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在人口問題上的對話(2) |
| 送交者: 水寒 2006年04月16日17:06:0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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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寒與國家計生委張維慶主任在人口問題上的對話(2)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張維慶: 現在是一個半的政策,生育率是1.8。如果普遍可以生兩個,那可能就是2.3、2.4。 水寒: 首先張主任講的1.8的生育率我不敢苟同(我已經多次質疑)。就算真的有1.8的生育率,難道1.8的生育率就不嚴重了?難道1.8的生育率是我們的追求目標?難道1.8的生育率能夠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算停止計劃生育後真的能夠達到2.3的生育率,難道真的可怕嗎?2.3的生育率至少比1.8要好。生育率隨着社會發展水平而降低,今年能達到2.3的生育,幾年後也就會降低到2.1以下,應該在2.3的生育率的時候做好防止生育率下降的準備。 就算真的1.5的政策生育率導致1.8的現實生育率,那麼普遍可以生兩個真的可以使得生育率相應達到2.3、2.4? 依照張主任的邏輯,要是允許生育15胎,豈不是生育率可以達到15.4了? 大家每餐需要4兩米飯才可以吃飽,只有二兩米的限量時候,肯定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但要是給大家的糧食供應量是每餐2斤,還會有搶劫、偷竊糧食的嗎? 國家計生委、社會科學院已經地方機構的多項調查顯示目前農村生育率意願已經不到1.8,城市不到1.5,上海、北京只有1.1左右。 張維慶主任2001年在《指導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理論基礎與基本思路》一文也說:“據調查,希望有兩個孩子的約占60%,希望生育3個及3個以上孩子的還有近10%。”可見張主任也認為目前的生育意願只有1.8了。 在全國平均生育意願不到1.8的情況下,即使生育政策是無限生育,既使不育人口(不孕、單身、丁克)只有15%的話,生育率也不能達到1.53。放開二胎難道會有2.3、2.4的生育率? 人口學界可能擔心,放開二胎後生育意願將會適當提高,但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決定了生育意願不可能提高太多。 2006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DI)是0.78左右,同樣從我上面的HDI和生育率的關係圖,看看要是完全停止計劃生育後我們的生育率能夠達到多少?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國家平均HDI為0.774,平均生育率為2.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HDI為0.769,平均生育率為1.9。在同等HDI下,由於中華文化圈的國家生育率幾乎是世界最低,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後都不可能達到1.9的生育率。
中國大陸2003年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日本1960年、香港1975年、新加坡1980年、台灣1981年、韓國1982年、泰國1996年的水平。將達到中國2003年發展水平後這些文化背景與中國相同的地區的生育率平均,推算中國在停止計劃生育情況下今後的生育率。 ---------------------------------------------- 我在《從人類發展指數看停止計劃生育的急迫性》(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6466)已經從中國男女分工紊亂、高離婚率、高不育不孕症發病率、HDI指標間不均勻、計劃生育長期的負面宣傳等方面分析了停止計劃生育中國也將達不到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當年在中國目前發展水平時的生育率,然後不斷下滑。這裡再補充兩點: 荀子曰:“君子性非異,而善假於物也”。我們應該吸取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的教訓。即使中國擔心今後在社會制度調整後生育率會上升,人口會膨脹,但是這個過程將是漫長的。西方國家幾十年來都在尋找提高生育率的方法,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真正成功。在日本等國找出提高生育率的制度和方法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可以借鑑;在日本等國因為新的制度導致人口膨脹後,中國能有幾十年的時間調整政策,擔心什麼?
水寒:張主任2004年8月說“今後20年左右,中國總人口仍以每年淨增1,000萬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16億後方實現零增長”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4/Aug/625850.htm)。而趙白鴿副主任2005年6月、 潘貴玉副主任2006年3月將張主任的“每年淨增1,000萬”降低到“800-1000萬”,這次張主任再次降低到“800萬左右”。計生委既然堅持認為中國生育率從1990年代初就一直穩定在1.8的話,那麼怎么正副主任關於年增人口的數據卻不穩定? 前幾年每年死亡830萬左右,每年增加1000萬的話,意味着每年出生1830萬左右,以目前中國育齡人口結構,確實是1.8的生育率。年增人口“800萬左右”意味着生育率只有1.6,也說明生育率沒有穩定在1.8了。 即使以“修正後”的數據,2003年也只增加774萬,2004年增加761萬,2005年增加768萬,也沒有800萬。隨着老年人比例增加,今後每年死亡人口會增加,不停止計劃生育的話,年淨增人口真的能達到800萬? “年淨增人口在800萬左右” 真的“沒有任何可以懷疑的地方”? 張主任2004年以目前每年增加1000萬人口的速度推算,20年後人口負增長;現在改口說現在每年只增加800萬左右人口,那麼為什麼還要30年後才人口負增長?難道隨着老年人口的激增,每年死亡人口數反而會減少? 對少數領導幹部和富人、名人有沒有生育的特權?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沒有什麼特權可講的。但是由於我們現在的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到位,加上其他錯綜複雜的原因,所以使老百姓感覺到他們有特權,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水寒: 少數民族總人口從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 1982年占全國人口6.6%的少數民族在這18年間增加人口卻相當於全國增加人口的16%,出生人口占全國出生人口的13.05%。 從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這五年總增加人口中少數民族占42%,總出生人口中少數民族占25.14%。 就算現在立即停止計劃生育,由於漢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壞的比較嚴重,並且計劃生育對漢族的生育觀念慣性影響更大,就等今後人口平穩下來後,少數民族將從過去的低於6%上升到超過20%、甚至30%以上。 中國目前民族結構的改變並不是因為少數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為計劃生育使得漢族生得太少。 張主任認為少數民族多生是理所當然,但對於富人、名人超生卻又義憤填膺,從整體看,這些富人、名人的生育率超過世代更替水平嗎?富人、名人最多的上海、北京生育率只有0.7左右,只有世代更替水平2.1的三分之一,應該鼓勵更多的人超生才對。
水寒: 不要將國際社會的關注都理解成“別有用心”,都當成是“反華勢力”,對男人來說,不一定都認為裸女最好看。 我上面已經討論過,今後幾年1個獨生子女育齡人口面對的是1個獨生子女和4.5個非獨生子女育齡人口,他們的配偶都是獨生子女的概率很低,對總人口增加和總的生育率的提高几乎沒有影響。總不能強迫獨生子女只能與獨生子女結婚吧? 張主任剛才不是說“少數民族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和漢族是一樣的”,怎麼現在又說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計劃生育完全不同?張主任剛才不是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麼怎麼生育政策在民族間、地區間、城鄉間又有差別? 即便如此,根據北京大學曾毅教授的統計中國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扣去至少15%的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只能在1.175;即使依照計生委認可的1.46政策生育率,扣去15%不生育人口,現實生育率也只有1.24,依照政策平均每個婦女只能生育1.1-1.2個孩子,不是“一胎政策”又是什麼? 張主任說“被大多數群眾接受的”,依據何在?計生委敢不敢進行一項民意調查?群眾接受的話,就沒有必要計劃生育了,還要用納稅人的錢養活龐大的計生委系統幹什麼?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水寒: 從近年湖南懷化地區(洪江、麻陽、漵浦、沅陵、芷江、洞道等地)、山東臨沂市、河南杞縣、廣西玉林興業縣、雲南省巧家縣等地出現的一些計劃生育行政侵權事件看,計劃生育所引起的黨群、幹群關係緊張並不亞於1980年代。我批評計生委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但計生委執行計劃生育基本是只“動手”不動口的,即便動口,也是惡語多於良言。我最近是深有體會(不過要感謝國家計生委的關注;我已經向國家計生委檢舉,請進一步調查)。
水寒:第一、中央要求的是穩定在維繫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主流家庭生育3個孩子),而不是降低生育率。要穩定這種生育率,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發展水平和生育意願下,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第二、關於計劃生育降低人口素質我已經討論過一些。現在補充幾點。我的親朋從1983年起就沒有超生的,我過去對這個人群的情況沒有切身的體會,但是今年我的親朋中有兩例意外超生事件,我有所感受。中國現實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張主任說現在有1.8的生育率,就意味着35%的出生人口是超生的,這些超生的人的心理負擔重,尤其是她們不能得到正常的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無疑降低人口素質。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我以前一直以為完全是因為中國的醫療改革的失敗,現在看來,衛生部是在替計生委背黑鍋。想想看,一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孕婦是在高心理壓力下懷孕,並且不能得到正常的產前檢查!並且計劃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質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人口素質,就必須停止計劃生育。 第三、性別比的悖論:張主任也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是119-121。計生委否認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調有直接的關係。計生委以韓國為例,韓國並沒有推行家庭計劃,其出生性別比在1988年達到114,1990年達到117。我認為是兩方面原因造成中國性別比過高: 這裡就出現一個悖論:要是中國性別比過高是因為計劃生育的話,就應該停止計劃生育;要是不是因為計劃生育,而因為撫養成本過高、生育意願下降的話,那麼也得停止計劃生育(中國出生性別比高於韓國1988,那麼停止計劃生育後生育率還達不到1.6)。就是說,無論是什麼原因導致出生性別比增高,都得停止計劃生育才能得以改善。 第四、流動人口的主流是農民工,農民工進城意味着生育意願的降低和生育率的下降,生育率無法穩定。 第五、不停止計劃生育能夠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現在是9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65歲以上老年人口,40年後是2個勞動人口對應一個老年人口。現在只有城市的4000萬老人享受社會養老金,並且是全國13億人口通過不同的途徑貢獻的。今後的3億多老人如何養老? 可見“以人的全面發展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核心是停止計劃生育。 現在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這麼大,收入差距是3.22:1,甚至是6:1,不管是多少比例,差距拉得越來越大。這種差距拉大以後,反過來指責農民愚昧、農民文化素質低,公道不公道?本人也是農民出身的,怎麼能把農民忘掉呢? 水寒: 對張主任不忘農民兄弟,表示感謝。中國歷史上早就有“富不過三代,貴不過五代”的說法,經過三、五代的遺傳物質的重新排列,諾貝爾獎得主的後代與農民的後代在遺傳素質上是沒有差別的,人類數百萬年的進化史不可能被這幾代人所改變。但從一兩代看,從整個人群看,“將門虎子”的概率還是稍微高一點。主要問題是,農民經濟能力有限,無力提供子女必要的教育(尤其是目前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這麼大,而教育成本又與城市一樣),沒有接受必要教育的年輕人無法承擔今後生產力水平所需要的工作,這些人中部份很可能反而成為社會負擔。張主任是從農村出來,應該知道農村成才的艱難。而當時貧富差別還不很大,到1980年代中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在1.8:1左右,而現在依照張主任的說法已經增加到6:1,現在城市人口都為教育成本而犯愁,農村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從教育角度看,計劃生育政策是一種逆淘汰是說得過去的。 其實目前全國生育率都不高,農村也遠遠沒有拿回基本的生育權(農村平均生育意願都不到1.8,生育率之低可想而知),只是相對於城市要稍微好一點。 農村和城市差距拉得太大,這裡就有多層意思了: [網友]對於國家出台的對西部地區小學生實行“兩免一補”的政策,是否超生的孩子不應該享受這個政策呢? 張維慶:中國用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是基本的事實。中國人均只有1.4畝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你還能說人口眾多不是中國的基本國情嗎? 水寒:耕地、淡水等資源本身就分布不均勻。占世界比例少不意味着不夠。“用不到10%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1%的人口”這種說法本身就是偽命題。中國人口密度遠比日本、韓國、越南、印度、德國、英國、荷蘭要低,這些國家大多也是人口分布在部分國土面積(由於火山、地震、沙漠、高山等);中國人均耕地遠比日本、韓國、越南、荷蘭等國要多,與英國相差無幾,少於印度,但是中國還有60億畝草原,其中43億畝可利用草原(僅草原面積就超過了印度國土面積)。 世界淡水資源的65%集中在加拿大、俄羅斯等10個國家裡。人均淡水量在2000立方米以下,就是缺水的國家;在1000立方米以下的,是嚴重缺水國,共有15個(新加坡、科威特、埃及等)。人均淡水(立方):中國(2200),韓國(1469),印度(2228),德國(2096),英國(1219),法國(3415),以色列(260) 。 在世界上45種主要礦產資源儲量價值比較中,按礦產總值比計,中國居世界第3位,人均居世界第10位。 因此說“中國人口過多”是一個流傳已廣的謠言。這個謠言在1980年代還有一定蠱惑作用,但是現在……。 張維慶:婚姻登記條例出台以後,在客觀上造成了婚檢的大幅度下降。我們人口計劃生育部門也擔憂,就是出生缺陷會不會升高。當然現在婚檢大幅度下降,會不會導致出生缺陷升高,還在爭論,我認為沒有爭論的必要,那肯定要升高,沒有問題。最近國務院就這個問題,專門有一個加強婚檢的精神,當然完全恢復到過去一律強制性的,恐怕也很難。 2、農村頭胎女孩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間間隔太長,很多婦女生育二胎時候已經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殘疾人口的出生。 3、超生孕婦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並且由於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以張主任1.8的生育率來推測(現實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子以沒有享受常規產前檢查! 4、“眾星捧月”效應培養出來獨生子女的孤傲、狂妄、自私性格。 5、計劃生育政策對有撫養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為嚴厲,這些人只好將本來應該用在撫養孩子上精力和金錢用來其他消費(如寵物、歌舞廳),造成全國的平均教育素質偏低。 但從出生缺陷來說,婚檢意義並不大(只是給有關部門增加一個創收的途徑),關鍵是產前檢查(尤其是高齡孕婦),國家應該降低產前檢查的成本、給基層醫院培訓人才。其他國家都重視產前檢查,而計生委卻建議重視婚檢,到底是出於什麼目的? 張維慶:老齡化問題首先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種表現和結果。20世紀末,中國和世界一樣,都跨入了老齡化的門檻。20世紀末跨入這個門檻,那60歲以上的老人和計劃生育有什麼關係?沒有任何關係,70年代初才推行計劃生育。它並不是生育政策導致的。很多國家進入老齡社會的,他們沒有我們這麼嚴格的生育政策,也在向老齡化階段邁進,這跟放開生育二胎有什麼關係呢? 水寒: 老年化與計劃生育有關,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張主任說的沒錯,現在的老年人絕對數與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但是計劃生育卻通過影響減少新生人口數量而決定了老年化程度,就是說現在的“老年人”與計劃生育沒有關係,但是“老年化”確是與計劃生育有關。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在達到高等人類發展水平的時候,中間年齡只有20歲左右,但中國現在還沒有進入高等人類發展水平,中間年齡已經是32歲了。而目前與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菲律賓、巴拉圭、厄瓜多爾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22、21、23歲。 法國完成人口結構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這一過程花費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美國用了60年,英國用了45年,時間最短的日本也用了25年,中國僅需18年左右。 現在國家只承擔城市人口中四千萬離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並且由全國人民納稅來支付(光是沒有2.5億農民工所創造財富政府財政就無法運轉),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目前我國養老金缺口相當於我國近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固然與我國養老金制度起步比較晚有關,但現在畢竟是人口紅利時期,今後怎麼辦?現在65歲以上老人是1億,一個老人對應9個勞動人口(18-64歲人口);2045年65歲以上老人是3.3億(都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之前出生的,但獨生子女政策影響他們養老),一個老年人口只對應2個勞動人口。這再不停止計劃生育是無法建立起養老金制度的! 水寒:計生委是“廟大佛小野鬼多”,“廟大”是因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計生委級別比一般的部委還要高,張主任當年從山西省副省長調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從湖南省副省長調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還算是高升;“佛小”是指國家計生委實權不大,比如張主任就感慨現在當國家計生委主任的實權還不如當年當副省長;“野鬼多”指的是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下,地方政府在計劃生育上實權很大,利益也很多,在有些地方計劃生育的罰款成了維持基層政府運轉的重要財政來源。地方政府巴不得開闢途徑“創收”,即使在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地方政府仍然你行我素,而計劃生育是現成的、安全的“創收”渠道,地方政府豈能放過?並且這些野鬼還是國家計生委所難以駕馭的。比如國家計生委法規司長於學軍到山東處理臨沂事件,要是沒有山東省政府的陪同,沒有人會買賬。 由於“廟大”,計劃生育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計劃生育破壞了家庭結構,而家庭是中華文明的載體,可以說幾十年的計劃生育破壞的是幾千年的文明。 1995年底中國人口12.1121億,1996年3月江澤民指出:到2000年,全國人口總數要控制在13億,然而,2000年底中國人口只有12.4321億,比預期少出生5679萬;2000年底人口在經過“修正” 成12.6743億後,中央再次確立人口目標:到2005年,全國大陸總人口控制在13.3億,然而2005年年末總人口為13.0756億,又比預期少生2244萬。就是說1995年底到2005年底這10年比中央目標少生近8000萬人口,這些主要發生在您當國家計生委主任時期,這個過程中發生了多少起湖南懷化事件、山東臨沂事件?並且意味着今後有8000萬個家庭少1個孩子養老。我的文章可能過激,但是相對少生8000萬生命來說,我作為國家公民罵幾句又算什麼? 我認為中央對國家計生委的“廟大佛小”的安排是合理的,防止國家計生委“過於積極”,但國家計生委似乎不甘寂寞,可能是張主任以前在當副省長任上勤快慣了,閒不住。但這一“閒不住”就比中央目標少生幾千萬人口! 張主任說“這個部門的權力和責任不能完全對等”,但是中國還有哪個部門對中國前途的影響程度比計生委大?歷代都強調以人為本,但世界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設立一個人口部門(就像睡眠對人很重要,但從來沒有成立一個睡眠部一樣);現在中國設立了一個人口計生委(並且這個部門還出了不少國務委員、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難道就應該給這個部門很高的權力?依照張主任的邏輯,因為人口問題是國家根本問題,那麼人口學家或者計生委主任應該是最合適的總理人選了。我認為,現在自從1990年以來,中央的人口目標一再落空,就是因為計生委系統權力太大了而不是太小了。 計生委一直抱怨經費問題。據我所知,基層計生委幹部作為地方政府幹部,在工資拖欠方面遠遠比教師要好得多。從湖南洪江市等地情況看,是四、五個計生人員看押一個超生孕婦(而生育率已經為超低水平),經費不緊張才怪?現在計生委“經費緊張”、“權力不大”就減少4億人口,要是經費充足、權力更大的話,豈不是要真的要實現“7億最適人口”目標? 國家計生委可能會說,對於地方計劃生育的行政侵權行為,不是國家計生委授權的,因此國家計生委不承擔責任。但是近年在類似國家計生委一再強調的“四個堅持不動搖”、“中國只有兩三億人口一定很神氣”的暗示下,各地行政侵權死灰復燃。我不認為地方的侵權行為一定是受到國家計生委的指示,但只要國家計生委這個“佛”一個眼神,地方政府就“心領神會”。 上次我評潘貴玉副主任“中國只有兩三億人,現在一定很神氣”、“降低人口分母提高人均GDP”的講話,並不是我對潘主任本人有什麼意見(潘主任本人到國家計生委時間不久,將計劃生育出現的一些問題歸罪於她並不公平),而是因為潘主任的那個講話對基層計生幹部影響太大了(很多地方計生幹部給我郵件就說他們是依照中央精神將人口降得越低越好)。同樣,我多次抨擊張主任和趙白鴿副主任的講話,也不是針對您們本人(誰讓您們是廟主)。 《伊索寓言》有一篇故事:一場戰爭中,有個號兵被敵人抓獲了。在他們準備殺他時,他求他們對他仁慈一些。他大聲叫道,“我不是武士,我只是個吹號的,它又不能傷人,你們為什麼要殺我呢?”敵人對他說,“你沒有武器來戰鬥,但是你卻召集你們所有的士兵來攻打我們。” 《左傳》記載,春秋晉國執政大臣趙盾與晉靈公有矛盾。趙盾被逼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趙盾族弟趙穿帶兵殺死,於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孔子評論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計劃生育出問題後,“野鬼”可以一鬨而散,但“佛”跑不掉,即使跑得了菩薩(佛)也跑不了“廟”。日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說他沒有下令南京大屠殺,但大屠殺確實發生了,松井石根不應該負責?古代武將打仗都擔心史官和諫臣,怕落下屠城的罪名。現在雖然缺乏史官和諫臣,但歷史不會永遠沉默,難道國家計生委對減少4億人口、對地方計生委系統不斷出現行政侵權事件能心安理得? 對國家來說,有一些是不能動的,就是以胡主席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權威。但計生委卻有摔包袱的嫌疑, 說是計生委“權力和責任不能完全對等”、人口政策的調整的責任在中央不在計生委。從我所知道的情況下,中央要求的是維持在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計生委自己將生育率降低到超低水平。計生委可能辯解,中央的政策生育率只有1.38(實際政策生育率只有1.175),怎麼可能要計生委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國家在政策人口政策的調整醞釀階段,中央計劃生育“七不准”其實就是一個過渡政策:默許相當部分人超生以填補政策生育率和期望生育率的差值。 2005年08月25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4日發表了《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狀況》白皮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中國政府反對任何形式的強迫和處罰行為。當然能夠理解成“多生不罰”。 就是說計生委要是執行中央的“七不准”,“多生不罰”的話,是可以將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的。 但是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卻說:“至於說計劃生育工作放鬆了,這是一些人的誤解和錯覺,我們計劃生育工作沒有放鬆。有些人說現在只獎不罰了,不是那麼回事。至於不罰了,那是不可能的,中國這麼大,法律法規規定的。所以獎勵和處罰,兩手都要硬。” 張主任的講話明顯是與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顧秀蓮唱反調。目前人口政策的問題還是出在國家計生委。 張主任說通過獎勵扶助農村的計劃生育家庭,給他們多花點錢,就能讓他們擁護共產黨,鞏固我們的執政地位。但這個錢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些錢是納稅人的錢,是城市人口和農村超生家庭的辛苦錢。將他們的辛苦錢用來為計生委的失誤擦屁股,能獲得民心嗎?獲得少數人的民心,但失去的是多數人的民心,合算嗎? 水寒: “科學技術中長期發展規劃”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這是自然科學的特點決定的。 但社會科學方面,遠沒有自然科學那麼好規劃(我們幾十年的實踐也正明了這一點)。《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意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規則”。人口有其自身調控機制,就象母乳餵養一樣是最自然可靠的(雖然機制不很清楚)。人既然是“本”,足可見人口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人口問題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利益。當初需要在歷史學界、軍事界、法律界、社會學界、醫學界、文化界、民族界、宗教界、倫理學界、經濟學界和人口學界等多個社會部門和學科取得共識,尤其是在普通大眾中取得共識,才能實行計劃生育,但當時卻在少數幾個精英人口學家在“不爭論”的情況下制定的人口政策。 中國1980年代以來有兩大史無前例的斷代工程(都是宋健主持):計劃生育(斷子孫的代)和夏商周斷代(斷歷史的代)工程。都是根據官方學者經過“嚴謹”研究而下的結論,結果都被國際社會嘲笑。斯坦福大學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紐約時報》所下的“國際學術界將把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撕成碎片”的斷言,也成為一句學術界廣泛流傳的名言。 奧康姆剃刀(思維經濟)法則:“若無必要,勿增實體”,如果能用簡單的辦法做好事情,又何必用複雜的辦法呢?這次中國啟動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有將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簡單問題複雜化的嫌疑。 堯舜禪讓傳為佳話,燕王噲禪讓身死國破;當初實行計劃生育(用米粉餵養取代母乳餵養)的時候沒有進行“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現在問題出來了(米粉餵養引起大頭娃娃),反而設立一個戰略組(研究米粉餵養比母乳餵養和奶粉餵養的好處)。今後老百姓生孩子會依照國家人口戰略組的“方案”嗎?生育意願會隨着這些“方案”而變動?要是不會的話,這些花費巨大的研究豈不是浪費?現在問題是停止計劃生育都無法防止人口減少,那麼人口戰略組研究中國人口16億、18億時的人與環境、資源的關係有意義嗎?既然都是“以人為本”,其他國家為什麼不啟動“人口戰略研究”? 我希望這次宋健主持的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是一項“接代工程”而不再是“斷代工程”。既然張主任說這項工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想知道這項工程的兩百多位專家有多少來自歷史學界、文化界,多少來自軍事界、法律界,多少來自社會學界、民族界,多少來自醫學界,多少來自多少來自民俗、宗教、倫理學界?即使在人口學界內部,有幾個研究過生育文化(包括家譜、宗祠文化)和生育心理? 前幾年不是有營養學家研究螺旋藻嗎?認為螺旋藻是“最理想和最完美的食品”,要是中國政府像對待人口學家一樣對待這些營養學家,豈不是要強制性地將螺旋藻作為中國的主食? 當然,我也認為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很重要,就像我認為姚明打籃球、宋祖英唱歌、營養學家研究螺旋藻很重要一樣,但是國家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能依賴國家人口戰略的研究成果,而要根據胡主席的“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路,無條件地恢復“母乳餵養”-停止計劃生育。 《戰國策.中山》:趙武靈王想要攻打中山國,派李疵去仔細察看,李疵說:“中山可以攻打,如果君王不去攻打,恐怕就要落在諸侯後面了。”趙武靈王說:“為什麼?”李疵回答說:“中山君禮賢下士,到窮街小巷之中,車子難以通行,就取下車蓋,甚至下車去拜訪士人,象這樣,總共去了七十家。”趙武靈王說:“這是賢能的君王啊,怎麼可以去攻打他呢?”李疵說:“不對,如果任用士人,那末,老百姓就會致力於揚名,而不存心於農耕和作戰;如果拜訪賢者,那末,農夫就會懶於務農,戰士就會怯於作戰。象這樣而不亡國的,還從沒有過啊!” 老子也說過:不尚賢,使民無爭。現在國家過度重視所謂的精英,而忽視大眾,尤其是在人口政策上幾乎由人口學界(並且這些專家大多是憑着計劃生育理論而升遷的)加上幾個經濟學家所壟斷,是很危險的。術業有專攻,對自然科學的人才需要重視,但像吃飯、睡覺、生孩子的事情,難道也得由專家來壟斷?古代對社會學人才思賢若渴,是因為當時接受教育的人才少(這些人接受教育時間大多也還達不到現在高中程度),現在普通網民大多都接受了高中或者以上的教育,只要給他們了解真相機會,他們自然會對社會問題做出接近事實的判斷。人口問題是國家的根本,其意義非常全面,豈是人口學家和幾個經濟學家就能說了算的?難道人口學家的歷史、軍事、法律、社會學、醫學、心理學等知識真的普通網友要全面?現在國家將這些學者抬的太高,有些人還真以為自己是上帝。現在在人口政策的調整上,要吸取中山國亡國的教訓,要重視大眾民意。不要被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成果弄花了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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