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會轉型嗎？
——我在中國的5座監獄

方覺

第十章 渤海岸邊的“古拉格(Gulag)”

大型囚車在初秋的曙色中開出了北京市監獄。

總共三輛這樣的囚車，每輛上擁擠着大約70名囚犯。囚車的前部是押送的警察和武警。荷槍實彈的年輕的武警士兵面向囚犯，警惕地注視着他們的一舉一動。在三輛囚車的前方和後方，各有幾輛坐滿警察或武警的警車。

北京市監獄座落在北京南部的大興縣。這支警燈閃爍、警笛刺耳的車隊在高速公路上疾馳。

我回想起僅僅三個月前，用5輛警車和囚車送我一個人去法庭的情景。顯然，中共政權現在向我發出了新的信號：它們正在降低我的“關押規格”，使我更接近於一個“普通刑事犯”。我明白，這是一種政治心理戰。中共政權希望我由此產生失落感，作出國際社會不再關心我的錯誤判斷，對政治前途悲觀失望，從而放棄原來的政治立場。當然，我不會讓中共政權的期望成為現實。

由於兩個囚犯共享一副手銬，所以當囚車拐彎或顛簸時，我們很難保持身體的平衡，不得不東倒西歪。高速公路仿佛沒有盡頭。那些多次判刑、經驗豐富的囚犯低聲說：“這是要把咱們送到茶淀”。

茶淀其實是一個鐵路小站的名稱。但是這個小站卻是一處中國式的“古拉格群島”的入口。這個“古拉格群島”位於天津東北的寧河縣，瀕臨渤海。

中國和前蘇聯由於囚犯很多，所以除了單個監獄外，還修建了一些“監獄群”。所謂“監獄群”，就是將幾個或十幾個監獄集中在一個狹小的荒涼地區，集中關押成千上萬的犯人。前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群島”，就是一處典型的“監獄群”。中國也有一些“監獄群”，“茶淀”是其中著名的一個。

1949年中共享暴力奪得政權後，殘酷的階級鬥爭政策造就了巨量的囚犯，國民黨政權留下的監獄遠遠不夠用。於是中共政權迅速在中國各地新建監獄。“茶淀”就是1949年後開始興建的。

這個地區本來是渤海邊的荒灘，人煙稀少，一條大河和一片大海形成了兩道天然屏障，關押在大河和大海之間的囚犯難以逃遁，監獄也不易被外界察覺。這裡最初關押的是被共產黨俘虜的國民黨政權的軍官和情報人員。後來，這裡又關押了許多刑事犯和政治犯。這片地區一共座落着十幾個監獄，在它的“昌盛時期”，關押的囚犯總數超過一萬人。

囚車行駛了大約6個小時，終於看到了那條大河和河上的寬闊的鋼筋水泥橋。與眾不同的是，橋頭矗立着武警的崗樓和警察的檢查站。眾多的持槍的武警和嚴格盤查行人的警察，構成了這條河和這座橋的嚴峻氣氛。

囚車越過了大橋，就進入了“監獄群”。在大片貧瘠的農田和沼澤交錯之中，分布着一座又一座寂靜的監獄，一道又一道暗淡的高牆，一排又一排陰森的電網。

囚車停在一個大院子裡。我們排着隊，沉默地走進了新的牢房。

我的牢房在三層樓房的底層，鐵窗外就是剛才停車的院子，鐵窗的對面是另一座悄無聲息的三層樓房。

經過400多公里的押送，囚犯們已經筋疲力盡、飢餓難忍。正當我們吃着“茶淀”監獄的第一頓午飯時，窗外傳進一聲接一聲的慘叫。我警覺地意識到，這好像是拷打犯人的聲音。我抬起頭，向窗外望去。很明顯，聲音是從對面那座悄無聲息的樓房裡發出的。這時，我的牢房的“囚犯領導”提醒我：監獄規定，不准向窗外張望。我沒有理會他的提醒。慘叫聲接連不斷，穿插在慘叫聲中的，還有苦苦的、絕望的哀求。我厭惡這種蹂躪，將眼光轉向室內。此時我發現，幾個服過刑的有經驗的犯人，臉色嚴肅而緊張，他們也覺察到了這種典型的刑訊的聲音，但是他們一言不發。在監獄裡，沉默可能是金。

“茶淀”監獄給新來的犯人上的第一堂課，是“反逃脫教育”。講課的警官以悠閒的口吻說：“你們這幾天可能聽見了，旁邊那座樓房經常傳出‘殺豬’的聲音。那裡是嚴管隊和禁閉室。希望你們服從政府，服從獄警，不要步那裡的犯人的後塵”。

中國的每個監獄都有嚴管隊和禁閉室，專門用於懲罰不服從政府的規定、不服從獄警指令的囚犯。嚴管隊和禁閉室的生活條件比普通犯人差得多，管理制度則比普通犯人苛刻得多，刑訊拷打是主要節目。看來，把新來的犯人關在嚴管隊和禁閉室的旁邊，每天聆聽“殺豬”的聲音，可能具有特別的“教育意義”。

更有“教育意義”的是，第一堂課的後半部分，講課的警官放映了一盤錄像帶。當然，錄像帶的內容不是奧斯卡的獲獎影片，而是獄方對試圖逃脫的囚犯進行嚴懲的真實畫面。最觸目驚心的鏡頭是：一個越獄的犯人被判處死刑，行刑的武警將他押解到一片蘆葦地，他身後幾米處傳來了槍聲，他的脖頸後部湧出了大股的鮮血，他永遠地倒在了蘆葦地上，但是他的手和胳膊至死都被粗大的繩索牢牢捆綁着。據說他在逃跑時殺死了一名警察。

中國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判決死刑最草率、執行死刑的數量最大的國家。在我被關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先後與我同在一間牢房而被判處死刑並最終槍決的犯人就超過十名。

實際上，中國的囚犯逃跑比例在全世界可能是最低的，因為中國犯人的膽量很小，而中國監獄的警衛制度又很嚴。

至少，在我當時關押的“茶淀”監獄，我周圍的囚犯沒有任何人有逃脫企圖。他們忍氣吞聲，苦熬着乏味而艱難的歲月。

有一天，這種乏味而艱難的歲月似乎出現了一絲陽光。獄警宣布：今天下午集體洗澡。

從1999年7月28日到9月9日的44天，我們在北京市監獄從來沒有被允許洗澡。在盛夏的北京市，在每天16小時的繁重勞動中，長達44天不能洗澡對每一個犯人來說都是痛苦而骯髒的。

此前，從1998年7月23日到1999年7月28日的一年中，我在北京市看守所也從來沒有正式洗澡的機會。北京市看守所的每間牢房內都附設一個狹小的衛生間，裡面有一個生鏽的水龍頭，當然，那裡面只有冰涼的地下水。犯人如果要洗澡，只能用這種冷水沖洗身軀，而且只允許在晚上匆忙地沖洗。由於牢房極其骯髒，犯人極其擁擠，皮膚病極其普遍，我出於鍛煉體質和預防皮膚病的考慮，堅持每天晚上用冷水沖洗身體。小衛生間的窗外是一個封閉的小院子，為了緩和牢房內惡濁的空氣，小衛生間的窗戶即使在冬季也半開着。當窗外飄灑着冬天的雪花時，我在窗內仍舊赤裸着身體用冰涼的水沖洗。我不是不知道寒冷。我只是對寒冷格外平靜。

但是，夏季轉押到北京市監獄後，我們洗冷水澡的權利竟被剝奪了。所以，當“茶淀”監獄宣布某個下午可以洗澡時，這仿佛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進步。

然而，這種“進步”極其有限。

所謂“洗澡”，實際上只是囚犯排隊集體進入公用廁所，在長長的骯髒的小便池前，用粗黑的橡膠管，接通小便池上端的籠頭，然後用冷水沖洗身體。即使是這種低劣的冷水浴，在獄方看來也已經是一種“奢侈”。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們僅僅“享受”過兩次。

當然，我不會由於不能經常享用冷水浴而痛不欲生。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1999年9月下旬的一天，“茶淀”監獄的囚犯進行每月一次的會見親屬。我的妹妹從400多公里外的北京趕到這個偏僻的渤海岸邊的荒灘。她告訴我，國際社會還在為營救我而努力。8月下旬，美國使館又同中國政府交涉了我的案件，並向中國政府遞交了書面要求。中國政府還是不做正面答覆。而且我也粗略地得知，9月份在新西蘭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非正式首腦會晤上，美國總統克林頓和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重新握手言歡，了結了雙方由於這一年5月8日美軍飛機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引起的不愉快。但是，克林頓在同江澤民重敘友誼時，並沒有強調中國的正在惡化的人權問題。

其實，4個月前中國政府只是利用美軍飛機誤炸中國使館的意外事故，製造對美國的壓力，誘逼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作出更大的讓步。從這個意義上講，4個月前中國政府的做作的憤怒的聲明和煽動狹隘的反美情緒，只是進行表演。中國政府期待着表演結束後美國政府會手持鮮花走上舞台。果然，克林頓如期前來。

本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一年一次的非正式首腦會晤，僅僅是一隻無用的花瓶。它從來沒有解決過任何實際問題，也從來不想解決任何實際問題。但是，狡狤的中共政權卻利用這隻無用的花瓶一年又一年地製造着虛假的國際新聞：中美兩國元首每年至少有一次直接會晤。這種虛假的國際新聞對急於鞏固國內政治地位和急於提高國際地位的中國第三代領導人來說十分重要。這就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對中共政權的主要意義。

我預感到，隨着克林頓和江澤民在新西蘭重溫舊夢，美國政府很可能會在近期對中國作出重大讓步。這類讓步將集中在兩大問題上：同意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進一步減弱對中國人權記錄的關注。這將十分不利於中國的改革。

儘管如此，我仍然決心堅持原來的政治態度。我堅信，克林頓軟弱而錯誤的對華政策至多還能維持一年零幾個月。2001年新一屆的美國政府，無論是共和黨執政，還是民主黨執政，都會調整對華政策。

我告訴我的妹妹，繼續聘請原來的兩位律師協助我辦理無罪申訴。雖然兩個月前我在北京市監獄已經提出申訴問題，但是獄方始終不向我提供書寫申訴材料的筆和紙，並且拒絕律師同我見面。

半小時的親屬會見結束後，我很快約見了“茶淀”獄方：要求為我的申訴提供條件。

“茶淀”的獄方同北京市監獄類似，指派了一個又一個獄警同我分別談話，勸說我打消無意義的申訴的念頭，集中注意力爭取有意義的減刑。總之，政府方面的意圖還是期待我能夠悄悄地認罪。但是我讓它們再次失望。最後，獄方告知我：我能不能申訴，要等待上級的決定。

1999年10月1日早上，獄方通知：犯人集體收看電視。這是破天荒的安排。因為在這個監獄，我們仍然是既不能看報紙，也不能看電視。

這一天對中共政權來說是重大的節日。50年前的這一天，毛澤東在古老的天安門上宣布了共產黨中國的成立。

獄方準備組織囚犯集體收看中共政權慶祝建國50周年的閱兵式。

當我從屏幕上看到江澤民裝腔作勢地站在笨重的敞蓬汽車上，機械地向接受檢閱的麻木的士兵重複着呆板的台詞“同志們好”時，感到滑稽而可悲。

共產黨制度是一種不斷重複同樣的錯誤的頑固制度。毛澤東曾經搞過瘋狂的個人崇拜，他死後不久，生前的光環就迅速暗淡了。當鄧小平成為中共政權新的獨裁者後，他又在某種程度上撿起了已經被唾棄的個人崇拜。1984年的10月1日，即中共建國35周年，他組織了一次閱兵式。如果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身材高大的領袖，那麼鄧小平充其量只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身材矮小的領袖。這個80歲的短小的老人與寬大的檢閱車實在不相稱。

至於江澤民，很難把他稱之為政治領袖。他從來沒有得到過大多數中國高級官員的衷心擁護，從來沒有得到過大多數中共黨員的衷心擁護，從來沒有得到過大多數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就是這樣一個滑稽而可悲的人物，在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和官僚結構的運作下，竟然成為了一個大國的主宰，甚至成為國際舞台上的一個活躍的角色。現在，他也無所顧忌地站在了個人崇拜的檢閱車上。

這三代領導者個人崇拜的歷史，不是說明共產主義制度的不斷強盛，而是說明共產主義制度的不斷衰落。

共產主義制度的衰落也體現在它對政治犯的處理方式上。

1999年10月3日晚上，突然，獄警通知我：準備談話。

根據以往的經驗，這種晚上的談話通常是敏感而重要的。也許共產黨依然保留着執政前進行地下秘密活動的習慣，喜歡在黑暗中處理要事。

走進談話的辦公室，長條的會議桌旁已經坐好了四個人。一個是這所監獄的監獄長。他一頭白髮，表情謹慎，戴着高級警官精緻的肩章。他的對面坐着兩個陌生人，顯然來自“上級機關”，因為監獄長對他們十分客氣。他的旁邊坐着我所在的分監區的主要負責人。四個人的面前都攤開着大大的筆記本。

來自“上級機關”的兩個陌生人是談話的主角，監獄長是談話的配角，分監區長只是小心翼翼地聽着。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

他們詳細地重新詢問了我的案情的政治因素和國際背景，詳細地重新詢問了我對案件的看法，詳細地重新詢問了我在監獄的打算。

這種談話內容是令人奇怪的，因為它沒有新意，僅僅是重複。也許，有關機構試圖核實我的當前的想法，以便作出某些決定。

我向他們重申了堅持民主改革的政治立場，重申了對有罪判決的否定，重申了準備儘快提交無罪申訴。他們對此一一做了詳盡的記錄。

當我回到牢房時，早已過了監獄規定的睡覺時間。其它囚犯都已呼呼入睡。我躺下後很快也睡着了。因為監獄的生活極其無聊，迅速入睡是暫時脫離無聊的一種不錯的途徑。但是，兩位值班警官在深夜叫醒了我。他們說：上級要求我立即將剛才的談話中陳述的看法寫成書面材料交給監獄。顯然，有關機構急於準確無誤地了解我的當前想法，它們也許不完全信任那些高級警官們的匯報和記錄。但是，我對有關機構的急迫心情並不在意。我向值班警官說：現在已經是深夜，是否可以明天上午寫？他們為難地解釋：他們無權改變上級的要求，希望我現在就寫。

於是，我穿上衣服，將幾個小時前講過的話轉化為文字。當我劃上最後一個句號時，遠處傳來了公雞的第一聲的啼鳴。“茶淀”監獄同其它監獄一樣，不允許犯人保留鍾和表。但是，由於這個監獄地處農村，公雞的鳴叫成為犯人判斷時間的“格林威治”。現在已經是黎明了。

9天后的上午，一位負責警官向我宣布：上級批准我寫申訴，但是希望我在今天寫完並交給監獄。

我對“上級”的緊迫安排十分理解：很明顯，它們正在準備新的行動。

寫一份無罪申訴對我來說並不困難，因為我對案件的不同看法已經向安全機關、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重複過許多遍。當天下午，我把寫好的申訴材料和聘請原來的兩位律師協助辦理申訴手續的委託書，一併交給獄方，要求轉給律師。獄方沒有明確表態，只是說：如何處理由上級決定。

第二天的早飯前，一位警官將我從牢房帶走。通常早飯前獄警不找犯人談話，所以當我走出牢房門時其它犯人奇怪地面面相覷。

我冷靜地跨進監獄的辦公室，看到寫字檯後面副監獄長正襟危坐，其它幾位警官表情嚴肅地垂手而立。這位副監獄長用電視播音員的有板有眼的聲調宣布：奉上級指示，今天對方覺轉換監獄，由我負責押送。

我意料到最近可能有某種事情發生。它就這樣發生了。這一天是1999年10月13日，我從北京市監獄轉到“茶淀”監獄僅僅34天。

在幾名獄警的簇擁下，我來到了院子裡。

這時監獄的電動大鐵門緩緩地打開了，一輛國產的新型“紅旗”轎車駛進來。押送我的獄警立即停下腳步，筆直地肅立一旁，謙恭地注視着迎面而來的“紅旗”轎車，仿佛在行注目禮。共產黨制度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官僚制度。“紅旗”轎車通常由政府配發給負責官員使用。從獄警謙卑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官僚制度的本性。

片刻之後，那位滿頭白髮的上了年紀的監獄長，禮貌而小心地陪着另一位體態臃腫的警銜更高的人，緩步來到了我將要乘坐的囚車旁邊。這位陌生的高級警官就是剛剛走下“紅旗”轎車的主人。此刻，押送的獄警輕聲對我說：上車。

這次的囚車裡只有我一個犯人。副監獄長坐在司機的旁邊，我的身旁和對面分別坐着幾名警察。那位知道自己的重要地位的陌生的高級警官，看到我在囚車坐穩後，又在囚車的門旁踱了幾步，然後慢慢地點了點頭。這是批准開車的指令。於是，獄警關上了囚車的鐵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