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黨思想史：1900-1949

　　為了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和總體的價值觀，把握其重要人物、內部鬥爭、政策成就以及對社會主義觀點的歷史這些歷史研宄可能涉及的領域是非常重要的。本章儘管不可能對於其歷史無所不包，但將首先試圖提供工黨最早四十九年的思想史。開始本章將追溯十九世紀勞工運動的根源，分析當時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在英國有組織工人運動的開端，工人階級所起的作用。接着，本章將試圖挖掘出植根於工黨歷史中隱藏的價值觀念。本章開始解釋、理解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因此必須確認與新工黨政治哲學相關的重要思想主題與問題。本書主張，如阿拉斯代爾?麥金太爾（Alasdair MacIntyre)所主張的，行動與物質運動相反，表現了對於其身份認同來說最為關鍵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工黨在十九世紀的起源

　　十九世紀初，新產業工人階級興起，因為聯合王國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有選舉權，所以為獲許更多的選舉權而發起運動。由於國內發生越來越多的抗議，也部分作為對法國大革命的回應，輝格黨（Whigs)頒布了 1832年《改革法案》（the 1832 Great Reform Act)。這帶來了更大的選舉權特許，並導致十九世紀後半期工會的出現。儘管如此，在一些情況下特許的選舉權被降低了，包括涉及「自由自治市」（free borough)的情形。1867年，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促進了給予城鎮地方稅納稅人部分選舉權的開始。隨着十九世紀時間的推進，原先的兩個黨演變成自由黨與保守黨。自由黨更像是輝格黨、異議分子、激進派的同盟，而不是一個有着系統意識形態的政黨。乍一看，自由黨中的激進派可被理解為最可能支持與工人階級生活相關的事業的政治團體，但自由黨也是由古典自由派組成的，協同於放任主義經濟學曼徹斯特學派，而該學派所持觀點與為工人階級的社會正義和社會改革都不相容。此外，十九世紀的保守主義包含一種強烈的社會家長製（social paternalism)意識。事實上，迪斯累裏首相（Benjamin Disraeli)可以說是托利党家長製主義（Tory paternalism)和一國保守主義（one-nation conservativism)之父，他當政時期的托利党家長製派通過了《技工住宿法案》(Artisans'Dwellings Act),格林利夫（Greenleaf)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項立法，它試圖：

　　「……解決整個城市工人階級的住房問題，並且政府當局第一次擔負起改進私有住房方面缺陷的責任，如果有必要會通過義務購買的方式來改進」。

　　迪斯雷裏的托利黨政府還通過了《工廠法案》（Factory Act)和鼓勵互助社團（Friendly Society)的法規，使勞動合同更加公正合理，並將工會從陰謀法的範疇中去除，等等，都是這種托利党家長製主義者所頒行的立法。托利黨意識形態中的集體主義一派支持一種觀點，認為保守主義各分支在執政方式上是家長製和國家主義的。W? H ?格林利夫稱：

　　「……很多不考慮歷史的評論家堅持不合時宜地看待保守黨的記錄，要麼是從一些基於意識形態敵意的謬誤傳說的方面出發，要麼是從保守黨傳統中另一個很不同、很反國家主義的派別的獨有情況出發。無論你是否肯定，托利黨所做出的努力與所達到的成效，從集體主義觀點看，實際上都是重大的。」因此，將自由黨視為完全的天然關心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不太準確的，另外，將十九世紀的保守黨視為對影響工人階級生活的問題完全無動於衷，這樣做也是不坦誠的。可以說，即使是第二部《改革法案》頒布之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以及托利黨的社會改革的進度與限製都沒有了耐心。社會主義社團、社會主義協會與聯盟主要形成於倫敦、伯明翰以及一些北部工業城市。

　　例如，1869年，工人代表聯盟（Labour Representative League)成立旨在推進工人階級投票登記以及使男性工人能夠作為工人代表候選人（Labour candidate)。然而，對於聯盟的支持逐漸減少，經濟上也無法維持。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如此看待這次失敗：

　　「……輝格黨和自由黨中的中產階級不情願看到工人被選為他們的代表。」英國政治在工黨出現之前，是自由黨，尤其是自由黨中的激進派，聲稱代表產業工人階級，並且產業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都是支持自由黨的。政治上，似乎工人階級己經滿足于格拉德斯通（Gladstone)主持的自由黨，因為他己經在十年前就解決了工人階級選舉權的問題。儘管如此，保守黨總是得到工人階級當中某一部分人的支持。這種階級體製直到最近都還能在社會習俗中很清楚地看出來，強化了人們的社會地位，進而促使工人階級中的一些人表現出對於上層階級的順從。此類的順從是特別針對托利黨的，他們在歷史上代表了傳統，即選出少數它主要關心的國家權力機構與君主製。順從的托利黨工人階級認為，上層理應執政，而且一定最擅長於此，因為他們是托利黨，他們象徵着階級體製，因而這就是順從的工人階級選民支持保守黨而非自由黨的一個原因。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自由黨中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劇變的時期。「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植根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對於1906至1914年時期有立法上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立的政治哲學，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被形容為與古典「放任」自由主義相悖的政治哲學。安德魯?文森特（Andrew Vincent)與雷蒙德?普蘭特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政治哲學出現與十九世紀後三十年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影響的増大聯繫起來。所有唯心主義哲學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哲學地位的確立影響最卓着的是牛津哲學家格林（T.H. Green)。新自由主義的哲學要旨與古典自由主義主要有三點不同。

　　第一，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國家干預作為積極的手段能確保民眾有更大的社會正義。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的方式大相徑庭，而自由主義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裏是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放任方式的。馬斯特曼（C.F.G. Masterman)是最早的新自由主義者之一，他認識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方式對於自由黨的益處。格林利夫寫道：

　　「一向反對社會主義『昆蟲般的狀態（insect state)'馬斯特曼早就準備接受並敦促社會『在集體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馬斯特曼提出一系列國家主導的社會政策來緩和英國的社會、經濟痼疾，先後發表於他1901年的着作《帝國的心臟》（The Heart of the Empire) 和1909年的着作《英國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England) 。

　　第二，與第一點關於以國家作為實現社會正義的積極手段相關，是新自由主義對於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哲學概念。古典自由主義消極地理解自由，認為自由是個人儘可能在法律和文明所限製的範圍內需要的自由，並且自由市場能製造出最優於創造財富的環境。相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積極地認識自由能増強個人自主權，並能通過國家干預市場的機製確保物質資料與設施不只是為富人和有能力的人服務。特別是，霍布豪斯（L.T. Hobhouse)在他1911年題為《自由主義》的重要着作中主張這種對自由的積極認識。格林利夫認為霍布豪斯對自由的理解是：

　　「建立在『更具體'『積極』的自由概念之上；並被濃縮在經常被引用的警句中：『沒有平等的自由只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新自由主義者提倡的第三個哲學觀點是社會道德問題。他們認為個人不僅有個人的道德要維持和個人的責任要完成，而且有社會的道德要維持和社會的責任要完成。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J.A. Hobson)批判放任資本主義是與社群主義與集體主義這一種的自由主義觀相對立的。於是，簡言之，社群責任的價值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位置。新自由主義者從英國唯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格林的喜好當中吸取政治哲學，他們也採納了影響英國唯心主義者對責任、社群、權力的認識的哲學家例如黑格爾的哲學觀點。古典自由主義者相反卻是遵循洛克的觀點，認為道德是個人的，責任是個體的，因此，每個人都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古典自由主義哲學中，幾乎沒有提及更廣泛的有關弱勢、貧困、赤貧群體的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黑格爾對於社群和責任的觀點高於洛克着作中的觀點。

　　大衛?馬昆德認為，新自由主義者影響了二十世紀中期工黨的修正主義右翼。馬昆德說，諸如霍布森、霍布豪斯、馬斯特曼，當然還有格林這些新自由主義者，他們潛在的政治價值觀與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Hugh Gaitskell)與安東尼?克羅斯蘭（Anthony Crosland)所倡導的價值觀有淵源。關於英國左翼政治哲學傳統的演進，這一點在馬昆德以下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說這段話本來是關於新自由主義者的：

　　「他們重新定義了自由和個人實現的核心自由原則，以確證一種活躍的狀態，能夠如『消極』自由一樣確保『積極』自由。在其後的一個階段的語言裏，政治公民將由社會公民補充：憲法民主將由社會民主補充。」然而，工人階級對於自由黨的廣泛默從並非十九世紀晚期工人階級政治的全部情況。工會聯盟（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於1871年，每年開一次會；它被視為工人的中央議會。22這包括被選舉出的工會代表參加年會、討論各工會所需要為工人做的改進，並且議會委員會被公認代表工會遊說政府。

　　在德國發生了一個重要事件，進而提升了社會主義在英國的地位。1877年的選舉中，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贏得國會（Reichstag)十三個席位。這一成功主要是由於該黨在1875年實施《哥達綱領》（Gotha Programme)之後的一次意識形態軌跡的變化。德國社會民主黨前身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of Germany)，但此前它是兩個分開的彼此對立的社會主義黨派：社會民主工黨（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Party)與全德工人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Workers)。社會民主工黨成立於1869年愛森納赫議會（Eisenach Congress)，因此其成員被稱為「愛森納赫派（Eisenachers)」。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受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教育和指導，領導人為李蔔克內西（Liebknecht)、倍倍兒（Bebel)、布拉克（Bracke)。全德工人聯合會遵循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alle)的思想，因此被稱為「拉薩爾派（Lasallians)」。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想要德國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民主地過渡到信奉社會正義思想的社會。兩黨在1875年哥達議會上一場激烈政治鬥爭之後合併，這次鬥爭受到了德國政府的干預與報復行動。哥達議會上提出並接受了一份拉薩爾派起草的綱領，該綱領將改變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正式方向，並相應地使他們擁有更加廣泛的選舉人群，在1877年選舉中獲得了近五十萬張選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中主要參與者之一就是思想家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他的倫理、進化社會主義將在本章討論。伯恩施坦在英國居住過一段時間，受到了早期費邊社漸進社會主義的影響。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如此記述伯恩施坦作為被俾斯麥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出德國之後是怎麼生活、工作、活動於英格蘭的左翼圈子裏的：

　　「在瑞士，伯恩施坦被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法令驅逐後居留於此，他在此地編輯正式的黨報。1888年，因俾斯麥政府施壓，瑞士政府驅逐了伯恩施坦以及他編輯的黨報。於是他遷往倫敦，在那兒與馬克思的合作者弗裏德裏希?恩格斯密切合作。」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像是英國社會主義活動的分水嶺。儘管社會主義組織在構成上多種多樣，但它們的領導人開始表現得務實，以期吸引更廣泛的選民，而不只是城市男性工人。這十年中發表了無數宣傳冊子、報紙文章和信件，都是關於城市工人階級惡化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他們通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明確表達出來的政治上的不服從（如果十九世紀英國工業城市中的社會主義可以被稱為意識形態）。在此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對於大部分與社會主義社團相關的人，以及工人階級中的鼓吹者和活動家來說，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邏輯完整連貫的經濟學學說。社會主義在英國並沒有以任何國家政黨的形式組織起來，這種情況持續到1900年各組織合作建立工人代表委員會(LRC, 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社會主義，除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之外，是工人階級對於當下政治集團的不服從的表達，是對於城市工人階級生活苦役的道德抵抗，而不是一種被普遍接受和理解的政治意識形態。

　　那時候其他與工人運動相關的組織開始成立起來，諸如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於1881年的社會民主同盟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那種社會民主黨派，而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同盟，相信經濟決定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不正義的，且伴隨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Labour Marxists)這樣的社會民主同盟數量一直很少，而且它們總是處在運動與工黨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政治思想由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構成，涉及生產方式的決定因素、對僱傭勞動力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以及認為「工黨主義」（labourism)與其後的社會民主主義是一種妥協，為的是對資本主義製度的改良而不是革命。儘管如此，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表面上看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認為英國的狀況與歐陸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不同，因而他們承認英國有眾多具有選舉權的工人階級，所以是有可能從選票箱裏通過工黨帶來馬克思主義的。海因德曼（H.M. Hyndman)，社會民主同盟成立初期的主導人物，是工黨歷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海因德曼的重要性不是因為他的思想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而是在於他的思想理念影響了一代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摒棄了社會民主同盟，而傾向於使工黨成為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政治組織。富特（Foote)寫道，作為社會民主同盟的領導人，海因德曼的方式是獨裁式的，而且關鍵在於，他拒絕了將工會作為煽動工人階級的工具。對工會的這一拒絕導致了海因德曼被排斥出工人運動，並因失去影響力而離開社會民主同盟。

　　另一個組織是費邊社，成立於1883年，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相信由不正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國家干預和國有化的手段民主漸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領導人物包括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西德尼（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布（Beatrice Webb)。

　　西德尼?韋布本人對於費邊社的特性有一個着名的定義：「漸進主義的不可避免性」（the inevitability of gradualism)。因此，費邊社會主義認為，進步與社會改進不可避免，改革將不斷増加；每一個過程都需要很長時間，這是題中之義，因為民主要求的是漸變而非革命性的變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有關費邊社探索社會主義社會的策略。富特認為，早期費邊社更希望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從兩大國家黨派的現存結構與傳統內部深化發展他們的思想，而不是希望與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合作，因為對於他們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理論來說這些政黨態度常是不友善的：

　　「費邊社的領導人常被最苦於現行製度的階級那種狹隘的偏見激怒，於是轉而尋找兩個主要政黨的開明成員，拒絕接受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有些費邊社人，如休伯特?布蘭德(Hubert Bland)，對於工人政黨比對於其他黨派更加同情，但費邊社領導人的總體態度是從地方到全國，滲透進自由黨和保守黨。」可以說，這個時期費邊社所做的最突出的貢獻是其組織的一系列講座，題為《社會主義的基礎與前途》（The Basis and Prospects of Socialism)。這些講座內容後於1889年出版，由蕭伯納編輯，標以新題《費邊社會主義論文》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受到廣泛好評。

　　1884年，第三部《改革法案》頒布，准許農業工人投票選舉。儘管如此，城市裏窮困的男性直到1918年才得到選舉權。這樣，到1884年英國的政治版圖己經發生了顯着的變化，然而，和城市窮困男性一樣，女性仍沒有政治代表或者選舉權力。1893年，又一個組織成立了，被稱作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ILP)，由蘇格蘭礦工基爾?哈迪（Keir Hardie)領導。獨立工黨由一群思想非常獨立的人組成，他們為民主社會主義發起運動。

　　獨立工黨在工人代表委員會之前就有眾議院的議員，但它是一個本土化的小型組織。1900年，社會民主同盟、獨立工黨聚集起來，組成工人代表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形成一個單獨的政治組織，提供資金，發起活動，以使其成員被選入議會。1900年，工人代表委員會只有兩名議會議員，基爾?哈迪和理查德?貝爾（Richard Bell)，但工會聯盟（TUC)在現實中能夠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持組建可觀的政治力量，以代表英國工人階級。

　　工人代表委員會與之後的工黨被承諾在關鍵的席位中得到自由黨選票，以及在議會中得到遠超出它單憑一己之力組織運動所希望能達到的影響力水平。也許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工人代表委員會是一個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黨，自由黨也許不會同意與其簽訂如此便利的協議。此外，工人代表委員會開始的幾年，其成員由一些社會主義者和許多工人階級「工黨派」（labourite)結合而成。「工黨派」這個詞是用來指那些以通過實用的方式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為事業的議會議員和工黨黨員。例如，通過提升工資、増加福利、工會代表等改善措施，這與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提倡工業國有化相反。工黨派按照這種定義而言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就大部分來說對於意識形態都有矛盾的態度，持着實用、非教條化的政治觀。直到1918年黨章確立，工黨才致力於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學說以及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黨章、共產主義、凱恩斯主義：1918-1949

　　1918年，工黨以文件形式建立了黨章，被稱為《未來綱領》（Programme for the Future)。亨利?德魯克說出了工黨為何在1918年表達其政治目標的政治背景：「只有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鑑於自由主義在英國崩潰，布爾什維克在俄國成功，工會代表運動（shop steward movement)反抗情緒的増強，一些關鍵的工會當中出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己經擔憂如果工黨不採用一個綱領而其他黨會採用，於是運動就會與工黨無緣……」這份文件首次概括出了工黨的章程，包括以下措施：

　　「……將該黨由附屬機構組成的鬆散聯盟轉變為全國性政黨，各地方選區內擁有推舉議會代表權利的政黨（constituency party)個體成員須服從中央的紀律。工黨大會將由全國性附屬機構代表和選區議會代表組成，按照各自附屬成員比例分配名額。」另外，1918年很重要也是因為這一年工黨試圖通過一部致力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綱領表達其哲學動機。這份文件題為《工黨與社會新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

　　它包括了以下承諾內容:對於經濟製高點和生產工具、分配渠道與交換媒介的共同所有權(特別是聲名狼藉的「第四條」譯者註:條款原文系 To secure for the workers by hand or by brain the full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nd the mos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hereof that may be possible upon the basis of the common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 and the best obtainable system of popular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ol of each industry or service.),普遍實施國家最低生活水準（福利國家津貼製的前身），充分就業，最低工資，每周最多四十八小時工作的最低工作條件，累進稅製，為償還戰爭欠款徵收財產稅，以及為公共利益所積累盈餘。儘管如此，斯蒂芬?黑斯勒（Stephen Haseler)認為，通過「第四條」並不能公正解讀工黨所奉行的英國倫理社會主義。他將英國的社會主義解讀為倫理的，而非科學的或經濟決定論的。伯恩施坦在他影響深遠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論着《進化社會主義》(fvo/ut/on^ySoc/ofem) 中首先提出這一區分。伯恩施坦強調了三方面的思想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

　　首先，伯恩施坦認為馬克思主義倡導對於歷史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意味着把一切現象歸因於物質的必然的運動……決定思想和意誌趨向的形態的是物質的運動」 。

　　第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其他社會主義不同是因為其試圖把生活物質資料生產方式與決定社會、政治、生活精神過程聯繫起來。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伯恩施坦強調階級戰爭對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必要性，而這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中未曾顯現。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民主社會主義是道德的，基於價值而非科學的或由經濟決定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對於伯恩施坦來說，是關於民主、社會正義以及更大的公平的。此外，伯恩施坦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可分離，因而成為了政治方案：

　　「普選權從兩方面說來都是顛復的代替品。但是普選權只不過是民主的一個片段，雖說這個片段長久下去一定會像磁石吸引分散的鐵屑一樣把其他片段吸引過來。這一過程固然進行得比許多人所期望的要慢些，但儘管如此，它還是在進展着。如果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也毫無保留地站到普選權和民主的立場上來，並且接受由此得出的一切有關自己的戰略的結論，那麼它就再也不能比這樣更好地促進這一進展了。」然而這是伯恩施坦主張議會製與改良的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相信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與最終達到的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另一個不同之處。西德尼?胡克認為，《進化社會主義》被斥為馬克思主義中的異端，一個原因在於其倡導社會主義應當與烏托邦主義的所有觀念決裂：

　　「它必須不再把自己設想成完成一個終極目標，持續在大量或大或小的日常事務中實現自己，以應對更大的民主化運動。無論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什麼，實現它們的手段必須與這些目標保持連續性。」據胡克的觀點，伯恩施坦認為不存在脫離民主的預設的社會主義目標，因為這個觀點伯恩施坦留下了不朽的一句話：

　　「……於我來說運動即是一切，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終極目標』什麼都不是。」因此，伯恩施坦沒有想過社會主義最終的樣子，因為它就是一種運動或是通過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手段使民主資本主義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過程。如前所述，伯恩施坦流放時期居住在倫敦時受到早期費邊社的影響，但是他對於英國社會主義有何影響呢？答案是，很難計量，因為儘管工黨中蓋茨克爾派採用「修正主義」之名，且人們可從其試圖改良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社會主義的方式中看出伯恩施坦的意識形態影響，但是其他直接的影響並不明顯。

　　即便如此，克羅斯蘭還是在致菲利普?威廉姆斯的一封信中說他想做第二個伯恩施坦。因此，鑑於克羅斯蘭認為需要把社會主義與政治原則而非具體政策等同看待（相比於更大的公平，與國有化相反)，他本人也許正是伯恩施坦政治思想的主要受影響者。

　　當時的另一個思潮是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團主義對於產業工人管理的主張來自科爾（G.D.H.Cole)，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奇切利教技（Chichele Professor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t Oxford University)，乃是根據其工人階級受工資製度壓榨的觀點。與馬克思遙相呼應，科爾不僅稱工資製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痼疾，他還呼籲進行一場階級戰爭，就如同工團主義者所呼籲的一樣。產業行為形式的階級間武裝衝突對於科爾來說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需要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而彼此對立。科爾在他1928年的着作《工人的世界：探討工會主義的現狀與未來》當中有對此類問題的政治觀點。科爾的社會主義在方法上是自由主義的，與費邊社會主義之類的集體主義相反。富特提出可能科爾對於費邊社一派的社會主義持深刻的批評態度，因為科爾認為他們：

　　「……由反資本主義的論點得出需要國有化的邏輯結論，但這麼做的同時忘記了社會主義不止是關於商業的命題，還是關於人的……他們把國有化視作解決無政府式競爭問題的萬靈藥，而沒能註意到資本主義自身己經通過在壟斷中創造一個更加致命的敵人解決了競爭問題。」行會社會主義拒絕了許多英國社會主義者所倡導的國家壟斷的提議，其理由是，將資本主義權力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官僚機構那裏是一樣的，同樣有害，原因有以下兩點。第一，工人在生產者的角色範圍內還不能夠管理、決定、占據權力位置。第二，資本主義權力正由費邊社會主義者同等程度地牢固確立，例如一些人倡導國家所有製與產業管理。對於行會社會主義者來說，工人控製的基本問題被產業的國家社會主義所有製忽視了，因為當時的主流社會主義思想忽略生產者（即工人）角色的問題，而關註產品的分配方法與資本主義的性質。

　　富特認為，工團主義（他把行會社會主義也包括在此義項內）：

　　「……再一次提出了生產者的觀點，不過是以非常片面的方式提出的。然而，集體主義者完全忽視生產者，工團主義者完全忽視除了生產者之外的一切。」這論斷當中的正確之處在於，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在其通過國家管理和產業所有製使資本主義社會化的概念當中，對於工人的地位關註較少。儘管如此，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早期費邊社人，也許認為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將會成為民主的共同所有製，並因而使得諸如工人等個體在控製產業的國家機構中擁有股權，而不是資本家或者董事會。

　　黑斯勒引用科爾的話，把社會主義稱為「……代表底層人的廣泛人類運動」。

　　科爾的這一言論頗為中肯，尤其在於科爾這樣的博學之士選擇憑藉對英國社會貧困人口的模煳且略顯直覺性的感覺總結出工黨的社會主義哲學要旨。表面上科爾關於英國社會主義性質的言論暗示其作為政治哲學缺少堅實的哲學要旨，然而，科爾所做的工作，特別是他的關於行會社會主義的着作，就他對英國社會主義的構想而言確立了他思維清晰、富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地位，且對於休?蓋茨克爾有着巨大的影響。如上所引他的言論表現出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特徵，而運動當中派別與派別之間在哲學方面是不一樣的。據此，可以認為英國的社會主義在其為英國社會的貧困或「底層人」而存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而同時在確切的政治路線和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上並不相同。

　　黑斯勒認為，「第四條」於1918年被工黨採納，自此工黨開始試圖定義其關鍵的動機，並常常忽略了代表英國社會貧困群體這一歷史任務。一方面有些政治家（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並無不同）對於社會主義是什麼有確定的認識並能通過具體的政策（如國有化、工人議會、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某種解決方法等）來表達這種認識，另一方面有些政治家圍繞政策建議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明確程度較低，但堅持以一套潛在的價值觀（如對於自由、更大的平等、社群責任持有積極的理解）作為尺度來衡量是否貫徹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定義與重新定義工黨的哲學價值觀這一問題，尤其是這兩方面的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將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論戰」中重新顯現，也是現今圍繞新工黨的討論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數年裏，工黨獲得更加廣闊的選民基礎，原因在於普選權逐漸得到擴大，尤其是1928年頒布的《人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20世紀30年代，新當選的黨領導人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試圖將黨員限製在民主主義者內。這一事件可被理解為逐漸排斥與壓製工黨內部馬克思主義的成分，迫使其離開。例如，1901年，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聯盟脫離工黨，它曾是創建工黨的組織之一。1924年的黨大會上，工黨禁止所有共產主義者加入黨內或參選。1925年的黨大會再次加強禁止共產主義者成為個人黨員，並要求工會不允許共產主義者作為地方或全國議會代表。1928年的黨大會禁止共產黨員作為工會代表參加議會。有意思的一點在於，被驅逐的不僅是共產主義者，還有被稱為黨內同情共產主義的派別或者「同路人」。驅除共產黨的支持者、倡導者或者黨員，是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在英國的大學、工會及社會其他部門中的支持提升之後發生的。這主要是由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衰退引發了工人階級與大學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將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的有效補充。理查德?克羅斯曼（Richard Crossman)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主義影響工黨的高峰期。克羅斯曼寫道：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托尼（Tawney)、拉斯基（Laski)、斯特雷奇（Strachey)、韋布夫婦主導了 20世紀30年代年輕社會主義者的思想，並深刻地影響了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很多務實的政治家。左派書會（Left Book Club)取代了費邊社成為先鋒知識分子的聚集地。」托尼（R.H.Tawney)被廣泛譽為「英國社會主義」興起時具有深遠意義的思想家之一。馬特?卡特（Matt Carter)認為，托尼在牛津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學習期間，與院長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時任牛津主教的查爾斯?戈爾（Charles Gore)結下友誼，其間所學使他的哲學觀與格林（T.H. Green)的英國唯心主義傳統趨同。卡特認為在托尼於貝利奧爾學院學習期間，乃至在格林死後，學院都是充斥着格林的思想：

　　「當格林的思想占據主導地位時，對於像托尼這樣的年輕而具有社會意識的貝利奧爾學生，不深深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卡特的觀點是，托尼可以被視作繼承了格林的哲學傳統，和諸如亨利?斯科特?霍蘭(Henry Scott Holland)和查爾斯?戈爾等格林的追隨者，而他們都是基督徒。這是一個重要的聯繫，因為它把托尼一一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民主思想家、道德家一一和十九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與思想統一起來。這一聯繫並非天衣無縫，但根據卡特的觀點，它是真實存在並且從歷史角度看是準確無誤的：

　　「托尼的思想所依靠的基礎同樣為戈爾和霍蘭的思想打下基礎，鞏固了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有着很強的意識形態上的聯繫。這三種思想是：以精神的方式對待生活（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強調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機地看待由共同的善統一起來的社會。」「儘管格林想要一個建設性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復興自由黨，托尼構建了一種倫理社會主義來支持工黨，但是兩種學說從本質上說是一樣的。確實，按照鮑爾（Ball)和其他思想家此前的一個觀點，托尼認為他的社會主義作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繼承者，與自由主義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他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保持對自由的關註才能成功。」如果托尼在牛津大學時的政治觀點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他之後的政治觀點則很難明晰歸入英國社會主義各種流派中，因為在他一生中不同階段的側重點是有所變化的。富特就難以劃分托尼政治觀點明智地說道：

　　「由於他自身政治上的數次轉變，在政治上將他歸類尤顯困難；從1921年支持激進的行會社會主義到1928年漸進主義的着作《工黨與國家》aabour and rteWat/on)，從20世紀30年代對於漸進主義的猛烈抨擊到50年代支持修正主義。」在本章這一節的上下文中，可以將托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着作，尤其是他1921年的作品《營利社會》（T^eAcqu/s/t/Ve5oc/ety) 視作至少表明他對於工黨左翼的同情，至多是對類工黨馬克思主義（quasi-Labour Marxism)的支持。因此托尼可以與同時期其他思想家，如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和約翰?斯特雷奇一併做討論。《營利社會》，比托尼其他作品更加影響了工黨左翼。托尼在寫作此書時受行會社會主義的影響，這一類的工團主義的社會主義是工黨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變體。儘管如此，托尼在1921年着作中的思想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因為他不認為私有財產本身並不具備固有的剝削性，並不屬於異化並利用工人以牟取私利的階級上層建築。托尼在二十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裏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財產的性質懷有敵意。然而，托尼相信如果私有財產是用於公共利益與社群利益，而非財產擁有者階級的私有經濟利益，那麼財產在道德上是正義、公平的。

　　如果托尼對財產性質的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對私有財產的假設不一樣，但仍近似於工黨馬克思主義將私有財產視作資本主義痼疾，那麼他在《營利社會》當中的思想主旨必然是遵循工黨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這一主要思想觀點簡言之即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專註於營利，而以托尼的規範性角度看是不道德的、腐敗的。托尼指出：「這樣的社會可以稱為營利社會，因為它們整個的趨勢、興趣、專註之事全是推進獲取財富。」由營利性問題繼續引入，托尼認為它引起了另外兩個社會和道德的問題。第一，人們這樣的物質主義和貪婪使得他們對於貧困者的同情減少，因而貧窮一如既往地肆虐。第二，這一營利社會的道德面貌嚴重受損，利己主義成為盛行的社會哲學。然而，如果作為思想家的托尼為西方資本主義診斷出營利性的病症，並指出這一狀況引起了嚴重的貧窮與空虛、自私的道德觀，那麼他認定什麼是這種營利社會的起源點呢？富特提出，托尼將其歸罪於兩個主導性的事件，第一：「托尼將這一混亂歸因於資本主義的基礎，此時個人權力參考個人在社會中所起任何作用被抽象出來。」第二，托尼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很多人拒絕信仰基督，尤其是拜物教興起，取代了對於造物主的崇拜。基督教道德日漸式微，這種社會的社會、國家品格被嚴重降低。如托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德行本身是不夠的。除非一個人相信精神的東西一一相信上帝一一利他主義是荒誕的.…"」另一位重要的工黨思想家是約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斯特雷奇一度是工黨馬克思主義者，他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三部着作中表達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1932年出版的《未來的權力鬥爭》 ，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1935年出版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 。他的傳記作者休?托馬斯（Hugh Thomas)稱《未來的權力鬥爭》是一本復雜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着作，斯特雷奇在書中置入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卻是放在二十世紀事件的背景中：「二十世紀的情況……帶來了壟斷、民族主義，以及1919年之後的不穩定的貨幣。這些都不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危機的真實性質乃源於資本主義根本屬性，即資本主義生產的進行是無計劃的，其唯一調控機製是市場的機製，群體的財富集中在少數掌握生產資料的人手中。」斯特雷奇認為資本主義的真正危機，如馬克思所言，是由於其生產方式；無政府的市場以及它的全部缺陷。斯特雷奇還認為對於資本主義和正在經歷經濟危機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唯一的選擇只有進行：「對工人直接的、公開的恐嚇，對反叛者暴力鎮壓，現代帝國僅憑此就能維持自身。這樣的政權有了一個名字：法西斯主義。」此書的最後一部分是對英國共產主義的呼籲，這是馬克思本人倡導的通過工人革命實現的正統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斯特雷奇1933年的着作《法西斯主義的威脅》是一本令人震驚且旨在發人警醒的政治宣傳冊，內容是關於納粹主義在德國掌權以後即將發生什麼。此書主要的寫作目的是警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崛起，而沒有準備寫成政治思想着作或明確傳達馬克思主義政治學。

　　斯特雷奇這十年間的第三部着作，《資本主義危機的性質》，是倡導共產主義理論的一次公開的嘗試。在這本書中，斯特雷奇批判了經濟學家凱恩斯（Keynes)和羅賓斯（Robbins)太過專註於貨幣問題而忽略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托馬斯所說，斯特雷奇認為：「這一拒絕是決定性的轉折點。馬克思沒有犯這個錯誤，他指出了勞動與勞動力之間關鍵的區別：技術工人或農民將他體現在社群中的勞動出賣到市場上；工人將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雇主，由雇主將此工人的勞動出賣。」然而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儘管有影響力且有誠意，卻不能持久。如果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斯特雷奇的馬克思主義達到頂峰，那麼戰爭及戰後時期則是摒棄它而選擇社會民主主義。富特指出：「……通過閱讀凱恩斯的着作，他修改了自己早期的觀點，越發相信國家指導經濟能克服資本主義危機。於是他成為工黨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1945年政府的糧食大臣……」哈羅德?拉斯基是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在20年代，他受菲吉斯（J.N. Figgis)的多元主義影響並接受了聯邦主義有關社會的思想。這一點可以在他1925年出版的着作《政治語法》（A Grammar of Politics)當中清楚地看到。與馬克思和列寧不同，拉斯基以標準的眼光看待國家。他認為國家雖然具有強製性，儘管如此卻能夠為其公民的需要服務。國家由統治階級管理，這對於拉斯基來說是有問題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政府治下，國家管理能夠公正。可以說拉斯基想通過社會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使國家合法化。這是他在1935着作《理論與實踐中的國家》（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中得出的主要觀點，在這本書中他令人信服地說道：「……政治哲學的首要責任是檢驗國家在其現實性上而不是觀念上的品格。」因此，顯然對於拉斯基和他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來說，國家的性質與實際功用對於其所產生的政治的性質是至關重要的。儘管如此，註意到拉斯基對國家的態度並非正統馬克思主義，這一點是準確的，但他的議程卻是激進而偏離於主流工黨社會主義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只是暫時的，很快就因為共產主義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消失，而二戰也反過來分裂並最終結束了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書會。另外，以艾德禮為首的工黨在1945年獲得選舉勝利，在其治下英國費邊社會主義的方式得以回歸。

　　在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的着作《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出版的時候，工黨還未決定何種政治經濟形式最適合用來貫徹其政策目標。大多數工黨左派不僅受馬克思主義工人集體所有製思想的影響，還受經濟學家霍布森（J.A Hobson)消費不足論思想（underconsumptionist ideas)的影響。工黨右派在經濟領域的猶豫不決在1929-1931年工黨政府時期表現出來，時任財政大臣的菲利普?斯諾登（Philip Snowden)屈從於自由市場與城市銀行家（City bankers)的權威來協調製定經濟政策。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在他所着的凱恩斯傳記中認為，即使是在《通論》於1936年出版後不久，工黨仍然傾向於採用一種社會主義的形式作為其經濟學說，儘管有部分工黨人士開始看出如何能夠管理控製資本主義以促進社會主義事業。斯基德爾斯基所說的工黨仍然傾向於「社會主義」是指一種己消除私營部分的大規模的計劃經濟的概念。這個概念必然己在工黨左派中占據主導地位並一直如此。儘管如此，凱恩斯及其經濟理論逐漸影響與經濟學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想，凱恩斯主義出現在工黨的一部分當中，作為通向英國社會主義的一種可能的經濟途徑。富特指出：「凱恩斯對於工黨中一部分知識階層造成了可怕的挑戰，他們痛恨私營企業間的激烈競爭，卻沒有辦法解決商業循環和總體失業的問題。」凱恩斯主義對於工黨中不少人具有吸引力。這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它摒棄了古典經濟學中的自由市場，這是與工黨的哲學價值觀相一致的。第二，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目標之一是其對充分就業之可行性的信念，由此再一次表現出它對於在道德上厭惡高失業率的工黨有所便利。最後第三，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說，通過實用性的論據證明了以國家機構為工具維持經濟穩定的合法性。這樣，凱恩斯主義為工黨提供了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論據，國家干預反過來能使工黨得以追求其哲學目標，諸如收入與財富的再分配。有關工黨採用凱恩斯主義另外有個觀點，是由伊利莎白?德賓（Elisabeth Durbin)提出的，那就是作為經濟理論，凱恩斯主義開始得到工黨重要經濟學家的支持。其中較為突出的有道格拉斯?傑伊(Douglas Jay)、埃文?德賓（Evan Durbin)、休?多爾頓（Hugh Dalton)、休?蓋茨克爾等工黨經濟學小組XYZ社的成員，他們在尼古拉斯?達文波特（Nicholas Davenport)和沃恩?貝裏（Vaughan Berry)的指導下集會8他們對這個理論的支持有助於凱恩斯主義在工黨內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儘管如此，如伊利莎白?德賓所說，直到1944年《關於失業的白皮書》(White Paperon Unemployment) 發布，該書接受了凱恩斯思想的基本分析，此前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接受凱恩斯主義理論。這是因為一些人懷疑凱恩斯的自由聯合，懷疑試圖使資本主義製度切實可行、改善資本主義痼疾的理論。大衛?馬昆德認為，1947至1949年艾德禮政府時期，凱恩斯的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被逐漸米用為工黨的官方經濟學說。馬昆德指出在那段時期：「……大臣們慢慢地放棄了原先對於受社會調控的經濟的觀點，這種經濟下的資源分配是根據政治決策而非市場中的討價還價，他們轉而支持一種混合的經濟，以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為中心。」1945至1951年艾德禮任首相的政府是英國最先實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政府。亞當?普熱沃爾斯基（Adam Przeworski)認為凱恩斯主義為左翼政黨提供了：「……與資本主義民主妥協的意識形態基礎與政治基礎。凱恩斯主義呈現出國家能調和生產資料私有製與經濟的民主監督調節這一前景……對失業水平和收入分配的民主調控成為使民主資本主義成為可能的妥協之詞。」普熱沃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這樣的政治經濟，認為失業的原因在於需求的缺少，因此需要的是國家實施擴大開支的政策以刺激生產，減少失業。另外，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採用了與左翼政黨政治目的相符的手段，諸如再分配、國家管理、提高稅率以投資福利與公共設施的財政靈活機製。1945至1951年時期常被認為是凱恩斯思想在關於經濟學說的辯論中占上風的起點，並且作為一套思想體系，它在1945至1970年間達到頂峰。本章試圖提供工黨從其十九世紀起源到1949年的思想史。本章還嘗試介紹某些主題和價值觀，有助於理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軌跡，從而為考察新工黨的政治哲學做準備。

　　工黨思想史：1949-1979

　　本章將試圖給出工黨從1949年到1979年中的事件和思潮的思想史。這與戰後工黨內部修正主義思潮的形成尤其相關。蓋茨克爾派被認為是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者，因此可以將他們看作新工黨改良潛在政治價值觀以及實現這些價值觀的方式的先行者。理解「大論戰」對於理解新工黨的出現與興起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堅定的工黨右派，布萊爾的新工黨堅持修正主義的政治態度，部分地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與工黨左派之間激烈鬥爭的最終結果，是工黨對於連續四次選舉失敗的回應，是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政治與經濟變化所作的適時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應。因此，我認為新工黨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休?蓋茨克爾對工黨的設想相似，但同樣，新工黨也是對下列因素的回應。這些因素與五六十年代修正主義右派所面臨的在性質上並無不同，也就是與左派的哲學論爭、連續三次選舉失敗以及需要找到對「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的回應。

　　「大論戰」

　　在國內的成功並不意味着議會工黨內部的和諧。1949年，在工黨議會上，赫伯特(Herbert)、莫裏森（Morrsion)、安奈林?比萬（AneurinBevan)之間產生了爭論。然而，議會工黨中分歧產生的具體日期很難判定。黑斯勒認為：「早在1946年，黨內某些群體己經因政策中缺少傳統社會主義內容逐漸不抱幻想，五十年代的戰線開始形成。」莫裏森在被認為是他的「團結演說」（consolidation speech)中呼籲停止所有私營工業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國有化己經達到其目的，國有化向所有私營工業僅僅為了工業為公共所有的目的而進行的擴展應當結束了。與此相反，比萬想要的是全面的國有化，因為他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主義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地方分支選區內更為深入的哲學紛爭的開始，但主要是在於全國執行委員會（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與議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Party)成員當中。德魯克對於這一兩敗俱傷的鬥爭的看法是，工黨在1945至51年艾德禮政府之後從未充分地回答過：「……實現社會主義宄竟意味着什麼。」理查德?克羅斯曼在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哲學》（中記錄的這一不確定的觀念以及明顯的「我們將往何處去」的態度，對於理解20世紀50年代工黨內被稱為「大論戰」（Great Debate）或「手段與目的之辯」(means and ends debate）中的派系之爭至關重要。1951年議會工黨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發生分裂。這一分裂常被定性為比萬派左派與蓋茨克爾派右派之間關於國有化的問題以及工黨政府應當對工業進行國有化的程度的意見分歧，直到1995年它始終是黨內團結的一道坎。

　　即便如此，有些人會說以這樣的定性解釋工黨各大派系所面臨的哲學問題太狹隘。這些派系領導人的重要性很大：雙方的人在1951年大選後成為工黨領導人的激烈競爭者，因為預計年歲漸長的克萊門特?艾德禮將在下一屆議會之後退出。因此，不僅有這兩位黨首之間的個人競爭，而且在議會工黨內部存在意識形態上的競賽，雙方分別為追隨蓋茨克爾的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和支持比萬的傳統主義者。

　　本節不試圖剖析工黨內各派系的哲學傾向；儘管如此，還是可以根據軼聞性質的證據識別出彼此衝突的哲學立場。這些立場包括左翼或（傳統社會主義者），中間派以及右翼或(社會民主主義者）。中間派本可以很簡單地歸為「工黨主義」（Labourism)的追隨者一類，但當作五六十年代黨內議員的代表則更易於理解。傳統意義上，黨內中間派被看作「工黨主義」的提倡者，可以認為這是在爭取工人階級的最大進步，中間派在歷史上曾為許多工會人士占據。在工黨20世紀50年代的問題時期，中間派常被認為是致力於在蓋茨克爾派和比萬派之間穩定黨內團結的「保持冷靜」的群體。這一派包括諸如約翰?斯特雷奇、邁克爾?斯圖爾特（Michael Stewart)、喬治?斯特勞斯（George Strauss)等人。黑斯勒認為中間派並未以真實的形式在工黨內真實存在，直到50年代中期黨內意識形態分裂出現，這些中間派成員選擇跳出時下意識形態的派別之分，呼籲艾德禮首相領導下的團結。論戰中各派間另一緊張的局面在於它們在工黨的體製內都有各自的力量基礎。布賴恩?布裏瓦蒂（Brian Brivati）在他所着的蓋茨克爾傳記中披露，儘管蓋茨克爾派可以從影子內閣、議會工黨的大多數成員以及工會處獲得支持，但比萬派擁有各選區黨的總體支持並從1952年開始主導影響政策的全國執行委員會。

　　關於手段與目的的辯論引起了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什麼是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對比萬派和蓋茨克爾派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理解眾所周知有所爭議，然而這有助於本章揭開這些概念從而對工黨內不同社會主義觀點有更加全面的理解。

　　比萬作為40年代晚期工黨左翼的旗手出現。這一左翼議員群體追隨比萬集會，被稱為「比萬派」（Bevanites)。把這些工黨左翼人士統一起來的主要因素是他們反對艾德禮政府的外交與國防政策。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認為，英國如果想在二戰後的全球政治中維持地位，就必須繼續保持在戰時建立起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這一方式被稱作「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在英國由貝文簽署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Organisation)的時候達到頂峰，該組織也稱為北約（NATO)。這個組織是西方國家的防禦聯盟，特別是為了它們的利益而防禦蘇聯。對於比萬派來說，這種將英國與美國結盟，妖魔化蘇聯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工黨內分歧一部分在於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溫和的左派可以與蘇俄的共產主義左派對話、聯繫。儘管如此，比萬自己想要的是介於與美國或蘇聯聯合之間的獨立中間路線。這一政策被稱為「中立主義」（Neutralism)。比萬派統一的第二股因素是他們反對核武器以及工黨將核武器作為英國戰後軍備必需。此外，比萬派的議員在議會中組織並不嚴謹，因為他們中許多人富有熱情，崇尚獨立。儘管如此，他們的演說和文章發表在工黨左翼刊物《論壇報》（Tribune)和全國性報紙諸如《雷諾茲新聞》（Reynolds News)、《每日鏡報》（Daily Mirror)、《周日鏡報》（Sunday Mirror)。至於比萬派的政治哲學，比萬於1952年發表着作《取代恐懼》（In Place of Fear)，試圖為支持傳統民主社會主義的議員建立一套社會主義政策的邏輯體系。因此，布裏瓦蒂說：「比萬派對於領導者來說並不構成直接的挑戰，但在1951到1955年間打擊了工黨議會前座的誌得意滿，也是左翼在接下來數十年的活動藍圖。」除比萬以外，比萬派還包括理查德?克羅斯曼，一位獨立自主的學者、政治思想家。克羅斯曼寫了數篇重要的論文，特別是他1951年的文章《建立社會主義新哲學》,這篇文章討論了鑑於1945到1951年間的政策成就，工黨的社會主義應當採取何種方向。然而，克羅斯曼的文章同樣概括出工黨需要關註的比萬派的措施，因為他認為艾德禮政府實行的福利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政黨來說是不夠的：「如果不更大範圍地推廣公共所有製，或者徵收財產稅，能否阻止不健康的資本註入呢？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全國性的利潤與工資政策，能否抵抗通貨膨脹？如果不能，那麼若無工會所重視的集體協定自由的修正案，如何執行這樣的政策呢？這兩個問題在工黨執政六年內得以避免。如果工黨要再次面對和1945年同樣艱巨的挑戰，這些問題將無法避免。」克羅斯曼1956年的文章《計劃自由》（Planning for Freedom) 提倡了典型工黨左派的中央計劃觀點，但和通常的批評不同，克羅斯曼認為中央計劃改善了自由，而不是限製了自由。他在1959年選舉失敗後不久寫的文章《豐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 ,質疑了修正主義的分析，即資本主義的性質己經得到顯着的改革，社會主義政黨的經濟目標需要與之相適應。簡言之，克羅斯曼試圖圍繞「豐裕社會」的種種謎題支持比萬派的觀點，並贊成克羅斯蘭的修正主義分析從根本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一分析本書將稍作討論。

　　比萬派的觀點大部分是工黨的傳統價值觀，源於1918年的黨章。對於比萬派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價值觀也許包括了廣泛的再分配、大範圍的工業國有化、工黨內工會權威的擴大，以及強調社會主義基於階級的性質。比萬派代表了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他們認為國有化使國家能夠控製生產資料，從而使得政府能夠代表工人製定社會主義政策。例如，國有化影響了工人的狀況，因為國家向所有僱傭工人承諾公平的工資標準，允許並鼓勵工會代表製，提供在國有工業持股工作的自由。這樣，工人地位的性質、他們的狀況以及他們與工業的關係就與私有、私營公司完全不同了。對於比萬派來說，國有化是為了取代個人或董事會私有的工業，而這工業的基本動力是股東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工業國有化的政策對於大論戰中「目的」論一方而言具有關鍵意義。實行國有化意味着社會主義。從而可知，國有化是行動中的社會主義。

　　哲學論爭剛開始的時候，蓋茨克爾擔任內閣大臣和之後的影子內閣大臣，以及一群支持他擔當黨首的議員的領袖。他們是議會工黨的右翼，觀點講求實用，傾向於工黨政策的修正主義。當時重要的蓋茨克爾派包括托尼?克羅斯蘭（Tony Crossland)、羅伊?詹金斯（RoyJenkins)、伍德羅?懷亞特（Woodrow Wyatt)、克裏斯托弗?梅休（Christopher Mayhew)、阿瑟?艾倫（Arthur Allen)、帕特裏克?戈登?沃克（Patrick Gordon-Walker)、阿爾夫?羅本斯（AlfRobens)。正如托尼?克羅斯蘭在《〈現在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中所說，對於修正主義者而言：「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大』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Rawls)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是相對於『自由』的概念。我們也不只是指簡單的（並非指實踐證明其簡單）收入再分配。我們想要的是更寬泛的社會平等，同樣包括財產分配、教育製度、社會階級關係、權力以及工業特權一一確實這些都在古老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夢想中被奉若神明。」蓋茨克爾在1959年大選競選運動時接受的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概括了他暗含的政治價值觀：「我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原因懷疑自己所相信的基本原則。畢竟誰也不是為找樂子而從政的……我們仍然相信……平等與自由同時並存，相信平等機遇，相信公平交易……相信得體而有尊嚴地對待其他國家。這些東西都不是暫時的、短暫的，而是永久的……但是如何實現它們，如何解讀、表達它們以適應於……現今的一代人，我認為這始終需要慎重考慮。」至於有關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蓋茨克爾與他忠實的戰將們一道，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以論戰的主角現身，支持國有化作為工黨政府的政策應當是為達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在菲利普?威廉姆斯（Philip Williams)的記錄中，蓋茨克爾終其一生都認為，公有製原則上是一個手段，是為了實現正義、平等、無階級社會這一真正的社會主義目標，而本身不是目的。22考慮到國有化應當扮演的正確適當的角色，「手段論」者對於如何建設民主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問題的情緒在以下引自克羅斯蘭的論述中得到了充分的概括：「因此有可能在混合經濟的框架內達到更大的平等以及其他令人滿意的結果，公有製只是作為許多可能的手段當中的一個而取得一席之地，以達到計劃中的目的。」 儘管如此，「手段論」者承認，私營部門決不能完全解除管製或任由市場來統治人民。

　　他們所呼籲的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也不是更廣為人知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放任方式。「手段論」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共識下己進行很大的改革和社會化，這就是為何他們覺得工黨一些團體需要認識到資本主義並非與民主社會主義截然相反。托尼?克羅斯蘭在寫於1956年，個人富裕水平上升、消費品膨脹、經濟増長的時代的文章中認為：「自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就經歷着一場緩慢的轉變，儘管這緩慢的過程很痛苦。這在很大程度上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迫於非資本家反抗工業的放任自由引起的不快後果，以及政治上和工業上的左派勢力漸長。」克羅斯蘭指出，和反資本主義的階級的反對一樣，商人階層也開始要求對傳統資本主義的改革，這是由於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衝擊和事件，再加上諸多其他問題，如：「……資產階級內舊時那種毫不猶豫的自信，以及簡單地認定不加管製的資本主義一定是所有可能存在的製度中最好的，這些觀念都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逐漸穩步増多的對資本主義引起悲慘的社會和物質結果的道德良知：30年代中產階級的政治滲透，以左派書會的驚人現象為其鼎盛標誌，當然還有心理的變化……（心理變化）與工業資本家逐漸由管理人員取代有關。」資本主義製度特徵中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轉變這一問題，常被稱為「管理革命」（themanagerial revolution)，基本上認為作為資本家的所有者做出決定完全是基於利潤的考慮，然而這新一代管理者的動機卻不僅是利潤，因為他們是拿工資的雇員，並不擁有問題涉及的這家企業，也不親自獲得直接利潤，因此其他考慮對他們來說變得重要起來。他們自己的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待下級的管理聲譽，諸如此類的因素都在他們的決策中有所影響。而這也反過來改變了資本主義的特徵，使它在工人、工資和相應問題上不再那麼兇惡。

　　然而，克羅斯蘭認為這些因素對於資本主義特徵的改變只有較小的影響。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Future o/5oc/a//sm) —書中的觀點，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對經濟和社會重建的需要改造了英國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一影響甚於其他任何因素。克羅斯蘭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占主導的政府迫於軍事急需，採用工黨在年復一年的和平時期徒勞籲請的很多改革措施：政府計劃、充分就業、再分配稅收、新的社會服務。這些措施完全可行且並非左翼空想家烏托邦式的夢想，這一教益選民沒有忘記，他們在1945年堅決地把保守黨驅逐下野，因為其在和平時期忽視的事情卻在戰時積極實行。」克羅斯蘭認為，推進傳統資本主義特徵改變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45至1951年艾德禮政府在國內所取得的成就：「例如，國有化包括了民航、鋼鐵、公路運輸，以及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除此以外還有列在正式項目中的工業。社會服務政策延伸至家庭津貼、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以及國民保險製度（National Insurance)親新的結構性變革，而不是小修小補。在再分配稅收領域，就業水平、貧困地區（Distressed Areas)問題、工人階級生活標準、政府對經濟的控製，都大大超過了戰前大多數評論者的預期。」總之，托尼?克羅斯蘭概括出「手段論」者的立場，在其所在的20世紀早期，資本主義發生了很大的改革，是由於工業左派、資本家的反對階級以及工黨力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為資本主義管理技術上由所有者向管理者變化，而管理者與廣大中產階級一道，遭受世紀初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痼疾所引起的墮落與骯髒的攻擊，大量英國工人階級卻不得不忍受。

　　選民中道義上的變化把保守黨排除在外，使得工黨政府得以重建資本主義福利製度，其社會供應與管理是前所未見的。

　　克羅斯蘭第二部主要作品《保守的敵人》（The Conservative Enemy) 28是20世紀60年代工黨的政治綱領，也是對保守黨以及他認為是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保守成分的一次進攻。這本書對政治經濟學並沒有提供《社會主義的未來》未曾明確提出的新思想。事實上，克羅斯蘭為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的主要觀點辯解，如富特所說，他附和了加爾布雷思（J.K.

　　Galbraith)的觀點，強調私人的富足與公眾的糟糕之間的鴻溝，提出一系列平等主義措施應對這種情況。

　　在1964年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第二版導言30中，克羅斯蘭承認他對西方經濟尤其是英國經濟能夠產生的増長水平的預測過於樂觀。這反過來影響了可用於投資公共開支和福利措施的歲入總額。他1974年的書《〈現今的社會主義〉及其他論文》是關於一系列克羅斯蘭在相關方面擔任過部長的問題的論文集，這些問題諸如環境、住房、教育等等。開篇的文章《現今的社會主義》是對他自己的修正主義思想的評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認為修正主義者不必修正他們的社會主義形式。這篇文章中承認的兩點內容值得重視。第一點，克羅斯蘭稱1964至1970年間威爾遜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因為失業増加了，通貨膨脹加劇了，而經濟増長相較1964年的保守黨左派政府時期減緩了。第二點，克羅斯蘭承認，他之前所寫的文章中對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速度與容易程度都過於樂觀了：「事後看來，早期的修正主義論着在語氣上太過自滿；他們提出了正確的改革方案，卻輕視了在英國的環境下實現它們的困難。」最後，《現今的社會主義》包括有一份清單，列出了未來工黨政府應該關註的需要優先考慮的領域，包括了降低貧窮，進一步提供體面住房（decent housing)，將發展性土地歸入公有，再分配資本財富，消除教育製度中的挑選與隔離，以及擴大工業民主。

　　理解國有化的哲學論爭要記住的關鍵一點是，這一論爭也關於「第四條」。手段與目的的大論戰部分地是關於「第四條」與國有化作為工黨政策之間的相關性的辯論。「第四條」，準確說黨章的第四點，明確承諾要讓公有製充滿整個經濟。因此，這是1918年的無政府主義思想，這一政策目標對許多工黨的人來說既不現實也不稱心。儘管如此，蓋茨克爾和一些修正主義領導人物至少最初認為應當重新起草「第四條」，以期與工黨想要建立的社會相一致。35蓋茨克爾的這一雄心壯誌因近期的選舉失敗而燃起，因為他認為這使得保守黨人歪曲了工黨經濟觀點的意圖。蓋茨克爾重新起草了「第四條」，在1960年3月由國家執行委員會(N.E.C.)認可，但如威廉姆斯所說：「……在四個月中，六個主要工會中的四個拒絕修訂章程，而且面對議會中一定的失敗，蓋茨克爾只得把『新約』 這一稱謂降級為『對工黨在二十世紀目標的有價值的表達』，而對『第四條』則原封不動。」工會與來自更加廣泛的議會工黨的壓力都反對蓋茨克爾對章程的修正。雖然他們的領導者比萬不在，工黨左翼仍持樂觀態度，而1960年比萬己病重。工黨左派的信心使得他們能夠更快進入下一個與領導者的內部鬥爭，即工黨的核武器政策。

　　1960年春，工黨在核威懾力量與核防禦上的立場問題被提出來，這個問題同過去一樣成為工黨的障礙。威廉姆斯認為這己成為關於工黨特性的矛盾，無論它是要成為一場抗議運動還是未來的政府。39在政府取消美國「藍色霹靂」（Blue Streak)火箭這一關鍵性事件之後，他們不得不決定英國是否需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北約總體常規與核安全（collectiveconventional and nuclear security)，或者英國是否應該保持中立，採取並鼓勵非核政策。這反過來意味着工黨必須對這一問題持有政策立場。工黨左派傳統上對軍備積累持懷疑態度，逐漸更加明確表示其對單邊主義的支持。單邊主義事業成形於稱為核裁軍運動(Campaign forNuclear Disarmament, CND)的一個組織，由一批比萬派、基督教和平主義人士以及新左派知識分子於1958年組建。其目的是主張英國通過單邊譴責核武器來樹立道德領袖。單邊主義事業的影響在1960年暫時被工黨作為政策時到達頂點。單邊主義事業在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 1958年的文章《突破》當中有最強烈的議論。富特認為霍爾的觀點指向對抗蘇聯時丟掉的的道德高地，因為這使得蘇維埃能夠將西方的核威懾力量解釋為現實存在的軍事威脅。這也相應地降低了蘇聯周邊的東歐國家民主演進的幾率。在解釋霍爾的論點時，富特認為西方的辭令和國防政策對以下事情負責：「……阻礙東歐的民主化，鞏固了斯大林主義官僚機構對權力的掌握，而其總是通過指向西方的威脅來紓解任何對其統治的威脅。」工黨的右派認為，如果不具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英國在面臨蘇聯的威脅時將會依賴美國提供安全。黨內的這一辯論被稱為「單邊主義-多邊主義辯論」。它加深了黨內的哲學劃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工黨議員和黨員支持多邊主義事業才算充分解決。作為工黨這一激烈動盪的歷史時期的總結，保守黨在1959年大選中獲勝，哈羅德?麥克米倫（HaroldMacmillan)贏得工人階級50%的選票。工黨的主要兩翼彼此持續衝突，1963年蓋茨克爾突然逝世，左翼人物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擊敗來自右翼兩位人物吉姆?卡拉漢（JimCallaghan)和喬治?布朗（George Brown)的挑戰，成為工黨領袖。對某些人來說，在威爾遜的領導下，工黨似乎將可能改變方向。

　　凱恩斯主義的危機：1966-1979年

　　凱恩斯主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和工黨的經濟學說，其衰退可從兩方面理解：國際和國內。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主義作為經濟學理論開始衰敗有一些國內原因。第一，斯基德爾斯基認為凱恩斯的一個短處是他的理論中忽略了許多造成失業的原因3例如，凱恩斯承認需求不足（demand-deficiency)導致失業，卻沒能指出諸如勞動力的固定性和適應變化的緩慢等供應方的問題也能造成失業。這些長期積累下的供應方因素，其實際結果最終加劇滯漲。斯基德爾斯基所提出的另一個凱恩斯主義衰敗的原因是，事實上，40年代末直到70年代初是西方經濟體生產效率高、失業率較低的「黃金時代」，而凱恩斯主義不是其唯一的原因。45當凱恩斯主義經濟經歷攀升的物價和失業率以及低下的經濟増長時，按照這一非主流觀點，滯漲只是被「超趕」效應（catch-up effect)推遲了，藉此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經濟體己得益於技術以及對帶有工業適應性（industrial adaptability)的商品的高消費需求。46斯基德爾斯基有如下觀點：「歐洲大陸的工業與勞動關係的重建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結果。戰勝國英國和美國受凱恩斯思想影響最深，而展現出結構性改革的傾向最弱。」第三個問題是對提高工資的需求。這個問題不只是經濟的，同樣是政治的。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實行收入政策以期政府保持較高的總需求，因而工會將接受對工資的控製，克製勞工行動，此類行動會降低生產效率。事實上，工會不滿足於收入政策所設定的工資水平，這導致了通脹的上升。50斯基德爾斯基指出了凱恩斯主義衰敗第四個也是更為重要的因素，亦即財政管理不善。51他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從來都知道，超過某一點以後，稅收會遭遇抵抗……60年代工人階級對稅收的抵抗發展快過中產階級與上層階級，因為對後者的稅收己經因罪惡以及通過權高責重的人得以減輕。」與財政管理不善不無關係而是相互聯繫的第五個因素是，一些工會中的工人階級要求更低的開支，這樣他們能得到更高的工資。這可以看作是「補償性工資提高"（compensatingwage-push),但這不是財政政策的唯一結果。一個連鎖反應是，因為大量投資以及財政部由於抗稅而沒能集合足夠歲入，由此導致預算赤字的發展。」在國際經濟因素方面，有幾個問題。第一，安德魯?甘布爾（AndrewGamble)認為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問題在70年代早期通過規模急劇増大而惡化。60年代中期的問題是通貨膨脹與失業的逐漸増多與經濟増長的緩慢。這特別是由1971、1972年間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引起的。隨之而來的是，1973年油價翻四倍及其後發生的世界普遍經濟衰退。第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油價的上漲以及世界經濟衰退導致通貨膨脹與失業率急劇升高。因此，滯漲的經濟問題很快在各經濟體中出現，成功的經濟管理會愈加顯得比五六十年代困難。甘布爾指出，正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一些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體的經濟重心發生了變化。控製通脹取代保持充分就業成為重心，公共支出項目突然顯得非常昂貴，於是受到抑製，對工資的控製變得嚴密。第三，甘布爾間接提到的更深層的問題是，70年代早期經濟増長的消失曾被解釋為暫時現象，但70年代早期的經濟問題逐漸不像是短期的，而是代表了國際經濟體系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正是這種對1974至1979年威爾遜和卡拉漢政府時期増多的經濟問題的認知，使修正主義右派顯得不能夠管理經濟以使其保持増長，同時提供促進社會公平的政策。這個觀點提倡運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來確保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公平，克羅斯蘭在工黨中大力論證了這一點。第四，甘布爾認為，貨幣主義的經濟方式是在70年代早期前後開始為一些政治家和經濟評論家討論並嚴肅對待的，特別是保守黨的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等人。簡言之，貨幣主義似乎有70年代經濟問題的答案。

　　來自新右派的挑戰：1979年之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保守黨及其激進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威權主義政治哲學（social authoritarianism)是英國20世紀80和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哲學。工黨在大選中徹底失敗，也沒能向英國的公眾傳達他們對英國社會的觀點。此外，他們沒能像表達他們對撒切爾主義的否定那樣清楚地表達他們擁護的是什麼。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保守黨執政期間似乎是處於支配地位的，而只有五分之二的選民投了它的票。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的政治方案，而要對其加以分析，則必須以其前任的情況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工黨政治思想從而產生新工黨的方式為依據。

　　1979年的大選中保守黨為其新右派哲學的立場爭辯。卡拉漢與工黨競選的理由是，撒切爾保守黨的新激進主義是未經嘗試和驗證的，工黨是選民「安全」的選擇。儘管如此，保守黨以四十四個席位的主導贏得選舉，這當中包括了 5.1%搖擺不定的選民從工黨轉移到保守黨。保守黨在70年代中期到末期採用新右派哲學對於保守人士來說是不尋常的激進之舉。新右派廣為人知的特徵是幾項政治主張。這些主張包括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批判高額公共福利支出，從而為最低水平福利國家（rolled back welfare state)的最低社會供給提供辯護。

　　然而，將新右派視為統一的哲學是不準確的，正如肯尼思?胡佛（Kenneth Hoover)和雷蒙德?普蘭特（Raymond Plant)在他們的書《英國與美國的保守資本主義》（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提出的觀點：「在其整個歷史上，英國的保守黨和美國的共和黨都包括有傳統主義者和個體主義者，前者相信使用權威機構來確保實現社會和經濟的目標，後者則更想使市場盡其可能地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得以運行。」可以把新右派哲學中相矛盾的不同派別描述為保守主義的新右派和自由主義的新右派，他們在諸如政治文化、國防以及公民社會等問題上有衝突。然而，既然承認新右派政治緊張的局面，即暗指新自由主義經濟方式強調消極自由以及「放手」的經濟方式與另一種相當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生活領域中的社會威權主義這兩者之間的斷層，作為工黨政治思想的研宄者，必須對於令人信服而言簡意賅的新自由主義哲學有所回應。

　　哲學上，新自由主義在其共同的論敵方面是統一的。政治上，其在英國的敵人顯然是工黨，而哲學上的敵人則顯然是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作與價值觀。新自由主義者以幾種方式回應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道德與倫理價值觀，他們以多種辯護方式反抗社會民主主義對他們政治思想的批判。第一，在社會正義方面，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宄其本質屬性而言，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因而是幻想。63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認為社會正義是道德幻想，因為市場並不導致不正義，不正義的現象因故意行為而起，而市場的結果並不故意製造不正義。市場製度下無意產生的結果是不幸而非不正義，因此國家沒有責任減少這些不幸。第二，在其社會正義批判中，如哈耶克（Hayek)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正義這個術語備受爭議，其含義以及媒介，即分配政治學（distributive politics)，都有很多種版本。哈耶克說，因為社會正義和分配政治學都是主觀性的，因而不能得到哲學上的支撐。第三，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思想的攻擊以否定積極自由概念的形式出現的。如凱思?約瑟夫（Keith Joseph)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提倡積極自由概念的人混淆了自由與能力。根據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自由是沒有干預，能力是指人有能力執行和做出某些選擇。因此，「做某事的自由』』（『fre domto』），換言之，積極自由的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它將自由的概念與能力的概念連接起來。自由不是關於獲得追求物質占有物或者生活機遇的能力、權力和協助，而是關於生活不受拘束，免受國家、市場、社會上其他人的干預。第四，新自由主義者否定了大規模公共供給的作用，因為他們認為這不能創造更平等的社會反而讓中產階級不合比例地從中獲益。儘管他們不關心減少不平等，進而不關心工人階級的境況，但他們通過這一論調消除了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社會正義及其主張福利大國的平等主義回應。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能縮減為極小的安全網，為真正不能自足的人提供保障。這也轉而減輕個人的稅負，減少國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從而使其免於國家干預。減少福利國家也將是值得作為道德目標的好事，因為新自由主義者間接提到，依賴於福利的文化己發展到鼓勵個人不追求充分發揮其潛力而是接受國家給予的「免費午餐」。

　　本章試圖記述工黨從1949到1979年的思想史。另外，更加相關的因素是1979年保守黨上臺，其所持的是新右派形式的新的激進政治哲學；經濟上所持有的新自由主義結合着一種社會威權主義。工黨應對新自由主義者的挑戰方式與撒切爾主義對工黨產生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塑造工黨的歷史。下一章將試圖分析工黨應對撒切爾主義以及各種具體內部政治和哲學論爭所作出的努力，這些論爭自1979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籠罩着工黨，並促進形成新工黨的政治哲學。

　　工黨思想史：1994-2004

　　前三章中給出了工黨的思想從十九世紀起源到二十世紀末的歷史。本章將嘗試使用和前三章相同的方式，給出1994至2004年期間工黨事件與理念的思想史。本章指出了一些因素，這些因素做出了卓着貢獻，進而塑造了工黨，並協助創造了我們所理解的「新工黨」這些因素包括：現代化者將工黨重塑為新工黨；「舊工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區別；新工黨中的新民主主義者扮演的角色；重新起草「第四條」全球化觀點；1997年選舉宣言的具體政策；第三條道路的思想；2001至2004年第二屆執政期的思想。

　　重塑工黨

　　我理解的新工黨是從1994年至今托尼?布萊爾領導下建立在工黨之內的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有必要聲明，儘管新工黨如今己被廣泛認為是布萊爾政府自1997年及其影子內閣自1994年以來的政治學，但它起初是改變工黨選舉號召與政策的一個流程。史蒂夫?盧德蘭（Steve Ludlam)說：「一般認為自布萊爾1994年繼任工黨領導人開始的新工黨方案以此方式遵循了工黨意識形態、組織、政策的長期現代化。」1994年布萊爾當選工黨領導人時，「新工黨」還沒有正式存在。「新工黨」這個詞第一次公開使用是在1994年工黨大會上會議平臺上的短語/『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Britain)。儘管如此，是菲利普?古爾德（Philip Gould)認為這個詞可以與工黨在1989年的現代化協同使用。古爾德稱，這個思想己經被遺忘，直到克林頓的新民主黨成功使用這一短語以表現他們與「舊」共和黨之間的差別才重新引起人們的關註。阿裏斯泰爾?坎貝爾(Alistair Campbell)建議在1994年大會使用「新工黨，新英國」這一短語，從那時開始布萊爾感到「新」這個概念對於工黨下一步所要做的來說很適宜。其重要性有三點。第一，我們必須註意，「新工黨」這個名稱描述的是強有力的工黨現代化者的政治學與政治方案，而不是工黨全國範圍內的一項議程。布萊爾、布朗、曼德爾森（Mandelson)、坎貝爾、菲利普?古爾德，政治顧問與同類相似的人，這些大部分組成1997年後布萊爾內閣的人都可以被看作「新工黨」的代表。第二，作為一項政治方案，這是對工黨過去數次選舉失敗以及英國自70年代以來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回應，也是在政治上對體現在撒切爾主義中的新右派思想所提出的思想霸權主義的回應。曼德爾森和利德爾（Liddle)明確指出：處理好新工黨的問題是更為艱難的任務，取決於理解重新表達工黨的基礎信念戰後的威爾遜和卡拉漢工黨與撒切爾和梅傑保守黨深思熟慮的一項進步的改變一一需要更大的激進性和獨創性，而不只是正確的改變。因此，新工黨不是一套抽象存在的獨立思想，而是對於英國社會的問題和需要所作出的回應。其傳統乃是植根於工黨的近代歷史，而不是作為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教科書裏的哲學單獨存在。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我理解，新工黨代表了工黨政治範圍內一種真正新的明確的意識形態地位。我們在本書後半部分將看到，新工黨具有自己的哲學立場，是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己經在此前存在於工黨。因此，新工黨最初是一個政治方案，代表一種明確意識形態位置的政治派別。這並不是說新工黨是單獨的、新的、富有說服力的政治哲學，而本書將在此後論證它不是。新工黨有的似乎是對諸如自由、平等、社群等政治價值觀的一種解釋。

　　「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

　　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認為，對於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黨，主要的政治反對者是現在可粗略被稱為「舊工黨」的支持者：「如果還剩下一個敵人，並被布萊爾領導層中某些人強烈地認定為這個敵人的，那它就是『舊工黨』。舊工黨實際上是黨內右派、左派、異議分子的結合，但其修辭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使新工黨與它的過去保持距離，並向選民指出，工黨己經從根本上改變了。」在本章的這個地方，使用有關所謂「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的第一手訪談資料很有好處。訪談對象是前工黨政治家、布萊爾時期的顧問、學者。我問的問題是「『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多大程度上是修辭性的，多大程度上是真實意義上的？」在與時任公共政策研宄所所長的馬修?泰勒（Matthew Taylor)的訪談中，他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是不準確的，並指出了工黨內他認為更能反映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的三個主要思想流派。第一，「極左派」或托洛茨基派左派，他們對社會有基於階級的分析，是國家中央集權主義者，於70年代末80時代初以民主主義為幌子進入工黨。第二，「溫和左派」(soft left)，可視之為兩種傳統的結合，即激進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傳統。處於「溫和左派」的人對諸如平等、女權、分權、生活質量等問題感興趣。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流派是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右派，他們偏向於工人階級，關註贏得權力，主張中央集權，對福利國家的高公共支出與普遍物資供應感興趣。10時任倫敦經濟學院主任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泰勒不同，更接近於新工黨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不必使用「舊工黨」和新工黨這些詞，吉登斯承認左派存在分歧，但是應在傳統與現代化左派之間進行區分。根據吉登斯的觀點，傳統的左派提倡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國家集權主義、集體主義的執政方式。現代化左派提倡市場經濟，信奉權力分散。

　　吉登斯認為，新工黨試圖在現代世界保持社會民主主義價值。吉登斯認為，現代化左派，進而是新工黨，有決心保持候選資格，並保持政治中心立場的統一。這是因為吉登斯相信，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全世界政治的意識形態版圖，反全球化的左派與極右派是在政治的中心立場上相互競爭的政治壓力。

　　時任費邊社秘書長的邁克爾?雅各布斯（Michael Jacobs)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一樣是一個構想。雅各布斯提出，曼德爾森與古爾德同時發明了這個詞，就像重塑工黨並將它與過去作對比的營銷策略。雅各布斯指出舊工黨這一概念是不準確的，因為認為羅伊?哈特斯利與托尼?本恩信仰的是同一種社會主義是荒謬的。雅各布斯的主要觀點是把修辭與現實分開。他認為新工黨的修辭己經失去了傳統的富有改造能力的社會主義語言，但現實更有利於工黨比之前的工黨政府為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更多成果。雅各布斯繼而指出新工黨與工黨內各種流派有所不同，特別是關於對私營企業的態度。他認為新工黨相信企業大多數是為公共利益而運作，因為它們將其等同於消費者利益。另外，雅各布斯認為羅伊?哈特斯利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最後，雅各布斯說，新工黨不給予公共部門任何特權，而舊工黨卻是以其全部形式這麼做的。

　　大衛?馬昆德認為區分新工黨與傳統工黨政策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是為了贏得並不歡迎工黨的廣大選民的支持。馬昆德提出，新工黨如果想建立能與撒切爾時期的成就相匹敵的社會聯盟，就必須這麼做。馬昆德同樣指出，新工黨的編史某種程度上是不準確的。他這麼說是因為約翰?史密斯好像從沒做過工黨領導人一樣。

　　時任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的尼爾?金諾克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之所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新工黨這個詞存在。金諾克說，這個詞一部分是修辭性的、為了表達概念的，在這些詞裏它是無可非議的。雖然他斷言新工黨內一些人想讓「新」永遠放在「工黨」前面，因而不只是相比於之前版本的一個新版本的工黨，而是想要工黨成為它所不是的黨。金諾克接着說，新工黨內這樣的人想要完全改變其價值，並且對世界如何運作得出一個不同的分析。

　　賈爾斯?雷迪斯（Giles Radice)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很大程度上是修辭意義上的對比，設計出這種對比是為了表示工黨己經改變，從而有可能獲選。雷迪斯評論說，採取修正主義的政黨政治方式是每代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政治任務。雷迪斯將重新起草「第四條」作為新工黨現代化者主要的一項修正之舉。

　　羅伊?哈特斯利認為在新工黨某些團體與舊工黨某些團體之間意識形態方面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他以布萊爾的思想為例，說他的思想與如安東尼?克羅斯蘭這樣的平等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思想之間存在非常真實的區別。哈特斯利將「舊工黨」當作是與新工黨不同類型的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標籤。

　　受訪者的觀點可以按如下分類：認為舊工黨/新工黨區別大致上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整體上不準確；認為這個區別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修辭、助選來說是準確的；認為這個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就思想與政策來說是準確的。

　　大致上我採用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認為作為區分工黨內不同意識形態群體的方式，舊工黨與新工黨的區別這一方案是不準確的。儘管我不同意泰勒所分析的工黨能分解為三種意識形態群體，即托洛茨基左派、工人主義（勞工至上主義）工會右派、激進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溫和左派」 ，但我卻承認存在歷史性的區別，這大部分是因為對政治經濟學不同的解釋與對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不認同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分是基本準確的。儘管如此，有關上述兩個論點，即「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思想與政策方面是準確的」與「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在策略與修辭方面是準確的」，我再一次遵循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的觀點，因為我認為「舊工黨」不是，也從未是工黨中一個獨立的、連貫的意識形態類別，因而這一區別就區分思想與政策而言是不準確的。至於說舊工黨/新工黨的區別是關於贏取選民信任的修辭與政治策略，我則表示贊同。「新工黨」這個詞是用來向懷有疑問的選民表明，有關處理勞資關係的涉及三方的方式，工黨的政策將不會像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那樣。另外，它是用來表明新工黨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而不像1980至1983年邁克爾?富特領導期間的工黨那樣特別左翼，當時本恩派的「新左派」占據主導地位。新工黨試圖並最終得以表明的是，他們不是工黨的「舊右派」或「舊左派」或「新左派」，而是意識形態溫和的經過巨大改革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實質上，它是工黨的新右翼。

　　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

　　斯蒂芬?德賴弗和盧克?馬特爾帶有些許爭議地提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現代化者產生最重要的影響：「也許對工黨現代化者最為重要的影響來自美國。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92年總統選舉獲勝一一這一年工黨敗給了約翰?梅傑，士氣低落一一表明左派的政黨可以在保守主義長期占有支配權後贏得權力一一但只有在它向政治中心立場轉移的情況下才會這樣。

　　同樣，有關所謂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使用相關的第一手訪談材料是有好處的。在這一系列訪談中我問的問題是，「你就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有何觀點？」關於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泰勒認為工黨政治的研宄者必須區分政策、策略與呈現方式（presentation)。泰勒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修辭與解釋方式是有影響的。儘管如此，他指出新民主黨在政策問題上，相較於向歐盟學習，並沒有產生過度的影響，以至於對向美國學習有一套系統的過度分析。泰勒稱，因為英國的國家政策決定放在美國是相當於州的層面上的，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對英國工黨就教育、健康、養老金改革方面沒有可以建議之處。此外，激發工作主動性的福利與其說借鑑自美國，不如說同等地借鑑自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他們己經如此實行了三十五年。

　　吉登斯認為新民主黨與新工黨之間的影響是相互的，因為如菲利普?古爾德等工黨官員與新民主黨合作至80年代。然而，吉登斯表示新民主黨確實有一套社會與社會變化的理論是為新工黨在某種程度上所採用的。據吉登斯所言，新民主黨認為工業時代己經被信息時代取代，在信息時代需要權力的分散，選民政治當中存在變動的聯盟（shifting alignment),為應對這種社會變化需要形成新的政策。

　　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被誇大了。關於政治策略，雅各布斯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長期做媒體的操縱、防禦、進攻遊戲。雅各布斯特別指出，新工黨受「三角定位」方法（triangulation)的影響，這種方法使政黨能夠在不同的公眾意見之間進行三角定位，從而顯得同時處於左派與右派，進而能夠構建共識。雅各布斯提出「三角定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被新工黨用以改善其溫和的號召力，這種提法似乎是準確的，因為菲利普?古爾德說，布萊爾熱衷於超越傳統的左右藩籬。22古爾德將布萊爾重新定義政治分界線的欲求與第三條道路政治學聯繫起來。23在政策方面，雅各布斯與泰勒一樣，認為關於活躍勞動力市場的大部分福利改革源自斯堪的納維亞的程度與源自美國的差不多。因此，雅各布斯總結說，新工黨從新民主黨那裏借用了福利國家改革與大規模政策方案，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昆德不確定新民主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但他的印象是這一政治影響是頗為可觀的。馬昆德引述，20世紀90年代新工黨登上英國政治舞臺，而此時新民主黨是贏得選舉的唯一的同類西方政黨。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將比爾?克林頓視為取得了他們所想要取得的成績，也就是贏得了歷來投票給右派的那部分選民的支持。馬昆德還提出，布萊爾和布朗認為美國新民主黨的政策就在英國「行得通」而言，比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政策具有更好的引導作用。

　　金諾克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產生影響的觀點是誤導性的。金諾克指出，在兩個組織內部都存在可共享的價值觀，但是新民主黨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非常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因而真實的政治影響無法如一些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巨大。另外，金諾克指出一些工黨官員，如菲利普?古爾德，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為新民主黨提供過幫助，並事實上向美國出口了英國的助選手段，諸如快速的媒體反駁系統。

　　雷迪斯的觀點與金諾克相似，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的影響某種程度是被誇張了。雷迪斯認為唯一新工黨可能真正受到影響的領域是關於如何被選的政治手段，而且即便如此，這影響似乎也是互相的。

　　哈特斯利不確定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有何影響，但他感覺美國的某些政策，如「工作福利製」與政府對工作方案的福利相似。此外，他認為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最初公開討論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而這影響了新工黨的一些人，特別是布萊爾。在競選與助選活動方面，哈特斯利承認，諸如曼德爾森、古爾德等人可能受到了如「三角定位」與迪克?莫裏斯（Dick Morris)「50%法則」（即領導人無法製定超過50%的選民不同意的政策）等策略的影響。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新民主黨在某些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政治策略、解釋、修辭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在思想與政策方面影響了新工黨；認為新民主黨的影響是誤導性的；認為新工黨以某種方式影響了新民主黨。

　　關於「新民主黨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新工黨？」這個問題，我認為新民主黨以某種方式對新工黨產生影響，因此我同意所有受訪者的觀點（除金諾克所提出的任何影響的觀點都是誤導性的之外）。應該指出，金諾克的這一回應符合預料，如正面回應所暗示的，在他的領導下工黨內的變化至少部分地受到一些美國民主黨的影響，而這顯然是他想要否定的，因為他聲稱他擔任工黨黨首時，工黨成員幫助了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我再一次同意除金諾克之外所有受訪者概括出的論點，即新民主黨在某種程度上就政治策略、呈現方式、修辭等方面影響了新工黨。我尤其同意雅各布斯的觀點，認為新民主黨教會了新工黨如何使用媒體傳達自己的信息，並引入「三角定位」等助選技巧，以使他們顯得同時在各種問題上既是右派也是溫和的左派。儘管這樣，和泰勒、雅各布斯、金諾克、雷迪斯一樣，我認為新民主黨對新工黨思想與政策的影響充其量也無足輕重，在最差的情況下則完全不存在。我遵循金諾克與泰勒提出的觀點，即新民主黨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聲稱代表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所代表的頗不相同的利益群體，認為新民主黨影響了大量新工黨的思想與政策規定是站不住腳的。這一點得到了泰勒提出的一個問題的支撐，即因為國家政策的決定是在全國的層面上製定，而不是美國的聯邦層面，所以聯邦層面的新民主黨就公共服務、養老金改革及類似國內問題對新工黨沒有什麼可以教授的。最後，新工黨如果受到了新民主黨的影響，我不確定其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大。

　　重新起草「第四條」

　　「第四條」的重新起草也許是最為深遠地影響工黨特徵的一次改革，它必然是新工黨現代化者最具象徵意義的改革行動。菲利普?古爾德認為重新起草「第四條」是布萊爾的主要目標之一。在一次與布萊爾的談話中，古爾德就工黨章程的那一部分講了他的打算：「以往的領袖失利是因為他們妥協了。我不會妥協。我寧肯被擊敗，離開政治，也不要向工黨彎腰。我打算和工黨較量。」此外，在1994年黨大會上提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需要約翰?普雷斯科特的支持。古爾德引用阿裏斯泰爾?坎貝爾的話：「我們沒有約翰?普雷斯科特是做不了這事的一一不是約翰勉強同意，而是他實實在在地同意，得到他的批准……最後是約翰說如果你要這麼做你就得把它說出來，你不能瞎轉悠。那正是在我們為新時代檢討章程的最後一刻寫進去的。那其實是出自約翰一一我們當時是要繞過這一關的。」唐納德?麥金太爾（Donald MacIntyre)指出，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一措施，是工黨對現代化的最終表達。麥金太爾說，布萊爾非常熱衷於這一想法是因為：「這將相應地成為與工黨的社會主義過往作象徵性的決裂。」儘管如此，他認為曼德爾森是謹慎對待重新起草章程的，因為他記得蓋茨克爾在1959年選舉之後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時遭遇的問題，而正是這最終導致了失敗和內部衝突。

　　不過，布萊爾重新起草「第四條」的熱情既體現了新工黨與「舊工黨」的決裂，也去除了工黨的政治重負，而保守黨曾不時從這重負中獲取政治資本。麥金太爾將重新起草「第四條」視為新工黨現代化者的一項早期的成功：「『第四條』的替換是一次純粹的勝利一一尤其是因為充斥全國上下的布萊爾的競選熱情勸服工黨不僅同意改變它，而且到最後是想要改變它。」然而，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指出，全國工黨的部分人對章程的任何變化持反對意見。其中包括一些工會，如投票支持保留傳統的「第四條」的運輸與普通工人聯合會（Transport andGeneral Workers'Union and Unison),以及來自工黨左派的明顯而合乎預料的反對，尤其是聚集在《論壇報》周圍的議員。另外，菲利普?古爾德認為倒數第二稿並不充分，他勸布萊爾親自擬寫。重新起草的「第四條」最終表述如下：「工黨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相信通過共同勤奮的力量，我們一起可以比自己孤單一人達成更多，這樣為我們所有人創造一個權力、財富、機會都是在眾人，而不是在一小部分人手上的社會。我們在這個社會享受的權利亦反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責任，而我們亦可以在一片團結、寬容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一同在這個社會中自由地生活。」因此，在1995年4月29日，新的「第四條」於威斯敏斯特宮在工黨特別大會上正式通過。支持新版條款的總投票達到65%，它還得到了 90%選區工黨的支持與55%工黨附屬機構的支持。附屬機構支持率的降低是由於工會運動中部分人對工黨價值的現代化表述表示的反感。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指出一旦「第四條」被改革，現代化者將在他們的影響基礎上繼續發展：「一旦『第四條』被改革，布萊爾很快鞏固了對工黨自金諾克開始的機製改革。布萊爾加強了一人一票製，並通過發展政策論壇有效地削弱了大會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同樣，全國經濟委員會曾不時對領導層做出刁鑽的批評，在其政策作用遭到嚴重削弱的同時，變得越來越歸屬於布萊爾。」全球化論點

　　新工黨於1997年時隔十八年後重新執政時，他們所處的世界正受着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變化的顯着影響。新工黨堅持一種全球化的經濟學與社會學論點，這貫穿其理想與政策目標。在西方世界，各個流派的主流政治家普遍接受這個論點，儘管它是被一些重要學者批判的。38稱之為「全球化主題」 一定程度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個詞存在爭議並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儘管如此，為本章起見它還是夠用了。全球化論點認為，經濟、技術和地緣政治的變化都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五年內演變出的一個可以觀察到的現象的一部分。

　　在經濟方面，西方世界凱恩斯主義學說運行的衰弱與市場力量的主導使得大量的可交易商品與服務流入國家經濟中。簡言之，更多的國家活躍於貿易關係中，並在經濟上彼此依靠。

　　經濟上另一個變化是世界金融市場的擴張。這些市場進行實時交易，這是由於高級的遠程通訊系統讓大量資本能夠通過全世界市場上的廣大交易者得到交易。39每一天在世界金融市場上有超過一萬億美元在貨幣交易中被「轉手」。同樣，公司選擇在勞動力訓練良好、技術水平高的國家投資。因此，投資者對一國經濟的信心對於該國內的公司以及私有部門的就業機會是最重要的。資本的流動性意味着跨國公司很容易關閉工廠，這使得就業不穩定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顯着方面。這一狀況的積極面是，那些像在某些國家控製對其有利的經濟條件的公司能快速創造就業。布萊爾在他《新英國，我眼中的年輕國家》這本書中題為「全球經濟」的一章中，他肯定了自己確信的全球化論點：「現今經濟變化的驅動力是全球化。技術與資本是移動的。跨越國界的工業競爭愈加激烈。消費者在加快這個革命進程中發揮了日益増強的作用。旅遊、交通、文化越來越國際化，縮小世界，擴大品味、選擇、知識。所有政府面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應對。」全球化觀點加強國與國在全球市場上互相依存的另一個方面是通信革命。我們所說的「通信革命」是指信息技術的發展，從個人電腦、電子郵件的廣泛使用到網站與衛星技術。

　　所有這些技術創造出一個即時通信與即時信息流的世界。例如，全天候貨幣市場依賴於衛星和電腦技術，電視現在是全球性的媒介，藉由電子技術提供信息、娛樂、互動通信。

　　因此，全球化不只轉變了各國商業部門，也轉變了娛樂、休閒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性質，例如NHS (全國健康服務)，全天24小時運營、由護士領導、基於互聯網與電話的幫助專線，被稱為NHS Direct，接受人們關於疾病與健康問題的諮詢。

　　地緣政治的變化是因全球化而起的深層方面。諸如歐洲聯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集團，對國家經濟政策都起到重大的影響。對英國來說，特別是加入歐洲或是與其保持距離，這是需要面對的又一關鍵性的全球化決定。軍事防禦、全球犯罪預防、政治趨同都是世界從合作與夥伴關係而不是從孤島城邦的角度要面臨的問題。全球多元化的發生是對於冷戰傳統政治分界的崩塌及隨後東歐與歐洲東南部等地區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反應，部分也是對全球化世界帶來的政治不穩定的反應。全球化在金融、時間、空間方面縮小了世界。這為西方世界內外的財富創造提供了機遇;這縮短了西方歷來對全球社會問題的距離；這意味着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在一個更小、更多樣的世界裏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國家的、國際的合作成為了必要的而非可選擇的補充。儘管如此，全球化也喚起了文化與宗教衝突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幽靈，並突顯出南北之間不斷擴大的財富鴻溝。政治與經濟的不穩定因為世界的互相聯繫與彼此依賴這一特徵而更加惡化。正是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新工黨建構起其經過修正的社會民主主義。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是記述新工黨思想史需要考慮的一份重要文件。該宣言明確了到1997年時，新工黨己經將自身定義為現代的、經過內部改革的工黨，觀點和政策計劃都有所改變：「在每一個政策領域都己經製定出新的明確的方針，是與舊左派和保守黨右派不一樣的。這就是為什麼新工黨是新的的緣故。」另外，宣言概括出兩點有意思的內容，在關於新工黨發展的討論中很重要。第一點是，作為政黨，工黨自稱是「……思想與理想的政黨，而不是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政黨。管用的才有價值。目標是激進的。手段將是現代的。」由於很多原因，這個說法是中肯的。對思想與理想的承諾是很好地適應於工黨傳統的，然而這一說法公開地在新工黨的思想與理想與被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的上一代工黨理想之間做出區別。說某些思想己經過時因而不再適宜，這是一回事，但將其稱為「過時的意識形態」則是另一回事。意識形態這個詞編織出這樣一種宏觀敘事意象，聲稱能解答所有可感知的人類問題。它還能使人想到政治極端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因此，新工黨暗示傳統的工黨思想與理想是「過時的意識形態」，在貶義的基礎上同等地表現出敵意。這一說法的潛臺詞可能是新工黨只接受「新的」、「當下的」思想，「現代」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終極價值所在。這說法中第二點有意思的內容來自第二部分引起的可能的哲學上的困難，即新工黨的目標或目的是激進的，因此是傳統左翼或社會民主主義的，但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或手段是「現代的」。在政治的層面上，這是用新工黨的話語、以不無確定的措辭表示，經濟和社會的問題必須以現代而非傳統的術語處理。這樣，關於經濟，新工黨認為應當追求的是與凱恩斯需求管理經濟相反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社群主義，而非自由主義的世界觀將貫徹其社會政策。哲學上在此出現的問題是，如果我們試圖改變達成某一目的或目標的手段，那麼在此過程中我們可能會改變目標。這個問題由某些思想家提出。

　　1997年工黨競選宣言也聲明，新工黨只願意承諾：「……有限的一套重要諾言並將其實現。」可以說這體現了新工黨謹慎、保守的品格。這個品格是在近些年英國政治的選舉歷史中鍛造出來的，因為宏大的承諾曾經嚇得天性保守的選民不敢冒險讓工黨執政。宣言的語調以及上述的引文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新工黨的第一屆執政期將是講求實用的，在立法方面則大體上沒什麼野心，但將會通過第一屆執政期內穩定有效地處理經濟尋求確保第二屆執政。與這種謹慎的特徵和缺少改變英國社會的真正雄心相關的是，布萊爾承認新工黨不會對他認為保守黨政府正確執行的法律挑毛病：「保守黨做對了的事情，我們不會改。」儘管布萊爾沒有直接說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在哪些法律領域執行正確，但很可能他是指從撒切爾時期開始的勞動關係立法中的大多數內容，接受市場作為提供商品、服務的首要經濟機製，此推斷還暗含了承諾不再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以及價格控製、三方協商、收入政策。進一步是由曼德爾森和利德爾揭示出新工黨認為保守黨所正確執行的政策領域；包括了取消所得稅的懲罰性息率，以及強調通過私有化得到提升的生產率。

　　第三條道路思想

　　在1997年之後的時期裏，布萊爾試圖用哲學術語定義新工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社會學家、第三條道路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概括了英國的「第三條道路」理念：「在英國，『第三條道路』己與托尼?布萊爾和新工黨聯繫起來。托尼?布萊爾的政治信念經常被用來與美國新民主黨的相比較，確實新工黨與新民主黨之間存在緊密而直接的接觸。」1998年，托尼?布萊爾發表了一本費邊社小冊子，題為《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在小冊子的引言中布萊爾寫道：「第三條道路代表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積極熱誠地承諾社會正義和中左派的目標，但對實現它們的方式則靈活、創新、富有遠見。這是建立在逾一個世紀以來指引進步政治的價值觀基礎上的一一民主、自由、正義、相互責任、國際主義。但它是第三條道路，因為它決然超越於舊左派的國家控製、高稅收、生產者利益，也超越於新右派將公共投資甚至常常是『社會』和集體努力這些概念視作要消除的弊病。」可以認為，布萊爾小冊子的引言從有限的角度看可能是對新工黨所理解的第三條道路思想與政治學最清楚的表達了。就第三條道路己經付出大量時間和研宄，對其標準的結論是以立場的模煳作為政治理論。有關這一點並無爭議。然而，可以說「第三條道路」最適於理解為布萊爾的政治哲學，而不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例如，布朗自新工黨執政之後從未在他的任何演講或聲明中提及這個說法。另外，儘管在1998年至1999年間，布萊爾與比爾?克林頓、維姆?科克（Wim Kok)、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oder)、馬西莫?達萊馬（MassimoD'Alema)就第三條道路思想發表講話，但現在鮮有人說它即是新工黨的政治哲學的簡化表達。

　　關於布萊爾所闡述的第三條道路思想可以明確的是，他試圖將新工黨的政治哲學與他自己置於歷史的語境中。布萊爾試圖表現出一方面新工黨不是工黨版的撒切爾式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不是經過改進的、對媒體友好的「舊工黨」。儘管也許更重要的是，新工黨不是介於傳統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折衷方案或歸攏中心，而這本身就要求放棄一些他和新工黨不願意犧牲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布萊爾稱：「第三條道路不是要折衷右與左之間的差異。它是關於己改變的世界中的傳統價值。」關於布萊爾想讓新工黨代表的政治類型，其提出的另一點重要內容是他將新工黨指作重新聯繫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嘗試。他說新工黨：「……極大地得益於聯合兩大中左派思想潮流一一民主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一一本世紀這兩者的分離嚴重削弱了整個西方進步政治。自由主義者認為個人自由在市場經濟中占首要地位；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倡以國家為主要中介的社會正義。兩者之間並無必然衝突，正如我們現在這樣，贊成國家權力是實現我們目標的一個手段，但不是唯一的，且同理其本身也不是目的。」具體而論，我們可以認為他想重新聯合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因為自由主義能夠且己經採取許多來自右派也同等地來自左派的哲學立場。然而，（如上所述）問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被視為不等於民主社會主義而是傳統工黨右派政治哲學時，是社會自由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結合的產物。像賈爾斯?雷迪斯這樣的人會認為自己是修正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們與自由主義者不同，而且工黨左翼人士常將自己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其強烈傾向於公有製、以國家為中心的執政方式以及他們對市場的反感。

　　最後，似乎布萊爾不再以第三條道路的修辭術語描述新工黨的政治學，但他也許覺得自己己成功定義新工黨在當代英國政治中與什麼有關、與什麼無關。可以說，大多數自稱現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他的內閣和工黨議員己確定，第三條道路的修辭己經終結，因為如此少的重要政治家和英國學者（除吉登斯外）真正在思想上信任它，把它當作現代社會民主主義準確而嚴密的政治哲學。

　　第二屆執政期思想：2001至2004年

　　2001年工黨競選宣言對於記述工黨思想史是很重要的一份文件，因為它包含了 1997年宣言中沒有的一個明顯不同的經濟因素，即對英國公共服務高水平投資的持續承諾。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單憑再度如此強調一次，就將其政治軌跡轉向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方式，以符合其所述之原則。布萊爾在他為2001年宣言的引言中寫道：「這次大選從很多方面比上一次還重要。自1997年5月之後我們為經濟更為強大的英國奠定了基礎，現在這裏的投資正註入公共服務……」這一態度轉變出自第一屆執政期到一半的時候，布朗在他1999年財政預算案前報告(Pre-budget report)中宣布政府將在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上大量増加公共支出。這件事引發工黨的評論家相當大的爭論。在遵守上一屆保守黨政府的開支計劃滿兩年之後（可以說己向選民證明，工黨政府能夠勝任管理經濟之責），政府終於開始向公共服務投資。這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來的是1997年和2001年宣言承諾的主要區別。用布萊爾的話說是：「好好建設未來的機會己經到來，將要在第二屆執政期內為英國復興奠定激進綱領的基礎：嚴格控製通脹，保持低利率，保持良好的公共財政狀況，進而在未來建設動態、高產的經濟；保持對公共服務投資，進而通過改革以使我們很好地使用資金……」由於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中的聲明，2001年宣言明確作出承諾，將為改善公共服務進一步提供資金。為確定工黨是否在第一屆執政期前夕直到第一屆執政期結束之間改變其政治途徑，以及這樣一種途徑的改變是否意味着其基礎價值的改變，我向受訪者提出以下問題：

　　「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泰勒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根據對象可做不同理解。泰勒指出，布萊爾周圍的人更有可能會說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意識到如果不投資更多他們就不能改善公共服務而做出的反應，儘管在入主政府時他們是那麼認為的。因此，按照泰勒的意思，所謂「布萊爾派」最初認為創造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並不取決於高投資。泰勒認為「布朗派」會主張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他們一直計劃要做的事情，但他們做這些事必須表現得是出於實用目的，為了應選民要求改善公共服務，而不是因為工黨是高稅收、高支出的政黨。

　　吉登斯認為，因為政府建立起剩餘的基金，所以他們能夠將其投入公共機構，並且吉登斯指出，提高稅收以進一步為投資提供資金是與新工黨執政第一階段不同之處。儘管如此，他不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視作對「舊工黨」的回歸，如果那意味着不負責任的稅收。吉登斯提出，「舊工黨」的稅收和開支意味着高稅收與過度支出，並且招致巨額債務與借貸，這都不是新工黨的方式。最後，吉登斯說，他認為第一屆執政期為第二屆做準備工作，新工黨政治哲學的一個關鍵部分是，你（政府）必須表現出你在使用納稅人的錢時有效地履行了承諾，並且是為國家花費這些錢。

　　雅各布斯說，在回答有關「舊工黨」與新工黨（尤其是第二屆執政期時的新工黨）政策與價值上的區別時，在「舊工黨」原則與新工黨原則之間做出選擇並不容易，因為它們從何開始和結束都不清楚。雅各布斯的意見是，強調高水平的公共投資是新工黨執政方式與第一屆執政期的大多數時候相比而言的一個明確轉變。新工黨一號（New Labour Mark-I)中說他們能在沒有大量投資的前提下改革推進公共服務，但在第一屆執政期內這種觀點己不復存在，並且由於提高稅收為高水平投資提供資金這一新方式，這意味着政策規劃與哲學的一大改變。最後，雅各布斯說，因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不得不說，這本身固有地是新工黨，儘管我們承認新工黨二號與新工黨一號不一樣。同時，他指出持續強調公共服務改革無疑是新工黨所為，而「舊工黨」也許不那麼擔心公共服務，並對其運行表現得更為樂觀、自信，這是由於它對公共服務的各個方面都抱有很大的信心。

　　馬昆德認為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採納了撒切爾主義中最壞的一個方面，即不信任公共部門專業人士，認為他們是某種意義上追求壟斷的集團，保護着自己的特權和收入，使其免受市場力量的影響。另外，馬昆德斷言新工黨幾乎對公共服務運行的改善沒有耐心，儘管他承認「舊工黨」也許對公共服務的利益群體過於着迷。

　　金諾克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只是工黨所為而己。他指出，工黨的任何支持者，甚至是懸而未定的投票者都意識到，需要向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服務如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投資，因為它們決定了生活的狀況，影響真正的自由。

　　然而，金諾克猜想，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也許應該在工黨政府執政期更早些時候進行。

　　雷迪斯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並不特別屬於「舊工黨」或新工黨，只是工黨所做之事而己，即提供優質的公共教育和免費醫療保健。儘管如此，他稱贊新工黨致力於保證公眾從額外的稅收中獲取應有的價值，而這些稅收是他們為了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務而必須服從的。雷迪斯說，強調物有所值，並且審計獲得額外資金的公共服務的表現，這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在20世紀50、60年代沒有提起過的，當然在70年代也沒有。

　　哈特斯利在被問及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否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時，認為這明顯是向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倒退。他進一步說，2002年預算預示着巨大希望，新工黨將願意通過更高稅收提供持續的投資以致力於更好的公共服務。

　　受訪者的意見可作如下分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以及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而未必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

　　關於「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公共設施投資據此而定）是『舊工黨』原則的回歸嗎？ 」這個問題，我同意泰勒和雅各布斯總結出的觀點，認為2002年預算和綜合開支審查不是對「舊工黨」原則的回歸，而是新工黨側重點的改變。我支持這種看法，是因為我認為「舊工黨」這個詞並不能作為工黨中的一個連貫的意識形態分類，因此「舊工黨原則」同樣是個冗餘的概念。儘管如此，和雅各布斯一樣，我認為這的確體現出工黨側重點和優先事項上的變化。改善公共服務（如上所述）是新工黨的第二屆執政期的中心問題，但是似乎有些人認為，公共服務的改進能通過內部改革實現，而不要大量的額外資金。泰勒認為，這是「布萊爾派」的觀點，而「布朗派」一直傾向於改變策略並充分地對公共服務進行投資。這種假設看似合理，實則根本上不可能經得起驗證，因為一個政府很少會這麼清楚地披露這種意圖。另外，和吉登斯一樣，我認為高水平的公共開支的到來必將是隨着新工黨成功表明他們能夠管理經濟，因此，在執政最初兩年中產生了剩餘的基金，這段時間裏由於承諾遵循前一屆保守黨政府開支計劃，所以使用了很少公共資金。我認為這個承諾在政治上是審慎的，成功達成這一承諾，消除了所有對布萊爾工黨政府將不能像之前的工黨政府那樣勝任經濟管理之責的顧慮（不管有多不公平)，這樣部分地幫助政府獲得支持。

　　在2001年宣言中，布萊爾公開承認1997年宣言以及他的第一屆工黨政府只是做出了不太大的許諾。70 2001年宣言不僅列出到2010年時要達到的十個寬泛的目標，還承諾了實現五個保證，是關於經濟穩定、優質公共服務、現代化福利國家、加強社群、英國的海外影響等問題。71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經濟方面，2001年宣言就承諾投資公共服務而言更為激進。儘管如此，其主要歷史性重要之處是從1999年預算案前報告開始的經濟思想突變。

　　在新工黨第二屆執政期的後半期，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和未來的新工黨政府要代表什麼，有關這些幾乎都沒有連貫的表述。這種哲學言論缺失的原因之一是，新工黨（尤其是布萊爾）在第二屆執政期的整個過程中都忙於國外事務。其導火索一一 「解放」以及伊拉克戰爭的血腥餘波耗費了政府與布萊爾本人的智力和道德能量。因而並不必驚訝他們沒有將焦點放在整整兩屆執政期後重新闡述其政治哲學。

　　在2001至2004年間，概括思想的最重要的一次嘗試是布萊爾在2004年布萊頓(Brighton)工黨大會上的演講中，他講到對「機遇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的看法：「20世紀傳統福利國家為這麼多的人做了這麼多的事，必須被重塑為機遇社會，解放與進步的能力與過去完全一樣堅實穩固，只是更加適應未來的要求。這將是進步的未來，只要我們記住我們與非正義鬥爭的原因從來都是解放個人　�幷摰碾p方不是愛自由的人和不愛自由的人，而在於保守黨與我們之間，他們認為自由只要求政府靠後站，讓最適應競爭者與最具備特權者成功，而我們理解的自由，是每一個個人的自由，無論他們生活起點如何，其自由都將通過一個公正的社會和強大的社群得以實現。在機遇社會中，與舊有的福利國家相反，政府不發號施令，它只授予權力。」布萊爾試圖將「機遇」這一在新工黨反復出現的主題置於他為公共服務改革所作解釋的中心。機遇可以理解為意味着選擇和個人自由的原則。布萊爾很有可能希望工黨的一個價值觀，比如機遇，與他的市場領導的公共服務改革之間產生聯繫。在某種意義上這無可爭議，因為工黨正是致力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標準並増加對它的投資，這些服務對所有公民「在讓渡這一點上都是免費的」另一方面，甚至試圖向工黨的部門為市場領導的改革作出解釋是引發爭議的，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不應該鼓勵市場提供基本服務，因為市場會變得更加鞏固而繁榮起來，進而對高質量的公共供給造成威脅。真正切中「機遇社會」言論的關鍵的是，它在第二屆執政期出現得太晚了。這表示，有人希望它能為公共服務改革的計劃提供全新的促動力，並使得布萊爾有機會在工黨大會上提升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己經過一個艱難的夏天，他據說曾考慮辭職。另外，批判保守黨執迷於幫助有特權者，這在本質上使布萊爾能夠開始2005年的大選的競選活動。

　　正如此前引用馬丁 ?史密斯所說的，工黨中的現代化者並沒有出現於1994年布萊爾成功當選黨首之後。要說的是，「現代化者」或按其傳統稱作「修正主義者」 一直存在於政黨中。然而，有意義的修正常在重大社會和（或）經濟變化之後發生。另一方面，修正主義者能充當改革的執行者，以新工黨而言，1994年後修正主義者確實如此。例如，現代化者提議重新起草工黨章程「第四條」實際上重新定位了工黨的目的和目標。修正主義者或現代化者在歷史的特定階段走到了政治話語的最前沿。工黨現代化者恰當的先例就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就此在第三章中己經做過討論，這些人在20世紀50年代規劃出他們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而一位着名修正主義者就足以寫出一部政治經濟學作品，成為接下來二十年中蓋茨克爾修正主義社會主義的教科書。僅就此而言，那麼這就是安東尼?克羅斯蘭的思想遺產，他通過寫作《社會主義的未來》鞏固了修正主義者在工黨和工人運動中的地位。

　　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這兩個群體之間的一個相似點是，他們在其所處特定的時代都信奉一個觀點，即世界己經發生巨變，因此民主社會主義必須也做出改變與之適應。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認為世界變了，己進入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影響着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地緣政治的活動。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性質因為多種因素也有所改變，這些因素包括從所有者到管理者的資本主義管理技術變革，進而也影響到英國社會主義的當務之急。75第二個相似點是，兩個群體分別以蓋茨克爾和布萊爾為工黨的領導核心。儘管現代化者們在布萊爾自己還是一位關鍵性的現代化者時是在金諾克領導下存在的群體，蓋茨克爾派也差不多，在蓋茨克爾作為1951至1955年間影子大臣時支持他領導工黨。還有相似之處在於，蓋茨克爾和布萊爾都試圖在工黨這樣非常保守的機構內主張現代化。現代化或修正主義需要思想開放的氛圍以及與大眾視角持不同意見的自由。蓋茨克爾與布萊爾的個性都允許存在這樣的氛圍，這可以從他們試圖重新起草「第四條」這件事上看出，區別是布萊爾成功了，而蓋茨克爾失敗了。蓋茨克爾修正主義者與新工黨現代化者更進一步的相似點在於，為了能贏得選舉、組建政府從而實行其思想，他們承諾致力於改變。新工黨現代化者，尤其是布萊爾和布朗，是1983年大選上的新議員，被迫在80年代早期至中期參與工黨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之爭。他們在1997年贏取執政權之前作為議員目睹了工黨三次選舉失利。蓋茨克爾派也類似地在哈羅德?威爾遜的工黨於1963年贏得勝利前目睹了工黨失掉1951、1955、1959年三次大選。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最後一個主要相似點是，兩個群體的人都來自工黨右翼。許多新工黨現代化者的意識形態歷程比蓋茨克爾派的還要富有戲劇性。例如，羅賓?庫克（Robin Cook)、傑克?斯特勞（JackStraw)、約翰?普雷斯科特、瑪格麗特?貝克特等人曾支持本恩派新左派。其他也是，儘管人數較少，他們屬於工黨右派，自稱占據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一翼，他們中有彼得?曼德爾森和己故的唐納德?迪尤爾（Donald Dewar)。對之前的政治承諾所做的這一簡要概括說明單個的政治信念能或多或少地轉變。上述所有政治家如今可以被視為新工黨的代表，儘管他們也許在某些特定的政策上有分歧，但他們都主張新工黨政治學的主旨。

　　然而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的不同也是很重要的。第一，到1956年時，蓋茨克爾派己經在《社會主義的未來》中有一套表達明晰連貫的政治經濟哲學，而新工黨的現代化者卻還沒有產生一部具有顯着思想價值的作品以闡述新工黨的政治經濟哲學。

　　缺乏這樣的文本使得辨明現代化者的思想傳統這一過程變得艱難。我們可以說彼得?曼德爾森和羅傑?利德爾的書《布萊爾革命》（T^eS/a/rftevo/ut/on)最接近於闡述新工黨的世界觀及其1997年以前的最初政策目標，但絕不能說它是一部政治經濟學或政治哲學作品。新工黨現代化者與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之間另一個不同是純粹的實際問題，即新工黨現代化者成功地取得權力並改變了工黨的政治話語，而蓋茨克爾派修正主義者及其後的克羅斯蘭派從未完全主導1964至1970年威爾遜工黨政府以及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聯合政府的思想和政策。可以公允地說，1974至1979年工黨政府包括蓋茨克爾派或克羅斯蘭派的部長，他們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其中還包括了克羅斯蘭自己、雪莉?威廉姆斯、比爾?羅傑斯、羅伊?哈特斯利，但是他們失敗了，不像新工黨的現代化者能使其修正主義成為工黨的主導信條。

　　如我們在上一章中所指出的，現代化過程在尼爾?金諾克的領導下，通過1987至1989年政策檢討的形式以嚴肅的方式開始。金諾克失利之後，約翰?史密斯成為工黨領袖，繼續黨內改革，最為顯着的是建立一人一票機製，改變了黨員為事務和政黨候選人投票的方式。

　　史密斯在其短暫的任期中是現代化者，但僅限於黨內民主，而非黨的政策和修辭。布萊爾在史密斯1994年去世後成為黨首時，被有些評論家稱為「超現代化者」的抓住了機會進一步改革工黨的政策、助選方式及其修辭，超出了此前所有體現出的修正。現代化者同新工黨一起把工黨完全現代化了，以至於一些工黨右派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都說新工黨「不再是我的黨了 」 因此，到1994年時，並且無疑到1997年時，新工黨現代化者己經成為工黨的新右翼。這並不意味着成為工黨中的現代化者或修正主義者必須只能是來自工黨右翼，因為我們可以將新左派視為修正傳統的或「舊左派」對資本主義痼疾的觀點。

　　尤其是新左派添加了跨國公司的中觀經濟力量，這是在斯圖爾特?霍蘭1973年關於新左派政治經濟學的着作《社會主義的挑戰》中巧妙地瓿傻摹�

　　本章試圖給出工黨最近的思想史，並解釋新工黨的一些政治影響和哲學目標。接下來三章的任務是從他們所信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社群三大價值觀入手分析、辨明新工黨的政治哲學。每一章將以審視與這三個價值之間相關的新右派思想開始，進而探討關於價值的各種社會民主主義視角，最後將是分析新工黨對每個探討過的相應價值觀的具體哲學承諾。

　　新工黨與自由

　　自由是定義社會民主主義的三個主要價值觀（自由、平等、社群）之一。本章試圖評價自由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作用、接下來三章的出發點是新工黨是後撒切爾派政治組織這一歷史內涵，因此新工黨必須有鑑於20世紀80和90年代所謂新右派理念與原則在英國的思想壟斷而堅持維護其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據此，本章的第一個任務是探討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本章的第二個任務是論證新工黨對自由的理解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既是積極意義上的也是消極意義上的，而與新右派相關的觀點則堅持嚴格的消極自由概念。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指出，新工黨對「機遇」的承諾及其有關於此的修辭，尤其是「機遇均等」（opportunity for all)，證明了新工黨致力於積極自由概念。本章以新右派對自由的理解開始。

　　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

　　討論新右派對自由的看法時，博贊基特（Bosanquet)寫道：「自由對於新右派來說是免受強製（coercion)的自由。這通常被稱為消極自由概念：免受外部人類動因干預的自由。」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可以說是新右派思想家的領軍人物，他認為自由存在於個人不依賴於或不必服從於「別人的專斷意誌（arbitrary will)」 。

　　因此，一個人若要真正自由，他或她必須做自己行動的主人，而為此他或她必須不受其他人的強製。有人認為消極自由的這些定義並非內在彼此不同的概念，而是相互聯繫的，且是表達消極自由的合法方式。博贊基特說，對消極的自由主義者來說，自由本質上是免受強製的自由。這可以理解為消極自由的主要定義，但是哈耶克認為自由也可以是免於其他個體的專斷意誌支配，這與免於強製的觀點並不衝突，事實上為消極自由増加了又一層概念。

　　哈耶克的觀點由於只關於個體人類的強製而不是經濟或社會力量的強製，因此仍然與消極自由的傳統一致。對這個定義可能存在的一個批評是，它開始了關於任意與非專斷意誌對個人生活的影響的辯論。另外，要成為自由的人，必須成為自己行動的主人，這個觀點補充了第一種觀點，即自由是沒有強製，因為根據消極自由的傳統，一個人若受到強製則不是真正自由。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為消極自由的定義増加第三層論證，即一個人只有在不受強製時才能真正成為其行動的主人。如果他們被強製作出生活中的選擇，那麼他們就不是真正的主人，因為他們的選擇受到了限製並在強製的威脅下被人為地影響。

　　哈耶克的概念，即個人的選擇中不存在另一個人專斷意誌的干預則等於自由，由此衍生出的另一個觀點是，「不自由」或對自由的強製干預只有通過人類動因才會發生。對於哈耶克，個人的自由只會被不需要的、蓄意而為的人類行動侵害，而不會是通過社會或經濟力量受到侵害。6例如，根據哈耶克的消極自由概念，因貧窮而不能承擔住宿費用不是由另一個人造成的限製，而是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後者又是由世界的非人力量造成的。一個人沒有住處仍然是自由的，因為沒有人類動因強製這個人就何處容身做出選擇。新右派的很多政策和思想正是基於將自由消極地理解為沒有人類干預和強製這種簡單的哲學信念。

　　大衛?格林（David Green)認為，哈耶克信奉消極自由，這在他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中引導他解釋了為什麼個人免受強製的自由不能維持廣泛的支持，尤其是唯心主義者的支持。7哈耶克指出三個主要原因。第一，沒能意識到和認識人類知識的限度，這樣也就忘記了社會現實世界（social world)的錯綜復雜。社會和經濟機構歷經文明的歷史進化發展，不是由試圖解決抽象問題的人獨立創造的。哈耶克認為，試圖進一步安排一個國家的社會生活，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預，而他認為這個傾向是錯誤的，因為這再次沒能承認人類知識的限度，即告訴人類國家的社會生活是自發而不受調控的，任何調控它的嘗試終將失敗，這樣的嘗試會衝擊個人自由，因而在道德上不能接受。格林基於實際認為衝擊個人自由長遠來看對社會有負面影響：「如果使用暴力限製個人的獨創性之自由，則破壞了進步和適應可能的改變的機製，即主動性的自由運用。以此觀點，改革者不應當採取干預自發性秩序的規則，而應該通過私營組織實現其目標。」哈耶克認為第二個主要原因是相信社會正義。對哈耶克來說，社會正義需要大政府，且會對個人自由造成威脅。第三個主要原因是無限製的國家主權。哈耶克認為民主製度己偏離其基礎原則，即通過分離權力、以法治國（the rule of law)、依法執政（government under law)、司法程序規則等來限製政府的權力從而給予個人自由。結果是民主政府的統治具有潛在的可能不代表人民而僅僅是統治人民，並且也受特定的政治利益群體的影響。尤其是，薩繆?布裏坦（Samuel Brittan)提出，哈耶克認為二十世紀的西方民主：「……己經墮落為無道德原則的拍賣，被用來滿足彼此競爭的有組織群體，他們長久看來終宄不會得到平息，因為他們的要求互不相容……哈耶克在某種描述性的意義上支持受美國啟發的政治的經濟學理論，從爭取得到公民的選票這個方面分析政治市場，就如同商業企業為了公民的英鎊或美元競爭一樣。但是，和這些理論家不同，他不僅僅視其為缺陷一一在商業市場中這種情況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一他認為其內在令人反感，因為它們與正義毫無關係。」布裏坦認為，哈耶克將利益群體視為對自由民主有害的力量，因為政府最終會讓步於巨大的利益，而這些讓步的總的結果是公民間接受到授予這些利益群體的措施的影響，而他們是不屬於這些群體的。這可以通過對個體公民徵收更高的稅而以財政支出的形式出現，這是由於反貧窮活動家向政府請願重新分配更多的財富給貧困群體，或者是超級市場中可供消費者的選擇減少而限製個體公民的個人自由，因為「公平貿易」倡議者成功地說服了政府禁止從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口廉價商品，直到推行「公平」的勞動法為止。這樣，由於利益群體的交易，個體公民更可能體驗到他或她自由的減少而非増加。從而這就需要權力和政府的職權範圍最小化，保障個人的自由。對哈耶克消極自由觀點以及民主製度缺點的這一簡要概括使得我們能夠部分地理解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並相應地理解撒切爾和梅傑時期意識形態的一些方面。撒切爾說，儘管保守黨在其歷史的大多數時間裏是自由企業的政黨，並且使用過「英國強大而自由」 （Britain Strong and Free)和「解放人民」（Set the People Free)這樣的選舉口號；在戰後數年裏，這實際上：「……是在向左轉的長征途中暫緩腳步罷了。」撒切爾認為，每屆工黨政府向左的方向推進國家政策，而保守黨在重返權力之後對改革小修小補，而從未逆轉左傾的趨勢。她這樣描述這個過程：「保守黨只放鬆社會主義的束縛，卻不曾脫掉它。」撒切爾自1979年擔任首相開始，就以推翻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為己任。她的思想受基思?約瑟夫的影響，他被看作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右派思想的最具成就的傳播者。15自由對於撒切爾來說明確地與具體的政府態度相關。她認為政府應該建立穩定的製度，其中的個體家庭和企業能夠追求他們的雄心壯誌。穩定的體系包括憲章性穩定(constitutional stability)、以法治國、通過健全貨幣的管理實現經濟穩定。撒切爾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有可能，政府和國家因素應當停止干預個人的生活。

　　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新右派對自由有一個一以貫之的概念，從消極方面表達，和自由主義理論家所理解的是一樣的。雷蒙德?普蘭特對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概念做出了一些闡釋：「……自由主義理論家贊成的自由概念是消極的……嚴格獨立於任何自由所能服務的積極目的和價值觀。從追求某些目的（如個人只有在遵循X、Y、Z等價值時才真正自由）的方面定義自由則是積極概念，其預設的前提是人類的性善論與自我實現理論，這樣就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論斷不相符了。」社會民主主義通常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理解自由，將其視為授權性動因（enabling agent),通過政府的積極協助保證個人追求自己的目的。例如，通過再分配性稅收糾正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公，從而確保社會的貧困人群有更多收入，因而授予他們追求自己目標的權利。新工黨的準確作用不是關於回應所謂的自由主義消極命題的思想霸權，如20世紀80年代初這一任務嚴肅地開始時那樣。我們在第四章中指出，諸如亞歷克?諾夫、雷蒙德?普蘭特、伯納德?克裏克、布賴恩?古爾德、羅伊?哈特斯利等思想家和政治家既從積極方面也從消極方面闡述社會民主主義的自由概念，並將這一自由概念與其他同類的價值觀聯繫起來，比如平等。因此，新工黨的任務不只是實行政策從而將積極自由概念與機遇的價值觀聯繫起來，而是這樣將個人需要與實現他們自己認為的「好生活」的手段聯繫起來。

　　儘管如此，如果以這種方式理解，社會民主主義對消極自由概念的回應，即信奉積極自由概念，似乎兩者界限模煳了。這兩種政治哲學都相信且想要促進個人的自由。本章認為，正是期間變量（term variables)突出了這兩個對立的概念之間基本的分歧。傑拉爾德?麥卡勒姆（Gerald C. MacCallum)在他的論文《消極和積極自由》當中認為，我們不能清楚地區分自由的消極和積極概念。他認為關於自由的論斷應當被認為是三兀素組成的關係，即X免於Y並可以做Z(X is free from Y to do Z)的形式，哲學家必須認識到，不同的哲學群體就其所理解的X、Y、Z等變量的範圍是有不同意見的。19因此，麥卡勒姆認為我們不足以對自由的爭論中哲學的區別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freedom from)和「可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他說：「這一無能為力的表現，換言之，其誘因是源於把兩種自由的區別簡單卻傳統地描述為『免於某事物的自由與可做某事的自由』兩者之間的區別一一這樣的分類意味着自由可以是此兩種二元關係中任何一種。」麥卡勒姆認為，如果關於消極和積極自由的爭論不是解決自由是什麼的問題，而是部分地解決什麼可算作阻礙或干涉了所考慮的個人自由的問題，這樣假設將更加有用。他說：

　　「其區別是植根於關於長期變量的範圍的不同看法一一即關於這些自由的動因的（『真實'屬性，或者是關於這些動因所會（或者不會）做（或成為）的事物範圍。這些區別儘管也許不是一向明顯或突出，但還是會導致對個人何時可謂自由的解釋極為迥異。」接着麥卡勒姆提出三點消極和積極自由概念的長期變量的不同信念之間的區別，分別如下：

　　1.堅持消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只有某事物的存在才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堅持積極自由概念的作者認為某事物的不存在也能致使一個人不自由。

　　2.前者認為一個人只有在其他人沒有做出安排阻止他做（X)的情況下才有做（X)的自由；後者不採用這樣的限製條件。

　　3.前者認為自由問題中的動因（例如，「人」 「人類」）實際上可以視同為英美法律中所認定的「自然」（與人工相對）人；後者有時關於這些動因如何辨別有差異很大的看法。

　　普蘭特展開了麥卡勒姆自由是三元素關係的觀點：

　　「也就是說，自由是三元素關係，在其中我們必須辨識出動因（X)，阻礙性條件，可能是強製、限製、干預、障礙（Y)以及動因希望完成或其所重視的性格和環境的行動或狀況(Z) 。

　　新工黨的積極自由概念

　　也許可以通過以下綱要表示：

　　(X)動因=個人和社群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X)個人和社群一（Y)缺少機遇一（Z)提供機遇，從而個人和社群能遵循其「善」的概念。

　　關於工黨中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舊右派」的那部分人)，可以說他們的自由綱要將與新工黨的非常相似（若非完全相同）。然而，在工黨中自由有不同的側重點。「舊左派」或比萬派左派認為儘管減少不平等很重要，但社會主義的核心是關於生產資料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理查德?克羅斯曼28可以說是主要的「舊左派」思想家，他說：「如今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是阻止工業管理或者國家官僚機構手中權力的集中化一一簡言之是重新分配職權，從而擴大選擇的自由。」因此，也許下列綱要概括出了他們對積極自由概念側重點的不同：

　　(X)動因=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

　　(Y)阻礙性條件=缺少機遇（例如，教育糟糕，屋子匱乏，自我價值感低），加上私營管理/國家官僚機構和缺少工業民主經濟權力的集中化。

　　(Z)動因希望完成或者其所重視的性格/環境的行動或者狀況=與新工黨的一樣，但另外還有工業的社會所有製和工人的工業民主。

　　(X)個人（尤其是產業工人）一 （Y)缺少機遇以及經濟權力的集中化一 （Z)提供機遇使個人能夠追求他們自己的善的概念，並通過工業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管理他們的產業從而重新分配經濟權力。

　　「新左派」或本恩派左派懷有與「舊左派」相似的願望，即重新分配經濟權力並確立工人的工業民主。在第四章中己經強調，斯圖爾特?霍蘭在《社會主義的挑戰》中闡述的論點引起了對中觀經濟力量（這挫敗了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目標的註意。

　　用富特的話說，霍蘭的論點尋求：「……通過計劃和公有製（提供）國家干預的社會主義補救方法。現代國家沒有充分意識到國際資本主義中己經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動搖了傳統凱恩斯主義的解決方法賴以為基礎的國家主權，從而動搖了這些解決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闡述「新左派」自由概念的綱要在側重點上將和上述「舊左派」的綱要相似。

　　哈耶克本人認為，自由主義對自由的看法從歷史上是作消極理解的。換言之，即是免受強製的自由，免於他人獨斷權力的自由，以及使個人免於別無選擇只有服從其所附庸之上級的那種聯繫。33另外，他指出社會主義己經操縱了自由的意義，並將其變為免於必需品的自由，正如他明確表述的那樣：「在此意義上的自由當然只是權力或財富的代名詞而己。」而且哈耶克認為，社會主義者蓄意敗壞「自由」這個詞的名聲。事實上，公允地來看應當是，自由的信念既可以從消極方面論證，也可以從積極方面得到有力的論證，像哈耶克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為此感到憤怒，而他在《通往奴役之路》當中呈現出的悲觀主義充分地表明，數量可觀的人正在認真看待社會主義的觀點。

　　新工黨與「機遇均等」

　　在新工黨的修辭、宣言中，在其主要人物的演說中，自由的重要性並不被經常提起。儘管如此，邁克爾?伊格納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在他所着的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傳記中回憶了托尼?布萊爾在1997年10月寫給伯林的一封信。這封信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社會中對消極自由的限製難道沒有激發一代代人去尋找某種超越放任主義的社會模型嗎？ 」布萊爾繼續寫道，「積極自由有其正確性，無論它在蘇聯模式中被如何踐踏。」 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布萊爾關註諸如信奉積極自由這樣的哲學信念。我們可以認為，因為這封信的日期僅在新工黨執政五個月之後，可見布萊爾也許是在尋找某種哲學觀點以表達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然而，伯林病太重了，不能回布萊爾的信，自此新工黨對積極自由概念幾乎沒再做出哲學承諾。

　　第四章中曾指出，20世紀80年代中有所着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如羅伊?哈特斯利和布賴恩?古爾德將自由作為他們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述中心。這很明確地是在回應新右派將自由以純消極的意義使用。至於新工黨為什麼不經常討論自由的價值，則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但在這裏表明的一點原因是，自由式西方民主政體的公理，尤其作為英國所有政黨所提倡的一項原則。以賽亞?伯林在他的着名論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當中提出，自由幾乎得到普世認同，因此可以對之有多種解釋：「人類歷史上的幾乎所有道德家都稱贊自由。同幸福與善、自然與實在一樣，自由是一個意義漏洞百出以至於沒有任何解釋能夠站得住腳的詞。」自由被當作假定的事實，這樣下一步政黨要做的就是定義不同版本的自由並將它們與政策建議聯繫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新工黨所認為的自由則是從它對無處不在的機遇所做的承諾，抑或所謂的「機遇均等」。機遇可以被定義為適宜或有利的境況、前景或選擇的結合。

　　社會民主主義者將「機遇」用作授權性動因，以使尤其是來自貧困背景的個人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對於新工黨和其他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自由的社會是能向所有人提供機遇的社會。

　　儘管如此，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會贊成機遇平等，這保證了所有公民在涉及法律的情況下能得到公平的競爭環境。做出自己決策的平等機遇以及免受強製、免遭干預是新自由主義者倡導的自由的標誌。新工黨所信持的「機遇均等」比其他政治組織提倡的機遇平等更為「厚實」，復蓋面更廣。然而，新工黨必須從它的其他價值方面表達它對「機遇均等」的承諾，否則將很難辯駁認為其與機遇平等並無區別的指責。例如，我們可以認為「機遇均等」是新工黨信奉積極自由概念與平等作為「優先事項」的務實的外圍工作。積極自由以消極自由概念為基礎。這不像黑暗對於光亮那樣絕對相反，而是消極自由的延伸，正如對社會平等的需求是取得政治平等的延伸一樣，社會民主主義者這麼認為。自認為持積極自由論的人不否認消極自由論者的觀點，即人應當在生活各領域中從沒有明顯「善」的限製中被解放出來，他們將自由的範圍從僅僅是一個從強製下被解放的概念延展至一個授權行動的概念；從個人的有意的強製到自由市場結構性的間接強製，以及人生機會全憑運氣的分配。積極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消極自由的延伸。然而，如果我們考慮以賽亞對兩種自由概念所做的評論，那麼這樣的態勢則變得復雜起來：「對『誰統治我？』這個問題的回答，與對『政府干涉我到何種程度？』這個問題的回答，在邏輯上是有區別的。最終，正是在這種區別中，存在着消極與積極自由兩種概念的巨大差異。當我們試圖回答『誰統治我？』或『誰告訴我我是什麼不是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不是回答『我能夠自由地做或成為什麼？』這個問題時，自由的『積極』含義就顯露出來了。」「我由誰統治？」和「誰告訴我我是什麼？」，諸如此類問題表明，徹底考察兩種自由的概念時，它們試圖就人類狀況回答不同的問題。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強調側重點不同將導致我們更加積極地支持其中一種概念。這也轉而導致我們假定想要的是什麼社會類型以及我們認為同類政治概念（如結果的更大平等和社群）所具有的價值大小。安東尼?阿布拉斯特(Anthony Arblaster)認為：「……使一種政治信條區別於其他的往往不是各自正式贊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完全可以大體一樣），而是這些價值觀的分級結構（hierarchy)。」通過對比兩位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政治學可以得到此命題的一個實例。安東尼?阿布拉斯特認為，自由主義與其他政治信條不同，因為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置於他們價值觀分級結構的頂端。45 T.H格林與哈耶克都可以被列為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信奉自由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們屬於不同種類的自由主義。格林是新自由主義傳統下的社會自由主義者，哈耶克是古典自由主義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者。在第二章中我們曾指出，格林提倡積極和消極的自由，而哈耶克提倡純粹的消極自由概念。儘管兩位思想家都信奉個人的首要地位，都堅持個人自由作為其主要政治原則，格林和哈耶克支持不同的「好社會」的概念，重視不同的次等原則，比如社群。積極和消極自由不只是左和右的概念，在很多方面這種過分的簡化是誤導性的、不準確的。這兩個概念真正引起的討論是由個人決定他們要就社會和人性提出什麼問題，以及他們會最重視怎樣的答案。積極和消極自由作為政治概念，涉及其他政治價值，也涉及人們根據對人性和他們所想創造的社會類型的信念而提倡和忽略的其他問題。

　　新工黨贊同(就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那樣)積極自由概念，因為它認為「我被誰統治？」的答案是「你自己和你所在的社群」，於是開始爭取使所有人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做自己生活的主人這一政治征程。這樣，自由變得不只是免受不需要的強製，而成為了人選擇自己的道路與實現其內在欲求的自由，從而獲得對自己生活的「自我統治」(self-mastery)。自由，對於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成為了授權性動因，是在政治、社會、經濟的生活領域，而不只是道德領域的，免於人類干預的自由，後者是消極自由論者所想要的。

　　在新工黨的修辭中，「機遇」是授權性動因，使人們可以儘可能地、在尊重社群福祉的前提下實現他們的自我統治。

　　因此，對社會民主主義者來說，關鍵是機遇和積極自由暗示了社會正義的概念、政府干預、優先重視社會貧困群體並將他們提升至足夠的最低水平。我們可以看到，機遇的原則被指隱含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如以下引自布萊爾和布朗所說:「有相當重要的少部分人從社會主流中被分割、隔離出來。他們的生活特徵往往是長期無業、貧窮或缺少教育機會，有時還經受家庭不穩定、濫用藥物、犯罪的困擾。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而得不到緩解。」 「在工黨的新章程中我們承諾尋求最大範圍地推廣財富、權力、機遇。我想強調機遇是新的政治學中的關鍵性價值。其重要性常被忽略或者歪曲。對右派來說，機遇的特徵是個人從國家那裏得到自由。然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機遇與社會不可分離，政府行動在其中必然起到很大作用。相比之下，左派在過去太過輕易貶低其為個人改善自身與家庭而推進大範圍機遇的責任。在最壞的情況下，這以抽象平等的名義抑止了機遇。嚴重的不平等繼續代代相傳，於是進步的左派必須強有力地解決對真正機遇平等的障礙。但是平等機遇的推進並不意味着福利供應和公共服務中毫無生氣的整齊劃一。現代左派也不會狹隘地看待機遇：藝術與創造性產業應該是我們共同文化的一部分。」 「穩定提供了平臺。但是如果我們不解放每個人的潛力，則不能建立動態的經濟。阻礙我們得到所需要的機遇的福利國家將拖累經濟。促進工作的福利國家不但公平而且有助於建設經濟的更大的動態機製。」「我想要這樣的國家，人們取得發展，工作出色，生活中收功。我不屑考慮嫉妒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envy)。我們需要更多的成功企業家，而不是更少。但這些人生機會應當是所有人共有的。我想要這樣的社會，壯誌雄心和同情憐憫被視作同伴而不是敵人一一我們既重視物質財富也重視公共服務。」斯圖爾特?懷特（Stuart White)認為，有關新工黨機遇價值觀的理解中存在很重要的不同意見，這些不同意味着新工黨政治哲學存在分歧。這些不同當中有一個如懷特所說的：

　　「……關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問題存在『左派』和『中間派』之間的分歧：關於這個承諾宄竟是針對什麼，以及由此衍生出的，關於宄竟需要什麼政策來滿足這個承諾。」懷特稱，工黨現代化一派中存在「左派」和「中間派」，因此新工黨內存在哲學分歧。

　　布萊爾被認為是「中間派」的領導人物，但「左派」領導人物卻未指出。懷特的觀點僅僅是，這兩派人的分歧在於對「真實機遇」的承諾，並且「中間派」從精英領導體製的方面理解「真實機遇」，而「左派」從更為平等主義的方面理解。這也相應地意味着，他們就履行自己所理解的「真實機遇」的正確政策有分歧，並在這樣做的同時履行他們對積極自由的承諾。緊隨其後的一個觀點是，「左派」認為精英領導體製允許「真實機遇」中存在非正義的不平等，這些是因為殘酷的時運或者換句話說是因為自然稟賦和社會經濟因素的隨意性差異。懷特認為「左派」「……認為原則上政策應當謀求如何緩解不應有的殘酷時運所帶來的不平等。」 相反，據懷特的觀點，「中間派」是傳統的精英主義者，他們對收入再分配態度含煳，反對對精英徵收更高的超出「合理」界限的稅。儘管懷特的觀點對新工黨中可能存在的哲學信念上的分歧做出了有意思的評論，但是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關於實驗，亦即，我們如何基於極少的源數據看出單個新工黨政治家是否是「中間派」或「左派」？這是有疑問的，很大成分上是依賴於推斷。

　　懷特關於「中間派」和「左派」的「真實機遇」論點的第二個缺陷在於術語方面。「左派」這個詞是可接受的，可視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詞，但「中間派」一詞的政治含義則不清楚。也許更恰切的且根源於英國政治哲學傳統的詞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我們可以把這個詞看作是代表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發展衍生出的溫和左派的態度。社會或新自由主義者占據了自由主義左翼，與自由主義右翼的放任主義或曼徹斯特自由主義者相對立。後者如今可看作新自由主義的先驅。社會自由主義者這個詞，並不是中間派，具有政治傳統，是一種進步的左的思維模式，然而在使用時與具有英國社會主義發展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詞是不同的。第二章中的觀點認為，R_H ?托尼是新自由主義和工黨社會民主主義兩種思想傳統之間非常重要的紐帶性人物。T_H ?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等人的新自由主義與托尼的倫理社會主義部分相同，後者被認為影響了蓋茨克爾、布萊爾、布朗的社會民主主義。這兩個傳統緊密相連，很難輕易區分。因此，如上所述，懷特所形容的關於「左派」和「中間派」之間對「真實機遇」在政治哲學上的差異，是側重點和程度上的差異，而不是相衝突的政治目的。

　　積極自由的價值觀被新工黨以與其社會民主主義先輩相似的模式繼續下去。新工黨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克羅斯蘭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樣，堅持通過享有一整套政治、社會、經濟的積極權利體現出來的自由的價值。儘管如此，新工黨將自由與社群的價值聯繫起來，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積極自由預設為前提的諸多優點方面，關於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同也許會有爭論。我們可以認為，新工黨強調社會互惠（social reciprocity)以換取某些國家授權。例如新政項目，規定個人在求職並同時獲得為期六個月的無條件補助之後，為了繼續享有獲得補助的資格，必須在下列四項中選擇一種：教育課程；有組織的工作安置；從事環保項目的工作；或者從事慈善或誌願者機構工作。20世紀中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繼續優先重視公民享有權利，而不顧任何社會或群體互惠，是有可能的。

　　左派與右派的思想家的自由概念不同有兩個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阻礙自由和可以算作限製自由的障礙。正如前面所討論的，對於如哈耶克這樣的右派思想家，只有由人類因素蓄意、故意造成的障礙才能限製個人自由。相反，左派思想家認為，任何由人類行動或社會和經濟力量引起的障礙能夠構成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例如，貧窮可以算作對自由的限製，不管貧窮的個人是否對他的狀態負責，也不管他的貧窮是否被人蓄意所致。普蘭特就這一點展開論述：「對個人自由的限製不只是由他人有意識的行為蓄意造成，也不只是自由主義傳統必然想要抵製和限製的那種，而也是生來就有、通過基因遺傳的自然差異以及人類行動的結果所造成的，不管是否故意，這些因素在家庭背景、經濟資源、福利、教育等領域都存在。」對不同的自由概念所作討論中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個人行動的蓄意和可預見結果。哈耶克認為，在市場運行中，個人對其行動的結果不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些結果都不是蓄意所致。

　　69這意味着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概念（尤其是關於如何對待社會貧困群體）與糾正市場中的非正義對個人的市場決策沒有道德上的要求。70左派的思想家普遍認為儘管個人行動可能並非蓄意而為，但其影響有時是可以預見的。如果它們是可預見的，且傷害到了他人，則可以認為它們是可以預先得以製止的，因此個人就變得對自己的行動結果負責了。如普蘭特所說:「因此在這些方面可以論證，能夠基於某種社會正義的思想使市場易受道德評論的影響，無論這思想遇到什麼困難，都不足以成為放棄它的理由。」我們己經註意到，新工黨用來履行其對積極自由價值的信念的方法是承諾個人生活各層面無所不在的機遇或者「機遇均等」。機遇的理論語言是新工黨用來闡述其自由概念的務實方式，個人的自由跨越道德、政治、社會、經濟領域，儘可能保證最充足的情形和選項供每一位公民選擇。

　　新工黨與平等

　　本章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平等的價值，和上一章針對自由的方式一樣。本章將依據所謂新右派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觀點考察新工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澄清圍繞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不同概念的術語，諸如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以及工黨表達的兩個理念：「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以及「進步普世主義」（progressive universalism)。於是可以認為不同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分為充足(sufficiency)、優先（priority)、平等主義概念（egalitarian conceptions)。這被當作關鍵任務，因為有觀點認為，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評論家和作家曲解了結果的更大平等這一概念，並與此同時指責新右派拋棄了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第二個任務是透徹地探討新右派有關平等問題的政治思想。本章第三個任務（按照德裏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對不同的平等概念所做分類）是，指出包括諸如R. H.托尼、安東尼?克羅斯蘭、羅伊?哈特斯利及繼承其影響的工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持有平等的優先與充足概念（priority and sufficiencyconceptions of equality)而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平等概念。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任務是，提出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類型乃是促進優先和充足概念，而不是促進嚴格平等主義的自由概念，因此這樣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與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關平等價值方面是相似的。本章一開始將討論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圍繞平等概念的術語。

　　社會民主主義着述中「平等」的術語

　　顯然，在討論平等的不同說法，尤其是討論其與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關係時，可以概括出三個版本。它們分別是機遇平等、結果的更大平等（有時被稱為「民主平等」）以及結果平等。機遇平等是社會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既有新自由主義者也有自由保守主義者)以及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公開支持的原則。此原則堅持，每個個人都應當能平等地獲得工作和職位，例如公職。它包括無論性別、種族、階級或宗教的平等待遇，並要求一個以才能為基準的社會。機遇平等禁止裙帶關係以及任何形式的優惠待遇和個人特權，它試圖保證所有個人站在同一起點。這是非歧視平等（equality as non-discrimination)。

　　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支持，社會自由主義者則在較低程度上支持這一原則。它擴展了機遇平等原則，通過減少由不幸、基因遺傳和社會非正義帶來的影響，包括了由個人背景、教育、才幹或能力決定的問題。它試圖從富裕人群向貧困人群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這樣做的同時減少社會中的物質性與社交性不平等。信奉結果更大平等的政黨這麼做是基於不平等，比如基因遺傳的差別是隨意性的，因此是不公平的，同樣也是因為，作為社群他們認為個人有責任通過保證一定程度上的結果更大平等，從而進一步幫助弱勢團體，而不只是保證程序上非歧視意義的機遇平等。

　　工黨中堅持結果平等的原則（或結果的完全平等）的為少數個人和團體，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Marxist SDF)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隨着資本主義的最終崩潰，工作將成為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公社行為，因此工資薪酬的差別將與之無關。

　　除了這三種平等，新工黨在執政期間還支持兩種觀點，表達了其對平等的承諾。這些觀點是，「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與「進步普世主義」。7新工黨「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觀點主要由戈登?布朗和他財政部的官員們在過去幾年中運用。儘管如此，布朗的演講中似乎沒有對這個觀點明確給出過定義。一個可能的解釋暗示，這既是承諾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也是承諾保證結果以使其不低於最低水平。體現這一觀點的典型政策是「最低收入保證」(Minimum Income Guarantee)，現在是領恤金者信貸（Pensioner Credit)。新工黨「進步普世主義」的思想最近被布朗在2003年預算中用以描述鞏固新稅收和救濟金製度的原則。進步普世主義簡單地說就是為幾乎所有公民（除非常富有者以外）提供某種形式的財政支持，但更多關註於最需要財政支持的人群，將在他們最需要支持的時候給予他們支持。預算報告認為：「新的稅收和救濟金製度實踐了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支持所有人，為最需要支持的人在最需要支持時提供更多幫助。然而根據布朗在1997年大選準備階段與前自由民主主義領袖帕迪?阿什當（Paddy Ashdown)的一次談話，圍繞新工黨對平等的承諾的爭論變得更加混亂：「我嘗試想出一個單獨的中心主題，來表達我們所有的觀點並將它們一起連結起來。不能稱之為「主義」一一那樣聽起來太意識形態化了。我決定中心思想是『機遇平等』 一一就是你在你寫的《公民的英國》這本書中所談的。和你一樣，我也認為我們無法設計結果。我們必須有的是一個做好干預準備從而為所有人提供機遇平等的政府。」因此，阿什當在他的自傳中記述，布朗倡導機遇平等，並表示這是他對當代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的看法的中心原則。這也可能引起了一些疑問。布朗在1997年於大選前回見阿什當，到他任職期間概括出機遇平等、結果公平及其後的進步普世主義的原則，其間他改變主意了嗎？他對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的解釋僅僅是傳統的、程序形式上的機遇平等嗎？有觀點認為，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布朗改變了他將機遇平等作為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中心原則的觀點，回答的根據是，他的預算實質上是重新分配的。

　　儘管如此，我認為雖然機遇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原則比較明確，但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仍可供不同類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做各種解釋，而這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重大的理解混亂。另外，新工黨提倡的機遇平等和結果公平似乎含煳不清，因而在尋求對諸如平等概念的哲學承諾時問題重重，且進步普世主義的觀點對新工黨描述其平等觀而言是一種很新的方式。部分是因為這些原因，在本章我傾向於遵循這術語上的區分，但並非所有都是由政治哲學家德裏克?白菲特在他的着作《平等與優先》中闡述的結論，因此在下列關於平等原則的觀點中作出區分：承諾把人提高到一定層次，以使他們有「充足」的資源來過滿意的生活；承諾一直優先考慮社會貧困人群；承諾信奉嚴格的平等主義（亦即，追求取消收入和財富的所以不平等）。這三種觀點可以分別命名為平等的充足概念、平等的優先概念、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新右派反對平等的思想和觀點弗裏德裏希?馮?哈耶克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因而反對降低不平等的需求，他的這類觀點直接與他的自由概念相聯繫。哈耶克的主要觀點之一是，貧窮和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並不意味着缺乏自由或者導致「不自由」（unfreedom)。

　　在研宄哈耶克的原則和他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反感時，我們必須記住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批判主要是基於他所認為的英國及其海外的社會主義的高漲。儘管新右派思想知道20世紀80年代才主導保守黨的意識形態內核，但羅伯特?布萊克（Robert Blake)指出在哈耶克的書出版之後早期新右派對保守黨的影響：「其本質上的意圖是反社會主義的。在大學本科生中有相當一部分重新興起對保守黨的同情，某種程度上在教師中也是如此……工黨失去了對智識和思想界的壟斷。」這個觀點得到撒切爾的支持。她講述了哈耶克的思想對她觀點的影響，表示這些思想在「新右派」在保守黨內獲得主流接受之前就己經使她的觀點成為「新右派」的了：「（《通往奴役之路》）……為反對社會主義提供了乾脆、明確的分析性觀點，論證了其經濟理論與當時我們日常生活中令人沮喪的短缺有何關係……也在我自己的政治特徵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使我長期對自由事業和自由持樂觀主義態度，並讓我從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占上風時堅持了過來。」這樣，反對社會主義平等概念的第二個觀點是，社會主義是相悖於古典自由主義以及自由市場價值1(尤其強調競爭的重要性)，經濟中有限的政府干預 (定義為個人的首要地位以及儘可能免於強製）。哈耶克對集體主義、國家計劃、政府干預經濟、再分配稅收的攻擊在於他認為這些內在都是社會主義措施。因此，哈耶克認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高漲與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廢棄之間存在直接的相互關係：「社會主義己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這不只意味着，人們己經忘記了以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有關集體主義後果的警告。事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他們相信與這些思想家所作的預言正好相反的東西。」另外，儘管社會主義是單一的意識形態，哈耶克還是以一種相當復雜難懂的方式對其進行分級。哈耶克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通過社會正義的觀點相聯繫。在此意義上，他認為它們有共同的「目的」。儘管如此，他不能區分民主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民主和漸進的社會變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手段」即暴力革命和極權主義。再者，哈耶克表示，民主社會主義自然的結論必將由於追求社會正義而導致對民主自由的反感：「民主社會主義，最近幾代人的偉大烏托邦，不僅不能實現，而且為之奮鬥還會產生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至現在對之抱有希望的那些人中幾乎沒有人會準備接受這種結果；除非這種關聯全方位地展開，否則是沒有人會相信它的。」哈耶克提出第三個觀點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這就是後來的着名論着《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二卷：社會正義的幻象）》。這一次哈耶克的斷然否定並不只是基於認為富裕者因收入向貧困者重新分配遭受對自由的侵犯，而只是基於社會正義不存在這一論點。新左派遵循哈耶克的觀點，認為社會主義的概念是一個幻象，因為在自由市場的交易中沒有社會正義發生。23他們得出這個結論，是因為他們斷言非正義只有在蓄意違法的情況下才會發生。例如，當竊賊偷竊錢包時，非正義就被施於盜竊受害者之身了。新右派認為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違反任何法律，而且即使個人失去工作或者獲取不合比例的回報，也沒有發生非正義，是因為市場的運行反映的是無數個人並非蓄意的行為，這不造成任何非正義。

　　有觀點認為，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可以理解為對嚴格的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或平等的優先概念或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的哲學承諾。履行這些承諾的手段是再分配稅收、高公共支出、全體授權性社會福利計劃等經濟和社會機製。因此，新右派堅持平等的概念嗎？本章認為新右派信奉平等的充足概念，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應當得到國家的最低工資以防赤貧。然而這是對充足概念極其有限而基本的承諾。哈耶克所信奉的充足概念與其他社會民主主義充足概念是極端不同的，有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哈耶克所認為在道德上「充足」的標準是遠低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能接受的水準的。他說，防止赤貧的最低值，亦即防止國民飢餓致死、無家可歸的國家物資供應的最少量，這就是全部所需要的以及全部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第二，哈耶克所信奉之充足概念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基於社會正義的概念，而是基於簡單的必要性，因此在特徵上不同於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持的對平等充足概念的信諾。

　　這引發了一些疑問，引起了對哈耶克思想邏輯的註意。其中一個問題是「哈耶克為什麼認為國家應該確保基本最低標準？」哈耶克要回答這個問題很有困難，因為基本最低標準的思想要求具有什麼是基本需要或絕對需要的概念，而因為他想說許多社會概念是主觀性的，那麼基本需要的概念又怎會不在此列？更為實際的一個問題突出了哈耶克思想中的不連貫之處，乃是基本最低標準的實行問題。要讓基本最低標準起作用，其必須由國家官僚機構管理，而從目前哈耶克思想中己確立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認為哈耶克不應該在理論上支持中央國家機構作為資源的分配者，這對納稅人來說費用昂貴，而通過支付能力調查（meanstesting)會侵犯某些公民的生活，並且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哄抬」影響。

　　以下觀點將指出，新工黨的充足概念與哈耶克的概念實質上是不同的，它因為新工黨所定充足的標準遠高於新右派而更加充足而慷慨。新右派尋求提供僅夠防止無家可歸和飢餓的物資，反之新工黨實質上提高了基本充足的權利資格。新工黨平等充足概念的出現並不表示它是出於對相對性的考慮，而只是對應該如何採取基本最低標準比哈耶克所提倡的觀點更為充足。另外，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同樣包括了對平等的優先概念的承諾。優先概念的意思是，儘管個人也許有適量充足的生存物資，但優先主義者想要深入持續地滿足社會貧困群體的需要。26這要進行嘗試，無論這些貧困群體是否己經得到國家分配的基本「充足」物資。

　　如此，要總結新右派反對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的觀點，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幾點：不平等和貧窮不構成「不自由」，嘗試彌補相對貧困需要強製個人，從而限製其在其他事情中的財務自由，而且實行平等回報製度將造成大量財務成本；社會正義並不存在，它只是幻象，因此任何在此基礎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的嘗試都是在道義上不合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概念是錯誤的，有悖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因而不能被接受。博贊基特將這些新右派的觀點濃縮為兩個命題。第一，關於分配問題，社會別無其他合法的計劃，只有防止絕對意義上的貧窮；第二，與更大平等原則相聯繫的相對貧困的概念是危險而非法的。

　　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平等概念

　　R.H.托尼被廣泛認為是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之一，他有關平等的論着影響了工黨內的很多人。托尼信奉通過減少收入、財富、機遇、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達到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其中心在於他意識到有更大平等則會有更大個人自由。這樣，我們可以認為，根據托尼的邏輯，更大平等帶來更大自由，這也允許更大的選擇權和更大的遵循個人自己生活道路的能力。托尼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他說自由意味着：「……能夠在特定時刻、特定環境下做或者避免做特定的事情，否則什麼都不是。所引起的第二個問題因而不會更簡單。這個問題是，可供選擇的範圍是否對普通人開放，後者從中選擇時遵循他們自己偏好的能力是否由於糾正不平等或消除其影響的措施而得以提升。答案如果是肯定的，自由與平等將能和睦共處；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兩者註定為敵。」有さ氖牽�托尼茵}兜狡降紉淮實膹馱有砸約翱曬橛詬麼實囊庖宓娜哂啵骸岡僖淮蝸遠�易见，『平等』一词具用{恢灰恢忠庖澹�围葥潼的分瓶壔部贩N遼偈且蛭�同一术隅澲o褂檬北桓秤璨煌�的恼姯。∝暰蛰喰我茹暘托尼峨吔爹o墓鄣悴皇茄細竦鈉降戎饕宓鈉降雀拍睿�后者历绤苍彜狄r詰貌壞街С鄭�除猎A舨�膫��1901年脫離工黨的馬克思主義社民聯31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黨左翼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32托尼理解的平等由慷慨充足和平等的優先概念構成。自由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持有相當寬泛意義上的平等的充足概念，與此不同，如托尼等社會民主主義者認為社會如果不在經濟和社會上更加平等則不能更加自由、博愛，這需要一種持續給予貧困人群優先關註的平等。接下來的評論，尤其是加着重號的評論，支持了托尼的平等概念分類「向所有人合理提供物資時，額外的責任應由額外的回報補償，以作為對己執行的服務的承認以及對執行服務的誘導，沒有人認為這樣是不公正的……令人反感的並不是一個人應當比別人掙得多，因為社區的環境、普通教育、生活習慣孕育出尊重與考慮的普遍傳統，在有這些傳統的地方的人忘記、忽略了這些賬房的細節（details of the counting-house)。令人反感的是，一些階級應當從其他階級享有的文:明傳統中被排除出去，並且人類根本的、深刻的夥伴關係，應當為瑣細的、膚淺的經濟差異所遮蔽，「尋求平等不能通過分解高收入的方式，因為這既對得到這些收入的人有害，也對沒有得到的人有害，尋求平等是要通過確保現在他們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因此，托尼不是嚴格的平等主義者，不認為所有不平等都應該廢除，但他確實堅持認定給予社群中所有成員「合理的物資供應」，或者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可以視作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此外，有觀點認為托尼持有平等的優先概念，因為他覺得所有階級應該分享社群的財富，在事實並非如此的地方，人們應當優先關註最貧窮的階級，即產業工人階級，從而使「財富越來越多地投入到共同利益用途中」。這些語言並非準確地概括持續優先關註最貧窮的群體，但暗示富有群體更多的財富將必須用於「共同的用途，，而這個短語是一個相對的、公共的術語。簡言之，這個短語是托尼用以表達優先關註（特別是通過社會開支）最貧窮階級的說法。

　　其他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如安東尼?克羅斯蘭與更近一些的羅伊?哈特斯利堅持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信奉社會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結果更大平等。我們在第三章中提到，克羅斯蘭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心原則，他說道：「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基本上是關乎平等。我們所說的平等不只是精英社會，平等的機遇中最大的獎勵將給予那些具備最好的天賦和家族背景的人；我們採用『強硬』的平等定義一一羅爾斯後來稱為『民主的』概念，相對於『自由的』概念。」如果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信奉結果的更大平等，亦即嚴格的平等主義概念，那麼這就特別地意味着要保證持續縮小結果的不平等。而問題之一則是什麼是「結果」？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而言，這通常意味着縮小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正如克羅斯蘭明確指出的：「首先，如果財富的不平等是起源於繼承的財產而非工作，它們會被認為是不公平的。這違反了每個公民都應有平等的機會獲得最高回報這一原則，而授予有差別的利益只與出生的偶然性有關，而不是『人類自己勞動的成果』。第二，甚至是勞動所得的巨大不平等也被認為是不公平的，如果它們反映的不只是能力的差別，也有機遇的差別一一也就是說，如果存在人為的「租借」因素，或者如果差距懸殊，以至於人們認為，為了這麼大的回報而單獨挑出經濟能力素質，相較於其他個人屬性而言，是不公平的。第三，如果某些收入相較於其他類似收入受到稅收製度過分慷慨的對待一一也就是說，如果稅收的基礎在衡量個人的賦稅能力方面是個糟糕的工具，那麼就會出現非正義。」儘管如此，克羅斯蘭同樣關心縮小教育製度、財產分配、需求階段中的資源分配、工業權利定位當中的不平等。然而，有關所謂新工黨與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不同的平等概念的探討所要問的最為相關的問題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實際上有沒有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 」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追隨者傾向於批判新工黨放棄了結果更大平等原則或是羅爾斯所說的「民主平等」。有觀點認為新工黨所認為的平等在原則上與克羅斯蘭所認為的相似。兩者都想以福利和授權的形式保證生活所依賴的收入的「充足」最低量，兩者都想持續關註貧困群體，兩者都想通過保證如技能培訓和教育等機遇從而促進他們的積極自由概念，來減少物質生活和社會的不平等。重要的問題如下所述：「克羅斯蘭和新工黨對生活所需『充足』的量分別是如何『劃分界限』的？對於社會貧困群體中的哪些人應該給予優先關註？可以允許社會中多少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關於這三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工黨之間，就側重點、政策規劃好和期許有差別，這是由於他們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間階段（克羅斯蘭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工黨是在21世紀初）構建他們所認為的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不像新工黨那樣信奉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嗎？如果答案是「不，他們從未持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和「是的，他們像新工黨那樣堅持平等的優先、充足概念」，那麼如哈特斯利等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與新工黨在哲學上比他們所想的更為相似。

　　上述所引內容表明，克羅斯蘭的社會主義模式對他而言其本質是關於平等，約翰?羅爾斯稱之為「民主平等的」平等。羅爾斯的立場是他所說的「作為公平的正義」（justice asfairness)，由他的兩條正義原則組成。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相容的類似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個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這樣安排，以使兩者都能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依繫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另外，羅傑斯認為，當這兩條原則相衝突時，第一條原則或「自由原則」必須優先於第二條原則或「差別原則」。因此，由羅爾斯的觀點可推知，社會中會存在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在某些情況下只是假設遵循了第二個原則。很清楚的是，羅爾斯不提倡嚴格的平等主義。差別原則所真正體現的是，羅爾斯提倡平等的優先概念，他認為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應該如此安排：「……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隨之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羅爾斯是什麼類型的優先主義者？羅爾斯似乎提倡社會以之為基礎的正義理論應該持久地優先關註最少受惠者，並且我們可以假定最少受惠群體與例如社會普通群體之間的不平等減少並不影響原則。因此，如果事實是這樣，那麼我就可以認為羅爾斯所信奉的平等的優先概念是嚴格的優先主義。本章將論述新工黨持有非嚴格的優先概念，與羅爾斯所持有的有細微的差別。總體來說，克羅斯蘭的平等概念似乎遵循了羅爾斯的概念，並與新工黨所持概念相類似，但是原則中的個別地方還是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哈特斯利是一位重要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他贊成結果的更大平等原則，強烈斥責新工黨放棄這一承諾，而事實上他在最近的一次訪談中回答我的兩個問題時表現出對平等和自由明確的誤解：

　　「你的主要政治哲學價值是什麼？我的基本政治價值是對平等的追求。認識到我們無法達到我所想要看到的那種程度。我指的不僅是經濟平等，我指的是性別平等、種族平等，我指的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我指的既是財富的也是權力的平等分配。對更大平等的承諾本身是目的嗎？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本身是更大自由。但我認為，自由需要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使自由成為現實的力量。我不認為自由是沒有限製，我認為自由是可以做事情的能力。社會主義的自由觀是你做你選擇做的事情的能力。」哈特斯利的回答在哲學上是混亂的。他說，平等和對結果的更大平等的追求是他的主要政治原則，從而他成為了嚴格平等主義的平等概念的提倡者。儘管如此，在下一個問題中他回答說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是自由而非平等，人們在實行更大的自由之前需要更加平等。因此，如果自由是根本原則，那麼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自由」而不是追求平等或結果的更大平等。另外，這證實了本章前面所提出的懷疑，即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在哲學上有關平等和他們政治價值的整體秩序非常類似於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儘管他們厭惡新工黨的保守修辭和過于謹慎的政策規劃方式。

　　新工黨的平等概念

　　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會主義的平等觀念有兩個部分組成，這兩個平等觀念都不是嚴格平等主義的概念。第一個組成部分是承諾把人們提高到一定的生活水平，藉此「足夠」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我們可以將之（如上所述）稱為平等的充足版本。當然這是有問題的，因為「足夠」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什麼是「充足」？在英國社會，關於一個人需要達到什麼樣的最低水平才能稱作過上令人滿意的生活是沒有一般性理解或共識的。45儘管如此，平等的充足概念被理解為提供充足水平的收入和服務。在歷史上，這工作是由福利國家通過各種福利津貼和授權完成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平等的概念是達到充足水平的更大平等，於是它毫無保留地允許個人掙得收入。鑑於國家最低工資（National Minimum Wage)管理勞動力在充足的最低標準獲得報酬，這是平等的充足概念的一個範例。

　　新工黨平等概念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承諾在財政上優先關註英國社會的貧困成員。這(如上所述）可以被稱為平等的優先概念。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平等的優先概念可以有兩個流派或者以兩種方式解釋。我們可以稱他們為嚴格和非嚴格優先主義者。嚴格優先主義者想優先關註社會貧困群體，不管他們按絕對值計算是多麼富有。譬如，這樣的貧困群體也許事實上（據嚴格優先主義者）擁有相對高水平的可任意使用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出國度假，擁有較高額的存款並仍需要在財政上得到優先關註，因為相對而言他們也許仍舊是一定社會中的貧困群體。非嚴格平等主義者也想給予社會貧困群體優先關註，但他們認為當貧困群體經濟狀況越來越好時，優先關註的重要性也就越來越低。因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的兩個貧困群體中的一個經濟狀況在絕對值上逐漸變好，那麼非嚴格平等主義者就逐漸停止優先關註這個群體。這樣的問題在於明確兩個疑問。第一，誰是社會的貧困群體？第二，政府（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規定資源到什麼水平則停止在財政上優先關註這樣的群體？

　　本章認為新工黨信奉的是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

　　例如，如果新工黨在全英國將生活標準提高到以下程度：每個人在道德上都有「充足」的水平，對貧困群體沒有清楚的分類，因為75%的人舒適、充足地生活（意味着不只是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且他們也有「合理」水準的可支配收入)，而其餘25%的人則非常富有，那麼根據新工黨所信奉的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慷慨充足的概念，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則不需要再信奉這種平等的概念了。儘管如此，假設新工黨信奉的是嚴格平等主義形式的平等，那麼它將繼續為英國人口中生活相對25%的富人而言貧窮的那75% (儘管他們的基本「需要」己得到滿足，並且他們傾向於獲取一些財政「需求」）獲得更大平等而從事運動。

　　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稱是與新工黨不同的平等主義者，但他們是否理清其否定平等的非嚴格優先與慷慨充足概念及其接受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程度，這個問題還不得而知。假定如果沒有完全實現這種區分，那麼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的人將少得多。

　　新工黨平等的非嚴格優先概念，其例證有針對最貧窮領退休撫恤金者與最貧窮且有孩子的家庭的「退休保障」（Pensioner Guarantee)和「工人家庭稅收抵免」（Working FamiliesTaxCredit)。新工黨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的其他例證包括其對幼兒「安穩起步」（Surestart)、每一個四歲兒童的托兒所的5800萬歐元投資；供兒童慈善事業使用的4500萬歐元兒童基金（Children's Fund); 50億歐元投入針對18至25歲人士的新政以及針對25歲以上人士的新政；針對50歲以上人士的附加新政，針對單身母親及殘障人士的新政；同樣，針對2000個最貧困地區就業的行動團隊（Action Teams);高水平的中學開支；針對11至25歲不能獲得教育和技術培訓的人的「紐帶」（Connexions)項目。

　　我們註意到，傳統社會民主主義者所理解的平等原則證明是一些懷疑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憑據的人論點的哲學支柱。顯然新工黨對於平等的原則相當含煳不清。與圍繞平等原則的辯論類似的問題是，新工黨是支持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抑或有時稱為上升的衡量貧困的絕對水平。在某種意義上，所探討的這兩個問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再一次，新工黨似乎在發出自相衝突的信號。布萊爾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新聞之夜」（Wewsn/ght)傑瑞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專訪時作出着名的表態，即他認為絕對的貧困水平是重要的，並且幾乎要提倡新自由主義的「點滴獲益」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布朗通過在概括他對抗兒童貧窮的策略時使用相對衡量標準，進一步使得辯論混亂，並進而宣布表示兒童貧困的絕對水平有顯着降低。

　　新工黨關於平等原則含煳不清的例證是，1999年3月18日，布萊爾在倫敦湯因比大廳(Toynbee Hall)發表貝弗裏奇演說（Beveridge Lecture)以紀念牛津大學學院建校750周年。在演說中，他闡述了政府意欲到2020年時消除兒童貧困人口，2010年消除一半，2004年是減少四分之一，在2001年內消除120萬。然而，在2002年4月11日，布朗宣布政府己將兒童貧困人口減少50萬(相對而言），即從1996至1997年的440萬減少到2000至2001年的390萬。因此，距離目標相對而言還差70萬，但在絕對意義上減少了 150萬，己然超過了目標。政府最初使用了相對性數據，於是沒能達成目標，所以從絕對性方面展示其發現。

　　因為布萊爾和布朗所持平等的說法不同，所以有人認為在新工黨的核心即存在含煳不清。這純粹是猜測，也許在將來回憶錄出版後會清楚明確地解決好。然而，在最近的一次與資深公務人員就新工黨政治思想的訪談中，我得知新工黨或至少是財政部堅持克羅斯蘭派的平等概念，但將其應用到現代經濟的語境當中。受訪者說，財政部應用結果更大平等的方式包括有針對性的稅收抵免、教育津貼、如「安穩起步」等具體的技能與教育培訓機會，還包括「工人家庭稅收抵免」，確保了有兩名兒童的家庭有更為公平的結果，這些家庭每年勞動收入13000歐元左右，或者國家平均收入的一般從而大約狀況得以増加3500歐元。受訪者告訴我，這麼做不是僅僅為了實現勞動所得（make work pay),而且是為了提供更公平的結果並進而為這樣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結果的更大平等。

　　新工黨所奉行之平等原則的含煳不清中顯而易見的是它包括額外的一個因素。新工黨的平等包括對當地社群和社區的投資。 「社群新政」（The New Deal For Communities)將權力分散至社群，並使得就政府的錢花費在什麼上的決策民主化。湯因比和沃克認為，「社群新政：「首先集中於由1000至4000人組成的20個或更多的社區，向每一個社區提供2000萬至5000萬歐元項目資金，必須顯示出它們是真正立足於當地社群，吸納所有當地服務一一學校、衛生、社會服務人員、警察、房屋管理部門、就業服務部門。他們可以自由地嘗試任何事情並對當地任何似乎最糟糕的問題提出當地的解決方案。」之所以產生這些措施，是因為意識到不平等不只是個人之間薪酬比例不等，還包括社群與社群之間的社會和公共服務供應不平等，並且各社區還在獲取社會物資（如公共空間、好的學校、圖書館、當地便利設施）的渠道上遭受不同程度的不平等。

　　新工黨關於其平等概念的含煳不清是令人遺憾的，但它強調人生每一階段的教育、技能、機遇，這是實用的而且是為應對英國社會變化的態度和受眾而做出的選舉權宜之計。例如，1974至1979年威爾遜一卡拉漢政府期間非常高水平的收入所得稅，即25%的較低稅率，33%的基本稅率，83%的較高稅率，以及98%的針對非勞動所得的較高稅率，這對於現在的選舉不可行。這並不是說，英國公眾反對所有形式的稅收増加。在2002年預算中，稅收増加（主要通過國民保險分擔（National InsuranceContributions))以將大量的錢投入公共服務，如國民醫療保健製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本書寫作時，根據可獲取的民意調查數據）這受到了大多數公眾的歡迎。57這種對所謂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水平的直接稅製的懷疑也沒有完全否定對社會收入最高群體徵收較高的稅階。費邊社的稅務與公民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Taxation and Citizenship) 建議對每年100000歐兀以上的可徵稅收入創建50%的稅階，這將對約200000公民產生影響。國內稅收（Inland Revenue)計算得出，這樣的稅階將在2000至2001年產生29億歐元，並預計隨着更多人進入收入100000歐元的群體，而會在之後數年以每年約2億歐元的速度増長。

　　我們在評價新工黨及其信奉的平等時，必須考慮到新工黨不只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而且是後撒切爾政府，試圖勸服仍舊心懷疑慮的選民相信稅收増加能夠實現更好的公共服務。

　　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得不存在於某種程度上仍受新右派思想（如個人主義、有限的政府干預、對重新分配收入和財富保持沉默）感染的氛圍裏。哈特斯利說，是否持結果更大平等的觀點（約1956年60)是看一個政黨是否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決定性測試，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麼英國共產黨將可算作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儘管其甚至不信奉、不參與民主，而新工黨將和20世紀80年代早期脫離工黨的社民黨一樣，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廣闊空間中找不到容身之處。

　　本章中提出，托尼、克羅斯蘭、哈特斯利以及新工黨提倡平等的原則本身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達到更大的個人自由的手段，並時而作為確保更加社群式（communal)的社會的手段。本章的觀點是，工黨中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直以來信奉平等的優先概念，同樣持有平等的慷慨充足概念。另外認為，在工黨中只有蕭伯納、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聯合會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工黨馬克思主義者聲稱信奉平等的嚴格平等主義概念。

　　最後，本章提出，諸如「機遇平等與結果公平」和「進步普世主義」等思想是含煳不清的，並且新工黨的平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為信奉平等的非嚴格優先主義與慷慨充足概念。

　　新工黨與社群、民主

　　本章將再一次以前一章針對平等的方式，試圖評價新工黨政治哲學中的社群價值。本章還將根據所謂新右派觀點的思想霸權，並就一些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對社群的觀點，考察新工黨所採用的方式。第一個任務是概括出新右派關於社群價值的態度，尤其是他們對其的反感。

　　第二個任務是討論包括R.H.托尼、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安東尼?克羅斯蘭在內的思想家對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本章第三個任務是解釋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將探討阿米塔伊?埃齊奧尼（Amitai Etzioni)的美國社群主義和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觀念，即「聯誼」（fellowship)，並認為這兩個因素對理解新工黨的社群價值是有用的。本章第四個任務是討論在新工黨社群框架內擴大民主的問題。將考慮圍繞新工黨權力分散項目的含義；將探討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的看法，特別是對國家各服務的平等狀況的看法；還會評論新工黨對誌願者部門（voluntary sector)的態度。本章開始將討論新右派思想家對於社群價值的態度。

　　新右派反對社群的思想和觀點

　　約翰?金德姆（John Kingdom)認為社群原則引起了新自由主義者的反感：「社群的、互相支持的生活本能這一思想是與新右派自由主義者所預想的自然狀態截然對立的，這種狀態中的社群作為具有規則和聯繫的集體，只是由允許更為自然的聯合體一一市場來運行的契約建立起的人造物。對於亞當?斯密而言，物物交易植根於人性，與此相似的是，諾齊克（Nozick)認為市場活動是第一位的，帶領國家悄悄地接近人們，甚至連概念上的契約都不需要。賺錢的買賣永遠都比友誼的本能重要。」那麼哈耶克關於這種政治價值是怎麼說的？簡言之，哈耶克的政治思想中並沒有對社群的價值進行徹底的討論。哈耶克不攻擊社群也不就方法論提出反對它的觀點，因為這在他的哲學中並不明確體現。作為新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關註的是反對社會正義的概念，反對中央國家的所謂權力増長，反對限定或限製個人自主權的任何運動或政策。他所敵視的是集中於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傾向以及他認為這些傾向會對國家權力產生的影響。因此，這就意味着哈耶克會反對國家層面的社群行動而不反對地方層面的社群行動。當然，這要視個人理解「社群行動」的意思而定。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提出社群行動的定義不只是社會(gesellschaft)的思想，即契約性關係且僅僅是實用性聯合體，而能被更充分地理解為共同體（gemeinschaft)的概念或基於共同價值和信念的聯誼共同體。這一觀點表示，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哈耶克會反對允許國家即中央政府及其機構提出基於社群價值、規範、信念的有利於其公民的概念，換言之是社群主義者所提倡的一種共同體。哈耶克的意思並非反對圍繞地方層面的社群，因為這不會直接引起他對國家權力提升的警覺，而他認為國家權力侵犯個人自由。在這種意義上，哈耶克是堅定的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而不是自由論者(libertarian)。因此，作為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的權利先於社群所推崇的有益的生活，並且迴避任何社群主義的思潮，不管它是方法論的或規範性的。以哈耶克看來，社群主義對國家層面的公民權的構想會將政治推向極權主義的陡坡。另外，哈耶克在分類上反對，基於對超越防止貧窮的基本社會供應的兄弟情誼或夥伴關係的理解，從社群對貧困公民的義務或從對社群其他成員負責的方面來表達任何社會正義的概念。

　　總而言之，社群政治價值的集體主義傾向不管是作為對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分配性正義的支持、解釋，或是作為對國家層面公民權的描述，還是作為提倡善的某種概念的原因，都將違反構成哈耶克新自由主義哲學大部分的個人主義和消極自由主義。

　　在實際的政治中，撒切爾和梅傑領導的英國新右派政府對社群思想鮮有評論。在總結新右派主導的政治世界的時代精神時，撒切爾有很着名的一句簡短的話，其中說道：「……沒有社會這回事；只有個人和家庭……」這一聲明被理解為不只是新右派對於社群概念、社會責任、「兄弟情誼」的矛盾心理，還可以理解為所有保守主義思想流派的公理。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保守黨的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就包含有對社群和社會責任的描述。也許從迪斯累裏（Disraeli)時期，但必然是受到由倫道夫?丘吉爾（Lord Randolph Churchill)在「托利式民主」（Tory Democracy)旗幟下領導的第四黨（the Fourth Party)的影響，保守黨人認為社會責任的對象是社群的絕大多數，尤其是社會的貧困人群，他們以此作為其政治任務的聲明。儘管人數少，但丘吉爾和他的同盟者為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留下了一份政治遺產，並轉而到了其子即未來的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這份遺產的影響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紀。格林利夫（Greenleaf)準確地描述了 「托利式民主」對十九世紀晚期保守黨的影響：「當然，托利式民主的思想有很多並沒有在保守黨圈子裏引起廣泛的支持。而且，在索爾茲伯裏（Lord Salisbury)懷疑主義的支持下也許不能期望什麼，因為他的態度類似於蒼白的、消極的迪斯累利主義……然而在倫道夫離開以後，激進的精神依然很強烈，正如托利黨改革聯盟（Tory Reform League)等組織的活動。」約瑟夫?張伯倫以他的社群主義政治理念而言，可以說是他那一代中最激進的保守黨政治家。他在自由黨支持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壯大之前原本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正視一個新的有先進綱領的激進政黨形成，取代舊的自由主義，這個政黨有能力處理工業化和民主發展引起的社會問題」。

　　儘管如此，張伯倫由於不同意格拉德斯通（Gladstone)關於愛爾蘭地方自治（Irish HomeRule)的立場，轉而支持對方，他成為保守黨席位中贊成社會改革的強有力的代表人物。格林利夫進一步說明，張伯倫的政治觀點要求他站在以國家為中心的立場對待社會問題，政府代表整個社群工作。格林利夫指出，張伯倫的激進的關於公共義務與社會企業的托利式理念集中關註改善貧困人群的生活，這與古典自由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本章提出，「社群主義的保守主義」這個詞很適合描述某種家長式保守主義，強調社群責任與社會義務，而且這很明確是保守主義內的一個思潮，自20世紀中期以來15,尤其是70年代之後就黯然失色了。

　　社會民主主義的社群概念

　　R. H.托尼在工黨運動歷史上被視作倫理社會主義的靈魂人物。工黨內對立派系的很多成員也會承認他對其政治思想發展具有指導性影響力。在工黨運動中，托尼的着述是認同社群價值的，或用他常用的詞「聯誼」（fellowship)，但乍一看托尼關於政治思想的着述似乎充斥了不平等問題和由貧窮導致的自由缺失。正因此，有時很難發現對社群所做的明顯、確切的討論。儘管這樣，一旦讀者研宄過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他的《札記》(Commonp/ace Soo女),那麼很清楚的是托尼的社會主義是他基督教聯誼的理想。他認為所有人是平等的，因為造物主上帝在道德價值上使他們平等，並以此為目的本身，他的這種態度貫徹於他的作品中。

　　以下格林利夫的評論揭示出他的社會主義的神學秩序：「……托尼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絕不可能從根本上強調效率，或是完美社會機器的對稱，或者甚至是充裕。毋寧說其強調的不可避免必然是精神或倫理上的，強調基於人類聯誼的社會關係的正確秩序。」這段引文很恰切地揭示出托尼對社會主義的基督式的理解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社群或基督聯誼的理想。平等或者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在某個方面是托尼追求的價值，儘管事實上他的社會主義目標是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社群式的社會。格林利夫將托尼給予個人更大自由與鼓勵建設更為博愛的社會這一目標視為，社群鼓勵並授權個人發揮他們的潛力，在更為平等主義和道德的社群中成為積極的公民：「他的理想是，在比他所批判的環境更為富足、特權更少的社會環境中的聯誼、參與性的公民權以及個人自我發展的漸進過程。他所關註的不是建立規整的社會製度，而是基於真正的道德原則在社會關係的適當聯繫中釋放人們的能量和潛力。」與新工黨相似，托尼將降低物質與社會不平等視作使社會同時更加自由、更加社群的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托尼認為能夠實現他的目標的主要媒介即是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媒介，也就是教育。格林利夫着重提出了支撐托尼強調學習的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學校教育及其質量在維持托尼所強烈批判的階級差距中起着實質性的作用。另一個原因是，如果社會以托尼所希望的方式轉變，那麼將涉及從根本上改變社群中所有組成部分的看法，涉及貪婪性、競爭性的態度轉變成以聯誼、合作、互相理解為特徵的態度，從而權利的維護將與責任的實現相適應。而就每一點考慮來說，教育是至關重要的。」本章還認為，托尼意識到並提倡這樣的觀點，諸如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為社群式的社會等，他的這些目標只有在英國社會降低或結束作為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徵的貪婪性和自私的個人主義之後才能實現。作為聯誼的社會主義這一潛臺詞蘊含在托尼的一本飽受贊譽的着作《平等》此//ty)第一章的這一段話中：「所有這些思想家所着重強調其合適性的平等不是能力或學識的平等，而是環境、體製和生活方式的平等。他們所譴責的不平等不是個人稟賦的不平等，而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不平等。他們關註的不是生物現象，而是一種精神關係以及基於此的行為。簡言之，他們的看法是，因為人類是人類，所以社會機構一一財產權、工業組織，以及公共衛生和教育製度應當被計劃得儘可能強調、加強使他們聯合的共同人性，而不是使他們分開的階級區別。」 然而，如果R. H.托尼有原則地信奉社群作為他的核心政治價值理解為信奉基督聯誼最為準確，那麼與他同時代的、工黨第一任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他有原則地信奉社群。富特指出，拉姆齊?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是基於社群的概念，是准科學的、進化的：「麥克唐納將社會主義的有機共同體對立於現存的事態，即根據總體的利益進行協調、管理不同的功能。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真正的個體性會繁榮起來，因為每個人都會融入先進的整體，會為這個整體而工作。正如在生物學中，個體的細胞通過整體具備功能與個體的存在，因而在社會中，不同的階級和人會在整體中具有社會功能和要扮演的個體角色。」 23麥克唐納的社群主義社會主義較少地基於傳統的基督教價值，更多的是基於達爾文進化論的理念。他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心是關於作為整體的社群，而非代表某個特定階級或利益團體（例如工會）所做的長期鬥爭。麥克唐納想要工黨的社會主義將工人階級提升至社群中完全意義的公民。大衛?馬昆德在他所着麥克唐納的傳記中引用了麥克唐納1903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確提出：「如果新的工黨運動只是工會主義者用他們的政治權力為了純粹的部分目的進行的一次嘗試……那將威脅作為公共生活榮譽標誌的所有品質……政治中的工會主義對自身的認同必須比工會的產業需求更高更廣。它必須將這些需求建立為一套國民福祉的體系；僱傭勞動者必須成為公民；工會必須成為經濟正義的守護者。」以上的引文只是給出了一個印象，一個簡略的關於麥克唐納如何看待社群價值的印象。

　　這確實意味着麥克唐納從倫理而非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得出的是一個被積極遵循的原則。麥克唐納和托尼是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譯者註：愛德華七世在位時期，即1901至1910年）工黨的重要人物，然而我們能看出他們對社群原則的概念化有何區別。在某些方面二十世紀前半葉可以被看作英國工黨運動中社群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盛時期或頂峰，據此可以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基於社群主義沒有什麼進展，直到新工黨出現。現在我們將轉而討論世紀中葉的英國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

　　在安東尼?克羅斯蘭開創性的社會民主主義着作《社會主義的未來》一書全部二十五章中，沒有任何一章是關於社群原則的。本章想論證，二十世紀中葉社會民主主義的典範思想家選擇在他的着作中忽略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價值之一，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克羅斯蘭的作品專註於創建基於對更大的經濟和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模式。在第三章中詳細探討了，克羅斯蘭是蓋茨克爾派的修正主義者，而在20世紀50年代，在工黨中蓋茨克爾派被捲入與比萬派的「大論戰」，辯論工黨應當採取什麼方向和何種哲學途徑。克羅斯蘭和修正主義者一樣，認為社會主義不是關於任何具體的政策行為，如國有化，而是關於政治價值，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的更大平等，這個價值比其他任何價值都能團結社會主義者。25因此，克羅斯蘭的任務是寫一部修正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教科書，而這本書的中心是更大的平等這一政治價值。這是克羅斯蘭的着作首要關註平等而對社群價值不做任何評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認為，克羅斯蘭不是一個非常重視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為他看不出此價值與當代有何相關。下列加着重號的文字強調了這些觀點：

　　「關於博愛，克羅斯蘭持不可知論：『不是因為我認為其內容不重要，而只是因為我發現不可能就其與當代狀況的相關性得出確定的結論。」 「他早前對收入政策的懷疑一一最初與工黨中左派相聯繫的政策一一轉為對之富有激情的支持，作為使過多的個人要求從屬於整體的社群要求。然而這個轉變僅限於此，.因為克羅斯蘭從未停止關註，以免社群精神的過度會對隱私和個人自由造成無謂的靑。」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克羅斯蘭的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尤其是一個在法律、社會、個人生活領域內自由化的時代。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發生的社會和道德變化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幾年裏也是不可思議的。如推論所得出的那樣，社群概念的缺失部分是因為這是個人權利的時代，工黨內的進步左派認為這需要進入社會議事日程，因為英國社會是特別保守的，根據階級、性別、單一道德傳統進行分層。與克羅斯蘭着作中缺失社群有關的另一個因素是，他的自然傾向是自由主義而非社群主義。他的社會民主主義儘管有時會在他的着作中被混淆，但它是關於通過更大的物質和社會平等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一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既想要更大的個人自由和更大的博愛，但這裏可以看出克羅斯蘭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因而對社群概念抱有懷疑態度，甚至有時是直接質疑它的。克羅斯蘭對社群的觀點與托尼?賴特（Tony Wright)在當代對社群價值的社會民主主義觀點形成鮮明的對比。對於他來說，社會民主主義意味着：「……我們共同身處其中，社會不會只被理解為（不論是道德上還是經驗上）彼此割裂開的個人組成的大漩渦，而是理解為植根於社會關係和義務的緊密結構並能製定共同目標的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關於這個沒有什麼統一單調、壓製不同或是引人懷念過去的地方。」帶着這種當代的社會民主主義社群概念，我們繼續討論其在新工黨的政治哲學中的重要性和作用。

　　新工黨的社群概念

　　雷蒙德?普蘭特、哈裏?萊塞（Harry Lesser)、彼得?泰勒-顧柏（Peter Taylor-Gooby)認為，「社群」的概念在其意義上存在大量含煳不清之處。30 「社群」 一詞可供使用的大量描述都充分地佐證了這一點：「按照傳統，這個詞是用來指地區（locality);利益群體；團結一致的系統；對彼此具有重要性的群體；以道德認同感、共同信念、共同權威或種族完整性為特徵的群體；以歷史延續性和共同傳統為標誌的群體；其成員以某種整體的方式（與作為特定角色、功能或職業團體相反）聚集的群體；以及最後，職業、功能或部分的共同體。」因此，對於普蘭特和泰勒-顧柏，問題的關鍵在於闡明對「社群」一詞的理解。安德魯?梅森嘗試這個任務，他認為「社群」最好被理解為兩個不同的概念：「普通概念」（ordinaryconcept)和「道德概念」（moralized concept)。普通概念是人的聯合（an association of people)以區別於人的共同體（a community of people)。梅森認為組成普通概念的是：「……這樣的人的群體，他們共有一系列價值、生活方式，認同於該群體及其實踐活動，並彼此認知為該群體的成員。」梅森將群體（group)定義為個人的集合，這些個人行動或合作以實現其目標，或者有共同利益。他承認他對「普通概念」的描述並未概括出確定群體有資格成為社群的必要和充分條件。3「道德概念」涵蓋了 「普通概念」的特徵，但還包括兩個額外的組成部分：「第一，其成員間必須團結。『團結』是個有多重意義、含煳不明的概念，但在我所指的意義上是相互關心：從最低程度上而言，這意味着成員間必須在實際理性思考中些許以非工具性的角度重視彼此的利益。第二，決不能有製度性的剝削與非正義。」從對社群的兩個概念的簡要區分，我們可以說，梅森的「普通概念」是社群的「單薄」概念，與此相反，「道德」概念則是社群的「厚實」概念。換言之，「普通概念」是具體描述性的，而「道德概念」則是內在規範性的。「普通概念」嘗試解釋一種類似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個人聯合的社群。解釋是基於經驗的斷言，更低程度上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藉由「道德概念」這解釋主要是（儘管不完全是）基於規範性的斷言，並且包括了對團結的說明，這意味着成員間更為緊密的倫理關係。

　　社群是定義新工黨的主要哲學價值之一，並指示其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本章認為，新工黨的社群概念可按照梅森所描述的「普通」與「道德概念」理解；有時既是「單薄」的也是「厚實」的社群概念。工黨使用「普通概念」時是在談論地方層面和地區層面的社群以及提出向地區分權（包括下放權力）能夠使有共同目標、屬於國家特定地理區域的人群能夠更大程度上決定他們自己地區的政治。「道德概念」則與新工黨所提倡在國家層面推行的社群主義公民權相一致。它想讓所有公民受到其平等權利和對彼此所負責任激發促進。這意味着由社群作為「聯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理念衍生出的互惠互利與互相關心的休戚與共的道德規範。例如，工黨的新「第四條」想要創造一個具有「團結、寬容、尊重」的社會。這不只是個人的聯合或共有一些價值觀念或為了某些利益為合作的人，它承載着新工黨的社會民主主義想在所有公民身上培養的倫理規範。

　　如普蘭特、萊塞、泰勒-顧柏所指出的，社群是個含煳不清的概念，能存在於不同層面。

　　譬如，新工黨所信奉的社群價值大多是對於國家層面的社群的承諾。這既涉及公民權的社群主義概念，強調對社群的責任，也涉及社群內的個人權利。社群的另一個層面是區域性社群。

　　新工黨對特定區域內的問題表現出興趣，成立區域發展署（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即是明證。另外，特別是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對地區議會（regional assembly)所做的討論突出強調，英國的區域是文化、社會、經濟共同體（社群)，能夠得益於更大的權力下放以及區域性地關註解決問題與公共服務管理。社群的更深層面是地方層面的社群。新工黨通過其財政分權項目「社群新政」（New Deal for Communities)推行其地方層面上的社群概念。據阿維內裏（Avineri)與德夏裏特（de-Shalit)的觀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可以從兩個分開的領域理解。第一，可以從哲學的層面理解、詮釋、提倡，利用其對自由主義在方法論上的批判；第二，從倫理層面批判純粹自由主義社會的規範性結果。如此，社群主義就同社群的價值一樣似乎難以定義而含煳不清。例如，魯特?萊維塔（Ruth Levita)指出，社群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哲學，可被賦予不同的形態變化。本章認為，社群主義的一種有助於理解新工黨對社群所做詮釋的形式是當代的美國社群主義。

　　一些評論者認為，當代美國社群主義思想對新工黨，尤其是對首相的政治思想有所影響。2阿米塔伊?埃齊奧尼可以說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的主要人物。埃齊奧尼在承認前輩社群主義政治理論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 等人（尤其是在整個80年代）的影響的同時，認為他們有別於「新社群主義者」，後者是與《有效社群：權利與責任》期刊相聯繫，並且主要是有關：「……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自治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平衡問題……」埃齊奧尼推行的社群主義類型是民主運動式的社群主義，尋求就美國社會中權力與責任失衡發表言論。它不否認國家和市場作為社會兩個首要部分的作用，但它僅僅推崇社群的作用，不管是家庭、社區、誌願者和宗教組織還是更為寬泛的任何因共同的價值而聯結在一起的群體。這與新工黨對聚合性社群的強調相似。例如，托尼?布萊爾在他的費邊社小冊子《第三條道路：新世紀的新政治學》中概括了他所信奉的社會中社群的價值。他認為：「強大的社群依賴於共同的價值與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可一一不只是納稅與服從法律的義務，而是有義務將孩子養育成為合格、負責任的公民，並支持國家所雇用受此任務的人（如教師）。過去，我們傾向於將這些義務視為理所當然。但在它們被忽視的地方我們應當毫不猶豫地鼓勵履行這些義務乃至強製實施它們，如我們正在尋求主動實行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家庭-學校合同』（home-school contracts)」此外，埃齊奧尼沒有天真地認為所有社群在道德上都是等價的或良善的：「社群並非自動地或必然是有道德的地方。許多同類的傳統社群如果不是大一統的，都是獨裁且壓迫的。而且一個社群會鎖定在一套你會認為令人厭惡的價值體系中，比如在南非白人的村落中私刑絞死是合法的。」這種形式的美國社群主義的立場是介於分隔社會保守主義者與自由論者的道德與哲學分水嶺之間。埃齊奧尼認為，社會保守主義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社會秩序，類似於自由論者在道德上優先考慮自治。53他斷言，社群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社會保守主乂者：「……更關註秩序，而較少將自治作為首要的道德予以關註，他們有更為普遍且一元化的規範性議事日程，相較於依靠道德意見（moral voice)倡議價值的最終實行，他們更傾向於依靠國家。」至於自由論者或者個人主義者，埃齊奧尼認為，他們聲稱自治是西方社會的核心道德，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受到某種社群的或社會的「利益」結構否定或者侵犯。55這類似於撒切爾與梅傑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哲學對社群、社會合作及集體行動的沉默態度。新自由主義哲學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將個人置於優先地位，對於個人的社會責任刻意沉默。德賴弗與馬特爾人文社群主義政治思想為新工黨提供了除新自由主義外可供選擇的社會哲學。

　　埃齊奧尼概括出自由論者為其自治觀辯護所採用的典型參照標準：「主要參照的是法定權利與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並賦予個人生命獲得保護以及控製、使用其財產的權利特別的重要性。」在英國，因工黨運動與大多數工黨議員的社群主義本能己經消失，新工黨意欲重新塑造與社群主義左派方式相一致的社會政策規劃。在工黨中，一種強調個人權利而非財產權利的自由主義成為社會理論處理方式中的主導，因而個人和社群的責任被降級了，如果還未完全摒除，個人權利受到了青睞。新工黨的社群主義政策包括，針對年輕違法者的嚴厲量刑，但帶有教育與改造工作，還包括充斥暴力的社區的青少年宵禁，但帶有政府資助的青年項目。

　　另外，還有給予個人獲得一定時期的國家福利金的福利工作項目，並期望個人通過數個選擇中的一個來為他或她的未來承擔責任，這選擇包括再培訓或再教育、誌願者工作、環保項目或有組織的工作安置。

　　此外，埃齊奧尼認為當代的社群主義者意識到，需要一幅更新的哲學地圖了，因為諸如左與右、保守與自由這類術語經常在當代的討論中得不到恰當的使用：「在這一端我們看到極端的獨裁主義者（如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與獨立之鐘(Liberty Bell))。他們強烈要求，通過從學校禱告到強迫婦女待在廚房等措施將他們所信仰的道德立場強加給所有人。在另一端我們看到激進個人主義者(如卡托研宄所(Cato Institute)中的自由論知識分子；公民自由論者，尤其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及自由放任保守主義者），他們認為如果個人全由自己追求其選擇、權利、自身利益，那麼將皆大歡喜。我們認為自由的個人需要社群，這能支持他們抵抗國家的侵犯，並通過親朋鄰裏及其他社群成員溫和的敦促維護道德，而不是以政府控製或對權威的恐懼為基礎。」埃齊奧尼說，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獨裁主義，因為他信奉性別平等與非強製性的社會控製方式。例如，埃齊奧尼提議的改革中有一些包括了増加無償工作，如撫養兒童和養護老人65,還包括「同階婚姻」（peer marriage)，從而夫妻具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且在分工由個人因鼐齠�66的情況下，公司須提供帶薪探親假，並為父母中的一方保留額外兩年的工作崗位。67此外，一系列公共和社會服務分散至由誌願非盈利組織運營的社群作為第三部門，這往往能以有效且相當合適的方式滿足特定社區的需要，同時節省開支。這些提議是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都會歡迎的想法，大公司承擔更大社會責任與國家對無償養護的資助相結合，以及提升女性權利與兒童保育結合，必然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活動議題。美國社群主義的批評者，如萊維塔，不公正地將埃齊奧尼歸為保守主義者一類，因為他提出，理想情況下雙親家庭較單親家庭更利於撫養子女，因而應當提倡婚姻。埃齊奧尼並未將任何有關婚姻的宗教立場置於道德的首位，但他認為己婚父母的子女遭受教育和社會問題的幾率小於未婚或離婚父母或繼父繼母的子女。70在這個討論中，埃齊奧尼的觀點可被定性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因為他認為雙親能夠共同承受撫養子女的負擔。因此，將他的社群主義模式歸為保守主義一類站在萊維塔的立場上明顯是極其錯誤的判斷。儘管如此，萊維塔公允地表示，要求遵從社群價值而產生的社會和道德壓力一定程度上是強製性的，並且確實有其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否定以至排斥，試圖懲罰違反者，以威懾和預防未來有可能發生的違反行為。埃齊奧尼應當承認，他的社群主義模式確實使各種形式的強製合法化了：「論證這種社會壓力，包括排斥，不是強製性的，這事實上動搖了埃齊奧尼自己的觀點。如果社群要依靠道德壓力來維持社會秩序，那只有針對潛在異議者產生某種強製性的影響，這才有可能。於是出現了 『誰有權力施行他們的標準』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了通過非正式機製確保執行過程公正、公平、可問責過程中的困難。」然而，這種方式在道德上有何不對？埃齊奧尼否認這種類型的強製固然不對，但萊維塔將其等同於專製主義也不正確。社會的否定乃至溫和的排斥在各個社會形態的社會生活中每個階段都會發生。從粗暴的小霸王不被邀請參加兒童聚會，到酗酒的父親在家人面前喝醉，與所有人都爭吵，得不到鄰裏、同事、朋友的尊重，這些做法都可用作社會強製的形式，但正是「強製」（coercion)這個詞，帶有政治色彩，嚇壞了一些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半點「強製性」的人。

　　本章認為，新工黨重新發現了社群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一部分可以根據社群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原則理解為「聯誼」，這為資深新工黨政治家（包括布萊爾、斯特勞、布朗、布倫基特）所提倡72, 一部分可以根據當代美國社群主義運動對其進行理解。喬西?哈裏斯(Jos6 Harris)評論認為，新工黨關於社群價值的思想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工黨的思想，那些類似「博愛」的概念與聯誼在二十世紀中葉的社會民主主義中丟失了。她說：「愛德華時代對『責任與公民權』的關註被世紀中葉的技術官僚文化排斥在一邊，通過許多新工黨的文件引起共鳴，正如愛德華時代關於福利與工作、懲罰與欺騙之間相互關係的理念。儘管關於道德由什麼組成的理念己然面目全非，但早期的工黨派必定會贊同新工黨的觀點，即政策應當是『道德的』，公民應當是『良善』的。」這個觀點重要是因為它支持了本章早先概括的論點，亦即，儘管社群的價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是英國社會民主主義的關鍵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愛德華時代源起於麥克唐納和托尼等人，但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卻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這是因為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由個人的和社會的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思潮主導。另外，社會民主主義者在經濟方面主要關註

　　的是個體工人的位置問題，他們遭受的不平等，以及降低這種工資不平等的補救方案。社會領域內的個體思潮，與之相關的是，改善女性在工作場所的權利狀況，保護殘障者與少數族裔的權利，消除對同性戀生活方式強加的罪名和汙蔑，同時改變反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所有這些問題，常被歸類為滑向「縱容社會」（permissive society)的趨勢的一部分，是與英國的左派，工黨有關的，是與傾向自由主義的而非社群主義的社會哲學有關的。對20世紀50到70年代間克羅斯蘭派的修正主義者來說，社群的哲學價值在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整個範圍內鮮有提及。更大平等的價值占據了舞臺中央，並耗費着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的哲學討論，直到新工黨社會民主主義者重新將其與他們在社群主義框架內對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觀點聯繫起來，這一狀況才得以改變。

　　民主與公民權

　　如上所述，新工黨對公民權的社群主義解釋包括了地方、地區、國家層面的理念。通過從政治中心分散權力，更大的民主化成為新工黨對地區層面上公民權的議程中的關鍵思想。

　　這包括，抱着最終形成地區議會的理念，為需要的地區建立區域發展署，將權力分散至英格蘭的各地區。這還包括了權力下放至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以及倫敦。因此，新工黨的章程現代化，尤其是將權力下放至地區層級，被一些工黨評論家看作近兩個世紀來最為激進的改革，並不稀奇。其他人認為，這是新工黨執政期間最為重要的改革。75新工黨繼承了約翰?史密斯領導的黨章改革項目，而將其視作僅僅為了贏得選票的實用策略是不準確的，尤其是在1997年威爾士公民投票中只有51%的選民選擇支持設立威爾士地方議會（WelshAssembly),因而這不能被認為是為了拉選票，因為其並未明顯贏得選票。這樣，承諾權力分散，尤其是權力下放的政策存在於布萊爾政府。

　　權力分散的目的是，要求中央政府向地區開放，以威爾士的情況而言，也就是公國(principality)，還要求提升政治決策過程的民主化程度。民主化是公民能夠對政策有更大的發言權，這些政策通過自治市和城市議會選舉在地區以及地方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通過大選在國家層面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因此，從哲學上講，權力分散背後的動機對於提倡這一方式的人來說是雙重的。從個人的立場看，其意在通過給予公民個體投票權或對地區層級的政府就更為廣泛的問題提出抗議的權利，從而提高個人自由。從集體的立場看，能使有一些共同目標、同為國內某個地理區域內的公民群體能以與他們共同目標一致的方式決定他們地區的政治。根據梅森的定義，權力分散的這種集體方面的原因是社群「普通概念」的範例。

　　對於工黨的權力分散方式有可能存在的一種批判是，它並沒有一以貫之的國家哲學。

　　我們最多認為，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社會哲學認為社群無論是有共同文化利益和價值的個人所聚集的地區或是城市，它都有權利盡實際可能行使其民主意誌。與此觀點相關的觀念是，不同的社群需要不同的立法方式解決特定的問題，這正是政府遇到困難的地方，因為某些原則(如全國服務平等原則）的普遍應用造成需求的多樣性根本無法計數。大衛?布倫基特為信奉平等概念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強調了對民族國家內權力分散的這一傳統批判：「是否對社群授權與向地方的民眾下放權力將導致不平等：導致結果的差別，勢必違背我們的面向所有人的社會平等這一核心原則。換言之，不同的社群，其做事情的方式也會不同。」布倫基特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需要將他們對社群與權力分散的價值信念與社會正義聯繫起來。他認為，當分散了的權力得以成立，社群起到重要作用時，社會正義就會得到改善，但他指出一些不平等，諸如生活機會、社群資產的不公正分配與犯罪和反社會行為的高發，這些都是不能允許的。80儘管如此，在考察權力下放如何影響社會民主主義對平等（尤其是全國的服務平等）的關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提出一點，新工黨沒有出現來落實任何防止此類不平等現象發生的應對措施。例如，小學和中學教育以及醫療服務沒有受到權力下放的顯着影響，蘇格蘭議會和威爾士議會己經取消大學生學費，然而英格蘭的大學生仍在繳費。

　　這是在大學部門對英格蘭學生的一種形式的服務不平等。再例如，對於所有威爾士領取退休金的人員，威爾士議會頒發免費公交通行證，然而英格蘭的領取退休金人員則沒有這種權益。

　　同樣，這也是對於特定公民群體在公共交通服務中平等的差異。因此，新工黨對權力分散的態度，尤其是對權力下放的態度，影響着其對服務與權益平等的承諾，也許相比全國範圍內有關威爾士領取退休金人員免費公交通行證以及蘇格蘭學生的免費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他們更關心其他實質性福利權益和公共服務。

　　權力下放和分散過程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多樣化的選舉製度由不同的選舉機構落實到位。

　　在蘇格蘭議會、威爾士議會、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Assembly)選舉中使用聯立投票製(Additional Member System)。在北愛爾蘭議會選舉中使用單記可讓渡投票製（SingleTransferable Vote)歐洲議會選舉使用當前由政黨組織的地區名單（Regional Lists)倫敦市長選舉使用非正比増補性投票製（non-proportional Supplementary Vote system)。投票製度的這種多樣化意味着給予公民個體與地區社群更大的政治決策自治權。不管結果的性質是政治的、選舉的還是經濟的，多種結果都是權力分散的總結果的一部分。

　　新工黨對社群主義公民權的表達也包括了誌願部門的作用。在全國誌願組織委員會(TheNational Council for Voluntary Organisations, NCVO) 2000 年年會上，戈登?布朗將誌願者行為與社群價值聯繫起來：「你們的努力體現了運轉中的社會、行動中的同情心、處於最好狀態的社群一一正如某人曾說的，使得『鄰居』一詞成為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詞，而且也是倫理意義上的。」由慈善機構和非營利性組織組成的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中堅支柱，可以理解為社會三大部門中除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第三大部門。誌願部門在目的和手段上多種多樣，但可以列舉五個具體的特徵來定性誌願部門的作用。第一個是，很多慈善機構通常在建立之後都基於社群的法案得以延續。國家以普遍供應服務為主要考慮，私有部門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是營利，與此兩者不同，誌願部門是關註社群的。與這種方式相關聯，對了解地方情況帶來了優勢，所提供的服務是特別為滿足特定社群的需要而定製的。國家作為中央分配的中心，經常在建構服務以滿足地方需求的時候不夠細緻成熟。因而，誌願部門是基於社群的，並且很了解地方的情況，所以它必然表現出更強大的創新能力，因為人們有不同的需要，而這些需要是會改變的。由於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國家也處於這種狀況，但誌願部門往往顯得對社群生活的特色反應更為強烈，因為它們由當地公民領導，而他們是理解其他公民變化着的需要的。在市場中，私營公司通常由於競爭的壓力和失去顧客的風險而具有創新性，顧客需要多種多樣的產品和服務。誌願部門的另一個特徵是，其名譽相比於尋求支持的政治家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誌願部門獲有更大程度的信任。最後，誌願部門更少地受生產者利益主導，因其勞動的中堅力量是誌願性的。個人並不關心使他們的薪酬或工作條件或養老金額度最大化。因此，其所提供的服務是免於那些「專業」問題的。人們誌願因為許多不同的原因工作，但主要是出於一種「社群精神」的意識或者對鄰裏和社群成員的利他主義。

　　似乎新工黨知道誌願部門的特徵，同樣也知道政府與市場在提供某些地方的、基於社群的服務時的缺點，這些服務持續變化着，且需要高水平的信任和回應。在同一篇講話中，布朗認為，「舊工黨」與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係都是不對的，但新工黨更為充分地理解國家、市場與誌願部門之間需要的關係標準：「過去，誌願組織被夾在不必要的政治鬥爭中間。左派中的部分人將誌願部門視為對政府應該做的事情的威脅……就右派來說，用誌願部門為政府分擔其適當的責任。新右派試圖用慈善行動代替國家。民主選舉出的政府確實有責任確保公共利益得到促進，確保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到支持，在人們民主投票認為服務必須提供的地方作出這一保證。但是政府必須意識到它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它必須與人中的極少數（thegrain of people)合作，公共利益的推進不總是需要公共控製……向前的方式是政府和慈善機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以夥伴關係合作，基於認識到誌願部門不是法定條文外的廉價備選，也不是躲避家庭責任的方式，這家庭包括延伸的家庭或社會。」然而，新工黨與誌願部門的關係，以及它想允許慈善與非營利性組織來運營某些服務，因為他們覺得比由國家來做更完備，這引起了一些問題。第一，誌願部門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通常被視作自治而獨立於政府的。而其與政府關係越近，那麼其獨立、由公民領導的聲譽，乃至其有效性都會受到質疑。第二，一些慈善機構在範圍上逐漸國際化，這有時候意味着它們在公共領域與政府競爭。達倫多夫（Dahrendorf)提出：「在根本意義上，所有慈善事業都是地方性的。誌願給出的時間和金錢大部分是為特定地方特定的人而做事。儘管如此，如果地方法案是成功的，那麼它們就有増長的趨勢……一些慈善團體確實很大，如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或樂施會（Oxfam)，更不必說紅十字會。它們規模之大，即推動它們進入公共領域成為某些方面可與政府匹敵的重要角色。他們變得類似於半政府機構（Quagos, quasi-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達倫多夫指出，需要起草調節國家與誌願組織之間關係的規則，並提到這己經以《英格蘭政府與誌願和社群部門關係協約》的形式完成。另外，財政部對誌願部門在執行公共服務中的作用的跨領域檢討試圖闡明政府與誌願部門及其目標與規則之間的關係性質。84然而，誌願部門的代表參與了跨領域檢討一些問題，諸如誌願部門面臨的財政風險、要以不反映完全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造成的壓力，以及資金關係缺乏穩定性會造成組織機構在財政上變得脆弱，這些都是仍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對新工黨的社群主義的最好理解是，人們作為個人具有權利，因為他們是公民，他們的公民權確保他們有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定權利。儘管如此，因為公民權是在社群之內，所以公民必須履行個人責任。例如，社群主義左派的解釋也許認為，人們作為公民對國家有守法的責任，對家庭和社群有致力於改善其所生活地方的生活質量的責任。例如，可以通過對犯罪與反社會行為積極地保持警惕來完成，也可以通過互助與針對在其社群內需要幫助的人的誌願主義來完成。布萊爾和其他新工黨社群主義的領頭人物認為，工黨作為全民自由權利的政黨太久了，而沒有期待和表達個人作為公民具有的責任。

　　許多工黨議員也許會將自己描述為自由主義者，而不是社群主義者，但論爭並不只是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群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之間這麼簡單，因為大多數人信奉自由主義的權利與社群主義的責任。事實上，並不是彼此衝突的二分性（dichotomous)關係，但這作為區分個人、政治團體、政治派別的社會哲學的方式是有用的。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許多工黨議員視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甚於社群主義者，乃至於視自己為「自由主義的社群主義者」或「社群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非單一將自己定為自由主義者或社群主義者。

　　有人也許會說，設定一道不可調和的社會鴻溝的辯論是謬誤的，因為沒有自由主義者會忽視社群的重要性，沒有社群主義者會忽視個人的重要性。這樣的評價至少有些許正確之處，然而，這個討論是關於側重點的，它確實體現了社會理論中的一個明確的區別，而這個社會和道德問題上的同一區分在工黨中是能夠註意到的。

　　儘管如此，圍繞工黨的社會思想的重心回到了社群主義的立場。我們可以說，新工黨重新強調社會民主主義中的社群價值，是R.H.托尼的基督教社會主義的重現，將其他政治價值視作並非目的本身，而是作為達到更為道德更為博愛的社會的手段。新工黨沒有向其現代化社會民主主義中輸入新的價值，而是重新發現了自愛德華時代之後就未被註意的一個傳統社會民主主義價值。

工人階級談社會科學

勞動法學

一、何謂勞動法理和勞工法律意識

1、 勞動法的定位和定義

勞動法是調整勞動關係以及與勞動關係密切聯繫的社會關係的法律規範總稱。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而產生的法律部門，是從民法中分離出來的，屬於社會法的範疇，旨在規製勞資雙方的關係，保障各方面的權利及義務。作為維護人權、體現人本關懷的一項基本法律，在西方甚至被稱為第二憲法。

在中國，勞動法是國家為了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調整勞動關係，建立和維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勞動製度，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根據憲法而製定頒布的法律。其內容主要包括：勞動者的主要權利和義務；勞動就業方針政策及錄用職工的規定；勞動合同的訂立、變更與解除程序的規定；集體合同的簽訂與執行辦法；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製度；勞動報酬製度；勞動衛生和安全技術規程等。

中國勞動法保障勞動者平等就業的權利、選擇職業的權利、獲得勞動安全衛生保護的權利、享有休息的權利、享有社會保險的福利的權利、接受職業技能培訓的權利、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還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依法享有參與民主管理的權利，依法享有參加社會義務勞動的權利，從事科學研宄、技術革新、發明創造的權利，依法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對用人單位管理人員違章指揮、強令冒險作業有拒絕執行的權利，對危害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行為有權提出批評、舉報和控告的權利，對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進行監督的權利等「其他權利」。

勞動法也同時保護用人單位權利，包括依法建立和完善規章製度的權利、根據實際情況製定合理勞動定額的權利、對勞動者進行職業技能考核的權利、製定勞動安全操作規程的權利、製定合法作息時間的權利、製定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標準的權利以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平等簽訂勞動合同的權利等「其他權利」。

2、 勞動法的基本原則

(1)勞動法的首要原則是人權原則。勞動法是一部人權法，它依據於憲法，來源於民商法，定位於社會法。

首先，保護人權和公民權利是憲法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當然要貫徹於包括勞動法在內的所有公法、私法和社會法部門之中。

其次，私法、民商法側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自由交易權，對經濟關係、經濟領域特別是勞動關係、勞動領域中的人權的保護則是不夠甚至匱缺的，在這裏，勞動力是跟其他生產要素一樣的商品，勞動力市場也跟其他要素市場遵守同樣的交易規則。然而問題在於，勞動力附着於勞動者，不僅僅是完成勞動所需要的體力和智力，而且與勞動者的需要、欲望、目標、理想、價值觀、情感和意誌等等精神因素不可分離，勞動過程實際上是勞動者一種「全人格的投入」，因此，勞動力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商品，它也是具有完整人格的勞動者的一部分，是勞動者這個人格主體和社會存在主體的一部分，對從事勞動活動的勞動者，僅有私法、民商法的保護是不夠的，還需要作為特別法和社會法的勞動法的保護；對勞動力的所有權、支配權、使用權的保護，必須上升到對人權保護的高度，保護勞動者的自由意誌、人格尊嚴、生命健康和安全，和保護就業權、收入報酬權等等一樣重要。

第三，勞動法是一門社會法。所謂社會法是介於公法與私法之間的法律部門。公法是用來規製國家權力機關的，私法是用來調整平等自然人和法人之間關係的，社會法則是用來調整不同社會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是用於糾正人們之間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工會法》、《未成年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礦山安全法》、《紅十字會法》、《公益事業捐贈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等，都屬於社會法的範疇。社會法的主旨在於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在社會關係中，有天生的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分，而且市場經濟會自發的導致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社會法在緩和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和公平正義方面，能夠發揮公法和私法力所不逮的特別積極作用。

(2)勞動法的基本原則是勞動者權益保護原則。這是勞動法之所以為勞動法的主要原因。這條基本原則又可以細分為四條具體原則：

一一偏重保護和優先保護：勞動法在對勞動關係雙方都給予保護的同時，偏重於保護處於弱者的地位的勞動者，適當體現勞動者的權利本位和用人單位的義務本位，勞動法優先保護勞動者利益。

一一平等保護：全體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都平等地受到勞動法的保護，各類勞動者的平等保護，特殊勞動者群體的特殊保護。

一一全面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無論它存在於勞動關係的締結前、締結後或是終結後，都應納入保護範圍之內。

一一底線保護：對勞動者的最低限度保護比如最低工資製度，每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規定，突破底線就是違法。

對於這一條原則，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勞動法應該堅持對於勞動者的「單保護原則」，企業、資方的權益則由公司法、企業法保護；第二種看法是勞動法應該對資方與勞方的權利加以平等的保護，這叫做「雙保護原則」；第三種看法是「傾斜保護原則」，即在保護勞資雙方合理權益的前提下，對勞動者予以傾斜、重點保護。本書是贊成第三種看法的。

3、勞工法律意識

勞動法是在勞資雙方博弈、社會公眾參與的基礎上，由國家立法機關製定的，實際上是勞、資、社、政四方博弈的結果，而且隨着四方力量對比的改變，勞動法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修改。一國勞動法反映的不僅僅是勞動者的利益、意識和意誌，也反映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的利益、意識和意誌，勞動法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勞動者的利益、意識和意誌，取決於勞工階級的經濟、政治、文化力量的發育發展程度。

所謂勞工法律意識，就是勞動者對於勞動法治、勞動法律關係的認識，是勞動者對於國家法律特別是勞動法律己經如何又應該如何保護勞動者合理權益的認知、願望和要求。從這個概念出發，可以進一步展開勞工法律意識的論述如下：

(1)廣義勞工法律意識和狹義勞工法律意識

廣義的勞工法律意識是指勞動者對於法律本質和國家整個法律體系的認識，諸如對法律的性質、起源和發展趨勢，法律與經濟、政治、文化的關係，法律的結構、功能、價值，依法治國和法治的含義，一國內主要的法律類別和法律部門等等，也就是勞動者作為公民應知應會的基本法律知識。狹義的勞工法律意識，是指勞動者對於勞動法律關係的認識，諸如勞資關係的法律調整，勞資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一國內主要的勞動法律法規，勞動仲裁和訴訟的程序和方法，等等，都是勞動者特別應該儘量學習和掌握的。

(2)實然勞工法律意識和應然勞工法律意識

既然特定歷史時期的勞動法不僅僅是對當時勞動者的利益、意識和意誌的反映，那麼。勞工法律意識就不能僅僅局限於、等同於對現行勞動法律的認識、學習、掌握和自覺遵守。現行勞動法，當然會有一些可資利用的維權依據，但是，在勞資力量對比和社會不公的歷史條件下，要麼勞動立法未能足夠公平地體現勞動者的權利要求，甚至會出現一些很不利於勞動者的惡法條款，要麼在勞動執法（勞動行政）和勞動司法過程中，有利於勞動者的法律也不能落到實處，因此，勞動者的法律意識，理所當然就包括對現行勞動法製體系的反思、質疑、批判，理所當然包括對更好的勞動法製體系的期待和呼喚。

(3 )個別勞工法律意識和集體勞工法律意識

如同各國的勞動法律都經歷了由個別勞動關係立法到集體勞動關係立法的過程一樣，勞工法律意識，也經歷了由個別勞工法律意識到集體勞工法律意識的發展過程，前者只是勞動者個人的法律意識，後者則是勞動者集體的法律意識，是階級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對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罷工權）的要求。每個勞動者當然可以依據勞動基準法或個別勞動合同法發起對於資方的勞動仲裁和勞動訴訟，但歷史經驗表明，這種「依法維權」，一是只能解決現行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由是否執行最低勞動標準引起的勞資爭議，根本無法滿足勞動者在最低勞動標準之上的、要求與資本分享企業經營成果的増長性、發展型訴求，這是勞動者更為重要的訴求，而這隻有通過工人的聯合和團結並與資方進行力量博弈才能滿足；二是，即使是最低勞動標準的執行和落實，單憑一個一個孤立的勞動者去與強大的企業打官司，輸多贏少也是情理之中的，因為工人所擁有的經濟資源、社會資源、法律資源都是沒法與資方相比的，而且訴訟的成本尤其是心理成本、時間成本也是工人難以承受的，在曠日持久的法律戰中，資方總是贏多輸少的，只有團結和組織起來的集體仲裁和集體訴訟，才能成倍地増強勞方的依法維權和訴訟的力量。

二、勞動法和勞工法律意識的歷史

1、古代社會勞動者的法律地位

古代社會是沒有勞動法和勞工法律意識的，一是在等級專製、奴隸製和農奴製的情況下，勞動者不被當作人看待，而被視之為牛馬和會說話的工具，自然不會被當作自由民和公民加以保護，最多只是被當作牛馬和工具加以保護而己；二是在自耕農、個體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情況下，由於規模有限，大多數情況下勞動者就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就使勞動者，不存在因僱傭而產生的勞資關係，即使有僱傭關係、勞資關係或者上下管理關係，通常家庭倫理、地方和行業習俗等等就己經調整好了，很少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

奴隸製是產生於能產生剩餘產品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當時認為是合法的擁有和控製製度。在典型的奴隸社會中，法律確認奴隸為奴隸主的私有財產，奴隸主對其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可隨意奴役、買賣和殺害。奴隸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任何自由和權利，奴隸的後代也世代為奴。早期的奴隸主要來源於異族戰俘，習俗上禁止本部落成員奴役其他成員。後來，本部落成員中也有被充作奴隸的，常常是作為對無力還債的負債者和判刑服罪者的懲罰。

在古希臘，奴隸的來源有戰俘、債奴、海盜劫持的人口、奴婢所生子女及罪犯等。奴隸在法律上不被當人看待，而等同於財物和工具。奴隸以用於各種物質生產部門為主。有文獻記載，雅典的自由民人數約為9萬，奴隸約為36萬，僅用於洛裏恩銀礦上的國有奴隸就有1 一2萬人，大奴隸主尼西亞斯占有奴隸逾千人。奴隸價格因具體條件而有別，但總的來看是低廉的，比如一名武器作坊的奴隸價格為100—150德拉克馬，購買奴隸的主人，一年間便可從奴隸身上收回其身價的全部或2/3。奴隸主對奴隸有生殺之權，但事實上並不輕殺，因主人不願由此損失一份財產。有些代理主人經營而獲利豐厚的奴隸，還可得到贖身的機會，成為「被釋奴」。眾多從事體力勞動的奴隸常被打上烙印或戴上頸圈，忍辱負重，過着非人的生活。他們經常起來與奴隸主作鬥爭，由怠工、破壞工具和財物、逃亡直到舉行武裝起義。

在古羅馬，社會成員分成公民、外邦人和奴隸等不同的等級，「人格減等」是羅馬法上限製主體權利能力的製度。按這一製度，只有同時具備自由權、公民權和家族權的自然人，才是一個具有完全權利能力的主體，即具有完全人格。三種身分權中有一種或兩種喪失或發生變化，便成為人格不完全的人。羅馬公民享有市民法規定的一切權利，主要有公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和私權（結婚權、財產權、遺囑能力、訴權等）兩部分。在法律上奴隸不是自由人，不享有自由權，被視為財產，為權利客體。奴隸主可以任意役使、買賣和懲處奴隸，包括殺死。進入帝國時期，儘管奴隸不斷進行反抗鬥爭，法律中也有某些禁止虐待奴隸的規定，但奴隸的無權地位並未改變。

中世紀農奴的法律地位非常低下，領主擁有對農奴近乎的無限權力，法律只保護農奴的生命權和不受肢體傷害的權利，領主有權毆打和監禁自己的農奴，法律規定農奴還可以被當作商品一樣買賣，雖然中世紀並不存在農奴買賣市場，但是確實存在農奴由於份地的轉讓而更換領主的現象。

雖然農奴的法律地位十分低下，但中世紀實際生活中的農奴並沒有法律規定的那麼悲慘：與奴隸不同，他們能夠訂立合法的婚約；可以衣食自給；對房屋、土地和財物享有某些權利。然而作為領主的「動產」，農奴當然不能享有與人身聯繫密切的自由遷徙權、財產權、婚姻權和繼承權，農奴的人身受到領主直接嚴密的控製。他們被束縛於土地之上，即未經主人的許可不能離開土地，當土地轉移時隨土地一道轉移；他們須在領主的領地上從事繁重的勞役；須對自己持有的土地向領主以實物和貨幣繳納各種捐稅；使用和處分土地的權利受到嚴格的限製，當他們死亡時，財產權歸領主所有；嫁娶都要向領主繳納婚姻稅。然而對於領主之外的第三人來說，農奴們卻近似自由。在不考慮領主的情況下，刑法並不區分自由人和農奴，將二者平等對待。農奴可以對第三人表示財產權，如農奴的牲畜就作為他的財產看待。農奴可以和第三人訂立契約並可能產生訴訟糾紛，而通常法律似乎傾向於農奴一邊：如果他和第三者立約，則他被認為是訂立契約的一方，享有權利。而如果他欠債不還則不負償還之責，因為在法理上農奴只是領主的動產，是不能簽訂合同的，農奴可以根據此條抗辯®。

在古代中國，夏、商、西周都是奴隸製時代，奴隸多產生於戰爭，從敵方俘虜的平民成為奴隸，也有因犯罪被貶為奴隸的，有官奴和私屬之分。春秋中期，秦國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變法結束了這個體製，使奴隸獲得了平等的民權地位，但也有論者認為，這只是把農民由私人的奴隸變成了國家的奴隸。漢朝，奴隸的產生主要來源於土地兼併而形成的私屬，另外東漢末年，人民為躲避戰亂，投靠大莊園主，也成為私屬。漢唐時期，在法律上有明確的良賤之分，如部曲（奴隸的一種）毆傷良民要處死，良民打死自己的部曲，部曲有罪不論，部曲無罪只判徒刑且可以用錢贖免。犯叛逆罪的，全家乃至全族要沒為官奴。宋朝以前，長期受僱於人的，其地位低於良民，也是奴隸的一種。宋朝開始，因僱傭關係形成的主僕關係不再視同於良賤關係。但實際上，私屬奴隸的現象大量存在，不過在法律上禁絕了私屬奴隸、也不允許將良民賣為奴隸。元代，由於蒙古族本身實行奴隸製，所以官奴盛行。清初也對漢人實行奴隸製，至雍正年間才廢止奴隸製，清初經濟繁榮，康熙皇帝采低稅負，像明朝一樣賣身為奴者實際上己大幅減少。

中國古代僱傭勞動者的身份，有的是自由的，有的不是。由於中國古代長期處於比較嚴格的封建家長製統治之下，並受奴婢製度的影響，主雇間往往或多或少帶有尊卑關係、主奴關係的痕跡，雙方自願結成的非等級僱傭關係也是如此。生產性僱工有時還需從事一定的服役性勞動，工值常部分地以伙食、衣鞋等實物支付。單身長工的戶籍列於雇主戶下，其行動需由雇主管束。可見，中國古代的僱傭關係，即使是那些不屬於等級僱傭的一般僱傭關係，也往往帶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性和人格不平等性。一般來說，中國古代僱傭勞動者在受僱時是自願的，但長期僱傭關係一旦確立，他們中許多人的法律地位就發生變化。如宋代的「人力」或「女使」，多訂有契約，年滿解僱。法典規定，五年以上長工無過錯而被主殺，主罪減凡人一等；主人過失殺僱工者無罪；不得與主人同居親屬通婚姻；奸主人妻女或主人有服女親，擬罪重於凡人。明代確定一部分僱傭關係為具有人身隸屬關係的等級僱傭關係。《大明律》稱這種僱傭勞動者為「僱工人」，其雇主為「家長」，具體地規定僱工跟雇主同罪而不同罰，處刑輕重也不同；僱工跟雇主有服親屬的法律關係也不平等，法律承認雇主及其服親尊長對僱工人有施加體罰的懲罰權，直至將僱工人責打「邂逅致死」而無罪。僱工人的法律地位比奴婢高些，但明顯地低於凡人，成為一個低下的社會等級。萬曆十六年（1588)規定「立有文券、議有年限」的僱傭勞動者為僱工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不是。清王朝繼承了明王朝有關僱工人法律地位的律文，但多次修改僱工人條件。乾隆五十^一年（1788)改修條例，以主雇間有無主僕名分作為判斷是否僱工人的主要標誌。此後，在實際生活中與雇主無主僕名分的一般僱傭勞動者越來越多。有關僱工人法，直至清亡方被廢除。

2、近現代勞動法和勞工法律意識的產生和發展

勞動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體系，產生於近現代，與產業革命的蓬勃發展及工人運動的日益壯大密切相關。

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着西方各國工人運動的逐步興起，工人階級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工人法規」，頒布縮短工作日的法律；要求増加工資、禁止使用童工、對女工及未成年工給予特殊保護以及實現社會保險等。資產階級政府迫於上述情況，製定了限製工作時間的法規，從而促使了勞動法的產生。1802年英國通過了《學徒健康和道德法》，這就是現代勞動立法的開端。1864年，英國頒布了適用於一切大工業的「工廠法」。1901年英國製定的《工廠和作坊法》，對勞動時間、工資給付日期、地點以及建立以生產額多少為比例的工資製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德國也於1839年頒布了《普魯士工廠礦山條例》。法國於1806年製定了 「工廠法」，1841年又頒布了《童工、未成年工保護法》，1912年最終製定了《勞工法》。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主要的國家大都相繼頒布了勞動法規。從1802年以後的百餘年間，西方國家的勞動法逐漸從民法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勞工運動的持續高漲，西方國家陸續製定了不少勞動法。1918年德國頒布了《工作時間法》，明確規定對產業工人實行8小時工作製，還頒布了《失業救濟法》、《工人保護法》、《集體合同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者的利益，對資本家的權益作了適當的限製。美國在1935年頒布的《國家勞工關係法》（《華格納法》），規定工人有組織工會和工會有代表工人同雇主訂立集體合同的權利。1938年又頒布了《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工人最低工資標準和最高工作時間限額，以及超過時間限額的工資支付辦法。

二戰以後，歐美國家的勞動立法出現倒退的取向，如194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塔夫脫-哈特萊法》，把工會變成一種受政府和法院監督的機構，禁止工會以工會基金用於政治活動;規定要求廢除或改變集體合同，必須在60天前通知對方，在此期間，禁止罷工或關廠，而由聯邦仲裁與調解局進行調解；規定政府有權命令大罷工延期80天舉行，禁止共產黨人擔任工會的職務等。又如1947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保衛共和國勞動自由法》，同樣是壓製工人運動的法律。到20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的勞動立法又出現了新的趨勢，在工人運動和選舉政治的壓力下，各主要國家相繼頒布了一些改善勞動者權益的法律，如法國頒布了關於改善勞動條件、男女同工同酬、限製勞動領域的種族歧視等方面的法律，日本於1976年重新修訂了《勞動標準法》，還製定了關於最低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職業訓練、女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

隨着臺灣勞工運動的興起和臺灣政治轉型，臺灣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勞動法律體系。臺灣勞動法區分為兩大領域，即以《勞動基準法》為核心之個別勞動法以及以《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及《勞動爭議處理法》等勞動三法為核心之集體勞動法。前者的目的是在維持勞工之具有尊嚴的勞動條件，以緩和勞工在契約上不對等的地位以及勞動過程之受支配的從屬狀態；後者之目的則是在此基礎上使勞工能積極地參與勞動條件的決定，藉此促進勞動條件的維持和改善以及回復勞工之人格的自主性。勞工在個別勞動法所受的保護只是一種消極的保障，如同《勞基法》第1條所言，僅止於「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程度，超過法定勞動條件的部分仍任由勞資雙方自由決定，對於勞工在勞動契約上之對等地位的回復仍有其局限性。相形之下，《集體勞動法》所扮演的角色是促使勞工脫離弱勢的狀態，透過集體勞動條件的共同決定，例如工會和雇主的團體協商所締結之團體協約，來回復勞工人格的自主性，才是勞動法真正的目的所在。雖然作為臺灣集體勞動法之核心的勞動三法，早在二戰後不久即具有基本的雛形，但是由於勞資關係受到政治和經濟政策強力介入（所謂國家統合主義的影響），工會的組織和發展以及團體協商製度的形成受到很大的阻礙，甚至工會最重要的對等武器一一爭議行為也受到層層的限製，使得臺灣集體勞動關係的發展一直停滯不前，與其它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較，對於勞工之勞動條件保障和人格回復的狀況落後甚多。《工會法》修法草案在1999年6月1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與新修正的《團體協約法》和《勞資爭議處理法》結合，使臺灣集體勞動法製邁向新的時代®。

20世紀70、80年代，韓國發生了波瀾壯闊的勞工運動，民主轉型以後，韓國現代勞動法律體系也建立起來了。韓國調整勞動就業關係的法律法規的主要淵源為憲法、勞動標準法案及其它法規、個人勞動合同、用人單位內部工作規章和集體勞資協議。

憲法：韓國憲法設立了勞動關係的一些基本原則。第32條規定所有公民「有工作的權利」，且擬立法規定最低薪酬及工作條件「以保障人的尊嚴」。第32條也禁止在勞動和工作條件上的性別歧視。同時，第32條允許對未成年人工作的「特殊保護」和對軍人、警察或因公負傷或犧牲的軍人及警察的家屬提供的「優先」工作機會。
勞動標準法案：規定了用人單位必須向其員工提供的最低工作條件，包括工作小時的最低標準、加班費、休假及其他帶薪假、離職金及其它津貼和福利，適用於在韓國的任何辦公室或「工作場所」持續僱傭5名或5名以上員工（包括外國員工）的任何用人單位。
(3 )規製勞動關係的各種不同方面的其他法規和相關規定：

設立各種最低標準：《最低薪酬法案》、《員工退休金保障法案》、《保護派遣員工法案》、《保護固定期限及兼職員工法案》，及《工業安全與健康法案》。

設立特定強製性僱傭指導方針：《就業安全法案》、《員工職業能力提升法案》、《平等就業機會及工作家庭平衡支援法案》、《促進殘疾人就業與職業康復法案》、《針對對國家有突出貢獻人群的榮譽待遇及支持的相關法案》。

關於強製性社會保險：《國民年金保險法案》、《國民醫療保險法案》、《就業保險法案》、《工傷賠償保險法案》、《工資索賠保障法案》。

(4)關於工會和勞動管理關係：包括工會活動和爭端解決的《工會和勞動關係調整法案》、關於勞動管理委員會和申訴程序的《促進員工參與及協力法案》。這些法律是調整和規製集體勞動關係的，其核心內容是員工可自由組織與用人單位進行集體勞資談判的工會。一般來說，集體勞資協議僅適用於工會成員，因此工會成員和非工會成員的就業條件可能存在差異，但《工會和勞動關係調整法案》規定，如果通常在固定的工作場所從事固定類型的工作或固定的業務的大部分員工都是工會成員且集體勞資協議適用於該等工會成員，則集體勞資協議將同樣適用於在固定的工作場所從事固定類型的工作或固定的業務的非工會員工。如一般勞動規則包含條件低於集體勞資協議中相同內容的條款，則集體勞資協議將優先適用於被集體勞資協議涵蓋的任何員工®。

回顧19、20世紀各國勞動法治（包括勞動立法、勞動執法、勞動司法、勞動法律監督、勞動法律文化）的歷史，我們會非常清晰地看到，勞工階級意識、勞工法律意識和整個勞工運動的發展，是推動勞動法治的主要力量。在勞、資、社、政四方格局和關繫結構中，一般而言，因為在市場經濟相當長的發展階段，勞動者雖然總量最大，但由於分散無序，不能成為有組織的和現實的力量，處於社會底層和弱勢狀態，其他三方相對處於強勢和優勢的地位，成為體製內既得利益者，沒有多少動力推動力量均衡、公平正義的勞動法治的進步，倒是具有強烈的把勞動者永遠壓在地板上的衝動，因此，勞動者就成為改變既有格局和秩序的發動機和自變量，相對而言，資本、社會、政府成為應對的方面，成為因變量。19世紀的勞工運動催生和推動了第一波勞動立法，20世紀一戰以後的勞工運動推動了第二波勞動立法，二戰以後的勞工運動推動了第三波勞動立法。正是勞工法律意識的不斷増強、勞工集體和階級力量的不斷増強，並通過選舉和勞工政黨的參政執政，才把勞工的利益、意誌和願望，體現在國家的法律和政府政策之中。

3、中國的勞動立法和勞工法律意識的覺醒

中國的勞動立法，出現於20世紀初期。中華民國時期，北洋政府農商部於1923年3月29日公布了《暫行工廠規則》，內容包括最低的受僱年齡、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對童工和女工工作的限製，以及工資福利、補習教育等規定。國民黨政府則沿襲清末《民法草案》的做法，把勞動關係作為僱傭關係載入1929〜1931年的民法中；1929年10月頒布的《工會法》，受軍政一訓政一憲政思想的指導和實際上的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控製，在很大程度上是限製與剝奪工人民主自由的法律。

1931年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抗日戰爭時期，各邊區政府也曾公布過許多勞動法令，如晉冀魯豫邊區1941年11月1日就曾公布過《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1948年8月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決議》，對解放區的勞動問題提出了全面的、相當詳盡的建議，對調整勞動關係提出了基本原則。各個解放區的人民政府，也曾先後頒布過不少勞動法規。

1949年的《共同綱領》，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勞動立法原則。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同年，勞動部公布《關於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定》，1951年2月，政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1953年1月經修正後重新公布），1952年8月，政務院發布《關於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1954年7月，政務院公布《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1956年6月，國務院公布《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1956年國務院公布《工廠安全衛生規程》、《建築安裝工程安全技術規程》和《工人職員傷亡事故報告規程》。1958年，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工人、職員退休處理的暫行規定》等4項重要規定。1966〜1976年，勞動立法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1978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原則上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安置老弱病殘幹部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同年5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實行獎勵和計件工資製度的通知》。1982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礦山安全條例》、《礦山安全監察條例》、《鍋爐壓力容器安全監察暫行條例》等3項法律文件。1982年4月，國務院發布了《企業職工獎懲條例》。1986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製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1986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1987年7月，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暫行規定》，同年勞動部發出了《關于禁止招用童工的通知》。1988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92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1992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1993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1994年2月，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這些勞動法規在調整勞動關係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1956年，中國曾起草《勞動法》，由於歷史原因，中途夭折。1979年第二次起草《勞動法》，1983年7月曾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草案》，但因很多問題難以妥善解決，未提交全國人大審議。90年代初期第三次起草《勞動法》，1994年7月5日經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標誌中國勞動法製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勞動法》共13章107條，包括總則；就業促進；勞動合同和集體合同；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衛生；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職業培訓；社會保險和福利；勞動爭議;監督檢查；法律責任；附則。《勞動法》是中國的基本法，為勞動法製建設奠定了基礎。2007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審議通過，並於2008年1月1日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被俗稱為新「勞動法」。新「勞動法」對勞動合同製度做了進一步完善。

在中國，勞動法治的曲折發展，本質上也受製於勞工法律意識和勞工力量的發展。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的勞動立法，受到勞工運動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以代表工農利益為己任的共產黨，在江西蘇維埃時期、抗爭時期和國共內戰時期，也製定了明顯傾斜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勞動法令。倒是在1949年以後，隨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勞動立法反而處於一種內在分裂和長期停滯狀態，以至於從1956年就開始起草的勞動法（統一的勞動法典），直到1994年才得以製定並與1995年開始實施。所謂內在分裂是指，一方面在國家意識形態和憲法層面，勞動者成為國家的主人，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成為國家政權的基礎，另一方面，每一個工人、農民、普通知識分子，實際上卻沒有自由遷徙權、自由擇業權、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收入分配權等等公民權利和勞動權利，國家把這一切拿走以後，反過頭來以恩主、家長的權威返還給勞動者得以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需要的生存資料，在這樣一種政經體製下，實際上失去了勞動立法的基本前提，那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資關係或勞雇關係的存在，勞動者是不可能與自己法律上的總代表即國家政權進行討價還價和集體談判的，是不可能自由結社成立工會的，是不可能行使罷工權的，這就是為什麼1949年以後長達45年間不可能產生一部統一的勞動法典的根本原因。

只是隨着國家所有製向多種所有製並存、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才從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與主觀上勞動者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的甦醒兩個方面，使勞動立法真正得以啟動。過去，勞動者面對國家這個唯一的雇主，是很難有個體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的，現在，勞動者面對的是一個一個企業和老闆，一個一個活生生的並且並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資本家或經營管理者，權利需求和權利意識立馬就甦醒了，並且要求得到法律的確認和保護。

1994年勞動法的製定，勞工法律意識的直接影響還不明顯，那部法律基本上是橫向移植了市場經濟國家的勞動法。經過13年的勞動法的宣傳和實施，尤其是現實勞動權益受損的殘酷現實壓力，到2007年製定勞動合同法（新勞動法）時，勞工法律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對於勞動合同法的製定施加了直接的（通過總工會和人大中的工人代表）和間接的（通過輿論）的影響。新勞動法實施六七年之後，遭到了來自部分政府官員、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的猛烈批評，由此也引起勞工界的強烈反應，並且在媒體和網絡上、在立法或修法過程中，發生了兩次激烈的輿論戰。

第一次爭論發生在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於2013—2014年的地方勞動立法過程中。2013年10月1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公布《廣東省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稿）》，向社會各界人士徵求意見。勞工界和企業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小小草工友家園等勞工機構率先提出修改意見，在肯定條例合理之處的同時，也指出條例對勞工的不利之處，比如未成立工會或工會不作為的企業的職工協商代表的產生，過於依賴上級工會，而忽視了職工自行選舉代表的權利；職工方發出邀約、協商過程、勞動部門批准等程序，最長可達100天，如果協商不成再走調解和調停程序，最長可達190天，足以把職工拖垮；關於集體協商期間「職工煽動、組織、挑撥、串聯其他職工擾亂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秩序的，應當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處理」的規定，帶有強烈的政治和道德色彩，對勞工維權構成極大的威脅，而企業方面拒絕或者無正當理由故意拖延集體協商進程、拒絕與職工進行集體協商、拒絕提供集體協商所需材料或提供虛假材料、違法變更或者解除職工方的勞動合同、拒絕執行集體協商調解書等違法行為，卻不必承擔具體的法律責任。

與此同時，香港六大商會也向廣東省立法機關表達了強烈的反對：《草案》規定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職工或職工代表大會代表要求，在不需說明理由的基礎上，便可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體假、勞動安全衛生、職業培訓以及社會保險與福利等事項與企業進行集體協商；企業一方無論己如何執行國家在工資福利以及勞動保護方面的政策法規，都必須在30天內與職工進行集體協商並簽訂集體合同。這是用法律來支持和鼓勵職工超出現行政策範圍、不受現行法律約束地向企業提出工資福利方面的各種要求，用群體的壓力迫使企業就範。《草案》的實行將會損害受法律保護的投資者私有產權和企業經營自主權，將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運作，將進一步令員工陷入對増加收入的盲目追求中，導致企業內部產生新的收入分配矛盾，直接削弱企業一向行之有效的獎賞激勵機製的作用，令企業難以帶動職工積極性和效率，嚴重影響生產力和競爭力。

之後，香港7大勞工團體、內地19家勞工機構奮起駁斥了六大商會。

經過勞資雙方幾個回合的辯論之後，9月1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修改二稿徵求意見稿）》，再次向社會各界公開徵求意見，之後很快於9月25日通過並頒布了《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人們發現，這個正式公布的條例與第二稿沒有什麼區別。這個條例遭到勞工界的一致反對，因為第一稿中有利於勞工的條款（關於工人協商代表的產生，關於集體協商的時限和周期，關於法律責任，關於罷工權），大都被刪除或嚴重弱化了。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2016年前後全國人大啟動修改勞動合同法的過程中。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2015年4月24日「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講壇」上講話，認為中國在未來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會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第一是老齡化，65歲以上人口的占比2011年是8.1%，2014年是10.1%，這個比例超過10%就意味着進入老齡化社會；第二是勞動階段的人口，即16—59歲階段的人口，開始淨減少，從2012年開始減少了 300萬，以後還會減少；第三，特別是2007年開始，工資陡然上升，工資増長高於勞動生產率増長，2008年1月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是很有弊端的，它的弊端主要在於降低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職工可以炒雇主，但雇主不能解僱職工，很多投資人離開中國也是這個原因，推行企業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是可怕的，歐洲就是這個

問題造成了勞動力市場僵化。

他的這些觀點引起極大的爭議，人社部長尹蔚民為之站臺背書，經濟學界為他叫好，而勞工界理所當然表示反對。這個樓部長，意猶未盡，又在2016年第一期《求是》雜誌發表的名為《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於改革》的文章中稱，要深化社保製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製度，建立合理分擔、可持續的醫保籌資機製，研宄實行職工醫保退休人員繳費政策，建立與籌資水平相適應的醫保待遇調整機製。他再次引來網民萬炮齊轟。如果說他在清華大學的講話是拿現職勞動者開刀的話，這次居然進一步拿退休勞動者開刀了。

東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小梅對媒體表示，應修改勞動合同法，取消經濟補償金製度，從而幫助企業減負減稅，真正減掉一些不該有的束縛；她認為經濟補償金製度加重企業負擔，不利於企業轉型發展，經濟補償己經成為誘發勞資雙方矛盾的不和諧因素。這個統戰部長的確與資方很好統合起來了，不僅勇於挑戰中國勞動法律，而且勇於挑戰市場經濟條件下因資方原因而解除勞動合同時必須支付給勞動者經濟補償金或「資遣費」的國際慣例。

經濟學界批判勞動合同法的人就更多了。早在2007年，張五常就明確稱這個法律是維護懶人，會把經濟搞垮，硬性規定勞工合約是干預市場運作；2008年勞動合同法甫一頒布，他就說應當取締；2012年稱該法一團糟，是政府給錢讓工人告老闆，東莞監管最嚴沒人敢去投資；2013年稱該法是對中國經濟最大的禍害，否決了市場選擇合約的自由；2014年稱該法的管製措施，導致把很多工廠做死了； 2016年新年伊始，他還在說勞動合同法是未富先嬌，應當取締，或者由共產黨直接拆除，或者政府默許企業退出法定勞動合同，改為私定合約，就像90年代那樣，完全不理合約，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什麼最低工資、勞動法，都沒有。那時候合約自由，隨時可以做，隨時可以不做，奇蹟就出現了。就是這樣子！經濟増長理論就是這麼簡單！

勞動法專家董保華居然總結出勞動合同法的十大失衡：（1)嚴格限製用人單位解僱權利與過度放任勞動者辭職自由的失衡；（2)全面靜態書面化的法律要求與用人單位動態調整的失衡；（3)標準勞動關係與非標準勞動關係的失衡；（4)勞動力成本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的失衡；（5)勞動關係調整中經營成本與摩擦成本的失衡；（6)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爭議解決成本的失衡；（7)用人單位照顧義務與勞動者忠誠義務的失衡；（8)勞動者獎勤與懲懶的失衡；（9)法律保護一刀切與分層分類適用的失衡；（10)剛性調整與彈性引導的失衡。他居然認為，勞動合同法一方面誘使部分勞動者違反誠信原則故意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等碰瓷現象的大量發生，另一方面，也構成群體矛盾的主要導火索，導致2008年以後群體性矛盾大幅上升。在涉及企業搬遷、關停並轉遷的過程中，勞動者通過形成群體性壓力，爭取高額補償金；企業面對集體上訪，集體停工，往往只能讓步。根據東莞市統計，2014年因經濟補償金、賠償金引發的勞資群體性事件占到22.4%。在董保華作為主講人的2016年5月6日天則雙周論壇上，與會的勞工學者常凱、王江松、陳步雷等人對這些觀點進行了系統的反駁。

通過對勞工群體的調查研宄，勞工學者集中表達了當下中國勞工的主要法律意識和訴求：

第一，勞動關係領域存在者普遍而嚴重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宄、司法不公的現象，一方面企業方面因為違法成本很低而置勞動法律於不顧，不簽勞動合同、拖欠工資、大大超過法定加班時間、剋扣加班費和高溫補貼、不繳或少繳五險一金、任意解除勞動合同且不支付經濟補償等等，到處都是；另一方面，勞動者因為維權成本（包括經濟成本、法律成本、時間成本、心理成本等等）太高，往往被迫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

第二，就現行勞動合同法本身而言，對勞動者並不存在過度保護的問題，企業經營成本最大的部分不是勞動力成本，而是土地成本、資金成本、物流成本、能源成本、稅收成本和權力尋租成本，這些成本都遠遠高於市場經濟國家，正是這些成本的製約才使得中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優勢，相反，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僅占發達國家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是典型的廉價勞動力，這使得數億農民工不能把家安在生活費用極高的打工所在地，使得勞動力的再生產以拆分式的、家庭破碎的方式進行，這比歐美國家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還不如，更不用說農民工所遇到的社會歧視和文化歧視了。

第三，最為重要的是，現行勞動合同法缺乏對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的明確承認和保護，這使得工人不可能組織起來，通過談判和罷工等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去與資方進行討價還價和利益博弈，雖然其中也有集體合同一章，但都是一些抽象的、大而無當的規定，沒有完整的集體談判製度供給和實施細則，沒有法律責任，沒有可執行性和強製性，結果是，集體協商製度變成了工會的自娛自樂和數據統計遊戲，而工會本身也沒有依法履行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職責，絕大多數企業工會被國企的經營管理層和私企、外企的資方所操控的「老闆工會」，一旦工人發起罷工、集體上訪和請願，地方政府就立即作為維穩事件，派遣警力予以強製性處置，甚至對工人代表予以刑事懲處。因此，中國勞動立法最短缺的就是集體勞動關係法或集體合同法。

三、勞工法律意識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1、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簽訂勞動合同的情況

勞動合同時間人數百分比（％)
1-2年18522.90
2-5年16019.80
5年以上749.16
無固定期限22427.72
沒有簽合同16520.42
合計808100.00
由此表可知，簽訂勞動合同情況不容樂觀，除20.4%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外，42.77%只簽訂短期合同，只有38.84簽訂了長期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並且這一部分相對集中在國企: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企業類型
勞動合同時間國企民企
1-2年10.5%29.5%
2-5年18.3%25.1%
5年以上15.3%7.7%
無固定期限47.1%23.4%
沒有簽合同8.8%14.3%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簽訂勞動合同情況由好到差依次為60後、70後、80後、90後。90後固然因為工齡短，簽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沒簽合同的比例達到15.6%:

不同年齡職工與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勞動合同時間年齡
90後80後70後60後
1-2年32.0%25.8%15.8%13.8%
2-5年29.9%27.5%18.6%6.9%
5年以上8.2%10.6%9.3%12.3%
無固定期限14.3%26.2%41.5%55.4%
沒有簽合同15.6%9.9%14.8%11.5%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戶口看，當然是農民工最差，居民戶口好一些，城市戶口更好一些:

不同戶口職工與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戶口類型
勞動合同時間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1-2年31.2%14.6%11.1%0.0%
2-5年28.5%17.8%16.4%40.0%
5年以上6.4%12.8%15.8%0.0%
無固定期限19.2%45.7%45.0%60.0%
沒有簽合同14.7%9.1%11.7%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學歷看，基本上呈現出學歷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關係:

不同學歷職工與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勞動合同時間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1-2年27.2%26.3%15.5%10.6%22.2%
2-5年24.6%20.5%16.1%38.8%22.2%
5年以上5.7%10.6%14.9%12.9%22.2%
無固定期限22.4%32.1%43.7%35.3%33.3%
沒有簽合同20.2%10.6%9.8%2.4%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組長好一些，班組長以上更好一些:

不同崗位職工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勞動合同時間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1-2年26.5%15.9%16.9%9.6%
2-5年21.6%31.7%25.0%19.2%
5年以上8.9%19.0%12.5%13.5%
無固定期限28.9%30.2%38.8%44.2%
沒有簽合同14.1%3.2%6.9%13.5%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工資收入看，也呈現出工資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勞動合同時間~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綜合分析：勞動合同是企業管理的重要依據，也是發生勞動糾紛時訴諸仲裁和訴訟的重要依據，從本次調查看，多達20.4%的工人沒有獲得勞動合同，且多為農民工（初高中、農業戶口、普通工人）。原因固然主要在於企業規避簽訂勞動合同，這也表明相當多的工人的勞動合同意識不夠強。

2、執行勞動合同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人數百分比（％)
很好13216.32
較好15318.91
一般26132.26
不太好8610.63
很不好779.52
不知道10012.36
合計809100.00
簽訂勞動合同只是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第一步，關鍵還要看執行情況如何。認為執行情況很好和較好的占35%，認為一般地占32%,認為不太好和很不好的占20%,回答不知道的占12%以上。可見勞動合同作為最低勞動標準的執行情況是很不理想的，其中國企明顯好於民企：

不同類型企業履行勞動合同情況

 企業類型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國企民企
很好25.8%22.3%
較好31.2%16.6%
一般24.2%36.7%
不太好4.4%9.4%
很不好7.4%8.0%
不知道7.0%7.0%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合同執行情況呈現出60後、70後、80後、90後由好到差的分布:

不同年齡職工所在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很好24.5%21.9%20.0%34.6%
較好19.7%18.6%25.4%24.6%
一般29.3%40.5%25.9%23.8%
不太好7.5%8.2%9.7%3.8%
很不好8.8%6.5%9.2%6.9%
不知道10.2%4.2%9.7%6.2%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學歷看，從初中及以下到本科學歷工人，明顯表現出由低到高的滿意度。研宄生的情況較為特殊，其滿意度高於初高中低於大專本科，而其不滿意度高居榜首，達33.3%。

不同學歷職工所在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的情況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好20.7%22.0%27.1%29.1%33.3%
較好15.5%20.0%29.4%33.7%11.1%
一般34.9%34.6%27.1%30.2%22.2%
不太好10.3%9.2%2.3%3.5%22.2%
很不好9.5%8.1%6.8%1.2%11.1%
不知道9.1%6.1%7.3%2.3%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戶口看，農村戶口不如居民戶口，居民戶口不如城市戶口:

不同戶口職工所在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戶口類型
執行勞動合同的情況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很好21.7%27.4%26.2%0.0%
較好19.1%25.6%23.3%60.0%
一般34.2%29.7%28.5%20.0%
不太好8.4%8.2%5.2%0.0%
很不好9.1%5.5%7.0%0.0%
不知道7.6%3.7%9.9%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崗位和地位看，將滿意度與不滿意度綜合計算，對勞動合同履行情況呈現出普通工人一班組長一初中及技術人員一車間科室負責人由低到高的評價：

不同崗位職工所在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的情況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很好20.8%28.6%28.0%33.3%
較好19.4%27.0%23.8%35.3%
一般33.1%27.0%34.8%17.6%
不太好8.1%7.9%6.7%5.9%
很不好9.9%7.9%2.4%5.9%
不知道8.5%1.6%4.3%2.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工資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認為合同執行情況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評價就越高一些：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所在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的情況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執行勞動合同的情況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很好10.0%15.6%24.8%24.7%50.0%50.0%
較好15.0%15.0%21.8%29.1%12.5%8.3%
一般35.0%31.7%32.8%32.4%29.2%33.3%
不太好5.0%10.8%8.9%4.9%0.0%8.3%
很不好15.0%19.8%5.5%2.4%4.2%0.0%
不知道20.0%7.2%6.1%6.5%4.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總的來講，占比最大的底層勞工即農民工，不僅勞動合同簽訂率相對最低，而且勞動合同執行情況也相對不好，這無疑使他們的經濟狀況猶如雪上加霜。要改變這種情況，當然有賴於工人的勞動合同意識的強化並採取有力的維權行動。

3、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人數百分比（％)
建立了14117.52
沒建立33040.99
不知道33441.49
合計805100.00
勞動合同是勞工個人與企業簽訂的，集體合同則是勞工通過工會與企業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以及其他事項進行集體協商而簽訂的，由於加上了勞工團結和組織，大大増強了勞方討價還價的力量，從而反過來提高個別勞動合同的標準和水平，因而工資集體協商成為市場經濟下主要的勞動力議價和定價機製。我們國家剛剛開始，從上述調查數據來看，只有17%的工人確認本企業建立了集體協商製度，40%以上的人認為沒有建立，還有超過41%的人表示不知道，可見，即使很多企業搞了一個形式上的集體協商，工人並沒有參與其中。其中國有企業稍稍好於民辦企業：

不同企業類型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企業類型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國企民企
建立了24.9%25.3%
沒建立27.9%38.4%
不知道47.2%36.3%
合計100.0%100.0%
下面是處於不同年齡、戶籍、學歷、崗位和地位、收入水平的工人，對本企業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的知曉程度：

不同年齡職工所在單位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年齡
工資集體協商製度90後80後70後60後
建立了29.9%20.5%23.1%30.7%
沒建立29.2%38.9%32.3%34.6%
不知道40.9%40.6%44.6%34.6%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戶口職工所在單位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戶口類型
工資集體協商製度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建立了26.6%19.6%27.8%60.0%
沒建立34.8%34.1%33.1%40.0%
不知道38.6%46.3%39.1%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學歷職工所在單位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工資集體協商製度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建立了29.1%23.4%24.7%19.5%44.4%
沒建立36.8%39.9%25.9%26.8%55.6%
不知道34.1%36.7%49.4%53.7%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不同崗位職工所在單位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工資集體協商製度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建立了25.4%29.5%21.3%40.0%
沒建立33.4%37.7%32.3%40.0%
不知道41.2%32.8%46.5%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所在單位是否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工資集體協商製度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元及以上
建立了16.7%19.3%29.5%22.9%34.8%45.5%
沒建立33.3%41.0%34.3%31.3%34.8%36.4%
不知道50.0%39.8%36.2%45.8%30.4%18.2%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從這些數據中，看不出來不同工人對集體協商的認知和態度有明顯的區別，不像工資、工資發放、簽訂和執行勞動合同等方面呈現出帶有規律性的差別，原因在於，集體協商是個新鮮事物，工人們還不熟悉，即使企業建立了，也是形式上的。這表明，中國的勞動關係，還處在以個別勞動關係為主體的階段，還沒有進入以集體勞動關係為主體的階段。

4、勞資糾紛處理方式

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勞工選擇的處理方式的排序是：①當面找企業領導說理®向地方政府或上級工會反映③請仲裁機構幫助④找企業工會幫助⑤聯合工友集體上訪⑥請老鄉、朋友幫忙©組織員工罷工⑧採取激烈行動（如威脅、自殺）：

①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當面找企業領導說理44258.31
其他31641.67
 758100.00
②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向地方政府或上級工會反映21430.40
其他48969.60
 704100.00
③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請仲裁機構幫助21029.75
其他49670.25
 706100.00
④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找企業工會幫助21829.18
其他52970.82
 747100.00
⑤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聯合工友集體上訪11716.64
其他58683.36
 703100.00
⑥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請老鄉、朋友幫忙9213.33
其他59886.67
 690100.00
⑦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組織員工罷工7711.16
其他61388.84
 690100.00
⑧和企業發生矛盾和糾紛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採取激烈行動（如威脅、自殺）172.49
其他66797.5 1
 684100.00
對相似問題的回答是:

勞動者如何處理企業的不公正對待

處理辦法人數百分比（％)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3817.27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637.88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45757.20
離開，另謀出路12916.15
其他121.50
合計799100.00
勞動者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徑

處理辦法人數百分比（％)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526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權益34644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18924
找熟人幫忙425
司法途徑14518
其他111.
合計785100
從以上數據分析，願意選擇依法維護自己權益的工人占絕大部分，採取極端行為的只占極少數。在合法方式中，又可以分成兩種情況，一是以個人的方式去找企業資方和管理層、政府和上級工會、仲裁機構、企業工會這種體製渠道解決問題，另一種是通過組織起來聯合上訪、請願、集體談判和罷工等集體行動（這是主流體製外的自力、自主救濟方式）解決問題，選擇前者的明顯多於選擇後者的，這是因為集體上訪、集體談判和集體罷工，一則沒有完全合法化，面臨法律風險，需要更高程度和更高層次的法律保護，另一方面，需要勞動者有更高的法律意識和團結組織能力，而這兩者目前都是欠缺的。

5、對工會的態度

勞動者對所在工會的滿意度

滿意度人數百分比（％)累計百分比（％)
很滿意589.549.54
比較滿意14123.1932.73
一般19331.7464.47
不太滿意9715.9580.43
很不滿意11919.57100.00
合計608100 
其中國企工人的滿意度高於民企:

不同類型企業職工對所在單位工會的滿意程度

 企業類型
滿意程度國企民企
很滿意8.1%6.5%
比較滿意29.3%13.3%
一般33.0%44.9%
不太滿意14.1%21.7%
很不滿意15.5%13.6%
合計100.0%100.0%
勞動者認為工會作用不大的原因

原因人數百分比（％)
受資方和企業行政控製30941.
工會領導人素質不高739.
工人們自己的組織能力與對工會的控製力太弱17723.
受到某些不合理的政治體製的束縛16121.
其他222.
合計743100
35%以上的工人對所在工會表示不滿意，31%以上的工人表示「一般』』，只有不到32%的工人表示滿意，這說明工會離工人權益代表者和維護者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對於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高達41%的工人認為是資方和企業行政管理控製了工會，俗稱「老闆工會」，有21%的工人認識到不合理的政治體製束縛了工會發揮作用，這說明工人看到了中國工會的癥結所在。令人意外的是，只有9%的工人把責任歸咎於工會幹部，而有23%的工人反省和檢討了自己的問題，認為工人們自己的組織能力和對工會的控製力太弱了。這應該說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正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才會產生解決問題的追求和努力。

6、對政府和法院維護勞工權益的滿意度

勞動者對地方政府和法院處理勞資爭議的滿意度

滿意度人數百分比（％)
很滿意395.21
比較滿意9712.95
一般35947.93
不太滿意14118.83
很不滿意11315.09
合計749100
表示不滿意的工人多出表示滿意的工人近15個百分點，再加上表示「一般」（在漢語中也就是「馬馬虎虎」、「差強人意」的意思）的工人高達48%，說明工人對政府和法院維護工人權益總體上是不太滿意的（即使只把表示「一般」的拿出一半歸入表示不滿者之列，不滿意者也將近60%)，其中民企工人的不滿意度高於國企工人：

不同類型企業職工對所在地區法院處理勞資爭議的滿意程度

 企業類型
滿意程度國企民企
很滿意4.5%14.6%
比較滿意18.6%9.4%
一般56.0%42.6%
不太滿意12.0%20.7%
很不滿意8.9%12.7%
合計100.0%100.0%
大學生鄭穎等人對湖北省仙桃市某鎮農民工做了一次調查，在調查報告中寫道：農民工的維權意識増強，但法律知識欠缺。通過與農民工直接對話和調查，自我評價為具有一點維權意識的占92.9%，維權意識很高的占3.5%，仍有3.6%的人維權意識很差，在維權受到傷害時，有83%的人想到維權，用人單位從不拖欠工資的占97.7%，交納保險的占75.6%，但沒有交或不清楚情況的仍占24.4%，對於高溫補貼賠付，沒有或者不清楚的占55.6%。農民工文化程度偏低，維權意識比較淡薄，農民工的法律觀念和維權意識雖有一定増強，但由於其文化層次較低，處於弱勢的農民工為了保住飯碗，對於用人單位拒簽勞動合同，也是聽之任之，有些農民工為了保證就業，或者隨時跳槽，也不願意簽訂勞動合同。因此，一旦發生侵權事件，農民工自身證據缺乏，加之取證困難，導致其合法權益難以受到法律保護，不利於維權工作開展。相當多農民工對參加社會保險熟悉不足，只註重眼前經濟收入，不願花「小錢」購買保障長遠利益的綜合社會保險。勞動者對人身安全和防範措施普遍看重，在遭受侵害後，也知道要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但在具體維權法律程序和方式上卻陷入茫然，甚至不得己而放棄®。

四、中國勞工法律意識的發展趨勢

整個中國社會，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國的勞動關係，必定會朝着法治的方向邁進，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勞工的法律意識，會越來越普及，越來越加強，越來越提高。這種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1、勞工法律意識將從少數先進工人蔓延和傳播到絕大多數工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場經濟己經不可逆轉，重返計劃經濟己經不可能了。在計劃經濟製度下，勞動者的利益是通過國家行政權力直接加以低水平保障的（對於工人），或者是通過國家暴力直接加以剝奪的（對於農民）。在市場經濟下，勞動者的人身獲得解放，農民從土地和公社製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可以到城市和市場經濟中去就業和創業，而工人也不能直接依賴同時也服從於國家，必須並且可以到市場經濟中去尋找發展機會，這樣一來，勞動者的個體權利需求和意識就必然高漲起來，並且必然要求得到法律的保障。在勞動者逐步獲得解放的同時，所有者、投資者、經營管理者作為一個新興的階級或階層也出現了，他們的財產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等等也要求得到法律的保護，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勞動者權益與所有者、經營管理者權益處於一定程度的矛盾以至對立的狀態，國家（包括立法、行政、司法）面對這樣一種包含着內在矛盾的新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不能夠僅僅代表哪一方打壓另一方，也不能僅僅代表自己同時打壓勞資雙方，而只能通過為勞資雙方創造一個平等、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來協調和解決它們之間的矛盾。首先，在立法環節，立法機關要同時吸收、接納、承認、協調勞資雙方的意見、願望和要求，使雙方的權利和利益得到平等的保護；其次，在執法或政府行政環節，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要按照法律的規定，製定相關產業政策和勞工政策，處理勞資雙方的衝突，糾正勞資雙方可能出現的違法行為；第三，在司法環節，要公開、公平、公正地審理勞資糾紛案件，接受公眾與新聞輿論的監督。這個就叫做勞動關係、勞資關係的法治化。如果不能實現勞動法治（A)的話，就只能選擇B、C兩種途徑了： B.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叢林市場經濟、叢林政治和叢林社會；C.高度集中和壟斷的國家權力對勞資雙方和整個社會實行嚴厲管控。這兩者都顯然不是我中華民族的福祉，而是遠離世界文明康莊大道的邪路，並且將把吾國吾族引向萬劫不復之中。

作為中國人數最多的階級或人群，中國的勞工當然應該主動積極地加入到法治的進程中去。勞工階級不發出自己宏大的聲音，國家的勞動立法就很可能會偏袒資方而不利於勞方，這從本章前面介紹的最近兩輪立法或修法博弈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來：資方可以通過自己的商會，通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官員，通過經濟學家、法學家、新聞媒體等等，表達訴求，向立法部門施加壓力，勞方在所有這些方面都不占優勢，怎麼辦呢？ 一是要通過自媒體和網絡社交媒體放大自己的聲音，影響到主流媒體、學術界、政界，讓他們不能忽視數億勞工的巨大存在；二是要加快勞工的團結和組織程度，以集體行動的方式發出自己的聲音，把自己的法律訴求和意願反映到國家的立法、執法和司法進程中去。

2、由個體勞工法律意識向集體勞工法律意識的提升

如果說前一個趨勢只是勞工法律意識的量的擴大，這一個趨勢就是勞工法律意識的質的提高。縱觀世界勞動關係、勞資關係發展的歷史，大體上經歷了個體勞動關係向集體勞動關係（也叫產業關係）兩個基本的階段。在第一階段，勞動者作為個人與企業建立勞動關係，爭取自己在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等方面的待遇，然而，由於孤獨的勞工個體相對於有組織的資本和企業管理體系的弱勢經濟地位和相應的弱勢政治地位，勞工的法律地位也是弱勢的，一是國家法律體系是傾斜於保護資方的，二是即使國家立法中有許多保護勞工權益的條款，但在執法和司法過程中，這些條款也經常難以兌現。結果是勞工階級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爆發了激烈的、無序的破壞工廠、武裝起義、革命運動等暴力反抗，遭到鎮壓以後，勞工階級轉而要求相對溫和的、在法治框架內能夠和平行使的集體性勞動權利，即組織起來與資方進行合法博弈的權利。於是，在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立法開始承認了以「勞工三權」（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為核心的集體勞權。

只有勞工三權才為結構性地、全面地解決勞資矛盾和勞資衝突搭建了一個製度平臺和法律框架，才基本實現了勞動關係的法治，並進一步為勞工階級追求更高的經濟、政治、社會目標奠定了基礎。在追求、實現和運行勞工三權的過程中，揚棄了、包含了個體勞工法律意識的集體勞工法律意識，或者說勞工集體法律意識，既是勞工三權得以確立的推動因素，也是勞工三權得以運行的內在構成因素，只有所有的勞工，都充分意識到自己自由結社、團結組織的權利，充分意識到依照法律程序與資方進行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集體抗爭、集體行動、集體談判的權利，並且以此指導自己的行動，才能避免劇烈的階級戰爭和社會動盪，才能實現產業和平，才能建立一種越來越公平正義的勞資關係。

經濟意識

一、何謂勞工經濟意識

所謂勞工經濟意識，簡要言之，就是勞工對客觀的經濟製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與對自身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經濟前途的看法，包括認知、評價和願景幾個方面。展開而論：

1、 勞工對經濟製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的認知、評價和願景

經濟，是物質資料的生產、流通、交換和分配過程，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的基礎，是社會結構的底層或底盤，馬克思稱之為「經濟基礎」。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可以三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也可以四分為經濟、政治、社交、文化，對大多數人來說，經濟仍然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以至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稱之為「經濟人」乃至「經濟動物」。勞工作為經濟生活主體，一定會自覺不自覺地形成對處身其中的經濟世界和經濟體系的基本認知，這些認知或者來自口耳相傳，或者來自學校教育，或者來自自身體驗，比如，什麼是公有製、什麼是私有製，什麼是計劃經濟、什麼是市場經濟，什麼是勞動、什麼是資本，什麼是工資、什麼是利潤等等。

在形成對經濟事實的認知的同時和基礎上，勞工會對這些經濟事實作出評價：哪些事實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哪些事實是或然的和可以避免的，哪些事實是正常的、公正的因而是可以保留和繼承的，哪些事實是不正常、不公正的因而是應該改變的。進一步，勞工會提出自己對經濟製度、經濟關係、經濟發展趨勢的要求和願景，乃至理想和藍圖。

2、 勞工對自身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經濟前景的認知、評價和願景

如果前面說的是勞工對整個經濟世界、經濟環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趨勢的看法，可以稱之為勞工的宏觀經濟意識的話，此處說的是勞工個人對自己在這個經濟世界、經濟環境、經濟結構、經濟發展趨勢中的地位、價值和前途的看法，可以稱之為勞工的微觀經濟意識，同樣也包括對個人經濟狀況和經濟地位的認知、對個人經濟價值和作用的評價以及對個人經濟前途的願景和追求。認知可能是客觀真實的也可能是主觀虛幻的，可能是清晰的也可能是模煳的；評價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是恰當的也可能是過高或者過低的；願景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能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也可能是烏托邦幻想。

由於教育與輿論的誤導、知識結構的陳舊、思維方式的固化等等原因，勞工既有可能形成對整個宏觀經濟世界的不正確的看法，也有可能形成對自己微觀的經濟世界的不正確的看法，從而做出錯誤的行為選擇，其中最經常發生的有兩種，一是消極忍受、悲觀認命、無所作為、苟且偷生；二是認同以權力和資本為主導的遊戲規則，不擇手段地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

3、 勞工的集體（階級）經濟意識與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的關係

勞工具有二重性：作為階級成員而存在和發展與作為個人而存在和發展。通常，對宏觀的經濟結構、經濟關係和階級結構的看法更有助於勞工的階級意識的形成，而對微觀的經濟地位、經濟價值和經濟前途的看法更有助於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的形成，以至於會產生階級存在與個人意識的背反現象：一些勞工會產生某種官僚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意識，因為這更有利於他們短期利益的最大化。當然，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並不是固化的，階級成員在不同階級之間的流動也是正常的，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和公民，有權選擇自己的階級歸屬，一些工人白手起家、創辦微小企業並最終獲得經濟上的成功，只要合理合法，不僅其個人選擇是值得嘉許的，而且客觀上也能夠削弱壟斷，増強市場經濟的自由和平等競爭程度，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活力和動力。

但是，在勞資矛盾還處於對抗性的歷史階段，勞工通過個人奮鬥上升的通道是很狹窄的，只有少量的工人可以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絕大多數勞工是不可能的，即使霸王硬上弓創辦一個微小企業，也很快會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破產。那麼，怎樣才能改變勞資力量極度不均衡的狀態呢？只有靠工人團結、聯合和和組織起來，才有可能對資本的霸權和專製形成強有力的製衡，而這樣做的絕對前提是勞工具有清晰的階級意識，這就需要大多數工人從自身的微觀痛苦體驗出發，上升到對整個宏觀經濟世界、經濟秩序、經濟製度、經濟結構的客觀認識。

於是，在勞工的集體經濟意識（階級經濟意識）與個人經濟意識之間存在着這樣一種相互生成的關係：勞工當然首先會從自己在工廠、家庭和工人社區等日常生活場景中尖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經濟窘境，但這種意識會處於一種感性的、直觀的、模煳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態，還達不到一種理性的、本質的、清晰地、知其所以然的狀態，為了實現這一飛躍，就要通過勞工之間以及勞工與進步知識分子之間的的交流和學習，由個體的經濟意識上升到階級經濟意識，達到對整個勞工階級處於貧困和無產、被剝削和被壓迫狀態的原因的認識，亦即達到對整個經濟世界的科學認識，這樣才能找到改變這一狀態的路徑和方法。階級經濟意識一旦形成，勞工的個人經濟意識才會變得明確清晰起來，才會克服單個地爭取自己經濟利益的盲目性、孤立性和無助性，才會形成個體勞工之間的團結、互助、聯合和組織，才會加入一起爭取經濟利益的集體行動。

二、改革開放以來勞工經濟意識的演變

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勞工經濟意識也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演變，正在變得日益真實和清晰起來。

1、老工人的傳統經濟意識慘遭解構

所謂老工人，是指計劃經濟時期就參加工作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隨着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為核心的經濟體製改革，以及90年代開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向私營企業的大規模改製，老工人根深蒂固的經濟意識被一步一步地拆解；

第一步是民主參與的經營管理意識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意識被拆解。數十年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至少在法律和觀念的層面上使老工人形成了一種作為「經濟主體」（俗稱「主人翁的意識，「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通過大規模和持久的宣傳而為工人所熟知，工人與工人之間尤其是工人與幹部之間的收入差別很小，甚至有些幹部的工資還沒有資深工人那麼高。隨着兩權分離的改革開始，隨着廠長負責製和承包製的推行，隨着《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製條例》的頒布實施，國家授予企業生產經營決策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採購權、進出口權、投資決策權、資金支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併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獎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等14項權利，但這些權利都明確屬於以廠長經理為首的經營管理層，而不屬於職工，同一條例並沒有專辟一章理順與此前頒布的《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職工大會條例》之間的關係，後一個條例曾經賦予職代會的五項職權®就完全被虛置了。經營管理層與職工的權利差距變得非常懸殊，工資、獎金和收入差距也相應拉大，這就劇烈地動搖了職工民主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和分配的信心。

第二步是所有者和所有權意識被拆解。經營管理權使依託於所有權的。如果說在全民所有製（國家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還沒有被改變之前，兩權分離只是劇烈地動搖了職工參與經營、管理、分配的信心，但由於他們在法律上和理論上的所有者身份還沒有失去，他們的幻想還沒有被徹底打破的話，那麼，隨着90年代中期開始的公有製向私有製的疾風暴雨般的轉製，他們就真的還原成為僱傭勞動者了，而且是毫無所有權和參與權的、赤裸裸的僱傭勞動者。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只能以他們曾經彷佛擁有過的「歷史權利」來抵抗這種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的改製了。然而，他們的抵抗是無效的，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都繞開職工代表大會，通過地方政府和企業經營管理層以及國內國際的資本所有者的暗箱操作，把公有企業變成了少數有權有勢者的私有企業，即使有少數企業進行了職工持股的試點，但後來也以各種名目廢除了，比如上海徐家匯集團最初是有一部分職工持股的，後來這些職工股都被贖買了，因為證監委規定公司要上市，就不能有內部職工股。着名作家余秋雨就是因為花了 241萬元搞到了一部分職工股，而在徐家匯上市後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的。經過這一番大洗盤，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的所有權和所有者意識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僱傭勞動者意識了。

第三步是勞動權利意識遭受重挫。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職工端的是鐵飯碗，就業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大不了城市安排不了，可以把工人下放或者遣返到農村去。兩權分離的改革時，己經開始進行優化組合了，小部分工人或內退，或停薪留職到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去工作，或者自謀生路自己創業，那時候還沒有太大的下崗失業風險。到了企業轉製時，伴隨着所有權易主，職工的就業權等勞動權利遭受前所未有的侵害，大約有6000萬左右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在失去所有者和主人翁身份的同時，也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工作。他們不僅主人做不了了，連雇員也做不了了，這使他們的勞動權利意識受到極大的衝擊，也對自己的勞動價值和勞動者尊嚴產生了巨大的懷疑。

第四步是社會保障權利意識遭受重挫。從前職工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等經濟安全是有保障的，隨着企業大規模改製以及職工大規模下崗，很多職工也失去了相應的社會保障，企業給個幾千幾萬元，就買斷了職工的工齡，了斷與職工的關係，因為這些下崗職工年齡偏大技能偏低，往往只能非正規再就業，甚至長期難以就業，找不到正規單位為自己續繳社保，只能從自己有限的生活費中擠出一部分來續繳社保，有時落入到吃了飯就繳不①《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第二章第七條：職工代表大會行使下列職權：一、定期聽取廠長的工作報告，審議企業的經營方針、長遠和年度計劃、重大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計劃、職工培訓計劃、財務預決算、自有資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見和建議，並就上述方案的實施作出決議；二、審議通過廠長提出的企業的經濟責任製方案、工資調整計劃、獎金分配方案、勞動保護措施方案、獎懲辦法及其他重要的規章製度；三、審議決定職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職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項；四、評議、監督企業各級領導幹部，並提出獎懲和任免的建議。對工作卓有成績的幹部，可以建議給予獎勵，包括晉級、提職。對不稱職的幹部，可以建議免職或降職。對工作不負責任或者以權謀私，造成嚴重後果的幹部，可以建議給予處分，直至撤職。五、主管機關任命或者免除企業行政領導人員的職務時，必須充分考慮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職工代表大會根據主管機關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薦廠長人選，也可以民主選舉廠長，報主管機關審批）上社保或者繳了社保就吃不上飯的困境，有人因此而離婚、精神失常、等死和自殺的困境。這使他們反過來無限懷念雖然普遍貧窮但卻擁有基本社會保障的計劃經濟時代。

經歷了這四步打擊，老工人的經濟意識發生了天翻地復的變化，他們日益意識到他們在新的社會結構中低下、貧困、被拋棄與被損害的經濟地位。

2、新工人的經濟意識逐步形成

這裏所說的新工人，主要是指在90年代全面市場化過程中參加工作的工人，其中包括城市居民（工人、幹部、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子弟和來自農村的農民工，到2013年末，農民工總數達到2.68億，加上城市戶籍新工人，總數在3億以上，年齡在16歲左右到40歲左右，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上。2013年勞工文化問卷調查所顯示的工人年齡結構可供參考：

調查樣本的年齡分布

年齡人數百分比（％)
90後15419.4
80後31239.4
70後19024.0
60後13617.2
合計792100
大體上，我們把60後歸入老工人的範疇，把70後、80後、90後歸入新工人的範疇，這部分工人占被調查對象總數的82.8%。

新工人與老工人相比具有如下特徵：（1)老工人在計劃經濟體製下度過了大部分職業生涯，轉製以後，一部分留在剩下來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內直到退休，大部分都下崗失業了，而新工人，即使其中年齡最大的，即使在國有企業呆過，也只有短短的幾年，旋後遭遇史上最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其與企業的勞動關係，迅速由行政化、終身製的勞動關係，轉變為市場化、合同製的勞動關係，勞動者的主人身份被迅速淡化，而勞動者的雇員身份及其勞動力的商品屬性迅速凸顯出來；（2)老工人大都具有城市居民戶口並且享有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而新工人的絕大部分來自於農村，相對而言不享有任何城市特權；（3)新工人不僅文化教育程度高於老工人，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迅速跟上信息化時代的步伐，熟練地使用智能手機和電腦，甚至熟練地使用博客、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相比而言，即使是文化教育程度較高的老工人，對新信息工具的使用能力，對信息的消費、吸收、適應能力，比新工人要弱得多，兩者在這方面的差異可能對他們的經濟意識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老工人更加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地位和優勢，而新工人則更傾向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自身的經濟地位和經濟權利。

如果說老工人的經濟意識經歷了一個一步一步下行的過程，那麼，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新工人（學界又稱之為「新生代工人階級」、「再形成過程中的工人階級』）的經濟意識，則經歷了一個一步一步上行的過程：

第一步是默默忍受城市企業的超級經濟剝削，這是一種被動消極的經濟意識。最老的一代農民工現在己經在沒有拿到退休養老金的情況下返回農村了，他們在80年代、90年代初進城打工時，只是為了掙錢蓋房、為兒子娶媳婦、養老等等，並沒有想在城裏定居下來，另一方面，由於以下三個原因，農民工能夠在相當長時期忍受低工資待遇：

一是「比較收益」。打工收入相對其他城裏人而言無論多麼低，相對自己務農的微薄收入而言又要高得啵�而沁z┮蹈�膘o恍枰�那么多劳动力，呆哉敥村闲着也矢[凶牛�出来做事��

歹能夠改善家庭經濟狀況。

二是「比較權利」。在人民公社製度下，農民其實接近於農奴，沒有勞動力所有權和人身自由，區別只在於農奴依附於農奴主，而公社社員依附於組織和政權，相比之下，進城打工意味着農民獲得了勞動力所有權和支配權，以及相隨而來的人身自由。

三是「比較劣勢」。陌生的城市畢竟是「別人的地盤』』，農民工感覺自己是外人和流動人口，相對作為主人的城裏人處於一種天然的劣勢和被動狀態，農民工對自己的收入狀況再怎麼不滿，對自己所做出的貢獻與所得到的收益的反差再怎麼感到不公平，還是不敢跟人家公開討價還價，最多只是默默地用腳投票，不斷地更換雇主。

第二步是積極的個體經濟意識逐漸形成。農民工積極的經濟意識包括對自己經濟權利的匱乏（被壓迫）、經濟收入的低下（被剝削）、經濟安全的缺失（被拋棄）的強烈不滿，以及對未能享受到的經濟權利、經濟收入、經濟安全的追求。這種意識得以產生，對年齡較大的農民工而言，主要源於自己對城市經濟的飛速發展的貢獻與自己長時間工資不漲或者増長緩慢的比較，而對年輕的80後、90後而言，更多的來自對父輩經歷的觀察、勞動法知識的普及以及來自網絡的啟蒙，當然，在這些之後起作用的是他們共同的生活壓力、共同的追求公平正義和幸福生活的本能和感情。於是一些人率先起來爭取自己的經濟權益，包括要求増加工資、要求改善勞動條件、要求工傷職業病賠償、要求縮短工時或提高加班工資或支付帶薪年休假、要求企業繳納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等等。這些都是通過簽訂或修改勞動合同、訴諸個別勞動仲裁或訴訟以及其他更激烈的個別抗爭（如跳樓、人身攻擊等等）而表現和實現出來的。

第三步，在珠三角等工業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積極的集體經濟意識己經開始形成。一當農民工意識到所有像自己一樣的人，都有對於工資、工時、工作條件、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共同訴求，並且意識到個別行動不可能成功而只有集體行動才能獲得成功時，農民工對於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共同的經濟地位和權利以及改變自己經濟狀況的道路和方法，就開始形成明確的意識。他們通常的做法是，通過網絡和小範圍的線下互動，表達和梳理共同的訴求，然後通過突然的罷工行動，向企業提出這一訴求，逼迫企業為了避免更大的損失而對勞工做出讓步。這種模式被稱為「先罷後談』』，主要是因為工人不能公開地組織起來並通過工會向企業發出集體談判邀約，於是只好通過罷工先發製人。在發達國家更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勞資關係下，在有工會作為工人與企業進行集體談判的組織機構的情況下，罷工只是一種威懾手段，一般都是先談判後罷工，這種模式因而也被稱之為「先談後罷」。

3、老工人經濟意識的下行與新工人經濟意識的上行的交匯

毋庸置疑，在中國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老工人階級與市場經濟年代形成的新工人階級之間，存在着某種意識斷裂現象，以至這兩大工人群體的知識構架、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呈現出較大的差別。比如，在老工人中，懷念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的人比新工人明顯多一些，這也難怪，正在向他們洶湧而來的市場經濟，並沒有給他們上升的空間，於是只好向過去尋求安慰；另一方面，在新工人中，肯定市場經濟和歡迎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人比老工人也明顯多一些，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市場經濟固然讓他們處在弱勢地位，但一則還有提升和改變的可能，二則他們成長起來時接受的教育、信息和價值觀，使他們不可能再願意返回到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了。當然，新工人中也有懷念毛澤東和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工人中也有擁護市場經濟和普世價值的。因此，問題不在於哪一種人具有哪一種經濟意識，而是在總數和總量上，是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經濟意識的勞工多呢？還是具有市場經濟時代經濟意識的勞工多？只有明確這一點，我們才能做出宄竟以何種經濟意識來引導和整合中國工人階級的選擇，從而推動工人階級的兩個部分的聯合和融合，使老工人階級和新工

人階級結合為一個完整的階級。

無論從理論推演還是從經驗觀察出發，都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老工人階級應該並且必將融到新工人階級中去，理由很簡單：第一，市場經濟在可見的將來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除非發生重大的人類災變，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再也回不去了；第二，新工人在人數上超過了3個億，而老工人，把在職、退休與下崗失業的合計起來，也不過1個多億，真正在職的或者在生產關係和勞動關係運行中起實際作用的國有企業職工不過兩三千萬人。

在1個多億的老工人中，一部分己經退休了或領取養老金了，己經退出了生產關係和勞動關係領域，另一部分大都是60年代出生、80年代就業的，年齡在45-54歲之間，他們當中的一部分留在國有企業。如果是在壟斷型國企工作，那麼作為正式工他們也享受了國企壟斷帶來的好處，也可以說分享了一部分剩餘價值®，雖然他們與國企的經營管理層也有矛盾，但大體上可以說是「工人貴族』』，這一部分不在我們討論之列；如果是在競爭型國企工作，那麼他們雖然比私營企業的勞工的處境要好一點，但在用工方式、管理方式、分配方式等等方面實際上是在日益趨同，他們與經營管理層的矛盾也很大。總之，仍然在國企任職的老工人，他們的經濟意識大多也經歷了上文中所說的下行過程。至於多達6000萬的下崗失業工人，那麼，他們的客觀經濟狀況和主觀意識狀態都下降到了最低點：他們甚至沒有了正規工作，只能打些零工，甚至買不上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他們的經濟狀況和經濟意識甚至己經低於農民工了。

所以老工人經濟狀況的下行線和新工人的經濟意狀況的上行線實際上己經交匯了，只不過由於觀念對於現實的遲滯效應，他們的經濟意識還沒有完全交匯，還有若干差別和矛盾，有時還會發生衝突。從網絡輿論表現來看，老工人的維權不太引起新工人的關註，而新工人的維權也不太引起老工人的關註，只有雙方具有較高覺悟的那一部分人才會彼此關註。兩者之間還存在很大的隔膜，這是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形成和發展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三、勞工經濟意識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1、收入狀況

根據2013年4-5月份的調查，目前勞工的經濟狀況如下：

(1)工資水平

調查樣本的收入分布

收入人數百分比（％)
1000元及以下212.6
1001 至 2000 元18022.0
2001 至 3000 元32940.2
3001 至 5000 元25230.8
5001 至 8000 元242.9
8001元及以上121.5
合計818100
有24.6%的被調查對象的工資在2000元以下，也就是說他們拿到的是赤裸裸的生存工

①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七個壟斷行業有2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則占全國職工年工資總額的55%。這些央企造就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人。占有社會資源60%以上的國有單位，每年對GDP增長的貢獻不足30%，吸納的勞動力不到20%。而占有資源不到40%的非國有經濟，其創造的 GDP 增長近 70%。，吸納的勞動力更是在 80%。以上。http://blog.sina.com.en/s/blog_5408ee850102v9xthtml資。2001到3000元的占40.2%，低於全國平均工資水平，在社會上處於低端收入階層®。30.8%在3001到5000元之間，勉強接近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只有4.4%在5000元以上，考慮到本調查的對象不包括企業的高管，僅限於比較嚴格意義上的「勞動者」，這4.4%僅限於部分車間科室負責人和中級技術人員。

調查樣本的崗位分布

崗位人數百分比（％)
普通工人51464.5
班組長648.0
初中級技術人員16721.0
車間科室負責人526.5
合計797100
綜合考慮公務員、企業主、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人群的收入狀況，那麼可以斷言，絕大部分勞工的收入處於社會底層（24.6%)、下層（40.2%)和中等偏下層（30.8%)，三者合計為95.6%，只有少數人達到中層（4.4%)。這應該是對中國工人階級客觀經濟地位的一個真實反映。

(2)工資發放情況

勞工的工資發放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人數百分比（％)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70088.38
拖欠半年以內718.96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172.15
拖欠1年以上40.51
合計792100.00
其中國企的工資發放情況好於民企：

不同類型企業發放工資情況

 企業類型
工資發放情況國企民企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94.2%79.9%
拖欠半年以內2.0%14.4%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3.1%5.3%
拖欠1年以上0.7%0.4%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拖欠嚴重的依次是80後、90後、60後、70後:

不同年齡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狀況

 年齡
工資發放狀況90後80後70後60後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84.2%81.6%90.1%85.4%
拖欠半年以內13.0%12.8%6.6%5.4%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2.7%4.9%3.3%7.7%
①據2012年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發布的72國工薪階層收入調查報告，稱全球平均月薪水平為1480美元（約合人民幣9327.7元），中國員工的月平均工資為656美元(約合人民幣4134.4元)，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位列72個調查國家（地區）中的57位。

拖欠1年以上0.0%0.7%0.0%1.5%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戶口看，拖欠最嚴重的是農村戶口的工人，其次是部分城鄉的居民戶口，再次是城市戶口：

不同戶口的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戶口類型
工資發放的情況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82.0%90.0%86.5%80.0%
拖欠半年以內12.7%5.9%10.0%0.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5.0%3.6%3.5%0.0%
拖欠1年以上0.3%0.5%0.0%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學歷看，拖欠嚴重的分別是研宄生及以上、初中生及以下、高中、本科、大專:

不同學歷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78.8%87.0%91.3%88.5%77.8%
拖欠半年以內14.7%7.2%6.9%6.9%22.2%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5.6%5.5%1.2%4.6%0.0%
拖欠1年以上0.9%0.3%0.6%0.0%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崗位和地位看，拖欠嚴重的依次是初中及技術人員、普通工人、車間科室負責人和班組長：

不同崗位的職工所在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工資發放情況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85.5%88.9%83.0%88.0%
拖欠半年以內10.1%6.3%10.9%8.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4.0%4.8%4.8%4.0%
拖欠1年以上0.4%0.0%1.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工資檔次看，拖欠嚴重的依次是5001至8000元、1001至2000元、2001至3000元、3001至5000元、8001元及以上、1000元及以下：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單位發放工資的情況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工資發放情況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按時足額發放，從未拖欠94.7%74.8%87.1%89.9%66.7%91.7%
拖欠半年以內0.0%16.6%9.5%6.9%16.7%0.0%
拖欠半年至1年以內5.3%8.0%2.8%3.2%12.5%8.3%
拖欠1年以上0.0%0.6%0.6%0.0%4.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第一，拖欠工資現象還相當嚴重，民營企業尤為突出；第二，農民工（初高中、農業戶口、普通工人）當然是被拖欠最為普遍的，高達近20%，至於為什麼高學歷的研宄生和5001至8000元會名列被拖欠榜首，原因不明，或許是因為他們在樣本中分別只有9人（占1.1%)和24人（占2.9%)，不足以說明問題吧。

(3)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勞工的簽訂勞動合同情況

勞動合同時間人數百分比（％)
1-2年18522.90
2-5年16019.80
5年以上749.16
無固定期限22427.72
沒有簽合同16520.42
合計808100.00
由此表可知，簽訂勞動合同情況不容樂觀，除20.4%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外，42.77%只簽訂短期合同，只有38.84簽訂了長期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並且這一部分相對集中在國企: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與公司簽訂的勞動合同時間

 企業類型
勞動合同時間國企民企
1-2年10.5%29.5%
2-5年18.3%25.1%
5年以上15.3%7.7%
無固定期限47.1%23.4%
沒有簽合同8.8%14.3%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簽訂勞動合同情況由好到差依次為60後、70後、80後、90後。90後固然因為工齡短，簽短期合同的居多，但沒簽合同的比例達到15.6%。

從戶口看，當然是農民工最差，居民戶口好一些，城市戶口更好一些。

從學歷看，基本上呈現出學歷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關係。

從崗位和地位看，普通工人最差，班組長好一些，班組長以上更好一些。

從工資收入看，也呈現出工資由低到高與合同簽訂狀況由低到高的對應。

綜合分析：勞動合同是企業管理的重要依據，也是發生勞動糾紛時訴諸仲裁和訴訟的重要依據，從本次調查看，多達20.4%的工人沒有獲得勞動合同，且多為農民工（初高中、農業戶口、普通工人）。

(4)執行勞動合同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人數百分比（％)
很好13216.32
較好15318.91
一般26132.26
不太好8610.63
很不好779.52
不知道10012.36
合計809100.00
簽訂勞動合同只是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第一步，關鍵還要看執行情況如何。認為執行情況很好和較好的占35%，認為一般地占32%，認為不太好和很不好的占20%，回答不知道的占12%以上。可見勞動合同作為最低勞動標準的執行情況是很不理想的，其中國企明顯好於民企：

不同類型企業履行勞動合同情況

從年齡看，合同執行情況呈現出60後、70後、80後、90後由好到差的分布。

 企業類型
執行勞動合同情況國企民企
很好25.8%22.3%
較好31.2%16.6%
一般24.2%36.7%
不太好4.4%9.4%
很不好7.4%8.0%
不知道7.0%7.0%
合計100.0%100.0%
從學歷看，從初中及以下到本科學歷工人，明顯表現出由低到高的滿意度。研宄生的情

況較為特殊，其滿意度高於初高中低於大專本科，而其不滿意度高居榜首，達33.3%。

從戶口看，農村戶口不如居民戶口，居民戶口不如城市戶口。

從崗位和地位看，將滿意度與不滿意度綜合計算，對勞動合同履行情況呈現出普通工人一班組長一初中及技術人員一車間科室負責人由低到高的評價。

從工資水平看，基本上也是收入越低的，越認為合同執行情況不好，而收入越高的，評價就越高一■些。

綜合分析：總的來講，占比最大的底層勞工即農民工，不僅勞動合同簽訂率相對最低，而且勞動合同執行情況也相對不好，這無疑使他們的經濟狀況猶如雪上加霜。

(5)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勞工的工資集體協商情況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人數百分比（％)
建立了14117.52
沒建立33040.99
不知道33441.49
合計805100.00
勞動合同是勞工個人與企業簽訂的，集體合同則是勞工通過工會與企業就工資、工時、勞動條件、社會保障以及其他事項進行集體協商而簽訂的，由於加上了勞工團結和組織，大大増強了勞方討價還價的力量，從而反過來提高個別勞動合同的標準和水平，因而工資集體協商成為市場經濟下主要的勞動力議價和定價機製。我們國家剛剛開始，從上述調查數據來看，只有17%的工人確認本企業建立了集體協商製度，40%以上的人認為沒有建立，還有超過41%的人表示不知道，可見即使很多企業搞了一個形式上的集體協商，工人並沒有參與其中。其中國有企業稍稍好於民辦企業：

不同企業類型是晉建立了工資集體協商製度

 企業類型
工資集體協商情況國企民企
建立了24.9%25.3%
沒建立27.9%38.4%
不知道47.2%36.3%
合計100.0%100.0%
進一步對不同年齡、湖庫、學歷、單位、崗位、收入的工人的調查數據，看不出來不同工人對集體協商的認知和態度有明顯的區別，不像工資、工資發放、簽訂和執行勞動合同等方面呈現出帶有規律性的差別，原因在於，集體協商是個新鮮事物，工人們還不熟悉，即使企業建立了，也是形式上的。這表明，中國的勞動關係，還處在以個別勞動關係為主體的階段，還沒有進入以集體勞動關係為主體的階段。

以上從五個方面調查分析了勞工的收入狀況或基本經濟狀況。需要說明的是，本次調查沒有涉及工時、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等重要的內容，因而對勞工經濟狀況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們僅能從收入狀況和勞動力議價機製這一基本面分析出如下要點：

第一，在全社會範圍內，工人階級在總體上處於低收入階級，經濟狀況僅僅好於仍然以種地為主要收入的農民，而在工人階級內部，農民工處於最底層。

第二，勞工收入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個別勞動合同甚至無合同是主要的勞動力定價機製，個體勞工面對強大和高度組織化的企業（雇主）沒有討價還價的力量，要改變這種狀況，有賴於集體協商、集體談判和集體合同這種能夠把分散的個體力量凝聚為集體力量的勞動力定價機製。

2、勞工對具體經濟處境的意識

那麼，勞工對自己所處經濟處境具有什麼樣的自我意識呢？

收入滿意度
勞工的收益滿意度情況

滿意度人數百分比（％)
很滿意242.90
比較滿意9010.87
一般30837.20
不太滿意26532.00
很不滿意14016.91
合計827100.00
很滿意和比較滿意加起來13.77%，—般占37.2%，不太滿意或很不滿意加起來占48.91%，其中國企工人滿意度稍微高於民企工人：

不同企業類型員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企業類型
滿意度國企民企
很滿意2.3%3.2%
比較滿意13.2%9.5%
一般35.5%38.1%
不太滿意31.3%32.6%
很不滿意17.8%16.6%
合計100.0%100.0%
女性工人的滿意度低於男性工人：

不同性別的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70後的滿意度最低、不滿度最高，其次為80後，其次為60後，再次為90後，大概因

 性別
滿意度男女
很滿意3.2%2.5%
比較滿意13.2%8.4%
一般37.1%37.2%
不太滿意30.9%33.7%
很不滿意15.6%18.3%
合計100.0%100.0%
為70後、80後正當成家立業，經濟壓力大，60後反而小一些壓力，90後壓力最小，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

不同年齡的職工對收入的滿意程度

 年齡
滿意度90後80後70後60後
很滿意4.1%2.6%1.6%3.7%
比較滿意14.2%8.7%8.4%15.6%
一般44.6%35.9%36.8%34.8%
不太滿意25.7%34.6%33.7%30.4%
很不滿意11.5%18.3%19.5%15.6%
合計100.0%100.0%100.0%100.0%
農民工的不滿意度高於城市和居民戶口工人：

不同戶口的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戶口類型
滿意度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很滿意3.1%3.5%1.7%20.0%
比較滿意9.9%9.3%14.5%20.0%
一般35.5%37.6%41.9%20.0%
不太滿意31.1%35.4%29.7%0.0%
很不滿意20.4%14.2%12.2%4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獨生子的滿意度高於非獨生子女，不滿度低於非獨生子女：

是否獨生子女與對收入水平滿意程度之間的關係

滿意度是否獨生子女
是不是
很滿意4.2%2.6%
比較滿意12.6%10.6%
一般42.0%36.4%
不太滿意26.1%33.0%
很不滿意15.1%17.4%
合計100.0%100.0%
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專學歷工人的滿意度和不滿度差不多，本科生滿意度最低不滿度最高，研宄生滿意度最高不滿度最低：

不同學歷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滿意度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滿意4.2%2.3%3.4%0.0%0.0%
比較滿意8.4%13.1%9.0%9.2%62.5%
一般38.9%36.4%39.5%34.5%12.5%
不太滿意29.3%31.1%33.3%40.2%25.0%
很不滿意19.2%17.0%14.7%16.1%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地位看，滿意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車間科室負責人、班組長、初中及技術人員和普通工人，不滿度由高到低依次為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及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不同崗位的職工對目前收入的滿意程度

滿意度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很滿意3.5%3.1%0.6%5.8%
比較滿意8.0%20.3%11.4%26.9%
一般37.3%28.1%41.9%36.5%
不太滿意31.8%34.4%32.9%23.1%
很不滿意19.4%14.1%13.2%7.7%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對未來五年收入的預期
勞工對未來五年收入的預期情況

預期人數百分比（％)
會有很大提高8910.81
會有所提高38847.14
沒有變化10012.15
會有一定下降364.37
會下降很多121.46
不知道19723.94
合計822100.00
認為會有提高的占58%，認為會下降的占5.8%，認為沒有變化和不知道的占38%，其中民企工人的期望值略高於國企工人，但擔憂收入下降的也多於國企工人：

不同企業類型員工對未來收入變化的預測

I 預期 企業類型

 國企民企
會有很大提高8.2%12.3%
會有所提高49.7%45.8%
沒有變化13.5%11.3%
會有一定下降2.6%5.4%
會下降很多0.3%2.1%
不知道25.7%23.1%
合計100.0%100.0%
從性別看，男工對收入提高的期望值高出女工12個百分點，對收入下降的預感高出女工2.2個百分點：

不同性別的職工認為自己收入在未來5年內的變化

 性別
預期男女
會有很大提高13.2%7.2%
會有所提高49.8%43.9%
沒有變化11.3%13.2%
會有一定下降4.5%3.8%
會下降很多2.1%0.6%
不知道19.0%31.3%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對收入上升的預期由高到低依次是90後、80後、60後、70後，對收入下降的預感由高到低依次是60後、80後、70後、90後：

不同年齡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內收入的變化

 年齡
預期90後80後70後60後
會有很大提高19.1%10.7%6.9%6.8%
會有所提高50.7%50.0%42.6%44.4%
沒有變化8.6%12.7%14.4%9.8%
會有一定下降1.3%4.9%3.7%7.5%
會下降很多2.0%1.6%1.1%1.5%
不知道18.4%20.1%31.4%30.1%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戶口看，對收入上升的預期由高到低依次是農業戶口、城市戶口、居民戶口，對收入下降的預感由高到低依次是農業戶口、居民戶口、城市戶口：

不同戶口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的變化

 戶口類型
預期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會有很大提高14.2%7.5%6.9%40.0%
會有所提高45.5%50.4%48.0%20.0%
沒有變化10.6%14.6%14.3%0.0%
會有一定下降4.7%2.7%5.1%20.0%
會下降很多2.6%0.0%0.6%0.0%
不知道22.5%24.8%25.1%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學歷看，基本上學歷由低到高，收入上升預期也由低到高：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水平的變化

預期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會有很大提高9.3%12.3%9.4%11.6%12.5%
會有所提高39.0%48.2%55.2%51.2%62.5%
沒有變化12.7%11.3%9.4%20.9%0.0%
會有一定下降6.8%4.3%1.1%4.7%0.0%
會下降很多3.0%0.0%1.1%0.0%12.5%
不知道29.2%23.9%23.8%11.6%12.5%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崗位和地位看，收入提高預期由高到低是車間科室負責人、班組長、初中及技術人員、普通工人，而收入下降預期由低到高是車間科室負責人、初中及技術人員、普通工、班組長：

不同崗位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水平的變化

預期所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會有很大提高10.2%14.3%9.6%11.5%
會有所提高44.1%55.6%53.6%63.5%
沒有變化13.0%12.7%10.2%11.5%
會有一定下降4.1%3.2%6.0%3.8%
會下降很多1.2%1.6%1.2%3.8%
不知道27.4%12.7%19.3%5.8%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工資水平看，基本上是現在工資高的預期收入更好，而現在工資低的擔心更多一些: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認為未來5年收入的變化

 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預期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元及以上
會有很大提高23.8%4.6%11.6%11.5%20.8%0.0%
會有所提高4.8%30.9%48.6%59.9%54.2%41.7%
沒有變化4.8%18.9%12.5%7.9%4.2%25.0%
會有一定下降4.8%4.6%5.8%2.4%8.3%0.0%
會下降很多4.8%3.4%1.2%0.4%0.0%0.0%
不知道57.1%37.7%20.2%17.9%12.5%33.3%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對改變自己生活和工作機會的評估這是對自己經濟地位改變的更全面、更長期的評估:
職工對改變自己生活和工作機會的評估情況

評估人數百分比（％)
很多9111.04
較多17220.87
較少21626.21
很少15218.45
不知道19323.42
合計824100.00
認為機會很多和較多的加起來占38%，認為機會較少和很少的加起來44.5%，還有23.34%的人茫然不定。可見多數勞工對自己的經濟前途和命運是比較悲觀或不確定的。奇怪的是，與對自己現在狀況的評價相反，在對未來狀況的預判上，民企工人的自信要相對好於國企工人，這是為什麼呢？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企業類型
評估國企民企
很多7.9%12.8%
較多16.7%23.1%
較少26.2%26.0%
很少26.9%13.8%
不知道22.3%24.3%
合計100.0%100.0%
從性別看，男性工人比女性工人多一點信心少一點沮喪：

不同性別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性別
評估男女
很多11.9%9.3%
較多23.4%18.3%
較少27.0%25.1%
很少16.8%21.4%
不知道21.0%26.0%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越年輕的工人越有自信，年紀越大的工人越沒自信:

不同年齡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年齡
評估90後80後70後60後
很多17.2%10.0%8.9%9.1%
較多34.4%23.5%13.7%10.6%
較少18.5%29.3%24.2%30.3%
很少9.9%15.1%25.8%25.0%
不知道19.9%22.2%27.4%25.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戶口看，農民工的信心反而超過t居民戶口和城市戶口工人：
不同戶口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戶口類型
評估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很多13.1%10.7%8.0%0.0%
較多23.3%15.1%22.3%40.0%
較少23.3%27.6%31.4%40.0%
很少14.1%24.4%21.1%20.0%
不知道26.2%22.2%17.1%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從家庭情況看，獨生子女好過非獨生子女、未婚的好過己婚的、無子女的好過有子女的：

是否獨生子女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是否獨生子女
評估是不是
很多14.0%10.5%
較多21.5%20.5%
較少24.0%26.4%
很少16.5%18.9%
不知道24.0%23.7%
合計100.0%100.0%
不同婚姻狀況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婚姻狀況
評估己婚未婚離異喪偶同居
很多8.2%13.6%12.8%0.0%12.5%
較多15.6%30.7%17.9%0.0%25.0%
較少27.9%21.4%30.8%0.0%50.0%
很少21.8%13.2%17.9%100.0%0.0%
不知道26.6%21.1%20.5%0.0%12.5%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有無子女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有無子女
評估無有
很多13.1%8.9%
較多27.7%16.2%
較少25.2%27.2%
很少14.3%21.8%
不知道19.6%25.9%
從學歷看，情況比較復雜，數據沒有像對未來五年收入的預期那樣明顯體現出學歷的優勢，大專和本科反而不如初中及以下和高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學歷高的人對現存製度下勞動者權益的根本改善的評估比學歷低的人更為悲觀，表明他們有更為真實和清晰的經濟意識：

不同學歷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學歷
評估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多13.9%12.0%8.8%4.6%12.5%
較多16.4%25.2%16.6%24.1%62.5%
較少22.3%23.6%30.9%35.6%12.5%
很少16.0%18.6%22.7%19.5%0.0%
不知道31.5%20.6%21.0%16.1%12.5%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崗位和地位看，自信度的排序是車間科室負責人、班組長、初中及技術人員、普通工人，不自信的排序是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普通工人、車間科室負責人，但考慮到普通工人回答「不知道」的，比其他人要高11到16個百分比（％)，實際上普通工人還是最不自信的：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今後蓋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機會

今後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機會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很多13.9%12.0%8.8%4.6%12.5%
較多16.4%25.2%16.6%24.1%62.5%
較少22.3%23.6%30.9%35.6%12.5%
很少16.0%18.6%22.7%19.5%0.0%
不知道31.5%20.6%21.0%16.1%12.5%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從工資水平看，除了 1000元及以下的工人顯得比1001-2000元的工人更有自信一點這一反常的情況外，基本上是收入越高對未來就越有自信：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對改善工作和生活機會的評估

上的經濟地位評價不高，但相對而言，在民企工作的年輕農民工即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工』』，相比其他工人而言，對改變自己經濟地位有更大的信心和更高的預期。

3、勞工對經濟製度的意識

勞工對具體經濟處境的意識大體上還停留在個體經濟意識的水平上，對一般的經濟製度的意識則上升到了集體經濟意識或階級意識的水平上了。

(1)對私有製和公有製的認識和評價

勞工對私有製的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不合理，應該並可以消滅9211.541
合理，不應該並不可能消滅12115.182
應該與公有製取長補短相互促進58373.159
其他10.1310
合計797100.00 
勞工對公有製的認識

評價人數百分比（％)
就是全體勞動者人人有份的國家所有製39050.
就是部分勞動者的集體所有製9712
就是勞動者享有股權的股份製和股份合作製26934
其他202
合計776100.00
(2)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的認識和評價

勞工對市場經濟的認識

認識人數百分比（％)
是最好的並不可取代的12916.67
是應該被計劃經濟取代的10213.18
應該與計劃調控相結合的54270.03
其他10.13
合計774100.00
勞工追求的經濟目標

經濟目標人數百分比（％)
應該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實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688.
社會有分工和分層，勞動者拿到工資收入就可以了9712
應該成為積極的有產者和市場競爭主體，促進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公平發展48761
說不清楚14117
(3 )對利潤和剝削的認識和評價

勞工對資本和利潤的認識

認識人數百分比（％)
是天然合理的668.45
是不合理因而應予剷除的526.66
勞動者也應該並可以擁有資本和分享利潤64682.71
其他172.81
合計781100.00
勞工對我國現階段是否存在剝削的認識

認識人數百分比（％)
不存在剝削648.18
存在嚴重的剝削應立即予以消滅17622.51
存在一定的剝削應逐步予以消滅43054.99
說不清楚11214.32
合計782100.00
勞工對現階段勞資衝突的認識和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不存在勞資衝突和鬥爭334
存在嚴重的勞資矛盾和貧富兩極分化，因此應該重新恢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24931
應該通過製度改革和創新緩和並解決勞資矛盾41251
說不清楚10012
其他10
合計795100
(5 )對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的認識和評價

勞工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和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不了解這個理論14318
這個理論是不正確的，價值主要是由資本、管理和科學技術創造的394
這個理論是正確的，一切價值都是由勞動創造的17722
這個理論部分正確，價值是由勞動、資本、管理、科學技術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27534
說不清楚15920
合計793100
勞工對剩餘價值論的評價

評價人數百分比（％)
不了解18823
是正確的，資本家所獲得的利潤全部來自剝削16220
是不正確的，企業支付了工資，利潤是資本和管理正當所得263
有一定道理，資本的利潤部分來自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部分來自經營管理活動創造的剩餘價值27434
說不清楚13617
合計786100
綜合分析：限於篇幅，本書不再一一比較不同群體的工人對上述問題回答的細微差別。

儘管有若干差別，總的結果的確如上述調查統計數據所示：

第一，徹底否定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工人占比最低，堅決擁護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工人略多一些，超過70%的工人認為私有製應該與公有製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市場經濟應該與計劃調控相結合，從而，主張應該消滅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實現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工人只占8%,與之相反（另一個極端）的只占12%，而高達61%的工人主張自己應該成為積極的有產者和市場競爭主體，促進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公平發展，高達82.71%的工人認為勞動者也應該並可以擁有資本和分享利潤。

第二，從理論上說，雖然只有2-3%的工人贊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本價值論和分配論，但也只有20-22%的工人贊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倒是有34%的工人贊成價值是由勞動、資本、管理、科學技術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的，因此，資本的利潤部分來自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部分來自經營管理活動創造的剩餘價值。尚有38-40%的工人表示不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論，也不知道如何從理論上說清楚這些問題。

第三，如果說，大部分工人己經達到對私有製與公有製、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互關係的比較客觀的認識，並且意識到建立一種綜合兩者之長揚棄兩者之短的混合經濟製度的必要性的話，那麼，面對現實生活中嚴重的剝削和兩極分化，他們又表現出較強的否定現存經濟製度的傾向：認為存在嚴重的剝削應立即予以消滅的工人上升到22.51%，認為存在嚴重的勞資矛盾和貧富兩極分化因此應該重新恢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工人上升到31%，相應的，認為存在一定的剝削應逐步予以消除的下降到54.99%，認為應該通過製度改革和創新緩和並解決勞資矛盾的下降到51%.，當然，相對前一種激進態度而言，主張溫和改變的人仍然占多數。

第四，由上述數據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推論：a.除非發生極其嚴重的經濟危機，以至使工人到了活不下去的狀況，大多數工人不願意再回到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那種貧窮而沒有人權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b.80%的工人己經意識到了自身受剝削的、處於貧富兩極分化之中的、不平等的現實經濟地位，但超過50%的工人主張通過改造、限製私有製和市場經濟來逐步消滅剝削並提高自己的經濟地位，甚至有超過80%的工人希望自己能夠擁有資本和分享利潤。

四、勞工經濟意識發展趨勢預測

研宄當代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及其走向，要有兩個參照系：一個是宏觀的歷史發展趨勢，一個是當代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

1、宏觀歷史下的勞工經濟意識

就宏觀歷史走向而言，人類經濟大致經歷了並正在經歷這樣幾個階段：（1)原始的、氏族範圍內的公有製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2)地區和國家範圍內的私有製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3)國家和國際範圍內的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階段；（4)國際範圍內和國家宏觀調控下的混合所有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至於更高歷史水平上的公有製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及公有製與計劃經濟相結合，迄今沒有成功的實踐，有之，全是失敗的。

從中國歷史發展而言，我國目前所處經濟發展階段大體上應該是第三階段，與發達國家經歷過的發展有所不同的是，它們是從私有製和自然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跨入這一階段的，而我國是從人為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相結合的階段轉向這一階段的，實際上是回歸到正常的經濟發展道路上來，但這一回歸打上了深深的權力主導的烙印，正如當時所謂跨越式發展也

是由權力主導的一樣。

應該說，當代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是對宏觀經濟發展進程的正確的回應。發達國家己經處在第四階段，中國在很大可能上也會走向這一階段，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也會在現在己經達到的水平邁向更高級的階段，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這是我們可以比較樂觀地預期的，具體特點是，中國工人會有比現在更為強烈的經濟聯合與合作意識、集體談判意識、財產權利意識、利潤分享意識和社會保障意識，對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有更為強烈的參與和製衡意識，總之，由個體經濟意識轉向集體經濟意識、由簡單的勞動力經濟意識和雇員意識轉向全方位的勞動經濟意識和工業公民意識。

2、中國特色經濟政治製度下的勞工經濟意識

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方式進入第三階段的，那麼，在過去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相結合的經濟製度中積累的巨大的權力資源一定要通過市場而變現為巨大的經濟權利和利益，於是就形成了一個權力壟斷、驅動和控製下的殘缺不全的市場經濟體製，形成了所謂權貴資本主義的「中國模式」（舊稱官僚資本主義）。

在中國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早期發展階段，由於農村勞動力從人民公社製度下獲得解放以及進城打工獲得的比較經濟收益，由於新生代農民工不想也不可能返回農村而渴望在城市裏安居樂業，他們大都形成了上述對私有製和市場經濟大體認同的個體經濟意識。但另一方面，由於這是一種權貴官僚壟斷和主導下的市場經濟，導致官商勾結剝奪和剝削勞工，導致世界上最高的基尼係數和貧富兩極分化，導致底層勞工的怨憤和絕望不斷地積累和發酵，一當遇到嚴重的經濟危機，出現大量失業和嚴重的生存危機，那麼，大量底層勞工的怨憤和絕望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加上殘存下來的傳統共產主義和斯大林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死灰復燃並且給勞工的怨憤和絕望推波助瀾火上澆油，那麼，在中國重新爆發上個世紀40-50年代曾經出現過的工農暴力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僅是可能的，而且簡直就是必然的，到時，勞工在前幾十年形成的經濟意識就會迅速地轉變為徹底否定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經濟意識，這種意識將引導他們再一次建立公有製和計劃經濟。

所以，中國勞工的經濟意識尤其是其集體經濟意識，宄竟是走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多元混合所有製的社會市場經濟意識，還是走向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權主義和極權主義的一元公有製計劃經濟意識，首先取決於中國能不能完成一場憲政民主革命，把權貴官僚主宰的市場經濟改變為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場經濟。

勞動文學

一、 何謂勞動文學

1、 對勞動文學的雙重界定

勞動文學，從一個方面來說，是人類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文學的一個重要領域或重要部類，是一部分知識分子和勞動者，以勞動過程和勞動者生活為對象創作出來的，反映勞動人民的利益、思想、感情、意誌和願望的文學作品。這是從內容的角度來定義勞動文學。從這個角度來看，勞動文學就與權力文學（包括帝王文學、貴族文學、武士文學、戰爭文學等）、宗教文學、財富文學（地主文學、商人文學、資本文學、財經文學等）、文人文學（知識分子文學、才子佳人文學、言情文學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種分類大體上是按照社會分工和分層來確定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勞動文學是勞動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或重要領域，這是從文化形態和文化形式角度對勞動文學的定義，就是說，勞動文學是以文學的形式存在和發展的勞動文化，是用語言文字塑造人物形象、構造故事情節、營造情感境界，描寫、再現、表現勞動過程和勞動者的生活，表達勞動人民的利益、思想、感情、意誌和願望。這是勞動文學不同於勞動哲學、勞動經濟思想、勞動政治思想、勞動心理、勞動倫理、勞動法理、勞動美學、勞動藝術等等勞動文化形態的特徵。

2、 勞動文學的體裁

就像一切文學形式和形態一樣，勞動文學也包括詩歌（詩賦、詩詞）、散文、小說、戲劇影視文學等四大體裁，其中詩歌包括史詩、寫實詩和抒情詩；散文包括抒情散文、寫實散文、哲理散文、遊記、雜記、銘文、祭文、雜文、小品等；小說包括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微小說等，神話、童話、民間故事、寓言、傳說、傳奇、口述實錄、報告文學、傳記也包括在小說類型之中；戲劇影視文學包括戲劇文學與影視文學，又稱之為劇本。原則上說，凡是適合於其他非勞動文學的體裁，也一樣適用於勞動文學。在2013年啟動2014年結束的、由北京新工人文化發展中心主辦的「第一屆新工人杯文藝大獎賽」中，文學類的體裁就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口述四種。

二、 勞動文學的歷史發展

1、古代勞動文學

應該說，在遠古時代的原始人類那裏，就有了勞動文學的萌芽。不管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模彷還是一種心靈的表現，是來自神的啟示還是來自人的遊戲，大量考古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研宄表明，文學（還有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科學等人類文化），最初都萌芽於勞動與巫術相結合的原始人類活動過程之中，本書就不再梳理這方面的研宄成果了。在古希臘神話中，最着名的、人神合一的英雄赫刺克勒斯，就是一個放大的「勞動模範」，他完成的12大奇蹟（殺了涅墨亞獅子取得毛皮、殺死九頭蛇許德拉、生擒刻律涅亞山的赤牝、活捉厄律曼托斯上的野豬、一天內把奧革阿斯的牛棚打掃乾淨、驅趕斯廷法羅斯湖的怪鳥、馴服米諾斯牛、將狄俄墨得斯的牝馬帶回密刻奈、對抗阿瑪宗人、帶回厄律提亞島的棕紅色公牛、取得金蘋果、把地獄犬刻耳柏洛斯從地府帶出來），其中大部分是與狩獵、畜牧業直接相關的。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盤古開天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也是直接與勞動相關的，或者是勞動的某種誇張和象徵。這些都是古代勞動文學的經典作品。在中國古代最優秀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大部分作品或者直接描寫了農業、採集、狩獵、漁樵等勞動場景，或者再現了勞動人民的日常生活，表現了勞動者的思想感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詩經》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勞動文學經典。

古希臘神話和古中國神話、《詩經》之所以能夠達到勞動文學的某種後世難以企及的高度，主要原因應該是勞動在人類的產生過程和當時人類社會生活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它相當於是人類孕育和誕生於其中的胎胞，而且因為勞動水平很低，沒有多少產品的積蓄，一日不勞動就一日沒吃的，勞動的重要性就以極其尖銳的緊迫性引起當時人類的感知，並且在文學中得到了表現。但也正因為如此，隨着勞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的發展，所有者和經營者階級從勞動者中分化出來了，知識分子從勞動者、所有者、經營者中分化出來了，最後，國家管理者和統治者從勞動者、所有者、經營者、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了，勞動文學反而進入一個相對低谷的發展階段：

第一，掌握了生產資料和財富的所有者和經營者階級，當然會貶低勞動的價值和勞動者的地位，而抬高自己的價值和地位，並通過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

第二，腦體分工、知識階層和知識分子的出現，對人類文化和文明的發展有很大的意義，由於知識分子成為文化創造和文學創作的主體，他們當然要把自己的生活、趣味、理想等等優先通過文學形式表達出來，所以文人文學在很長歷史時期成為主流文學或文學主流。

第三，最為重要的是，掌握暴力和國家權力的統治階級，一定會不遺餘力地運用權力進行強製和意識形態教化，把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人生觀貫徹到文人文學、富人文學直至勞動文學之中。

於是就形成了勞動文學相對於文人文學、富人文學和宮廷權貴文學的嚴重的弱勢地位，這個弱勢一是表現在數量上，勞動文學作品遠遠少於後三類文學；二是表現在質量上，勞動文學的表現力和審美水平總體上要低於後三類文學，只有極少數知識分子反映勞動過程和勞動人民生活、表達勞動者心聲的文學作品，達到了較高的審美水平；第三是表現在傳播方式和歷史傳承上，很多勞動文學作品只能以民間口耳相傳的方式，分散、自發、無序地得到傳播和保存，而未能以完整的文字形式記錄和流傳下來，很多都堙滅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相反，後三類文學卻能夠運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優勢，有意識甚至有組織地得到傳播、保存和發展。翻開任何一本中國古代文學史、西方古代文學史、世界古代文學史，上述分析不難得到印證。

當然，在古代社會，勞動文學也經歷了一個觸底反彈的過程，比如，在中國文學史上，從離騷、漢賦，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曲和明清小說，勞動文學成分或勞動文學在整個文學中的比重，表現出一個緩慢上升的態勢。西方勞動文學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基督教最初就是奴隸和勞動者的宗教，聖經中就包含了豐富的勞動哲學思想，並且本身也堪稱為一部勞動文學經典，它以文學的形式宣示了一整套勞動觀念：

勞動的神聖：基督教告訴我們勞動是神聖的。在希臘與羅馬的文化中，勞動是被蔑視的；在耶穌那個時代，正民都不從事勞動，從事勞動的人都是奴隸。然而基督教卻賦予勞動以高貴和尊嚴。首先，我們的上帝是勞動的上帝，他六天的創造之工就是他在勞動。而且，我們的神一直做事直到如今。（約5:17)上帝在創造之工之後，繼續從事護理之工。因此，勞動是尊貴的，是神聖的，是美好的，因為神也勞動。其次，耶穌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時候，也從事勞動。耶穌誕生於馬槽，他自己的職業是木工。喇提美爾（HughLatimer)說：「奇妙的是世界的救主，一切君王之上的王，他不以勞動為恥，不以取了如此簡單的一份職業為恥。就這樣他就確實讓所有的職業成為聖潔了。」最後，聖保羅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從希伯來傳統中學會的手藝技能與他的學者身份糅合在一起。他時常一邊殷勤地勞動，一邊傳揚福音。他不以勞動為恥，而且要弟兄姐妹效法他的榜樣，並且教導說：「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帖後3:10)在聖經裏，工作本是祝福，工作是上帝創造人類的目的，是上帝給人的恩典之一。人類可以透過工作，來禮贊上帝造物之工。人類被造也就是一同來享受這種管理大地的樂趣。每個人可以透過工作，盡情發揮上帝所賜予的不同恩賜。創世記二：15說：「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叫他耕種、看守園子。」人類繼續上帝創造的工程。

勞動神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後世基督教以及整個西方文化。進入中世紀的時候，基督教對勞動的尊重得到加強。《使徒章程》通過譴責懶惰來表達對勞動的尊重。本尼迪克修會認為：「勞動就是禱告。」懶惰被天主教認為是致命的七宗罪之一。懶惰也被認為是魔鬼的作坊。進入改教時期，馬丁路德認為勞動不僅討神喜悅，更是一種侍奉上帝的呼召（天職）。神呼召一些人全時間在教會中從事事工，神也呼召另外一些人從事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工作，工作不僅是服侍人，而且是服侍神。勞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民在每天的生活中榮耀上帝和服侍人的差事。勞動是基督徒的一種職責。馬丁路德把勞動看做「上帝的面具」，這就意味着上帝隱藏在勞動中。既然如此，對基督徒而言，所有的勞動就都具有同等的價值；所有的工作，不論其社會地位如何低下，都是對上帝和人類的服侍。

勞動作為懲罰和贖罪：在人類的祖先亞當犯罪之後，勞動和工作就成了詛咒，創世記三:17-19說：「主上帝對那男人說：『你既然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違背命令而受咒詛。你要終生辛勞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土地要長出荊棘雜草，而你要吃田間的野菜。你得汗流滿面才吃得飽。你要工作，直到你死了，歸於塵土；因為你是用塵土造的，你要還原歸於塵土。』」人類的工作環境從水源充沛、土質肥沃美好的伊甸園，變成了充滿荊棘雜草的貧土。工作的本質原本是祝福、是快樂、是享受，但卻變成了捆綁，且這種捆綁一直到死，即使那些收入豐裕的人們，雖不擔心貧困的問題，但是也被所謂成就感、名聲所轄製，以致於過度工作，而成為另一種捆綁。

勞動與安息：上帝賜下安息來釋放工作帶來的捆綁。在希伯來書第四章3-11記載，有一安息日為上帝的子民所存留，上帝的子民得以進入上帝所賜下的安息。因為造物之工，從創世以來己經成全了。上帝用六日創造了世界萬物，而第七日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工。人類原本應跟上帝一樣，可以歇了自己的工，正如上帝歇了他的工一樣。但是因為罪的咒詛，所以無法得以進入上帝的安息！然而耶穌基督帶來救贖。凡聽從耶穌所帶來的福音、認識上帝的，便擁有能力進入安息。不信從的人，則沒有能力進入。但即使是聽過福音、若不竭力進入那安息，也恐怕會跟那些不信從上帝的人一樣跌倒了。因此，對於忙碌於工作、被工作捆綁、被工作追着跑的人，只需要來到上帝面前、認識上帝，祂必賜下安息給。因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 28)

2、近現代西方勞動文學的復興

在現代社會的頭三個世紀（16、17、18世紀，也可叫做近代），在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為代表的近代文化中，人文主義文學、古典主義文學、啟蒙主義的文學，主要是以知識分子和市民中產階級（即第三等級）為主體，反對中世紀宗教蒙昧主義、禁欲主義、封建主義、等級主義，伸張人性、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的文學，勞動者還沒有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角。

到了 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成為占主流地位的文學流派。如果說前此三個世紀，是市民、第三等級、新生資產階級高歌猛進的時代，那麼，到了 19世紀，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得以展開，其弊端、陰暗、醜惡的一面也逐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對資本主義本身的反思、批判和反抗，也就成為時代精神的主旋律，成為現代文化的基調，文學領域的情況也是如此。在現實主義（包括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中，從文學創作的主體來分，有高舉人道主義旗幟的知識分子作家和要求改變資本主義製度的工人階級作家；從文學創作的內容來說，有揭露資產階級上流社會醜陋荒淫、下層社會貧窮困苦的作品和反映工人階級積極主動地反抗和鬥爭的作品。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作家偏重於前一類作品，而工人作家偏重於後一類作品。工人作家登上了文學舞臺，而反映工人階級勞動、生活和戰鬥的作品，進入了文學的殿堂，這從兩個方面奠定了勞動文學在整個文學世界的地位。

法國是現實主義文學的發源地。法國現實主義文學有以一般人道主義為創作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和體現工人階級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前者主要是反映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矛盾與鬥爭，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司湯達、巴爾扎克、梅裏美、小仲馬、都德、莫泊桑、福樓拜、左拉等。後者主要是巴黎公社文學，指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參加者所從事的與這一偉大歷史運動有關的文學創作。巴黎公社文學是巴黎公社的產物，是19世紀工人階級文學的突出表現，它包括公社誕生前後20年間公社戰士寫的詩歌、小說和散文，其中以詩歌的數量和成就最大；主題思想是揭露反動派罪行，總結公社經驗，號召人們繼續為公社的理想而鬥爭。公社擁有以《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為首的一支相當龐大的詩人隊伍：讓-巴蒂斯特•克萊芒、克洛維斯•于格、路易絲•米歇爾、昂利•布裏薩克、歐仁•沙特蘭、奧利維耶•蘇埃特爾、阿希爾•勒•魯瓦、埃米爾•德勒、埃蒂耶納•卡爾亞、塞內沙爾、拉紹塞等等。他們遺留下來的大量關於公社革命的詩作，以樸素的歌謠形式居多數，以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為主流，呈現出多彩多姿的面貌。

英國現實主義文學形成於19世紀30年代，40至50年代達到繁榮，也有以一般人道主義為創作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和體現工人階級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前者較多地反映勞資矛盾及「小人物」的命運，具有典型的人道主義與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主要作家有狄更斯、薩克雷、哈代、勃朗特姐妹等，後者主要是憲章運動文學或憲章派文學，主要作家有瓊斯、梅西、林頓等。憲章派文學的很多作者是產業工人或手工業工人，同時也是憲章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他們以自己親身的遭遇揭露資本主義剝削的罪惡，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其次，它取材於現實的革命鬥爭，迅速反映當時鬥爭中的迫切問題和重要事件，具有強烈的戰鬥性，充滿着樂觀主義的精神和激勵戰鬥的號召；第三，它具有廣泛的群眾性，內容上大多是群眾所熟悉和關心的題材，形式上廣泛採用了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歌謠體和聖詩體，語言通俗易懂；第四，它貫穿着國際主義的精神，不少作品號召歐洲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奮鬥，爭取勝利，對外國受壓迫的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德國現實主義文學也有以一般人道主義為創作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和體現工人階級思想的現實主義文學，前者以「青年德意誌派」與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作家海涅、畢希特為代表，後者是在德國工人運動中湧現出來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是在19世紀30年代德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開始形成的，在1848年革命前夕達到第一個高潮。畢希納的充滿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作品，控訴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剝削的無名氏工匠歌曲，開啟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40年代以卡爾•貝克為代表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文學促進了這一運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及其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對於德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新萊茵報》則是當時無產階級文學的主要陣地。偉大詩人海涅在馬克思的影響下，於1844年創作了《西裏西亞織工之歌》，反映工人階級的苦難及其埋葬舊製度的願望。受海涅政治諷刺詩的啟發，維爾特的詩歌《蘭開夏之歌》、《工業》、《鑄炮者》和小說《德國商界趣聞》、《着名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跡》，揭露了資本主義剝削製度的罪惡，嘲笑了德國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醜行。他的詩歌在1848年革命中發揮了戰鬥作用。弗賴利格拉特和黑爾韋格也在40年代革命高潮中，以他們優秀的詩歌鼓舞了工人階級的戰鬥意誌。黑爾韋格的《全德工人協會會歌》在工人中廣泛流傳。雅科布•奧多爾夫的《德國工人之歌》被譽為德國「工人的馬賽曲」。

19世紀，勞動文學除了在英法德三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上述重要成就外，在美國、俄國和北歐國家也有重要的進展。進入20世紀，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工人階級實現了更大範圍的聯合和團結，工人政黨合法化並進入議會和政府，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趨於緩和，勞資力量的對比逐漸趨於平衡，為勞動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經濟社會政治條件，勞動文學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可以說，在20世紀文學中，勞動文學占得了半壁江山，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工人文學家以及為工人階級代言的知識分子文學家（左翼文學家）：蕭伯納、高爾基、顯克微支、密支凱維支、布萊希特、法朗士、勃勒東、阿拉貢、奧尼爾、德萊塞、斯坦貝克、馬克•吐溫、勞倫斯、小林多喜二……其中許多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3、中國近現代的勞動文學

近現代中國勞動文學是從五四前後開始的，大體上分為四個階段：

20年代的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階段。五四前後，中國大地上響起了 「勞工神聖」的呼聲，以勞工為題材的勞動文學也破土而出，主要代表人物有劉半農、葉聖陶、魯迅、郁達夫、胡適、王統照等人，他們的作品，大都基於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的視角，表達出對勞工歷史力量和地位的熱情而抽象的歌頌，以及對勞工的痛苦生活的同情、悲憫和憤怒，其中人力車夫是最主要的勞工形象。當時知識界與工人的交往有限，另一方面工人人數不多，產業工人更少，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在經濟結構和生產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還沒有完整顯示出來。由於這些主客觀條件的限製，當時的勞工題材作品中的主人公，與寬泛的底層人民區別不大，而且「大部分是由知識者代替工人表述思想。大多數作品並未將工人作為客觀描述的主體，以致只是作為知識者本人精神世界的一個補充說明，基本上是以『人的發現』為基準提出的人類問題，還遠不是對具體工人生活的描述。」®
只有在20年代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前後，才出現了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的作家，如蔣光慈、鄧中夏、瞿秋白、沉澤民，開始在勞工人物身上貫註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但是這類作品數量少，質量也不高，真正與勞工運動相結合的勞工文學尚待形成，只是發展的趨勢己經顯示出來了。有研宄者指出：「可以說，從人道主義到勞工神聖，到平民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五四』時期勞工文學思潮發展的脈絡。從人，到勞工，到底層工人，再到作為階級的工人，便是這一時期勞工形象的變遷過程。」®

30、40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學階段。1927年國共分裂後，資產階級聯合工農反對北洋軍閥的國民革命，轉變為共產黨領導工農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革命，原來的人道主義和平民主義勞工文學，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1930年，左翼作家同盟宣告成立。左聯在理論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在政治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提倡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左聯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在創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魯迅的《故事新編》以及他和瞿秋白的雜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張天翼、葉紫等人的小說，田漢、洪深、夏衍等人的劇作，中國詩歌會諸詩人的詩歌，都以其思想上藝術上新的拓展，顯示了左翼文藝的實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創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還在於出現了許多新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和主題：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鬥爭，工人群眾對資本家剝削的猛烈反抗，農民的生活和鬥爭，30年代動盪不安的城市生活等等。

1936年抗爭爆發後，左聯自行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繼承了左聯的全部政治文化遺產，並且在抗爭條件下發揚光大，最後在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得到了最高的表述。

1936—1949年間，在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以及後來國共戰爭時期的解放區，產生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和一批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作品，主要有：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趙樹理《小二黑結婚》和《傳家寶》、柯藍的《抗日英雄洋鐵通》、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和《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幹大》、柳青的《種穀記》、孫犁的《荷花淀》、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草明的《原動力》、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與此同時，在淪陷區和國統區，湧現出老舍的《駱駝祥子》、路翎的《飢餓的郭素娥》、艾青的《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等等着名的勞工文學作品。

50—70年代的畸形異化階段。從1921年1949年，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大眾為主要依靠力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這個過程，由於像一切革命一樣具有相當的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又由於在這個過程中爆發了驚人的主體抗爭精神和歷史創造精神，因此，儘管因為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要求壓抑和損壞了文學本身的審美質量，但也因為天然地表現出了某種崇高、英雄主義和悲劇的風格和力量，因此也取得了很多文學上的成就，湧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49年以後，經過六七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其中包括對文化界和整個社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改造運動，到1956年，建成了高度集權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製，黨和國家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自上而下地控製整個社會，不僅一切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力量被消滅殆盡，就是工人、農民和普通知識分子(腦力勞動者），也成了被管製和規訓的對象。於是出現了一種歷史的二律背反：在憲法和法律層面，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勞動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二字占據了所有製度、機關乃至重要的企事業單位的核心位置，但作為個人的公民權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權利，乃至生命權和人身自由，卻付諸闕如，或者隨時都可以以人民的名義予以剝奪，黨的一元化領導才是真正現實地起作用的鐵律，違背這一鐵律，必將遭到無情的打擊。
於是，為這種現實政治服務的文學，一方面把勞動人民捧上天，對勞動人民不吝歌頌贊美之詞，勞動文學彷佛達到了歷史上最高的發展階段，不論是主題思想，還是題材和情節，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勞動者都被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另一方面，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帶給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傷害和剝奪，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的匱乏，包括瘋狂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所帶來的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饑荒，卻沒有得到任何真實的記錄和描寫，一旦有人這樣做，輕則是以現象掩蓋本質、以非主流掩蓋主流，給黨和社會主義抹黑，重則就是必須予以專政的現行反革命。50、60年代最紅、影響最大的作品有兩類，一類是追憶紅色江山是怎麼打下來的革命歷史小說，如《保衛延安》、《紅日》、《林海雪原》、《紅岩》、《青春之歌》等等，另一類是反映現實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農村題材小說，如《創業史》、《紅旗譜》、《金光大道》、《艷陽天》等等。於是出現了一種巨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歷史與文學場景：那些曾經送子當兵並且用獨輪車推着自己生產的物資支援解放戰爭的農民，那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一份自古以來夢寐以求的土地的農民，僅僅在幾年以後，就興高采烈、歡天喜地地幫着黨和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重新收歸國有、奔向社會主義公有製的美好天堂了。結果怎麼樣，後來大家全都知道了，所以79年又不得不重新搞什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至少落實一下農民的土地經營權和使用權。這不是勞動異化又是什麼？這不是勞動文學的異化又是什麼？

再來看工業和工人題材的文學。1950年，草明的長篇小說《火車頭》，打響了工業和工人文學的第一槍，隨後湧現了白朗的《為了幸福的明天》、蕭軍的《五月的礦山》、周立

波的《鐵水奔流》、艾蕪的《百鍊成鋼》、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雷加的《春天來到了鴨綠江》、羅丹的《風雨的黎明》、程造之的《黃埔春潮》、張孟良的《三輩兒》、程樹榛的《鋼鐵巨人》等中長篇小說。50年代還出現了一個工人作家群落，比較有名的有阿鳳、萬國儒、董乃相、王家斌、李學鰲、胡萬春、唐克新、費禮文、盧俊超、黃聲孝等，他們曾有當過鐵路職工、火車司機、印刷工人、碼頭工人、鋼鐵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煤礦工人、機械製造工人、翻砂工、電業職工等等的經歷，然後成為專業的或業餘的作家，成為文學界一時之俊彥®。

回頭來看這一時期的工業文學，在表現了工業化這一宏大主題、人類改造自然的偉大力量並因此而形成一種陽剛壯美的美學風格的同時，涉及到社會和個人層面時，不僅乏善可陳，甚至可以說陷入了一種普遍的假大空、普遍的癲狂乃至普遍的美醜善惡的顛倒之中。一切基於自然生命本能、個人社會權利（人權和公民權利）以及對個人自由、幸福和尊嚴的追求，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陳腐骯髒的東西而受到鞭撻，所有作品中高揚的是多快好省地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一切聽從黨召喚和國家指令的政治正確，以及公而忘私、大公無私的道德宣教。代替對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的真實再現的是概念和主題思想先行，以政治和道德公式裁剪現實生活；代替跌宕起伏的故事敘述的是類型化、雷同化的敘事結構（比如「拯救與新生」、「犯錯與改進」的情節模式②）；代替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個性的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代替悲喜交加的史詩風格的是充滿盲目的革命樂觀主義的頌詩風格……與此形成尖銳衝突的是，搞了二十幾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工人階級仍然生活在貧窮困苦之中，工人階級作為國家領導階級當家作主的權力姑且不論，他們最基本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最基本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權利，也與同期起步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差距越拉越遠（雖然相比農民而言，工人還是得到了某種父愛主義的照顧）。在這樣一種嚴酷的歷史事實面前，貌似華麗的工業文學註定是在歷史上站不住腳的，上面列舉的那些作品，幾乎沒有能夠以其積極的文學價值而進入文學史的，而只不過是以其消極的「喧譁與騷動」證明了這一時期文學的荒蕪和整體潰敗。這不是勞動的異化又是什麼？這不是勞動文學的異化又是什麼？

80年代以來重新起步階段。改革開放以後，勞動文學進入一個從異化到復歸的艱難曲折的歷程。這裏對農村和農民題材文學的情況就不介紹了，主要介紹工業和工人題材文學的發展情況。1979年，蔣子龍率先以《喬廠長上任記》拉開了改革開放時代工業題材文學的序幕，緊接着，柯雲路的《三千萬》、水運憲的《禍起蕭牆》、達理的《路障》、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張鍥的《改革者》、焦祖堯的《跋涉者》相繼問世，其中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沉重的翅膀》，以及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等作品，突破了改革與保守兩條道路紛爭的主題思想和情節框架，開始表達改革對社會結構以及人的心靈世界的震動和影響，體現了對改革的深層次的思考。在這個基礎上，在80年代中後期，方方、池莉等作家進一步突出個體的生存體驗，把關註點由工廠、社會轉向家庭、生活，由改革的宏大敘事轉向個體意識和個人命運，由推動改革的管理者階層轉向在改革中受損的勞動者階層，預示了工業文學題材必將發生的分化（《風景》、《煩惱人生》）。至此，勞動文學基本上實現了從階級贊美詩到世俗化生存、從英雄階級到凡俗個體、從創世史詩(應為「偽史詩」，實為「頌詩」 一一本書作者註）到生存寫實的轉變氣到了 90年代，隨着市場化和私有化的推進，迎來了一輪「現實主義衝擊波」，一些作家直面現實的殘酷，不迴避現實的黑暗，描寫了國企改革所面臨的重重困難以及工人們窘迫的生存狀況，代表作有劉醒龍的《分享艱難》、談歌的《大廠》、關仁山的《大雪無鄉》、何申的《年前年後》、張宏森的《車間主任》等。但好景不長，從此以後形勢就急轉直下了；市場化和私有化本來為工業題材文學提供了全新的素材，但主流作家在「去政治化」、「ヒ饈緞翁�化�溝耐�时，覀}鸞シ牌�了坞yУ納緇岬５保�工业题材坞yР喚雒揮腥〉梅欠渤刪停�反而仓v階呦蛩ヂ�®。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反轉？我認為原因有兩個：

一是在原來的國家所有製和計劃經濟及其80年代的變種中，工廠管理層與勞動者之間的階級分野是隱藏起來的，或者說沒有公開暴露出來，只不過一個叫做國家幹部，一個叫做國家工人，雙方都與同一個老闆即國家建立勞動關係，都被概括在大而化之的「勞動者」、「勞動人民」的概念之下。結果反而是管理層為了爭取經營自主權而推動了國有企業的承包製改革，他們也成為工業文學或一般勞動文學的主人公。到了 90年代市場化和私有化全面推進以後，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即「國家幹部」搖身一變成了老闆，而「國家工人」則成為與老闆相對而立的僱傭勞動者，甚至下崗失業，連被僱傭的機會也沒有了，這個時候階級分野就顯現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原來籠而統之的「工業文學」就分化為「資本文學」和「勞動文學」，專業文學家、職業文學家、主流文學家、精英文學家、體製內文學家必須選邊站隊，其中大部分選擇了為擁有國家權力支持的新生資產階級站臺背書，或者只是表現和表達自己隸屬於其中的中產小資階層，只有少數人選擇了為勞動者和改革受損者吶喊和呼籲。

二是在90年代，長期生存於國有企業之內的老工人階級被打散了，或者被市場分割了，被資本控製了，下崗失業的那一部分則流失於社會的汪洋大海之中了，除了少量有一定規模的集體抗爭外，老工人作為一個階級，基本上退出或者被重組了，取而代之的是數億來自農村的新工人即農民工。專業、職業、主流、精英、體製內文學家對老工人階級是比較熟悉的，對新工人階級則是不熟悉的；老工人階級被打散以後失去了階級意識和階級組織，決定了文學家們的創作也就沒有依託、無以為繼了，而他們又沒有能力甚至沒有興趣深入新工人階級②寫出以新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勞動文學，這是他們逐漸淡出勞動文學領域的主要原因。

但其實，專業、職業、主流、精英、體製內文學家退出勞動文學領域，並不意味着中國勞動文學的消亡，因為另一種形式的勞動文學以更加強勁的勢頭走上了歷史與文學舞臺。這就是「打工文學」。

三、打工文學：當代中國的勞動文學

1、打工文學的起源和發展歷程

打工文學最早起源於深圳特區。1980年深圳成為特區後，隨之從全國各地湧入幾百萬創業、求職、打工的人，其中就有數量很大的農民工。最初的打工文學甚至是以「廁所文學」的形式出現的，比如文學評論家楊宏海就看見過這樣一首寫在廁所裏的打油詩：「一早起床，兩腳齊飛，三洋打工，四海為家，五點下班，六步暈眩，七滴眼淚，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實）會死亡。」 ®1984年，深圳市文聯主辦的《特區文學》開始刊發了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其中比較着名的有林堅的《深夜，海邊有一個人》，這篇作者根據自己打工體驗寫成的小說被認為是打工文學的開山之作。僅僅一年之後，評論家楊宏海就提出了「打工文學」的概念。當時地處深圳關外、民工雲集的寶安縣，成了深圳打工文學的主要發源地，1988年由寶安縣文化局創辦的內部文學雜誌《大鵬灣》，是全國最早的打工文學刊物，歷經十餘載，始終與打工一族風雨同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打工文學家。

老工人、新工人，是根據經濟關係和勞動關係劃分的，國有製、集體所有製和計劃經濟、行政化勞動關係條件下的工人叫做老工人，多種所有製並存、市場經濟和市場化勞動關係條件下的工人叫作新工人，包括農民工和擁有城鎮戶籍的合同製工人。

打工文學由寶安走向深圳，由深圳走向珠三角，由珠三角走向全國。1989年，《佛山文藝》調整辦刊方針，將自身定位於打工文學刊物，受到打工人群的歡迎，發行量大増，1995年居然達到每期50萬份，成為中國第一打工文學大刊。《外來工》、《打工妹》、《湛江文藝》、《江門文藝》等地方刊物尾隨其後，《羊城晚報》也推出打工文學專欄。其間安子的自傳體報告文學《青春驛站》引發了全社會對打工文學的關註。2001年，《打工詩人》在廣東惠州創刊，17位打工詩人集體亮相，形成打工詩人群落。

文學界逐漸接受了打工文學，從楊宏海1992年主編「打工文學系列叢書」、2000年編輯打工文學作品和評論集《打工世界》，到深圳市和寶安區召開首次全國性打工文學研討會、深圳市從2005年連續舉辦三屆「全國打工文學論壇」；從《人民文學》、《十月》、《作品》、《花城》、《小說選刊》、《作品與爭鳴》、《新華文摘》、《北京文學》、《詩刊》、《詩選刊》、《詩歌月刊》、《詩林》、《星星》、《華夏詩報》等主流文學刊物發表打工文學作品，到2005年首個針對打工文學的「鯤鵬文學獎」的設立、王十月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和鄭小瓊獲得人民文學新浪潮獎，打工文學登堂入室，被主流文學所接納和認可。

成就較大的打工文學代表人物有：

產生期：林堅、張偉明、安子、周崇賢、黎誌揚、鍾道宇、呂嘯天、李堅、繆勇、郭海鴻、鄢文江、黃河、孫春雲、林靈、汪洋等，其中周崇賢作品最多，影響也最大，發表了16部小說、近700萬字文學作品，堪稱打工文學第一代扛鼎人物。

發展期：王十月、鄭小瓊、謝湘南、張紹民、戴斌、曾楚橋、白連春、柳冬嫵、羅德遠、許強、徐飛、曾文廣、嶽勇、任明友、張守剛、何真宗、沉嶽明、許嵐、劉大程、唐以洪、周述恆、許立誌等等，其中王十月和鄭小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獲得了全國性的文學獎，堪稱打工文學第二代扛鼎人物®。

2、打工文學的類型或體裁

優秀的打工文學家兼打工文學評論家柳冬嫵把打工文學分成打工小說、打工詩歌、打工散文、打工紀實四類。在「第一屆新工人杯文藝大獎賽」中，文學類的體裁也包括小說、詩歌、散文、口述四種。

打工小說：代表作有林堅的《夜晚，在海邊有一個人》、《別人的城市》，張偉明的《下一站》、《我們INT》，周崇賢的《我流浪，因為我悲傷》、《盲流部落》、《都市盲流》、《南國迷情》、《異客》、《南部滄桑》、《打工妹詠嘆調》、《青春無註釋》、《那血那窗那女孩》，王十月的《出租屋裏的磨刀聲》、《國家訂單》、《開沖床的人》、《廠牌》、《示眾》、《白斑馬》、《尋根團》、《煩躁不安》、《大哥》、《無碑》，白連春的《靜脈血篇》、《乳汁》、《身體裏的感覺》、《拯救父親》、《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天》、《背叛》、《天堂》、《在黑暗中擁抱》、《上帝不在家》，還有繆永的《駛出欲望街》，羅迪的《誰都別亂來》、戴斌的《深南大道》、《情愛原生態》，曾楚橋的《幸福咒》、周述恆的《中國式民工》等等。2009年12月，周述恆上了央視「小崔說事」節目，向全國公眾介紹他的創作經歷。

打工詩歌：代表作有白連春的組詩《城市縫隙裏的鄉土》，謝湘南的詩集《零點的搬運工》，李明亮的詩集《裸睡的民工》，鄭小瓊的組詩《黃麻嶺》、詩集《女工記》，羅德遠的詩集《在歲月的風中行走》，等等。由打工詩人許強、羅德遠、陳忠村主編的《2008中國打工詩歌精選》、《2009—2010中國打工詩歌精選》、《2011年中國打工詩歌精選》三本詩選，選錄了 200多位打工詩人的700多首詩，是比較權威的打工詩歌選集。

打工散文：蕭相風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王十月的《爛尾樓》、《尋親記》、《冷①參見楊宏海主編：《打工文學縱橫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暖間》、《關卡》、《聲音》、《總有微光照亮》、《父與子的戰爭》、《我是我的陷阱》，鄭小瓊的《鐵•塑料廠》、《印刷廠》、《從中興路到郵局》、《東莞生存詞》、《夜晚的深度》，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轉身》、《在鎮裏飛》、《月末的廣深線》、《南方沒有四季》、《消失》、《哭孩子》、《匿名者》，安石榴的《深圳地圖》，周崇賢的《打工：掙扎或者希望》等着名打工散文，大多數都首發在《人民文學》，其中獲得2010年人民文學獎的《詞典：南方工業生活》，實際上是一部有十多萬字的大散文或者一組系列散文，以打工、愛情、電子廠、老鄉等等詞條為題，根據自己的長期打工生活經驗，對南方工業生活進行了真實的描寫。《人民文學》用幾十個頁碼選登了這篇散文的一部分，這可能己經是它發表過的最長的散文了。

打工紀實：又分成兩小類，一類是報告文學，一類是自述，或者口述實錄。1992年，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學系列叢書，其中就包括打工題材報告文學集《青春尋夢一一廣東打工潮追擊》，收入15篇報告文學；這套叢書中還包括安子的《青春驛站一一深圳打工妹寫真》，也屬於打工紀實文學，該書共寫了包括作者在內的16個女性在特區打拼並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空間的故事，此後，安子又寫了《邊緣檔案一一深圳保姆寫真》。關於農民工子女的報告文學多達幾十部。胡傳永的《血淚打工妹》獲得第二屆北京文學獎。張偉明的長篇紀實文學《深眸•女》，追蹤那些曾經在深圳打工後來散落各地的女工的去向。三聯書店2006年出版了《失語者的呼聲——中國打工妹口述》，記錄了 16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繁花：中國打工妹實錄》，跟蹤尋訪了數百位打工妹的親身故事和離奇遭遇。花城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洪流•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是首部全方位關註農民工、闡述當代中國巨變的歷史實錄。北京的傳知行經濟社會研宄所，長期跟蹤調查農民工，做了大量的口述實錄，但至今尚未得到公開出版，而這個機構己經不復存在了。楊海燕的自述作品《我是一朵飄零的花一一東莞打工妹生存實錄》，不僅講述了個人的命運，而且濃縮了這個年代背井離鄉的打工群體生活狀態。這類具有文學性的自述類作品，是帶有自傳體性質的紀實小說，描寫的就是自己的打工生活，而現實有時比虛構更加令人目瞪口呆，小說所展現的他們的艱辛與苦難，他們的愛與恨、傷與痛、血與淚，比很多文學作品中虛構的故事更加殘酷，足以令一切敘事技巧黯然失色®。2017年最紅的打工作家，是從湖北來京打工的育兒嫂范雨素，業餘時間在皮村的工友之家文學小組學習寫作，她寫的《我是范雨素》引爆了整個網絡，這篇作品正就是一篇打工者自述或打工口述實錄。

四、打工文學的主題

雖然不能把當代中國的勞動文學全部歸結於打工文學，因為還有一部分專業、職業、精英、體製內文學家在以勞動、勞動者作為自己的文學活動的對象和範圍，他們的作品也可以歸入勞動文學的範疇，但是，打工文學的確是當代中國勞動文學的主要組成部分。根據本書的定義和邏輯，打工文學也就是農民工文學，或者叫做新勞工文學，或者叫做新工人文學，因為農民工無疑是新勞工階級、新工人階級的主體部分。有一些勞工和勞工公益機構人士強烈反對使用「農民工」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這個概念包含了主流社會對來自農村的打工者的蔑視、歧視和鄙視，是對不公平的社會現實的默認和承認；他們主張使用「新工人」這個概念，以體現這個龐大的群體對國家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作出的貢獻，以及他們應當享受的與城市居民平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

農民工是一個非常流行的也被各門社會科學普遍採用的概念，所指是具有農村戶籍身份而進城從事工商服務業勞動的農民，或者說是在城市從事工商服務業勞動而不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項權利和福利的農民。根據2015年國家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報告，農民工總數己經達①參見柳冬嫵：《打工文學的整體觀察》，花城出版社2012年半，第65—84頁。到2.8171億。這是一種全世界都不存在或者不是如此大規模嚴重存在的、非常中國特色的現象，起源於上個世紀50年代末所建立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和社會體製，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根據戶籍和身份，分享完全不同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公共服務乃至政治權利，也就是說，整個社會大體上劃分為農民和市民兩個身份不同、權利不等、待遇懸殊的等級。「農民工」就是在這種二元分割的社會體製依然存在的情況下，隨着城鄉勞動力的廣泛流動而出現的一種糾結、畸形的社會群體和社會現象。本身這個概念是對客觀社會現實的一種描述，是一個中性的事實概念，並不包含對這一事實的價值判斷，使用這一概念的人，可能是支持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製的，也可能是強烈要求結束這一體製的，所不同的是，前一種人會拒絕接受「新工人」的概念，而後一種人自然而然會主張農民工應該成為與城市居民和擁有城市戶籍的工人享有同等權利的「新工人」，對他們來說，同時使用這兩個概念並不矛盾。

正是這種糾結、畸形、扭曲的社會歷史現象，構成了整個打工文學的元主題，並由此衍生出若干次主題。

1、農民+工人、主人+流民、強勢稱號+弱勢群體的分裂和撕扯先來讀一讀打工詩人劉虹那首着名的《打工的名字》：

A

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妹學名進城務工者別名三無人員曾用名盲流

尊稱城市建設者暱稱農民兄弟俗稱鄉巴佬綽號遊民

爺名無產階級同盟軍父名人民民主專政基石之一臨時戶口名社會不穩定因素永久憲法名公民家族封號主人時髦稱呼弱勢群體

B

打工的從名字中接生自己，從泥土深處搖曳而出。一棵草，舉着風中的處境與一坡拔出泥的兄弟，趕往被命名的路上傳說中的興奮和遠方，把他們提前充滿

他以抓鬮躲避命運，小小心願一藏再藏不知道將為怎樣的手所傾註

他用俯身來仰望，從忍不住的汗滴裏看到一天的藍，不是為自己搖晃

進入城市的賭局，賭註就是自身名字是惟一的本錢。扣留，抵押，沒收所有防範和懲罰都離不開交出身份證打工的惶惶如喪名之犬，作為名字的人質他時常感到，名字對自己的敲詐

他是被拖欠工資，又被拖欠名字的人……

C

打工的名字像成年期拐不回來的兒歌在語詞上響亮，在語法裏曖昧

它作復數，被稱作人民君臨於許多報告，屬於客串性質它作單數，就自稱老鄉穿過城市的冷與硬，以便互相認領

它發高燒打擺子都在媒體

高興時，被擺在「維權」的前面作狀語

生氣時，又成了「嚴管整治」的賓語

過年最露臉，在標題上與市長聯合作了一天主語

此外，它總是和魚建立借代關係一一車廂裏的沙丁魚，老闆嘴邊的炒魷魚信訪辦緣木求魚，醫療社保的漏網之魚還有美夢中總想翻身的鹹魚

它在外科截肢內科祛毒急診科清創婦科打胎常常被寫成簡化字異體字和丟了偏旁部首的錯字使它在病歷內外都搖搖晃晃站不穩

D

打工的名字被烈日和冰雪輪番擦拭來不及過渡頻頻錯位的表情它濕得擰出水，年初民工潮弄濕大半張地圖年尾擠脹郵局的匯款，是它乾燥的一種方式它平時不干不濕，像一塊來自冷淚的玻璃清清醒醒地，隔開別人的風景

它頑強地浪漫過，把「打工詩人』的雅號插活在《詩刊》，光長花朵不長飯它有時鋌而走險號稱亡命之徒，不過是把自己扔下樓頂，為討討不回的工錢它在新聞熱線的投訴名，是屢遭侵權者是居委會不屑造冊的一一暫住人口是城管辦早就瞄準的一一髒差亂

你在他鄉還好嗎？常回家看看……

打工的名字擠在電臺點歌節目裏互相取暖

E

此刻，打工的名字好奇地從這首詩裏往外看天還是這樣藍，水還在照樣轉只是各色人物的名字與時俱進有了改變一一先富起來的，精英或高端的，領子白的經濟犯罪或政治腐敗的……最後還有性服務工作的，都在小康花名冊上堂皇就座

打工的名字，為找不到座位暗自羞慚

它決定對內作一次機構精簡，首先去掉那些好聽但沒有用過的學名尊稱和封號重新起用曾用名，至於臨時戶口名悄悄地暫時別報，當務之急是把討厭的時髦稱呼n次方再乘以負數，算算最後值等於不等於梁山伯哦，如果所有傷心都能化蛹為蝶……

打工的，在改名字之前做着最後的盤點

在這首詩裏，打工者、農民工陷入到農民與工人、公民與流民、強勢稱號與弱勢群體的分裂與撕扯之中，他們似乎擁有所有的稱號，其實卻沒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為自己的真實的社會地位正名的稱號。他們是農民又不干農民的活了，他們是工人又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是法律意義上的公民甚至主人，卻又不得不在各個企業、各個城市之間流浪，是盲流，是遊民，是難民，是奴民，付出超額勞動卻像乞丐一樣討要工資……這是中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大多數勞動者的基本處境和根本困境，因此也就成為打工文學的母題，或者元主題；沒有歸宿，沒有家，永遠奔波在謀生的路上，碎片化的生存，形單影隻的摸索打拼，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農村，是農民工的基本生存狀況和基本形象。他們是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嗎？也許是的，不過正像一位詩人所說的：「從長安街到廣州大道/這個冬天我從未遇到過『人民』/只看見過無數個卑微地說話的身體/每天坐在公共汽車上/互相取暖。/就像骯髒的零錢/使用的人，皺着眉頭，把他們遞給了，社會」（楊克：《人民》）；他們是建築工，蓋起了高樓大廈，自己卻睡在馬路上；他們是環衛工，裝飾了美麗的市容，自己卻像乞丐一樣；他們是搬運工，搬運一切，唯獨搬不動自己的命運：「這麼多年，他努力搬運陰影/隱疾，淚水，鄉愁，孤獨/疼痛和絕望/從體內搬到體外/從起點搬到終點/從生搬到死//但他搬不動自己/像一塊石頭搬不動/坐在自己身上的天空/像螞蟻搬不動一塊藏着/巨大幸福的奶糖/或者說生活一直在搬運他/搬走他的健康，青春/然後慢慢把他搬進天堂」（周冬梅：《搬運工》）。

2、資本剝削、工廠專製、政府管控、城市排斥，農民工陷入孤零零的原子化生存狀態

在農民工的輸入地、打工點、謀生和工作場所，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這一頭，他們雖然人數龐大，卻遭到資本剝削、工廠專製與政府管控、城市排斥，處於一種原子化的生存狀態。

林堅的《別人的城市》，是一部實驗性很強的先鋒小說，對傳統的時間流加以顛復，在敘事結構上不再是傳統的起承轉合即開端、發展、高潮、結局，而是對時間加以切割，給人一種碎片式的敘述，而這正好能夠表現出農民工碎片式的生存，這當然不是他們的一種完整的生存，而只是生活在「別人的城市」裏。對小說的主人公打工者段誌而言，城市是一個巨大的他者和異己的客體，他進不去又不得不混跡其中，在人群中永遠顯得落落寡合；他努力質疑和抗拒，雖然勉強免於女主角齊歡那樣的肉體墮落和死亡，但終於不得不棄城而去，拎着行李回到故鄉小城，想為自己漂泊無疑的精神找到一個安定的歸宿，但他驚奇發現，這個故鄉小城也變成了一個「別人的城市」。林建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有個地方在城外》，打工者、農民工繼續尋找那個美好的地方，但終於沒有找到，只好繼續下一站的漂泊®。

王十月的中篇小說《國家訂單》，正面描寫了工廠裏結構性的勞資矛盾所帶來的極其慘烈的後果。小老闆也是工人出身的，當過技術員和業務員，終於有了自己的製衣廠，就在他的工廠瀕臨倒閉時，接到一個5天內完成20萬面美國國旗的大訂單。打工仔出身的經理李想認為本廠人力完成不了這個訂單，應該分出去一部分，但小老闆卻要獨享利潤，動員全廠工人24小時加班生產，甚至帶着自己嬌氣的老婆和工人一起干。干到第三天，許多人都趴下了，小老闆提升在工人當中有人緣的技術工人張懷恩做主管，請他出面來帶動和督促己經疲憊不堪的工人。這個張懷恩本來與小老闆有矛盾，曾經寫過一封裝有水果刀的討薪匿名信給小老闆，這次得到提拔以後，懷着感恩的心理帶頭加班，終於，在他的帶動和督促下，工廠如期完成了生產任務，但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即將做新郎官的打工仔，卻由於過勞而猝死了。

一開始，農民工就像被無形的命運之手猛擲到城裏，分別進入這個或者那個工廠打工，與這個或者那個老闆建立勞動關係，或者僱傭關係：「許多手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扼住打工者的咽喉，撕碎打工者的夢想/而天地很大，打工者卻都是瞎子和啞巴/數千萬之眾，在異鄉和老闆面前便成為弱勢的群體」（劉大程：《南方行吟》）。「我呆在深圳/這與一匹羊或一頭牛呆在深圳/沒有區別……」（謝湘南：《呆着》）；「車票的方向/與親切無關/直到心情一點點變涼/直到束束街燈變成白眼/一張打工的工卡默寫着如花歲月/一張張車票註釋着風濕頻生的命運」（子虛：《出門在外的時光》）；「/臨時工/方便得如盒快餐/在隨便的地方/花點隨便的錢/便被人隨便的捏走」（樊冰：《快餐盒》）；「/被歲月洗淨了鉛華/被風霜打去了菱角/我變成了一片褪色的茶葉/不幸掉在老闆的茶壺下/從這個的眼裏倒入那個的眼裏/從這個的心裏倒入那個的心裏/誰品嘗我的靈魂/當我悄悄/從你的身邊消逝」（家禾：《茶葉》）；「最缺少的東西叫做歸宿感/儘管，我熟悉工業區的一草一木/習慣於用地道的粵語與別人交談/能一口氣數出工業區內31工廠的名字/但這裏沒有屬於自己的將來/人在工業區，我卻時刻/生活在千裏之外的別處」（曾文廣：《人在工業區》）；「2000年7月21日上午，莞城/ 一張暫住證是我與這座城市/有了短暫和合法的同居關係/從一條街走向另一條街/身後，失業窮追不捨/惡毒的詛咒勿能令我/退避三舍/我的心態和多年前/那位落魄長安的書生何其相似/星期天，陽光明媚/睡覺，逛街和便宜錄像/光顧了那群電子廠的員工/我的身體繼續支撐/某些信念和不堪一擊的自尊/失望高過摩登大廈/直抵靈魂。旁晚/玻璃櫥窗對路過的我/不屑一顧/今夜，與我同居的城市/將一如既往地鄙視和嘲笑我」（曾文廣：《一個失業者的報告》）；「蚊子，我親愛的兄弟/在這夜深人靜的夜晚/只有你是我的知音/只有你，沒有把我/當成一個外鄉人」（鬱金：《蚊子，請別叮我的臉》）。

許強根據自己親身經歷寫道：「我像遊魂一樣整天四處飄蕩/老式建築，陳舊的出租屋室息地散發着/昏暗的光芒/一個流浪詩人呼吸的目光被現實之牆/捂得嚴嚴實實/那些火苗最終被黑暗擁抱在了比黑暗/更深的深淵中/在南方丈量工業區我是一件積壓的/庫存商品/渴望被消費渴望被一雙人民幣上/伸過來的手摟在懷中/ 1994年大年三十一根鏽跡斑斑的釘子/我至今仍然沒有力氣拔出/流浪途中嵌亮的雙眼/電力不足遠處的光景一片模煳/我懷揣悲壯看天邊日落西沉/用最後幾元錢吃了個快餐/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粒多像/母親的淚水/是什麼卡住了我/隱藏在我的喉嚨中/魚刺一樣/使我無法驅趕/ 1994年大年三十是南方免費贈給我的/入場券傷疤刺刀一樣/捅在了我的心上/一段歷史是一頁無法/翻過的陰影/在子夜心中沒有真正流過淚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許強：《流浪是塊永不癒合的傷疤》）。

鄭小瓊用一首長詩，與其他打工詩人一起交流自己對「打工」兩個字的體驗和理解：「寫出打工這個詞很艱難/說出來流着淚在村莊的時候/我把它當着可以讓生命再次飛騰的階梯但我抵達/我把它讀着陷阱當着傷殘的食指/高燒的感冒藥或者苦咖啡/二年來我將這個詞橫着，豎着，倒着/都沒有找到曾經的味道落下一滴淚/一聲咒罵一句憋在心間的吶喊/我聽見的打工一個衣冠不整的人/背着蛇皮袋子和匆匆夜色行走或者/像我的兄長許強描寫的那樣/ 『小心翼翼，片片切開/加兩滴鮮血三錢淚水四勺失眠』/我見到的打工是一個錯別字/像我的誤寫它支配着我/一個內陸的女子將青春和激情扔下/背負憤怒和傷口回去但是/我仍在夜的燈光裏寫着/打工打工並不沉重也不輕鬆的詞/打工這個謬稱讓生命充滿滄桑的詞/打工者是我他你或者應該如被本地人/喚着撈仔撈妹一樣帶着夢境和眺望/在海洋裏撈來撈去撈到的是幾張薄薄的鈔票/和日漸褪去的青春也是某個女工的嘆息/沒人傾聽安慰它是遺失路邊的硬幣/讓我充滿了遐想打工這個詞/是苦是甜是累是酸或者是我在/這個難得的假日黃昏寫下的一截詩句/二年後的今天我在紙上寫着打工這個詞/找到了寫着同一個詞的張守剛徐非還有/在南方鍋爐裏奔跑着的石建強以及/曾文廣任明友沉嶽明……他們在紙上/寫着這個充滿謬誤的詞打工/我找到他們的心情像深秋的一縷陽光/也像露水打濕的身體我記住的/是這些在打工詞語中站立的人他們微弱的/吶喊真摯地讓這個詞充滿無限的色彩/透過夜班的女工的眼睛打工這個詞充滿疲倦/在尋工者的腳印裏打工這個詞充滿艱辛/在失業者的嘴裏打工這個詞充滿飢餓/當我們轉過身去打工這個詞充滿回憶和惆悵/我不斷地在紙上寫着打工打工打工/我的筆尖像一顆微亮的星辰照着白天的傷口/夜晚的鄉愁添加着我們的記憶/親情它裏面交叉着重疊着百味/它在我的身體裏安置了故鄉的燈火/我很艱難地寫出打工這個詞/更不容易用帶病的軀體來實現這個詞/為了正確地了解這個詞我必須把自己/浸在沒有休息日的加班確切地體味/上班15個小時的滋味準確地估算/自己的勞動價值精確地/握住青春折舊費把握住這個詞的滋味/它的苦澀與歡樂無奈與幸福/或者有時間坐在燈光下/像張守剛一樣編着一些：『在打工群落裏生長的詞』/或者像羅德遠一樣用打工這個詞來斂聚內心的光芒/在這個詞裏我不止一次看到/受傷的手指流血的軀體失重的生命/卑微的靈魂還有白眼/就像今天我目睹自己/一個剛來南方有着夢想和激情的鄭小瓊/漸漸退次成一個庸俗而卑微的鄭小瓊/打工不可能成為軀體的全部/這個詞永遠充滿剝削的味道/就像許嵐她寫下一個白領麗人的自敘中/不可能改變自己是浮萍一樣的身份/打工是一張標籤它讓你在市場中出售/在別人的槽中餵養打工/你必須終年流浪打工/你必須像張守剛一樣/深刻地了解一些與它有關的詞語和事件/比如工卡，打卡，工號，炒魷魚/你還必須用三百斤稻子換來出鄉的車費/四百斤麥子辦理暫住證健康證計生證/未婚證，流動人口證，工作證，邊防證……/讓它們壓得你衰老而憔悴/我永遠活在打工的詞語中把家安置在/一隻漂泊的鞋子上難以遏製/只能和着兩滴淚水七分堅強/一分流水樣的夢來渲染這個有些蒼涼的詞/就像這個黃昏在紙上敲開，打工這個詞/牽出內心的疼痛蘸上加班的麻木寫出/在周圍的可能還在發生的幸與不幸/包括流逝的人和物比如深圳的安子/比如不下跪的孫天帥比如遭搜身的女工/比如懷念着的童年，往事開始飄雪的故鄉/講着這些我租住的房子電扇散落的書本/也落淚了在打工這個詞中/我每天都堅持拭擦內心的欲望/虛構未來把自己捂在某個淘金成功的寓言中/讓它溫暖孤獨而憂傷的心使它不會麻木/雖然偶爾它也像掉下的葉子/枯澀而絕望有時它會陷入羔羊一樣的迷茫/我卻感覺不到疼痛己經深入骨髓/在更多的日子裏我是一個盲目者/在打工這個詞上摸着等着找着/相愛着並且裝進匆匆的行李中/或者像許多人一樣枕着一臺收音機/傾聽着默默地想起蒲公英風信子/大雁和一群在工業區上空飛翔的燕子/聽見鄉愁的軀體飄泊的夢想/或者坐在燈下回憶遠方的愛人/年邁的雙親甚至等待一個持久的奇蹟發生/我傾聽到的打工這個詞它荒謬地將青春/葬送我不知道在這些歲月裏這群人/這首卑微的詩歌揚起的塵埃/會成為另一種痛回憶或輕易地/讓人踐踏從靈魂裏抽出一些咒罵/無奈還有不可能的假想但只有這個詞/它讓我們乾淨地純淨地澄清地走進深圳佛山/東莞中山……/也不可能沉靜地恬靜地寂靜地寫着詩歌/再一次說到打工這個詞淚水流下/它不再是居住在乾淨的詩意的大地/在這個詞中生活你必須承受失業求救/奔波，驅逐，失眠還有打着虛假幌子/進行掠奪的治安隊員查房了查房了/三更的尖叫和一些恥辱的疼痛/每天有意或無意我們的骨子裏會灌滿不幸/或者有心無心傷害着純淨的內心/讓田園味的內心生長着可樂拉罐/塑料泡沫一樣的欲望」（鄭小瓊：《打工，一個滄桑的詞》）。

周擁軍這樣描寫一個小妹妹的打工生涯：「在荒春在貧困出沒的山區/生長在田間和葉禾下的小妹/穿着土布衣裳帶上被褥/和娘用針線織成的叮嚀/一步一回頭/沿江而下……/穿越這種方言和那種方言/穿越紅綠燈巨大的建築/陌生的面孔/像一隻迷途的羔羊孑然一身/被喧囂的氣浪吞進又吐出/鐵屑碎玻璃機器轟鳴/我的窸窸窣窣的小妹/倏然之間失卻了溫軟雙手/浸泡在疲勞中/瘦削如一根細鐵棍/小妹溫情的小妹/再不能騎在棗樹上唱歌了再不能/出入高粱地偷聽奶奶喚你的小名/小妹呀，你是哽咽着上路的/哽咽着離開山泉水和稻香/離開雲朵般的羊群/清亮的雛雞聲/為了奶奶的藥方嗎/為了弟弟的學費嗎/十五歲在城市還是/撒嬌的年齡而在山區/在貧困人家你早己懂事/知道替大人分憂/知道家中的日子實在太苦/實在太難……/月亮又升起來了那麼多的煙囪/不停地轟擊着夜空/小妹在遙遠的南方在模煳的燈影裏/想家想娘和弟弟/一觸即痛的情感浸過/捂在懷裏的幾顆汗浸浸的鎳幣/現在你在擁擠不堪的宿舍/坐在磚塊上以腿當桌/用一筆一划木訥的字體/給親人寫信/你只讀過半年書/每一個漢字都在喘息着/在你的註視下發出憐愛的響聲/並且波及到/失落的鄉夢/時間嘩嘩流淌又快過年了/許多人風塵僕僕地趕回家鄉/小妹呵，奶奶也在推算返程的日期嗎/誰能瞧見你憔悴的模樣/誰能瞧見你此刻躺在病床上/連手臂也抬不起/外頭的雨正大風正猛/你感到冷牙齒一陣陣打顫/身體一陣陣發抖/你哭着你的同樣憔悴的小姐妹/與你緊緊依偎在一起/互相溫暖着長久地發呆/長久地一聲不語/哦我苦楚的小妹/什麼時候才能順着郵路回家/什麼時候才能擦去/滿臉的灰塵和委屈/重新吸吮生活的乳汁重新擁有課本/坐進寬敞明亮的課堂/小妹呵，我只能在詩歌中/為你祈禱為你祝福/同時大聲疾呼：拯救孩子/拯救一朵朵含苞的蓓蕾/讓她們再度鮮艷回到自己的顏色/讓她們上升到幸福的浩空/潔白地展開翅膀/潔白地飛翔……/小妹呵我的打工的小妹呵」（周擁軍：《打工的小妹》）。

災難波及到更小的孩子，那些隨父母流浪到城市的「流動兒童哦，親愛的孩子/我們回家去……/在街上你看見了什麼/那是一一別人的廣場……/我一直想這樣說/卻又害怕傷害……/那些和你一樣大小的本地孩子/他們，他們是幸福的/幸福……哦，你還難以理解/就像廣場上漂亮的舞臺/盛大的慶典，歡快的音樂……/而你只能張大雙眼，遠遠地觀望……/告訴我，你也想融入其中/告訴我，你也有最好的歌聲/最美的舞蹈/哦，你卻不說點什麼/你卻早早地睡了/抱着我給你買的玩具車/你將開向何方」（孫海濤：《兒童節一一給隨父母流浪在外的孩子》）。

王十月的小說《示眾》，以極為尖銳、極為典型、極為觸目驚心的方式，向人們展現了農民工建設了城市卻又被城市無情拋棄和羞辱的「異化」的主題和命運。主人公老馮是一位即將告別城市的老民工，在城市裏搞了十幾年建築，他對滲透了自己汗水、耗費了自己人生歲月的那些樓房充滿了特殊的感情，好像這些樓房就是他的孩子一樣：金蝶大廈是他的大兒子，百花大廈是他的二兒子，而依雲小區是他最疼愛的小閨女。當他和小閨女依雲小區告別的時候，卻遭遇到一場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羞辱：小區保安在門口蠻橫地攔住他，小區裏的女人對她投來敵意的目光，接着保安武斷地認定他搖動花窗是出於盜竊動機，給他掛上寫着羞辱語句的牌子示眾，小區居民出於自身利益對保安的違法行為大加贊賞，路人則對他大聲咒罵和羞辱。當保安將他從示眾的凳子上拽下來並喝令他滾蛋時，老馮的精神世界完全坍塌了。看到這裏，我實在是忍不住了：他媽的，城市讓民工只能住集體宿舍、簡陋的出租屋，只能睡簡陋的工棚、工地和毛坯房，甚至只能睡街邊、橋洞和公園，這也就罷了，於今竟然以公開示眾的方式羞辱這些城市的建設者!世界還有比這更大的侮辱和損害嗎？哀莫大於心死，老馮將如何度過他以後的人生呢？

就是在底層民工的犧牲和奉獻的基礎之上，聳立起城市社會高大雄偉的上層建築：「所謂的異鄉，其實就是一座座聳立在現實裏的/外表美麗而又高大的建築。它們的形狀各異，結構卻基本相同/例如一一二樓在一樓上，三樓在二樓上，四樓又在三樓之上……/如果細心點，你就會發現，四樓有四樓的重量，三樓有三樓的/重量……所有的重量都垂直地壓在一樓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就把一樓壓成了最低層，甚至壓成了地下室，見不了光。/如果再細心點，你還會發現，其實這些建築可以歸納為三層/那就是一一上層，夾層，和最低層。生活在這裏的/都咬着牙，承受着，垂直的全部的重量」（唐以洪：《所謂的異鄉》）。

3、身體的悲劇：在工廠、流水線與宿舍、出租屋之間

身體的遭遇，是打工文學的重要主題。在工業化的早期發展階段，在中國成為全球製造基地的情況下，打工者的體力和簡單勞動技能，成為他們賴以謀生的主要資源，對他們來說，身體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在資本專製和權力專政各自以及相互結合的場景下，身體成為最主要的、最有效的、最有威懾力和傷害後果的管控、規製、訓誡、約束的對象。在每周長達6天以上、每天長達11個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裏，工人受到企業自上而下的、嚴厲的管製和指揮，像一個個零件一樣被安置在流水線上；在下班以後，他們又被有意識地、按不同班次和不同籍貫拆分成原子以後塞進工廠提供的集體宿舍裏，彼此之間形不成任何社會性的和精神性的聯繫，而在工人自己租賃的廠外簡易住房裏，他們也只能在逼仄的環境中苟延殘喘，勉強維持勞動力的簡單再生產，打工詩人對此有這極為痛切的體驗：「我說的異鄉就是車間/和出租屋，兩個指甲大的地方/指甲一樣掐着，摳着，我的肉體和靈魂/白天在車間勞作，就像在故鄉的田地裏/拉犁。我用一生的力氣拉着，始終拉不到盡頭/我對自己也很殘酷，我常發現我/站在自己的身後，和她們一起吆喝自己/深夜回到出租屋，就像一頭受傷的牛/躲在田邊地角反芻痛苦和幸福/一次又一次，我咀到了故鄉/這棵苦澀的草」（唐以洪：《我常說到的異鄉》）。

1999年的黎明/我站在自己的身體上/我喊人類/人類不理睬我/我喊我自己/我自己還在做夢（謝湘南：《1999年的黎明》）。

夜睜大了眼睛/在工業區搜尋/機器轟鳴聲裏/誰一聲嘆息/讓夜色更加濃郁/白熾燈己分不清/自己是在白天還是在夜裏/那個打工妹非常疲憊/她的一個又一個呵欠/比夜色更沉重/纖弱的手/己經無法掂量/夜的深度/但她必須睜圓眼睛/才能看清今夜走動的聲音/從這頭到那頭/只是這個夜晚的/開始（張守剛：《加班加點的夜》）。

誰試用誰/證明你有用/在三月之內/從一個七天到下一個七天/你被試用/你正在被試用/生活沒有竅門/你的一生都在被試用……/你試用別人/這不現實，世界不現實……/你是我/打工者，流浪者……/ 一個被試用連續的人/ 一個被連續試用的人/ 一個永遠試用的人/一個人永遠試用/一個與試用期等號的人/一個等號於試用期的人……/一個異鄉人/一個沒文憑的人/一個詩歌愛好者/一個說夢話的人/一個憂鬱的影子/一個行走不定的人/一個試用期中的人（謝湘南：《試用期與七重奏》）。

監控器睜着一隻眼睛/在車間上空製造懸念/搖頭晃腦的側影/總被一個陰冷的詞操縱這是南方的夜/疲憊的白熾燈/照不亮一個人的思緒/流浪異鄉的人懷抱清音的人/必須減掉自己的鋒芒與歌喉/監控器在子夜以後/千萬別出現在一個人的夢中/夢裏夢外他都很累/不要再給他突然的驚恐（黃吉文：《監控器》）。

排隊，是打工者身體的一個規定動作：從進廠的那天開始/她就開始排隊/排隊上洗手間/排隊打卡/排隊去上班/排隊去吃飯/排隊領工資/然後排着隊讓一年過去（張守剛：《排隊》）。

蹲着，是打工者身體的一個蓄意的、緊張的平民姿勢：在鄉村古老的槐樹下，巨大的樹蔭想一個夢//在公路或自家的宅屋外，在田埂，場院/窩棚的出口處。在採礦者聚集的坑地裏/在莊稼坡地旁//在懸掛鋤頭和鐮刀的壁前，在天井的白光裏//在建築工地巨大塔吊的鈎子下面/在腳手架的基礎邊。在深夜因寒冷/而無法入睡的工棚裏//在向老闆討要工資而無結果後/在空曠的院落裏，黑壓壓的兄弟們企鵝一樣蹲着//在還未到來的生之空隙中//在自己的懷疑裏。在他們無法/控製的力量後面//雨季。大風。地球公轉。太陽離開/北回歸線。在由一隻手/擺布的命運之中//在事物的邏輯順序中//在一切尚未開始之前。在一切/結束之後//蹲着。一個蓄意的，緊張的平民姿勢/被舞廳酒吧摒棄的姿勢/在磁性的大地中央站起來/蹲着的部落。帶給我一般光線/和一半陰影的我的詩歌（林雪：《蹲着》）。

疲憊和想睡，是打工者身體的經常的狀態：在工廠打工，起先/不管睡得多沉/夢中徜徉於何處/只要上班鈴一響/我都會一躍而起/胡亂抹一把臉/趕往車間打卡上班/後來，因為一次差錯/導致遲到和罰款/短暫的睡夢裏/就總是聽到鈴聲和打卡聲/就總是不斷地醒來//總想睡個踏實覺/上班時想，吃飯時想/上廁所時想，時時都想/好不容易盼到放假的一天/躺在床上，卻滿腦子興奮/怎麼也睡不着（劉大程：《總想睡個踏實覺》）。

一個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這是中午，流水線停止流動的間隙/她為什麼不去宿舍/那裏有她的一鋪鐵架床/我想，她一定是怕睡沉了/尖叫的電鈴也無法把她吵醒//一個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在她身旁，是永遠也移不平的貨山/從這裏經過我己留意她很久了/我與她有同一個毛病/才讓鬧鐘提前把我叫起//一個打工妹趴在臺面打盹/她打盹的姿勢很疲憊/此刻她可以流水線般完成一個夢/在夢裏，她回到家鄉和童年/或者掙到滿意的鈔票，或者/遭遇美好的愛情上帝，請讓鐘擺轉得慢些/請把周圍的噪聲降到最低（劉大程：《打盹的打工妹》）。

打工者的身體被嚴格管製，連上衛生間都要憑票限量：廠裏發給我們的洗手票/我們像存摺或現金一樣保管着/上洗手間，它是通行證/這是上午十點鐘/上班後第一次上洗手間/她感覺有些腰酸背痛/捏在手中的洗手票/給她帶路/在洗手間門口/己排滿了等着方便的人/手裏的洗手票己汗津津了/面目全非（張守剛《洗手票》）。

打工者的身體被分拆成無數的碎片，漂入流水線，融入工業製造過程中去了：把自己的骨頭，靈魂，血肉，心跳分拆/成螺絲，膠片，塑料件，彈片，掛鈎/它們組裝，重合，貼上標籤，把童年/拆成虛無的回憶，往事，心情。把夢想/拆成淚水，失望，把身體拆成疾病，愛情/把圖紙拆成製品，工資，加班，欠薪，失眠/還有把立體的社會拆成平面的不幸，村莊，鄉愁，如果爐間的火焰不能點亮一塊生鏽的鐵……而我/還在布滿鏽質的生活上尋找人生的意義，那些/過去的理想，激情被五金廠強大的力量拆掉/把人分別成零件，擰在社會的某個角落/某些工業的疾病是如何滲入我們的身體/這不幸是從屬於時代，或者大眾/我卻仍深愛着這時代，工業的五金廠/愛上它的車輪，機翼，機動車的軸承/愛上它帶給我清晰的痛苦，幸福與不幸/我還將在這個時代把自己分拆成彈弓/開關閥門，電線，鋼針，某盞路燈/如果實在不行，我被時代定義為次品/我仍將再次回到爐火間，將自己鍛壓/成型，把自己拆成一顆尖銳的釘子/也將定在時代的牆上（鄭小瓊：《拆》）。

你們不知道，我的姓名隱進了一張工卡裏/我的雙手成為流水線的一部分，身體簽給了

/合同，頭髮正由黑變白，剩下喧譁，奔波/加班，薪水 我透過寂靜的白熾燈光/看見

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機臺上，它慢慢的移動/轉身，弓下來，沉默如一塊鑄鐵/啊，啞語的鐵，掛滿了異鄉人的失望與憂傷/這些在時間中生鏽的鐵，在現實中顫慄的鐵/ 一一我不知道該如何保護一種無聲的生活/這喪失姓名與性別的生活，這合同包養的生活(鄭小瓊:《生活》）。

在流水線的流動中，是流動的人/他們來自河東或者河西，/她站着坐着，/編號，藍色的工衣白色的工帽，/手指頭上工位，姓名是A234、A967、Q36……或者是插中製的，裝彈弓的，打螺絲的……在流動的人與流動的產品間穿行着/她們是魚，不分晝夜地拉動着/訂單，利潤，GDP，青春，眺望，美夢/拉動着工業時代的繁榮/流水線的響聲中，從此她們更為孤單地活着/她們，或者他們，互相流動，卻彼此陌生/在水中，她們的生活不斷嗆水，剩下手中的螺紋，塑料片/鐵釘，膠水，咳嗽的肺，辛勞的軀體，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動……在它小小的流動間/我看見流動的命運/在南方的城市低頭寫下工業時代的絕句或者樂府。（鄭小瓊：《流水線》）。

作為身體而存在的勞動者，最悲慘的事情莫過於遭遇工傷和職業病了。

一片咳嗽跌落的聲音/比噪音輕比塵埃重/叫囂的煙塵/順着一脈呼吸遁入肺葉/沉澱成我們多年後的病痛/能喊亮秋風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轉彎處/卻沒法鍍亮內心的黑暗（黃吉文：《打磨工》）。

一種不明氣體/在製鞋車間裏瀰漫//這是春天/春天不會倒下也不會撤離/春天裏的葉子只會在/一種風裏輕輕地顫抖/就像大多數人的幸福和愛情/只含蓄地傳遞給親密的肢體/在語言觸摸不到的地方/輕快地發出它的聲音//這種聲音多麼內在/但它和製鞋少女無關/製鞋的少女/她們的身體/是一箱箱統一編碼的工衣或鞋坯/等級，歸類，封閉，重復使用//就像人事部經理說不出她們的名字/她們說不出工業區鞋廠更多的隱秘//一種不明的氣體/正穿過少女的身體/電視廣告插播一一/一雙放大的鞋/在沒有極限的大地上奔跑/時代廣場/一字排開的精品鞋店/人們討論時尚、詩意、美以及信念//手掌上的鞋/手掌上留下青春腐蝕的細節/一種被證明有毒的氣體/繼續在青春的車間蔓延//新聞轉播：/ 一位離廠的少女倒在貧窮的鄉間/她的工業生涯是一張可疑的病歷/另一群製鞋少女/在禁止說話的車間裏想象春天//一雙鞋，一千雙鞋，無數雙鞋/在我們身邊的時代裏奔跑/它深度擊打的聲音/叫着前進//一一它繞過了春天的葉子/和少女的身體（方舟：《製鞋少女》）。

一臺報廢的舊沖床/被精明的老闆/用低廉的價格/買下拖進工廠/可是舊沖床的脾氣/卻變得倔強暴躁/只要一接通電流/就發出恐怖的聲響/背井離鄉的打工者/為了生計/提心弔膽地面對/鋼牙鐵齒的舊沖床/小心翼翼地與它合作/然而換回一身的疲憊/和無法抵擋的瞌睡/終於讓舊沖床有機可乘/一聲慘叫/四根手指被它斬落/打工者從此殘疾一生（王濤：《舊沖床》）。

四萬根手指/也許就像寒風撕下的枯葉/再也不能回到樹幹/四萬根手指/也許正像掉在地上的枯葉/慢慢地變質腐爛/成為螞蟻和蚯蚓的食物/最終成為了泥土//四萬根手指/如果它們有回憶/也許他們會想起少年時期/掏過的鳥巢/青春時放飛的夢想/牽過的情人溫暖的目光/撫摸過的孩子的頭//四萬根手指/用殷紅的鮮血和撕心的疼痛/告別筷子。鋼筆。電話/也告別人民幣。生活。主人/可沒有了腳走路的手指/他們又如何能回到故鄉/回到當初揮手作別的村口（宋顯仁：《四萬根手指》）。

疼壓着她的乾渴的喉間，疼壓着她的白色的紗布，疼壓着/她的斷指，疼壓着她的眼神，疼壓着/她的眺望，疼壓着她的低聲的哭泣/疼壓着她……沒有誰會幫她卸下肉體的，內心的，現實的，未來的/疼/機器不會，老闆不會，報紙不會/連那本脆弱的《勞動法》也不會（鄭小瓊：《疼》）。

多少樹在落葉，多少人在衰老/燈火照耀的星辰，在十月的轟鳴間/聽見體內的骨頭與臉龐上的年輪/一天，一天，老去/像鬆散的廢舊的機臺/在秋天中沉默//多少螺絲在鬆動，多少鐵器在生鏽/身體積蓄的勞累與疼痛，化學劑品/有毒的殘餘物在糾纏着肌肉與骨頭/生活的血管與神經，剩下麻木中的/疾病，像深秋的寒夜……上升着/上升，你聽見年齡在風的舌尖打顫/身體在秋天外呼吸，顫慄//招工欄外，年齡：18—35歲/三十七歲的女工，站在廠門外/抬頭見樹林，秋天正吹落葉/落葉己讓時間鏽了，讓職業的疾病/麻木的四肢，起伏不定的呼吸……鏽了/十幾年的時光鏽了，剩下……老/落葉一樣的老……在秋風中/抖動着（鄭小瓊：《三十七歲的女工》）。

他緩慢而遲鈍的沉悶呼吸間，被塞住的肺/在軀體裏移動的電焊塵、鋁塵、水泥塵……堅硬而頑固揪着/他們生活柔嫩而脆弱的肺葉，像一顆鐵釘插進了貧窮而低微的肉體/他帶病的肺在工業時代中猛烈喘息。沉痛的激盪的/聲音沿着他們的肉體上升，絞碎的細若煙頭般明滅的希望/他們來自鄉村的肺，清貧的莊稼地裏的肺，或者一雙兩雙/眺望着命運的肺，犯病的肺，腐爛的肺/職業的疾病的沉重更加壓矮了鄉村低矮的煙囪（鄭小瓊：《肺》）。

最慘烈的就是身體的死亡了，或者是被榨乾所有的健康和勞動力以後衰竭而死，或者是不堪忍受非人的工廠生活自殺而死：

她開始抱怨身體像散架的機器/磨損周身的疼痛她感覺累/月經期己過十天體內還沒有/涌動的欲望她抱怨日益遲鈍的/身體腳步越來越重噁心胸悶/她想睡覺從江西到東莞五年了/她感覺身體不斷被掏空身體裏/包含疼痛與幸福的洞穴的潮汐也漸漸/被掏空她身體裏的日程計時器/逐漸被加班與勞累磨損這些年/她像一味苦澀的中藥不斷在煎熬/病根是生活藥方是上班/更多的時候需要加大劑量的是加班/……在陶瓷廠她的身體被灌滿陶泥/粉層咒罵油彩早會的點名……/她想逃離回到江西的鄉下/種地收割莊稼貧窮的病根不斷折磨她/她不能不服用這副越來越苦越來越重的藥/整夜的加班早會上的訓斥/她無法承受剩下累/像潮水般灌滿她的身體站立的/腳己不能承受她的身體/她挪動/再挪動終於倒了下去她永遠/倒下去躺在水泥地上疲倦的/雙腿再也不用支撐日益加重的身體/而主管的所有咒罵都將變成烏有/離她遠了她用躺在地上的屍體/告訴不給辭工的工廠：我累了/需要好好睡覺……（鄭小瓊：《董芝蘭》）。

昏暗的路燈掛在窗下有如昏濁的/命運失眠的她己習慣遠方的黑暗/疲憊的命運之車在猛烈咳嗽/夜色中車燈與路燈之間/縱橫交錯的命運啊被黑夜記錄/罪孽與不幸光明與黑暗愛與恨/都己啟程形銷骨立的月亮掛在/冰冷的天空薄紙樣的月亮成為她/命運的底色進城的月亮不再浩大/它被工業的燈擠壓得淼小而枯澀/在薄紙樣的臉上寫下冰涼的敘事曲/像黑夜吞噬苦澀的路燈月光在窗下冷冷地打量從陝西到廣東/月光像她一樣從故鄉到異鄉/多麼孤獨月光在窗口敘述/命運的無常她一次次感到孤獨/像洪水沖刷身體空再空/下去生活不斷掏空一切/理想夢剩下空蕩蕩的肉體/像一臺運轉的機器被工業蛀空的/身體正破碎下去她年輕的身體/飽含憂傷自上而下流淌/上司的咒罵背叛的愛情/不如意的生活……只有月亮還在/敘述它暗淡的命運……渾濁的生活/像一縷迷茫的光線照耀她的疲憊/淚水一顆絕望的心昏蒙的月亮/是她的青春被工業與現實掏空的/肉體她站在窗口摸索月光/摸索異鄉不着邊際的愛情摸索咒罵/摸索斑駁的人生在月光的陰影中/在路燈顫慄的光線間她像一列火車/從窗口奔馳而去命運像一盞昏黃的路燈/在沉淪的章節停止我從她的同事口中聽到/她的故事她臨死前說月亮沒有陝西的好看/我在紙片上記錄着她:細毛二十一歲/因失戀精神失常跳樓身亡/打工兩年死於某個電子廠（鄭小瓊：《細毛》）。

打工者下班以後的生活，不過是在一種極為簡陋的環境中消除過度勞動造成的疲勞，實現勞動力的簡單再恢復而己，年輕力壯的也許還能有一點性生活，但那幾乎是在一種非人的、沒有隱私和尊嚴情況下的性生活，與其說是性的滿足，不如說是性的壓抑。王十月的《出租屋裏的磨刀聲》講的就是這麼一個故事。打工情侶天右與何麗每月花200元在城郊比較偏僻的地方租了一間簡易的房子，周末一起共度良宵，沒想到好事沒做幾次，就被隔壁房間裏的男人吳風發出的霍霍的磨刀聲破壞了，把天右差不多弄成了陽痿，女友何麗忍痛與他分手了。心慌意亂的天右在上班時被沖床衝掉了四根手指，而老闆不想負責任，說你有本事去告我吧。天右買了一把藏刀，回到自己的出租屋，也開始磨刀。隔壁的女人宏來看他，兩個人如乾柴烈火般做到一起。晚上，宏照例去上夜班，吳風照例送走宏以後返回屋子裏磨刀，於是兩間房子裏同時響起了磨刀聲。天右按捺不住，闖進隔壁探個宄竟，發現吳風沉醉在磨刀過程中，根本不搭理他，磨好刀後故意激怒天右，天右就砍了他兩刀，吳風身受重傷，卻感謝天右讓自己得到了解脫。原來吳風是一個鄉村教師，愛上了小他十多歲的學生宏，宏的父親村長不同意，兩人私奔到南方打工。宏在一間夜店打工，被老闆誘姦以後做了妓女，想掙一筆錢後重新開始生活。吳風糾結在渴望復仇與不敢行動之間，只能夜夜以磨刀來折磨和安頓自己。最後這兩口子離開了這個地方，而出租屋裏又夜夜響起了磨刀聲，只是磨刀人變成了天右。這個故事當然包含了深廣的寓意，但打工者無處安頓的身體和性慾，構成了主要的線索。

至於在夜晚的撲克聲中/才能得到緩解的體力勞動/如今像車胎一樣被早早地放了氣/旗袍超短裙吊帶背心/裹着欲望的形狀/在十米以外繁華的商業街/像針一樣穿過他們體內/塑料泡沫一樣的空虛（簡單：《工地一角》）。

那些年或者/很久很久以前，這兩個字/肩靠着肩/手拉着手是一個/幸福飽滿的詞//現在，這兩個字寫的/愈來愈開/一個寫在北，一個寫在南。/一個寫在製衣廠，一個寫在/五金車間……/即使寫在同一頁紙上/也隔着男宿舍和女宿舍/即使在出租屋裏，這兩個字/不小心也會一個寫在白班/一個寫在晚班//我常常把這兩個字讀成/被流水線切開的兩塊自留地/今日的荒蕪復蓋了昨日的/蔥鬱/兩隻蛐蛐在雜草裏跳動//常在夜深人靜時/這兩個分開的字突然發亮/或者兀自燃燒/夫摸着「夫」/妻摸着「妻」/硬把自己當成對方的身體（唐以洪：《打工夫妻》）。

月光洗着鋼鐵的臉，月光留下一行腳印在圍牆的鐵藜上/月光拉遠了從六幢到五幢的距離，那是從女宿舍到男宿舍的距離，/月光在視窗停留一分鐘，月光照着，/他，或者她/月光照着他們的肉體，骨胳，內心的欲望，月光照着/他們有關新婚夜的回憶，月光太亮/像鹽，撒在他們結婚十八天后分居的傷口 /月光照着肉體的井，月光照着欲望的井/月光照亮他們十五天婚假，月光照亮他的記憶/她的身體一寸一寸長滿了綠蔭、女貞子/她的身體在月光下荒蕪，一寸，一寸的/沿着五幢到六幢四十五米的距離/如果月光再近一點，它運來遼遠的空曠會大一些/她的欲望會加深一些，/如果月光再暗一些/她的皮膚的傷口會擴大一些，他內心的折磨會/深一點/月光照亮了未竣工的夫妻樓，月光照耀着報紙上的新聞/「關註外來工的性生活……」/如果月光再暗一些，那麼愛情則會更堅強一點/如果月光更亮一些，未來的夫妻房會更高大一些（鄭小瓊：《月光：分居的打工夫妻》）。

還有失戀或者無愛的青春：除了風中的荔枝林，沒有別的能安慰我/除了鳳凰大道的燈火，照亮我失眠的鄉愁/除了五金廠的爐火，沒有別的傾聽我的吟唱/除了銀湖公園的鳥鳴，沿着製衣廠下滑的落淚/除了這時升起來的寬闊的寂寞與憂傷，啊！ / 一一爐火與青春一同軟了下去，熄了/我說的圖紙、鐵片、流浪的青春/那些有過的幸福在火中燃燒/它低弱的光照亮了我內心的囈語與失戀的疼痛/在異鄉，我，一個五金廠的女工/還剩下什麼啊！/除了帶着自己日益消瘦的影子奔波/我僅僅目睹歲月的鞭子、枕上的憧憬(鄭小瓊:《除了》）。

有些青年男女不願意住工廠宿舍過分居的日子，就只好到外面租房住，但房租實在是太高了，占去他們工資的很大一部分，於是只能合租。詩人許強記錄到，1990年的棚屋房客，生存壓倒了一切：順着一條汙水溝，一間又一間黯黑的棚屋，從頭到尾，從尾到頭：一共93間，1800多人。90%說着滿口的四川話，清一色，全是從內地到深圳的打工者；5對夫妻，1對姐妹，4對朋友，20個人共用一間10餘平方米的棚屋，一個床位同時睡兩個人，上白班和夜班的輪流使用；個人隱私，是一張隔着的透明玻璃，巴掌大的房間像一個個灰暗的紙箱擠滿了上下床，掛起的塑料帘子，是各自虛擬的圍牆，過夫妻生活就像做賊似的，躡手躡腳。1990年的東莞，10平方米，10戶人家，二十幾個人的呼吸，這狹窄的人生，狹窄的呼吸，我們把自己壓縮在一個小小的火柴盒中蜷曲着，我們把自己摺疊、摺疊、再摺疊，直到像一張小小的郵票。（許強：《打工生存白皮書》）

即使後來一對夫妻能夠單獨租上一間房子，其私密性也是很差的。唐以洪一首《含着淚水的樂園》，寫盡了打工夫妻在出租屋裏憋屈、窘迫、隱忍、壓抑、卑微的性生活，導致了多少男女的陽痿和陰冷：所謂的異鄉，有一個含着淚水的樂園/那裏，我住了半年。他們的那些事兒，瞭如指掌/包括難以啟齒的。都是一些打工夫妻/屬生肖雞的命。刨食於工地，車站和碼頭，垃圾場/或者流水線上，用血汗奉養父母，養育孩子，吃飯/穿衣，交水電，辦暫住，和你一樣，要過性生活/只是，當你在自己，別人的床上，或者娛樂場所/幸福得呼天叫地，快要死去，他們還在抽劣質的煙/使用最便宜的衛生巾，在最簡易的出租房裏/當啞巴夫妻。那裏，一個被扒光了衣物的地方/無數個肉體和靈魂。無數個房間三合板隔成，紙皮隔成/無數張床搖搖晃晃。無數張被單和蛇皮袋連成的遮羞布/由風撩起來被月亮的光斑偷看。白天被生活抽打/晚上才能逃回那裏，用火焰療傷/他們需要在身體裏尋找人間剩下的一點快樂/和幸福。他們的身體，含着淚水的樂園//那裏，我從來沒聽到歌聲，只在夜晚聽到/紙皮那邊的床板嘎吱嘎吱試探性地響着/彷佛得到一種暗示，其餘的床板跟着響起來，先是一張/二張。後來就很多張了，響着，小心翼翼地/像一曲沒有盡力的合唱。我相信，他們當中，一定會有人/緊緊地捂住自己的嘴巴。白天叫不出苦，連夜晚的/一點點幸福也不敢叫出來。不敢叫出來。/無數個肉體和靈魂，小偷一樣躲藏在夜的深處//但他們常常被從夜的深處，那點點快樂，和幸福裏/揪出來。袒胸露肩，一排一排地蜷縮在/屋檐下接受盤查。盤來查去的他們的身份，依然是/打工夫妻，打工的夫妻/那裏。汙水溝。垃圾場。陰暗，潮濕。游醫的廣告。/陽痿性冷淡，冰涼的字，鋪天蓋地，讓人錯覺他們/那樣了。他們當中肯定有人那樣了。我常常聽到/張三家在吵架，李四家，也在吵。一半為錢/另一半難以啟齒。

濕樹葉閃爍生活的光它突然折進/渾濁的眼出租屋晾曬的光斑/苦寒的春天雨水般顫慄的情慾/六對夫妻租住的狹小房間/苦清晰地走動漸漸變暗的生活/散落的紙箱木板昏暗的燈光/壓抑的性慾 苦悶的黑夜/凌亂的房間濕漉漉的春天/肉體的衝動潮濕而黏稠/在壓抑中她摸到陰冷的生活/混凝土的身體一顆顆灼熱的心靈/跳動在她忍住叫喊的快感中/她感覺濕樹葉背後有十雙眼睛/它們像昏暗的命運本身 她克製體內的/激情將一座座年青的火山吞進肉體/她回憶十年前六對夫妻合租的出租房/彼此欲望間的默契儘管她一直感覺/有十雙眼睛在盯着做愛中的丈夫與她/汗水連同生活的陰影壓垮了丈夫/高聳的陽具四年了丈夫的暗疾/壓抑着她三十六歲的年齡（鄭小瓊：《葉慧》）。

就是這樣像偷情一樣的、有一茬沒一茬的性愛，也給女孩們和女人們留下了災難性的後果:每天都有一批打工妹/經過化驗確診後/進行痛苦的人流術//剛剛發育的子宮胚胎/被機器粗暴地搗碎//當盲目的愛情結下苦果/一攤血水比落日更輝煌/這便是一個女人成熟的代價//我早己離開化驗師的崗位/但我仍可化驗出/這個時代所懷有的怪胎（薛廣明：《化驗師日記》）。

兩年裏她沒有回家了/兩年裏故鄉的雨水一直落在夢中//兩年裏她做過保姆、清潔員、工廠女工/兩年裏她經歷過欠薪、民工跳樓、工傷事故//兩年裏她流產兩次、大病三回/兩年裏男朋友對她又打又罵，最後棄之不顧//這就是我的堂妹：她，熊菊榮/二十歲，一株來自鄉下的植物/在這個城市找不到紮根的水土/她三年前輟學，兩年前離家打工/被城市這浮躁之火、欲望之風/一次次將她單薄的身子掏空（熊焱：《低處的鄉愁》）。

就在普遍存在打工夫妻分居、未婚成年打工男女沒有正常的性愛生活的同時，又有數不清的窮人家的女兒被迫或者被誘惑做了「性工作者」、「廠妹」或者「二奶」：不清楚城市規則的妹妹/就要在城市裏迷失自己/那些腰包脹鼓起的富翁/那些扭動着城市轉盤的男人/那個孔方兄張開着大口/就要把純潔的妹妹吞噬/那些猙獰的面孔和手掌/就要死掉沒門最後的衣裳（祁人：《鄉下來的妹妹》）。

別墅小橋車手機工薪階層以上的消費/為了夢想在付出貞潔之前/她並沒有想到這些權力的衍生物/她也更沒有想到她二十二歲的青春/就這樣成了一群官僚的殖民地/現在她被麻木的捆綁着/在T形臺上的撫首弄姿/並沒有使她的血管擴張到/心肌梗塞的程度/無所不能的權力己使她的生活變得蒼白/失去了應有的新鮮內容/與她曲線豐呈的肢體恰好相反/她胸前的兩座教堂曾經舉行過多少次/不屬於她的婚禮而哪一個新郎/在市場經濟的輸精管裏射過來的/不是印着偉人頭像的人民幣/樂此不彼的社交小有計謀的撒嬌/以及權力臂腕裏的性交/使她像泡沫一樣膨脹着/像廁所一樣時常被人記起一一/僅僅是因為每天要去（簡單：《交際花胡美麗》）。

總之，打工者流離失所與別人的城市，在這裏，他們不是被看成人，而只是被當成剝削和壓榨的工具，被管製和敲骨吸髓的牛馬，最多只是城市食物鏈條底端的被動的消費者：在我活着的大部分時間裏/我是金錢餵養的一條益蟲/情感遊戲中的某種道具/電腦網絡的一頁程序/上司推過河的一粒棋子/同事眼裏的一道手續/合同上的一枚印章/競爭對手腳下的一道溝坎/訂餐公司的一份魚香茄子/公共汽車上的一個等待爭搶的座位/沿地鐵奔跑的一隻疲憊的老鼠/手機呼叫座機裏的一串號碼/警察完成罰款任務的一個名額/三陪小姐盼望中的一單生意/乞丐眼裏會走動的一尊石像/壯陽藥的第一千零一個實驗品/某新興產業的第一萬個潛在消費者/車禍沉船空難中的第n具屍體/廣告轟炸下的難民/商品包圍圈裏的俘虜/紅綠燈指揮的弱智/工業大機器上一顆扭曲的釘子（盧衛平：《被看成人的時候越來越少》）。

打工文學中，除了詩歌和小說有大量的「身體寫作」、「身體在場的寫作」外，打工散文也把打工者身體的遭遇當作非常重要的主題。打工散文「喚醒身體意識復蘇，是為了使如草芥般的個體生命得到肯定、尊重和承載，是個體精神凸顯出區別於集體精神的支撐和獨立自由。生命雖如瓷器脆弱，卻擁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和意義，正如我們的肉體必須要經歷無數的疾病、疼痛和傷痕，最終給我們心靈或精神以慰藉的，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真實的身體，鮮活的生命。總之，身體的在場，使個體精神獲得紮實的根基和土壤而無處不在的生活在場，使個體精神避免孤芳自賞式的自我沉醉，使向上延展的個性理念獲得向下的重量和質量，推己及人地抵達底層情懷的無限領域……鄭小瓊的《鐵》是『身體寫作』的優秀文本，書寫了肉體與鐵的堅硬碰撞……在書寫當中，她能夠很好地把握現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景象，以身

體為中心，也以鐵為重心，不放過任何細節並使得恰如其分的細節發揮了提高和證實現場的作用。這是身體來自生活現場的第一手感覺，也是第一手的文本。」®王十月在《關卡》一文中寫道：「印刷車間裏瀰漫着刺鼻的天那水的特有氣味。苯己深入到我的身體裏，融入了血液中，成為了我們身體的一部分。無論走到哪裏，別人都能從我身體裏瀰漫出來的刺鼻氣味判斷出我的職業。甚至在離開工廠一年後，我的身體裏還散發着天那水的味道」；「當人的情感與身體被剝離，當工廠裏需要的是一個個沒有思想的人肉機器，當這些機器被一組工卡上的數字代表着，當我是誰要用一張卡來證明時，我們依然選擇了習慣、麻木、沉默，我們也漸漸認可了這種生活，習慣了這種情感與身體的剝離。彷佛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很少有人去想過這種生活背後的不合理。然而依然是有痛的，只是這種痛被隱忍，被壓抑。這樣想來，我們真的是那沉默的大多數。」（王十月：《關卡》）。

與唐以洪的詩作《含着淚水的樂園》不同，塞壬的散文《聲囂》則不顧一切地、赤裸裸地描寫了一對出租屋裏的打工男女不顧一切的瘋狂做愛，不管他們發出的聲音會讓隔壁的人們多麼難以忍受，第二天又有多少人會用異樣的目光看着他們：「那對年輕的夫婦跟我一牆之隔，我的床頭大概也抵着他們的床，我時常被床頭篤篤篤的聲音驚醒。他們在做愛，劇烈地動作，木架子床搖動起來，有節奏地撞擊着牆壁。我醒了。我清晰地聽見瘋狂的喘息和嬌柔的呻吟，他們更猛了，那篤篤篤的聲音急促地、一下一下地撞擊到我心裏，我感到牆壁晃動起來，地板也跟着晃動起來，我的背嵴冰涼冰涼的，口乾舌燥，我想喝水，但躺在那裏一動也不敢動。我甚至聽到他們弄垮了木架子床，男人大吼一聲，女的發出細弱的喊叫，一聲一聲，我儘量不讓自己去想象這些聲音出於什麼樣的心理，我控製着不去想象，卻飽受想象的折磨。但這些聲音向我施暴，這兩個人旁若無人的狂歡在向我施暴。它打擾了我這個安靜的人，不，它傷害了我，讓我感到孤獨伶仃，碩大無朋，被遺忘，被丟棄，在角落裏，陰暗，並自生自滅。那樣的夜晚被憂傷浸透。我知道，對於貧窮的夫妻來說，性愛是最豐盛的晚餐……」然而有一次，塞壬本人也終於以一種悲傷和絕望的心情沉入到兇猛的性愛之中：「一輛摩托車突然從身邊疾馳而過，坐在後面的那個人搶走了我的皮包，我被拽倒在地上，被車拖了幾米遠，手肘鏟得都是血。錢沒了，手機沒了，身份證沒了，一種強烈的悲傷籠罩着我，就像籠罩着我的命運。我的愛人在燈光下細緻地給我擦洗，他忍不住悲傷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裏。是的，那一刻我們的命運要連在一起，要變成一個人。他緊緊地貼着我，兇狠地、痛苦地進入我的身體，在黑夜裏，我們狠狠地連在一起，沉下去，沉到更深的夜裏。」（塞壬：《下落不明的生活》）

打工作家、蘇州工友家園的創始人全桂榮寫了一本《閒話出租屋》的散文集（未出版的手稿），全方位地描述了出租屋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多處涉及到打工男女尷尬的性生活：

「在蘇州幾年，我住過集宿區、農民安置房、農村民房，每次搬家都很HAPPY，心想終於可以逃離這鬼地方另換個住處了，可是往往換了沒多久，遇到這樣那樣的不便，就懷念起以前的地方來，於是憎惡起現在住的地方來。

開始住集宿區時，感覺挺新鮮的，七八個人一間房，大都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公司，能交些朋友，多好！但絢麗多姿的新鮮感很快被當代人居集中營的憤怒和屈辱所替代。七八個人不同的作息時間、不同的籍貫、不同的工廠、不同的性格，也就意味着誰也別想安心休息、學習、相處，且規定不允許不住在集宿區裏面的朋友老鄉來訪，不允許抽煙、做飯、使用大功率設備。

我逃離了這恐怖的『集中營』，搬進貧民窟式的農村民房，可是民房裏一二十戶人共用一個廁所、水龍頭，極其不便也汙穢不堪。況且這邊工作和生活相分離，除了上班能接觸同事外，下班就是孤零零一個人，孤寂扼殺了憤怒和屈辱，我有些懷念『集中營』的哥們了。

搬進農民安置小區，一套房裏住了五六戶人，狹小的空間裏也常常有這樣那樣的矛盾發生，且房租又高得嚇人，於是又搬回農村民房。住進一個小閣樓，小閣樓冬冷夏熱，能要人命；搬到一個與隔壁房間用黑布蒙上小窗戶的黑屋子裏，不料後來住進一對小情侶，夜深人靜時，兩人的『夜戰』聲聲入耳，他們小心翼翼的快活着，我也飽受摧殘、身心俱疲，一段時間後不得不搬。」

「今年過年後，樓梯口的房間入住了一個女孩，平常很少打照面，只有蓬鬆的頭髮、穿黑色打底褲和短棉裙的印象。某個深夜，她和一個男孩回來，女孩關門之後，男孩待在門外還不願回去。女孩似乎糾結着要不要男孩進去，僵持了一段時間，男孩『嘭』的一下徑直把門踹開，接下來整個樓層都聽到女孩的哀求：『求求你、不要……求求你，不要……好痛 』

後半夜都時斷時續聽到女孩不知是痛苦還是愉悅的呻吟，想必其他租戶的睡眠之門也都被打開了吧，男孩女孩也打開了另一扇人生之門……」

「不知睡到什麼時候，睡得死死的我忽然聽到開始細若柔絲、後來越來越大的『音樂』，夢中的我本能的抵製着，因為睡得深沉是多麼的幸福呀！但『音樂』倔強的持續着，像是黑暗深處伸出的細小的手，一定要把我從睡夢中抓醒。

我有些惱火，同時又有些疑惑：難道天亮了麼？但好像我才睡着沒多久哇！三更半夜的什麼東西的響呢？我聽到類似拍巴掌的聲音，同時又伴隨着壓抑的女人的呻吟，還有『好癢』、『好舒服』的低聲嬌嗔……這是隔壁房間傳來的『音樂』。

原來，昨天在我上班的時候，隔壁的空房間住進了一對小情侶，由於我下班晚，竟然還渾然不知。」

縱觀塞壬、鄭小瓊、王十月、全桂榮的散文寫作，他們的聲音都是在場的，他們的感官都是在場的，他們的寫作都是一種有聲音的寫作，從而讓散文成為可以匹配於復雜現實的文學樣式，一種高度綜合的、深入到生活的微細結構中去、並且勇於承擔的文學樣式 這樣寫出來的散文，己經成為打工作家表述自己對文學和世界認知的另一種聲音，借用斯坦因的話就是「詩歌的特殊天賦是命名，散文則現實過程、運動和時間」，也就是說，詩歌直接展示事物的本質，散文則敘述事物之所以稱為事物的歷史。他們的散文打開了一個通向原生態和現場寫作的缺口。他們對生活現場和事物的平等姿態，在很大程度糾正了當前「精英作家」對「底層」的書齋式書寫®。不因為別的，只因為他們曾經並且還在繼續經歷底層的生活。他們是底層中的精英。

4、鄉愁：回不去的農村、回不去的故鄉

不幸的是，悲催的是，城市是呆不下的異鄉，農村又回不去了（主要是因為小農經濟早就己經破產了），即使回去了，也逐漸失去了故鄉的意義，以至於在農村呆上一段日子，又不得不繼續到異鄉去流浪。許多農民工辛苦多少年，攢下一筆錢，回老家蓋起幾層的樓房，或者在鎮上買下一處房子，卻驚奇地發現，他們實際上一年住不了幾天，他們實際上也不希望老了以後再回來住。他們成了既不能安居在城裏又不能安居在農村的流浪者，始終「生活在別處」，始終生活在不可預知更無法把握的未來。

王十月的《尋根團》獲得2011年度茅臺杯人民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授獎詞寫道：「王十月的《尋根團》直面蒼生，憂思深廣。作家深諳內幕、刨根問底，在返鄉尋根的集體行動中，讓眾多人物所代表的不同階層的利益糾葛與復雜環境昭然若揭，真實而深刻地呈現了當下中國鄉村的社會圖景和精神病相，以及漂泊者無法還鄉、無根可尋而又無法從精神上融入

城市的疼痛和迷惘。」®主人公王六一在外打工二十年，並且成了一名作家和記者。雖然己經獲得城市戶籍，但總覺的城市不是自己的家，於是他參與了一隊由打工仔出身的富豪組成的尋根團，試圖回到家鄉找到自己的靈魂之根。搭順風車的還有王六一的髮小馬有貴，他得了塵肺病，在王六一的幫助下獲得了 20萬元的賠償。王六一回到家鄉後，原來的家己經完全破敗了，連父母的墳頭都找不到了。緊接着馬有貴陷入到與他父親對20萬元的保管權的爭執之中，一氣之下喝藥自殺了。王六一的堂哥被派出所抓起來了，因為他帶頭反對在村裏建化工廠。《尋根團》的巨大反諷是，在尋根的途中講述了一個失根的故事，直指時代的病根和歷史的病根；煙村是王六一的故鄉，是楚州最美的村莊，是他一生逃不掉的牽掛，是他的根，但它無法逃避被工業汙染的命運，生活在這裏的人們，面臨着巨大的生存壓力。尋根至此，王六一感到，根沒有找到，倒把對根的情感斬斷了，他己經完全喪失了現實的家園和精神的家園，變成了飄蕩在城鄉之間的孤魂野鬼。

在城裏，打工者沒有公民身份，沒有戶口，需要花錢辦暫住證才能獲得臨時的居住權和出賣勞動力的資格，否則就會成為遭到收容遣送的盲流；他們建造高樓大廈，卻只能花費工資的好大一部分才能租住一間單薄簡陋的屋子；他們不能在這裏安家落戶、安居樂業；他們寄居在別人的城市裏，遭受別人的白眼。當然，他們自然而然地思念自己的故鄉，那個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那裏有他們的雙親，那裏有他們的童年，那裏是他們生命的來源，無論如何，那裏曾經是他們的家，那裏現在還是他們夢魂縈繞的地方……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春節來臨，上演一出空城計/那個悽惶的早晨/炮竹屑在小巷裏盤旋/那麼多的門都緊閉着/這是年初一，我步行在十九歲/姐姐在她的宿舍用小煤油爐做好了魚/她的等待是寒風中唯一的溫暖/我和宿舍中熟悉的幾張面孔打了招呼/和姐姐坐下來享受魚的熱氣//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中國的節日是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謝湘南：《沒有一座城市像這樣一座城市》）；年關近了而夢中的家園/卻在寒風中越走越遠/工業區的上空飄着/鄉愁的顏色/像綿綿陰雨中的霧/久久不肯散去/隔着山隔着水/隔着擁擠的車票/隔着加班加點的訂單/但是很多人都想回去//年關近了很多人都想/回去看看/回去走走親戚/工業區沒有親戚/有的只是不近人情的機器/它們被鋼筋水泥團團圍困/變得麻木不仁/僅僅供工業的手操縱//他們真的很想回去/回去看看炊煙/回去親親土地/回去聞一聞故鄉村裏/新年的氣味（張守剛：《年關了，很多人都想回家》）；別人的屋檐你必須低着頭進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籬下的詩人的吶喊……/我的血液裏註定排斥着這座城市/我的血液裏還盛裝着北方那個村莊/雖然它貧窮而荒涼雖然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它像一座山的重量（鄭小瓊：《居住》）。

鄉愁是一條鐵軌，大半個祖國/那麼長，母親在那頭，我在這頭/鄉愁是一滴淚水，大半個祖國/那麼大，母親在眼睛裏，我在下巴上/鄉愁是一根骨頭，被大半個祖國/那麼多人養的狗啃過/沒有啃乾淨，狗不啃了/從垃圾堆裏，我撿起來/接着啃，就是鄉愁這根狗啃過的骨頭上/沾着的一丁點兒血和肉使我活着/鄉愁是一縷月光，被大半個祖國的/黑夜籠罩着，而我害了相思病/看見月光，和其他一切/潔白柔軟的東西，都忍不住靈魂出竅/鄉愁是一粒米，被大半個祖國/那麼多的螞蟻搬運着/每天都餵養我的身體/我中了鄉愁的毒：鄉愁要我痛/我不得不痛，鄉愁要我死，我不得不死（白連春：《鄉愁是一條鐵軌，大半個祖國》）。

母親是故鄉的核心，也是打工遊子們濃濃的鄉愁的核心：母親站在/內陸鄉村的邊緣/隨着冬季到來/她的白髮/被風吹成搖擺的柳枝/彷佛柔弱而堅韌的思念/正召喚女兒的歸期//母親永遠是女兒/遠方的守護神/而此時，女兒在南方/在一個又一個崛起的/海邊城市裏/有她們用血和汗/豎起的紀念碑/有時她們也唱/故鄉的歌謠/在夜深人靜時/也悄悄落淚眼淚滴落的重量/使內陸鄉村的邊緣/高高翹起/母親的形象就愈加清晰完美（楊雪：《母親》）；最先看見母親是在外省的路上/那是我第一次出遠門，那時我十六歲/巨大的天空差點兒壓斷了我的背/最先聽見母親是在外省的黃昏/那時候太陽快要落山了，我不想哭/卻怎麼也止不住淚水，我聽見母親很輕很輕地/叫我的小名，在老家門前那棵歪脖槐樹下/最先愛上母親是在外省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我非常害怕，不敢睡，甚至忘記了如何呼吸/我才發現我真的是一步也離不開母親/最先喊母親是在一座外省的樓裏/那樓還沒有完成，一個和我一樣的民工/不小心掉下去/我的心一下子高高揪起/媽媽，脫口而出/我喊了一聲（白連春：《母親》）。

於是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上億農民工像潮水一樣湧進回家的火車、汽車，還有一些買不上車票的人，組團開摩托車，浩浩蕩蕩地從廣東開往湖南、江西，再從湖南、江西開往四川、貴州、湖北、河南……臘月將近/我整好行裝，踏上旅程/乘悶罐車回家/跟隨一支潰敗的大軍//平日裏我也曾自言自語/這一會終於住進/鐵皮屋頂/一米高處開着小窗/是小孩辦急事的地方/女孩呢，就只好發揮/忍耐的天性/男男女女擠滿一地/就好像每個人心中都有位沙皇/就好像/他們正開往西伯利亞腹地//夜裏，一百個/夢境擠滿貨艙/向上升騰/列車也彷佛輕快了許多/向雪國飛奔/我無法入睡/獨自在窗前/把冬夜的星空和大地/仔細辨認/我知道，不久以前/一顆牛頭也曾在此處/張望過，說不出的苦悶/刺客，它躺在誰家的廄欄裏/把一生所見咀嚼回想？//寒冷的日子/在我們的祖國/人民更加善良/像牛群一樣悶聲不語/連哭也哭的沒有聲響（宋曉賢：《乘悶罐車回家》）。

回到家鄉，他們愕然發現，家鄉一年比一年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家鄉了，它們正在日趨破敗凋零，成了一個又一個「空心村」，那裏只有一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一些破敗的老房子和一些空無一人的新房子……門前的路被雜草掩蓋/我只能在記憶中分辨出來/一些親切的門己不存在/剩下的門一直關着/鏽跡斑斑的鎖/等待偶爾的打開和最終的離去/鑰匙鏽在千裏之外的背包裏/藤蔓捲起衰老的身子/從灰黃的土牆上泛起新綠/稻草在房坡上一天天爛下去/幾隻麻雀啄食着稀薄的陽光/和自己的詞語/跳躍的技藝與眾不同/與眾不同而顯得怪異孤立//背着無處不在的綠色屏障故鄉的村莊/像我的血液搖晃不定/我自己早己是瞬間的一瞥/就像這些沉默的樹葉/在沉默的小路上，眨眼之間長出/更多沉默的樹葉/風輕輕托起枝頭的寂靜/熟悉的人越來越少/陌生的狗越來越多/我望它們一眼/它們也望我一眼/我真想像狗一樣對着村莊狂吠幾聲/讓沉睡的鳥兒一隻只甦醒(柳冬嫵：《空心的村莊》）。

大風吹過。流動的青春正一點點/消逝在命定奔走的路途/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摟住故鄉小憩片刻/想象莊稼們的葉子激動得一身青翠/許多靈魂的雪花/仍趴在童年的窗櫺張望//……我藏起回家的衝動/好多年了我沒有回家/每次回家都有許多人不見了/他們曾經那麼疼愛我/也是我深愛的人/故鄉正在沉默中荒蕪、消逝/和青春的消逝一樣令我/徒増嗟嘆//我夢中的故鄉宄竟去了哪裏/雜草齊腰深的鄉間小徑/我終於看見故鄉/躲在一塊長滿青苔的大石頭下/放聲大哭（羅德遠：《逐漸消失的故鄉》）。

要把多少異鄉運回村莊，/才能把村莊拼得像以前一樣完美？ /可惜再也拼不出一個圓滿的村莊。//村莊以外到處皆為異鄉，/不同的異鄉做成不同的吸鐵石，/把村莊變成碎片一片片吸走。//回故鄉村莊都變成一件難事，/遲遲定不下來。兩三年，五年回去一次己經變得很常見。/一年回一次，過年回村莊，/也只在村裏呆幾天就逃也似地逃到異鄉。//我們己經習慣生活在異鄉……異鄉以苦味收留我們，/故鄉以苦味拋棄我們。//幾年不回故鄉的年輕人回到村莊，/村裏年邁的父母視力一年比一年差，/模煳的目光竟看不准，/迎面走過來的是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女。//年輕人在異鄉生下自己的兒女，/幾歲了才回村莊，爺爺奶奶更不認識/……孩子在異鄉出生，戶口依然甩在遙遠的故鄉……//故鄉村莊一一/只等於一張張行囊外出的車票。/異鄉等於什麼？/只等於一一用血汗用命換來的

鈔票。（張紹民：《異鄉故鄉》）

貧瘠的家鄉，像一座清冷的墳場，貧瘠的家鄉像一個廢棄的戰場，/留不下青壯，容不下姑娘。要想找出路，就得滿世界闖。//我是泥瓦匠，祖國也是一個泥瓦匠，他咣咣噹當，拆得我家鄉遍體鱗傷。/失血的家鄉，成了滋補大城市的營養；失血的家鄉成就了大城市的富麗堂皇。（鄭懷生：《泥瓦匠一一送給在外漂泊的兄弟姐妹》）

在幾十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這個國家和民族付出的最為沉重的代價，可能就是數億農民工家庭的破碎，他們真正變成了無家可歸的人，變成了原子化的個體和形單影隻的流浪者：你把家安在信封般大小租來的房子裏。/小房子的窗口真的只有郵票那麼大。/在這個時代你把家撒網一樣撒向四面八方一一/一家幾口分成幾個省。/你租來的房子不像你的家，/充其量一個容身之所而己。/你家裏其他人在其他城市打工，租的房子也不算家，/充其量把家撕成幾片，到處扔一點，/把你的家扔成幾個省那麼大。/只有過年時回到村莊，在村莊自己的舊房子裏，/把東西南北拼成自己的家。/可這個家只有過年才拼成幾天，/過完年把舊的家變成幾張車票各奔東西。/每個人搖身一變成一張車票去遠方。/平時你的家在村莊裏空着（張紹民：《一個家到處丟一點》）。這樣一種家庭破碎狀態，對於勞動力的再生產、對於後一代的健康成長、對於家庭和社會倫理的正常維繫、對於現代社會聯繫和現代社會文化的重建，必將產生並且己經產生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五、打工文學的基本思想和感情

在30年左右的時間裏，幾億農民從農村湧入城市，並且以他們的勞動貢獻、代價和犧牲，成就了中國每年GDP増速高達平均8%左右的持續的經濟増長，快速地推進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中國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這是人類歷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遷徙，農民工的思想感情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翻天復地的變化。打工文學對這種變化做了比較忠實的記錄和表現。可以用幾個詞組來簡略概括新工人階級思想感情的不同面向(橫軸）和演化趨勢（縱軸）：孤獨、迷茫和無助；追求成功和向上流動；疼痛、壓抑和嚎叫；屈辱、怨恨和憤怒；自豪、榮耀和樂觀；理性反思和階級認同。這六種思想感情是同時態存在的，形成農民工思想感情、心靈世界的基本結構，但在不同時期，它們各自所占的分量是不一樣的，己經或者將會依次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感情，因而又形成一種歷時態的發展趨向。

1、孤獨、迷茫和無助

除了少數農民是積極主動地到城市尋找發展機會的（他們大都成為所謂農民企業家），絕大多數農民都是被動地捲入工業化進程的，一是因為農村、農業容不下那麼多勞動力了，二是農業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了，國家的大部分資源都用於工業化和城市化了，而工業化和城市化客觀上也需要更多的農村勞動力，並且為他們提供比務農收入更高的收入。不能否認，這裏面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擇業自由，有相對於農業領域更高的收入，有成為城市建設者或工人的興奮，有自己對工業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貢獻而產生的光榮與自豪……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他們只不過是城裏人利用的勞動工具和剝削壓榨的對象而己，他們很快由自己的現在與過去的縱向對比，進入到極為嚴酷的自己與城裏人的橫向對比之中，並且在現實的無奈中反過來對自己過去的農村田園牧歌式的生活產生一種溫情脈脈的懷想，最重要的是，他們來到城市以後，不得不拋棄了千百年來傳承下來的、自己從小到大成長於其中的社會聯繫和文化氛圍，而成為城市工業關係和勞動關係中孤零零的原子。從宏觀上講，他們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對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的進程並沒有清醒的認知，從微觀上講，他們隨着民工潮進了城市，然後就一個一個地被分割在不同的工廠和企業之中了，成了流水線上和工廠專製管理下的一個孤獨的、消極被動的環節，客觀上不允許他們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建立新的、工業社會勞動者團結合作的社會聯繫，於是普遍處於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孤獨、迷茫和無助之中。

被剪裁的草木，整齊地站在電子廠間/白色工衣裹着她們的青春，姓名，美貌/被流水剪裁過的動作，神態，眼神/這是她們留給我的印象••••••/啊，活着，小人物，弱小者，我

們/活着的，不遠處來來往往的人群/他們活在我的詩句，紙間，他們/龐大卻孱弱，這些句子中細小的聲音/這顆顆脆弱的心，無法觸及龐大的事物/啊，對於這些在無聲中活着的人/我們保持着古老的悲憫，卻無法改變/時代對他們無聲的冷漠和嘲諷（鄭小瓊：《在電子廠》）。

她軟弱的哭泣和悲傷有些陳舊，內心/有着一團團黑暗，機臺上的微光照亮/怯弱的心，瘦弱的身體飽含着苦澀的力量/從深淵似的眼神裏測量着孱弱的命運/韶華將逝，她無法分清自己是幸是不幸/卑微的生命對萬物默默關心，她遙望着/遠處的大海，越過夢境，微弱的希望被/點亮，她獨自重復自己傷感的命運/五金廠的爐火，照亮她的孱弱/她身體裏藏着清晰而自卑的鄉村（鄭小瓊：《木棉》）。

生命中絢麗的繁星，它己腐朽在/鳳凰大道的霓虹間，剩下五金廠/切割機的淬火花，照着蒼白的臉龐/遠處荔枝林幽藍的天空，它來自/永久的寂靜，午夜的機臺上低垂的/睏倦，如那顆倏忽閃亮的星/易碎的光芒，也必將被着工業時代的汙染/也沒有誰，會註意機臺女工的月經/那股潮水在體內涌動，她顫抖的肩膀下/無聲的疼痛，被切割機切斷，搗碎/她的無奈，驚慌的眼神，悄悄的嘆息/都被工業時代淹沒，工業孕育的一切/必將吞沒她的整個，將她的身體，靈魂/思想，夢想剪裁，組合，成為貨架上/等待出售的件件散發光澤的商品（鄭小瓊：《午夜女工》）。

時間張開巨大的啄，明月在機臺上/生鏽，它疲倦，發暗，渾濁，內心的兇險/汨汨流動，身體的峭壁在崩潰，泥土與碎石/時間的碎片，塞滿了女性體內洶湧的河流/混亂的潮水也不跟隨季節漲落，她坐在卡座/流動的製品與時間交錯着，吞噬着，這麼快/老了，十年像水一樣流動……巨大的厭倦/在腦海中漂浮着……多年來，她守着/這些螺絲，一顆，兩顆，轉動，向左，向右/將夢想與青春固定在某個製品，看着/那些蒼白的青春，一路奔跑，從內陸到鄉村/到沿海的工廠，一直到美國的某個貨架/疲倦與職業的疾病在肺部積蓄着/那些暗示：不再按時到來的月經/猛烈的咳嗽，她看見工廠遠處的開發區中/有綠色的荔枝樹正在被砍伐，身邊的機器在/顫抖……她揉了揉紅腫的眼窩，將自己插在/某個流動的製品間（鄭小瓊：《她》）。

天那水/開油水/洗面水/這些工業時代的化工產品/表面看上去/都像是純淨的清水/這工業時代的假象/其實它們是/隱伏在我們打工生涯裏/無處不在的咒語/它們侵蝕我們的皮膚/嘶啞我們的呼吸/汙染我們的血液/我們在低處的人生/面對這暗處的咒語/在我們內心魔鬼一樣猙獰/我們是這樣的無能為力/除了學會保護好自己/我們無從迴避/軟傷害/硬傷害/無處不在（何建生：《暗處的咒語》）。

……那些高高的舊家具上，落滿光陰的灰塵/他們低下頭，一步一叩首，拉着別人的家具/在人群中不停地拐彎，躲閃……/像一頭年邁的驢子，吞咽着內心的沉默/……城東到城西，他們是無線的織布梭/有一天他們累了，搬不動了/會不會也像一件舊家具那樣，靠在斑駁的土牆，靜靜/地/等着別人，把他們搬到另一個地方/或者乾脆扔掉（劉三石：《老搬運工》）。

還沒回過神，還沒把夢/捂暖，房東的胃口又張大了 /張大得想把整個世界吞噬/所有的苦求和商量，在她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顯得多餘//城市永遠是別人的城市/打工者沒有任何發言權/稍不留意，就會被當作皮球/踢出生活的主題之外/接受所謂安良除暴法官的審判//城市的欲望，在不停地/漲，漲，漲，漲，漲/老闆的算盤，在不停地/減，減，減，減，減/打工者只有乾瞪眼的分兒//窗外的陽光一片明媚/但對屋內的陰暗和潮濕，他始終/不聞不問，不理不睬/或許他早己被金錢收買/或許他嫌屋內的人太窮酸//夜深的無法去丈量，睡意/被擱淺在城市的岸邊/雙眼一次次閉起，又一次次/睜開，擔心黎明還沒有來/生命就被黑色的巨浪捲走（何永飛：《又漲房租》）。

與孤獨、迷茫和無助相吻合的一定是消極被動、逆來順受、自卑無奈、苟延殘喘：連續60個小時/攪拌混凝土的老張/換下來後顧不上睡覺/就匆匆跑來把我推醒/「起床了！起床了！ /帶我去賣點血！ 」 /老張的話讓我大吃一驚/半月前他才賣過血/怎麼又要去賣？/「娃兒們就要上學了……」/這個倔強的老頭/說着說着聲音有些哽咽/「我們今生就這樣了/娃兒們的路還長着呢！ 」（李長空：《建築工老張》）還沒有玩遍村寨/就讓父母掏空書包/像白菜一樣/被陌生叔叔批發//穿着粗氣的日子/己經習慣接受鞭打/像浮萍一樣/漂浮着不想回家（李長空：《涼山童工》）。

2、追求成功和向上流動

在最初的孤獨和迷茫、驚愕和彷徨之後，一部分有雄心的而且細心的打工者，開始在城市市場經濟中尋找和抓住個人發展的機會。從客觀的經濟結構方面說，市場經濟相對於計劃經濟、權力經濟、小農經濟而言，的確給普通底層勞動者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在歷史上，許多資本家和百萬富翁都是白手起家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市場經濟社會，階層的流動是常見的現象，而頻繁的階層流動甚至導致工業社會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大基本階級的相互滲透，以至出現了一個介於兩者之間的中產階級。從主觀的意識形態方面說，市場經濟社會占主流的思想價值觀念，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它們的通俗版就是成功學和個人奮鬥敘事，這兩者在9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都湧現出來了，這些充斥書店和書攤的大眾文化讀物，自然也影響到了打工群體，一時間，相當多的打工者也接受了這種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倡導的思想意識形態。

在深圳，更是得風氣之先，最早出現了打工文學中弘揚「主旋律」、激勵「正能量」的作品，主要代表作就是曾經在全國颳起一股打工文學熱的安子的作品《青春驛站》，以及她後來接着發表的《安子的天空》、《青春絮語》、《超越巔峰》、《邊緣檔案一一深圳保姆寫真》等，故事的模式大體上是這樣的：醜小鴨似的女主人公來到深圳打工，當然會遇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但總是能夠在老鄉、朋友、領導的幫助下渡過難關，然後在工作中積累和表現出一定的管理才能，受到領導賞識並獲得升職，最後還收穫了一份美好的愛情。這些故事傳達出來的主要思想就是，每個人都有做太陽的機會，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奮鬥獲得成功，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安子寫給打工者的書信的名字就是這樣取的：《自立者強》、《公道自在人心》、《有路善走，無路善開》、《人生從來無坦途，羌笛何須怨楊柳》……一時之間。安子獲得「打工皇后」、「深圳十大傑出青年」、「中國改革開放20年20個歷史風雲人物」等美譽。受到安子成功的鼓勵，《深圳打工妹》、《特區打工妹》、《外來妹》等一列紀實文學作品隨之湧現，這些書中的打工妹，有的成為企業家、國家幹部、銀行行長、金融投資專家，有的成為全國和省市級勞模、人大代表、傑出青年，有的成為作家、藝術家，有的成為家鄉經濟發展的帶頭人，安子本人就創立了自己的家政公司，並且成了深圳家政服務業協會副會長、中國家政服務業協會副會長。

在各種訪談和問卷調查結果中，都有一部分工人抱有一個個人發展目標，就是打工幾年攢一筆錢，然後開店做一個小老闆；或者順着工廠等級製度一級一級往上爬，從普工升到低管，從低管升到中管，最終升到高管或利用手中積累的資源另立門戶；或者通過自學提升自己的人力資本，成為自由職業者，甚至成為公務員等等。

像這一首詩，就比較典型地表現出崇尚個人奮鬥、白手起家、出人頭地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兩手空空，/走出家中，/我要自己去打工，/我不能老是呆在家中，/父母己經老態龍鍾，/我不能再讓他們為我牽掛心中。//歲月如風，/我不能徘徊在虛無縹淼的電腦遊戲夢幻中。/我要去打工，/自食其力的計劃己在胸中，/無論多麼難也要干一場，/無論多麼苦也要賭一賭，/我不能再呆在溫暖的家中，/我要面對自謀生路的暴風。//我己經在路中，/千辛萬苦早己在意料中，/雖然我很窮，/但是我不會瘋，/我早己把脫貧的命運撐握的自己的手中。//雖然我很貧困，/但是我決不在到處亂混，/雖然他人認為我是窮鬼，/但是我決不會因為打工掙錢而後悔，/雖然沒錢他人看不起，/但我己開始提醒自己，/能自己掙錢養活自己首先就了不起，/能自食其力自謀生路就會創造奇蹟，//明明白白打工去，/合合理理掙工錢，/為自己脫貧吐氣，/為家人爭光爭氣，//我不是一個天生的窮人，/我不希望他人把我定格在貧困線，/我要用自己的雙手換取生活的空間，/我要把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的品德再現，/我要讓活下去的每一天都值得記念，//我己經在打工中，/雖然是早上5點鐘，/但我己經在起床中，/在打工中，/也在努力的學習中，/我夢想成為一個百萬富翁，/我己經在努力奮鬥中，/我的理想不會落空，/我要把虛度光陰的惡習拋到空中，/我要把吃喝玩樂的時間排除在計劃中，/我要戰取生命中的每一分鐘。」（劉榮成：《打工有風》）

王衛斌的《農民工之歌》則混合了利潤意識形態和權力意識形態兩方面的內容：「我們撂掉砍柴刀/我們卸下耕田犁/我們走出深山老林/我們告別荒村野地/我們在企業的旗幟下匯聚/融合為一個堅強的整體//我們身上還殘留着泥土氣息/一下子就成了准工人階級/我們開始拿腔捏調說起了普通話/大老粗也滿嘴「你好」、「謝謝」、「對不起」/我們早己解決了溫飽問題/漸漸地便有了精神文明的意思//雖然人多了難免有些矛盾分歧/但是我們都能夠互相理解和克製/因為我們的目標基本一致/大伙兒出門在外都不容易/雖然底子薄弱確實有點彆扭不適/但是我們都願意自我調整和彼此鼓勵/因為正是靠着這種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管理方式/我們的主觀願望才得以轉變為客觀現實//啊，企業/你是一個重回報的經濟實體/我們在這裏積累着起步的投資/啊，企業/你是一個不收費的教育基地/我們在這裏錘鍊着騰飛的雙翼/啊，企業/你是一個溫暖和諧的社會大家庭/我們從內心裏深深地愛着你」。在這首詩中，應該說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勞動者特有的價值觀，沒有意識到勞工階級的地位和權利與權力和資本結盟之間的矛盾和衝突。

朱應召的長篇小說《下廣東》，就完全接受了流行的意識形態，小說人物朱小山、卓小農、卓小玲、張春蓮、賈本偉、王小燕、孫宏偉、黑子都是下廣東的青年農民工，但在小說的敘事假設和敘事框架裏，他們與官二代李賢桂、富二代鄭靚麗都是某種理想的市場經濟中的自由而平等的個體，這裏沒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甚至沒有階層差距和階層分化，有的只有每個人的自由選擇和自我奮鬥，只不過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敗了；有的人使用了正當誠信的手段，有的人使用了不正當不誠信的手段一一朱小山仗義正直，最後憑着在黑社會的一段臥底經歷而成為暢銷作家和影視明星，並與富二代鄭靚麗成了一對，而鄭靚麗在朱小山創作和拍戲最緊張的時候遠赴偏遠貧窮的村莊照顧他的父母；張春蓮和賈本偉夫妻同心，白手起家，誠信經營，成了連鎖飯店的大老闆；王小燕和孫宏偉從特色燒雞開始做，一度風生水起，終因孫宏偉的好大喜功和不正當競爭而破產，兩人離婚；卓小農不擇手段追求成功，最終失敗，妹妹卓小玲攀附官二代不成，老老實實從公司職員重新起步，而官二代李賢桂在父親倒臺後失去稅務局的肥缺，轉身成了一位勤奮努力、精明強幹的房地產公司業務經理；學武出身的黑子小本經營，架不住黑社會的盤剝，憤而召集同門師兄弟成立商戶自衛團，結果取代當地黑社會而成為勢力最大的黑社會組織，最終改邪歸正。

3、疼痛、壓抑和嚎叫

然而依靠個人奮鬥而獲得成功的打工者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只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自己嚴酷的打工生涯：機械、繁重、沉悶、單調、無聊的勞動過程，工頭、主管的嚴密和嚴厲的監管，經理和老闆的高傲和冷漠，充斥噪音、粉塵的惡劣的工作環境，突然而來的工傷和形同慢性自殺的職業病，長時間的加班加點和難以忍受的疲勞，低廉的工資以及雪上加霜的剋扣和拖欠，毫不留情的處罰和開除，漫長而很少人幫助的勞動爭議、仲裁和訴訟程序，下班後極為簡陋的休息環境和極為貧乏的生活內容，性的匱乏和苦悶，一家人四分五裂的思念和牽掛，城裏人的白眼和嫌棄，背着行囊回家過年時的擁擠、窘迫和狼狽……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漂泊異鄉的打工者必然產生如影隨形的痛苦和壓抑，打工文學就成為他們喊痛和發泄壓抑和苦悶的重要出口和通道。

大地在疼痛和顫抖，打粧機將鋼管/插進它的心臟，敲打的轟鳴聲空曠，決絕/空曠的天空恍惚地飛過被剮削的山坡/它裸露出來黃土，雨後，被洗滌過的天空/濕漉的草葉，等待砍伐的荔枝樹/跟隨打粧機的節奏戰慄，我經過工地/大地把疼痛和顫抖傳給我，從腳到頭/從肉體到靈魂，我顫抖不停（鄭小瓊：《顫抖》）。

我生在一個小山村/那年，我十八了/家鄉的姐妹，在父母的操持下/談着/女兒的嫁妝、嫁衣/當然、我也不例外/可是/我不想太早離開父母親/談婚、論嫁，成為賢妻良母//聽說/南方搞開發/我也想闖蕩天下/掙錢、做我體面的嫁妝、嫁衣/經過父母的同意下/隨着滾滾人流南下/來到陌生而嚮往的地方/流浪、努力尋找工作/向着圓夢體面嫁衣的夢想努力//終於在我不懈的努力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心中竊喜，我有工作了/我也變成了城市達人/能煳口養我自己了//一年、二年、三年……/轉眼間過了六個年頭/省吃儉用下/體面嫁衣的夢想/也漸漸美夢成真/車間塵土飛舞/怎比得上家鄉的/青山綠水、鳥語花香/每天12小時/煩瑣的工作/讓我心力交癢/不知為何/我總覺得呼吸困難、胸口沉悶//那天、我像往常一樣/做着我的本職工作/忽然我暈了過去/不知什麼時候，醒來時/滿目白色/幾位白衣天使圍在床前/我想，她們在做什麼/是為我準備、美麗的嫁衣/白色的婚妙嗎？ //不、那不是/她們告訴我，你生病了/病因正在檢測中/如果再晚點送來/就將沒有醒來的機會//三天后，醫生告訴我/你的肺部己成網狀/全部模煳、漆黑/經診斷你己是三期塵肺/要好好休息//為什麼！為什麼？？ ？/我還那麼年輕/我有自己的夢想/我想擁有自己的家/我只想掙一點錢//做我體面的嫁衣/為什麼、這幾年的辛勞/掙來的那點薪水/卻成了我蒼白的病衣……（劉永武：《嫁衣》）。

朝陽從黑夜走來/染就一身的血腥/春天從寒冬走來/銬着一層堅冰/現代從遠古走來/背負着沉重的獸性/生命從死亡走來/卻僅是赤裸裸地降臨//赤條條的生命一來/就帶着遍身的罪刑/前世的罪過一贖/就是長長的生/空空洞洞的老布鞋/如何行走我/歲月淪落的苦旅/輪椅沉重的吟唱/總讓別人聽見/老調重彈的疲憊/在傷殘中服刑/在輪椅中流放/上帝背後/無垠的黑影裏/是誰的法典荒唐地處決了/我所有脫逃的方向/赤裸裸地來並不能/赤裸裸地去/我掙不脫今生今世/無期的刑具(劉永武:《贖罪》）。

人生還沒有怎麼開始，就己經結束了，這是多麼令人悲哀和疼痛，然而卻只能無奈地忍受和壓抑，自怨和自憐：你總是雙手撐着腰/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給工友們留下的印象/卻彷佛一個懷胎十月的女人/飽嘗了打工生活的艱辛後/說起往事，你總是微微笑着/儘管這笑藏不住辛酸，苦澀/七年前你獨自一人/踏上深圳這片熱土/意氣風發，信心十足/迎接你的卻是冰雪/黑夜，暫住證，收容所……/幾經波折，你進了這家世界頭號代工廠/從此站立，打螺絲，加班，熬夜/烤漆，成型，打磨，拋光/包裝機臺，搬運成品/每天一千多次地彎腰直腰/拉着山一般的貨物滿車間跑/病根悄然種下而你一無所知/直到身體的疼痛拉着你奔向醫院/你才第一次聽到了/「腰椎間盤突出」這個新鮮的詞組/每當你笑着說起這些病痛和往事/我們總被你的樂觀感動着直到年底聚餐，醉醺醺的你/右手握着酒瓶，左手豎起三根手指/哽咽着說：/ 「我還不到三十歲/還沒交過女朋友/還沒成家立業/這輩子，就算完了」（許立誌：《我的工友們之「發哥」》）。

忍受和壓抑不了痛苦時，終於發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在這樣一座巨大的爐火間，雖然不斷會有一種尖銳的疼痛從內心間湧起，蠕動在日子裏它不斷在肉體與靈魂間痙攣着，像獸一樣奔跑……」；「當一塊原本嚎叫的鐵在這個周身喧囂的南方工業都市裏，它的嚎叫不再具有鄉村嚎叫那樣的觸目驚心，它的叫聲讓世間的繁華吞沒，剩下的是嘆息與鋼鐵一樣平靜的沉思，它們不斷地淤血腫脹，無聲息的病痛不斷地折磨着我的輕若白紙的思想」；「栂指蓋的傷痕像一塊鐵樣重量的黑點紮根在我內心深處，它像有着強大穿透力的鄉村修理鋪或者鄉間醫院一樣，正從那個黑點出發，擴散，充滿了我的學業和內心，她在嚎叫着……」®

夢的世界裏她站在碼頭上/卻沒有船隻或者考試尚未完成/時間己到更多時候是次品空曠而荒涼/半夜山中剩下孤獨的她無所依靠/她跟我說尖叫時夢的場景燈光/照亮她尖叫過後的臉放鬆而舒展/沒有白天的沉默和緊張在夢中/她遇到曠野需要叫喊她害怕/她叫喊……醒來面對十二人/侷促的宿舍工友們莫名的詫異/她向她們表示歉意她說她身體裏/潛藏一個魔鬼白天安靜地蜷伏/夜晚跑出來折磨她她身體還不習慣/電子廠每天十二小時的勞動累/成為她唯一表達的詞流水線上/她的身體生硬而笨拙關節在疼痛/剩下手指像機械一樣重復背部/腿部腰部她己無法控製莫名的痛像石頭壓着她的身體她需要從身體/抽出一片曠野讓她叫喊有一頭野獸/從她的睡眠中跑出整個十七歲的湖南女孩/尖叫像石頭一樣壓着她睡眠中/流動的血管深處的尖叫會迸發/打破整個宿舍在她喘息與尖叫間/失眠的我感受一個沉默的女工/身體飽含的壓抑她的尖叫穿越/這個侷促的工業時代像一聲吶喊/也像在血管涌動的被潛伏的物質/我們還在抱怨她的尖叫打破了我們的/美夢她單純的身體與茫然的眼裏/她夢裏的尖叫成為工業時代的身體裏/緩慢的痛楚正在積聚迸發（鄭小瓊：《周陽春》）。

4、屈辱、怨恨和憤怒

一些人就在長期間的痛苦和壓抑之下變得麻木不仁了，忍受着無盡的剝削和壓迫，聊以維持着苟延殘喘的生存，正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說的：「如果一個人從童年起每天十二小時或十二小時以上從事於製針頭或挫齒輪，再加上像英國無產者這樣的生活條件，那麼，當他活到三十歲的時候，也就很難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這種強製勞動剝奪了工人除吃飯和睡覺所最必需的時間以外的一切時間，使他們沒有一點空檔去呼吸些新鮮空氣或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說什麼精神活動了，這種工作怎麼能不使人淪為牲口呢? 」®但更多的人則本能地感到「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屈辱、怨恨和憤怒，就像恩格斯曾經說過的那樣，「這些被當作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漸變得像牲口一樣，就是只有靠着對當權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滅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類應有的意識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們還對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乖乖地讓人把挽軛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軛下的生活弄得比較過得去一些，而不想擺脫這個挽軛，那他們就真的變成牲口了」®;既然工作不是出於喜歡創造、不是出於本能的活動，而是使人動物化的強製勞動，因此工人愈感覺到自己是人，他就愈痛恨自己的工作®;既然「工人除了為改善自己的狀況而進行反抗，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感情的餘地，那麼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這種反抗中顯出自己最動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性的特性了」⑤；一旦工人不再願意讓別人把自己當成物件、商品，一旦他肯定自己不僅是「勞動力」，而且是具有意誌的人並且為爭取做人地位而鬥爭時，全部現代政治經濟學和工資規律就完蛋了。
打工者產生屈辱、怨恨和憤怒的一個基本前提是，他們意識到自己是人，不是單純的勞動工具和勞動力商品；他們也具有像其他人一樣自由而平等的人性權利和尊嚴，而那些瘋狂剝奪打工者的權利和尊嚴的老闆、官員、企業管理者，就己經失去人性了，就己經像野獸和魔鬼一樣了，理所應當成為打工者詛咒、唾棄和反抗的對象。

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把它叫做螺絲//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那些低於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鏽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湧而出/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恥辱的詩（許立誌：《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

把丈夫還給妻子把妻子還給給丈夫/把父母還給留守的孩子/把兒女還給年邁的父母/把逃出故鄉的人還給荒蕪的土地/把勞動法還給得不到公正的受害者/把斷指還給勞動者的手/把汗水還給尊重/把付出還給贊賞/把無邊的落寞孤獨還給夜晚望月的人/把疲憊還給一場充足的睡眠/把走在路上的迷惘還給一雙信念的翅膀/把年復一年的貧窮啊/還給一場夢中的不再奔走的流浪/沉默太久不是我們不想發泄表達/忍耐太久不是我們真的形如木呆/我們也有血肉感情/在世界的邊緣我知道我們卑微/但我們不卑賤/走在城市的廣場上，親愛的朋友啊/我們有我們的願望和夢想（羅占勇：《表達》）。

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憤怒，從對象方面而言，最初針對的只是具體的有權有勢者以及他們施加於工人頭上的剝削和壓迫行為，只是針對一些具體而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還沒有針對產生這一切的社會製度，沒有達到對整個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憤怒，從主體方面而言，最初只是處於個人感覺和思考的層面，他們的反抗也是個體性的，這很自然，因為最先遭受到剝削和壓迫並最先感覺到痛苦和壓抑，一定是每一個活生生的個人，「階級」這個實體和概念還沒有出場。

由這樣一種層次的屈辱、怨恨和憤怒，引發和產生出來的，一定是個體性的反抗，大體上包括跳槽、一對一的抗辯、在工作場所舉牌示威、逐級向上級申訴、向勞動部門舉報和投訴、尋求上級工會和媒體的幫助、自媒體爆料、申請勞動仲裁、提起勞動訴訟、對不履職或袒護資方的勞動部門提起行政訴訟、自殘和自殺、跳樓（塔、橋）討薪、暴力報復（傷害或殺死）老闆和管理人員等等，基本上循着自下而上、自民到官、自內而外、自溫和到激烈的路徑進行。

為屈辱的靈魂保持純潔/黑色有你的句子沿着黃昏潛行/在良知喘息的皺摺處閃光的詞/受難者燃燒的肋骨照亮的黑暗/啊，不幸的詩歌等待確認身份/它們己無法安慰尖銳時代的傷口/在不幸的幻影中，她用良心的焦油/這有些苦澀的汁液，比鮮血更黏稠//為屈辱的靈魂保持純潔/我在詩歌中撕去藝術這張偽善的薄膜/生活，這個被用濫了的隱喻還在濫用着/頭頂上陡直峭立的湖泊，積蓄着太多的/痛苦，我陷入懺悔與怯懦的泥淖/這顆被折磨的心，朝着大地更低處/在更低處，站着一群貧困的人群/他們的怨恨，讓無用的詩句充滿了愧疚……（鄭小瓊：《為……》）。

我一直在跳，我又不得不跳/像一隻職場螞蚱，從中山跳到東莞，或許/後面還得打包無奈，從東莞跳回中山/調到廣州、深圳、珠海……//生活啊，還請你不要誤解我/我跳的那麼辛苦，其實我何嘗不想停下來/跳着跳着，我寶貴的青春/就在這些工廠，被接二連三地消耗盡了/如果不跳，我的青春也一樣嘩嘩流逝了/我想在哪一天實在跳不動了/就只好乖乖地滾回故鄉//啊，回顧在南方打工的這些年/所有的奔波忙碌/都像是在眼睜睜虛擲光陰年華……（郝小峰：《我一直在跳》）。

劉晃祺，我同在天涯的打工兄弟/在工廠流水線/為命運加班的你/超負荷勞作日復一日/在那個/讓你23歲亮麗生命/走完人生最後一個驛站的/那個黑色的7月13日/……你，搖搖晃晃/離開了無限眷戀的土地//消化道出血呼吸系統衰竭/生命己快走到終極/昏迷後醒來的你卻說：『別攔我，我要打卡/遲到了要罰款……』/哦兄弟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這樣畏懼膽怯/我們不是現代包身工我們不是奴隸/為什麼不說一聲『不』！/為什麼不把抗爭的拳頭高高舉起？！ /……3萬元就換取了一個鮮活的生命啊/青春逝去裏飽含多少悲愴與嘆息/多少個打工姐妹兄弟/還在流水線上工作超時/棲居皆危房面容呈菜色/薪水難到手勞保無人識/……讓我用微弱卻不屈的筆/向劉晃祺一樣的姐妹兄弟/發出心底茁壯的呼籲（羅德遠：《劉晃祺，我苦難的打工兄弟》）。

劉漢黃男26歲土家族貴州松桃苗族自治縣人/身高1.7米瘦小性格內向不善表達/東莞市大朗鎮展明五金製品有限公司操作工人/ 2008年9月22日入職9月28日下午/掌部和手指的骨頭被沖床機器砸碎/因傷情過重，整個右手掌做了切除手術/工傷鑑定為「傷殘五級」、「系未參保人員」/起初提出的索賠約10萬元，未果，提請勞動仲裁/仲裁庭裁決廠方賠償共計約為5萬元人民幣/劉漢黃不服，依法訴諸東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09年5月底，一審法院判決賠償款共計177293元/對此結果，劉漢黃表示：「可以了，不上訴了。」/廠方不服判決，提起上訴，認為賠償底線是9萬元/ 一直拿不到工傷賠款的劉漢黃慢慢心灰意冷/ 6月14日爬上工廠五樓欲自殺，後被警察勸下/ 6月15日中午，劉漢黃與生產經理賴振瑞發生爭吵/爭吵中，用僅剩的左手/當場捅死副總經理邵正吉/總經理林裕騰重傷，搶救無效死亡；賴振瑞重傷/劉漢黃被捕後一一/有知情人透露，劉漢黃在行兇前曾受到工廠不法對待/有消息說，年老的父親想去東莞看兒子籌不夠買車票的錢（蔣明：《殺人犯劉漢黃》）。

他們都說/我是個話很少的孩子/對此我並不否認/實際上/我說與不說/都會跟這個社會/發生衝突（許立誌：《衝突》）。

2013年新工人杯文藝大賽小說類一等獎獲獎作品《死無對證》（作者曾繼強），講了一個工人劉老漢報復殺害何經理的故事。劉老漢有13年的廠齡，因工傷失去了一隻手，他找過廠裏幾次，要求工傷賠償，廠裏硬是把責任往他身上推，說什麼是他沒按要求操作，違反了操作流程。我（劉老漢的當了主管的大學生徒弟）為他說情，遭到何經理痛罵。何經理只願意出三萬塊錢私了，從此以後劉老漢與工廠之間就不存在任何法律關係了。劉老漢認為這是把人手當成了豬手。賀經理叫來保安把劉老漢從辦公室拖了出去，並且通知有關部門消去了劉老漢的人事檔案。劉老漢最後一次找何經理要賠償時，何經理還是只答應賠劉老漢三萬塊錢。當他把三萬塊錢甩到劉老漢面前，並且準備打電話叫保安來把劉老漢拉出去時，劉老漢從褲管裏抽出了一柄西瓜刀，刺向了他的心臟，何經理被一刀斃命。劉老漢爬上辦公樓頂層，警車和救護車呼嘯而來。老漢在樓頂大笑起來，那種笑聲裏包含極大的不滿和真正的憤怒。他突然停止了笑，對着下面喊：「你們把警車都叫來了！我知道你們是想要我死。我殺了人，我知道我犯了法！會被槍斃！我不用政府槍斃我，我自己知道該怎麼槍斃自己！」說完，他把雙手抬了抬，像一隻準備飛翔的鳥，扇了扇自己的翅膀，身軀往前傾去。我看着一個生命在空中做自由落體的運動，心被緊緊地拉了一下。隨着「砰」的一聲巨響，我親眼看見劉老漢的頭先着地，腦髓在地上派出花朵。他是面朝大地而死的，死的時候連掙扎都沒有。警察們趕到現場的時候，何經理和劉老漢都己經沒氣了。

5、自豪、榮耀和樂觀

儘管打工者遭遇到剝削和壓迫，並深深地除在孤獨、迷茫、無助、疼痛、壓抑、嚎叫、屈辱、怨恨、憤怒等等心理、情感、意識、思想狀態，但正如黑格爾和馬克思多次強調指出的，勞動是一個對象化的過程，是人類征服自然、追求自由的過程，是展示人類本質力量的過程，即使是在不堪忍受的異化勞動過程中，仍然包含着對象化的環節，仍然在醞釀、積聚、生成、發展人的本質力量，正是億萬農民工的勞動推動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工業奇蹟，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自然而然會產生和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偉大、奉獻，並湧現出驕傲、自豪、榮耀的感受，而不管客觀上是否得到了社會的承認。

三十二層的高樓/我站在了頂端/俯視了全城的繁榮/這一刻/我沒有感到卑微/甚至看到夢想在向我招手/這一刻/我為曾經的付出與血汗感到值得/因為城市有了我們的勞動/便又多了一座繁榮的高峰（冉喬峰：《俯望》）。

像堅實的掘冰船/劃開了晨光的幕布/聽！勞動號子響起來/震盪着我的耳鼓/猛然間那份力度直衝心弦/奔流的激情在我的眼眶間迴旋//我熟悉這凝重的節拍/ 「一……二！」「一……二！」/那是工友們在凝聚/繃緊在每一道肌理間的氣血/超重的負荷幾乎壓扁了每一粒汗珠/來兄弟們，我們吆喝一聲吧/讓勞動號子/把每一發心跳都捆紮起來//這簡單而粗糙的音符/卻象一吊桶鋼水翻騰着熱浪/這紅紅的勞動號子響起來/往往照射在最陰暗潮濕的地方/這纖細而浩蕩的洪流/衝擊着坎坷崎嶇的勞動史/這充滿血與汗的勞作/卻像美酒一樣透射純正的醇香/驕陽似火從天空灑下/聽！勞動號子響起來/我知道它微不足道的民間價值/我又深知它蘊含着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亙古以來它就在山野和流水間傳唱/就像生我養我的大地血脈/它鑄就了我鋼鐵的嵴梁（林文欽：《勞動號子響起來》）。

七月無雲太陽用其最美的方式/燃燒在瓦藍的天空/七月無雲太陽是一場燒不完的火/它燒紅了遠方的河蘆葦/燒紅了歸巢的鳥/挺立的樹//七月無雲太陽燒紅了停在河岸/的記憶/父親的背影/太陽燒紅了西邊的天空/大雁朝那飛去我懷揣的故鄉和往事/也朝那飛去//七月無雲太陽在瓦藍的天空/燃燒/鐵和骨骼裏最倔強的部分/也在瓦藍的天空/燃燒//太陽那麼遠任憑一生/我也無法將其攬入懷中/太陽又是那麼近/西邊那片被天火燃燒過的雲彩/只要揮揮手/就來到眼前//我忘不了父親的背影/忘不了故鄉/被太陽燒透的天空忘不了那些不曾說起/的離愁離愁只是一轉身的距離/從盛唐到樓蘭/從長安到西涼//有多少豪情就有多少悲歡/看那高遠的被火燒透的天空/故鄉的河流/那是父親的是我的也是祖國的河流（張俊：《七月，太陽是遼闊的火焰》）

一一時代對我們說：/孤獨……/迷茫……/徘徊……/掙扎……/絕望……/煎熬……//許多躺在南中國這塊砧板上的虛弱詞語/被一個時代的筆捉住/小心翼翼/片片切開/加兩滴鮮血/三錢淚水/四勺失眠/從青春的體內提取無形的核能/用幾千萬顆漂泊的頭顱在南方大地上一擦/一鍋打工生活頓時沸騰起來/被剝了皮的打工故事在鍋中/翻滾呻吟/在別人的城市中/為什麼我們的心靈/只能戴着腳鐐手銬/在砧板上和熱鍋中/一點點耗儘自己的青春……/一雙雙筷箸決定了多少打工人的命運//為什麼我們/敞開的喉嚨聲盡力竭發不出聲音/為什麼我們/多少被機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們喉嚨發出的聲音喊不回臉朝背面的公道/為什麼勞動法/只是舉着利劍的凋塑/只打雷不下雨/幾千萬人悄悄流逝的青春衝擊成了/珠江三角洲/燈火輝煌的現代文明/為什麼南方常常暴雨/那是我們內心越積/越多的烏雲/在碰撞吶喊/又有誰伸出過手來撫摸過/我們內心的傷口/走在堅硬的粵語中我們四處碰壁頭破血流/我們被凍僵的表情只有靠依偎的鄉音取暖//南方啊，/我們多想敞開真誠的胸懷把你擁抱/但為什麼我們總是如復薄冰/若踩針尖/蒼白的臉龐面黃肌瘦布滿憂愁/我們是一群群侯鳥/被一個個城市不住驅趕無處棲身/疲憊是我們遷移的行囊中唯一的財富/人流涌動的漩渦中有多少溺水而亡的靈魂呵/亡者呵亡者……/讓我們為你立一座碑吧/在廣州火車站的廣場中心/讓每天南來北往的打工者/都能用目光輕輕撫摸/你沉睡的臉龐/亡者呵亡者……/我的兄弟或姐妹/ 一個時代的苦或痛/有誰能夠言喻/(幾千萬人心心點燈默然無聲）……//一聲憂憤我的口中噴射出/大口大口滿含鮮血的文字/該我們出場了/一個時代己經翻開了嶄新的一頁/我的兄弟或姐妹/我們己沉默太久/內心的鼓聲震天動地/讓我們自己/給我們自己燈光/讓我們自己/給我們自己舞臺/築起一座精神的炬臺吧/讓一種光芒/照耀或縫補/我們內心的千孔百瘡/不管你是在汗流浹背的車間或是在無處棲身的街頭/有一種聲音在為你們的生存有力的鼓掌/有無數握着筆的文字在為你們撞擊着生命的洪鐘/漫長的黑夜短暫的黎明一切都會過去/不管徘徊，掙扎不管絕望，煎熬……/我的兄弟姐妹/只有信念才是不竭的駿馬/帶你脫離黑暗奔向無盡的前方/南方不相信眼淚/那就讓我們像沙漠中的/仙人掌一樣長出葉刺/刺向現實這個無情的對手吧//一路上要經過多少風雨/和肩擔多少如山的屈辱/我又想起了那個讓打工者集體下跪/把打工者的尊嚴和臉踩在腳下/被無數報刊狠狠煸過耳光的那個韓國老闆/一滴一滴的酸澀/像沒有關緊的水龍頭/在南方天空中/滴滴嗒嗒……/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多少被汗水磨得褪化的眼睛/眼前的視覺一片麻木/那些羔羊般的眼神像刀/割破了我握筆的手/快意呵，快意……/許多

的文字像血一樣從一個時代的傷口/破閘而出/我的筆尖舔着濃重的腥氣興奮無比/……//從深圳地王大廈飄下的一滴淚水/帶來的颶風使我搖晃不止/站在這個時代中間我們還能心如止水嗎/……(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

這是打工文學為打工者、農民工所建立的宏大歷史敘事審美，另一方面，打工文學也建立了底層勞動者的微小日常生活審美。人總是追求快樂的動物，總是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痛並且快樂着也構成了打工者的另一種精神面向。打工作家全桂榮在《閒話出租屋》裏有過很好的歸納和總結，在其中的《不亦樂乎》一文中，他列舉了 33種打工者卑微而又珍貴的日常生活樂趣，令人莞爾一笑並掩卷深思，由衷地為打工者的生活勇氣和智慧而贊嘆：

打工路上，無論日子怎麼樣，總是在過着，與其覺得是苦逼的熬煎，不如阿Q些或者用實際行動去改變。每個人都有很多痛苦與迷茫，同樣，也都有着很多令人高興與快慰的點滴小事，來說說身邊讓人「不亦快哉」的人和事吧！

苦尋多家小飯館，終於找到一家合口味、價格適中且似乎不是用地溝油炒菜的飯館，不亦快哉！
早晨起床上廁所居然不用排隊，竊喜，不亦快哉！
恰好趕上接送廠車，還占了個好位置，可以好好在車上睡一覺，不亦快哉！
炎熱的夏日突然下了場大雨，氣溫驟降，可以舒心的睡覺了，不亦快哉！
摳門的房東阿姨來收房租，敲門，半天不應，她無奈離去，不亦快哉！
炎炎夏日，三天沒有洗澡，用搓澡巾把渾身搓得通紅，冷水一衝，神清氣爽，不亦快哉！
忙於工作，很久沒有鍛煉身體，某天跑步和做俯臥撐，滿身大汗，累得半死，不亦快哉！
偶爾用電鍋煮菜，水一開，洗乾淨的菜一放，就能飽飽的舒服吃上一頓，不亦快哉！
某月話費賬單居然沒超八十，沒給移動做太多貢獻，不亦快哉！
路遇絕色女子，靈感迸發，不亦快哉！
聽一工友講述人生，感慨良多，不亦快哉！
剛看完一本好書，又看了一本好書，收穫頗多，不亦快哉！
搬家時一個人來回三次就搞定，純粹無產階級，無有不舍無有牽絆，不亦快哉！
公司拖欠工資，投訴至勞動仲裁委，堅決不調解，不亦快哉！
多年未見老友來訪，相視一笑，聊聊生活聊聊人生，多有感嘆，不亦快哉！
每每被走街串巷收舊貨、廢品的叫嚷聲叫醒，不用鬧鐘自然醒，不亦快哉！
某夜仰望星空，感悟每人皆可獨享星光、憑風攬月，有東坡遺風，雖赤條條一無所有來去無牽掛，豈不正是無產者本色，不亦快哉！
線長又被主管臭罵，轉而把怒火發到我們頭上，氣急敗壞之窘狀，令人慶賀，不亦快哉！
看到某些人時時擺弄手機，聊QQ發微博搖微信玩遊戲看新聞、電子書，我的手機只能接電話發短信，可節約時間多探討人生，不亦快哉！
房間裏唯一床兩桌一椅一堆舊書，十天半月不用打掃，不亦快哉！
歲月有痕，頭髮漸少，轉眼打工十多年，細細想來，年華沒有虛度，不亦快哉！
租的小民房只有七個平方，卻可靜心看書寫字，自封「一人堂」，不亦快哉！
沉家村雖小，卻是急遽變遷中國之縮影，而每天身處其中，感受其脈搏，不亦
快哉！

—品牌運動鞋，穿了三年，當時只花一百多塊錢，尚無破損，不用擔心要去買次品，不亦快哉！
微風輕拂，皓月當空，對着繁華的沉家村商業街高歌一曲，不管有無嚇着路人，胸中塊壘一掃而淨，不亦快哉！
工作甚忙，每天都難有時間留一點時間休閒，某天終有兩三個小時自由利用，想看些書，沒有心情，遂專心看一部己看過兩遍的哲理片，再次有所感悟，不亦快哉！
每天晚上十一二點洗漱，三樓的水龍頭不再因水壓低而半天憋不出半杯水，常一扭，水就噴薄而出，不用等水，不亦快哉！
半個月未洗衣物，投三塊錢硬幣到自動洗衣機裏，半小時後即可取出脫好水的乾淨衣物，省時又不多費錢，不亦快哉！
在沉家村街上閒逛，偶遇數月不見之老友，互問境況，相聊甚歡，不亦快哉！
這一個月來公司幾乎天天加班，今天終於休息，可以去網吧玩通宵，不亦快哉！
打工之路不知還有多長，反正還是得在城市間不停的流浪，在流浪中尋找真我、追求人生，縱然痛苦，又何足懼哉，不亦快哉！
(33)許久未曾動筆，一寫居然好幾千字，不用理會是垃圾還是珠璣，自我感覺良好，不亦快哉！

(33)為上述種種「不亦快哉」正面反面之不合理而爭取，雖九死而不悔，不亦快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自豪、榮耀和樂觀的思想感情與他們感受到的痛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批判意識，構成了一個銅板的兩面®，這與傳統的政治化洗腦教育下形成的「主人翁」意識、「勞動神聖」意識、奉獻精神、對社會現實的奴性的歌頌與對勞動者生存狀況無條件的肯定，是有本質不同的。應該說，在當代打工文學中，還有一部分作者沒有擺脫那種傳統意識形態的控製，比如這首詩：「我是一個農民工/懷揣着勤勞致富的美夢/攜帶着改變生活的憧憬/從廣袤的鄉村/來到擁擠的城市打工//我把行李安頓在/簡陋的出租屋、潮濕的工棚/不去理會它是否會生蟲/我把夢想置放在頭頂//就像頂着/明晃晃的太陽公公//我用夢想把自己照亮四處奔波着找工//投入到火熱的打工生活/我才發現一一/打工的日子雖然累/卻很光榮//我把城市的天空擦亮/我將城市的街道掃明/我把城市的高樓矗起/我為城市的明天繪景/在城市的角落裏/我默默無聞而又舉世聞名//我用汗水換回的報酬/讓父母安度晚年/父母的生命/因為我的打工/而變得更加豐盈/充滿着溫馨的寧靜/和凝固的感動//我用汗水換回的報酬/娶回了青梅竹馬的愛情/妻子的眸①這種對比和雙重結構在陸瑞民的《建築工人之歌》組詩裏得到了很好的表達：「一切的一切/都起源於那雙/長滿老繭的手/起源於腳手架上的/建設者們/對真、善、美的追求//現代化的交通網絡/是他們搏動的血脈/聳立偉岸的大廈/是他們驕傲的錦冠//但他們知道/他們並不屬於城市/城市也不屬於他們/然而/正因為有了城市/他們才得以自豪地/向世人表白：/最美麗動人的地方/就在建設者的心靈裏/他們永遠/在崛起的城市裏/飄泊……」；「沒有語言，/無需襯托，/在喧鬧的城市中/保持着一種沉默。/沉默是信念，/沉默是一種精神，/根植于堅實的大地上，/由此擎起了城市中的/千萬座大廈。//我們要為建築工人/樹一座豐碑。/一方青石：/正面是大寫的人生，/背後是那段艱辛的征程……」子/因為我的打工/而變得更加水靈/像一汪盈盈的秋水/出發時為我送行/歸來時為我接風//我用汗水換回的鈔票/把孩子送進學校/孩子的心靈/因為我的打工/而變得鬱鬱蔥蔥一一 /文化，在那裏萌芽/知識，在那裏長成風景/孩子的一生/將因此變得不同//我是一個農民工/農閒的日子/我來到城市裏播種/城市因為我的到來/變得更靚更美更溫情/我因為城市的包容/變成了一個一一/左手支起祖國建設/右手撐起家庭天空的英雄」（朱應召：《農民工之歌》）。

工人詩人劉榮成寫了很多這樣豪邁、勵誌、主旋律、正能量的詩：有一雙翅膀可以在藍天飛翔/有一雙漿可以在大海中蕩漾/有一種幸福是歌唱/有一種期盼是把鋼鐵輕輕切斷/有一條細絲我們就能在鋼鐵上凋刻美麗的輝煌/我們是新時代的數控電火花工人/我們的希望在鉬絲上/我們撐握着人類智慧和最新科技力量/在鋼鐵面前我們是真正的英雄好漢/我們不需要大聲呼喚/我們沒有大聲歌唱/但是那一束美麗的火花己經是最自豪的歌唱/那一條細細的曲線凝聚着無窮智慧力量/多麼寂靜多麼沉着/多麼認真多麼細心/這不是虛幻這是和鋼鐵較量/這不是詩歌這是把鋼鐵輕輕切斷/雖然它不是高歌歡唱，但它是工業戰線上最渴望最迫切音響/雖然它不是高亢吟詩，但它是振興中華民族工業希望曙光/為鋼鐵梳妝為鋼鐵打扮/為生活改變模樣/為幸福忙又忙/為了奔向小康！（劉榮成：《在希望的鉬絲上》）。

我懷着青春的熱情走進工廠/我對未來充滿無限的希望進入車間/寬敞的車間巨大的機器給我無數的好奇/這裏是真正改變世界創造人間奇蹟的地方/這裏是創造生活和夢想起飛的地方/這裏生產的每一個零件每一個齒輪螺絲/可以讓汽車在大地奔跑/可以讓飛機在藍天翱翔/這裏生產的每一個產品可以讓人們生活改變模樣/從這裏走出去的鋼鐵巨人/它那無窮的力量讓人們的生活從此走向燦爛輝煌/中華千年的飛天夢想將在這裏誕生/中華民族的振興和騰飛將在這裏開始/我們的希望在工廠車間機器上/我們為它工作為它辛苦為為它流淚為它流汗/我們的理想在工廠車間機器上/鐮刀可以割掉貧窮，鐵錘一定能鍛打出小康/我們曾經有過徬徨有過悲傷/我們曾經有過哭泣有過失望/我們曾經有過掙扎有過逃荒/但是希望的陽光又給我們奮鬥的氣息和力量/我們是新時代的工人/我們的雙手可以翻天復地/我們的智慧可以創造美麗/我們要在工廠車間創造未來的壯麗/工廠車間給我們無比堅定的信心和勇氣/這裏是勞動的源泉，這裏是創造世界的故鄉聖地/人類的幸福寄托在這裏/這裏永遠閃爍着生活希望的光芒和創造奇蹟的動力！（劉榮成：《工廠車間》）。

還有一首可以說是津津贊美異化勞動的詩：「黨中央發號令，建設城市和農村。/拿着廢墟來建房，建築搭起新橋梁。/各個項目都跟上，全部職工是農民。/憑着技術保質量，添磚獻瓦喜洋洋。/搶晴天戰雨場，攻堅克苦鬥誌昂。/建設祖國流血汗，高樓大廈棟棟連。/農民工誌氣大，建起房子就是家。/今天不是把農民虧，汗水澆開幸福花。/有錢人們來享受，農民工背包提褥路上走。/獻給全國農民工，苦難日子自己留。」（王元華：《汗水澆開幸福花一一獻給全國農民工》。不過，這樣的作品在勞工文學總量中，是微乎其微的。

6、理性反思和階級認同

無數次的個體抗爭，面對高度組織和結合起來的資本和權力，基本上無異於以卵擊石，有個別僥倖獲得勝利的，但大部分都失敗了。另一方面，個別工人通過努力奮鬥從社會底層躍升到小老闆、企業管理者，甚至成為大老闆，那也只是個別人的成功，無助於改變整體性的階級差距、階級矛盾和階級衝突，無助於改變整個工人階級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地位。個體性抗爭或者個人奮鬥的失敗，把工人的屈辱、怨恨和憤怒引向更高級的層次，也即是理性認識和冷靜思考的層面：從客體方面來說，工人們開始認識到天下烏鴉一般黑，不改變資本剝削勞動、權力壓迫民眾的製度，工人的境遇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另一方面，從主體方面來說，對製度的改造，是數量眾多但一盤散沙般的孤立個體根本無法完成的，必須形成工人、勞工、勞動者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形成整個階級從自身的經濟政治地位出發、從自身的共同利益出發的較大規模的聯合和團結，才能與資本和權力的聯盟進行勢均力敵的抗爭，才能建立和形成公平公正的勞資關係和勞動關係。應該說，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南方尤其是珠三角地區，這樣的意識己經出現和形成，並且通過自媒體而得到傳播。新浪微博@紅別民工，本名呂延武，甘肅古浪人，打工十餘年，現在從事勞工維權公益，幫農民工打官司，同時開展工人社區的文化服務。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從麻木絕望到權利意識覺醒，從個體權利意識到集體權利意識的過程。在他的散文集《我寫工人的一些文章》中，對此作了生動的記述：

在雪災面前，我不低頭，決心費了很大的勁，終於回去家裏了，我高興的很了。但年一過完，我卻還要出來，我到底還是選擇了外面，依舊流浪，在城裏混混了。縱使城市，離我很遙遠，我也很厭煩城市，可是我不得不走進城市，不出門怎麼能行呢？

我又來南方了，且又是落腳到廣東，廣東啊廣東。然而，我也是真不料，我這次的出來，竟不激情浪漫，竟不豪言壯語了，單是心裏的陣陣難過，好難過，酸酸的，十分不好了。一一我知道，這是我不想再出門了。真的，我不想再出門了，也許出夠了吧，可也沒幾年呀？我很矛盾的，使我很痛苦的了。

是，我忽而明白原來我也是不小的人了，不是娃娃，是大人了啊。娶妻生子，種地養豬，發財致富，才是正路啊。面朝黃土背朝天，也總歸是一種生活。看看，一起長大的夥伴們，當爹的當爹，當媽的當媽，該幹啥的幹啥了。而我呢，人見人說，很大的人了，怎麼還能在外面胡混呢？可真正愁壞了愛我的人了，總來好心給我說好話，做「思想工作」，希望我走上正規之路了。

這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必須直面了，我是要醒了，該現實了，再不能胡作非為，不自量力，搗什麼蛋，開什麼玩笑了，否則總要後悔的吧。抱負不過是無知，夢想不過是虛偽，孤高不過是自欺，一切化做了文字不過是狗屎而己嘛。哈哈，也許看來，我是走錯了路了吧，這哪裏是我的路呢？我本無路，只是還要活着，可不知道活着怎麼出氣？——我還拿筆嗎？–一沒啥用的！我不想幹了！

我的心，冰冷瓦涼的讓人異常可怕，靈魂是那麼的搖搖欲墜，血肉身體裏己滿上了虛空與無聊，甚至絕望，任倒騰折磨着人，時而大悲哀生，時而大寂寞生，時而大淒涼生。這一

切後，是我的可憐與可笑，我覺得我好可憐，還好可笑了。 我不甘心！（呂延武：《熱血冷了》）

工作累了之餘，拿出了剛買的龍應臺的《野火集》，看上幾頁，算是一種休息了。先前我知道的很，龍應臺牛，夠牛，寫過一篇非常着名的文章叫個《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讓人絲毫忘不掉。所以，我這第一眼，就是找這篇文章出來看，但沒看幾段，我己想到：我，紅別民工，你為什麼不生氣？

我是中國人。我又是一個活生生不生氣的人。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無所謂。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講寬容。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在乎無用。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拉不下臉。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不怕吃虧。

我為什麼不生氣？因為我怕得罪人。

我無所謂，我講寬容，我在乎無用，我拉不下臉，我不怕吃虧，我怕得罪人，活生生的一副大傻逼的嘴臉，笑一笑，屁股一扭，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了。

我的不生氣，是什麼東西？說深裏去，是一種最下等的自賤，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不把自己當人。從來不把自己作為人的權利去激活，沒有作為人這個個體觀念，一心只甘當牛做馬，苟且偷生去了。

我常常為自己的這種不生氣的性格大心痛，大悲哀，長這麼大，我有過一次對不公不義不平不當的事，直面發過火嗎？沒有，沒有。我同事說，對人對事，該硬的時候硬不起來，在這個世上，不行啊。我着實一想：是啊，我他媽的真陽痿。在工作上，我是如此；在生活上，我是如此。我是害人害己了。

這種人最卑下的性格，也是最致命的弱點，命運往往從這不生氣中悲慘收場。我直有一種感覺，有人按住我的頭，要將它砍下來，我卻是一副笑呵呵的狗模樣，抻出己洗的乾淨狗脖子，讓他好生去砍了。砍了脖子，大不了，十八年後，我又是一條響噹噹的狗奴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嗚呼哀哉！在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中，我絕不是一個合格的大公民，卻是一個十足優秀的狗奴才。這是不容置疑的了，進步的中國不需要我這樣的東西。

中國社會的民主進程，幾千年來，為什麼至今原地踏步，從我身上看起，大半那是由於多了我這樣的不生氣的人，多了我這樣沒有靈魂的狗奴才。我們的窩囊，讓得勢得利者，更加猖狂，更加騎在我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了。

夠了，不生氣的狗奴才，你好好得瑟吧，做了這麼多年的大男人，太窩囊。（呂延武：《不生氣》）

由於思想上的覺悟，呂延武認識了網上線下不少勞工維權人士，並且加入到他們之中了，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

老爸，叫我回家修豬圈，說是修好豬圈政府給錢；老媽，叫我回家來養豬，說是豬價還不錯。然而，我想：政府給再多的錢，豬圈我不修，我在世界工廠修人間正道；豬價漲的再高，我不養豬，我為中國製造修公平正義。（呂延武：《我不能走》）

劉漢黃是同路人，王旭東（工傷工友，獲賠8萬後回老家了一一引者註）是同路人，我是同路人，所有中國農民工是同路人。同樣的平凡追求，讓我們產生了一種身份上的情感認同；同樣的血色經歷，讓我們明白了從來沒有救世主，只能靠我們自己。像劉漢黃、王旭東這樣的人，誰來救他們？只有我們自己！個個勞工NGO的發起，便是我們自救的開始。自尊自強、互助關懷，依法維權、公平公正，從行動上完成我們的自救，從精神上完成我們的使命。

然而，卻有一些有頭有臉的高尚者們，口 口汙蔑我們這些勞工NGO人為「黑律師」。

我們開展普法活動，提供法律援助；他們說我們欺騙工人，坑害工人。

我們施以法律援助，倡導依法維權；他們說我們惡意訴訟，煽動工人。

我們擔當公民責任，尋求公平公正，他們說我們圖謀不軌，傷天害理。

沒有人管我們，我們自己管自己，沒有人救我們，我們自己救自己，他們卻看不慣了，他們以其自認為是高尚者對得起天地良心的嘴臉，慣用他們撒謊不收費的伎倆，仍妄想將我們壓在他們屁股下在我們頭上拉屎撒尿。

哈哈哈哈。黑律師就黑律師吧，是啊，我的確是黑律師嘛，還是天下第一黑，看我，長的多黑，黑不熘秋，跟黑包公似的，一塊黑炭。但我正用我這黑色的眼睛穿透黑暗的牆壁捕捉光明，但我正用我這黑色的皮膚磨光黑色的石頭投擲自由。我以為，無論如何，我這黑律師總比那些紅律師唱紅歌白律師做小白臉來得更有意義些了。（呂延武：《在自救》）

有幾個工友在呂延武團隊的幫助下打贏了官司並且拿到了錢，這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事，使我知道，我們為我們農民工服務，實實在在的見錢了。見了錢，就在鐵的說明，我們做的事，是沒有白做的，是成功了的，我們幫助工友是幫對了，是有意義的，是有價值的。我們的力量，還是挺大的，中國還沒有幾個人，可以完全做的出來的了。從頭到尾的細細想想，這使我更加為我們農民工堅信：權益，還是要奪取的；尊嚴，還是要鬥爭的。堅決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衛自己做人的資格。因而，我也加強了『握筆為民工說話，依法替工友維權』的信心，繼續把這條路，走下去了。」（呂延武：《保衛民工做人》）

進而，呂延武逐漸看破了，所謂依法維權，對工人來說其實也是個陷阱：

我們工人向勞動爭議仲裁庭申請勞動仲裁。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仲裁庭裁決勞動爭議案件，應當自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受理仲裁申請之日起四十五日內結束。案情復雜需要延期的，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主任批准，可以延期並書面通知當事人，但是延長期限不得超過十五日。逾期未作出仲裁裁決的，當事人可以就該勞動爭議事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那麼，我們的勞動爭議仲裁庭是怎麼做的呢？逾期後拒絕開未作出裁決的證明，它完全可以將一件案件拖延一年後才予以裁決。

我們工人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審結。」勞動爭議案件一般適用簡易程序。那麼，我們的一審法院是怎麼做的呢？不再做任何轉換程序通知，它完全可以將一件案件拖延半年之後才予以判決。

我們工人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對判決的上訴案件，應當在第二審立案之日起三個月內審結。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本院院長批准。」那麼，我們的中級法院是怎麼做的呢？未給當事人任何需要延期的書面通知，它完全可以將一件案件拖延半年之後才予以判決。

……勞工與資方發生勞動爭議，資方就利用漫長的訴訟程序陪着你打持久戰，論持久戰。

程序上尚且如此不正義，怎麼能讓實體正義？程序不正義比實體不正義危害更大，因為程序的不正義消磨的是理性的堅忍。

我們工人們，還有什麼能說的呢？生在這樣幸福的人間天堂中，我們只能立誌：紅旗插四海，解放全人類。讓外國人也趕着來享受咱們的「紅福」—-紅色幸福。

人民法院為人民，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這不是讓天下人笑話，笑破天下人肚皮，屎尿橫流，顯畜生本色嘛。（呂延武：《法啊法》）

這種理性反思和階級認同的詩歌表達就是：「我們是新一代的農民工/我們和農民是一個整體/我們穿着一樣的工作服/我們擁有超長的工作時間/卻無法擁有好的社會保障/我們打工是為了生存/為了生存我們忍受枯燥無味的三點一線/我們彼此來自五湖四海/卻在同一座城市中奉獻/我們靠勞動生存/我們以勞動為榮/因為我們用雙手創造了美好的明天//我們不怕酷暑嚴寒/我們不怕苦和累/我們即使這樣/也無力換回我們的尊嚴//我們努力打工是為了擁有一個完整的家/我們擁有了家才能擁有一個完整的人生/我們曾多少次在寒風雨雪之夜醒來/用睡意朦朧的雙眼凝視着窗外的雪花發呆/我們是多麼想當面對久別的爸爸媽媽說：/爸媽您二老身體還好嗎？孩子想您了！ /我們有時會突然沉默/兒女的哭泣讓我們心如刀割/此時，我們多麼想當面對兒女說：/好孩子，爸媽很快就回家陪你/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將來做一個有出息的人//我們是國家工業化發展中的新生力量/我們穿着一樣的工作服/我們在相同的時間裏拿着不同的工資/我們的每一分工資都是來自我們的雙手你呢？ /我們的父輩和我們付出了青春及血汗/才創造了今天的美好/我們不求什麼/我們只希望能得到人應有的尊嚴//當我們看到國家日益富強生活日益美好時/我們會時常自問作為新生力量的我們/作為城市化建設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貢獻者生活好了嗎？/我們不是高乾子弟/我們的爸爸也不是李剛/我們只是來自農村的求生者/我們不求能得到多大的回報/我們更不求能夠像一些學者代表那樣/為國家政策及製度提交可能有用的提案/我們只求我們勞動者的權益不再被剝奪/我們只求我們勞動者的生活能得到保障/我們只求我們勞動者的生命能得到重視/我們只求我們勞動者的勞動能得到體面/我們只求我們勞動者能得到人的尊嚴/我們共同奮鬥、共同爭取！ /在新時代、開創新紀元！ /從昨天到今天，到永遠！ /勞動者最光榮！ 」（栗藝濤：《我們是新生代》）

清晨，我們把雄雞驚醒，/夜幕，月色與我們同行，/這就是我們的超時工作量，/這就是老闆賺取利潤的「獨具匠心」。/管吃，我們的飯菜油滴無影，/刷卡，我們的伙食貴得揪心，/這就是我們被盤剝的事實，/這就是老闆「雁過拔毛」的陷阱。/雖然老闆日進斗金，/但是賴賬，欠薪卻是他們的人品。/他們念念不忘的是豪取，/剝削是他們生存的本領，/盤剝，摘取，欠薪，/所有的伎倆都刀刀見血，令人心驚。/我們生活非常艱辛，/我們所得不是豐厚回報，/留下最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傷心，/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真實寫照，/這就是社會的不公與無情。/我們再也不能這樣活，/我們再也不能這樣過，/我們不相信神靈，更不能聽天由命，/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抗爭，/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團結一心。/《國際歌》蕩漾在我們的心靈，/無產者聯合起來時我們發出的是最強音，/前進，前進，勇敢前進，/挑戰社會，實現公平己成為我們的共性，/只有這種信念，我們的步伐才能堅定，/只有這種信念，我們的前途才會光明。（謝仲成：《團結就是力量》）

工人代表藍先連的《工人抱團來取暖，集體談判爭權益》一文，獲得2013年新工人文藝作品大賽口述類作品一等獎，該文表明，打工者、農民工、新工人的思想覺悟己經達到了較高的層次：工人權益的維護和改善，需要工人團結起來，用集體的力量去和資方抗爭和談判，要對現存的勞動關係進行製度性的改造：

2012年8月11日，高雅首飾廠維權工人，在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指導下，召開了第一次全體工人大會召開，49名工人、番禺打工族的5位工作人員和其他廠的工人代表參加。工友們的主要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員工入職都有交押金，大部分都還有押金單，只有少部分丟掉了；女員工生育期廠方就會要求辭職，生育回來後工齡被清零；好多員工都與廠方簽署自願不購買社保協議，擔心因此追不到社保。有的工也想把這幾年的住房公積金一起追回來；這幾個月工廠有貨很少發給計件的做，大多外發給外廠做，工資嚴重降低。現在害怕廠方把計時製全改為計件製，萬一因為追繳社保的事被公司解僱怎麼辦？

針對這些問題，打工族服務部工作人員海哥一一作出回答，明確指出了工人應有的合法權益和公司的非法行為，如公司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員工押金；懷孕期、哺乳期，公司不能解僱女工；廠方要求員工簽署的那份自願不購買社保協議是與法律法規相牴觸的，企業必須給員工購買社保;合同期滿廠方不跟勞動者續簽勞動合同的，廠方要賠償給員工經濟賠償金;廠方有貨卻不給工友們做，則可以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同時可以向市總工會投訴，請求工會支持工人的合法訴求；公司要求員工由計時工改為計件工，屬於更改勞動用工行為，應得到勞動者本人的同意，可以在原工資收入保底的基礎上協商。經過整理，形成了7項共同的訴求，這些訴求包括補繳入職以來的社保，確保保底最低工資，補回未休的帶薪年休假，女工產假待遇，年終獎，補回法定節假日工資差額和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接下來恆寶公司第一批追繳社保的工人代表蒙案分享了自己維權的經驗。蒙案分享說，恆寶第一批130多人追繳社保時，老闆誘惑或者打擊工友，逼其放棄，但工友們團結一致，選出了工人代表與廠方談判，與政府交涉。工人代表是工友們自己選舉出來的、可以信任的人，我們要相信、支持、維護他們。代表要對工人負責，要多與工友們聯繫、溝通。當廠方對我們的工友進行打壓時，我們的代表要保護好工友，反之，當代表被廠方打壓時，工友也要保護好工人代表。有什麼事先和代表商量，不要擅自做決定。

最後，在自願的前提下，全體工人推選出了9位工人代表，其中女性7位，男性2位。九位代表現場簽名按手模，工人也簽署了授權書給工人代表。

工廠老闆收到工人的訴求書之後，召集工廠的高層領導開了幾次工作會議。此後，車間主管對維權工人們的打壓就變本加厲了。一個星期後，工人代表將投訴信分別寄給了勞監大隊和社保局。8月20日，9位工人代表一起去了廣州市總工會上訪，尋求工會的支持。市總工會答復，會將工人的相關訴求發回至番禺區總工會，指派專員出面解決。之後，工人代表跟老闆開始了第二次面對面的談判。工廠老闆要求維權工人在追繳社保上做出讓步，即相對減少追繳社保的年數。如果工人在這方面退步，其他訴求可以商議，否則其他訴求都沒得談。老闆讓我們回去商議。工人方面表示不能減少。經過幾輪談判，工廠老闆最後妥協了。半個月之後，勞監大隊和社保局都對維權工人給出了回復，社保局通知工人們，老闆願意幫工人購買社保。9月18日，全部維權工人分批前往勞監大隊，上交追討社保的資料。隨着第一批54位維權工人的社保追繳有了眉目，未參加行動的工人也看到了希望。於是，第二批39位維權工人追討社保的歷程又開始了。第一個回合的較量，工人贏了。

2012年10月16日，公司發給工人一份《無固定期限合同書》，這說明公司實質上己經接受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的訴求。不過，工人們看到合同範文後覺得有很大問題，針對這份合同中不合理的內容，工人代表們與海哥一起討論，在諮詢律師意見後，形成了一份文書，對合同進行逐條辯駁。工人代錶帶着這份法律意見書找老闆談判，他答應了我們的要求，重新製定了合同條款。第二個回合的較量，工人又贏了。

2013年前後，有的訴求得到了滿足，但是還有一些沒有得到滿足，如2004年以前的社保未能補繳，計件工的保底工資太低等。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工人們決定再發起一次集體談判。在集體談判之前，我們召開了工人代表大會，選舉了 3位談判代表，商議了談判事項，包括補繳部分員工2004年以前的社會保險，享受2011至2012年的帶薪年假待遇，計件工的保底工資不低於過去12個月的平均工資，計時工的工資増長為最低工資標準的百分之十，明確計件工請假不扣工資，要求為員工體檢一年一次，要求為員工繳存住房公積金。工人代表向公司發出《談判邀約書》，由公司確定談判時間和地點。3月19日，工人代表簽署《授權委託書》，委託海哥代表工人參與協調和處理與用工單位、工會及政府勞動部門的交涉，參與集體談判，接受諮詢，撰寫法律文書，提供意見；向公司發出《談判代表確認函》，確認陳輝海的談判代表身份；準備了《集體談判法律意見書》，包括相關訴求的法律分析和談判對策；向工會發出《請求書》，邀請工會派員參加集體談判。

2013年3月19日，集體談判在公司辦公室進行。參與者有資方的老闆、廠長、主管及其他管理人員，資方法律顧問及助理，3位談判代表、陳輝海、賴勝奇律師、番禺區總工會的4位工作人員、沙頭維穩中心的3位工作人員，所有參與維權的工人旁觀了談判的過程。在談判過程中，資方律師先是質疑陳輝海的身份，又以「維穩比維權更重要」為由質疑談判，接下來以「工廠的效益和存活」為由壓製工人的訴求，「公司給工人漲工資要在工廠賺錢之後」，最後提出另約時間找到平衡點後再談。資方律師和老闆始終不就工人提出的訴求進行直接討論，總是迴避問題或者避重就輕，使得談判過程難以進行。

雖然我方律師和談判代表一一反駁資方律師的刁蠻和無理取鬧，但是實際上並未在談判中達成實質性協議。這次談判的意義在於讓資方見識了工人的意識和力量。在隨後的幾次談判中，工人代表與老闆的直接溝通更加通暢，一些訴求，如帶薪年假以及體檢的訴求，很快得到了滿足。

從2012年8月11日第一次工人大會開始到2013年7月20日的慶功大會，345個日日

夜夜，在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陪伴之下，高雅首飾廠的兄弟姐妹們團結一致，走過了一條艱難但是卻充滿激情的維權之路。回想一下，當工人們第一次走進打工族服務部的辦公室時，是多麼的無助沮喪。面對老闆的殘酷壓迫和主管的卑鄙輕視，工人們心中充滿了憤怒、不甘、無奈，卻不知道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經過這一年的集體行動，在海哥的幫助之下，兄弟姐妹們同甘共苦、患難與共，逐漸意識到工人的權益所在，也意識到了工人如果不團結起來就沒有力量，工人也是有尊嚴的。在這次維權的過程中，我們深刻體驗到「強資本、弱勞工」、「大政府、小社會」的維權環境，更深刻地醒悟到，工人的力量是強大的，但是這種強大只有在團結起來的時候才能體現出來！高雅工人們的勝利，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團結力

量的勝利!

六、打工文學的典型意象

打工文學塑造了一系列相當具有獨特性的敘事和抒情的典型意象，以此來表達打工者特殊的生命存在狀態和社會歷史困境，以及他們對這一狀態和困境的體驗和思考，這些意象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類：無機物意象、植物意象、動物意象。意象，是文學作品的主要結構性、構成性、建構性要素和表現形式，是通過對具體事物存在形態和運動過程的描寫，表達作者主觀的思想感情。與形象（通常指人物形象）的區別是，形象更側重客觀的方面，意象更側重主觀的方面；形象所包含的主觀方面要通過想象、聯想從客觀事物中引申、演繹、推理出來，意象所包含的客觀方面，自始就是某種主觀思想感情的對象化和物化，帶有強烈的象徵色彩。本節不論及打工文學的人物形象塑造，只涉及打工文學的典型意象塑造，理由是，迄今為止打工文學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還沒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倒是在意象塑造方面可圈可點，令人拍案稱奇。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在異化、物化、物對人的統治相當嚴重的工業化和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無論是客觀的工業資本管理體系的人性化程度，還是勞動者主觀的人性意識覺醒程度，都還比較低，因此，打工文學所廣泛塑造的物象即擬人化的物的意象，反而比直接的人物形象，更能夠真實地、發人深省地表現出現階段勞工的異化、物化的生存狀況和主體發育程度。

1、無機物意象

無機物又可分為自然無機物和人造無機物，前者如土地、灰塵、石頭、水等等，後者如工廠、車間、機器、流水線、原料、產品等等。打工文學選取了那些與打工者的生活最切近或者與打工者的生活具有某種外觀和性質上的相似性、可比性的無機物，構建了相應的文學

意象。

最不起眼的就是灰塵了：灰塵撲撲/多少人東奔西走/像灰塵那樣漂浮/粘在塵世的玻璃水泥牆上/他們是打掃的對象/但是沒有清潔工能夠將他們打掃/只有灰塵理解灰塵/灰塵落在水果上/想抓住水果做自己水靈櫚男�/但往往被抹布抹掉/灰塵落在桌子上/可以用它渾身碎骨的身子作為一張紙/寫上一個愛字/但很快桌子要擦乾淨/廣大的灰塵疲憊地落在大地上/抱着種子做夢/種子以死為生/在灰塵形成的泥土裏發芽長出/發出的芽看到到處都是謀生的灰塵（張紹民：《像灰塵一樣活着》）

他們因淼小，而卑微，而輕/沒有份量，被人忽視/彷若根本不存在/飄泊是他們的宿命/沉穩、安定，是一種奢望/他們渴望融入生活，卻總是被人/輕輕，就拂拭得杳無蹤影/似乎他們生來就是美好生活的天敵/沒有人願意給他們一方容身之地/而這些卑微的塵埃，不會就此沉淪/只要有陽光，他們就在生活中舞蹈/在風中與命運作不屈地抗爭……/如果這些還不足以感動高傲的人們/歲月也會給他們以獎賞：塵埃的卑微/最終可以掩沒人類高傲的一切（蔣明：《卑微的塵埃》）。

然後是鋪路的、作為建築材料的石子和石頭：肩並肩擠在一起的碎石子，有些/一生也沒有離開故鄉，有些/是離了故鄉卻再也回不去了/這些碎石子，顏色就是它的鄉音/菱角就是它的脾性/還有它的位置，偏左或偏右/都是在馬路上/一條馬路的堅實和延伸/承接了它的力量和奉獻/一粒粒卑微的碎石子，撿起來看/這些都是明顯的/但當混入一群石子中/它就消失了/它們好像都相同或相似/這些孤單的碎石子/它和五米外的另一粒石子一生不曾相識/但它們多麼堅毅啊，卡車馳過時/它們咬緊牙，挺直肩，腳往地底下/深深踩進去/它們就是這樣在一寸寸/掩埋自己/有一天它們會消失在路基中/它們的位置就會被另外的碎石子/補上，它們什麼也沒留下，就好像/這條馬路上從來沒有過它們一樣(王更登加：《碎石子》）。

陀螺是下一個非常經典的意象：我在異鄉做陀螺/飛快地旋轉着。流水線，生活和命運/是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我/其實不抽打，我也要轉動/我也是一條鞭子，在抽打着自己/為生活而旋，命運而轉/從一年旋到另一年。從一個城市轉到/另一個城市。我不能，也不敢/停下來一一我的底盤很小/只能觸摸小指頭大的一個地盤/停下來，我就站不穩/在異鄉，我只有飛快地旋轉着/用旋轉的速度和力量，把深處的苦/一次，又一次，甩遠（唐以洪：《我在異鄉做陀螺》）。

蛇皮袋：來不及和地裏的莊稼商量/就被別井離鄉的風飄進了城市/這些裝過稻穀，小麥的/蛇皮袋，此刻/塞滿心間的是/濃濃的鄉思，沉沉的愁緒/房租費，水電，暫住證/沒有技術和文憑/冷眼和歧視/希望和失落/如影隨形糾纏不清/離家鄉越遠心裏越空虛/離開了熟悉的土地和莊稼/你越感到寂寞空虛/靈魂像蛇一樣脫了一層又一層皮（張國良：《蛇皮袋》）。

機器和流水線：「人生被拆成流水線螺絲釘/她覺得自己像機臺轉動衰老露出一截/油膩的未來」；「生活沒有悲哀也沒有喜悅逐漸淪為/生存的本身或者只是螺孔/螺絲一個單調的工序數年來/她被這個動作囚禁她的眼神沉默/平靜雪白的工衣把她與世界隔開/生活己變成沒有值得或者不值得/她在QQ裏留下『生無所戀/苟延殘喘』的簽名她用螺絲刀/擰黑色的螺絲生活就如螺絲釘/螺旋朝上或朝下對於她己無關緊要/她只知擰緊擰了三年螺絲讓她覺得/自己像一顆螺絲插入工業的黑洞/不斷被擰緊在進入或者抽出/她看到鏽將她光亮的青春吞噬/剩下疼像鏽斑遍布她的內心」®。

氣壓機長長的嘆息剖開生鏽的生活/靠近油膩的燈盞，黑黝的機臺，螺紋/扳手，黑黝的面孔，他彎曲的身軀傾斜/……他肉體也如這臺衰老的機臺/鬆散，浸滿了遲鈍的油膩和漆黑/他跟隨他的影子移動，黑色的影子/也浸滿油膩，他生鏽的微笑/像鏽跡斑斑的鏈條，

帶不動他想表達的事物//在油膩陰暗昏濁的燈下 /他站立的軀體與彎曲的機臺貼近

/無言的手指與無言的機臺相互觸及/沉默的生活與沉默的鐵騎彼此照亮（鄭小瓊：《廠房角落的男員工》）。

那些明亮的日子與青春，那些凝視的美與憂傷/那些歡樂的時辰與幻景，在爐火中熔化變成凝重的水，鐵質的水與鐵質的生活//那些激情，情慾，夢，紅唇，燈，黑暗的礦井/堅硬的肉體，飄逸的長髮，那些眺望，未來/靈魂的光芒……在三千攝氏度的爐火間/通紅灼亮的絕望，辛勞，塵世，內心的榮耀/像水滴樣的愛，純潔，沉重/在模具中凝結，冷卻，成為一個曾經設構的/形象，灰白鋰亮的鐵製品，飽含我的欲望/青春，幸福，溫度……在詩句的火焰中/在三千攝氏度的光亮間，在那些明亮或者黑暗的/日子裏，在我疲倦的肉體和灼熱的靈魂間/我們相遇，秘密地熔化，凝固，成為一件永不分離的/製品……《鄭小瓊:《製品》》。

「鐵」是鄭小瓊寫作中的核心意象，是她創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學符號之一，這與她多年在五金廠工作的經歷有關。在她的工作中，觀察「鐵」被焚燒、穿孔、切割、打磨、折斷的過程，她感受「鐵」的剪影、尖銳、冷漠、脆弱。「鐵在機臺斷裂着，沒有了聲音，沒有了反抗，也沒有了掙扎。可以想象，一塊鐵面對一臺完整的具有巨大的摧殘力的機器，它是多麼的脆弱。我看見鐵被切，拉，壓，刨，剪，磨，它們斷裂，被打磨成各種形狀，安地滴躺在塑料框中。我感覺一個堅硬的生命就是這樣被強大的外力所改變，修飾，它不再具有它以前的形狀，角度，外觀，秉性……它被外力徹底的改變了，變成強大的外力所需要的那種大小，外形，功能，特徵。」®這正是打工者的勞動、生命和生活的觸目驚心的象徵:

「時光之外，鐵的鏽質隱密生長/白熾燈下，我的青春似蕭蕭落木/散落似鐵屑，片片墜地，滿地斑駁/抬頭看見，鐵，在肉體裏生長/彷佛背對我的荔枝林，有風搖曳/花草弄影，多少鐵在圖紙間老去/它們隨着運貨車遠去的背影/模煳的不可預知的命運，這些鐵/這些人，將要去哪裏，這些她，這些你/或者這些我，背着沉重的行李與迷茫/在車站，工業區，她們清晰的面孔/似一塊塊等待圖紙安排的鐵，沉默者//她們頭頂，有一兩隻不知名的小鳥飛過/留下低鳴，與我內心起伏不斷的惆悵/向南的窗口，我看見她們/在走着，不由自主地，朝着廣闊的工業區/她們彎曲的身體，讓我想起多少年前/或者多少年後，在時間中緩慢消失的自己/我不知道的命運，像縱橫交錯的鐵柵欄/卻找不到它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鄭小瓊：《鐵》）。
打工者與鐵有着驚人相似的命運，鐵是機器塑造的對象，打工者則不僅是工廠勞動製度塑造的對象，而且也是包括鐵在內的機器運轉體系塑造的對象，打工者在操作機器，捶打着鐵，但一不小心，機器和鐵還會對打工者的身體構成致命的傷害：「鐵。十匹馬力衝撞的鐵。巨大的熱量的/青春/頂着全部孤獨的鐵，亞熱帶的棕櫚，南方的濕熱//紙上的鐵，圖片的鐵，機臺的鐵，它們交錯的聲響/打工/它轟然倒下一根骨頭裏的鐵，在巴士與車間，汗水/與回憶中/停/頓/的鐵。彎曲的鐵/一隻出口美國的產品//沉默的鐵。說話的鐵。在加班的工卡生鏽的鐵/風吹/明月，路燈，工業區，門衛，暫住證，和膠布捆綁的/鐵架床，巨大的鐵，緊挨着她的目光/她的思念。她的眺望，她鐵樣的打工人生」（鄭小瓊：《鐵》）。「我把頭伸出窗外看，窗外是寬闊的道路，擁擠的車輛行人，琳琅滿目的廣告牌，鐵門緊緊關閉着的工廠，一片歌舞昇平，沒有人也不會有人會在意有一個甚至一群人的手指讓機器吞噬掉。他們疼痛的呻吟沒有誰聽，也不會有誰去聽，他們像我控製的那臺自動車床加工的鐵一樣，在無聲地被強大的外力切割，分塊，打磨，一切都在無聲中，因為強大的外力己經吞沒了它們的叫喊。」①

從來沒有關註過一塊鐵的存在/一塊喑啞的，孤寂的鐵/我的手觸摸到它的時候/它的冷瞬間抵達我的內心/它的身體在機器上/沉陷在痛苦和艱辛之中/並有一種無奈的憂鬱，像我一樣/我想象過它屈辱的命運/在爐火裏被融化，骨頭和關節分解/身體疼痛地流動，奔涌在熱和冷之間/青春與年華無奈地固定在機臺上，接受命運/肉體被敲碎，打磨，切削，鑽孔/嘶鳴的聲音刺痛每一根神經/堅硬的軀體在戰慄的命運中生成孤寂的形狀/夢在黑暗中星火一般易逝/身體斷裂的碎片在惶惑着以後的命運/這是我見到的一塊鐵/它的內心是悲涼的/喑啞的外表/冷澀的光是它唯一的語言（千金虎：《我也要寫到鐵》）。

到頭來，打工者自己也變成了一顆被釘在時代牆壁上的鐵釘：在爐中，她把自己融鑄成一顆鐵釘/在牆上安置好她有些孤獨與冷清的/下半生……時光在她身上生鏽，光澤的年華/變成枯黃，暗紅，她不說話，即使/回憶不斷把她帶進曾經火熱的往昔/……她己甘於日常的平靜，半截/隱身於牆間，時間一點一點積蓄着/鏽一點一點吞噬着，每天，還接受鋰亮的鐵器嘲笑，偉大的上蒼把她/鍛造成一枚鐵釘，人生己是失敗/現在她被固定在牆上，這更是不幸/但她從不怨恨，她滿懷寬恕地接受/命運，她知道生比死更勇敢而平靜（鄭小瓊：《鐵釘》）。

一根根鐵釘千萬根鐵釘匯成了大海/匯成了大海一樣多的民工/其實每一個民工，就是一個鐵釘/他們把這個祖國的山河牢牢地釘在了一起/他們自己卻永遠被擠壓在看不見陽光的夾縫中//一根鐵釘能走多遠一根根鐵釘用民工的汗水和血解渴/鐵釘是天生的啞巴。有淚往心裏流/ 一根根鐵釘在監工似的鐵錘的重拳下/咚，咚咚，咚咚咚……/向木頭或生活的深處挺進/誰也不會聽到它們的無奈和嘆息……（許強：《鐵釘》）。

螺旋而上/或螺旋而下/日子就像是一顆顆/螺絲釘/那些起子或扳手/一一把它們旋進五金工業龐大的軀體裏/在風裏雨裏的打工歲月/有多少人/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打成一顆顆/他鄉的螺絲釘/旋進工業深深的黑洞/無論深入/還是淺出/都是鏽跡斑斑的痛（何劍聲：《螺絲釘》）。

最悲哀的事，不僅是在比喻和聯想的意義上，而且是在實際和實體意義上，鐵元素變成了人體的一部分，而人則因為得了一種叫做「鐵症」的職業病，而在很大意義上成為「人鐵」或「鐵人」了：鐵的大門，鐵的聲音，鐵的空氣……/層層組合/這裏是批量生產/鐵的財富，鐵的夢想，鐵的身軀……/集貿的工廠//我的兄、弟、姐、妹/當初因為，命運潛入/體內。缺鐵太多/帶着貧血的身體，進入這個補鐵的場所//一切啊，都是因為鐵/因為財富與貧困的交織/因為呼吸，因為補入……因為/消化太多/我的兄、弟、姐、妹/與一起日夜守護的身軀/如今，一個一個/都紛紛患上了鐵症//我的兄、弟、姐、妹/與我一脈血統的兄弟姐妹，個個/都是/因為鐵，貧血/因為鐵，病症/因為鐵，貧窮/因為鐵……/鐵啊，因為呼吸與消化太多/如今牢固地生長在我的/兄、弟、姐、妹體內/聚成了體內的重金屬/成為了身體生命/最後的替代（姚繼軍：《鐵症》）。

棺材：十平米左右的空間/侷促，潮濕，終年不見天日/我在這裏吃飯，睡覺，拉屎，思考/咳嗽，偏頭痛，生老，病不死/昏黃的燈光下我一再發呆，傻笑/來回踱步，低聲唱歌，閱讀，寫詩/每當我打開窗戶或者柴門/我都像一位死者/把棺材蓋，緩緩推開（許立誌：《出租屋》）；我走了進去/一副站起來的棺材/隨着棺材蓋緩緩合上/我與這個世界/從此隔絕（許立誌：《電梯》）。

路上的那些大巴/多像一口 口奔跑的棺材/ 一邊奔跑，一邊對人們呼喊/ 一一來吧！來吧/俺送你回家，送你回家/好心的傢伙！可惡的傢伙！/從不知道自己的徒勞/把那麼多的人葬在了天涯/把那麼多的人葬在了路上/那麼多的人不知道葬在何處/可惡的傢伙!好心的傢伙！ /從來都不知道在世上/還有那麼多的人沒找到/自己的家（唐以洪：《大地上的棺材》）。

球：地球人都知道，中國人踢不好足球，「然而，卻難料，我們泱泱大國的踢人球，那是要謂世界一等，惟我獨尊的了。何謂『踢人球』呢？且無論別處，單看這裏來。曾有一個民工，發生工傷了，住院時候的醫療資料，被奸猾可惡的老闆與醫院私通，偷偷拿走不給這個民工了。千萬別小看這醫療資料，很是命根子啊，工傷民工，要想拿到合法的工傷賠償，就需要它作證據，去申請工傷認定，是不可少的了。若是沒有了它，就意味沒有了命，認定不了工傷，也就拿不到合法的賠償了，吃什麼，喝什麼，怎麼活？

這如何弄？求爺爺，告奶奶，向老闆索要，老闆心太狠，就是死活不給，大言有本事，去告嘛，索性趕出廠去了。無奈，到社保局投訴，社保局答復說，不關他們的事，又去找勞動局，向勞動局投訴老闆的行為，勞動局卻答復說，他們管不了，這個事歸社保局管。再到醫院要求重寫，答復是：必須讓社保局開個工傷患者需要醫療資料的證明，醫院才可以為患者本人重寫醫療資料。為此再到社保局，又得到答復說，社保局從來不開這種證明。再去信訪辦，答復說，工傷的屬於社保管，去找社保局吧。天哪！

看吧，把這個民工，踢成個什麼樣子了，一個男子漢，不哭也要被踢哭了。而他們踢的多好看，多默契，多流暢，多精彩，多有意思。何國之有，敢問？但是，如此踢人球，對於一個農民工，一個工傷患者，一個流浪者，還能做成人嗎？人啊人。」（呂延武：《人球，是這樣踢的》）

針尖：像一棵針/銳利，只露出一個小小的針尖/沒了我安放喘息和魂魄的地方/我只能如一股顫慄的風/一張驚慌的影子/把骨頭支在蒼茫的歲月/四處打聽它的針孔/整整十五年粗糲的時光啊/愛或者恨，甚至死亡/太多的碎片，己無法言說/假如生命可以重新來過/我就選擇降生在十冬臘月/天將明未明的那個時刻/讓我一生下來就知道什麼叫寒冷/什麼叫蹉跎/什麼叫勢單力薄/什麼叫苦苦掙扎/如果給我權利選擇/做兒子的孝道，做父親的榜樣/做丈夫的相伴到老的諾言/我就決絕地跟這活不起的異鄉/一刀兩斷(吳開

展：《異鄉》）。

星星：跳入千米的星星，在另一個銀河浩淼無垠/眨巴着黑色的眼睛，目光疲憊而炯炯有神/黑色的呼吸，有着岩石一樣堅硬的質地/他的嵴梁也是黑色的，挺着一種嚇人的力度/還有他的思想，給一點火光就可以燎原/他是黑色的火，照亮了另一個黑洞/在陽光下，一併照亮殘酷的世界（張富海：《礦工•黑星星》）。

2、植物意象

甘蔗：那些女孩子總愛站在那裏/用一塊錢買一根一尺長的甘蔗/她們看着賣甘蔗的人將甘蔗批削掉/(那動作麻利得很）/她們將一枚鎳幣或兩張皺巴巴的五毛/遞過去/她們接過甘蔗嚼起來/她們就站在那裏/說起閒話/將嚼過的甘蔗沫吐在身邊……/在南方/可愛的打工妹像甘蔗一樣/遍地生長/她們咀嚼自己/品嘗一點甜味/然後將自己隨意/吐在路邊（謝湘南：《吃甘蔗》）。

莊稼:這遍地都是高樓大廈、車輛人流/這遍地都是堅硬的鋼筋和混凝土 /進城的莊稼，該上哪裏找一片紮根的水域//最終在街道的角落裏，在大樓的縫隙中/進城的莊稼，艱難地向着陽光和雨露/只是城市也有冰雹，也有旱災和水澇/很多時候，進城的莊稼在秋天裏顆粒無數//夜深深，進城的莊稼想家了/進城的莊稼想着鄉下的瓦屋、炊煙和水流/但是鄉下的土太瘦，鄉下的光陰也太瘦/鄉下的莊稼結不出豐碩的花朵、果實和金秋/鄉下的莊稼迷茫了，只好在無眠中療養孤獨/在孤獨中撫摸鄉愁，在鄉愁中抱緊命運和骨頭//很多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城市越來越新/進城的莊稼卻越來越舊。每天他們穿過暮晚/工地、滿街霓虹。穿過城裏人嘲弄的語調和眼眸/就像一片片的塵埃，他們不知飄歸何處/這異鄉不是故土，那故土卻像異鄉（李瓊：《進城的莊稼》）。

土豆：成千上億的土豆，都在滾動/想要滾出貧瘠與封閉糾纏不休的/鄉村，想要滾出個人模人樣。它們在異鄉不停地/滾動。滾動一下，就遇見了風/在滾動一下又遇見的雨……它們不停地/滾動、滾動、滾動，從一年滾到另一年/一代滾到另一代，而看到的只是一個又一個/加工澱粉的機器。而明天的陽光那樣遙遠/滾動，滾動，將靈魂、手腳和一生縮成一團/滾動。淚水和汗水洗去了鄉下的泥土，卻洗不去/疼痛，和隱藏在身體深處的鄉下味道/傷疤重復着傷疤，宿命重復着宿命/直到滾不動了才發現，滾到了一個最低的地方/人生掉了很多層皮，異鄉是一隻手掌/無論朝哪個方向都滾不出它參差不齊的指縫/ 一一那就滾回故鄉吧！和我一樣躲在記憶裏/慢慢修補/被撕扯得漏風的人格和尊嚴（唐以洪：《鄉下的滾動的土豆》）。

紅薯：去皮，洗淨，這多像一次獻身/這兩位是幸運的，被我選中//多少紅薯堆積菜場一角，像那些/蹲在馬路邊等待僱傭的民工/他們的渴望，其實很簡單/被選中，被使用//金黃，噴香，蒸紅薯頃刻成為我/腹中之物，在這城市消失，而我卻心生憐憫，想起/那些困守鄉下的兄弟//何其不幸，他們終其一生，連/上桌子的機會都沒有（鐵舟：《蒸紅薯》）。

蘋果：它們肯定不是一棵樹上的/但它們都是蘋果/這足夠使它們團結/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它們不像榴蓮臭不可聞/還長出一身惡刺防着別人/我老遠就看見它們在微笑/等我走近它們的臉就紅了/是鄉下少女那種低頭的紅/不像水蜜桃紅得輕佻/不像草莓紅得有一股子腥氣/它們是最乾淨最健康的水果/它們是善良的水果/它們當中最優秀的總是站在最顯眼的地方/接受城市的挑選/它們是蘋果中的幸運者驕傲者/有多少蘋果一生不曾進城/快過年了我從它們中挑幾個最想家的/帶回老家讓它們去看看/大雪紛飛中白髮蒼蒼的爹娘（盧衛平：《在水果街碰見一群蘋果》）。

野草：它們站在路邊，總是低垂着頭。/風來，向風低頭；/雨來，向雨低頭。/塵埃落在身上，它們也把頭使勁地低下。/腳踩在身上，更是把頭埋進了泥土。/無風無雨的日子裏，還是習慣性地低着頭……彷佛與生俱來就抽掉了身體裏的骨頭，/只留下了卑微，卑賤。/它們在路邊，或者瓦礫堆裏，悄悄地生根，發芽，開細碎的小花。/綠了又黃，黃了又綠，/一生生，一世世，/低着頭，把刀刃一樣的葉片/垂下，用腳死命地抓住泥土。/讓我想起小時候，/我割草不小心劃破了手指，/天真地想，如果它們直起了腰身，/肯定都是一柄柄鋒利的匕首！（蔣明：《一生都在低頭的野草》）

蒲公英：愛不是無法停留的，當真的有一天/天邊的雲彩停止了走動/大地上的風息於土壤，你就會在疲憊中/獨自卸下沉沉的夢和輕輕的行囊//哪裏才能將你的芳心安放？ /錦繡的山川，雉雞鳴叫着掠過松林/遊子們還在遙遙無期的旅途中輾轉彷徨/你降落在他們的出生地/開始一生的等候，最戀是春天的山崗/最高貴是舉過頭頂的種子，被泥土/重新賜予了潔白的羽毛之後/在起風的時辰，又各自投向宿命的磁場//就這樣輕聲地告別吧，說好了/在風中各自放下牽掛，說好了各奔天涯/說好了愛是可以停留的/卻還要隨風，飄到遙遠的新奇的地方//漫長的一生可以這樣描述:愛從胚芽開始/根緊緊地固守在大地/枯榮無悔。苦短的一生也可這樣描述：/生命的盡頭即是開始/天才的飛行者，為了征服廣袤的大地/為了情迷無窮無盡的天空/離別也不會傷感，愛能夠抵達地老天荒（尤克利：《行者：蒲公英》）。

迎春花:是誰頂風冒雪不畏嚴寒/第一個為人們帶來春天的消息/哪怕紮根在寂寞的貧瘠地/無人喝彩也毫不在意//是誰頂風冒雪不畏嚴寒/第一個為人們帶來春天的消息/即使開在孤獨的角落裏/無人憐惜也滿懷情意//你執着地笑在春風裏/沒有人知道你的傳奇故事/你沒有其它花那樣嬌艷美麗/可你處處透着樸實無華的品質//啊，迎春花/你無論開到哪裏/都不跟奇花爭艷麗/就算零落成泥/也化作一片赤心/默默奉獻給綠色大地//啊，迎春花/你無論走到哪裏/都不跟奇花爭艷麗/就算零落成泥/也甘願一腔熱血/和祖國母親相偎相依（張立玉：《迎春花一一獻給平凡而又普通的勞動者們》）。

玫瑰：選煤樓的玫瑰，毛孔滲着黑色的油/淌成黑浪滾滾的油田/抓一把空氣也是黑色的/黑是一種室息後的眉開眼笑/她們是老玫瑰，無論年輕或者衰老/開成一朵又一朵黑色的精神/一切語言在她們的一舉一動裏暗啞失色/她們篩選着世界上最漂亮的孩子/像親生的一樣，格外心疼/她們也是孩子，是年邁的黑色玫瑰的孩子/在煤黑色的海裏擠着煤黑色的乳汁/在乾癟或者豐滿的乳房上/滾圓成一個又一個黑色的乳頭（張富海：《選煤女工•黑色的玫瑰》）。

落葉：又到了落葉的季節/清潔工把落葉掃走/葉子落了，就是城市的垃圾//候車廳裏，我的幾個老鄉/就要回家了。他們四五十歲的年紀/黑手的臉膛，長長的鬍鬚茬兒/額上縱橫交錯的皺痕就像一條條絞索/把心與城市絞成了一個死死的結/在這座城市，他們打了二十年工/灑了二十年的血汗，他們老了/就像幾條老邁的黃牛，再也跟不上城市的節奏/他們得走，走。不能再到廣東來。他們扛着蛇皮袋，像幾枚破敗的落葉/被瑟瑟的寒風掃進公汽這隻無情的垃圾斗（陳子寒：《落葉》）。

所謂的異鄉，就是和故鄉一樣/常常吹風的地方。風不大不小/剛好把地上的葉子吹起來。這些葉子/剛剛着陸，才平靜，才把身體打開/又被風吹起來了。從這裏吹到那裏/或者從那裏吹到這裏。它們，有的/被吹得在地上奔跑，腳不沾地，有的/在空中盤旋，打轉，鳴叫，用一生的力氣/把自己往下沉，哪怕沉到深淵。/在所謂的異鄉，我感受了一場又一場風/目睹了一些葉子又一些葉子被風追趕/抽打着回不到故鄉，哦，風吹葉子，也吹我啊/一一我薄薄的生活，薄薄的命運，薄薄的今天/和未來。如果它不把我放下來/我將永遠顛沛和流離（唐以洪：《所謂的異鄉》）。

3、動物意象

王十月的小說有一個總的意象，就是「城市叢林中的食草動物」，他回憶自己產生這個意象的經過：有一天他看電視中的動物節目，看到那些食草動物提防猛獸的神情時，突然感到，我們這些打工者，其實就是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動物啊！

螞蟻是打工詩人們最常用的意象了，因為螞蟻的生存狀態與農民工的生存狀況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在一條公路邊上/我遇上一窩螞蟻/我蹲下來，同她們/ 一起拌勻這個春天/她們的胃是那麼/的小/她們的願望是那麼小//這些螞蟻，多麼像我鄉下的兄弟/她們執着地把忙碌搬到城裏/把簡單的生活搬到城裏/把未來搬到城裏//瞧，這些螞蟻/以她們的小，她們的輕/以她們的堅韌，爬在/命運的脈絡上//世界很小，與一窩螞蟻相遇/是有福的。我突然發現/自己也是一隻螞蟻/卑微地活着，並深深地/愛着(鬱金:《公路邊上的螞蟻》）。

我確信我生活在螞蟻窩上/沒錯是螞蟻窩/可以感受到它在風中不斷搖晃/你看那麼多又黑又大的頭顱/彼此參差着，攢動着/像黑夜中，我掩飾不住的心亂/一刻都不肯安靜，它們多麼忙碌呀/我知道，母蟻留在家裏，靠着牆生育/公蟻外出奔波，夢想着大骨頭或昆蟲的屍體/這些真正的男子漢，一刻都不肯安靜/有時，在異地他鄉，遇到同樣的漂泊者/它們碰了碰觸鬚/交換着遠方幸福或苦難的信息（游離：《我確信我生活在螞蟻窩上》）。

一隻螞蟻來到城市，走在街上/懷裏緊緊地抱着一粒草籽/巨大的幸福讓他忘記了自己的小/螞蟻的時間沒有寬恕和安慰/沒有怨和恨，只有愛，全心全意的愛/一隻螞蟻就這樣愛着/看見滿街漂浮的塵埃/都是他的親人，過往的和將來的/ 一隻螞蟻來到城市，走在街上/燦爛輝煌的城市，允許一隻螞蟻走在街上/允許一隻螞蟻做一個小小的/前進的動詞。這一定是/一隻正在做夢的螞蟻/一隻吃童話和詩歌長大的螞蟻/一隻螞蟻來到城市，走在街上/在鋼鐵、水泥和汽車尾氣之間穿行/沒有菊花，沒有泉水/現在，這隻螞蟻還有足夠的/愛心，懷裏緊緊地抱着一粒草籽（白連春：《一隻螞蟻來到城市，走在街上》）。

習慣了寂寞地看太陽/從遠古天空照下來/匍匐走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就是一切/我把微弱觸鬚/伸向感知歲月/希翼收穫一個流動的聲音/也許是上帝的安排/我無法脫去悲傷/沉重的黑色（羅德遠：《黑螞蟻》）

它們總是在大地上，不停地/爬來爬去！有的向東，有的/向西；有的向南，有的向北

/有的向上面爬，有的向下面爬/有的向前面爬，有的向後面爬 /有路的地方，它們爬；

沒路的地方/它們（就爬出一條路）也在爬/像一臺臺不知疲倦的機器，在大地上/不停地爬來爬去……它們/有的成雙結對，像相互扶攜的夫妻/有的三五成群，像拖家帶口的人們/有時也排成長長的隊伍，像我出遠門的/鄉親。也有的只是孤零零的一隻/向我沉默寡言的兄弟。它們有時候/舉着一粒碎米，或是一隻瘦小的青蟲/就興高采烈地，在大地上，爬來爬去/爬來爬去……有些頭暈，有些/迷失方向，但更多時候，他們依舊兩手空空……這是深冬的一個下午在南方的工業園區裏，我所看到的一個景象/兒子在這時打來電話：「爸，我們/要交下學期的學費了！」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眼睛裏還噙着一滴淚水（蔣明：《螞蟻總是在大地上不停地爬來爬去》）。

螞蟻的腿很黑很黑/黑得數不清宄竟有多少條/螞蟻的腿很細很細/細得看不見哪一條在爬坡/哪一條在下坎，哪一條/在趟水，哪一條在轉彎/那一條在拭汗，哪一條/在擦淚，哪一條到過北京/哪一條到過深圳，哪一條/到過溫州……為了一顆大米/它們在大地上奔跑，匆忙/忙得恨不得長出一對/會飛會摺疊的翅膀/忙得常常恨自己的腿長得太少了/忙得不知道自己的/哪一條腿跑彎了，哪一條腿/受傷了，哪一條腿/活生生地跑斷了（唐以洪：《螞蟻的腿太少了》）。

最後，一種人與螞蟻混合為一體的意象出現了，這就是「人蟻」或者「蟻人」：

人蟻住在XX街道XX路XX號，/人蟻住在XX鎮XX村XX胡同，/人蟻有許多名字許多長相我怎麼也記不清。/人蟻筆畫簡單，人是人民的人，蟻是螞蟻的蟻，每次寫下這兩個字我的胃都會痙攣。//……人蟻是大海中的一滴咸，人蟻是山楂樹上的那顆酸，人蟻是苦瓜裏的苦，葫蘆裏的煳塗，人蟻是漏雨的工棚裏做愛享受到的五分零三秒的甜。/人蟻背着一個冤枉抱住一個憤怒長跪在良知和道德面前，/她眼淚汪汪，橫豎不說一句話，他在碗沿兒和鍋蓋上沒白沒黑地爬來爬去，/人蟻啊，你的背上馱着一百斤希望一千噸心酸。/人蟻啊我愛你，就像人民愛人民。/人蟻啊我愛你，就像螞蟻愛螞蟻。/你是我歌聲裏的骨頭一一我愛你！/你是我心臟中的血肉一一我愛你！//……陽光用巨大的陰影罩住了我親愛的人蟻，/我親愛的人蟻直愣愣釘在那兒橫豎不說一句話。/人，人民的人；蟻，螞蟻的蟻。/人民啊人民從來不會哭泣和咒罵，/螞蟻啊螞蟻只相信勤勞的汗水，隱忍的地瓜花（徐俊國：《人蟻》）。

第二個動物意象是老鼠：因血統低下出身卑微/我們這個家雖繁殖能力不錯/男女均衡人口眾多/但從古到今都是賤民/只能在各種可能的鄉下角落/偷偷摸摸活着/不知從什麼時候/幾個不肖子孫經不起誘惑/跑到城市/一年後回到家鄉風光一陣/於是就一群一群來到城市/這時的情況開始糟起來/除了地下沒什麼好落腳的地方/因為證件問題我們/從沒在大街上放心大膽地熘達過/不小心斷胳膊斷腿/被人抓住尾巴受了迫害/不敢呻吟也不敢哭泣/高興時磨磨牙用方言打個電話/讀一封有一半錯別字的信/還得東張西望/唯一的欣慰是貓們每餐都吃上魚蝦/忙碌在小康邁向大康的路上/也許是出於同情或者愧疚/貓不再用殺頭來嚇唬我們/碰到發了獎金中了彩票/兒子結婚閨女出嫁/還默默地向我們表示友好/看樣子我們的地位正在提高（盧衛平：《老鼠家史》）。

我們是一群有故鄉卻沒有家的人，異鄉的/喧囂，富裕，讓我們更加孤單。偶爾聽到一聲鼠叫/也會突増一絲傷感。/你聽，一些老鼠在這裏吱吱地/叫着（當然它們知道，那些街道不是自己的/糧食不是自己的，白天不是自己的，苦心經營的/這間屋子也不是自己的……）它們叫得那樣小/那樣輕，彷佛吱吱的叫聲也不是它們自己的/聽着老鼠這樣偷偷地，偷偷地叫着/你也一定會覺得一一自己就是一隻老鼠（唐以洪：《所謂的異鄉》）。

下一首詩中，螞蟻和老鼠同時出現了：己經整整十年/我有些慚愧的無從寫起（略去若干地址一一引者註）//也許我能完整寫出的，其實只有故鄉異鄉/兩個滄桑的詞語/螞蟻搬家繞着牆角的草根/草根之下的一個老鼠洞口/我也捂着臉/「嗖」的閃電般鑽了進去(凹漢：《關於地址》）。

第三個動物意象是青蛙：一隻青蛙/身上流的是鄉村的血/靈魂卻在城市裏/帶着鐐銬跳舞//水泥地樓宇森林城市/站起在土地的淪陷之上/站起在一隻青蛙痛苦的懷念之上/那微波蕩漾的水呢/那草地稻穀/和夢中的家園呢//從鄉村到城市/如果註定這是一次艱難的過程/一隻青蛙千萬隻青蛙/情願奉獻一切/讓熱愛者的歡笑/建立在自己的血肉之上//九月的黃昏/我在城市的某一角落/看見一隻青蛙/無家可歸（劉洪希：《一隻青蛙在城市裏跳躍》）。

飢餓的腸胃讓我在鼎沸的都市/聽到你親切的叫聲/我童年的難兄難弟啊我鄉下的/摯友親朋這些年你怎樣活着/你是否還記得我們相守過的/那些時光父親讓我向你學習/只有你始終如一地與鄉土為伴/運足生命的底氣唱出豐收的歌謠/天空雖小卻依然寧靜湛藍/看見你的同類淪為城裏人的盤中美味/一聞到酒香我就暗暗為你慶幸/祈禱你千萬要守在/故鄉的老井裏不要像我一樣/盲目的跳出來回家的路/比童年還遙遠我只有在你的呼喚裏/讓一種心緒蝌蚪一樣沿河遊走（盧衛平：《老井裏的青蛙》）。

自從第一隻青蛙堅守不了涼山的貧瘠/跳進城市後僥倖獲得一點可口的/麵包屑，在故鄉的農村之夜/山泉邊、池塘裏、河溝旁、田埂上/草叢中再也沒有聽見青蛙的春音//童謠裏，神話中，彝經上/智慧的青蛙進了城/變成別人餐桌上的一道道野味/而年輕的青蛙前赴後繼地進城着/再也沒有聽見青蛙智娶美貌新娘的歌謠//偶爾有一隻青蛙在城市唱出自己的悲涼/那是雨後的樓宇森森中找不到一塊青綠的/草原，城裏沒有昆蟲的屍體/只有冷冰冰的水泥塑造的面孔/更不用說悠悠的牧笛吹奏的暮色//青蛙是進了城的，但進了別人的口/從這個工廠跳到那個工廠的過程/不是被吃，也會掉了幾層皮，春天來臨時/再也不可能「啊，啊」地歌唱生活的舒適/而是「亡，亡」地凍結了自己的生命或命運//一隻青蛙掉進了城市的河/己被工業偷排的汙水毒死/一隻青蛙抬頭丈量城市藍天的/瞬間，呼吸了汽車排放的尾氣而中毒/只剩溫順的青蛙在廠房苟延殘存//其實，當第一隻青蛙進城後/工廠就發現了那是一味美餐/列在城市菜單的頭條/老的、小的、瘦的、肥的、公的、母的/—被流水線燉成一鍋青蛙大雜燴（阿優：《進城的青蛙》）。

第四個動物意象是跳蚤和蚱蜢:世界那麼乾燥/思想無處可逃/我們是跳蚤/我們飛不起來/能證明我們存在的只有跳躍//我們是跳蚤/不是吸血的蚊子更不是蒼蠅/哪裏髒往哪裏跑/我們是跳蚤/孤獨的跳蚤/每次我都用盡全力的向上跳/想跳出這個地球/每次都落下來/活到老跳到老（老了：《我們是跳蚤》）。

跳一次，掉下一隻胳膊/跳一次，掉下一隻翅膀//沒有什麼可掉的了/我就要從半空掉下來/落進故鄉褐色的泥土裏/比一小粒泥土/還要安靜（唐以洪：《我最像一隻蚱蜢了》）。

第五個動物意象是蝸牛:背負自己/沉重的生命和夢想/在大地上行走/我艱難的腳步/比一隻黑螞蟻更慢/更踏實/敏銳的觸角試探着/季節環境和世事/堅硬的背殼卻抵擋不了/內心的傷痛（劉洪希：《蝸牛》）。

第六個動物意象是蚯蚓：你不會流淚吧蚯蚓兄弟/為鄉音縹淼為命運多舛/透過季節深處我分明看到/你沒有了腳便匍匐前進/失去了手你索性用頭顱耕耘（羅德遠：《蚯蚓兄弟》）。

一截流着血/從我左邊的身體爬出來/另一截，也流着血/從我右邊的身體爬出來/它們是怎樣斷裂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些年，我縫合了/很多件破舊的外衣/卻沒有針線和辦法將它們/縫合在一起/我只能裝成一個旁觀者/眼睜睜地看着它們/分別在故鄉和異鄉/蠕動着（唐以洪：《蚯蚓》）。

第七個動物意象是魚:是一條魚/臉的鱗片/在時間的水裏游來浮去/躥出水面捕食陽光/但生命的鰭葉/畢竟長不出鳥的羽翼/鳥類也不怎麼知道它的心情//是一條魚/它總是小心翼翼在水中乞討自由/用鰓呼吸/卻無法溶入一片水域/玻璃缸裏/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水就是網/網就是水//是一條魚/掙扎在最後的浪花和泡沫裏/目光盯着天空/是一種反抗/一種嘆息/它的天涯/只是別人的咫尺/它的拼命掙扎/不敵別人的吹灰之力（柳冬嫵：《命運是條被炒的魚》）。

所謂的異鄉，就是小河裏的魚不顧一切/游去的地方，比如：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了好好地冒一串泡泡，青春交給了時間/身體交給了機器，而精神的心肝被鞋廠，製衣廠/五金廠一一這些刀子，筷子們放到了流汗流淚的/流程上爆炒。工業的池子裏漂浮着綠藻，冒着黑煙的/煙囪常常飄出魷魚的味道。它們在流水線上游來游去/廠規與訂單間，游來游去，鄉愁裏游來游去/白天與黑夜裏，甲苯與灰塵裏游來游去/游來游去地尋找生存的空間。失去了鱗甲/失去了翼，腮裏塞滿了憂傷。呵，塞滿了泥沙一樣的/憂傷。在昏暗的燈光下，我常常看到憂傷的/只剩下骨頭的魚，舉着自己最後的一根骨頭/在大塊大塊的疼痛裏，挑着幸福（唐以洪：《所謂的異鄉》）。

第八種動物意象是鳥：麻雀驚飛，將爪下的枝條/高高彈起。她警惕的眼神/與我們保持着命中的距離//在這沒有莊稼，沒有蛙鳴/沒有森林的城裏，她的飛翔/顯得單調、孤寂//這群來自鄉下的麻雀/曾與我親如兄弟。如今在城裏/鄉音不再是她們的通行證/她們進化，演變，漸漸有了/一副金嗓子//客居城裏的麻雀，如果你願意/就跟我回到鄉下/我將以淳樸的民風餵你/讓我們在打穀場上，一起/守護我們的豐收和別離（鬱金：《城裏的麻雀》）。

我多次在詩中寫到過這些灰不熘漱的小傢伙，/寫到過它們的小，它們/漂泊無依的命運。/我的文字有着憐憫的味道，/但它們不理會我的悲憫。依舊/該飛的時候就盡情地/飛；該歇息的時候，/就擇枝而棲。//很多時候，/我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當作了它們中的一員，/在塵世中飄來盪去，在別人的屋檐下/嘶鳴，心懷怨恨，詛咒/現實的生活。/一一這些被我視為命運的同類，/卻不願意接納我：我向它們靠近，/它們總是用烏黑的小眼睛，/警惕地看看我，然後/一鬨而散，在天空/悠然地飛翔、歌唱，看不到一點點的憂傷。（蔣明：《麻雀》）。

不是我在模彷麻雀/而是麻雀模彷我，在這個城市盤旋/它的胃裝着孤獨、疲憊/無奈、和憂傷，脹鼓鼓的/卻沒有幾顆糧食/它需要在這裏停留/更需要奮力地飛回鄉下/把胃裏的糧食一粒一粒地吐出來/餵養那些飛不動的小麻雀/那些小傢伙，剛剛學會唱歌/還不懂得什麼是悲鳴/在陽光下張着鵝黃的小嘴（唐以洪：《麻雀在模彷我》）。

把房租到這裏/夜裏我總是聽到鳥叫/一隻鳥有理由在夜裏鳴叫/因為孤單。幾隻鳥有理由/在夜裏鳴叫，因為吵醒了彼此/但我聽到的是兩隻鳥叫/就兩隻。天稍一晚就哀哀地叫/無告地叫，夜夜如此/夜不代表絕對安靜/恍惚的蛙聲，代表童年/反復的呻吟，代表腰疼/隆隆的轟響，代表加班/此刻，在這個燈火寥落的城郊/兩隻鳥為什麼鳴叫，就像/我在馬路邊隨便碰見的/一對來自鄉下的夫妻（劉大程：《夜鳥》）。

而當鳥這種形象直接加入了人的特徵，或者人這種形象直接加入了鳥的特徵時，就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意象，這就是鳥人：我們這些居無定所的人/我們這些四海為家的人/我們這些背井離鄉的人/我們這些漂泊的人/我們這些流浪的人//我們這些黃土地養大的人/又以生活的名義/背叛了黃土地的人/我們這些打拼在城市的人/奉獻汗水，揮灑青春/卻屢遭排斥的外來人//我們這些東遊西盪的人/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卻被稱為農民的人/我們這些返回到家鄉/像是走在異鄉的人/我們這些兩棲的人/我們這些兩不棲的人/我們這些中間人/我們這些被拋棄了的人//臘月底的火車站臺上/我們這些攥着一張北歸車票的人/春意濃濃的正月裏/我們這些紛紛奔赴南方的人//我們到底都是些什麼

人？！ /我們到底都是些什麼人？！ // 我們這些打工的人/我們這些奔波在季節裏

的人/我們這些像候鳥一樣的人/我們這些 「鳥」人（辛酉：《我們這些鳥人》）。

第九種動物意象是雞：從褐色的泥土裏/我跳到了城市，從製衣廠裏/我跳到了製鞋廠/從一個工地跳到了/另一個工地。//一些黑髮跳成了/白髮，我還在跳//就像一隻跳窩的下蛋雞/可我下的每一隻蛋/全留在了別人的窩裏（唐以洪：《哥們說我像一隻下蛋雞》）。

第十種動物意象是潁閡蝗貉�/湧向城市/讓所有疾馳的時間停頓/這些羊/眼中只有一種白色/我在城市的黑暗處輕輕回首/黑暗正悄悄抄襲它們（許玲琴：《一群羊經過城市》）。

第十一種動物意象是狗：在北京，你可以沒有孩子/但不能沒有一條狗/在動物如此尊貴的年代/一個外省青年，還不如/一條狗那麼容易找到歸宿//從汽車車身鋰亮的油漆反光裏/我看到我瘦下來的青春/與城市的繁榮成反比/從查暫住證的吆喝聲中，我才知道/在普通話的語境裏/方言顯得多麼無力//此刻，在別人的花園裏/我寫着這首讓人費解的詩/這美麗的景色不是我的/但此刻的心情是我的//這一刻，有一個句子/出現在我的詩裏/這是我以前從沒有寫到過的/我不得不寫下這讓我莫名地躊躇的/這讓我莫名地悲傷的句子一一哦，在北京，我狗一樣生活/人一樣活着（鬱金：《狗一樣生活》）。

此外還有其它各種各樣的動物形象，都可以取其某一方面的特徵來象徵、表現、諷喻、類比農民工、民工、勞工：我看見老虎他像我蹲了多年監獄的朋友/走近他看見兩顆大虎牙我才認出他/嘴還是那麼大但吼叫己沒有回聲……/我看見孔雀她還是那麼驕傲/像我剛進城時見到的市長的女兒/依然美麗中隱約可見一絲歲月的滄桑/我看見野豬很瘦不停地吵鬧/很明顯他不適應城市生活/和他只剩下骨頭的胖兄弟比起來他是幸運的/我看見猴子他是我在城裏的遠房親戚……/我看見蛇蛇是我的屬相/但我怕蛇正像我怕一聲不吭的人/我在夢中被蛇咬死過很多回/我經過他時腳步很輕/我看見狐狸他那張尖嘴/多像出賣我的同事/我很同情他那條祖傳的尾巴/註定了他悲涼的結局……/我看見羊來自澳大利亞/他一直低着頭像我第一次約會的初戀情人/羞澀這種幾千年的傳統美己在城裏日漸消失/這隻羊讓我感動我撫摸他/像撫摸初戀情人從千裏外寄來的手織的毛衣(盧衛平：《動物園》）

下面這首詩同時用上了無機物（星星）、植物（種子）和動物（候鳥）三種意象：「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從一個工地到另一個工地/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我們總是懷揣堅強這種貨幣/用它來對付我們對生活的渴望和夢想//我們是在鋼筋水泥叢林中找不到歸宿的候鳥/無法把自己的巢築在城市的枝丫上/我們是一群找不到泥土的種子/無法把我們的根/扎在城市堅硬的地面上//我們是這個城市裏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一群人/城市的霓虹不屬於我們/在城市華彩的燈光中/我們總是習慣於抬頭仰望星空/那閃爍的星星/是故鄉親人溫柔的眼神/讓我們忘記了所有的坎坷和磨難（孫善鴻：《只要星星還在天空閃爍》）」。

縱觀上述打工文學中的無機物、植物、動物意象，可以大致總結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所選取的對象，大都是自然界和社會界中某些卑微弱小而又不可或缺的、數量眾多而又分散無序的、消極被動而又堅忍頑強的事物，它們與打工者、農民工之間有着驚人的外形特徵和某些性質上的相似性，可以很恰當地用來生動地形容和象徵打工者、農民工的存在形態和生活過程，這比直接描寫打工者和農民工能夠取得更為震撼性的、令人產生痛感的文學效果，這種震撼性效果不僅來自於兩者之間的逼真和一致，而且來自於兩者之間潛在而強烈的對立和背反：人就是人，怎麼能淪為這些事物的存在狀態呢？進而引起人們深思，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對人的貶低和羞辱呢？如何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呢？

第二，通過調動和運用潛意識、意向、明喻、隱喻、聯想、象徵等種種創作力量和方法，塑造出了一系列令人難以釋懷的人與物相混同的意象：「人灰」或者「灰人」、「人石」或者「石人」、「人陀螺」或者「陀螺人」、「人鐵」或者「鐵人」、「人釘」或者「釘人」、「人球」或者「球人」、「人土豆」或者「土豆人」、「人草」或者「草人」、「人蟻」或者「蟻人」、「人蜘蛛」或者「蜘蛛人」（特指高空保潔員），「人鼠」或者「鼠人」、「人蛙」或者「蛙人」、「人鳥」或者「鳥人」、「人羊」或者「羊人」、「人狗」或者「狗人」……這些半物半人的形象顯然不應該是人的真正的和完整的形象，是人性的畸形、殘缺和異化狀態。

第三，上述意象是勞動文學家們本能地、下意識地或自覺地、有意識地攫取和創造出來的，與當代勞工階級本身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大體上是相適應的，也反映了權力和資本對於勞動處於強勢地位的客觀社會狀況，隨着勞工階級主體力量的成長壯大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客觀社會力量對比的變化，勞動文學的意象也將會發生很大的改變，到時候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界和社會界中那些與人性健康發展狀態相一致的意象，那些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優美的和崇高的、陰柔的和陽剛的事物，就會進入勞動文學，成為勞動者的象徵和禮贊，就像哈姆萊特所歌頌的那樣：「人啊，你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七、勞動文學狀況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前文從30餘年來湧現出來的比較有名的打工文學作品出發，在體裁、主題、主要思想和感情、典型意象等幾個方面，對當代中國的勞工文學做了一個初步的掃描、梳理、分析和研宄。但是應該說，得到發表並且獲得社會承認的這部分打工文學作品，只是廣義的打工文學大海裏浮現出來的冰山一角，數億打工者、農民工、新工人中，還有更多的人創作過自己的作品，但未能得到發表和社會承認，還有更多的人，雖然沒有動筆寫過，但本身也需要、喜歡和熱愛文學，有相當的文學消費能力，有一定的文學鑑賞能力，正是這後兩種人，才構成浮出水面的那一部分打工文學的廣闊而堅實的基礎，也構成打工文學進一步發展的強大而長久的動力。下面根據2013年的勞工文化調查提供的有關數據做一些分析。

1、當代新工人階級具有較高的文學潛能和興趣

您是晉喜歡文學創作

喜歡程度人數百分比（％)
非常喜歡9011.98
一般喜歡33244.21
無所謂18023.97
不喜歡14919.84
合計751100.00
從對751人的問卷調查可知，有高達11.98%的工人表示非常喜歡文學創作，高達44.21%的工人表示比較喜歡，兩項相加之和為56.19%。

您進行文學創作的最主要的原因

創作原因人數百分比（％)
內心有情緒和想法，需要通過創作抒發或發泄16942. 78
心中有一個文學夢，希望成為作家6015.19
藉此賺點稿費，改善生活174.30
隨便寫着玩玩13935.19
其他102.53
合計395 .100
關於文學創作的動機，42.78%是為了自我表達和自我表現，15.19%是為了圓一個文學夢，這都屬於非常正確的行為動機，即使是回答賺稿費或寫着玩也算是正常的。

您寫作時最喜歡使用的體裁類型

體裁類型人數百分比（％)
小說9726.80
詩歌4813.26
散文18450.83
戲劇339.12
合計362100.00
超過半數的人選擇是用散文體裁，26.8%的人選擇小說體裁，13.26%的人選擇詩歌體裁，不到10%的人選擇劇本，這是切合工人生活和文化水平實際情況的，的確，從散文，到小說，到詩歌，再到戲劇，是一個從易到難的過程。

您的作品最經常寫的內容是

寫作內容人數百分比（％)
記敘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9930.28
記敘自己在工作中的所見所聞所感16751.07
跟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沒有直接關係，寫一些其他的事情6118.65
合計327100. 00
從寫作內容和題材來看，30.28%側重個人生活，51.07%側重與自己密切相關的社會生活，都契合了文學表現自我、表現生活的本質特徵。

您有沒有向報紙、期刊、出版社投稿的經歷

投稿經歷人數百分比（％)
有8925.94
沒有25474.05
合計343100.00
在有過寫作經歷的人中，25.94%有過投稿經歷，希望得到發表和社會認可的願望比較強烈，但大多數並沒有投過稿，寫作只是自我抒發和自我排遣。

您的文學作品發表或出版刊物的級別

刊物級別人數百分比（％)
自己所在企業辦的報紙和雜誌4615.92
鄉鎮級報刊4114.19
區縣級報刊103.46
市地級報刊103.46
省級報刊93.11
全國級報刊155.19
自己出版着作或自己在網上發表3010.38
從沒有發表過12844.29
合計289100.00
在289名被調查的寫作者中，54.67%的人從沒有發表過t或只在自媒體上發表過作品，
有30.1%的人在企事業、鄉鎮和街道一級媒體上發表過作品，只有15.22%的人在較高級別(區縣、市地、省、全國）的刊物上發表過作品。這可能因為工人的作品水平不夠高，也可能是工人文學作品的發表遇到了困難。

形容一下自己的作品發表時的心情

發表作品時的心情人數百分比（％)
興奮、快樂、自豪、幸福12950.39
無所謂，很平淡12046.88
其他72.73
合計256100.00
一半多一點的人對於自己的作品得到發表表示很興奮，將近一半的人表示無所謂，表明他們搞文學創作主要不是為了發表或者因此而出名，而是為了創作、表達本身。

從上述調查可知，在751人中，有422人喜歡文學創作，其中又有161人在各種公共媒體和自媒體上發表過作品，這個比例是十分高的，放大到3.5億新工人階級，大概有將近2億的文學愛好者，有將近7千萬人發表過作品，無論扣除多少水分，這個隊伍也是十分龐大的，是這些年打工文學、勞工文學取得豐碩成果的群眾基礎。

2、當代新工人階級具有很強的文學消費需求

您是否喜歡閱讀文學作品

喜歡程度 人數 百分比（％)

非常喜歡15323.65
一般喜歡34853.79
無所謂9714.99
不喜歡497.57
合計647100.00
喜歡閱讀文學作品的工人高達被調查對象的77.42%，表明在新工人群體中，對文學的需求是巨大的。

您閱讀文學作品（包括網絡文學）的頻率

閱讀頻率人數百分比（％)
每天都讀一點11415.12
每周都讀一點9813.00
經常，但不固定22129.31
偶爾，很少29238.73
從不293.85
合計754100.00
能夠經常閱讀文學作品的工人高達被調查對象的57.43%，他們是把「喜歡」這個主觀態度進一步變成了閱讀行動的人。

您閱讀文學作品最主要的原因

閱讀原因人數百分比（％)
放鬆、休閒33945.44
酷愛、喜歡456.03
了解世道人心12116.22
提高修養、陶冶性情20727.75
為自己創作做準備222.95
其他121.61
合計746100.00
45.44%的人閱讀文學作品是為了「放鬆、休閒」，另有52.95%則是為了滿足更高一點的精神需求，表明文學的娛樂功能和教育功能在新工人群體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

您閱讀文學的主要途徑是

閱讀途徑人數百分比（％)
報紙9812.96
期刊8010.58
書籍28838.10
網絡28838.10
其他20.26
合計756100.00
傳統的書籍閱讀和新興的網絡閱讀各站38.1%，其次是通過報紙和期刊閱讀文學作品，分別占 12.96% 和 10.58%。

您最喜歡閱讀的文學作品類型

喜歡的文學類型人數百分比（％)
經典名着17524.20
歷史故事18325.31
民間傳奇12016.60
武俠小說或故事8511.76
偵探小說或故事638.71
現代愛情故事8211.34
其他152.07
合計723100.00
從閱讀內容來看，工人最喜歡的文學作品類型分別為歷史故事、經典名着、民間傳奇、武俠小說、現代愛情故事和偵探小說。

有279人分別選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歡的第一名作家，其中魯迅得票最高，之後依次為金庸、莫言、冰心、路遙。

有234人分別選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歡的第二名作家，其中魯迅和老捨得票多高，之後依次為莫言、冰心、古龍。

有192人分別選出了自己熟悉和喜歡的第三位作家，魯迅居首位，莫言、三毛次之，再次是老舍和冰心。

有154人選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歡的第四名作家，他們依次是魯迅、老舍、張愛玲、韓寒、金庸、毛澤東、莫言、朱自清。

有133人選出了自己熟悉或喜歡的第五名作家，他們依次是魯迅、冰心、朱自清、巴金、韓寒、張愛玲。在對上述前五名數據做一個統計，魯迅總得票115,莫言49,冰心40，以後依次為老舍33、金庸26、朱自清12、路遙和張愛玲各11、三毛和韓寒各10、古龍8、巴金5、毛澤東5;現代作家有7位、當代作家有6位入選；外國作家沒有入選的。

您最喜歡或熟悉的文學作品：四大名着仍然是工人的最愛，依次為《紅樓夢》（總得票58)、《三國演義》（總得票56)、《西遊記》（總得票40)、《水滸傳》（總得票35);外國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簡愛》入選；其他入選的有《平凡的世界》、《駱駝祥子》、《圍城》、《文化苦旅》、《傾城之戀》。

您是否關註和喜歡專門描寫工人或打工者生活的文學作品

喜歡程度人數百分比（％)
非常關註和喜歡12817.44
一般性關註和喜歡30241.14
不怎麼關註，也談不上喜歡28138.28
很關註，但是不喜歡223.00
其他10.14
合計734100.00
58.58%的被調查這是非常或比較關註和喜歡工人文學、打工文學的，但也有41.28%表示不關註，或者雖然關註但是不喜歡。

如果您關註和喜歡打工文學作品的原因是什麼

喜歡的原因人數百分比（％)
與自己的生活相關，有親近感18235.83
很真實，覺得作者是在替自己說話17133.66
想看看別的工人或打工者是怎麼生活的14829.13
其他71.38
合計508100.00
69.49%的被調查者表示之所以關註和喜歡工人文學、打工文學，是因為這些作品貼近自己生活，甚至是替自己代言，29.13%是出於好奇，想了解其他工人的生活。

您關註但不喜歡打工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不喜歡的原因人數百分比（％)
寫得太虛假了，胡編亂造，看了就來氣26853.39
作者寫作水平太低，沒有美感18035.86
其他5410.75
合計502100.00
不喜歡工人文學、打工文學的原因，一是內容不真實（53.39%)，二是沒有可讀性(35.86%)。

總結性評述：調查表明，勞工文學的群眾基礎還是非常廣闊和雄厚的，一則表現在具有文學創作潛能和興趣的工人很多，二則表現在具有文學消費需求的工人更多。分析我國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過程中勞動文學蓬勃興起的原因，大體上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工業文明相比農業文明，要求勞動者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這就相應地提高了勞動者的文學潛能和文學需求。

二是工業市場經濟社會同時也是一個消費社會，其中也包括了文化消費和文學消費，形成了一個大眾文化消費市場和大眾文學消費市場，刺激了勞動者的文學消費欲望，也刺激了勞動者的文學創作潛能。

三是工業市場經濟社會或多或少地帶來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即使在中國特定歷史條件下，還不允許公開的、合法的多元化，但消極形態的多元化實際上己經存在了，不同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暗流，本質上作為不同階級的經濟和社會利益要求的頑強表達，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這就為勞工階級獨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需求的發展準備了一定的政治思想條件。

四是互聯網與自媒體的發展，為當代勞工階級在文學和文化方面的發展，創造了以往歷史上所有時代的勞動者不可能具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解決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消費依賴於紙質媒體的瓶頸製約問題，使得經濟上處於貧困狀況的勞工階級的文學創作和文學消費獲得了低門檻、低成本的便利條件，文學不再成為「有閒階級」壟斷、獨有、專享的高檔奢侈物，每一個具有一定文學創作和文學欣賞能力的人都可以進入文學的「殿堂」，這就使勞動文學呈現出加速度發展的態勢。

八、當代中國勞動文學的發展趨勢

本章最後部分對勞動文學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做一點分析和預測。

1、當代中國勞動文學還有很大的不足和發展空間

就本課題研宄所掌握的資料來看，當代中國勞動文學雖然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其實還處在初級階段，還存在很大的缺憾和不足，因而也存在很大的上升和發展空間。

第一，就主題和內容而言，絕大部分作品還停留在對農民工尷尬、困窘、看不到出路的生存現實的描寫上，前面所歸納的四大主題：（1)農民+工人、主人+流民、強勢稱號+弱勢群體的分裂和撕扯；（2)資本剝削、工廠專製、政府管控、城市排斥，農民工陷入孤零零的原子化生存狀態；（3)身體的悲劇：在工廠、流水線與宿舍、出租屋之間；（4)鄉愁：回不去的農村、回不去的故鄉一一都只表現了當代工人階級生活的一個方面，哪怕還是占主導地位的方面，在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會並且正在成長起來的另一方面，還基本沒有進入前期勞動文學的視野範圍之內，與上述四大主題相對應的另外四大主題，還沒有引起勞動文學家門的重視，那就是：（1)農民工的工人化、市民化和公民化；（2)新工人正在努力建立新型的社會聯繫，工人開始了聯合和團結的進程；（3)工人在精神與靈魂層面的探索和追求；（4)新型城鄉關係的建立。這些主題如果說過去和現在還不能在勞動文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話，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上升到主導的地位。

第二，就主要的思想感情而言，絕大多數作品還停留在消極被動的、否定性的、控訴性的階段，停留在孤獨、迷茫、無助、疼痛、壓抑、嚎叫、屈辱、怨恨和憤怒的階段，還很少有人達到了基於工人作為歷史主體和社會主體所產生的自豪、榮耀和樂觀之上的理性反思和階級認同階段，也就是說，從主觀意識層面，新工人階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還沒有從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當然，揭示和描寫苦難、犧牲、不公平、非正義，以及表達對這種狀況的不滿、怨恨和憤怒，這是工人階級意識形成和工人解放的第一步，是完全必要的，但停留在這一步就不行了，而且對苦難的描述本身，也不能停留在現象的層面，應該引導人們思考產生這些苦難的原因，從而進一步尋找消除這些原因的道路。己有的勞工文學作品，很多只是簡單地描寫苦難，而未能提供足夠富有深度的情節和場景，引導人們思考苦難的原因，甚至可能由於描寫的深度不夠，而誤導人們把苦難的原因歸結為某些個人的品行和素質等淺層次的原因，而放棄對人性和製度的深層追問。這樣，看了太多悲苦的描寫和訴說以後，人們找不到走出苦難的道路，從而陷入更加悲觀乃至絕望的思想和情感狀態。

第三，就主要意象的塑造和建構而言，絕大多數都是一些對消極被動、軟弱無力的勞工的物化、譬喻和象徵，在自然界和社會界中處於弱勢狀態的無機物、植物和動物意象，幾乎沒有為爭取人權、公民權利、勞動權利而奮鬥的工人戰士和工人英雄人物，以及作為這些人物的擬人化符號和象徵的，在自然界和社會界中處於強勢地位的、堅強有力、生機勃勃的無機物、植物和動物意象，這與英國的憲章派文學、法國的巴黎公社文學和德國、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應該說，勞工文學意象的塑造的這種轉換，與前述勞工文學主題和題材的轉換以及勞工文學觀念、理念、思想、感情的轉換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不得不說，正是在這一點上，遇到了來自勞工文學外部的強製性的硬約束，也就是遇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瓶頸製約，勞工文學由原子化生存主題轉向建構新型社會聯繫的主題，由自在自發、消極被動的個體意識轉向自覺自為、積極主動的階級意識，由矮化、畸形化和病態化的意象轉向健美有力、崇高偉大的意象，對於現行的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而言，是不利的，因而是一定會極力阻撓和打壓的。

2、勞工階級的成長壯大和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對勞動文學具有剛性的和必須得到滿足的強烈需求

工人階級、勞工階級，是工業市場經濟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兩個基本階級之一，而且在人數上相對於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階級占有絕對的優勢，只是由於其人均掌握的經濟資源最低、由於在其早期發展階段自身未能建立必要而有效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聯繫，因而處於被統治和被剝削的地位。但這種情況並不是命中註定和固定不變的，一旦工人階級掌握了較多經濟資源，形成了密切的社會聯繫、政治聯合和文化意識，這種情況是可以被改變的。

第一，勞工階級的壯大和勞工運動的興起內在地需要勞動文學達到新的發展階段。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說的：「社會上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更能比10所大學把科學推向前進」；「經濟上的需要曾經是，而且越來越是對自然界的認識不斷進展的主要動力。」科學的發展是如此，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在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社會，勞工階級具有三種力量，第一種叫做結構的力量，也就是說勞動是經濟生活中一種不可缺少的結構性要素，沒有這種要素，其他一切生產要素就都是死的和無用的；第二種叫做結社的力量，就是工人通過團結和聯合，把分散的、個體性的、無序的結構性力量轉化為一種集中的、集體性的、有序的力量；第三種叫做文化的力量，這是結社活動和集體行動的主觀條件，為結社活動和集體行動提供理念、綱領、目標、計劃、策略、宣傳、輿論、動員、技術等等精神資源，勞動文學就屬於勞動文化力量的組成部分。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階級維權和爭權，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和幸福，那是一種內生的、基於人性和社會發展規律的需求，是必須要得到滿足的，是任何力量也不可阻擋的，這種需求就強烈召喚和推動勞動文化的產生和發展。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維權、爭權和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幸福的鬥爭還剛剛開始，對勞動文化和勞動文學的需求是巨大的，必將使勞動文化和勞動文學達到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

第二，勞工結社、勞工的團結和組織內在地需要勞動文學的轉型升級。勞工運動是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會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工人階級爭取權利的社會運動，勞工結社是勞工運動的第一步，勞工結社權或團結組織權在「勞工三權」中名列首位，目的是把分散無序的、像成千上萬的馬鈴薯一樣沒有任何內在聯繫的個體工人，組織成為一個集體，一個階級，然後才能去與資產階級、其他階級和政府展開集體博弈，這就需要大多數工人具有歷史主體意識、社會主體意識、階級意識和集體意識，由消極被動、聽天由命的精神狀態轉變為積極主動、奮發有為、自主自治、自強自立的精神狀態，這種轉變既需要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等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上的引導和推動，其實，更需要為一般工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的啟迪、感動和渲染。就目前我國勞動文學所達到的水平而言，是不能夠勝任的，悲哀、無奈，喊痛、叫苦，屈辱、憤怒，或者只是一種消極被動的精神狀態，或者只是一種與剝削者和壓迫者抽象對立的狀態，根本上還沒有進入與對方的具體的、此消彼長的力量對比狀態。勞動文學應該以生動形象的、動人心弦的描寫和表現，讓工人們感覺到團結和組織起來的絕對必要性，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團結和組織起來，相信這種團結和組織會成倍地増強工人的力量，從而從心底裏激發起廣大工人團結和組織起來的願望和熱情。

第三，勞工集體行動過程中內在地需要勞動文學的鼓舞和催化。團結和組織起來的工人，能夠進行三類集體行動，第一類是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第二類是進行罷工、怠工等產業行動，第三類是通過集會、遊行、示威向社會和政府集體表達訴求。從各國勞工運動經驗來看，文學元素都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鼓舞人心的標語口號、聲明文告、演說、詩朗誦、歌曲中的歌詞、戲劇中的劇本等等，這些現場的或正在進行時的勞動文學，能夠起到凝聚和放大工人集體力量的作用，也能夠感染對手和旁觀者。隨着我國勞工集體行動的逐漸増多，勞動文學就有義務滿足這方面的需求，而這是目前階段的勞動文學遠遠做不到的。

第四，在中國未來整個文學領域和文學市場上，勞動文學的總量和影響力都會成倍増長。僅從前面所作的問卷調查可知，勞動文學的供給潛力和市場需求都是很龐大的，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勞動文學市場規模將會大幅度擴張，至少能夠與目前由權力和資本占主導地位的精英文學和商業化大眾文學分庭抗禮：首先，從長遠來看，隨着經濟的増長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工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文化消費能力還將有大幅度的提高，能夠加入文學創作隊伍和文學消費者行列的工人將會越來越多，使勞動文學的基礎更加寬廣和深化；其次，勞工運動的蓬勃發展會把勞動文學推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會湧現出大批優秀的勞動文學作品；再次，政治民主化和意識形態多元化，會為勞動文學的發展提供寬鬆的環境，使許多被壓抑的文學創造力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最後，網絡和自媒體的更進一步的發展，為普通勞工從事文學創作、發表作品、傳播、閱讀等等，提供更為便捷的平臺和技術支持，極大地縮小普通勞工與知識分子在文學生產和消費上的差距。

勞動倫理

一、何謂勞動倫理

1、 狹義的勞動倫理與廣義的勞動倫理

所謂勞動倫理，主要指勞工道德意識，即勞動者作為勞動主體對勞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社會關係和社會現象的道德評價。這是狹義的勞動倫理，其主體是勞動者。廣義的勞動倫理則指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對於勞動、勞動者、勞動關係的道德評價和判斷，其主體是社會。狹義的勞動倫理不一定成為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倫理，但廣義的勞動倫理應該並且事實上也或多或少地體現和包含了狹義的勞動倫理。

勞動倫理學或勞動倫理研宄在中國剛剛開始，對勞動倫理這個基本概念的定義也不盡一致。學界通常自覺不自覺地從社會主體的視角、學者以社會代表者的身分來界定勞動倫理:「勞動倫理是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的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勞動關係的行為規範。勞動倫理以平衡勞動關係、保護勞動者權益為主要特點，貫穿於勞動關係的各個方面。」①「勞動倫理是對勞動關係中道德現象的概括，主要指在勞動中人與其他諸要素之間應當遵守的道德準則』』；「勞動倫理是對勞動者各種道德關係的反映，如對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勞動集體之間、勞動集體與國家、社會之間等各種利益關係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的反映。」②

這些定義大體上都是廣義的勞動倫理，雖然也提到了「以保護勞動者權益為主要特點」，但顯然是自上而下、居高臨下的視角，而沒有自下而上的視角，沒有強調「勞工道德意識」這個原點和內核，沒有突出勞工基於其道德正當性和道德權利對社會提出的批評和要求。但是，廣義的勞動倫理或一個社會中形成的一般勞動倫理，如果不是基於狹義的勞動倫理即勞工道德意識的話，那很可能只是其他階級階層強加於勞動者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規訓。所以，對勞動倫理的全面理解，必須理順狹義的勞動倫理與廣義的勞動倫理之間的關係。

2、 勞動倫理研宄的主要內容

一些學者從其廣義的勞動倫理定義出發，歸納出勞動倫理研宄的主要內容：「一是在勞動過程中的基本倫理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勞動與人的自由和幸福的關係問題；二是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道德問題；三是在勞動過程中勞動集體的道德問題；四是對勞動過程中公平與效率關係的倫理學思考；五是職業道德，即人們在從事其特點工作是的行為規範。」③「總的來看，對目前國內勞動倫理問題的研宄基本上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理解：一是理論層面，主要探討勞動倫理問題的實質、勞動與人的本質的實現、人類自由與幸福的關係，勞動道德的職能和道德意義以及對勞動道德合理性的論證，體面勞動的保障及其實現等。二是實踐層面，主要探討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各種道德關係問題。如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自由狀態、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環境、技術要求等方面的可接受性，勞動者之間的道德關係、經濟效益和道德效益的關係，以及勞動者對勞動的熱愛和忠誠程度、勞動後的獲益、休息等製度保障等，都屬於勞動倫理實踐層面的研宄內容。」①
當然，一個學者主觀上可以站在全社會共同利益的立場、以近乎全景的視角、力圖全面地研宄勞動倫理問題，建立一門「科學的」、「客觀的」勞動倫理學，不管他實際上可能受到何種潛在的價值判斷、無意識心理動機、「先天圖式」、「前見」、「成見」的影響，不管他所達到的客觀效果如何。本書不準備從這樣的設定出發，而是直接了當地從勞動文化、勞工文化、勞工的立場和視角、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出發來研宄勞動倫理，始終立足於狹義的勞動倫理即勞工的道德意識，如果擴展到了整個社會的、廣義的勞動倫理的話，那也是從勞工出發、自下而上、由點到面地向全社會發出勞工的道德抗議、呼籲、要求和建議。理由很簡單，勞工、勞動者作為勞動的主體和承擔者，卻在經濟、政治、文化（包括道德）諸方面都缺失話語權，他們理應成為勞動倫理和勞動倫理學的第一主體。

正如勞動關係（勞資關係）學者未必都是勞工學者（也有為資本說話的資方學者），勞動法律師未必都是勞工律師（也有為企業提供法律服務的資方律師），同樣，勞動倫理學者也未必都是勞工倫理學者，資方以及社會其他階級階層在學術界的代表人物，也可以並且一定會提出他們的勞動倫理學說，把他們的倫理道德觀念帶到勞動領域之中，極力用他們的倫理道德觀念影響乃至控製勞動者。在這樣一種客觀存在的情況下，有誌於為勞工說話的勞動倫理學者，首先必須聲張勞動倫理和勞動倫理學的勞工主體性，盡力表達勞工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誌、道德要求、道德觀念、道德規則和道德理想，通過與其他勞動倫理學說的論戰和交流，擴大從勞工出發的勞動倫理學說的學術影響和社會影響，使之變成在全社會範圍內不可忽視的乃至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倫理。

二、勞工文化視野中的勞動倫理

勞動倫理是勞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任務是從倫理學角度出發論證勞動和勞動者的道德地位、道德價值和道德權利，對剝削和壓迫勞動者的社會製度進行道德譴責和道德批判，從勞動倫理出發提出改變社會的方案和勞動者的社會理想。這種論證與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美學、文藝學等學科出發對勞動的價值、地位和發展前途進行的論證，共同構成勞動文化、勞工文化的思想體系。由此可以提煉出勞動倫理的一些基本觀念和原則。

1、勞動本身具有重要的倫理價值，本身蘊含着豐厚的道德寶藏

倫理學的主要價值是善，自利利人、己他兩利是個體的善，自由、平等以及作為二者之統一的公正是社會的善，而仁愛和慈悲是最高的善，這些倫理道德價值最初就己經蘊含在勞動過程之中了，如同真和美等文化價值也都蘊含在勞動這一文化母體之中一樣。

馬克思主義哲學大力聲張了勞動的這一倫理價值：勞動生成和創造了人本身，勞動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類存在方式，是人性形成和發展的本體論、存在論依據，人就是靠勞動在這個世界上得到生存和發展，而不是一種被動的、消極的、被賦予的、被規定的存在，這就奠定了人類生存在倫理學意義上的尊嚴與崇高。勞動是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他人和社會、人與自己相互作用的過程，那麼，其中就包含了三種重要的倫理價值：

勞動是人與自然對立統一的過程，人在與自然的對立中逐步確立了人的勤勞、勇敢、信心和尊嚴，而在與自然的統一過程中形成對自然的熱愛、珍惜、尊重和節約的態度，這些都是人類在與自然界打交道時極為寶貴的倫理資源。人類要在自然界中獲得長期的生存
夏明月：《勞動倫理研宄一一和諧勞動關於和諧社會構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頁。和發展，乃至成為宇宙的永恆的見證人和看護者，就必須對這兩方面的倫理學資源發揚光大。因為勞動具有這樣的歷史本體論地位和倫理學地位，歷史上才響徹了「勞動神聖』』、「勞工神聖」的激越呼聲。
勞動是人與人、人與社會對立統一的過程，人在與他人、社會的對立過程中，形成了自主、自立、自尊、競爭、自強不息、自我負責等個性倫理品質，又在與他人、社會的統一過程中形成了團結、協作、守信、利他、寬容、互助、互愛、慷慨、仁慈等社會性倫理品質。整個人類社會要從低級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有賴於這些倫理資源的積累和増長，否則就會長期淪陷在奴性、依賴性與攻擊性、破壞性輪替互補的惡性循環狀態。
勞動是人與自己對立統一的過程，在潛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與現實的、物質的、功利的自我相對立的過程中，形成了自我挑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等倫理品質，而在潛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與現實的、物質的、功利的自我相統一的過程中，形成了誠實質樸、謙虛審慎、自我約束、自我滿足、自我保護、接受自己、肯定自己等倫理品質，沒有後者的平衡，前者就會把人導向虛妄、幻想、狂妄自大、走火入魔的狀態。
2、勞動倫理和勞動道德是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的基礎

勞動是社會的母體，後來出現勞動分工和社會分工，最初是投資經營管理活動從勞動中分化出來，二者共同構成我們稱之為「經濟」的領域，在經濟基礎上又分化出政治（社會管理），在經濟、政治的基礎上由分化出文化，再加上人們日常的休養生息，社會生活大體上分化為經濟、政治、文化、日常生活四大領域。勞動作為經濟領域的核心部分，成為這四大領域的底盤、母體和發源地，不僅給整個社會生活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質資料，而且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資源，其中就包括倫理道德資源。

可以說，勞動倫理是社會倫理的模本，為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提供了一個最原初的和基本的參照系，上述勞動過程中形成和鍛造出來的倫理品質，原則上也適用於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但是，要看到勞動倫理與其他社會倫理之間有一定的區別、矛盾乃至對立：

在投資經營管理、社會管理和文化活動中會形成一些新的倫理道德要素，它們是勞動倫理不能夠完全包括的，投資經營管理倫理、政治倫理和文化倫理的確不能簡單地還原為勞動倫理，比如說，企業家必須協調投資者、經營管理者、勞動者、消費者、政府、社區各方的關係，客觀上要求更有彈性和張度的倫理道德；政治家要協調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階級之間、政黨之間、政府與公民之間等更為復雜的關係，對它們有更高的倫理道德要求；知識分子從事精神文化創造，也具有倫理道德方面的特殊要求。
投資經營管理者、社會管理者和知識分子從勞動者中逐次分化出去以後，在社會結構中處於上層和優越的地位，他們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與勞動者是對立的，在歷史上存在着對勞動者嚴重的剝削、奴役和壓迫，因此他們的倫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與勞動者的倫理道德是矛盾和對立的，他們經常利用、改造、扭曲、包裝、誇大勞動倫理來訓導和矇騙勞動者，而自己卻明裏暗裏奉行另一套倫理道德，這是勞動者必須認真識別並加以堅決批判的。
雖然投資經營管理、社會管理和文化活動一度從勞動中分化出去並且在很大程度上與勞動相對立，但社會的發展卻一定需要這種專門的分工，因此，問題不在於消滅這些領域，而在於消滅這些領域與勞動的對立，重新實現勞動與這些領域的結合，這就要求勞動者拓展自己的倫理道德邊界，吸收這些階級階層有價值的倫理道德要素，提高自己的倫理道德品質。反過來說，這些階級階層也有減少和消除對勞動者的剝削、奴役和壓迫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推動整個社會的道德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和層次。
回顧歷史，勞動者在經濟管理、社會管理、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的創新、科學技術和

文學藝術的發展等方面所做的貢獻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不如其他階級階層(儘管他們在這些方面所製造的災難和痛苦也遠遠趕不上其他階級階層），但是，在倫理道德方面，勞動者所做的貢獻是最大的，他們替全人類保留和保護了最基本的道德資源，從而保證了社會的底線不被洞穿，保證了社會基本盤沒有崩潰，相比之下，其他階級階層在道德上雖然也有新的貢獻，但基本道德水平是遠遠低於勞動者的，尤其是道德上的問題乃至罪過比勞動者要嚴重得多。

3、 勞動的道德價值和勞動者的道德權利的優先性

由於勞動長期以來默默地支撐着整個社會結構以及歷史的發展，同時又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因此勞動的道德價值就顯得尤為突出；由於勞動者對經濟、政治、文化尤其是人類倫理道德做出了特有的貢獻，同時又在歷史上蒙受了最大的不公、承受了最多的痛苦、付出了最大的代價，因此勞動者也就獲得了優先的道德權利。倫理道德本質上是要從公平正義出發調整人們的社會關係，既然勞動和勞動者受到了不公平不正義的對待（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那麼，從勞動和勞動者出發對社會歷史所做的道德評價，就應該提高到社會本體論和歷史本體論的高度；倫理道德不能再是歷史發展的旁觀者或可有可無的、被經濟政治力量所決定的要素，而應該成為一個內在的、不可或缺的、本質的構成要素。

從勞動的道德價值的優先性和勞動者的道德權利的優先性出發所提出的道德要求，不能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和主觀的層面上，不能僅僅是一種憤怒的譴責和批判，不能僅僅以「歷史與倫理的二律背反」（李澤厚語）輕飄飄地一筆帶過，指望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會抹平兩者之間的鴻溝，而是要從本體論的角度提出重構社會歷史的原則和方法：貶低勞動價值和虧待勞動者的普遍情形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勞動和勞動者必須得到公正的對待，否則受剝削被壓迫的人們就擁有打斷歷史進程、顛復社會結構的歷史權利，造反與暴力革命就會成為一種現實的歷史力量和歷史運動，其他階級和階層受到無情的清算就是罪有應得。

4、 勞動倫理的核心價值

勤勞與節約
所謂勤勞，就是人類要不斷地勞作、不斷地改造自然界、不斷地與自然界發生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這樣才能確保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這是由勞動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永恆的基礎這一歷史本體論事實和原理所決定和派生出來的倫理要求。勤勞的反面是懶惰、好逸惡勞、坐享其成、坐吃山空，一個社會有少量的人不勤勞，這個社會還能存在和發展，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勤勞，這個社會就一定會崩潰，有些熱帶民族為什麼一直不能發展起來，重要原因是那裏的人們缺乏勤勞的美德，相比之下，溫帶地區的民族處在更高的文明水平，因為那裏的人們普遍比較勤奮、進取、刻苦耐勞，這就反證了勤勞的倫理價值，而且是社會的最基本的倫理價值。圍繞着勤勞這一核心倫理價值，形成了一簇相關的倫理品質：積極進取、富於創造、發憤圖強、敬業奉獻、精益求精等等。

所謂節約，或者節製、節儉、儉樸，就是人類要愛護和珍惜自然資源，把自己的需要控製在合理的程度上，而不能無休止、無限製地向自然界掠奪，因為這種過度的索取一定會導致生態與環境的破壞，導致嚴重的生態危機、資源耗竭、環境汙染，反過來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構成巨大的威脅。節約的反面是貪婪、縱慾、奢侈、浪費，一個社會有少量的人不節約，這個社會還能存在和發展，如果大部分人不節約，這個社會就一定會枯竭，就像古羅馬帝國，曾經富有四海，終因驕奢淫逸而分崩離析。當然，節約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與不斷提高物質生活水平並不矛盾，但後者並不意味着無限地占有和消耗物質財富，而是指為身心的和諧健康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即使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條件下，為自己和子孫後代節約資源仍然是一種永恆的美德，浪費永遠是可恥的。圍繞着節約這一核心倫理價值，形成了一簇相關的倫理品質：對自然的熱愛、尊重、感恩和敬畏，對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的順應和服從等等。

獨立自主與團結互助
勞動過程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同時具有個體性和社會性。沒有個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勞動當然不可能發生，但沒有個人之間最低限度的團結、協作、聯合、互助，勞動也不可能發生，因此勞動這種人類特有的活動和存在方式同時向人發出兩種倫理要求或者道德命令：獨立自主和團結互助。一般來說，在人類歷史早期，由於個體勞動能力很弱，故勞動具有更多團結互助的特徵，靠着團結互助，人類戰勝了個體能力比人更強的動物而從動物界中脫穎而出，隨着個體勞動能力的不斷増強，勞動也就越來越具有獨立自主的特徵，當然，不管任何時候，這兩方面的特徵始終是互為條件和前提、缺一不可的。同樣，圍繞着獨立自主和團結互助這兩項核心倫理，也形成了一簇相關的倫理品質。

自我創造與自我保存
人在勞動過程中還要處理好潛在的、精神的、理想的自我與現實的、物質的、功利的自我之間的關係，由此也提出了兩項倫理要求或道德原則，既要不斷地超越舊我實現新我，又要拋棄幻想、腳踏實地、量力而行、自我保存，在理想和現實之間達成平衡。

傳統倫理學大都把倫理道德僅僅理解為調整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道德規範、道德輿論和道德感情，現代倫理學則同時向外和向內拓展了倫理道德的範圍：向外拓展為生態倫理學和環境倫理學，向內拓展為自我倫理學。從自我倫理學的角度來看，處理同時態的自我結構各要素的關係與處理歷時態的自我過程各階段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倫理道德問題：「個人積極地實現自己的主體性和自然本性，並且按照客觀條件改造自己的本性，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是個人的責任和義務。如果個人不積極地實現自己的主體性和自然本性，並且聽憑客觀環境塑造自己的本性或者一味地放縱自己的反主體性，則不僅放棄了做人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放棄了做人的責任和義務；他就成了一個對自己不負責任的人。盧梭曾經很明確地強調過這一點，他認為，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人類權利，甚至就是放棄自己的義務；這一棄權是不合乎人性的：放棄自由，也就是取消自己行為的一切道德性。」①

應該說，自我創造和自我保存都具有倫理性，都是每個人對自己應盡的道德責任，這兩者之間經常會發生衝突，如果一定要做出選擇和排序的話，兩者的平衡是最好的，其次是為了自我創造而放棄自我保存，再次是為了自我保存而放棄自我創造。勞動的最高和最終目的是每個人的幸福和自由全面發展，凡是有助於實現這一目的的，都具有道德上的正當合理性。

追求公平正義
勞動者具有上述三類核心倫理價值，對人類的存在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按理說應當與其他社會階級、階層處於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地位，然而，由於人類本性、社會結構、歷史運動的復雜性和曲折性，他們卻長期處於被剝削、被奴役、被壓迫的不公平、不正義的狀態之中，與此就產生了一項雖然是派生的但卻是更為重要的勞動倫理，那就是對剝削、奴役和壓迫的反抗，對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追求。前三項勞動倫理雖然保持和提高了勞動者階級內部的道德和文明水平，卻不足以直接改變整個社會的不道德和野蠻狀態，只有對自由、平等以及作為兩者統一的公平正義的追求，才是直接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追求公平正義是對勞動者的一種更高的道德要求，勤勞與節約、獨立自主與團結互助、自我創造與自我保存，固然都是不可否定和放棄的勞動倫理，但如果整個社會結構處在一種不公平的、傾斜的狀態，勞動者就始終只能在一種被規定、被控製的狀態中得到一種可憐的生存和有限的發展，只有批判、否定和顛復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勞動者才能在獲得自由、平等和公平正義的同時，也把勤勞與節約、獨立自主與團結互助、自我創造與自我保存這些勞動倫理向全社會發揚光大。

5、勞動倫理與資本倫理、權力倫理、知識倫理

強調勞動倫理的特殊性和優先性，並不是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勞動崇拜」，並不是要確立勞動倫理的唯一性或壟斷性，鑑於勞動倫理本身也具有的某些局限性®以及其他階級階層的倫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應該進一步闡明勞動倫理與資本倫理、權力倫理和知識倫理的關係。限於篇幅，這裏只論及勞動倫理與資本倫理之間的關係。

勞動倫理和資本倫理，也可以叫做雇員倫理與雇主倫理，二者共同構成勞資關係倫理，或勞動關係倫理。這裏面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勞動與資本固然是兩類不同的生產要素，勞動者和資本家之間固然利益矛盾以至對立，但在工業市場經濟體系中，實際上是互為前提和條件的，具有共同的利益。為了維護工業共同體的存在和長期發展，要求雙方達成某些一致的倫理契約或道德原則，有學者總結說：確立勞動關係是勞動關係雙方在各自獨立、自由的基礎上，為了各自利益，追求各自利益，自我選擇、理性思考的行為；同時，確立勞動關係也是平等協商、一致同意的行為，是合意行為。確立勞動關係，一方面是追求各自利益，雙方有着矛盾、衝突；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存在着共同利益而力求和諧、互惠，並在此基礎上協商、談判、討價還價以確立勞動關係，簽訂勞動合同。在這一過程中，並且以此為基礎延伸至勞動關係的運行過程中，貫穿、體現着以下幾種道德範疇：平等、公平；互相尊重，尊重各自人格，尊重雙方獨立、自由、平等行為；榮譽來自自尊、自愛、自我奮鬥（比如勞動、工作、參與管理等等）；自尊心、自愛心、知恥心，自我奮鬥，個人的尊嚴、前途、命運均來自個人自己的努力、奮鬥，自我追求，自我實現不屈從於人，不出賣自己的利益；自由發揮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力量，比如，在勞動中創造、發明，在參與管理中提出意見和改進措施，並使之實施、落實，從而改善產品質量，提高企業競爭力，等等②。

具體到雙方來說，勞動倫理或雇員倫理的要點是：熱愛工作、盡職盡力，具有敬業、樂業、榮業、永業的精神；重視工作效率，維護和諧秩序；嚴守職業紀律，不見異思遷，不隨意跳槽；勤奮勞動，努力提高勞動生產力，提高技術，提高質量；同心協力，互相合作，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發揚團隊精神；努力維護企業形象與榮譽③。

資本倫理或雇主倫理的要點是：為勞動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保障合理的工作待遇與勞動條件；重視勞動者的福利；運用恰當、合適的升遷獎勵，増進勞動者成就感；増強勞動者參與範圍，増進勞動者的使命感、歸屬感、參與感；關懷、尊重勞動者，營造企業感情、企業文化範圍；等等®。

如果雙方都遵守了上述倫理要求，那麼良好的企業文化就形成了，並且會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在勞動關係的運行過程中，堅守義務、責任、良心這些道德範疇，就可以大大減少勞動關係運行中所需要的支出費用。一方面，雙方嚴格履行合同，自覺、自願憑良心辦事，不損人利己，這就増加了未預見的收入，減少了監督、管理、檢查的費用，減少了毀約帶來的製裁費用；另一方面，由此増加了雙方的可信性，増進相互信賴，不必時時、處處防「小人』』、「盜賊』』，減少了這方面的預防性費用。由此，雙方都有了信譽，有了行為的可預測性、可預見性，減少了進一步相互考察、相互「捉摸」的費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上述勞動倫理、資本倫理與勞動關係倫理是在較為理想狀態和高級的發展階段才會出現的，並不是一開始就會形成，相反的是，在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主要由於資方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殘酷剝削和壓榨工人的不道德行為，激起了工人的絕地抗爭，在這個過程中，工人階級提出了自己的激進的勞動倫理和社會倫理，這種倫理在馬克思主義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表達：勞動創造全部價值，資本只能轉移而不能増加價值，資本的全部利潤都來自於剝削即對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侵占，因而是不道德並應當被剝奪的；應當以公有製、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取代私有製、市場經濟和按資分配。只有通過這種勞動倫理引導下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才出現後來勞資之間相對的力量均衡，才出現上述溫和的勞動倫理和比較合理的資本倫理。

三、改革開放以來勞工道德意識的演變

1、老工人勞動倫理意識的變化

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時期，一種高大上的勞動倫理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並且構成整個社會倫理的基礎，其要點可概括如下：（1)基於職工是企業和國家的主人這一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基本原理，在倫理道德上自然強調職工的主人翁責任感；（2)在職工與職工的關係問題上，倡導團結一致、先人後己、有困難就上、有好處就讓的利他主義道德；（3)在職工與企業和國家的關繫上，倡導先公後私、公而忘私、大公無私、大河無水小河干的共產主義道德；（4)在個人與組織的關繫上，倡導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甘當齒輪和螺絲釘、甘當磚和瓦的集體主義道德。在這樣一種勞動倫理的倡導下，的確湧現出一批又一批勞動模範和道德模範，他們也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大力表彰，有的甚至被提拔到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崗位（如陳永貴、吳桂賢、倪誌福、李瑞環等等）。

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計劃經濟時期的上述勞動倫理雖然在人們的表層意識和社會的宣傳輿論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在人們的深層心理結構和具體的行為選擇中，幾千年來私有製社會留下來的傳統倫理道德仍然在頑強地起作用，尤其是到了計劃經濟的晚期，這些長期被壓抑的倫理觀念和道德意識又冒出來了。由於高大上的勞動倫理嚴格抑製正常的個人需要的滿足，就導致了緊緊地繃了幾十年的高大上倫理道德的鬆弛，出現了與上述倫理原則同時存在的磨洋工、消極怠工、上班時間干私活、小偷小摸等現象。到了 8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國有企業進行兩權分離、推行廠長負責製的時期，絕對的計劃經濟體製發生了鬆動，傳統的倫理道德就得到了公開的表現。日本學者、日本青少年研宄所所長千保石在這一時期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宄所的學者做了一個社會調查，並寫了一篇長篇論文：《中國的勞動倫理——日中青年工人意識調查》。該文基本內容可簡要介紹如下

本調查着眼點之一在於探索刺激勞動熱情的因素是什麼。為達此目的，本調查問卷設計了被認為與刺激因素有關的42個問題。分析採用了順位相關的分析方法，探索了 42個項目與勞動熱情高的工人之間的關係。
調查表明，中國工人並不勤勞，儘管中國人有勤勞的傳統和精神素質。有44.4%的工人肯定地回答「車間裏有沒有遲到、偷懶的人」（日本為24.1%)，只有8%的工人肯定地回答「認真從事日常工作的人多嗎」（日本達40%以上）。甩下顧客急於下班的百貨商店售貨員；「飽經風雨」而無人認領、用寶貴的外匯換來的進口設備；車間裏聊大天的散漫氣氛；遲到、缺勤、緩慢的勞動動作……展現在眼前的如此種種，畢竟在日本是聞所未聞的。①同上書，第152頁。
造成工人懶惰和怠工的原因，一是國家主義的企業體製，「大鍋飯「、依賴國家的體製使工人喪失了勞動熱情，雖然廠長負責製賦予企業一定的經營自主權，但這是一種不完全的體製，廠長並沒有解僱工人的權利，在這種體製下，比他人工作差很多，不用擔心自己會被解僱，不用擔心獎金少拿，即使公司出現赤字，也不用擔心失業，自己也不會少拿錢。二是在車間裏形成了一種非正式的、不良的群體規範，理由很多：大人物們搞了那麼多不正之風，我們遲到5分鐘、10分鐘算什麼；拼命干又怎麼樣，干與不干工資一樣；人多活少，悠悠蕩蕩、熘熘達達也是不得己。「正不壓邪』』，好好幹活的人反而受到譴責，終於同流合汙。
意識形態的激勵失去作用。雖然回答工作是為了給社會做貢獻的工人高達83.5%，在各國青年中高居榜首，是日本的兩倍以上，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因為從更科學的順位分析法來看，在45個項目中，與有高度的勞動熱情並被評價為有能力的人正相關的動力，不是「為社會服務」（排序在第34位，在美國反而排在第15位），而是「你在廠裏被認為是非常起作用的、效率高的人」，而與勞動熱情負相關的因素，排名在前的也不是沒有社會責任感，二是平均主義的用工和分配政策。幾乎所有的職工都回答自己的工作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但這只不過是紙上談兵，嘴上念空佛，真正與勞動熱情相關的，其實還是跟其他國家一樣的因素即個人利益、個人價值和個人尊嚴，是人類共通的、與資本主義社會也沒什麼差別的個人慾望。
正因為中國的體製抑製自由競爭，中國青年反而表現出對於自由競爭的一種異乎尋常的渴望，70%的中國青年工人渴望競爭，而希望平等者僅占30%，這與日本青年工人的57%對43%形成強烈的對比。日本企業實行終身僱傭製和年功序列製，企業裏的競爭不是很激烈，但因為企業之間存在極為激烈的競爭，並沒有使員工產生依賴感，反而激發了他們對企業的認同和勞動熱情。在沒有企業之間激烈競爭的中國，青年工人贊成「同一行業間應該進行競爭」的，高達89.2%，而在日本只有45.7%。但是工人有了這種嚮往，還是一種抽象的激情，因為在回答如何才能改變現狀時，很高比例（65%以上）的工人認為取決於有一個行為正派、積極努力自主經營、關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關壞、照顧員工的廠長®。
80年代己經開始的這種勞動倫理的變化，在市場化全面推進的最近20多年來得到了全面的展開和體現。

隨着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大面積轉製為民營企業、私營企業，職工的主人翁地位瞬間塌陷，數千萬職工下崗自謀生路，80年代還停留在他們表層意識的主人翁責任感，以及建立在這種責任感基礎上的利他主義道德、共產主義道德和集體主義道德，也終於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對這種他們不能駕馭、難以抗拒的歷史變遷的強烈的道德憤慨、道德質疑和道德批判：幾代職工數十年的勞動積累朝夕之間變成少數人的私有財產，這公平合理嗎？

另一方面，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那種偷懶取巧、磨洋工、依賴、搭便車、平均主義的勞動倫理，也由於遭遇到生存危機的強大挑戰而得到了改變，下崗後的國有企業職工，一部分轉移到私營企業，一部分變為個體戶，一部分以打零工的方式獲得非正規就業，還有一部分不願或不能就業，只能依賴微薄的失業保險或低保收入勉強生存，不管他們願不願意，他們都必須適應早期市場經濟條件下弱肉強食的生存倫理。剩下的國有企業，為了做大做強，也在彷照私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產權製度、經營管理製度和勞動用工製度，職工在分享國企壟斷地位帶來的好處的同時，也逐步打破了吃大鍋飯的習慣，接受了差別對待，甚至接受了企業內部管理層與普通職工收入差距達數十倍的殘酷現實。

總之，從計劃經濟時代一路走過來的老工人，經歷了經濟、政治、文化、倫理道德諸方面的翻天復地的變化，計劃經濟勞動倫理被徹底解構，但新型的、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倫理又沒有形成起來，他們或者接受了弱肉強食的叢林生存倫理，或者只能依靠更遙遠和古老時代留下來的基本的勞動倫理資源如勤勞、堅韌、節儉、互助等等，勉強生活在一個對他們充滿風險的、前途未蔔的世界上。

2、新工人勞動倫理意識的形成

新工人在年齡上屬於70後、80後、90後，絕大多數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與老工人相比，他們的倫理道德意識具有如下特徵：

他們只是在學校接受過計劃經濟勞動倫理的相關教育，而從來沒有像老工人一樣在工作場所和職業生活中接受這種倫理的規訓，因此，一當他們就業進入市場化的勞動關係，學校裏受的那些倫理教育就迅速瓦解了，由於他們沒有經歷一個從主人翁到雇員和下崗失業者的墜落，也就不會產生對這種墜落的強烈的憤慨和道德譴責。
經過十多年農村經濟體製改革，農村基本恢復了數千年傳統的小農經濟形態，農民比城市工人率先破除了人民公社時期被強製灌輸的計劃經濟勞動倫理，恢復了歷史悠久的以勤勞、堅韌、節儉、互助為特徵的小農經濟勞動倫理，這種鄉村倫理傳統對進入城市打工的新工人有直接的影響，而打工相對務農在經濟上的比較收益，也使得農民能夠忍受非常嚴重的剝削和壓迫，他們普遍表現出刻苦耐勞、忍辱負重的勞動倫理。
新工人經過20多年全面市場化、經濟全球化和網絡文化的衝擊和洗禮，逐漸接受了人權、尊嚴、自由、平等、公正等等普世價值，面對市場經濟早期發展階段和原始積累時期的以資本為主導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生存倫理，勞動者不再是以古老的勞動倫理去被動承受巨大的生存壓力，而是開始以積極的、新型的勞動倫理去改變和提高自己的經濟政治文化地位。
四、勞工道德意識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1、一般道德觀念

您比較相信哪一種道德觀念

道德觀念人數百分比（％)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394.89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8811.03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55569.55
說不清楚11614.5 4
合計798100.00
在一般道德觀念上，主張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最少，主張與之相反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的也不多，僅占總數的11%，可見毛澤東時代崇尚的那一套高調的倫理道德己經被絕大部分工人拋棄了。除了 14.5%的工人在這個混亂的時代處於道德上困惑、失落、茫然、彷徨、無所適從、不能明確作出選擇的狀態外，高達69.5%的工人毅然決然、清醒果斷地選擇了「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應該說，這是中國工人在道德觀念上的一次偉大的進步！他們所選擇的，正是在正常市場經濟條件下占主流的道德觀念。下面是從企業類型、年齡、戶口類型、學歷、崗位和地位、收入等變量和角度分別得到的統計數據，總的來說，各種群體的工人在一般道德觀念上差別不大，對這些差別也不太好加以解釋：

不同年齡職工相信的道德觀念

 年齡
道德觀念90後80後70後60後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9.2%6.0%7.3%6.9%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17.0%9.7%3.9%9.2%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68.8%73.2%78.2%77.1%
說不清楚5.0%11.1%10.6%6.9%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戶口職工最信奉的道德觀念

道德觀念戶口類型
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9.8%4.2%3.5%20.0%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11.1%6.9%9.9%20.0%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69.9%77.8%77.3%60.0%
說不清楚9.2%11.1%9.3%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學歷職工相信的道德觀念

相信哪一種道德觀念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10.5%6.3%4.0%2.4%11.1%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15.0%8.0%8.5%5.9%22.2%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66.4%75.7%77.4%81.2%55.6%
說不清楚8.2%10.1%10.2%10.6%11.1%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不同崗位的職工比較相信的道德觀念

 普通工 初中級技術人車間科室負責
道德觀念人班組長員人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7.5%3.1%8.8%5.9%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10.4%3.1%11.9%7.8%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71.0%81.3%73.8%80.4%
說不清楚11.2%12.5%5.6%5.9%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相信的道德觀念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道德觀念1000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利己主義、個人主義25.0%7.9%9.0%4.1%0.0%0.0%
利他主義、集體主義15.0%13.3%9.6%7.0%20.8%8.3%
己他兩利、公私兼顧、個人與集體共同發展60.0%69.7%68.6%80.6%70.8%91.7%
說不清楚0.0%9.1%12.8%8.3%8.3%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2、勞動的價值感和榮譽感

您覺得「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說法過時了嗎

」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說法人數百分比（％)
是正確的和必要的17722.
是虛假和騙人的10312
雖然勞動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和否定，勞動者仍然要堅信自己的價值，努力去爭取正當的勞動權益43554.
說不清楚789
合計793100
依然相信「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占22%，認為這個說法和口號是虛假騙人的占12%，除了這兩種態度外，超過半數的人既看到了在目前勞資關係（資強勞弱）下勞動和勞動者被貶低、蔑視和否定的事實，而不再沉溺在計劃經濟勞動倫理灌輸給勞動者的那種神聖的自我感覺和自我感動之中，但他們也沒有因此而走向自卑自賤，而是堅信勞動的價值和意義，並決心去爭取正當的勞動權益，努力提高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地位。應該說，這是一種非常健康的道德態度。其中，國企工人依然相信「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比民企工人多一些，不相信的少一些，而持第三種態度的民企工人比國企工人多出4個百分點，尤顯難得和珍貴: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認為「勞動光榮，勞動神聖」是否過時

對」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看法企業類型
國企民企
是正確的和必要的24.5%14.7%
是虛假和騙人的14.8%16.2%
雖然勞動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和否定，勞動者仍然要堅信自己的價值，52.3%56.6%
說不清楚8.4%12.5%
合計100.0%100.0%

是虛假和騙人的15.8%13.1%16.9%11.8%
雖然勞動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和否定，勞動者仍然要堅信自己的價值，52.4%67.2%61.3%51.0%
說不清楚11.9%6.6%8.1%9.8%
合計100.0%100.0%100.0%100.0%
收入居中的工人比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的工人有更為積極的勞動價值觀:

不同工資收入的職工認為「勞動光榮，勞動神聖」是否過時

對」勞動光榮、勞動神聖」的看法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是正確的和必要的21.1%17.4%16.4%19.3%21.7%58.3%
是虛假和騙人的21.1%19.2%13.5%15.5%21.7%8.3%
雖然勞動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和否定，勞動者仍然要堅信自己的價值，47.4%52.7%59.2%54.2%43.5%25.0%
說不清楚10.5%10.8%10.9%10.9%13.0%8.3%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數據顯示，民企工人、農民工比國企工人、非農民工更傾向於選擇「雖然勞動遭到一些人的蔑視和否定，勞動者仍然要堅信自己的價值，努力去爭取正當的勞動權益」這種符合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的勞動倫理觀念，年紀較輕、學歷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比年紀較大、學歷地位收入處於兩個極端的工人有更為積極的勞動價值觀。需要說明的是，學歷在研宄生及以上者、車間科室負責人、收入在8001元以上者，其實己經超出工人的邊界之外了，他們對勞動的評價不能夠代表大多數工人對勞動的評價。

3、勞動動機和目的

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動機人數百分比（％)
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42152.43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12715.82
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24630.64
其他91.12
合計803100.00
超過半數的工人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這是一種真實的表達，表明在我國目前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工人的勞動基本上還處在謀生勞動的階段。但主要的動機不等於全部動機，超過15%的工人選擇了「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甚至有超過30%的工人選擇了「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這表明，對於當代中國工人來說，不能說給我一份活命工資我就滿足了並且幹什麼都行，就可以無休止地忍受剝削壓迫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如果勞動不能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如果勞動過程中體會不到任何自我實現和快樂，那麼至少工人會感受到痛苦和不滿，而不是麻木不仁、聽天由命，像牛馬和機器一樣充當純粹的生產工具。有意思的是，民企工人相比國企工人，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要低14個百分比（％)，而選擇「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的（兩者相加超過60%)要高18個百分比（％)，甚至民企工人選擇「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要超過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這種懸殊的對比有待於解釋：

不同類型企業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企業類型
主要動機國企民企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57.1%33.3%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9.0%24.5%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32.9%35.9%
其他1.0%6.2%
合計100.0%100.0%
明顯的對比是，年齡較小的工人選擇「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的多於年齡大的工人，而年齡大的工人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多於年齡小的工人，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解釋，一是年齡大的工人生活壓力和負擔重於年齡小的工人，二是年齡小的工人受教育和社會文化新潮影響的程度高於年齡大的工人：

不同年齡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年齡
主要動機90後80後70後60後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35.5%37.0%48.6%55.1%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23.4%22.1%11.9%12.6%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34.8%37.6%34.6%29.9%
其他6.4%3.3%4.9%2.4%
合計100.0%100.0%100.0%100.0%
農民工回答「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的反而多於非農民工、回答「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反而少於非農民工：

不同戶口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戶口類型
主要動機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35.5%52.1%45.6%60.0%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23.3%12.9%14.6%40.0%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35.8%32.3%38.0%0.0%
其他5.3%2.8%1.8%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除初中及以下學歷者的回答出人意料之外，具有其他學歷的工人的回答基本上呈正態分布：隨着學歷由高中到大專到本科到研宄生的遞進，回答「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依次減少，而回答「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兩項之和的依次増多：

不同學歷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學歷
主要動機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35.7%47.4%44.6%39.5%22.2%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26.3%17.1%15.4%10.5%22.2%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30.8%32.1%38.9%44.2%44.4%
其他7.1%3.4%1.1%5.8%11.1%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下面一組數據又呈正態分布：隨着崗位和地位的提高，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由多到少，而選擇「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的由少到多：

不同崗位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主要動機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45.9%46.0%34.4%39.2%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18.4%22.2%19.0%11.8%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31.4%31.7%41.1%49.0%
其他4.3%0.0%5.5%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下面一組數據與上面一組數據有直接的相關性，因為崗位和地位的高低通常與收入的高低是成正比的：隨着收入的増高，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由多到少，而選擇「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的由少到多：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從事勞動活動的主要動機

 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1001 至2001 至3001 至5001 至8001 元
主要動機及以下2000 元3000 元5000 元8000 元及以上
謀生，爭一份工資養家煳口65.0%39.9%41.7%47.8%21.7%25.0%
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5.0%20.2%16.7%19.4%34.8%16.7%
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  
得快樂20.0%32.7%37.2%31.2%43.5%50.0%
其他10.0%7.1%4.5%1.6%0.0%8.3%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1)在勞動的動機和目的上，有三組數據具有相關性，那就是國企工人、非農民工選擇「謀生，掙一份工資養家煳口」的多於民企工人、農民工，而選擇「證明自己的尊嚴和價值」和「在勞動中表現自己的才能並獲得快樂」則少於民企工人、農民工，這是否表明，國企工人、非農民工在受到國與民、城與鄉二元分割的經濟體製和社會體製的某種保護的同時，也使他們的勞動和工作的動機停留在較低的水平上，相反，民企工人、農民工、由於本身的經濟社會地位更低、不受二元分割體製的保護，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們改變自己狀況的願望、他們的自尊心和自我實現的動力就更強一些。（2)在上述大的背景下，年輕而且學歷、地位、收入較高的工人在勞動動機中有更強的自尊和自我實現成分，年紀大而且學歷、地位、收入較低的工人有更強烈的謀生動機。

4、工作倫理或職業道德

是否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人數百分比（％)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9812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12415
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51864
說不清楚597
合計801100.00
在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下，「勤勞敬業、努力創新」應該成為絕大多數人的職業道德，但在不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下，的確，工人越是勤勞敬業、努力創新，被剝削的程度就越高，從眼前利益來考慮，怠工、消極工作的人就越多，另外許多人則會為了保住飯碗或者按照資本的規則往上升遷而勤勞敬業、努力創新。令人意外的是，選擇這兩種態度的工人分別只占12%和15%。這是因為出現了第三種選項：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假定勞動與資本本質上只是一種零和博弈，並且以資本為主導的不公平合理的分配製度永遠無法改變，的確就只能出現前面兩個選項：要麼屈服，要麼消極反抗。但如果假定勞動與資本是一種正和博弈，通過工人積極的抗爭可以實現勞資雙贏，那麼第三種選項就出現了：該好好工作就好好工作，該爭取權利就奮力爭取權利！ 64%的中國工人做出了這個選擇，這不能不說大大出乎一般學者和公眾意料之外。

國企工人選擇「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的大大高於民企工人，民企工人除了選擇「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和「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多於國企工人外，還有23.8%的人表示「說不清楚」，這是否表明，民企工人由於受到顯性的、更加赤裸裸的剝削和壓迫，對企業的認同度低於國企工人，對自己宄竟應該怎麼辦還不是很清楚：

不同崗位的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16.0%15.9%12.9%7.8%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4.3%11.1%14.1%7.8%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53.4%58.7%54.0%68.6%
說不清楚16.4%14.3%19.0%15.7%
合計100.0%100.0%100.0%100.0%
80後、90後的工人相比60後、70後的工人對企業的認同度低一些:

不同年齡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年齡
90後80後70後60後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21.0%19.6%9.3%6.2%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4.0%13.0%10.4%14.6%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51.0%49.5%62.3%63.1%
說不清楚14.0%17.9%18.0%16.2%
合計100.0%100.0%100.0%100.0%
農民工比非農民工對企業的認同度低一些：

不同戶口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戶口類型
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18.7%9.6%11.8%40.0%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5.6%10.1%13.0%0.0%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46.2%61.5%64.5%40.0%
說不清楚19.5%18.8%10.7%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學歷低的工人比學歷高的工人對企業的認同度低一些：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學歷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20.3%13.9%10.7%12.8%0.0%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3.1%13.9%12.4%15.1%0.0%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46.8%56.9%59.3%52.3%77.8%
說不清楚19.8%15.3%17.5%19.8%22.2%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地位低的工人比地位高的工人對企業^的認同度低一些：
不同崗位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16.0%15.9%12.9%7.8%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4.3%11.1%14.1%7.8%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53.4%58.7%54.0%68.6%
說不清楚16.4%14.3%19.0%15.7%
合計100.0%100.0%100.0%100.0%
收入低的工人（尤其是收入最低的工人）比收入高的工人對企業的認同度低一些: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認為是否應該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

對「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看法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就沒有必要遵守，能少付出就少付出，以降低受剝削的程度25.0%15.2%16.5%13.7%9.1%0.0%
為了自己的職業發展，仍然應該遵守15.0%15.8%13.9%10.9%18.2%8.3%
在遵守這項職業道德的前提下，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40.0%53.9%51.9%57.7%59.1%66.7%
說不清楚20.0%15.2%17.7%17.7%13.6%25.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總的來說，國企工人、大齡工人、非農民工和學歷、地位、收入較高的工人更傾向於在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的職業倫理的同時奮力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而民企工人、低齡工人、農民工和學歷、地位、收入較低的工人，選擇不遵守或被動遵守「勤勞敬業、努力創新」這項職業倫理的要多一些。這說明民營企業的生態環境對於工人培養和發展先進的職業倫理是不利的。當然，即使是上述工人，選擇積極的職業倫理的仍然占多數。需要指出的是，國企工人情況較茫�很大程度甚r怯捎詮�企获得了垄鄂r找媯�给工日f拇�郁渿D岳此當讓衿笠�高一些，覊末这种垄断优蕽姄]辛耍�国企工日f鬧耙德桌磧Ω鎂突嵊寫蠓�儿o南陸怠�

5、勞動者之間的關係

在同一企業和行業的勞動者之間有沒有必要進行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

對勞動者之間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人數百分比（％)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30838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486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還價的能力33742
說不清楚10112
合計796100.00
勞動是一個分工合作的過程和體系，由此產生兩項倫理要求：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在沒有出現「他者」對勞動過程和結果的剝削、壓迫和控製的情況下，這兩項倫理是簡單明了的，但在資本控製勞動的情況下，事情就變得復雜了，可能由於勞動者之間的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而提高了勞動效率，在資本大獲其利的前提下，勞動收入也能得到一定的提高，但這並不是必然的，而且工資増長的速度可能會遠遠低於利潤増長的速度，反過來加重了資本對勞動的剝削，於是就會出現部分勞動者否定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想法和做法。但在上述問卷調查結果中，這部分工人只占6%，80%的工人肯定了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其中一部分工人（38%)是根據直觀和對眼前利益的考量做出肯定的，另一部分工人（42%)則有更加深遠的考慮：雖然勞動者之間的積極的分工合作暫時讓資本獲得了更大的利潤，但在工人們之間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過程中，處於弱勢地位的工人內在的本質力量積累和増強了，工人的個體力量和集體力量發展壯大了，這就為勞動與資本的平等博弈準備了主體條件，從而有利於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這是中國工人己經形成的一種非常可貴的倫理品質和道德意識。

可能是因為國企對工人的剝削和控製比民企要隱性一些、工人的待遇要高一些的緣故，

國企工人選擇工人之間有必要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要多於民企工人: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對勞動者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認識

對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企業類型
國企民企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48.3%33.9%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3.3%12.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34.1%31.7%
說不清楚14.2%22.4%
合計100.0%100.0%
各年齡段的工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沒有明顯的差距：

不同年齡職工對勞動者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認識

對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年齡
90後80後70後60後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36.2%33.4%45.1%49.6%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7.8%8.7%5.4%10.1%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39.0%38.1%30.4%19.4%
說不清楚17.0%19.7%19.0%20.9%
合計100.0%100.0%100.0%100.0%
非農民工出於爭取更高收入的考慮，贊成「勞動者之間平等競爭、互助合作」的多一些，而農民工出於提高自己的個體能力和集體能力的考慮贊成「勞動者之間平等競爭、互助合作」的多一些：

不同戶口職工對勞動者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認識

對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戶口類型
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35.1%39.9%46.7%40.0%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9.9%9.2%5.3%2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34.3%32.1%31.4%0.0%
說不清楚20.6%18.8%16.6%4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不管是出於爭取更高收入的考慮還是出於提高自己的個體能力和集體能力的考慮，學歷較高的工人贊成「勞動者之間平等競爭、互助合作」的多於學歷較低的工人：

不同學歷職工對勞動者之間競爭與合作的認識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39.2%41.8%35.6%43.0%44.4%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12.2%10.3%2.9%4.7%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30.2%28.8%40.2%33.7%44.4%
說不清楚18.5%19.2%21.3%18.6%11.1%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班組長和車間科室負責人為爭取更高收入而贊成「勞動者之間平等競爭、互助合作」的高於普通工人和初中級技術人員，相反，認為這種競爭與合作會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的少於普通工人和初中級技術人員，表明他們作為基層和中層管理人員對於企業有更多的認同，車間科室負責人選擇第三項的最少，表明他們感覺到了，如果工人通過平等競爭與互助合作提高了個體能力和集體能力、加強了與資本討價還價的能力，會増加他們作為中層管理者執行資本意誌的難度：

不同崗位的職工對勞動者之間公平與合作的認識

對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37.8%41.3%38.9%54.9%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9.8%7.9%8.9%3.9%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32.7%38.1%32.5%23.5%
說不清楚19.6%12.7%19.7%17.6%
合計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工人相對其他工人，贊成勞動者之間平等競爭與互助合作的最少: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對勞動者之間公平與合作的認識

對公平競爭與互助合作的認識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有必要，以提高勞動效率，爭取更高收入20.0%40.2%36.0%42.9%52.2%50.0%
沒必要，這只會讓資本得到更多好處，加重資本對工人的剝削20.0%12.8%9.6%5.7%0.0%0.0%
有必要，可以提高工人的個體能力和集體力量，從而加強與資本討價15.0%29.9%35.7%32.2%30.4%25.0%
說不清楚45.0%17.1%18.8%19.2%17.4%25.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數據顯示，學歷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從加強工人自身的個體力量和集體力量的考慮出發，對勞動者之間的平等競爭與互助合作有最為積極的態度，學歷地位收入最高的工人則更多地是從増加眼前收入的角度出發贊成勞動者之間的平等競爭與互助合作，學歷、地位、收入最低的工人則持相對消極的態度。

6、勞資關係

(1)面對不公正的態度

當確信自己受到企業方面不公正的對待時，您會怎麼處理

處理方式人數百分比（％)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3812.27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637.88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45757.20
離開，另謀出路12916.15
其他121.50
合計799100.00
勞動倫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是，面對剝削和壓迫等不公正的待遇時，是默默忍受還是挺身反抗？如果勞動者勤勞敬業、努力工作、競爭和合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生產力和勞動效率，卻消極順從、忍受「他者」的掠奪，那就是尼采所說的「奴隸道德』』；只有當他們奮力追求自己的權利、反抗不公正的剝削和壓迫時，他們才具有尼采所說的「主人道德」一這裏取其做自己的主人的意思，並非是反過來成為別的奴隸的主人。上述調查結果表明，80%以上的工人選擇了抗爭，其中少部分（24%)選擇消極的抗爭（「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離開，另謀出路」），大部分（57%)選擇積極的抗爭（「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只有17%的人選擇忍受和認命，其中國企工人選擇此項的比例大大高於民企工人：

不同企業類型職工受到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企業類型
處理方式國企民企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27.8%9.6%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4.0%21.4%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55.6%55.5%
離開，另謀出路10.3%13.2%
其他2.3%0.2%
合計100.0%100.0%
60後工人消極認命的比其他年齡的工人多得多:

不同年齡職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年齡
處理方式90後80後70後60後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5.2%13.3%13.6%27.3%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20.7%16.3%12.5%7.8%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51.0%57.5%59.2%50.8%
離開，另謀出路12.4%12.3%13.6%12.5%
其他0.7%0.7%1.1%1.6%
合計100.0%100.0%100.0%100.0%
農民工反對消極認命、主張積極抗爭的比非農民工多:

不同戶口職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戶口類型
處理方式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1.2%20.4%21.7%20.0%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17.6%12.7%12.0%40.0%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56.9%53.4%54.8%40.0%
離開，另謀出路14.1%11.8%10.2%0.0%
其他0.3%1.8%1.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學歷較低的和學歷最高的更傾向於反對消極認命、主張積極抗爭:

不同學歷職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2.9%16.3%22.2%16.9%11.1%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15.6%16.9%9.1%13.3%33.3%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60.4%55.6%54.0%45.8%55.6%
離開，另謀出路11.1%10.2%13.1%21.7%0.0%
其他0.0%1.0%1.7%2.4%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在不同地位的勞動者中，班組長選擇消極認命的最少，而選擇積極抗爭的最多:

不同崗位的職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7.0%11.3%17.4%18.4%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14.4%9.7%16.8%12.2%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55.3%72.6%53.4%51.0%
離開，另謀出路12.3%6.5%11.8%18.4%
其他1.0%0.0%0.6%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和收入最高的，選擇消極認命的都比較多，而選擇積極抗爭的相應地比較少，收入居中的選擇消極認命的比較少，而選擇積極抗爭的比較多，這個數據可能與學歷那一項的數據有衝突：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待遇時的處理方式

處理方式 I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1001 至2001 至3001 至5001 至8001 元
 及以下2000 元3000 元5000 元8000 元及以上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30.0%17.6%13.5%18.2%26.1%18.2%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15.0%18.2%14.5%13.6%13.0%18.2%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  
抗爭50.0%52.4%55.7%58.7%43.5%36.4%
離開，另謀出路5.0%11.2%15.4%8.3%17.4%27.3%
其他0.0%0.6%0.9%1.2%0.0%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各子項或組別的數據比較混亂，不好做出有效的分析，但不影響總體數據的有效性。

(2)反抗不公正的方法

您覺得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徑是什麼

方法和途徑人數百分比（％)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526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權益34644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18924
找熟人幫忙425
司法途徑14518
其他111
合計785100
具體到反抗不公、爭取合法權益的方法，選擇最多的是「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權益」（44%),其次是「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24%),這表明更多的工人習慣於通過個人或少數人與企業管理者的疏通來改善自己的境遇，工人的團結和組織意識還沒有普遍發展起來，不懂得通過工會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通過罷工等集體行動來迫使資方讓步和妥協，無數事實表明，沒有這樣一種強大的博弈機製和壓力機製，僅僅通過與管理層的疏通，效果是偶然的和微小的。工人的團結和共同抗爭這種最高的勞動倫理還有待於形成和發展。相對來講，國企工人更傾向於通過與企業管理者積極疏通來爭取自己的權益，而民企工人在團結和組織方面的意識高於國企工人：

不同類型企業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企業類型
方法和途徑國企民企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7.3%8.5%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利益55.8%49.5%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15.0%26.9%
找熟人幫忙3.7%3.5%
司法途徑16.6%11.2%
其他1.7%0.4%
合計100.0%100.0%
從年齡看，60後、90後訴諸於個別努力的傾向略高於70後、80後，而訴諸於自組織的傾向略高於70後、80後：

不同年齡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年齡
方法和途徑90後80後70後60後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7.1%6.1%9.3%11.2%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利益58.2%52.6%45.9%54.4%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17.7%24.6%25.7%16.0%
找熟人幫忙3.5%3.4%2.7%4.8%
司法途徑13.5%12.6%15.3%11.2%
其他0.0%0.7%1.1%2.4%
合計100.0%100.0%100.0%100.0%
農民工訴諸於自組織的比例略高於非農民工:

不同戶口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方法和途徑戶口類型
農業非農居民戶口（不分城鄉）其他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8.2%8.6%6.6%20.0%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利益51.6%49.5%54.2%60.0%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25.0%21.8%18.1%0.0%
找熟人幫忙3.3%2.7%5.4%20.0%
司法途徑11.3%15.9%14.5%0.0%
其他0.5%1.4%1.2%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學歷最低和學歷最高的訴諸於個別爭取的較少而訴諸於集體抗爭的較多:

不同學歷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方法和途徑學歷
初中及以下高中（中專、職高）大專（高職）本科研宄生及以上
您認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只好認了12.9%16.3%22.2%16.9%11.1%
您採取出工不出力等方法進行抗爭15.6%16.9%9.1%13.3%33.3%
您採取一切合法的手段進行積極的抗爭60.4%55.6%54.0%45.8%55.6%
離開，另謀出路11.1%10.2%13.1%21.7%0.0%
其他0.0%1.0%1.7%2.4%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
地位較低的工人傾向於向管理者個別爭取的比地位較高的工人少，而傾向於集體抗爭的比地位較高的工人多：

不同崗位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的方法和途徑

方法和途徑您在企業裏的崗位
普通工人班組長初中級技術人員車間科室負責人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7.9%1.6%10.7%6.0%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利益49.7%50.0%59.1%56.0%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23.7%25.8%16.4%20.0%
找熟人幫忙4.0%0.0%3.8%4.0%
司法途徑14.3%22.6%8.2%14.0%
其他0.4%0.0%1.9%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
收入最低的選擇個別爭取的最少而選擇集體抗爭的最多:

不同工資收入職工認為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最好方法和途徑

方法和途徑您目前的月平均稅後工資收入（含獎金、節假日加班費等）
1000 元及以下1001 至2000 元2001 至3000 元3001 至5000 元5001 至8000 元8001 元及以上
用腳投票，隨時尋找更好的就業機會10.5%8.1%9.6%5.3%13.6%8.3%
與企業管理人員積極疏通以爭取自己的應得利益31.6%50.3%51.1%55.1%45.5%50.0%
與其他工人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有效的集體談判36.8%27.3%23.8%17.3%22.7%25.0%
找熟人幫忙5.3%4.3%3.5%3.3%4.5%0.0%
司法途徑15.8%9.3%11.9%17.3%13.6%16.7%
其他0.0%0.6%0.0%1.6%0.0%0.0%
合計100.0%100.0%100.0%100.0%100.0%100.0%
綜合分析：從各子項或組別的數據來看，大體上說，國企工人、60後90後、非農民工、學歷最低和學歷最高者、地位較高者、收入最低和最高者，選擇向企業管理者個別爭取的，比民企工人、70後80後、農民工、學歷居中者、地位較低者、收入居中者要多一些，而選擇組織起來集體抗爭的要少一些。

五、勞工道德意識發展趨勢預測

以上的問卷調查數據之間的確存在若干不能自洽和彼此印證之處，不過，大體或總體上，工人們對所有問題的回答具有明顯的邏輯一致性：國企工人、大齡工人、非農民工、正式工、學歷地位收入最低的和最高的工人，其勞動倫理取向中保留有較多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倫理遺留下來的影響，民企工人、年輕工人、農民工、非正式工尤其是合同工、學歷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則較多地形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的勞動倫理。

國企工人、大齡工人、非農民工、正式工與民企工人、年輕工人、農民工、非正式工在勞動倫理或勞動道德意識上的差別不用多加解釋，應該說，隨着國企的進一步減少和市場化，隨着城鄉二元分割體製的破除，前者的勞動倫理取向會融入到後者的勞動倫理取向之中去，這應該是一個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這裏需要解釋的是，學歷、地位、收入具有正相關的關係，學歷最低、地位最低、收入最低的工人，尤其是臨時工和1000元及以下收入者，之所以較多受到計劃經濟時期勞動倫理的影響，是因為他們在市場經濟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和上升的空間，他們不太能夠接受市場經濟勞動倫理，反而對計劃經濟時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留戀，有些人甚至會產生徹底否定市場經濟、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狂熱想法。

學歷最高、地位最高、收入最高的工人，尤其是那些擔任中層管理職位的車間科室負責人，其實己經不能歸入嚴格的工人範疇之中了，他們承上啟下地履行資本的管理職能，理所當然地接受了資本倫理的要求和規則，他們可能也對資本的霸權感到不滿，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尊嚴受到傷害，他們甚至會同情工人們的境況和要求，但相比工人，他們畢竟是既得利益者，這就可以解釋他們在答卷時所做的一系列倫理道德上的選擇。

學歷、地位、收入居中的工人，是工人的主體部分，他們既不像最弱者那麼絕望和無助，也不像學歷、地位、收入比他們更高一點的職員可以沿着資本允許和需要的管道升遷。他們最容易產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占主導地位的勞動倫理思想。

新型勞動倫理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如下：

拋棄了計劃經濟時期倡導的那種極端的利他主義、集體主義和共產主義勞動倫理，承認了勞動者追求個人利益、個性發展的歷史合理性和倫理道德上的正當性，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計劃經濟時期那種偷懶取巧的、隱性的機會主義倫理，勤勞、敬業、誠信、負責等古老的勞動倫理再度得到恢復。
在繼承和發展勤勞、敬業、誠信、負責、節儉、團結、互助、謹慎、務實等古老的內向型勞動倫理遺產的同時，着重突出市場經濟條件下自由競爭、追求個人權益和個性發展、勇於反抗剝削和壓迫、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外向型現代勞動倫理，這種新型倫理是市場經濟得到正常、健康、長遠發展的寶貴道德資源。
由於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普遍出現了種種不公平、無公正、非倫理、反道德的現象，由於權力和資本及其聯盟試圖壟斷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由於大眾文化和人們的曰常生活深受權力拜物教、金錢拜物乃至暴力崇拜和陰謀崇拜的侵蝕，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勞動倫理崩潰以後，古老的純樸的勞動倫理並沒有得到完全恢復，而新興的市場經濟勞動倫理一時還不能完整地建立起來，一些工人還受到奴隸道德的毒害，一些工人效彷有權有勢者的叢林法則，還有一些工人在倫理道德上迷茫徘徊、無所適從。儘管如此，讓我們感到振奮和驚喜的是，超過半數的工人至少在主觀上選擇了，或者願意奉行健康、正確的勞動倫理，他們彷佛對社會發展的前景有着驚人的直覺，拒絕回到計劃經濟時期那種表面平等實際上既無自由又無平等因而也是不公正的社會狀況，他們願意積極地加入到市場經濟之中，通過成為市場經濟的真正主體，通過爭取和實現自由而平等的權利，通過團結和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使市場經濟朝着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工人將進一步拋棄和清除計劃經濟時期那種顯性倫理和隱性倫理，進一步清洗自己身上的奴隸道德，弘揚和發展一種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而又反過來規範和引導市場經濟健康、公平、長遠發展的勞動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