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解顏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當代中國的許多問題，如專制獨裁、慘烈內卷、從上到下道德淪喪、虛假信息充斥感官、少數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打壓等，可以解讀為政治現象，也可以解讀為文化現象。解讀為政治現象即把問題歸咎於中共政權的暴虐和腐敗。解讀為文化現象的理由則是類似的問題久已有之，甚至可以說是源遠流長，無法不把它們當作中華文化的有機一部分來看待。


問題的解讀方式不同，其合適的解決方式就不同。解讀為政治現象時，解決方式直截了當：共產黨倒了台，中國即可在以上諸多方面都馬上好起來。解讀為文化現象時，問題的難度就大得多。

兩種解讀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把問題解讀為政治現象的人自己是置身事外、道德高潔的審判者。如果把問題解讀為文化現象，那麼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問題的一部分，因為他們是這個文化的一部分。

本文嘗試從文化現象的角度來理解上述問題中的一些，使用的概念框架出自武志紅解讀中國人心理的開創性著作《巨嬰國》。巨嬰就是在生理上已經成年，在心理上卻仍然處於嬰兒狀態的人。

武志紅認為，0到6 個月的嬰兒有三個心理特徵：
（1）共生。嬰兒無法獨立生存，必須附着於母體。也無法分清自己與母體的界限，認為自己就是母體，對母體有絕對控制權。認為整個世界都應該繞着我轉、所有人都應該聽我的話。
（2）全能自戀。認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法接受與此相反的現實。
（3）偏執分裂。偏執即“我的判斷、我的意願必須堅持下去”。分裂即認為所有的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兩極，沒有中間地帶，且兩極無法並存。

巨嬰雖然是成年人，但仍然具有類似於嬰兒的心理特徵。這不僅體現在其家庭生活中，也體現在其社會生活中。本文討論這些表現的幾個方面。

共生模式

與嬰兒相似，巨嬰在與他人的關係中也表現出人我不分的特徵。在家庭里，他們無法分清自己與孩子的界限，要求孩子事事都聽自己的，孩子所有與自己不同的意願都該翦除。在社會中，巨嬰無法分清自己與朋友、下屬、同事的界限，認為所有人都舉雙手贊同自己的想法，他人存在的意義就是滿足自己的需要。他們想不到別人可能有與自己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利益，而這些視角和利益與自己的視角和利益有完全同等的合法性。

《紐約時報》中文版上曾經刊登一篇文章，作者來自中國大陸，現在美國定居。文章中談到她的控制欲極強的母親希望過來照顧她的生活。當女兒回答“你應該擁有你自己的生活”時，母親不能理解這話的意思。這就是共生的症狀。這位母親把自己生活的全部意義押在了控制女兒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意識不到的是：
首先，女兒早已擁有了自己對生活的成熟的看法，其中許多方面的成熟度可能超過了自己。

其次，對女兒的全方位控制是在扼殺其生命力。這違背了父母的天職。

第三，要控制女兒的強烈欲望是由於自己的內心世界一片空白、無枝可依。

她也意識不到自己有其它可能的生活方式，比如把主要精力用於耕耘自己、學會獨自面對各種困境和窘境、把與他人（包括家庭成員）的互動只作為自己生活的輔料。

這裡可以把母體作更廣義的定義：母體就是巨嬰們共存的共同體。它可以是一個家庭、一間教室、一個公司科室、整個國家、以至於整個世界。一個巨嬰可能屬於許多個大大小小的母體。使用武志紅的一個比方，一個母體就是一座紫禁城，其中的皇帝居於正中，周圍其他人的存在是為了服侍皇帝的各種需要。皇帝與紫禁城之間的關係就是嬰兒與其盡心盡職的母體之間的關係：嬰兒一哭，母體就馬上過來照顧。

按照這個定義，母體與其說是一個物理概念，不如說是一個心理概念：一個母體只對承認其存在的個體有意義。在一個由控制欲極強的母親和事事叛逆的兒子組成的家庭里，對於母親而言，母體包括自己和兒子；但對兒子而言，自己並不是這個母體的一部分。有的人可能在一些社群單位中的獨立意識強而是另一些社群單位中的巨嬰。

在當代世界中，一種重要的大型母體是國家。對於一個國家中的狂熱愛國主義者而言，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是這個母體的一部分、都必須服從於同一個統一意志。但另一些心理較為獨立的人可能並不把自己看成這個母體的一部分。

一個人的野心越大，他眼中的母體的範圍也就越大。他處心積慮，要在這個母體之內追逐“皇帝”的地位。對於想要當世界革命領袖、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政治家和他們的追隨者們而言，其母體就是整個世界。

巨嬰與母體之間的關係的基本特徵是：他站在母體的角度思考、用母體的價值觀來衡量自己行為的是非、替母體感受各種情緒、也替母體向其他個體發號施令；他與母體中的其他個體之間沒有邊界、渾然一體。
巨嬰在社會生活中的表現是把社群、民族、國家、政權當作自己的母體、與它們共生。下面是這些共生狀態的幾個側面：

（1）個人與“父母”的共生。這裡的“父母”包括生物意義上的父母，也包括精神上具有“父母”功能的個體和母體。在中國，溶化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邊界的強大溶劑是忠孝文化：“孝順”一詞的重心落在“順”字，順就是將自己消融於無形，成為母體的有機一部分。孝是家庭中的共生關係，忠是人與社會的共生關係，忠孝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要人順從每一個母體中的那個“皇帝”：在家庭這個小母體中，皇帝就是父母；在社會這個大母體中，皇帝就是體制中的各種有權有勢者。

忠孝文化的強大威力的一個旁證是“母親”一詞在中文語境中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高居神壇之上的除了生物意義上的母親，還有“母親河”、“祖國母親”、“我把黨來比母親”等。在這些偉大的概念面前，人唯一的反應只能是“順”。順從一生的結果是：遇到風浪，不管巨嬰的生理年齡有多大，他的第一反應就是“找媽”（武志紅語）。所以他的認識格局也一生都無法超越“媽”的水平。

由於“媽”的最高哲學就是禁止孩子做任何她認為不妥的事，完全不顧孩子自己的判斷，許多人表面上對“媽”表現出順從，內心裡則在積聚不滿和怨恨。雖然母親在中國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許多人在侮辱他人時總是要從其母親那裡開罵，這似乎傳達出他們下意識里對母親這個社會角色的怨恨情緒。

與此相關的是，多數中國人對有權有勢者、對政權的態度是：他們只有對其權力的畏懼，而無對其品行的敬仰。曾經騎在老百姓脖子上的大老爺們一旦失去權勢，結局都很悲慘。網上流傳的“陳雲遺訓”中對將來被挖祖墳的恐懼是真實的。

（2）個人與社群的共生。巨嬰與其社群的共生關係的一個例子是中國人的重要行為準則之一：臉面。一個人的臉面是被社群中眾人審視他的眼光所定義。由於世俗眼光存在種種偏見，他的一件在眾人面前“丟臉”的事不一定違背他自己內心的道德準則，但巨嬰不敢堅持自己內心的判斷，而是屈服於周圍眾人的判斷。這就是站在母體的角度思考、用母體的價值觀來裁決自己。

（3）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共生。巨嬰們經常充當道德法庭上的最高審判官、中華民族的官方發言人，對他人的“不孝”、“漢奸”等行為大加口誅筆伐。他們代表全國人民立論，在言談和文章中主旨宏大，言必稱家國天下，有代表性的說法包括清末民初的“為四萬萬同胞喊冤/爭人格/享安樂…”、當代的“以人民的名義”、“中國可以說不”、“十四億中國人不答應”。他們代表中華民族全能自戀、矮化其他民族；如果沒法在現實中贏，就在想象中贏、在武俠小說和抗日神劇中贏。他們對個體的遭遇和感受視而不見，也沒有話題能感動到他們自己。據說胡適曾說過：“中國人從不愛中國人，但卻很愛國。” 這就是與國家、民族處於共生狀態的巨嬰思維方式。

在晚清，中國的幾場巨大內亂（太平天國、捻軍、陝甘和雲南回變等）對中國人生命和財產的損害比歐美列強對中國人生命和財產的損害大好幾個數量級，其中的每一場都有千萬以上的人死亡，但前者對智識階層的震動遠不及後者。革命家們驅逐異族、建立強權的呼召總是能激起國人的強烈共鳴，而改良家們改善民生的主張總是泥牛入海。這些也是個人與國家的共生模式的反映。

（4）個人與政權的共生。很多人把對中共政權的批評等同於對自己的不敬和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這是個人與政權共生的表現。當代的“小粉紅”就是與政權共生的巨嬰。

這樣的思維方式並非只有當代獨有。顧炎武曾指出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這裡說的“亡國” 實際是亡政權，或政權更迭，而“亡天下”是社會的整個結構的崩塌。中國歷史上幾乎每次政權更迭都伴隨着整個社會結構的崩塌和大範圍的流血成河，這是在“亡國”的同時“亡天下”，所以許多古人把兩者混為一談。但顧炎武指出政權更迭並不一定等於社會崩塌。人們對政權更迭的恐懼是由於他們與政權的共生狀態，這讓他們無法用理性來思考自己的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

巨嬰性格的幾個特徵

在共生模式中成長起來的巨嬰有幾個性格特徵：

（1）權力欲。在每個大大小小的母體中，只有一個人擁有完全的控制權，這個人就是這個母體的“皇帝”。“皇帝”的無上權力和至高地位是母體中其他成員從一生下來就開始耳濡目染的最完美的榜樣，塑造了他們一生奉行的價值觀：有了權力，就可以控制他人、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幸福、生活就有了意義；沒有權力，生活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所以權力成為他們生命的全部意義。武志紅說：“中國男人多有皇帝夢，而中國女人多有皇太后夢。” 皇帝是母體的絕對控制者，皇太后則通過控制當了皇帝的兒子來控制整個母體。在中國古話“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中，婆婆就是家中的皇太后，她通過控制兒子來控制整個家庭，而媳婦的人生終極理想就是在家庭這個小小的母體中爬上皇太后的地位。

在社會上，巨嬰要在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階梯上不斷向上攀緣、把其他人踩下去，在更大的母體中爭奪“皇帝”的地位。當上了某個母體的“皇帝”的巨嬰以壓制和控制他人來彰顯自己的生命意義。母體之內那些有能力、有知識、有獨立意願的人對他的絕對統治地位構成了潛在的挑戰，也尤其為他所嫉恨。在他只能居於弱小地位的另一些母體之內，他努力壓制自己的權力欲，曲意討得那裡的“皇帝”的歡心。被壓制的權力欲並不會自己消失，而是積聚在他的心中，等待時機爆發。

（2）不安全感。《論語》中說孔子待人接物的態度是“恭而安”。這裡的“安”字值得注意：這是很難達到的一種生活狀態。人在許多情境中都被不安全感駕馭，這在巨嬰中尤其如此。巨嬰的不安全感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對脫離母體獨立存在的恐懼；這好像嬰兒被陌生人從母親懷裡抱走時的恐懼。巨嬰們的這種恐懼保證了母體的完整存在。第二種是失去對母體的控制權的恐懼：如果自己不能控制母體、控制別人，自己就會被別人控制，母體就會從天堂變成地獄。

對失去權力的恐懼是巨嬰追逐權力的另一種動力：怕失去，所以要拼命得到。一家之中的兄弟姐妹在父母面前的爭寵就是出於這種不安全感。母體中的每個巨嬰成員都有這種不安全感、都要想盡辦法制服別人，所以母體中總是充滿了焦慮、衝突、甚至血腥。武志紅把這種現象稱為“共生絞殺”。

巨嬰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影響到他們培養教育下一代的方式。他們叫孩子上各種補習班、才藝課、參加各種競賽、將孩子的所有課餘時間填滿、想盡辦法討老師的歡心，唯恐孩子在社會上殘酷的生存競爭中被甩在後面。這樣的教育方式保證了巨嬰的特色代代相傳。

（3）對他人的責任感的缺失。所謂責任，是理解、尊重他人的需求，並儘自己的能力來幫助他們實現這些需求。也就是說，責任的前提是理解他人的需求。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對他人負有責任，並且以擔負起這些責任為樂。嬰兒對他人沒有責任：他只知道根據本能、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做事，完全不必考慮他人的需求。巨嬰也是如此。一個例子是，中國的絕大多數政府官僚都只以壓榨、作弄百姓為樂，而不想辦法去滿足他們的需求，這就是缺乏責任感的巨嬰症狀。民主社會中的巨嬰較少而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較多，所以他們推選出的官僚通常對大眾的責任感更強。

控制欲強烈的母親認為對孩子的控制是“為他們好”、把這當成是偉大的母愛，但這其實只是生物本能。她只是根據自己的好惡來做事，而不知道考慮孩子的需求，這與嬰兒沒什麼不同。所以這不是她在履行自己作為母親對孩子的應有的責任。

（4）缺乏對他人的信任。所謂信任，就是相信他人的獨立判斷，即使這個判斷與自己的不完全一樣。如果自己委以信任的人的做事結果與自己的意願不符，那麼自己承擔起不當信任的責任，而不是責怪做事者。信任只有在心理獨立的人之間才有可能建立。巨嬰不知道別人可以有自己的獨立判斷，更不懂得尊重別人的獨立判斷，所以也不可能信任別人。有兩個關於中國人的說法都與信任有關：第一個是孫中山說的“一盤散沙”，第二個是說單個中國人是一條龍，但聚在一起時，每個都成了一條蟲。這都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缺乏信任。

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繫上，巨嬰與心理獨立的人可以分別對應《論語》中的小人和君子：“君子易事而難說（悅）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 即量才使用，這就是基於信任。“求備” 就是求全責備，這就是不信任他人的巨嬰思維。

《論語》中有另一句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了對他人的信任，才能有“和”的可能性。

極權社會的心理基礎之一就是巨嬰思維導致的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由於人與人之間沒有信任，每一級的有權者都要把所有的權力都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5）兩極思維和情緒。巨嬰對世界的認識經常是嬰兒般的黑白兩極：敵或是我、好或是壞、輸或是贏、比自己強大或是比自己弱小。是敵，就要不擇手段地除掉；是我，就要完全聽我的話。

兩極思維的一個例子是中國文化中一種被稱頌的道德品質：“愛憎分明”。這是小孩子看世界的方式。巨嬰把同樣的思維方式也用在國與國的關係上：跟一個國家友好的時候忘了所有曾經的分歧和不愉快，跟它交惡的時候祭出罵街模式和各種上不得台面的小動作。

一對在當代中文世界裡常見的兩極概念是正能量和負能量。正能量是母體中的“皇帝”掌控了局勢時的洋洋自得，負能量是沒當上皇帝的那些人在生命力受挫時的苦悶和絕望。從古時候的大臣奏摺中，到當代的《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上都滿滿充斥着正能量。這是因為各種母體的“皇帝”們的全能自戀的心態。他們不敢面對負能量。但負能量不會自己消失。被壓制的負能量集中爆發的年代就是中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年代。中國近代的巨大社會運動如太平天國、義和團、中國共產黨的興起都是底層民眾被壓制的負能量找到爆發突破口的例子。

兩極情緒也反映在中國歷代統治階級對自己國家的歷史、地位和使命的定位中：

古代：“中央天朝”。

清末（後來統治者的評價）：“百年國恥”。

毛時代：“解放全人類”。

鄧時代：“韜光養晦”。

習時代：“中國民族偉大復興”。

從這些口號中可以看到統治者們對這個國家的認知從自大到自卑，又從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斷輪迴。自大時滿是全能自戀；自卑時滿是怨毒和處心積慮。他們沒有能力安然自處於自戀和自卑之間的某個平衡點上、意識不到一個國家在國際關係中可以擁有“貧而樂，富而好禮”的心態。

巨嬰的思維方式

巨嬰之所以到了成年還沿用嬰兒的思維模式，是因為人從嬰兒到心理成熟的成年人的成長不是自動完成的。孩子的成長必須經歷摔倒、經歷風雨、冒險、碰釘子。如同種子的保護硬殼要首先破裂才能有新苗長出，孩子的每一個成長都是有失也有得的過程，並且通常是先失後得。經歷了一連串的冒險之後，成熟健全的人格才漸漸形成。而中國的父母們自己就是巨嬰，自己都沒有足夠的安全感去冒險和碰釘子，更不敢鼓勵孩子冒險和碰釘子。他們所理解的父愛和母愛就是禁止孩子做任何他們認為不安全的事。他們要讓孩子如子宮中的胎兒一樣絕對安全，所以他們的孩子最終就成長為巨嬰。

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時，其認知中會有幾個基本問題：

首先，他對事物的判斷不是自己從對現實的耐心觀察和思考、從與同伴的平等辯論中得來，而是從母體的命令中得來。他只是從母體那裡得到了標準答案，而沒有被好奇心驅使、從容地走過尋找答案的過程，所以他不知道過程的樂趣，也沒有追究問題細節的耐心，而只在乎結果輸贏。這導致他思維能力的薄弱。在他成為一些母體的“皇帝”之後，他再把自己從他人那裡聽來的判斷用命令的方式灌輸給母體中處於弱小地位的個體。

其次，他的雙手雖然每日不停勞作，他在自己的價值觀被塑造成型的過程中沒有動過一根手指。他不停地追逐的各種目標 – 升職、買房、賺錢、成功 – 都是母體替他豎起的目標。也就是說，他的價值觀並不是經過自己生活經歷的千錘百鍊而確立和加固。他每日忙於建造母體要他建造的高樓，從未想過這是不是他內心真想做的事。

第三，人在生活中不可避免會遇到挫折、痛苦、恐懼和對人生意義的困惑。這些都是人生體驗的正常一部分。心理健全的人要經常自己面對這些，在這些過程中戰勝痛苦和恐懼、獲得平安、明了自己生命的方向。而巨嬰總是以母體自居，但母體並沒有能力幫他感受和面對挫折、痛苦、恐懼和對人生意義的困惑，所以他在這些挑戰襲來時無所適從。他沒有獨立思考過、沒有獨立判斷過，所以也無法駕馭這些感受，只能被這些感受駕馭。

對此他的一個解決辦法是替母體搖旗吶喊、用各種各樣的追逐來填滿時間表、忘掉自己，以逃避痛苦、恐懼和虛無襲來時的尷尬。這就是狂熱愛國主義者和“小粉紅”們的生活方式。

在另一些時候，恐懼和權力欲會泯滅他們的人性。小說《蠅王》講述了一個由孩子運行的小社會：在那裡，多數的孩子沒有獨立思考力和判斷力，只有對想象中的“怪獸”的恐懼。於是他們被幾個權欲薰心的孩子輕易操縱，心中的野蠻獸性充分釋放。有理智、有善意的孩子被排擠、甚至被殺害。《蠅王》中的孩子世界就是巨嬰的世界。

巨嬰的兩極思維和情緒就是薄弱的認知力、判斷力和行動力的結果。用球賽來打個比方，打好一場高水平的比賽需要球員的體能、心理狀態、隊友之間的高超配合、戰術的成功執行、運氣等許多因素同時工作。外行球迷對這些完全不懂，他們只能為記分牌上的結果欣喜若狂或垂頭喪氣。巨嬰對世界的理解就有如外行球迷對高水平球賽的理解，無法欣賞其精彩的過程，更無法參與，而只能看見輸贏結果。由於外行球迷不懂比賽，比賽的結果是他們感情的唯一着力點，所以輸贏勝負對他們的感情衝擊比對內行球迷還要大。

巨嬰的薄弱認知能力也可以解讀為他們在現實面前的嬰兒心態。仍然以球賽做個比方，高水平球員在現實之中工作，不管在順境還是逆境中都能接受新的現實、能夠通過持續的努力來了解現象之下越來越深層的本質，並根據它們來調整自己，不斷提高自己的水平。外行球迷在想象之中工作，在球隊贏球時以為自己征服了現實而得意忘形，在輸球時在無情的現實面前絕望自卑。同樣，在取得了母體的絕對控制權時、在有利的環境裡、在社會的上升期，巨嬰的情緒體現為自戀、自大、得意、舒適。當他面對的現實開始從有利向不利轉化時，他無法理解、也拒絕承認這些跡象，直到洪水滔天。在丟失了控制權時、在社會的下行期，他的情緒急轉為絕望、自卑、痛苦、恐懼。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在末年的脆斷的一個原因就是統治階層無法面對現實、沒有能力調整自己。當今中國的統治者們也表現出同樣的症狀。

脫離母體

巨嬰是孩子長大時心理髮育不健全的結果。在現實世界裡，孩子的成長環境不可能完美，所以巨嬰是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每個社會中都有相當數量的巨嬰，不同只是巨嬰的思維方式是否成為一個社會的文化的主流。

從個人成長的角度來看，巨嬰的生命體驗狹窄、認知不成熟、缺乏駕馭情感的能力，可以說是個人成長的初級階段。另一方面，即使是心理較為獨立的人的身上也不可能完全褪去巨嬰的痕跡。換句話說，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巨嬰。因此，對巨嬰的恰當心態或許應該是同情、“見不賢而內自省”，而不是鄙視和仇視。

整體而言，中國文化是以巨嬰為主流的文化，中國社會是被巨嬰運行的社會。心理獨立的成年人在這個群體中是少數，且沒有足夠的影響力。本文開頭提到的中國社會那些問題中的多數都是由此引起。

這些問題在當下中國的惡化催生了2022年中文世界裡的一個流行詞：潤學（潤對應英文中的run; 潤學即逃離中國的學問）。潤學大興，從潤者的外因來看，是由於中國社會從盛世頂端的下行；從潤者的內因來看，是因為他們的自由和生命力需要得到伸展。

有能力潤出國界的人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需要在國界之內討生活。並且，即使身體潤出國界也不意味着人生所有的挑戰都已經完美解決。許多人雖然身在自由社會，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在自由社會生活了幾十年，他們仍然保持着與母國文化渾然不分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從歷史上看，華人是海外移民中最難融入當地文化的族群之一，這在東南亞和北美都是如此，而語言並不是其中最重要的障礙。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 這濃濃的民族情懷之下隱隱透出武志紅所說的“全能自戀”。那些從彈丸小國和赤貧國度來的移民可以在新世界安然自處，而從十幾億人口的大國來的移民反而覺得如果母國不夠強大，自己就抬不起頭。這是還在與萬里之外的母國共生的症狀。他們雖然在身體上潤出了國界，在心理上並沒有潤出母體。

一個人想在身體上潤出國界，是因為他意識到他的環境正在扼殺他的生存和成長。同樣，一個人想在心理上潤出母體，是因為他意識到他所屬的母體正在扼殺他的生存和成長。這要求他首先意識到自己是個巨嬰，因為只有巨嬰才會被母體所控制。這是一種不容易成就的覺醒：一個人之所以成長為巨嬰，正是因為他意識不到自己是巨嬰。

與在身體上潤出國界相比，在心理上潤出母體在一些方面更容易，在另一些方面難度相似，在其它一些方面更難。

在心理上潤出母體不需要辭職、不需要變賣家產、不需要千辛萬苦辦簽證。母體是個心理概念：在自己認為從母體獨立的那個時刻，自己就不再屬於它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心理上潤出更容易。

在心理上潤出母體和在身體上潤出國界都需要面對在新環境中獨立生存的恐懼感。胎兒在母體內享受的是恆溫的環境，眼睛都不必睜開而無虞天敵的攻擊，嘴巴都不必動就有營養自動流入自己的身體。脫離母體的新生兒則要面對空氣的寒冷、要面對一雙雙陌生的眼睛。然後，他要面對無窮無盡的勞苦愁煩。同樣，做一個心理獨立的成年人需要脫離許多母體：父母、同學圈、同事圈、社會文化、國家、政權等。脫離每一個母體都是冒險，都要面對許多不愉快的現實。

巨嬰在母體中時，母體是他的保護殼，也是他的領路者。他不必費心判斷周圍情勢、選擇前行的方向，也不必為這些行為承擔後果。脫離母體之後，這些安全和舒適都將消失。剛學習走路的嬰兒要不斷地摔跟頭、甚至磕破腦袋，剛脫離母體的巨嬰也必須自己作判斷、自己決定去向。這些決定中的不少將被事實證明是失敗的選擇，而他必須獨自承擔由此引起的後果。

身體上潤出之後抵達的新世界不是遠離了一切煩憂的桃花源，心理上潤出之後抵達的獨立小王國也不是遠離了一切煩憂的桃花源。借用王小波的比喻，家豬脫離豬圈成為野豬，雖然自在快活，也避開了人類的屠刀，但要面對獨立生存的許多艱難，比如沒有了旱澇保收的一日三餐。脫離母體之後，人不必再替各種母體操心，但要經常與自己生命的無助、脆弱、短暫和空虛正面相遇。他會因此經常懷疑自己在這樣的生活中得到的是否足以補償在潤出母體之後失去的。他生活中的每一小步都將是有得也有失，而他早已習慣的黑白兩極思維方式將不足以應付這樣的問題。

還有一些方面，在心理上潤出比在身體上潤出更難。巨嬰的共生模式、薄弱認知能力和兩極思維已經成型，沒有長期的艱苦努力就很難指望任何改變。比如，當代中國政權的許多反對者們雖然自認為嚮往自由平等民主，他們用的還是一種權力打垮另一種權力的思維模式。一些試圖突破巨嬰思維的人自詡“看破紅塵”、“舉世皆濁我獨清” – 這些心態還是兩極思維，透出巨嬰的自戀和傲慢。獨立的人需要向未知開放自己，從黑白兩色之間辨認出無窮豐富的細節。他們也需要向未來開放自己，能隨着現實條件的變遷而改變自己的認知和生活選擇。他們對各種母體和巨嬰們的態度是“恭而安”：既不受制於母體和巨嬰們，也不企圖凌駕於它們之上；既尊重各種母體和巨嬰的存在，也堅決捍衛自己的獨立身份。

從母體潤出也有收穫。從前，他以為母體 – 家庭、工作單位、國家、政權 – 就是自己，現在他可以真實地觸摸到自己的獨立存在。職業曾經是他身份和社會地位的象徵、也曾經給他最多的焦慮；現在，它只是個謀生手段、只占據他全部視野的一個角落。從前他把孩子看成是自己未酬大志的全部寄託；現在，孩子是另一個獨立的人。從前他只關心輸贏結果；現在他能靜下心來享受過程。從前他對每天都發生的日落、永遠都在那裡的遠山和路邊的無名花草視而不見；現在他發現它們全都蓬勃放射着生命。從前，他的未來規劃是被父母和社會幫他寫好；現在，他自己斟酌對未來之路的選擇。從前，國家的榮辱就是他自己的榮辱；現在，所謂“國家的榮辱”只是一些人感到的情緒，而這些人的情緒與自己的判斷無關。

野豬的日子不會比家豬的更安逸，心理的潤者的生活也不會比巨嬰的生活更舒適。但對於心理的潤者而言，體驗本身就是他的樂趣，是他的人生意義所在。每個挑戰都是新體驗，每一點新體驗都是在成長、在享受自由。體驗越多，權力欲就越少、自由就越多；不安全感越少、勇氣越多。他就越來越遠離巨嬰的狀態、越來越接近於一個獨立的成年人。

心理獨立的人對社會問題的態度與巨嬰的不同。巨嬰改造社會的方式就是《蠅王》中的孩子們的方式，中國每次改朝換代時的屍橫遍野和血流成河都是巨嬰方式解決中國問題的傑作。在未來，只要中國文化的主流還是被巨嬰所把持，中國就很難逃脫周期性屍橫遍野和血流成河的命運。

獨立的人把自己置身於這些問題之外；他首先要去面對、解決自己身上的許多問題，他首先要讓自己過上一個健康的生活，然後他以獨立的身份為周圍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一個健康成長的孩子的軌跡也是這樣，如兒童教育家孫瑞雪在《愛和自由》中說的：“兒童的成長，不管是在身體上還是在思維上，都是一個趨向於獨立的過程，他會沿着這條路不停地走。他為着自己的獨立會冒很多險，會進行各種探索。到三十歲的時候，就能獲得完全的獨立，就會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獻給別人，奉獻給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