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大衛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絕大多數學人目前還在使用傳統的左右二分法，只不過一些人以左為政治正確以右為政治錯誤，另一些人則相反。本文採用國際上通用的極右、中右、中左、極左四分法，對當代中國的思想政治狀況和譜系進行分析，得出了諸多既不同於官方也不同於大多數自由民主派的結論，尤其針對自由民主派中出現的相當嚴重的極右化傾向和趨勢，進行了善意、嚴肅的剖析和針砭。

去年年底，榮劍發表了“左翼問題批判導論”系列文章，張千帆為之撰寫長篇評論，在肯定榮文基本立場的同時也提出了批評。[1]接着，陳天庸對張文的一些觀點進行了質疑。 本文將圍繞上述爭論，展開論述當下中國的左右問題。

一、為什麼說逢左就反、逢右就捧是一種專政邏輯

1、如果陳天庸是站在憲政右翼的立場批判極左，主張自由和憲政優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後、不能把當代西方對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當下中國、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勞資矛盾、中國當下最根本的問題是官府對於財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資本對於勞動的剝削、資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極平等（平等政治權利）的抗爭力量而不能被當作民眾追求積極平等（實質平等或經濟社會平等）的鬥爭對象……那麼我們憲政左翼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

2、問題在於，陳天庸像哈耶克一樣，在強烈反對極左的同時，把中間偏左的憲政左翼也給否定了，從而不知不覺間把自己定位在極右的位置上了。張千帆尖銳批評哈耶克說，既然市場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還是獨裁就不那麼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干預市場自由，那還不如支持市場的獨裁政府。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說：“民主本質上只是一種手段，一種保障國內安定和個人自由的實用措施。它本身絕不是一貫正確和可靠無疑的……一個高度同質化和教條的多數民主政府其統治的壓迫程度，或許並不亞於最壞的獨裁統治。”事實上，他為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辯護，並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和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惺惺相惜。他甚至將《自由憲章》送給薩拉查並附言：我這本書，可以幫你設計憲法防止對民主的“濫用”。[2]

陳天庸則高度認同哈耶克，認為皮諾切特17年執政使智利擺脫了蘇俄式社會主義統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幾十個國家中社會與經濟發展最好的國家之一，智利民眾至今受益於皮諾切特依據弗里徳曼經濟學思想的國家治理成果。民眾的生活福𧘲、社會相對自由與安全，是不是可以作為評判政策優劣的標準？舍此還有什麼更好的標準？[3]

3、陳天庸在這裡有一些錯誤的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

第一，阿連德政府是以社會黨人為首的左翼執政聯盟，是民選的合法政府，奉行社會民主主義，政治上屬於憲政民主左翼，雖然匆忙實施了相對於智利國情而言過於激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導致了經濟狀況惡化、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但與以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徵的蘇俄式社會主義（國際上通稱共產主義）和共產極權專政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來，把社會主義打成共產主義、把憲政民主左派打成極左派，已經成為極右派的標準動作、橫掃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條，既然阿連德政府是共產主義政府，那麼用軍事政變等非常手段顛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諾切特背叛軍隊不得干政的憲政原則，領兵攻打總統府，殺害民選合法總統，建立軍閥獨裁專制，殘酷鎮壓和殺害政治反對派、工會領袖、知識分子和普通公民，對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債，這是傾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乾淨的罪行。本來，在憲政民主框架內，是實行社會民主主義、New-liberalism還是 Neo-liberalism的經濟綱領，都是可以的，前提是獲得人民的選舉授權，實現合法的政黨輪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歷史的多黨制和憲政民主體制還在正常運行，反對阿連德政府的政黨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過動員和爭取選民，在即將到來的下一輪選舉中實現政黨輪替。任何政治力量，不管是左的還是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奪取政權，就犯了顛覆憲政民主國家政權的首惡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產生於歐美社會環境，應該說，相對於凱恩斯主義（左翼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新政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與社會民主主義，具有相當的學術合理性，且在長期實行凱恩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情況下，也具有糾偏功能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們通過歐美國家的憲政民主程序，推動新自由主義的學理變成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的政策，也是正當合理的；但想把新自由主義推廣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廣到那些經濟不發達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去，為此不惜通過中情局與這些國家的極右派政治力量聯手推翻民選合法政府，這恰恰是出於他們所批判的“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負”，完全背叛了知識分子的學術操守和政治倫理，這是他們也洗不掉的污點。

第四，在美國政府和企業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諾切特獨裁專制政府的刺刀保護下，“芝加哥男孩”們對智利經濟強制進行休克療法，全面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迅速開發智利的經濟資源，一時之間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經濟增長，被弗里德曼稱之為“智利經濟奇蹟”。然而，這只是一種極少數人得到暴利的經濟增長，其代價是底層民眾大規模的失業、社會福利和安全網的瓦解，與極為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1983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從1973年的4.3%上升至22%，而實際工資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後，軍政府不得不實施了阿連德式的“最低報酬就業計劃”，為民眾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務就業崗位，就業情況才出現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國內的失業率才降至7.8%。

第五，皮諾切特獨裁時期這種有片面自由而無基本平等的經濟模式，必然帶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機，民眾的抗爭與日俱增。皮諾切特的明智之處是沒有一條道走到黑，而是選擇了恢復大選和議會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執政聯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選中，贏得了5次。中左翼執政聯盟並沒有走向極左，並沒有取消私有化、市場化、國際化的合理內核，而是補足了需求側改革的內容，使經濟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增加民眾收入和社會保障、兼顧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之上。今天的智利，在綜合競爭力、經濟自由化程度和市場開放度、國際信用和國內生活質量、較低的腐敗感知和較低的貧困率等方面均為拉美之首，此外，在新聞自由、人類發展指數、民主指數、穩定的政治環境等方面也獲得了很高的排名。這表明，社會民主主義和憲政民主左翼不僅與極左共產主義是兩碼事，而且在經濟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執政聯盟也兩度贏得大選，這表明，中左翼長期執政也必然會帶來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來予以制衡、對沖、糾偏。可見，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證明“獨裁專制+新自由主義”這種極右政經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長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長期競爭與合作，才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良的政經模式。

4、為什麼中國的陳天庸們，敢於跟在他們的西方導師哈耶克們身後，為皮諾切特們大聲點讚，一點不怕有損自己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民主派、異議人士的令譽呢？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並非獨裁專制者，而是在面臨極左共產主義危害時挺身而出捍衛自由的英雄，如果說他們因此採取了暴力和極端手段的話，那也是被極左共產主義逼的，是正當的自衛反擊；他們因為恢復自由秩序而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超過了他們給一些人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誤傷；無論新自由主義社會存在多少令人不滿之處，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極左共產主義社會好得多。這裡存在一個二選一的道德決斷：自由還是奴役？

如果有人問，極左很壞，極右就是好的嗎？他們毫不猶豫地說，不錯！極右就是好的，因為從事物的本質上說，左就是錯的、壞的，右就是對的（right）、好的，越右，就越對、越好，極右，那就是極對、極好了！著名社會學家郭於華就在推特上很坦蕩地曬出自己的政治立場是“骨灰級極右”！那麼，在歷史上、國際上那些被公認為極右派的納粹法西斯也是對的和好的嗎？另一位中國保守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劉軍寧回答說：納粹是極左，但被誤判為極右了。從一開始，左派所倡導和追求的平等價值就是子虛烏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導的自由價值才是真實的、源自人性本身的。一切倡導和追求平等的左的思想，都是人類理性的迷誤，其中馬克思主義是最壞的，社會民主主義是次壞的，左翼自由主義也不是好東西；此外，諸如女權主義、種族平權主義、性少數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等，也都是屬於左邊的、走火入魔的東西。正如在右和極右之間劃等號，是極左派最大的思維誤區一樣，在左和極左之間劃等號，也是極右派最大的思維誤區。

然而問題在於，左右結構，不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鳥有左右雙翅，車有左右兩輪，人有左右手腳，人不能總是邁左腿向左轉，或者總是邁右腿向右轉，那就成了原地轉圈了，必須一左一右交替邁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從人文主義、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來，從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是並列提出的，兩種價值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也有獨特的、不可化約的部分，不能用一個概念取代另一個概念。於是歷史上才會出現偏於自由但兼顧平等的自由主義、憲政主義、資本主義，與偏於平等但兼顧自由的平等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競爭，前者叫做中右（中間偏右），後者叫做中左（中間偏左）；至於只講自由不講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義、自由放任主義、自由意志主義，只講平等不講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義、絕對平均主義、共產主義，前者就是極右，後者就是極左。[4]

5、榮劍在左翼問題批判導論中有一個相當嚴厲的責問：“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總是與革命、激進、暴力、鬥爭、消滅、鎮壓這些詞彙所標誌的歷史進程聯繫在一起？”[5]

榮文總體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對極右極左的，但這個責問表明他否定了極右與革命、激進、鬥爭、消滅、鎮壓等等之間的聯繫，這與其總體理論框架是自相矛盾的。陳天庸比榮劍要右得多，他斷然否認平等主義的任何合理性，認為這種以平等為訴求的左翼思維，會因為導致新的殺富濟貧而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以自由為訴求的右翼思維，則不會產生這樣的風險。他完全否認這樣的事實：歷史上的極右專政，作為一種反革命，也是很激進、暴烈、血淋淋的；他更沒有意識到，正是因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與民眾的抗爭和革命，才會進一步導致極右勢力對民眾的殘酷鎮壓，並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矛盾。對左翼極權或極左專政，當然應該嚴厲批判和譴責、嚴加警惕和防範，但絕不能就因此說，右翼對於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認為越右越好，極右極好。

極左的確是與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緊密相關的，革命、造反、起義、暴動的確是被統治和壓迫的普通民眾的專利。但首先必須承認，在統治階級的極右專政下，革命、造反、起義、暴動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當性（道義合法性），對這一自然/歷史權利，這一來源於血親/同態復仇和正當防衛的、天然的、不證自明的權利，中國的儒家、英國的洛克、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都是明確予以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只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並且是很難徹底否定的，因為在早期資本主義和初級（1.0版）憲政民主階段，上升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兌現普遍人權和平等自由的承諾，以財產資格限制把工人階級和窮人排除在選舉過程之外，工人的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也得不到法律保護，如此一來，所謂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就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虛偽的自由民主或資產階級專政。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受到嚴重侵害而沒有合法途徑伸張正義的、處於絕望狀態的無產階級，訴諸於暴力革命，應視之為正當復仇和防衛反擊。至於後來資產階級讓步了，普選權實現了，工人可以結社組黨了，工廠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出來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過時和失效了，這也是理固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我們不能因為某一種思想和觀念後來變成了謬誤，就否認它們當初出現時的合理性。

6、越是極右專制的國家，極左的土壤就越豐厚，極左的反彈就越猛烈，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競爭與合作的國家，極左革命產生的土壤、發生的概率就急劇縮小。極右派與極左派表面上針鋒相對、你死我活，但其實又相生相成，彼此成為對方生存發展的條件：正因為極右派有意無意倡導和實施叢林競爭法則，造成了極為劇烈的貧富貴賤分化和官民勞資衝突，才不斷出現絕望者的復仇和推倒重來；另一方面，極左派在用暴力橫掃極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肅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過程中以及獲得勝利之後，也成為了一個掌握無限權力、掌控一切資源的超級統治階級，本身就成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動的極右派，從而復辟了等級專制制度。極左革命發生了異化、變質、180度大轉彎，從前冒死反對極右專政的極左派現在成了新的極右專制者。

幸運的是，並不是所有的有產階級、中產階級、資產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右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極端個人主義、自由至上主義和損人利己主義，而建立了兼顧弱勢群體利益的溫和的個人主義、平等的自由主義、兼顧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義，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黨。另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下層階級成員都會變成極左派，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放棄了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目標以及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選擇了溫和的工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通過工人聯合、勞資談判、普選制、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逐步達到自由平等、經濟公平與社會公正的目標，這些人就構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黨。

人類要終止極右與極左之間翻大餅的遊戲，走出這樣一種專制的循環，只有奮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義為原則的憲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體力量。[6]

二、對當代中國左右狀況的分析判斷

1、中國異議人士中的極右派，異口同聲地認定現政權是極左政權：四項基本原則，哪一條不是極左特徵啊？本文當然也認為上述四條都是極左特徵，但這只是這個政權的外觀和形式特徵，而不是其真相和實質特徵，其真相和實質是如假包換的極右，兩方面合而論之就是“形左實右”。

在它掌權前後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濟貧”，那的確是極左，但後來把土地從農民那裡“合作化”、“集體化”，把私營企業國有化，把一切經濟資源變成黨國所有以後，它就不是極左而是極右了。改革開放後，把搶來的財產私有化、貨幣化、資本化以後，也只不過黨國所有制獲得了新的實現形式，黨國財產在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擁有的絕對量卻大大地增加了，並且憑藉戰無不勝的政治權力，黨國對那部分讓渡給民間的財產仍然擁有毋庸置疑的最終處置權或終極所有權——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臣。絕大多數民眾自己沒有什麼生產資料所有權，也不可能分享對於所謂國有財產、公有財產的所有權和收益權，他們只是幹活掙工資的僱傭勞動者而已，哪裡是公有財產的主人？作為雇員，他們不具有組織起來與雇主進行平等協商和談判的權利，他們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帶有真正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社會不平等程度、等級差距和隔離程度，比所謂歐美日澳韓台資本主義國家要高得太多，這不是極右又是什麼呢？

民間極右派為什麼會“誤判”這個極右政權為極左政權呢？為什麼要照搬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忽悠民眾的虛假意識形態呢？其深層原因，就是要迴避自己的極右價值取向與這個極右政權的同向同構性，從而既可以保持反共產極權的政治正確，又不用顧忌別人批評自己與這個政權的諸多相似、巧合、“客觀上一致”之處，比如反平等，反福利，反獨立工會，反勞資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反社會保障……他們不認為這個政權反平等和福利是問題，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問題是反自由和競爭，至於底層民眾對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礙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將來也許可以考慮，現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話，那就是應予打擊的民粹主義、平均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對現政權打擊勞工集體行動保持沉默的原因，因為他們預感到，如果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裡，他們或許也會這樣干……這一點顯示了民間極右派與官方極右派之間的深層默契和同一性，只不過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間極右派希望建立一個“皮諾切特式極右政治+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經模型的話，那麼恭喜你們，眼下的“中國模式”已經是這種模式了。那個由極左政權演變而來的極右政權已經很好地利用、消化、駕馭、保護、規制好一種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張千帆在《平等是禍水？——兼與榮劍先生商榷》中對這一點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限於篇幅就不引證了。極右自由派對此很不服氣，陳天庸就反問，張文稱“恰恰是在實行國家最小干預的奧派國家，馬克思與哈耶克合流了”，但沒有例舉樣本；到底哪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的國家，可以稱為“奧派國家”？如果他僅僅因為中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法定指導思想就判定它是一個極左國家，那麼當然，這樣的國家是絕不可能採用極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但改革開放、市場化以來，中國早就是一個極右國家了，它對新自由主義的包容、獎掖、形塑、收編，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中國真的就是一個像模像樣的“奧派國家”的樣本。

3、那麼，中國就沒有了極左派和極左化的危險了嗎？當然不是。有極左，但不是已經變成了極右的老極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懸掛和招搖的那套意識形態，而是反對現存極右政權和秩序的新極左，是原教旨馬列毛主義，主要是民間毛左。新極左與老極左共享一些意識形態資源，以至讓許多人分不清兩者，但他們相同的東西是表面的，在深層次上則是對立的：新極左指責現政權的路線、政策和實際運行體制，早就背離了馬列毛主義，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原則，現行體制已經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執政黨已經成為假共產黨，成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執政黨為了保持形式上的極左，對這種實質上的極左，在很長時間內是容忍並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對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和顏色革命），但當新極左走向線下、走向工人群眾，發起像2017年佳士工運那樣的集體行動和政治行動時，當局就毫不客氣地予以嚴厲懲治了。

“中國模式”越興盛，貧富兩極分化越嚴重，經濟社會矛盾越尖銳，新極左的發展空間就越大。對此張千帆也注意到了：“同樣是在這裡‘驗證’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濟利益衝突是‘不可調和’的，和這些貪得無厭的資本家沒什麼好談的，只有通過暴力革命徹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獨裁成了對立統一、連環相生的一體兩面：只有右翼獨裁才能鎮住以實質平等為訴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產生新的獨裁政權……馬克思理論針對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實施這類體制的獨裁國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這是耐人尋味的，因為極左理論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貌似背道而馳，卻都在獨裁國家找到自己的應用場域。”[7]
民間極右派還是不服氣：我們明明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推動啟蒙運動，宣傳普世價值，追求憲政民主的，你們怎麼把我們推到權貴官僚集團那裡去了？當局打壓我們，你們左派也攻擊我們，你們不是與當局同向同力了嗎？你們不是極左又是什麼？是的，從80年代開始，我們就都屬於“泛自由民主派”，我們曾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我沒有質疑過你們的主觀動機和個人品格，當然也不會把你們和你們反對的那些極權專制力量等同視之，但是，面對你們中很多人從正確的出發點走向錯誤的歸宿，依次成了郭粉、川粉、普京粉，我不得不痛苦地追問這是為什麼？

你們一再地把美國的民主黨人、歐洲中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人稱之為“白左”、“聖母婊”、“極左”、“共產黨員”、“文明的災星”，從而把歐美一半以上的選民變成自己的對立面，這是為什麼？

面對國內6億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級別的基尼係數、無數人勞無所得病無所醫老無所養學無所教住無所居，你們反平等、反工會、反福利、反再分配，與這麼龐大的人群背道而馳，你們所追求的“自由民主”與絕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相悖，你們究竟想把中國引向何方？

如果你們主張自由、競爭、效率、憲政、做蛋糕要相對優先於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這沒問題，反正別人會提出與你們相異的主張；而憲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不同主張的反覆和可持續的博弈，雙方都階段性地服從民眾的選擇就可以了。可是，你們或者忽視和否定平等、合作、 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價值，或者在時間上劃一個界限，先有自由、憲政後有平等、民主，這就是我們主張左右平衡的憲政民主派萬萬不能苟同的。你們的問題不是一概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們所喜歡的要素片面誇大而否定其中你們所不喜歡的要素，並且達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這不就造成一種新的“定於一尊”和對“真理和正義”的壟斷了嗎？這不是新極右嗎？這與你們深惡痛絕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極左不是陷入同一個極權主義的邏輯陷阱里了嗎？

5、我把中國民間極右自由思潮稱之為“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同一個銅板（中國模式）的官方與民間兩個背面，這不是從動機上做誅心之論，而是從後果上做客觀分析。所謂中國特色自由主義，是指它不同於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現代自由主義，而是全盤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薩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它特別適合於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它對於解構極左意識形態立下了汗馬功勞；然而不幸的是，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相互定義的，正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權貴官僚資本主義的狗肉，中國特色自由主義也是掛自由主義的羊頭賣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狗肉。不管民間極右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者之間有多麼激烈的競爭和衝突，但在對勞動力和環境資源進行無責任、低成本、敲骨吸髓的開發和剝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只不過一者占主導地位，一者處於從屬地位。

中國特色自由主義自以為是反對極左專政推動憲政民主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卻不料，自己不知不覺地成了極右專政的衝鋒隊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長發育的空間是後者讓渡的；條件就是，在微觀經濟領域，你可以發財致富，也可以掠奪環境和剝削勞工，但你要把大頭交給當政者，也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觀經濟層面的挑戰，掌握整個經濟體系開關的只能是當政者。所以前者並不構成對後者的真正制衡、解構，而是一種補充和依附。以為自己清白無辜、推動民主，的確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為自己引進了普世價值、市場經濟和對憲政民主的追求，但因為這是一種片面的引進，包含着對平等、福利、底層民主訴求的忽視和拒斥，這正好可以被極右當政者收割和利用。它作為形左實右的政權，表面上當然不會公然否認平等、民生、福利，而是大講特講共同富裕，但現在有一些人在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名義下否定平等、民生、福利，那真是神助攻。什麼過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造成平均主義、“養懶漢”的後果云云，……當局一方面可以把民眾的怨憤引向新自由主義，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改善一點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憤，如此一連“贏兩次”，而被極權玩弄於股掌之間的民間極右派，連輸兩次而不自知。

6、那麼民間極右自由派（中國特色自由主義）就一無是處並且沒有前途嗎？不是，前面說了，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它們是有貢獻的，但現在仍主張自由放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已經不合時宜乃至反動了。陳天庸說，中國目前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狀況還停留在美國建國前的水平，讓中國實行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主義，一步跨越一二百年，會壞事的。情況不是這樣。中國現階段，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制度（軟件和形式構架）層面的確不如羅斯福新政前的美國，但在物質、技術、生產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實體內容）層面甚至已經超過了，比如，1929年美國人均GDP為858美元，之後連續暴跌四年，到羅斯福開始實施新政的1933年，只有455美元，到羅斯福去世的1945年，只有1631美元；中國2021年人均GDP為11891美元，超過了美國1979年的11693美元。單是這一點，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簡單地移植早期資本主義階段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了，應該積極地邁向現代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現代憲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階級與中下階級競爭與合作的憲政民主）。何況幾十年來，民主世界在福利和平等方面已經發生了極為深刻的、不可逆的變化。衷心希望那些仍在追求憲政的民間極右自由派多多學習和反思，走出認知迷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