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嚴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一、中國的情況
中國經濟當然連同政治、文化都需要轉型的歷史任務，交給了胡錦濤、溫家寶及其團隊的手上。他們是知道這一點的。例如溫家寶曾呼喚真正的改革，認定若不進行政治改革，現有的經濟成果也會喪失，甚至文革再來。無疑，胡鞍鋼之流的迷魂藥不足以迷倒他們，美西方那些大讚中國奇蹟的高論也忽悠不了他們。
轉型已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再不主動轉型就會被逼轉型和由別人主導轉型的問題。
可惜這個團隊只一個性格懦弱，就證明了他們不堪重任。
其實時代並沒有也不會強求由他們馬上來改變權力構架。題目太大了，確需考慮時機不成熟的反作用力。但是，他們並不是不可以來幾個大點的動作。例如，效法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事後證明這樣做了實際有驚無險。既然當事人鄧小平已死，那麼再來一次範圍小多了的平反六•四撫恤受難者，接受海外民運人歸國，沒準無險也無驚。又如，對各行業的行為規範進行切實監管，重點是醫療、教育、司法這三個行業，尤其頒布陽光法案，縱然它們一時間會流於形式。它們於社會生活信心的修復，無疑是善舉。於經濟有利無害，因為經濟的繼續發展尤其健康發展，與生活信心的支持密切關聯。
胡、溫團隊的性格懦弱、行為平庸的直接後果，是深層次問題上的積弊只增不減。他們已只能滿足於天助，便是美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興趣仍在，大量資本仍在湧入中國。
平心而論，這個團隊畢竟維持了表面上花團錦簇生活，在“不折騰”上是成功的。但是這個“不折騰”，既源自紅朝歷史“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教訓，也來自權力上屬於“看守”的性質。他們只能祈福於即將登場的這個王朝的真正主人、紅二代，能完成他們並非不想干但無力干成的事情。
二、中國的情況
習近平屬於紅朝歷史上運氣最好的統治者。他無需付出毛澤東武力奪權過程中的身心艱辛，無須面對文革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鄧小平面臨的百廢待舉現狀，黨內的權力合法性上比江澤民、胡錦濤要正統，歷經二十年經濟大發展積累的財富使他財大氣粗。他需要做的是擺平上層可能的潛在權力競爭者，讓經濟形勢繼續看好。做到了這兩點，他的統治便可保無虞。
筆者以為，習近平上位伊始，頭腦曾有所冷靜。例如，他趕去深圳蓮花山，當然是要向外界表明他將繼承改革開放路線，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樣既能安撫因改開大獲益的權貴階層，又能安撫大多數認可改革開放的國人，還能安撫國際上的財團，一舉三得。又如，他宣稱要聽得進尖銳意見，所釋放的信號之一是他會虛心納諫、不搞一言堂，這是明君英主的胸懷啊，是對二十一世紀要求的呼應啊。
然而時勢對他的低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形式主義和操弄權謀行不通了。高要求則是要對五百年來的世界演進有超越黨派觀念的認知。然而，低要求於這個團隊尚且極難推行，高要求於這個團隊更加不消提及。因為即使撇開自身利益不談，還有個能否理解得了的問題。這個團隊多數人以及紅朝多數廳局級以上黨官，思維陳舊、知識老化，乃至行為能力低劣，皆到了驚人地步。他們的才幹就是收買軍警維穩再維穩，結果是騎虎難下，害怕停了維穩出了大亂子怎麼辦？實際，只要經濟不垮，不考慮武力犯台從而招來國際干涉，中國就大亂不了，因為已適應高壓的大多數人的自我感覺，是日子還過得下去。反之，如果連甘心為奴的大多數人的日子都過不下去了，維穩便是枉然。但是，永遠正確的他們可不這樣認為。
就經濟來講，胡、溫時的“不折騰”確有一定道理。具體來說，經濟政策得有連續性，讓投資者、經營者對未來大致可以預期。大擴張帶來的產能過剩問題如何解決，一帶一路只能試着干，因為這事兒真能心想事成，財力更大，技術力量更雄厚的七國集團早就動手了，哪裡輪得到由中國發現新大陸。它本質上就是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殖民經濟，並無創意。與其大撒幣，不如藏富於民，進一步激活民營經濟的活力。因為有一點極重要，那個爭做經濟體量世界第一，滿足的是領袖的虛榮心，實質是毛澤東時代的爭做世界革命中心。儘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叫實惠，經濟才有質量，才可能立於不敗之地。
習近平上位之時，從經濟上講如果說前任時期已進入了需要轉型時候，此時便到了必須轉型的時刻。此前二十年，叫大擴張也好，叫起飛也好；主要是外資助力下內需起的作用。幾億個家庭的家用電器普及化和中產家庭的更新換代，所顯示的市場和需要的產能，是其它經濟體幾乎不敢想象的。但進入習近平時代，這個市場已近飽和，空間不大了。例如電視機、洗衣機、乃至手機和家具，非中產家庭是不會只用上幾年就更換的，而這個非中產家庭的數量何其大也，倒也適應二八定律，但凡有閱歷的中國人閉着眼睛也能想象得出來。房地產尤其如此。此時的市場容量仍舊巨大，是城鎮化的力量，但需求也在趨弱，已經主要表現在剛需上和拆遷戶上。除了一線城市，這兩個部分的需求一旦解決，整體需求就會快速萎縮。之所以直到2016年需求才降溫，是城鎮化才告基本完成的原因，另與投機客的炒作和社會跟風心理大有關係。泡沫已形成，泡沫到了一定時候終將破裂。不過，從九十年代初大建經濟適用房起，這個空前的市場所消耗的各種原材料，那就不是電器普及化和家具行業能比擬的。認為它帶動和影響了三分之一的國人就業，使一部分人富起來，不會離譜。問題是不可以讓泡沫吹得太大讓後果不可收拾。今天，惡果已顯現。若惡果全顯現，多餘的產能，失業的工人，資源等於白扔的鬼城，負債的家庭乃至銀行，該如何善後？今天，人口在下降、老齡化，弱勢者的收入提不起來，而十三億人卻蓋了供三十幾億人居住的房子，這個支柱產業還能維持幾年？警訊並非沒有，但沒人理會。緣由之一便是那個“關我什麼事”。大基建一樣空間很小了。例如高鐵，投入大、收益小，大多數線路是虧本運行，這樣的GDP有何意義？能叫經濟奇蹟嗎？美帝可不會把它上世紀初的曾經大拆鐵路視為驕傲。再說外貿，大順差不是大收益，中低檔產品的附加值從來就低，代工的主收益其實不在錢上，是緩解和幫助了國內就業，偏生去打以牙還牙的貿易戰，結果召來了撤資和脫鈎。若對外形勢進一步惡化，一帶一路就會變異為冤大頭，今天的時代，能用武力去保衛海外利益嗎？
所以，約二十年經濟起了飛並不假，後勁嚴重不足，缺少新的經濟增長點，一樣不假。關於大型國企，它占有的資源和它提供的效益屬於笑談，只恐中南海也否認不了。否則，它也不會一再要求要“做強”。
三、中國的情況
這就是“四十年經濟奇蹟”的真相，它至少有三分之一時間和四分之一內容屬於數字奇蹟。筆者甚至懷疑，美西方不乏其人大唱“中國奇蹟”，是否別有用心，便是即使不能捧殺你，也要讓你昏昏然。聯繫到俄烏開戰前美國的準確情報，有理由相信美西方的智庫和情報機構對中國經濟的底細很清楚。他們有必要賣弄自己嗎？當然，如果及時轉型，經濟前景也存樂觀一面。國人的吃苦耐勞與善於模仿的傳統，是經濟發展的最大韌力。房地產降溫再降溫後，相當的產能和勞力並非全無出路，例如參照以色列經驗，農業上環保上仍有文章可做。一定要留住外資，哪怕只為就業着想。決不可以鼓勵極端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高調，毛澤東時代這號苦頭已經吃得太多。說白了，出路就在擴大身心自由度，對民營經濟只能幫助和引導，對外關係上多栽花、不栽刺，提高大量低收入者的收入。例如把不少人的最低社保從兩三百元一月提高到一千元一月，並非財力上擠不出來。特權階層的醫療保健費的零頭，就夠了。此種福利只能是對中國人的侮辱，因為兩三百元也就夠一般人買上一條煙。值此消費經濟時代來到，消費也是生產力。但是，說這些有用麼？
轉型不會無痛苦，但靠僥倖是不行的。猶如大齡女子，要孩子就不能拖捱，更不能害怕分娩疼痛。十年等於白白浪費，時不再來。
時不再來，公權力就只能做裱糊匠。歷史學派的經濟理論，竟然仍然適用於今日中國。不，簡直成了量身定製。
這個十年裡習團隊沒有閒着，習近平曾經日程排得滿滿，滿世界飛來飛去。然而，這不代表工作有成效。在他的任上，前幾年的經濟還是可觀的，卻是前任留下來的紅利，是一般人看不出來的規模經濟顯示的強光效應仍舊灼人眼球。此時，頭腦清醒，如他所說的要聽得進尖銳意見十分重要。可是，他卻把目光關注在目的是擴展權力權威的反腐上面，偏又不是制度反腐，而是權術反腐，結果是大小“土圍子”實在太多，層出不窮，腐敗反不下去。經濟轉型乾脆不提，因為他本來就不懂經濟，他是法學博士，不是經濟學博士。他作為凡人也沒得無限精力和能力，靠世襲得來的權力今天的時代終究讓他底氣不足，使他越來越擔心政權安危，也就自覺不自覺地在中國再演政治掛帥。而中國的政治掛帥，就是順者生，有無數種辦法讓逆者亡，就是經濟半死不活，就是假大空話滿天飛，就是不惜把國人素質降到最低，七十年來，基本如此。到了這個時候，他要突圍就只有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打開缺口，於是政治掛帥再升級。性命都危險了，經濟更加不消提了。偏偏他又不肯不敢放權，末了是主管經濟的總理也只能半躺平。筆者以為，三年疫情後，習總書記醒悟到了不抓經濟不行了，因為今天的經濟就是最大的政治，但是早幹什麼去了？梁家河的故事反映的是土窯、虱子、黃段子，如何出得來當代經濟思想。
四、結語。
歷史學派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裡，講了一個歷史故事仍值得回味。今天，當年的“日不落”帝國已煙消雲散。作為掙不脫興衰榮辱命運的國家，它曾經的榮耀已不值得大關注。但作為海權文明的先驅，又在事實上孕育了接力人美國，再由美國開啟了空權文明，其歷史功績可望永載史冊。而這一切離不開當年的英國戰勝了西班牙。在那個海權優勢初現、但未成大氣候的時代，英勝西敗半屬必然半屬偶然。當時，就海軍實力，經濟總量特別手裡的貨幣量來講，西班牙強於英國。當戰爭處於僵持狀態，西班牙的短板就出現了。首推生產方式落後，生產力無後勁，由落後文化和專制腐敗統治支撐的民心士氣不能持久，貨幣並不能隨時買來軍備的質量，況且軍費支出巨大。英國的優勢是新的生產方式支撐的生產力後勁足，士氣中有了不但為國家而且為自由而戰的因素，裝備質量強於敵人。相對於敵人，它越戰越勇。此國運之戰，若果西勝英敗，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改寫是大概率。
英勝西敗於英國從此奠定了海上新霸主地位，於西班牙卻是從此一蹶不振，退出了爭雄世界的行列。這場國運之爭的重要性在於反映了文明新的特徵：不是擁有了遠航船隊、海軍、殖民地就自覺地成了海權國家，海權的精華是自由精神孕育和驅動的新氣質、新情感、新追求、新創意，是支持新價值觀的大環境，誠然，陸權海權交織，提升的生產力強化了國家的撲食技能，催生出了使文明不能再承重的二次世界大戰。但二戰後文明競爭規則的大改變，是海權的功績，陸權是做不到的。它的突出表現是：人類不能反，此事無商量。良心是最高的法律，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經濟必須在規則下和平競爭，否則無異於反人類。制裁反人類行為已天經地義。沒有這幾條，不能想象近八十年的和平歲月，以及經濟比重傾向民生後的物質豐富時代。
極而言之，曾經有過“三個世界”之說，其實使用一流、二流、三流文明的概念，更符合今日實際。中國過去屬於“第三世界”，通過幾十年發展，至少經濟上已進入二流文明之列。世事變化不由人意，今日在國運上爭奪名次已屬誤區。今天的俄烏戰爭是個證明，在俄國眼裡仍屬國運之爭，在美西方眼裡已是不能容忍二、三流文明的執意反動。就認識論而言，互聯網經濟體現的空權與國家主權是相違的，此趨勢可望國家將降格為行政組織。實際無須大驚小怪，國家和主權都不是與生俱來的，強化它們和弱化它們，都將由時勢決定。很可能這是人類文明再一次大進步，但看不出中國人的思維與價值觀比俄國人強了很多。
即使主要談經濟。德國在一戰二戰的慘敗，日本在二戰中戰敗，無不因為經濟擴張到頂後，內需無後勁無出路需要大突圍而鋌而走險。今日中國已陷入此困境，世界給了中國轉型機會，卻為中國拒絕。若肯轉型，中國經濟有望引領世界風騷。會有很多困難，但不難克服。例如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至少三十年形不成大危機，屆時並非無可能扭轉此趨勢。根本問題是權力架構，國家戰略、經濟結構走的仍是二戰前的不可能成功的舊路。
不解決路徑依賴頑疾，中國民生前景，幾年後即便不陰慘也很灰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