時後張先生返回時，遺體仍在現場。”記者的報道寫得十分清楚，隧道內發現一位遇難者，搜救人員從一輛灰色轎車內發現一名遇難者，因無法打開車門，搜救人員從後備箱進入車內將屍體拉出。 一輛灰色轎車內有一名遇難者的消息，也得到一位逃生者回憶的證實。一位名叫“Happy諾諾諾”的女網友也在微博上爆料，講述自己經歷的情況，她寫道：“在逃生的時候我推車門推了好幾次才推開，我的手機、車鑰匙、iPad、衣服等等物品全部都沒有拿出來，如果當時我再慢一點，我可能也出不來了。第二天才發現我旁邊銀灰色車的大哥沒有逃出來，頭被門夾住了，被活生生淹死的。”“當時我要打報警電話，我同事說應該都有人打過了，我說不管有沒有人打過，我還是想打一個，因為他的車離我的車特別近，我看着難受。”這位逃生者告訴警方：“有人去世了，你們能不能把他撈出來？”如果國務院調查組調用一下鄭州警察局的報警記錄，不難發現這位遺漏的遇難者。 也有網友做了如下的記錄：“京廣路隧道三名倖存者爆料，講述現場情況，管理疏失，出口被封，入口沒有。大家以為是普通堵路，溫水煮青蛙。20歲女子稱還好自己走得早，旁邊車的大哥頭被門夾着，淹死了”。 這位灰色轎車內有一名遇難者，沒有逃出來的銀灰色車裡的大哥，旁邊車被門夾着而淹死的大哥，應該是同一個人。而這位遇難者並沒有出現在國務院《調查報告》所提供的6位遇難者之中。有一名遇難者不在國務院《調查報告》的統計之中，就有兩名、三名……說明國務院《調查報告》統計的遇難者就是不完整的，就不能是最終的。 其次，一輛黃色車輛中一位七、八歲的男孩未被統計在內。 根據極目新聞報導，一名家住隧道南出口旁的張女士（化姓）稱，事發時她看到隧道里外有很多車，停在隧道兩邊輔路上的車都被淹了，搜救人員後來還從一輛黃色的車裡，抬出一個七、八歲的男孩。 這位從一輛黃色車輛里抬出來的七、八歲的男孩，也沒有統計在國務院《調查報告》統計之中。在《調查報告》中包括了兩名騎同一輛電動自行車的中學生，七、八歲的男孩不可能是中學生。
圖11：鄭州市京廣路隧道抬出屍體的視頻，從身高、體重來判斷，前面一位遇難者應該是一位小孩，而小孩未在國務院《調查報告》統計之內，圖片來源：魯難的推特 2021年7月21日晚7時左右，中國安能常州救援基地救援隊攜帶大功率的排澇車“龍吸水”參加京廣北隧道南段和北段的抽水作業。常州救援基地救援隊隊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有群眾向他們反映，有小孩在下雨前跑進隧道，目前仍未找到。是否有小孩在下雨前跑進隧道，這位小孩是否已經找到，或者已經罹難，國務院《調查報告》均未做出解釋和澄清。這位小孩不可能是黃色車輛中的那位七、八歲的男孩。 根據中青網記者劉言和見習記者焦晶嫻的《暴雨下的鄭州京廣北路隧道：大水幾分鐘淹沒車子，隧道內發現遇難者》的報道，應該還有更多的遇難者。比如那位20歲的逃生者在向警方報告了銀灰色車的遇難者之後，當天下午4點多，她再經過隧道時，看到又一具事發隧道口遇難的車主遺體橫放在路邊。筆者無法確定，這位遇難的車主是否在那兩位逃生時在隧道引坡段溺亡中的一位。 再者，根據一些逃生者的回憶，他們的身後還有一些人未能逃生。 40歲出頭的侯文超是一家建築公司河南區的負責人。他曾經經歷過2012年的北京“721”特大暴雨，所以他果斷地放棄了一輛50多萬元捷豹車而得以逃生。他的回憶是比較清晰的。他棄車是17:40左右，位置在在距離出隧道出口位置百米遠，距離安全地二百米遠。棄車時水位已經漫過引擎蓋。侯文超扶着漂在水裡橫七豎八的車，助力自己在逆流中一步步往前走，要用勁兒地走、用勁兒地敲、用勁兒地喊，讓人們儘快離開車倆逃命。侯文超花了20分鐘艱難地走完二百米的路，得以逃生。在途中，侯文超曾幫助一位執意不肯下車的老太太，將她扶到地面。與老太太同行的是她的兒媳婦。這位老太太能在20分鐘內、在逆流中走完這段路嗎？還有她的兒媳婦呢？她能丟棄老太太而自已逃命嗎？ 網約車公司“曹操出行”45歲的司機楊俊魁是這場事故中的一位英雄。7月20日下午他駕車經過京廣路隧道。當時隧道開始進水，車輛停了下來。當水位漲到車軸高時，他決定棄車。他看到周圍的車輛很快開始漂浮起來。他去敲打其他幾輛車的門，讓司機立即下車，並把他們帶到安全的地方。楊俊魁看到三名女性被困在附近一輛已沉沒的汽車車頂上，兩名男子已經丟下她們，向安全地帶游去，顯然三名女性都不會游泳。楊俊魁跳入水中，一個接一個地把這三名女性救了上來。楊俊魁回憶說，他還試圖救援其他司機，但沒有成功，他因腿部受傷不得不撤了回來。可見當楊俊魁因傷撤出時，京廣路隧道還有急需救助的司機或者乘客。他們都安全脫險了嗎？後來楊俊魁對記者表示：“我要是體力好一點，還能多救幾個人。”他的表述十分明顯，他的身後還有許多不幸的遇難者。 吳強、其妹夫和司機這三個男人應該是最後得以逃生的幸運者。當時車門已經無法打開，他們是從汽車的天窗中爬出來的（筆者註：有多少汽車是有天窗的？）。當吳強被拉出水面回頭再看，只有洶湧的洪水一路向北。水面上，再沒有第四個人。但是他無法確定隧道里的汽車中再無其他司機。 7月22日，推友“新聞/真話”轉發一條鄭州救災自願者的博文，披露其當自願者時的親身經歷，據他的保守估計，死亡失蹤人數會很多。
圖12：鄭州救災自願者的博文，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推特號“財經真相”說，目前可以肯定鄭州京廣路隧道，被短時間內快速淹沒，長四公里的，裡面全是車，看車輛就知道不下百人被悶在裡面！根據《中國新聞組》2021年7月24日綜合的消息，有目擊者稱，隧道里堆棧成山的不少車上都有人。一位拍攝視頻者女士驚呼：“現在抽水都抽不盡，裡面車全部都悶進去了，車裡頭都有司機，都有人啊，都是一家一家的，你說這咋弄啊。這景象慘不忍睹啊，我的天哪。”關於在京廣路隧道中被淹車輛上有人的微信、推特等還有許多，在此不再一一羅列。 第四，如果京廣隧道中只有247輛汽車，是不可能造成堵車現象的。 鄭州市城管局副書記李平表示，經過3天的抽水搜救，在京廣北路隧道已經拖出了逾200輛汽車，“第一批車有265輛，現在剩餘四五輛”。隧道內的積水下降到1.2到1.5米時，目測已經沒有其它被困車輛（參見：《鄭州京廣隧道拖出200多輛車，罹難者家屬趴在泥水裡哭》，騰訊網，2021年7月24日）。按照李平的說法，京廣北路隧道已經拖出第一批車有265輛，剩餘四五輛，目測已經沒有其它被困車輛。京廣北路隧道拖出的第一批車有265輛，已經大於國務院《調查報告》所說的查實247輛汽車被淹。 在國務院《調查報告》所提供的6位遇難者中，目前唯一已知的兩位遇難者姓名就是劉浩銘（男，15歲）和許玉昆（男，15歲）。
圖13：京廣北路隧道兩個罹難的中學生，左為許玉昆，右為李浩鳴，圖片來源：鳳凰網 7月20日下午，劉浩銘與許玉昆同騎了一輛電動車進入京廣北路隧道，準備回家，被堵在隧道里。當時這兩個中學生都給家裡打了電話，說是正被堵在京廣北路隧道中。之後家裡大人再也無法聯繫他們。孩子失聯之後，兩家大人一直守在京廣北路隧道，傳播孩子失聯的消息。7月24日，許玉昆家屬突然接到確認孩子遇難的消息。劉浩銘和許玉昆是6位遇難者中最後被確認死亡的遇難者，也是7月24日上午11點，鄭州市城市管理局相關負責人對《澎湃新聞》稱，在京廣北路隧道中發現四名遇難者之後，再增加的2位遇難者。 遇難的兩位中學生劉浩銘和許玉昆同騎了一輛電動車進入京廣北路隧道，在隧道中各自和家中通了電話，說是正被堵住京廣北路隧道中。一輛電動車被堵在隧道中，這就說明隧道中的車輛很多，十分擁擠，否則電動車可以利用車小靈便的優點，左拐右拐就可以繞出來，避免被堵在隧道中。 如鄭州市政府副秘書長張江濤在2021年7月26日在河南舉行防汛救災第五場新聞發布會上所介紹的：“京廣快速路隧道全長約4.3公里，由三段不連續的隧道組成，其中受災最嚴重的京廣北路隧道長度約為1.7公里、積水最深處6米左右”。前面已經提到，京廣北路隧道主線全長1835米（與1.7公里略有出入），一個方向三個車道，兩個方向六個車道，其中暗埋段（隴海路～中原路）長度1360米，敞開段長度475米。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查實247輛汽車被淹。假設這247輛汽車都集中在京廣北路隧道的暗埋段中，道路長1360米，六個車道，平均每個車道42輛，平均每輛車占據車道的長度為32米多。在這樣的車流情況下是絕對不會發生堵車的。兩位中學生同騎一輛電動車是完全可以安全回家的。就是247輛汽車全部在一個方向的三個車道上，平均每輛車占據車道的長度為16米多。一輛電動車也是完全可以繞出來的。 如果劉浩銘與許玉昆因為堵車而被困在京廣北路隧道之中，那麼那時被困在京廣北路隧道中的車輛應該超過247輛。根據侯文超的回憶，他棄車後曾回顧四周，後排出隧道的車輛大概四五十輛，前排還有大幾百輛在排隊。什麼是“大幾百輛”？大幾百輛是指大於500輛小於1000輛的意思。事實上，就連大陸官方媒體比如澎湃新聞，在最開始報導京廣路隧道事件的時候，用的標題就是“上千輛車浸沒”。 一般來說，車輛中的司機與乘客比乘坐電動自行車的人更難逃生。再說，中學生也比其他年齡段的人在遭遇緊急情況下更加機靈。鄭州京廣隧道中一共6人遇難，其中兩人是同騎一輛電動自行車的中學生，讓人很難理解，說不過去的。承認許玉昆和李浩鳴是6位罹難者中的兩位，是因為兩位同學家長堅持在隧道清理現場，並且兩位同學都在之前打電話告訴家裡，自己被堵在京廣隧道中。當時中國民眾上網協尋的河南鄭州洪水失聯親友就有130人，但是都無法證明這些人是在京廣隧道中失聯的。 第五：前面已經提到，鄭州市打造智慧城市，京廣路隧道則是智慧城市的重點工程。為什麼國務院《調查報告》不包括視頻、照片？ 根據河南新聞廣播記者夏凊撰寫的題為《鄭州智慧隧道一期建設即將收尾 鄭州市隧道都將“會說話 會思考”》的報道（參見：新浪河南，2021年6月1日），作為鄭州城市大腦•智慧城管的重要組成部分，2020年啟動的鄭州智慧隧道一期（京廣路隧道試點）建設工作已經步入尾聲：“在鄭州市隧道中心指揮大廳內，智慧大屏讓隧道內場景一覽無餘。這裡實時監控並顯示隧道內各項設備的數據，提供病害、隱患、預警等信息分析，鄭州城市隧道綜合管養中心楊航表示，六大模塊，讓鄭州隧道‘會思考、會說話’：‘比如隧道內有車輛停留或行人進入，感知模塊就會立即通過隧道內監控設備進行抓拍，並感知它停留、進入原因。如果有突發事故發生，我們能通過後台記錄的人員最後所在位置，實現人員的精準快速搜救等功能。’”
圖14：鄭州市隧道中心指揮大廳，圖片來源：新浪河南 通過這個智慧城市中的智慧隧道工程，中共政府必然掌握了京廣隧道中被洪水圍困的所有車輛、人員和手機信息。而且這些視頻和相關信息被存蓄在智慧隧道工程的中心。即使京廣隧道中的攝像系統在最後時刻被水毀壞或者供電系統出現故障，但是之前這些視頻和相關信息都還存在，周圍地區攝像系統所拍攝的進出隧道車倆的視頻和相關信息都還存在。從這些視頻和信息中來確定遇難者人數並不是一件難事。為什麼國務院《調查報告》中不引用和提供這些信息？ 第六，中共政府在清理隧道初期並未阻止民眾前往觀看，之後則動用警察戒嚴管理，接着馬上又用野戰軍接管戒嚴任務。如果沒有大量的人員傷亡，為什麼要動用這樣多人員，特別是野戰軍官兵，如此嚴密的封鎖現場？ 在7月21日京廣快速隧道開始抽水，最初事故現場還是允許居民觀看的。根據《大紀元》【一線採訪】的7月22日題為《鄭州京廣隧道汽車堆積 慘不忍睹》的報道鄭州官方在抽走隧道里的積水時，很多市民到現場觀看。在隧道口觀看的市民鄭林（化名）接受大紀元電話採訪說：“這條隧道三四公里。現在能看到的已經抽水了，抽水之後汽車已經漂出來了，或者已經落到一塊了。這都是實打實能看見的，有幾十輛了。”“還有隧道裡邊水沒抽完呢，那裡邊都看不到啊。”“三四公里，目測的話也得上百輛吧。” 有視頻顯示，隧道外的車輛還半淹在水中，稍高處人群擁擠。
圖15：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鄭州市京廣快速隧道出口，被洪水沖走的汽車堆疊在一起，居民在觀看，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緊接着很快就布置警察戒嚴管理，執行戒嚴管理的時間應該是在7月21日深夜或者22日凌晨，鄭州京廣北路隧道抽水，被淹的大批車輛開始露出了水面。警方開始對現場進行戒嚴，拉起警戒線，執行戒嚴，不讓民眾靠近。原來圍觀的民眾，都被警察清走，不讓民眾繼續觀看了。 很快擔任戒嚴管理任務的警察又被大量解放軍官兵所取代。根據7月23日《中國青年報》報道，當天上午，駐守在河南新鄉的中共第83集團軍“楊根思連”官兵到達鄭州市，部署在京廣北路隧道。“楊根思連”系原陸軍第20集團軍步兵第58師第172團第3連，2017年轉隸為陸軍第83集團軍某合成旅某裝甲步兵連。從流傳出來的照片可以看到，“楊根思連”十幾輛軍車，一百多名官兵，來擔任鄭州京廣北路隧道的戒嚴管理任務，這是殺雞用牛刀。按照國務院《調查報告》，鄭州京廣北路隧道死亡人數6位，被淹車倆247台，部隊來到時已經有鄭州市政公司的職工和各地來支援的攜帶抽水機來的安能公司職工，還有鄭州的警察，用得了這麼多人力嗎？後來又有解釋說，“楊根思連”的解放軍是來幫助隧道清淤的。不是說，淹沒京廣隧道的洪水是城市暴雨造成的，鄭州城內裸露的土地本來就很少，哪裡來得這麼多淤泥？淤泥多到還需要一百多名官兵來清除？ 為什麼要用解放軍官兵來執行對京廣北路隧道的戒嚴管理？這本不屬於憲法賦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唯一的解釋就是：這裡有許多連一般警察也守不住的“國家機密”。
圖16：解放軍官兵接管京廣快速隧道戒嚴管理任務，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第七，嚴格管控有關災情的信息。 早在河南鄭州洪水災害剛剛發生時，《環球時報》就報道了“7月21日微博禁言37個散布河南暴雨謠言賬號”。可見嚴格管控有關災情的信息，是與洪水災害同時到來。當時人們對洪水災害的嚴重程度缺乏信息，“微博”管理部門又如何能判斷什麼是事實，什麼是信息，什麼是謠言呢？就象後面還會提到的王宗店死亡失蹤人數，是陳龍報告提供的死亡失蹤23人是謠言，還是新華社記者引用河南滎陽官方通報的死亡8人是謠言？
圖17：7月21日微博禁言37個散布河南暴雨謠言賬號，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獨立經濟學者“冷山時評”在推特上也轉發了張新年律師的這則博文，稱“鄭州市政府禁止公職人員轉發洪災信息，哪怕家裡有人失聯也不行……”根據六四天網消息，張新年律師在微博轉發了網名“我是663手裡的玩具熊”7月21日的一則帖文：“我是河南人，但不在洪災城市。我媽今天早上接到市政府通知說：不讓政府部門人員轉發任何關於鄭州洪災的相關信息，說網上的都是誇大其詞別有用心。可是我姐姐已經失聯11個小時，我閨蜜的媽媽前天去鄭州大學附屬醫院辦事情被水沖走，頭部撞到汽車顱骨粉碎性骨折。這怎麼就成誇大其詞了。氣哭了。”廣西維權人士李燕軍在推文中寫道：“我也被轄區派出所黃副所長上門警告：不得再在網上發未經核實的消息”。李燕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24日晚上，我看到很多不讓轉發鄭州災情消息的信息，看來是上面統一部署了。
圖18：不讓政府部門人員轉發任何關於鄭州洪災的相關信息，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下面一份截圖是鄭州市某部門頒發的緊急通知：“目前多家國外媒體在京廣路隧道現場採訪，鑑於京廣路隧道話題敏感，易引起國際輿論高度關注，引發國際輿情。建議轄區辦事處派工作人員深入街頭挨家挨戶走訪沿街各商戶，提醒廣大商戶提高警惕，不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不給對方任何斷章取義、歪曲事實的可能，如發現相關情況及時向轄區辦事處反饋或直接報警。注意工作方式，切不要用短信威脅通知，請挨家挨戶口頭通知”。
圖19：不要私自接受國外媒體採訪，發現相關情況直接報警，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根據中國大陸律師劉曉原的推文，北京某媒體人發出消息，上午接到河南某市網信辦3個電話和4個微信，要求他們“為河南的大雨洪災、鄭州的救助多點讚，少質疑，最好是不要質疑。 在京廣隧道出口處路旁的欄杆上掛着一排橫幅：“您的一言一行代表鄭州形象，請勿在此圍觀”。
圖20：欄杆上掛着一排橫幅：“您的一言一行代表鄭州形象，請勿在此圍觀”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2021年7月26日自由亞洲電台發表題為《外媒:<德國之聲>採訪受阻 鄭州隧道受難人數成謎》的報道：肆虐鄭州的洪水已經退去，但京廣北路隧道的抽水、被淹車輛移置及失蹤者搜救仍在持續，成為矚目焦點。報道引用中央社的消息，中國河南洪災，鄭州京廣北路隧道內大批車輛被水淹沒，官方指隧道內目前僅發現4人罹難。但據外媒報導，光是中國民眾上網協尋的失聯親友，就有130人。自由亞洲電台的報道指出，除中國本地媒體外，已有外國及台港媒體前往採訪。但據外媒報導及網路訊息，鄭州等地的一些“愛國民眾”當街阻撓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英國廣播公司（BBC）、澳洲廣播公司（ABC）的記者採訪。鄭州的一些民眾一邊阻撓，還一邊指責外國記者“妖魔化中國”、“選擇性報導”等，甚至要求查看拍攝畫面。
圖21：《德國之聲》記者比靈格（筆者註：圖中右邊穿深藍色汗衫者）在河南鄭州採訪時受到一些民眾的圍攻，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如果鄭州7 20洪災真是一場天災，京廣隧道只死了6個人，中共政府不必花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嚴格管控有關災情的信息。 第八，山東省淄博市殯儀協會的支援 7月26日，有網友在推特上發布視頻，山東淄博殯儀協會動用大型廂式貨車支援河南。車上貼着寫有“淄博市殯儀協會與河南人民同在”的橫幅。
圖22：淄博市殯儀協會馳援河南，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獨立媒體人方舟子在推特上發文：“官方最新數據是河南強降雨已致63人遇難、5人失蹤，幾十個人死亡河南自己的殯儀館就處理不了了？還要從外省調殯儀服務？”更有網友直言：“河南人死的太多了，必須要山東省給予殯葬支援!” 網上還有一段聊天對話曝光，稱鄭州二七區殯儀館堆滿了屍體，都被黑色帷幕遮起來了，現場有成千的遇難者家屬前往殯儀館認屍，但被警方強制驅離。 “對口支援”，馳援受災地區，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淄博市殯儀協會對口支援的就是鄭州市殯儀行業。是什麼造成了鄭州市殯儀行業有點力不從心，需要外地的支援呢？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所說鄭州京廣隧道遭淹一共造成6人死亡，這個數據是錯誤的，是人為縮小的。按照國務院《調查報告》的描述，6位罹難者沒有一個是死者汽車內的。但是一輛灰色轎車中的遇難者沒有被統計在內。有一名遇難者不在國務院《調查報告》的統計之中，就有兩名、三名…… 六、關於王宗店村洪水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到底誰在造謠？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是鄭州市山丘區4個市中受災最嚴重的的村莊，也是死亡失蹤人數最多的村莊。 關於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洪水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2021年7月28日陳龍撰寫的《河南“受災最嚴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災害調查指出，23人死亡、失蹤，其中確定死亡人數為10人，失蹤13人，並附上失蹤（死亡）人員名單。
圖23：陳龍：鄭州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洪災失蹤（死亡）人員名單，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不久，有關滎陽王宗店村傳出有23人因洪水失蹤死亡的消息被官方屏蔽，中共政府又以消毒為由，不允許外人進入王宗店村。 7月29日新華社微博刊登記者牛少傑的微博：“【河南滎陽官方通報：崔廟鎮王宗店村8人因山洪遇難】河南省鄭州市滎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網傳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經核實，截至7月28日，山洪奪走了8人生命，失聯人數正加緊統計。”之後，中國各媒體以新華社稿件為準，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消息進行澄清，只死了8個人。
圖24：新華社記者牛少傑：崔廟鎮王宗店村8人因山洪遇難，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新華社記者牛少傑引用河南省鄭州市滎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通報，說截至7月28日，洪水只造成王宗店村8人死亡。而網傳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顯然是虛假信息。這個網傳的所謂虛假信息就是來自陳龍撰寫的《河南“受災最嚴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災害調查。 陳龍是藍天救援隊隊員，親自參加了王宗店村的救災工作。王宗店村的村民說：鄭州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7月20日遭遇洪水災害，至今四天下來，全靠藍天救援隊和村民組織自救，政府承諾的救援自始至終沒有出現，甚至阻擾已做好安全措施的村民進入救人…… 陳龍撰寫的《河南“受災最嚴重”王宗店村：23人失蹤、死亡》的災害調查，其最可信之處，就是提供了失蹤、死亡的名單等最重要的信息。而且指明，截至26日晚，已經找到10具屍體。 那麼到底是鄭州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洪災造成23人失蹤、死亡是虛假信息？還是新華社記者牛少傑轉發的河南省鄭州市滎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通報，洪水只造成王宗店村8人死亡是虛假信息？到底是誰在造謠？到底是誰給境外勢力遞刀子？
圖25：一位王宗店村人的博文，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16頁確認：暴雨洪水造成王宗店村死亡失蹤23人。《調查報告》在第19頁指出：(滎陽市)在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中失職，違反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存在遲報瞞報問題；對下級黨委政府和有關部門遲報瞞報問題失察失責。可見，遲報瞞報因災死亡失蹤人員的是滎陽市黨委和市政府，滎陽市防汛抗旱指揮部！ 七、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件根據2021年7月20日《搜狐網》記者席小丹報道，2021年7月20日6時許，河南省登封市登電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發生爆炸事故，據官方通報，目前無人員傷亡和失聯情況。 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位於登封市告成鎮曲河村潁河邊。潁河，古稱潁水，其主要支流為沙河，因此常被合稱為沙潁河。潁河發源於登封市嵩山，流經許昌，與沙河匯合，至周口市與賈魯河匯合，至壽縣入淮河幹流。7月20日凌晨4時左右，潁河水位暴漲並超警戒水位。受上漲河水的壓力，圍牆倒塌，廠區進水。6時許，因洪水漫延到廠區內合金槽內高溫溶液發生爆炸，爆炸情況相當嚴重。
圖26：2021年7月20日6時左右潁河洪水漫延到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廠區內合金槽內高溫溶液發生爆炸，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河南省黨委和省政府曾提出以鋁強省的口號。登電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主營硅鐵、重熔鋁錠、鋁合金、鎂合金、鈦合金的冶煉和加工，年產低鈦、高硅鋁合金、60系列合金棒6萬噸，市場占有率高達15％。現有職工500多名，占地面積越16萬平方米。 但是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發生強烈爆炸的消息並沒有引起中國媒體和民眾的關注，後續也缺乏媒體的跟蹤，特別是缺乏受害民眾和知情人的爆料，一是關注的焦點集中在之後不久發生的京廣隧道和地鐵5號事件有關，一是當時官方的報道說，爆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有關。 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回應媒體說，“河水倒灌期間，工廠已經要求全員撤離，並於爆炸前一小時撤離完畢，所以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登封市政府網站稱，爆炸發生後，登封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組織現場處置，並疏散廠區周邊群眾。目前，無人員傷亡和失聯情況，事故善後處置工作也正在有序進行。 筆者關注的是水進入合金槽內高溫溶液後發生強烈爆炸一事，是因為在解釋水庫誘發地震的原理時，存在這樣一種理論或者說一種假說，水庫的水在水庫蓄水產生的高壓下，進入地層裂隙，遇到熔岩高溫，分解成氫和氧，然後就發生爆炸。有人在做模擬試驗時，就是將水倒入融化的鋼水。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發生強烈爆炸從一個側面為這種理論提供了一個實例。 國務院《調查報告》則是揭穿了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廠區發生爆炸無人員傷亡的謊言。《調查報告》第17頁指出：“查明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7月20日爆炸情況。經調查認定，這是一起由極端暴雨引發潁河水位暴漲，漫溢洪水湧入公司車間電解槽，與高溫熔融鋁液發生反應造成爆炸的次生事故。爆炸導致房屋倒塌致5人死亡，但登封市告成鎮黨委、政府只上報‘因災死亡’，未如實報告真實原因，並且違規使用災後重建補助資金400萬元用於死亡人員家屬補償。”《調查報告》第34頁繼續指出：“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對洪水進入電解槽高溫熔融鋁液遇水爆炸的現實危險，未及時向蔣莊村委會和村民發出爆炸預警信息，致使部分村民錯過轉移時機。”誰能說這是天災呢？ 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廠區發生爆炸，導致房屋倒塌致5人死亡。登封市委市政府、告成鎮黨委和鎮政府，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聯手隱瞞死亡人數，隱瞞死亡原因，這就說明，在現行制度下，黨委、鎮政府和企業都存在隱瞞事故原因和事故所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動機，而且隱瞞死亡人數的這個行為不會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的懲處。 八、河南鄭州“7.20”洪災期間的死亡失蹤人數通報在河南鄭州“7.20”洪災期間，向外公布災情和通報死亡失蹤人數的任務，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承擔，在全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上予以公布。據統計，一共舉行了十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下表是十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舉行的時間和公布的鄭州市因災死亡失蹤的人數：
從表中可以看到，從7月21日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公布的死亡失蹤33人，7月23日41人，7月24日63人，7月25日69人，7月27日71人，7月28日73人，7月29日99人，死亡失蹤人數增長十分緩慢，8天只增加了66人；特別是從7月24日到7月28日，4天死亡失蹤人數63人從增加到73人，4天只增加10人。但是到了8月2日的第十場新聞發布會，全省死亡失蹤人數一下子增長到352人，其中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339人。 2021年8月2日舉行的河南舉行全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第十場）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場新聞發布會，出席新聞發布會的有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長王凱、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武國定、河南省應急管理廳廳長吳忠華、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侯紅、新鄉市人民政府市長魏建平等，河南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曾德亞主持新聞發布會。為什麼說第十場河南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是最重要的新聞發布會，因為出席會議的領導幹部級別最高，在新聞發布會上講話的領導幹部級別最高。省長王凱講話，副省長武國定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全省災情及損失：“這次特大洪澇災害，使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據統計，截至8月2日12時，全省共有150個縣（市、區）、1663個鄉鎮、1453.16萬人受災，分別占全省的96.2%、92.9%、14.6%。全省組織緊急避險93.38萬人，轉移安置最高峰值147.08萬人；倒塌房屋30616戶、89001間；農作物受災面積1635.6萬畝，成災面積872.3萬畝，絕收面積380.2萬畝，直接經濟損失1142.69億元。特別令人痛心的是，此次特大洪澇災害共造成302人遇難，50人失蹤。其中，鄭州市遇難292人，失蹤47人；新鄉市遇難7人，失蹤3人；平頂山市遇難2人；漯河市遇難1人。” 接着侯紅市長介紹鄭州市防汛救災工作有關情況：“7月19日8時至22日8時，鄭州持續遭遇特大暴雨襲擊，3天降雨量接近鄭州平均全年降雨量。根據鄭州氣象站數據顯示，20日16時至17時最大小時降雨量201.9毫米，突破我國陸地小時降雨量歷史極值；西部山區的鞏義、滎陽、新密、登封降雨量達到800毫米，降雨量最大的新密白寨氣象站達到928.1毫米。特大暴雨造成了鄭州143座水庫103個超汛線，區域內河流水位迅速上漲，多個區域斷電斷水斷網，道路損毀、交通中斷、地下空間被淹，多處出現重大險情。7月20日，南部山區洪水匯集流入常莊水庫，造成水位暴漲，最高達到129.39米，超警戒線1.9米，背水坡處多處管涌，直接威脅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調幹渠安全；京廣快速路隧道瞬間水量快速上升，導致200餘輛車擁堵被淹；市區主要排洪河道賈魯河水位暴漲，多處出現潰堤險情；地鐵5號線一列車因雨水溢至軌道迫停，數百名乘客被困；位於城市南部的郭家咀水庫出現漫壩，水利專家發出潰壩風險預警。” 其實侯紅已經把常莊水庫大壩出現險情，直接威脅到城市安全和南水北調幹渠安全，採取緊急無預警大流量泄洪，與後續的京廣快速路隧道瞬間水量快速上升，導致200餘輛車擁堵被淹，以及常莊水庫大壩下遊河道賈魯河水位暴漲，多處出現潰堤險情，與地鐵5號線一列車因雨水溢至軌道迫停，數百名乘客被困，之後位於城市南部的郭家咀水庫出現漫壩，採取緊急挖掘泄洪通道，大流量不可控的泄洪，造成市區多地被淹的邏輯關係和時間關係說得十分明白。有一些中國民眾不理解，為什麼水庫泄洪要淹鄭州這樣的特大城市？他們以為，水庫泄洪，無非就是去淹農村、去淹農地，怎麼會淹鄭州這樣的特大城市的？但是，鄭州的水系就是這麼規劃的，把十幾條河一起引入鄭州市中心，造成江南水鄉的美景。要不然哪裡會有賈魯河兩岸的賣價不菲的水景房？ 侯紅市長接着說：“經過兩天兩夜的連續奮戰，22日早晨郭家咀水庫、常莊水庫水位逐漸平穩、險情基本解除。我們迅速投入到遇難和失蹤人員的搜救工作中，調集一切力量、第一時間集結，旨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但由於全市瞬間降雨量大、城鎮交通嚴重損毀、城市地下空間排水量大、遇難人員比對需要時間，造成搜救困難重重。救援隊伍在沿索河、汜水河等區域搜救過程中，102名遇難者被找到時遺體在本村外，5名遇難者在本縣外，最遠的在20公里以外。搜救範圍廣、困難大、比對時間長，導致了搜救時間的延長。令人十分痛心的是，經過搜救人員連續多天奮戰以及嚴格的身份比對，到8月1日18時，全市總共遇難292人，失蹤47人；其中，因洪水、泥石流導致189人遇難；因房屋倒塌導致54人遇難；因地下室、車庫、地下管廊等地下空間溺亡39人，包括大家關注的地鐵5號線14人遇難，京廣路隧道6人遇難；另有其他遇難者10人。縣（市）方面，鞏義市遇難64人、滎陽市58人、新密市46人、登封市12人、新鄭市2人、上街區2人（中牟縣0人），共遇難184人；市內五區和四個開發區共遇難108人。” 侯紅市長指出，從20日到22日早晨，這兩天兩夜的時間，鄭州市政府的工作重點在應付郭家咀水庫、常莊水庫的安全上，直到險情基本解除。接下來就投入到遇難和失蹤人員的搜救工作中。由於搜救範圍廣、困難大、比對時間長，導致了搜救時間的延長。這是侯紅市長解釋，為什麼，鄭州市的死亡失蹤人口在7月22日之後不能得到及時更改，而要等到8月2日才一下子把死亡失蹤人數提高到339人的原因。這339人，包括大家關注的地鐵5號線14人遇難，京廣路隧道6人遇難；另有其他遇難者10人。請讀者注意侯紅市長提到的另有其他遇難者10人，他們能是什麼人？又死於什麼原因和死於什麼地方？ 但是在2021年8月2日舉行的河南舉行全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第十場）之後，河南省黨委和省政府再也沒有向社會更新河南鄭州“7.20”洪災期間的死亡失蹤人數，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也沒有進行更新，因為鄭州市宣布防疫封城了，人們對河南省、鄭州市洪水災害的關注嘎然而止。 九、鄭州市瞞報的死亡失蹤人數應該高達317人半年之後發布的國務院《調查報告》得出鄭州市因災死亡失蹤380人，其中在不同階段瞞報139人：鄭州市本級瞞報75人、縣級瞞報49人、鄉鎮（街道）瞞報15人的結論，顯然國務院調查組對侯紅市長代表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提供的數據和做出的解釋是不滿意的。 國務院《調查報告》引用突發事件應對法和自然災害救助條例、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災情穩定前應當每日逐級上報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等情況，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虛報、瞞報、偽造、篡改。 2007年8月30日頒布、2007年11月1日開始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國務院建立全國統一的突發事件信息系統。第三十九條：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向上級人民政府報送突發事件信息……有關單位和人員報送、報告突發事件信息，應當做到及時、客觀、真實，不得遲報、謊報、瞞報、漏報。 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自然災害救助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災情穩定前，受災地區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每日逐級上報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和自然災害救助工作動態等情況，並及時向社會發布。 1991年7月2日頒布、後經兩次修訂的《防汛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防汛指揮部，應當按照國家統計部門批準的洪澇災害統計報表的要求，核實和統計所管轄範圍的洪澇災情，報上級主管部門和同級統計部門，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虛報、瞞報、偽造、篡改。 顯然，國務院調查組引用突發事件應對法和自然災害救助條例、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將其中內容加以組合，做出了“災情穩定前應當每日逐級上報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等情況，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的新規定。這不是嚴格執法，而是任性執法，按照某些人的意志任性執法，不能任意將三個不同法律和法規的不同規定，各取所需部分，形成一條新的所謂法規。 根據《突發事件應對法》、《自然災害救助條例》和《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在災情穩定前有每日如實地逐級上報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等情況的責任，還有及時向社會發布的責任。而國務院《調查報告》並沒有追查未能及時向社會發布的責任。 國務院《調查報告》（第11、12頁）指出：7月25日至28日，鄭州市連續4天未通過報災系統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截至7月29日僅上報97人。直到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要求，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7月29日、8月1日兩次發出緊急通知後才統計上報，7月30日上報322人、8月1日上報339人。刻意阻礙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鄭州市對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統計上報態度消極，不僅沒有主動部署排查、要求及時上報，反而違規要求先核實人員身份等情況再上報，以多種藉口阻礙信息報送工作。對已經掌握的信息隱瞞不報。7月25日至29日鄭州市縣兩級共瞞報116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領導同志考察河南期間，鄭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災死亡12人，但仍不如實報告；8月20日調查組進駐後，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比8月2日公布數增加41人，其中23人屬於瞞報。 將國務院《調查報告》的這段描述，與河南省新聞辦公室的十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所公布的因災死亡失蹤數字做一簡單對比，可以發現，對於公布因災死亡失蹤數字，其中的三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很重要，分別是7月24日的第三場，7月29日的第八場和8月2日的第十場。 在第三場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災情的是河南省應急管理廳黨委委員、副廳長李長訓，全省因災死亡人數達到58人、失蹤5人。當時認為地鐵5號線和京廣隧道的死亡失蹤人數情況基本搞定了。 之後的7月25日至28日，鄭州市連續4天未通過報災系統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而國務院《調查報告》斬釘截鐵地指出：7月25日至29日鄭州市縣兩級共瞞報116人！讀者要理解習近平上台之後的中共抗災模式，習近平或者李克強等主要領導，甚至副總理級別的官員，不會在第一時間親臨抗災第一線。但是中央會暗地裡派出督導組（或者用其他名稱），到抗災第一線去了解情況，然後直接報告黨中央和國務院。7月26日李克強主持召開中央抗洪搶險救災和防汛工作視頻會議並強調指出，在緊急情況下，除特殊行業外，應該果斷停工、停學、停業。李克強要求“公開透明”發布訊息。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要求，河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於7月29日發出緊急通知，鄭州市這才在7月29日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97人。很明顯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試圖把死亡失蹤人數控制在100人以內。 所以在7月29日的第八場新聞發布會上，河南省應急管理廳黨委委員、副廳長李長訓介紹說：（全省）因災遇難99人，仍有失蹤人員在進一步核查當中，未說明其中的鄭州市的因災遇難人數。而且這遇難的99人，也沒有包括失蹤人員。顯然鄭州市上報的這個死亡失蹤人數97人依然不能令中央領導滿意，所以再施加壓力。 鄭州市於7月30日上報死亡失蹤人數322人。但是在7月30日的第九場新聞發布會上並沒有公布任何死亡失蹤人數，顯然是上面對死亡失蹤人數322人這個數字還不滿意。8月1日中央領導再做指示，河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於8月1日再發出緊急通知。 於是鄭州市上報了死亡失蹤339人（死亡292人，失蹤47人）。顯然，當時中央領導是基本接受了這個數字，在8月2日舉行的第十場新聞發布會上予以公布。侯紅市長還專門解釋了沒有及時上報死亡失蹤人數的原因，搜救範圍廣、困難大、比對時間長等等。 8月2日之後，河南省新聞辦公室再沒有舉行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沒有按照突發事件應對法或者自然災害救助條例、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繼續向社會公布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的變更情況。 8月18日至19日8月18日至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和省長王凱陪同下在鶴壁、新鄉、鄭州考察，看望受災群眾，主持召開災後恢復重建專題會議。有視頻顯示，李克強看望受災群眾時，民眾情緒比較激動，不知道向李克強提供了什麼樣的信息，或者給李克強留下了什麼印象。
圖27：2021年8月18日李克強考察地鐵5號線事故現場，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國務院《調查報告》說，8月18日至19日中央領導同志考察河南期間，鄭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災死亡12人，但仍不如實報告。這段文字比較有意思。顯然，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內部出來“漢奸”，把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給出賣了。很可能，這些“漢奸”一直就把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掌握的數據秘密報告了中央。 8月20日國務院調查組進駐後，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比8月2日公布數又增加41人，從8月2日公布的339人（死亡292人，失蹤47人）上升到380人。 8月2日鄭州市市長侯紅在新聞發布會上專門用了較大的篇幅解釋關於死亡失蹤人數上報遲緩的原因，如搜救範圍廣、困難大、比對時間長等。國務院《調查報告》特別針對鄭州市的解釋做出反駁，認定鄭州市對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統計上報態度消極，不僅沒有主動部署排查、要求及時上報，反而違規要求先核實人員身份等情況再上報，以多種藉口阻礙信息報送工作。人們可以這樣理解，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先逐日上報死亡失蹤人數，然後核實死亡失蹤人員的身份，進行修正。以核實死亡人員身份後再上報，就是違規，就是瞞報。 國務院《調查報告》確定鄭州市因災死亡失蹤380人，特別是在不同階段瞞報139人。而《調查報告》本身提供的內容卻不能支持在不同階段瞞報139人這個說法。所謂的瞞報，就是沒有按照《突發事件應對法》、《自然災害救助條例》和《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每日如實地逐級上報。 國務院《調查報告》指出，7月25日至29日鄭州市縣兩級共瞞報116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領導同志考察河南期間，鄭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災死亡12人，但仍不如實報告。僅這兩項指控，鄭州市包括市縣兩級已經瞞報128人。 8月20日國務院調查組進駐後，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比8月2日公布數增加41人，這41人也是沒有按照每天必須上報的規定，屬於瞞報，其中12人已經被計算在內，不再重複計算，鄭州市包括市縣兩級起碼瞞報了157人。 這裡沒有計算的還有從7月29日至8月1日的瞞報人數，在這期間鄭州市包括市縣兩級瞞報的人數就更多了，遠遠超過了139人。 根據國務院《調查報告》，鄭州市因災死亡失蹤人員多發生在7月20日，如《調查報告》第8頁指出，鄭州市山區4個市死亡失蹤的251人（滎陽96人、鞏義84人、新密58人、登封13人）中，90%以上死亡失蹤時間集中在Ⅰ級應急響應啟動前的（7月20日）13時至15時。《調查報告》第6頁指出，主城區因災死亡失蹤129人（占鄭州市33.9%），水淹溺亡為主因，分散在居民小區、地下室、街道、地鐵、橋涵、隧道等多處，時間基本集中在20日午後到傍晚。 考慮到侯紅市長所言：由於全市瞬間降雨量大、城鎮交通嚴重損毀、城市地下空間排水量大、遇難人員比對需要時間，造成搜救困難重重。救援隊伍在沿索河、汜水河等區域搜救過程中，102名遇難者被找到時遺體在本村外，5名遇難者在本縣外，最遠的在20公里以外等等這些原因，筆者認為，7月24日在第三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上所宣布的，截止24日下午4點，全省因災死亡人數達到58人、失蹤5人，都不應該屬於瞞報範圍。在此假設，7月24日公布死亡失蹤的63人均來自鄭州市，那麼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鄭州市瞞報的死亡失蹤人數是317人（380-63）。如果再往下分級計算，累計的各級政府瞞報死亡失蹤人數則更高。 最後筆者要指出的是，國務院《調查報告》並沒有指出河南省黨委和省政府以及其他市縣瞞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的錯誤。 以2021年8月2日河南省新聞辦公室舉行的第十場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公布的死亡失蹤人數為起始點，以國務院《調查報告》提供的數據為終點，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由339人上升到380人，增加了41人，約增加了12%。河南省其他市縣死亡失蹤人數由13人上升18人（河南全省由352人上升398人），約增加了38.5%。 看來瞞報死亡失蹤人數的問題，並不僅僅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有，河南省其他市縣黨委和市縣政府都有，而且還相當嚴重。 十、瞞報死亡失蹤人數的動機河南鄭州“7.20”特大洪水災害剛剛發生，2021年7月21日時任《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就發表博文，說他相信河南災害的情況不會被瞞報，因為在中國的體系中已經無法產生這種情況下的瞞報動機，那樣做的風險完全不可承受。
圖28：胡錫進：在我們的體系中已經無法產生這種情況下的瞞報動機，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其實就在同一天，7月21日河南省紀委監委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河南省紀委監委今日印發《關於強化防汛救災監督執紀工作的緊急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嚴明政治責任，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堅決守住不發生群死群傷事故底線，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要求嚴守政治紀律，嚴格執行防汛救災報告制度，嚴禁遲報、瞞報、漏報重要汛情災情信息（參見：河南紀委監委：嚴禁遲報、瞞報、漏報重要汛情災情信息，《中新網》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紀委監委的《緊急通知》表明兩點，第一是官員擔負的政治責任，要堅守不發生群死群傷事故底線；第二是要求官員嚴守的政治紀律，對上不能遲報、瞞報、漏報人員死亡失蹤的信息。正因為河南省紀委監委知道下面的官員做不到這兩點，遲報、瞞報、漏報人員死亡失蹤信息的動機普遍存在，所以就洪災發生後的第一天立馬發出《緊急通知》，給麻木健忘的官員敲敲警鐘。 習近平當政以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寧可十防九空，絕不可失防萬一” 、“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都可以豁得出來！”，這樣的狠話空話是曲不離口。正如河南省紀委監委的《緊急通知》所言，無論哪級地方官員，都要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不發生群死群傷事故是政治底線。但是又要求下級，不能對黨中央、中央政府遲報、瞞報、漏報。通過這樣的政治責任和政治紀律，無論哪級地方官員都成為突發公共事件中死亡失蹤事故的直接負責人。 根據國務院制定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國家突發公共事件分為四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按照突發公共事件的嚴重程度分為Ⅳ級，即Ⅳ級（一般），Ⅲ級（較大），Ⅱ級（重大）和Ⅰ級（特別重大），分別發布藍色、黃色、橙色和紅色預警，同時採取四級、三級、二級、一級應急響應。而死亡人數是判別國家突發公共事件嚴重程度一個最最重要指標。 按照《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定義，自然災害主要包括水旱災害，氣象災害，地震災害，地質災害，海洋災害，生物災害和森林草原火災等。 一般自然災害：死亡20人以上，50人以下； 較大自然災害：死亡50人以上，100人以下； 重大自然災害：死亡100人以上，200人以下； 特別重大自然災害：死亡200人以上。 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包括所謂的自然災害，死亡失蹤人數越多，地方官員要承擔的政治責任就越大。所以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在中央領導同志提出要求和河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於7月29日發出緊急通知後，鄭州市才在7月29日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共97人，沒有超過100人，這只能算較大自然災害，看看是否能夠過關。但是在中央領導同志再次要求和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的催促下，鄭州市於7月30日上報322人，跳過重大自然災害級別，直接進入特別重大自然災害範疇。至於8月1日上報339人，或者中央領導同志考察河南期間，或者國務院調查組進駐，把死亡失蹤人數提高到380人，這都已經無所謂了。地方官員要承擔的政治責任，是按突發公共事件的嚴重程度來劃分的，既然已經進入特別重大自然災害，死亡200人以上，再往上也就不封頂了。 2022年1月21日新華社發布了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布，承認截至9月30日鄭州市因災死亡失蹤380人，其中在不同階段瞞報139人：鄭州市本級瞞報75人、縣級瞞報49人、鄉鎮（街道）瞞報15人。 之前認為在中國的體系中已經無法產生瞞報動機的胡錫進此時已經退休，他感慨到：“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期間因災死亡失蹤人數380人，其中有139人在不同階段被瞞報，三分之一還多。感慨啊，瞞報在一些地方真的是個頑疾，悲。”
圖29：胡錫進：瞞報在一些地方真的是個頑疾，悲。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但是胡錫進最後還是沒有忘記攻擊其他國家一番：“去年世界上發生了多起嚴重災害，包括德國水災、美國多州風災、美國佛州塌樓等，都造成嚴重傷亡，更不要說新冠疫情持續奪走大量生命，但從未有那些國家的哪位官員受到追責的報道。西方的實際情況是，對官員追責幾乎不被用作提高治理水平的手段，對瞞報不瞞報，也不會有官方力量去查。” 2021年7月14日德國發生重大洪災，造成190多人死亡，是二戰結束之後人員損失最為嚴重的一次，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把這場災難定義為“死亡洪水”。洪水災害主要集中在德國的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與萊茵蘭-普法爾茨州。對於德國洪災，中國官方媒體給以大量的報道，《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發表微博評論，稱德國水災與其他發生在西方國家的災難一道“深刻衝擊着中國人原有對西方治理水平和其對人道主義忠誠的認知”，“他們做得真也不怎麼樣，為何總是要做中國的教師爺呢？”。胡錫進怎麼忘了，馬克思是中國真正的教師爺，而且還是中共跪求來的。胡錫進還說德國洪災折射“體制的巨大失敗”。 其實胡錫進對德國洪災的後續影響還是了解得很清楚的。洪災後的第5天，7月19日德國科布倫茨警察局便公布了已知的死亡者名單。在德國，不是聯邦政府、不是總理默克爾夫人行使追責權力，而是德國媒體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對2021年7月德國大洪災追責的責任，這就是新聞自由的力量。人們並不掩蓋錯誤，並不認可家醜不可外揚的理念，人們承認，這是重大的系統性失敗。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敢於用“系統性失敗”這樣最嚴厲的言辭來批評政府、批評社會，他們不用擔心，這樣的批評會讓他們失去工作位置，這樣的批評會讓他們上電視台認罪，這樣的批評會讓他們失去退休金。同樣，西方社會的知識分子也勇於接受不同意見者的挑戰，敢於在公眾面前進行辯論。2021年8月2日德國萊法州科布倫茨檢察院宣布：對阿爾韋勒地區（Ahrweiler ）行政長官（有人翻譯為縣長不太準確）于爾根•普福勒（Jürgen Pföhler）以過失殺人罪立案調查起訴。同時被調查還有另外一名被告。科布倫茨檢察院在聲明中表示，有很多“足夠實際的跡象”表示，在洪災來臨之前，“危險警告，以及疏散當時尚未受到洪水影響的阿爾河谷居民，是極其必要的。”但是，檢察官看到的所有證據都表明，阿爾河谷居民被告知洪水即將到來的消息已為時已晚。檢方認為，這絕非疏忽職守能解釋，而是涉嫌過失殺人罪。所以，德國萊法州科布倫茨檢察院決定對阿爾韋勒地區最高長官于爾根•普福勒以過失殺人罪提起訴訟。檢察官對阿爾韋勒地區行政長官于爾根•普福勒以過失殺人罪立案調查起訴，這和中國國務院調查組的追責調查，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程序，一個是走司法程序，罪名是過失殺人罪；另一個是行政程序，是否存在管理的過失。最後，德國民眾利用手中的每一張選票行使追責的權力。在2021年9月26日的聯邦大選中，執政的聯盟黨在選舉中以微弱劣勢（差距僅1.6%）敗選，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州長、作為默克爾夫人接班人的執政黨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在洪水災害中和災後的表現是此次敗選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30：2021年8月2日德國萊法州科布倫茨檢察院宣布：對阿爾韋勒地區行政長官于爾根•普福勒以過失殺人罪立案調查起訴，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如果中國的中央官員以及各級地方官員是通過民主選舉當選的，是靠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那麼在民主選舉的體系中是無法產生死亡失蹤人數的瞞報動機，因為被選舉出來的官員不是上面挑選出來的，向上不承擔政治責任，也不必遵守政治紀律。民選官員必須對選民負責。此外還有媒體和司法機關的監督。 因此，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存在死亡失蹤人數的嚴重瞞報，根本的問題還是制度問題。 水災研究 九 國務院《調查報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批評鄭州市的應急救災工作，但是根本沒有涉及鄭州市救災機制混亂、低效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2018年3月中央決定新組建應急管理部，整合水旱災害、森林草原火災、地震地質災害防範救援和減災救災等相關職責，並撤消了武警水電縱隊等。習近平新組建應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的模式，不管它對現有的行政管理體系有多大的衝擊，也不管它對現有的救災機制有多大的衝擊，新建的應急管理部是否能起到有效的預期作用，下級地方政府是否能夠跟上中央的改革步伐，保證救災機制的平穩過度……鄭州常莊水庫大壩發生多處管涌，搶險過程中沒有專業水電工程救護隊的身影；郭家咀水庫大壩發生滑坡，搶險過程中沒有專業水電工程救護隊的身影；地鐵5號線隧道被淹，沒有大功率的抽水機；京廣隧道被淹，沒有大功率的抽水機……需要從全國各地的抽調大功率的抽水機……國務院《調查報告》指出，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鄭州市設置有防汛抗旱指揮部、城市防汛指揮部、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突發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部等4個指揮機構，不符合習近平的指示；辦公室設在應急局的防汛抗旱指揮部有編制36人，規模頗大，但只有1人有水利中專專業背景。事實是，鄭州市設置14個應急救災指揮機構。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以及下屬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在洪災過程中集體躺平，不按規定及時報請啟動防汛I級應急響應，不認真履行災情管理職責，災情報送工作混亂，在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中失職，存在遲報瞞報問題。這種扭曲的應急救災體制設計、薄弱的專業力量和專職人員集體躺平，導致了這場洪水災害的嚴重後果。這難道不正是人禍嗎？ 一、鄭州市有4個應對災害指揮部，各唱各的調國務院《調查報告》用了大量的篇幅對鄭州市在“7.20”洪水災害過程中的應急救災工作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從鄭州市黨委和政府開始，到區市（縣）黨委和政府，再到鄉鎮街道，一級不漏；從鄭州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鄭州市水利局、鄭州市農業農村部門、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辦公室）、鄭州市交通運輸局、鄭州市城鄉建設局、鄭州市公安局，面面俱到，包括區縣的專業管理機構；最後就是企事業單位，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 其中最為嚴厲的批評就是鄭州市竟然有4個應對災害指揮部，各唱各調，和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部署大唱反調。 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8頁）指出：“中央明確要建立‘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但一些地方對中央改革部署理解不准、貫徹不堅決，甚至改後扭曲變形更加不順。鄭州市設置了防汛抗旱指揮部、城市防汛指揮部、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突發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部等4個指揮機構，辦公室分別設在應急局、城管局、氣象局、資源規劃局；防汛抗旱指揮部下又設了防辦、河湖水利防辦、城防辦、黃河防辦4個辦公室，分別設在應急局、水利局、城管局、黃河河務局，機構重疊、職能重複、工作重合，大家都管都沒有管到位，不符合‘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的機構改革要求。” 應對洪水乾旱等自然災害，鄭州市竟然有四個指揮中心： ——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設在應急局； ——城市防汛指揮部，辦公室設在城管局； ——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辦公室設在氣象局； ——突發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部，辦公室設在資源規劃局。 而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下又設了防辦、河湖水利防辦、城防辦、黃河防辦4個辦公室，分別設在應急局、水利局、城管局和黃河河務局。 機構重疊、職能重複，大家都存在，都占編制，但大家又都不管，錯誤的責任主要在鄭州市應急局。鄭州市應急局的官網宣稱其職責在於“加強、優化、統籌全市應急能力建設，構建全市統一領導、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應急能力體系，推動形成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平戰結合的應急管理體制。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努力實現從注重災後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提高全市應急管理水平和防災減災救災能力，防範、化解重特大安全風險。”在與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市水利局、市林業局等部門在自然災害防救方面的職責分工，書面上寫得也很清楚：“市應急管理局負責統一組織、統一指揮、統一協調自然災害類突發事件應急救援，統籌綜合防災減災救災工作。各行業主管部門依法承擔相關行業領域的災害監測、預警、防治及保障工作。市應急管理局負責組織編制市總體應急預案和自然災害類專項預案，綜合協調應急預案銜接工作，組織開展預案演練。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負責自然災害類應急救援；組織協調重大災害應急救援工作，並按權限作出決定；承擔市應對重大災害指揮機構工作，協助市委、市政府指定的負責同志組織重大災害應急處置工作。”簡單地說，應急部門是全面應對天災和人禍的“全災種”“大應急”的主管部門，起到統一組織、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的作用。 但是當暴雨、洪水災害來臨時，鄭州市這個所謂的“統一領導、權責一致、權威高效”的應急管理體制根本不起作用。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救災機制的建立與演變這裡需要簡單回顧一下中國救災機制的建立與演變。 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並沒有設立專門負責救災的機構，這與皇帝標榜自己是天子有關。既然皇帝是天子，這就有了當皇帝的正當性；皇帝是天子，他能在地上的人與天上的神之間傳遞信息。而中國民間廣泛流傳這樣的信念：天災則表達了上天對當今皇帝的作為不滿意，起懲戒作用。如果天災不斷，那麼就表示上天要換一個人來做新皇帝，要改朝換代了。所以，中國曆朝歷代有一套應付災害的措施，而沒有專門負責這些措施實施的機構。蔚力在《中國古代是如何抗震救災的？》一文中把主要措施歸納為三條：罪己詔、賜錢和捐銀。筆者以為還需要加一條就是減免稅務。當然，減免稅務、發放救災款、慈善捐款、修蓋房屋、修築水工等自然要麻煩戶部、工部等部門的官員，也要麻煩各地的封疆大吏。但是皇帝向天下發布罪己詔，這必須是皇帝親自完成，沒有一個機構可以替代，或者史書上沒有記載，皇帝的罪己詔是某位秘書或者某個師爺代筆完成的。 清朝後期，西方國家的管理模式漸入中國。1912年清政府下台，中華民國成立，中國的精英與外國人共同組建了全國性和國際性救助協會（今天非政府組織的前身），幫助這個飽經戰亂的新共和國擺脫日益嚴峻的洪水和饑荒的影響（參見：皮埃爾•富勒：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民間救災？《中外對話》，2017年8月24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政務院下設內務部，各大行政區設民政部，省市自治區政府設民政廳，市縣設民政局（科）等，到鄉一級設民政幹事，自上而下地管理救災工作。後發現救災工作涉及面廣，並非內務部（或民政部）一個部門所能承擔，1949年12月19日政務院頒布《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要求各級政府組織一個包括多部門、多功能的救災委員會，包括民政、財政、工業、農業、貿易、合作、衛生等部門及人民團體代表，由各級政府首長直接領導。1950年2月27日成立中央救災委員會，副總理董必武任主任，財經委主任、內務部部長、水利部部長和農業部部長為副主任，財政部、貿易部、鐵道部、交通部、衛生部等部長為委員，委託內務部辦理中央救災委員會的日常工作。後來這個架構略有改變，權力加大，依然是副總理任主任，增加了政務院秘書長（當時是習仲勛）任副主任，留內務部部長任副主任，水利部部長等任委員（參見：孟昭華、彭傳榮：中國災荒史，水利電力出版社，1989年，北京）。這時，內務部是救災機制中的最重要部門，這和西方國家政府的部門分工類似。與中央救災委員會幾乎同時還成立的還有中央防汛總指揮部，也是副總理董必武擔任主任，水利部部長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軍事委員會部長擔任副主任，突出了水利部和解放軍在防汛工作中的重要性。此外應對森林火災，1957年林業部成立護林防火辦公室；針對地震1953年中國科學院地震工作委員會成立…… 1956年1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明確提出了消滅水災和旱災的具體時間：“興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負責興修，治理為害嚴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開渠、挖塘、築壩和各種水土保持工作，均由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計劃地大量地負責興修，必要的時候由國家予以協助。通過上述這些工作，要求在7年內（從1956年開始）基本上消滅普通的水災和旱災，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特別大的水災和旱災。”正如《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說，消滅水旱災的基礎就是中共從蘇聯引入的建造水庫大壩的經驗。既然可以在短期內消滅自然災害，那麼中央救災委員會也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1958年就撤消了中央救災委員會。在後面幾年的時間裡發生了餓死幾千萬人的人間悲劇，與沒有中央救災委員會這樣的專職防災救災有直接關係。而那三年中國並沒有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更沒有大洪水，中央防汛總指揮部的作用有限。在文化大革命中，1969年又撤消了內務部，直到1978年5月才設立民政部，下設司局專門負責農村救災工作。 1971年6月6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成立中央防汛抗旱指揮部的通知》，由解放軍總參謀部、國家計委、商業部、交通部、農林部、水電部組成，指揮部設在水電部。1985年重新恢復中央防汛總指揮部，國務院副總理李鵬任總指揮部，水利部部長錢正英任副總指揮部。之後又幾經折騰，到1992年8月15日再次正名為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負責全國防汛抗旱工作的統一指揮和調度，總指揮由國務院副總理擔任，辦事機構仍設在水利部內，。按照200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工作由水利部承擔。 三、按照習近平的旨意成立新的應急管理部200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尚未落實完畢，2012年習近平當上中共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開始了習近平的所謂行政機構改革，動作很大，其中最大的一項措施就是成立應急管理部。習近平把他的行政機構改革當作所謂的政治改革。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依據改革方案，組建應急管理部，將下列部門的職責整合：
應急管理部成立之後，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辦事機構（辦公室）從水利部移到了應急管理部。 從上述的部門職責整合可以看出，這一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動作很大，涉及的部門很多，涉及的人員很多，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比如公安消防部隊轉為應急管理部管理，並不為公安消防人員所歡迎，因為公安消防部隊原來是雙重領導，既屬武警編制（武警消防部隊），是現役軍人，又屬公安部領導，而是公安部們是中國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中權力最大的部門。通過這次機構改革，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實際下降，不符合消防人員利益；又比如，武警森林部隊轉編後歸應急管理部管理，由現役軍人轉為應急救援隊的成員，現役編制轉為行政編制，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也是實際下降；再比如，中國地震局下屬應急管理部管轄，是降低了國家地震局的位置，輕視了防震工作，地位不如國家氣象局，直屬國務院領導。也許是認為，汶川大地震後，在一個較長時間內不會發生大地震。將來某一天發生大的地震災害，才會重新改變過來。其實國家地震局應該和國家氣象局一樣，直屬國務院。 把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辦事機構從水利部移到應急管理部，也是問題多多。中國洪水災害頻繁，每到汛期來臨，這十萬座水庫大壩就成為抗旱救災的第一線，還有幾十萬公里長的河堤。水庫大壩歸水利部門管，河流湖泊歸水利部門管，統一指揮防汛抗旱歸應急管理部管。應急管理部有這樣的能力管理嗎？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統一指揮防汛抗旱實際上都歸水利部，水利部的實權很大，管理和支配的資金很多，特別是工程建設資金、救災款、災後重建款數額很大，都屬於特別資金。水利部失去這等權力，能在今後的防汛抗旱工作中盡職嗎？就說這次河南鄭州大洪水，常莊水庫大壩出現險情，郭家咀水庫大壩面臨潰壩，應急管理部的官員能夠提供專業的意見嗎？ 2018年新建應急管理部，目的是建立全災種、全方位、全社會的統一指揮機構。兩年之後，2020年應急管理部職責、機構、編制再次調整。武漢新冠病毒蔓延時才又發現，這個新建立的中國特色應急管理體制還是存在一個很大缺陷，沒有防疫這一塊，以至於又提出要健全未來的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如果再細想，新建應急管理部還缺乏應對核事故的職責、缺乏應對海洋災難的職責、缺乏應對環境災難的職責…… never change a winning team，或者說：never change a running system，這是世界上各國行政改革中所奉行的一個理念。 其實習近平的行政管理，新成立應急管理部的一個最主要動機是配合他本人對武警部隊的整編。當年鄧小平為了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和平形象，實施了大規模的裁軍計劃。為了應付大規模的軍人轉業，1983年4月5日成立了中國人民武警部隊，接納轉業的兵種。在中央，武警部隊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雙重領導，在地方，武警部隊也受雙重領導。習近平上台之後，對武警部隊的這種雙重領導結構特別不放心，要把武警部隊的“槍”收歸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歸習近平指揮，這樣習近平才能睡得着覺。但是武警部隊規模龐大，有八大警種：警衛部隊、內衛部隊、邊防部隊、消防部隊、黃金部隊、森林部隊、水電部隊和交通部隊。習近平的中央軍委只想要武警部隊中的一小部分。組建新的應急管理部，可以收編武警部隊的消防和森林部隊，改為應急管理部屬下的消防救援局和森林消防局。而在抗旱防汛工作起重要作用的水電部隊（正軍級）全部退役轉業，移交給中國安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繼續承擔水利水電工程建設任務，包括一帶一路的海外工程。中國安能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屬於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監管的一家央企。安能集團的社會地位、收入、社會福利，特別是退休之後待遇，遠遠不如原來的武警水電部隊。過去在抗洪的第一線常常看到武警水電部隊的紅旗，而且都是第一時間出現，還配有大型設備。自從2018年之後，在抗洪第一線的第一時間很少再見到這樣的場面。 四、習近平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是照搬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的模式世界各國有不同應對突發災害的模式，美國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俄國模式等待，都是根據本國的情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磨合形成的。習近平新成立的應急管理部則是照搬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的模式。 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的全稱是俄羅斯聯邦民防、緊急情況部緊急情況及消除自然災害後果部，是俄羅斯聯邦政府中權力很大的一個部，是葉利欽當總統時的1994年成立的，負責協調俄國境內災害救援，是準軍事化部隊，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中也擔任重要任務。第一任部長是紹依古，就是現在的國防部長。2021年9月在西伯利亞北部極圈一處懸崖墜落喪命的部長齊切尼夫曾是普丁私人護衛成員，後任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副局長，再任俄羅斯聯邦警衛局和國民近衛軍負責人，最後任緊急情況部部長。新部長庫倫科夫少將在2022年5月26日通過任命，也曾是普丁私人護衛成員。 李思琪在《俄羅斯國家應急管理體制及其啟示》（《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1年第１期）一文中指出：“俄羅斯獨立以來應急管理體系與蘇聯時期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蘇聯時期以冷戰為背景，以大規模戰爭為主要應對對象的民防體系已不再適合新時期。和平時期的安全威脅包括社會衝突、恐怖襲擊、自然災害等，愈發成為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關鍵問題，應急管理體系也隨之進行了轉型和調整。事實上俄羅斯應急管理體系的轉型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切爾諾貝利事件以及1988年的亞美尼亞大地震均促進和加速了蘇聯民防系統的改革調整。蘇聯政府開始反思以備戰為目的的應急管理體系，並逐漸把應急管理體系的建設中心從舊的‘軍事’範式轉移到和平時期可能出現的各種重大自然災害與突發事件上。俄羅斯開始從全新的基準點出發，建設自身的應急管理體系。”俄羅斯人數眾多的消防部隊和森林消防部隊都隸屬於緊急情況部。與中國相比，俄羅斯的水旱災規模要小、頻繁程度要低。 也許是中國之前的行政管理體系多照搬蘇聯模式，蘇聯倒台之後，俄羅斯把應急管理體系的建設中心從舊的“軍事”範式轉移到和平時期可能出現的各種重大自然災害與突發事件上的思路與中共基本一致，所以就獨鍾俄羅斯的模式。也許是習近平多從政治層面考慮，認為中國與俄羅斯是戰略盟友，照搬蘇聯模式有百利無一害。 李思琪認為：“獨立以來，俄羅斯逐漸形成了以緊急情況部為核心平台與抓手，以聯邦安全會議為主要決策機制，預警體系、儲備體系、法律體系、科研院校體系相統一的應急管理體制。俄羅斯應急管理體制的特點是：以國家首腦為核心，聯席會議為平台，緊急情況部為主力，資源集中於中央，也就是緊急情況部一家手中，並在應急事務中實行依靠國家行政管理體系的垂直管理。” 俄羅斯模式中的以國家首腦為核心，資源集中於中央，垂直管理，這都是習近平在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所期望能夠達到的目的。模仿俄羅斯，建立健全以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為主力、專業應急救援隊伍為協同、軍隊應急救援力量為突擊，基層組織和單位應急救援隊伍、社會應急救援力量為輔助的應急救援隊伍體系，健全完善各類應急力量快速反應、聯動協調機制，高效應對各類突發事件。 按照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模式新組建的應急管理部在之後的幾年表現中並不如人意，儘管習近平挑選了他的人馬擔任部長和黨組書記。原應急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現應急部黨組書記部長黃明與習近平有相似的經歷，當過知識青年，後畢業於江蘇公安學校內勤專業。畢業後在公安系統從事宣傳工作，一步一步升任為江蘇省公安廳廳長兼黨委書記、武警江蘇省總隊第一政委，再升任公安部副部長，主管消防工作，610辦公室主任，當年就已經是一位正部級的副部長。讓黃明擔任應急管理部的一把手，也體現出中國應急部與俄羅斯聯邦緊急情況部的相同之處，消防隊員是主要的人員構成。應急部原部長王玉普曾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管總局局長。所以人們說，應急管理部是由消防和安全生產兩大部分組成。 由於成立了專職的國家應急管理部，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的地位減弱。應急管理部剛成立時，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保持過去的規矩，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仍然擔任總指揮，國務委員王勇擔任副總指揮，這與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權力最大時的配置一樣，副總理任總指揮，國務院秘書長任副總指揮。行政改革完畢，副總理不再擔任總指揮，由國務委員王勇接任。應急管理部成立後，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領導層組成又不斷地更改。2018年6月15日，胡春華總指揮，王勇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鄂竟平、應急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黃明、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馬宜明、國家機關黨組成員高雨也是副總指揮，應急部黨組書記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長之後。2019年3月19日，王勇總指揮，第一位副總指揮是應急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黃明，第二位副總指揮是水利部部長鄂竟平，應急部黨組書記副部長黃明的排位在水利部部長鄂竟平之前。之後水利部部長鄂竟平提前下課，換李國英任水利部部長，在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中的排位，還是在應急部部長黃明之後。從2018年開始6月15日開始，國家抗旱防汛總指揮部的秘書長都是由水利部的一位副部長擔任，同時又讓這位水利部副部長兼任應急部的副部長。 應急部在應對大洪水時指揮、調度混亂。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2020年應對長江發生的五次洪水，先淹下游的武漢、鄱陽湖地區、巢湖地區，接着淹三峽庫區，最後淹上游的重慶市。2020年長江洪水的規模和洪水總量遠不如1998年（單就洪峰次數而言1998年有八次洪峰），但造成的經濟損失遠遠超過1998年。但是應急部就是有新辦法，把2020年長江洪水分解成三次洪水，每次的經濟損失都小於1998年的洪水災害。還有就是這次鄭州7 20洪水災害，和2021年10月初發生在山西的洪水災害，竟然是無人問晉，主管救災的應急部也不問。 在這次防疫清零過程中，各地採取封城、封區、靜默等極端做法，以至於發生火災時消防車輛無法及時救援。應急部是以消防隊伍為主，一把手黃明也是多年負責消防工作，面對消防車輛無法到達火災現場這種問題，根本不敢對防疫清零中的極端做法提出置疑。難道救火要讓位於疫情清零的堵路封區嗎？ 五、“7.20”洪水災害過程中對鄭州市氣象部門發布暴雨預警的應急響應在“7.20”洪水災害過程中人們聽到最多的一條新聞就是鄭州市氣象部門發布了多個暴雨預警……
根據國務院制定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國家突發公共事件分為四類：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按照突發公共事件的嚴重程度分為Ⅳ級，即Ⅳ級（一般），Ⅲ級（較大），Ⅱ級（重大）和Ⅰ級（特別重大），分別發布藍色、黃色、橙色和紅色預警，同時採取四級、三級、二級、一級應急響應。中國暴雨預警也相應分為四個等級，以藍、黃、橙、紅四色代表，稱謂Ⅳ級、Ⅲ級、Ⅱ級和Ⅰ級暴雨預警或者藍色、黃色、橙色、紅色暴雨預警。 2021年7月19日12時28分鄭州市氣象台發布暴雨黃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6小時內，鄭州市區中西部及鞏義、滎陽、新密、新鄭、登封降水量將達5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19日14時28分鄭州市氣象台發布雷電黃色預警信號：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已有雷電活動，未來6小時將持續，局地伴有小時雨強30-40毫米短時強降水，7級左右短時大風，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19日19時13分鄭州市氣象台發布暴雨橙色預警信號（筆者註：升級為暴雨橙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內，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降雨量將達50毫米以上，局部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19日20時20分鄭州市氣象台繼續發布雷電黃色預警信號：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未來6小時內將發生較強雷電活動，並伴有小時雨強50到60毫米的短時強降水，8級左右短時大風，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19日21時59分鄭州市氣象台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筆者註：升級為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目前，鄭州市區局部降水量已達50毫米以上，預計未來3小時內，降水持續，累積降水量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20日1時14分鄭州市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橙色預警信號（筆者註：降級為暴雨橙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內，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降雨量將達50毫米以上，局部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鄭州市氣象台2021年7月20日6時2分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筆者註：又升級為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內，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降水量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預警信息來源：國家預警信息發布中心） 2021年7月20日7時16分鄭州市氣象台繼續發布雷電黃色預警信號：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未來6小時內將發生雷電活動，局地伴有小時雨強40到50毫米的短時強降水，8級左右的短時大風，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20日9時8分鄭州市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預計未來3小時內，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降水量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2021年7月20日11時50分繼續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鄭州市區及所轄六縣（市）未來3小時內降雨持續，累積降雨量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
此外，鄭州市氣象台還在2021年7月20日13時25分、16時01分、21時32分、7月21日0時25分均發布了暴雨紅色預警信號。 氣象部門發布橙色或紅色預警，應該同時啟動二級或一級應急響應。同時各級政府的防汛抗旱指揮部應該啟動響應等級的應急機制。這在各級政府制定的應急預案中都有的規定。但是鄭州市氣象局發布橙色預警，但沒有啟動二級應急響應；鄭州市氣象局發布紅色預警，也沒有啟動一級應急響應。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4頁指出：辦公室設在氣象局的鄭州市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未按預案要求啟動氣象災害防禦應急響應。 這就是媒體中常常提到的“7月19日晚21時59分，鄭州市氣象局已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20日上午局長李柯星連續簽發至少3份暴雨紅色預警信號”。但是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鄭州市城市防汛指揮部和鄭州市突發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部也都沒有啟動相應的應急機制。 根據鄭州市宣傳部的微信公眾號“鄭州發布”，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於2021年7月20日17時起將防汛Ⅱ級響應提高到Ⅰ級響應。並要求各地各有關部門要牢固樹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根據當地汛情及時提升響應級別，按照預案要求，做好相關工作。鄭州市國家氣象台站記錄到的最大暴雨是發生在16時至17時。鄭州市氣象局發布的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之後，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了Ⅰ級防汛響應。
而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7頁卻說：“直到20日16:01氣象部門發布第5次紅色預警，鄭州市才於16:30啟動I級應急響應”。不知道國務院《調查報告》所說的鄭州市於16:30啟動I級應急響應的依據是什麼？鄭州市宣傳部的微信公眾號“鄭州發布”所發布的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緊急通知說得很清楚，於2021年7月20日17時起將防汛Ⅱ級響應提高到Ⅰ級響應，而且還只是防汛Ⅰ級響應。國務院《調查報告》擅自將啟動防汛Ⅰ級響應的時間提前30分鐘，是十分不嚴肅的。 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嚴格控制預警信息的發布，指出預警信息發布工作必須遵循“政府主導、部門聯動,分類管理、分級負責,統一發布、資源共享”的原則。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是預警發布責任單位,負責預警信息的發布。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向社會發布預警信息。預警信息也通過市政府門戶網站、鄭州官方公眾號“鄭州發布”統一發布。 鄭州市人民政府在4個多月前於2021年2月28日發布了《關於印發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通知》，將《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印發下屬各開發區管委會,各區縣（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門，各有關單位。根據《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1.5事件分類分級應對1.5（1）突發事件分類，突發事件分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和社會安全事件。根據1.5（3）突發事件應對主體：初判發生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省政府負責應對，由市政府負責先期處置。初判發生Ⅲ級（較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市政府負責應對，由區縣（市）負責先期處置。初判發生Ⅳ級（一般）突發事件，原則上由區縣（市）負責應對。 公開印發的《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並不是一個可執行的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而是大話空話的官樣文章，是為了應付差事和應付上面的檢查。應急預案中大量引用中共中央文件的用詞，而中央文件則又是引用習近平的講話和文章，什麼“堅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建立健全黨委領導下的應急管理行政領導負責制，把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作為首要任務，最大限度地減輕突發事件風險、減少突發事件及其造成的人員傷亡和危害”；什麼“堅持居安思危、預防為主。增強全社會防範突發事件的意識，採取科學的預防措施，做好應對突發事件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物資準備等各項工作。對各類可能引發突發事件的因素要及時進行分析、預警，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堅持統一領導、協調聯動”；“建立健全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平戰結合的應急管理體制”；“堅持分級負責、屬地為主”……
但是在一些關鍵地方則是悄悄地偏離習近平的構思，儘量推卸本級黨委和政府的責任。在突發事件應對主體上規定：初判發生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省政府負責應對，由市政府負責先期處置。 就是說，鄭州市政府只有權力初判發生I級、Ⅱ級突發事件，市政府只負責先期處置，而負責應對的責權在河南省政府。應該說，《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的這個規定，是完全違反習近平的“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的指示。 其實，鄭州市並不僅僅只有國務院《調查報告》中指出的有4個應急指揮機構，而是有個12個專項應急指揮部，分別是： ——鄭州市市防汛抗旱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生態環境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社會安全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工業安全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森林防火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地質災害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交通運輸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公共衛生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食品藥品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消防安全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安全生產應急指揮部； ——鄭州市抗震救災應急指揮部。 這12個專項應急指揮部上面是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總指揮部負責組織、領導各專項指揮部的工作。總指揮長由市委副書記、市長擔任，當時是侯紅。副總指揮長由市政府常務副市長、鄭州警備區副司令擔任。成員是承擔突發事件防範和應急處置職責的市政府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總指揮部辦公室設在市應急局，承擔總指揮部日常工作，市應急局行政主要負責人任辦公室主任。這12個專項應急指揮部並沒有包括國務院《調查報告》提到的4個指揮部之一鄭州市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就是說，鄭州市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並不包括在鄭州市應急組織指揮體系之內。鄭州市氣象台發布的暴雨黃色或者紅色預警、鄭州市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啟動的Ⅱ級、I級應急響應，對鄭州市應急組織指揮體系沒有直接的作用。 《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特別規定：突發事件發生後，原則上由專項指揮部負責突發事件應對，必要時才啟動總指揮部負責應對。可見《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還是看重專項應對，而不是協調聯動，也不強調統一領導，因為很難驚動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來負責應對突發事件。 國務院的《調查報告》根本就沒有提到鄭州市的這個特殊的龐大的根本不起作用的鄭州市應急組織指揮體系，而且這樣的應急組織指揮體系是和習近平的成立應急部的目標背道而馳的。 儘管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於2021年7月20日17時起將防汛Ⅱ級響應提高到Ⅰ級響應，但根據《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這還只是專項應急指揮部啟動的專項應急響應，不是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啟動的Ⅰ級響應。 如果7月20日17時啟動的防汛Ⅰ級響應，能夠得到鄭州市各級政府和各主管部門和單位的重視，或者說，7月20日17時啟動的由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的突發事件Ⅰ級響應，那麼鄭州市京廣隧道死人事件和鄭州市地鐵5號線死人事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為死人事件都發生在7月20日17時之後。 六、“7.20”洪水災害過程中央氣象台與河南省氣象台的表現氣象專家、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研究所原所長程曉陶認為：“氣象部門連續發布了最高級別的預警——紅色預警，但問題在於，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套針對氣象預警的應急機制。預警之後，怎樣的情況要停工停產？應該怎麼協調各部門？怎樣調度各種救災資源？對應要採取的真正應急行動是什麼？”（參見：《“720”特大暴雨突襲鄭州 氣象部門預報了，然後呢？》，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7月21日） 其實，程曉陶並沒有擊中問題的要害。問題的關鍵是，河南省氣象局。特別是中央氣象局，並沒有事前發布相應的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同樣，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又稱國家防總）也沒有啟動相應等級的應急響應。筆者所指的事前，是指在7月20日16時之前發出暴雨紅色預警信號。 2021年7月21日3時40分河南省氣象台發布暴雨紅色預警：目前，新鄉、鄭州、開封、許昌、漯河五地區和周口地區西部及平頂山、安陽兩地區東部部分地區降水量已達50毫米以上，預計未來3小時內，上述地區降水持續，累積降水量將達100毫米以上。請注意防範。根據《河南省防汛應急預案》有關規定，經會商研判並報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指揮長批准，河南省防指決定於7月21日凌晨3時將防汛應急響應級別由Ⅱ級提升為Ⅰ級。2021年7月21日3時40分，此時鄭州市的大暴雨已經是過去時，重大災難已經發生。 2021年7月20日18時中央氣象台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預計20日20時至21日20時，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以及廣東中西部沿海、廣西東南部、雲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區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河南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區伴有短時強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國家防總於7月20日20時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應。2021年7月20日18時，儘管鄭州國家氣象站測得的16時至17時出現的一小時201.9毫米的極端暴雨已經發生，但是中央氣象台事前沒有預測到，發生時也沒有觀察到，中央氣象台也還只是發出暴雨橙色預警。從中央氣象台沒有觀察和記錄這個突破歷史記錄的一小時極端暴雨量，也可以說明，這個點雨量所涉及的面積並不大，而且很可能是受城市雨島效應的影響。 河南省氣象局與中央氣象局發布暴雨預警等級低、時間滯後，是鄭州市氣象局發布的暴雨紅色預警信號沒有獲得重視的一個根本原因。中共的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領導人習慣於向上看，等待上面發布命令。當地方有關部門提供了與上面有關部門不同的信息，地方領導人會首先置疑當地方有關部門提供的信息，採取觀望和等待態度。就象《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所規定的：初判發生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省政府負責應對，由市政府負責先期處置。 其實，中國存在一套針對氣象預警的應急機制。中央氣象局發布暴雨橙色預警，國家防總啟動防汛Ⅲ級應急響應；河南省氣象台發布暴雨紅色預警，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將防汛應急響應級別由Ⅱ級提升為Ⅰ級。 地方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對氣象預警採取相應的應急機制，誰來承擔決策的責任，特別是，如果氣象預警是不準確的話。如程曉陶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採訪時所說：“這次在預報大雨時，一開始氣象部門預測降雨中心會在焦作，但最後實際是在鄭州，稍有一些偏離。這是現有的氣象科學技術上無法避免的誤差。”在鄭州“7.20”洪水過程中，中國官方媒體多引用科學家的這些論述。但是中國官方媒體在做這些報道時，往往把習近平“寧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萬一”、“寧聽罵聲，不聽哭聲”的指示忘在腦後了。 在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中央氣象局未能在事前發出暴雨紅色預警，河南省氣象台也未能在事前發出暴雨紅色預警。鄭州市氣象台在2021年7月19日21時59分、7月20日6時2分、9時8分、11時50分、13時25分、16時01分、21時32分、7月21日0時25分發布了暴雨紅色預警信號。雖然多次暴雨預報並不準確，但也有幾次預報準確，表現比中央氣象局和河南省氣象台要好。 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不敢批評中央氣象局和河南省氣象台的暴雨預報不準確，還是花了一些篇幅指明鄭州市氣象局今後工作努力的方向。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4、35頁）指出：“在這次災害中，鄭州市氣象部門密切監視天氣變化，滾動發布監測預報預警信息，為黨委政府、有關部門防汛救災和社會公眾避險自救提供了高頻次、遞進式的氣象預報服務。但也存在氣象監測預報能力不足、預警響應聯動機制不健全、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未按預案要求啟動氣象災害防禦應急響應和預報的降雨區域、時間、雨強不夠精準等突出問題，考慮到在目前科技水平下極端暴雨預報仍是世界性難題，建議責成鄭州市氣象局深刻吸取教訓，認真反思整改暴露的問題，進一步提升防災減災氣象保障水平。” 鄭州發生了大洪災，中國的一些專家承認暴雨預測的準確率不高，是世界難題。 但是習近平對氣象的科學精準預測預報卻另有一番最高指示：“要密切監視天氣變化，加強雨晴水情預測預警，加強汛情、災情的分析研判，加強應急值守和會商分析，提前發布預警信息，及時啟動應急響應，把握防汛抗洪主動權。要落實好群測群防機制和措施。要精準開展洪水調度，最大限度發揮水利工程防災減災效益”（2016年7月20日習近平在東西部扶貧協作座談會會上專門就做好當前防汛抗洪搶險救災工作發表的講話）。習近平認為科學精準的氣象預報是可能的，而且是把握防汛抗洪主動權的前提。很可能是中國官方媒體關於中國氣象工作人員對氣象科學精準預報連篇不斷的報道給習近平造成了這樣的印象。 就在鄭州暴雨的二十天前，中國官方媒體是這樣報道：2021年7月1日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紀念。慶祝活動分文藝演出和慶祝大會兩部分，分別在鳥巢和天安門廣場舉行，習近平和黨的領導人和北京數萬民眾都會出席。據說6月底7月初的北京，強對流天氣變幻莫測。加上北京地區三面環山地形，超大城市下墊面的複雜構成，要完成中共中央給出的任務，提前1—3天給出定時、定點、定量預報，並採取必要的人工干預措施，保證文藝演出和慶祝大會的順利進行。可謂任務艱巨。為此，北京市氣象台預報專班從2020年11月起開始啟動，2021年3月正式組建，由來自不同部門的35位預報專家集結成“最強陣容”。從2020年11月開始，預報專班即對近20年天安門地區“7.1”前後高影響天氣類型、天氣背景概念模型、預報難點深入分析。尤其針對2020年6月20日至7月5日，進行了歷時176天逐日天氣分析統計，凝練典型天氣系統和預報關鍵點。“通過不斷反覆深摳細節，大家逐漸對目標區域情況瞭然於胸。最後，氣象預報專家圓滿完成任務，降雨預報精確到分鐘（參見：科技日報記者付麗麗，《降雨預報精確到分鐘 他們這樣保障建黨百年慶祝活動》，《科技日報》，2021年7月25日）。降雨預報精確到分鐘！這是何等水平！其實，中國官方媒體上關於氣象預報專家如何準確預報、精準使用人工干預天氣措施，保證奧運會或者其他重要活動舉行的報道屢見不鮮。 新華網2022年5月11日發表新華社記者黃垚的一篇題為《暴雨來襲 如何看懂氣象預警信號？》的文章中寫道：“在隨着氣象災害監測預報預警能力提升，公眾獲取的預警信息更加及時準確。當前，全國暴雨預警準確率達到89%，強對流預警時間提前至40分鐘。” 如果當前全國暴雨預警準確率達到89%，那麼在鄭州“7.20”洪水過程中中國一些專家對民眾的解釋：從整個世界來看，暴雨預測的準確率也一直不高，屬於世界難題。即使是在美國等發達國家，24小時的暴雨預報準確率也僅達22%～23%；中國現在暴雨預報準確率僅為百分之十幾到二十等等，都是騙人的話，都是推卸責任。 七、“7.20”洪水災害過程中鄭州市應急部門的集體躺平國務院《調查報告》對鄭州市應急部門在“7.20”洪水災害過程中的表現極為失望。《調查報告》第38頁指出，鄭州市機構改革人為設置兩年過渡期，轉隸到市和各縣區（市）防辦（應急管理局）的36人中只有1人有水利中專專業背景。這種扭曲的體制設計和薄弱的專業力量，導致防汛抗旱指揮部沒有實際的指揮系統、指揮機制、指揮能力，失去統一指揮，關鍵時刻不能發揮應有作用。 下面是國務院《調查報告》對鄭州市各級應急管理部門的評價： 鄭州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對連續5次暴雨紅色預警重視不夠、研判不足；常莊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後，未按規定及時報請市防指啟動防汛I級應急響應。未認真履行災情管理職責，災情報送工作混亂，在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中失職，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刻意阻礙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上報，要求下級應急管理部門暫緩通過國家自然災害災情管理系統上報災情，存在遲報瞞報問題。 鞏義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按規定及時報請市防指啟動防汛相應級別響應。未認真履行災情管理職責，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組織不力，審核把關不嚴，在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中失職，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存在遲報瞞報問題。 滎陽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按規定及時報請市防指啟動防汛I級應急響應。未認真履行災情管理職責，在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報送工作中失職，接到崔廟鎮書面報告因災死亡失蹤人數後，以“核實信息、報送主體單位錯誤”為由擱置處理。違反有關法律法規規定，存在遲報瞞報問題。 新密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啟動Ⅱ級應急響應後，未按規定及時組織會商研判，未及時報請市防指啟動防汛I級應急響應。 從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到，鄭州市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以及下屬市的應急管理局（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的問題都一樣，是集體躺平不干。這難道僅僅是轉隸到市和各縣區（市）防辦（應急管理局）的36人的學歷水平太低的問題嗎？這難道僅僅是36人的只有1人是學水利的嗎？要求啟動相同顏色的防汛響應，有這麼難嗎？履行災情管理職責，有這麼難嗎？上報因災死亡失蹤人員信息，有這麼難嗎？完成這些任務需要碩士學位嗎？完成這些任務需要博士學位嗎？ 八、“7.20”洪水災害過程中鄭州市水利等部門的不作為國務院《調查報告》對鄭州市水利等部門的不作為也是無可奈何。 鄭州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按規定編制《鄭州市水旱災害防禦預案》。未按規定發布水情預警信息，啟動Ⅳ級、Ⅲ級應急響應滯後，且未按規定組織會商研判。未按規定及時報送常莊水庫、郭家咀水庫等重要險情信息，未及時掌握山洪災害險情災情信息。對南四環橋施工單位違法違規建設、郭家咀水庫溢洪道被侵占堵塞造成漫壩險情的問題履職不到位、監管不力。 鞏義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編制《鞏義市水旱災害防禦應急預案》，編制的《鞏義市山洪災害防禦預案》未明確成員單位工作職責、未明確指揮部下設的5個工作組及應急搶險隊的責任單位，未按規定發布相應級別山洪災害預警及啟動應急響應。 滎陽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按規定將7月19日通過平台發布的山洪災害監測預警信息報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也未及時向市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報告汜水河漫堤險情。未按要求督促山洪災害防禦工作。 新密市水利局（市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辦公室），未認真履行防汛職責，未按規定及時掌握並發布雙洎河水情預警，未按規定及時啟動水旱災害防禦Ⅰ級應急響應，對山洪災害防禦工作督導落實不力。防汛關鍵期相關會議材料存在後補造假問題。 農業農村部門。二七區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區河湖及水利工程防汛抗旱辦公室），未按規定報送險情災情及工作情況信息。對南四環橋施工單位違法違規建設導致郭家咀水庫溢洪道被侵占堵塞的行為監管不力。 城市管理部門。鄭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城市防汛辦公室），未認真履行城市防汛職責，未按規定向公眾發布預警信息、啟動市城防指應急響應。未按規定及時向市防辦報告城市內澇監測預警結果及防範應對情況；金水河漫溢等險情未預警；未按職責有效組織和督促有關單位對城市內澇積水點進行整治。 在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上，未認真履行市城防辦工作職責，組織編制的《鄭州市城市防汛應急預案》未明確成員單位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運營防汛工作職責；未按規定將預警信息及時發布至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市交通運輸局、市應急管理局等成員單位。 在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上，作為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的上級主管部門，對隧道中心在隧道匝道口封閉等信息發布、上報和應急處置方面存在的問題失察。 …… 從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到鄭州市，河南省的省會，所謂的新入圍中國的新一線的15個城市之一，整個政府機構的懶政怠政，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如果說，國務院《調查報告》為境外反華勢力遞刀，應該是有幾分道理。 記得南京大學的高華教授曾經對民國時期江寧縣（南京旁邊的一個縣）的行政機構做過詳細的調查。縣級機構十分簡單，一個只有六個科，即財政、教育、建設、公安、土地和民政，官員很少。高華教授指出：縣區鄉機構膨脹，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發展起來的。如今河南鄭州市，一個應急救援體系，上有一個總指揮部，下有12個，不對，13個專項指揮部。中國當前行政管理部門臃腫龐大，為官不為，懶政怠政，這難道只是下面的問題嗎？如果高高在上的習近平對下面的問題一點也不了解，他本人又該承擔什麼責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會議上通過了這個《調查報告》，對上述的問題又該承擔什麼責任？ 九、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禍鄭州市氣象局在2021年7月19日21時59分發布暴雨紅色預警信號，理應啟動相應的I級應急響應。但是鄭州市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未按預案要求啟動氣象災害防禦應急響應。同樣在鄭州市應急組織指揮體系中，氣象災害防禦指揮部的地位是妾身未明。必須指出的是，在鄭州市應急組織指揮體系中預警響應聯動機制並不健全，加上應急局、水利局、城管局等專業部門的官員多躺平，暴雨紅色預警信號未能及時傳遞到其他專業應急指揮部。鄭州市氣象台雨7月20日6時2分和9時8分繼續發布了兩份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同樣沒有引起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和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城市防汛指揮部等專業應急指揮部的重視。但是時間到了7月20日上午10:30，常莊水庫開始出現“管涌”險情，已經滿足了《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確定的啟動防汛Ⅰ級響應的7條件之一，即“常莊水庫發生重大險情”。常莊水庫出現重大險情後，河南省省長王凱、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鄭州市市長侯紅和其他3位副市長級領導均趕到常莊水庫大壩處，沒有在現場的河南省省委書記樓陽生下令，常莊水庫緊急泄洪。在這種情況下，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和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和都必須立即啟動Ⅰ級響應。 7月20日上午10:30，常莊水庫開始出現“管涌”險情，已經滿足了《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中確定的啟動防汛Ⅰ級響應的7條件之一，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和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必須按照《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立即啟動Ⅰ級響應。並按紅色預警採取停止集會、停課、停業措施，通知在家人員不要離開住宅，已經到達工作單位人員不要離開工作所在的建築物，敦促在路上人員儘快到建築物中躲避，敦促駕駛車輛的人員儘快停止行使，到建築物中躲避。立即統籌協調消防救援和專業救援等力量參與搶險救援工作，並連續解放軍、武警部隊，請求支援。 如果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和鄭州市應急救援總指揮部是在7月20日上午10:30啟動防汛Ⅰ級響應，並且把預防和救援工作落到實處，那麼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災害是可以避免的。這說明，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洪水災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禍。同樣必須記錄在案的是：負責統一發布災情信息的“鄭州發布”於2021年7月21日凌晨1時才發布常莊水庫大壩發生管涌險情，在2020年7月20日上午開始泄洪的消息。
水災研究 十 2022年1月21日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發表，距離2021年7月21日鄭州“7.20”特大暴雨的發生，真好半年時間。 顧名思義，調查報告，特別是關於災害事故的調查報告，其目的就是客觀地還原整個事故發生的全部過程（也稱復盤），要求只有一個，就是事實求是，這是調查報告的核心。在還原整個事故發生全過程的基礎上，找出發生災害事故的原因，分析應對災害事故中所採取措施的功效和存在的失誤，呈現災害事故所造成的人員和財產損失，並公布所有死亡人員的名單。至於相關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單位的責任問題，不應該成為調查報告的最主要內容。 十分可惜，國務院《調查報告》全文44頁，還原事故的發生過程，包括對人們所關心的鄭州地鐵5號線亡人事件、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山洪亡人事件、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爆炸事故的敘述，一共只用了15頁篇幅（第2頁下半頁至的篇幅第17頁上半頁），只占《調查報告》的三分之一。其他約三分之二的內容，則是相關地方黨委政府及其部門單位的責任問題和所謂的經驗教訓。對於造成鄭州“7.20”洪水災害的常莊水庫等諸多水庫的無預警泄洪、賈魯河等諸多河流漫堤淹沒城區、還有除地鐵5號線之外的其他地鐵線被淹、除京廣快速隧道之外的其他隧道被淹、諸多醫院、商店、地下停車場、住宅建築被淹等乃至造成人員死亡這些人們所關心的事件，並沒有包括在《調查報告》之內。 在國務院《調查報告》發表的同時，國務院調查組相關負責人在回答記者時指出：“這是在國家層面第一次組織這樣的全域性自然災害調查，沒有先例可循，且涉及面廣、重點事件多、專業性強，工作量和難度都很大。”必須指出的是，這不是在這是在國家層面第一次組織這樣的全域性自然災害調查，遠的不說，就說2015年6月1日長江遊輪東方之星翻沉事件的調查報告，就是由國務院調查組完成的，由國家安全監管總局牽頭，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監察部、交通運輸部、中國氣象局、全國總工會、湖北省和重慶市等有關方面組成，並聘請國內氣象、航運安全、船舶設計、水上交通管理和信息化、法律等方面院士、專家參加。原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是組成如今應急部的兩大部門之一。怎麼能夠說這是在國家層面第一次組織這樣的全域性自然災害調查，沒有先例可循？當年也是習近平任總書記、李克強任總理。唯一不同的是：6月2日凌晨，李克強率馬凱副總理、楊晶國務委員以及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緊急趕赴事件現場指揮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6月4日，習近平、李克強先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要組織各方面專家，深入調查分析，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不放過一絲疑點，徹底查明事件原因。在中央最高一級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比2021年7月20日河南鄭州洪水災害在時間上要迅速許多，最高領導人的親自部署、親自指揮沒有那麼的虛擬。 發表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有很多目的，把主要責任推給老天，為鄭州市死亡失蹤人數蓋棺定論，強調中央統一指揮、下級守土有責的分工，掩蓋海綿城市的失敗，掩蓋行政改革所帶來新救災應急系統的混亂和無效，掩蓋最高領導人被錯誤信息所蒙蔽的事實，將主要責任甩鍋給鄭州市黨委和政府市的主要負責人，力保河南省黨委和省政府主要負責人，把具體責任推給基層管理機構和工程技術人員，對有關責任人追責，最終起到殺雞給猴看的訓誡作用。 本文主要討論《調查報告》的訓誡作用 一、訓誡作用俗話說：人在做，天在看。當今中國的官場則是“奴才在干，一尊在看”。而訓誡則是“預警”最好的方法。 2022年1月21日，與新華社發表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的同時，發表了《河南省委原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因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被問責》的報道：“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紀委對河南省委原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在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中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經查，徐立毅同志作為時任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不力，對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風險認識不足、警惕性不高、防範組織不力，災害發生後統籌領導和應急處置不當，督導檢查和履職盡責不到位，造成嚴重後果和不良影響。徐立毅同志對鄭州市在災害中暴露出來的相關問題，負有重要領導責任，應予嚴肅問責。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徐立毅同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降級處分。”
於此同時，新華社還發表了《河南嚴肅查處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相關責任人 公安機關對8名涉案人員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 紀檢監察機關嚴肅問責89名公職人員》的報道：“記者從河南省有關部門獲悉，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發生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第一時間對防汛救災、災害調查等作出部署。河南省公安機關對涉嫌違法犯罪的8名企業人員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河南省紀檢監察機關按照幹部管理權限，依規依紀依法對災害中涉嫌違紀違法的89名公職人員進行嚴肅問責。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建設工程設計項目負責人魏平安、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項目負責人汪鵬、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指揮長郭文勝等8人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重大責任事故罪，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並依法逮捕。鄭州市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任立公，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技術管理部部長趙運臣，鄭州市工程質量監督站軌道交通科副科長孫紅亮等3名公職人員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同時，河南省對特大暴雨災害中存在失職失責問題的鄭州市、滎陽市、鞏義市、新密市、登封市、二七區、金水區黨委政府及應急管理、水利、城市管理、交通運輸、城鄉建設、公安交管等部門86名公職人員進行了嚴肅問責。其中，給予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侯紅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給予鄭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吳福民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給予鄭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李喜安、陳宏偉政務記大過處分。對其他相關責任人，也分別給予黨紀政務處分或誡勉等問責處理。”
鄭州市市委書記、鄭州市市長、鄭州市三位副市長被追責、被處分，8名工程師逮捕，3名官員被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近百名公職人員被問責，雖然這些對有關人員的追責不是《調查報告》的內容，但是《調查報告》的直接結果。有人以為，《調查報告》是西方社會中的國家檢察官的起訴書。其實不是，這直接是法官的審判書，是不經審判、不容被涉及者辯解上述的審判書。 所以筆者認為，發表《調查報告》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訓誡。《調查報告》第41頁提出建議：“建議把《習近平關於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列為各級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專題，中組部、中宣部、應急管理部等相關部門組織專班開展幹部輪訓，各級黨校作為必修課內容，推動各級領導幹部樹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增強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防範化解風險挑戰的能力和水平，有力應對好各類災害風險挑戰，切實把確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做到“兩個維護”。同時，把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作為案例納入幹部培訓內容，開展實戰化教學。對新調整上任的各級領導幹部，要及時組織上崗前後專題培訓，了解應對各類災害的自身職責和要求，具備防災減災救災和應急處置基本能力。” 這個國務院《調查報告》將成為幹部培訓的內容，或許將成為公務員考試的內容。通過培訓考試和公務員考試的形式，給出關於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標準答案，不要問為什麼，只要一字不差地給出標準答案，就可以圓滿地通過。這樣，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就成為一個不能改變的定性，死亡失蹤共380人就是一個一個不能改變的數字。 這個訓誡作用在《調查報告》發表後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展現得就更加清晰。 2022年開年不久，就傳出今年中國會發生大的水災旱災，最早在公開場合講這件事的應該是水利部部長李國英，時間是2022年3月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結束後舉行的“部長通道”採訪活動。也就在同一天，香港玄學家權朗女士預言，中國2022虎年依然是多災多難的年份，會發生非常大的洪水，許多城鎮會被淹沒，農作物盡毀，損失慘重。 據說根據氣象和水利部門預測，今年汛期中國氣候狀況總體為一般到偏差，旱澇並重，區域性、階段性旱澇災害明顯，極端天氣氣候事件偏多，主要多雨區在我國北方，黃河中下游、海河、遼河、嫩江等流域可能有較重汛情，長江上游、珠江流域西江、東南沿海諸河有可能發生區域性洪水。全年登陸我國的颱風個數接近常年到偏多，颱風影響偏重。 2022年5月9日國家防辦、應急管理部有關負責人就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答記者問時特別提到了國務院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去年，河南鄭州“7•20”遭受特大暴雨災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為查明問題、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經黨中央批准，國務院成立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組，由應急管理部牽頭，相關部門和河南省政府參加。經過全面深入調查，查明了鄭州市和有關區縣（市）黨委政府、部門單位履職情況及存在的問題，查明了社會廣泛關注的重點事件和熱點問題，並總結分析經驗教訓，提出了改進工作的措施建議。調查組按規定將調查報告和有關公職人員履職方面的問題線索，及時移交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追責問責。另外，多年來各地對防汛工作落實不力、防汛搶險救災工作不到位的情況也都進行了追責問責。” 其實早在2022年4月10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就頒發了《關於對照問題教訓查找短板弱項切實做好汛前準備工作的通知》。5月9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通報了2022年全國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名單。通報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汛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抗旱條例》關於防汛抗旱工作實行各級人民政府行政首長負責制的規定，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日前通報了2022年全國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以及大江大河、大型及防洪重點中型水庫、主要蓄滯洪區、重點防洪城市等防汛行政責任人和沿海地區防颱風行政責任人名單。這次國家防總共通報了2288名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其中有1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是政府主要負責同志擔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由司令員擔任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此外，全國333個地級行政區（地級市、地區、自治州、盟）,有227個由行政主要負責同志擔任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4個師均由師長擔任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國家防總要求各級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防汛救災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去年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教訓，樹牢底線思維，牢牢壓實扣緊防汛抗旱工作責任鏈條，立足於防大汛、抗大旱、搶大險、救大災，切實履行工作職責，緊盯江河洪水、山洪地質災害、城市內澇和颱風災害等風險隱患，以更高標準、更嚴要求、更實舉措，全力組織做好防汛抗旱防颱風各項工作，切實把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國家防總、國家應急部負責人認為：多年的防災減災實踐證明，防汛抗旱工作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是很成功和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更好地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合力抗災，最大限度減輕災害影響和損失。 深刻汲取去年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教訓，立足於防大汛、抗大旱、搶大險、救大災，就成為了2022年的一句政治口號。中央各部位、各省市自治區，一直到最基層的鄉鎮政府機構，照樣畫葫蘆，也紛紛發出通知，要求認真學習《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深刻汲取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的教訓。 由此可見，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在現行制度中起到了很好的宣傳作用和訓誡作用，但是在實踐中是否能得到貫徹，還是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 讀者應該還記得李文亮醫生在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簽署的一份訓誡書，承認在微信群中發表有關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的不屬實的言論，因而受到警示和訓誡：你的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你的行為已超出法律所允許的範圍，違反了有關法律，是犯法行為。如果固執己見，不思悔改，繼續進行違法活動，將會受到法律制裁。李文亮醫生必須書面承認所發表的言論是不屬實的，是犯法行為，並保證中止這樣的行為。最後簽字按手印。
李文亮醫生是帶着這份訓誡書離開了世界，但是訓誡書則象緊箍咒一樣，伴隨着中國從武漢封城走到了大白進入家門消殺病毒，引起巨大民憤。 國務院《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調查報告》就像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派出所給李文亮醫生的那份訓誡書，必須幹什麼，不能幹什麼，不服從中央指揮的後果是什麼，下級的官員必須十分清楚。這就是習近平對所有下級官員的要求，絕對服從中央得統一領導，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 二、《調查報告》並不能起到所期望的訓誡作用但是筆者認為，國務院《調查報告》並不能起到所期望的訓誡作用，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沒有處理事件的最主要責任人； 第二，對徐立毅等人定罪不准，其所犯的是失職瀆職罪； 第三，對官員的處置輕，刑拘的全部是搞工程技術的； 第四，處置下級官員的人數多，沒有公布的受處置的公務員和辦事員人數更多； 第五，對官員的所謂處置，無非就是換個地方繼續當官。 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的最主要責任人不僅僅是河南省委原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還有河南省省委書記樓楊生。國務院《調查報告》指責鄭州市黨委和市政府主要負責人主觀上認為北方的雨不會太大，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責任心不強，防範部署不堅決不到位、缺乏針對性；應急響應嚴重滯後；應對措施不精確不得力；關鍵時刻缺失統一指揮；缺少有效的組織動員；遲報瞞報因災死亡人數。 但是其中的許多問題，河南省省委書記樓楊生也不能逃脫干係。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5頁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建議針對災害中暴露出來的防汛指揮體系不順暢、應急預案操作性和針對性不強、汛情險情災情管理不規範、城市運行安全隱患排查不到位、防洪排澇能力不足、媒體宣傳警示作用和社會動員不夠等問題，組織全省深刻汲取教訓，舉一反三開展專題評估，狠抓整改落實，全面提高災害防禦和應對處置能力。”河南省委、省政府已向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深刻檢查，就可以不追責。鄭州市委、市政府也作出了深刻檢查，為什麼還要追責？這樣的處置不公平嗎！ 根據《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規定：“初判發生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省政府負責應對，由市政府負責先期處置。”《預案》規定得很清楚，發生I級（特別重大）、Ⅱ級（重大）突發事件，原則上由省政府負責應對，責任在河南省黨委和省政府，在省委書記樓楊生。在程序上，《鄭州市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是要經過河南省委和省政府點頭畫圈批準的。 在整個過程中，鄭州市應急響應嚴重滯後，相比之下，河南省應急響應更加滯後。鄭州市遲報瞞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河南省不是沒有遲報瞞報，在比例上是更高。 造成此次洪水災害的常莊水庫，其管理權在河南省不在鄭州市。最後下達常莊水庫泄洪命令的是沒有到現場的省委書記樓楊生，這是記錄在案得。在下達常莊水庫泄洪命令之後，河南省和鄭州市都沒有啟動I級響應，也沒有公告全體市民。 樓楊生和徐立毅都屬於習近平的之江新軍。2003年習近平到浙江工作，當時浙江的灘坑水庫大壩工程剛剛開工，樓楊生在灘坑大壩所在的麗水市任市委書記。該年7月25日即將被迫遷移的居民與大壩建設單位發生衝突。剛擔任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把麗水市委書記樓楊生等叫到杭州開會解決問題。習近平把灘坑水庫大壩工程看作是他在浙江工作時的一個重要功績，這也成為樓楊生上升的重要資本。樓楊生在浙江升到統戰部長、政協副主席後，被提升調往其他省份擔任領導，後到山西省擔任省委書記。2021年5月調到河南任省委書記，滿足任兩個地方的省委書記這一要求。據傳將在二十大上當選政治局委員，成為之江新軍的中堅。徐立毅曾任寧波市水利局局長、杭州市江干區區長、區黨委書記、溫州市委書記、市長，杭州市市委副書記、市長，但一直不是浙江省常委。2019年6月徐立毅調任河南省任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徐立毅在鄭州市大搞習近平提出的海綿城市工程，支持文化探源工程。據傳徐立毅將在二十大上擔任當選中央委員。 這次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出事，按照中國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此次死亡人數超過200人，屬於特別重大國家突發公共事件，不處置是說不過去的。但是要同時處理河南省委負責人樓楊生和鄭州市委負責人徐立毅，似乎對習近平的之江新軍的打擊太大。因此只處理徐立毅，而不對樓楊生追責，這是典型的棄車保帥的做法。但是，不對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的最主要責任人樓楊生進行追責，習近平的這種做法不能服眾，也使得《調查報告》的訓誡作用大打折扣。 三、對徐立毅等人定罪不准，其所犯的是失職瀆職罪依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徐立毅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由國家監委給予其政務降級處分。 徐立毅只是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政務降級處分，具體的政務降級處分尚未公布。這與國務院《調查報告》給徐立毅的定罪是不相符的。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3頁指出：“鄭州市委市政府及有關區縣（市）、部門和單位風險意識不強，對這場特大災害認識準備不足、防範組織不力、應急處置不當，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特別是發生了地鐵、隧道等本不應該發生的傷亡事件。鄭州市及有關區縣（市）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此負有領導責任，其他有關負責人和相關部門、單位有關負責人負有領導責任或直接責任。”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41頁強調：“對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的嚴肅追責問責。” 失職瀆職，是犯罪行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第三百九十七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玩忽職守罪是瀆職罪中的一種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國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裡的“重大損失”，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1999年8月6日通過的《立案標準（試行）》的規定，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10人以上的；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超過100萬元的。 按照上述指標，徐立毅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中的失職瀆職，已經給國家、人民利益和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而且鄭州市委和市政府有意瞞報死亡失蹤人數，這是罪加一等。應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第三百九十七條對徐立毅判刑，這樣才能真正對其他官員起到訓誡作用。 2022年5月9日國家防辦、應急管理部有關負責人就做好今年防汛抗旱工作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專門提出了“地方政府防汛抗旱行政責任人具體有哪些職責？防汛抗旱工作中出現失職瀆職造成嚴重後果是如何追責問責的？”這兩個問題。國家防辦、應急管理部有關負責人回答說：根據國家防總印發的《各級地方人民政府行政首長防汛抗旱工作職責》，行政首長防汛抗旱的職責主要是：負責防汛抗旱法律法規政策的貫徹落實、防汛抗旱工程和非工程體系建設、防汛抗旱方案預案制訂和實施、防汛抗旱隊伍能力建設、防汛抗旱工作部署、災後救助和恢復重建、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工作紀律要求等方面。對防汛抗旱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在防洪法、防汛條例和抗旱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有明確規定，視情節和危害後果，將予以不同程度的追責問責，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對防汛抗旱工作中的失職瀆職，必須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四、對官員的處置輕，刑拘的全部是搞工程技術的當然對河南鄭州“7.20”洪災中有關的責任人，也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據報道，被依法逮捕8人，其中5人涉及地鐵5號線被淹死人事故，3人涉及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這8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是工程技術人員，而不是官員。因此有網友評論說：“刑拘的全部都是搞土木的，其他人員降級、誡勉、記過，土木的牢底坐穿”。 不是說，不能對工程技術人員追責，不能刑拘工程技術人員。而是要允許被涉及的工程技術人員申辯上述，要走正常的司法程序。 根據對國務院《調查報告》的分析，洪水衝垮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灌入地鐵隧道，是造成地鐵5號線被淹死人事故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被洪水衝垮的時間是7月20日15:09，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的時間是16:00時（《調查報告》第12頁），地鐵5號線被淹的時間是18時之後；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I級響應的時間是7月20日17時，但鄭州市沒有採取具體應對措施，鄭州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也沒有採取具體應對措施，甚至沒有觀察到，地鐵5號線多處進水已經有一個多小時，下級部門也沒有報告，發現地鐵線路進水的情況。所以，在地鐵5號線被淹死人事故中，鄭州市委和市政府以及鄭州市地鐵集團有限公司的失職瀆職，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這5位工程技術人員。 同樣根據對國務院《調查報告》的分析，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的主要原因不是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施工建設鄭州市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郭家咀水庫溢洪道）橋時，在溢洪道內修建施工便道、進行棄土棄渣，導致溢洪道被侵占堵塞，致使郭家咀水庫無法正常泄洪。郭家咀水庫漫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郭家咀水庫大壩的質量問題，是郭家咀水庫大量庫容被非法占用問題。郭家咀水庫大壩並沒有設置泄洪洞和泄洪閘，採用的是漫頂泄洪的形式。當水庫蓄水超過大壩壩頂（或一段大壩的壩頂）的高度時，庫水漫過大壩，順着大壩流下，然後進入大壩下游的河道（或稱泄洪道）。即使位於大壩下游的泄洪道被部分非法占用，可能會造成泄洪道水位上升，淹沒泄洪道兩側的土地和建築，不會導致上游的郭家咀水庫大壩背面發生大規模的滑坡。就像小羊在下游喝水不會污染上游的水質一樣。即使泄洪道的一部分被棄土棄渣非法占用，在漫頂洪水衝擊下，它們的阻礙作用是非常短暫的。搶救郭家咀水庫大壩的關鍵是降低水庫水位，在大壩處開挖泄洪口，將漫頂泄洪改為無控制的泄洪，讓庫水通過剛開挖的泄洪口，順着原有的泄洪道進入鄭州主市區。鄭州市南四環路跨張李垌溝（郭家咀水庫溢洪道）橋工程建設自2018年9月開始，至7月20日晚9時，沒有人檢查發現泄洪道被侵占堵塞的問題，更沒有人舉報一半以上的水庫庫容被占的事情。7月20日17時鄭州市防汛抗旱指揮部啟動I級響應，直到晚上9時，也沒有人檢查發現泄洪道被侵占堵塞的問題，更沒有人意識到郭家咀水庫庫容不足的問題和大壩質量不好是造成險情的最大問題。 當然，發現工程上的錯誤是比較容易的事情，比發現領導者的決策錯誤更容易。比如說，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的設計還在，數據都在。根據國務院調查組專家計算，“百年一遇”內澇水深應為0.5米，而原設計“百年一遇”內澇水深0.24米，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錯誤。那5位工程技術人員也不得不承認。這就是處置工程技術人員的容易之處。人們怎麼就不能再追問一下，如果五龍口停車場擋水圍牆的設計再提高那麼0.26米，達到專家的要求，地鐵5號線就不會被淹嗎？為什麼國務院調查組專家不敢指出，鄭州市使用的暴雨公式就是錯誤的？！ 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追責中，受到逮捕和刑事起訴的全部都是工程技術人員，把失職瀆職罪都加在一個組群人的頭上，加在工程技術人員的頭上，這就有失公正，因為他們並不是造成“重大損失”的主要負責人。 五、處置下級官員的人數多，沒有公布的受處置的公務員和辦事員人數更多根據河南省紀委監委網站公布的《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追責問責人員情況》，除上面提到的依法逮捕人員8位工程人員外，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人員3人（過去稱雙規）、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人員75人，企事業單位負責人11人，給予誡勉處理人員6人，建議解除勞動關係人員1人。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人員75人中，包括侯紅鄭州市委和市政府一級的領導共4人。除去侯紅等4人，中共的追責，最後都追到了下級官員的頭上。就是說，中共把鍋甩到了基層官員的頭上。這裡還沒有包括已經和後續將要處置的那些普通的公務員和公司普通職員。筆者以為，在所有的處置中，對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京廣路隧道管養基地負責人徐曉曄的處置最為嚴重，建議解除勞動關係。就是說被炒了魷魚，失去了工作位置，打破了飯碗。“你要是不聽話，就不給你飯吃”。對普通公務員和公司普通職員的處置，會有更多的這類不給飯吃的追責處置。 六、對官員的處置，無非就是換個地方繼續當官2022年2月16日，河南省衛健委官網發布消息：2月15日，河南省衛生健康委召開2022年全省衛生健康工作會。省衛健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侯紅主持會議，省衛健委黨組書記、主任闞全程作工作報告， 這位河南省衛健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侯紅就是剛剛被追責處置的、受到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的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侯紅。根據報道，2022年1月27日，鄭州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三十一次會議，接受侯紅辭去鄭州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的請求，並任命何雄為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代理市長。從1月27日到2月16日，不到20天的時間，侯紅接受中共的追責處分，從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侯紅的位置上下來，轉身坐到了河南省衛健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的交椅上，政務級別起碼還是一個正廳級，看不出政務降級處分的嚴重後果。侯紅並非畢業於公共衛生專業，是衛健委特別需要的專業人才。侯紅畢業於鄭州大學新聞專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經濟學碩士。
筆者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提到，侯紅在2021年8月2號舉行的河南舉行全省防汛救災新聞發布會（第十場）報告了截至8月1日18時，鄭州市總共遇難292人，失蹤47人。國務院《調查報告》專門指出鄭州市委和市政府遲報瞞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的問題，其中提到：“直到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要求，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7月29日、8月1日兩次發出緊急通知後才統計上報，7月30日上報322人、8月1日上報339人。”這上報的339人，就是侯紅報告的遇難292人，失蹤47人。國務院《調查報告》繼續指出：“8月18日至19日中央領導同志考察河南期間，鄭州市已掌握新增因災死亡12人，但仍不如實報告；8月20日調查組進駐12後，因災死亡失蹤人數比8月2日公布數增加41人，其中23人屬於瞞報。”按理說，這瞞報因災死亡失蹤人數23人的責任就應該直接落到了侯紅的頭上，那麼，侯紅所犯的也是失職瀆職罪，就不應該是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的處分，而是要接受刑事法庭的判決。 特別是侯紅在8月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專門為鄭州市的遲報瞞報作辯解，說是“遇難人員比對需要時間”。而國務院《調查報告》對此也有專門的指責：“按照突發事件應對法和自然災害救助條例、防汛條例等有關規定，災情穩定前應當每日逐級上報自然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等情況。”“鄭州市對因災死亡失蹤人數統計上報態度消極，不僅沒有主動部署排查、要求及時上報，反而違規要求先核實人員身份等情況再上報，以多種藉口阻礙信息報送工作。” 從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侯紅在不到20天的時間中重新出任河南衛健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的事情中可以看出，中共的所謂對黨員幹部的追責處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演戲，演給老百姓看的，說明皇上一尊的英明。這樣的訓誡有什麼效果嗎？ 七、中共的追責，說明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是地地道道的人禍國務院《調查報告》對明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的定性是：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是一場因極端暴雨導致嚴重城市內澇、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多災並發，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特別重大自然災害；鄭州市委市政府及有關區縣（市）、部門和單位風險意識不強，對這場特大災害認識準備不足、防範組織不力、應急處置不當，存在失職瀆職行為。總體是“天災”，具體有“人禍”，特別是發生了地鐵、隧道等本不應該發生的傷亡事件。鄭州市及有關區縣（市）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對此負有領導責任，其他有關負責人和相關部門、單位有關負責人負有領導責任或直接責任。 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中對鄭州市以及基層黨委、政府在洪水災害過程中所作所為的表現的陳述，正好說明，這是一場地地道道的人禍。 設想一下，如國務院《調查報告》所希望的，鄭州市以及基層黨委、政府，乃至中國各地黨委、政府，能夠聽從訓誡，接受教訓，做到守土盡職，那麼地鐵、隧道等本不應該發生的傷亡事件都是可以避免的，死亡失蹤380人中的絕大部分也是可以避免的。否則國務院《調查報告》花了很長的篇幅，總結了主要教訓，苦口婆心地提出了改進措施的建議，這兩部分共占44頁中的9頁，豈不是白費心思了嗎？ 暴雨、洪水，都是自然現象。河南鄭州“7.20”大暴雨，不是千年一遇的暴雨，也不是五千年一遇的暴雨。1963年8月邢臺暴雨、1975年8月駐馬店暴雨、2012年7月北京暴雨、2016年7月邢臺暴雨，都是在北方地區發生的同一等級的暴雨，而且1975年8月駐馬店暴雨的暴雨，除一小時暴雨量這個數據外，其他數據遠遠超過鄭州“7.20”暴雨；同樣，1963年8月邢臺暴雨面積遠比鄭州“7.20”暴雨面積要大。自然界一次又一次地給出了警告，但是中共決策者一次又一次地以“以天斗以地斗”的大無畏精神予以回擊，不能接受教訓。國務院《調查報告》在第36頁指責鄭州市委和市政府，沒有把歷史和他人的教訓當作自己的教訓，對北京“7•21”、邢臺“7•19”等北方城市暴雨導致嚴重傷亡的教訓沒有深刻汲取。這個指責更適用於中共決策層。暴雨、洪水，都是自然現象，並非必然導致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特別重大自然災害。 順便提及一句，2016年7月19日邢臺發生暴雨，7月23日9時就公布了邢臺市“7•19”洪澇災害死亡人員名單和失蹤人員名單。可見沒有把歷史和他人的教訓當作自己教訓的，恰恰是國務院調查組。邢臺市在暴雨發生後不到4天的時間內公布了死亡人員和失蹤人員名單，國務院調查組在河南鄭州“7.20”暴雨發生半年後，依然沒有公布死亡人員和失蹤人員名單，欠中國人民一個交代。2022年1月21日河南鄭州楊寧遠實名在網上發表意見：希望能公布死者名單，點讚者31042次。這就反映了民意，也是對國務院《調查報告》的最好評判。
八、決策者有無限的權力卻不承擔責任，這是制度缺陷象中共其他官樣文章一樣，國務院《調查報告》強調的是習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強重要批示。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6頁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幾乎逢會必講防範風險，連續兩年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專題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反覆強調增強憂患意識、防範風險挑戰要一以貫之，要求‘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寧聽罵聲，不聽哭聲’，切實把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 國務院《調查報告》第38、39頁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城市無論規劃、建設還是管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國務院《調查報告》第40頁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是我們做好防範化解風險挑戰各項工作、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艱難險阻的科學引領和根本遵循。建議把《習近平關於防範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列為各級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專題，中組部、中宣部、應急管理部等相關部門組織專班開展幹部輪訓，各級黨校作為必修課內容，推動各級領導幹部樹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統籌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增強風險意識和底線思維，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防範化解風險挑戰的能力和水平，有力應對好各類災害風險挑戰，切實把確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實處，以實際行動和實際效果做到‘兩個維護’”。 但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根本不敢涉及習近平的寧“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萬一”的決策模式是錯誤的，在決策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現實中是不可執行的。如果強行執行，結果就和防疫清零一樣，效果不佳，成本巨高，社會無法承擔。關鍵是，誰來承擔“可十防九空”的責任？如果習近平能夠明確地指明，他將承擔“可十防九空”的責任，讓下面的人大膽執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習近平主政十年，還沒有習近平主動承擔錯誤決策責任的先例。 中共現行的體制是，決策權高度集中在中央在習近平，要求下級單位和地方領導服從中央統一指揮，守土盡責。地方黨委和政府，只有執行的義務，而沒有決策權力。中央決策出錯，中央不承擔責任，卻要追問地方黨委和政府的執行錯誤。中國有這樣的說法，中央的經是好的，都讓地方的官員把事情辦壞了。真是這樣嗎？在當下中國，權力和義務是分離的，權力和義務沒有聯繫起來。這樣的體制是沒有效率的，因為只有執行義務的地方黨委和政府，永遠在等待着習近平、黨中共的決策，這個等待，就是展現對習近平、黨中共的絕對忠誠，具體表現就是沒有主動性的躺平。 在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過程中，習近平沒有親臨現場，而是在飛往西藏的飛機中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習近平發出指示的時間是7月21日。 新華社北京7月21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續遭遇強降雨，鄭州等城市發生嚴重內澇，一些河流出現超警水位，個別水庫潰壩，部分鐵路停運、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防汛形勢十分嚴峻。習近平強調，當前已進入防汛關鍵期，各級領導幹部要始終把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揮，迅速組織力量防汛救災，妥善安置受災群眾，嚴防次生災害，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解放軍和武警部隊要積極協助地方開展搶險救災工作。國家防總、應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運輸部要加強統籌協調，強化災害隱患巡查排險，加強重要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提高降雨、颱風、山洪、泥石流等預警預報水平，加大交通疏導力度，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災措施。習近平要求，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在做好防汛救災工作的同時，儘快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紮實做好受災群眾幫扶救助和衛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災返貧和“大災之後有大疫”。
圖8：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底圖：新華社2021年7月21日報道 而河南鄭州“7•20”洪水災害基本在7月21日凌晨已經基本結束，在郭家咀水庫大壩開挖泄洪口、庫水水位下降之後就結束了。在習近平發出重要指示之時，無論這個指示如何英明偉大，明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爆炸案已經發生，常莊水庫無預警泄洪已經發生，鄭州京廣快速路北隧道亡人事件已經發生，地鐵5號線死人事件已經發生……習近平的重要指示來得太晚，重要指示中空話太多，而且可以看出，習近平是聽信的個別水庫潰壩的虛假信息。這是國務院《調查報告》根本不敢提到的。用另一個角度分析，真正躺平的是習近平。如果他能夠在7月20日18時或者19時看到鄭州地鐵5號線列車被淹的視頻（世界上許多人都在這個時刻看到這些視頻），就能發出救人的命令，那麼這個悲劇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局。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勝敗乃一瞬間的事情，決策權必須掌握在打仗的將軍手中，而不是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手中。權力和義務，或者說權力和責任，是連結在一起的，都在將軍手中，取勝的機會就大。就是戰敗，將軍也會義無反顧地承擔責任，接受馬革裹屍的結果。 前面談到中國古代救災的措施，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皇帝頒布罪己詔，主動承擔責任。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皇帝，毛澤東詩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中的漢武就指這位漢武帝。他一度窮兵黷武，又揮霍無度，大造皇宮，致使國力枯竭，生態惡化，百姓愁苦。於是漢武帝下《輪台罪己詔》向天下謝罪。有學者認為，漢武帝頒布罪己詔，標誌着其治國政策的改變，從而延續了數十年的國祚，避免了象秦朝一樣迅速滅亡的命運。 有這麼一句古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據說這是商湯在就職時對老天的宣誓，意思是：“如果我（皇帝）有罪，請不要牽連天下的百姓；如果是百姓有罪，罪都應歸結到我（皇帝）身上。”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附件：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追責問責人員情況（97人）依法逮捕人員（8人） 1。魏平安，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建設工程設計項目負責人； 2。趙俊良，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建設工程業主代表； 3。汪 鵬，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負責人； 4。朱 雲，中國電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經理； 5。劉修龍，新疆崑崙工程諮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鄭州地鐵5號線五龍口站停車場項目總監； 6。郭文勝，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指揮長； 7。王旭東，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五工區執行經理； 8。溫慶國，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南四環項目部五工區工區長。 二、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置措施人員（3人） 1。任立公，鄭州市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 2。趙運臣，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技術管理部部長； 3。孫紅亮，鄭州市工程質量監督站軌道交通科副科長。 三、給予黨紀政務處分人員（75人） （一）地方黨委政府（34人） 1。侯 紅，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2。李喜安，鄭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3。吳福民，鄭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 4。陳宏偉，鄭州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5。蘇建設，鄭州市二七區委副書記、區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6。董治會，鄭州市二七區政府黨組成員、副區長，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7。楊 潔，鄭州市金水區委副書記（時任金水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8。袁聚平，鞏義市委書記，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9。張東輝，鞏義市委副書記、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10。趙 凱，鞏義市委常委、副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1。楊金軍，滎陽市委書記，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12。王效光，滎陽市委副書記、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13。邢留印，中牟縣委副書記（時任滎陽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4。陳春梅，新密市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15。程 洋，新密市委副書記、市長，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16。孫建功，鄭州市鄭東新區黨工委書記，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17。牛瑞華，鄭州市鄭東新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會主任，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18。司棟彬，鄭州市鄭東新區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19。秦 飛，鞏義市米河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20。李萌軻，鞏義市米河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21。趙 江，鞏義市河洛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22。周登航，鞏義市河洛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23。孫曉麗，滎陽市崔廟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24。黃立峰，滎陽市崔廟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25。陳志全，滎陽市崔廟鎮副鎮長、王宗店村駐村幹部，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26。張亞濤，滎陽市崔廟鎮副鎮長、崔廟村駐村幹部，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27。趙紅星，滎陽市產業集聚區管委會黨工委委員、副主任（時任滎陽市汜水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28。劉月潔，滎陽市汜水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29。李 靜，新密市委常委、產業集聚區管委會黨工委書記、主任（時任滎陽市高山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30。丁傑英，滎陽市高山鎮黨委副書記、鎮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31。程華民，新密市西大街街道辦黨工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32。徐曉光，新密市西大街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主任，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33。張曉鋒，登封市告成鎮黨委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34。孫建民，滎陽市崔廟鎮王宗店村黨支部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二）行業主管部門（30人） 35。李 鵬，鄭州市應急管理局黨委委員、一級調研員，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36。許紹偉，鄭州市應急管理局救災和物資保障處處長，給予留黨察看二年、政務撤職處分； 37。陳國平，鄭州市應急管理局減災處副處長，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38。劉國成，鄭州市應急管理局救災和物資保障處四級主任科員，給予留黨察看二年、政務撤職處分； 39。劉金剛，鞏義市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40。牛中華，鞏義市應急管理局二級主任科員，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41。劉雲飛，滎陽市應急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42。周方輝，新密市應急管理局黨委副書記，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43。梁遠森，鄭州市水利局局長（民革委員），給予政務降級處分； 44。陳 剛，鄭州市水利局黨組成員、一級調研員，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45。袁運河，鄭州市水利局總工程師，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46。岳克宏，鄭州市水利局河長工作處處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47。校現偉，鞏義市水利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48。陳志剛，滎陽市水利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49。袁金偉，新密市水利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50。余 莉，鄭州市二七區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51。段祥軍，鄭州市二七區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52。李雪生，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53。翟月修，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54。郭克河，鄭州市城市管理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二級調研員，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55。朱繼光，鄭州市二七區城市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56。王延軍，鄭州市金水區城市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57。張雲波，鄭州市高新區城市管理局黨支部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58。馬 微，鄭州市交通運輸局黨組成員、二級調研員，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59。耿勇軍，鄭州市城鄉建設局黨組書記、局長，給予政務記大過處分； 60。曲 標，鄭州市城鄉建設局黨組成員、副局長，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 61。付青原，鄭州市城鄉建設局機關黨委副書記（鄭州市四環線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指揮部技術保障部部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62。竇立勇，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支隊長，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63。席 磊，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第三大隊教導員，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64。屈 強，鄭州市鄭東新區管委會三級調研員兼發展改革和統計工作辦公室負責人，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三）企事業單位（11人） 65。張 洲，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給予留黨察看二年、政務撤職處分； 66。楊 勇，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給予政務警告處分； 67。郝曉平，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給予黨內嚴重警告、政務降級處分； 68。張明鋒，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黨委書記、部長，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 69。李鵬翱，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給予留黨察看一年、政務撤職處分； 70。趙鵬果，鄭州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分公司線網管控中心OCC二室主任調度，給予政務撤職處分； 71。呂曉應，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鄭州軌道交通項目部經理，給予政務記過處分（已由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對其作出處分決定）； 72。鐵新納，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主任、支部委員，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處分； 73。陳保國，河南五建建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建議行政主管部門對企業給予行政處罰； 74。蘇金華，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長、河南中鎂鋁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75。劉 勇，登封電廠集團鋁合金有限公司總經理 ，給予留黨察看一年、政務撤職處分。 四、給予誡勉處理人員（6人） 1。景洪曉，鄭州市鄭東新區祭城路街道辦黨工委副書記、主任； 2。楚毓奇，鄭州市鄭東新區白沙鎮黨委副書記； 3。席軍虎，鄭州市二七區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水利科副科長； 4。王新香，鄭州市二七區農業農村工作委員會水利科科員； 5。黃 雙，登封市告成鎮黨委副書記、鎮長； 6。呂少卿，登封市告成鎮黨委副書記。 五、給予批評教育人員（4人） 1。魏紅利，鄭州市二七區金水源街道辦事處工作籌備組組長； 2。張 凱，鄭州市二七區金水源街道辦事處工作籌備組副組長； 3。張國軍，鄭州市二七區金水源街道辦事處工作籌備組農辦主任； 4。王國強，滎陽市崔廟鎮崔廟村黨支部書記。 六、建議解除勞動關係人員（1人） 徐曉曄，鄭州市城市隧道綜合管理養護中心京廣路隧道管養基地負責人。 來源 河南省紀委監委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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