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共左派的社論選集 五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2年09月19日12:53:2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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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二年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二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四年 中國：武漢12位訪民在北京集體自殺 2013年12月11日，武漢江岸區12位拆遷戶10日在北京集體喝農藥自殺，抗議當局暴力拆遷。事後，他們在被緊急轉移到北京解放軍307醫院進行急救後，都脫離了生命危險。 他們原是武漢江岸區塔子湖街新春村的外來居民。2010年10月，當地政府以所謂城中村改造為由，拆遷江岸區新春村村民住房，他們認為拆遷的補償標準過低——他們買的房子的市價在每平方米一萬元左右，但政府提出的拆遷賠償只有每平米450元，他們沒有和村委會達成協議，但房屋卻遭到了政府的強拆。四年以來，他們不停地去北京上訪。在上訪的四年中，他們耗光了他們的積蓄。參與這次集體自殺行動的梅翠英說：「把我的房子拆之後，我住的也沒有，生活來源也沒有！只有覺得死掉，心裏才舒服一點。」參與這次行動的成員都有同樣的遭遇。在政府違法強拆之後，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們被迫地選擇了自殺。 在事後，中國政府迅速封鎖了一切有關此事的報導。南都網在事後刊登了題為《12名訪民北京喝農藥集體自殺》的報導，但很快，該報導就遭到了刪除。其他有關此事的報導，也同樣遭到了被封殺的命運。與此同時，政府也加強了對參與此次自殺行動的人員的控製。他們被送醫急救後，有10人在13日被送往派出所拘押。據悉，他們隨時有被警方指控的可能性。與自殺訪民同村的村民曾希望進入醫院看望參與這次事件的人，但在醫院的門口遭到了警察與保安的阻攔。 政府的強拆一直以來為許多中國民眾所詬病。這次集體自殺行動，是近幾年以來最極端的抗議強拆的方式之一。此次事件的發生，正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未來的時間中，中國勞工論壇將會進一步關註這次事件的進展。 中國：「社會保障性住房計劃」令群眾得益嗎？ 如今房價日益超出底層群眾的承受能力。隨着市場自由化改革進一步加深，「市場規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將會日趨嚴重。日益惡化的貧富差距和階級衝突會在住房問題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因此，中共可以在社會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公租房、廉租房、安置房）方面作出退讓，平息群眾的憤怒從而維穩。但是，政府的保障房計劃真正保障了群眾的利益嗎？ 腐敗官員私吞公產 2013年鄭州市首批經適房均價2700元，但還是超出了申請者的購買能力。當地相關規定要求，申請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要低於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四倍（目前為1360元），可以說是「越夠格者越買不起」。相比於中產階層，低收入者也更難從銀行獲得貸款。結果相當數量的經適房不僅沒能進入低收入者的手中，反而成了腐敗官員的私產。同年1月，鄭州市某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峰因涉嫌職務犯罪被捕。他一家四口擁有29套房產，其中至少11套是經濟適用房。此外翟振峰在任內曾幫助親屬的公司先後獲得3個經適房項目，藉機倒賣數百套經適房，獲利數千萬。 相比於房子，官員和開發商們有更快捷的發財門路。2009年，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對記者說出：「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起因正是，鄭州市某村原本劃撥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被開發商蓋上了別墅和樓中樓。2013年審計署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360個項目或單位挪用保障房專項資金，高達57.99億元，這些錢被用來歸還貸款、對外投資、徵地拆遷以及單位資金周轉等非保障房項目支出。同樣是在2009年，國家撥付1,800萬元建設陝西省商洛市的「柳家溝棚戶區改造配建廉租住房項目」，其中包括3萬平方米的600套廉租房。但在政府的回購合同中卻縮水為1萬平方米200套，最終實際建成的只有72套（事件曝光後開發商臨時將24套商品房改為72套廉租房充數）。在這個神奇的「魔術」中，1,600萬元廉租房專項資金不翼而飛。 百姓不獲公平分配 經適房往往滋生權錢交易，廉價的租賃房較能滿足底層群眾的需要。但在目前的體製下，公租房和廉租房同樣受官僚操控。2011年初，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告訴胡錦濤，每月租金只要77元，因而被人們稱為「77嫂」。不久後，她卻被告知要退還廉租房。因為在她女兒工作後，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過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請標準。官僚們玩弄煩瑣的條文拖垮群眾，而自己卻享受着灰色收入和權力優待，因此才會出現4歲寶寶領取廉租房補貼的鬧劇。 保障房分配製度不透明，導致10.84萬戶不符合保障條件的家庭，違規享受保障性住房實物分配3.89萬套、領取租賃補貼1.53億元。依附於官僚的知識分子當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處。以中科院為例，中科院的工資分為基本工資和項目工資，工資條上一般只顯示每月2000元的基本工資。但中科院大部分員工的實際收入在8.8萬元以上。這為他們違規獲取保障房創造了便利條件。 住房承諾 一紙空文 「十二五」規劃（2011-2015）要求建設3,600萬套（戶）城鎮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到2015年全國保障性住房復蓋面達到20%左右。政府希望藉此拉動內需，但由於地方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確實達到這目標的機會十分少。再者，建造後的房屋能否。住建部副部長公開表示，2013年保障房資金需求超過2萬億，融資缺口至少1萬億；今年的資金需求更勝於去年。由於地價便宜，許多保障房建在十分偏遠的位置。再加上質量和配套設施問題，很少人會去申請這些房子。 去年8月，《財經》雜誌報道，保障房普遍空置率在20%左右，個別地區空置率一度超過50%。過高的保障房空置率進一步加重了政府和企業的資金困難。缺乏足夠的資金支持，使各地政府難以完成如此巨大的目標。官方媒體報道說，已經完成十二五目標近七成，但這只是開工數量，實際建成量不到目標的一半。 如何確保住房保障？ 與此同時，絕大部分農民工仍被排除在保障房計劃之外，儘管一些地區已經逐漸放寬對農民工的限製。可以預見，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統治，有可能會採取更多的措施來調整保障房製度（包括取消經濟適用房），甚至會犧牲一部分不聽話的官員和開發商。但是如果不從根本上推翻官僚與資本家相勾結的體製，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社會公義。 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加上愈來愈違反中央政府的指令，住房保障計劃的指標裏必然充斥假大空的數字。此外，高官在這些房屋項目中貪汙腐敗，「羊毛出至羊身上」，遭殃的始終是勞苦大眾。即使真的建設了這些房屋，與中共官僚有裙帶關係者必然優先獲得質素較高的單位，相反平民百姓則只能拿到「次貨」。銀行和開發公司要交由群眾民主管理，清除官僚特權的控製；規劃和建設要在群眾的有效監督（不只是名義的）下進行，建成的保障房完全公有，拒絕官僚和開發商從中牟利。只有這樣才能使保障房真正保障底層群眾。 昆明大屠殺引起新一輪鎮壓與暴力的風險 3月1日，昆明火車站外發生了被稱為「31事件」的大屠殺，必然是最令人震驚的恐怖行動之一。八名身穿黑衣、手持長刀和短刀的男女進行了半小時的瘋狂屠殺。一名16歲的目擊者表示：「他們邊跑邊砍人，見人就砍。」另一名目擊表示，空氣中都是血腥味。總共29人被殺，另外143人受傷。媒體稱之為「中國911」，而顯然事件會引起巨大的政治後果。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對昆明人民乃至全中國勞動者的恐懼和悲傷深表同感。我們反對中共獨裁者的政策和鎮壓手法，這在打壓西藏和維吾爾族人等少數民族的國家恐怖行動中尤其顯着。我們亦反對宗教和政治恐怖主義的災難性手段。這些手段不但無法加速暴虐的政權倒臺，反而讓政權伺機分化受壓迫者，令建立統一而有組織的群眾反抗的任務更為復雜，最後鞏固了獨裁統治。 官方聲明指，「新疆分離分子」背後策動屠殺，將矛頭指向聚居於新疆西北部「自治區」的維吾爾少數民族的穆斯林。雲南省有25個族群和語言群體聚居，是族群多元的省份，而昆明則是其首府，與新疆距離萬丈。昆明是旅遊熱點，也是少數民族的大熔爐，不同民族之間整體上關係良好。因此，昆明成為屠殺目標，作為表面上是反對中共政策與做法的手段，令人感到憤怒與不信。一名傷者的妻子趙德秀向《華爾街日報》說：「幹嘛襲擊老百姓？我們做什麼了？」 「政治強人」習近平 昆明屠殺正好發生於本周開幕的人大政協兩會。這類似於去年10月北京天安門發生的自殺式襲擊，當時正值中共三中全會舉行的前夕。 這次血腥事件可以對中國意味深遠，特別是受壓迫的維吾爾少數族裔可能會面對暴力的反彈。習近平在掌權的首年，加大國家鎮壓，並將權力集中化。面對如此大膽兇殘的襲擊，中共政府受到的震撼顯然比起5個月前的天安門襲擊更大。習近平為了支撐其「強人」形象，受到壓力要去強硬表態，就如他聲言要「依法從嚴懲處暴恐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但「31事件」因此會被利用來將權力集中於習近平一身，以及在三中全會時新成立、為戰爭和革命作準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可預計未來新疆、西藏以及其他少數族裔地區會進一步軍事化。昆明鄰近的大樹營作為大量維吾爾族人口的定居地，已經見到大量公安和特警隊，由此可見這一情況。正如「911」襲擊後，穆斯林世界的窮人受到美國及西方支持的多次軍事入侵、戰爭和內戰，淪為最大的輸家；「31」屠殺的最大輸家很可能是受苦的維吾爾族人。從社交媒體上大量的留言可見，是次屠殺會激起反維吾爾族的種族主義反彈，至少在短期來說，這會令政權更容易在新疆加強其鐵腕政策。 「這起事件會對中國民眾的心理造成很大衝擊。」新加坡政治學家單偉指出：「這會讓中國政府有很強理由升高對新疆或維吾爾族議題的強硬政策。」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在天安門襲擊時警告，當局假汝「維穩」之名在少數民族地區加強鎮壓，造成反彈的效果。在2009年，漢族人與維吾爾族人的種族衝突，造成新疆首府烏魯木齊約200人身亡。此後，中共政權大力加強在當地的軍事布防。過去兩年，當局的策略聚焦在逐家逐戶突擊搜查，甚至在偏遠地區也是如此，令維吾爾族的人口進一步異化。自去年4月以來，該省有100人在衝突中被殺。 昆明屠殺響起了不祥的驚號，是持續的暴力可以走向何方。事件代表如此大規模的暴力首次蔓延至中國的另一地區。瑞典反恐專家Magnus Ranstorp向《衛報》表示：「無疑這是升級了。」 市場經濟，更為獨裁 中共獨裁對少數民族的政策製造了火藥桶。對於1991年時蘇聯崩解時，民族衝突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中共政權感憂心。而在俄國和烏克蘭在克裏米亞軍事攤牌之際，這種恐懼將會再次復燃。習近平尤其毫不掩飾地表示，前蘇聯領袖哥爾巴橋夫進行局部的民主改革，是犯下了災難性的錯誤，造成蘇聯倒臺。 中共政權的「解決方案」是加強獨裁統治，從最近政治審判「新公民運動」的反貪腐領袖，以至實行「GDP主義」的政策去安撫少數民族，都可見一斑。新疆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2013年的GDP增長達到11.1%，超出全國7.7%增長的數字。問題是，所有種族的窮人都不能在現存的資本主義模式的GDP增長下獲益，少數民族便尤其如此。在新疆，維吾爾族占人口46%，但只占高收入職位的13%。在勞動市場、房屋和教育受到歧視，加上喪失語言權利和收緊宗教控製，令不滿加劇。 被逮捕並面臨審判的北京維吾爾族經濟學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thi），反映出政府矛盾的立場。土赫提是一個溫和派，不反對中共統治新疆，但曾就語言文化的政策作出批評。他被指控「煽動分裂罪」，將面臨嚴厲審判。當所有異見者被標籤為「叛國」時，這向年青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傳遞了什麼信號？ 隨着中共政權的立場愈加強硬，當局將會面臨社會的抽搐。社會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種族主義，以至任何形式針對宗教、政治或族群的檢控。我們主張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包括少數民族真正的自治權或獨立權，如果這是他們民主的選擇。這場鬥爭必須連繫至反對獨裁政權的資本主義議程 － 這造成了世界最大的貧富差距之一，還有重大經濟震盪將至的威脅。 廣東茂名爆發反PX項目示威 3月30日（星期日），廣東茂名民眾抗議市政府興建PX化工廠，爆發大規模示威運動，群眾高舉「PX項目滾出茂名」、「反對PX 還我健康家園」等口號。警方多次暴力鎮壓示威者，有報導稱造成十多人死亡，約300人受傷。盡在示威爆前的一天，習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侃侃而談，指中國是和平、可親、文明的獅子。 示威的導火線是，茂名政府與茂名石化合資興建「二甲苯化工」PX項目，群眾不滿化工廠會帶來食水與泥土汙染，甚至危害生命安全。一名茂名人董先生向中國勞工論壇表示：「這些化工廠一早就有，在公館站（火車站）外可聞到異味，有傳言之前有5名學生喝了化學毒水身亡。」 PX項目固然是示威的爆發點，但茂名人對於政府腐敗的不滿積怨多時，才會爆出今次抗爭。董先生說：「茂名政府是全國最腐敗的，早年已有書記貪腐落馬。」 警察暴力鎮壓 3月30日，示威者起初的抗爭行動大致和平，但示威者被千多名警察攔阻，並毆打及逮捕，導致2人死亡。此後，民眾開始焚燒並掀翻警車，並向警亭擲石且縱火。政府的唯一回應是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特警戒備，加強鎮壓。董先生表示：「現在在茂名市區出街十分危險，好像戒嚴狀態。」當局連日來封鎖茂名，曾經勒令廣州東站至茂名雙向列車停運一天，禁止出售由茂名前往廣州的巴士車票，嚴禁民眾出城。 警察走進人群用長棍追打示威者，或者十多名警察圍毆一名示威者，引起旁觀群眾鬨動。不但是成年人，有學生亦被打至頭破血流。此外，網上亦有片段見到警察投擲催激彈、煙霧彈，並且向天開槍驅散人群。 荿名公安局副局長周沛洲說，截至星期三（2日）晚，茂名警方查處了44名涉及這次抗議活動的人員，其中刑事拘留18人，行政處罰26人，主要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和「尋釁滋事」等罪名。 政府箝製輿論 有企業迫使員工簽署「支持PX項目」的承諾書，否則不能發放工資，甚至會被解除合約。而學生亦被迫簽署「支持推進石化芳烴煉化專案，不參與任何反對活動」承諾書，否則不能獲發畢業證書。有校方禁止學生離開校園，這激發很多學生不滿，有學生焚燒承諾書，也有學生告病假曠課。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茂名高級技工學校在示威爆發後，全體3千多名學生不准離開校園。學生於是校園聚集起來，自製標語反對PX，更重要的是有學生號召罷課行動，將抗爭升級。 而當地網絡更被封鎖，除了手機外其他設備都不能上網，而且民眾被當街截查手機，並強行刪除相關反PX抗議的資訊。各大網上論壇不斷刪貼，加強刪除有關PX項目的文字、圖片、短片等相關資訊，微博前日更一度禁搜「茂名」二字。 此外，有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及《明報》記者分別在茂名採訪時與在酒店裏被驅逐帶走，並被迫簽悔過書。 因此，茂名示威者都十分渴望境外媒體到來採訪。董先生說：「我覺得生活在中國就像在豬圈一樣，外界的事什麼也不知道。香港人也要守住香港權利…」 市政府一方面強硬鎮壓，另一方面裝出軟性姿態拖延時間，表示：「絕大部份群眾反對建化工廠，會重新論證，決不違背民意做決策。」但是，茂名政府昨日卻舉行新聞發布會，堅稱執法中沒有任何人身亡，進一步激起群眾的怨憤。數千市民再包圍市委，要求立刻撤回PX項目，又抗議政府發放假消息，更有高喊「市長落臺！」的口號。 廣東省聲援行動 政府封城並不能阻止抗爭蔓延開去，在廣東省各地都有聲援行動。廣東省政府極度害怕聲援行動會演變成連鎖反應，令反抗浪潮。 4月4日（星期五）早上十時，一批深圳民眾響應網上的號召，在羅湖口岸聚集「散步」，抗議茂名PX項目。此外，有傳網民醞釀周末在深圳發起更大規模示威。 4月1日，在廣洲工作的茂名民眾，不滿政府封鎖茂名，手持「PX項目滾出茂名」等橫額，沿着中山紀念堂，遊行到廣東省政府門外。大批警察在場驅趕遊行民眾，搶走他們手中標語，有遊行人士被警察以沒有帶身份證為由強行帶走。此外，在深圳亦有20多名茂名青年聲援行動，在鄧小平像前集合，將抗議聲音蔓延開去。大批公安戒備，示威者準備拉橫額時，即時被公安送上警車帶走。 全國反PX運動四起 茂名的PX項目由當地政府和中石化合資。芳烴是可以用來生產化學纖維和塑料瓶的產品，在全國已傳有很多引發癌症村和毒死的個案。受訪的茂名人董先生說：「根本大家寧願信謠言，也不會聽官方的話。」 在2007年廈門反PX運動後，近年全國掀起反PX的浪潮，在大連、什邡、南通、寧波及昆明都曾有抗爭的往績，當中有不少成功例子。 4月1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表示○七年廈門透過示威踢走PX項目，開了公眾「非理性拒絕重化工項目的壞頭」，吁要停止這惡性循環。明顯的是，今次政府強硬對付示威者，就是要防止反抗會作為示範效應，在全國繼續發展下去。 但是，政府多次在答應停止項目後，又違背承諾暗地裏復產，令群眾更不信任官方。2011年8月大連市有過萬人示威反對福佳大化PX項目，雖然群眾一度迫使政府承諾停產，但後來該公司的PX項目又再復產。因此，在廣東江門反核抗爭時，群眾要求市政府簽署紅頭文件，承諾不興建核電廠後，才願意停止抗爭。可見群眾在鬥爭中學習到重要的經驗。 上海石化董事長王治卿在記者會上，反指「群眾認可度不高，因認識不足」，而他所關心的是PX「是否有市場占有能力」，即能撈到多少盈利。上海石化2013年有20.55億人民幣盈利，這就是資本家與政府所關心的。 茂名市這場抗爭，不單單是反對PX項目，也是對抗資本主義瘋狂發展，以及一黨專製獨裁政府的抗爭。 中國勞工論壇會密切關註事件，並儘量開發一手資料的來源。我們支持： 立即停止茂名PX項目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25周年 1989年4月15日，前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去世，事件觸發了天安門運動，是為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之一。這場運動的發展很快就超越了最初發起者的期望，並幾乎推翻了中共專製政權。 4月17日，第一批示威者為約700名學生和教師，從15公裏外的大學校園，步行到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高喊着「胡耀邦萬歲！民主萬歲！打倒腐敗！打倒獨裁！」的口號。幾星期後，這些口號獲得了世界各地的的迴響。 在四分之一世紀前，學生占領北京天安門，很大程度上是「占領運動」的先行者，與今天「阿拉伯之春」以及「占領華爾街」與臺灣「太陽花運動」有很多共通之處。八九年的血腥屠殺裏，重要教訓是需要建基於工人階級與階級鬥爭綱領的戰略。同時，運動也提出很多關於由學生領導運動的問題。除非學運以有意識的戰略武裝起來，與工人階級連結，超越中產階級，否則學運即使有其可能性，但也有其政治局限。 無數群眾前赴後繼，加入北京的示威裏，反政府的示威蔓延至全國110個城市。當局誣陷運動為一場「資產階級反革命暴亂」，但運動由開始至被鎮壓之前，示威者一直高唱的是「國際歌」。在第一次小規模遊行的5天后，在胡耀邦出殯當天，20萬人違反政府禁令，占據天安門廣場。在北京20多所大專院校號召罷課，並成立了「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以協調運動。至5月中旬，產業工人也開始組織起來，並為獨立工運奠下基礎。上述事件的發展就如一場「波蘭恐懼」（大規模的獨立工運發展起來），使當時的中共領導人感到恐懼。 托洛茨基的一句話可以概括中國當時的形勢：「一場革命就是當群眾開始直接對事件發展產生影響，並充分感知到他們進行這種影響的力量。」鄧小平因為將資本主義帶回中國，受到西方政府贊賞，但統治集團和軍方深陷分裂，正如歷史學家（Maurice Meisner）所描述的一樣，鄧小平政權「似乎陷入混亂而無能」。正如當時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國支部的報紙《戰鬥派》所說：「… 和平推翻官僚體系的所有條件都已存在…唯一缺少的確實至關重要的部分：清晰的綱領、戰略和戰術。」[1] 在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晚上，鄧小平及其執政集團內的「強硬派」終於趟着成千工人和青年的鮮血，重新收復了統治權力。鄧小平動用了20萬解放軍部隊，對中國的首都進行全面清洗。而相比之下，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也不過使用了24.8萬軍隊。根據國際特赦的數據，在北京的風暴點至少1,000人被殺害。在此之後幾周至幾個月內，有超過4萬人被警察搜捕，面臨最嚴峻後果的工人，而不是學生。在運動尾聲曾經組織或者試圖組織罷工的工人，都被判處長期監禁，乃至被以「反革命分子」的名義處決。短命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曾經號召總罷工，以迫使當局停止軍事屠殺，最後被指控策劃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所有人員都遭到通緝與追捕。 讀者應該知道，這些資料都被中共當局視為「煽動性的宣傳」。25年來，當局全面禁止「六四」的相關報道。同時，政府不停撒謊，指「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鄧小平是被迫採取行動，以避免「社會動亂」和「安全繁榮」。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迅速增長，彷佛為當年的屠殺提供的歷史的辯護理由。 但事實與中共領導所宣稱的相反，鎮壓1989年運動並未能防止資本主義重返中國。相反，中共領導人執行愈加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同時強化專製統治。那些聲稱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度是形影不離的人士，很難解釋中國發生的一切 — 而為什麼「中國模式」如此受跨國資本財團歡迎。資產階級評論員以專製手段作為解決方案，從《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的文章裏公開表達出來：「一黨專製當然有其短處。但當它是由一撮合理開明的人領導時，例如今天的中國，也有很多好處。」 今天， 80年代的中國被視為相對開放和言論自由的「黃金時代」。胡錦濤與習近平的警察機關無比的擴大，維穩費高於軍費。中共習近平被迫高調大搞反腐運動，以平息民憤，同時亦加強鎮壓，連「新公民運動」領袖許誌永等「溫和派」的獨立分子也不放過。許誌永被判囚4年，很多其他活躍分子也被投獄。中共政權的警察統治變得更為強硬，又拒絕「政治改革」，是香港六四燭光晚會規模增大的關鍵原因。近年，每年晚會有約20萬人參加，當中數千人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 當然在內地，中國當局根本不可能容忍類似的抗議活動。習近平鞏固一黨專製、全力打壓獨立政治活動的戰略，反映出深陷的社會及政治危機。這種危機會產生爆炸性的後果，即一次程度更高的新八九運動。 綜合以上原因，如今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吸取「六四」運動的真正的教訓， 將其從迷霧重重的歪曲、謊言和誤解中挽救出來，並通過新一代人的討論和研究，尋找到能真正改變社會政經製度的道路。 1989年群眾運動的起源 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70周年之際，北京的學運分子計划走上街頭抗議，目標是令抗議一直持續到5月15日，即當時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當時戈爾巴喬夫被普遍視為蘇共內（斯大林主義）各國中的「民主改革派」。學生有大量的不滿，但核心問題是擔憂，認為本應該跟隨着「市場改革」而向前的「民主化」進程，在中國發生倒退，而在當時戈爾巴喬夫統治下的東歐與蘇聯，民主化進程似似乎在向前邁進。胡耀邦逝世的新聞，令學運分子根據把握「悼念死者，譴責活人」的機會，推進他們的民主化的示威行動。 胡耀邦為中共黨領導人，於1987年被迫下臺，起因在於他處理1986年12月在北京和上海所發生的學生民運時過於「軟弱」。官僚集團內部的「強硬派」擔心政局不穩，更擔心群眾會挑戰執政當局，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受壓下，只好犧牲其盟友。胡耀邦與鄧小平一樣，是自1978年開始推進「改革開放」親資政策的先鋒。但是，他下臺後並不代表政策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胡耀邦的繼任者趙紫陽是更為公開親資的「改革派」。但是，自由派陣營和激進學生更為擔憂，害怕胡耀邦的失勢會令「政製改革」被擱置。從此，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必須採取行動」挑亂反正。 胡耀邦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前斯洛乏克領導人杜布切克，後者主張「具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而他於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被推翻。胡曾經認為，中國應從西藏撤出軍隊。他曾在1984年聲稱「馬克思和列寧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而引起了「強硬派」的眾怒。 同時，政府激進的市場政策徹底改變了社會，在諸多領域中亮起警號。西藏爆發了30年來最嚴重的暴亂和示威。這場運動被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胡錦濤無情鎮壓，其方法與鎮壓北京民運一樣。然而，胡錦濤後來升官至黨領導與國家主席作為回報。1988年通貨膨脹率達到31%，是1949年革命以來的最高水平。由於當局實行經濟緊縮措施，1989年全年超過100萬家工廠被迫關閉。 就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禮日，在西安和長沙的失業青年和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 整整一年裏，政府高層內部就價格改革的辯論而互懷敵意。最初為鄧小平所支持的趙紫陽推動價格全面自由化。當時有一套「價格雙軌製」，即同一商品同時存在國家規定的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價格。這讓一部分官僚將國家體系內的貨物通過各種手段拿到市場上銷售，以趁機漁利，造成了絕佳的致富機會。正如作為北京學者與「新左派」代表汪暉所指：「僅1988年一年裏，在價格雙軌製下，兩種價格間的差額達到3,57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一年國民收入的30%。」 [2] 趙紫陽提倡價格改革，理由是消滅利用「雙軌製」下的價格差投機，但在現實中，這會導致物價進一步上升，加劇工人和底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上層的政治僵局反映了群眾的壓力，令價格改革的撤回了。但僅僅在6月4日大屠殺3個月之後，由於群眾示威的威脅被「解除」，價格改革計劃就徹底推行。諷刺的是，趙紫陽從當時被軟禁至2005年過世，而其繼任人推行了他提倡的經濟政策。 斯大林主義製度的危機 澳洲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時年僅27歲的斯蒂芬．喬利當時正身處北京，他的第一手資料引人入勝，當中描述道：「我當時覺得我處在整個世界的中心」。很明顯，這場鬥爭會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就如同今天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資本主義工業危機和金融危機一樣。汪暉認為：「當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件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的解體，並促使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構架上得以全面主宰世界。」 汪暉的論斷有些誇大，但中國工人與青年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以及隨之而來的殘酷鎮壓，無疑加速並加劇蘇聯等東歐一黨專政斯大林主義國家的統治危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本已開始猛攻工人，但由於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危機與崩潰，使這一進程大大加速。自1970年代後期以來，斯大林主義的各國政權已經在很多方面處於困難重重之中。 基於中央計劃和國有經濟所帶來的巨大優勢，在建國初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但此後由於官僚統治令其窒息，經濟處於全面停滯之中。假如不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也即是由工人階級積極地民主參與到社會經濟的整體運行中，那麼這一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隨着斯大林政權經濟危機日益加劇、殘酷鎮壓的本性，加上民眾渴望民主，而且官僚體製逐步破壞工人權利和社會保障，由於斯大林主義國家都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統治，因此部分群眾對於「社會主義」日漸反感。而這一取態尤其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官僚本身的身上。在中國，由於1966-67 年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混亂後果，特別是「知識分子」被毛派打為「壞分子」，令不少知識分子特別敵視「共產主義」。 在整個斯大林主義世界中，以中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首，部分斯大林政權的官僚開始寄希望於資本主義，作為維護其自身權力和特權的生命線。在毛派「四人幫」被逮捕並打倒之後，鄧小平於1978年掌握政權，並在中國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當時並沒有復辟資本主義的完整計劃，最初是試圖在官僚計劃經濟中「務實地」結合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 — 如給予管理層「獎勵」、減少對工人的保護、對私人財富和投資更為開放等。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更為有明確意識的親資政治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步浮現，而鄧小平和趙紫陽就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上層的變化造成重大的經濟轉變。首先，所有的農業生產在1979-83年全部私有化，不但沒有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民主化改造人民公社，反而徹底地取消人民公社。農村地區的醫療教育資金過去一直依賴人民公社的支持，私有化製造了一個巨大的「黑洞」。同時，政府還推行「沿海地區開放戰略」，將更大的權力移讓給東部沿海省份，並鼓勵這些省份融入世界市場，特別是通過海外華人的投資。而且以資本主義方式運行的「特區」，也分別在幾個地區建立，並隨後擴展至更大範圍。習近平父親習仲Ｘ就任廣東省委書記時成立了經濟特區，因而被認定為經濟特區的先驅。其他的「改革」還破壞了國企工人的職安與福利，同時國家以「刺激經濟」的輿論宣傳去合理化社會的不平等，並指責國企工人過於「嬌慣」。同時，在1986年通過了一項新的勞動合同，從而廢除國企的終身僱傭製度。這些變化本身還並不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但無疑是對計劃經濟的大量侵蝕，並損害工人階級的地位。 毛派寫手李民琪，其本人曾經參與了1989年運動（儘管他承認他當時還是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民主派」）描述了從1985年之後所發生的一切： 「官方的電視節目、報紙和雜誌積極描繪西方資本主義的高度繁榮和東亞『四小龍』所表現出來的活力。似乎只有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落在後面…資本主義從超額剝削的血汗工廠，變為民主、高工資、高福利以及工會保護工人的權利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國工人階級才能根據自身的經驗，感受到資本主義對於現實生活到底意味什麼？」[3] 該如何定性1989年運動？ 今天，由於當局封鎖訊息與討論自由，外界對於天安門事件本身有很大的誤解和混淆。一些中共的辯護士仍然將八九六四視作「顏色革命」，並將之歸類於與2003年格魯吉亞和2004年烏克蘭政變。直到今天，他們仍然將運動描繪為親西方資本主義的，而示威者不過是外國帝國主義的「傀儡」。這一想法也為中國部分新毛派運動者所接納，矛頭直指八九運動中很多領袖今天的親資立場，但這並不一定代表這些人當時的所作所為。但是，重要的是，愈來愈多受毛派影響的青年已經開始重新審視這一思想，並開始將八九看做真正的「人民運動」。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 與眾多的群眾運動一樣，天安門運動是極其復雜和多樣的。尤其在一黨專政下，且缺乏獨立的工人階級等受壓迫層的政治組織，這情況不可避免的。由於長期處於專製的黑暗之下，這場運動的內部的政治光譜，就如彩虹一樣百花齊放。最初，八九運動中的一些勢力對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抱有幻想，甚至傾心於「臺灣模式」，這思潮雖然在整場運動中具一定影響力，但絕非是決定性的。其他一些人則給予希望於「恢復社會主義」，並在思想上靠攏戈爾巴喬夫。但主要是在工人中，已經明顯出現了反對「改革開放」，並有捍衛國有資產（1949年革命的最重要成果）的想法。各種思潮的共同點是，渴望民主，日益不滿現政權，但至於以何種方式取而代之，卻絲毫沒有清晰的概念。 無疑，運動最初發起於知識分子和其學生支持者，也就是今天所稱呼的「新自由主義者」（當時詞彙還未被使用）。他們接近黨內趙紫陽一派勢力，政治面貌不僅是「民主」，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製度。但是，這些人當時並沒有像後來那麼直接表達支持資本主義。不少學運領袖並不想推翻政府，而寧願希望能幫助以趙紫陽為首的親資一翼控製局面。而這一路線也為他們的一個中心訴求所證實：支持（毫無實際權力的）全國人大召開臨時會議，對官僚進行質詢乃至改選，並使「強硬派」勢力從政府中消失。正如當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所回憶的：「我們當時的目的，就是要政府聽見我們的聲音並與我們對話，這是唯一的真正目的。」 但是，一旦打破了心理障礙，人們就自然會走上街道，勇於公開衝擊獨裁製度。學生的抗議就像是一塊巨大磁鐵，吸引了社會中所有積累的不滿情緒。這樣打開了運動的閘門，一些的社會力量雖然與學生領袖的利益與目標並非完全共同，但也湧上街頭。即使在學生中，也存在着較年長、較享有特權的親趙紫陽階層，以及較年輕、較激進的多數派，視趙與其他中央官僚沒有根本性的不同。從群眾以「太子黨」為稱呼就可見這點。而就連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後代，都是惡名昭彰的「太子黨」，遭到無數示威者的譴責。如當時的一個順口熘：「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林彪的兒子搞政變，鄧小平的兒子搞捐獻，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 毛澤東主義對於這場運動也有重要而矛盾的影響。不少在北京以外的地區，尤其是在一些工業城市，群眾舉着毛的畫像或佩戴他的徽章走上街頭，以所謂毛時代官僚領導「極為清貧」的生活方式，與當時鄧小平當局官僚的奢侈生活作為對比。而在北京這種現象並不多見，多數學生都厭惡毛澤東，認為他原比其鄧小平更為獨裁。但即使在北京，學生於5月12日所發起的絕食裏，所採用的口號及運動手段也可見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子。有一個具爭議性的場面，就是當時一些學運領袖指「絕食」過於激進。然而，「絕食抗議」卻成為運動的轉折點，其他階層，尤其是工人階級，開始「跨過藩籬」，毅然加入運動。 廣泛群眾階層的介入改變了運動性質，並使之推向另一個方向：從支持和尋求獲得某一派官僚支持，日益轉變成為一個公開挑戰整個官僚體系的運動。就當時而言，天安門運動發展得愈來愈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經濟改革」，是整個斯大林政權陣營中一個較奇特的現象。汪暉作為六四最後離開廣場的學生之一，在2006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提到，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而且來源於「對於市場改革衝擊所帶來的痛苦」。 政治革命在八九時是幾乎可以實現的，即是保留國有經濟下無價的社會成果，但同時將新政權完全置於工人的民主管控下。但問題是，在於當時缺乏實現這一目標的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缺乏一個真正的、深深紮根於工人與學生中的、能在每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從下而上地以清晰的綱領、戰術和口號，去引導群眾運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夠有意識地引導不自覺的群眾運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以取代資本主義和斯大林主義。 東莞裕元鞋廠大規模罷工 過去三日，臺資企業裕元在東莞有10間鞋廠中，有6間爆發罷工，事由工人揭發資方沒有按法例繳足社保以及住房公積金。 「資方欺騙了我們10年。」一名女工告訴《路透社》說：「高埗（地方）政府、勞動部、社保機構和公司都在欺騙我們。」 「我們很多人都發現，資方為我們的社保供款每個月少了至少200元，已將近20年了。」另一名工人向香港《南華早報》說道。 罷工數字飆升 這場罷工象徵着新一波的工人鬥爭浪潮，尤其在廣東以至中國其他已發展地區。最近，三星、聯想、諾基亞和沃爾瑪等企業都受到波及。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顯示，在2014年首季，罷工次數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三分一。該組織的報告也指出，警察介入和拘捕次數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可見「地方當局更強硬回應」。最近，不少工運分子受到法院審訊，也證實了這個趨勢。 東莞名為「世界工廠」，擁有約1,000萬勞動人口，由於全球經濟危機以及中國傳統出口市場放緩，近年經濟受到重創。過去該市發生了幾次大規模罷工，抗議拖欠遣散費、工資或周邊保障。當中包括，裕元鞋廠上次於2011年爆發罷工，當時有7,000工人抗議裁員和削減工資。 引用中共喉舌《環球時報》所指，今次裕元罷工「規模巨大」，有數以萬計的工人參與。由於官方審查造成資訊不流通，不出所料，各媒體所報導的參與人數均不同，從1萬人到更多不等。罷工在中國當然是非法的。有與罷工工人聯絡的NGO分子張誌如（譯音）稱，4月14日（星期一）有超過3萬人罷工，然後在星期二有更多人加入。理應掌握國安機關情報的《環球時報》報導，罷工工人高達4萬人。 「違法行為」 臺資企業寶成國際集團旗下的裕元鞋廠為鞋具代工，就好比富士康為電子產品代工一樣。裕元網站宣稱公司是「全球最大鞋具品牌的製造商」，每年為Nike、Adidas、Reebok、ASICS、New Balance、Puma、Converse、Salomon、Timberland等品牌，生產三億對鞋。沒錯，上述品牌都是由同一班人製造的！ 近年，裕元開始縮小在中國的業務，將生產線轉而到印尼和越南等工資更低的地區。由於企業紛紛撤離，搬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分，因此工人的抗議次數急升，以反對拖欠遣散費或削減成本。 根據中國的法律，所有公司都需要為工人全數繳交強製性的社保 ─ 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住房津貼和意外保險。最近的法律改革令農民工在遷出城市時，可以連帶這些保險轉移，令到工人們更能留意到公司有否履行責任。設於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最近調查了400所企業，當中竟然沒有一所是有全數繳交應付的社保費用。因此，裕元鞋廠工人面對的問題，實際上是整個製造業的問題。 「我有同事估計，裕元幾年來拖欠工資高達10億元。」一名中層管理職員告訴「中國勞工觀察」。 4月5日，裕元鞋廠開始罷工，數百工人抗議，堵塞了附近的天橋。公司回應會保證解決事件，但後來沒有滿足工人要求，引發工人於4月14日再次罷工。數以千計的工人參與抗議遊行，帶同橫額，寫上「還我社保，還我住房公積金！東莞寶成（裕元）違法可恥！」 政府從廣州和珠海動員了大約2,000名警員，根據目擊者透露，有20名罷工工人被捕，甚至有手持橫額的工人被毆打。一名工人向「自由電臺亞洲」表示，有罷工工人在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後被送往醫院。重要的是，警察鎮壓反而強化了工人的意誌，令更多人加入罷工，與其他地方的現象相似。未來數天將會是關鍵，裕元已經發出最後通牒，威脅若果員工在三天內不肯返回工作，就會將其解職。 工人們利用社交媒體作為建立罷工的重要工具，這趨勢在中國罷工和群眾抗爭中經常發生。根據一名裕元工人所說，過千名工人在4月5日第一次抗議的前幾天加入了一個網上QQ群組。這個群組已經被當局查禁，但工人們也建立了新的群組並吸引了更多人加入。 鎮壓加劇 正當裕元罷工在爆發之際，廣州法院判決11名保安去年在廣州中醫大學醫院進行長期罷工為「糾眾滋事」。《金融時報》正確地將判決描述為「反映出當局對最近冒起的工運的不容忍取態。」 案件中，六名被告被判八個月的徒刑，因此會在這個星期獲釋。而另外三人則判處九個月徒刑。「糾眾滋事」罪名最高可判以五年監禁，廣州法院的判決出奇地相對輕微。此罪名也於1月用以判決反貪腐運動份子許誌永監禁4年，另外十名許誌永帶領的「新公民運動」成員也受到同樣指控。 另一重要判決，吳貴軍的案件，也快將有結果。吳貴軍為41歲的工人領袖，因為在深圳的港資企業迪威信家庭用品廠組織了一場罷工，而遭受「聚眾擾亂秩序」的類似指控。這次代表政府更強硬判決工運為非法，因而引發了全球的示威行動。去年，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與中國勞工論壇組織了全球同步聲援吳貴軍的行動，在印度、柏林、聖保羅、悉尼等九個城市的到中國領事館裏抗議。 「如果還有一絲正義尚存的話，吳貴軍的罪名將不會成立。」他的律師在4月4日的審訊日中說道。吳貴軍已經被關押了超過300天，被指控在去年5月帶領堵塞馬路的行動，但有出庭作證的工人指出，吳貴軍本人其實是反對這個行動。要求釋放吳貴軍的運動將會繼續。《中國勞工通訊》報導，吳貴軍的兒子和支持者發起網上連署，得到了超過12,000次轉載。 建立真正的工會 即使政權試圖加劇鎮壓，罷工浪潮迭起不僅展示出中國工人的鬥爭意誌，也反映出越來越精密的組織與策略。工人的期望也在提高，裕元罷工工人的網上帖子批評了公司的官方工會的角色，並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工會代表。工人們為建立自己的獨立組織而鬥爭，以對抗資本剝削和專製警察國家 － 這進程欲罷不能。對於「世界工廠」裏面的鬥爭，全世界的工人和工會分子都應給予最大支持！ 中國：運動鞋具廠五萬工人大罷工 這是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並吸引了國際關註。裕元工業集團在東莞高埗廠房的罷工，已經寫入歷史。廣東省東莞的生產占全中國出口的五分之一。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對如此大規模的示威及其所引發的漣漪效應都相當憂慮。罷工人數一度高達5萬人，工人要求取回公司未繳付的鉅額社保及退休金。 裕元稱，罷工造成的直接損失達到6千萬美元，這足以證明工人的經濟力量。全體工人所需要增加的社保及津貼合共為3,100萬美元，只占裕元2013年盈利（4.35億美元）的一小部分。 中國的福利製度混淆不透明，令全國企業可以合法逃避付款，從而欺騙工人。一個月前，工人發現裕元繳付的社保是基於他們的基本工資，而不是總工資，即少算了加班的工資在內，違反了法例。工人發現裕元的工作合約並不符合法律，於是要求撥亂反正，同時重要的是，他們也要求有權組織自己的工會，並且不要追究罷工工人。 裕元為Adidas、Nike、Timberland等國際品牌製造全球五分之一數量的運動鞋。在現今中國的政治製度下，罷工是違法而往往被鎮壓的，如此規模的罷工可以維持超過兩星期之久，是罕見非凡的。 軟硬兼施 根據工人報告，裕元老闆運用了強硬的策略，在數百名特警與防暴警察的協助下阻止罷工。過去數十年來，中共政府煉成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去平息群眾示威。在今次事件中，公司在當局的促使下，一方面向工人作出了些微的退讓，同時結合了威嚇暴力的戰略。 《法新社》在4月29日報導：「在當局下令裕元『整頓局面』而公司作出些微退讓後，工人指大量罷工者被警方拘留，而關鍵訴求仍然未達到，而他們只是在脅迫下復工。」 一名工人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不會再信任政府及管理層，因此我們要等到錢匯到我們帳戶後，才會復工。」工人控訴他們的社保帳戶不透明，這正是過往讓裕元欺詐他們的原因。 雖然面臨鎮壓，目前還有一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仍有數以千計的小部分工人仍可能在罷工。4月28日（星期一），裕元管理層宣布廠房正在「全面正常運作」，但是《法新社》報導，據數名工人的報告，指「大約八成」工人已經復工。有報告指，有罷工者提出至少在五一勞動節前繼續罷工。 雖然工人沿用負責任而和平的抗爭策略，但從一開始就面臨鎮壓，因此工人極為憤怒。在4月5日罷工開始，在首幾日警察已經逮捕了數名工人，而估計有數十名工人在衝突中受傷。因為管理層給予的復工條件遠遠低於工人的要求，因此4月14日更大規模的罷工再度爆發。 在整場鬥爭裏，特警與防暴警察都嚴陣戒備。 「廠房被警察控製了」 「喊口號的被抬走。」上星期，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我們甚至不敢製作橫額。」在4月15日的遊行裏，有工人因為持有橫額而被警察毆打及逮捕。 在這場遊行後，警察在廠房設置了警戒線，防止罷工者將鬥爭帶上街頭。上星期，當公司將破壞罷工的手段升級時，工人報導被困在廠房裏（在其他國家，雇主通常鎖上廠房不讓工人進入）。打卡器被拆除，令公司在未來威脅解僱罷工工人時可以逃避支付退休金的法律責任。公司發出三日的最後通牒，若果工人不復工就會被解僱。 警察部署在廠房內，逮捕繼續罷工的工人。一名罷工者向《中國勞工通訊》（4月25日）表示：「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回去工作。一個拿着盾牌警棍、戴着頭盔的人站在你身旁，你可以怎樣？」 「警察逮捕在廠房內不肯工作的工人，有超過60人被拘留。這時工廠是被警察控製的。」一名怕被報復而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人向《法新社》表示。 國安機關拘留亦拘留了至少有兩名為罷工提供意見的民間組織者，從而增加復工的壓力。來自深圳民間勞工組織的張誌儒及其同事林東，在上星期被拘留了幾日。張誌儒在4月25日被釋放後，指警察告訴他：「只要工人回到鞋廠復工」，他就會重獲自由。 兩面的回應 獨裁中共面對挑戰，尤其是群眾運動時，總會展現出「兩張臉孔」。在北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上星期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裕元「確實存在未如實申報社保繳費的問題」。 但正如工人指出，地方政府機關長年與公司勾結，因此對公司的壓榨視而不見，從而換取稅收及賄款，是中國的常態。裕元執行董事劉鴻誌表示，在整場紛爭裏，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公司給予勞方的條件。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核心」，在這場紛爭裏站在哪一方是無傭置疑的。雖然裕元被發現違反法律，但領導層沒有一人被逮捕。 在儘快結束罷工以達「維穩」的目的，以及恐懼更多工廠會因工資提升而遷出中國（至孟加拉、柬埔寨及其他低工資經濟國）之間，當局政權要作出一定的平衡。 要求組織獨立工會 裕元罷工成為中國近代勞工鬥爭史的標誌。4月5日，罷工以約1,000名工人開始，然後在下一個星期蔓延至50,000人，包括前線工人及部分管理層人員。在4月18日，罷工蔓延至裕元在江西省的工廠。 裕元工人與2010年浪潮橫掃汽車製造業的罷工有一點共通處，就是拒絕中共傀儡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最後一分鐘的介入，並要求組織自己的工會。《經濟學人》有相關報道，指在廠房閘口的工人撕毀官方工會的信件，該信件要求工人結束罷工，並理解公司釋出的「誠意」。 「工會應該有自己的工會。」一名姓雷的罷工者表示：「因為（官方）工會沒有站在工人一方。」 「工人發動罷工，沒有計劃」 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加上習近平上任後加大鎮壓，意味着罷工不會如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些國家的工人已爭取到工會權與民主權利）這樣發展。沒有真正的工會，沒有工會會議，沒有投票通過決議，沒有有架構地討論去訴求，就如今次東莞的工人鬥爭，大體上是自髮式的即興行動。 因為中共政權或公司會派出間諜，很容易會阻撓或粉碎有組織的行動，工人鬥爭傾向於自發爆發。但是，在開始後，罷工會開始有組織的，但在非法與不停的鎮壓下，很難維持組織的模式。 「罷工是自發而沒有好好組織的。甚至可以說工人沒有計划過（罷工），但只是發動了罷工。」北京大學繼續教育部的教師兼勞工議題評論員紫曉明解釋：「但工人仍然保持高度信心…所以是挺有戰鬥性的。」他向《TRNN新聞》表示。 正如我們在中國其他的罷工與群眾鬥爭所見，例如反汙染和反徵地的抗爭裏，裕元工人使用即使社交網路群祖去討論罷工及其下一步的行動。有些群組的人數高達400名工人。這些網上平臺經常被國安勢力入侵並關閉，但新一個群眾又再展開。在獨裁製度下，手機和社交媒體為工人和活動分子的會議討論提供了一個「保護罩」。 選舉代表 工人要求有權選舉自己的代表。在紙面上，在國家控製的工會的框架下，有保障這一權力，但實際上很少被認可。廣東常常被「改革」倡議者炫耀為進步的例子，甚至省政府開始實行集體談判合法化。但在獨裁製度下，這一「法例」在現實上是不可能實行的。在今次數十年來最大的罷工裏，可清楚見到只有警棍下實行的「集體談判」。 因此，牽涉在罷工行動的工人對於選舉派出代表會見管理層，愈來愈謹慎小心。在「開明」的廣東，最近有大批工人代表被逮捕。最着名的有深圳家具廠工人代表吳貴軍，他被控在去年一場抗議「造成交通阻塞」而判監五年。裕元工人也不願意公開揀出領袖，害怕公司和國家會對這些人恐懼。 目前，裕元鬥爭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罷工對工人意識與未來的鬥爭有巨大影響。「不論我們是不是成功，也會紀錄在歷史裏。」一名姓羅的工人向《BBC》表示。很明顯，即使現在仍不能相信公司和政府會完全履行他們對工人的法律責任，沒有這場罷工，工人什麼也贏不到。在面對鎮壓下，工人成功組織強大的罷工，癱瘓跨國企業的生產線，為中國工人鬥爭立下了新一個裏程碑，並給予其他工人信心。在未來的日子裏，對獨立民主工人的訴求會如河水般湧現，勢不可擋。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背後是由什麼驅動的？ 隨着習近平反腐運動勢頭增強，中共統治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明顯進入了危險區。在中國，政權交替時都必然有反腐運動。因為腐敗無窮無盡，正在侵蝕政權的社會基礎，習近平及中共現任領導受到巨大壓力，要表現的像是「來真格的」，但這其實都是政治為先的，以作為權鬥的手段，而非刑事案件。 政府面臨着一連串威脅，習近平在新成立的國安委首次會議上發表演講，將目前形勢描述為中共政權「最復雜的歷史時期」。中共獨裁面臨多方面的威脅，從大規模經濟放緩、痛苦的信貸緊縮（去槓桿化），到罷工等群眾抗議興起。這背景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反腐運動的規模比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更大，且可能會進一步升級。但這會有可能激起政權內部的重大危機。正如已故的中共元老陳雲曾說：「反腐不力會損害國家，反腐太過會損害黨」。 外國媒體普遍預計，官方很快會發表聲明，宣布如何處置前政法沙皇周永康。他從去年年底以來一直被軟禁着。周永康是前任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他被帶往審訊，會是中共首次如此高級的卸任領導被審。《路透社》（3月30日）引述不透露身份的中國官員說：「在過去4個月中，周永康的親屬、政治盟友、手下和下屬總共超過300人，也已經被拘捕和審問。」 這些只是周永康從前建立起的關係網的一部分，包括在四川省政府、石油業和國安機構。自從1990年代中共擁護資本主義以來，這些圍繞在高官及其家屬周圍的關係網，就在中共內部大量擴散。被捕者包括，中石油前董事長蔣潔敏（在福布斯全球500大企業中排行第5），以及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周永康有超過10名親屬已經被拘留，包括他的妻子、兄弟、兒子和媳婦。在此次打貪過程中，調查人員追查到了900億元的駭人巨款。 據《金融時報》所說，周永康「可能是中國最有權勢的人」。報章又將周比作迪克．切尼（前美國副總統）以及J．埃德加．胡佛（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的中國混合版，因為周事實上掌控着石油業和國安部隊。2012年11月，當周永康從中共政治局常委卸任後，緊接着其所謂「石油幫」的黨羽就開始被清洗，當時也是習近平剛接管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在2008至2012年周永康在任其間，國內維穩費用（法院、監獄、調查人員和警察）上升了一倍，超過了軍費開支，等同于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情況表明了中共政權內憂甚於外患。今年開始，維穩費用成了敏感話題，中共不再對外公布。 周永康是前太子黨領袖薄熙來的主要支持者，現在薄已因貪汙而被判處無期徒刑。裴敏欣教授認為，和周永康相比，薄熙來「看起來只是小偷小摸」。裴敏欣作出預言，周永康一案將是「涉及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最醜陋的和最聳動的醜聞。」問題在於，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擔負得起揭露家醜的風險嗎？還是會控製事情以減輕破壞？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所解釋過：「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周永康不僅涉嫌貪汙，而且還被懷疑參與其他一連串犯罪活動，包括謀殺和勾結犯罪團伙。據推測，他和薄熙來密謀反對習近平，有人認為這是習近平追查周永康的主因。習的舉動打破了黨內「刑不上常委」的不成文規定。然而，從周永康正式立案被拖延多久，可見習近平權衡事件的潛在危險，因為上層鬥爭激化可能引發一場廣泛的政治危機。 《華爾街日報》（2014年4月22日）說：「如果習近平真的以清理黨內腐敗的名義向國家上層宣戰，可為政局穩定帶來墳墓。」 三分之一官員是腐敗的 大規模貪腐遍布中共黨國。官員及其後代利用自身職位，聚斂財富，且攫取關鍵經濟資產的所有權。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發現，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入貪腐。 儘管許多中國人會覺得這數字太低，但該報告仍讓我們了解到官員腐敗的規模。習近平的清洗行動僅僅觸及了問題的表面。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為他的目標一直是局限的、有針對性的運動。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不具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如果習近平逮捕所有貪腐官員，那政府就會癱瘓。」 習近平在多次場合警告說，腐敗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到目前為止，「老虎蒼蠅一起打」的運動已經調查了20名部長級官員，其中有一半與周永康及「石油幫」相關。 此外，習近平的禁止奢華鋪張的儀式，成功抑製了一些浪費，縮窄了名牌與名酒的市場。這些奢侈品往往被用作賄賂，根據一項國際調查，禁止奢華令中國GDP消失了1.5%（8,450億元）。在二月，在中國「性都」東莞的掃黃行動中，有數百名人被捕，包括貪腐的警官。黃色事業占當地GDP的10-12%。這次掃黃令公眾意見兩極化，有很多人反對檢控及羞辱性工作者，而有錢的嫖客通常沒無脫身。另外一些人將東莞掃黃貶為鬧劇，指很多酒店和夜總會在掃黃前預先收到警察警告。 為什麼是周永康？ 習近平希望反腐運動可以同時實現幾個目標：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時透過加強控製愈來愈自把自為的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令政權重新集中權力。清洗延續至解放軍，是因為習近平要鞏固對這個中共統治利器的控製。鄧小平曾經利用1979年對越南的戰爭（解放軍在這戰爭中慘敗）去清洗毛澤東的死忠，從而清除抵抗鄧小平與走資「改革」的勢力。習近平下令逮捕將領徐才厚與谷俊山被逮捕，後者被指受賄而出賣軍隊中的晉升機會。谷俊山被指控售賣了上百個官位，並從出售軍地中獲利。「如果一個上校想成為少將，要掏大約3千萬元人民幣。」一個軍隊中的消息來源告訴《路透社》。調查員從谷家中搜到四車財物，當中包括一尊純金毛澤東。 周永康從前是一位碰不得的人物，習近平將他扳倒，可以自己樹立成一個「強勢領導人」，並向其他潛在的反對者發出警告，包括地方政府，以及黨內的許多關係網。習近平通過這種方式，使中下層政府擺脫今天這種以債務驅動而不能持續的增長模式。這模式不僅是貪汙的溫床，更重要的是會令中國走向經濟崩潰。 有報道稱，浙江省作為習近平從前的權力基地，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的據點，他計劃從浙江省提拔200名「具改革思想的」官員，安排到黨、政、軍內的關鍵崗位上，藉此推行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路透社》說：「反腐行動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目的是把他自己的人和想法一致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上去，從而推進改革。 「紅色貴族」的財富 周永康家族及黨羽被圍捕的事件中，讓我們看到中國「紅色精英」所聚斂的巨額財富。檢察官和反腐人員所凍結的銀行賬戶中有存款370億元，所查獲的債券、股票、珠寶和金條總價值達510億元。 《紐約客》評論說：「關於這批資產，有很多事我們還不清楚。比如，有多少是為企業所持有的，又有哪些與周氏家族有直接關係。但是我們應該仔細想想這一點：一群中國公務員及其助手所積累的財富比阿爾巴尼亞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多一些。」 《紐約時報》有一份深入報告（2014年4月19日），提供了周永康直系親屬的財富細節。周永康41歲的兒子通過出售設備予國有油田和全國數千個加油站，賺到了數百萬美元。這正是中共高官子女藉助官職盈利的典型。《紐約時報》報告發現，周永康的三個親屬在至少37家公司持有或控製股份。這些公司涉及能源行業、房地產和其他領域。周氏家族已記錄在案的財富至少有10億元。《紐約時報》評論道：「這些資產也使周永康 － 2007至2012年的政治局常委中的第三人物 － 的家族的財富超過1.5億美元（約合9.3億元人民幣）」 換句話說，根據「記錄在案的財富」，在上一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人民幣億萬富翁。除了周永康，另外兩個分別是溫家寶和習近平自己。這就留下了一個問題，在中共領導高層及其家族手中還有多少「未記錄在案的財富」。 中共最高領導人所有的私人財富令英國的「百萬富翁內閣」相形見絀。英國議會中最富有的上院領袖斯特拉斯克萊德勛爵有1,600萬美元的財富，但周氏家族超過其10倍。據報導，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是3.7億美元，是萊德的23倍。 失去控製？ 中共精英的驚人財富也就告訴了我們，為什麼習近平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他「緩和」反腐運動。在中共上層中，就誰是下一個目標，以及大規模內部衝突的風險，響起了愈來愈大的警號。上個月，87歲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力勸習近平放慢行動。《金融時報》引述江澤民的話說：「反腐的步子不能太大。」這篇報道說，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表示了類似的顧慮。在這兩個例子中，從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恐懼可見，他們擔心反腐行動會使政權發生動盪。在政權裏，一個保證互相破壞的體製要抑製各派別與財閥的權鬥。 「中國的反腐運動可能會失控。在習近平感到完全鞏固權力之後，就必須喚走他的狗。」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埃德．周如此說到。 但是，對習近平來說，講比做容易得多。反腐運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發展，第一，面對公眾反腐的輿論壓力，中共需要緩和憤怒，第二，為了在權鬥中取得優勢，這兩點也會迫使中共領導拉開新的反腐戰線。最近，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被捕，就是另一條戰線，而有傳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員賀國強被懷疑包庇宋林。華潤集團控製2,400間公司，雇用50萬人，被指控以過高價格收購山西的煤礦業，損失了數十億人民幣。宋林的女友為一名香港的投資銀行家，她被指控為宋洗黑錢，聚斂超過10億人民幣的財富。 由於周永康被審判的話在政治上相當敏感，因此一直被拖延正式立案，令人懷疑因此他可以避免檢控，或者被無限期軟禁，就如前黨總書記趙紫陽一樣。習近平打破了周的權力根基，但會因此而滿足而放手嗎？更有可能的是，案件之所以被拖延，是因為需要炮製一個純粹關於經濟腐敗的案件，並讓當局政權掩蓋爆炸性的議題，包括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如果周永康現在被免罪的話，會削弱反腐運動及習近平領導層的誠信。 《學習時報》前副總編輯鄧聿文提出這一意見：「如果你不能處理周永康，如果說你反腐？你在全世界面前吹捧反腐，但你現在突然停下來？這不是證明你做不到嗎？這意味着你沒有權力。如果你沒有權力，又如何改革？這是徒勞無功的。」 鞏固一黨專政 在四月，「新公民運動」再有四名成員上庭受審，被指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當中最高被判監三年半。加上許誌永在一月被判監四年，該團體共有十人因為要求公開官員財產而坐監。這些活動分子主張體製內改革，連他們都被檢控，可見習近平一方面在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但卻加強中共的政治壟斷。 美國人權監察在2014年的全球報告裏指出：「當習近平大談對付腐敗，並且有很多高調的逮捕，政府卻苛刻地打壓那些揭露政府及黨高層腐敗的人。」 在習近平統治下，政府加強媒體審查、網路控製，並鎮壓工人代表、維權人士和博客。去年，向學校要求「七不講」，禁止教師談論民主、人權，以及意味深遠的「權貴資產階級」。 中共領導深知道社會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習近平相信，透過加強國家的鎮壓，重新集中權力，可以挽救中共政權及自己的地位。在托洛茨基這位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對1930年代斯大林獨裁的批評裏，講述了習近平想法的錯誤： 「但歷史會破壞對警察的幻想，今次也一樣。當政權與國家發展面臨不可調和的社會或政治矛盾時，鎮壓肯定可以為延長一定籌命，但長期來說，鎮壓機器自己會開始崩壞、趨向暗淡、粉踤。斯大林的警察機關正進入這階段。雅果達和葉若夫（斯大林秘密警察首腦）的命運不僅預言着貝利亞（內務人民委員部首腦），但也預言到三人的共同首領的命運。」（大清洗的結算表，托洛茨基，1939年6月10日） 這幫助我們了解到，對前政法沙皇的清洗意味之深遠。 習近平的訪歐之旅－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從索契到歐洲，習近平上演了一出近乎完美的「外交秀」。此時已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第6個年頭。歐洲仍在經歷着削支政策和對工人生活水平的打擊，不僅沒有走出經濟低谷，反而陷入常態性的低迷。此起彼伏的群眾鬥爭雖然沒有推翻資本主義製度，但無疑在動搖資產階級的統治基礎。 另一方面，自由化改革使中國不可避免地掉入資本主義困境。加上來自西方的震盪和衝擊，中共統治者被迫在狹小的資本主義圈子裏尋找出路：對外「合作」、對內「改革」。 經濟之旅 《BBC》報道稱，習近平來到歐洲時帶着一個200人的商業代表團，出訪的核心目的顯而易見。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難以維持原來的發展速度。而且在資源和市場的雙重擠壓之下，中國加工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沿海地區工廠老闆跑路潮引發了激烈的工人鬥爭，使人聯想起臺灣的「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抗爭事件。罷工代表吳貴軍被捕就是因資本家跑路賴帳而起。 面對困局，中共政府不得不採取對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而習近平訪歐期間一直沒有離開的話題就是「開放市場」。 11天內，中國和歐洲四國簽署了120多項合作協議，價值700多億美元，並且提出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可能。資本和商品將在亞歐大陸上更順暢地流通，而工人卻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鎖。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規律，中歐貿易和資本自由化將會加速寡頭壟斷的形成。在國內外資本家的聯合進攻下，工人群眾不得不承受更加露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意味着更加嚴重的剝削。 中歐戰略 2012年，奧巴馬提出了重返亞太戰略，令中美在亞太區局勢大為緊張，直接間接引發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國與中國發生一系列領土衝突。內外交困的中共政府必須藉助歐洲大陸的力量，才能製衡來自東方海上的壓力。 《BBC》發表文章稱，「利用（歐洲）這張地緣政治的王牌，北京可製衡美國，牽製俄國，還可敲打日本。中共建政以來，歐洲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中國的全球地緣戰略博弈中占有如此之重的份量。」習近平說中國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宣揚「中華民族是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保證「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這一切無不是要打消歐洲統治者的顧慮。 為了拉攏歐洲，習近平需要「在亞歐大陸架起一座友誼和合作之橋」。但資本家的友誼也是有價格的。各國資產階級都想占據資源、擴張市場、牟取利潤。聯盟只會是暫時的，反目成仇不可避免。目前削支政策使經濟冷淡成為常態，局限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的「合作」無法扭轉這個局面。最終在有限的資源和市場面前，中歐資產階級將會扯下面紗，拋開虛情假意的承諾。甚至在必要關頭時，以赤裸裸的經濟乃至軍事衝突作為最後手段。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 習近平在歐洲學院演講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帝製、君主立憲製、議會製、多黨製、總統製相併列，希望證明它只不過是一種適合於中國國情的「普通的」政治製度，可以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平共處」。這決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歐洲的每次會談都要提到「改革」這個詞，以此向歐洲資產階級表示「誠意」。 1978年後，中國由官僚計劃經濟走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去年年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被看作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起點。換句話說，就是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啟動。建設亞歐開放市場，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外部表現。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推動中共統治者加入世界市場，尋求資本「更有效率的」運作和更多的利潤。 習近平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意味着希望從現時的國家資本主義體製松縛，走向全面的新自由主義化。但在經濟與政治上，這都是難以實現的。習近平訪歐以及隨後的中歐合作，預示着中國階級鬥爭在深度和廣度上的激化。 在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框架內裏不可能解決中國工人階級所承受的壓迫與剝削。相反，中共的資本家與西方資產階級會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共同打擊世界工人群眾鬥爭。就好像中共在柬埔寨成衣工人罷工事件中所做的那樣。但同時，中西方資本家的聯合壓迫，會讓中國工人階級看清民族主義宣傳乃至整個中共政府的惡劣本質。工人群眾要解放自己，就必須堅持國際主義原則，共同對抗世界資本主義。 中國草根左翼的復蘇 是什麼使毛澤東主義等左翼思想得到越來越多青年人的支持？ 近年，儘管政府周期性地打壓左翼網站和左翼活動者，但中國還是出現了左翼思想的回潮。有評論員稱，是習近平自己令毛澤東主義復興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訪問了一直緊跟最新動態的紅馬（筆名）。 今天的中國青年越來越認同毛澤東主義，為什麼會出現這一趨勢？ 大體上說，中國從1990年代開始出現各種左翼思想的回潮，其中毛派是最廣泛的並占據着主導地位。但也有其他一些左翼派別，如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所謂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 1980年代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復辟，新自由主義政策興起，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尖銳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對工人和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與殘酷現實間的出現巨大差距。 所有這些問題都促使熱血青年們去質疑當代社會，並尋找一個左翼替代方案。 近些年來，這一趨勢開始加速發展。馬克思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1949年革命和及後的毛澤東紅色中國，在早期取得了巨大進步， 所以儘管後來造成了不可思議的災難，並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但一些激進群體還是選擇了毛澤東主義作為武器，以質疑、挑戰和反抗現政權及其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可理解的。 同時，為了維護其統治與合法地位，政府和中共仍把毛澤東的形象和「社會主義」一詞用作「紅色遮羞布」，為其資本主義統治地位與合法性護航。 習近平也在其統治之中註入了一些毛派「風格」—這是向左轉嗎？ 左傾青年和毛派如何看待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 儘管習近平在演講時，用到一些毛派措辭，甚至「馬克思主義」言論，但人們從中看不到任何向左轉的具體措施，反而恰好相反。 實際上，習近平和政府正在進一步實施所謂的「改革」政策，包括國有財產私有化，例如鐵路和石油業、金融領域的自由化、土地和土地使用權的自由市場，等等。 有人相信，習近平正在復製所謂的重慶模式，只是拋開了身陷囹圄的薄熙來。 這是因為習近平發動了一場全國運動，打擊腐敗高級官員、非法黑幫和色情行業。這些運動可以贏得一些公眾支持，在一段時間內也包括一些左翼人士，但這和左翼政治沒有任何共通之處。正如許多媒體所觀察到，習近平在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以此取代之前「集體寡頭」的黨內體系。 在演講中，習近平多次強調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改革時代的聯繫，也強調了民族主義的中國夢與美國夢之間的關係。 他似乎想採取一種實用的國家資本主義來進行統治。 薄熙來被定性為新毛派最突出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監獄中服無期徒刑。薄有沒有社會的支持？ 他和年輕的新毛派有着怎樣的關係？ 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在左翼中仍有一些支持。 重慶模式從來都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模式」，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再加上一些民粹宣傳。即便在挺薄的毛派中，也有很多人認同這一點。 由於政府在薄熙來貪汙案中沒有向公眾出示足夠令人信服的證據，薄熙來的魅力，加上中共其他高官的醜聞，反倒幫助他贏得了一些左翼群體（毛派），甚至群眾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在被判處無期徒刑之後，他的支持度實際上相對更大。 所謂的「中國至憲黨」在2013年11月由挺薄人士成立，就是一個例子。在薄熙來被捕（2012年5月）一周年時，網上出現了一些受歡迎文章和視頻，對他表示贊頌。 現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關於19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激烈討論，背後是什麼？ 現在，中共官僚與資本家互相勾結，剝削勞動者，並享受着巨大的財富和特權。 這一局面似乎證實了毛澤東和造反派關於「資本主義復辟」的警告，因而合理化了由其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所以一般來說，中國的左翼青年贊同文革。 即便是那些不支持毛澤東和毛主義的左派，也會支持文革的一些要素，作為一場從下發起的左翼民粹運動。 同時，政府和（中共黨內外的）自由派都害怕群眾運動會造成混亂。 對他們來說，文革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尤其在其初階段。 這就是為什麼在薄熙來被捕時，前國家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說，文革可能重演。 許多自由派和主流媒體認為，一個壞秩序，例如中共獨裁，總比沒秩序好得多，所以他們竭力警告和抹黑文革。 事實上，中國政府從來都沒真正公開過文革的真相。在文革期間，局勢接近半內戰狀態。中共官僚的敵對派系明爭暗鬥，但也有官僚鎮壓一些平民的反抗。在文革和1976年政變之後，數百萬平民造反派遭到嚴厲的清洗、鎮壓和監禁，結果鄧小平和保守官僚集團奪取政治權力，為復辟資本主義鋪平了道路。 中共政權不分左右，打壓兩派的異見人士。在批評中共政權方面，想要民主和更多「自由市場」政策的自由派，有可能和新毛派找到共通點嗎？ 在大多數問題上，自由派和新毛派似乎沒有什麼共同點。一方面，即便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自由派仍對西方資本主義存有極大的幻想。 自由派的核心群體強烈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那些反對「放任資本主義」的左翼自由派在中國只是少數。 另一方面，許多中國毛派盲目地、無條件地保衛毛澤東及其在1949-1976年間的統治。 他們深深地懷疑着「資產階級民主權利」。而且，溫和自由派（改革派）和軟毛派（所謂的「救黨派」）有着不同的立場，但有相同的基本路線，就是把所有希望放在改良中共上。當然，毛派和自由派所設想的改良是相互對立的。 之前我們曾聽說，有一群規模小的青年認同托洛茨基主義，而不是毛澤東主義。在今天，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興趣有多大，這興趣是否在增長？ 托洛茨基和托派思想還並不為中國公眾所熟知，但是它在一群左翼青年中越來越受歡迎。這一傾向可以追溯到21世紀的頭10年。一群由數百人至上千人的年輕人，通過百度（baidu.com）討論群、豆瓣（douban.com）、QQ聊天群和微博（weibo.com）等途徑，在網絡上下定期討論和學習托洛茨基主義。 他們大多數在轉向托洛茨基主義之前，都對毛澤東主義、所謂的「官方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等政治主張感興趣。 他們支持施行公有製、工人民主和國際主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中一些人為各種國際托派網站撰稿、翻譯文章和雜誌，如工人國際委員會（socialistworld.net）與馬克思主義文庫（ marxists.org）。 一些人至少部分參與到工人鬥爭之中（加入非政府組織、為工人製作小冊子/雜誌）。除此之外，更廣泛的左翼青年，甚至是一些毛派，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感興趣並表示友好。例如，一些青年毛派說，在現階段的中國，毛派和托派在各種政治問題上有「80%的共同點」。托派希望和毛派合作反對資本主義，當然同時仍堅持一些關鍵性的原則。 杭州反焚化爐示威衝擊中共政權 今年三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大張旗鼓，承諾要「向霧霾宣戰」。但看到這周末杭州市餘杭區的血腥鎮壓場面，中央更似是「向反霧霾的示威者宣戰」。於5月10日，大批民眾發起抗爭運動，反對當地政府興建垃圾焚化爐，但遭受到數百名防暴公安強行鎮壓，釀成流血衝突。期間民眾堵塞高速大道，人數有近5千，有傳更達至3萬人。 近幾星期，在距離省會杭州市中心約20公裏的餘杭區，群眾每天都有發起和平的示威遊行。由於焚化爐釋出致癌物質，增加當地居民患癌率，因此各個城市的民眾對興建垃圾焚化爐的反對聲音不斷。根據一個官方來源的數字，自九十年代中起，針對環境問題的「群體性事件」次數，平均每年上升29%。正於一個月前，廣東省茂名市亦爆發千人示威，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化工廠，最終迫使政府「重新檢視」計劃。 上星期六，在餘杭爆發了暴力事件，發展的模式似曾相識。事由於原本當地官員在群眾壓力下，擱置興建焚化爐，但浙江省省長李強到訪餘杭，推翻了這個決定。於是，數千名示威者聚集並堵塞高速公路中心，要求暫停計劃。 一如既往，警方嚴厲鎮壓，成為了問題的禍根。警察與防暴公安封鎖道路，並部署警力。官方消息指出，至少39人受傷，包括29名公安。但網上流傳多張相片，發現受傷示威人數更高，很多都頭破血流，而相片其後即被網絡審查迅速刪除。而根據官方媒體報導，大約30輛汽車，包括6部警車，被翻倒或摧毀。這次警民的激烈暴力衝突顯示了，在中國鎮壓式的獨裁製度下，人民對於中共加速實行的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聚積着爆炸性的極大不滿。 《每日電訊報》的駐上海記者，湯姆．菲利普斯報導：「在星期六，發生衝突的初期，據報導一名示威者受傷及被送往醫院。這引發更多的暴力衝突，一直至星期六晚上。但中央電視播放的卻只有數名男子用拳頭襲擊一名公安，以及安全部隊逃離一群用玻璃瓶擲向他們的暴民。」衝突之後，餘杭進入變相戒嚴狀態，警方已封鎖示威地區中心中泰鄉，並通緝照片被公開的疑犯。官方媒體表示，已有53人被警方逮捕。 鎮壓與威脅 餘杭的居民表示，政府從沒有知會他們關於的興建焚化爐的計劃，亦沒有進行環境評估。一群獨立的環保人士自己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公布了結果，令當地居民警覺起來。《鄭州晚報》報導，今年四月，民眾收集了約二萬個聯署，反對興建焚燒爐。 由四月底起，數百名群眾每天聚集於餘杭政府的辦公室外示威。於5月10日的騷亂之前，已有中泰鄉當地居民投訴被公安威脅、恐嚇及毆打。而前中泰鄉的村長亦因反對焚化爐工程計劃，而被高層官員迫使他辭職。隨着抗議行動的開始，所有被發現的參與者都被當地政府恐嚇。教師和學生都收到由當局發送的短信，警告不要簽署請願書。當地居民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如果你參加的話，他們會打電話恐嚇你。如果你是父母，他們會發短信給你，威嚇你和孩子不要參與。」 正如在其他大規模的抗議運動裏，包工人罷工，線上聊天室在協調行動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線上工具也被網絡審查。即使星期六警方大規模鎮壓群眾，一群中學生仍然勇於星期日5月11日的晚上繼續遊行。 環境荒廢 近年，反汙染抗爭運動的力量不斷壯大，餘杭的抗爭就是其中一例。由於中共獨裁面臨環境的崩潰，嚴重的空氣、水質和土壤汙染。有「空氣末日」之稱的巨大煙霧雲現象，癱瘓了主要城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於中國北方。科學家警告，如此極端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像一個核冬天，減慢了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會對中國的糧食供應造成威脅。上個月的一份報告顯示，近五分之一的中國耕地被重金屬及其他工業廢渣汙染，證實了人民對於食品安全的擔憂。 若然餘杭的焚化爐建成，將會是全亞洲最大的垃圾焚化爐，每年可處理超過100萬噸的廢物。中央政府亦正策劃「垃圾焚燒大躍進」，未來數年內將會有大約300個焚化爐，興建於全國各個地方，處理城市的大量垃圾。民眾擔心若然沒有加置合適的過瀘器，以過瀘焚化爐釋放出有毒物質，如汞和二惡英，會引致癌症。但政府貪腐情況嚴重，加上安全和環保標準一向疏忽得惡名昭彰，只會令公眾更為焦慮。 一名餘杭居民向香港的《南華早報》表示：「我們根本不相信政府的話。他們說會按歐洲環境標準來興建焚燒爐，但我沒有辦法信任他們。」 由於政府以往只會於示威行動的壓力下「假撤回」，其後秘密重新推行，民眾對於中共政權已變得不再信任。這解釋了為什麼在餘杭抗爭中，即管地方地府已表示撤回，但運動依然升溫。在上星期，政府宣布不能在沒有人民支持下進行項目。可是很明顯地，一個獨裁國家只會強硬打壓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因此這句話根本沒有意思。 餘杭示威運動亦是對於中國社會爆發將至的另一個警示。雖然暫時還沒有官方的數據，但相信每年約有十萬宗「群體性事件」爆發，包括環保抗議、農村抗爭，以及工人罷工。在三月底，茂名市爆發反對興建化工廠的示威，之前寧波、昆明、大連等地出現類似的抗爭行動。幾星期前，東莞的大型鞋廠工人亦爆發了數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大大衝擊了中共政權。這次罷工可能正正預示着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動盪，工人對於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及扣繳社保等不公情況的不滿已達到沸點。 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強調，需要將工人鬥爭以及更廣泛的民主運動，與正在覺醒的環保運動連繫起來。有需要發起運動，要求政府釋放所有被逮捕的反汙染示威者，亦需要獨立調查餘杭的鎮壓情況。這與要求釋放被判監的工人代表和反腐維權人士的情況一樣。這些運動都需要與爭取一個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以取代漠視環境破壞的資本主義「市場」。 中國：「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 今年4月，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在其報告《中國已經成為汙染大國》中說，中國各類汙染物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並遠遠超過自身的環境容量極限。近三十年來，中國依靠「三高」企業（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取得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但其代價是環境狀況不斷惡化，空氣、水源、土壤遭受着空前的破壞。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引發了群眾的擔憂。中國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2012年甚至激增120%。當前中共專製統治和階級壓迫導致國內矛盾愈演愈烈，群眾的每次團結行動，都可能成為爆發全面反抗的導火索。為了平息群眾的怒火，中共開始採取措施應對突出的環境問題。根據《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中國將在2013-2017年間投入1.7萬億元治理大氣汙染。但是由於缺乏社會監督，這些資金具體怎樣使用很難為公眾所了解。 汙染西進 為改善空氣質量，北京今年將清除300家高汙染企業，其中一部分將前往河北、天津和內蒙古。儘管政府聲稱不會轉嫁汙染，但企業的改造缺乏充足資金，政府給出的承諾也沒有任何現實保證。首鋼集團將鋼鐵產業搬遷到河北唐山，就是一個轉嫁汙染的典型案例，也反映出中國東部地區「治理」環境的普遍手法。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停止燃煤發電項目後，為保證充足的電力供應，煤電只能向西部地區轉移。這樣東部一線城市就可以使用「清潔」的電力，而將廢氣和灰塵留在電力輸出地。 2012年，被稱作「中國蓄電池產業基地」的江西省宜豐縣爆發血鉛風波。起因是當地多家蓄電池廠排放的鉛塵導致大量兒童血鉛超標。宜豐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那些受到整治的汙染企業到當地建廠。在國內外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不能也不願徹底清理高汙染行業。因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企業。如果出重拳治汙拖住了經濟的腳步，隱藏在光鮮表面下的爛瘡就會曝露出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其後果遠比環境問題嚴重的多。 世界工廠的汙染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擔憂中國的環境汙染，例如試圖向進口商品徵收碳關稅，卻難掩其偽善面目。1960年代開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向外轉移高汙染企業，中國就是一個重要接收地。據統計，中國引進的投資中至少有20%屬於高汙染行業。《華爾街日報》報道稱，2006年中國排放二氧化硫的三分之一以上、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四分之一左右來自與產品出口相關的經濟活動。如果將中美貿易中相關的汙染排放物計算在內，2006年美國對這四種汙染物的排放量將要比當前數據高出6-19%。 在去年的達沃斯論壇上，美國鋁業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克勞斯．柯菲德表示，有一些行業在中國進行生產，增加的產能是不合理的，因為汙染非常嚴重。可以將這些行業放在國外進行，而且效率更高，汙染也不會發生在中國，這是一個很好的合作夥伴發展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些汙染企業搬到更落後、更缺乏環保措施的地方去。可見，與中國國內的汙染轉移相似，掌握着金融霸權的歐美資本主義自己享受着清潔的環境，卻將落後地區的人民投入廢水與廢氣之中。隨着中國國內環保措施的加強，高汙染企業為了尋求寬鬆的環境，很可能將生產搬到東南亞等工業化水平更低的地區。 治理環境汙染亟需社會主義方案 在資本主義製度之下，生產是為了追求利潤。無序的、過度的生產往往浪費大量資源，同時排放有害物質。等到當地群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又會將汙染轉移到落後地區。資產階級仍舊大肆斂財，受愚弄的卻是人民。另外資產階級政府會將環境治理外包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說資產階級為了清除他們自己所製造的汙染而向人民伸手要錢。環保行業的資本家藉此裝滿了自己的錢包，而該行業的工人和其他勞動者一樣受到剝削。可見資產階級並非關心人類的共同家園，而是視之為另一個可以增值其資本的行業。 為了解決環境汙染，我們必須提出並堅持一個社會主義方案：各地組織居民委員會審查當地企業生產狀況，關停高汙染企業，只有各地居民都組織起來才能阻止汙染向其他地區轉移。只有將行業和銀行國有化，並將之交由工人民主管理，按照群眾的需求而非資本家的貪慾進行生產，才能避免資源浪費，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並且打破石油業的既得利益，方能推行潔淨能源。只有國際上實行民主監督的計劃經濟，才能避免將落後國家變成發達資本主義的「環境避難所」。 如履薄冰的中國經濟 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註的焦點，房地產價格下跌、大量工業產能過盛，以及銀行危機的存在風險。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角色相當重要，因此這狀況已令各地政府和資本家感到恐懼和戒備。 經濟危機有多遠？ 零八年世界經濟危機之時，中共推出四萬億救市方案以圖刺激經濟。這政策在短期內讓中國經濟在全球危機中脫逃。但是，這不免只是飲鴆止渴式的「解決方案」，而這為經濟所帶來的缺陷惡化，特別是刺激方案鼓勵金融投機的浪潮，造成了龐大債務。 最為明顯的，就是由於這種依靠投資而拉動經濟增長的方法，導致了今天中國內地的經濟嚴重過熱，亦即是產能過盛。比如興建了過多不必要的基建，如公路、鐵路、機場等，這些基建建成後使用率低下，也就是意味着這些基建都變成了「過盛」產能的一部份。不僅如此，在興建時所需的各種跟進工程和配套設備，鋼鐵、水泥、機械等亦會隨之而過盛。綜合各方數據，具體來說，全中國各產業的產能過盛超過50%。而引發日本長時間經濟蕭條的產能過產程度亦不過30%。 另一個引人關註的問題就是地方債務，關於這個問題，內地不少經濟學家如郎咸平等，都作出過分析和估算，指中國可能有330個地級市負債的嚴重程度如同美國底特律（已宣告破產）。根據中國自行公布的官方資料，13年6月審計處針對36個地級市進行審查後，指出其總負債3.85萬億，其中16個市(包括9個省會)負債率超過100%，即已處於技術性破產階段。 根據內地的經濟學者計算，地方政府總負債高達68萬億，而相比之下，2012年全國GDP總額為52萬億，亦即是說中國的地方負債占GDP的比例為130%。反觀即便是深陷債務危機的「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的平均負債比例亦不過為122%！ 因此，自2012年起，中國各地地方政府紛紛發行地方債券和理財產品等，藉以籌措資金償還債務。連前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亦將之稱為「龐氏騙局」（簡單而言就是指以新債抵舊債，而每一次舉債的數額和利息成本都愈來愈大，直至失去償付能力）。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存在巨大危機，而危機的爆發將可能會由兩種不同的臉貌所呈現。 滯漲還是崩潰 既然中共選擇了走上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言則意味着其亦只能屈服於資本主義體育的內在邏輯，中國即使以市場經濟為主導，輔以宏觀調控的所謂「中國模式」，過去曾被一些西方經濟學者所稱頌，但時至今日最終也擺脫不了馬克思的「詛咒」－資本主義是一個自我矛盾的體系，必然會出現周期性經濟衰退。 零八年為應對經濟危機而闊綽出手的方案更似是病急亂投醫之舉，使得熱錢在國內市場全面泛濫，淹沒了幾乎每一個有利可圖的經濟板塊。如太陽能產業就因其利潤高，投產所需準備時間短等因素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大量資本，使得現時全國太陽能產能過盛高達92%。 即使指假如全國太陽產業從此停止增長，而同時市場對太陽能設備的需求每年增加3%，那麼就要整整24年才能完全消化現時過盛的產能，亦即是說整個產業將可能面臨24年甚至更長時間的蕭條！而產能過盛絕不僅僅出現在太陽能產業，數據指出，中國造船業現時過盛91%、風能70%、不鏽鋼60%、煤化工50%、機械和汽車卡車約50%、鋼鐵水泥超過30 %，幾乎函蓋了整個國家的重工業領域。 而在地產市場上，中國房地產市場現時已出現危機的端倪。很多二三線城市甚至一些一線省會城市的地產市場已開始走到下坡路。這是由於過去十多年來近乎瘋狂的地產建設，造成大量房屋空置，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鬼城。如內蒙烏蘭包托的情況甚至達到了即使全市所有家庭分配一套房屋，仍不足以填滿空置量的情況。 正如習近平提及增長減速會成為「新常態」，高經濟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經濟會面臨兩個選擇－ 軟着陸或硬着陸。 但事實上所謂的軟着陸也不見得有多「軟」。因為在消化產能的同時意味着全國重工業的大蕭條，意味着更多工人失業，同時地產房價的下跌亦令城市的中產階級各下流動，加上嚴重的通漲以及不可避免的人口老化問題。這些問題也會隨着經濟蕭條而集中爆發，因此所謂的「軟着陸」對中共政權而言就如同走進地雷陣一樣。雖然現在習李不想動用重大的刺激方案，但如果面臨嚴重的放緩或崩潰，他們不免會使用更多「國家資本主義」的調控手段，特別是要求銀行投放更多信貸。這些手段只能換取時間，但未來要付出更大代價。經濟危機只會進一步重挫中共獨裁政權，令其命懸一線。 中共自其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一直企圖以經濟的「高增長」緩和和掩蓋在其專製下底層人民的巨大不滿。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商品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支撐着現時如履薄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製，故此，中國的經濟危機會進一步重挫全球資本主義體製。讓我們組織起工人的力量，才能從廿一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大規模失業與一潭經濟死水中逃出生天。 中國：龐大監控的維穩工程 中國政府為了維持集權統治，一直牢牢地控製着傳統三大媒體 － 電視、廣播、報刊。互聯網和新興手機技術在中國極速普及，令當局必須嚴陣以待，加強監控。中國的監控工程龐大，從每年的「維穩」費上已能反映出來。中共的「維穩」經費已經高得不再公布，但過去4年都超越軍費，可見中共最懼怕的不是其他帝國勢力的來犯，反而是中國國內每年超過25萬宗的群眾運動。中共每每動用媒體的監控、網上言論的封殺，將群眾運動推到中共可以控製的範圍以內，但這只會令社會的積怨矛盾不斷累積，為專製獨裁政權爭取多一天苟延殘存的機會而已。 習近平上臺後的監控 去年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就曾傳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壓言論自由的談話內容，其中的「互聯網已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搞不好會成為我們的心頭之患。」、「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言論，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位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訊、微信、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都揭示出中共對網絡監控的重視，鉗製言論、新聞自由、阻截訊息流通正是中共的當前首要任務。最近，多位網絡名人如董如彬、王立銘等被以「網路造謠」的罪名被捕，顯示習近平上臺後對網絡言論禁製從未有一刻鬆綁。 如今的世界局勢，除了網絡監控外，網絡戰爭也是令國際局勢不斷升溫的一個戰線，當中周邊國家如印度、北韓、南韓、日本都已在建構網絡戰部隊的同時，美國則在2009年宣布成立網路戰司令部，擁有屬於自己的 「網軍」，但現時為止中國官方仍對中國是否擁有 「網絡軍隊」 矢口否認，聲稱中國網絡空間基本不設防狀態，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網絡的監控 在中國，曾經被廣泛報導的「金盾工程」，又稱為「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為極權暴政下產生出的一個龐大網絡監控項目。這項目名義上是打擊犯罪、增加信息共享，實際上用於干擾、監控、審查和封鎖中國大陸境內的公民電話、互聯網等信息傳送活動，更重要的是為了當局拘捕維權異見人士提供更有效的平臺，包括上訪戶、迫遷戶、獨立作家等。 中國無國界記者形容中國網絡監控為「目前是世界上最嚴厲的網絡控製製度」。在3月中旬，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網民監獄」就至少有70人因為網路活動而被中共當局收押，而且被監禁的30名記者中至少有3人是因為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文章而被判刑。上月，中共國家網際網路信息辦公室（國信辦）副主任王秀軍稱現時中共的網際網路管理上升到最高層面，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中共的網絡監控時有遇到反對聲音，可是當局卻又是不斷將監控力度提高。 在2007年在全國爆發的反對PX化工廠的鬥爭裏，主流媒體普遍失聲之下，廈門巿民就是利用手機短信傳播訊息，顯示科技的進步為言論窒息的民眾打出一絲的缺口，可是中國政府部門也推出 「手機實名製」以加強控製，強迫手機用戶以真名登記，配合與中國三大網絡營運商的協助，以關鍵字、限製點對點的流量等作手段控製資訊流通。 2011年，上海一小段路段被揭發安裝了75個監控鏡頭，因而引起大量民眾反對，最後中共不得不拆除一些監控鏡頭。而據《新唐人電視》報導，上海公共安全產品國際展覽會（上海安博展）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共花費1,000億人民幣購買2萬個監控攝像系統用於所謂維穩。 《華爾街日報》亦指出，在中國的公共場所總共約有近一億個監控攝像頭，而當中只有1千萬個為民間所用，其餘的都用於監控公共場所，這些攝像鏡頭不只是安裝在街道，更有些是安裝在計程車和餐館等。中國的監控市場在未來5年內，仍將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長。而中國無國界記者更揭露，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數萬 「網絡檢察員」 和 「網路警察」的國家。中國各省、巿公安系統都建立了網絡監控特殊部隊。 「網路警察」在過去十年更已逮捕了幾百名網上作家和網絡上的異見者。 哈佛大學政治學的一名教授－ 金加裏（Gary King）就嘗試研究中國網絡審查製度，他赫然發現中國的互聯網審查是針對集體性行動而非批評性言論的，這表示中國政府更懼怕人們組織行動起來，就像中東阿拉伯之春的時候一樣，當人們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就是推倒政權的最大力量。中共了解到互聯網可以快速動員群眾走上街頭，所以網絡的監控就是維護政權的重要一環。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 資本主義就是代表國與國之間必須維繫資本家利益而不斷軍事化擴張，故此，網絡戰爭、網絡監控、加強鎮壓機器是理所當然地會發生，損害的就只有平民百姓的私穩、言論自由和被拉扯入無情的戰爭之內。從斯諾登事件中，可見資產階級民主的美國的網路監控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以反對「煽動顛復國家勢力」甚至是「反恐」為名，不斷侵害平民的言論自由及私隱權。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 社會主義行動主張： 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 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 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停止一切反民主的監視行動 打倒私營媒體和科技企業的壟斷，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學費高、質素低、難找工，全國學生苦不堪言 2012年，中國高等教育在校生達3,325萬人，從規模來看位居世界第一。但由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其毛入學率僅有30%（世界平均水平為36.06%）。 在不斷增加的高校學生人數下，隱藏着學費負擔加重、高校教育質量下滑、高校畢業生就業困難等問題。學生對教育體製的不滿直接指向中共政府，使其越來越難掌控期待變革的青年人。 高昂的學費 在走向資本主義後，中國政府將高等教育也交給了市場。 1989年高等學校開始收取學費，原來的「免費上大學」政策逐漸取消。從最初的200元（人民幣，下同）到現在的5,000-10,000元，二十年間大學學費總共上漲了25-50倍。再加上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名大學生4年要花掉大約6萬元。但去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7萬元（平均數背後還隱藏着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學費已經超過了一個雙職工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更不用說農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還不到一萬元。結果就是全國有25.5%的家庭供不起子女上大學。根據2004年的一項調查，甘肅省因教返貧的人口高達返貧總數的50%，學費高昂已成為甘肅農民返貧的首要因素。在中國，教育一直被看作底層群眾改變生活境況的重要手段。但是現在考上大學不僅沒能使貧困學生「躍過龍門」，反而給他們的家庭套上枷鎖。富裕學生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出國留學；而貧困生如果不願承擔高昂的學費，大多就只能像父輩一樣從事低薪、勞苦的體力工作。政府雖然設立了貧困生補助體系，但存在極大弊病。許多時候申請補助金實際上是一場「比慘大賽」。只要申請書寫得夠慘，即便是身穿名牌服裝的富裕學生也可以領到助學金，真正的貧困生反而得不到名額。目前，多個省份正在醞釀或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學費漲價，漲幅最高的院校可達50%。連普通家庭的學生家長都叫苦不迭，勢必將更多的貧困學生排除在大學教育之外。 教育質量堪憂 儘管學費一路上漲，但中國高校的教育質量卻難以與之匹配。 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更多是為市場提供了高學歷的剩餘勞動力，在提高人民文化素質方面遠不如預期。擴招增加了學校和國家的收入，暫時緩解了就業壓力，但是師資力量的提升卻沒能跟得上學生人數的增加。在大學裏，職稱和獎勵的評定主要依靠研究或論文數量，所以不少教師忙於課題、經費、會議、評審，對於教學反倒不用心。更有什者乾脆讓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來代課。同時，科研成果關繫到高校的排名、聲譽和競爭力，因此單純通過命令來增加教學投入根本不切實際。在僵化的教育體製之下，教師和學生都是為了完成任務，雙方都缺乏自主性和創新性。一方面是老師照本宣科，講課內容枯燥乏味，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另一方面，學生讀書更多是為了拿到一張文憑，因此看重分數甚於知識。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學生上課時總是自顧自地玩手機，最後在考試前突擊復習。不愧於「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也在流水線上生產着它的大學生。 緊張的就業狀況 2013年有699萬人從大學畢業，因為龐大的畢業人數和冷淡的經濟環境，在網絡上被戲稱為「史上最難就業年」。但是官方發布的大學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率高達91.4%，甚至比2012年還略有上升。這就像連續12個季度保持在4.1%的失業率一樣受到廣泛質疑。事實上，就業率關繫到大學的招生計劃、專業設置、高校評估、經費核撥、新增學位點審核。為了提高就業率，許多學校不惜造假。 2009年網絡上有人發帖稱，學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替他與某公司簽署了就業協議（證明學生已經找到了工作）。此後曝光越來越多，人們才知道不少學校為了讓學生簽署就業協議，甚至以畢業證書相要挾。在政府的遮掩下，大學畢業生的實際就業率不為人知。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而畢業生人數卻有增無減（今年畢業生人數將增加到727萬）。據估計，中國的真實失業率可能接近20%，就業壓力可想而知。政府一味粉飾太平，在群眾中毫無威信可言，最終只會激化人民的猜疑和怒火。 教育開支占中國生產總值約4%，與大部分國家相比都極低。只有將教育重新全面公營化，並以學生及教職員民主決策教育課程及方針，並大大增加教育開支，以今天中國的經濟生產力，是足以讓全民免費接受妥善的教育。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 7月16日，中國政府宣布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7.5%，令全球金融市場集體鬆了一口氣。然而，這一數字（北京經常偽造GDP數據，令其聲名狼藉）並不表明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經「穩定下來」。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基思‧布拉德舍（Keith Bradsher）說，這是「紙面上的復蘇」（2014年7月16日）。正如布拉德舍的報道所指出的，「獨立的全國企業調查表明，各行業的銷售量和信心仍在惡化。」 統計數字由第一季度同比增長的7.4%有所提升，主要是藉助另一輪「微刺激」來實現的。就像去年類似的措施一樣，本輪刺激也是由總理李克強及其經濟團隊暗中完成的，雖然他們在官方上走「不再刺激！」的路線。李克強的最新舉措包括，在公共住房和鐵路建設上的額外支出，六月份較上年同期增加了32%，以及用一系列減稅和放寬信貸政策（降低小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來催谷小企業的發展。 債務水平激升 但是急速累積的債務限製了政府刺激的規模。根據《彭博社》的報道，2011年底，中國債務總額是GDP的166.6%，今年第一季度上升至202.1%，第二季度達到206.3%。過去五年內，中國債務增加的速度超過了1980年代的日本、1990年代的東南亞和2000年代的美國——所有這些都曾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在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從1984年到1989年上升了大約45%。而中國只用不到三年就完成了差不多的「壯舉」。 越來越明顯的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危機期，可能引起社會和政治的大爆發。國家主席習近平用於加強國家安全、進一步壓製任何有組織表達異見的措施，等同於在進入驚濤駭浪前「封上艙門」。中共獨裁者面對着一個「三難抉擇」：解除債務炸彈（去槓桿化）會帶來扼殺投資和增長的危險；任由房地產泡沫爆炸會引發銀行危機；約束開支過多的地方政府，但它們又是大部分投資的來源。中央政府向地方施壓，要求就最近的「微刺激」加快基建支出，但這與它去槓桿化的努力相矛盾，也加劇了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這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投訴，政府拖延在去年三中全會所承諾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同樣，他們慨嘆承諾過的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占GDP比率（去年創下54%的新紀錄）的「經濟再平衡」沒有發生。與過去一樣，對北京來說達到再平衡是說易難行的。即使是最輕微的投資減慢都可以轉化為更痛苦的經濟放緩，而這會激起與房產相關的經濟危機。因此，一些經濟學家形容中國為「單車經濟」，即如果減速太多就會倒下。 樓市低迷 今年7月，《CNN》財經頻道進行了一項調查，10位經濟學家中有8個說房地產市場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威脅。來自日本野村銀行（Nomura）的另一篇報道警告說：「這不再是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是房地產市場調整會有『多劇烈』的問題。」 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四個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新住房銷售量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了40%。在全國範圍內，本季度新住房開供工量下降了25%，銷售量下降7.7%。在中國最大的27個城市中，21個城市的住房庫存無法在12個月內消化掉。 9個城市的積壓住房要兩年多才能賣完。 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買房的大多數人樂於看到市場的不景氣。以上海為例，房價在過去7年內已經猛漲了273%。這解釋了為什麼在《人民日報》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3%的人認為政府不應該通過放鬆2011年實施的冷卻措施來「拯救房地產市場」。 《金融時報》（2014年5月12日）報道，最富有的1%的家庭擁有中國三分之一的住宅房產。香港金融集團裏昂證券（CLSA）的另一篇報道指，中國53%的住房交易是為了投資，而不是為了有一個住的地方。這些房產大多都空置着，等着賣出最高價。 腐敗的中共官員在住房市場中非常活躍。在相當多的案例中，他們坐擁百餘套住房，以此處理自己的非法財產。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習近平的反腐行動也因抑製了官員對房地產的胃口，而對市場低迷起了作用。習近平的行動超過了以往的反腐規模，反映出國內的嚴重危機與激烈權鬥。 在2008年中國政府希望抵擋全球危機的龐大經濟刺激計劃中，一場世上前所未見的建築狂潮是最重要的一個元素。一如既往的，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包含着一些令人驚愕的數字。 「從2011年到2012年，在短短兩年內，中國生產的水泥比美國在整個20世紀中生產的還要多。」《金融時報》的賈米爾‧安德裏尼（Jamil Anderlini）如此報道（2014年5月1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所說，去年全世界新建造的住宅樓有一半在中國。據估計，過去5到6年全國共建造了2億間住房，比美國總住房量（1.3億間）的1.5倍還多。 此等規模的建設遠超過市場「需求」，它並不是由近14億中國人的需要決定的，而是由伴隨着過去30年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所決定的。低工資和福利保障不存在仍是大多數人所面對的現實。即便是中產階級也越來越難承擔今天的房價。 資產階級評論員和中國的多頭投資者（投資者對股市看好，預計股價將會看漲，於是趁低價時買進股票，待股票上漲至某一價位時再賣出，以獲取差額收益）不去理會大規模住房供應過剩的證據，包括不計其數的「鬼城」，聲稱「這不是泡沫」。他們說因為數千萬人正在湧入城市，很快就會填滿那些空蕩蕩的住宅區。這一論調是1850年代英國資產階級同等低劣的口號的現代版。他們夢想着：「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把他的襯衣下擺加長4英吋，那麼蘭開夏郡（Lancashire）紡織廠的好生意就會延續幾代人。」 事實上，中國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已經達到頂峰。據野村銀行所說，中國每年從農村來的新移民數量已經從2010年的1250萬減到630萬。野村銀行預計，到2016年會出現城市人口的淨外流。更重要的一點是，買房的農民工所占比例每年不到百分之一。 中國的建設熱潮，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的大規模刺激時代，是由極端的金融投機驅動的。地方政府、房地產開發商、貪腐官員、國有銀行及其影子金融分支密謀抬高土地價格、大規模增加信貸，並為GDP數據「塗脂抹粉」。這為少數精英帶來巨額財富，同時讓大多數人承受着經濟困境。 《南華早報》（2014年2月26日）報道，在全世界10大房地產億萬富翁中有7個是中國人。 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膨脹的房地產價值激起前所未有的銀行貸款浪潮。但現在這股浪潮卻可能令金融體系癱瘓。旅居中國的經濟學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房地產本質上是承保所有信貸的資產」。 全球信貸在過去5年中增加了30萬億美元，中國占了一半。據摩根大通（JPMorgan）所說，自2010年以來，光是影子銀行就從2.4萬億美元激增至7.7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84%。這些數字遠超過美國「次貸」危機的規模。 日本化？ 這些現象與差不多25年前的日本驚人地相似，它阻礙了日本經濟的輝煌崛起，並使之經受了20年的停滯。在日本，正如在今天的中國，大約80%的貸款直接或間接地捆綁在房地產行業。 1989年，房地產價格開始暴跌，拖累了日本銀行系統，不良貸款的海嘯席捲而來（債務人無力償還貸款）。在中國，相當大一部分債務集中於這樣一種集合體：地方政府及其投資工具、開支過大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旨在繞過政府控製的影子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 將中國與1980年代的日本作比較，在今天的經濟討論中很常見，這並不奇怪。萬科集團（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副總裁毛大慶的一份發言稿泄漏出來，它清楚地說明了政府發言人想要隱瞞的慘澹現實： 他說：「1990年，東京的土地總價值相當於美國GDP的63.3%，而香港在1997年達到66.3%。現在，北京的土地總價值是美國GDP的61.6%，這是一個危險的水平。 」（《電訊報》，2014年5月2日） 「總的來說，我相信中國已經到達了建設新住宅項目的容量上限……我沒有看到任何房價上漲的可能性，尤其在擁有大量房屋庫存的城市，除非政府再推出幾萬億（的刺激）。就中等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而言，北京和上海已經被列為世界最昂貴的城市。」 這位業內高層人士的坦白無疑說明了，中國存在着一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並且正在走向極限。儘管不能肯定地預測爆發時間，但很明顯這一情況不可能長久，而不長久的東西終將在某一時刻結束。正如在日本和較近期的美國，資產泡沫破裂引發價格下跌的連鎖反應，即通貨緊縮，這會嚴重惡化今天的債務問題。 至少在形式上控製着國有銀行系統的中國獨裁者，已經開始採取措施竭力避免金融危機。銀行系統內的不良貸款正被瞞報或少報。在一個幾乎完全控製媒體的專製體製內，為避免壞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被隱瞞的事件會越來越多。 政府正準備，在銀行體系內的不良貸款最終爆發時，再一次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並像15年前那樣建立所謂的「壞帳銀行」。那些無法償還的債務會像有毒廢物一樣被埋進壞帳銀行。於是，這像魔術似的給人這樣一種印象—— 銀行資產負債表又恢復了健康。然後，銀行在政府註錢之下重新集資。然而，這一次操作的規模會大得多，而且中央政府希望各省市自己建立「壞帳銀行」，而不是進行國家援助，這樣就可以由地方進行紓困工作，從而避免系統性危機的出現。 上一輪銀行救助（1999-2000年）花費了中國40%的GDP。這些錢被用來「清理」四大銀行，準備讓它們在中國和海外上市。但是被轉入四家「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的壞帳至今仍然存在。以更大的規模重復這一花招不會那麼容易。 從今年年初開始，政府試圖選擇性地處理首次的違約，包括企業違約，以及經由影子銀行賣出的高度投機性「證券」的違約。這是試圖約束更加魯莽的投機行為，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允許救助和避免違約，因為他們多麼害怕，即便某些隱蔽的影子金融產品的破產，也會引發更廣泛的系統性危機。李克強將中國銀行業改革比作「拆地雷」不是沒有原因的。 樓市低迷已經開始令投資減少（GDP的主要驅動力），拖累經濟增長。它也加劇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的經濟困境，因為它們依靠賣地獲得很大一部分收入——2013年平均為39%。在某些省份，尤其是樓市泡沫極其嚴重的省份，形勢更為嚴峻。在浙江省，土地出讓收入差不多是地方政府直接債務的70%。天津也不會比它少很多。 全球附帶影響 瑞銀集團（UBS）前首席經濟學家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對《金融時報》說：「中國房地產業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部門」。這說明了高風險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數據，去年房地產為中國的GDP貢獻了16%，而美國在其樓市泡沫頂峰時為8.9%（2006年）。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研究認為，2013年房地產市場占中國GDP的23%。 中國的建設熱潮從全世界吸收資源，製造了全球商品價格的「超循環」——從化石燃料到鐵礦石和木材——提升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GDP增長率。因此這場熱潮的終結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來說將是個壞消息。 中國：習近平反腐風暴 自十八大後，習近平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風暴，打算藉助此次清洗行動，瓦解多年來阻礙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利益集團，並獲得民眾對一黨專政和改革的支持。在黨政軍商各界擁有強大勢力的江澤民集團一直是阻撓胡溫自由化政策的幕後力量，自然成為反腐行動的打擊對象，激烈的黨內鬥爭不可避免。但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悄然結束似乎宣告了雙方抗衡已接近定局，習近平將在「太子黨」的支持下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可見在中共獨裁下，反貪腐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框架。中國一部分的勞動者可能暫時對政府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但中共與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將會打破一切幻想。 打虎拍蠅 7月29日，官方媒體宣布前政法沙皇周永康被立案審查。此前，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經被移送軍法機關，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據傳也被逮捕。 2013年初，習近平剛上任不久便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如今副國級「老虎」的落馬標誌着反腐行動進入高潮。除政府官員外，企業高管也是被調查的目標。據《金融時報》所說，國有企業受到的反腐衝擊最為嚴重，而跨國企業也受到影響。 《華爾街日報》於8月6日報道稱，當前的反腐行動「並不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周期性發生的普通的權力爭奪，而是一場清洗」，而且是「數十年來最徹底的一次黨內清洗」。僅今年上半年，就有8.4萬人受到紀委監察部門的處分。 8月14日更是一天之內就公布了10名廳級官員被查的消息。但是相比於貪腐官員的總量（根據2013年一次未公布的黨內調查，超過30%黨政軍官員涉及貪腐），8.4萬人連其四十分之一也不到。國內某經濟學家指出，中國的權力租金（利用公共權力所獲得的非法收益）總額占GDP的20%-30%，說明腐敗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習近平不可能也不準備打掉所有的貪官。 新自由主義的跳板 反腐本身不是目的，因為習近平自己就是一隻「大老虎」。今年1月，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CIJ）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以及鄧小平等十多位中共領導人的親屬在海外設立離岸公司，藉此隱藏巨額財富。自由派批評說，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從本世紀初開始，改革就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在當前體製下，地方政府利用投資和行政管理控製着絕大部分的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建設的實際操縱者。坐大的地方政府對債務危機和工業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同時又抗拒下放審批權等自由化政策，因為這會使他們失去發財的機會，結果造成「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另一個反對改革的勢力就是國有企業。 4月22日，參考消息網引述外媒報道稱：「國有企業，這一精英權力基地一直以來是進步改革的主要障礙。」伴隨着一眾國企高官的落馬，混合所有製改革、規範國企高管薪酬、提高上繳紅利比例以及向私有資本開放市場均得到媒體的大肆宣揚。通過反腐瓦解地方和企業的反抗力量，在關鍵崗位上安插自己的親信，習近平為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提供了跳板。但同時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開展「大督察」行動，以應對廣泛的官員怠工。 權力洗牌 20多年來，江澤民在黨政軍商各界培養起巨大的勢力網，構成所謂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點從周永康等人被抄沒的家產中可見一斑。習李新政旨在「放開市場」，必然觸及「江派」的壟斷利益，並迫使感到威脅的權貴向江澤民靠攏。因此黨內鬥爭不可避免。幾年前在「江派」的阻撓下，胡溫所推出的眾多「改革」政策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但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每年夏季7月下旬到8月中旬，中共高層領導與退休「元老」會聚於秦皇島北戴河畔，就黨內重大問題進行「協商」，實際是各派之間的秘密交鋒）結束後，習近平迅速確定「7年路線圖」，國務院也連續推出多項重大改革方案，所涉及的領域原來都被視為「難啃的硬骨頭」。這表明習江鬥爭可能已接近定局。有分析人士指出，在整個反腐行動中，沒有一個「太子黨」落馬，他們可能已經達成基本共識：犧牲江澤民來成全習近平。但是在8月21日，也就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的前一天，《環球時報》發表文章，批評當今黨政幹部的主體「受西化思想觀念的影響比較深，容易迷失社會主義方向」，並警告「資產階級自由化、私有化思潮泛濫的狀況」。這是執掌中宣部的「江派」劉雲山在與習近平唱對臺戲。此前央視20多人被調查可能就是對他的一次「懲戒」。中共正在經歷一次權力大洗牌，黨內鬥爭還並未結束。 中共黨內的激烈鬥爭與黨外的社會矛盾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執政黨的分裂造成統治的不穩定，群眾的反抗力度將會更大。 伊春西鋼集團工人發起罷工 6月30日凌晨3點開始，三千多名西鋼集團（西林鋼鐵集團）的工人集體罷工，要求公司補發所拖欠的五個月工資，並退還集資款（西鋼改製時壓住未發的工資）。部分工人頂着35度高溫，阻塞了哈爾濱至伊春鐵路與鋼城大橋交叉口，禁止火車通行。當局出動大批警察在現場戒備，據悉有數名罷工的工人曾一度被帶走。據一名網友表示，示威的人數超過三千多人，政府出動大批武警、特警到現場戒備，大量交警、武警、防爆警察、消防車等在維持秩序。期間武警試圖用盾牌警棍驅逐群眾，被工人擲水瓶擊退。至晚上8點，仍有大批工人在現場與警方對峙。受事件的影響，伊春市境內的火車全部停運。 據悉，西鋼集團是黑龍江省最大鋼鐵生產企業，原為國有企業，2005年後轉為民營企業，共有一萬多名員工。在過去幾年中，西鋼集團一直在擴大生產。據報道，「2013年西鋼的產量預計達到黑龍江省總產量的60%，2013年的計劃產量是517萬噸，爭取實現530萬噸，2013年計劃的銷售收入是262億元，爭取實現270億元。」但漂亮數據的背後是國內鋼鐵行業產能過剩的事實。由於銷路不暢，到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負債總額已達190億，負債率將近80%（最高時為99.78%）。去年，銀行進一步收緊對鋼鐵企業的信貸政策，部分銀行「甚至在貸款未到期的情況下，強製劃轉西鋼資金」。從今年二月份開始，公司開始停發工資，引起該企業員工嚴重不滿，部分工人甚至因為公司欠繳養老保險而辦不了退休手續。一工人表示：「大部分的工人用盡積蓄及貸款購買回遷房，現在近半年不給工資，有房貸、有老人、有孩子的員工不知如何生活下去。」而另外一名網友表示：「半年沒開工資，不是沒錢，錢都被領導拿走了，工人沒錢生活……工人索要工資，領導不但不出面，還用武警來威脅老百姓和工人。」另外一名網友諷刺地說道：「這是工人在用罷工來慶祝黨的生日。」因為罷工事件造成重大影響，受到政府壓力的西鋼集團承諾在7月10日前補發一個半月的工資，並分期償還剩餘工資和集資款，罷工行動隨之平息。 由於西鋼集團實際上已經大部分停產，部分工人打算討要工資後便離職。在這場「自衛性」的罷工行動中，工人缺少直接威脅西鋼資本家的手段，也缺乏進一步擴大罷工的動力，是此次罷工事件迅速平息的部分原因。罷工結束後，工人受到多重打擊：司法部門開始審判所謂的「觸犯法律人員」，而公眾對審判過程一無所知；公司在各基層單位建立維穩小組，試圖壓製任何可能的反彈行動；主流媒體也抹黑罷工運動，聲稱其受到「社會人員的推波助瀾」。 這次的工人罷工絕非偶然現象，進來中國類似罷工事件日益增多，這正是中國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表現。資本對工人壓榨已經使工人難以忍受，不得不進行反抗。這次事件中中共參與了對工人的鎮壓，這再一次表明了中共是赤裸裸地在為資本家服務。西鋼集團是中國經濟虛假增長的一個縮影。在世界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中共政府竭力維持「良好局面」，並不能阻止危機的爆發，只會使炸藥桶越積越高（因為今年6月東北開始啟動大型項目，西鋼集團計劃8月實現滿負荷生產）。隨着「壞疽」的逐漸暴露，越來越多的罷工會發生在在重工業和國有企業之中，這將意味着整體經濟局勢的惡化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質性發展。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支持西鋼工人以及全國罷工工人工人的經濟訴求 訪問病人A：腐敗醫療製度下的受害人 「我對醫院、醫學會、法院的處理手法感到非常憤怒！」病人A（化名）對中國大陸的醫療體製感到憤憤不平。 幾年前，病人A 於上海某一國家醫院進行了一個微創手術，以治療痛症。可是自始以後，惡夢便一直纏擾在他的生命。他的四肢曾經癱瘓長達幾年，每天躺在床上註射大量的抗生素保命。這宗醫療事故，幾乎令病人A 完全失去活動能力和工作能力。手術後身體的痛楚沒有減少反而變得更嚴重，發現身體更出現嚴重的細菌感染，病人A說:「我差點連命也保不了！」 後來他找區級醫學會進行醫學鑑定報告，發現手術出現不同程度的違規操作，如一次性的手術器具被多次使用、手術前的判斷不足等。而這份由區級醫學會亦只判斷他的傷勢等同在傷殘等級中最低等的第10級。 病人A感到，這完全不能反映出他身體所受的傷害程度，所以他向巿級醫學會投訴。但是意想不到的是，巿級醫學會和醫院夥同一起拒絕跟據法律程序以法醫陪同鑑定，及後更聯同法院一起互推責任。病人A被拖了幾個月後，最後終於批准作多一次醫學鑑定，可是在這幾個月的苦等期間，卻原來是讓醫學會把握充足時間與鑑定專家「打好關係」。 在 鑑定過程中，那些專家們明顯在互相包庇，更捏造是當事人沒有回去醫院就診所以引發細菌感染。病人A意氣闌珊地說：「我親身感受到當中的黑暗。」心有不甘的病人A 在其後幾年裏不斷寫信至不同部門投訴都不得要領。也曾嘗試以法律手段反對巿級醫學會的鑑定報告，可是法庭仍然視受害者的訴求為無物。 病人A的遭遇，揭露出中國醫療體製的千瘡百孔，司法、醫院、醫學會等互相包庇勾結的腐敗。醫療質數參差、守則缺乏監管、濫收費用、意外事故頻繁、而醫療官司費用昂貴往往令窮人卻步。窮鄉僻壤的村落醫療落後，病人為了求醫都走入大城巿，可是病人權益卻乏善足陳。根據中國官方數字，保守估計中國每年死於醫療事故的人高達20萬人。中國的戶藉製更是牢牢地縛綁着農民對醫療的需求。 醫療病例與暴力 今年4月，徐州一名男子不滿治療效果和收費，持刀捅死了醫生。在中國，醫院裏出現病人襲擊醫生的事件時有聽聞。根據中國醫院協會的數據，內地醫院平均每年發生27宗患者攻擊醫護人員的事件。在2012年，就有七名醫生因醫患糾紛被殺，28名醫生受傷。協會更指有78%的會員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醫。醫生與病人產生出敵意和不信任，這是製度造成的惡果。即使醫生願意懸壺濟世，也逃不過醫院管理層的壓力，被迫榨取病人的金錢。去年11月，在浙江省溫嶺市，因為主治醫師王雲傑被病人持刀刺身，激起1,000名醫務人員罷工，要求改革醫療製度。 公共資源的削減 這一趨勢源自公共資源被削減，令醫院工作量提升，導致醫院醫生出現錯誤變得頻繁，城鄉的巨大差距令農村病人走向城巿求醫，但債臺高築的地方政府卻無法承受更高的醫療開支。醫護人員的工資偏低導致他們向外尋找兼職幫補家計。所以醫院的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服務質素下降。加上醫院收費過高及收取藥物處方回扣等有違職業操守的腐敗行為，令情況雪上加霜。隨着中國大陸更多的巿場化，越來越多的醫院、藥廠走入巿場，令醫療變成謀利的工具和商品，拉高醫療的費用，成為有錢人才能享用到的「基本需要」服務。 中國政府沒有解決方案 最近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共表明鼓勵允許民辦（私營）醫療機構納入醫保，並竭力打擊醫院暴力事件。 但是，民辦醫療機構納入醫保，這是鼓勵民間自己興辦醫療機構，免去作為政府應付擔起的醫療責任，並且可以大量節省公帑，而最後更是優惠醫保企業，作為榨取勞 動人民金錢的手法。而打擊醫院的暴力，造成醫院十步一崗、五步一哨的情景。顯然，這並不是針對整個醫療體製的腐敗和巿場化造成的嚴重供需分野，反而是針對 絕望的醫療受害者作出嚴厲的打壓，只會激起更大矛盾。 如何改革？ 今天中國富裕得多，但大眾醫療體製卻比上世紀60-70年代更為倒退。病人A的慘案只是冰山一角，若製度不改變，更多受害人會出現。 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組織協同工作；而醫務人員大規模鬥爭已變成趨勢，運動需要迫使政府大幅增加醫療開支，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 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醫務者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充斥着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以及給予官員的賄賂。唯有將醫院和藥劑廠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醫務人員與病患者的民主控製之下，才能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 四中全會底下的「依法治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再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口號，藉此鞏固反腐與「改革」的成果，並為今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鋪平道路。儘管官方聲稱要用法律保障人民權利，但是對「黨的領導」的着重強調意味着中共獨裁體製不會改變。法治改革可能會限製地方政府的胡作非為，在一定程度上緩和社會矛盾，但只要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法」就會成為壓製工人反抗的枷鎖。 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 貪腐與濫權的中央與地方官員對中共來說是一種內部威脅。今年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法治發展報告（2014）》說道：「公權力運行的不規範是激化矛盾、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因素。」在該報告所調查的涉及220多萬人的871起群體性事件中，44%是針對政府或官員的抗議活動。另外，一篇名為《謠傳活躍度與北京居民認知》的報告指出，在其所調查的謠言中，63.6%的內容涉及仇官。廣泛的謠言反映出群眾對政府的普遍不信任。面對此起彼伏的群眾反抗運動，習近平無力再為那些自行其是的官僚負責。在去年昆明反對PX項目事件期間，《人民日報》微博曾發文批評「口罩實名製」等高壓政策。光明網（5月27日）則指出，用這種方式維穩是黔驢技窮的表現。十八大以來的反腐行動更是幾乎對全党進行了清洗。現在習近平需要用法律來鞏固成果，通過行政和司法改革來限製中央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行動。因此政府今後可能會向群眾做出讓步，從而緩和官民衝突。但這個讓步是有限的。正如四中全會《決定》所說，「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中共將繼續用自己專製地位保護「紅色貴族」與資本家對勞動群眾的剝削。 「為改革護航」 《金融時報》（10月29日）在評論四中全會時引用了新自由主義鼓吹者哈耶克的話：「欲使自由經濟得到令人滿意的運行，遵循法治乃是一個必要的條件」。因此「依法治國」也反映出政府希望拉攏資本家，以此應對持續低迷的經濟環境。習近平在關於四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提到：「一些地方利用法規實行地方保護主義，對全國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秩序造成障礙」。另外據《華爾街日報》（10月19日）報道，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說，中國經濟每年因詐騙、回扣和其他腐敗行為而付出的直接代價比他五年前預計的860億美元高出數倍。不難想像，中央部門與地方政府的抵製以及貪腐行為將成為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重要障礙。通過立法約束那些不順從的官員，其干涉市場的權力受到極大限製，將給予自由化政策以更多的便利。而修訂關於產權的法律法規將為混合所有製改革和土地流轉製度改革鋪平道路，這能令資本家更願意參與到「改革」中來。可見資本家以及想與之合作的「紅色貴族」才是這場法治改革的最大贏家，勞動群眾則要承擔「自由化」帶來的沉重剝削與壓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反對賦予工人集體協商權時曾說，這「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倡的精神背道而馳」（應註意該聯合會同樣反對香港立法規管工時）。這種「精神」會在「依法治國」中得到保障。 合法壓迫 相比於西方國家通過繁雜的司法程序壓製工人運動，中國政府利用法律鎮壓工人的手段可能會更加露骨。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在名義上賦予了工人集體協商權，實際卻通過延長協商期、提高協商門檻、禁止協商期罷工等手段來限製勞工權利、將罷工變相刑事化。資本家甚至可以通過集體協商提出工資不增長或減少（條例把這叫做「負增長」）的要求。這也許就是未來「合法」鎮壓罷工的先聲。今年10月廣州市宣布製定《取締非法社會組織工作細則》。儘管官方聲稱這個工作細則主要是針對內部工作，但仍不免讓人懷疑政府是否準備打壓活躍在這裏的眾多維權、勞工組織（廣東省是中國群體性事件最多的省份，社會組織在其中發揮着主導作用）。中新網11月3日則發布報道稱，深圳社會組織將面臨史上最嚴監管。「依法鎮壓」的情況同樣可能出現在香港。在此次「雨傘革命」中，中共對占領者大加誹謗，聲稱他們受到境外勢力的操縱並得到資助。「反占中大聯盟」的發起人周融直接將「占中」稱作「侵略」。因此在抗爭結束後，港府可能會趁民主勢力疲憊之時通過廿三條法案，打擊香港的民主權利與民主運動。而這一切都將在「依法治國」的旗號下進行。 總體上來說，社會主義者支持保障工人法例的改革，但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只是中央政府鞏固權力的手段，實質上司法及執法機關繼續由黨控製，腐敗情況不絕。這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連資產階級民主的法治改革也談不上，而代表以法治面貌去包裝專製資本主義，從而令政權進一步集中化。若果是實質的法治改革對於工人運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工人可以從中獲得更多的抗爭空間，其法律意識也會轉化為更有力的鬥爭精神，但絕不能將社會變革的希望寄託於政府的自我改良。工人應利用政府的讓步進行抗爭，爭取組織和參加工會權、集體協商權、集體行動權以及更多的民主權利，最終推翻「紅色貴族」與資本家的剝削統治。這些只有在工人階級團結行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否則就會落入統治階級所編織的圈套。 中國：2015年年經濟硬着陸？ 「在過去三十年和未來五年，世上最重要的數字是中國的經濟增長率。」BBC經濟版編輯羅伯特‧派斯頓宣佈。連串數據證實中國經濟明顯放緩，社會愈來愈擔憂，中國不再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驅動器，反而將會拖累其發展。過去十年，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一直是增長的火車頭，但現在搖搖欲墜，商業投資和工廠產能也是如。中國政府不僅陷入25年來最緩慢的GDP增長，同時努力加快新自由主義重組，從而刺激私人投資和國內消費。這是其戰略的一部分，以戒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中國債務已經超過GDP的250%，對發展中經濟體來說，是一個非常高的水平。 許多評論家現在預計，今年GDP增長將低於政府7.5%的目標，這在16年來還沒有發生過。即使7.5%也是中國24年來的最低增長數字。十二月中，中共領導人舉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結束，宣稱「對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比較大」，現在普遍預計2015年GDP目標將下調至7%。 中共採用了「新常態」一詞，在官媒上也大肆宣傳，強調GDP增速降低。習近平聲稱已將「新常態」發展成一門理論，但事實上這一詞是從西方媒體抄襲過來的，本來用來形容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的時期。《環球時報》大肆宣揚，習近平申述的「新常態」理論將會是歷史上其中一個標記。中共試圖蒙蔽群眾，讓人以為經濟放緩是正面，是政府有意的、預料之內的政策。的確，有些新自由主義改革派主張較慢的「優質」增長（這意味着更少的國家控製，減少借貸投資）。但是，今天有無數的經濟因素是北京控製不了的，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引發對經濟動盪。 中國第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一份備受激烈爭論的報告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是正確的，這代表美國由尤利塞斯‧辛普森‧格蘭特當任總統的142年以來的第一地位結束了。通過衡量購買力平價（利用當地而非全球價格的方法），中國經濟體目前價值176,000億美元，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174,0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在2020年前，中國經濟體還會比美國大20%。各界因不同的計算方法，對此是否已經實際發生未有定論。一些學者推測，這將在未來幾年發生。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比單單GDP增長率放緩深遠得多，因此愈來愈受到關註。 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發生動盪，當中最觸目的是原油價格的暴跌，這是全球供大於求的結果。從世界第一市場 － 中國 － 也可明顯看到這現象。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美國「頁岩革命」大大增加了該國的燃油產量。中國正處於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由鋼鐵至太陽能電板皆是如此，最觸目的就是房產市場。據房產專家艾經緯所言，2014年全國房屋銷售下降了10%，現在未售出的房地產大約有七年的庫存。一份北京商業報刊刊登了「鬼城指數」，說明至少在50個城市中，一半以上的住房是空置的。 中國的建築業消耗了全世界約一半的鋼鐵和水泥，僱用3,700萬工人，這比英國整個的勞動人口多23%。因此，過去十年的建設熱潮中是全球能源價格的驅動力，中國建築業的活動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建築業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 大宗商品市場陷入震盪 在12月，大宗商品的低迷是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主要誘因。上海市場也經歷2009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5%）。大宗商品市場的低迷，令許多經濟評論員再次質疑，中國官方的GDP數字是否能反映實況。正如《彭博》專欄寫手William Pesek評論道：「對於任何人認為中國正處於近乎這數字（即7.5%增長），我有兩個字要說 － 『鐵礦』。關鍵的礦石價格下跌了一半，同時油價下跌44%，煤價等大宗商品也急跌，可見中國（經濟增長）可能將會急速煞停。」 大宗商品市場不景氣，令許多出口商陷於蕭條及收支平衡危機。依賴石油的委內瑞拉已經陷入衰退，其國際債務（主要來自是中國的國家銀行）更可能違約。有傳言講，委國的馬杜羅政府希望北京會延長信用額度，也就是說緊急財政援助。「中國人是精明的，他們可能希望以援助方案換取奧裡諾科地區的油田作為回報。」一名《中國日報》的評論員說。即使是俄羅斯，在貨幣危機（2014年盧布的價值下跌一半）、石油收入崩潰以及西方製裁情況下，也可能被迫向中國求援。 贊比亞政府被迫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吸血鬼來「拯救」國家財政，意味着贊比亞人民將再面臨緊縮措施。它的銅礦大多是歸中國人所控製。「幸運國家」澳洲由於得益於蓬勃的中國貿易，迄今很大程度上逃過了全球危機。但即使如此，據報道，澳洲的貿易遭遇自196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出口收入下降，進口成本上升）。澳洲乘着中國的建築熱潮，採礦公司大大獲益，但代價是國內製造業進一步下滑。但是，根據嘉能可的報告，今天澳洲煤礦產業中，一年裡有一季是無利可圖的。中國經濟放緩令大宗商品市場急跌，意味着這些國家將面臨艱難時期。因此，中國將以更公開的帝國主義模式，對依賴其經濟力的市場和政府加強控製。 產能過剩 由於地產和基建的投機，中國鋼鐵產能瘋狂膨漲。即產能過剩已達到荒謬的高水平，還是持續膨脹。中國當局已承諾加以控製，但這絕非易事。自2008年全球資本土義危機以來，信貸前所未有的膨漲19萬億美元。因此，同樣的過度投資也已經在水泥業、玻璃業、採礦業、鋁業和造船業等其他眾多行業發生。 兩個政府的經濟學家在11月發表一份報告，報告指過去五年的投資中多達一半（總值42萬億人民幣）是浪費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徐策，以及宏觀經濟研究的王元）。他們指，過去兩年習近平上臺以來，問題持續惡化。 現時中國鋼鐵的產量大於日本的7倍，世界排名第二。僅閒置的鋼鐵產能就已經超過美國鋼鐵業的兩倍。過度生產導致一些地區的鋼材價格跌至白菜價格。在2012年，中國的水泥產能達29億噸，但實際需求僅為21億噸。中國最大的200個機場有三季度都是虧損的，但還在計劃建造多100個。 類似現象在其他行業重複，各城市和地區之間彼此競爭，鮮少考慮國家整體的經濟情況。市場商品泛濫，利潤受到擠壓，信貸成本則會飆升，其結果是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會極為迅速的積累，有可能會爆發一波波的企業倒閉和銀行危機。 影子銀行業增長至世界第三大，這突顯了北京的困難，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影子銀行是非正式的渠道，讓國有銀行規避政府監管，從而保持信貸流動到陷入困境的企業借貸人手中。 過去一段時期，很多投資項目都規劃差劣，甚至純粹是投機炒炸，但工人階級不免此付出代價。其中一個指標是，建築業工人罷工上升，從7月至9月有55次。這行業有着多層的外判製度，依靠無保障、不受保、低工資的農民工，因而惡名昭着。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項目暫緩和變相違約，個案數字上升，「中國工人是最後拿到錢的一群。」2014年的下半年裡，有一半的罷工是由於拖欠薪金引起的。 煤炭業方面情況更糟，中國煤礦業有70%處於虧損狀態，是由於全球煤炭的價格下跌（2014年下降了25%），加上產能過剩，還有政府治理汙染的措施。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主席王顯正講，超過一半以上的煤礦企業難以支付員工工資。因此，山西省等一線產煤區的財政壓力最讓人擔憂，有報道指當地的影子銀行即將違約。 通貨緊縮 在12月21日，中國央行出乎意料地下調基準利率。可見，經濟基礎遠差於政府想我們相信的情況。現在最令人擔憂的是會發生通縮。中國政府來年想進一步放寬貨幣政策。十一月官方的通漲數字是1.4%，為五年來最低的水平。但是出廠的價格下降了2.7%（同比十一月）您是不是要找:rely on skin，是連續33個月價格下降。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指出，中國經濟的諸多領域正瀕臨價格全面下跌的邊緣。 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就如1990年代日本房產泡沫爆破，造成了通貨緊縮，而今天的中國也會因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造成同一惡果。當通縮波及整個經濟體時，由於人人都期望市場價格繼續降低，消費者購買意欲減低，企業推遲投資，價格下跌會抑製經濟增長。最糟糕的是，通縮會令債務實際成本上升，令企業和政府債務負擔惡化。 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償債費已經達到了中國GDP的17%，而2011年時只有7.5%。央行的降息舉動，以及之後可能會增加銀行的資本金（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主要是因為違約將至，所以要舒緩解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償債成本。違約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但透過將壞帳從銀行系統中的一個實體轉移到另一個，掩飾了這一事實。由於通漲回落，借貸的實際成本已經從2011年的零飆升至5%。 但是，11月降息的即時效果，是再次製造股市泡沫。上証綜合指數在四星期內急升超過25%。大量資金透過「孖展」湧入（2012年才在中國合法化），這是高風險的手法，因為投機者用借貸而非自己的資本在作股票交易。過去幾星期，名副其實的淘金熱正在發生，有數千萬計的新交易戶口開設，銀行急速推出新的借貸平臺去滿足「孖展熱」。北京面對嚴峻的兩難局面，其反通縮的措施有可能激起新一輪的金融泡沫，惡化債務危機。 現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實行類似的政策，就是不擇手段來製造通漲。無論對習近平及其經濟團隊，以至對全球資產階級，通縮危機的失控現象是最大的擔憂。 在下一段時期，中國經濟是否硬着陸（被普遍定義為增長5%以下）是尚未有定論。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長期着陸」是最有可能的情況。這與我們的預言相似，中國正在進入日本式的低迷：通貨緊宿、債務危機和經濟停滯。階級鬥爭和政治不穩正在到來。 二零一五年 上海人踩人慘劇 報道被嚴重審查 2014年12月31日深夜，約30萬人聚集在上海外灘等待觀看元旦燈光秀，其中不少是無力承擔高消費娛樂活動的學生。他們不知道今年燈光秀場地已經轉移到了幾百米外的「外灘源」。23時35分左右，在連接外灘觀景臺和陳毅廣場的樓梯上，向上和向下的人流對沖，引發踩踏事件，官方數字指，今次慘劇釀成36人死亡、49人受傷。死傷者大部分是女性。 大規模的廣告宣傳為燈光秀吸引了比往年更多的遊客，但由於地點由「外灘」更改為「外灘源」，許多人因不知道這一字之差而產生誤會，結果造成擠擁。儘管如此，公安部門仍然自以為是地削減了警力，先後僅派出1,200人到現場維持秩序（其中500人是事件發生後臨時調集的），同時取消了外灘以及附近的地鐵站的管控措施。1,200名警察與30萬遊客形成了滑稽的對比。更荒謬的是，就在今年9月份，僅僅為了鎮壓京東青浦倉庫200多名工人的罷工，上海當局就派出了特警、武警、協警及治安人員共400多人。據媒體報道，能夠支付巨額維穩費的中共政府居然沒有為警察配備擴音器，結果他們的聲音完全被人群的嘈雜聲掩蓋。可見在中共官員的眼中，資本家和他們自己的利益遠比群眾的生命更加重要。 事後上海當局對媒體進行了嚴苛的審查，以遏製公眾的不滿情緒。上海市委宣傳部在翌日向傳媒發出緊急通知，禁止報章網站以這事件作頭條，禁止任何對黨和政府的批評性報道，媒體只可用中央和上海市主要新聞單位的權威稿源。《南華早報》1月4日報導，當局審訊了幾十名在網上留言批評當局的市民。 政府為了封鎖消息，阻止媒體接觸死者家屬。有死者家屬向媒體表示，他們「基本上已經被軟禁起來」，從上周五被困在一政府機構駐地，並禁止記者入內。《南華早報》在上海第一人民醫院訪問死者家屬期間，被幾名自稱「誌願者」的陪同人員打斷。對於中共獨裁者來說，維持製度穩定比公布消息真相更為重要，難怪百姓現今都不相信官方消息，在意外事起時往往謠言滿天。 我們在為遇難者哀悼的同時，也應記住廣大勞動者的生命往往被資本家視為草芥。就在12月31日當天，廣東佛山一家工廠發生爆炸，導致18人死亡、32人受傷。《新京報》報道稱，該工廠設施簡陋，缺少消防器材，也很少給工人進行消防培訓。30日，安監總局公布了崑山中榮金屬公司爆炸事故調查報告。這起發生於今年8月2日的特大爆炸事故導致146人死亡、95人受傷。爆炸原因是公司長期未按規定清理除塵系統，引發鋁粉塵爆炸。而且該公司的廠房設計和生產布局都違反了相關規定，生產管理混亂，缺乏安全措施。另外根據官方數字，2013年全年中國僅死於煤礦事故的就有1,067人，相當於每個月都會發生兩起上海慘劇。 為了平息民憤，上海當局會抓出幾個官員來承擔責任，但這無助於避免今後再次發生慘劇。中國勞工論壇反對中共政府的媒體審查，必須由群眾由下而上組成獨立委員會，捍衛受害者家人及市民的權利，抵抗警員的審訊和威嚇，徹查並公開事件真相。此委員會有權徹查公安高層和政府人員。群眾須要自下而上地組織社區委員會，幫助居民學習必需的安全技能和組織技能，管理大型群眾活動、維持現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慘劇再次發生。工人要通過與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鬥爭獲取工會權、參與企業管理，組織安全生產委員會，為工人提供足夠的安全教育、要求資本家改善工作環境和安全防護設施、進行安全生產監督。 中國經濟增長跌至1990年來最低 本周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證實，中國經濟創下了二十四年來最低的增長。大部分的預測指出，中國的經濟在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債臺高築，加上過度投資的經濟領域（例如房地產業──過去十年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所造成的「殭屍經濟」正在擴大，將使未來幾年成長再創新低。 預料未來幾個月內，中國會推行放寬貨幣政策的措施，透過對正在掙扎的地方政府及公司放寬信貸流動，從而刺激經濟及對抗緊縮的壓力（與歐洲和日本中央銀行的手法相似）。但這樣的話，政府債務現已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如果他們不想令債務水平再度急升，就需要非常困難的平衡手段。 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度GDP成長率為7.4%，低於預期的7.5%目標。雖然差距很小，但這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中國首次沒有達標。 以上數字表示，「經濟奇蹟」在過去五年裏已經減緩了30%。自2010年最後一次雙位數（10.4%）增長，到2011的9.3%，到2012年和 2013年的百分之 7.7。《華爾街日報》對最新數據得到了總結：高速增長的全盛期已經結束。中國的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也同意這個觀點，說到「高速奇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讓我們熬過他吧。」 壞消息是好消息？ 中國的GDP成長率仍然是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沒有任何真正了解中國經濟情況的人，會對現況感到放心。中國政府長久以來被質疑操控了GDP統計數字。甚至連總理李克強幾年前就說過一廣為人知的話：中國的GPD資料是「人造」的。其它經濟指標顯示，中國經濟正遭遇比官方數字更劇烈的減緩。中國的總發電量普遍被視為更精確的經濟成長指標，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14年這數字只成長了3.2%，16年來最低。鋼鐵是另一個重要的經濟表現指標。雖然鋼鐵消耗量的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公布，不過很可能也會是自1995年來首次下跌。 中國政府發出的訊息是，經濟放緩是正面訊息，是經過周全考量後的政策走向。在媒體上，「新常態」這一詞不斷被提起。在國家統計局的新聞發表會議上，「新常態」被使用了八次。但正如《金融時報》的Jamil Anderlini指出：「在中國專製的政治鄅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永遠是絕對正確的，所以壞消息，如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最低的經濟增長，要不是外力介入的話，就是其實是好消息。」 在揭露後，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對中國經濟更趨悲觀，最新的GDP數字被視為長期放緩的先兆，這對深陷危機的全球經濟有着嚴重的影響。 惠譽國際的一份研究中談到：「我們預期2015年的成長率會從6%作為起點，2015預期增長6.8%， 2016減緩到 6.5%。」過往看好中國經濟的國際貨幣基金（IMF）也調降了對中國增長的預測到2015年的6.8%，以及2016年的6.3%。國際貨幣基金的首席經濟學家奧立佛布蘭查坦承：「房地產熱潮消退比我們之前預期的嚴重。」他們預期印度在2016年GDP成長率會比中國高。 通貨緊縮陰影 中國像世界經濟中的許多其他區域一樣，現正遭遇到通貨緊縮。就中國的狀況來看，主要原因是史上前所未有的超高產能過剩。「在很多行業裏，生產與產能的比例都急速下降，比如鋼材、平面玻璃、建築材料、化學品、化學肥料、鋁、造船，以及太陽能板和風力渦輪。去年大約70-72%，而看來未來還會進一步探底。」（金融時報，2014/12/24） 建設的急進腳步，尤其是在2008年引入了巨量的刺激方案後，造就了多處的「鬼城」和大量債務。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從五年前的6%掉到了1.5%。生產者物價指數則連續34個月不斷下跌，自2011年來已下跌了10%。通貨緊縮使得債務還款的實際價值更高昂，現被視為是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最大的風險。因此，歐洲中央銀行在1月22日宣布「量化寬鬆」。歐洲中央銀行模彷美國中央銀行的政策，將在未來兩年，每個月電子印製600億歐元。這政策的目的是令經濟體擺脫通貨緊縮的陰影，這現時困擾着歐元區19個成員國之中的9個。 北京在去年十一月的減息也是依從着類似的邏輯，但卻帶來了反效果。減息不單未能夠為掙扎求存的企業放鬆信貸條件，更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泡沫，令股價在減息後八個星期內急升了36%。房屋市場過去嚴重地受着投機炒賣影響，1%的人口就控製了中國的三分之一的市區房屋。如今，隨着樓市變得低迷，部分投幾資本則轉進了股市。 正如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人大會議所承諾的，政府正試圖「拆除債務風險的炸彈」。一開始的時候，政府嘗試勒住影子銀行中最高風險的項目，尤其是增長迅速的信託業。縱使政府在2014年再度調控，影子銀行業的資產價值繼續飆升了14%，達到了九萬億美元（來源：Nomura Securities）。影子銀行過去一般被認為是超去管製化的英美資本主義的現象。在中國經濟中，影子銀行的增長與最具投機性的項目（如房地產業）緊密相連，而這些項目現正受到產能過剩和破產風險提高的困擾。 根據摩根大通的資料，地方政府的債務自2008年的5.6萬億人民幣，飆升到了2004年的21萬億元，差不多是原來的四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華麗的GDP數字，並且超越毗鄰地區，與私人開發商和投資者聯手投資了大量以債務驅動的建築項目。這個基建狂潮也加劇了貪汙腐敗，「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亦曾公開承認，貪腐問題可以令中共「亡黨」。去年樓市放緩，住宅建造量下跌10%，令全年的賣地成績也下滑了10%，這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壓力。土地售賣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北京的兩難是，進一步的刺激方案可能會激發新的信貸泡沫，增加未來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而減少信貸的流量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放緩，甚至是全面的衰退，因此減低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還款能力。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長期以來警告中國的潛在銀行危機，並稱：「中國通縮風險正在加速累積，很可能會引發衰退，並會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順其自然。投資者對房地產市場失去信心，當我們將整個房地產市場供給鏈算進去，就包括鐵礦、建築、相關金融服務和用品銷售等，就占了GDP大約20%。假如銀行系統貸款破產湧現，並超出政府調控機構控製信貸危機、恢復市場信心的能力的話，甚至有可能使中國的經濟奇蹟最後會變成災難性的硬着陸。」 拆除債務炸彈 政府至今仍極度小心地嘗試拆除債務的計時炸彈。去年經歷了幾度有關企業破產的「有驚無險」，最後都能僅僅地避免掉。市場恐慌會擦槍走火，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危機。預料北京將會在未來數月內宣布一項銀行存款保障計劃，與其他國家一樣，為了提供一道「防火牆」，以在個別破產或債務違約的事件發生時，避免出現更大的金融恐慌。 同時間，中央勒令地方政府「重新定義」自己的債務責任，來解除一直以來政府對於國企、投資機構的默認擔保，與它們相關的影子金融工具的默認承保也變相解除。一旦落實了這些措施，相信北京會選擇性地允許破產事件發生，來「整頓」信貸市場，並保護核心的銀行系統，以免受到影子銀行業的過分行為影響。政府顯然預料會出現一些「地方性」的銀行危機，但會希望能夠控製住它，並不讓其擴散。不過，這會冒上巨大的風險，接續的發展隨時會脫離政府及其調控機構的控製。 因此，中國的經濟在2015年將會進入一個未知領域。中共專製混合了新自由的資本主義改革（市場主導），以及增加國家打壓和政治控製。這正在使社會陷入更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動盪。工人階級因此需要尋找自己的替代，以民主的自我組織和國際社會主義取代這個破產政權。 山西建築女工討薪被殺 2014年底，建築女工周秀雲因為討薪在工地門口被警察打死，事後她的家人受到警察的跟蹤監視。由於30年來的自由化政策和2008年危機後經濟增速下降，中國的階級矛盾逐漸激化，國家機器不可避免地採取暴力手段鎮壓工人鬥爭。層層分包的建築業為中共官僚和資本家積累了巨額財富，與此同時建築工人卻遭遇着討薪和工傷維權的困境。 山西慘案 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的「龍瑞苑」工地，周秀雲的兒子和工友因為討要勞務公司拖欠的8萬元工資，與保安發生衝突。周秀雲夫婦聞訊趕到，此時衝突已經平息。警察來到現場後，未做調查就將討薪工人稱作「犯罪分子」，打算強行把他們帶回派出所。周秀雲在阻攔時被警察扭斷脖子而死，她的丈夫則在派出所裏被打斷了六根肋骨。隨後警方為封鎖消息而對周秀雲的家人進行了跟蹤監視，試圖和他們私下達成賠償協議。事件曝光後，太原當局匆匆發布道歉聲明，聲稱會調查真相。但調查結果卻否認此事因討薪而起，為警察非法逮捕工人辯白，結果引起當事人和輿論的譴責。目前4名涉案警察已經被逮捕，其中三人可能會被判處故意傷害罪，罪名明顯過輕。官僚政府的「自查自糾」無法讓群眾了解事件真相，只有由討薪工人及其家屬和事件目擊者組織獨立的調查委員會，才能讓兇手得到應有的懲罰。 《中央電視臺》歪曲事件的程度令人髮指，報道將事件渲染為「警民衝突糾紛」，鼓勵民眾「奉公守法避免悲劇發生」，合理化警察的暴行。由於新聞自由被全面打壓，事實真相只能透過網路短片及文章傳播。 建築業的資本霸權 太原當局的表面工作無助於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儘管四年前政府將惡意欠薪罪寫入刑法，但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勞動保障監察機構查處的欠薪案件比2012年多出11.7%。「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結果顯示，2015年1月，建築業工人群體性事件的數量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資本霸權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薪行動。2014年《當代建築業欠薪機製與勞資衝突調研報告》指出，住房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億萬房奴、億萬富翁和億萬欠薪三大奇蹟」，令6,000萬（亦有報道稱4,000萬）建築工人經受着勞務分包製度的壓迫。為了逃避用工責任，總包建築公司向不具備建築資質的公司提供資質掛靠，收取掛靠費，並不參與實際的建築工作；或者通過內部人員成立勞務公司，玩起「左手換右手」的把戲。這些勞務公司也沒有直接僱傭工人，而是向包工頭提供資質掛靠。在資質掛靠和層層分包的霸權體製之下，95%的建築工人沒有勞動合同，很多時候被迫簽假合同。再加上勞動監察部門和工會袒護資本家，工人很難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建築工地危機四伏，工作受傷乃家常便飯，但工人要從合法途徑追討賠償，起碼要等3年9個月。如果資方和政府有心阻撓，甚至要等6年9個月才能有賠償，而金額往往少得可憐。 值得註意的是，地產開發商往往不提供足夠的建設資金，只能由總包公司墊付部分工程款。這種墊付關係經過勞務公司和包工頭，將負擔最終轉嫁到工人頭上——工人不僅無法按時拿到工資，甚至要向包工頭借取生活費，當然更不可能得到社會保障。實際上，周秀雲所在的「龍瑞苑」總投資17.8億元，但負責該項目的國有開發公司的自有資金僅有2,000萬元；國有總包公司也將工程非法發包給個體或私企大包工頭。可見，要想改善建築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就必須取消勞務分包製度，禁止資質掛靠，讓工人和建築公司直接簽訂勞動合同；由建築公司提供全面的社會保障和職業培訓；實行八小時工作製 ；工人監督開發公司和建築公司的日常運作和各項收支，降低房屋價格，阻止資本家利用住房謀取暴利。為此工人須要自下而上組建獨立民主工會，與建築業和金融業的資本霸權進行鬥爭。但是社會改良不可能徹底改變工人作為受剝削者的地位，而且統治者會想盡辦法奪回工人的鬥爭成果。只有將銀行資本和地產資本國有化，通過計劃經濟合理分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才能使住房建設滿足勞動者的需要，而不是滿足資本家的貪慾。 勞工鬥爭四起 警察鎮壓加劇 在山西慘案中，周秀雲的兒子曾相信警察會幫助他們討要工資。但實際上，警察往往勾結資本家和黑惡勢力，一同打壓工人的維權行動。在山西慘案前不久，深圳慶盛服飾皮具廠的900多名工人發動罷工，阻攔廠方出貨，要求企業主補繳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罷工第九天，在工人未出廠進行任何示威遊行或堵路行動的情況下，數百名警察包圍了工廠，毆打、逮捕罷工工人，強迫復工，乃至進入車間監視工人工作。2014年12月18日，在慶盛工人遭到鎮壓的當天，安徽省銅陵縣的300多名教師在市政府廣場上靜坐示威，要求政府提高教師待遇，補發被剋扣的獎金。隨後政府派出特警鎮壓，3人被捕，另有數人被打傷，引發全縣教師罷課。今年2月5日，西鐵城精密（廣州）有限公司突然宣布與該廠1,000多名工人解除勞動合同。談判未果後，工人前往當地政府請願，卻遭到警察的暴力鎮壓，被迫接受廠方的賠償方案。警察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本質是資產階級維護剝削製度的暴力工具。勞動者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中，須要組織自衛委員會抵抗警察鎮壓，並由工人及居民選舉產生的獨立委員會民主控製警隊，令其不再成為鎮壓群眾的機器。 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中共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建築工人的處境，甚至連改良性的讓步也值得懷疑。組織起來，集體鬥爭是改變的唯一出路。 中國勞工論壇的訴求： 由討薪工人及相關人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周秀雲死因，嚴懲殺人警察 中國新年凸顯極端階級分化 中國2.7億農民工離鄉別井到城市打工，當中大部分人於農曆新年回鄉探親，造成了世界上一年一度最大的人口遷徙。恰逢中國慶賀新年，迎接羊年的到來，根據官方數據，春運期間內預估有28億乘車人次。但在家庭團聚和普天同慶的節日裡，卻又折射出當代中國社會矛盾和貧富懸殊的問題。 對於富人而言，儘管去年經濟動盪，今天卻是最好的時候。過去六週，中國排名前25位富豪的個人財富增長了213億美元，令人震驚。而據《彭博社》報道，這只是他們1月1日以來儲蓄金額增長的部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聯合國預估每年只要額外投入300億美元就能保證全球飲水安全。每天全球大約有6千人因飲水不安全致病而死亡。中國農村地區也廣泛受嚴重水汙染之苦。 中國鉅富擁有的財富飆升，是源於中共專製者放寬了貨幣政策和監管條例，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土壤，策劃了牛市。農曆馬年期間，上證指數增長了60%。春節期間，證券市場收市一週，然而，由於「熱錢」的湧入，證券市場的泡沫必定會進一步膨脹，然後不免出現市場修正。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自2015開年以來，證券市場起飛，加上一連串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造就了24名新的億萬富豪，平均每週4名。在這些金融新貴中，有航空公司持有人、電子遊戲開發商以及連鎖藥店的持有人。 罷工潮迭起 由於拖欠工資引起的衝突加劇，中國廣大的工人過去幾周過得尤為艱難。由於經濟放緩，此前的繁榮行業如礦產和建築如今不景氣。據獨立機構的估算，相較去年同期，示威和罷工的工人數量增長了三倍。拖欠工資是觸發衝突的最常見因素之一。 龐大的建築部門有4千萬勞動力中，大部分為農民工，員工受僱於一層層的外包公司。外包公司一般一年才支付一次工資，發薪日剛好在農曆新年前。建築部門尤其成了導火索，佔目前中國罷工數字的近三分之一。據社交媒體報道，二月初，昆明的建築工人堵斷了主幹道，拉起橫幅，要求房地產開發商支付血汗錢。類似的示威近幾周內發生了數十起。據報道，近期在廣西省和山西省，拖欠工資引起的衝突引致了死亡事故，後者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全國關註。去年十二月討薪行動中，一名建築女工人的母親周秀雲被警方殺害。 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的一則研究發現，8%的農民工抱怨在前一年被拖欠工資。該研究發現，受訪的一半工人，或全體農民工的4.3%，稱曾為了追討欠薪而參與過「群體性事件」（即罷工和集會的官方統稱）。將這些數字放到全中國的話，那就分別涉及到2,160萬和1,160萬名工人。 建築股成為市場上的新星，去年最後一個月躍升了63%，但建築工人卻有時被迫採用絕望的手法來討薪，可見中國窮人與富人之間隔着一道萬裏長城。 「留守兒童」 中國7千萬「留守兒童」在農曆新年的處境令人揪心。由於貧窮和歧視性的法律，一年大部分時間，他們被迫與外來工的父母分離。《金融時報》評論道，節日開始了，意味着「無數的民工子女準備與父母相聚一週，然後又要告別一年。中國夢就是一個嚴厲的包工頭。」 戶口體系把人口劃分為享有特權的「城市」居民和沒有特權的「農村」居民，而農村兒童無法就讀大部分的城區學校。他們很多和祖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一同生活，有些則寄宿學校。寄宿學校最近受到廣泛媒體的批評。「學生常常被長期鎖在教室裡自習。」《財新網》報道一所學校的狀況。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贊助的一項研究表明，幾乎50%的留守兒童都患有憂鬱症和焦慮症，而在城市中，只有30%的同齡人有這種問題。「留守兒童通常有着自卑情結，自尊心更容易受傷，自信心更低。」該項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員表示。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官方數隻揭示了局部狀況。因此，在羊年工人階級將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集體鬥爭、創建獨立的工人組織才是出路。 中國：資本主義令女權倒退 據報道，2月18日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是世上最多人觀看的電視節目，演出四個半小時，由189個國家電視頻道現場直播。觀眾人數近年來有所下降，但今年仍超過6億。不過，演出內容帶着無恥的性別歧視色彩。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活動家等人對今年春晚的評價再創新低。 「春晚無恥地歧視女性，拿她們取樂。導演要把我們帶回封建纏足時代嗎？」今年春晚結束後，大量網民在微博上表達憤怒，這只是其中一之。女權主義者發起一份倡議書，抨擊春晚「有毒」，指出節目中有44幕嘲弄女性：稱單身女性為「剩女」；描寫女性公務員是依靠美色上位，為了受提拔而和男上司發生性關係。從此可見，新一代女性活動家正在中國冒起，反對家庭暴力和就業歧視。她們在多個城市佔領男廁抗議，令公眾關註女廁缺乏，被迫在門前排起長隊。要知道，她們是在強硬的獨裁統治之下行動，在這裡任何抗議都會迅速遭到打壓。 春晚引發的怒火揭露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女性的社會地位正在倒退。這是中國整個社會反革命的其中一部分，資本主義取代了國家計劃，並再次猖獗的製造貧富之間、城鄉之間和東西部地區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工資差距擴大 「自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加劇了性別不平等」，女權主義作家張麗佳說道（中參館，2014年6月11日）。男女收入差距正在擴大反映出這一現象。國際上，工資差別儘管仍不利於女性，但已經縮小，但中國逆國際潮流而走。根據官方數據，2010年中國城市女性平均工資為男性的67.3%，低於1990年的78%。在農村地區，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56%。 女性白領工作者面臨着性別主義觀念和公開歧視所築起的高牆。就連《紐約時報》（2015年2月20日）也承認，「在辦公室裡，社會主義時代的平等主義已為公開的性別主義所代替，在某些情況下還得到法律的支持。」該報援引了中國女權主義者馮媛的話：「女性的地位並未提高，在某方面還倒退了。」 以下事實說明了這種負面趨勢： 一份2010年的調查表明，69%的僱主在招聘員工時設定了性別條件，儘管這樣做是違法的。招聘廣告經常指定「申請者僅限男性」或者僅限「有吸引力的女性」。 《人民網》甚至特別發佈了一個名為「十八大上的風景線」的圖集，其中出現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女服務員。這無疑發放一種信息：女人提供裝飾，男人做出決策。社會主義博客寫手王林宇指出，資本主義製度利用「剩女」觀念向單身女性的散播恐懼，施加家庭壓力，從中榨取利潤。在中國有超過一百個婚姻交友網站，根據《彭博通訊社》的資料，交友網站的市場在2014年首季就總值4億9千萬人民幣。李先生說：「他們嘗試汙名化及邊緣化所謂『剩女』去賺錢。」此外，女德學堂在全國湧現，散播封建道德觀去為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服務。 革命與反革命 在計劃經濟的毛時代，這種公然的歧視會受到國家的製衡。儘管龐大的官僚機構有其弊端，但國家在分配所有工作，因而也縮小了男女之間在工作、工資和社會地位上的差距。除了公有製和國家管理，當時社會有一股巨大的壓力，來自女性以及激進化群眾的，要求廢除舊式的男權封建製度。這反映當時中國左翼中重要的女權主義潮流。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包辦婚姻和納妾製度，並讓男女雙方都能更容易地離婚。這是有史以來在婚姻關係中最引人註目的政府改革之一。 這些變革並不意味女性得到了完全的公平，也不像中共所宣稱的那麼「社會主義」。但是，儘管毛澤東實施獨裁統治——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詛咒——國有計劃經濟仍然打開了通向婦女解放的大門。隨後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一直在設法把門關上。 相比於辦公室，工廠裡的性別歧視更加嚴重。一個涉及一百多萬份網絡招聘廣告的調查發現，儘管從整體上看超過10%的招聘廣告表現出性別偏好，但對於不要求大學學歷的工作，這數字更增加到了23%。 女性工人 在辦公室和工廠工作的女性都會迫於無形的壓力簽署「不懷孕」條款，接受妊娠試驗，甚至要保證不結婚。如果一個女工懷孕了，老闆就會把她分配到不便、費力的工作崗位，迫使她辭職。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相比於白領員工，工廠女工所受的性騷擾更加嚴重。向陽花女工中心於2013年發佈調查結果稱，70%的廣州女工說她們曾經遭到性騷擾，32%報告了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25%收到過猥褻電話或短信。 但是過去幾年的罷工運動表明，工廠女工絕不是僱主所認為的那麼軟弱。2014年的罷工數量比2013年翻了一番，女工在許多鬥爭中走上前臺，尤其是一年前的裕元大罷工。這是中國30年來最大的罷工，製鞋女工佔罷工人數的70%，消除了「女工友不如男工友堅決」的想法。這些事態發展是我們樂觀的基礎，缺乏經驗的中國女性運動能夠與正在開展的工人階級鬥爭聯合起來，並建立一股力量，推翻現有製度，徹底摧毀壓迫女性及所有人的根源。 超級富豪成為人大會議的焦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周四在北京召開了一年一度的會議。在越來越多的負債問題和產業過剩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增長放緩，因此全球媒體都將深度報道今次會議對未來經濟政策的預示。全國人大及政協只是橡皮圖章，中共獨裁者事先拍板的決策將會一一通過。 儘管如此，如之前幾年一樣，大量註意力將會投向中國金融菁英的出席。上海的胡潤百富榜報道，在中國1,271名最有錢的富豪中，有203名（七分之一）是今年的全國人大及政協委員。中國首十名億萬富豪中有五名就是兩會代表。《日本時報》指出，他們在兩會中亮相，突出了「超級富豪在這個國家的影響力」。 使美國政府「看起來像是乞丐」 五大傳奇財富鉅頭分別是排名第三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排名第五的騰訊主席馬化騰，以及排名第十的小米科技董事長雷軍。上述人士均為人大代表。太陽能廠商漢能控股的主席李河君也是政協委員，今年他是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首富。排名第六的李彥宏則是互聯網公司百度的首席執行官。 將這情況套到美國，就如比爾．蓋茨、拉裏．埃裏森、沃爾頓家族和邁克爾．彭博都在美國國會中擁有席位。在老派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中，資產階級傾向躲在被收編和「遊說」的民選代表背後，以較謹慎的手法統治，但中國的人大代表不用害怕流失選票，《彭博社》2012年的一份報告指出，令他們的美國同行 「看起來像是乞丐」。2012年，70位最富裕的人大政協代表總資產約為5,658億元。相比之下，美國政府三大權力機構中全體660名高官的總資產額只有75億美元，實在相形見絀。 財富增長一倍多 今年兩會前夕，吉林省《新文化報》報道中國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有15名是人大代表，21名是政協委員。這36位人士的總資產約有1.2萬億人民幣（下同），超過了越南的生產總值。比較一下這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資產在短短四年中翻了一番，也就看到中國的億萬富豪是如何從習近平的親資政策中獲益的。 2012：最富裕的前70位人大政協委員總資產達5,658億元。 今天，中共由億萬富豪統領，其統治下的社會是全球最不公平之一。極端的貧富差距成為了人民不滿的主因，在今後將造成政治動盪。 出租車罷運反剝削 今年1月份，中國多個省會城市相繼爆發了出租車罷運事件，出租車司機所受的嚴重剝削再一次受到人們的關註。政府和媒體紛紛指責高昂的「份子錢」及其背後的經營權壟斷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進而把市場化改革看做解決手段。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只會加重對底層群眾的剝削與壓迫，讓出租車司機成為該行業新一輪資本擴張的犧牲品。 有史以來最大規模 1月4日，遼寧瀋陽的數千臺出租車罷運，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攔截。但事件並未就此結束。在短短兩周內，罷運行動蔓延到南京、南昌、長春、濟南、成都等多個省會城市。媒體將之稱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出租車罷運。罷運司機將矛頭一致指向了份子錢和「專車」。所謂份子錢就是出租車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承包費用。中國政府對出租車行業實行特許經營製度，國有出租車公司在全國大多數城市具有壟斷地位（《中國產經新聞報》，2月4日）。公司通過競標取得營運證（出租車牌照），然後轉租給司機並收取份子錢。由於政府管控着出租車的數量，牌照價格一路高漲。最後，高昂的牌照價格通過份子錢被轉嫁給了處在行業最底端的出租車司機。目前北京單班車每月的淨承包金將近4000元，但司機的平均收入不到6000元。這意味着他們每天工作十多個小時，基本沒有休假日，卻要將一大部分收入上繳給出租車公司。上漲的物價和油價更是加重了司機們的負擔。因此就產生了」上午給公司干，下午給中石油干，到半夜才是給自己干「的說法。巨大的生活壓力導致拒載、繞道、拼客等現象的屢禁不絕，引發了乘客的嚴重不滿。 自由化改革的下一個目標 面對出租車行業矛盾的不斷激化，官方媒體甚至開始使用「剝削」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出租車公司與司機的關係（中新社，1月13日）。1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是取消暴利模式的時候了」。當然，它們絕不是真心站在受剝削的出租車司機這一邊，也未打算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在同一篇評論中，《人民日報》明確說道：「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1月27日《金融時報》發表文章，提出要「約束住基層政府之手，把權利還給市場」。可見，各個資產階級媒體實際上是借這個機會鼓吹進一步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要求減少政府的干預。這將是出租車行業內一場資本擴張的盛宴。今年2月初，上海「強生控股」發佈消息稱，要抓住政府對出租車擴容的機會，搶佔市場份額，保持車輛的規模的領先優勢。因此中共黨刊《南方日報》提出讓社會參與監督出租車公司成本，只不過是利用群眾的怒火來為市場化鋪路。在它眼中，真正的工人監督將是對市場秩序的破壞。 將在「自由市場」上參與資本競爭的另一支勢力是專車公司。1月8日，交通部明確表示支持專車公司利用租賃汽車和勞務派遣司機提供叫車服務。在過去兩年間，專車公司利用私家車便捷優質的服務以及各種優惠補貼，吸引了大量乘客，使出租車司機的處境更加艱難。據中國新聞網報道，截至去年5月17日，「滴滴」和「快的」對乘客和司機的補貼已經達到24億元。但數據顯示，兩大公司停止現金補貼之後，僅有28.5%的調查對像願意繼續使用。專車公司將不得不降低價格以留住顧客。因此僱傭低工資、無保障的勞務派遣司機更符合它的利益。儘管媒體試圖把專車公司描繪成挑戰「邪惡壟斷」的英雄，讓群眾相信市場化改革能夠使乘客和司機獲利，但實際上在這場資本競爭中，逃不過大魚吃小魚的邏輯，最後專車公司也會發展成壟斷產業。勞動者永遠是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一方。 爭取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 政府未來可能會取消份子錢，全面推行公車公司化經營（所謂「公車公營」），並在一定程度上放開個人出租車牌照。這短暫內會得到一部分出租車司機的支持，但無助於真正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在公車公營製度之下，出租車公司僱員的司機要向公司上繳營運承包費，如其他行業的工人一樣受到資本的剝削，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會大量出現勞務派遣司機。個體出租車司機的收入受限於勞動者的一般工資水平，並承受着高油價以及來自大型出租車公司的競爭。出租車牌照將會成為另一個投機工具，在以個體出租車為主的臺灣，司機平均月薪僅有20,048元新臺幣，而且許多司機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月只能休息兩三天（環球網，1月22日）。因此，要想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生活水平，必須組織獨立的出租車司機工會，反抗剝削，提高工資水平，反對勞務派遣製度；出租車公司應該全面國營化，由司機和居民民主管理，確定出租車收費標準和牌照發放數量。保障司機的優良待遇。同時，有規劃地大規模建設廉價舒適的公共交通，以服務全體人民為目的，而不是興建票價高昂的大白象鐵路。這隻有在民主計劃經濟下才可徹底實現，也指出了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 虛假數字下的中國法院 2014年12月31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一名安徽男子前往當地的法院申請行政訴訟立案被拒絕。該男子的律師對記者講每逢年底法院為了當年案件的結案率會停止接受當事人的立案申請。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傾向媒體《南方都市報》在2014年12月29日報道，深圳市兩級法院系統為了保證該年案件結案率在當年十一月份停止了案件受理工作。該年十二月下旬法院恢復受理案件後，在法院門前排隊申請立案的人群「宛如春運」。 官僚主義管理體製的中國法院 按照中共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規定中國的法院屬於司法機關。各級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向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和匯報工作。中國法院的審判員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任命。不僅如此，中國的法院具有司法獨立的地位，「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中共憲法第126條）。 可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大陸有無處不在的共產黨黨組織，共產黨通過這些組織控製了全國所有的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甚至大型企業。大陸的法院自然也在中共的絕對控製之下，成為專製集權統治的工具。各級黨委產生法院及其審判人員，法院通過上級法院對上級黨委負責、匯報工作；與此同時，法院還要向同級黨委匯報工作。但在形式上，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負責。這就意味着中共的法院系統僅僅在口頭上宣稱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而實際上淪為中共官僚體製的一部分。 新的麻煩製造者 我們知道不顧實際情況取悅上級，製造虛假的數據突出政績是官僚主義的特徵之一。不斷的製造虛假的政績成了為中共法院系統的日常工作。案件結案率，正確率，信訪平息率成了各級法院主要的業務考核指標。為了追求更高的結案率，中共的法院系統在年底停止受理案件成為了降低積壓案件，提高結案率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2014年2月21日《海南網》報道的2013年海南法院在該年度內受理案件92,015件，結案88,569件，結案率為百分之九十六點二五。2014年11月六日人民網報道自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信訪結案超過百分九十七。 在中共法院系統不斷製造司法大躍進欺騙上級和人民的同時，我們看到中共法院司法黑幕重重，冤案不斷，普通人民很少能夠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糾紛，反而被司法腐敗所累。中共法院系統從社會矛盾的解決者身份毫不猶豫轉變成社會麻煩製造者的角色。這將更加激化中國大陸的社會矛盾，使大陸人民更加清醒的認識中共政權由商賈鉅富統治的獨裁本質，促進人民不斷反抗中共政權的統治。 無論是中共官僚操控的，還是西方資產階級法治，都將勞苦大眾的基本權利排除在外。我們需要真正由下而上選舉各級法官，由人民直接監督，並確保法官只領取普通工人薪金，不享有經濟特權。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才能有真正的司法公正和獨立。 要求釋放被捕女權活動人士 三月六日及七日，正值三八婦女節前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北京召開年度會議，當局公安逮捕了至少十名反對性別壓迫的女權活動人士。 事件引起國際強烈憤怒。逮捕行動令人見到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鎮壓愈趨猛烈，也突顯了現時中國女權受到高度壓製。 中國警方的逮捕行動跨越不同省分，幾位女權活動者分別於北京、杭州、廣州等地被捕，部分人士被釋放，但尚有五位知名女權活動人士被扣押，其中包括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李婷婷及鄭楚然分別在北京及廣洲的住所被帶走，武嶸嶸則於杭州被捕。 這幾位女權活動人士準備於三八國際婦女節當天，在不同城市組織抗議活動，包括在北京一個公園內遊行，並在公交車上張貼文宣，表達反對車廂裏的性騷擾行為。 近年來，這些女權活動者是婦女平權組織的成員，因其「行為藝術」而聞名，引起了公眾關註中國的女權問題。她們曾發起「占領男廁」，要求改變男女公廁比例不公平的狀況，又身着染有血色的白婚紗以抗議家庭暴力。 「尋釁滋事」 《時代雜誌》於三月十九日報道，這五名女權活動者「並沒有發動推翻中共政權，亦非組織政治集會，而是透過行為藝術挑戰社會觀念。」就如對待揭發貪汙及捍衛小數族裔的維權人士般，習近平以極之強硬的手段打擊體製內溫和的批判聲音。 三月十二日，當局以「尋釁滋事罪」拘控她們。中共經常以此罪名打壓和監禁異見人士，包括工人代表和主張「政製改革」的活動者，一經裁決，最高可判五年監禁。在當局決定是否正式檢控五人之前，當局有權拘留她們三十七天。 內地聲援行動被阻 尋求國際聲援 自從這五位女權活動者被捕後，在中國各地都有聯署活動，要求釋放她們。但在中學及大學被製止，校方更威脅會對有關學生秋後算帳。相關的網站及社交網絡平臺亦被當局封鎖。 當務之急是組織國際聲援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過往一直反對性別歧視及政治打壓。我們將連繫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的支部，共同發起聲援行動。中國勞工論壇及社會主義行動在此呼籲各位去信中國當局並組織示威行動，要求釋放這五位女權活動者。 私有化之手就能打破穹頂嗎？ 毫無疑問，前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記者柴靜最近所發表的《穹頂之下》對中國空氣汙染問題最為深入和客觀的一套紀錄片。 這套紀錄片在發佈當日立即受到內地多家大型媒體網站，甚至官方平臺熱捧而迅速散播開去。一時間內地微博網站放眼望去儘是關於《穹頂之下》的消息與討論。在不到幾天后，中共官方又下令「落閘」下架，「不得再藉此進行炒作」。從中似乎能看出中共內部派系之間的鬥爭傾軋之端倪，一方試圖利用群眾關註的霧霾問題引導輿論，為打擊國企石油幫、推動市場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另一方則只求穩定現況，提出的環保方案都符合體製內的框架。亦有評論指這是中共試探群眾水溫的手法，當發現水溫比想像中要熱的時間就馬上把手縮回。 然而，不論中共官方在背後打甚麼算盤，都不影響這紀錄片本身的價值和意義。作為一名前中共官方媒體的記者，柴靜在片中她駁斥了環保工作不利於經濟發展一說，指出了過去一直作為經濟增長動力之一高汙染高排放產業，當中現在不少是依賴政府補貼輸血渡日，根本談不上帶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亦指出了中國的環保部門只是紙老虎，毫無監管權力，甚至連燃油標準都只能根據石油企業而非政府部門來製定。總括而言，她點出了霧霾背後很多不為群眾所知的政策因由。 解決方案？ 在中共一黨專製的資本主義下，霧霾和汙染等環保議題牽扯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禁地領域，加上近年內地因汙染問題而爆發的群眾反抗此起彼伏，大有燎原之勢，談論環保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觸及中共的敏感神經。 但柴靜提出的解決方案，除了寄望於個人的自發運動外（少駕車，舉報汙染問題等），就是要求打破石油行業的國家壟斷，通過「市場化」引入私人資本競爭，從而提升使用天然氣的比率，降低煤炭所造成的嚴重空氣汙染問題，並寄望私人的「環保產業」開發環保技術改善環境之餘拉動經濟增長。 基本上，這是內地典型的自由派思路和藥方。但客觀的經驗和嚴謹的分析都告訴我們，這些看似頭頭是道方案只會得出一個截然不同的結果。 首先，中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入國，國內的石油和天然氣的蘊藏量只佔全世界的1.8%，這意味着即便100%開採，亦遠遠未能支撐全國的能源需求，甚至連過渡方案都無法勝任。那麼要填補剩下的缺口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走回頭路用煤炭填補，那麼霧霾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要麼向前走，加強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以填補缺口。但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以可再生能源主導能源系統，非要繞個大圈跑到油氣工業上去呢？ 此外，柴靜在片中以英國煤礦業為例子，輕描淡寫地將產業轉型的過程一筆帶過，彷佛那是件自然的事。實際上英國撒切爾夫人主導下對英國煤礦業的動作觸發了英國近半個世紀以來最龐大的工人罷工鬥爭和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資本家當時有意識打煤礦工業，削弱礦工工運的力量。 資本主義才是汙染源 正如我們在去年一篇關於中國汙染問題的文章《「三高」企業帶來巨大的環境代價》中指出：「大部分社會財富操控在官僚和資本家手中，改造生產模式會進一步加重政府債務負擔，要想滿足東部城市需求、帶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就離不開『三高』（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企業。」改革開放令中共失去了大部分的經濟規劃能力，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謂的「環保工作」往往意味着的只不過是產業轉移。特別是當中國的私人資本掌握着愈來愈多的政治權力的時候，環保法規只會如今天一樣不過是件擺設。 中國貧窮的內陸區和少數族裔地區生態環境脆弱，又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但中共現時的環保戰略是把汙染物排放至這些地區，例如將煤電站遷移到這些地區，而向富裕地區及政治敏感的東部城市承諾減少汙染。這與西方帝國主義經濟體一樣，將汙染工業移到亞洲及中國，讓自己國家可以實行「綠色政策」。 真正要治理環境，離不開全盤的民主規劃，合理地按照自然條件分配產業分佈，善用地理條件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等，而這些卻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絕對無法提供，只有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民主管理銀行和大型企業，以民眾的需求而非利潤去製定生產計劃，才能徹底地抹清穹頂下的霧霾。從這個角度而言，霧霾的源頭，正是資本主義本身。 女權主義不是罪！ 五名婦運人士在今年三八婦女節前夕被捕，分別是武嶸嶸（30歲）、鄭楚然（化名大兔，26歲）、李婷婷（化名李麥子，26歲）、王曼（32歲）和韋婷婷（26歲）。她們向來以「行為藝術」見稱，旨在令公眾關註女權問題，現在有可能會被控「尋釁滋事罪」。這條罪行定義模煳，向來用於政治打壓，最高可判監五年。 習近平最近瘋狂打壓工運人士、人權律師、反貪汙人士，而這五位婦運人士是鎮壓中的受害人。去年，中國有超過一千名異見者被捕，是19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鎮壓。習近平擺出強硬姿態，就算是不會挑戰一黨專政的溫和異見者也不會容忍。 這五名中國婦運人士被打壓，等同全球的女權被打壓。在中國以至全世界，女性都面對着受歧視、低薪、接受教育機會較低。 全球貧窮人口中有70%是女性 聲援中國女權分子行動在全球遍地開花 四月十一日，「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與一眾民間團體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發起集會行動，聲援一個多月前被中國政府拘捕的五名女權分子。集會參與者高呼「女權主義不是罪」、「釋放女權五人組」等口號。該五名女權分子以不同的快閃行為藝術來推動公眾意識，卻遭中國政府嚴厲打壓。 這次的集會是全球聲援行動的一部分，從美國到澳洲都會在周末期間舉行聲援行動。而香港的集會亦同樣帶有濃厚的國際特色，有着不同國籍的婦女來到參與示威行動。 五名女權分子至今已經被拘留超過一個月，有報導稱至少兩人在羈留期間健康惡化（武嶸嶸患有乙型肝炎，而王曼則患有心臟疾病）。事件使人關註中國當局以嚴刑拷問異見人士和社運分子來套取認罪口供。鄭楚然患有視力障礙，卻據報被沒收眼鏡。中國的法院很依賴口供，因此執法部門正設法打破該幾名女生的意誌，迫使她們屈服。 經過一個月的拘留，警方一改策略，以「聚眾擾亂公共秩序」取代原本「尋釁滋事」的控罪。兩個控罪的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習近平為一展強人本色，指使了中國近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打壓，去年有超過一千名異見分子被當局抓捕。當局對媒體以及互聯網的監控亦大幅上升。在一些高調的審判中，異見分子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並判以長久的監禁刑期。新公民運動的許誌永在去年被判以四年徒刑。 該批女生的代表律師的報告暗示她們被嚴刑拷問，而審問的焦點從原本的「罪行」（三八婦女節當天派傳單宣傳反抗性暴力）轉移到更以前的事情。協助她們的律師梁小軍表示武嶸嶸被審問關於2012年的「占領男廁」運動（抗議商場與公共場所男女設施分配不公的運動）。其他的女生則被問及在2013到2014年抗議家暴的「血新娘」運動。 顯然，國家的維穩機器正試圖以這個案件來殺一儆百，以高調的審判和嚴重的判刑來展示其對任何示威活動的零容忍。尤其是現在經濟正步向政府認為的「安全底線」，未來更有惡化的風險，專製政府恐懼數以百萬計的血汗工人的反抗，更害怕在中國發生類似香港的雨傘占領運動。因此，這五名女權分子雖然嘗試在體製內進行活動，並未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等的口號，她們依然被當局嚴刑打壓。這些女權分子所帶出來的訊息──反對性暴力與性騷擾──也挑戰着習近平所提出的儒家思想，他的新年發言中充斥着所謂的「家庭價值、家庭教育和家庭傳統」。 女性平權的鬥爭是一個需要耐力與以致的道路，並加大對中國政府的施壓。本周末的行動只是未來更多行動的前奏。 在時代廣場的集會中，來自菲律賓、代表難民聯會的Vanessa指出了全世界共同充斥着的性暴問題。婦女和兒童就占了全球難民人口的八成。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亦要求當局釋放該五名女權分子，並聲援中國的言論自由。社會主義行動代表鄧美晶斥中國政府在將女權鬥爭非法化，並指出中國男女之間的收入差距正在增加。 中國女權人士被釋放 全球聲援獲得勝利 中國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禁，激起了全球的聲援運動，超過一個月後，她們終於在4月13日（一）被釋放。這代表了中國當局在全球的抗議聲音下，稀有地作出退讓。《華盛頓郵報》形容這是「令人驚訝的舉行」，而很多人的確作出過最壞打算，預計這幾位女權人士會受到嚴厲鎮壓。習近平上任以來，打壓言論及示威自 由已經變成標誌。《中國勞工論壇》的編輯Vincent Kolo表示：「習近平發動大規模的國家鎮壓，這次退讓可說是高牆上的第一道裂痕。」 這幾名女權人士分別是，武嶸嶸丶鄭楚然丶李婷婷丶王曼和韋婷婷，原本計劃派發傳單反對性騷擾，在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被捕。她們起初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拘留，此罪行最高可判監五年。在4月11日，當局將罪名改為「非法集會」，可見當局在受到壓力下要炮製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論據去打壓五名女權人士。 中國各地的學生發起聯署行動，聲援五名婦權人士，但受到校方嚴厲的打壓。在全球多個國家，女權組織和同誌平權組織都有發起運動。在香港也有幾場抗議，例如在4月11日當局正式檢控五名女權人士前，「聲援中國女權運動者」丶社會主義行動（CWI）以及其他團體舉行抗議。 「前所未有的壓力」 很多人提及到中共政權今次明顯讓步的重要性。國際特赦組織形容這是「令人鼓舞的突破」，而人權監察的王松蓮說道：「（五名女權人士）被釋放是因為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五名女權人士的辯護律師也表達了相似的意見。《剩女：性別不平等在中國的回潮》的作者洪理達對這些抗議行動以及群眾的義憤表示贊揚， 說道：「中國市民無論男女所施加的壓力，也是極為重要。」 同時，有憂慮指這五名人士的控罪並未被撤回。她們只是取保候審，因此有可能會再被捕，特別是如果聲援的情緒消散後。中共政權向來經常運用軟硬兼施的 手段去打擊示威，包括罷工。它會先作出承諾，然後將之撤回，或者承諾根本毫無價值。五名女權人士將會被緊密監視，並被禁止出境。 「這次釋放還未是勝利，她們被取保候審，而不是被無罪釋放。」武嶸嶸的代理律師梁小軍向英國《衛報》表示：「即使被釋放，她們的活動仍受到限製，她們仍未完全重獲自由。」 五名女權人士被拘留，令中國的國家鎮壓受到全球觸目。外國政府向來為了與中國營商，淡化中共政府的鎮壓惡行。這股義憤的情緒由下而上來，由活動人士丶年輕人及工人運動，而那些知名的政客沒有發起運動，只是乘勢支持。 連美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也為五名女權人士發聲，包括下屆總統候選人希拉裏指她們被拘留是「不可寬恕的」，可見事件觸發了巨大憤怒。希拉裏於2009 年作為國務卿首次到訪中國，但對人權問題採取了低調路線，令一眾非政府組織和人權活動分子失望。而當時中共喉舌《環球時報》贊揚了希拉裏：「這種務實的態度可以讓其他西方領導人跟隨。」 中共政權每次都表示外國政府不應干預中國事務，但今次批評聲音來自草根基層，令這說法更難服眾。相對來說，美國政府自己多次打壓民主權利（斯諾登事件丶警察射殺美國黑人），其批評是更容易貶低的。 習近平到訪美國 很多人在猜測中共釋放五名女權人士的背後原因。由於習近平計劃九月到訪美國，這事件很可能會一觸即發。習近平準備到紐約於聯合國全球婦女峰會發表演講。如果到時引發了抗議浪潮，對於希望加強全球影響力丶宣傳自己是「法治國家」的中國來說，將是在政治上有破壞效果。 另一個因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事件對中國國內正在政治化的年輕女性的影響。幾名女權人士只是溫和的批評者，甚至有部分人曾參與幫助當局起 草反性侵的法案，但她們卻被嚴厲對待，因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製造了震驚。「這一代人在過去二三十年成長，大部分都不熱衷於政治，但卻被今次事件政治化。」於美國任教的WangZheng教授向自由派網站ChinaChange.org表示。 《中國勞工論壇》對五位女權人士被釋放感到鼓舞，並向全球所有聲援者深表謝意。今次的局部勝利可以對未來中國的鬥爭造成重要影響。這些鬥爭反對獨 裁丶反對壓迫女性丶反對令女權倒退的資本主義。這不單單是中國事務，也依靠全球聲援和國際主義，作為全球鬥爭的重要一部分，以推翻父權而不民主的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經濟正在硬着陸！ 對於中共獨裁政權來說，2015年是一個危險的一年。經過了數年的高速增長，加上依靠債務推動的全球最大建築潮，今天中國經濟面對多方面的嚴重問題。產能過剩、通縮、房價下滑以及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等因素都拖累着經濟增長，而有幾種算法都顯示，增長已經減到龜速。 對任何政府來說，經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對中共政權尤甚。中國政府依靠恐怖的國家鎮壓，混合持續而急速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統治。從1980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的GDP增長達10%。去年，官方的GDP增長率為7.4%，而今年的目標更下調至「7%左右」，李克強甚至說要達到「並不容易」。更大的問題是，這些GDP數據幾乎都是假的，而真實的增長率要更低很多。硬着陸的定義一般指「增長由雙位數跌至低下的單位數」，而經濟學者們也警告，中國正處於或瀕臨硬着陸。 這就是為何最近有一連串貨幣鬆綁政策、減稅和其他刺激方案。政府早前推行收緊貨幣政策來「去槓杆化」，即減輕經濟對債務的依賴，現在似乎逆轉了。四月末，從政治局召開的會議可見，雖然中共大力宣傳經濟重組和改革，但現在短期內會180度退卻，而會實行刺激措施，即使會令現已嚴重的債務水平進一步惡化。《人民日報》報道了這場會議，指政府似乎會重施固技，意指依靠債務出資投資，並進一步刺激正在下滑的房產市場。 自11月以來，政府兩度調低息率，並兩度減少所謂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即銀行必需持有的現金數量），這是為了在銀行系統內註入新的資金。未來還預計會有更多的鬆綁政策，而政府圈子裡愈來愈緊張。「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去年這段時間，中共統治者令經濟放緩相對樂觀，並告訴我們這是刻意設計而並不可控製的局面，而且這局面可以幫助經濟由嚴重依賴投資的情況，轉至依賴消費的可持續增長。但是，現在經濟的「控製內的放緩」和「再平沖」似乎脫軌了。 在2月和4月的兩次降低儲備金比率，代表相當於1.8萬億人民幣的資金被投入了銀行系統，希望能夠流進並帶動投資和房屋銷售。但政策至今未能成效，而這顯然也是四月政治局召開會議的因由。建屋量及工業產能已經飽和，利潤下滑，即使信貸變得更廉價，主要公司也不願意投資。早前股市頒布新規則，激起了在美國及海外市場的中國股票期貨急速下跌，剛好在及後48小時後，即4月19日（日），人民銀行決定降低銀行存款儲備金比率，似乎要在中國及深圳在星期一開市前支撐市場。「北京可能沒有按下緊急掣，但他們似乎想確保它能正常運作。」金融網站《尋找阿爾法》的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這是已知範圍內政府和央行首次如此直接介入去拯救股市。 股市瘋狂 中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雖然牢牢地控製在中共手中，卻拒絕將新的資金投放到政府屬意的地方。取而代之，新的資本都流入了股票市場，令股市市值在過去六個月上升了80%。 小股民湧入市場，僅在四月最後一星期就有超過400萬個新帳戶開啟。約40%的股票現在是通過信貸購買的，人們賣出房屋加入股市「挖金」戰。根據經濟學家謝國忠表示，過去六個月有超過2.5萬億貸款進入股市。中國政府早年推行大規模刺激方案，大量大白象基建及房屋興建起來，造成了今天的債務危機，但今天的刺激政策完全沒有帶來生產，只在股市製造數字上的財富。 政府利用新的調控政策（例如最近一次放寬的政策就在4月13日，政府取消每人只可申請一個股市戶口的限製），加上強大的媒體宣傳來鼓勵炒風。但現在「孖展」交易數字急升，顯然令其十分恐懼，但又害怕禁止炒賣會造成市場崩潰，因為這會令現時脆弱的經濟走向全面蕭條。 對中共來說，股市上漲雖然有其風險，但也是利好消息，因為可以緩衝房地產泡沫爆包的衝擊，而且可以將股市發展為渴求信貸的公司提供另一個信貸來源，尤其是私人企業。這些公司現時依賴影子銀行業，而北京希望勒住影子銀行業，遏止其對整個金融系統造成的風險。但政府政策境況愈來愈糟，由於股民從銀行儲蓄提款加入股市賭局，因此股市吸納了銀行的流動資金，迫使央行進一步放寬政策而催谷信貸，避免流動性危機。 根據《福布斯》的中國富豪榜的最新估算，在中國擁有超過十億美元身家的富豪或家族從去年10月的242個急升到今年4月的400個。平均來說，過去半年每個月中國就有25個人加入其行列中，這是由於過不斷飆升的股票價格。於此同時，今年的預測工資上升幅度是十年來最低的，而罷工事件亦越加頻繁。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所謂改革，其階級本質如同世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保護企業的利益，而將危機的重擔強行加諸工人階級身上。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是最公開的自由主義者高官之一，他於4月24日公開發表了一段不尋常的演說，指中國「在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半機會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並呼籲更徹底打破勞工法例，令老闆更易解僱工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於世界銀行流行的概念，指一些國家發展至一定水平然後停滯，例如南非及巴西。樓繼偉的演說於網上被廣泛討論，因這可見政府打擊工農收入和法律保障的企圖。 股市價格的飆升顯然脫離經濟「實體」的狀況，到某個點就一定會爆破。譬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集團的股票在過去六個月就上升了67%。現時中國創業板上的股票交易水平是15年前美國dotcom崩潰前納斯達克的兩倍。一些評論指出股市泡沫的出現，對由信貸驅動的經濟來說，往往是景氣不再的最後階段，正如1989年的日本，甚至是1929年的美國。 法國巴黎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股市上漲與宏觀經濟沒什麼關係，差不多所有都是自給自足式、槓杆刺激式、零售購買式的狂熱。」該報告又警告：「但股市攀升愈久，調整的規模似乎會愈大。由孖展債務催谷起來的股市泡沫不能持續膨漲，但中國當局愈來愈難以承擔讓其爆破的後果。」 真的有7%嗎？ 政府採用「新常態」來形容如今的經濟放緩。這個詞的關鍵是「常態」──用來突顯一切正常，經濟沒有脫離北京的控製。當然，這個控製的程度是可以爭論，但更準確的說，政府只是在一系列的衝擊面對作出反應，因而被迫着推行左行右轉的政策。而經濟卻不斷深陷通縮危機，這是由於非常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水平，使得刺激無效果。 對中共政權來說，每年的GDP目標是其權威來說，因此最重要的數字。但官方GDP數字常被視為造假。「有懷疑缺陷是因為偽造數字而不是數據搜集的問題。」《華爾街日報》報道。有個傳言愈來愈廣泛流傳，政府有兩本數本，一本是公開的，用來瞞上欺下；另一本是純粹內部使用的，後者是真實的紀錄，讓政府可以更準確決策。 大和證券（Daiwa Securities）駐港辦公室經濟學家賴誌文向《路透社》評論：「如果你看看第一季的數據，出口不景、工業生產疲弱、固定資產投資大大減緩、零售軟弱，那麼實際GDP又怎能仍會是7%呢？」 克強指數是李克強依靠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及銀行借貸作為經濟指標的依據，他認為這比官方GDP數字更準確。如果採用「克強指數」，中國的實際增長遠遠低於7%。例如首季用電量只是比上年增加0.03%，是自2008年末中國受全球經濟危機衝擊以來最弱的增長。即使政府推出措施改善能源效能和減低工業汙染，但也不能解釋用電量停滯，可見經濟急速放緩。更夸長的是，鐵路貨運量在首季減少了9%。 位於倫敦的顧問公司Fathom利用克強指數分析中國第一季的經濟，指中國經濟現時較接近3%多於官方的7%。Fathom的Erik Britton向《英國衛報》表示：「中國正處於硬着陸。」（2015年4月13日） 房價下滑 過去七至八年，中國房屋市場及物業投資曾經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比出口更重要。去年房產投資開始急速放緩，不只令鋼領、水泥及建築設備的需求下跌，也令過度槓杆化的房產開發商及與之關連的影子銀行「投資產品」面臨違約風險。 中國有一半的債務連繫至房產業。即使樓價在跌價後穩定下來（這已是政府最近減息及刺激方案下最樂觀的結果），但仍會令工業產能過剩惡化，造成金融系統的壓力。 中國房價下滑，已經為全球經濟製造了巨大的副作用，特別是對澳洲、巴西、智利及非洲國家等礦產輸出國。在2000年，中國消耗全球金屬產量的12%，過去幾年升至50%。房產投資自1998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0.2%，是中國平均GDP升幅的2倍，但在2015首季升幅只有8.5%。 自1998年大量房屋私有化打開市場以來，現時中國房產下滑的程度是最嚴重的。去年平均房價下跌6%，此前都是雙位數增長。房屋銷售量跌幅更大，首季跌幅是9.1%。地方政府的土地銷售跌幅更厲害，首季比去年同期下跌32%。房產開發商卻步，有些開發商承擔的存貨量可以是未來幾年也賣不完。根據陳誌武在《外交政策》雜誌（2015年4月30日）寫到：「在2014年末，中國正在建築或有人居住的新建房屋總面積達到約750億平方英呎。即使需求是處於平穩，也要五年才可賣出這些面積的房屋。」 土地銷售一直是保持地方政府償還能力的重要支撐，佔去年地方政府收入的46%。因此，房價下滑會帶來連串公司違約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現已嚴重，但這會帶來新一輸危機。根據最近一次（2013年6月）官方的核算，地方政府的總債務達到17.9萬億人民幣。因此新一次的核算要延遲完成，因為北京感到有些報告造假，命令地方政府重新計算。報告的信譽較高的《財新》雜誌指，地方政府現時真正的債務水平達到40萬億人民幣。 《金融時報》（2015年1月12日）報道，地方政府通過他們控製的投資工具，從中自己買自己的地，從而拿取更多債務去彌補預算下降。這些假交易是地方政府維持地價的危急手段，因為地價下跌會產生連鎖效應，地方政府會更難還債，而且更難再次借貸。 這令北京政策面對兩難，因為它一方面去槓杆化，另一方面想維持足夠的經濟增長去避免債務違約不可控製的浪潮，防止觸發金融危機。國企銀行現在愈來愈按自己本子辦事，不理政府。根據《路透社》（2015年4月20日）的報告顯示，主要銀行中沒有一間通過北京最近支撐樓市的政策，包括降低按揭利率，放寬購買第二間房屋的限製。各大銀行顯然沒有信心樓市短期內會復甦。「銀行尋找高回報的投資，因此寧願在股市投資。」一名深圳房產開發商向《路透社》表示。 債務陷阱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國委（CWI）中國支持者長期警告，現時經濟危機不只是經濟放緩或者週期性調整，而是一連串難以解決的危機，而中國與日本在90年代初房產及金融泡沫崩潰有很多相同的特徵。日本的危機令其陷入數十年的低迷、通縮（令債務償還問題惡化）及「殭屍企業」（因為其債務成本很高，令經濟總值減低）。這情況在中國經濟的一些地區及一些行業現已存在。 中國最初表面上避開了2008年全球的蕭條，通過以債務支付龐大的刺激方案，令經濟雙位數增長，從而希望避免1930年式的大蕭條。但是，從2009-12年積累起來的債務，其後果成為中國經濟今天的夢魘。 根據麥肯錫公司於2015年2月的報告，中國債務在過去七年上升4倍，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28萬億美元。這令中國的債務佔GDP比率上升處於282%的高位，比美國及德國更嚴重。中共政策的辯護者說，中國開發了新城市、新鐵路和子彈火車，增長的數字「物有所值」，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08年後的刺激政策只是走向金融投機。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支持必須的基建、房屋及城市發展，但中國的實況遠遠不同於中共所美化的畫面。一項由中國政府研究員去年發表的研究指出，中國有總值6.8萬億美元的投資是浪費的，佔2009年以來中國所有投資的37%。 為了美化中共及其地方代表的形象，一連串好大喜功的建設項目出現賂賄和侵吞公款、抬高價格或計劃差劣，令其遠遠超出預算。長江三峽大壩超支100%，而北京上海鐵路超支139%。從2005年-10年，中國的鐵路網絡的長度擴建了21%，而乘客數量上升了45%，但同期的投資上升了518%。私人承包商包攬大多數建築項目，當中抬高價格的行為猖獗。《財新》網上版報道，高鐵從供應商以每張3萬人民幣購買椅子，向中國子彈火車供應椅子的上海企業「收取其他製造商3倍的價格」。可見為何前鐵路部累積了2.2萬億人民幣的債務，比希臘的債務總量更多。 產能過剩 今天經濟正面對刺激方案遺留下來的債務問題。產能過剩充斥於每個領域。中國製造全球一半的鋼鐵（2014年為8.22億噸），但閒置產能超過2億噸，相當於美國每年產量的兩倍。中國的汽車業全球最大，也面對類似狀況。今年，中國汽車廠的製造量將超出其銷售量1,080萬架。閒置產能相當於兩個日本（日本於2014年賣出550萬架汽車）。 產能過剩導致通縮，出廠價格過去三年不斷下跌，而今年下跌速度更快。中國官方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於三月下跌4.6%。通縮及「低通脹」令全球經濟飽受折磨，特別是歐洲和日本。如果中國決定將人民幣貶值，加入貨幣戰爭（即將國內的通縮輸出至其他國家），全球的通縮壓力將會加強。 貨幣貶值增加商品進口的成本，製造國內通脹，但由於中國貨品價格在全球市場下跌，這將通縮壓力輸移至其他國家。至今中共政府一直抗拒這做法，因為中國希望將人民幣國際化，從而挑戰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場的地位。因此，北京需要維持穩定的貨幣。但是，危機正在惡化，這可迫使中國無視這些因素而推行貶值。這會令歐美等國走向保護主義。但即使這政策也會充滿困難。 如果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會加快中國的資金外流（過去兩季已達到紀錄新）。根據巴克萊銀行顯示，中國去年資金外流是俄羅斯的兩倍，而俄羅斯受到美國為首的製裁。巴克萊銀行估計，過去12個月中國有3千億美元的資金外流（超過官方數字的三倍），主要是因為美元價格攀升，且預期美元加息。人民幣貶值會加大資金外流，這會迫使政府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控製，也就是與現時有計劃的自由化政策走相反方向。這會引起財政恐慌及銀行失控，令中國及全球資本家在恐懼中退縮。 歷史性的危機 從中國的兩難局面可見現時經濟製度的瘋狂之處，因為生產和投資並非為滿足社會需要，而是為求利潤。中國市場不能吸收自己的生產及建築，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不能負擔高昂的價格。260萬的外勞只是迫在臨時房屋，而他們差不多有一半住在地盤或工廠棚屋。同時，中國估計有4,900萬間空置房屋。 中共相信可以靠國家干預、貸款和合約去控製資本主義，為小收黨官產生鉅額利潤，同時避免過度生產所造成的危機。2009年的刺激方案曾被全球視為「奇蹟」，但這令經濟陷入今天的僵局，令中共領導總結──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走到盡頭了。由於他們拒絕社會主義，因為這是支配中共的富豪家族的公敵，所以中共沒有選擇餘地，只能推動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變種市場政策，同時對專製統治不會鬆手。 北京準備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中，以金融業最為徹底。這也是為何中共鼓勵炒風，同時準備計劃擴大債券市場，讓銀行業向私人資本開大門。以騰信及阿裏巴巴為首的網上銀行興起，加上李克強最近宣佈在近來成立的四大自由貿易區（廣東、福建、天津、上海）取消通過銀行從國外借款的限製，也是這過程的另一現象。金融體系的自由化，同時將人民幣帳戶自由化，是為了增加國企銀行的競爭壓力，令資本分配更依循市場並能產生更大利潤。這也為很多太子党家族提供機會，他們很多已在高級金融世界中穩固下來，現在可以進一步暴發，並將其不義之財合理化。 在5月1日，中共令人等待已久的存款保險計劃生效。這會復蓋50萬人民幣，與很多其他國家的安排差不多。但在中國，這代表政府不再一定會拯救違約的金融機構（因為這始終會由國家的某一單位擁有，或與其有連繫）。計劃生效後，預計北京會更大規模地讓一些金融違約發生，只要是處於經濟週邊範圍的違約是可接受的，同時繼續拯救一些「大得不能倒」的銀行和企業。但顯然，這涉及巨大風險，尤其是不見得光的影子銀行的貸款佔整體經濟三分之一，未來有可能會出現計算錯誤，更多出乎意料的壞事可以發生。 同時間，習近平正推行着一系列野心勃勃的地區與全球計畫，來展現中國的金融力量，並不斷挑戰着後退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但更重要的是要為中國過剩的水泥、鋁鋼和其他重工業產品提供新的市場。這就是為甚麼有所謂的「一帶一路」計畫──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為了建設貫通亞非歐的大型基建項目。這計畫包括建造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輸油管和港口，甚至在珠穆朗瑪峰下興建隧道，並將主要由中國企業建造，由中國的資金和貨款出資。「一帶一路」以及中國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另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將人民幣國際化，也就是解除中國資本主義對美元叩頭的束縛。因為美元是主要儲備貨幣，佔全球政府儲備的65%，美國有獨有的能力去決定自己的經濟政策，並將政策強加在其他政府。 因此，如果中國經濟進入長期停滯，其內部矛盾、走向「日本路」的惡夢，以及經濟若再衰退所引發的嚴重社會動盪，都迫使中國政府採取｢大躍進」。這必然地會導致國際和地區間的競爭與衝突。過去全球資本主義促進了中國的急速經濟增長，是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和東歐崩潰後的特別的因素，以及亞洲資本主義急速（雖然自身不穩）的發展。但到了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大餅不再擴大，反而正逐漸萎縮，而對於不同統治集團之間爭奪大餅的戰況只會越演越烈。資本主義正準備面臨新一輪危機及國際災難，只有中國及國際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提出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才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 中國正走向一場新的天安門運動？ 中共面對經濟獨裁體製正面對經濟放緩，黨高層權鬥尖銳化，陷入最困難的時期之一。八九民運裡，中共於六月四日橫蠻屠殺和平示威者。六四週年是中共心緒不寧的一天，而今年比過往更甚如此。中共政權陷入前所未有的問題：經濟債臺高築，房產泡沫爆破，工人及貧農愈來愈心神不安。 八九民運經歷了七星期，數百萬學生和及後的工人投入政治鬥爭，示威遍及400個城市，把中共獨裁者推向倒臺的邊緣。六月三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根據官方數字241人死亡，但可靠的非官方數字估計死亡人數數以千計。隨後一波又一波的鎮壓開始，當中工人比學生受到更苛刻的懲罰。大部分的「罪名」是組織罷工和企圖成立獨立工會──當時這些行動令原本的學生運動提升到另一層次，開始對政府的存亡造成嚴重威脅。 今年的中共領導應該會特別留意到一點：八九民運是在經濟急促惡化，通漲率升到三成，大量工廠關閉，激起全國工人的不滿。加上中共最狂熱的市場派（特別是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當時他受到鄧小平支持）推動強硬的經濟改革，令經濟動盪進一步惡化。趙紫陽比他自己主張走資政策活得短命，在八九血腥屠城後，新的領導人繼續並深化這樣政策。 八九會重臨嗎？ 每年六四都有悼念活動，特別在香港有大規模集會（去年就有18萬人參加），愈來愈多人問另一場類似的群眾運動會在今天的中國爆發嗎？ 過去廿六年來，中共獨裁者琢磨了自己的鎮壓工具，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驅散示威者。當大規模示威爆發時，當局立即關閉當地的互聯網，實施嚴謹的媒體管製，有效隔離「被感染地區」。過去幾星期裡，在四川鄰水縣有群眾抗議將鐵路改道（5月16-17日），在廣東淺水鎮，有群眾示威反對興建垃圾焚化爐（5月20日）。這些運動都聚合了數萬人，並受到嚴厲鎮壓。最近幾月，在中國其他地區也有些一定規模的抗議。大部分個案裡，當局都作出了一些退讓，但都不是重要的讓步，很多時候都是空口承諾令示威者散去，然後再違反承諾。 GDP快速增長（軟的方面，但只有少數人實際上受惠）加上愈來愈高科技的鎮壓手段，是自天安門屠殺後阻止全國或跨地區示威運動爆發的主因。當局政權的維穩手法成功將示威維持在地區性並短暫性的，很多時候運動都沒有領導層，或者沒有可持續的組織方式。但隨着經濟快速增長這個軟的因素消失，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共將不能解散或鎮壓群眾運動？ 去年我們看到中國週邊地區爆發了群眾示威浪潮。有香港的雨傘運動，這場運動比八九天安門運動持續更久，還有本來作為「穩定」模範的澳門，都出現了歷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臺灣太陽花運動的政治震盪，當中發生過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共50萬人參加。太陽花運動改寫了臺灣的政治版圖，親中共的馬英九政府在11月大選受到重挫。這些運動都預兆着中國正等着發生的事，在中國社會和政治怨氣的潛在爆發性會更大。 危機的訊號 中國最少有三個主要的訊號表示危機正在加深，這危機最終可以招致一黨專政倒臺。第一是經濟表現是三十年來最差，令全球很多評論員指出中國經濟將會「硬着陸」，是對全球經濟的主要威脅。礦產業有七成的礦產企業報告虧本，正面對嚴重的蕭條，已經感受到經濟正在放緩。製造業也是如此，這行業的就業數字連續19個月下跌。 政府公布的7%經濟增長被廣泛視為造假，真正的數字跌至大概一半左右。根據Wigram Capital的Rodney Jones表示，在2015年第一季，中國的省份裡有三分之一的經濟在萎縮。他向《金融時報》表示：「經濟下滑在貧困省分的感受最嚴重──出現最大的財政赤字，並最依賴投資推動增長。」政府連番減息，並多次放寬貨幣措施，企圖刺激經濟增長，但今年這做法主要刺激了股市增長，增加了資本外流去其他國家。 危機的第二訊號是黨高層之間的權鬥。上星期宣布，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審訊被延遲，可見事情並不如習近平及統治集團計劃般發展。可能周永康推翻了之前的證供，而周永康作為黨高層，手上一定有很多打擊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資料，因此他可能威脅如果他要被判死刑（目前似乎可能會如此），就會上庭公佈這些資料。 目前並不可能肯定幕後發生的事，但明顯的是，周永康被審判和剷除是習近平鞏固權力的重要一環，對習近平鞏固獨裁體製，令其更集中化和個人化，脫離鄧小平時期以來的集體專製模式。如果周永康違背早前的協議（在黨高層貪腐案中這種協議很普遍），那麼就要問這是他個人的舉動，還是背後有其他未背習近平清洗的高官和退休領導的阻力。經濟危機出現，加上有一種愈來愈普遍的觀念認為北京失去以前「點石成金」的決策，令政權內部分裂更尖銳。正如《金融時報》的Gideon Rachman（2015年2月9日），「可能習先生很完美地控製着政製，令他可以針對一些強大的利益集團。但北京一些與高官有來往的人現在估計，有可能有人企圖踢走國家主席。有人留意到之前發生群眾動盪（例如1989年）都剛巧遇到中共黨高層的分裂。 第三點很受首兩個因素影響，是愈來愈多的群眾反抗。鄰水縣的運動是極為重要，因為這發生在依賴耕種和礦業的貧困區。這是一個警告，如果經濟下滑至蕭條狀態，會有更多同類的抗議。在當局決定高鐵由經過鄰水縣改道至廣安（鄧小平的出生地）後，大批群眾出來示威，（有些報道指達10萬人），喊着「還我城際鐵路」的口號。廣安已經有一條鐵路及機場，鄰水縣的當地人認為鐵路繞道會對當地經濟帶來嚴重挫敗。中共統治者不會不留意到，1911年夏季四川的保路運動在推翻清朝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同年稍後清朝出現士兵譁變。 根據目擊者表示，鄰水縣的激烈衝突是由警察暴行挑起的，令人聯想到天安門事件的小規模版本。有些未經確認的報告指有四人死亡，包括一個年輕女孩。社交媒體的圖片顯示很多示威者流血，不論男女，也有目擊者指被徵召到當地的鎮暴警察坐車裝甲車，並一度使用催淚彈。可見武裝齊備的警察不僅用於非漢族區（新疆和西藏的很多地方現在正處於變相的軍事統治）。今年首季的罷工數字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同樣也面對愈來愈大的鎮壓。同時，政府正加強對非政府勞工組織的打壓，這些組織很多時候幫助工人組織工業行動。 雖然硬的鎮壓會在短期內幫助政府驅散示威，但代價是大大累積憤怒和不安，將無數鎮壓的受害人（傷者、被解僱的工人代依、被逮捕的女權人士）推向尋求替代現存製度的新方向。就如北京的刺激政策製造了經濟高舉債務的計時炸彈，鎮壓手段會製造一個政治計時炸彈。引爆只是時間問題，當爆炸的時候，中國會出現比八九民運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群眾鬥爭浪潮。 周永康會否成為習近平最後的「老虎」？ 習近平雖然終於拿下他要的人周永康，但卻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周永康現年七十二歲，身為中共前政法委書記。一反早前將會公開審訊的官方消息，他不但被閉門審訊，而且審判後三星期官方才公佈他的判決和罪名。 周永康最後於五月二十二日於天津受審，裁定受賄、濫用職權及洩露國家機密三罪，判處無期徒刑，並於六月十一日公開報道。從新聞片段可見，曾為最權傾中共且為人所畏的高官之一的周永康，現在滿頭白髮且顯得憔悴。他於片段中承認自己的罪名，並表示不會上訴。 這做法跟對付同為太子黨的薄熙來的差距甚大：薄熙來在2013年的審訊是半公開的，而且廣受傳媒關註。儘管周永康是習近平打貪運動中最大的「老虎」，當局卻選擇低調行事。這些打貪行動實為中共內部權鬥及改組的舉動，而非真正為抑製猖獗的貪汙風氣。就成效來看，這個運動並沒有成功，亦無法成功。根據柏林的國際透明組織資料顯示，中國於去年在國際貪汙狀況列表的175個國家中，從排名80下降至100。然而，中共的內部報告卻顯示，從2014年起，每三個官員就有一個涉貪，當然這數字也是低估的。換句話說，要真正打擊貪汙問題，就需要拘捕上萬無數官員，而習近平顯然沒有這種意圖。 周永康案被以低調手法處理，甚至沒有成為官媒的頭條新聞。這處理手法引起許多對習近平下一步的揣測。他打擊傳統勢力集團的行動是否遭到了愈來愈大的阻礙呢？而這樣是否代表習近平將減緩甚至暫停「打老虎」行動？伴隨着外貿下跌和近月的財政壓力，經濟衰退的警號是否逼使習近平需要首先將焦點放在維護黨國機器的穩定？這些狀況都不可排除。 Ｂ計劃 英國諾汀罕大學的中國政治學者曾銳生先生表示，是次裁判顯示許多人高估了習近平的控製能力，「習仍然強勢和自信，但並不如我們所認為的程度。」他指是次的閉門審訊是習近平的「Ｂ計劃」，否則他應傾向於更為公開的製裁，以提高自己的聲望，並對黨內潛在異己發揮殺一儆百的作用。 官方解釋，是次閉門審訊是因為周永康案因牽涉國家機密，所以不能公開受審，有別於許多評論者原本推則，審訊將分為半公開（只限指定國內媒體）及閉門兩部分。有鑑於上次薄熙來審判過程中不跟原定安排，中共政權似乎另作考量。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雖權力比周永康小，卻比較受民眾歡迎。在審判期間，他曾撤回自己的口供，作出了強硬的辯護。此舉動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當然如其他國內的審判一般，最後裁決早已內定。 根據媒體報導，周永康所犯的是嚴重貪汙，但這不是他下臺的主因。真正原因是他在2012年第十八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與薄熙來等人，例如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中央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已在三月份逝世）合謀反對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一職。他們四人被稱為「新四人幫」。而且，周永康作為前政治局委員，這頭「大老虎」一旦被打下，即代表一個警告：沒有人可以越過習近平鎮壓的範圍。 這次反貪腐運動是中共史上牽涉範圍最廣的，將最少100名副部長級或以上人員，以及超過40萬名低級「蒼蠅」拉下馬。這運動被習近平視之為在黨國機關內的利器，藉以消滅現時或潛在的政敵，並宣示自己為「強人」。情況彷如十年前俄羅斯普京總統發動「反寡頭財閥的戰爭」去鞏固自己的控製權，並將權力重新集中到俄國國家手中。湊巧的是，習近平仰慕普京一事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基於種種原因，習近平至少在現時似乎後退了一步。周永康案經過了兩年時間，很多評論員都很驚訝為什麼他不用接受公開「拷問」，而他只被判無期徒刑而不是外間預計的死刑或死緩。明顯的是，當局與周永康達成交易，以換取他認罪。在這種高調的反貪案裏，這非常普遍。問題是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她付出了什麼代價？ 今年較早前，官媒指控周永康為「叛徒」，而中國高級人民法院亦提到周「搞非組織政治活動」。一份政治局文件更是第一次正式指出中共黨內派系的名稱，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是，習近平「政治化」其反腐運動，公開承認在這個「團結」的中共內部存在派系權鬥。不過以上這些指控（派系主義──薄熙來打擊習近平的陰謀）也沒有被放到判詞之上。這些指控是用來向周永康施壓，令他接受交易去換取自己的性命和減輕家人的刑罰（仍有很多被收押中）。 與之前的案件一樣，周永康的經濟犯罪在審判中被低估。這是刻意誤導公眾，令人低估官員貪汙的規模。另一方面，輕判亦反映出中共一方面以反腐運動作為重整黨內權力平衡的工具，卻又恐懼運動會曝露黨內領導的犯罪記錄。根據最近《新華社》報導，周永康的黨羽前中石油董事蔣潔敏和前中共四川省委副書紀李春城被裁定貪汙，揭露出他們裙帶下累積的貪汙總額高達21億4,200萬人民幣，然而周永康的貪汙金額卻只有73萬1千人民幣。 另一方面，一個關鍵的證人──億萬富翁曹永正（又名「新疆三大仙」），這名氣功師深得周永康的信任。曹永正向法院講述周永康曾給予他六份文件，當中的五份是絕密文件。曹永正這電影航的角色顯示了更深遠的現象──正當腐敗激增，富有的菁英與多數的窮人的鴻溝愈來愈大，中共高官愈來愈靠占蔔通靈「指點迷津」。正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胡星斗所說：「通常職務越高，官員越迷信。」2013年被裁定貪汙入獄的前鐵路部部長劉誌軍，曾為了工程施工日期而諮詢風水師，這事是廣為人知的。儘管曹永正如此迷信，但去年他在逃往臺灣的途中被拘捕──似乎這是他始料不及吧！ 習近平被迫後退？ 圍繞着周永康案的因素提出了一個問題──習近平下一步如何走。有可能是，在經濟危機加劇和黨高層內部緊張的局勢下，迫使習近平將減慢清洗的步伐，縮窄清洗的規模。統治精英之間的鬥爭，可從上星期陳雲長女陳偉力的公開講話中看出。陳雲是中共元老，曾任中央紀委監察部主任，長女陳偉力最近高調力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她說：「習近平是在保住江山，不反腐江山就完了。」習近平感到有需要用陳偉力這些太子黨人物去反腐運動護航，可見反腐運動正面對強大的阻力。 最近亦有猜測，幾名前領導將會成為被清洗對象，當中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溫家的總資產令周永康看起來不值一屑）、前總理李鵬（六四屠殺的懀子手）及其後裔，甚至前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江是周永康和薄熙來的嫡系人馬，而他們亦是中共內最大派系—上海幫。清洗他們如同在黨內發動「內戰」一樣。只有時間驗證一切，唯一可以清楚的是周永康案後，反腐運動在短期內會降溫。短期內的清洗對象有可能是胡錦濤的心腹令計劃和前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郭伯雄。雖然現時有報導說令計劃在獄中患了精神病，而郭伯雄亦有傳他癌症病情嚴重。因此，兩人都可能不能受審。這因素增加了習近平的壓力，令他本人及盟友要在這適當時機終結周永康案，然後開始讓反腐運動冷卻下來。 一名美國教授Andrew Wedeman 專研究中國貪腐。在6月21日，他向《紐約時報》說：「你必須尋找方法去維持平衡。」「當黨達到某一程度，是有需要調整它的規模，不可以不斷地指控更多的老虎，同時不影響整個黨的團結性。」 中共步向末日？ 反貪腐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削弱中共黨內「老臣子」的勢力。這勢力一直困擾着前總書紀胡錦濤，各派系老大（通常有其地區勢力）如同以前的軍伐割據一樣，令中央施政陷於癱瘓。習近平通過反腐運動，加上在外交政策上打着民族主義的旗號（例如是在中南海的衝突和其他糾紛），嘗試製造個人化的獨裁體製。這樣做他摒棄了鄧小平時代互相製衡的集體獨裁模式。鄧小平當時的做法是為了防止如毛澤東後期執政時紛亂的局面。因此，顯然習近平獨攬大權的做法，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極端措施去防止政權倒臺，避免革命爆發，但另一方面這也可能造成強烈反彈，傷及他自己。 一名中國的長期觀察者，美國人David Shambaugh指出這些危機。他在《華爾街日報》的專欄版上執筆，激起熱烈討論。他推翻自己一直對於中國獨裁製的樂觀前景，並表明現時習近平的「專政是嚴重威脅中國的製度和社會，並將會走近爆發點。」Shambaugh 曾是一名傾向北京的人士，但他最近因為有以下預測而被中國官媒攻擊：「中共已開始步向末日，而且這過程走得比很多人想像般更遠」。 現時中共發現自已站於一個長期不安的領域。經濟放緩，地區性和全球性的衝突日增，加上社會底層的動盪所引發起的罷工和大型抗議，對政權構成壓力。過去兩三年中共黨內高層「有反腐特色的權鬥」是源於自這些壓力。資產階級評論家除了提出中共要從上而下實行「政治改革」外，並沒有其他的解決方案，但實際情況是中共領導層懼怕一絲的變革也會如洪水塊堤一樣，引致革命爆發。Shambaugh 所勾劃出的末日預警並非空想出來的。我們現時正在親歷中國嚴重的危機，但只有工人階級以民主和社會主義作為政治綱領行動，才可以帶來真正出路。 中國股巿泡沫正在爆破嗎？ 「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只是想說，願賭服輸，本金170萬加融資四倍，全倉中車〔中國鐵路機車車輛集團〕，沒有埋怨誰。」六月上旬，湖南長沙一名32歲股民在兩天內輸掉畢生資產後跳樓身亡，他自殺前在網上發放了以上訊息。他深信政府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定能成功，所以從「黑巿」用四倍的融資槓桿去作賭註，並將一切押註在這所中央國家企業鐵路公司。 所謂的槓桿融資是在上年開始爆發，中國主要銀行推出一大堆「投資產品」去養肥這隻巨獸。就是這個原因令股巿在過去12個月內前所未有地暴漲起來，當然在更早前股市也有一定比例的泡沫。最近，中央政府對槓桿債務的程度顯得非常不安，也擔憂有潛在可能會造成更廣層面的巿場崩潰。政府最近的打擊措施是自六月中股票巿場大跌的主因（月底前差不多下跌了19%）。中國的股票巿場在最近幾星期都十分波動，動盪程度僅此於希臘。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中國股巿「蒸發了1.25兆美元的巿場總額，等於整個墨西哥經濟體的規模。」 準備爆破的泡沫 在六月初，中國股巿的上海證劵交易所綜合股價指（簡稱上證綜指）曾經衝上7年來最高價位，是自2008年1月以來第一次超越5000點。外間對這歷來最大的「牛市」熱烈歡迎，上海股巿一年內升了150%，深圳股市則差不多升了兩倍。上海與深圳的上市公司總值暴升至超過10兆美元，僅次於華爾街。《華盛頓郵報》報道：「沒有任何股巿曾經在12個月內如此巨額增長。」 很多評論者（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都預計泡沫將面臨爆破。股巿與實體經濟（如生產、投資和消耗）的情況對比來說是不相乎的，後者正在急速放緩。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政府的智囊團）認為第二季的GDP增長將會是6.9%，比政府的目標為低。而更多的獨立評論員相信實際增長是更低的。 根據最近幾月數據顯示，通縮（即價格下跌）持續地束縛着中國的經濟，這會對未來願景帶來負面影響，包括公司盈利下降、消費下降和加重債務負擔。雖然中央銀行在七個月內連續三次減息（正當本文刊登時第四度減息），又推動不同紓緩措施去為負債公司減壓，但由於通縮借貸成本繼續上升。中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的還利息成本已經相等於GDP 的15%比率。而國家債務是GDP的280%，這數字是希臘是兩倍。 這龐大的債務負擔令北京放任股市暴漲，去為過渡槓桿的公司提供資金，也減少銀行承受更龐大債務的壓力。過去一年，中國透過學習其他國家政府的經驗，大規模操控股巿。 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刺激股巿，從政府的養老基金調動1兆美元到東京股巿。在1998年，當時數月內下跌了50%的股市，幾乎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香港金融管理局大規模托市。北京就曾經為了製造股巿暴漲，改變金融規管措施（例如2012讓槓桿融資合化法），又動用官方媒體大肆唱好托巿。這些措施的效果是大規模刺激投機。 絕望中的政策 北京希望利用暴漲的股巿提供資金，從而為負債纍纍的國企融資，可見政府越來越陷入絕望中尋找拯救中國經濟的方案。國有銀行自身也需要註入資本，不能再承受這些負擔。為了這個原因，股巿必須繼續吸引新的「投資」來源，尤其是從私人資本上。這也是為何北京加快對外資開放股票和債劵巿場，進行具野心而「可控」的自由化。一個對外國投機者開放泡沫股市的會增加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在全球金融體系的使用率，藉以幫助北京保障在全球外幣儲備上的優勢，更可以減低對美元的依賴。 可是，政府打擊槓桿貸款，反映它恐懼狂熱的股巿投機正為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多次降低利率以增加流動資產，卻不能刺激投資或房屋銷售，反而是令股巿泡沫增加起來。國企海通國際證劵集團最近發表報告，指出「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入而進入虛假（的金融資產）。」 北京正處於兩面的危險，一方面是不可控製的泡沫，另一方面是市場崩潰（市場崩潰會蔓延至更廣泛的經濟層面），因此政府的行動就如一個反復踩油又煞掣的司機。這就是為何人民銀行在6月27日（星期六）再度減息0.25%，令利率降至歷來最低水平，並將銀行存款準備金比率降低50點子，明顯是為了避免股市爆破。瑞穗證券(Mizuho Securities)經濟學家沉建光向《金融時報》表示：「如果他們不作出行動，星期一股市會出現恐慌。」 影子銀行－又是它！ 股市泡沫為影子銀行業開拓了可圖利的領域、北京一直竭力抑製影子銀行，避免它促發更廣泛的銀行體系崩潰。正如在湖南男子自殺的案例裏，影子銀行提供的槓桿債務水平超過了政府的限製（不能高於借貸人資本的100%），滿足了高風險股市賭博的需求。據官方數字，槓桿債務由今天初的4,030億人民幣，上升至6月份的2.2兆人民幣。雖然即使這翻了五倍的情況是值得關註，但據《金融時報》指出，這數字只是冰山一角。今天在股市的高槓桿賭博是源於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由銀行及信託公司以「結構存款」的形式售出。即使以華爾街「財務巫醫」的標準來說，這做法是相當驚險的。過往中國的債務危機是由不可靠的理財產品來驅動，這些產品連繫到基建等建築項目，往往是不理智且建基於高估的地價，但新一系列的理財產品是完全是建基於即將爆破的股市的賭註。 北京股市賭場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反彈。官媒報道，2015年1月初至5月底，全國新開設了3,300萬個新帳戶。在媒體大肆宣傳下，無數中國平民投入市場。有些業主售賣自己的房屋，兌現投入股市，甚至農民及移民工都加入炒股行列。瑞穗證券亞洲有限公司的調查指出，十個大學生中有三個有炒股票。這是傳銷的典型現象，市場會逐漸虛耗並內爆，新加入股市的人淪為最大輸家。大企業玩家已經從股市泡沫中存起大量金錢，他們有能力玩得更謹慎。他們也能獲得政府的內幕消息，普通股民而不知的。 中國股市狂熱是經濟災難的先兆。這場災難是由鉅富雲集的一黨專製政權造成的。只有群眾鬥爭和社會主義政策才能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來重組經濟。 「中國股巿暴跌可引發政治危機」 問：股巿暴跌的情況有多嚴重，政府如何反應？ Vincent Kolo：積累了多年龐大的（經濟）泡沫正在爆破，爆破的規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人都目睹爆破即將降臨，但中國政府之前未沒有預計過，現在方寸大亂。外國媒體經常使用「恐慌性」這三個字來形容政府的救巿措施。這描述是準確的。 在六月份時，股巿價值攀升至10萬億美元（總巿場額），一年內升幅達6.7萬億美元。對於全球任何的股票巿場來說，這升幅也是是空前的。這升幅等同整個日本東京股票巿場總額。東京股巿是全球三大之一，僅次於紐約和滬深。在今年初數月，在股票暴漲下，每星期產生出4名億萬富翁（以美元計）。但在過去三星期內，股巿下跌了3萬億美元，是自6月15日以來第三大跌幅。這次下跌的總和已經相等於希臘國債的六倍，或希臘11年的經濟產量。深圳的《證劵時報》報導760家公司已經在上周停牌，超過上海和深圳總公司量的1/4。這猶如在不知不覺下股票巿場「停業」一樣，但這實際上卻並不是壞事。 投資小戶數量達到9千萬，是首次超越中共黨員人數。自今年初開始，大約4千萬人湧入股票巿場，而大部分人都是損失慘重。他們投訴不能斬倉，因為很多股票下瀉超過每日最大限額的百分之十而停牌。更甚的是，那些利用槓桿交易而債務纏身的人士，大致上都會破產。這批人在社會層面上來說，主要是城巿的中產階級，是中共政權賴以穩定生存的基石。這些中產階級曾經歷房地產巿場崩潰，中共為了拯救他們，所以刺激股巿暴漲以增加他們的財富、維持消費和避免社會不穩。這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但過去三星期卻化成了習近平的「夢魘」。 問：你認為政府的措施可以成功救巿嗎？ Vincent Kolo：這還需要時間觀察。但至今政府的措施明顯完全失效，他們已經被沽貨潮踩在腳下。 在每日都有新的政策發布底下，我們可估計每日都會有更多措施推出。自從6月27日開始，北京政府已經降低利率、向銀行註資、中止招股上巿活動、指令經紀業、社保基金和國企購買股票，更開展「市場平準基金」。北京已經鑄造了干預市場的機器，就如他們利用射火箭造雨一樣。北京已經動用國有金融系統去作大規模註資，在今個星期（7月5日）達到最高點，更宣布中央銀行會「包底」，以防股巿繼續下跌。一些金融評論員將之形容為「中國式量化寬鬆措施」。過去五年，中國銀行體系積累龐大的債務，對於現時這境況，已經不是在談論用銀行挽救股市，而是政府需要同時拯救這兩個體系了。 當政府發現這些政策沒有效果時，當然會變得驚惶失措的。如果較早前實施這些政策會有更大效果。不過這正反映出整體的經濟不景，包括25年來最慢的經濟增長。實際GDP增長最高只有3-4%，三分之一的中國省份處於經濟蕭條，工廠正在裁減崗位。人們都知道股巿暴漲是脫離常軌的，但亦同時相信只要北京想它上漲就會上漲。因為過去幾星期的救巿徹底失敗，這個信念開始被撼動了。這將會造成巨大的心理影響，衝擊了過往政府全能而且可以指令隨意「指令」經濟的迷思。 這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還震動「強人」政府的形象。《紐約時報》報導，政府救巿失效，削弱了習近平的 「不可戰勝的味道」。曾有一名歐洲分析員警告這將會引致「對國家機器的信心危機」。《經濟學人》形容這次事件為「習李團隊的第一次重大傷痕」。這就是國際資產階級害怕的地方──中國政局的潛在危機，因為即使各國政府如何塑造自己的「民主」形象，實際上他們一直支持一當專政的中國，為的是帶來資本主義的經濟得益。 最近的救巿措施就連《新華社》都形容為前所未見的，不過無疑它是占滿了絕望的惡臭。它的確是有可能阻止跌勢的，但就算這樣，股巿將會維持相當的不穩。雖然一個獨裁政府可以做到很多「民主」政府不能做到的事情，如將大量註資入金融體系，更重要的是可以禁止傳媒報導壞消息。媒體被命令不可以用「股災」和「救市」等字眼，也不可以報導因股災而自殺的事件。警察也已經開始拘捕「散布謠言」的人士。同一時間，《人民日報》大力唱好股巿，叫人相信「風雨之後見彩虹」。這些保證沒有一項能兌現，尤其是當經濟已超出政府所能控製的範圍之外。 即使政府大力介入可以穩住股市，泡沫只會再次膨脹，而且將會是更巨大的，因為在政府承諾支持之下，投機者將會更放肆購買高風險產品，這就會造成自由派評論員所說的「道德災難」。上漲的股巿完全與中國實質經濟情況脫勾，這不免會造成更大的動盪。 問：為何中共會如此着急地去挽救股市呢？ 在現階段，這關乎到政權的面子──假若他們未能救市的話，會被視作一次公開的嚴重失敗。而這也會帶來政治後果。憤怒的投資者發起抗議的事件，已經在各媒體上廣泛流傳，中共當然不想看到。如果救市措施不見效的話，中共的政治權威就會受到質疑，而其來說是致命的。同時，本來受到重創的經濟亦再次深陷危機。中共決定人為製造「牛市」的原因，可以追溯到2012年年底換屆的時候，當時習近平的改革策略的關鍵就是要讓市場擔當「決定性的角色」──這在今天聽起來非常諷刺。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債務帶動增長的模式，已經疲憊不堪，並進入一輪通縮危機，當局希望利用一個強勢的股票市場作為經濟的續命丹，來減輕受壞帳困擾的銀行體系的壓力。這特別是要救援嚴重負債的企業，讓他們招股，利用集得的資金還債。中國的債務對GDP的比率是大約280%，幾乎是希臘的兩倍，而中國的債務主要集中在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身上。 如今，這個策略卻出現反效果──銀行與國企們應該在股市的崩潰中虧大本。最近一輪的救市措施可能旨在短期的目標：讓這些公司在市場再重創前有空間卸下他們的「不健康投資」。這是一個可能性，當局所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一個更真實的景象、比公眾所能認知的更醜陋的景象。 《華爾街日報》將北京的緊急措施與前美國財長保爾森在2008年拯救華爾街的「巨型火箭炮」措施相提並論。有一點重要的是，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做的政府。日本今天也在做同樣的事情──干預股票市場。另一樣需要了解的是，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有進行干預，而且規模更大，正如他們製造了股市的熾熱，但最終股市依然失控，並令政府自食其果，無論是在經濟或者政治方面，尤其是若果這個程度的混亂持續下去的話。 根據花旗集團的資料，在過去三個星期中只解決了三分之一的槓桿貸款，也就是說仍然有三分之二的貸款仍然困在股市中等待撤離。這代表這次的波動還很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一個「正常」的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繁華的賭場，但中國股市中的巨額的槓桿債務（孖展）使得其更像是一場「俄羅斯輪盤」遊戲，正如楊思安所形容的。經過了三個星期的打擊，政府面對市場崩潰的威脅下全面投降。當局放棄了此前的收緊政策，並更加放寬了孖展貸款的交易限製。他們更允許孖展股民抵押自己的房產來獲得貸款，這明顯不會有好結果。 問：這會對整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呢？ 中共淪落推出力挽狂瀾的措施，等同被迫告訴我們事情的實際發展比其表象還要差（比股市下跌三成還要糟糕）。企業的股份一般會用作銀行借貸的抵押，因此企業們面對信用緊縮會引發連鎖反應。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各銀行都曝露在股市中，這會使金融危機蔓延，尤其是透過影子銀行的部分。中國的影子銀行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但它實際上是國有銀行的附屬部分。他們都積極參與進了股市和孖展交易之中，並製造了一系列新的理財產品來滿足熾熱的市場。所以，過去數天的救亡措施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政府察覺到體系性的隱憂，一個對整個體系的隱憂，並因此才會拼上老命般地避免更嚴重的市場內爆。 許多國際評論員都在說希臘的狀況令人擔憂，但中國的問題更深，並且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更大影響。如今全球的商品市場正在萎縮──現在一度穩定下來，但最近銅礦、石油和金屬的價格再一次下滑──這是由於對中國經濟的恐慌以及需求的減少。中國是大部分商品的最大進口國，中國國內的危機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影響着世界經濟。因此不單單是我們社會主義者，許多人都警告着中國的股災只是危機的一個表象，而一旦危機繼續加劇，這會繼2008年華爾街危機和現今的歐元區危機後，引發全球資本主義新一輪的動盪。 股市崩盤成中國的轉折點 「這裏的大新聞並非關於中國經濟，而是關於中國的領導人。忘記你聽到的所有關於他們的智慧與遠見的話。從目前的慌亂舉措來看，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這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對中國股災和中國政府的救市舉措所做的直率評論。自6月中旬以來，滬深股市下跌30%，股市市值已經蒸發了4萬億美元之多。這個數字超過了德國的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超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3.7萬億美元）——這個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經常被視為應對金融危機的準備金。 這場股災驚醒了全球資本主義，七年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它主要的增長機器。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占全球GDP總量的16%——美國為19%（按實際購買力計算）。中國消耗着全球一半左右的礦產資源，所以它一打噴嚏，從澳大利亞到巴西的出口商都會感染上經濟流感。 動搖對政府的信心 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許多資產階級評論員都認為中共獨裁政權是「傑出的」經濟管理者。它通過巧妙利用國家干涉和看似無限的金融資源，總能為經濟問題找到解決辦法。但是過去幾周的事件徹底動搖了人們對中共的信心。當股市繼續背離「黨的命令」時，中共領導人就成了吃力不討好的卡紐特國王（King Canute）——這個北歐國王曾命令潮水後退，結果濺了一身水。 據路透社報道，政府目前已經投入8000億美元進行股票收購等救市措施，但仍未能挽救崩潰的股市。這就像炸彈一樣震撼着許多中國人，尤其是去年被哄進股市的6000多萬小股民。 「我父親損失了90%的積蓄」，工國委中國成員於先生如此說道。「他在一家汽車零件廠工作，今年3月決定和同事一起炒股。大家都在討論股市。官方操控的媒體都在鼓勵人們投資於股票，並預言股市（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會升到10000點。結果我父親和他的同事損失慘重，為自己相信政府而感到愚蠢。」 「國家牛市」 滬指從去年7月的2000點飆升至今年6月12日的5200點，上漲了150%。但是現在它已經跌到3500點。這場由國家操縱的「牛市」或者說金融繁榮，其動力不僅來自狂熱的媒體宣傳，還來自借債。它被稱作「國家牛市」，或者「習近平的牛市」。 近幾年，政府放任「保證金交易」等金融活動——這些活動在紐約和倫敦等「成熟」市場上都受到更加嚴格的控製。保證金交易被看做令1929年華爾街股災惡化的因素之一。根據官方數據，10%的中國股票都是賒購的（只交付保證金）。但這個數字低於實際水平，因為它沒有考慮中國龐大的影子銀行——也就是處在受監管的銀行系統之外的金融公司。算上民間借貸，經濟學家相信「保證金借款」的實際規模已達到市值的25%——而1929年大崩盤前的美國也才12%。 儘管受到許多警告，中國的統治者卻似乎看不到這項政策所隱含的風險。今年上半年，金融業以17%的增長率飛速前進。《金融時報》報道說，在1月至5月間，中國新成立的對沖基金多達4000家。 當製造業、建築業乃至服務業（除了金融部門）都已經減速或者萎縮的時候，中國經濟卻能保持增長，主要原因就在於此。我們必須對官方宣布的7%的GDP增長率有所懷疑。 六月股災成了轉折點，經濟現實重新夢醒於金融投機的紙碎金迷。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共獨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搖擺反復的政策，連國家壟斷的媒體也無法完全掩蓋它的失策。三周的前所未有的穩市措施使停牌股票一度達到97%的股市回升了16%，勉強彌補了一些損失。但是等到7月27日——黑色星期一——滬指又下挫8.5%，創歷史第二大單日跌幅。在接下來的幾周時間內，政府以巨額投入換來的暫時成果都消失殆盡。7月份滬指共下跌14%，是6年來最糟糕的月度結果。許多人都在問政府承諾的「穩定」為什麼沒有實現——而另一些人則質疑當初政府為什麼做出這麼不現實的承諾。於的父親的例子說明了這一事件的政治影響。 政府催漲股市泡沫一部分是為了在城市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富餘階層中激發「財富效應」，吸引這些階層支持獨裁政府，並促進受經濟急速放緩拖累的消費支出。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利用股市的繁榮幫助經濟減少對借債的依賴——經濟增長正因此而受到威脅。然而，股價大跌意味着股市不僅未能解決政府的債務問題，反而加重了債務負擔。 日本病 2008年11月，中共政府實施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刺激方案來緩解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影響，中國因此在建築、投資、影子銀行以及股票等領域經歷了一系列由債務驅動的資產泡沫。現在這些泡沫都開始破裂。政府沒像正統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那樣，放任泡沫破裂帶來的後果，而是採取大型金融援助措施以防止問題惡化，其中最新的一招就是為救市而打出的「愛國牌」。政府最近的舉動令國際評論員出現分歧：克魯格曼等人預言中共政府會遭遇慘敗；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克裏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等人則為北京當局的舉措辯護，稱它和美國等政府的大型救市措施——例如「量化寬鬆」——沒什麼不同。 但是中國的基本經濟狀況正給政府帶來難題，因為堆積如山的債務限製了財政刺激的規模。現在中國債務規模已是七年前的4倍，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對於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是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債務占GDP比例為282%，超過了希臘的160%。 隨着經濟增長率降到25年來的最低水平，債務的「定時炸彈」為政府擺下諸多難題。首先，債務在以兩倍於經濟的速度增加——GDP每增加1元，債務就要增加2元。其次，價格下跌（通貨緊縮）擠壓着企業利潤，使還債更加困難。政府在8個月內四次下調銀行利率，還有人要求政府進一步降低利率以穩定股市。但是即便採取了這些措施，通貨緊縮仍令實際貸款成本繼續上升，逐漸加重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 中國發現自己和1990年代早期的日本處在相似的困境之中。當時日本的金融和房地產泡沫破裂，經濟的相當一部分陷入「殭屍化」——也就是說這些公司和銀行靠着政府的大規模援助才得以存活。直到現在日本也未能逃出停滯危機，而中國——一個從人均角度來看貧窮得多的國家——可能要遭遇相似的曠日持久的危機。 中國的普京 中共政權有許多理由為事件動態擔心。它憑藉經濟高速增長和國家鎮壓才得以保持權力。自習近平於2012年末上臺以來，逮捕、審查和高科技監控顯着增加，隨之而來的還有逐漸激化的民族主義和習近平在國際舞臺上的「強人」形象。習近平一部分是模彷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並控製了軍隊、警察以及黨國機器，乃至一般不在他職權範圍內經濟政策。 習近平一方面強化了中共的獨裁機器，另一方面用更多的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策來使太子黨的經濟權力「正常化」並加以鞏固。但是偏離以往的「集體專製」模式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作用，因為習近平必須為每一次失敗承擔個人責任——正如現在這場股市危機所顯示的。 中國經濟危機引起全球市場鎮痛 8月24日中國股市大瀉8.5%，連官媒《新華社》也感嘆當日是「黑色星期一」。由於全球恐慌中國經濟引致全球衰退，全球股市來了一次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急速的下滑。 從前美國銀行在2008年崩潰時，華爾街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點，但今次中國經濟出現危機，加上國家領導人明顯失去控製能力，輪到中國成為全球危機的促發點。全球資本主義社會過去一直都居危思安，盲目相信北京「會有辦法」去應對經濟放緩的問題，但8月11日人民幣「輕微貶值」令他們如夢初醒。人民幣貶值後，超過5萬億美元從全球股市蒸發。在短短數天內財富被大量銷毀，這足以證明資本主義是一個瘋狂垂死的經濟製度。金融危機蔓延到歐洲，《路透社》於黑色星期一報道：「今天歐洲三百間最大企業的市值減低了4,000億歐羅。」 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在Twitter發言：「就像1997年、1998年、2007年及2008年的八月那般，我們現在可能處於嚴重危機的初階段。」即使是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也警告，全球可能正邁向蕭條。白高敦時期的前英國經濟顧問麥克布萊德（Damian McBride）也警告，現在的危機可以「比2008年的嚴重20倍」。 香港恒生指數經歷了1987年以來最大的跌幅，港股自四月的高峰以來大瀉超過20%，正式進入熊市。印尼及臺灣的股市也處於熊市區。同樣，已發展經濟體的股市經過了過去兩周的鎮痛後，於星期一再度急挫。英國富時100指數的市值自四月以來下跌了18%，德國Dax指數也自4月以來損失了20%。在星期一，澳洲股市下滑了8%，是歷來最大跌幅之一，反映了澳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緊密相連。 全球經濟崩潰蔓延至石油、銅礦、鋁礦及鎳礦，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跌至2008年全球危機以來最低的水平。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角色的油價，自2014年夏季的每桶115美元一度下跌，最近更進一步下跌至低於每桶43美元，為由俄羅斯到委內瑞拉等燃油生產國造成壓力，這些國家本已處於衰退狀態。彭博大宗商品指數是22種原材料的價格指標，這指數跌至本世紀以來最低水平，今年下跌了17%，過去三年下跌了40%。 過去幾年中國曾經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器，帶動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三分之一，而美國也只帶動了17%。中國消耗全球一半的金屬，也主導了其他大宗商品市場（包括農業產品）。這類大宗商品的價格大幅下跌，阻礙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經濟增長，也令全球經濟陷入通貨緊縮。雖然價格下跌可以短暫刺激各國經濟去輸入大宗商品，但如果這演變成長期的通縮，將會嚴重壓垮經濟增長，也會惡化債務問題。這些問題在中國以至全球都愈來愈嚴重。1990年進入通縮危機的日本就是如此，經濟停滯不前而且債臺高築，到現在日本也未能走出困局。中國以至全球經濟今天都表現了很多與1990年代日本類似的特質。 人民幣貶值的震動 過去中國一直都不想將人民幣貶值，並視之為「秘密武器」，但兩星期前政府突然作出這決定， 震驚了全球資本主義製度。一方面這證實了外間一直的揣測：中國經濟問題的實情比北京所承認的更為嚴重，而官方數據往往是被做過手腳、誤導公眾的。人民幣貶值至今已促發各國貨幣相繼貶值（所謂「貨幣戰爭」），這倒過來會引起全球經濟的「通縮浪潮」，正如法國興業銀行的Albert Edwards所指。 中國政府實行人民幣貶值的方式相當混亂，令資產階級評論員摸不着頭腦。正如克魯曼於《紐約時報》（8月14日）寫道：「他們（北京）對於市場可預期的反應似乎十分驚訝…投資者開始逃離中國，決策者突然由推動人民幣貶值變成全力推高人民幣。」 人民幣對美元至今只貶值了3%，這麼小的幅度對刺激中國出口根本沒有任何真正的影響。此外，中共政權與央行已經加強介入以支持人民幣，否則會出現更大的資本外逃危機。過去五季中國已經有8,000億美元外逃，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不論中國還是外國的公司及投機者都將人民幣轉變為美元或其他「安全天堂」的貨幣。 人民幣貶值似乎一度受到央行抗拒，直到在最後一刻才被接受，但貶值後卻得到預想中最壞的後果。貶值的決定引起了全球市場的慌亂，引發各國貨幣貶值的連鎖效應，但對中國刺激出口並無真正幫助。事實上，過去兩星期亞洲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完全消除了、甚至逆轉了人民幣貶值刺激出口的效果。亞洲貨幣整體都向下滑（除了日元被視為「安全天堂」的貨幣），馬來西亞的令吉和印尼貨幣都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最低的水平。俄羅斯的盧布、南非蘭特幣和土耳其裏拉都跌至歷來最低的水平。貨幣貶值帶來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令本來打算九月加息的美國聯儲局很可能將計劃延遲。這令美國政府的狀況更為復雜，也令中美的局勢更為緊張。 難以置信的失誤 中共政權在處理股災中作出了難以置信的失誤，在過去十個星期裏花費了超過一萬億美元來試圖救市，但最終卻什麼都救不到。「黑色星期一」的拋售是八年來最惡劣的狀況，導致股價比政府出手干預的7月8日還要低。無疑，今天的損失抵銷了這個全球第二大股市在今年以來的升幅。 這些事件成為了政權的轉捩點。工國委及其中國支部一直都批判所謂中共獨裁政權的「不敗」神話，也否認其控製經濟的能力。一直到最近，中國的領導人都被全球資本主義的代表們視作「模範技術官僚」。 過去數月的誤政──首先是引發了一個不可能維持的股市泡沫，然後在泡沫爆破後試圖去繼續支撐，最後猶豫不決並含着淚實行貨幣貶值，將北京的經濟權威名譽掃地。政府沒有公開宣布最近將貨幣貶值的背後原因，其實是由於政府未能在黑色星期一的股災中以新一輪的救市措施來穩定市場。北京顯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同時間支撐着股市及貨幣，於是決定集中處理後者。這些措施代表着世上少有的無能，也反映了北京根本無能力控製經濟發展，而全球的資產階級也高估了他們的能力。 「夏季所發生之事件的真正受挫的是政府的信用。當你看到入市干預、幾個星期前拙劣的人民幣貶值失誤、天津爆炸等，你所看到的根本就是個無能力控製局勢的政府。當你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所帶出的訊息是中國領導層的無能。究竟誰應該為此負責？習近平好像消失了似的。」 以上評論來自《紅色資本主義》（Red 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之一霍伊（Fraser Howie），這是今天典型的資產階級分析。很多這些評論員此前還是中國領導人的粉絲，現在卻像孩童長大時驚覺到耶誕老人原來是不存在的。 中國的股市崩盤是完全意料之內，股票價格早就與實體經濟沒有任何關聯了。最新的經濟數據再一次確定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工廠的產出量已經是連續第五個月下滑，並處於六年來的新低。過去一直在增長的行業，例如手機和汽車──中國是兩者的最大市場──也都在萎縮。雖然近期樓價「穩定」下來，但是新的建築項目的數量在今年頭七個月下跌了16.8%。在過去數年，中國就占了全球建築項目的一半，因此這樣的年度跌幅就等於全球的建築項目就減少了8%。這解釋了為什麼商品市場──從石油到黃豆──都在過去幾個禮拜受到打擊。同時，一些最大型的美國公司也因為他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導致他們的股份市值蒸發了數以十億計美元。這些公司包括蘋果、通用汽車等，他們在中國所賣的東西比在美國還要多。 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 今天的金融動盪突顯了資本主義的盲目，只會從一個危機跌進另一個危機。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及其中國支部過去一直警告，下一波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會是「中國製造」──這展望似乎愈來愈會成真。但今天中國經濟的問題，以及其嚴重的債務負擔（這是政府過去數月實施政策時左搖右擺的根源）都是來自全球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僵局。 在2008年當全球危機險些陷入1930年代式的大蕭條時，中共政府通過前所未有的信貸推出超巨型的刺激方案。起初這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效果，中國GDP增長加速，似乎抵擋了全球蕭條的地心吸力。上海滙豐銀行的首席經濟師Stephen King當時指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避震器」，但是今天中國反而變成全球資本主義的震央。這是因為2008年後由刺激方案帶來的增長是建基於不可持續的債務累積，令全國債務由2007年的7萬億美元上升至今天的28萬億美元。如我們今天所見，這令中共政權更難進一步刺激經濟以走出危機。在2008年以前，每一元人民幣的信貸可以帶來0.8元人民幣的GDP增長，但今天只有0.2元人民幣。 中國的問題是全球債臺高築的一面境子。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指出，全球債務自2007年底以來增加了57萬億美元，達到199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經濟會進入另一次衰退，而其結構會比上次危機更壞。在過去幾年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不穩定的「復蘇」，但都是依賴政府和央行在財政上的贖命湯──尤其是通過量化寬鬆政策，至今整個經濟體都未能擺脫這一政策。如果利率繼續維持今天這個歷史性的低水平（接近零，有些國家甚至是負利率），這意味着資本家會有更少武器去應對新一輪的衰退。同時，工人階級自2008年的危機以來面對不斷的緊縮政策，在多個國家的生活水準都大幅下降，意味着新一輪的衰退會引爆前所未有的政治運動，並挑戰資本菁英。正是這種恐慌驅使了全球市場的動盪。 江蘇船廠工人罷工抗議欠薪 江蘇揚洲市的太平洋造船集團旗下的大洋造船有限公司的罷工進入第三天，該公司5,000名的工人中有五分之一參加這次行動。在9月16日（星期三），這間私營造船廠的工人停工，要求支付拖欠的三個月工資。工人們在工廠的大門外聚集，受到公司保安監視。一位姓唐的工人接受了《自由亞洲電臺》的採訪：「保安有10幾個保安吧，保安…保安不會動手的，期間沒發生過任何暴力行為，我本人也肯定不會參與任何武力行動。我們只是想要回工資。」 唐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這個工廠已經陷入了財政危機。江蘇作為重要的造船大省，造船業及一些重工業都是經濟急速放緩的重災區，今次罷工是這些行業的罷工浪潮的一部分。在本月初附近的浙江省正和縣造船廠也爆發了罷工，這間公司由於財務問題從9月1日開始停產，引發這場抗議。 造船廠是面臨經濟寒冬的幾個行業之一。在今年的一季度，中國造船廠的訂單下降了77%。中國最大的民營造船企業揚子江船業集團老闆任元林警告說，目前在全國100多家造船廠中，三年後只有30家可以運營良好。在太平洋造船集團稱自己的訂單情況良好，主要的問題來自中國銀行的「信貸緊縮」，迫使他們尋求其他替代融資來源。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資料，根據社交媒體報道的罷工和抗議的紀錄，今年以來在中國至少有1,622起罷工事件，其中的75%（1,211次）都是因拖欠工資引發的。隨着經濟放緩和信貸問題成倍增加後，廠房關閉數字激增，引發這些基本上都是防禦的鬥爭，以獲得工資或補償。 當公司宣布倒閉或者搬遷時，許多產業工人（大多是移民工）會繼續尋找工作。在過去經濟還是繁榮的時候，總會有招工的需求。但這情況改變了，因為中國的工業產量放緩，中國政府選擇了更為市場化的道路，在有「系統性」風險的地方之外都允許破產和違約。 工人鬥爭可能會變得更長，更復雜，而且需要轉向更有組織的形式。因此，創建獨立工會和地下工人組織的鬥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 中國：極受壓迫的中國同誌 10月31日，將近兩千名中國「同誌」參加了臺灣同誌大遊行——在中國，類似的活動會被政府冠以非法集會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官方通常用「流氓罪」的罪名來迫害同性戀人士。在2001年之前，同性戀一直視為一種精神疾病。儘管近年來社會態度趨向緩和，但是眾多性小眾人士的生存狀況仍不容樂觀。據估計，中國的同性戀人口在1300萬至6500萬之間，其中僅有30%選擇「出櫃」，而大部分同性戀會和異性結婚從而隱藏真實的性取向，因為同性戀的身份會讓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例如被僱主辭退），但是這種「形式婚姻」會給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伴侶帶來巨大傷害。2013年，四川大學的一名女教師因為知道了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戀而跳樓自殺。許多同性戀人士迫於社會和家庭的壓力，尋求所謂的「矯正治療」，但是這些治療不僅無法改變性取向，而且會給他們的心理和身體帶來嚴重傷害。 今年年初，社會學家李銀河第四次試圖向人大遞交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但仍未獲得足夠的聯名人數。幾乎在同一時間，官方媒體發表文章，將「家庭建設」稱為「社會和諧發展的穩定器」。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將「家庭」視為重要的統治工具。男權資本主義利用家庭中的等級和威權來壓迫女性、規訓下一代，同時藉此在社會中樹立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當然也包括男性勞動者——的權威，而對脫離傳統家庭的性小眾無疑是一種威脅。李麥子是今年婦女節前被捕的五名女權主義者中的一員，同時她也是一個公開的「同誌」。在被捕期間，李麥子的性取向受到警察的攻擊，儘管這與她的被捕毫無關係。 性小眾與女性以及整個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有着相同的根源，這也就意味着，我們必須將性小眾平權運動聯繫至反抗資本主義製度的社會主義鬥爭。同時性小眾運動所體現的群眾力量也讓專製政府感到恐懼——特別是在當下經濟低迷的時期。一名性小眾平權運動者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時說：「當局的目標不只是同性戀團體。他們越來越擔心各種人權團體的組織能力，特別是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因為這會挑戰他們的政治權力。」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支持同性婚姻權，支持性小眾獲得與異性戀平權。但是局限在單一議題上的社會運動是不足以動搖龐大的資本主義體系。只有和同樣受到資本主義製度壓迫的婦女以及整個無產階級團結起來，性小眾才能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同誌運動需要有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讓底層性小眾群眾將為平權運動註入巨大的力量。 中國氣候惡夢 正值12月聯合國巴黎氣候峰會正步入尾聲，中國受到新一輪的霧霾來襲，多個城市首次啟動「紅色警告」，令中國資本處於癱瘓狀態。北京有一半的私家車沒有開動，學校被下令停課，建築工地和一些工廠被下令停工。地方居民及汙染專家批評政府反應緩慢──汙染水平比上周「橙色警告」時更高，但當局的相應措施卻更少。 中國傳媒報道，毒霧侵襲超過3億人，東北部另外27個城市也提高了汙染警報。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暖化的主因，也是巴黎峰會的焦點。雖然不時侵襲北京等城市的霧霾雖然並不同於二氧化碳排放，但也是來自同一源頭：煤炭和石化燃料。雖然中國經濟衰退，煤占中國能源輸出超過六成，而中國嚴重依賴煤的趨勢將會在未來幾十年繼續，除非發生基進──革命性──的方向改變。 北京的空氣質量（AQI）指數發出紅色警報，是基於有毒的空氣微粒（PM2.5）超過600，毒性接近機場的吸煙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水平是25，但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城市接近這個水平。去年，74個主要城市中只有3個達到較寬鬆的官方AQI目標，但全部都超過世衛的安全標準。在2008-15年期間，北京平均每日的AQI達到100，是世衛標準的4倍。北京市長早前說道，目前北京不是宜居之都。但這城市卻不入全中國十大汙染城市（去年北京排行13）。 電動車 三周以來霧霾侵襲三次，交通和經濟被中斷，中國媒體報道北京居民對電動車的興趣大增。過去五年，中國在綠色及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國家更多，包括為深圳比亞迪汽車製造商提供寬減稅碩和政府資助等優惠措施。但這些投資對環境帶來的好處卻被經濟製度和「市場方案」的現實所抵消。即使充電設施和電池容量不足等問題得以解決，電動車的電力還是主要由燒煤等石化燃料提供的。 幾十年來爆炸性的經濟增長造成大量浪費和破壞環境，意味着自2000年以來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長中有三分之二來自中國。最近政府修正中國千禧年代的耗煤量數字，結果發現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之前紀錄的數字多出10億噸。 氣候威脅 由於依賴石化燃料來驅動經濟，中國成為停止全球走向氣候災難的一大阻礙。所謂氣候災難是指在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上升兩度。以下一些事實突顯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的煤炭（最汙染的石化燃油）產量和耗量幾乎是全球其他國家加起來的一半。 中國已經面臨缺水危機，全國人口占世界人口21%，但卻只獲得全球7%的淡水供應。報告也警告，氣候變化會令中國的水源可以在本世紀中前萎縮5%。在旱季乾旱的日子會延長，在雨季臺風會更猛烈。 中國的一黨專政政府正面臨巨大的群眾壓力，因為要求停止空氣汙染的呼聲愈來愈大，超過500條村落確認為「癌症村」和食水供應有毒。根據環保部的資料顯示，中國有六成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是不適合人類接觸的。 環保抗議正在急升，令中共政權的戰略家響起警號，擔憂這些抗議會演化成更廣泛的反政府運動。過去三年，與汙染有關的抗議數字上升超過一倍。 今年六月，超過五萬人在上海工業區金山遊行，迫使地方政府停止停建PX化工廠，撼動了當區。在在五月，天津市葛沽鎮也有類似的抗議，總共有約四千名居民參加，一名發言人說道：「現在上空也汙染、地下也汙染，怎麼辦這個事情？鋼廠離我們居民區太近……」在四月，內蒙古也有另一場反對化工廠的抗議，主要是由蒙古族農民參與，被二千名防暴警察以橡膠子彈、催淚彈和水炮暴力鎮壓。在內蒙古和西藏及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環保抗議正在顯着上升，同時民族主義情緒也因此而升溫，對北京來說這兩者是爆炸性的混合物。 中國對氣候問題的立場 中共政權也面對嚴重的經濟問題，因此被迫嘗試加快轉型至高科技工業以及擴大服務業規模。因此，經過了近年的慘敗之後，中國在巴黎峰會的代表正急於達成一份全球協議，而《經濟學人》指一份國際協議（像中國在2001年加入的世貿那樣的）可以「幫助政府打擊本國的既得利益」。 北京的根本立場並無改變，但愈來愈感覺到全球和本國的壓力，因此在談「環保」時要振振有辭。中美在經貿和軍事問題上的衝突愈來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共的氣候外交政策。北京想提高自己在這種氣候會談上的外交姿態，其他國家當然也想這樣，但北京會更想。 一如既往，中國只同意減低每元經濟增長的碳排放量，即只願意降低排放速度而不願意減排。中國也承諾碳排放在2030年會到頂。這承諾太小、太遲也太空泛，沒有如很多中國及國際氣候專家所要求的將排放量絕對封頂。北京也拒絕任何獨立的監察和製衡機製。雖然如此，為了幫助資本建製在氣候問題上粉飾太平，予人氣候問題正得以解決的假象，全球很多傳媒還是稱頌中國的「新氣候政策」。 綠色投資 雖然中共宣布了幾個似乎很大膽的環保措施，但卻是說一套、做一套。國家大規模投資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設施，令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力功率領先全球（433千兆瓦），比第二的美國（182千兆瓦）超出一倍以上。（2014年的數據） 但由於停電和浪費等問題，大部分的發電量都沒有被運用。原因包括地方的電網寧願連接煤電站，也不連接至太陽能電場或風電場。因為能源業內部的裙帶關係，也因為地區煤電站的保護主義，也因為中國中國電力供應網的技術落後，使其不能發揮風力和太陽能供電的潛力。2015年的電力浪費率增加，以風力發電來說的浪費率由8%上升至15%，而全球煤炭價格大幅下滑（自2011年以來下跌60%）也是另一原因。 根據《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顯示，中國國家電網公司是全國最大的能源供應商，在全球則是第七大，在澳洲、巴西、菲律賓和葡萄牙都有主要投資，在中國也是最大煤電站的擁有者之一，當然會親疏有別了。 煤電泡沫 與其他問題一樣，不同的機關表面上都由黨國控製，但實際上各走各路。北京宣布推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時，省政府卻下令提高煤電量。根據中國多間大學及綠色和平的一份報告對「煤電泡沫」作出警告，指單單今天已有155個新建的煤電站。 如果這些煤電站以正常的水平發電（中國的煤電站現時以低於總電量的水平發電），將會排放5.6億噸二氧化碳。根據《紐約時報》報道：「這相當於巴西的總能源排放量」。這些投資總值740億美元，代表着對氣候以至中國金融體系的威脅。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會長張博庭表示：「今後數年，我們將看到這些工廠造成的浪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 中共政權固執於「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也被億萬富豪的裙帶利益所製肘，並不能根本性地擺脫破壞環境與債務問題。現在需要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將能源業及主要企業置於民主公有下，全面實現民主權利，結束鎮壓與政治審查，並組成工人階級占多數的政府。 中共政權鎮壓工運分子 最近廣東省多名勞工及非政府組織者被逮捕。事件是一個不祥的警號。面對着顯着上升的罷工和關廠數字，中共政權為了令工人噤若寒蟬而作出今次行動。事件該會引發起響亮的抗議聲音和聯署行動，在中國駐各國的辦事處外展示國際工人運動的團結聲援。 最近的事件代表習近平對異見的鎮壓進入了新階段。這是最近超過二十年來最嚴重的鎮壓，被打壓人士包括維權律師丶女權人士和反貪腐的告密者，以至正在萌芽的獨立工運。 警察突擊搜查 12月3日及4日，最少21名工運份子在家中或辦公室被逮捕，4個非政府組織似乎都被鎖定為搜查目標。警方的做法與以往近似，搜查辦公室和住宅丶取走文件和電子器材以進行拘查。廣東省當局顯然有部署進行搜查，針對非政府勞工組織人士。由於中共禁製獨立工會，這些組織在工人鬥爭中提供意見和參照，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雖然很多被捕者已被釋放，但仍有五名維權人士被關押，另外有兩名下落不明。廣州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曾飛洋與勞工維權人士朱小梅仍被拘留。朱小梅在多場成功的勞工鬥爭中表現突出，曾活躍於廣州大學環衛工人反外判的鬥爭，最近又參與了臺資立德鞋廠的罷工鬥爭，成功迫使該公司繳納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並繳付被剋扣的加班費及其他款項。她的一歲幼兒有健康問題，但現時仍被拒絕保釋。 被關押的還有佛山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何曉波丶番禺勞動者互助小組的彭家勇，以及社會活躍分子鄧小明。 「擾亂社會秩序」 何曉波被指控「挪用公款」，而曾丶朱和鄧則被指控觸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在內地這些都是針對工運分子和工人代表時極為常見的指控。律師在12月7日至9日期間試圖與被拘留者會面，但當局以相當官僚的理由拒絕。 「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常被政權濫用，以對付工運人士及其他鎮壓對象。2014年4月，4萬名裕元鞋廠工人發起了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事後林東和深圳的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也被指控同一罪項。林東最後獲釋，並在30天后撤訴。另一個着名的例子是家俱廠職工代表吳貴軍，同樣被指控「擾亂社會秩序」而被拘留了九個月，最後在2014年6月於庭審期間撤訴。 時代變化 從這些案例可見，新生的工人運動信心不斷增強，特別在罷工人數最多的廣東。這些工運突顯了當局對於罷工的態度反覆不一，在採取懷柔還是強硬態度之間搖擺不定。而最近的鎮壓事件有安排有部署，似乎預示着當局將採取更強硬的手段。這也符合習近平加強鎮壓的整體格局。維權律師聲援被捕工運分子的公開信中指，「這次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經濟寒冬」 由於工人急於進入備戰狀態，當局今次的逮捕行動明顯是為了阻嚇工人。今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兩倍。經濟急遽放緩的情況預計將持續到明年，在這情況下各地已出現了一波工廠倒閉以及資本家欠薪潛逃潮。即使是跨國公司搬廠到中國落後地區或周邊國家時，試圖以開出低於法定水平的賠償來欺騙工人。 去年廣東GDP官方數據增長了7.8%，高於全國水平，但這些數字被大多數人認為是誇大的。但無可置疑的是，廣東正經歷快速的去工業化，各種製造業正經歷「經濟寒冬」。據廣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臺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丶諾基亞和星辰手錶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僱了數千人。 《華爾街日報》12月14日報導：「在中國經濟放緩早期，經濟體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是隨着經濟徘徊於低迷，裁員也變得越來越普遍，絕望的工人正在尋找爆發的機會──官方與勞工專家都指這趨勢正在凝聚動力。」該報導引述自一名曾在東莞任公司董事的人士，「假如經濟持續低迷，我們在未來一兩年將要面對嚴重的社會動盪。」 當前工人鬥爭升溫的背後是日趨艱難的環境。中國在11月爆發了301宗罷工，屬今年以來的最高峰，其中廣東所占的宗數最多。香港《中國勞工通訊》指，全省在11月爆發了56宗罷工和抗議活動，相當於7月期間的兩倍。大多數工人罷工的原因是工廠倒閉拖欠工資和補償。 當局最近鎮壓勞工組織，明顯是為了嘗試將新興的工運扼殺於萌芽之中。從當局的觀點來看，他們合埋地擔心經濟低迷和殘酷的所謂「結構調整」會令新興的工運取得強勁的勢頭。這會使罷工和抗議可以跨越個別工廠，連繫全區甚至全城發起運動。 習近平的鎮壓 考慮到中國一般的非政府組織活動者過去都非常謹慎，力圖避免公開批評政權，並將工人的鬥爭限製在經濟主張上，當下事態的發展可謂相當諷刺。但廣東的大規模搜捕與習近平近來的做法是如出一轍的。習近平更大範圍地鎮壓溫和的異見者以及體製內的批評聲音。過去這些對異見都可以有局限地發聲，作為對獨裁政權不滿的一個渲泄出口和安全閥，但現在習近平似乎下定決心要把這個出口堵死。 廣東勞工活動者被鎮壓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更嚴格控製非政府組織，而更嚴厲的法規已在草擬之中。這很可能也會伴隨着政權的「外國勢力的顏色革命」等國族主義宣傳浪潮，渲染勞工組織受外國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各地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應該站出來聲援，並團結一致支持廣東的被拘留者。各位可以通過簽署網上請願書，並發出抗議信（見chinaworker.info），以及到你所在的國家中的中國駐外使館組織抗議行動。 立即釋放曾飛陽丶朱小梅丶何曉波丶彭家勇和鄧小明！ 浦誌強遭受迫害 北京法庭外的群眾喊着「浦誌強無罪」。公安戴着虛偽的笑臉，對着聚集在浦誌強受審處幾百公尺外的示威者丶外籍記者，甚至11名外國外交官的其中幾人動手動腳。 這場12月14日喧囂場面受到海外媒體廣泛報導。浦誌強是中國維權律師中最為人知的代表，他因為在微博上發布7條帖子而激怒了中共政權，面臨高達8年的監禁。儘管浦誌強的帳戶多次被網管封鎖，他在推特（Twitter）上有13萬8千名追蹤者，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差不多的高人氣。 他現年50歲，至今已被拘留接近19個月，因而病痛纏身。審判只持續了3小時——在中國法院這類案件普遍被快速審理——而浦誌強免於入獄的機會可說非常淼茫。 「煽動民族仇恨」 「尋釁滋事」與「煽動民族仇恨」的罪控是十分可笑的。許多評論者以為，當局在浦誌強漫長的拘留期間會想方設法挖掘更重要的材料——涉及財經方面甚至性方面的輕罪——去合理化對他的壓迫更可信。結果他們用的是全案最薄弱的罪證。原本法院舉證了27條浦誌強2011至2014年間在微博上的帖子，但幾個月前被裁減到只剩7條可用，這就是檢方判決的全部素材。 「煽動民族仇恨」的指控是針對一條關於2014年維吾爾恐怖份子發動昆明屠殺案的帖子。浦誌強敢言的寫道：「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他指國家對新疆穆斯林地區進行鎮壓，引發部份維吾爾青年誤入歧途，採取嚇人的恐怖主義手段報復，造成惡性循環。 其他構成浦誌強非法的，還包括一條揶揄毛澤東之孫丶太子將軍毛新宇的帖子；儘管中共政權已盡了力挽救，但毛新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中仍是一個笑柄。另外還有一條則是針對2011年溫州動車命案批判政府官員的帖子。 浦誌強在八九民運時也是示威學生之一，他後來成為律師，並處理過數個備受矚目丶足以驚動當局的案件。2011年，他在普遍被視為政治迫害的艾未未逃稅案裏出庭辯護。2004年，浦誌強則為地下熱門文學《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們擔任辯護律師，負責他們在安徽省的誹謗罪審判。 去年在北京參加了一場紀念六四屠殺的私人聚會後不久，浦誌強便被逮捕。在稍早一篇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章中，浦誌強提出了一個令許多評論家甚至參與者們都沒有察覺的區別：八九屠殺的受難的所謂「暴徒」（根據中共的說法）大多是由一般工人與青年所組成——而不是在史料占主導的那些「學生」。 政治審判 這場毋庸置疑是政治審判，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審判的影響力遠超過浦誌強個人的命運。當局決定用理據最薄弱的「罪證」追殺他，是習近平政權更廣泛丶更高級的鎮壓行動之一環。習近平政權把維權律師的運動視若芒刺在背，無論這場運動的目的為何，它也可能成為在未來集結群眾示威的焦點。因此，中共全力打擊該運動，並按同樣的道理打壓部落客丶反腐示威者及其他人士。這種「焦土政策」意味着對任何潛在反抗流派須加以抹滅，不管其批評的力道多麼溫和。 浦誌強的審判被人權監察組織形容為「煤礦坑裏的金絲雀」。不只是因為今年稍早有近300名維權律師與示威者遭到逮捕，其中有至少40人仍在拘留中；更是因為浦誌強案標舉着中共竭力將網路批評罪名化的新階段：「如果浦誌強被判很長的刑期，這對中國網路的寒蟬效應將會很恐怖。」美國學者暨浦誌強友人林培瑞如是說。 北京的審判也呼應了當局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進一步鎮壓。正在工廠倒閉潮令工人一無所有，兩者之間正持續醞釀一場工業風暴，因此中共對此深恐，因此試圖將示威扼殺於萌牙之中。但歷史證明，壓迫不會永遠成功；相反中共日益升級的殘暴手腕，正在增加大規模社會爆發的可能性。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三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麼？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着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製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衝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製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衝。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製改為多部門製。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製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製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臺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着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製－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衝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衝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衝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沉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着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註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製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汙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汙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儘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蹟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徵着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儘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製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徵。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複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製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製，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製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製和民主控製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註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製。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製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着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着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製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准對市場註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註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製。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臺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贊，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着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着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製。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彷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製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係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闆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着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裏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諮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淨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製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僱、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僱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盪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臺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沉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復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復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着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捲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錶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僱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臺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僱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臺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臺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鍊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採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着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誌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誌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製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着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闆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製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着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製度——這意味着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着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臺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製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着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註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着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製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製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製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着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製地進行限製……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儘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繫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藉口，導致工人汙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裏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製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裏的公主，身旁放着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臺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籤。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製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製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着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着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製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姦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諮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製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製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餘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贊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裏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着「我們要活着，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着「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闆。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儘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麼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盪。」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着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殭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臺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製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殭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註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徵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衝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臺。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鎔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殭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鎔基當時那麼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衝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係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着：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蘇，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麼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註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製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製，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衝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裏，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着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麼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製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裏，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裏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註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划去抑製着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着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誌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註入信貸和貨幣寬鬆措施──以避免硬着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殭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製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盪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麼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盪，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痙炊願霰鵠習寤虻胤焦僭保怯從閬蛘攵緣澈橢醒胝Ｕ餘蠊だ醋願們畲蟮墓釁笠盜嚎笠滌邢薰盡Ｕ夤駒諫夏晷疾眉�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着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盪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併。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盪。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註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臺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着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着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殭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着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盪，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麼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蹟」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麼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製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復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製控製。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党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製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麼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着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製。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牆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倖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採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裏，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麼樣？ P先生：我們這裏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裏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着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着落。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麼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着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裏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着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誌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誌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牆」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採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採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着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製。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採取什麼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藉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殭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繫」。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儘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裏，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製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盪。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着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臺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臺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儘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麼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着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着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盪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臺。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製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麼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裏，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麼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着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蘇，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儘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製——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儘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着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麼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裏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製、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裏根打擊並箝製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裏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裏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裏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裏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着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汙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註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汙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汙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註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汙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汙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汙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儘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汙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汙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製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着密切關係，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製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採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製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着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捲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製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複着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製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製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製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製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復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着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採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製。在效彷俄羅斯立法限製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儘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製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准」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臺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儘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製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註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盪。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着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盪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註。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裏，其中3000公裏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裏，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製聯繫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僱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儘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麼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着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裏開辦工廠丶採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藉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着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復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着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淨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藉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製。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儘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盪。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臺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着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製，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製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製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儘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採取間接的方式壓製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裏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麼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伙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干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汙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后，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臺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着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衝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儘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註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着最密切關係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准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彷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採取行動。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製約、資本投機猖獗的製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着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徵就是，連體製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繫（有些只相隔幾公裏）並聯繫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儘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臺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臺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牆」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裏，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着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註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製之上的集體組織——儘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麼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徵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徵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徵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繫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着復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製（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着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註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儘管許多毛派稱贊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麼關係——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着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製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製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製資本主義的舊製度。在烏坎的經驗裏，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製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迴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麼想。但事實是，儘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蘇，而是沿着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迴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蘇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註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盪。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鬆政策，結果隨着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餘的疲軟復蘇。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製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淨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着多年來資本淨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製「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製。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製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藉此矇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着「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裏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着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着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裏，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着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麼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滙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麼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着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裏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槓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麼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製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槓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採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裏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儘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闆的見聞。這位老闆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裏，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製推行新的工時製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裏，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製度。新的工時製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製度，取代現時全日製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僱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係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製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採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臺。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着，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製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涌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製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盪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製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裏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採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儘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製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着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盪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干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製手段！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註。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儘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製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製，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臺。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採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製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製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着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裏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係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裏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伙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裏，七裏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麼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衝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闢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臺，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係的家族。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註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儘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採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採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製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裏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儘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裏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製徵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着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麼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着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凌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盪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穫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製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准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製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后，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註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製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着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着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諮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裏，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牆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復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殭屍企業負債纍纍、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製。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鬆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儘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臺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儘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臺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着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製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着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繫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着，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儘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製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着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衝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誌，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製製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着習近平自己的垮臺——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着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製」還是「個人獨裁製」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製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涌涌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製和嚴格控製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儘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汙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係。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着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儘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係，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製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儘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製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製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註。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着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製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製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製。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彙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着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製度代替着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着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製」。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製中，加入「互相製衡」的機製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着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干的問題纏繞着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麼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製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麼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繫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製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彆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鎔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製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係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彷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製，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製衡」的機製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製，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製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着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着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儘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裏，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汙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汙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淨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汙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汙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汙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汙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汙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製和壓製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汙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 自我失敗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計劃將耗資2.5萬億人民幣（3,600億美元），比2011-15年期間增長了39%。 目標是在2020年27%的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對這些投資缺乏任何協調和民主監督──資源和投資決策被與官商勾結共同體所劫持──意味着中國的綠色投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霧霾打擊了許多中國龐大的太陽能發電場的產能。科學家們警告說，在一些北部地區，巨大的風電場減少空氣流通，令霧霾問題更為嚴重。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今年的杭州G20峰會等活動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氣汙染的臨時措施，實際上對空氣造成了更大的長期破壞。這是由於幾個因素，包括製造汙染的工廠只是暫時關閉，但之後產量會急劇反彈。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治藍天』很容易實現短期修復，但它帶來了嚴重的汙染代價，並不能真正解決霧霾問題。」該研究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郭鋒向《南華早報》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霧霾爆發背後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劇增加：在發電站、重工業工場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來源。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結果，大城市形成瘋狂的房地產泡沫而令市場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過去九個月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業部門，造成北京的嚴重汙染。」綠色和平的全球煤炭運營高級副總裁Lauri Myllyvirta說。 在高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年前十個月，煤炭產量從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價格上漲了80%。煤價反彈促使政府取消生產限製，從而導致11月比10月煤炭產量增長9%。 與其關心對抗汙染問題，中共獨裁政府倒不如更關心打壓反汙染抗議。在成都整個城市被霧霾籠罩，12月8當局對青年人抗議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當地人將汙染惡化歸咎於彭州市的化工廠產生過量的二甲（PX）。2013年民眾就是針對PX而進行大規模抗議，但當時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廠發展。 有八名藝術家在成都被捕，他們在當地舉行了一場非常簡短的街頭表演，表達反對汙染。還有些活躍分子在市中心的凋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號召抗議，成都市的大廣場因此被警方封鎖了三天。「成都的空氣汙染真的很嚴重，我一直感覺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們想採取一些行動，我們應該站起來。」被捕的藝術家之一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在西安市同時爆發。《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這標誌着一個「異常巧合的小規模抗議」。在中國各城市爆發過規模大得多的抗議活動，有些是數以萬計人參加，反對建設高汙染化工廠。在6月份，湖北省錢江市的一家俄羅斯農藥製造廠，就發生過萬人抗議。社交媒體上流傳當中的抗議照片，顯示大量人群舉起雨傘──香港民主鬥爭的象徵。根據一些官方調查，高達三分之一的中國「群眾性事件」與汙染問題有關。 在最近幾個星期，一個網上貼圖將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改為「為人民服霧」，受到網民廣傳！愈來愈多人面對「呼吸權」受到侵犯，透過政治反諷和幽默對「呼吸權」表達不滿。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將反汙染鬥爭與建立中國獨立工運聯合起來。這兩者都是對獨裁統治的挑戰，也挑戰到資本家追逐短利的經濟模式。汙染危機只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製度結束。這製度不是由企業支配的「民主體製」那樣。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能通過全球團結和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來解決。 中國勞工論壇爭取組織自由及全面民主權利，也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機構奮鬥，創建社會主義計劃體製來保護地球。 二零一七年 經濟危機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習近平就要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在這5年內經濟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陷入更危機，令中共當局如履薄冰。雖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鋼鐵價格迅速上漲，只是房產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沒有人認為這會對整體形勢造成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會繼續向勞動者發動攻擊。 降低社保繳費 今年4月，國務院決定為期兩年下調部分地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比例，以期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養老保險部分涉及20個省級行政區。10月末，國務院又宣布準備降低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有學者估計社保繳費基數降幅約為10%。對於中國勞動者來說，社會保險是一個矛盾的話題。面對低工資和高生活成本，繳納社保無疑是另一筆支出，這就是為什麼青年工人較少參加追討社保的鬥爭。的確，少部分勞動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願」放棄社保；也有雇主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要求繳納社保，工資就會減少。但更普遍的是，與地方官員勾結的資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欠繳社保。《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3.3%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約2.3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剛剛超過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區發生追討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廠萬人大罷工和被警察嚴酷打壓的慶盛服裝廠罷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雖然中共宣稱退休職工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但這個承諾很可能只對特權階層有效。根據財政部的決算報告，從2013年開始，在扣除財政補貼後，社保基金已經虧損。2015年虧損2913億，其中養老金虧損1731億。這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攫取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國家財富，造成前一代勞動者只能依靠後一代勞動者的社保費，也是因為享受較高退休待遇的公務員只是從2014年才開始繳納社保費。老齡化將加速社保基金的虧損，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諾會讓這個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很可能會像漸進延遲退休那樣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削減勞動者福利。社會主義者支持向所有勞動者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時保證他們擁有體面的收入，但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證明這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民族壁壘限製了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卻讓他們自己為社保系統的破產買單。 工資增速下降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臺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採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諮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註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今年上半年全國罷工和抗議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內陸地區蔓延。同時政府的暴力打壓也變本加厲。工人群眾保衛自身利益的力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反抗統治階級轉嫁危機的企圖。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建設獨立民主工運，挑戰極權中共的資本剝削。 中國：烏坎抗議者遭嚴厲判決 九名抗議者被判，最高十年監禁 烏坎模式，曾經的集權主義國家地方民主燈塔已經被中共獨裁者謀殺。2016年12月26日，中國南方海豐法院對九名被告宣判，懲罰非常嚴厲。這無疑是向試圖挑戰中共統治發放政治訊號。相反，烏坎抗議者的命運將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議者自九月份發起抗爭就被當局逮捕，被判從兩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們是魏永漢丶洪永忠丶楊錦貞丶吳芳丶蔡加磷丶莊松坤丶李楚盧丶陳素轉和張炳釵。根據海豐法院網站的公布的消息，他們被指控舉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散布謠言的非法集會。但是判決的細節沒有公布。這個案例讓我們窺探到「習核心」對中國正進行廿五年來最悪劣的鎮壓。 2011年在烏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村委會的土地掠奪和腐敗，自此這條村被推到了全球媒體的頭條，被視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試金石。2011年12月，在殘酷壓製了村民要求丶抗爭領袖在警方看守所內死亡之後，抗爭代表和廣東省當局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使村委會被允許選出七個席位。林祖戀，一個當時支持抗議的中共官員，是整個進程的關鍵人物。 鎮壓 此後，林祖戀被選為村委會領導超過五個年頭。實際上民選的烏坎村委會毫無權力，村委會試圖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決2011以來的問題，但被上級政府當局阻擾而失敗。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發抗議，隨後村民被逮，七十二歲的林組戀被法庭以「腐敗」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戀被判處入獄三十七個月，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當局實施更殘酷的鎮壓。林真正的所謂罪行在於支持再發起群眾示威。他提出了上訴，並收回他對「收取賄賂」的承認。但上訴法院不出所料維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數被政治犯一樣，林也做了一次「電視認罪」。這顯然是在脅迫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脅持着他的孫子，並威脅要向他孫子提告。他的家屬指出，當局開了一個條件，如果林祖戀認罪他將換得緩刑。但這交易被揭發只是當局另一招伎倆而已。 當局為了打擊烏坎運動，以及消滅烏坎作為抗爭象徵，因而政治審判烏坎九名被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下命令殘酷鎮壓，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領導層改組時占據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條件與今天非常不同，當時胡的前任與村民達成協議，現時胡的強硬態度也與習近平對反對派「零容忍」的教條一脈相承。非政府組織丶人權律師和勞權人士被廣泛打壓，甚至中共當局派人越境綁架政治異議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範疇。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一直密切關註烏坎的鬥爭，因為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激動人心的基層組織和抵抗，但也要對任何與中共妥協的意圖作出警告。烏坎事例表明，林祖戀主張在中共體製內有限改革的實務派，也落得悲慘下場，證明獨裁政權不會「改良」到民主的體製，而必然會被工人階級領導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所推翻。 大慶市民舉行反汙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汙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汙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汙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麼毒死，要麼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汙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汙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汙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汙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汙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汙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衝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着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儘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裏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症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藉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製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註。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着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倖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註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鑑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註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併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註，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製」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癒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採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註，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着「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游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併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淨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餘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着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臺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製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註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衝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譁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復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註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製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製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註，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徵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釐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製，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裏。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併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着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製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製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徵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鬆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滙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製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裏，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製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製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製還是控製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臺，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製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製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製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製，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凌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汙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汙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汙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製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汙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着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淀，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淀附近有上百座汙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淀的河流竟然是排汙河。白洋淀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髒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汙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症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瀰漫着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裏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症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后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汙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衝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徵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衝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製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汙染運動的藉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汙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製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採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捲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汙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併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註。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係。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乾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麼移民到其它國家，要么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衝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鑑》，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僱，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製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闆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闆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着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製。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煳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牆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製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製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臺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臺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製，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製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臺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製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製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誌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臺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製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臺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製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製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臺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製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鬚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臺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製，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倖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僱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製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製，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臺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麼？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註，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臺，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裏，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裏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裏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註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纍纍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麼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註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着，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裏，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麼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着，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製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係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衝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製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裏，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臺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着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着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製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復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製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製力。在一帶一路復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着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麼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汙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衝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裏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着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裏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裏，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製。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着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症。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裏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復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製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製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製）。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着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着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係。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儘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着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麼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麼嚴厲。在習近平上臺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製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捲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臺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臺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復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臺灣的控製並遏製港獨和臺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着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製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製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採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製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臺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殭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製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衝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纍纍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採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僱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着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贊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臺，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製製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採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贊的電影裏，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着專製政府正在放鬆媒體管製。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臺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製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儘管官僚專製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臺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製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着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製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衝。這意味着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煳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儘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註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製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製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製。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製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着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製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着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裏。在之後的兩個月裏，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衝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衝突的國家可能藉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製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製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臺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臺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製」。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臺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儘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製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製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製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高牆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牆」。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牆」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准。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牆」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牆」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牆」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着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製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製，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製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牆，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牆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着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髒。大陸網民只能忍受着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着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製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製。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陝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着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着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症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着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干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製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製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徵，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製，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裏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准。這意味着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槓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衝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裏，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註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沉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裏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裏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后，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係」，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着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復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盪。 儘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麼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採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贊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籤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儘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製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製。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儘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製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裏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製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製約。與上海幫關係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臺，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裏，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着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註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麼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製」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儘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製度下各方相互製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製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儘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製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製。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蔔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着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麼等他垮臺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註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臺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裏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沉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註。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製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着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着「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裏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儘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衝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麼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衝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臺灣，而且執着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製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製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製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儘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採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儘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製着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製着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麼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麼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臺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繫）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彷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係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製權，拒絕像「西方民主製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槓桿保持控製。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製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製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麼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製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着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裏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註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麼。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製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註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製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製政權的效彷，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着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製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着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儘管資產階級建製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製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裏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着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汙，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註。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註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麼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儘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麼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症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校方和當局為了儘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癒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着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製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製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製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閒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四 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八年 「冰花男孩」揭露農村貧窮問題 來自雲南一個貧窮山村的小學生王福滿在網絡上引起轟動。王福滿每天往返學校要走九公裡，網上幾張照片拍到他到達學校時臉頰通紅、頭髮上結滿了冰，因此他被人們稱為「冰花男孩」。在老師拍下這幾張照片的當天，室外氣溫是零下九度。 王福滿的貧苦並不是個案。他的照片立即引發了關於中國貧窮問題（尤其是農村貧困）的激烈討論。中國的政權及其龐大的媒體控製機製竭力扭曲這個故事，甚至說從王福滿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努力與堅強」。 政府說他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克服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正是中國政府的親資產階級政策製造了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令廣大的農村地區陷於貧窮與落後。 在2000-2015年間，政府關閉了四分之三的（也就是超過30萬所）農村小學。地方政府負擔着60%的教育開支，但他們更願意把資金投入地產交易和基建計劃，因為這能夠推漲當地的GDP，同時也填滿當地資產階級精英和貪腐官員的錢包。讓富人變得更加富有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不能僅僅歸咎給地方政府的腐敗（儘管這無疑是真實的）。 大規模關閉學校 由於村莊裡的學校被關閉，許多學生每天上學不得不走很遠的距離，或者要上寄宿學校。這就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校車超載，高昂的費用導致輟學率上升，以及農村寄宿學校成為一個新興產業。根據彭博社(2015年4月6日)的一份報告，這些寄宿學校經常是骯髒、擁擠的，有如貧民窟一般。報告稱:「飢餓和孤獨很常見。」農村寄宿製學校的學生平均比非寄宿學校的學生矮3釐米。 儘管中國法律規定了九年免費義務教育，但實際上許多農村兒童在義務教育結束前就輟學了。完成高中教育的農村學生更是不到一半，而城市裡則達到90%。 在過去4-5年裡，中國各地的教師發起了數百次抗議，要求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並支付被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低到令人震驚的工資和退休金以及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香港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來，中國一些規模最大、組織最好、最堅定的工人抗議活動都是由教師發起的。」當然，就像中國的其他群體一樣，法律不允許教師組織真正的工會。 令人震驚的微薄工資和養老金導致大批教師離開農村學校。這也是推動過去15年大規模學校關閉計劃的另一個因素。很多情況下，一個學校或者一個班級有太多學生，卻沒有足夠的老師和資源。 因此，以利潤為導向的緊縮政策和資金不足使得農村教育陷入了危機。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中央政府一直提出要將教育支出增加到GDP的4%（全球平均水平是4.8%），但許多省份和地方政府仍沒有達到這個目標。 留守兒童 「冰花男孩」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農村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去往更富裕的城市工作，有時甚至是數千公裡以外的地方，每年只能回家一兩次。這些孩子是由親戚、鄰居或寄宿學校撫養長大的。在某些情況下，沒有成年人來照顧他們。對於這些兒童來說，習近平的「中國夢」在哪裡呢？ 2014年黑龍江省政府的一項研究發現，幾乎一半的「留守兒童」患有抑鬱症和焦慮症，而在城市中，這一比例為30%。一些非政府組織在陝西省調查發現，當地農村兒童普遍患有營養不良、腸寄生蟲和貧血等疾病。它們認為許多農村兒童的身體狀況不適宜學習。這些疾病是貧窮的結果，而且會對兒童的大腦和認知能力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許多農村地區幾乎沒有工作年齡的成年人留下;他們都移居到城市裡去了。這樣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來承擔農業的負擔。王福滿的老師貼出的其它照片顯示，王福滿因為幫助祖母種地，手上佈滿了老繭。 留守兒童的艱難處境與中國巨富精英和「共產黨」高官的子女形成鮮明對比。儘管政府尖銳地攻擊「西方價值觀」 ，但這些享有特權的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送到國外去接受「最好的」教育。 例如中國億萬富豪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國外。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報道說（2017年2月6日），中國處級或以上的官員有超過80%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外國上學。 2.8億農民工 王福滿等農村兒童的不幸遭遇是中國所謂經濟奇蹟的殘酷一面。中國所謂「經濟奇蹟」是靠瘋狂壓榨超過2.8億農民工才實現的。農民工占中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一。同時，政府利用戶籍製度分化勞動群眾，並令農民工受到最野蠻的剝削。 移民在他們工作的城市裡即使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也幾乎沒有普通居民的地位。他們沒有權利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學校，沒有資格買房，而且他們的低工資也負擔不起高昂的房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擁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分別只占16.4%和18.2%。 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差距。今天，中國的億萬富豪（按美元計）占全球36%，甚至比美國還多。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中國最貧窮的25%的家庭(超過3.4億人)僅擁有全國1%的財富。 貧困在農村尤為普遍，但在城市中也存在，尤其是在政府新建設的城鎮之中。政府計劃到2020年將1億人口轉移出農村地區，因為他們認為這樣能夠提高居民收入。 但在許多情況下，城市化進程讓貧窮的農民失去了收入來源。新城市的物價要比農村高得多，但卻沒有足夠的工作崗位。等待這些搬遷家庭的往往是失業或不穩定的就業。政府只不過改變了貧窮的形式。 政府推動城市化，主要不是改善窮人生活，而是為了把居民吸引到過去十年瘋狂建設的數十座鬼城，從而避免房地產市場的崩潰。 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稱「減貧」是他未來五年任期和「中國夢」的關鍵工作。他承諾要在2021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周年時，消滅貧困。根據官方數據，現在只有4300萬中國人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之下。但是這個貧困線非常低，只有每年家庭人均收入低於2300元時才會被視為「貧困」。 所以一些批評者嘲諷這是「數字扶貧」。設置很低的貧困線當然可以獲得令人驚嘆的宣傳效果，但卻無法改變數千萬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 驅逐「低端人口」 去年11月，北京的一個農民工聚居的地區發生火災，造成多人死傷，北京市政府以「消防安全」為名，開始大規模驅逐和拆除農民工居住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要求離開北京，在寒冷的天氣裡，他們沒有住宿、補償或其他援助。許多人在這次驅逐行動中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警察甚至禁止非政府組織和誌願者組織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和住所。這場聲勢浩大的「社會清洗」運動以殘忍的方式進行，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激烈批評。政府和媒體聲稱這些措施針對的是「低端人口」，令批評更加猛烈。 北京的大規模驅逐行動，與其他城市的規模較小的行動類似，是為了清理舊平民區，然後重新建設高檔住宅，從而讓房地產公司和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像北京這樣房價高昂的城市中，農民工不得不居住在擁擠、不安全、狹小的房屋裡。北京現在是世界上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驅逐「低端人口」的行動揭露了當局真正的面目:傲慢，貪婪，對窮人充滿了階級蔑視。 中國政府承諾將改革戶籍製度，但他們並沒有廢除戶籍製度，而是引入了「戶口2.0」 。雖然有一些小修小補，但仍然限製窮人遷移。較不發達和吸引力較低的「三線」和「四線」城市將放寬戶籍限製，以吸收來自農村的部分人口，但最富有的「一線」和「二線」城市將會收緊政策，從而限製「低端人口」。 王福滿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中共當局竭力控製輿論，官方媒體將註意力集中在王福滿一家以及他的學校和同學所得到的慈善捐助上。一個商人甚至給了王福滿的父親（一個建築農民工）提供了一份離家更近的工作，這樣他就可以和孩子住在一起。 國有企業和共青團捐贈了資金、冬季服裝和供暖設備，並得到媒體的廣泛宣傳。王福滿的故事感動了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他們捐出了超過220萬元。 「慈善」捐款 這些慈善捐助或許體現了中國人民的善良，但是慈善並不能消滅貧窮。貧窮時現在這個社會製度的一部分，而這個社會製度只能通過群眾性的政治行動才能改變。而且也沒有人知道，這些捐助究竟有多少真的到了王福滿一家手裡或者被用來減輕貧困。 政府部門和企業迅速搭上這股慈善潮，為自己樹立良好形像。對於像共青團這樣富裕的官方組織來說，這點捐贈是微不足道的，但卻可以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這些資金是公共資金，應該被投入到教育和其他服務中，而不是用展現政府的「慷慨」。政府是希望掩蓋自己製定反工人階級政策的責任，這些政策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這些措施包括將大筆公共資金浪費在華而不實的基建項目上，而且這些項目往往有利於裙帶資本家。 政府及其各個政府部門都在提供「慈善」，但與中國的大規模貧困相比，這根本起不到實際作用。勞動群眾需要的不是「慈善」，而是充分的教育開支、提高教師工資、停止關閉學校、以及在群眾的民主控製下大幅改善農村基礎設施。 農民工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留守兒童的苦難必須終止。這需要立即取消戶籍製度，大幅增加醫療、教育、養老金等方面的財政開支，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現代化的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務。同時也需要向富豪們徵收重稅，並沒收中國數百萬間空置住房以供大眾使用。 青年毛左受到警察打壓 自習近平上臺之後，中共獨裁政府大肆打壓異見人士和各種政治討論。雖然大多數國際媒體關註的主要是中國的自由派異見人士，但實際上左翼人士同樣是政府的打擊目標。 2017年11月15日，正在廣東工業大學舉行的一場左翼讀書會突然被警方搜捕，兩名參加讀書會的年輕人（張雲帆和葉建科）被刑事拘留。警方一開始指控他們「非法經營」，隨後又改稱「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些罪名只不過政治迫害的藉口。半個月之後，警方又以相同的罪名拘留了讀書會的兩名組織者（鄭永明和孫婷婷），而且還有其他四名參加者正在被追捕（徐忠良丶黃理平丶韓鵬和顧佳悅）。除了孫婷婷之外，其他七人都公開承認自己是毛派。在那場讀書會上，參加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進行輿論審查丶打壓言論自由，而且還談到了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根本這才是他們被針對的原因。 廣州的這場政治打壓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因為習近平和中共政府早已開始自六四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鎮壓。但此次的事件更為復雜。習近平比他的幾個前任更熱衷於引用毛澤東的講話。而且剛上臺不久，他就在一場黨內高層會議上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他推崇毛澤東的做法令包括毛派在內的一些人以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習近平之所以要這麼做，部分是為了利用毛澤東在一部分群眾中仍有的威信，鞏固中共和他自己的統治。 「反華勢力」 在打壓親西方自由派異見人士的時候，中共可以謊稱這些人「勾結西方反華勢力」，以圖「顛復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這種偽造的罪名的確能使當局的政治迫害得到一些民族主義者的支持。但是現在警方聲稱這些毛派青年的讀書會是「反黨反社會」，無疑是令習近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中共今天的政策是親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甚至是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也完全沒有關係。 在中國的年輕草根左翼當中，毛派可能占了大多數。他們雖然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由於民族主義立場的束縛，在許多問題上經常站在中共政府那邊，例如反對民主和民族自決權。 警方打壓廣州讀書會的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工人鬥爭的發展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懼。而且當局尚未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經濟狀況如果進一步惡化，可能會引爆群眾長久以來的憤怒，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可能威脅中共專製乃至資本主義製度。 青年左翼的增多代表着中國群眾正在激進化。他們嘗試在工人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儘管帶有許多毛主義思想），被中共統治者和鎮壓機器視為一個危險因素，因為中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之上。2014年，廣東工業大學所在的廣州大學城有200多名清潔工人罷工，要求政府在更換外判物業公司的時候給他們合理安置。當時幾所大學的學生曾向罷工工人提供聲援和幫助。 網絡抗議潮 在廣州讀書會事件發生之後，全國各地數百名左翼支持者（包括工人丶學生和少數警察）和自由派學者簽署了聯名倡議書，譴責這場對民主權利和工人鬥爭的打壓。這也鼓舞了其他曾經受到類似打壓的左翼青年站出來，說出他們自己被當局迫害的經歷。這股反對聲浪迫使警方允許張雲帆等四人取保候審。但是他們仍然受到警方監視和騷擾，而且另外四人仍在被追捕。與此同時，許多發出抗議和聲援的左翼團體被當局禁聲，在不久的將來它們很可能也會遭到迫害。 CWI和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府的殘酷鎮壓。我們支持中國和全世界的群眾爭取全面丶真正的民主權利。爭取真正民主的鬥爭同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密不可分。在中國，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獨立工會；罷工工人會被逮捕並定罪；近三億農民工受到殘酷壓榨，而且還被當作「低端人口」趕出大城市，為地產開發商讓路。這一系列事實都說明，中共的獨裁統治其實是在保護資產階級的利潤。 一帶一路：有中國特色的帝國主義 對於中國的習近平「強人」政權來說，龐大的一帶一路計劃越來越重要。據《衛報》所說，一帶一路是「全世界最大的建設計劃」。這個計劃想要將超過65個國家連入中國經濟圈。這些國家遍布除了南北美洲之外的所有大陸，總人口45億，是中國的三倍。實現這一目的的方法，是建設一系列由燃料管道丶公路丶港口丶鐵路丶跨國電網乃至光纜系統構成的大型「經濟合作走廊」。 「冰上絲綢之路」 中共獨裁政府將一帶一路宣傳為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的現代版。實際上，一帶一路的地理跨度還要大得多。中共提出所謂的「冰上絲綢之路」的復蓋范蓋，包括冰島丶格陵蘭丶斯堪的納維亞和北極地區。北極是所剩不多的尚未進行大規模油氣開採的地區之一，而且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蓋融化也帶來了新的海上航線。 超過130個國家派出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於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峰會。在這次峰會上，習近平承諾要「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他說一帶一路將帶來全球化的新「黃金時代」。但實際上一帶一路所展現的是，中國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帝國主義力量，與以美國為首的老牌帝國主義爭奪經濟勢力範圍。 民族國家已經不足以容納中國經濟。當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仍未擺脫危機，各資產階級政府竭力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令「去全球化」趨勢逐漸壯大時，中國當局擔心自己被關在主要市場之外。 仍處在較低水平的工資，和飆升的住房丶醫療丶教育價格，壓製了國內需求。儘管政府聲稱經濟動力正在順利地從投資轉向消費，但在2016年消費支出仍然只占中國GDP的39.2%。比重與國際水平相比仍然非常低，而且低於中國在1960年代的水平。 「硬着陸」 產能過剩危機是中國當局提出一帶一路計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量企業沒有銷售市場，通過不斷大肆舉債苟延殘喘，因而變成了所謂的「殭屍企業」。近幾年來，中國當局利用大規模的基建投資避免了經濟增速的驟降，也就是「硬着陸」。它擔心硬着陸會引發群眾騷動。但是這種做法越來越成問題，因為越來越多的基建項目使用率不足（例如鬼城和大白象工程），給本就不穩的金融系統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中共當局將一帶一路視為救星，用它來為本國的大型基建公司開闢新市場，而這些新市場又通過債務連結到中國經濟。所以中共才會在十九大上，異乎尋常地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寫入黨章。習近平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表明一帶一路是不可撤銷的。除此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黨章的具體外交政策，是鄧小平在1978年啟動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 帝國主義 一個世紀前，列寧在其深刻分析中提到，帝國主義「爭奪原料產地丶爭奪資本輸出丶爭奪勢力範圍（即進行有利的交易丶取得租讓丶取得壟斷利潤等等的範圍）直到爭奪一般經濟領土。」（《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在亞洲，印度與中國是兩個互相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代表着印度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時報》，簡潔地描述了由國家資助的中國帝國主義是如何運作的：「中國從較小丶較落後的國家攫取土地和資產的方法很簡單：它向這些國家提供高息的基建貸款，得到這些工程的股權，然後當債務國無法償還貸款時，中國就得到了工程的所有權。」 印度政府顧問Brahma Chellaney準確地稱中國是「債權帝國主義」。不久前中國租借斯裏蘭卡漢班托塔港99年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個用中國貸款建設的港口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南部頂點，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中國的公司通過借貸在斯裏蘭卡建造了太多有問題的基礎設施，例如「全世界最空的」漢班托塔機場，以至於旅遊公司有專門的路線是去觀賞當地的大白象工程。 目前巴基斯坦是得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最多的國家，在這裏中國的類似行為成了軍方和政府之間政治權力鬥爭的一個焦點。不久前巴基斯坦參議院的一份報告揭露，在未來40年裏，位於俾路支地區的瓜達爾深水港91%的收入將歸中國所有。這座位於阿拉伯海的港口也是依靠中國的公司和國家貸款修建的。 就像南方2700公裏外的漢班托塔港一樣，瓜達爾不僅是一個貿易樞紐，未來一旦發生地區衝突，它也會成為中國的軍事戰略資源。從巴基斯坦當局殘暴統治的俾路支地區到緬甸到印尼，一帶一路工程正在加劇民族和種族衝突，導致當地環境被破壞，居民被迫遷走。 中國在南亞的投資和基建合約大幅增加，激起印度和中國的激烈競爭，使印度成為一帶一路以及中國勢力擴張的主要障礙。而且美國政府也想要同印度合作。最近特朗普重啟了美國丶印度丶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四方安全對話，旨在抵擋中國的擴張。 這些資產階級政府虛偽地相互譴責對方的帝國主義陰謀。工人組織和左翼不應該支持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方，而需要有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綱領。只有國際主義和反對所有國家的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才能為群眾提供前進的道路。 衝突愈發尖銳 從一帶一路中可以看出，中國帝國主義有一些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它的規模。一帶一路如果真的可以實現，那麼它會是一個龐然大物。其次，它將中國國內的獨特發展模式，也就是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復製到其他國家。這種模式令中國得以迅速工業化並升級基礎設施，但也造成了龐大的債務問題。北京希望通過一帶一路的相關貸款將自己的債務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中國的金融精英認為這可以減輕負債纍纍的國內殭屍企業對銀行業的拖累。 中共政府在2016年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輔助工具，以吸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一帶一路計劃。包括英國丶德國和法國在內，目前已有61個國家加入了亞投行。中共政府希望利用西方國家的金融「專長」，使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貸款業務更符合西方資產階級的傳統做法（就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所做的那樣）。它認為這樣可以減少債務違約的風險。 他們希望藉助一帶一路，用政府擔保的外國主權債務替換掉國內的不良債務。但更有可能的情況是，他們最終只會將中國的「殭屍病」傳染到其他大陸上，同時也加劇民族衝突和帝國主義衝突。 習近平能否拆除中國的債務炸彈？ 已被阿裏巴巴收購的《南華早報》在最近一篇社論中列出了2018年習近平政府所面臨的三大挑戰：債臺高築丶住房危機和越來越敵對的美國。 長期以來，全球媒體已經就中國債務問題的嚴重程度做了許多評論和爭論。債務占中國GDP的比重已經從2008年141%上升到去年的256%。如果按所謂的社會融資總量來計算（其中包括了影子銀行借貸量），那麼這個數字會達到304%。儘管政府一直在說「去槓桿」（也就是減少債務），但中國債務的增長速度仍然比GDP還要快。 「嚴重扭曲」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警告說，中國可能很快就要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去年12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出，中國的債務增長「與高可能性的財政困難一致」。 中共高官最近的一連串講話改變了以往的鎮定口氣，更突顯出局勢的嚴重性。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1月於北京舉行一場經濟論壇上說，中國金融系統目前的風險水平可能比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前的美國還要高。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嚴重扭曲」，而且「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是相當大的」。 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和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做過類似的警告。今年1月郭樹清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必須要「拆解」影子銀行（據估計相當於GDP的125%）。周小川在去年中共十九大上說中國可能會遭遇「明斯基時刻」，亦即投機性金融泡沫的爆炸。 中共政府將防控金融風險稱為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中的「首要戰役」，可見它對這個問題的重視。這場戰役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然後在十九大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和統治之後進一步升級。一系列事件表明，北京這次「要來真格的」。 土撥鼠之日 但是它究竟能取得怎樣的成果還未可知。過去10年裏，中共政府經常發布虛張聲勢的聲明，宣稱自己要加快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收緊貨幣政策，從而讓經濟「更有效率」，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註入大規模的信貸「刺激」，以防經濟衰退。 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鬥爭，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統治精英對經濟衰退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懼，因為經濟衰退將會點燃群眾普遍的憤怒情緒。所以北京的經濟政策不斷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主導的信貸刺激之間搖擺。一位評論人士曾將這種反覆的循環比作美國電影《土撥鼠之日》（Groundhog Day，一部講述了主角的人生在2月2日土撥鼠日不斷重復的科幻電影）。 隨着2018年的到來，中央政府降低金融風險的計劃給地方政府丶國有企業以及那些收購了大筆海外資產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因為它們都背負着巨額債務。全國各地的報道都證明，信貸緊縮政策正在導致各地的地鐵丶工業園區等基建項目被取消。海南航空丶大連萬達和最近剛被政府接管的安邦保險等海外併購巨頭，現在正在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 但是中共政府現在處於一個兩難的局面。它想要控製金融投機和債務風險，但稍有不慎則反而會引爆違約潮和金融崩盤。首先崩潰的會是處在邊緣的小型地區銀行丶公司和影子金融機構，然後會像滾雪球一樣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連鎖反應。 中國和全世界的影子銀行的問題在於，沒有人知道哪些交易和「產品」是相互關聯的，所以也沒有人知道這些交易和「產品」會如何影響更廣泛的經濟運作。影子銀行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復雜的系統，大批復製西方金融業者創造的各種「衍生品」。只有等到泡沫爆炸時，人們才知道危險在哪裏。 中藥處方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的防控政策可能反而會觸發「系統性的金融風險」。所以一些經濟評論人士很正確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政府削減債務的決心有多大？ 英國最大的獨立研究機構之一「自主研究」（Autonomous Research）的亞洲研究部主任朱夏蓮告訴《彭博新聞社》：「北京政府表面上對於打擊金融風險措詞嚴厲，實際上處理方式卻溫和，因為當局害怕，若採取更強硬行動可能會危及經濟。」她將這種政策叫做「中藥處方」。 她指出，儘管在2017年上半年政府的強硬措施減緩了理財產品的增長速度（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的重要元素），但隨後又出現反彈。總的來說，截至2017年年底，尚未嘗付的理財產品創下了30萬億元人民幣的歷史記錄。 朱夏蓮說：「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去槓桿。儘管市場普遍認為2016年的信貸流量打破了歷史記錄，但就新增信貸流量來說，2017年其實與2016年相差無幾。政府在某些領域收緊信貸，但在其他領域放寬政策，最後兩者相互抵消了。多年來我們不斷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彭博新聞社，2018年2月12日] 復蘇？ 表面上看來，去年中國經濟有所復蘇，GDP增速達到6.9%，是6年來首次上升。但這只是暫時的穩定，而且它所依靠的是更大規模的信貸刺激（2016年新增銀行貸款創下歷史記錄）和比較有利的國際局勢（例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沒有直接同中國發生衝突）。而且自特朗普上臺之後，美元貶值10%，也減輕了中國經濟的壓力。 美元走弱，為中共政府遏製資本外流提供了喘息空間。在2015-16年間，中國資本外流曾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導致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18個月內減少了超過四分之一。特朗普政府指責其他政府「操縱匯率」，而它自己卻故意讓美元回軟，不過這也令中國央行不必每月花費數百億元資金去支撐人民幣匯率。 同時這也幫助北京當局自1990年代以來最嚴厲的資本管控政策取得更顯着的效果。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再加去年上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的些許回暖，幫助習近平當局暫時穩定了中國經濟。但是全球局勢，特別是美國目前的政策走向，仍然非常不穩定。最近全球股市的震盪已經顯示了這一點。 中國表面上的復蘇並沒有穩固的基礎。中共政府不斷說要拉動內需，但並沒有取得實際成果。去年，中國的智能手機銷量首次下跌，跌幅4.9%，而且拖累全球銷量下跌，因為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市場。市場分析人士稱，中國的智能手機市場已經「飽和」。 去年的一手汽車銷量只增加了3%，是6年來的最低增速。12家最大的汽車公司中，有8家銷量下降。價格虛高的房地產市場令新購房者背上高昂債務，嚴重限製了消費支出。 貿易戰是否正在逼近？ 經濟和地緣政局可能會導致今年中美貿易衝突升級。華盛頓政府已經決定對從中國和韓國進口的太陽能電池板和洗衣機徵收懲罰性關稅，而且現在它正在對從中國進口的鋼鐵和鋁進行反傾銷調查。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第一年裏，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升高，創下3,750億美元的歷史記錄（2016年為3470億美元），令特朗普受到一部分美國資產階級的攻擊。 而中國也採取了報復行動，對來自美國的進口高粱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國是美國高粱和許多其他農作物的最大買家，所以美國農作物成為中國報復行動的關鍵目標。中國也已經開始減少從美國進口大豆而轉向巴西。但是貿易保護主義往往是一把雙刃劍。中國進口的大豆和高粱主要用於生產豬飼料，所以從美國之外的地區進口價格更高的農作物會導致中國豬肉價格上漲，進而加重群眾的不滿情緒。 保護主義 與此同時，特朗普指責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侵犯了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未來他可能也會對此採取行動。製裁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可能會激起中共政府更猛烈的反擊。 大規模貿易戰的陰影籠罩着依賴出口的東亞地區，可能會加速更廣泛的地區性貿易陣營的形成。但是特朗普政府也面臨着嚴峻的阻礙，特別是因為中國丶日本和其他國家正在與它競爭。中國在反擊特朗普的貿易措施時，也會提升自己對其他亞洲政府的影響力。 雖然資產階級政府在口頭上一貫反對「去全球化」，但其實它們自己也在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據世貿組織所說，G20集團在2008至2016間實施了1,583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而取消的只有387項。 美國資產階級在危機面前驚慌失措，令右翼民族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總統，而且全世界其他國家還有許多「小特朗普」湧現出來。這讓人們擔心可能會爆發1930年代那樣貿易戰。去年，特朗普選擇改善同習近平的關係，中國似乎躲過一劫。 但今年的局勢大大不同。不久前，特朗普在國情咨文中將中國和俄羅斯稱為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競爭對手，而且他提出要繼續增加美國的國防開支。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特朗普的演講反映出「冷戰」思維，但其實中美緊張關係的惡化正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必然結果。 低薪工作崗位增加 去年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和前景，而是如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所指出的，「只是創造了更多不穩定的低薪工作，特別是在服務業。工廠仍在裁員，被辭退的工人經常得不到任何補償。」 勞動力市場正在發生整體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工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式工作。大批正式工被轉為派遣工，導致工作條件惡化，許多福利被取消，就連國有部門也是如此。 儘管中國早在10年前就實行了《勞動合同法》，而且政府聲稱製定這部法律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工作穩定性，但現在「新興」服務業部門的數百萬雇員在名義上被視為「個人承包商」，使雇主可以不用支付養老金和其他福利。我們在《勞動合同法》出臺時就曾警告過，這部法律不可能使工作更加穩定，原因很明顯：政府禁止工人成立真正的工會，工人自由組織的權利也一直受到打壓。 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顯示，2009年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占42.8%，但到了2016年則下降到35.1%。儘管獨裁政府嚴厲打壓群眾抗議，但是嚴峻的現實迫使越來越多的工人發起抗爭。中共政府急切地採取一系列措施維護自己的統治，正是因為意識到危機正在逼近。 「冰花男孩」和中國極度嚴重的貧富差距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由於股市猛漲，中國女首富楊惠妍（同時也是中國第四大富豪）的財富在2018年的頭4天裏增加了21億美元。35歲的楊惠妍是中國銷售額第一的地產巨頭碧桂園集團的董事局副主席。她的父親是碧桂園的大股東和董事局主席。幾乎與此同時，雲南一個8歲小男孩王福滿的照片在網絡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王福滿要在零下的嚴寒中走過4.5公裏的山路去上學，當他到達學校時，頭髮上滿是冰霜。這個鮮明的對比讓我們看到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存在着何等殘酷的階級差距。 儘管政府嚴厲地控製着媒體，但「冰花男孩」王福滿還是成為了全國的討論熱點。王福滿是中國6000萬留守兒童之一，他們的父母前往更富裕的地區工作，但是由於腐朽的戶籍製度，不得不將孩子留在家鄉，交給親戚或者鄰居照顧。現在中國農民工（包括王福滿的父親）一年的工資只有大約35,000元，而楊惠妍憑藉飛速上升的股價每秒鐘賺的錢都要比這多。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 中國#MeToo運動為政府敲響警鐘 今年元旦，在美國硅谷工作的一名中國女學者羅茜茜在網絡上揭發，12年前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博士時一名導師曾企圖強姦她。她的文章立即得到大量關註和討論。不久之後校方調查證實了羅茜茜的指控，並將這名大學教授停職，而且中國教育部也剝奪了他的榮譽頭銜。 中國的#MeToo運動 201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近70%的中國大學生曾遭遇過性騷擾，在女大學生中這個數字是75%。但是由於存在「責備受害者」的文化，只有不到4%的受害者會向警方或學校報案。羅茜茜顯然是受到席捲全球的#MeToo運動的鼓舞，而且她的勇敢舉動也促使更多的中國學生站出來披露自己的遭遇。在羅茜茜站出來之後，更多的年輕女性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表示聲援，或者說出自己遭受性暴力的經歷。許多大學也收到了大量關於性暴力的舉報。數十所大學的學生和教師簽署網絡請願書，要求學校和政府採取反性侵的措施。 #MeToo運動蔓延至中國，令中共獨裁政府感到恐慌。儘管教育部和《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表示對性暴力「必須零容忍」，並且鼓勵其他受害者站出來發聲，但與此同時，反對性暴力的街頭抗議被禁止，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請願書和評論文章乃至「#MeToo」和「#我也是」等話題標籤被刪除。雖然中國的#Metoo參與者還很少，而且她們的活動主要局限在網絡上，但政府擔心中國女權主義者會學習國際婦女運動的鬥爭經驗，甚至同她們建立直接的聯繫。警方警告一些活動者，他們如果繼續試圖發起公開行動，會被指控「勾結境外勢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Metoo在內的群眾自發行動會推動中國的女性和青年更加激進化。 性別差距不斷擴大 在中國性侵害變得越來越普遍，性別歧視則變得更公開而露骨，都與過去三十年的資本主義反革命有關。在走資過程中，經濟剝削變得越來越殘酷，令女性從嬰孩出世到勞動市場中的地位都出現倒退。 根據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的總體性別平等指數排名已經連續9年下降，現在在144個國家中排第100名，而且實際的性別差距也已經倒退回2008年前的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在持續惡化，女性工資只有從事類似工作的男性的63.4%。而且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始終是全球最高，也就是說大量女嬰被選擇性流產或者在出生後不久就被殺死。儘管在高等教育入學率方面中國是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但是大學校園和職場中的性別歧視依然嚴重。去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前主任溫儒敏在一場寫作比賽開幕式上稱，高考改革後更復雜的語文試題會讓女性學生處於劣勢，因為她們的「思辨能力」不如男性學生。他的言論立即引起廣泛的批評。這也並不是一個個案。此前不久，浙江大學的一名教授被曝光2013時曾在微博上寫道「歷史證明學術界不是女性的地盤」，而且面對激烈的譴責，他聲稱自己沒有做錯，所以絕對不會道歉。 這些貶低女性的言論反映了整個社會中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壓迫。今年1月，雲南曲靖市第一人民醫院在多個崗位的招聘啟事中明確提出在同等條件下優先招聘男性，或者只招聘男性。在被曝光之後，院方同樣聲稱自己並沒有做錯，而且找出多個藉口為自己辯解。共青團旗下的《中國青年報》公開為這家醫院的性別歧視做法站臺，儘管它也承認「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該醫院此舉確實涉嫌性別歧視」。 顯然，要改變這些狀況，就要男女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而鬥爭。#Metoo運動已經表明，所謂的「民主」國家同樣存在泛濫的工作場所性侵事件，這是因為父權壓迫和資本主義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只有當勞動者自己由下而上重組社會時，才能夠消滅性別以及其他各種壓迫。 珠海偉創力罷工遭官方工會破壞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的官方偽工會，也是唯一合法的工會）再次扮演資本家「第二警察」的角色，背叛工人抗爭。這一次受害的，是珠海偉創力（Flex）工人長達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罷工。偉創力五間工廠的6000名工人進行罷工，而且組織化程度引人矚目。這可能是兩年以來中國最大規模的罷工。 從3月29日開始，偉創力旗下的跨國印刷電路板製造商Multek發生罷工。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偉創力是僅次於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電子代工企業。工人得知Multek將被出售給一家中資公司。他們擔心新雇主會降低他們的工資和福利丶或者通過逼迫工人「自願辭職」的方式進行裁員。 在中國許多類似的企業併購之後，工齡較長丶工資較高的工人往往首先成為裁員的目標。Multek雖然宣稱未來工人的工資丶福利和工齡等各方面的待遇不會改變，但卻拒絕簽署任何書面協議作為保證，更加深了工人們的懷疑。因此工人要求Multek與他們解除勞動合同並支付相應的補償，然後由工人自己決定是否為新雇主工作。但工人的要求再次被拒絕。 在一份聲明中，罷工工人指責偉創力將工人像廠房和機器一樣隨意出售。而資方則以強硬手段回應罷工。資方恐嚇說，如果4月4日前不復工就會受到嚴厲處罰，並給予復工的工人一千元作為「獎勵」。 警察的角色 從4月8日開始，資方雇用保安人員毆打工人，這顯然得到了警方的默許。有工人抱怨說，警察只保護有錢人。有些工人被管理人員沒收了員工證，並被禁止進入工廠。 近年來因企業併購而發生的類似罷工事件時有發生，而今次這場鬥爭持續的時間尤其體現出工人的斗誌，同時也說明習近平的專製統治和中共統治下的資本主義並非像表面上那麼穩固。它仍然面臨着群眾抗議，而且在2018年的頭三個月，工人罷工次數比去年同期更多。 中國資本正在強大起來，並收購愈來愈多的外資，但很多例子證明由中資接管後企業的勞動條件更加倒退，證明所謂「民族強大」會令人民幸福是多麼荒謬的理論。實際上正因為中國資本更受中共國家機關直接保護，其剝削可以更為惡劣。 當地政府和作為中共統治工具的官方工會無疑不願得罪這個「對珠海經濟發展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的公司。在罷工的頭兩個星期，官方工會一直沒有露面。而當他們開始介入事件時，他們所支持的不是工人，而是偉創力公司。最終工人被迫結束了罷工，但他們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這令他們感到憤怒和失望。 「煽動者」 當地工會官員為自己破壞罷工的作法辯護說：「地方黨委要求我們維護社會穩定」。被中共及其偽工會視為「不穩定因素」的，不是像偉創力這樣使用威脅和暴力的公司，而是通過罷工反抗公司剝削的工人。偉創力的工會官員一方面贊揚公司，另一面將罷工怪在」煽動者」的頭上——中共一貫用這個詞語來稱呼任何敢於挑戰它的人。 珠海罷工的慘痛經驗再一次證明，工人需要由自己民主控製的獨立工會。只有這樣工人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反抗資本家和專製官僚政府。 中共加緊網絡管控 引發廣泛抗議 不久前，當局進一步收緊網絡言論空間，包括新浪微博清除有關同性戀的內容，以及「內涵段子」等娛樂性的手機軟件被關停。但是這些措施激起了當局意想不到的反衝。廣泛的抗議迫使當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是同性戀# 4月13日，新浪微博發出公告稱，將根據《網絡安全法》清理涉及色情丶暴力和同性戀的內容。隨後不久，一個旨在促進性小眾權益的微博帳號「同誌之聲」在新浪的要求下停止更新。公然的歧視立即激起了性小眾和支持性小眾平權者的強烈的抗議。僅僅一天時間，17萬微博用戶使用了#我是同性戀#等話題標籤表達憤怒，相關文章瀏覽量高達2.4億次。儘管新浪微博很快刪除了這些話題標籤以及15萬條相關評論，但是抗議的聲音依然不斷出現。同誌之聲的負責人說：「大家很憤怒，很多人選擇不再依靠同誌之聲去發聲，而是自己發聲」。中共全面壓製言論空間，只會令更多原本沒有「顛復思想」的性小眾和女權運動也會被政治化，走向反對專製獨裁的道路。這也是習近平加強獨裁會自招危險的原因。 中共當局對性小眾一直存在着公開的歧視。2017年6月，廣電總局下屬機構禁止節目中出現有關同性戀的內容，稱同性戀屬於「非正常的性關係丶性行為」。今年4月上映的一部根據同誌小說改編的電影，被刪減到幾乎看不出同性愛情的程度。另外有兩部同誌電影突然被北京國際電影節撤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剛剛接管電影審查權力的中宣部的命令。 根據聯合國在2016年的一項調查，中國只有15%的性小眾人群向父母說明了自己的性取向，而公開出櫃的只有5%。在歧視之下，許多性小眾人士被迫和異性結婚，甚至被強迫接受殘酷的「性傾向扭轉治療」。新浪微博此次公然歧視性小眾並試圖將他們滅聲，無疑是在煽動公眾對性小眾的歧視和恐懼，將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劣。 強烈的抗議迫使當局和新浪微博做出讓步。禁令公布僅三天后，《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新浪微博的做法，這顯然只是安撫抗議者。隨後新浪微博宣布，清理行動將不再針對同性戀。大規模的網絡抗議在短短幾天內就迫使當局撤銷命令，說明中共和習近平政權並不如表面上那樣不可戰勝。而且這只是近期一連串令當局意想不到的大型網絡抗議中最新的一起。在去年11月北京市政府驅逐「低端人口」時，以及不久前習近平宣布取消任期限製之後，網絡上均出現普遍的反對聲浪。這表明，群眾的團結抗爭有潛力去挑戰這個獨裁政權和它所維護的種種歧視與不公。 內涵段子 新浪微博的清理行動是中共當局新一輪網絡管控的一部分。今年2月，新浪微博以及其他五個網站因為對網站內容審查不力而被當局要求整改，成為這次清理行動的先聲。在去年八月，微信丶新浪微博和百度貼吧等三個社交平臺也曾因為相同的原因被當局指控違反《網絡安全法》，並被立案調查。全球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的一名分析師指出，這部法律寫得十分模煳，以至於政府可以肆意妄為。 就在微博發布公告前三天，廣電總局以內容低俗為由關閉了一個名為「內涵段子」的娛樂性手機軟件。一方面當局希望更加強力地控製社會輿論，從而鞏固統治秩序，所以即便對政權沒有直接威脅的娛樂新聞也頻頻受到整治。更重要的是，當局擔心這個用戶多達2億人的手機軟件會成為傳播異見訊息和組織集體行動的平臺。引發了全國各地的抗議，有大批汽車司機在十字路口集體鳴笛，亦有抗議者指責中共當局是「流氓政府」，已經證明了這種可能性。 面對正在逼近的經濟和社會危機，中共當局不斷加強對網絡和輿論的管控，並且嚴厲打壓異見人士丶尋求變革的受壓迫群體以及任何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力量。但是一系列專製高壓措施反而激起越來越激烈的反抗，推動青年和受壓迫群體逐漸政治化和激進化，挑戰中共政權的專製統治。 上海長寧區環衛工人的鬥爭 似乎習近平最近加強的集權和獨裁併未給中國社會帶來多少和諧與穩定。3月26日，上海市長寧區的環衛工人們發動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罷工，控訴他們遭遇的剝削與不公。 讓工人們奮起反抗的直接原因是高潔環衛公司的《調整清道作業的通知》。按照這個通知和工人們透露的消息，環衛工人早晚上下班的時間調整為5點30分到12點30分和12點30分到21點30分（含早晚飯時間和加班一個小時）。而因為「晚於5：00上班，早於22：00下班」，每天6元的早丶晚班津貼被取消，同時工資待遇也要減少，每人每月要扣除560元工資。考慮到上海的生活成本，原本只有3000多的月收入的環衛工人們每月只能拿2000多，更是雪上加霜。環衛工人的勞動時間之長，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窘迫是有目共睹的，而政府和被外包的環衛公司卻不考慮如何改善環衛工人的工作與生活，反而還想着能否加大壓榨的程度，這毫無疑問將環衛工人們逼上了絕路。 參與罷工的不止高潔公司的工人，工潮隨後蔓延至整個長寧區的環衛公司，參與人數多達兩三千人。與此同時，勇敢的網民們通過微博丶知乎等多種渠道，將環衛工人們的鬥爭和維權情況傳播開來，得到許多人的關註和聲援，這也使得這場鬥爭成為了近年來中國環衛工人規模最大丶關註度最高的罷工。3月26日，工人們試圖到區政府申訴，但遭到暴力機關的阻攔，4名工人被逮捕。27日，又有上百名工人前往市容管理局，但沒有任何人理睬。但工人們並沒有被這些所嚇倒，罷工鬥爭一直在繼續。 在當局對網絡上的消息進行大規模刪帖後，4月2日，長寧區綠化和市容管理局發出公告，聲稱要「依法維護環衛工人合法權益」。通過一系列掩人耳目的信息封鎖，似乎當局又成功地息事寧人，將其不了了之了，但是這只不過是現在中國社會工人階級此起彼伏的反抗的一個縮影而已。14年前後，廣州番禺大學城丶長沙嶽麓區的環衛工人罷工維權；而近日西安也傳來了環衛工人罷工維權的零星消息……如此種種，難以窮舉。 只要經濟問題繼續惡化，無論習近平如何實行專製，中國的工人階級都必然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而起來鬥爭。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獨立組織工會的權利，團結抵抗外包製度和資本剝削。 中國：塔吊司機發動大規模罷工 中國數十個城市的塔吊司機發起罷工，其協調一致的行動令人嘆為觀止。經過一個星期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罷工之後，工人們在五一勞動節號召全國罷工。儘管在中國勞動節是法定假日，但許多工人仍要工作，而且往往沒有加班費。 在中國罷工是違法的，而且群眾自發的組織和抗議也是違法的。現在還不清楚五一罷工取得了怎樣的成果。工人們遭到警察大力鎮壓，被官方輿論攻擊，部分地方政府指控工人「勾結外國勢力」。儘管如此，這場波及大約20個省份的罷工浪潮無疑令人吃驚。工人們面對着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主要只能通過網絡組織起來。 據媒體報導稱，自4月25日以來，重慶丶福建丶甘肅丶廣西丶貴州丶河南丶湖北丶湖南丶江蘇丶江西丶山東丶山西和四川等省份均發生了罷工。在本文撰稿之時，也有媒體報導多個地區的工人遭到警察鎮壓，包括毆打和逮捕。《大紀元時報》報導指，在重慶有10名抗議工人被捕。自由亞洲電臺也提到鄭州有20人被捕。 農民工 就像絕大多數建築工人一樣，中國的塔吊司機主要也是來自貧窮的農村地區。而且就像大多數農民工一樣，這些塔吊司機也不是正式雇員，他們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而且塔吊司機的工作壓力極大，工時很長，甚至沒有休息和上廁所的時間。 很多人都知道，中國的建築工地經常日夜不停地工作。河南的一個塔吊司機告訴自由亞洲電臺：「比如我們那個規定八個小時至九個小時嘛，然後晚上加班的話沒有補助費。你晚上加班到兩點鐘，老闆根本不管你，你明天繼續上班。」 根據中國左翼網站「時代先鋒」的報導，另外一名塔吊司機說：「每天最少12個小時……沒有五險一金，沒有勞動合同，沒有主管機構。」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2.8億農民工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勞動合同，而且工人實際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經常和合同有很大差別。 儘管2008年出臺的《勞動合同法》規定，所有企業都必須和它們的工人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但實際上在過去10年裏擁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比例卻在下降。2006的另一項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建築工人曾被拖欠工資。拖欠工資（幾個月，有時甚至是幾年）是中國勞資糾紛最主要的原因。 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中國的建築業處在野蠻丶混亂的狀態（其他一些行業也是如此）。儘管許多工程是國有企業主持的，但實際的建設工作卻被分包給了私人公司，而這些私人公司雇用的都是非正式的農民工。層層分包是中國建築業的常態，以至於有時甚至不清楚是哪間公司負責發工資。 塔吊司機要求將工資從現在的每月大約5500元人民幣（有些地區甚至只有4000元）增加到至少7000元。近10年來，塔吊司機的工資一直停滯不前。以狂熱的民族主義着稱的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稱：「勞動節期間，全國各地的塔吊司機舉行罷工，要求加薪和八小時工作製」。成都的一位罷工工人對《環球時報》說：「成都至少有一萬名塔吊司機要求加薪。」 工人正組織起來 就像中國的其他許多工人那樣，塔吊司機也是通過網絡組織起來的，他們在QQ等即時通訊工具上建立聊天群組。在這些群組遭到網絡警察的攻擊和屏蔽之後，工人們又建立起新的群組保持聯絡。 儘管罷工工人只提出了經濟訴求，並未直接從政治上挑戰當局的權力，但對於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權來說，塔吊司機的罷工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龐大的工人階級正在覺醒。建築業是中國GDP的主要來源。全球半數建築工地都在中國，中國建築工人更是多達約6000萬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工）。 儘管有報導說一些地方政府正在強力鎮壓罷工，當局的審查機器也在封鎖抗議的消息，但是今後塔吊司機的行動將會成為其他工人長期的榜樣。 今次塔吊司機的抗爭是多年來中國工人最引人矚目丶最有組織和最勇敢的行動。儘管近年來不同城市的出租車司機丶沃爾瑪工人和快遞/外賣工人也在利用社交媒體組織起來發起抗爭，但今次塔吊司機抗爭的規模是前所未見的。 讀書會事件引發的抗議浪潮 事件在國內激起了廣泛的抗議浪潮，不僅僅是一直以來就長期關註言論自由的自由派和各類左翼社團，一直被認為政府支持者的很多毛派組織也參與到了抗議活動之中。1月20日，在當地毛派組織下，在西安大量群眾走向街頭抗議番禺警方針對讀書會成員的政治迫害和打壓。 而在鄭州，當地的毛派人士儘管面對當地警方「不准掛標語，不准演講，不准錄像上網」的威脅和問話阻撓下，仍在2月5日丶 12日丶19日丶24日丶3月14日成功舉行了五次集會公開聲援了讀書會成員。 而在各個網上媒體，儘管面臨着習政府的網上封鎖，大量的微信公眾號和微博仍堅持着對這件事的報道和關註，甚至通過這些媒體來組織起「關註團」來集體向政府簽署聯名信以及為讀書會成員提供幫助，而小谷圍警方微博下，也受到了網民的聲討。 抗議運動的局部勝利 在經歷了長達數月的非法追捕後，終于于3月13日，警方在壓力下放棄了對讀書會成員的網上追捕，這可以說是廣大群眾和各左翼人士的堅定的抗議取得局部勝利。習政府對於言論的打擊愈發愈嚴，從近日對於女權之聲的打擊以及對於微博異議的打擊就很明顯的表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這次抗議運動中，面對着保衛言論自由的需求，群眾鬥爭凝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這是對將來國內工人運動有着重要啟發意義，證明習近平的政權也不完全是為所欲為的。而習政權對於毛派的打壓，也證明他根本不是親工人階級，也不只是反對擁抱所謂「西方價值」的自由派，而是要鎮壓一切獨立於政權以外的反對聲音。只有打倒中共專政才能確保所有人的言論自由。 世門手袋廠大罷工 抗議資本家壓榨工人 這場罷工是為了追討被拖欠的社會保險丶並要求改善工作待遇。消息指資方從未依法為員工繳納養老保險丶住房公積金，從未給予工人有薪病假，而且剋扣了一系列法定福利待遇。 罷工自二月起已開始醞釀。受經濟不景氣影響，該廠在去年起已開始收縮，原來五千名工人現在已被裁減剩一千多人，更一度面臨停產，但被裁員的工人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起初工人選舉出代表，要求與資方談判，但資方態度惡劣，稱工人受「境外敵對勢力操縱」並開除工人代表，更恐嚇說公安部門會抓捕工人。工人最終在三月四日正式發起罷工行動，要求資方改善工人待遇及依法補納各種社會保障費用。此前一直對工人訴求毫無回應的官方工會迫於維穩的需要，亦不得不派遣工會律師進入工廠，試圖平息罷工。但可想而知，官方工會一心只為維穩，不會真正為工人發聲，因此罷工仍在繼續。 鬥爭傳統 事實上該廠工人一直富有鬥爭傳統，二零一一年六月曾因新任董事長辱罵工人，不許工人工作期間喝水，甚至男性董事長還闖入女廁稱檢查是否有人偷懶，最終激起數千人大罷工，隨後被當地警察和武警鎮壓。但之後仍不時爆發罷工，次年的又一次罷工更讓一家跨國品牌終止了代工合同。是次當局沒有向過去那樣出動警力打壓罷工，可能是忌憚該廠工人的鬥爭傳統，擔心一旦強硬鎮壓會讓他們與周邊工廠串聯令工潮爆發性地擴大。 罷工進入第九天時，資方最終答應了工人兩項主要訴求，即補納一直拖欠的住房公積金和社保，工人隨即結束罷工。但其餘十條訴求仍在談判，資方可能想使緩兵之計先作出些許讓步哄工人復工，因此工人除了必須警剔資方今後會採取打擊報復行動外，更應進一步組織民主的丶戰鬥性的工會，以集體的行動和壓力要求資方在限期內答應要求，並隨時準備好再次發起行動，對抗資方可能採取的分化打擊行動。 婦女節「女權之聲」被封號 中共當局繼續打壓女權運動 2018年3月8日國際勞動婦女節當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宣傳平臺丶擁有18萬關註量的「女權之聲」微博帳號被永久關閉。新浪微博回應稱，這是因為女權之聲發布了「違規敏感信息」。但這顯然只是當局和社交媒體公司為了打壓女權主義和言論自由而編造的罪名。兩天后，女權之聲的微信公眾號和臨時開設的新微博帳號也被關閉。除此之外，一大批其他的女權主義社交媒體帳號也因公開聲援女權之聲而遭到封殺。但仍有不滿言論審查與打壓的女權之聲支持者在網絡上進行名為「#我是女權之聲本人#」的聲援抗議。 女權主義遭遇打壓 女權之聲幾乎同時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被封殺，表明這是一場由當局指揮的行動。中共當局對女權主義者的打壓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了。同樣是在今年婦女節，女權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創建的話題標籤#三八反騷擾#也被刪除，其他許多與女權主義和反對性騷擾有關的文章受到嚴厲審查。早在2015年兩會召開時，就有五名女權主義者因為計劃抗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性騷擾而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女權之聲的微博賬號也在2016年被封禁過，文章也多次被刪除。女權之聲，乃至中國的女權運動，始終是在帶着鐐銬跳舞。這是因為中共獨裁政權害怕任何的群眾集體抗爭。 當局對女權主義的打壓鼓舞了厭女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者。在女權之聲帳號被關閉後不久，網絡上出現兩篇文章，誣衊女權主義者組織賣淫，並憑空指控女權之聲受西方勢力操控丶試圖「分裂國家」。這種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丶分化群眾的做法也一定會被中共用來鎮壓更廣泛的群眾抗爭。 工人與左翼的聲援 廣州讀書會事件中的8名毛派青年第一時間對女權之聲表示支持。此外，富士康女工駱冰蘭丶曾參加罷工反對綜合工時製的沃爾瑪女工游天玉丶以及因爭取工人權益而被沃爾瑪違法解僱的女工王亞芳也進行了公開聲援。這說明中共的專製打壓正促使各方面的抗爭者，特別是底層工人，團結起來。而女權運動要想取得勝利，尤其是面對當局愈發嚴厲的監控與打壓，也必須聯繫到工人抗爭，反對獨裁的父權資本主義。 粵港澳大灣區計劃 財團為本的發展 2018年剛過去的中國兩會，李克強再次提出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推進廣東大珠三角地區共十一個城市的融合。計劃涵蓋的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6700萬人，GDP超過15000億美元，相當於一個歐洲的中型國家。 北京更宣布會在五月中公布政策。雖然政策詳情仍未出臺，但根據現時各地政府簽署的框架協議，主要是建設一個資本經濟融合的平臺，促使當區發展基礎建設和金融等等。估計政府會推出措施減少貿易壁壘，並提供稅務優惠，讓中港資本可以更容易往來。 大灣區概念下有多少新政策丶新經濟項目還是未知之數，中港政府需要創造一些品牌名字來提高資本家的信心，也想在民眾面前顯示中國經濟如何強大。就像中共不斷向全世界吹噓一帶一路如何偉大一樣。這種融合必定模煳區內的邊界劃分，並包含增加人口流動。對於兩地的企業來說，這代表放寬更多大陸的廉價勞動力，以剝削換取利潤。與此同時，中國的紅色資本則更易進入香港，通往世界市場。整個計劃說穿了就是新自由主義的計劃。 反對資本融合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融合，因為只會帶來更多剝削。我們支持在公有經濟底下由工人階級民主規劃的地區聯盟。一個非以資本利潤為依歸的製度下，這樣的融合自然能夠提升邊界雙方民眾的生活水平。不過，當下的大灣區融合是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強行推行，並是以資本利益為本的。 香港的民眾從來就沒有民主參與的空間，更遑說大陸的工人階級。可以預見，未來中港兩地的公帑必會投放在更多的大白象基建項目上。港珠澳大橋已是一個典型例子。該工程花費了超過1,200億公帑興建，不斷延期丶超支丶最近人工島更出現工程危機。而更多醫療和教育商品化以牟取利潤，進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資源。 而且中共政權一向專製蠻橫，近年來更大幅收窄中港兩地的自由空間，可以理解計劃會讓大多數香港人擔憂邊界融合後，中央會更公然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令自身僅餘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會被侵蝕。 隨着更多運輸機建落成，當局宣傳港珠澳「一小時生活圈」，民建聯李慧瓊更提出在珠海建設「香港村」，讓香港人入住當地的公屋。究竟有沒有公屋還是未知之數，但這肯定是地產商炒賣房產的機會。再者，香港人搬遷到更為腐敗專製的中國大陸居住，變相剝奪市民的民主及言論自由，豈不是大開倒車？ 大灣區計劃只會是為了財團及資本的利益，改善工人民眾生活根本無從談起。打倒中國政府需中港兩地的工人階級唇齒相依，我們應當團結一致鬥爭反對這種財團為本的經濟計劃，取而代之的是社會主義下各地勞動者的民主自願聯合。 多地司機罷工抗議 反對啦啦快送降低運費 自四月底以來，在中國內地叫做「貨拉拉」的啦啦快送違反合同丶單方面降低司機的運費，導致至少內地五個城市的司機舉行抗議和罷工。此次降低運費事前沒有任何通知，司機直到早上開始接貨時才突然發現運費下降。5月6日，深圳有至少50輛貨車懸掛着「反對霸王條款」的橫幅，在公路上慢駛抗議。長沙則有大批司機罷工近一個星期，亦有司機打出「油價上漲，運費下跌，我們要生存，要吃飯」的橫幅。 以運費最低的小型麵包車為例，每一單五公裏起步價最初為38元，後來減至30元，今次又繼續下降到28元，超過五公裏後每公裏的附加費則從3元減至2.8元。今次降低運費將令司機每月收入減少約1000元。司機們不僅需要自己支付不斷上漲的油費和維修費，還要向啦啦快送支付700元的押金和每月數百元的所謂「會員費」，而且亦有司機提到啦啦快送不會清楚告知他們客戶的要求，導致他們經常和客戶發生衝突，進而受到投訴和處罰。罷工司機要求根據車型將起步價提高到45-120元，每公裏附加費提高到4-6元，但是啦啦快送強硬回應稱，就算是恢復到原來的運費也沒有可能。 今次並非司機第一次發起抗議。今年年初時，啦啦快送武漢分公司疑似因資金問題關閉大量司機的帳號，藉此沒收司機的押金和會員費。 5月15日下午，社會主義行動前往啦啦快送香港荔枝角辦公室抗議，反對啦啦快送壓榨內地司機，聲援司機罷工。社會主義者譴責啦啦快送壓低運費丶壓榨司機，以及利用Uber式的「合作商模式」逃避為司機支付社會保險和提供其他的工人法定待遇。我們也譴責中共政府的審查機關刪除網絡上的抗爭訊息丶打壓言論自由。我們支持啦啦快送司機的抗爭行動，支持司機組織民主的獨立工會，爭取體面的收入丶八小時工作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有可能阻止銀行業崩潰嗎？ 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強調中國經濟「去槓桿化」。由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共為免經濟增長減慢而造成危機，因此通過國有銀行向經濟註入大量信貨。據IMF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至2017年，中國流動的信貸上升四倍至超過GDP的200%。現在已遠遠超越一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是所謂「新興市場國」所無法比擬。中共自己也認知到金融危機最終會為政權存亡帶來威脅。 整頓金融業 習近平力圖整頓金融業，動用國家機器，刑事清查高風險的企業丶逮捕「違規」 的資本巨頭。一來習近平要控製這些企業的債務和金融風險，二來避免私人資本家在海外建立起雄厚的基礎丶從而擁有巨大的權力去挑戰中共政府的經濟政策。去年七月，中共開始清查萬達集團丶海航集團丶安邦保險集團和復星國際通過高舉債務而進行的大量海外併購。這次是習近平打擊金融大鱷的開始。最近中共當局接管安邦。安邦前老總吳小暉被控集資詐騙和職務侵占，最近被判入獄18年，沒收財產105億（人民幣， 下同）。 但整頓行動反而曝露了這些企業的內部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整頓金融業時面對的兩難，因為如果打擊過於嚴厲的話，會因為全面的信貸緊縮而令經濟增長進一步減速。而且當局的整頓行動本身也可能會觸發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中國的債務炸彈不僅龐大，而且極其復雜。各處的巨額壞帳通過不受監管、而且外界對其知之甚少的影子銀行和「表外」 活動交織在一起。 近日，浙江省百強企業盾安控股集團爆450億債務危機，要求政府介入，其旗下上市公司發債失敗成為這次債務危機的導火索。今次事件正是整頓金融業引發的危機。2017年下半年以來，由於金融領域防風險去槓桿，市場資金迅速抽緊，導致盾安集團出現嚴重的流動性困難。這種危機一旦失去控製可以引發全面危機的爆發。 債務炸彈 中國的債務炸彈愈來愈嚴重。中共正竭力想控製迅速增加的債務。國際貨幣基金最近指出，全球債務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來增加了12%。而自金融危機以來，單單中國私人債務（主要是企業債務）的增長已經占全球私人債務增長的四分之三。 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地方政府，因為它們是債務增長的重要推手。最近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尹中卿表示，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額的官方數字16.5萬億（人民幣，下同）被遠遠低估，因為很多地方政府將債務包裝為公司債務。 現在債務問題開始轉移至家庭債務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因為幾十年來中國的家庭儲蓄率一直很高。銀行增加向普通家庭發債，也是因為其他方面的放貸渠道受到政府堵塞。因為這個債務炸彈是普通民眾直接背起的，對社會穩定有更直接和深遠的影響。除了因為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製度破落之外，最重要的還是房價高企。一線城市的房價繼續上升，上海和北京的房價過去兩年上升了25%，令中國的房貸不斷增加。房貸負擔令家庭消費力下降，令中國經濟難以減少依賴貿易丶增加內需。 權力鬥爭 在習近平上任的首五年，當局推行「反腐敗」運動中，被拿下的人大部分是石油業界的前大佬和軍方高層，但構成習近平的權力基礎的所謂「紅二代」很少成為所謂的反腐敗的目標。因為他害怕一旦打擊紅二代的話會撼動整個經濟和黨的基礎，權力鬥爭將會不可收拾。習近平因此將權力集中於一身，希望可以凌駕在中共黨內的各派系之上進行統治。然而這樣也代表着整頓金融業會衝着紅二代的整個利益，長遠來說中共的權鬥會更猛烈丶更公開化。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證據顯示中共打擊金融風險的行動已經降低了債務水平丶或者正在「修復」影子銀行和龐氏騙局的空前擴張所造成的嚴重問題。中美貿易衝突逐漸升級，加上經濟增速重新放緩等問題，可能會迫使中共政府放鬆或者完全放棄「去風險」的政策，重新使用刺激政策（也就是繼續增加債務）。在資本主義底下，即便能夠更有效地控製金融業也不會徹底避免經濟危機，因為危機根植在全球經濟和私人生產以及民族國家的矛盾之中。這危機已經為中共統治響起嚴重的警號。只有依靠工人階級的鬥爭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才能帶來出路。 習近平新的「改革」計劃能走多遠？ 4月10日，習近平在於中國海南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中共政府將推出一系列新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包括提高外國資本在中國金融業和汽車丶飛機和船舶製造業的持股上限，以及降低汽車進口關稅，而且他強調這些政策會「儘快」落實。習近平演講後不久，新上任的中國央行行長易綱立即表示，將在「未來幾個月內」 落實新政策，允許外資持有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證券丶基金丶期貨和人身保險公司最多51%的股份（三年後將徹底取消限製）。 開放金融市場 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向國際資產階級做出改革的承諾，一部分顯然是為了安撫特朗普政府，緩和同美國的貿易緊張局勢。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降低汽車進口關稅和開放金融市場是特朗普政府對中共的兩個主要要求。 另一方面，習近平也希望藉助外國資本提高某些行業的競爭程度，發揮「市場紀律」的作用，指望這樣能夠減少無用的投資和國企的龐大債務。 國內與國外的需求疲弱，再加上房地產市場冷卻，導致中國的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已連續5個月下降，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低點，這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再次放緩。 彭博社的評論文章指出，開放汽車行業將吸引國際電動汽車廠商到中國投資， 讓中國更有希望在全球新興電動交通領域的競爭中獲勝；而且面對金融業的大筆壞帳和其他更嚴重的問題，中共也樂於吸收來自國外的新資本。同樣是在博鰲論壇上，易綱提到中共政府將爭取在今年年內開通「滬倫通」，讓上海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投資者可以購買對方的股票。而且從5月1日開始，連接香港和滬深股市的滬港通與深港通的每日交易限額提高到原來的4倍（南下香港的資金限額從105億元人民幣增加到420億，北上限額從130億增加到520億）。 同時，中國的11個自由貿易區，正在打算進一步建設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樣更加「 自由」的自由貿易港。按照當局的計劃， 自貿港內的跨境資本和商品流動會被免除關稅和許多政府管製措施，而且港內企業所要繳納的所得稅比港外更低。這無疑是國際資產階級所樂見的。 「改革」空間有限 但是許多資產階級評論人士對於習近平當局是否會真的執行這些政策表示懷疑。習近平此次承諾的種種政策在過去就已提出過，但並未履行。現在貿易戰和新的全球經濟危機向習近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做出一些「真正的改革」 來滿足外國資產階級。但是自今次博鰲論壇以來中共所宣布的改革方案也受到外國資產階級的懷疑，因為他們想要的比這更多。習近平當局必須小心翼翼地一面表現出改革的意願，另一面將只做出有限的改變。中共不願向私人資本做出更深遠的讓步，主要是因為它擔心會失去對經濟的控製，在未來某個時刻威脅到自己的生存。 所以中共政府能夠進行改革的空間十分有限。在3月的全國人大上，中國商務部長曾提到，為了加快中國經濟的開放速度，需要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去管理自貿區和未來的自貿港，但這也意味着地方官僚和資產階級精英會取得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去抗衡習近平和中央政府。這當然與「習皇帝」的整體計劃相矛盾，因為他認為更強力地極權是維護中共統治的關鍵。 社會主義者反對資產階級鼓吹的「自由經濟」，因為它只會帶來逐底競爭和工人生活狀況的惡化。但中共政權對於經濟的掌控也並不會有利於工人群眾。西方的「 自由市場」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資本主義製度的不同變種，不管哪一個都通過剝削工人來填滿資產階級的荷包。 不久前，中共再次向國內資本家們提出7000億元人民幣的減稅計劃，超過中國官方認定的3000萬農村貧困人口一年總收入的7倍。自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共已經為資本家們免去了3萬億的稅金，但與此同時爭取改善生活狀況和反抗資本家剝削的工人鬥爭卻遭到嚴厲打壓。習近平當局的親資本質表露無遺。 女性專用車廂真的有助於性別平等嗎？ 今年3月6日——國際婦女節的前兩天，《紐約時報》對廣州地鐵的「女性車廂」進行了報導。報導中提到的這個概念，目的在於防範針對女性的性騷擾問題，提升女性乘車安全，但也引發不少的爭議。 在官媒《中國青年報》2015年的調查中，接受調查的女性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她們在中國的公共交通工具內遭到過「不當觸摸」。女性專用車廂受到許多人支持完全可以理解。 然而，女性專用車廂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以深圳和廣州為例，大量男乘客走進女性專用車廂，而且鐵路職員也沒有權力阻止此一情況。一來是因為社會上的性別意識低落，男乘客走進女性車廂也完全沒有受到壓力。二來是因為公共交通資源匱乏，女性專用車廂往往只占所有車廂的少數，大部分女性根本不能使用。臺灣臺鐵也曾於2006年也試辦類似計劃，結果情況也類似，最後計劃取消。此外，不少女權分子都擔憂，專用車廂可以變成限製女性的人身自由，甚至強化責備受害者的觀念──如果一個女性沒有走進專用車廂而被性騷擾，那就是她自己的問題。 性騷擾和性侵犯在校園丶職場丶家庭等場合都無處不在。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發表了《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報告》，調查顯示超過八成（83.7%）的女記者遭受過程度不一丶形式不同的性騷擾。而近月亦有很多女大學生舉報在校園受到教師性侵。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在2017年4月公布了調查結果6,592名回答者中，有將近七成受訪者受過性別騷擾。 政府一方面打壓宣揚性別平等的女權分子，包括逮捕她們及關閉她們的微博，一方面卻虛偽地表示會促進男女平等。正是政府多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令女權不斷倒退，女性在經濟和權力相對男性更為弱勢，因而強化男性可以控製女性身體的觀念。 我們需要治本的方案。社會主義者主張男女工人階級團結鬥爭，反對性騷擾和性暴力，以及庇護性侵受害者的公共設施，更需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工人鬥爭，爭取同工同酬丶增加托兒丶安老服務，讓女性減輕家務勞動負擔並提高經濟獨立地位。真正的男女平等需要通過挑戰父權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實現。 微信公眾號取消評論功能 當局害怕網路輿論壓力 中國大陸社群平臺微信在本年3月11日宣布，新註冊的公眾賬號將會沒有評論功能。許多網友對此感到疑惑或者不滿，而這其實是中共當局對網絡平臺的再次收緊，是為了控製不利於當局的言論，從而維護其占領的輿論陣地製高點所採取的進一步措施。 在此之前，事實上騰訊官方就已經對微信作出了一系列的限製措施，其中在微信公眾號的評論方面，其採取的是一種「精選評論」的製度，這種製度會使所有發布在微信公眾號的言論被審核，只有通過審核的「精選評論」才會被公開。而這種製度其實也一直受人詬病，因為它不僅會加大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還會被一些商家的公關利用，創造「好評如潮」的幻象。當然，不僅是微信公眾號的評論功能，微信的通訊功能也會遭到當局的打壓，一些包含了敏感詞的文字甚至圖片，無論內容如何，在發出去之前就「胎死腹中」。大陸網友將這些稱之為當代版的「蘇聯笑話」。 在中國網路幾乎是唯一的「合法途徑」讓民眾討論政治。而社會事件觸發民眾在微信上評論時事，可以構成一股輿論壓力。在2016年的山東辱母殺人案中，法院本來判決於歡無期徒刑，但由於全國各大網站丶微博及微信等出現估計上億條評論，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最後法院在二審時改判於歡五年。山東省委書記在兩會上談到於歡案，自曝二審時當局很緊張，「上面給予了指導」。 國際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年底發表網路自由報告，指稱全球網路自由已連續七年下跌，中國更是連續三年被評為操縱網路最嚴重的國家。由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造成局勢不穩及群眾反抗浪潮，各國資本主義政府都更大力控製網路。可見中國不是唯一一個加強網路審查的國家。而事實上，這樣的封鎖不僅無法壓製住日益上升的社會矛盾，反而會激化民眾的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中共的封鎖政策只會起到反效果。社會主義者反對政治審查，也反對財團通過資本去操控輿論。我們支持獨立於政府以外民主公營的網路。 山雨欲來：中國卡車司機全國罷工 中國卡車司機發起抗議及罷工，反對油價及路費上漲，並反對一個新的手機程式迫使司機通過壓低運費的方式互相競逐訂單。這場前所未有的罷工分別於6月8日及9日在江西省和重慶市開始，然後蔓延至其他地區。網上有匿名人士號召「全國三千萬卡車司機」加入罷工。不同地方採取了不同抗議方式，有些地區的司機發起堵路。社交媒體流傳的影片顯示，有卡車車隊在路上慢駛，部分卡車上掛着橫幅，也有司機按喇叭及喊口號。 雖然今次罷工並非直接由國際事件所啟發，但剛巧最近幾星期在伊朗及巴西都有全國卡車司機罷工。抗議原因都大致相近，油價大幅上漲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為了活下去而鬥爭」 中國八成以上的貨物都是由卡車運送的，六月罷工可能只是龐大的司機隊伍的第一次行動。多名評論員都警告，如果油價繼續上升，罷工可能再次爆發。 一位山東司機向《南華早報》說道：「我們只是為了活下去而鬥爭」，並表示今年年底可能會有新一輪的抗議。除了油價上漲，罷工司機對於高昂路費丶被警察和黑社會滋擾也感憤怒。警員向運貨量超重的司機徵收罰款中牟利，而黑社會也會向司機苛索費用。 一名姓沉的司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我們到哪裏都要付路費，例如高速公路和國家公路。現在連一些小地方也征費。」 《華爾街日報》的頭條形容罷工十分「零散」，但在中國極高壓的警察機關統治下這根本不足為奇。單單從十多個地區的司機發起抗議，從西部的重慶至東部的上海，抗議的規模已經極為令人印象深刻。當然，由於中國媒體受到全面封鎖，難以清楚了解實際的罷工人數。 因此儘管司機刻意避免提出直接的政治訴求，這場罷工仍然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在2018一波跨省罷工的浪潮之下，政府還是會感到震驚。 就在此前不久，塔吊司機和餐飲送遞員也發起罷工。這些罷工不免是來得快丶去得快，但也展開了中國工人鬥爭的新趨勢。最事態映了工人意識的重要轉變，而在警察國家的嚴密監控下工人能夠組織跨地區行動，可見工人組織力也愈來愈高。「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刊登了一份發布於6月11日的網絡審查命令，說明了政府的驚慌： 「各地各網站，有關多省貨運卡車司機的信息發現立即刪除，不留死角。加強監管，嚴格防範境外媒體相關報道和煽動性評論。」 有海外媒體誤報有罷工司機呼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但經驗證後發現司機喊的口號是「打倒貨車幫。」貨車幫是一個像Uber那樣連結司機和顧客的網上程式。 「零工經濟」 貨車幫app的所有人滿幫集團是一間最近合併而成的公司，實際上壟斷了卡車運輸行業。中國九成貨車司機都是車主，他們投訴這個程式迫使他們為了搶訂單而壓低價格。運費不斷被削減，而成本卻在上升。 這是西方所謂的「零工經濟」在中國紥根的另一例子。「零工經濟」的意思是暫時和不穩定的工作崗位，而公司傾向聘用所謂的「獨立承包商」而非全職雇員。 的士司機和餐飲送遞員的罷工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可見在逐利的資本主義製度之下，新科技被利用作加重剝削和壓迫工人的工具，而不是用來減輕勞動負擔。 雖然中國大部分卡車司機名義上都是「自僱人士」，但只是工資奴隸的新變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在四月發表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6年中國卡車司機每天工時超過12小時，平均月入大約8千元人民幣。《南華早報》報道，司機「經常睡在泊在路邊上的貨車裏，有時幾個月不能與家人見面。」 由於司機需要借貸購買卡車，所以因為還債壓力而不得不承受極大的工作量。 擔憂民族主義反衝 中共封禁烏有之鄉公眾號 5月20日，中國左翼宣傳媒體「烏有之鄉」的公眾號發布了一篇關於中國資產階級媒體打壓左翼言論的文章，隨後這個公眾號被永久封禁。烏有之鄉是中國最大的民族主義左翼團體之一，有十數萬人訂閱它的公眾號。 烏有之鄉一直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中共亦有改良的可能。特別是2012年薄熙來事件之後，被封后重新開始運作的烏有之鄉進一步轉向支持中共獨裁統治的政治立場。對於中國基層群眾所受的剝削和政治打壓，通常歸咎於資本階級聯合「黨內腐化分子」的陰謀暴行，而這次公眾號的被封禁，他們認為，這是「賣國買辦資本家」越過政府操縱媒體的專斷決定。在烏有之鄉活躍的獨立左翼作者老田主張以民族主義的角度去解讀這場公眾號封禁風波。 事實上，從習近平上臺以來，對左翼言論的壓製從未停止，並日趨增強（包括廣州毛派讀書會事件，以及近期因參與大規模工人罷工而受到打壓的左翼力量），而這次對於烏有之鄉公眾號的封禁，同樣是其中一環。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中美貿易戰。在特朗普的態度重新變得強硬之前，習近平已經準備好向美國做出讓步。但是中共長期以來通過煽動民族主義來鞏固獨裁統治，所以它擔心向美國示弱會令國內的民族主義者感到失望，使自己的權威受損。而烏有之鄉在貿易戰期間，強烈鼓吹極端民族主義，包括主張「與美帝國主義開戰」。所以習近平擔心烏有之鄉會成為民族主義者發泄不滿的渠道。 習近平儘管表面上向毛澤東時代回歸，但實際上是在強化個人獨裁的權力和他統治下的威權國家資本主義。對於可能對其不利的言論，無論是來自於政府自己所宣稱的毛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會毫不猶豫的給予打壓。面對這樣的政治打壓，通過民族主義來轉移註意力，提出「買辦資本—官僚資本」以博取政府的寬恕，都是不可取的。左翼和工人階級需要的是一個清晰的、反對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工人跨地區抗爭 2018年最重要的標誌 中國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人鬥爭浪潮，為將來的工人運動乃至整個中國提供許多經驗和教訓。由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占着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甚至可以說這些抗爭可能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義。 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今年1-6月中國的工人罷工、抗議數量是去年同期的近兩倍，同時這也是自2011年「中國勞工通訊」開始統計這項數據以來（除了2015-16兩年）最高的數字。河南、江蘇以及其他一些內陸省份的罷工數量，也在逐漸趕上傳統上工人抗爭最激烈的廣東。越來越多地區的工人逐漸激進化，服務業和新經濟帶來的不穩定工作和低薪，是促成今年多場工人跨地區抗爭的重要原因。與2016年沃爾瑪工人反對綜合工時製的全國抗爭不同，這些抗爭的工人往往來自不同的公司，反映出工人更高水平的組織能力和意識。 外賣員罷工 除了塔吊司機和卡車司機的空前行動之外，從五月一日至今，雲南、江蘇、山東等十多個省份的外賣工人也舉行了約20場罷工和抗議。而且一些地區的抗爭仍在進行，例如6月19日，深圳多達一百名外賣工人因降薪而發動罷工。5月16-17日在重慶進行罷工的美團外賣員說到，美團公司最近除了降低運費之外，還開始向他們強製派發訂單，哪怕價格太低或者外賣員不熟悉路線。如果外賣員一天內拒絕超過三次，就會受到處罰。另外美團不僅減少了每單的遞送時間上限，而且故意在地圖上少報路程或者提示距離較短但不符合交通規則的路線。美團的這些做法導致外賣員不得不經常超速、闖紅燈、逆行，令他們經常發生交通事故。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從今年農曆新年到三月中旬，深圳警方發現了一萬多宗外賣電動車違反交通法規的事件。由於外賣員在名義上是「承包商」，所以在發生事故時他們無法得到工傷保險的補償。雖然美團每天會從外賣員的帳戶中扣除三元錢作為保險費，但是保險公司拒絕賠償那些因自己違反交通規則而受傷或者沒有合法駕駛證件的外賣員。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各地罷工的外賣員像塔吊司機和貨車司機那樣有事先的聯絡和協調，但這些抗爭無疑是在相互鼓舞。 這些事實駁斥了政府的宣傳。政府聲稱服務業的發展代表着經濟升級，會創造新的、收入較高的工作崗位。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知道，世界上的所有過往經驗都與此相反。服務業工人經常受到更嚴重的剝削，工作不穩定，工時更長，而實際收入卻更低。現在數百萬中國工人被迫從事着這樣的工作。工作條件變得難以忍受，所以最近的一些罷工也是必然的結果。而且未來必然還會爆發更多的鬥爭。 教師抗議 另外，近年來中國教師的鬥爭也驟然高漲，而且往往直接向政府發起挑戰。今年1月29日，來自黑龍江、河北、江蘇等11個省份的一千多名下崗的農村「民辦教師」一同前往教育部上訪，要求政府補償他們的養老金和社會保險。這是自2015年以來，各地教師最大規模的聯合行動。5月27日，安徽省六安市200多名「公辦教師」遊行至市政府，追討被拖欠的三萬六千元績效工資，結果遭到警方的暴力鎮壓。十多名教師被捕，亦有教師被打傷住院，引發了廣泛的不滿和批評。隨後不久，六安市其他學校的100多名退休教師前往市政府上訪以示聲援。而6月16日，同省宿松縣300名教師也同樣發起追討該績效工資的抗議，顯然是受到其他地區教師鬥爭的鼓舞。 此外，今年以來，內地多個省市相繼發生退伍軍人抗議事件，主要是追討退休金，而且引發不同地區互相聲援。最近一次是中國各地老兵雲集江蘇省鎮江市，聲援一位6月19日在市府大樓前維權過程中被毆打受傷的老兵。當局調動武警全力平息示威，但全國各地到來聲援的退伍軍人越來越多，許多當地民眾不顧政府和警察的阻撓，設法將食物和水送到現場。 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跨地區聯合抗爭。儘管面臨着恐嚇與鎮壓，各地、各行業的工人仍不斷發起大規模行動，一次次震撼着習近平當局，證明工人階級如果能組織起來，是有能力打敗這個全世界最強大的獨裁政權。 許多工人鬥爭刻意避免提出直接針對政府的政治性訴求，而且有一些工人還打出支持中共和習近平的口號。不過這更多是為了保護自己，希望藉此避免受到警察鎮壓，不一定是真的擁護中共政權。但即便目前工人的口號和訴求局限於經濟或者說「勞資」問題，工人鬥爭及其組織水平的大幅前進還是帶有深刻的政治影響。抗爭工人遭到警察的毆打、逮捕、以及媒體審查；而官方工會則扮演着「第二警察」的角色，幫助雇主打壓工人。中共政權的系統性鎮壓會影響新興工人運動對未來的展望，工人運動的崛起必然會挑戰威權統治。與中國勞工通訊等許多NGO不同（或者說與它們恰恰相反），我們社會主義者毫不認為獨裁政府打算進行政治改革、給予工人更多的自由去組織起來。我們不相信官方工會是像中國勞工通訊所說的那樣，是因為「誤解」了自己的任務才去破壞罷工。官方工會明白自己的任務就是破壞罷工。中國工人階級也會在已經開始的罷工鬥爭中明白這些道理。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 中共繼續打壓性小眾 5月13日在北京的「798藝術區」，兩名配戴彩虹徽章的女性被保安禁止進入園區。兩人的徽章來自一個聲援「國際不再恐同日」的活動。該活動原本計劃在園區內舉行，但也受到保安驅趕。即便在兩人取下徽章之後，保安仍不放行，因此和保安發生衝突，並遭到毆打。據《環球時報》的報導，「798藝術區」保安部門的負責人說，他認為配戴彩虹徽章是違法行為，而且「同性戀性取向扭曲，很可怕」。 保安可能是得到警方指令，才阻止配戴彩虹徽章的人。有目擊者稱，事發前已有警察附近，但警方沒有先抓捕打人的保安，而是先將被打者帶回警察局。之後不久，網絡上關於這一事件的視頻、評論和抗議信也被刪除。雖然涉案保安已經被開除，而且也已經做出賠償，但這一事件反映出中國性小眾的處境在中共當局的打壓下越來越惡劣。 無獨有偶，在5月17日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廣州和上海的紀念與聲援活動在當局的壓力下被取消，亦有性小眾權益團體成員被警方拘禁。武漢大學校方更是將此類活動稱為「非法集會」，除了說同性性行為會傳播愛滋病，還警告學生參加這些活動「具有和校外乃至國外勢力串連之可能」。除此之外，湖南電視臺旗下的芒果TV視頻網站在轉播今年的「歐洲歌唱大賽」時，刪除了一位歌手的演唱，因為他的伴舞是在講述一個同性愛情故事。此外賽場上觀眾手舉的彩虹旗也被打上馬賽克。芒果TV因此被取消了之後的轉播權。 這一系列事件再次說明，習近平當局對性小眾的打壓越來越猛烈，因為他擔心性小眾平權會動搖家庭作為社會統治工具的作用，而且更擔心受壓迫群體的集體行動會挑戰中共獨裁統治。當局的打壓乃至暴力行動不僅會直接使性小眾的反歧視和平權活動更加困難，也可能會造成社會對性小眾的接受程度倒退。但是這一系列打壓也會使越來越多的性小眾和其他受壓迫群體拋棄對於中共的幻想，讓他們看到，要想擺脫所受的歧視和壓迫，必須要打倒中共獨裁政權。 《英烈保護法》打壓言論自由 自今年五月一日，中共當局開始施行《英雄烈士保護法》，為當局打壓言論自由提供了更大的權力。 就在這部法律生效後不久，網絡脫口秀節目《暴走大事件》因為改編英雄故事，諷刺植入廣告泛濫的現象，被當局指控是「侮辱英烈」並全網下架。這顯然只是一個藉口。《暴走大事件》經常以調侃的形式譴責一些社會醜聞，例如毒奶粉、莆田系醫院、校園暴力等等。對於嚴厲管控新聞和輿論的習近平當局來說，它當然會成為一個打擊目標。去年十一月，《暴走大事件》就曾因批評「豫章書院」網癮治療中心的體罰、囚禁和暴力訓練而被停播。這次不過是利用《英烈保護法》再次打壓。可見這部法律的真正目的是進一步收緊言論空間。 中共政府經常通過掩蓋和扭曲歷史來證明其獨裁統治的「合法性」。這一法律的公布表明，一切與「官方歷史」不符的言論，都可能會面臨法律的迫害。據《華盛頓郵報》報導，有歷史學家收到警方的警告，不要對1949年以來中共的的執政歷史做任何批評，否則他們及其家人可能會失去工作或者養老金。 中共所指的英烈大部分是軍人。但儘管《英雄烈士保護法》看似保障了軍人的「榮譽」，在現實裏中國退伍軍人的利益卻遲遲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今年三月十七日，中共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然而這個機構並不可以真正的保護到退役軍人的利益。 從四月底開始，大量的退伍軍人陸續前往事務部進行進行靜坐抗議，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五月八號，數百名曾在國有銀行工作、因為被買斷工齡而失去社保的退伍軍人集體組織前往事務部前抗議，但事務部卻報警抓捕抗議者。一名組織者被警方帶走，其餘的人都被帶往久敬莊訪民收容中心（一個早已臭名昭着的訪民看守所）。 近年來有一些中國年輕人身穿二戰時的日軍軍服，在中國的戰爭紀念遺址拍照，引發了廣泛的憤怒，也使《英雄烈士保護法》的頒布得到更多支持。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也反對種族主義的行動和言論，但我們同時也反對中共此為藉口來加強言論管控、進而打壓群眾反抗。 中國再爆疫苗醜聞 腐敗製度危害群眾健康！ 近期又一起假疫苗事件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廣泛關註和譴責。這是2007年以來至少第四次出現大規模疫苗醜聞，而且讓人回憶起10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時受到處罰的國家食藥監局官員孫咸澤不久便升任副局長，直到今年2月剛剛退休），因而嚴重撼動了群眾對中國食藥安全和中共政府的信心。政府打壓維權家長，嚴控媒體報導和社交媒體討論，亦引起普遍不滿。 假疫苗 早在去年11月，國家食藥監局發現長春長生和武漢生物這兩家公司銷往山東丶河北丶重慶的65萬支百白破（百日咳丶白喉丶破傷風）疫苗「效價」不合格，即免疫效果低或者根本無效。這種疫苗用於保護新生兒，因此劣質疫苗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和生命風險。雖然政府聲稱劣質疫苗不會直接損害健康，但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而且政府也未公布相關生產數據。 儘管當時政府已發出召回通知，但種種跡象表明至少絕大部分已經使用。今年7月15日，食藥監局發出通告稱，根據公司員工舉報發現長生偽造狂犬病疫苗的生產數據。通告稱涉事疫苗尚未出廠，但兩天后長生宣布召回所有仍在有效期內的狂犬病疫苗。直到7月19日，食藥監局才對2017年的案件做出處罰決定，僅沒收了長生186支庫存疫苗，罰款344萬元人民幣。該公司2017年淨利潤高達5.7億，除此之外還得到了4830萬政府補貼，因此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而被查出更多劣質疫苗的武漢生物的處罰決定至今尚未公開，令人懷疑這是因為它是國有企業所以處罰甚至比長生更輕，因此政府不敢公布。 緊接着，一篇介紹此次假疫苗事件和長生發家史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瘋狂傳播，讓眾多家長陷入擔憂和憤怒，也令事件急劇升級。直到此時李克強和出訪非洲的習近平才宣布徹查，不久之後包括董事長高俊芳在內長生15人被刑拘，但同時中共宣傳部門也禁止媒體擅自報導相關事件，上述文章以及其他相關評論也被從網絡上刪除。諷刺的是，在兩年前發生另一起疫苗事件時李克強曾做過幾乎相同的「指示」，今次官方報導所用的照片也是當時的舊照片。中共政府一再宣稱要徹底改善食藥安全，但這更多只是應付民憤的一貫伎倆，政府既不打算也沒有能力履行諾言。 私有化與貪腐 2003年，身為長生高管的高俊芳和杜偉民夥同長生第三大股東韓剛君以低價將這家前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之後幾年裏，杜偉民和韓剛君又收購了其他幾家疫苗企業。包括長生在內，這幾家公司過去也曾涉入劣質疫苗事件。2017年底湖北一名新生兒接種長生的水痘疫苗後死亡，當時其父母要求檢驗疫苗，但弔詭的是醫院卻宣稱該批次疫苗已經銷毀。今次醜聞爆出之後，警方和政府官員也警告他們不要上訪。 這些公司通過大肆行賄迅速控製了中國疫苗市場的「半壁江山」，包括最大的流感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丶最大的乙肝疫苗生產商（深圳康泰）及第二大狂犬病和水痘疫苗生產商（長春長生）。2017長生的「銷售費用」高達5.8億元，將近其研發費用的5倍。《南華早報》一篇文章指出，整個疫苗行業從審批到銷售均存在貪腐，可見今次曝光的劣質疫苗以及長生和武漢生物可能都只是冰山一角。有家長表示對於中國藥物安全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相關省份的家長前往當地政府或者防疫部門抗議，亦有過去子女接種疫苗之後遭致傷殘但一直未得到真相和補償的家長參加。重慶約60名受害者家長集體維權，不久後組織者被警方帶走。警方警告他不得進行抗議，而且維權只可以針對企業，不可以針對政府。但家長們很清楚，政府缺乏監管和官商勾結是造成假疫苗事件的重要原因。中國食藥檢定研究院的一名前雇員承認，監管部門無力確保藥物質量，很大程度依靠企業「自律」！ 全世界眾多慘劇已經證明，讓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企業「約束自己」根本是個神話。美國銀行業的「自我約束」最後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而化石燃料行業則帶來了氣候惡化。 假疫苗事件顯然是醫藥私有化和資本主義戕害群眾生命健康的又一例證。沒有真正的工會和新聞自由令情況更加嚴重。武漢生物雖然是「國有企業」，但在中共官僚的控製和包庇下，它更關心的是利潤而非群眾健康。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疫苗質量，並且有權懲處所有所有有罪資本家和官員；將所有製藥企業和醫療單位公有化，交給工人和患者民主控製和管理，董事會由選舉產生而且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從而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廉價的醫藥服務。今次的假疫苗事件再次表明，必須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資本主義製度和包庇黑心藥企丶保護資本主義的中共獨裁統治。 聲援深圳佳士工人鬥爭 組織獨立工會無罪 從7月中開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違法且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同時這場鬥爭也在得到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聲援。佳士工人無懼打壓，堅持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而且更直接地向反工人的中共政府發起挑戰，成為中國工人鬥爭的裏程碑事件。佳士工人的鬥爭是一個開始，未來將有更多工人發起組織獨立工會的抗爭，這是近幾個月來跨省罷工抗議和中國工人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 主要生產焊割設備的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而且不久前剛被美國《福布斯》雜誌列為中國最具潛力的企業之一。但同時它通過「綜合工時製」每月變相剋扣工人數百元工資；每年少為工人繳納上千元的住房公積金；以「建設企業文化」為由強製工人在休息時間集體「郊遊」，實際上是將工人當作免費的宣傳工具（有工人因為公開表達不滿而被毆打）；另外還非法設置諸多苛刻的罰款規定。工人們說自己所受的待遇簡直像奴隸一樣。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而且有報導稱郭麗群的丈夫是當地政府官員。中共貪腐政權勾結和保護資本家的行徑可見一斑。 今年5月有工人向當地坪山區官方工會投訴，工會官員稱工人可以組織工會，但佳士資方搶先建立了完全受其操控的傀儡工會。7月12日，工人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獲得約90人聯署，可資方和當地工會官員卻指控這是違法行為。幾天之後幾名活躍工人被調職丶開除甚至毆打。被開除的工人試圖進入工廠繼續工作，卻被警方攻擊和拘留，引起更多工人的憤怒。上百名工人前往派出所抗議，要求懲處打人的黑警並賠償醫藥費。7月19日的一份工人公開信表示：「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們工人建立工會，不能破壞我們的團結！任何蠻橫無理的行為都不會把我們嚇倒！反而只會讓我們更加團結！」 7月27日，20多名在工廠外抗議丶要求復工和組建工會的工人及家屬再次受到警方的攻擊和拘捕，其中至少6人被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而且當地政府亦派遣大批警察入駐工廠，以恐嚇其他工人。政府和警方嚴酷打壓抗爭工人的行動激起了全國各地青年丶工人和左翼的憤怒。29日開始，有外地學生和左翼人士前往當地派出所和政府抗議，高喊「組建工會無罪」丶「工友無罪」丶「嚴懲黑警丶黑社會」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30多名仍被拘押的工人。同時北京丶南京丶西安丶哈爾濱丶寧夏等地一些大學生發出聲明聲援佳士工人，這令當局大為擔憂，因為害怕各地學生的聲援運動會演變為政治運動，造成連鎖效應激起各地工人都起來罷工。8月1日，香港職工盟在中聯辦外舉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中國勞工論壇在香港的姊妹組織社會主義行動亦有參加。 社會主義者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和反抗官商打壓的抗爭，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捕工人和抗議者。我們支持罷工丶示威丶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習近平在2015年提出所謂的「工會改革」，而坪山區工會正是「改革試點」之一，可見官方工會根本不可能自我改革為真正維護工人的工具，而只不過是另一個「維穩」工具，是資本家的「第二支警察力量」。工人需要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更大的力量對抗資本家和中共政府的反工人政策。雖然中共當局會使用暴力鎮壓，但這也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工人提出組建獨立工會的訴求。同時習近平在國內外正面臨着重重危機，使他難以採取最大程度的鎮壓，以免引發更嚴重的憤怒和反抗，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 與以往主要集中於經濟訴求的工人鬥爭相比，佳士工人要求建立獨立工會和懲處黑警與打手，更直接地向中共獨裁發起挑戰，又一次證明中國工人鬥爭進入了更高水平的新階段。而且專製打壓也在推動不同的受壓迫和反抗群體團結起來。中共極為害怕這些運動會政治化並串聯起來，成為一場大規模甚至是全國性的鬥爭運動。北京大學聲援發起人嶽昕在今年年初因為要求公開一起教授性侵事件的真相而受到校方的打壓與威脅。工人鬥爭需要一個反資本主義丶反專製的綱領將所有受壓迫群眾團結起來，一同對抗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和它所滋生的貧窮丶歧視丶劣質食藥以及其他種種不公。 中國#MeToo運動再度興起 自7月底以來，眾多教師、NGO人士、記者、作家、僧人以及央視主持人在社交媒體上被指控性侵或者性騷擾。雖然在年初的網絡舉報和請願浪潮之後，中共政府大力打壓敢於發聲的學生和女權人士，並採取了嚴厲的媒體管控，但仍無法阻擋中國#MeToo運動的再次興起。這既是因為中國男權統治和性暴力的嚴重程度，也是因為今年群眾的激進化和公開抗爭的增長。中共的打壓令越來越多本沒有「顛復意識」的年輕人政治化。反對性暴力和更廣泛的女權鬥爭會是反抗中共獨裁統治的重要部分。為了徹底消滅性別壓迫和保護它的專製製度，#MeToo等女權運動需要集體行動，並同中國以及全世界正在迅速發展的工人鬥爭聯繫起來，支持一個反對男權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綱領。 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原本局限於大學的中國#MeToo運動正開始向更大範圍蔓延。7月23日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揭露，她在參加乙肝患者維權NGO「億友公益」舉行的公益活動時被該組織創辦人雷闖性侵。雷闖一開始回應說舉報屬實，他正考慮向警方自首，但隨後又改口稱兩人當時是戀愛關係（在中國男權體製下，戀人或者婚內強姦往往不被視為犯罪）。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公益人士」對雷闖表示支持，例如不久之後也被揭發性侵醜聞的貧困學童「免費午餐」計劃發起人鄧飛，並大肆指責受害者，試圖將這次事件描繪成一場騙局和陰謀。類似的指責受害者或者「蕩婦羞辱」的言論屢見不鮮，這也是許多性暴力受害者不願報警和公開自身經歷的原因之一。專欄作家章文聲稱，舉報他的性侵受害者曾給他「發過不少令人想入非非的藝術寫真」，並說在「媒體圈、公知圈」聚會時做出「摟、親、抱」等親密動作是正常現象。 無論在校園還是職場這些性暴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們都來自於性別壓迫和男性霸權。而在中共獨裁政權內部，性暴力和性剝削最為嚴重，而且隱藏得最深。一名曾被央視主持人朱軍猥褻的女性披露，在她報警之後警方要求她不要將事件曝光，以免破壞朱軍和央視（當然還有中共政權）的正面形象，並以她擔任公職的父母相要脅。之後此事便不了了之。而且她在新浪微博上發出的這篇帖文以及許多相關評論也已被刪除。為了阻止目前主要存在於網絡上的#MeToo運動發展成實際的抗議行動，中共政權打壓受害者和女權人士，封鎖相關的社交媒體文章和新聞報導，這實際上正是在保護犯罪者和整個男權體製。7月27日央視調查記者王誌安在微博上說到，政府已經發出管控相關新聞的命令，令狼狽不堪的被指控者們「紛紛鬆了一口氣」。 許多年輕人和女權主義者已經開始明白，儘管中共政權一再宣稱對性暴力「零容忍」，但實際上它並不願做出真正改變。今年年初羅茜茜披露自己曾被北航教授陳小武強姦，掀起了中國第一次#MeToo浪潮，全國70多所大學8000多名在讀或畢業學生向母校致信，要求建立校園反性騷擾機製，但直到現在仍沒有任何實際進展。政府和受其控製的校方不願看到公開、集體的抗議或請願，擔心這會發展成挑戰獨裁統治的行動並鼓舞其他受壓迫群體的抗爭，同時正如中國女權主義者張累累所說，「如果缺少外在的推動力，有關部門就會敷衍了事」。 要想消滅性暴力和性別壓迫，需要集體的行動挑戰當今的權力結構，而在中國也需要挑戰拒絕做出任何實際該變的獨裁統治，並終結與男權和等級製緊緊交織在一起的資本主義製度。#MeToo運動是一場反抗浪潮，但它需要組織成受其參加者民主控製的群眾運動。工人階級女性經受着最惡劣的壓迫（包括性暴力），和那些社會地位更高的女性一樣，她們也需要反擊的渠道和工具。因此女權運動必須與工人鬥爭聯繫起來。今年年初，深圳富士康女工要求資方和官方工會建立工廠反性騷擾製度，這一部分也是受到#MeToo運動的鼓舞。工作場所是性騷擾最嚴重的地方之一。根據2013年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女工曾遭受性騷擾，而且近一半的案件沒有得到公正處理。工人的集體抗爭擁有更大的力量去徹底改變社會。 立即釋放沉夢雨 反對國家鎮壓 8月11日晚，左翼青年沉夢雨在深圳被三名不明人士綁架，至今沒有音訊。這應該與她近期積極支持佳士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反抗警察和資方打壓的鬥爭有關。據一同聲援佳士工人的抗議者所說，沉夢雨近日來已經受到跟蹤和騷擾，而且綁架發生後警方顯然有意拖延調查。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組織真正的工會是所有工人的基本權利。我們強烈譴責中共政權暴力打壓抗爭工人和左翼活動者。我們要求當局立即釋放沉夢雨和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 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 反對國家鎮壓 工人爭取獨立工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中國勞工論壇 報導 「繼續戰鬥！」 沉夢雨從位於深圳被軟禁的地點秘密送出一封信，號召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左翼青年繼續鬥爭。各位讀者，言猶在耳，務必行動！ 在3個月來，佳士工人和左翼聲援者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沉夢雨是當中的一個核心人物。最近幾周，他們鬥爭的焦點是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和聲援者。這些被捕者可能會遭受嚴厲處罰。 8月11日，沉夢雨被不明人士暴力綁架。當地警方在微博上聲稱，這只是一起「家庭糾紛」，因而拒絕調查。而且警方說綁架地點的4個監控鏡頭全部故障，所以沒有調查線索和證據。 近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得知，沉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中共政府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無限期非法拘押反對者，禁止他們聯繫律師、家人或媒體。8名國保全天24小時監視沉夢雨，就連她洗澡或上廁所時也不例外。 深圳的聲援團收到消息，警方很快就會到他們的聚集點清場。最近幾天政府加強打壓，派出警察騷擾聲援者，加強網絡審查，封鎖了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和聊天群組。「佳士」、「沉夢雨」、「坪山」（佳士所在的深圳一個區）全都成了敏感詞。 工人鬥爭的裏程碑 佳士工人鬥爭是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裏程碑。中共政府禁止真正的工會，組織獨立工會會受到嚴厲懲罰。但儘管存在這些威脅和阻礙，今年中國工人鬥爭還是驟然發展起來。最引人註目的是爆發了數場「跨省罷工」，10多個省份的工人同步舉行罷工和抗議。 首先是4月份的塔吊司機罷工。隨後幾個月裏，鬥爭蔓延到其他行業，爆發了卡車司機和外賣工人罷工。所有這些鬥爭隱含着建立獨立於官方工會、由工人民主控製的工會的訴求。實際上，許多中國工人把全國總工會叫做「黑色工會」，也就是說它是政府和資本家的鎮壓工具，比黃色工會還要惡劣。最近這些大規模罷工正是由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工會在網絡上組織的。 雖然工人的待遇十分惡劣（苛刻的罰款規定、工時過長、少繳社保等等），但這場鬥爭不只是為了改善工作條件。從5月份開始，佳士工人將建立獨立工會作為核心訴求，所以這場鬥爭十分重要，將會成為未來中國工人鬥爭的重要參照點。 法律程序 一開始佳士工人想按照法定程序建立工會，亦即全國總工會在廠內的下屬分會。由政府控製的全國總工會是中國唯一的合法「工會」。儘管資方搶先建立了一個完全受其控製的所謂「職工代表大會」，試圖以此壓製工人，但工人還是開始收集簽名，準備另行組建自己的工會，並在短短幾天內獲得約90人聯署。 佳士管理層指控組建工會是非法行為，而官方工會幹部也完全站在資方那一邊。佳士資方與當地政府關係密切，有兩名高層人員是深圳市人大代表。 工人領袖米久平和劉鵬華先是被不明人士毆打（可能是資方雇用的打手），然後於7月20日被開除。官方工會絲毫沒有保護兩人，反而於7月23日與佳士資方一同發表聲明稱，雙方正「合作」組建工會。組建這種受資方操控的假工會，正符合官方工會的一貫做法。 國家暴力 工人抗議資方解僱米久平等人，誓言繼續爭取真工會。7月27日，警察襲擊了在工廠外抗議的工人和左翼青年，逮捕了包括米久平和劉鵬華在內的約30人。國際特赦組織等多個團體要求釋放被捕人士，研究員潘嘉偉表示：「當局羈押工人及其聲援者的做法應當受到譴責，工人要求組建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行為。」在本文寫作時，米久平和劉鵬華等14人仍未被釋放。同時亦有沉夢雨等聲援青年被捕。 佳士工人和沉夢雨等左翼青年無懼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獨裁政權和最龐大的鎮壓機器，英勇捍衛工人權利，建設中國工人運動。警方對被捕者施以酷刑，並以他們的家人朋友相威脅，以圖讓他們「認罪」並「指證」其他人。據《路透社》記者黃淑琳在推特上所說，佳士工人告訴她，警方為強迫工人簽署認罪書使用了多種手段，包括性騷擾。被關押的人士很可能被控「尋釁滋事罪」，最多可入獄5年。 佳士抗爭是一個重要轉折點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被視為「毛派」的左翼青年所扮演的角色。這些年輕人的介入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比如一些「傳統」的勞工NGO和一部分海外自由派媒體。 工運「政治化」令這些人感到忐忑不安。諷刺的是，中共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感受也是同樣如此。許多勞工NGO嚴格遵循「非政治」的「法律途徑」，並因此有意識地限製工人階級鬥爭（哪怕只是爭取局部的經濟訴求的鬥爭），但還是受到了國家的殘酷鎮壓。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不認為工運「太政治化」令佳士鬥爭添加困難，或者令它受到更嚴重的鎮壓。工人和聲援者的勇氣值得我們學習，而且他們主動尋求國際聲援的做法對於中國工運來說也是有益的、甚至必要的。儘管中國利用民族主義輿論宣傳，指控聲援者是受「外國勢力操控」，但跨國的工人聲援還是應該成為「新常態」。 全球聲援佳士工人鬥爭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和反對鎮壓的抗爭正在進入關鍵時期，所以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已從世界各地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成員那裏受到了大量聲援報告和照片。而且特別要感謝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果斷、迅速地在在南非、印度、墨西哥等國組織了抗議行動。 因為未來幾日國家鎮壓可能大幅升級，我們緊急呼籲讀者加快、加大行動，前往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抗議！聯絡工會聯署下面這份聲援聲明。佳士科技公司在英國、法國、美國、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設立了工廠。我們希望海外的佳士工會聲援他們的中國工友。 以下為愛爾蘭國會議員的聲明： 「我們—愛爾蘭國會議員和社會主義黨成員完全支持中國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的歷史性抗爭，支持他們建立民主工會。我們要求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工人和支持他們的年輕抗議者，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他們挺身捍衛工人的權利，完全是正義的。讓我們尤為震驚的是，抗議者沉夢雨在八月十一日被綁架，而深圳警察拒絕調查。這些年青人和工人英勇地面對警察和黑幫的毆打、虐待和性威脅，我們向他們致敬。全世界勞動者團結起來！」 中國：釋放所有佳士聲援團成員和被捕工人 撤銷所有檢控 8月24日清晨5時，大批防暴警察攻入佳士科技聲援團在惠州的聚合點。與此同時，亦有工人和聲援團成員在北京被捕，表明這是一場全國行動，而不只是廣東地方政府的行動。在深圳，約10名工友和50名聲援者全部被捕。被捕工人包括曾在7月27日被捕、近期取保候審的工人蘭誌偉、余凱龍和虞煒燁。被捕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嶽昕、北京大學後勤工友調研報告發起人展振振、北大反貧困協會前會長馮歌、以及多位發起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聲援聯名信的同學。同時，曾會見全國總工會及全國婦聯的兩位聲援團在京代表及廣州讀書會事件被追逃的學生顧佳悅也失去聯繫。 目前總共有超過70名佳士工人和聲援者被捕，包括8月11日被綁架的沉夢雨。沉夢雨被軟禁在深圳銀湖會議中心，人身自由和私隱受到嚴重侵犯，不僅不能走出房門，上廁所、洗澡都被人肆意緊盯。 深圳佳士在2009年被評為「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佳士董事長潘磊及人事經理郭麗群均為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嘗試組建獨立工會，以反抗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苛刻的罰款製度，因此受到資方和當地政府的嚴厲打壓，至今仍有約30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及聲援者曾被被警察及黑社會毆打，也有工人被拘留期間受警察以酷刑對待。 我們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聲援者和工人，撤銷對他們的所有指控。我們支持佳士工人抗爭的訴求，支持組建民主工會的權利，支持示威和結社等所有民主權利。 反對封鎖毛派網站 立即釋放編輯員、佳士工人和聲援者 8月24日清晨，就在深圳佳士工人聲援團被捕的同時，警方查抄了位於北京的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至少8人被刑事拘留，至今尚未有消息。其中包括《紅色參考》的尚愷，以及「時代先鋒網」核心成員之一顧佳悅。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報導和參與佳士工人鬥爭。這是多年來中國最重要的工人鬥爭之一。在北京警方的協助下，廣東國保對《紅色參考》編輯部及人員，採取搜查及拘捕行動。同時也再次證明逮捕聲援團是中共政權有組織的全國鎮壓行動，而不是個別地方政府的暴行。中共想阻止左翼青年和中國工人串聯起來，特別是要遏製建立真正的工會的想法。 今次左翼和毛派媒體被捕，證明了中國勞工論壇過去所說的，中共獨裁政權不僅鎮壓自由派律師和少數民族，而且愈發將矛頭指向工人階級和左翼分子，甚至是他們的支持者。特別是中共政權現在奉行親富人政策，保護着中國的富豪階級，而工人收入則已經停滯，所以它不能容許任何獨立於政府路線以外的聲音。中國勞工論壇譴責習近平當局暴力鎮壓抗爭工人和左翼聲援者，譴責獨裁政府打壓言論、示威和結社自由。我們要求立即解除所有網路封鎖，釋放所有被捕者，撤銷所有控罪。組織獨立工會無罪！抗議無罪！ 中共封鎖毛派工運網站 8月24日，中共獨裁政權採取全國行動，鎮壓爭取工會權的深圳佳士工人和左翼的青年聲援者。警察破門闖入聲援團在惠州的住宅單位，逮捕了數十人。據報導，一些仍被關押在的聲援者正在絕食抗議。《社會主義者》雜誌完全支持他們。現在全世界工人分子都在知道佳士科技公司是一個可恥的、反工會的血汗工廠。 這場鎮壓行動不是出自廣東地方政府的手筆，而是一場全國搜捕。除了廣東之外，北京以及其他地區亦有人被捕。毛派「時代先鋒網」、「毛澤東思想旗幟網」和《紅色參考》雜誌編輯部被警方查抄，共有8人被捕，網站一度停止運作。政府採取如此行動，目的是消滅支持佳士工人的聲音，同時也是要讓鎮壓行動激起的怒火沒有表達的平臺。 佳士工人的歷史性鬥爭將可以對中國未來的政局造成重大影響。爭取真正工會的鬥爭現在已明確地擺上了議程。中國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因而比以往更加依賴中共的鐵腕鎮壓保護自己的利潤和權力。只有通過真正的工會，中國工人才能組織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收入和工作。 政治激進化 同時佳士工人鬥爭也表明，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正在愈發政治激進化。近兩年來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許多來到廣東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英勇青年對政府如此猛烈的打壓深感震驚。一部分聲援者原本認為打壓工人的只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最終會出面保護工人和聲援者，但8月24日的鎮壓行動深深打擊了這種錯誤的想法。 中共政權採取嚴酷手段，並且重點打壓幾個左翼網站和團體，說明這場鎮壓行動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佳士工人鬥爭表明，工人鬥爭正在和激進的反資本主義政治思想結合起來。中共想要將這種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但它不會得逞。年輕人和工人會重新振作起來、組織起來，發起新的抗爭。 那些沒有被捕的聲援者，甚至還有一些名義上已經「釋放」、但仍受到警方監視的聲援者，正在以極大的勇氣努力揭露鎮壓行動的殘酷真相，駁斥官媒抹黑他們是「受境外勢力操控」的說法。現在必須繼續不懈地進行聲援行動，支持那些被誣陷、而且可能遭受嚴厲刑罰的被捕者。最重要的是，新一代左翼分子必須從這場重要的鬥爭中得出一個必要的結論：為了徹底改變中國和全世界的現有製度，工人和左翼需要組織，也需要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策。 習近平：內外受敵的「強人」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說：「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強人」習近平現在面臨諸多難題，突然之間他已不像過去那麼強大。包括裴敏欣在內，海外的一眾中國觀察家都註意到，一系列挑戰和危機已經削弱了習近平看似不可動搖的權力。 有跡象表明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了政策分歧，而且其中部分已經公開顯露出來。自6年前習近平上臺之後這是很罕見的。最重要的分歧是關於，以多大的力度刺激中國正在放緩的經濟，以及如何應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如預想的一樣，習近平在3月份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越來越可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當全國人大全票同意取消任期限製時，習近平看似無懈可擊。但是現在，儘管習近平已經貶黜了大部分競爭對手，瓦解了所有敵對派系，他卻面臨着上臺6年以來最嚴重的挑戰。雖然在政權內部沒有人敢公開反對他，但是他也變得更加孤立。現在已沒有過去那麼多地方勢力為他唱贊歌。統治精英們小心翼翼地和這位「核心領導人」保持着距離。 群眾抗議 從數萬P2P網絡信貸受害者抗議，到寧夏回族穆斯林反對拆除清真寺的三天靜坐抗議，再到波及90萬名兒童的假疫苗事件，各地群眾抗議彼伏此起，這也與習近平剛上臺時相對平靜的局面大不相同。中國的公共醫療醜聞層出不窮，假疫苗事件只不過是其中最新的一例。它讓人們看到，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實際上幾乎沒有改善普通群眾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工人罷工的興起。跨省聯合罷工的出現表明工人的組織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過去4個深圳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儘管規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和新一輪左翼學生行動結合起來，踏出中國新興工人運動的關鍵一步。 這些事件開始動搖習近平政權的統治基礎。自由派專欄作家鄧聿文在《南華早報》上說：「大眾對當局的信任降到了冰點」。他還說道：「整個社會已經開始躁動，大眾正急切要求改變現在的製度。」（《南華早報》，2018年8月15日） 而該報的前主編王向偉則像是為了安撫中共領導層，說道：「說中國不穩定是言過其實，但不滿是普遍存在的。」 貿易戰 清華大學的自由派學者許章潤對中國局勢的估計也是同樣黯淡。他在一封大膽批評習近平的公開信中寫道：「特別是此次中美貿易戰爭，將國力的虛弱與製度軟肋暴露無遺」，「包括整個官僚集團在內，當下全體國民對於國家發展方向和個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擔憂日甚，已然引發全民範圍一定程度的恐慌」。許章潤還在公開信裏要求恢復國家主席任期限製以及平反六四。 7月，中美貿易戰正式爆發。這場貿易戰實際上不僅僅關乎貿易，而且標誌着世界上最大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開始爆發地緣政治衝突。它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後果，而且已經開始改變中國的政治局勢。 習近平政權顯然沒有準備好應對特朗普的攻勢。這令中國的政商精英感到懷疑和不安並互相指責。政權的威信和自信形象受到打擊，在當前其後果遠超過美國關稅在短期內有限的經濟影響。不過貿易衝突升級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如果爆發更大的衝突，可能會嚴重打擊中國經濟，而且這場衝突不太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它可能會長期以不同形式持續下去，間中或有一些暫時的協議緩和局勢，接着又爆發新的對抗。 這些事件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永遠正確」的形象。過去個人崇拜的形象工程已經降低了調門，似乎證實了公眾情緒的深刻轉變。許多城市撤下了習近平的畫像，歌頌習近平的文章也不像過去那麼多了。中共宣傳部門察覺到群眾的不滿正在增長，所以想要降低人們對「核心領導人」的關註度。 自去年年底以來群眾的不滿就在增長，現在貿易戰爆發，加上國內經濟低迷（例如下跌的股市和匯率）更是火上澆油。習近平取消任期限製的做法成了群眾發泄不滿的焦點。我們當時就解釋過，取消任期限製對習近平來說是一場豪賭。它未能達到習近平預期的效果，反而加劇了政治不穩定。 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儘管在貿易戰爆發前中共的困境就已經在加深，但貿易戰進一步嚴重打擊了習近平的權威。習近平政權沒有像過去那樣展現出力量和決心，反而顯得遲鈍、猶豫不決。《經濟學人》雜誌說：「在特朗普的貿易攻勢面前，中國領導人好像被嚇倒了。」 可靠消息稱，習近平及其手下被特朗普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估錯了特朗普的意圖，以為這次也只要多進口一些美國商品就能平息衝突。中國社科院的頂尖經濟學家余永定承認，7月6日美國開徵第一批關稅之前，沒有多人認為真會爆發貿易戰。 可見中共嚴重低估了華府的意圖。不過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幾乎也沒什麼辦法避開這場衝突，因為這場衝突根植於飽受危機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以及美國資本主義的危機。在危機時代，帝國主義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現在中共政權內部有許多人責怪習近平當局太過自大，結果作繭自縛，招致貿易戰和其他國際衝突。就像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習近平用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來維持國內的支持。他大肆煽動民族主義，採取「一帶一路」等強硬的外交政策，並在南海建設軍事設施。 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思想研究院」副院長王義桅說：「我們應該保持低調……貿易戰已使中國變得更謙遜。」王義桅告訴彭博社，他認為政府應該「重新考慮」一帶一路計劃。官方媒體現在重新開始廣泛宣傳「韜光養晦」。不久前中共的第一喉舌《人民日報》警告媒體不要「浮誇自大」，不要誇大中國崛起和技術進步，不要大肆鼓吹中國已超越美國。 中美貿易戰是習近平上臺以來第一場重大國際危機。《彭博社》評論說，這場貿易戰最清晰地揭露了習近平的失誤和困局。 刺激，還是緊縮？ 但是貿易戰不會是習近平的最後一個難題。首先，中國當然不能倖免。中國將會在全球經濟中遭遇更大的阻力，這不單單是指與特朗普的貿易爭端。10年前爆發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尚未過去，仍繼續着動搖着各國政治製度，加劇資本主義民族國家間的緊張局勢。現在「一帶一路」全面受挫。不僅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歐盟各國政府因擔心失去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而大力阻撓，而且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緬甸等「一帶一路」國家的群眾和反對派也表示反對。 其次，在貿易戰正式啟動前，中國經濟就已開始急劇放緩。自2017年開始，習近平為了打擊「金融風險」、打擊失控的影子銀行而收緊信貸，而拉低了經濟增長。這暴露了中國經濟對債務的嚴重依賴。 政府現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採取經濟刺激策略，向銀行註入更多資金，推動地方政府發行更多債券為新的基建項目融資。不過其規模遠不如過去的刺激方案。《南華早報》的湯姆·霍倫德（Tom Holland）評論說：「政府沒有踩油門，它只是稍微鬆開了煞車器」。 同時採取這兩種相互矛盾的政策（經濟刺激和金融緊縮）有多種原因。原因之一還是關乎習近平的權威。霍倫德說到，如果現在採取180度的轉彎，會讓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顏面無存。部分官員支持更堅決的刺激措施，而其他一些人則擔心完全放棄去槓桿（金融緊縮）政策會加劇未來幾年爆發金融危機的風險。這兩派正為實行何種政策展開政治鬥爭。 不過法國興業銀行的經濟學家姚偉指出，自200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回升無不是依靠基建刺激。所以姚偉等經濟學家不認為中共政府現在的政策能避免未來一年GDP增速更嚴重地放緩，特別在貿易戰升級的情況下。 習近平政權現在在經濟政策方面也表現出內部分歧和猶豫不決。中國今年的確是進入了「新時代」，不過並不是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上所指的那樣。習近平稱帝和他的「宏偉計劃」都是為了解決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的危機，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些「解決方案」反而令危機更加深重。 佳士工人鬥爭與中國左翼 深圳佳士工人爭取工會權的鬥爭開啟了中國工運的新篇章。這場鬥爭吸引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的激進青年以及試圖組織起來維權的工人，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工人和左翼分子的欽佩。 佳士抗爭工人和青年聲援者勇敢抵抗警察和資方的殘酷打壓、官方工會的欺詐、政權的全力鎮壓、偽造的罪名和官方媒體（新華社）的抹黑。有一些聲援佳士鬥爭的學生還受到校方和父母的打壓，突顯出國家將父權資本主義家庭單位作為控製社會的工具。 抗爭工人和「毛派」青年聲援者均受到全面鎮壓。這是中共政權對待群眾鬥爭的一貫方式。儘管一些青年聲援者曾認為鎮壓他們的只是地方政府，但8月24日的大抓捕顯然是由中央政府策劃的。 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亦有人被捕。同時有幾個左翼網站被警方查抄，一度停止運作。算上7月27日被捕後尚未被釋放的工人和聲援者，總共有70多人被捕。目前有15人仍被監禁。據報導，4名抗爭工人被控「尋釁滋事」，最高可被判入獄5年。其中3名佳士工人因試圖組織工會而被解僱。目前還沒有學生被控罪，不過網上有傳言稱，聲援團的一名重要成員嶽昕可能被控「支持臺獨」。儘管這項指控非常荒唐，但可能會讓她遭受嚴厲處罰。 顯然政府對待這些青年聲援者很小心。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年輕人自稱「毛派」，給政權的打壓製造了困難，因為習近平當局自己正利用一些「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說辭謀取一部份民眾的支持，並以此抵擋群眾對於社會不公的日益增長的怒火。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擔心如果過於嚴厲地懲處這些聲援者，會在年輕人當中造成政治反衝。但被捕工人則會遭受更嚴重的刑罰。所以下一步的聲援行動應該以要求撤銷對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的所有控罪為重點。 我們的立場 中國勞工論壇網站積極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並呼籲和發起了全球聲援行動。我們並不完全認同一些「毛派」青年聲援者的政治觀點。不過在中國「毛派」這個詞語的涵義很廣泛，涵蓋許多不同的左翼觀點。 我們和一部分青年聲援者存在分歧，例如我們不認為1950-70年代中國的毛澤東政權可以成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榜樣。我們認為現在的中共黨國是不可能「改良」的；而且我們認為中共政權已經資產階級化，是一種由國家控製的特殊資本主義體製，它只是在嘴上空談「毛澤東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像其他國家早已投身資本主義政策的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黨」政客那樣。我們一直都主張建設獨立工會，不久前我們剛和一些毛派辯論過獨立工會的問題（參見我們和《紅色中國網》辯論的文章）。 我們也一直都願意和其他左翼討論這些問題。但我們不會預先帶着有色眼鏡去看待佳士工人和青年，對所有鬥爭也是如此。我們認為佳士鬥爭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傑出榜樣。社會主義革命者的首要任務是支持和介入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努力幫助工人在實務和政治上建設自己的組織，明確表達出工人的訴求，提出下一步具體的鬥爭行動，並爭取更廣泛的工人階級的支持。所有這些都是勝利所必須的。在中國，在國家鎮壓工人階級、並將真正的工會和工人自我組織視為非法的情況下，鬥爭會是長期的、艱巨的。 我們不同意中國一些與NGO相關的人和一些所謂左翼對佳士鬥爭的批評。他們批評毛派「騎劫」了工人鬥爭，令鬥爭「太政治化」，還說學生「尋求對抗」，破壞了工人純粹的維權行動。幾乎在所有鬥爭中都會有人提出類似的批評，因為這些人拒絕直視實際情況，害怕鬥爭，也害怕鬥爭令群眾激進化。這些「大師」毫無根據地宣稱佳士聲援團的做法起到了反作用，說他們忽視了工廠裏的鬥爭，而且更容易招致嚴厲鎮壓。 我們強烈反對這些批評。傾向自由派的NGO主張使用低調的、「非政治」的策略去從事工運，但他們還是受到嚴厲鎮壓。一些勞工NGO已經被關閉，還有一些在當局的逮捕和恐嚇之下已經停止運作了。顯然，這種「非政治」的策略也無法抵擋國家鎮壓，反而因限製工人的訴求和掩蓋實際問題而削弱了工人鬥爭的力量。 8月24日得知最新消息，警察清除了聲援團在惠州的聚集點，逮捕了在場的所有工友和學生，共50多人，我決定去事件的源頭看看。 我和朋友走去佳士公司的正門時，遇到附近另一家廠的一個職工。他聽說過佳士發生了點事，但說到具體，他就一點也不清楚了。這時，一批佳士工人騎着單車或電動車出現在旁邊的大道上，我們離開了他，想找他們中的一兩位說話。 一個沒穿廠服的年輕小伙走出大門，往我們這邊來。沒錯，他是佳士員工，但他不知道前陣子廠裏出了什麼事。 我們悻悻地被甩開，意外看到一個佳士男職工坐在一個花圃那裏看手機。他剛進廠，什麼也沒聽說。運氣不佳，我們只好離開。 多少是出於彌補的心理，我恢復了由於時間太晚原已打消的後續計劃，去燕子嶺派出所。 派出所比我們想像的大。一熘防爆盾倚靠在外牆上，門口空地泊着一輛裝甲車一樣結實而陰森的囚車，紅藍光閃爍不止。 我們商量要不要直接進派出所找警察了解一下情況。然而，快到值班室門口時，我卻先止步了。 我知道進去問了就算沒被當作到場支持者抓起來，也得不到就事論事的答復，或根本得不到答復。我已從這次事件以及從前的更多事件中得出結論，深信這個系統將威懾丶打壓丶施暴等非人道手段當作常規。 我們所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大的一個威權集團。也正是這一點，甚至可以說，僅這一點，便足以體現那些工人和學生的無畏丶勇敢丶值得敬佩。 對於正身陷牢獄親嘗磨難的工人和學生，我沒資格說我感同身受。但我知道我與他們休戚與共，我是工人和農民的兒子，我相信他們不會無端地站出來，相信正義自在人心，那些任何時候都可以為一己私利出賣良心的官方喉舌無法抹黑他們分毫。我或許不能像他們那樣抗爭，但我站在他們這邊，為他們發聲。 新一輪P2P倒閉潮引發群眾抗議 8月6日，數千名P2P（個人對個人）網貸平臺倒閉潮受害者計劃前往央行和金融監管機構所在的北京金融街舉行抗議。由於警方事先得知消息，毫無意外地大批警力包圍了金融街和附近街區，火車丶地鐵丶公交站點和旅館亦有警察檢查身份證，截查抗議者。據稱有數百人被帶往久敬莊訪民關押中心。除此之外，全國各地許多其他受害者被警方採集了指紋和血液，並被警告不得去北京。在習近平統治下，此類鎮壓已成為「正常現象」。這次倒閉潮涉及的P2P網貸平臺，背後多有社會名流與政府官員支持，令許多人認為這其實就是權貴階層與高官的聯手詐騙。 8月20日上海300名P2P受害者抗議同樣遭到警方暴力驅逐。其中一人於兩周后被發現在公園裏自殺身亡。她在遺書中寫道：「這個國家太令人失望……驅趕金融難民的警察比維權的人都多，果然權勢都是為資本主義服務……股東甩鍋的理直氣壯，辦案人員拖拖拉拉，維權上訪百受阻撓」。警方扣押了該名受害者的遺體，並於次日迅速火化。她的家人被禁止接受媒體採訪，甚至不得外出。 今次P2P倒閉潮涉及數千億元人民幣，造成幾百萬「金融難民」，其嚴重程度可能超過2014-15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P2P市場，現有貸款總額達1.49萬億元人民幣。但同時它也是中國影子銀行體系中最危險丶受監管最少的部分。官方從2016年起收緊監管，要求各P2P公司最晚在今年6月按規定完成整改，但最後期限變成了關門跑路的信號。截止2018上半年，中國P2P網貸平臺已有4,334家崩盤。例如因背負巨額債務和涉入中共權鬥而聞名的海航集團推出自己的P2P平臺和產品，作為信貸緊縮下新的融資渠道。今年7月底，海航關閉了旗下的P2P平臺「前海航交所」，目前還未公開違約金額。與此同時海航的另一個P2P平臺也已開始出現違約。 網貸平臺承諾的投資回報率經常是銀行存款利率的數倍，因而吸引了許多投資者。但從網貸平臺借款的個人或公司往往是因為還款能力弱或者沒有抵押資產而難以從銀行貸款，所以這也就意味着相比於銀行，網貸平臺面臨着更高的違約率，最後甚至可能變成龐氏騙局。當中共政府試圖收緊流動性和去槓桿，並導致經濟重新開始放緩時，P2P便成了中國債務問題中首先破裂的一環。P2P實際上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困境的縮影和預示。 八月中，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命令四大「壞帳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幫助處理網貸平臺留下的債務。同時一些地區也已停止註冊新的P2P公司。儘管P2P倒閉潮本身不太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危及整個金融系統，但它反映出中國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不過政府現在首先擔心的是會有更多受害者參加抗議。 中共政府很可能會出臺更嚴厲的監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P2P金融的風險。但政府難以真正減輕整個金融系統和債務問題的危險。自2017年以來習近平的去槓桿運動並未有效改善中國金融狀況，但已經成為經濟再次放緩的重要原因，迫使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拾經濟刺激策略。政權內部似乎正就在多大程度上減輕去槓桿力度進行着權力鬥爭。習近平一派似乎既想採取刺激政策，又想繼續減少債務，因此猶豫不決丶難以取捨。他註定會失敗。這可能也意味着未來P2P或者類似金融工具的復興，以及下一輪或者更加嚴重的金融災難。比起2015年「習近平牛市」，群眾在今次P2P危機裏更清楚見到中央政府有責任為金融災難負責，因此工人階級以至中產階級會激進化起來，更有意識地聚合在中央政府機關的地點來行動。經過其他一系列政治挫敗之後，P2P危機再次打擊了習近平和中共政府的威信，而赴京上訪這趨勢令各種維權運動有可能聚合成更大的力量。 潑墨事件後各地撤下習近平畫像 7月4日清晨，董瓊瑤在推特直播她在上海海航大廈前控訴習近平和中共一黨獨裁，然後對街頭的習近平肖像潑墨。董瓊瑤隨即被失蹤，及後被當局以攻擊領袖罪名抓捕，直播這一事態的華涌和董建彪也已被當局半夜抓走。其後等到7月22日傳出被送至湖南的精神病院。但當媒體打電話到該精神病院詢問時，院方稱董瓊瑤是政治犯，並說她是受「境外勢力」指使。 董瓊瑤父親董建彪和異見藝術家華涌也因要求當局釋放董瓊瑤而被捕。而且警方命令董建彪所工作的煤礦將他解僱，並拖欠了他三個月的工資。警方也曾建議董建彪製作假病歷，來「證明」董瓊瑤患有精神疾病，從而為董瓊瑤換取較輕的處罰。有消息稱，三人均被指控「攻擊國家領導人」。 儘管宣傳部門大肆歌頌習近平，豎立個人崇拜，但社會上存在廣泛不滿，習近平政權的群眾支持並不是表面上那麼穩固。董瓊瑤在街頭公開譴責中共專製暴政，表達對龐大鎮壓機器的蔑視，也表達了群眾憤怒情緒，得到了網民的廣泛迴響，令當局害怕會因很多人效彷。董瓊瑤的行動已引起一些零星的效彷。在當前中國工人和年輕人愈發激進化丶而獨裁政權加強鎮壓反抗行動的情況下，遍布街頭的習近平海報可能會成為群眾公開發泄怒火的渠道。 中共政府非常擔心這成為一種潮流。獨裁政權害怕任何公開的反對行動，哪怕只是向領導人的畫像上潑墨水。因為一旦這種公開挑釁獨裁政權的行動蔓延起來，很可能開啟群眾運動的閘門。特別是在習近平建立起個人獨裁之後，加強民族主義和個人崇拜宣傳，但這是一場賭博，因為他個人權威的削弱將對整個中共政權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潑墨事件發生後，中國100多個城市迅速撤下習近平海報。 潑墨事件以及近幾個月的大規模罷工丶抗議表明中國社會局勢正越來越具有爆炸性。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專製鎮壓正在將越來越多的工人和年輕人推向政權的對立面。實際上，十多年前董建彪就曾為了給女兒繳學費而盜取銅線，雖然僅賣了三千元，但被判入獄9年。要想終結政治迫害和爭取言論自由，需要群眾集體鬥爭，打倒中共專製政權及其後的資本主義統治。 谷歌向中共妥協 試圖重返中國市場 據報道，谷歌正在開發一個自我審查的搜索引擎以配合中國的網絡審查體系，進而重回中國市場。這個「清潔版」搜索引擎可能於6-9個月內完成。它可以屏蔽政府黑名單上的網站，以及六四屠殺和其他政治異議內容。而且回到中國後，谷歌隨時可能將中國用戶的個人資料交給政府。在被曝光之前，在這個有近9萬名員工的互聯網公司中只有幾百人知道該項目。谷歌和其他資本主義企業本身就在工作場所施行專製！事件曝光後，約1400名谷歌員工聯署，反對幫助中共政府進行網絡審查，並要求公司提高決策透明度。 2010年，谷歌公司以無法接受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審查為由退出中國，並以此在中國大陸贏得了「不作惡」的美名。但這更像是一場政治作秀而已。從2006年直到退出中國，谷歌中國（google.cn）其實一直在幫助中共封鎖政治敏感資訊。當時中國異見人士郭泉批評說：「Google從此為了錢，成了中共腳邊的一條搖尾乞憐的哈巴狗了。」因此在當時的中美衝突中，谷歌成了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攻擊目標。最後由於中共試圖進一步收緊對谷歌的控製，並指使黑客盜取谷歌郵箱用戶的資料，才導致谷歌不情願地退出中國。 但谷歌一直沒有放棄與中國企業的合作（包括開發被中共用於社會監控的人工智能）。現在中國從許多方面來說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市場，對於谷歌的誘惑愈發變大。如其他資本主義企業和跨國公司一樣，谷歌對於利益的追求遠大於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追求。如果谷歌最終以服從審查製度為條件重返中國，中共政府會是另一個受益者。這會被宣傳為中國網絡審查製度的「重大勝利」，而其他跨國公司也可以以此為藉口，為自己順從中共政權或者其他政府的專製措施辯護。 我們堅決反對中國政府對於政治異議的打壓，支持言論自由和其他所有民主權利。要實現這些，依靠的不是跨國資本集團及其政治代表的虛偽言辭，因為它們將利潤看得比民主更加重要，而是依靠群眾性運動。只有終結專製的資本主義製度，將互聯網公司民主公營，才能實現真正的丶徹底的網絡和言論自由。 湖南家長抗議 反對教育私有化 湖南耒陽市政府強迫全市8000餘名五丶六年級學生轉讀私立學校，激起家長抗議以及與警方的嚴重衝突。該私立學校遠離市區，學生必須住校。儘管政府曾承諾費用會和公立學校一樣，但等到開學時家長們發現私立學校的收費超過公立學校的10倍（公立每學期200元，私立每學期2800元）。而當地平均月收入僅有2085元。除了教學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之外，更令家長們更為憤怒的是，該學校的教室和宿舍剛剛經過翻修，充滿甲醛氣味，可能嚴重危害學生健康。 9月1日家長先在學校丶政府大樓和公路上抗議。抗議橫幅上寫着：「抵製民辦學校，還我九年義務教育，堅決不住有毒宿舍，不進有毒教室」，以及「孩子不是你們的斂財工具」。5名抗議者被捕。隨後其他抗議者前往當地公安局，要求警方立即釋放被捕者。在警方又逮捕10人之後，衝突劇烈升級，約600人包圍了公安局和警方對峙並發生嚴重衝突，演變為一場騷亂。憤怒的抗議者向警察投擲礦泉水瓶丶磚頭丶鞭炮和啤酒瓶。最終警方暴力鎮壓，逮捕了46人。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警方曾向抗議者開槍。 儘管政府再次做出相同的承諾，稱轉讀私立學校的費用不會超過公立學校。但在沒有一個民主丶獨立的群眾委員會監督的情況下，政府可能會再次食言。政府或許想拖延時間，待打壓了反對聲音之後再伺機調漲費用。事實上就在抗議之後幾天裏，一些家長受到警方警告如果再次舉行抗議就去坐牢。 耒陽政府的「分流」政策實際上就是教育私有化。今年年初，教育部表示要在年底前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額」。超大班額在中國受詬病已久，不僅導致教學質量下降，而且亦有學校曾因學生人數過多發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傷亡。根據政府文件指出，義務教育階段耒陽有20%的班級超過66人，38%超過56人，而正常班額上限為45人。「撤點並校」政策和學生向城市集中是出現超大班額的一部分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政府投資嚴重不足。今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稱，從占GDP的比重來看，中國的教育投資低於新興經濟體，儘管中國政府仍在花費大筆資金去修建大白象工程和推進帝國主義「一帶一路」計劃。 巨額債務令地方政府不想拿出資金興建更多的校舍，因此選擇將學生送去私立學校。亦有網民揭露稱，當地官員已暗中入股該私立學校。如果算上融資平臺（即地方政府專門為貸款而設立的公司），耒陽政府負債占年度財政收入的比例超過560%。今年5月，耒陽發生了中國首例地方政府欠薪事件。不能排除耒陽政府可能想藉助「分流」的名義推行教育私有化，從而減少政府的公共教育開支，緩解債務問題。不過就在家長抗議爆發前一周，耒陽剛剛為湖南省運動會落成一座耗資5億的體育館。當地居民譴責說，政府用百姓的血汗錢修建形象工程，卻對最基本的教育問題視而不見。 耒陽只是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和公共服務短缺的一個縮影。有消息稱，在耒陽抗議被鎮壓之後，湖南其他一些地區也因為類似原因發生小規模抗議。面對沉重債務和重新開始放緩的經濟，各地政府可能試圖更廣泛地採取緊縮和私有化政策作為「解決辦法」，不惜以基層群眾的生活水平為代價。而耒陽事件表明，這會激起群眾的強烈反抗，反而加劇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的挑戰。 社會主義者要求為所有人提供優質且免費的教育丶醫療丶幼托丶長照等公共服務。這需要終結現在這個無視群眾需要的獨裁資本主義，將銀行和大企業民主公營，由民主的群眾委員會決定資金分配，而不是任由官員將資金浪費在對群眾無益的大白象工程上。在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之後，緊縮丶私有化以及其他反工人政策已經成為世界現象。作為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我們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鬥爭，一同反抗這個帶來混亂和災難的全球資本主義製度。 劉霞離開中國 但政治迫害仍在繼續 7月10日劉霞離開北京前往德國，結束了長達8年的軟禁生活。所有反對國家鎮壓的人都歡迎這個可喜的結果，但這只是個案。劉霞並不是異見活動者，沒有被指控任何罪名，她受到迫害是因為不願與丈夫劉曉波「劃清界線」。同時中共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仍在繼續。就在劉霞離開的次日，「中國人權觀察」組織創辦人秦永敏因「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3年，這是近年來被判處該項罪名的政治犯中刑期最長的，同時這也是中共發出的一個清晰的政治信號。 德國政府的安排和劉霞抵德之後的活動非常秘密丶低調，這是中共釋放她的條件。劉霞的兩個兄弟仍作為人質留在中國。她的弟弟劉暉5年前因「詐騙罪」被判入獄11年，現處在保釋之中。這被普遍視為政治迫害。如果劉霞在德國批評中共或者做出其他令其不滿的言行，劉暉可能隨時被關進監獄。也因如此，劉霞沒有參加當地紀念劉曉波一周年忌日的活動。所以就算在德國，她仍像受到政治軟禁。 不過中共釋放劉霞說明它現在面臨更大的壓力。德國前駐華大使說，一年前劉曉波去世時中國政府正春風得意，不理會國內外要求釋放劉霞的聲音，但現在它處於逆境。中共將劉霞當作禮物拉攏德國和歐盟聯手對抗特朗普貿易攻勢。默克爾政府在國內面臨着政治危機，聯合政府嚴重不穩，因此它可能也希望用「人權議題」提高自己在國際上的權威。 不過中共未能如願與德國結盟一同對抗特朗普的貿易戰。德國和歐洲資產階級希望避免貿易戰進一步升級，而歐盟的虛弱與分裂令他們害怕和特朗普發生衝突。同時，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海外影響了歐洲的商業利益也令他們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的政治迫害，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和全面民主。在中美衝突升溫的形勢下，歐美國家會利用各種「人權民主」議題向中共施壓以換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雖然中共在國際壓力下可能會作出小讓步，例如西方自由派關註的個別議題上，但不會改變整體猛烈鎮壓的路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想終結中共獨裁統治。要在中國和全世界結束政治迫害和實現真正的全面民主，只能依靠群眾抗爭，以及反對富豪專政的社會主義綱領。 黑龍江養老金問題引發擔憂 7月底，黑龍江社保廳發布文件稱要推遲發放養老金。人們懷疑這可能是因為政府出現養老金危機，因而引發眾多關註和擔憂。政府公告否認推遲，說這是「工作失誤、錯發信息」，但顯然沒有人會相信。同時又有社保部門工作人員稱因為養老金上漲導致延遲，不過當地居民表示過去從未出現過這種的情況。政府含煳和自相矛盾的「解釋」顯然無法打消群眾對黑龍江乃至全國養老金虧空問題的擔憂。 去年底公布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黑龍江企業養老保險基金赤字高達232億元。此外其他多個省份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同一報告，全國10個省份以及新疆兵團的養老金可支付月數不足10個月。更有清華大學及人社部的報告分別指出，全國養老金個人帳戶的「空帳」總計已達4.7萬億元（即只有帳面數字，實際並沒有資金），空帳率超九成。據估計，中國的養老基金將在30年後耗盡。 中國「改革開放」後，官僚權貴掠奪了計劃經濟累積的公共財富，所以現在實際上是以年輕人交的錢支付老人的養老金（類似於龐氏騙局）。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下降和高齡化，能夠支持養老金體系的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成為虧空問題的重要原因。 貪腐和挪用導致問題更加嚴重，特別是在2008年政府開始大規模經濟刺激和狂熱的基建投資之後。養老金挪用金額從2003年的84億元暴增到2014年的800億元。同時巨額債務也導致地方政府難以拿出資金填補養老金缺口。 如其他實行緊縮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共政府也打算推出延遲退休政策，通過進一步壓榨勞動者來讓這個千瘡百孔的養老金體系苟延殘喘。由於普遍不滿和譴責，中共已經推遲了出臺具體計劃的時間。在資本主義之下，從未有哪個國家的「改革」可以實現養老金永續。 資本主義無法給與勞動群眾體面的晚年生活，因為工人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資本家奪走。解決養老金危機需要社會主義綱領：向富人徵收重稅，將銀行和大公司民主公營。這樣才能有充足且持久的資金建立真正可持續的養老和社會保障製度，同時保證勞動者獲得體面的收入。而這一目標又要和戰鬥性、反對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獨立工人運動聯繫起來。 遼寧爆發大規模反汙染抗議 8月初，遼寧省朝陽市、蓋州市等地大批市民上街抗議，反對政府在當地興建氧化鋁工廠。群眾擔心工廠會造成汙染，危害健康。在群眾的反對行動下，朝陽、蓋州兩地及遼寧其他3個城市在短短幾天內取消了各自的氧化鋁項目。以往的種種事件表明，由於官商勾結，興建項目前的「環境影響評估」經常只是「走形式」，環保要求形同虛設。而且2016年山西氧化鋁工廠汙染事件仍讓群眾心有餘悸。今次投資遼寧氧化鋁項目的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和中國鋁業也曾涉入那次事件。因此今次以及以往的諸多反汙染抗議體現出群眾對親資的中共獨裁政府嚴重不信任。 朝陽的工廠計劃年產量1000萬噸。財新網採訪的一名鋁業資深人士說，建設這麼龐大的項目本身就是一個瘋狂的想法，因為它既無法處理排出的大量赤泥，也難以找到足夠的銷售市場。赤泥是生產氧化鋁時產生的汙染性廢渣，可能造成嚴重的地下水汙染。朝陽工廠選址靠近水源地，因而更加危險。支持興建工廠者稱，這些項目能夠幫助拉動東北地區衰頹的經濟，並創造數千個就業崗位。但實際上群眾難以從這些項目中獲益。2017年中國全國氧化鋁產量約6500萬噸，而今次遼寧因抗議取消的幾個工廠計劃總年產量高達2450萬噸，顯然將嚴重惡化產能過剩問題。這意味着，工人不僅會被壓低收入，同時還要承受汙染和疾病。 今次群眾抗議取得了勝利，甚至對未發生抗議的地區造成壓力，因為其他地方政府擔心抗議行動會蔓延到本地，變成更大規模的聯合抗爭。但按照以往經驗可以想到，中共政府和這些大企業會試圖將項目轉移到其他地區。因此反汙染抗爭不能局限於鄰避運動，必須要有跨區域乃至全球性的聯合行動，並聯繫到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種種惡果的工人運動，這在空氣汙染、水汙染和氣候變化等區域性乃至全球尺度的環境保護中尤為重要。因此，想要徹底終結環境汙染，使人類的生存環境真正宜居，必須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替代綱領，終結追求利潤最大化、由資本驅動的資本主義經濟製度。 退伍軍人抗爭挑戰中共政權 全國各地的退伍軍人抗議沒有停止的跡象。據報導，僅9月初就有至少7個城市發生老兵抗議。抗議者要求政府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問題。儘管江蘇老兵抗議被鎮壓，但抗爭仍然不斷發生，因而習近平當局加強對老兵的維穩，試圖避免重演大規模退伍軍人抗議的事件。 7月24日，山東煙臺三百名老兵計畫進北京上訪，當局派遣大批警力在火車站圍堵。三天后，徐州兩名上訪老兵在從北京返回的途中發生車禍身亡。人們懷疑這其實是謀殺，在上訪期間始終有車輛跟蹤他們。 退伍士兵擁有廣泛且緊密的網絡，具有更大的動員能力。而且他們的抗爭可能會影響到現役士兵丶警察對官方的信任，同時挑戰民族主義的宣傳，給予已經面臨內憂外患的習近平政府更大的壓力。一百多名退伍士兵在一份聯署信上表示，他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 就像中國裔學者楊海英所說，退伍軍人最後可能將槍口指向習近平。在鎮壓了鎮江抗議之後，中共高官舉行緊急會議，試圖平息抗議浪潮。「八一」前夕，退役軍人事務部宣布提高老兵的補助資金。但是許多人只能多得數百元甚至只有幾十元，無異於杯水車薪。 而且地方政府的貪汙與債務問題使得新政策不被信任。濟南抗議老兵說：「各省市還在弄虛作假，愚弄老兵。是地方政府虧欠我們的，需要他們拿出部分資金來，他們肯定不會往外掏的。」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令地方政府背上龐大的債務，並造成各地的地產泡沫，令與政府勾結的一小群精英發了大財。債務問題是地方政府不按規定支付退伍軍人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新的退撫方案只不過是用來欺騙抗議者的空話而已。 許多退伍士兵沒有穩定就業和社會保障，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水平和權利的抗爭經常受到獨裁政權的暴力鎮壓，這也是整個中國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惡劣處境。我們主張退伍軍人和正在迅速激進化的工人階級聯合抗爭，透過群眾鬥爭國有化銀行和大企業，並施行工人民主的管理，打碎資本家對社會財富的壟斷，才能讓所有人獲得體面的工作丶收入丶社會服務和保障。 中共正加強打壓左翼學生社團 自佳士工人鬥爭以來，特別是8月24日全國抓捕行動之後，中國多所大學的左翼學生社團受到打壓，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西安理工大學、山西中北大學等等。此外，再有十多名佳士聲援團青年被警方綁架，其中五人是北大學生！佳士工人聲援團在聲明中揭露，「北大校方默許警方綁架，這是高校打壓進步學生和左翼社團的又一罪狀。」 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事件。在中國青年和工人廣泛的激進化下，部份毛左學生和年輕人在工人待遇、性騷擾和國家鎮壓等議題上，與中共當局變得比以前對立。因此，年輕人過去未被政權視為威脅，但現在受到猛烈打壓。 鎮壓大學左翼社團顯然是針對佳士工人鬥爭，受打壓的社團往往有成員曾前往深圳聲援。中共政權試圖全面打擊中國的左翼青年力量和反抗思想。如一名只是轉發了佳士鬥爭消息便受到校方處分的學生所說：「校方真正的企圖絕不是針對我一個人，而是要通過整人的方式向所有關註和支持佳士工人鬥爭的同學們以震懾！」校方暗中禁止老師擔任社團「指導老師」，試圖以此取締這些社團（強製學生社團必須有「指導老師」也是監控學生活動的措施）。在網絡和社交媒體上揭露這些事件的學生也受到威脅警告。西安理工大學稱該校的一個左翼社團「思涌學社」是「非法社團」，要求它交出成員名單、活動資料和資金來源，並在學生的討論群組中抹黑它是一個詐騙組織。 更惡劣的是，有社團成員受到校方、警察和黑社會的暴力襲擊。9月27日，北科大「齊民學社」社長張德旺因在網絡上抗議校方打壓該社團，被勒令休學並被跟蹤。張德旺和聞訊而來的10多名聲援學生遭到保安的圍堵、辱罵和毆打。張德旺報警後反被警方擄走，並被沒收了手機。該社團有成員被警告，如果不退出就無法拿到獎學金。自10月底開始，南大「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成員接連數日在學校行政樓外抗議，要求與校黨委書記見面。 11月1日，6名抗議學生在數名校方領導的面前被學校保安和黑社會圍攻，抗議橫幅和傳單被撕毀，而且一名學生在被拖入行政樓會議室後仍然繼續受到毆打。這一切都說明這是校方高層或者政府的命令。各地大學一致採取類似的打壓措施，說明這是繼8月24日之後中央政府的又一次全國鎮壓。正如社會主義者過去一再強調的，習近平政府不僅鎮壓自由派，也會鎮壓左翼力量，因為現在的中共政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主義製度之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個富豪集團。自由派對現行製度的攻擊非常「溫和」、非常有限，而左翼力量則有可能鼓動工人階級發起嚴重得多的挑戰，徹底改變中國。 顯然是在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授意之下，學校官僚甚至採取了一些更加荒謬的措施。人民大學一名學生在8月前往廣東打工時被剋扣工資。他向工廠資方索要欠薪，而得知此事的班主任竟然稱「與老闆對抗」是「犯罪」，要求他放棄工資立即離開，並要求他每日匯報所在位置。後來他又因轉發佳士鬥爭的資訊被校方列入重點監控的「黑名單」。僅該學生所在學院的黑名單就有12人。在黑名單上不僅有曾聲援佳士工人的學生，亦有年初公開反對性騷擾的學生。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即便是普通的興趣團體也未能倖免），要求它們在3日內提交詳細的成員名單、主要成員履歷和活動報告，否則可能會被取締，結果造成更廣泛的不滿。可見佳士鬥爭和年輕人的激進化令獨裁政權和聽命於它的學校官僚成了驚弓之鳥，瘋狂地擴大打擊範圍。中共害怕未來會爆發大規模的學生和青年運動，因此想先發製人。但如社會主義者過去所說，這只會推動更多年輕人政治化和激進化。 學生在網絡上和校園裏的抗議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北大和北科大至少已經暫停了取締左翼社團的行動。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打壓和鬥爭的結束，南大就是一個例子。從去年年底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以來，可以看出習近平打壓左翼青年已經成為一個趨勢。即便現在獲准繼續運作的社團也很可能受到更加嚴厲的控製和監視。要想抵擋習近平的專製鎮壓攻勢，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替代方案，左翼需要圍繞一系列能夠指明當前鬥爭出路的清晰訴求，採取團結協調的行動。 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 中國：左翼學生遭受新一輪打壓 新一輪政治打壓正橫掃中國的大學校園。自11月初以來，當局已經拘捕了10多名學生，他們均曾聲援過爭取獨立工會的深圳佳士工人鬥爭。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在世界各地成員也曾發起聲援抗議。現在中共政府繼續鎮壓佳士工人抗爭，並將聲援團定性為非法組織。 佳士工人鬥爭於7月份遭到殘酷鎮壓，工人領袖被解僱、毆打、逮捕。余浚聰、米久平、劉鵬華、李展等工人領袖被捕已超過百日。他們被控「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囚5年。由於中國的法院完全處在獨裁政權的控製之下，審判結果往往早就擬定好了。 佳士聲援團 在7月的鎮壓之後，一些自稱為「毛派」或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學生組建了佳士工人聲援團。他們動員了許多學生和年輕人前往深圳抗議警察鎮壓、支持佳士工人鬥爭。中國勞工論壇和CWI的中國支持者歡迎他們的做法，而這也表明正在興起的中國獨立工人運動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新階段。 8月24日，警方突擊搜查了佳士聲援團的聚集點。部分聲援團成員被押送回家。但是還有一些人被拘留至今仍未釋放，下落不明，其中包括兩名女性成員沉夢雨和嶽昕。她們分別畢業於中山大學和北京大學這兩個精英學府。嶽昕也是中國#MeToo運動中的主要人物，這說明中國的各種抗爭運動正在相互聯繫起來，也說明「毛派」這個標籤並不能準確描述中國新一代左翼活動分子。這些左翼青年普遍具有國際主義視角。他們一方面反對中國工人所受的殘酷剝削，另一方面也受到國際女權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主義鬥爭的鼓舞。 在受到鎮壓之後，這些學生並未停止鬥爭，而是對國家鎮壓發起反擊，發起進一步的聲援運動、發放傳單、在校園裏舉行抗議，並在網絡上廣泛呼籲，吸引人們關註失蹤的聲援者。例如，他們發起「尋月行動」，呼籲人們一同要求當局釋放嶽昕和其他聲援者。在中國20多年來最嚴酷的政治鎮壓之下，這些無畏的年輕人樹立起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榜樣。 打壓進入新階段 不過最近大學左翼學生社團被打壓的事件表明，習近平政權的鎮壓行動已經猛烈升級。這些事件明顯是由中央政府指揮的全國行動，目的是壓製中國年輕人和工人當中正在增長的左翼思想。 旅居美國的CWI成員胡旭方說：「這不是中共和習近平政權第一次打壓中國的新興工人運動，但是這表明打壓進入了新階段。」胡旭方參與組織了聲援被捕學生和工人的行動。 他告訴中國勞工論壇：「當局已經宣布佳士聲援團為『非法組織』。這意味着參加聲援的年輕人可能會遭到嚴厲打壓。」 當局在中國地位最高的大學裏公然綁架、毆打左翼學生，製造白色恐怖，宛如黑幫一般。 例如在11月9日，不久前剛從北大畢業的聲援團成員張聖業在北大校園內被10多名黑衣人綁架。一名目擊者告訴法新社：「張聖業遭到暴打，然後被他們帶走了」。一些想要用手機拍下事件的學生也遭到毆打，並被警告不要繼續拍照。當時一名過路學生也無緣無故遭到毆打，而且他在網絡上披露自己的經歷以示抗議之後便「被失蹤」，足見當局何其殘暴和瘋狂。 「非法活動」 北大校方指控張聖業和佳士聲援團從事「非法活動」（北大新任校黨委書記邱水平曾任中共國安高層），並警告北大學生如果不退出聲援運動就會被警察找上門。 一名學生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現在整個北大校園都籠罩在白色恐怖底下，就算你只是剛好在維權人士曾經發傳單的地方，保安也會來找你問話。」 北大的事件不是個別事件。在張聖業被綁架之後，上海、廣州、深圳和武漢的也有左翼人士被綁架。 一名北大學生對路透社說：「政府想把佳士工人聲援團一網打盡，否則為什麼突然發動如此大規模的行動，一下逮捕這麼多人？」 中國許多大學開始試圖取締「毛派」和「馬克思主義」學生社團。過去政府容許這些社團的存在，只要它們只是在學術上研究毛澤東或者馬克思的着作，不過即便如此它們也還是受到政府監控。11月初，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的學生發起抗議，反對校方取締該社團，數名抗議學生被毆打和逮捕。 廣西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則強製檢查學生和教師的手機、電腦和外部存儲裝置裏是否有「違法」影音內容。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方將那些參加佳士聲援團的學生列入黑名單，導致美國康乃爾大學取消了與人大的兩個交流項目。 工人和學生的聲援運動 國際特赦組織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左翼人士。這是值得歡迎的，但是以往的經驗表明，能給獨裁政權施加最大壓力的是基層年輕人和工人的國際聲援運動。外國的學生會以及社會主義/左翼學生若在自己的大學裏發動聲援抗議，要求審視與中國大學的官方來往，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胡旭方解釋說：「最近的鎮壓也表明，習近平政權正面臨嚴重危機。中國經濟正出現越來越大的問題。鎮壓行動正將許多自稱『毛派』的左翼學生推到獨裁政權的對立面上，這是過去沒有發生過的。」 中國勞工論壇緊急呼籲我們在國際上的所有同誌繼續擴大聲援行動，到當地的中國大使館/領事館和大學裏舉行抗議，聲援受到迫害的中國工人、學生和左翼人士。 停止打壓中國左翼學生！ 中國經濟：習近平的180度改變 正當中美關係陷入四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之際，中國經濟也在繼續放緩。不過，特朗普掀起的中美貿易戰並不是中國經濟困境的主要原因。 縱使面對特朗普自七月開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並在九月擴大加征關稅的範圍，中國的對外出口（包括對美國）實際上仍然在增長。由於許多訂單趕在關稅實行之前運送到埠以及美元強勢等各種原因，中國的出口在2018年頭9個月增長了12%。據報，美國第三季的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1060億美元（去年同期是920億）。 其實中國的主要問題乃是出在國內方面，尤其是習近平在過去18個月來的去槓桿運動和整頓影子銀行，導致了嚴重的信貸緊縮，進而拖累了消費、投資以及許多高負債企業的財務狀況。今年10月部分主要經濟行業（包括汽車業、房產業和電子業）銷售額下降。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的資料，10月份汽車的銷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1.7%。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一大汽車市場。 雖然經濟放緩在春季已經開始，但習近平政府直到最近才決定放棄去槓桿政策。他們明了當下嚴重的債務水平是個計時炸彈，未來將會威脅到整個銀行系統，乃至中共政權本身。 10年來的最低增速 不過，信貸緊縮主要是打擊了私人企業，導致私企債務違約事件大幅上升，越來越多公司需要中央或地方政府出手拯救。 中國第三季度總體經濟增長率為6.5%（這是自10年前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差的），而私營部門的情況更是糟糕，近乎衰退。 而且許多經濟學者懷疑官方數據，認為真正的增長率只有3-4%。也就是說受惠於特朗普2萬億美元刺激方案的美國經濟，實際增長速度可能已超過中國。 「現在是非常時期」，《南華早報》的王向偉稱，「中國私營部門提供了60%的GDP和80%的工作職位，而其商業信心正處於歷史低位。」 中國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師丁安華說：「有證據顯示中國的私營部門陷入了資本主義經濟改革40年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困境。」 質押股票危機 這也是中國股市大瀉的重要原因。滬深300指數自1月以來已下跌了三成。到目前為止今年股市蒸發了21萬億人民幣，這相當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金額的10倍。 今年全球「新興市場」的股市都大跌，而且自10月開始拋售潮亦蔓延到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股市。其原因有很多，不過主要是資本家對於中美貿易戰以及全球經濟前景感到害怕。 但在中國股災會帶來更多的危險，因為許多私人企業質押其股份以獲得貸款。由於政府打擊金融風險，收緊融資渠道，押股借貸變得更加廣泛。滬深3,491間上市企業當中，只有13間沒有這麼做。 10月股災繼續惡化，。政府資料顯示，至10月12日中國35%的質押股票（市值達8.9億人民幣）已跌穿止損線，將會被銀行拋售，而另外61%亦接近「警戒水平」。 「質押股票危機」正觸發一個惡性循環。上海的一名投資經理告訴《南華早報》：「股票下跌導致平倉，而平倉則令股票進一步下跌。」為了打破這個循環，政府推出一系列新措施試圖托底股市。 政府透過國有證券公司，向股市註入更多資金，支撐最危險的企業。政府亦修改規則，讓企業更容易買回自己的股份（這是華爾街常見的伎倆，能夠暫時抬高股票價格）。短期內，這些措施能夠防止中國股市繼續下滑。但問題是這能夠維持多久？尤其是如果實體經濟與全球經濟繼續惡化的話。 「國進民退」 就在政府急忙干預股市並推出新政策支持私企的同時，習近平亦正推動大型政治宣傳來安撫資本家。同時這也是為了安撫美國和其他外資，因為如果貿易戰持續下去，會有越來越多的外資將生產線從中國搬到其他低薪、無工會的國家。 11月，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宣布將至少三分之一的新貸款劃定給私人企業，而且這個比例會在未來３年內增加到五成。11月16日央行發出聲明，要求金融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將更多資金註入到實體經濟之中。在此之前，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今年1-8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是自2003年以來最低的。 習近平承諾「毫不動搖」地支持私營部門，更將其形容為「我們自己人」。習近平在11月的私營企業座談會當中，「前所未見」地對着百度李彥宏、騰訊馬化騰等約50名大資本家再次重申這個立場。根據新華社報導，習近平在會上稱：「社會上有的人發表了一些否定、懷疑民營經濟的言論……這些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他之所以這麼說顯然是為了平息資本家對於「國進民退」的普遍擔憂。 「國進民退」並非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回到舊時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危機和私有經濟需要政府援助。 根據《日經亞洲》報導，中國上市公司的總債務在過去5年間翻了一倍，達到近33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新的信貸，許多負債的上市企業將無法償還債務。 擱置去槓桿計劃 地方政府已經宣布推出新的「援助資金」。一系列紓困方案實際上已將至少30家上市企業「國有化」。但是，政府官員大力強調這些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他們也不會「干預」這些公司的日常運作，而且「當市場狀況改善」的時候政府就會出售其股權（《南華早報》11月17日）。 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副總理劉鶴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說政府的紓困方案展現了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合作：「民營企業經營狀況好了，國有資本可以退出。」 最新一輪的國家干預自然意味着停止去槓桿計劃。本來已經負債纍纍的地方政府現在被要求扛起更多的債務去拯救出問題的私企。在資本主義經濟下，由於沒有工人階級的民主計劃，這只會加劇產能過剩和「殭屍企業」的問題。 所有這些措施反映了習近平政權自10月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政策改變。正如我們所預料的一樣，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去槓桿計劃已經被擱置。在過去一個月，國家發改委批准了總值至少1300億人民幣的基建項目。 花旗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師劉利剛指出：「這些政策說明中國基本上已經叫停了去槓桿計劃。」 隱藏債務 這裏有兩點需要註意。首先，劉鶴和習近平都把自己的個人權威押在去槓桿計劃上。因此現在的政策大逆轉顯示了中國經濟的嚴峻處境，而且習近平的「強人」形象必定受到打擊。這也證明了我們的說法，當局能夠操控經濟的空間已經大大萎縮。 第二，中國未來的債務危機將會更加嚴重。「我對於2019年能否大幅去槓桿不感樂觀，債務水平很可能會維持現狀，甚至可能會上升，而這可能會帶來災難」，香港智庫東方資本的Andrew Collier指出，「遲早會出現廣泛的債務違約。」 2004-08年間，中國的總債務維持在GDP的170%到180%，但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資料，自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的總債務從GDP的171%暴增到299%。 而且現在的數據可能也低估了真實狀況。標普全球評級在10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影子銀行隱瞞了部分債務，總額可能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個金額是地方政府債務官方數字（2018年1月數字為16.6萬億人民幣）的三倍。 標準普爾的報告警告：「這是一座債務冰山，存在巨大的信貸風險。」 國際衝突、全球經濟再次進入經濟危機的陰霾以及中國工人階級越加有組織、有協調的鬥爭，都對習近平政權造成壓力。當局一貫以鎮壓作為回應，但現在這已經不能確保政權的「穩定」。我們在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任務，是建設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以取代習近平的獨裁製度與中國債臺高築的國家資本主義。 習近平推動的「國進民退」代表什麼？ 9月初，財經作家吳小平發表一篇文章，稱中國私有經濟應「逐漸離場」，引發熱議。政府很快從網絡上刪除這篇文章。官方媒體更是表示，這種「蠱惑人心」的觀點可能是「別有用心」。不久之後，習近平視察遼陽和深圳時也再次說到，政府會毫不動搖地保護私有經濟。但政府的解釋沒有減輕資本家和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擔憂和不滿。 一位資深基金經理訪問了40多家上市私企高管，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感到「恐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國家資本主義（即擴大國有企業的角色）的趨勢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一家新能源工程和諮詢公司的董事長說：「我們現在無力和國企競爭。現在更多的工程都給了他們」。但是必須明確的是，習近平的做法和社會主義沒有任何關係，他的目的仍然是保護這個服務於少數統治精英和資產階級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到10月為止，國有資本已經收購了至少30多家上市私企的控股權。這儘管只占中國上市公司的一小部份，但被廣泛視為「國進民退」的新信號。如上海的一位投資公司經理所說，中共這麼做並非出於意識形態的目的，而是迫不得已。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些被收購的公司背負着非常高的債務，面臨破產，令投資者丶銀行丶國內政治乃至國際關係都處在危險之中。中國私有企業總共將價值4.5萬億元人民幣的股票（相當於滬深股市總市值的10%）抵押給銀行以獲取貸款，現在其中35%已經跌破止損線，可能隨時會被銀行拋售，進而導致股市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 資本家一直抱怨國有企業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廉價貸款和紓困措施。近兩年來的去槓桿丶去產能以及反汙染運動，以及現在的貿易戰，令大量私有企業破產或停業，或者收緊它們的融資渠道。今年前7個月，中國私企利潤同比暴跌27.9%，而國企則增加了28.5%。 自去年以來，中共政府強製萬達丶海航等大型私企出售資產以減少負債。安邦保險和華信能源更是分別被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接管（即「國有化」）。相比之下，今年10月一汽集團宣布它將獲得一萬億元人民幣的天價貸款。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姜超寫到：「導致中國經濟當前問題的並不是去槓桿，而是因為政府主導的經濟力量大幅上升，導致了資金大量流入國企和政府部門，而民企獲得資金較少」。社會主義者反對這些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張（即通過私有化等方式削減國有經濟），我們認為只有由工人階級控製的真正的公有製和民主計劃經濟才能解決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兩方面的問題，但這些自由派評論家正確地指明了中共政府的政策方向。 面對嚴重的經濟風險和國際衝突，習近平政權試圖加強對經濟的控製（也包括要求私企和外企設立黨支部），從而讓自己的經濟政策得到更忠實的執行。關鍵問題在於政權的控製力，而非意識形態。習近平政權支持發展資本主義，不過它不想資本家太過獨立以至於像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能夠通過「市場的力量」左右政府的政策。同時貿易衝突和保護主義政策令中共政權收購美歐高科技企業的計劃受到重挫。這可能使「中國製造2025」計劃不可能以現在的方式實現。所以中共打算向本國企業註入更多資源，開發本土技術，以避免再次發生像中興公司以及最近的福建晉華集成電路公司那樣足以打擊中國科技發展和削弱政權權威的事件。得到最多資金的當然會是在紅色貴族掌控下的國有企業。 習近平當局的做法激起了親自由派學者乃至政府官員的批評。在9月一場經濟論壇上，前財經部門高官楊偉民指責政府的經濟改革是「假改革」。前財政部長樓繼偉則要求政府落實「供給側改革」（亦即私有化丶去管製丶減稅和削減工人待遇）。有消息稱，出席這場論壇的習近平首席經濟顧問劉鶴也認同這些自由派主張，但是他不敢公開表示支持。不能排除如果中國經濟再次出現嚴重震盪，習近平的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和個人獨裁已經開始成為黨內權鬥的焦點和導火索。最近幾周，習近平被迫轉變口風，發表了一些關於「保護私有經濟」的演講，並出臺了一些安撫私人資本家的新政策。這是因為私有部門的經濟危機正在惡化，投資銳減。所以這只不過是政權平衡各方面經濟壓力的措施，而非真的改變了政治方向。 習近平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絕不是所謂的回歸「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加強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全球趨勢，例如美國政府收購重組通用汽車丶保險業巨頭AIG和其他公司。當時德國和英國政府也被迫將一些銀行國有化。現在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是在削弱「自由市場」，加強政府管製。這些措施只不過是試圖保護資本主義製度，以免它毀於自己的毀滅性力量。同時中國的國有企業早已按照資本主義的方式運作，如資本家一樣通過外包丶大量使用低薪派遣工和新自由主義伎倆剝削着基層工人，將工人創造的財富送入中共統治精英丶貪腐官員和股東（包括外國資本家）的口袋。 但是社會主義者和工人運動反對將國企私有化，因為私有化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政策將進一步打擊工人權益，令富豪們聚斂更多財富。要求改革的樓繼偉曾荒謬地批評中國工人工資增長「過快」！唯一能夠解決現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生活水平的方法，是將大公司和銀行（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收歸民主公營，使之受到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監督，而不是為獨裁者擁有和挪用的黨產，真正服務於創造了這些財富的工人群眾。 中共將新疆拘留營「合法化」 10月初，新疆當局修改了《去極端化條例》，將用於種族主義迫害的拘留營「合法化」。據估計有100萬人被關押在拘留營中，其中絕大部分是維吾爾族，另外有小部分哈薩克族和回族。近年來中共瘋狂加強對新疆的監控和鎮壓，要求地方官員「盡最大努力拘留所有應該拘留的人」。 留大鬍子丶戒煙或者收看外國宗教電視節目都有可能被直接送入拘留營。被拘留人數暴增，有時甚至超過地方政府的預想。2017年新疆司法部門支出30億元人民幣，將近預算的6倍，其中大多數資金都是用於興建拘留營。有曾經被關入拘留營的受害者告訴媒體，他們當時被要求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宣示效忠中共政權，否則會受到處罰，例如關禁閉丶毆打丶禁食等等。 在當前的貿易戰和帝國主義衝突下，原本不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歐政府試圖利用新疆等人權和民主議題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迫使它在貿易和開放市場等方面作出讓步。特朗普政府和一些共和黨議員曾提出應就新疆問題對中國採取製裁。在11月6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審議中國人權問題時，西方政府代表一同對中國做出譴責。在過去幾個月裏，中國官方媒體和新疆當局大肆美化宣傳所謂的「培訓中心」，並突然將它變成「合法」部門，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正是為了應對西方政府的壓力。 不過中共不會因此停止對於新疆的鎮壓，因為這不但會點燃新疆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而且很可能會在西藏丶內蒙甚至漢族地區引起連鎖的群眾運動，威脅到整個獨裁政權甚至資本主義製度。而西方政府也不會支持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因為它們和中國仍有着巨大的商業往來。它們想要的是將獨裁政權「改良」，使之更順從西方的要求。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人權理事會在中國的壓力下最終沒有公布新疆丶西藏丶內蒙丶香港的6個異見團體的意見書，而中國官方的人權報道則獲得通過。各個寄望於藉助西方向中共施壓的自由派政黨或人權組織，包括香港眾誌，又再次換來一次失望。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可能打算在新疆建設一個全面的洗腦系統。將來這些手段很可能會被用於打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群眾。實際上，中共已經將打壓打壓伊斯蘭教的行動擴大至寧夏等較為溫順的回族地區，引起回族群眾的擔憂和恐懼，並在今年8月引發一場保護清真寺的抗議。社會主義者反對種族丶宗教和文化迫害，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和全面的民主權利，這需要以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團結所有民族的工人群眾，終結專製統治。 退伍士兵武力對抗當局鎮壓 10月初，山東平度約40名退伍士兵準備前往北京上訪，要求政府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但遭到平度政府的攔截和毆打。很快全國各地上千名退伍士兵趕赴平度聲援。近年來類似的場景在中國越來越多。退伍士兵的策略變得更為有效，使他們能夠迅速動員大批人前去聲援被當局暴力打壓的同僚。但與以往極為不同的是，今次的抗議者攜帶了木棍和滅火器以對抗警察鎮壓。這種情況是中國近年來未曾出現過的，再一次表明中國群眾鬥爭正在激進化，對中共獨裁政權做出愈發嚴重的挑戰。 平度抗議者做此準備，很可能與4個月前江蘇鎮江退伍士兵抗議有關。當時數千名抗議者遭到約萬名警力的暴力鎮壓，500多人被打傷，而且有消息稱可能有3人被打死。鎮江事件可能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漢族地區最大丶最嚴重的一次鎮壓行動。但今次平度抗議表明，鎮壓未能嚇倒抗爭群眾，反而激起更激烈的反抗。雖然平度抗議最終仍被鎮壓，但可以想見，未來很可能會出現更猛烈的抵抗。 退伍士兵抗議一方面涉及到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各地政府大肆舉債投資無用基建，不僅缺少資金提高退伍士兵的生活待遇，甚至剋扣他們應有的補助挪作他用。但另一方面，退伍士兵惡劣的生活狀況也反映出中國整體的貧窮問題，養老丶醫療等社會保障匱乏，以及越多來多人從事低收入的不穩定工作。這也是退伍士兵抗議獲得大量群眾支持的重要原因。 雖然中共政府承諾改善退伍士兵的生活狀況，並為此建立了退役軍人事務部，但是接連發生的抗議表明這並沒有實際效果，抗議者已對這些承諾表示不信任。退伍士兵抗議可以鼓舞其他群眾鬥爭，但是沒有哪個群體能夠孤軍奮戰。退伍士兵須要和工人鬥爭以及其他群眾抗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這個不顧群眾福祉的貪腐獨裁政權。 范冰冰逃稅被查 揭露中國稅收黑洞 今年5月，央視前主持人崔永元揭露着名演員范冰冰逃稅。范冰冰已連續4年成為中國收入最高的演員。去年她的收入為3億元人民幣。不久之後，范冰冰便被秘密關押和調查。直到10月初她才再次現身，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封道歉信，承認逃稅，並表示完全接受政府的處罰決定。隨後新華社報導稱，由於范冰冰屬於「初犯」，只要她繳納近9億元欠稅及罰款，就不會追究刑事責任。這顯然是一場交易。同時稅務部門表示，其他演藝公司如果在今年年內繳清欠稅，可以免於罰款和起訴。 逃稅成為公開的秘密 逃稅在中國資本家和上層精英中非常普遍，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各地政府和稅務部門為了吸引投資和收取賄賂，經常視而不見。有匿名電影人告訴媒體，在范冰冰事件爆發之後，明星們趕忙補稅，稅務部門在「四個月內把一年的稅收任務都完成了」。中國經濟一再發出警號，中美貿易戰不斷升溫，中共當局可能希望通過徵收欠稅來強化政府的財政收入和經濟實力，同時減少資本外逃至美國等國家，以便應對未來的危機。范冰冰顯然是一個很好的「典型」。許多人對范冰冰抱着「愉快的蔑視」，因為僅僅是她欠的稅就已經超過任何普通勞動者乃至中產階級一生的收入。也有人憤怒地說，「普通人只賺很少錢，但還是需要誠實繳稅」。不過政府並不會把這些稅收用於建設完善的公共服務，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而是繼續興建無用的大白象工程，令這些錢流入中共統治精英和貪腐官員的口袋。 另一方面，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國問題專家魏伊（Roderic Wye）認為，中共調查和處罰范冰冰是為了告訴所有人：「沒有人可以凌駕於政府之上，沒有人可以逃出政府的監管」。近年來，中共一直在打壓娛樂節目和娛樂新聞，禁製任何黨路線之外的訊息。除了在政治及經濟新聞作出嚴格審查外，獨裁政權也在文化生活上進行家長式管製，越來越限製甚至禁製神鬼、性愛甚至是娛樂八卦的話題。 在過去江澤民時期中共喜歡利用這些花邊話題和消費主義來麻醉群眾，但今天習近平政權對這些訊息也感到不安。這也與政權越來越宣傳傳統家庭觀念、儒家偽道德。另外，娛樂圈是富豪權貴的後花園，明星的八卦話題自然牽涉不少官員，中共對這些訊息傳播自然感到不悅。中共通過懲罰范冰冰強化對娛樂圈的控製。 「習近平思想」入電視節目 今年10月，中共推出電視節目《新時代學習大會》（意即學習習近平），於湖南衛視等電視臺和人民網等網站播出。該節目以問答競賽的方式進行，參賽者均是大學生，並邀請所謂「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專家學者擔任嘉賓，試圖吸引中國青年學習「習近平思想」，並繼續煽動對習皇帝的個人崇拜。佳士工人鬥爭和此前的一系列大規模網絡抗議表明中國年輕人正在明顯激進化。中共試圖通過此類電視節目加強思想箝製，但勢必難以取得實際效果。 《新時代學習大會》明顯在為習近平及其「思想」做宣傳：該節目每一集的標題均以於十九大被加入中共黨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頭；節目內容幾乎都與習思想和習近平的個人經歷相關，包括背誦「習語錄」；最後的演講環節即使聲稱是參賽者闡述自己的觀點，但當然不會真的讓選手自由言論的空間，他們只會為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唱贊歌。 像在背誦課本一樣 習近平採取空前的鎮壓和社會/媒體管製、建立一人獨裁、樹立個人崇拜的許多做法令民間已有很大不滿，即使用一些虛偽的「愛民」言論也壓不住。畫像遭潑墨、P2P爆雷及受害者維權、佳士工人鬥爭等事件也迫使習近平勢力考慮用新的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而電視問答秀的形式則被認為「年輕有趣」，因而被用於這次對習近平的個人宣傳。 但現實情況卻不如策劃者所想。儘管光明網稱「收視率一路飄紅」、「關註度仍在持續升溫」，該節目實際上並未在中國引爆明顯的關註和支持，年輕人的評論也大多是在嘲諷。節目內容和參賽者顯然是排練好了的，被形容「都像在背誦課本一樣」。當惡劣的生活處境、貧富差距和鎮壓推動越來越多年輕人轉向政權的對立面、甚至參加抗爭時，中共企圖控製思想的把戲只會引來更多不滿。 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獨裁統治和它的個人崇拜及民族主義宣傳，反對它通過這些手段所維護的資本主義。我們要求終結獨裁資本主義製度，主張在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將媒體民主公營，成為基層群眾的發聲渠道，而不是獨裁者和資產階級精英的愚民工具。 中國：釋放女權工運分子嶽昕 去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的嶽昕，在8月24日與佳士聲援團的另外約50位學生和青年一起被逮捕，一直被秘密拘留到現在。現在網路上發起了「尋月行動」，要求釋放嶽昕。在佳士工人抗爭以前，嶽昕已經因#Metoo運動而出名。去年4月，她和其他7名北京大學學生要求校方公開22年前一起性侵案件的文件。 此前，一名女網民在社交媒體指出，北京大學一位教授在1996年強姦了她的同學，還汙蔑她的同學是瘋子，最後她的同學自殺了。這起事件成為中國#Metoo運動的重要案例。北京大學公布了1998年的一份處分文件，遭到大眾的廣泛質疑。該文件指事主曾要求和疑犯建立「戀愛關係」，卻沒有提到任何有關性侵和性關係的事情。該教授只是受到「不當行為」的處分。 脅迫和施壓 這份文件公布之後的幾天，嶽昕和其他同學向校方申請公布與該案相關的所有文件。從那之後校方不斷騷擾和威脅這些學生，指控她們「與境外勢力勾結」，還威脅不讓她們畢業，企圖迫使她們撤回申請書。4月20日校方發布了一則沒有具體內容的回應。在兩天之後的午夜，輔導員帶嶽昕的媽媽到她的宿舍，要求嶽昕刪除所有申請資料，並保證不再行動。之後嶽昕就被帶回家裏。 嶽昕在網絡上發出抗議，說校方扭曲事實並且使她的媽媽精神崩潰，引發北大內外許多人表示聲援。有人在北大校園裏張貼聲援海報，但是很快就被移除。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嶽昕的名字也變成了被禁止的「敏感詞」。 後來嶽昕參加了佳士工人鬥爭，並成為佳士聲援團的領頭人物。這表明，在中國青年與工人階級顯着激進化的背景下，不同界別的群眾運動正在融合。 另一位聲援團女成員沉夢雨在深圳綁架之後，至今下落不明。在沉被綁架後，嶽昕發揮了突出作用。她發表公開演講，撰寫文章，接受媒體採訪，聲援試圖建立獨立工會而受到警察打壓的佳士工人。 8月24日，警察於清晨突襲聲援團的聚集點，逮捕了大批聲援團成員。此後不久，在被集體關押的地方，嶽昕努力鼓舞被捕者。雖然嶽昕給習近平的公開信留表現出對於中共政權的「忠誠」或者幻想（也有可能是想藉此保護聲援團免被國家鎮壓），但是她在鬥爭中的勇氣和努力是值得敬佩的。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左翼採取有協調、有組織的抗議，反對政府不斷鎮壓左翼青年和群眾鬥爭。像是最近對於中國各地大學左翼學生社團受到鎮壓，超過10位和佳士抗爭有關的學生和工人被捕。在團結對抗國家鎮壓的同時，我們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辯論左翼內部關於綱領、分析和策略的政治分歧。 獨立工會 嶽昕和沉孟雨、顧佳悅，以及其他許多佳士聲援團成員，仍然被秘密拘留，可能之後還會有更嚴重的迫害。顧佳悅在8月24日於北京被廣東警方逮捕。她涉入2017年底到2018年初的廣東毛派讀書會事件。當時有許多毛派青年因被指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受到逮捕或通緝。顧佳悅此次被捕，部分是廣東當局為了先前讀書會事件而進行的「報復」。同時，四位佳士鬥爭工人正在等待審判：余浚聰、劉鵬華、米久平、李展。政府將他們的罪名從「尋釁滋事」變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最高刑期從5年增加到7年。 我們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釋放所有佳士鬥爭的被捕者，立即在中國實現完全的民主權利，包含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與示威的自由。至關重要的是，我們要求建立獨立民主工會與政治組織的權利。我們主張中國的左翼圍繞着這些訴求建設一個協調的、有組織的運動，反對獨裁政權，並反對中共所保護和賴以統治的資本主義。 二零一九年 廣東萬人遊行 反高危廢物處理中心 2018年10月23日和24日，廣東順德杏壇鎮爆發萬人遊行，反對於當地興建高危化學廢品處理廠。甚至有部分警員也加入遊行。該處理廠選址200米範圍內便有密集居民區而且接近水源地，一旦建成可能威脅周邊多個城市百萬人的飲用水安全。因此除了杏壇鎮居民，亦有周邊地區的居民表示堅決反對。在逾萬名群眾的反對聲浪及抗議行動下，當局於25日表示停止此次工程。 政府和工程承建方曾宣稱將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不會對周邊造成汙染。然而以往多次類似事件已經讓很多群眾無法相信官方說辭。抗議爆發後，政府公告稱該項目尚未審批，亦未開始建設，但當地居民見到已有許多機器進駐準備動工。因此該項目很可能是「未批先建」，那麼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也只不過會是走過場。 「死亡通知」 據當地居民透露，杏壇鎮已經飽受多家工廠汙染。因此居民對於這個新的廢品處理廠的擔憂顯然是合理的。有居民說，在聽到建設這個廢品處理廠的消息之後有如接到了「死亡通知」。杏壇鎮居民收集6萬人聯名要求政府取消該項目，但被政府無視，因此自發上街抗議。 儘管官方依舊試圖封鎖消息，但此次抗議並為遭到暴力鎮壓。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正值習近平考察廣東的敏感時間點，當地政府害怕暴力鎮壓可能會促使抗議者嘗試圍堵習近平，令習近平和中共大失顏面。 當地居民指出，當局只是說停止項目，並非終止或取消，這意味着地方官員為了政績，還是會找機會重啟此工程，或者將項目轉移到其它地區。 今次杏壇鎮的反汙染抗爭再次表明，習近平政府的反汙染運動並未解決汙染問題。波及範圍甚廣的空氣和水汙染也說明「鄰避運動」是不夠的，需要各地的反汙染鬥爭——全省、全國甚至全球——串聯起來，建設一場有組織的、協調的基層環保運動。大企業、大財團汙染環境的種種做法，也要歸咎於將追逐利潤放在首位的資本主義製度，因此想要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提出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孟宏偉被捕 中共權鬥未息 2018年9月25日，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首位中國籍主席孟宏偉在從法國裏昂（國際刑警組織總部所在地）返回中國之後失蹤。一周后，他在法國的妻子Grace Meng向法國警方報案，引起軒然大波，得到國際媒體廣泛關註。國際刑警組織要求中國政府解釋孟宏偉的處境。迫於國際壓力，中國政府宣布孟宏偉涉嫌違法，正在接受調查。幾小時後，公安部的一場緊急會議提到孟宏偉涉嫌貪汙。 權力鬥爭 Grace Meng否認孟宏偉涉入貪腐，並說他是受到「政治迫害」。這很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實的。有消息稱，Grace Meng通過孟宏偉擔任多家公司的「掛名高管」，年收入超過500萬元人民幣。但同時一系列跡象表明孟宏偉被捕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權力鬥爭而非貪腐。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目的便是清洗政敵。在公安部的緊急會議上，部長趙克誌提到要「徹底肅清周永康遺毒」，並要求公安部門「絕對忠誠」於習近平。而去年中紀委已承認周永康等高官落馬是因為「搞陰謀活動」。而且中國政府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供大筆資金以換取孟宏偉擔任主席，從而便於發布「紅色通緝令」追捕流亡海外的政敵、異見人士和逃犯，也難以讓人相信今次抓捕孟宏偉只是因為貪腐問題。 Grace Meng在這場事件中角色也尤為突出。以往落馬高官的家屬通常會保持沉默，以免遭到當局更嚴厲的報復，但今次Grace Meng卻主動踢爆事件，並積極尋求國際關註。她已雇用了兩家歐洲法律公司追尋孟宏偉的下落並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共施加外交壓力。美歐政府可能也樂於以此作為向中共施壓、謀取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藉口。無論Grace Meng目的如何，她的做法都對中共造成更大壓力，亦可能反過來被反習官僚用作武器，加劇權鬥。 中美衝突已經開始動搖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和一人獨裁，曾暫時減弱的權力鬥爭正在重新點燃。獨裁政權內無論哪個派系都無法給貧窮、受到打壓的工人和年輕人提供出路，但是統治集團的分裂會曝露出政權內的更多醜聞，同時也會打破「穩定」的假象，鼓舞群眾鬥爭的信心。 高校同誌社團受到打壓 中國公眾對同誌的越來越包容。2015年年末聯合國調查顯示，85%的異性戀受訪者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這尤其反映出年輕人對待同誌平權的態度。美國《外交》雜誌報導說，今年中國國際不再恐同日（5月17日）的慶祝活動規模空前巨大。許多大學生走上街頭派發支持同誌團體的傳單、彩虹勛章等物品。但與此同時政府和高校校方對同誌社團嚴防死堵，習近平上臺之後更是變本加厲，越來越多地使用國家機器參與打壓，甚至扣上「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實際上正是在鞏固對性小眾的歧視與壓迫。 禁止同誌社團活動 2017年國際不再恐同日，廣州一些高校的同誌團體原本計劃在這一天舉辦揚旗、彩虹擁抱等活動。然而就在兩天前，社團負責人紛紛受到了輔導員的「喝茶」邀請。這些被校方禁止的學生同誌團體多年來一直處在地下狀態，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獲知社團成員名單的，也沒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怎麼洞悉到尚未公布實施的活動計劃的。據猜測，這是因為警方竊聽了社團成員的通訊。 有了解內情的學生告訴社團成員，他們的手機號已經出現在了國保的名單裏，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因此活動被迫暫停。然而即使這樣，校方還不罷休，下達命令要求各位同學在當日不允許轉發任何與這些社團有關的內容，更不允許參與他們的活動，甚至是不允許更改社交媒體的頭像（以防學生通過頭像圖片聲援同誌活動）。 像這樣的「恐怖措施」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內地高校以及社會網絡之中了。但在習近平加強控製和打壓學生和年輕人的情況下，這已經逐漸成為了常態。校方打壓同誌社團的方式經常包括向其成員的家長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有學生因此被父母強製送去接受「矯正治療」。這再一次說明傳統的家庭結構是獨裁政權的統治工具，而性小眾權利和團體受到打壓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挑戰了這種一男一女的父權家庭模式。 中共獨裁政權是爭取性小眾權益和對抗恐同歧視的嚴重阻礙。它害怕同誌運動的抗爭行動和成果將鼓舞更廣泛的群眾鬥爭，甚至發展成直接挑戰獨裁統治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同誌運動不僅需要通過「慶祝」和「教育」活動去改變公眾對於性小眾的態度，更需要明確反對獨裁、父權和它們所依賴的資本主義。 釋放被捕學生及工人 停止打壓馬克思主義學會? 去年七至八月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期間，得到全國各地的學生和青年聲援，及後8月24日廣東警方逮捕50多名聲援青年及工人，在11月9日更跨省搜捕十多人。部分人至今仍被囚禁甚至下落不明。 聲援的學生很多來自各大院校的左翼學生社團，因為認知中共與資本家一同剝削工人、貪汙腐敗的的惡行，而對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表達同情，繼而挺身行動聲援佳士工人。中共為了作出報復，大力禁製各間大學的馬思主義學會，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語言大學，逮捕組織成員，甚至動用保安和黑社會暴力攻擊學生。南京有另外8名左翼大學畢業生被逮捕，而南京大學則曾突然暫停全校所有社團的運作，要求學生提交成員名單，否則可能會被取締。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展振振被捕及遭退學，學會亦被校方接管。中國人民大學支持工人的團體「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本月2日也遭暫停活動並限期整改。 習近平越來越多利用馬克思主義的詞語，但現實上卻完全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現在更要禁止學生組織討論官方的意識形態，實在是對自己黨史的一大嘲諷。我們反對中共鎮壓學生，反對打壓毛派和左翼社團，要求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政治結社自由！強烈譴責暴力鎮壓，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青年及工人，爭取組織民主工會和學生團體的權利！支持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反對獨裁統治和資本剝削！ 反對政治迫害！反對強迫佳士青年「認罪」！ 自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被校方接管之後，北大等學校的一些佳士聲援團成員在被國安部門「約談」時看到了嶽昕、顧佳悅、鄭永明和沉夢雨等四名抗爭青年的「認罪視頻」。這四人自去年8月被捕之後一直下落不明。所謂認罪顯然是在中共當局的虐待甚至酷刑下做出的。曾看過該視頻的學生回憶說，顧佳悅和沉夢雨「臉色蒼白、眼上帶着一道道黑圈，眼光呆滯、口齒不清，在自述說出自己的認罪聲明時如同背稿子一般，還經常停頓，頻繁地眨眼，似乎記不起自己接下來要說什麼，好像需要努力地回憶。」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2016年曾被迫在中國電視上認罪的瑞典籍人權活動者）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被關押者會受到非常多的惡劣對待，直到他們被迫認罪。幾乎一定會有酷刑。」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着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衊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復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麼「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的出現代表着中共對佳士聲援團的鎮壓進一步升級。視頻借四名青年之口為中共唱贊歌（中國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和負面因素，但總體上是積極的；在中共統治下，社會狀況已有很大改善），並誣衊佳士工人鬥爭是「純粹是激進工人運動團體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戲」。如一名學生對《路透社》所說，這種指控純粹是顛倒黑白：是佳士工人爭取獨立工會的抗爭和所受的警察鎮壓吸引了左翼青年的聲援，而非左翼青年製造了這場鬥爭。另外，四人稱自己是受「激進組織」操控，企圖顛復政權。視頻沒有說明具體是什麼「激進組織」，更像是指稱廣泛的左翼青年團體。這除了意味着四人很可能遭受嚴厲刑罰，也表明政府可能會對中國左翼青年展開更猛烈的鎮壓。 「認罪視頻」是中共鎮壓的一貫伎倆，它想用這種方法恐嚇仍在堅持抗爭的左翼青年。但是該視頻並未像過去鎮壓自由派律師和人權活動者時那樣在媒體上公開播放。有學生說，國安曾表示該視頻是國家機密。中共可能擔心，至少是現在佳士聲援團仍在鬥爭的時候，如果公開播放該視頻，可能引發廣泛的學生和工人對運動的同情。中共的擔憂也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在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政府腐敗等問題下，左翼思想對年輕人很大的潛在吸引力。 在去年8月大規模逮捕之後，中共曾試圖誣衊佳士工人鬥爭是受境外勢力操控，並為此逮捕了深圳兩個勞工NGO的成員作為替罪羊（但這兩個NGO其實並未參加佳士鬥爭）。現在政府的指控從「境外勢力」變為「激進組織」，很可能正是因為看出前者無法得到普遍相信，所以不得不採取更露骨的恐嚇。 面對未來更猛烈的國家鎮壓，所有支持工運的人士迫切需要圍繞着一系列能夠指引鬥爭方向的訴求採取協調的、有組織的行動。中國勞工論壇要求： 停止政治迫害！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佳士鬥爭工人和青年； 一帶一路接連受挫 在1月22-25日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有一場關於一帶一路的會議，奇怪的是參加年會的中國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王岐山）竟然沒有出席這場會議。而且自去年夏天以來，中國高官已很少談到一帶一路，儘管一年前一帶一路才剛剛被寫入憲法，成為除了「改革開放」之外唯一一個被寫入中國憲法的外交和經濟政策。中美衝突和一帶一路國家愈發強烈的反對聲音及債務問題令一帶一路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勢必打擊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因為它是習近平的標誌性政策。 計劃受挫 一帶一路帝國主義擴張計劃威脅到美歐帝國主義的市場和影響力，成為當前中美衝突的戰場之一。去年7月底，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度-太平洋投資戰略，以抗衡一帶一路，儘管目前只計劃投資1.13億美元，遠少於一帶一路；出於同樣的目的，美國於12月又推出新非洲戰略。中國政府試圖通過降低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的宣傳調門，來緩和美國資產階級建製的敵意。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本身也進展緩慢，而且在沿線國家遭遇越來越多的阻力。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前11個月一帶一路新簽合同的價值比2017年同期減少了20.4%。一帶一路起初計劃的6個經濟走廊中，有3個至今尚無大型工程。部分原因在於，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政府限製資本外流，導致一帶一路可以得到的資金減少（一帶一路絕大多數工程資金都來自中國貸款）；另一方面，沿線各國的反對聲音也越來越高漲。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項目為其他腐敗的專製政府提供資金，暫時延續他們的生命，以此換取商業和貸款合約。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援助、貸款和合作強化了哈薩克斯坦領導層保住自己權力的能力。」納扎爾巴耶夫自1991年哈薩克斯坦獨立開始擔任總統一直到現在，殘酷鎮壓和屠殺抗議者。但一帶一路對威權政府的支持效果只是短暫的。由於群眾對於一帶一路、中國新殖民主義和本國經濟狀況的惡化，攻擊一帶一路成為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和斯裏蘭卡等國反對派贏得大選的工具之一。 今年1月，巴基斯坦政府決定擱置拉興雅汗（Rahim Yar Khan）大型發電廠的興建計劃，同時也取消了400個被認為是有政治目的的基建項目。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再度受挫。在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十分重要的俾路支地區，俾路支民族主義武裝力量將一帶一路工程作為攻擊目標，他們譴責中國和巴基斯坦政府殘酷鎮壓反抗力量和掠奪俾路支的資源，該地居民無法得益。同樣在今年1月，馬來西亞正式取消了東海岸鐵路項目。去年馬哈蒂爾打敗親中的納吉布成為馬來西亞新總理後，宣布暫停該項目和另外3項工程，希望和中國談判，達成對馬來西亞更有利的新合約。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早已被廣泛視為「債務陷阱」。早在2018年初，美國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預計巴基斯坦等8國家將因一帶一路工程貸款而出現財政危機。不久前，巴基斯坦被國際評級機構列為債務負擔不可持續的國家。繼斯裏蘭卡因無力償還對華貸款而將中資興建的漢班托塔港口租給中國99年之後，去年12月底有消息傳出，肯尼亞政府可能因為無法償還一帶一路貸款而將蒙巴薩港的控製權交給中國，引起國內強烈抗議。蒙巴薩港是肯尼亞最大且最發達的港口，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中國在肯尼亞建造的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實際運量只有預期的一半。自2017年開通以來，該鐵路一年之內就虧損了100億肯尼亞先令（約9900萬美元）。按照合約，如果肯尼亞政府無法償還債務，該國任何資產都不受主權保護。 最近美國《華爾街日報》調查馬來西亞國有一馬公司（1MDB）貪腐弊案的發現勢必引發一帶一路國家群眾更猛烈的擔憂乃至怒火。一馬公司於2013-2015年被爆出負債421億令吉（約102億美元），引發了貪汙醜聞和爭議。《華爾街日報》揭露了納吉布政府和中國的一系列會議紀錄。紀錄顯示，中國官員承諾：設法阻止美國和其他國家調查一馬公司弊案；竊聽《華爾街日報》在香港的記者，查出泄密者並告訴馬來西亞政府。作為回報，馬來西亞政府將批准一系列一帶一路工程。在會議之後幾個月裏，納吉布批准了總價34億美元的鐵路、油氣管道等工程。同時按照會議紀錄，馬來西亞官員建議中國提出的工程造價應該高出市價，多出來的資金會被用於其他用途（很可能包括填補一馬公司的虧空）。根據馬來西亞一家諮詢公司早前的估計，剛剛被取消的東海岸鐵路實際只需73億美元，但中國報價為128億美元。這些資金絕大部分來自中國貸款，最終將由馬來西亞國家財政償還。 由於接連受挫，加上美歐政府的攻擊，中國政府不得不降低一帶一路的宣傳調門。但是習近平無法放棄這個計劃，重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個人權威將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由於國內經濟出現嚴重問題，而且美國加強了保護主義政策，中國的大企業和銀行需要開拓國外市場。亦有許多中國群眾指責政府將大量資金用於海外，而不是用來改善本國人民惡劣的生活水平。中國群眾和年輕人明顯激進化，已爆發多場大規模網路抗議、跨省罷工抗議以及歷史性的佳士工人鬥爭，中國政府正準備進一步升級鎮壓。在此情況下，習近平和中共權威受損，可能給其統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一帶一路將造成氣候災難 儘管習近平和中共宣稱一帶一路會是「綠色發展」，但實際上這個龐大的全球基建計劃將嚴重惡化氣候危機。中國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煤電投資者。美國能源經濟和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於今年1月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在中國以外全世界所有在建煤電廠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中國出資的，而且其中大多使用的是汙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較高的過時技術。這些工程主要集中在南亞和東南亞，特別是巴基斯坦丶孟加拉丶印尼等一帶一路國家。「中巴經濟走廊」半數能源生產項目是煤電廠。部分由於「中巴經濟走廊」，煤電占巴基斯坦能源供應的比例將從現在的3.1%上升到2025年的20%。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於去年10月發布的調查報告，在2014-2017年間，中國的6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丶進出口銀行及最大的4家國有商業銀行）向一帶一路國家能源業提供了1430億美元貸款，將近三分之一是投入石油丶石化和天然氣行業；他們其中超過一半（140億）用於建造化石燃料發電廠，而且有100億是用於建造煤電廠。化石燃料行業占「絲路基金」能源業貸款的比例更是高達93%。 英國氣候變化經濟學與政策中心（The Centre for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說，如果一帶一路國家採取中國式的高碳排放發展模式，那麼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減排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巴黎氣候協定的目標是控製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不超過2℃（相比於工業革命前的水平）。若要實現這個目標，全世界需要在2040年時完全停止使用煤炭發電，也就相當於每天要關閉一座煤電廠。一帶一路的大規模煤電和化石燃料投資與此顯然是背道而馳。而且巴黎協定製定的是一個很低的標準。各資產階級政府受到巨大的公眾壓力下製定這樣一個無力的協定。即便全球氣溫只上升2℃，也會導致嚴重的氣候災難。科學家說必須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1.5℃以內才能避免災難，而且即便如此北冰洋的冰在夏季也會完全融化，全世界半數陸地生物會遭受負面影響；嚴重熱浪會更加頻繁──而且這還算是好的情況！ 中國政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大量煤電廠，為國內發電丶煤炭丶建築業公司開拓新的市場，同時也試圖將國內汙染轉移到其他國家，以緩和嚴重的空氣汙染和日漸增多的環保抗議。煤電廠不僅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汙染物，而且也在逐漸失去「經濟優勢」。根據英國氣候研究組織「碳追蹤計劃」（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預測，到2021年時，建造新的風電廠會比繼續使用現有的煤電廠更加便宜；到2025年時，太陽能發電也會比煤電更加便宜。但是煤電廠通常可以使用約40年，而且耗費巨額建設投資，這意味着一帶一路建設的大批煤電廠會將這些國家「鎖入」高排放的發展模式長達幾十年，進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和災難。 向較落後國家轉嫁汙染是帝國主義（包括美歐國家）長久以來使用的伎倆，因此為了對抗氣候破壞與汙染丶以大規模的綠色科技取代破壞氣候的產業，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會主義解決方案，需要全世界工人階級團結對抗盲目逐利的資本主義。 再現毒跑道 貪腐官僚戕害學生健康 從2018年9月開始，浙江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及家長多次反應校園內瀰漫着刺鼻異味，先後有多名學生出現流鼻血、咳嗽、腹痛、頭暈等症狀，甚至出現脫髮和抽搐。最多的一個班，45人有42人產生不良反應，並被送往醫院就診，且有部分學生在之後出現復發的現像。全校1000多名學生有近600人體檢異常。 由於近幾年來中國多所中小學校曝出毒跑道事件，三門實驗小學學生家長懷疑該校存在相同問題。2018年9月底當家長帶着檢測人員去學校檢測時，校方卻稱家長們是「無理取鬧」，並出示了一家省級質檢機構的合格證明。當地教育局以及跑道施工方、監工方也信誓旦旦說跑道不存在安全問題。 有毒物質嚴重超標 10月，在家長抗議之下，校方被迫允許家長們聘請的另一家質檢機構重新檢測。新的檢測結果顯示，該校跑道散發的兩種有毒物質（甲醛和鄰苯二甲酸酯）分別安全限度的2倍和5倍。11月的又一次檢測發現另外一種有毒物質（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為安全標準的3倍。這幾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的內分泌、生殖、神經系統，甚至會造成癌症，對兒童的傷害當然尤為嚴重。 但是校方卻不承認新的檢測結果。當家長在校外抗議或者不讓孩子上學時，當地教育局官員竟荒唐地警告家長不要試圖製造「轟動效應」、不要「干擾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直到今年1月4日，校方才徹底拆除跑道，但並沒有兌現拆除跑道後往下深挖50公分的承諾。目前5名學校和教育局官員及工程人員，以及涉事的建築公司和監理公司，正在接受調查。 校方、教育部門和官方質檢機構一同包庇毒跑道和相關公司，顯然涉及貪腐。近年來中國毒跑道層出不窮，10多個省份曝出此類事件。同樣在去年9月，武漢和濟南的兩所小學也出現毒跑道，百餘名學生身體不適，校方同樣聲稱跑道質量合格。毒跑道橫行是製度性腐敗、教育商品化和資本主義逐利的惡果。 民主管理 學生及家長對於學校運作並沒有足夠的知情權和控製權，直到抗議和輿論壓力不斷增大，才迫使政府介入，經常是曝出一起才查處一起。在中共的獨裁統治下，群眾往往也難以了解肇事者是否受到應有的處罰，或者是否真的受到了處罰。習近平當局正在繼續加大網絡和媒體管控，不能排除有更多的毒跑道事件被隱瞞。 只有採取教育資源的民主監督，民主分配，才能實質性阻止毒跑道以及種種類似案例，保證學生的安全。我們要求由學生、家長、教師和工人組成獨立、民主的學校委員會，調查所有毒跑道和其他安全問題；學校委員會應有權懲處有罪的官員和資本家，並有權民主監督和控製學校運作（包括校舍建設和課程安排）。同時我們要求全面的教育公有化，大幅增加教育資源，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優質、安全的免費教育。 頁岩氣開採引發地震 四川數千人抗議 2月24-25日，四川榮縣數千人抗議，要求政府停止開採頁岩氣，並衝擊了當地政府大樓。在24-25日，榮縣接連發生三場4.3-4.9級地震，官方通告稱地震造成2死13傷，超過2萬間房屋損毀，共損失8000餘萬元人民幣。亦有媒體報導死亡至少4人。當地群眾認為是附近的頁岩氣開採工程造成地震，因此上街抗議。政府已禁止媒體報導地震或抗議情況。 警方在24日逮捕了10多名抗議者，而且有多名參加抗議的10多歲學生遭到警察毆打。但之後抗議者仍在繼續增加，迫使政府宣布暫停開採。 開採頁岩氣主要採用「水力壓裂法」，即將水、砂和化學物的混合液體通過高壓註入地下，將岩石層壓裂，從而釋放出岩層中的天然氣。但是水力壓裂法容易汙染水源，而且已有研究發現，頁岩氣開採確實造成近幾年四川地震增多。 開採頁岩氣導致地震增加 榮縣居民說，通常在每次壓裂開始後的兩三個小時裏就會發生地震，儘管過去的地震沒有今次這麼嚴重。自從去年9月開始開採頁岩氣以來，榮縣發生了9次3級以上地震，200多次三級以下地震。而且當地的地震在今年農曆假期期間曾短暫停止，假期結束後重新出現，更說明2月24-25日的地震與開採頁岩氣有關。有居民說：「現在白天也搖、晚上也搖……大家都有恐懼感，隨時都有威脅，人心惶惶。」 此前當地居民已多次要求政府停止開採頁岩氣，但政府無動於衷。在2月的地震和抗議之後，政府被迫宣布停止開採。但群眾懷疑這只是緩兵之計。香港《星島日報》也報導說，其實頁岩氣公司只關閉了一個礦井和減慢了開採速度。 2017年四川頁岩氣開採量是全中國的三分之一，榮縣的頁岩氣儲量是全國的六分之一。但四川屬於地震多發區，11年汶川大地震官方死亡數字將近9萬人（亦有估計為30萬）。 中共政府試圖通過開發頁岩氣來減少對進口燃料的依賴，但卻對群眾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嚴重的汙染事件和工業災難亦屢見不鮮。中國勞工論壇要求永久停止開採頁岩氣，並由居民民主組成的委員會獨立調查環境損害以及對居民的影響，懲治有罪的官員和老闆，並向受害者作出賠償。要想真正保障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良好生活，必須真正發展及應用綠色能源，但只有由工人群眾公有及民主地控製能源和社會生產才能實現這點。 火燒「女生節」橫幅 女權鬥爭新行動 有着婦女爭取政治與經濟平權的激進起源的國際婦女節，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早已淪為各大商家極力促銷的商機。在資本主義復辟數十年的中國，3月7日還被另外冠上「女生節」丶 「女神節」丶 「女王節」這些父權視角的名稱，許多「慶祝」活動亦不乏將女性視為男性玩物的標語，諸如「春風十裏，不如睡你」等。這些充滿性別歧視甚至性騷擾的橫幅得到校方容許。為對抗這種庸俗化趨勢，中國政法大學有女學生於3月8日當天放火燒掉校園內的「女生節」橫幅。她在社交媒體上說道：「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丶離婚權丶墮胎權的鬥爭……」儘管該女生事後稱感覺做法欠缺安全考慮，該行動仍然受到網民廣泛稱贊。去年3月7日，山東大學也有學生抗議「女生節」橫幅，批評這是性騷擾。 普遍的性別歧視 中國女性受到多種形式的歧視與壓迫。女性經常在個人發展方面更多遭受指摘，被認為不需要讀到很高學歷丶追求太好的工作，而應該早點結婚生子丶相夫教子。在大學裏，除了被曝出的多起教師對女學生的性騷擾和性侵外，女性還經常被說成「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而父權製度和譴責受害人的文化也令宣揚「穿得時尚暴露，等於教人強姦」等觀念的「女德班」有了市場。在社會輿論中，以近期埃塞俄比亞航空302號班機空難為例，一名遇難中國籍女大學生被認為年輕貌美，於是被集中炒作，且被多名網友以「千裏送炮」等評論羞辱。 各種歧視與壓迫的根源在於性別間的經濟不平等，而造成經濟不平等的正是資本主義製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規範財產繼承丶維護私有製和等級製，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為經濟基本單位，而女性被強加生理上的「再生產者」丶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的屬性，在職場上處處收到歧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從1990年的73%跌至2018年的61%；即使能夠就業，無論公共還是私營部門，許多單位將年齡丶外貌等作為招聘女性的條件。女性工人更多地集中在清潔丶收銀等不穩定且低薪的工作。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告，中國女性平均收入與男性的比例從2010的68%下降到了2018年的62%；而且在類似工作上的收入差距（即同工不同酬程度）從2008年的26%增加到2018年的36%。 表面讓步 近年影響到中國的#MeToo運動丶P2P受害者上訪丶佳士工人鬥爭等一系列行動，着實給中共政權造成不小壓力。因此，為了緩和群眾憤怒，同時也是為了應對已經開始的人口危機，中共及其操控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在女性問題上作出表面讓步。2月21日，一份關於落實現有禁止就業性別歧視法律的官方通知在網上公布。今年兩會期間，有提案建議結束對非婚生子女的經濟處罰，亦有提案要令父親也陪產假。而李克強也聲稱政府將「加快」發展托兒服務和早期教育。 我們很難相信聲稱的這些措施能夠真正實現並消除性別歧視。習近平上臺之後顯着加強國家鎮壓，女權運動成為攻擊目標之一。習近平政權以及受其鼓舞的保守力量宣揚回歸「中國傳統」和儒家文化，呼籲女性從職場「回歸」家庭，令女性從事更多無償家務勞動，以便削減公共服務，同時進一步強化職場性別歧視，將使資本家和中共貪腐官員攫取更多財富。中國政府大學的事件證明，中共政權無法真正消滅中國的女權鬥爭，將會有更多的學生和青年採取行動挑戰性別壓迫。 相比以往的國際婦女節，在2019年的這一天，許多人開始學習國際婦女節的起源，了解它的真實含義，不再滿足於資本主義下商業化且去政治化的印象。占人口約一半的女性對工人階級鬥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且事實表明女性工人經常率先發起抗爭丶並站在鬥爭的第一線。我們需要一個社會主義替代，訴求將生產資料民主公有化，將民眾的需要置於經濟利益之上，因而能夠實現同工同酬丶永續的公共托育丶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從而令性平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聯合，合力擊敗親資父權的中共政權，令性別平等不只在法律上丶而更在經濟方面實現，最終打造一個真正性別平權的社會。 響水爆炸 揭露官商勾結 2019年3月21日，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生態化工園區一家名為「天嘉宜」農藥廠發生爆炸。據中國地震臺網測定，此次爆炸相當於2.2級左右的地震，發生爆炸的化工廠被炸出一個大坑，整個園區成了一片廢墟，周邊房屋嚴重損壞，居民區和學校的玻璃窗被震碎。事故造成78人死亡丶617人受傷。爆炸還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事件發生後，當地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丶氮氧化物濃度，曾一度超標57倍和248倍；園區內河流不同程度的檢出揮發性有機物。 事發園區為江蘇化工企業主要集聚地之一，當地此前已發生多起化工企業安全事故：2007年11月27日，園區內另一家農藥廠發生爆炸，致8人死亡丶數十人受傷；2010年11月23日，園區內一家氯鹼廠發生氯氣泄漏，導致下風向的另一家化工廠30多名員工中毒。2011年5月18日下午，再次有農藥廠發生重大火災；7月26號該廠又發生爆炸。 嚴重隱患 據今次爆炸的調查人員所說，這個園區從2007年開始運營，當時為了承接從其他地區遷來的重汙染工廠匆匆上馬，沒有做好充分的計畫。各個工廠自行鋪設管道向河流排汙。更嚴重的是，該園區沒有處理廢棄物的設施，各工廠自行建設焚化爐，有些焚化爐甚至緊鄰天然氣罐，天嘉宜就是如此。這可能就是爆炸的原因。該園區使用卡車而非管道運輸天然氣，但沒有做到必要的安全措施，亦有可能引發爆炸。工人和當地居民已多次向政府據報園區的安全隱患和汙染問題，但政府一面向工廠收取罰款，一面縱容工廠照常運作。 天嘉宜在2018年2月被國家安全監管總局指出存在多項安全問題，包括主要負責人及特殊作業人員未經考核合格丶生產裝置操作規程不完善丶動火作業管理不規範等等。爆炸的發生說明，這些問題很可能仍沒有糾正。該廠在2017年和2018年，該公司共受到了7次行政處罰和環保處罰，其違法行為包括：違反大氣汙染防治管理製度丶違反固體廢物管理製度丶違反環境影響評價製度。該廠老闆此前亦曾因汙染環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天嘉宜周邊10公裏內有80多家化工廠有環境違法紀錄，而且很可能仍在繼續汙染。 響水經驗 當地政府過去也曾阻撓記者調查發生事故的工廠。2007年11月27日爆炸後，眾多媒體記者趕赴響水採訪。當地宣傳部門立即啟動了一套禁止記者採訪的應急預案，採用武力威脅丶軟禁記者，重金收買丶色相利誘等方式收買記者丶阻撓採訪，並且總結髮布了《沉着應對突發事件，全力做好輿論引導──響水「11·27」事故新聞協調工作的主要做法》一文，又稱「響水經驗」。12年過去了，「響水經驗」並沒有被拋棄；在此次事件中，當地政府依然部署了無人機干擾設備干擾丶擊落媒體的航拍無人機。3月25日，在響水調查環境汙染問題的民間環保誌願者張文斌因「尋釁滋事」被警方帶走。 「天嘉宜」爆炸之後不到兩個星期，雲南大理丶山東煙臺丶山東青州丶江蘇崑山丶雲南昭通丶安徽馬鞍山又接連發生6起爆炸，總共造成18死丶16傷丶5人失蹤。同樣是在江蘇崑山，5年前一場爆炸造成146人死亡丶114人受傷。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為了利潤與政績，置無數工人和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在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丶甚至多次發生事故的情況下，依然「我行我素」，最終釀成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慘禍。資本主義製度是一個完全只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製度，而工人的生命就是驅動這個製度運轉的燃料。只有通過工人階級的集體行動推翻資產階級專製，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確保工人在真正的公有製下對生產的民主控製，才能防範此類事故的發生。 國家鎮壓繼續 6 名北大學生被捕 五四100周年前夕，北京大學6名左翼學生被捕，下落不明。目前因參與佳士工人鬥爭而處在監禁下的工人、學生、青年有約50人。而協助打壓左翼學生的學生幹部則被北大評為「共青團標兵」。中共政權害怕左翼青年和工人在五四和六四紀念日發起新的抗議，更害怕在經濟低迷的情況下群眾抗爭愈演愈烈，因此採取新一波鎮壓。 警察暴力 今年五一勞動節前，邱占萱、焦柏榕、孫嘉言、李子怡、王瀚樞等5名北大學生前往北京郊區工廠打工，但於4月29日被捕。同日，另外一名北大學生沉雨軒在校內被捕。沒有消息表明他們正在進行抗議活動。隨後佳士聲援團公布了他們在被捕前錄製的視頻和通訊紀錄，揭露出令人髮指的警察暴力。 北大馬會前會長邱占萱在視頻中說，他曾連續5天受到警方虐待，包括長時間審問、打耳光、脫衣服搜身、以高音量收聽習近平長達三個小時的十九大報告、以及性騷擾。北大馬會於去年12月底被校方接管。 沉雨軒及另外一名學生在28日晚受到警察審問。當時沉雨軒正在上廁所，警方踹開廁所門，將她按倒在地強行帶走。兩人在審問期間受到毆打辱罵。沉雨軒於次日再次被捕。 佳士聲援團也公布了北大校方和警察更多的惡劣行徑。例如一個學院團委書記借調查原馬會女性成員的機會進行言語的性騷擾。甚至有警察「坦率」地對學生說：「不愚民維穩成本太高」。北大左翼學生將自己受到的監視、騷擾、恐嚇、辱罵、毆打稱為現實版的1984。中共政權對於反對力量的活動變得越來越敏感，是因為統治精英清楚地知道群眾在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下積壓起來的各種怒火、工人階級的潛力、以及當前具有潛在爆炸性的政經局勢。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儘管學生們現在面臨着巨大困難，但政府仍然害怕他們的運動會壯大起來。」由於擔心反過來鼓舞青年抗議，特別是因為佳士工人和青年鬥爭，今年政府的五四紀念活動遠比預期低調。 從去年8月的全國大抓捕以來可以看出，接連的打壓令原本對中共還抱有一些幻想左翼學生開始看清，中共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而且向習近平表忠也無法避免打壓。一名學生在談到最近的抓捕事件時說：「習近平的五四演講充滿了關於國家榮耀的口號，但實際上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經歷猛烈打壓、更嚴厲的管控和全面審查。」 而且，國家鎮壓已經從激進左翼青年蔓延到溫和NGO。5月8日，北京、廣州、深圳的3個勞工NGO被警方查抄，4人被帶走（李大君、周麗娟、梁自存、李長 相比於過去被打壓的NGO和自由派勞工活動者，這3家NGO更加「溫和」，主要為 鎮壓蔓延 它們被警方查抄，說明習近平政權對於基層工人活動越來越緊張，哪怕他們並不打算挑戰中共政權。一名去年曾前往深圳參加佳士抗議的學生對《金融時報》說：「今年所有事情都非常敏感。」面對驟然惡化的中美貿易衝突、進一步黯淡的國內經濟、以及從去年以來左翼青年和工人發起的挑戰，中共統治精英非常擔憂。它將會採取更多的鎮壓行動。 面對國家鎮壓，中國左翼青年表現出令人敬佩的勇氣。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獨裁政權的暴行，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支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的權利、政治結社自由、以及全面的民主權利，終結獨裁資本主義的剝削壓迫，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替代方案。 中國：南應鎮壓牽涉中共貪腐 4月26日，南京應用技術學校學生和家長因校方虛假招生舉行抗議，竟然被校方非法囚禁。當晚抗議者又遭到特勤（中共政府用於維穩的非正式警力）暴力鎮壓。有消息稱警方使用了麻醉彈。多名學生被警方帶走，其中一人被控「煽動鬧事」。該事件揭露出私立職業學校泛濫、混亂的虛假招生問題，並因警方的殘酷鎮壓、官商勾結以及學校的軍方背景受到大量關註和譴責。 南京應用技術學校有6000名在讀學生。它自稱是大專職校，但實際只是中職，。該校的護理系更是完全造假，每年學費高達1.6萬元，但實際卻是「家政服務系」，無法為學生提供護理專業資格證和醫院實習。已就讀多年的學生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學籍。4月22日，校方公告稱，學生要想拿到大專文憑，必須轉考另外一間學校，但不保證錄取，而且新的學校也沒有護理系。 學生家長前來學校理論，校方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毆打家長和學生。為了封鎖消息，學校使用強製手段，將學生們鎖在宿舍中，鎖校，並要求沒收手機。學生們通過網絡向外求助的方式也被封鎖，相關微博貼文都被立即刪除。在當晚午夜至凌晨，有的學生砸破了門窗逃生，有的宿管老師為了學生打開了大門，學生們終於衝出來了。 但這卻只是開始，蜂擁而至的特勤進入學校，開始毆打鎮壓學生，也毆打幫助學生的老師。這樣對學生的殘暴的鎮壓，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天。而且27日一早，南京警方通報稱事件是因「社會閒散人員和被開除學生煽動」，而對該校和警方罪大惡極的行為隻字未提。 軍方背景 事後媒體調查發現，這場騙局牽涉到江蘇一家可能擁有軍方背景的大型教育業公司──中寧教育集團。該集團董事長王中平為解放軍預備役中校，而且南京應用技術學校的「軍事化管理辦公室主任」是解放軍一個訓練基地的前政委。中寧集團旗下的南京東方文理專修學院院長曾是江蘇省政府官員。這正解釋了抗議學生何以遭到如此令人髮指的鎮壓。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借用南應的名義招生，逃避監管。南應被曝出以每個學生6000-7000元的價格委託他人替學校招生，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兩校地址相同。早在2017年，南應就已被揭出虛假招生問題。當時南京政府曾說要「查個水落石出」，最後卻沒有下文。南應甚至厚顏無恥地指責媒體「收受賄賂對我校進行不實報導」。 東方文理專修學院也曾捲入學生賣淫案件。兩年前，該校保衛科勾結校內KTV逼迫學生賣淫。中寧集團屢次被曝出醜聞，但最後都不了了之，說明它一直受到政府甚至軍方庇護，甚至乾脆就是中共官僚的產業。 民主調查 南應抗議和鎮壓直接中共政權的貪腐行徑，也揭露出教育私有化的亂局。政府不可能真正調查和揭露所有真相。我們要求成立由學生、家長和獨立工人組織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底查清、公開南應和中寧集團背後的官方聯繫和所有違法行徑。這個委員會應該有權懲處所有有罪者，包括政府官員。 同時需要將教育完全公有化，由學生、教師、家長以及民主工會民主管理學校和課程，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且優質的教育。要想實現這些目標，必須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運動，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資本主義。 中國：996 點燃大規模網絡抗議 程序員發起的反996網絡抗議打破了資本家和中共政府塑造的「只要努力，就有回報」的奮鬥神話。程序員作為現代白領工人，相比於底層勞動群眾，享受着較為優渥的待遇，因此也曾被認為是最不可能發起鬥爭的群體之一，所以反996抗議更突出地表明中國勞動群眾的激進化進程。當局宣傳或暗示：那些在罷工與示威中為自己權利而鬥爭的工人都是不願工作的懶漢或者是「受境外勢力操控」，而勤勞的中國人民的需求只有埋頭苦幹。越來越多工人和青年明白，這不過是中共政權用來抹黑工人鬥爭和維護資本主義剝削的謊言。 3月26日，世界最大的社交編程及代碼託管網站github上出現了一個叫996.icu的項目。「996」工作製，即每天早 9 點到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點，每周工作 6天。996.icu意思是如果按照 996 的模式工作，那以後就得進 ICU 了。 996在科技業是普遍狀況，而且許多程序員和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工時甚至比996更長。據估計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IT業是重災區之一。有程序員說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拿命換錢」。 996.icu在極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大量的關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這個項目中，有一份還在不斷增加採用996製度的企業名單，和用於阻止這些公司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的「反996許可證」等等。抗議的程序員表示：「從閉源到開源是一次偉大的進步，從開源到同時強調保護勞工權益也將是一次偉大的進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主張保護勞動者權益的開源軟件許可證。」 這場網絡維權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蔓延開來，而且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許多加入網絡抗議的程序員不僅譴責996的超長工時和政府的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直接譴責資本主義。也有程序員說到，佳士鬥爭已經說明，即便刻意表示反996不是政治運動也無法避免政府打壓。這些討論在過去的其他網絡抗議中是罕見的。工人的網絡抗議擁有更大的潛力。當勞動群眾的怒火從網絡抗議升級為現實的罷工抗議和工人運動時，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終結中共獨裁統治和整個資本主義製度。 在這樣聲勢浩大的網絡運動下，資本家的反應更令抗議的程序員和廣大群眾感到憤怒。4月11日，馬雲公開聲稱，996是「福報」 ，更戲劇性的是馬雲在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壟斷資本家的同時，還是個中共黨員。這揭露出中共獨裁統治正是在保護資本家的剝削和利潤。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為自己塑造的偶像崇拜和江湖俠氣式的形象被他們自己的「誠實」打得粉碎，各大視頻網站上惡搞和諷刺諸位大資產階級和996等的剝削方式的視頻成功爆火。「那我用勞動法起訴公司996，能不能站着把錢掙了？——那你大概是在監獄裏跪着。」戲謔中處處都是勞動者對獨裁政權和資本主義剝削積壓已久的不滿。 政府不得不對沸騰的民怨有所表態。人民日報說「崇尚奮鬥，不等於強製996」，但也只是通篇和稀泥而已。至今沒有任何一間公司因為工時過長而受到處罰。杭州一家公司因在年會上高調宣布施行996受到廣泛關註，正在接受調查，但當地政府很可能是拖延時間，想要等到抗議聲浪過去之後讓案件不了了之。因為如果真的做出處罰，一定會有大批程序員和群眾要求處罰其他公司，而親資的中共政府不可能這麼做。 8小時工作製 996不過只是中國勞動群眾惡劣處境的冰山一角而已。996.icu表達出中國工人群眾積壓的怒火，也部分展現了工人運動的巨大潛力。網絡抗議可以鼓舞更多工人發起現實的鬥爭，而工人運動最能夠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者要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同時大幅提高工人收入，完善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我們支持工人建立民主的獨立工會，這是挑戰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關鍵武器。同時也必須建立一個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政黨，徹底終結獨裁資本主義，建立由工人民主控製和管理的真正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塵肺工人聲援被捕工運人士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發起網絡聲援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釋放3名工運人士並向塵肺工人提供足夠的補償。 2019年3月20日，關註工人權益的「新生代」網站的編輯危立誌被警察抓捕，並遭到警察入室搜索，電腦手機等被沒收。而在這之前數個小時另一位編輯柯成兵也已被抓捕，同年1月8日編輯楊鄭君也遭受到同樣對待。 該3人被控「尋釁滋事」，於今年年初被捕。逮捕的直接原因是新生代網站曾幫助塵肺工人維權，但深層原因在於佳士工人鬥爭之後習近平政權對左翼學生和工運人士的大肆鎮壓。 特別是在當前繼續升級的國家鎮壓之下，工人的聲援行動更具重要意義。在網絡聲援前幾天，湖南塵肺工人曾打算再次前往深圳抗議，但遭到本地政府的攔截和恐嚇。 深圳既是新生代3名編輯現在被關押的地方，也是這些工人過去工作並染上塵肺病的地方。 工人對於當局的鎮壓感到憤怒。工人的一封聯署信寫道：「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麼是有罪的呢？」 關押3名編輯的看守所的警察曾對工人說，這3人是「被工人利用了」。中共抓捕工運人士和支持工人鬥爭的年輕人、查封勞工NGO和左翼學生社團，是害怕工人鬥爭挑戰自己的獨裁統治。 塵肺是職業病，而且被稱為「窮人病」，因為只有窮人才會從事容易患上塵肺病的職業。塵肺患者會逐漸喪失勞動能力，而且到晚期時甚至連感冒都可能致命。現在中國塵肺工人僅官方認可數據就有70萬之多。 抗議不斷 由於大批底層工人（尤其是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再加上政府包庇資本家，有不計其數的塵肺工人無法得到官方確診，因此才出現2009年「開胸驗肺」事件。十幾年來，全國各地的塵肺工人維權抗議接連不斷，政府卻採取拖延戰術，和他們「斗長命」。 去年11月，300名塵肺工人聚集在深圳社保局，希望進行談判，官方原本答應派出市委秘書長協商，但最後卻毀諾，出動警察強製驅離，甚至進行毆打並使用辣椒水。塵肺工人明白到需要更大規模的力量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因此發起今次的聲援行動。這是工人意識的重要進步。 社會主義者要求政府立即滿足塵肺工人的訴求並立即無罪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和政治犯。塵肺工人和整個工人階級需要獨立的民主工會和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才能徹底擺脫現在的貧窮和悲慘處境。 中國：建立獨立工會和工人政黨 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 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因要求建立獨立工會而被捕的4名佳士抗爭工人仍在監獄裏等待審判。自去年7月政府開始鎮壓佳士工人抗議來，大批工人、支持工人鬥爭的學生、以及勞工NGO人士被捕，目前超過50人仍處在監禁之中。從去年8月24日針對佳士工人鬥爭的全國大抓捕到今年4月，「中國勞工通訊」網站共紀錄了1000起工人抗議、罷工，比5年前習近平剛剛上臺時（2013年9月-2014年4月）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勞工通訊」紀錄的工人鬥爭主要來自社交媒體，只占實際工人鬥爭的一小部分，而且考慮到5年來國家鎮壓和媒體審查大幅升級，中國工人鬥爭的發展比這些數字顯示出來的更加重大。隨着貿易戰升級和經濟急速放緩，中國工人鬥爭將會繼續增加。 工人生活惡化 近幾年來，中國勞動者收入增速持續放緩。2018年，占勞動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工平均月收入不到4000元。特別是是在建築業，拖欠工資的嚴重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甚至可能在惡化，政府則乾脆不再公布欠薪數據。為了拉動消費（特別是房地產市場），中共開始放寬對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限製，但是在低收入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整體匱乏的情況下，農民工的生活狀況無法得到真正改善。 不過就連白領工人也開始面臨困境。求職網站智聯招聘報告指出，相比去年年底，今年第一季度白領工人的平均工資不增反降，揭示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工作條件惡劣 與此同時，中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依然十分惡劣。不久前，許多程序員發起大規模網絡抗議，反對996工作製，得到廣泛關註。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北京勞動者平均每周工作約60個小時，可能已經超過香港，成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城市。 中國建築與化工行業事故數量持續增加。僅在今年3月底，全國各地就發生多起爆炸與火災事故，造成85人死亡。低薪的工人也經常被迫租用不安全的房屋，這也釀成許多傷亡，例如2017年底被北京政府用作驅逐「低端人口」的藉口的西紅門鎮大火。 這些事故多是人禍， 造成7 8 人死亡、617人受傷的江蘇響水爆炸案便是政府包庇資本家、縱容危險運作的結果。響水的工業園區過去已發生多起工業事故，當地政府則只顧阻撓媒體報導，隱瞞真相，甚至總結出一套用於封鎖媒體報導的「響水經驗」。響水慘劇只不過是中共獨裁資本主義之下，官商勾結、為了利潤無視工人生命安全的縮影而已。 為了挑戰資本家越來越嚴酷的剝削，中國工人需要獨立於中共政權的民主工會，這是建設強大工人運動不可或缺的武器。社會主義者要求釋放所有被捕工運人士，撤銷所有控罪。我們要求在大幅提高工人工資的同時，立即全面施行8小時工作製；廢除戶籍限製，並通過工人民主管控的公有製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為所有人提供充分、優質的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必須建設一個有力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終結中共獨裁資本主義，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專項整治」對準女同性戀 國際不再恐同日前夕，中國政府對性小眾展開新一波的打壓，今次主要攻擊目標是網絡上有關女同性戀的內容。4月中，新浪微博封殺了擁有近5億閱讀量的話題群組#les#。這是繼去年4月新浪微博「清查」同性戀內容之後的又一輪攻擊。 有25萬組員的豆瓣小組「les sky」公共入口被封，僅原組員及組員邀請才能進組。微信用戶無法在個性簽名中加入彩虹旗符號。4年前慶祝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淘寶也大範圍下架同誌相關產品。 清除女同性戀內容的做法極可能與中國網信辦啟動不久的「網上低俗信息專項整治」有關。從列舉的清除內容看，女同性戀顯然被視為違背所謂「正確婚戀觀和家庭倫理道德」。 對抗不公正製度 政府的打壓正在激起對整個網絡審查和壓迫製度的憤怒。有抗議者在微博上寫道：「我們發聲不單單是為了這一個群體，也是為了被堵住嘴被消失在視線裏的無數個群體」。同誌平等權益促進會在一篇抗議文章中也談到，基於不公正環境受難的人還有很多。 面對這一波打壓，很多性小眾權利支持者並未屈服，不分性別與性向參與聲援。可見許多民眾也逐漸認知到各受壓迫群體需要團結鬥爭對抗不公正製度。 今次政府特別針對女同性戀，而且新浪微博沒有公開宣布清理行動，想要分化削弱反對聲音，但反對打壓的#我是les#的話題閱讀量仍然達到至少有3.6億。豆瓣、微信和淘寶在壓力下取消禁令，但新浪微博沒有重新開放被封的話題社區，政府也未如去年一樣讓步。習近平政權對性小眾的打壓正愈發強硬。 另一方面，今次打壓行動相信與中國出現的人口危機相關。由於女同性戀同時衝擊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製度和女性生理上「再生產者」的角色，她們於今天成為網信辦的特別「關切」對象。這揭露出女同性戀在父權資本主義所受的性別和性向雙重壓迫。而工人階級的女同更是還要遭受資本家的剝削。 社會主義者反對封鎖網路和言論自由，支持性小眾的表達權利。我們支持同性婚姻的自由，反對在任何地方的歧視。尤其是在學校和職場裏，底層同誌需要組織起來抵抗壓迫。 為了實現性向平權，需要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願景，將性小眾、女性等所有受壓迫者的鬥爭聯繫到工人運動，以打倒父權資本主義和中共獨裁政權。 在民主的公有製和計劃經濟下，大幅提高群眾的生活水平，實現真正的婚姻自由。 中國：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貿易戰驟然升級，國內經濟急遽放緩，工人群眾鬥爭的彼伏此起，讓中共統治精英擔憂不已。儘管習近平政權繼續升級鎮壓，但中國存在着革命性劇變的巨大潛力。 普遍「焦慮」 英國《金融時報》近期採訪了杭州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生動揭示出中國群眾在經濟放緩、巨大貧富差距、生活水平停滯、公共服務短缺下的不安情緒。這篇採訪多次用到「焦慮」這個詞。受訪女士工作於網易公司，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之一。公司曾打算解僱她，只不過因為她正在哺乳期而撤銷了決定。她的哺乳期將在3個月後結束，到時她很可能仍然會被解僱，而且她很可能會因剛剛生育而受到更加嚴重的職場歧視，令她難以找到新的工作。 中國政府曾宣稱新興互聯網經濟將代替傳統製造業推動中經濟增長，但是現在互聯網行業同樣受到經濟放緩的衝擊，多間大型互聯網公司傳出大規模裁員消息。京東可能裁員12,000人，占其雇員總數近一成。阿裏巴巴則已經凍結了招聘人數，有分析指出凍結招聘人數往往是裁員的前奏。對於被解僱的員工來說，馬雲所說的「996是福報」帶有更加殘酷的意味。 令受訪女士特別不安的是食品安全問題、孩子入學困難和購房困難。從去年開始，中共政府開始嘗試大力遏製房價高漲。這主要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爆炸很可能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遙不可及的房價長期以來是群眾怒火的焦點之一。但是遏製房價上漲的措施包括增加首付比例，意味着擁有足夠存款支付首付的人更少，購房更加困難。可見在資本主義之下，中共不可能讓勞動群眾的住房需要得到保障。 相比於這個年收入50萬元人民幣（屬於前10%）的受訪家庭，基層勞動群眾的生活處境更加惡劣。底層工人早已經歷了中國接連的工廠倒閉潮，普通女工會因為生育而被迅速解僱，更不用說他們沒有錢為子女購買相對安全的進口食品和優質教育。當中產階級擔憂階層/階級固化正在來臨時，廣大工人階級早已陷入世代貧窮。 扣除通貨膨脹之後，2018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僅5.6%，連續第6年低於官方的GDP增速。近3億農民工的人均收入增速更是低得可憐。收入增長放緩轉變為家庭債務激增。從去年開始，家庭債務突然成為中國新增債務的最大貢獻者，占比將近一半。家庭債務占GDP比例也已超過50%。生活水平的停滯令中共難以用「經濟發展」來維穩，令群眾愈發難以忍受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的匱乏和獨裁統治，推動更多工人和失望的中產階級發起鬥爭。 貿易戰升級 這種情況將因中美貿易戰和廣泛衝突的升級而進一步加深。中國政府宣布將從6月1日開始，對從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新的關稅，並加強對外資的「國家安全審查」，以報復特朗普的新關稅。中國沒有立即加征關稅，是為繼續談判留下空間，但是談判前景已經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政府從5月10日加征的關稅已經開始對中國經濟造成打擊，預計降使中國今年的GDP增速降低0.2-0.3個百分點。但比起對GDP的直接影響，更嚴重的是由於新關稅導致成本驟增而令中國廠商遷移至臺灣或東南亞國家，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中國的許多工廠已經不再接受新的美國訂單。 湖南一家國有水果罐頭公司負責人說，25%的關稅對於對美水果出口而言幾乎是滅頂之災。上海一家港口倉儲公司總經理則說，同業競爭將變得非常激烈，甚至「骯髒」。如果特朗普兌現他的威脅，對其餘的3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中共政府可能無法保住6%的GDP增長目標，這從不同方面來說，對中共都會是一個災難。 如果無法「保6」，不僅中共的統治威信和國內外資本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將大大受損，更重要的是可能造成失業潮，進而點燃激烈的群眾鬥爭。今年中共對於就業問題格外擔憂。 在5月13日的一場全國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各級官員將創造就業崗位作為首要任務，特別是要保證大學畢業生、退伍士兵和農民工就業近年來。退伍士兵因為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問題發起多場大規模抗議。如果大學畢業生和農民工大規模失業，將強力加速中國工人與青年的激進化進程，類似於佳士事件的鬥爭將陸續發生。 經濟再次放緩 中國G D P 增速上一次跌到6 % 以下是1989-90年。當時中國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民主運動，幾乎要推翻中共政權。經歷過資本主義復辟、觸目驚心的貧富差距和令人髮指的國家鎮壓，今天的中國群眾已經積累起更加強烈的怒火。 失業潮和群眾鬥爭的升級將反過來削弱中共在貿易戰中的力量。對於中共來說，這會是一個惡性循環。如果在貿易戰中做出太多讓步，中共會反過來成為它自己煽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攻擊目標。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引述匿名中國政府顧問的話說，中國的左翼[實際是指民族主義]學者正打算把中美之間「任何」協議都說成是「民族恥辱」。 為了維護面臨多重危機的獨裁統治，中共官方媒體接連發出強硬的民族主義言論。5月1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發出罕見的尖銳評論：「必要時不得不打……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不過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一道坎兒，沒什麼大不了」。但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受到許多嘲諷。例如當官方媒體宣稱將「不惜一切代價打貿易戰」時，許多網民說自己就是被犧牲的「代價」。 貿易戰並非中國經濟面臨的唯一難題。在特朗普加征新關稅之前，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急速放緩，然後由於貿易戰升級而進一步惡化。4月，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低於預期。消費品零售額增速僅7.2%，為16年來同期最低。汽車銷量繼續下跌，同比減少15%。這說明「以消費為新的經濟增長支柱」並沒有取得實際效果。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中共指望用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本就是天方夜譚。同時，製造業投資增速也將到15年來最低。 在今年1-2月慘澹的經濟狀況之後，中共在3月份向市場註入大筆新增貸款，數額是10年來同期最高，將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拉升到6.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隨後政府再次減弱刺激政策。習近平政權擔心債務大山崩塌，摧毀整個經濟，因此始終不敢恢復過去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但最新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已經何其依賴信貸刺激。 由於貿易戰重新升級，中共政府接下來很可能會大幅強化刺激政策，向市場註入大筆的資金/債務。習進平的走鋼絲遊戲變得越來越危險。 中共失去了「高速經濟增長」這一統治支柱。雖然習進平不斷升級鎮壓，但新的群眾抗爭仍在繼續爆發。互聯網行業反對「996」工作製的大規模網絡抗議吸引了許多關註。這場罕見的白領工人抗議公開挑戰超長的工作時間和資本家用來壓榨工人的所謂「加班文化」，並得到美國微軟員工的聲援。政府在工時問題上的口惠而實不至讓更多青年工人看到，中共獨裁政權正是保護着資本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面對正在沸騰的群眾怒火和接連而至的國家鎮壓，需要建設一支群眾性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力量和工人政黨，以階級團結和國際主義對抗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分化，以民主的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取代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所滋生的專製統治。 中國：天安門大屠殺30年 今天是北京六四屠殺30周年。 1989年4月爆發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使全國陷於群眾革命運動，北京癱瘓了七個星期，運動蔓延到300多個城市，成都和西安等城市的主要廣場也像天安門那樣被成千上萬的人群占領。 6月4日北京的鎮壓行動中，普遍認為大約有1,000人被殺，另外還有更多人在中國其他城市的鎮壓中死亡、受傷和被捕。 6月3日晚至4日，解放軍坦克和裝甲車隊從四個方向進攻北京，他們遭到北京工人和普通市民，特別是青年人的英勇抵抗。 「該殺的殺」 5月底，20萬清場部隊（這個數量足以入侵一個國家）被北京的工人階級和普通民眾不可思議地攔截了15個晝夜，被迫紮營在郊區。當局最高領導人本以為，僅通過展示軍事力量就足以震懾群眾並恢復「秩序」（即他們破碎的專製權力）。 但是，群眾的聰明才智和勇氣挫敗了最初的軍事部署。士兵們不想攻擊人民，軍官們也意見不一，不清楚哪股勢力在控製政權，以及領導人想達到怎樣的目的。軍方將領的遲疑給政權造成了危機——這是最終暴力鎮壓如此極端的一個關鍵原因。 陳墨在《震撼世界的七周》（由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出版，可從我們的網上商店訂購）一書中描述，15天裏裏，超過一百萬人參加組成了阻攔「人牆」，並拉攏與解放軍。我們不是要輕視學生，但遠不只是一場「學生運動」，而是一場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革命鬥爭。美國駐北京的外交官抱怨說，他們不得不派車去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大院接他們的中國同行，因為中國外交官的司機正在街頭參與示威。 親鄧小平的解放軍軍頭王震說：「該殺的殺，該判刑的判刑」。血腥鎮壓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還曾揚言「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 這些血腥事件塑造了今天的中國。這個表面打着「共產黨」旗號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拒絕哪怕是最小的民主改革，尤其是過去五年反而將國家鎮壓和政治控製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有觀點認為六四屠殺來自邪惡的毛派「共產主義」，而實際上，中國變得越資本主義，就越具有鎮壓性。一位支持佳士工人和左翼青年鬥爭、反對國家鎮壓的20歲馬克思主義活動者對《華盛頓郵報》(2019年5月25日)說，「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你會發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兩回事。他們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社會主義，就像掛羊頭賣狗肉。」 中共的超級警察機器的規模龐大，眷養了1000萬個網絡間諜。2017年中國維穩費（1.24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這個警察機器的主要就是為了阻止工人階級組織起來。 勞工維權人士韓東方表示：「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將市場為信條。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揮舞着共產主義的旗幟，但實際上中共就是資本主義、市場和叢林法則的最大信徒。」[金融時報，2019年5月24日] 獨立工會 韓東方在六四屠殺後被監禁，因為他是八九運動中出現的獨立工會的先鋒。後來獨立工會成為政權鎮壓的主要目標。為扼殺工人階級的力量、新成立的獨立工會、以及八九運動最後一段時間的廣泛罷工，中共政權對工人階級進行了最可怕的鎮壓。當年設在天安門廣場的獨立工人工會總部就正是六四當晚鎮壓最血腥的地區。。 即便是1989年北京「頭號通緝犯」名單上的少數學運分子，最多也只被判了2至3年監禁，當然，這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之後的幾個月裏，據估計有兩萬人被捕，當中有15,000名工人被控組織罷工（「搞破壞」）和秘密工會（「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名。沒有學生被判處死刑，但這一厄運發生在幾十名工人身上，還有其他工人被判無期徒刑或多年勞改。 大多數報道都把八九運動描述為「學生運動」，但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學生們湧入並占領了天安門廣場，點燃了這場鬥爭，展示出英雄主義和勇氣，但他們更多是對以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那些「改革派」抱有幻想，去反對那些想要加強專製統治的強硬派。改革派支持漸進的、受控的民主化，包括趙主張非常有限地放鬆媒體管製和廢除政府部門的「黨支部」（實際上是確保對政權忠誠度的監控部門），而強硬派認為趙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走得太遠了。 大多數天安門事件報道中遺漏了工人階級的關鍵作用。到運動後期，學生們已經極度疲憊。學生抗議已過了高潮，許多學運分子在5月開始大規模絕食抗議中耗盡了能量。最初的學生領袖大多來自北京的精英學校，並與中共官方機構的聯繫緊密得多。而後來取而代之的學生則是來自北京以外的新鮮力量，而且他們具有更多工人階級背景。學生在運動中的比重上也減少了，北京的工人階級青年開始發揮更加主要的作用。5月20日當政府宣布戒嚴、軍隊進入北京後，這一轉變更為明顯。 八九運動一開始作為學生抗議運動旨在支持中共的「改革派」，反對更專製強硬的「元老」，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以工人階級為主的鬥爭，更堅定地想要推翻中共政權，儘管他們的想法並不完全清晰。工人對於趙紫陽和他的改革派盟友沒有任何特殊情感。 不幸的是，工人沒有明確的想法或策略，沒有推進運動的訴求和方案。發起這場鬥爭的學生領袖害怕「走得太遠」，在開始時甚至想阻止工人加入示威（因為害怕激怒政府）。而隨後加入鬥爭的更無產階級的群眾和學生則沒有這樣的保守思想。 他們看到這場運動正在迅速成為生死攸關的鬥爭，政權毫無做出讓步的準備。但當時缺乏明確的計劃和個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去準確把握形勢並及時重新定位群眾運動。 權力鬥爭 當局在應該讓步還是武力鎮壓的問題上發生權力鬥爭。權力鬥爭在1989年5月達到頂峰，趙紫陽遭遇決定性的失敗。這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趙紫陽被軟禁直到2005年去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鄧小平和他的同夥在6月3日至4日發動了這種無端和過度的暴力。 1989年5月23日，《紐約時報》的A. M. Rosenthal寫道：「1989年5月，中國政府一度失去控製權。」這是個準確的描述。 30年前，這位評論員提出了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由於沒有任何能夠介入局面的權威力量，中國政府可能將能夠重整旗鼓，恢復國家權力。」 1989年的中國正位處在革命（群眾運動）和反革命（鄧小平的親資政權）之間的殊死搏鬥之中。群眾運動沒有發展出替代形式的政府，沒能呼籲群眾運動更進一步、建立人民政權的機關（如全國各地相互聯結的民主委員會），沒有讓正在組織獨立工會的工人帶頭建立工人和窮人的民主政府，因此錯失了時機。 鄧小平政權得以重整旗鼓，大肆鎮壓。他希望可以一石二鳥。 首先，工人組織是主要目標。政府以如此殘暴的方式清洗街上的抗議者，對整個國家造成長達數十年的威嚇。血腥鎮壓的另一個目標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因為改革派曾向學生抗議者提供支持或讓步。鎮壓要發出的一個訊息是，雖然中共所有派系都同意需要更多的資本主義措施，但「政治改革」和西方式「民主」卻是禁忌。 六四屠殺並非如一些評論家所聲稱的那樣導致了非資本主義的斯大林主義政權的重新鞏固。中國的斯大林主義體製在此前十年的改革中已開始瓦解。六四屠殺名義上是捍衛「社會主義」，實際上是推動中國政權徹底變成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時刻。1989年是一場失敗的政治革命，儘管它沒有完全表明自己的目標和任務。 殘暴的資本主義復辟 特別是在1992年歷史性的「南巡」後，鄧小平統治下的中國繼續走向資本主義，但這個過程受到中共威權政府的控製，以確保黨內精英（尤其是「太子黨」） 可以掌握資本主義經濟中最肥美的部分，同時保持鐵腕政治控製，以保持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消除任何對殘暴資本主義復辟的抵製。在1990年代末達到高潮的國企私有化中，有多達6000萬名工人下崗。永久性工作被不穩定的臨時工、合同工和派遣工所取代。如今，中國的國企雇用了6,000萬名派遣工，他們的工資和社會福利都低於正式工。 1998年中共效彷英國撒切爾將住房私有化。今天，95％的中國住房是私人的，公共住房微乎其微。相比之下，德國的私人房屋占51％，美國占65％。房價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的巨大負擔。北京、上海以及中國的其它幾個城市名列世界上平均房價相與平均收入之比最高的城市（比東京貴一倍，比倫敦貴三倍）。 一些旁觀者誤以為工業的高度國有化表示中國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仍是不同社會製度的混合體。 國家經濟占中國GDP的30％左右（包括銀行、能源、電信等關鍵部門和相當一部分製造業）。在1990年代，國有經濟被用來創造出新的資產階級，中共官員的親戚和朋友獲得了利益最豐厚的位置。 這正符合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對斯大林主義的預測：假若工人未能夠成功透過政治革命實現國有經濟的民主控製（例如1989年的中國），就會有如此的結局。 中國的專製資本主義植根於對群眾抗爭的恐懼以及資產階級精英的不安全感。資產階級精英在前所未有的媒體控製和國家宣傳的幫助下，很大程度上將其財富隱藏起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不是美國式的「民主」和「自由市場」，而是東亞的威權資本主義，就像是蔣介石的臺灣，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朴正熙的韓國。這些是國家控製或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完全」資本主義政權。 近期可靠的媒體報導表明，中共高層「太子黨」之一習近平的家族擁有1萬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中中共大部分政治局委員也極為富有。以美元計，中國億萬富翁人數很久之前就已超過了美國，去年為819對571人。 香港紀念晚會 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能夠公開紀念六四屠殺的城市。今年的三十周年紀念晚會創下破紀錄的人數。今年的紀念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為香港傀儡政府正在迅速修訂逃犯條例，激起了大規模群眾反抗。這項法律將讓香港異議份子和政治活動家可以被遣送到中國受審。在專製的司法體系下，他們會完全喪失基本人權，受到酷刑，被迫在電視上認罪。 在中國其他地區，中共的鎮壓繼續打破紀錄。在穆斯林聚居的新疆，全體居民都面臨官方恐怖手段，超過一百萬人被關押在名為「職業培訓中心」的集中營。新疆的面積相當於半個印度。它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電子監控的巨大試驗場，配有臉部識別監控系統、DNA採樣和強製安裝手機間諜軟體等尖端監控技術。 去年佳士工人鬥爭之後，左翼活躍青年、學生和工人遭到鎮壓。雖然鎮壓規模比新疆小，但卻是習近平鎮壓加劇的重要事證。儘管中共偽裝在「共產主義」旗幟下，但這不妨礙習近平政權將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列為頭號罪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讓政府更加緊張，因此習近平在今年年初警告說中國正面臨「難以想像的危險」。 中美「冷戰」 伴隨着六四30周年的另一個政治焦點是中美帝國主義衝突的急劇升級，這波衝突始於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並迅速擴展到投資、技術、學術交流、地緣政治和軍事競賽。這相當於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新「冷戰。，這是兩大帝國主義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而不是像上個世紀兩個不相容的社會經濟製度（即謊稱「共產主義」的斯大林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 在如此背景下，基於各自的利益，中國和美國也開始互相攻擊對方的「人權」記錄──兩國今天突然開始大談人權，這是20多年來從未見過的情形。 私底下，美國的主要資產階級代表都贊同1989年的鎮壓是「必要之惡」。特朗普過去曾稱八九運動為「暴動」，並表示欽佩中共獨裁政權的鐵腕鎮壓。 1989年6月，美國老布什政府迅速採取秘密行動，派遣國安顧問布倫特．斯諾克羅夫特到北京，以向中共領導層保證美國對中國的製裁和對大屠殺的官方譴責只是暫時的，華盛頓希望保持「接觸」。英國撒切爾政府也採取了相似的立場。 中國政府也同樣向西方政府發出私下保證，請他們無視中國對「西方干涉」和「境外勢力」的公開譴責，因為這些譴責不過是是中共對國內的宣傳策略。中共也保證繼續推行過去十年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領導者來說，決定因素是經濟利益和本國公司的市場，而不是人權和民主的崇高理想。現在西方資產階級政客一百八十度轉變，只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中國和美國的統治階級希望提升自己的形象，並把對方描繪成惡人。 記取教訓 要在中國和全球建設群眾性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以取代資本主義，1989年運動的教訓至關重要。1949年畸形的革命中建立起的中國斯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政權到1970年代已經耗儘自身發展經濟的能力。隨着俄國和東歐其它斯大林主義官僚獨裁政權陷入深刻危機，中共高層把倒退回資本主義視為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 當時中國新一代的工人運動也受到西方工運領袖及其右翼親資思潮的阻礙，無法及時組織起來，阻止「共產主義」官僚摧毀計劃經濟並搖身一變成為資本家。 雖然資本主義似乎給中國帶來了驚人的GDP，卻同時產生前所未有的問題：嚴重的不平等、慘不忍睹的汙染、超長工時和實質收入停滯不前。今天中國的社會緊張局勢比1989年更加嚴重。從習近平和中共其他高官的警告中可以看出，中國正醞釀着新一波大規模群眾運動。 正如現在被習近平政權關進監獄的左翼青年那樣，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而且這場運動正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儘管現在當局不斷製造苦難，但多強的國家鎮壓也不能避免未來這個局面。我們要釐清1989年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下令屠殺的中共高層沒有受到懲罰，才能最佳地建設新一波以工人政黨為核心的群眾運動，以反對專製、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武漢：反汙染抗議遭警察鎮壓 在香港舉行規模空前的反送中遊行之時，武漢陽邏接連一周發生大規模抗議，反對當地政府興建一座垃圾焚燒爐（「陳家沖循環經濟產業園」）。 當地居民普遍擔心焚燒爐的廢氣汙染危害健康（陽邏人口超過30萬），因此6月28日約1萬人上街遊行。 遊行者高喊「還我青山綠水，垃圾焚燒廠滾出陽邏」。就像今年全球反氣候變化抗議一樣，陽邏抗議也以年輕人為主。有抗議現場的照片和視頻顯示，一個男青年用擴音器帶領抗議群眾喊口號。 有毒廢氣 這座焚燒爐選址於人口密集區，距離最近的居民區僅800米。按照中國的安全標準，此類項目離居民區不得少於1.5公裏，但在中國安全標準經常只是一紙空文。在焚燒爐方圓幾公裏內有30萬居民和兩所大學。焚燒爐的有毒廢氣可以導致肺病、白血病和癌症。中國的焚燒爐運作經常不符合環境法規的要求，危害更加嚴重。 武漢原本就有5座垃圾焚燒爐。2015年《國際環境研究與公共健康期刊》刊登的一份研究指出，武漢現有的焚燒爐存在諸多問題，包括和居民區的距離低於法定要求、缺少公眾諮詢、武漢市政府坐視廢氣排放違反相關規定。根據上述研究，武漢現有的這些焚燒爐無一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儘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着，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係，「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衝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矇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係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着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儘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着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衝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着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衝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着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衝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衝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后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坂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衝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衝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着。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着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衝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衝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衝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着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曆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沉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係。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徵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着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儘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麼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藉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係。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凌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係，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着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儘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着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鬍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繫，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徵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衝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麵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捲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着「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衝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范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採煤）工作面開採區段煤柱，採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採空區，導致採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岩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慾薰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陝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係，可以輕易的鑽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併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繫着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着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着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着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採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杆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繫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着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着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係。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着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着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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