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2月7日，是李文亮醫生逝世三周年的紀念日。外界都已經開始用自己的方式紀念這位新冠疫情中的“吹哨人”，讚揚他作為人的勇氣和良知；當我們從制度上去觀察，對於站在疫情第一線李文亮醫生的去世，中國的醫護系統卻並沒有因此反思應當如何更好的保護前線工作人員、或者給他們提供更多工作條件上的改善。我們同時也錄製了Podcast版本供讀者收聽：李文亮離世3周年，讓我們談談3年疫情下中國醫護的待遇；以及欠薪欠社保 疫情引爆的中國醫護待遇問題。
疫情三年間，中國醫務人員工作極度繁重、工傷風險也持續處於高位。2022年，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收錄到31宗醫務人員相關事故案例，包括9宗猝死、17宗感染新冠病毒（其中1人帶病上崗暈倒），1宗醫院職工在核酸採樣時中暑暈倒等。這些數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僅是中國勞工通訊按照媒體報道與網絡信息記錄的個案數字，遠遠不能反映整體情況，但也能看到醫護面對的問題性質。
三年前武漢第一輪病毒侵襲醫護首當其衝遭受感染。三年後，中國對疫情管控的突然放開，則令各地醫院出現擠兌，很醫護不得不在被感染的狀態下持續帶病工作。疫情顯示、惡化了中國醫護長期人手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在基層醫療機構（公立為主）以及公立醫院，這些機構承擔了較重的防疫任務。公立醫院還有同工不同酬、疫情下薪酬不升反降、甚至欠薪欠社保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長期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低，疫情下公立醫院診療人次及收入下降，令醫院財政雪上加霜。我們認為要改善醫護待遇，政府除了提供短期的防疫補貼，還需要長期增加對公營醫療機構的財政補助，保證其員工待遇、恆常人手配置位於合理水平。除了宏觀上增加財政撥款，也需要工會在職場監察具體落實情況，以及收集和反映職工意見。
民營醫療機構也有欠薪欠社保的問題。在2020年至2022年間，我們收錄到115宗醫務人員相關個案，其中90宗工人行動涉及醫療機構欠薪、欠社保，其中16宗涉及公營醫療機構（事業單位），73宗涉及民營醫療機構，1宗機構性質未知。其他工人行動涉及醫學生同工不同酬、管理問題等。我們認為，公營與民營醫療機構的工會應代表職工，就勞動待遇、職業暴露、醫院管理等問題與醫院以及政府部門溝通，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工會能夠下沉到生產一線，最能了解職工具體的勞動環境，也最能第一時間發現醫院欠薪欠社保、醫院管理失當等問題。職工單獨很可能不敢向管理方表達訴求，或只能在網上零星表達不滿，因此需要工會作為集體代表。
超長工時與工傷
醫務人員的工作量與工作內容往往並不與合同相關，反而是隨着國家防疫政策而變動。根據《中華醫學雜誌》2022年介紹，中國2020年的防疫方向以區域封鎖、停學停工、嚴防輸入案例為主。2021年8月開展“動態清零”，當出現本土新冠肺炎病例時，“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快速切斷疫情傳播鏈，使每一起疫情及時終止，感染者“清零”。“動態清零”其中一個重要措施是大規模核酸檢測及篩查，以及時發現病例和感染者，對傳染源進行隔離與治療。此策略意味着醫務人員的工作量大幅加重。下文將敘述各類醫療機構的醫護勞動情況，包括基層醫療機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以及公立醫院。這些醫療機構承擔了較重的抗疫任務，醫護的勞動強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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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健聞在2022年7月採訪了一位多年觀察中國基層醫療機構發展的人，她表示，2020年除了基礎工作，防疫任務主要是掃碼測溫、分診、高速路口值班，以及防疫後方的協調；到2021年，防疫任務集中在接種新冠疫苗和迎接每一次疫情的衝擊；到了2022年，防疫任務演變成了全員核酸、上門核酸、常態化核酸。
“2020年時，基層醫護的防疫態度最積極，大家最關心補助，沒什麼怨氣；到了2021年，地方財政困難，補助沒有到位，還要區分屬不屬於一線抗疫；到了2022年，感覺醫護的怨氣越來越重，基本不做醫療業務，有的醫生問，能不能僱人來防疫？”
一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城市的基層醫療機構）主任表示，開展全區大規模全員核酸期間，一天要把一個區都篩一遍，意味着該中心每天要給10幾萬人採樣，中心人員不到200人，近一半的醫務人員都要派出去，每人每天需要採樣1000人，即平均約1分鐘就要完成一個採樣，日復一日，一個半月。
鄉鎮衛生院（農村的基層醫療機構）也有着極大的勞動強度。財新周刊《基層醫療待援》引述吉林省白城市某鄉鎮衛生院護士指出，他們40餘人承擔着鄉內3萬多人口的常態化核酸採樣任務。吉林2022年3-4月經歷了一波大規模疫情，5月份解封后至7月，做了六七輪全員核酸。“農民要下地幹活，所以我們在六七點鐘前必須把核酸都采完。每天三點多起床，四點半得到點位上。”
在山東萊陽一衛生院，有多名員工在核酸採樣期間因中暑或高血壓暈倒，還有一位曾一天採樣3000多人，導致肩關節撕脫，不得不接受手術。
除了需要承擔常態化核酸採樣、政府/企業/學校入戶採樣、新冠疫苗接種工作，衛生院醫護在疫情較為緩和時，需要加班加點補回之前欠下的公共衛生服務（包括給老年人查身體、慢病隨訪，以及提供常見病、多發病診療、化驗檢查、家庭診療及轉診等基本醫療服務）。這是基層醫療機構績效考核的重要一項，也與財政撥款掛鈎。
公立醫院也需要派大量人員支援方艙或者核酸採樣，還需要維持門診急診正常診療、嚴防院內感染，同時部分醫護人員隨時被封控家中，醫護人手嚴重不足、工作壓力大。
財新周刊《當醫護已經透支》一文記錄了2022年3月底上海疫情爆發時公立醫院的情況。當時有40家醫療機構被指定為收治新冠陽性病人的定點醫院，承擔了較重的抗疫任務。一位負責人表示，轉為定點醫院後，醫院大量醫護尤其護士力量投入方艙和隔離病房，“大約抽調了接近60%的醫療力量，用於隔離病房的救治以及方艙醫院。” 這些醫院還可能要兼顧非新冠患者的就醫需求，包括尿毒症患者透析、孕產婦檢查、腫瘤患者化療等。
另外，上海部分醫院的防護裝備不足、防疫措施不妥，引起醫護不滿。比如上海第六人民醫院出現群聚感染，院方卻在防疫物資不足的情況下強行要求前線員工工作，引發肢體衝突。該院出現陽性患者，但院方未及時處置，導致醫護與家屬接連感染。院方把出入口封住，不讓醫護和其他患者、家屬離開，但該院基本沒有防護衣或負壓艙設備，院方卻要求護士只戴口罩就“祼上”照顧陽性患者。
與此同時，上海周邊城市的醫護也被抽調支援。毗鄰上海的某城市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王真指出，該城市共派出40名醫護援助上海方艙，300人的採樣隊伍支援上海全員核酸篩查。但實際上，由於緊鄰上海，她所在的城市也受到疫情波及，“我們自己的狀況一直岌岌可危”。本地醫院既要抽調人手去上海，還要抽調護士參加本地核酸採樣，“護士的消耗非常大，也一直是有採樣任務的”。
衛生院等基層醫療機構醫護人員也被見底式抽調。在受上海疫情波及的這段時間，王真所在的區僅剩她供職的一家醫院接診，轄區內衛生院全部關閉，所有人員全部被調去支援核酸採樣。
防疫政策急轉彎 醫護高壓下帶病工作
上海封控結束後，積壓的非緊急醫療需求釋放，醫護毫無喘息就馬上投入新一輪的高強度工作。
2022年末，國務院關於調整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二十條”、“新十條”公布前後，部分地區如河北的感染人數開始上漲，醫護人員也開始大規模感染。新十條要求“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進一步縮小核酸檢測範圍、減少頻次。根據防疫工作需要，可開展抗原檢測。” 這理應減少了醫護的工作量，但由於藥物儲備與供應不足、民眾恐慌，大量輕症患者湧進醫療機構。另外，有基礎疾病的老年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後身體狀況惡化，需要住院。然而，很多醫院、科室難以分陽性、陰性病區收治病人，床位也不足。患者、醫護之間交叉感染，醫護大規模陽性，人手不足的問題雪上加霜。
2022年12月9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表示，“二級以上醫院和具備條件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發熱門診要應設盡設，應開盡開”。另外，所有醫療機構都要接診陽性患者，不得以核酸結果來區分是否接診。此前，基層醫療機構以及未設發熱門診的醫療機構不能接收發熱病人，需要將發熱患者轉診。曾有醫生因“擅自”接診發熱病人被判監禁。上級醫院則會要求患者做核酸檢測，如果收治了陽性患者，會暫停發熱門診，消殺過後再重啟，但這也加大了發熱患者的就診難度。
此後，多地醫院門診量激增。比如12月11日，北京市發熱門診就診患者達 2.2 萬人次，是一周前的16倍。多地醫護大規模感染。
根據八點健聞報道，在北京、河北保定的一些醫院有兩成至六成醫護陽性，人手嚴重短缺，有些醫護等不了陰性結果、沒有明顯症狀就得返崗，甚至需要帶病上崗。健康界報道，河南省取消了從2022年末至2023年3月全省衛生健康系統的節假日，醫療機構分管醫療的院長和醫務部門要24小時在崗值守。湖南宜章縣人民醫院、重慶市潼南區人民醫院發布倡議，醫護輕傷不下火線，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要堅持工作，症狀消失後立即返崗。
病毒席捲全國的同時，醫院的防護等級在降低，令醫護不安。三聯生活周刊2022年12月中報道，醫院的感染情況更複雜，但由於政策調整、院內防護耗材吃緊，醫生們不再穿戴防護服，每天上班僅獲發“兩個N95口罩，手套和一次性刷手服”。北青深一度報道，一縣城醫院的醫生指身邊同事幾乎都陽了，這是三年來她覺得疫情最嚴重的時刻，防護等級卻在降低。最開始他們還有防護服面屏鞋套，後來只有隔離衣、帽子和口罩，現在隔離衣都沒有了，N95也差點沒發下來。另外，有醫護因擔憂傳染家人而希望居住隔離酒店，但院方不願、只說醫護可以回家。
人手緊張的情況下，多家醫學院要求規培生返崗，並以無法參加結業考試為威脅，引起抗議浪潮。根據工勞小報整理，此次抗議者多為進行規培的專業型碩士研究生（簡稱專碩規培生）。規培全稱為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制度，要求醫師執業前花費3年時間在培訓醫院接受系統性的臨床訓練。專碩規培生是其中一種規培生，一邊在讀專業型碩士一邊在醫院進行規培。醫院以他們的學生身份為由，不發工資，每月僅有200-1000元不等的補助，卻派給他們與其他規培生甚至住院醫師相同的工作。在此次抗議中，常見的訴求是“同工同酬”、提供防護物資及保證工作安全事宜。另一個常見訴求是“自願返鄉”、“應返盡返”。現時多間高校學生可以自願返鄉，規培生及醫學研究生卻遇阻。有抗議的規培生質問：“我們的身份是什麼？如果還屬於學生，我們要對自己健康負責，要求返鄉；如果不屬於，給我們相應身份，相應待遇”。
2022年12月15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一名規培生在工作時猝死，有網絡信息指他是發燒三天堅持上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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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末，一些大城市如北京的感染高峰過去，重症高峰來臨。根據健康界報道，大部分重症患者是老人，有的是單純的新冠感染者，有的則是基礎疾病合併新冠感染者。重症床位與醫護均緊缺。根據財經的整理，《中國醫院建設指南》指，一個重症病床需要匹配0.8位醫生、3位護士。在中國，一個重症病床只有0.54位醫生，1.47位護士。雖然疫情三年間中國醫院的重症病床和人手數量以倍數提升，但仍然不足，呼吸機等設備也不足。此外，各地、各級醫療機構的重症資源不均。現時“陽過”的醫護人員逐漸返崗，恢復了差不多原先一半的數量，但仍會超負荷工作。
疫情亦從大城市蔓延至小城市及農村，小城、農村2022年12月已開始出現醫療擠兌。根據財經十一人報道，多個三四線城市出現缺藥、缺抗原問題。買不到藥的人會去診所或基層醫療機構打點滴，或湧向大醫院。湖北某縣城的一位醫務工作者指出，醫院的發熱門診接診數量確實明顯上升，沒放開之前發熱門診一天接待10多人，放開之後逐漸增多至一天200多人的接診量。同時，醫院有約三分之一的工作人員已上報陽性，醫院提倡輕症和無症狀醫務人員堅持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報道，多地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非常缺藥，許多患者到這些基層醫療機構輸液。極目新聞報道，湖南省一鄉鎮這一輪的疫情大約從去年12月中旬開始，12月底達到高峰。當地一衛生院共有42名醫護人員，本輪疫情期間，上級醫療機構從衛生院抽調了個別醫護人員。在疫情形勢最緊張的那段時間，該院醫護人員幾乎全部感染，人手十分緊張。院裡一名護理人員曾連續工作了三天三夜，因為當時其他護理人員都在發燒。
焦雅輝表示，元旦和春節隨着人員流動的增加，農村的疫情防控壓力也增加。鄉鎮、農村的醫務人員配置一直比較低，根據《2021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就醫師日均負擔診療人次來看，2021年，公立醫院為7.0，鄉鎮衛生院則為8.9。鄉村老齡化水平明顯高於城鎮，城鎮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城鎮總人口比重為15.82%，農村同比高達23.81%。這意味着脆弱人群比例較高，疫情下的重症率很可能較高，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較大。
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村衛生室、鄉鎮衛生院的設備與人員不足，防護物資不足，資金不足。貴州一鄉鎮的醫院院長指出，希望接下來的疫情防控當中，不要再像之前抗疫那樣，隨意抽調人手，要能夠保證醫院完成本鄉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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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下降、欠薪欠社保
疫情下醫護工作量增加，收入卻不一定增加，甚至可能下降，部分醫療機構還出現欠薪欠社保的情況。直接原因包括公立醫療機構診療人次及收入下降、防疫支出增加、出現虧損，民營醫院診療人次下降、經營困難等。
根據財新周刊《解剖醫生收入問題》一文，公立醫院醫務人員的薪酬由三部分組成：基本工資、績效工資、（非恆常的）津貼補貼。基本工資與績效工資占比呈“三七開”或“四六開”，績效工資占大頭。基本工資取決於工齡、職稱和崗位，績效工資則由醫院按照科室表現分配給科室（比如一上海三甲醫院將整個科室當月診療費的30%作為績效工資），科室再根據工作量、職稱分配給醫生。
疫情之下，醫院診療人次下降，影響醫護的績效收入。比如2020年9月17日，安徽省宿松縣人民醫院兒科10名醫護人員聯名寫信給領導，要求集體轉崗。這些醫護人員不滿績效工資過低，指出7月兒科績效工資是498元，行政後勤是2600元。信中表示：“作為上班族，經濟是後盾，是基礎，兒科醫護人員本月績效連在醫院有編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員都低，怎麼養家糊口？” 隨後在9月24日，該醫院回應指7月因兒科服務人數下降幅度較大，兒科績效獎勵比平時低。醫院表示重視職工訴求，考慮到疫情影響及兒童發病季節性等因素，決定7月兒科醫護績效按醫院平均水平發放。
疫情下，各地政府有提供抗疫補助，不過具體分配機制落實的時候可能考慮不周，引起職工不滿。2020年3月，多家醫院被爆出抗疫補助分配不公的情況。武漢市第五醫院行政崗位拿到的補助高於一線醫護，陝西安康市中心醫院領導到手的補助是支援湖北醫護的兩倍。網絡上也有多地醫護人員反映，按照最新出台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幹了一個多月才發現“自己不屬於一線人員”，原本指望的補助自然也拿不到。一連串的新聞引發輿論，網絡上眾人紛紛對醫護人員補助分配不公作出聲討。
另外，各地補助水平差異大。一些財政較富裕的地區有較好的防疫補助，比如在最近這波疫情，上海、江蘇省對一線醫護髮放了6000元一次性補貼，各地也有零星城市和醫院發放補助。在其他地區和醫療機構，卻有取消夜班費，甚至連工資也發不出的情況。
結合中國勞工通訊的集體行動地圖與工人求助地圖數據，在2020年至2022年間，我們收錄到90宗醫護被欠薪、欠社保事件，其中16宗涉及公營醫療機構（事業單位），73宗涉及民營醫療機構，1宗機構性質未知。
公立醫院疫情期間的虧損增加，根據《2021中國衛生統計年鑑》，四成二級醫院和三級醫院出現虧損，二級醫院虧損比例較2019年增加17%，三級醫院虧損比例較2019年增加26%。2020年公立醫院總資產負債率約45.75%。
國家衛健委認為，盈餘減少是由於醫院加大防控投入、運行成本增加，同時收入減少。雖然針對公立醫院財政投入的力度有所增長，但與醫療收入減少的幅度（7.54%）相比，仍難以有效彌補相應缺口。醫院本身來自政府財政的收入占比很少。
疫情間有經營危機、欠薪欠社保的公立醫院，大多是三四線城市、縣城中的醫院醫院。比如2022年7月21日遼寧省丹東市一醫院數月未發工資曝光，其後網絡上不少留言均表示自己工作的醫院存在拖欠工資的情況。 8月15日，四川樂山市第四人民醫院宣布關閉。宿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則被員工投訴欠繳住房公積金。院方其後聲稱因先後5輪騰空院區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導致務收入大幅下降，而暫無財力為職工購買住房公積金。
財新報道，2022年，葫蘆島市政府表示公立醫院債務有不斷攀升的趨勢，但當地衛健委明確表態稱，對公立醫院補償機制難以落實。因為當地財政收入也受到疫情較大衝擊，形勢緊張，而醫療機構基礎設施投入及大中型醫療設備購置需要巨額資金的保障。葫蘆島市政府只表示，目前僅能在醫療機構維行一類公益機構職能時（如落實疫情防控任務等），一事一議，給予專項補助。
基層醫療機構（多為公立）也有收支不平衡、欠薪欠社保的情況。疫情下衛生院被拖欠財政撥款，而且防控令支出增加（包括購置防疫物資、為醫護髮放加班績效），但多地缺乏充足的專項經費支持。2020年6月，在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中，多位基層鄉鎮衛生院醫生反饋被拖欠工資、社保等福利待遇，少則半年，多則一年。
根據財新周刊《基層醫療待援》一文，早在2020年之前，萊陽18家衛生院中僅有2家達到收支平衡，其餘醫院都處於虧損狀態。當地一位衛生院院長稱，沒疫情時，自己衛生院的年虧損金額達到六七十萬。疫情下更是雪上加霜。18家衛生院，至少15家從2021年開始就交不上公積金，有13家已拖欠2-3個月職工工資。
為確保發放職工工資，院長們的常用措施是壓藥款、材料款。萊陽市多家衛生院從2015年就開始壓藥款，有衛生院欠款高達千萬，拆東牆補西牆。由於欠款太多，很多醫藥公司今年不給發貨，因此原用於發放職工工資的資金被用來償還藥款，造成2022年多家衛生院職工工資欠發。
八點健聞指出，由於先前政府規定基層醫療機構疫情下不得診療發熱患者，導致基層醫療機構吸引患者、增加收入的能力下降。在一些地方的社區中心，政府的投入有所增加，但這些支持力度和社區中心承擔的壓力，是遠遠不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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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醫療機構欠薪欠社保的情況更嚴重。2022年5月，中國醫院協會民營醫院管理分會副會長余小寶表示疫情以來已有2000多家民營醫院破產倒閉。除了疫情衝擊（人次減少、需要承擔額外防控工作），民營企業欠薪/社保原因一般包括經營不善、醫保沒開通、資金斷裂、倒閉。
比如2020年9月，員工指控四川省沐川縣的沐川中醫醫院拖欠工資。沐川中醫醫院是一所按照二級醫院標準興建的營利性民營醫院，2018年10月投入運營。根據《封面新聞》報道，這是一家綜合性醫院，本有內科、外科、手術室、急診科、門診部等多個科室，但是至2020年9月，只有外科和手術室還在勉強支撐，其他科室都基本上都關了。原本184名員工，只剩89人。醫院至2020年9月時已經共拖欠工資約230萬。另外，醫院從2019年6月開始欠交員工社保，共欠款79萬餘元。
該醫院的法定代表人為黃國江，他指2019年是因為融資未果，2020年則主要是疫情衝擊。由於疫情，住院部2樓和3樓都進行了封閉，並對醫護人員通道、病員通道及污物轉運通道進行了大幅度改造，直到院方申請破產時都沒有恢復開放，正常診療業務受到很大影響。大部分科室也被封閉，經營效益下滑，工資發不了，不少醫護人員多次拒收病人、頻繁與病人發生口角，長此以往，病人越來越少，形成了經營收入越來越低，工資發不起的惡性循環。
政府對策與對工會的建議
2022年12月20日，國家衛健委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將從四個方面關愛醫務人員：
保障醫務人員的工作和休息條件，加強職業防護，做好醫務人員的生活服務和後勤保障
合理安排工作任務，調整醫務人員的編組和工作班次的安排
做好醫務人員健康監測，根據他們的健康狀態和身體條件，合理安排休息
落實激勵保障政策，將醫務人員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現作為職稱評審、崗位聘用的重要內容。落實好臨時性的工作補助和績效工資等激勵政策
這些關愛政策當然沒有問題，但由國家衛健委從上而下的提出這些第一線最基本的勞動保障問題，似乎又顯得多此一舉，其成效也必然非常有限。實際上，之後很多醫療機構沒有落實，醫護帶病工作、兩點一線、沒有足夠休息的報道普遍，更有地區取消醫護節假日、要求“輕傷不下火線”。
中國勞工通訊從來就認為，在現行體制下，解決最前線勞工問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通過工會的集體協商。但是，長期沉浸在“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的工會體系面對突如其來的工人權力問題，往往缺乏主動作為的決心。我們曾經就陝西安康市中心醫院補助分配不公事件訪問了當地區工會，工會工作人員表示有到醫院慰問職工，但表示對醫院行政管理方不能給過多的壓力。“因為他們處於第一線，對咱們工會來說，只能是給鼓舞、給打氣。對（醫院）行政方不能給過多的壓力。”區工會也表示沒有上級要求，區工會無法代表一線勞動者與醫院及衛生系統進行協商，會顯得“出師無名”。工會慰問職工的行動是工會長期“形式主義”的沿襲，並不能解決醫護的燃眉之急；如果工會方面能夠更主動一些，了解職工需求及不滿，建立與院方的集體談判機制，與衛生部門商討政策如何顧及職工需要，則醫護權益更能充分保障。
當下中國公營醫療機構的醫護長期人手不足。2017年的調查顯示，有九成護士每周工時超過40小時，一成護士每周工作時間超過60小時。法制日報2022年的報道採訪到一位護士，她所在的科室有12名護士，按照國家衛生健康主管部門床護比不得少於1：0.4，的要求，“我們科室護士缺口超過9人”。醫生也是長期高工時。2018年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指出，三級醫院和二級醫院的醫師平均每周工時約51小時，一級醫院醫師約48小時。另外，只有24%醫師能夠休完年假，23.6%不休年假，一半醫師少休，4.4%醫師不知道有年假。基層醫療機構的人員配置更低，超時工作的情況很可能更嚴重。
我們認為，將醫務人員的防疫表現作為職稱評審、崗位聘用標準這種“激勵”措施不可取。疫情下醫護本就因為崗位職責、患者眾多而備受壓力，如果再加上職稱評審等壓力，醫護很可能不敢在感染新冠病毒或者長期加班時放假休息，帶病上崗的壓力、過勞的風險進一步增加。增加工作補助與工資應理解為對應工作量與工傷風險增加的額外報酬，而不是“激勵”醫護人員進一步過勞工作的工具。此外，健康界一篇文章指出，職稱評定應主要取決於業務能力，高年資副主任醫師及以上方可主持四級手術，抗疫表現屬於「醫德」，可以作為業務水平達標後的加分項來考慮，但不好作為業務水平不足時的「補分項」。文章又指，現時全員醫護參與抗疫，如何公平地量化、評定抗疫表現仍待商榷。
除了工作量問題，醫護有長期同工不同酬的情況。2017年的調查顯示，不同聘用制度的護士收入差異大，事業編制月收入較高，合同制較低，其他用工性質（如臨聘員工）更低（見下圖）。規培生也長期面對同工不同酬（甚至沒有酬勞）的情況，是2022年末抗議的原因之一。
要改善醫護待遇，政府除了提供短期的防疫補貼，還需要長期增加對公營醫療機構的財政補助，保證其員工待遇、恆常人手配置位於合理水平。根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鑑》，在2009至2019年，公立醫院每年收入只有7-10%來自政府財政撥款，2020年因疫情而來的財政補助增加、其他收入下降，財政撥款比例才達到16%，但仍是很低的比例，令醫療機構的財政非常受診療人次的波動影響，醫護工資與人手配置也很不穩定。
除了宏觀上增加財政撥款、制定改善人手比例的政策，也需要工會在職場監察具體落實情況，以及收集職工意見，避免政策因缺乏一線生產經驗而“好心做壞事”的情況。
比如2020年3月，多家醫院醫護在網上指出，醫院抗疫補助分配不公，管理層領取的補助是一線醫護的幾倍。管理層重複領取補助，同時也利用醫院內部政策，在統計出勤天數、到崗時間上向管理層傾斜。輿論發酵後，國務院將能夠領取補助的人員界定收窄，只有“與確診或疑似病例直接接觸”的勞動者才能被視為能夠領取補助的“一線人員”。這樣一來，大量防疫人員被排除在可獲得補助的群體之外。網絡上，不少從事醫護工作的網友紛紛發出“一個多月以來沒日沒夜的防疫都是白干，一分錢沒有”的感嘆。有的醫務工作者甚至在微博上自嘲，因為有幾位感染者是在自己手上確診而被“幸運地”認定為了“一線人員”。也有醫務人員表示，新文件出台後，醫院要求他們退回之前已經發放的補貼。
如果各地工會能夠更仔細整合各家醫院醫護的勞動情況、補助分配情況，並通過集體談判向醫院及地方政府提出更合理的分配方案，便能更準確地滿足職工訴求，而不是依靠政府部門純粹根據網上輿情及零散信息調整政策，這些政策可能無法顧及各個地方及醫院的具體情況，可能過於一刀切。
公營與民營醫療機構的工會應代表職工，就勞動待遇、職業暴露、醫院管理等問題與醫院以及政府部門溝通，推動集體協商機制。工會能夠下沉到生產一線，最能了解職工具體的勞動環境，也最能第一時間發現醫院欠薪欠社保、醫院管理失當等問題。職工單獨很可能不敢向管理方表達訴求，或只能在網上零星表達不滿，因此需要工會作為集體代表，以及推進實行集體協商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