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会转型吗？
——我在中国的5座监狱

方觉

第十章 渤海岸边的“古拉格(Gulag)”

大型囚车在初秋的曙色中开出了北京市监狱。

总共三辆这样的囚车，每辆上拥挤着大约70名囚犯。囚车的前部是押送的警察和武警。荷枪实弹的年轻的武警士兵面向囚犯，警惕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在三辆囚车的前方和后方，各有几辆坐满警察或武警的警车。

北京市监狱座落在北京南部的大兴县。这支警灯闪烁、警笛刺耳的车队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我回想起仅仅三个月前，用5辆警车和囚车送我一个人去法庭的情景。显然，中共政权现在向我发出了新的信号：它们正在降低我的“关押规格”，使我更接近于一个“普通刑事犯”。我明白，这是一种政治心理战。中共政权希望我由此产生失落感，作出国际社会不再关心我的错误判断，对政治前途悲观失望，从而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当然，我不会让中共政权的期望成为现实。

由于两个囚犯共享一副手铐，所以当囚车拐弯或颠簸时，我们很难保持身体的平衡，不得不东倒西歪。高速公路仿佛没有尽头。那些多次判刑、经验丰富的囚犯低声说：“这是要把咱们送到茶淀”。

茶淀其实是一个铁路小站的名称。但是这个小站却是一处中国式的“古拉格群岛”的入口。这个“古拉格群岛”位于天津东北的宁河县，濒临渤海。

中国和前苏联由于囚犯很多，所以除了单个监狱外，还修建了一些“监狱群”。所谓“监狱群”，就是将几个或十几个监狱集中在一个狭小的荒凉地区，集中关押成千上万的犯人。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就是一处典型的“监狱群”。中国也有一些“监狱群”，“茶淀”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1949年中共享暴力夺得政权后，残酷的阶级斗争政策造就了巨量的囚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监狱远远不够用。于是中共政权迅速在中国各地新建监狱。“茶淀”就是1949年后开始兴建的。

这个地区本来是渤海边的荒滩，人烟稀少，一条大河和一片大海形成了两道天然屏障，关押在大河和大海之间的囚犯难以逃遁，监狱也不易被外界察觉。这里最初关押的是被共产党俘虏的国民党政权的军官和情报人员。后来，这里又关押了许多刑事犯和政治犯。这片地区一共座落着十几个监狱，在它的“昌盛时期”，关押的囚犯总数超过一万人。

囚车行驶了大约6个小时，终于看到了那条大河和河上的宽阔的钢筋水泥桥。与众不同的是，桥头矗立着武警的岗楼和警察的检查站。众多的持枪的武警和严格盘查行人的警察，构成了这条河和这座桥的严峻气氛。

囚车越过了大桥，就进入了“监狱群”。在大片贫瘠的农田和沼泽交错之中，分布着一座又一座寂静的监狱，一道又一道暗淡的高墙，一排又一排阴森的电网。

囚车停在一个大院子里。我们排着队，沉默地走进了新的牢房。

我的牢房在三层楼房的底层，铁窗外就是刚才停车的院子，铁窗的对面是另一座悄无声息的三层楼房。

经过400多公里的押送，囚犯们已经筋疲力尽、饥饿难忍。正当我们吃着“茶淀”监狱的第一顿午饭时，窗外传进一声接一声的惨叫。我警觉地意识到，这好像是拷打犯人的声音。我抬起头，向窗外望去。很明显，声音是从对面那座悄无声息的楼房里发出的。这时，我的牢房的“囚犯领导”提醒我：监狱规定，不准向窗外张望。我没有理会他的提醒。惨叫声接连不断，穿插在惨叫声中的，还有苦苦的、绝望的哀求。我厌恶这种蹂躏，将眼光转向室内。此时我发现，几个服过刑的有经验的犯人，脸色严肃而紧张，他们也觉察到了这种典型的刑讯的声音，但是他们一言不发。在监狱里，沉默可能是金。

“茶淀”监狱给新来的犯人上的第一堂课，是“反逃脱教育”。讲课的警官以悠闲的口吻说：“你们这几天可能听见了，旁边那座楼房经常传出‘杀猪’的声音。那里是严管队和禁闭室。希望你们服从政府，服从狱警，不要步那里的犯人的后尘”。

中国的每个监狱都有严管队和禁闭室，专门用于惩罚不服从政府的规定、不服从狱警指令的囚犯。严管队和禁闭室的生活条件比普通犯人差得多，管理制度则比普通犯人苛刻得多，刑讯拷打是主要节目。看来，把新来的犯人关在严管队和禁闭室的旁边，每天聆听“杀猪”的声音，可能具有特别的“教育意义”。

更有“教育意义”的是，第一堂课的后半部分，讲课的警官放映了一盘录像带。当然，录像带的内容不是奥斯卡的获奖影片，而是狱方对试图逃脱的囚犯进行严惩的真实画面。最触目惊心的镜头是：一个越狱的犯人被判处死刑，行刑的武警将他押解到一片芦苇地，他身后几米处传来了枪声，他的脖颈后部涌出了大股的鲜血，他永远地倒在了芦苇地上，但是他的手和胳膊至死都被粗大的绳索牢牢捆绑着。据说他在逃跑时杀死了一名警察。

中国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判决死刑最草率、执行死刑的数量最大的国家。在我被关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先后与我同在一间牢房而被判处死刑并最终枪决的犯人就超过十名。

实际上，中国的囚犯逃跑比例在全世界可能是最低的，因为中国犯人的胆量很小，而中国监狱的警卫制度又很严。

至少，在我当时关押的“茶淀”监狱，我周围的囚犯没有任何人有逃脱企图。他们忍气吞声，苦熬着乏味而艰难的岁月。

有一天，这种乏味而艰难的岁月似乎出现了一丝阳光。狱警宣布：今天下午集体洗澡。

从1999年7月28日到9月9日的44天，我们在北京市监狱从来没有被允许洗澡。在盛夏的北京市，在每天16小时的繁重劳动中，长达44天不能洗澡对每一个犯人来说都是痛苦而肮脏的。

此前，从1998年7月23日到1999年7月28日的一年中，我在北京市看守所也从来没有正式洗澡的机会。北京市看守所的每间牢房内都附设一个狭小的卫生间，里面有一个生锈的水龙头，当然，那里面只有冰凉的地下水。犯人如果要洗澡，只能用这种冷水冲洗身躯，而且只允许在晚上匆忙地冲洗。由于牢房极其肮脏，犯人极其拥挤，皮肤病极其普遍，我出于锻炼体质和预防皮肤病的考虑，坚持每天晚上用冷水冲洗身体。小卫生间的窗外是一个封闭的小院子，为了缓和牢房内恶浊的空气，小卫生间的窗户即使在冬季也半开着。当窗外飘洒着冬天的雪花时，我在窗内仍旧赤裸着身体用冰凉的水冲洗。我不是不知道寒冷。我只是对寒冷格外平静。

但是，夏季转押到北京市监狱后，我们洗冷水澡的权利竟被剥夺了。所以，当“茶淀”监狱宣布某个下午可以洗澡时，这仿佛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极其有限。

所谓“洗澡”，实际上只是囚犯排队集体进入公用厕所，在长长的肮脏的小便池前，用粗黑的橡胶管，接通小便池上端的笼头，然后用冷水冲洗身体。即使是这种低劣的冷水浴，在狱方看来也已经是一种“奢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仅仅“享受”过两次。

当然，我不会由于不能经常享用冷水浴而痛不欲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99年9月下旬的一天，“茶淀”监狱的囚犯进行每月一次的会见亲属。我的妹妹从400多公里外的北京赶到这个偏僻的渤海岸边的荒滩。她告诉我，国际社会还在为营救我而努力。8月下旬，美国使馆又同中国政府交涉了我的案件，并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书面要求。中国政府还是不做正面答复。而且我也粗略地得知，9月份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首脑会晤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重新握手言欢，了结了双方由于这一年5月8日美军飞机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引起的不愉快。但是，克林顿在同江泽民重叙友谊时，并没有强调中国的正在恶化的人权问题。

其实，4个月前中国政府只是利用美军飞机误炸中国使馆的意外事故，制造对美国的压力，诱逼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讲，4个月前中国政府的做作的愤怒的声明和煽动狭隘的反美情绪，只是进行表演。中国政府期待着表演结束后美国政府会手持鲜花走上舞台。果然，克林顿如期前来。

本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首脑会晤，仅仅是一只无用的花瓶。它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实际问题，也从来不想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狡狤的中共政权却利用这只无用的花瓶一年又一年地制造着虚假的国际新闻：中美两国元首每年至少有一次直接会晤。这种虚假的国际新闻对急于巩固国内政治地位和急于提高国际地位的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十分重要。这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中共政权的主要意义。

我预感到，随着克林顿和江泽民在新西兰重温旧梦，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在近期对中国作出重大让步。这类让步将集中在两大问题上：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减弱对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这将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改革。

尽管如此，我仍然决心坚持原来的政治态度。我坚信，克林顿软弱而错误的对华政策至多还能维持一年零几个月。2001年新一届的美国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都会调整对华政策。

我告诉我的妹妹，继续聘请原来的两位律师协助我办理无罪申诉。虽然两个月前我在北京市监狱已经提出申诉问题，但是狱方始终不向我提供书写申诉材料的笔和纸，并且拒绝律师同我见面。

半小时的亲属会见结束后，我很快约见了“茶淀”狱方：要求为我的申诉提供条件。

“茶淀”的狱方同北京市监狱类似，指派了一个又一个狱警同我分别谈话，劝说我打消无意义的申诉的念头，集中注意力争取有意义的减刑。总之，政府方面的意图还是期待我能够悄悄地认罪。但是我让它们再次失望。最后，狱方告知我：我能不能申诉，要等待上级的决定。

1999年10月1日早上，狱方通知：犯人集体收看电视。这是破天荒的安排。因为在这个监狱，我们仍然是既不能看报纸，也不能看电视。

这一天对中共政权来说是重大的节日。50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古老的天安门上宣布了共产党中国的成立。

狱方准备组织囚犯集体收看中共政权庆祝建国50周年的阅兵式。

当我从屏幕上看到江泽民装腔作势地站在笨重的敞蓬汽车上，机械地向接受检阅的麻木的士兵重复着呆板的台词“同志们好”时，感到滑稽而可悲。

共产党制度是一种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的顽固制度。毛泽东曾经搞过疯狂的个人崇拜，他死后不久，生前的光环就迅速暗淡了。当邓小平成为中共政权新的独裁者后，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捡起了已经被唾弃的个人崇拜。1984年的10月1日，即中共建国35周年，他组织了一次阅兵式。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身材高大的领袖，那么邓小平充其量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身材矮小的领袖。这个80岁的短小的老人与宽大的检阅车实在不相称。

至于江泽民，很难把他称之为政治领袖。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国高级官员的衷心拥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共党员的衷心拥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就是这样一个滑稽而可悲的人物，在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和官僚结构的运作下，竟然成为了一个大国的主宰，甚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活跃的角色。现在，他也无所顾忌地站在了个人崇拜的检阅车上。

这三代领导者个人崇拜的历史，不是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断强盛，而是说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断衰落。

共产主义制度的衰落也体现在它对政治犯的处理方式上。

1999年10月3日晚上，突然，狱警通知我：准备谈话。

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晚上的谈话通常是敏感而重要的。也许共产党依然保留着执政前进行地下秘密活动的习惯，喜欢在黑暗中处理要事。

走进谈话的办公室，长条的会议桌旁已经坐好了四个人。一个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他一头白发，表情谨慎，戴着高级警官精致的肩章。他的对面坐着两个陌生人，显然来自“上级机关”，因为监狱长对他们十分客气。他的旁边坐着我所在的分监区的主要负责人。四个人的面前都摊开着大大的笔记本。

来自“上级机关”的两个陌生人是谈话的主角，监狱长是谈话的配角，分监区长只是小心翼翼地听着。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他们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的案情的政治因素和国际背景，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对案件的看法，详细地重新询问了我在监狱的打算。

这种谈话内容是令人奇怪的，因为它没有新意，仅仅是重复。也许，有关机构试图核实我的当前的想法，以便作出某些决定。

我向他们重申了坚持民主改革的政治立场，重申了对有罪判决的否定，重申了准备尽快提交无罪申诉。他们对此一一做了详尽的记录。

当我回到牢房时，早已过了监狱规定的睡觉时间。其它囚犯都已呼呼入睡。我躺下后很快也睡着了。因为监狱的生活极其无聊，迅速入睡是暂时脱离无聊的一种不错的途径。但是，两位值班警官在深夜叫醒了我。他们说：上级要求我立即将刚才的谈话中陈述的看法写成书面材料交给监狱。显然，有关机构急于准确无误地了解我的当前想法，它们也许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级警官们的汇报和记录。但是，我对有关机构的急迫心情并不在意。我向值班警官说：现在已经是深夜，是否可以明天上午写？他们为难地解释：他们无权改变上级的要求，希望我现在就写。

于是，我穿上衣服，将几个小时前讲过的话转化为文字。当我划上最后一个句号时，远处传来了公鸡的第一声的啼鸣。“茶淀”监狱同其它监狱一样，不允许犯人保留钟和表。但是，由于这个监狱地处农村，公鸡的鸣叫成为犯人判断时间的“格林威治”。现在已经是黎明了。

9天后的上午，一位负责警官向我宣布：上级批准我写申诉，但是希望我在今天写完并交给监狱。

我对“上级”的紧迫安排十分理解：很明显，它们正在准备新的行动。

写一份无罪申诉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对案件的不同看法已经向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重复过许多遍。当天下午，我把写好的申诉材料和聘请原来的两位律师协助办理申诉手续的委托书，一并交给狱方，要求转给律师。狱方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如何处理由上级决定。

第二天的早饭前，一位警官将我从牢房带走。通常早饭前狱警不找犯人谈话，所以当我走出牢房门时其它犯人奇怪地面面相觑。

我冷静地跨进监狱的办公室，看到写字台后面副监狱长正襟危坐，其它几位警官表情严肃地垂手而立。这位副监狱长用电视播音员的有板有眼的声调宣布：奉上级指示，今天对方觉转换监狱，由我负责押送。

我意料到最近可能有某种事情发生。它就这样发生了。这一天是1999年10月13日，我从北京市监狱转到“茶淀”监狱仅仅34天。

在几名狱警的簇拥下，我来到了院子里。

这时监狱的电动大铁门缓缓地打开了，一辆国产的新型“红旗”轿车驶进来。押送我的狱警立即停下脚步，笔直地肃立一旁，谦恭地注视着迎面而来的“红旗”轿车，仿佛在行注目礼。共产党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红旗”轿车通常由政府配发给负责官员使用。从狱警谦卑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官僚制度的本性。

片刻之后，那位满头白发的上了年纪的监狱长，礼貌而小心地陪着另一位体态臃肿的警衔更高的人，缓步来到了我将要乘坐的囚车旁边。这位陌生的高级警官就是刚刚走下“红旗”轿车的主人。此刻，押送的狱警轻声对我说：上车。

这次的囚车里只有我一个犯人。副监狱长坐在司机的旁边，我的身旁和对面分别坐着几名警察。那位知道自己的重要地位的陌生的高级警官，看到我在囚车坐稳后，又在囚车的门旁踱了几步，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这是批准开车的指令。于是，狱警关上了囚车的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