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以來，廣東省一帶的工廠接連倒閉搬遷，企業大範圍拖欠工資和裁員，激起越來越多工人抗議。深圳寶安區運豐電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因“產業結構調整”，正轉移生產線至同屬廣東省的江門市開平縣，工人不滿安排發起罷工，數十人走上樓頂天台抗議，一度引發消防到場戒備。罷工持續逾20日都未有解決，廠方其後發出通知指若員工繼續“曠工”，會按照自動離職處理。

CLB曾向工廠企業工會藍主席了解情況，他透露事發后街道工會曾派律師到現場，當地勞動站及政府也有人員到場，不過一直沒有共識。相比“遠在天邊”的街道工會，企業工會的藍主席言談間明顯更了解勞資雙方的訴求，也願意“向前一步”代表工人與廠商談判，但當他請示街道工會協調介入時，對方卻拒絕指“目前沒有這個打算。”企業工會是距離勞資關係最近的工會，個案中的工會願意出力調解，本難能可貴，但街道工會未能體察到企業工會的意願，未能提供資源協助他們釋放能量，才讓勞資雙方原地踏步，矛盾難以化解。

運豐電子科技是港資印刷電路製造商，為Flex、NEC、索尼、富士康等公司代加工，是全球電子工業市場的一環。近來廣東省許多工廠倒閉搬遷，運豐也計劃將深圳的工廠搬去江門市，並已申請做醫療電子元件的生產線，故將深圳場的設備分批運走。這引致寶安區的工廠訂單減少，員工收入受影響。根據工人在網上的求助，搬廠後已有三分之一的員工因為收入減少而無奈離職。不過，根據《勞動合同法》，若用人單位由深圳市行政區域內向深圳市區域外搬遷，則需要向員工支付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有工人要求廠方賠錢，而非消極應對等員工自行離職，更認為廠方在搬遷過程中沒有向員工就搬廠事宜做出交代。幾番拉鋸之後，事件觸發逾百名員工罷工，更有數十名員工走上工廠樓頂抗議，消防也到場戒備。

企業工會主席有意願積極協助工人 上級工會回應消極

在與CLB通話時，運豐工廠工會藍主席說，事發後出街道工會曾派律師到現場，亦有勞動站及政府的工作人員到現場協調，不過未有進展。他指，工人的訴求是按照月薪的8折進行賠償，而廠方則表示只能賠償3折，在上述的協調中，“到目前為止沒有達成一個共識，沒有一個好的方案。”

藍主席之所以提“共識、好的方案”，是因為他也明白事情本不需要發展至如此激烈。老闆並非黑心老闆，過去3、4年工廠的福利亦不錯，只是在轉移生產線時未有處理好與工人的關係，利益被觸動的工人認為是“惡意搬遷”，由此不再信任雇主，“大家乾脆就說我拿錢走人 我不在這幹了。”情況激化後，即使是放假，工人們也堅守在工廠門口討薪，並阻止廠方搬走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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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主席說，作為工會主席他曾在工人及老闆兩方面了解情況，工人最擔心的是生計問題，將搬遷設備理解成要拋棄他們不顧，“好像福利慢慢減少，有工人認為現在故意少點給工人工資，到時候賠償就會少賠一點。”老闆方面的情況則是，廠方江門的生產線也需要工人，特別是那些有經驗、有年資的工人，“（工廠）是一個產業結構調整，（寶安）廠的資源充分利用……這邊還要繼續開的，包括已經申請的高級技術企業，還有排污許可證，要上新的設備，還要上新的工藝。”根據藍主席的判斷，他認為目前的困難只是暫時的，且老闆有意願在新的生產線聘用寶安廠的員工，但真正的問題是，工人們已經不再信任廠方。

眼看着工人罷工近一周，藍主席也感到無力。過程中他曾經向松崗工會匯報情況，也向其求助，希望工會起碼可以送些水、麵包等慰問罷工的工人，或者派上級工會的代表來推動談判，但是沒有得到積極回應。遲遲沒有出面的松崗工會僅答覆：“目前沒有這個打算。”

藍主席說，自己和街道工會這些“溝通”並非私下進行，更不是單向進行，他還因此受到了老闆娘的質問，明顯廠方也不了解工會能夠產生的作用。當CLB問，情況已經如此，上級工會不提供幫助，藍主席最接近勞資關係，明顯更熟知當下矛盾的癥結所在，不如乾脆“振臂一呼”，亮明身份自己是企業工會代表，讓天台上危企的員工下來，然後組織臨時談判委員會去和企業雇主方進行談判。這樣一來一方面可以讓場面受控，另一方面勞資雙方也能儘早消除誤會、達成共識，員工不用擔心受怕，而工廠也不至於付出停工代價，新的生產線也可以保留人才。

藍主席對此有些保留，問及是否擔心被廠方秋後算賬，他則否認，更多是擔心沒有獲得上級工會“允許”。他解釋，現狀是作為企業工會主席已經請求上級工會的協助，然而被拒絕，他感受不到上級對他主動展開的支持，故不敢輕舉妄動。

藍主席想要上級定心丸的情緒可以理解，畢竟已經主動向前一步與街道工會聯絡，更沒有在面對老闆時退卻，言明向上級工會匯報廠內情況是“工會主席職責所在”，但是沒有得到正面反饋。翻查記錄，就在不到一個月前，松崗街道工會曾經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區總工會黨組書記、主席陳錦花出席會議時曾經指，要“抓好工會幹部隊伍建設，廣泛開展‘進萬家門、訪萬家情、結萬家親’和‘工會組織亮牌子、工會幹部亮身份’活動”，新當選的街道工會主席丁艷在會上也表示“要打造一個強有力的工會幹部隊伍”。這次會議藍主席都有參與，但明顯會議中上級的言語支持還不夠他能在這次罷工中安心進行工會工作。CLB建議可以直接與曾在會議時見過的上級工會領導聯絡，提出工廠遇到了問題，加快他們介入的速度。藍主席則說自己並沒有上級工會領導的直接聯絡方式，僅僅可以和上級工會中沒有編制的“小人”聯絡。

在工人發布在網上的視頻中，除了站在天台邊抗議之外，更多是工人呆站在工廠門口，看着運設備的卡車駛入駛出，面露無奈。工人罷工多日，政府主導的談判沒有下文，5月8日廠方貼出通告，指出員工“怠工多日”，因此為了儘快恢復生產秩序開始實行雙考勤制度，除了刷臉考勤，還需要由現場作業主管/經理確認，否則則算曠工，達到規定天數將按照自動離職論處。

網友“勝哥專業打黃油”說運豐曾是當區工人“想進都進不去”的工廠，可見工廠曾經待遇、風評都不錯。令人唏噓的是，工廠並非倒閉，未來仍開展有經濟效益的項目，也需要員工繼續保持運作，為什麼會讓勞資關係陷入這樣的僵局呢？試想如果企業能夠善用公司的工會與員工溝通搬廠的安排，以及工廠未來的前景，讓員工們了解到當下搬遷只是短暫狀況，可以不必讓工人陷入恐慌。又或者，即使在工人已經踏上天台罷工抗議，上級工會可以按照藍主席的請求，前來送水送麵包慰問，也給藍主席行使工會職責的“定心丸”，工人們也可以不用風雨中危坐天台，讓勞資問題回歸談判桌。

當然，以上的理想狀況想要出現，也並不完全依靠上級工會的一句鼓勵話語，或者藍主席自身的責任心和承擔，仍然少不了工會工作者的技巧與智慧。街道工會最早將律師派（打發）來工廠，事情的性質就由工會可以協調的勞資談判變成了工人維權行動，地方工會方面這明顯跳過了自身職責，將事件置於了矛盾更加激化的位置。另外，在這件事的處理上，政府相對早的介入實則讓企業和工人雙方，都失去了迴旋的餘地，事實也證明沒有對話、了解、且由政府領導的“談判”，即使強行進行，也難以談出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只能在“工人要求8折，工廠要求3折”中打轉。

寶安工會應釋放資源 運豐事件可由“危”轉“機”促工會長遠發展

企業工會距離勞資關係最近，當然是最被勞資雙方認可的工會，除了上級放手支持外，談判技巧和經驗也絕不可少。這一點相信寶安區總工會一早已經有意識，所以才在2022年10月底在寶安成立“工會+勞動+法庭”勞動爭議調解工作室。根據寶安政府網站的文章，寶安區總工會一直以來都在源頭治理勞資糾紛等方面積極探索、敢於創新，於2020年5月在石岩街道創建全區首個街道級工會勞動爭議調解工作室，探索構建解決勞動爭議的“工會調解+司法確認”一體化工作機制。2022年10月底，又將石岩的經驗向全區推廣，在各街道設立“工會+勞動+法庭”勞動爭議調解工作室。

CLB認為，既然已經有勞動爭議調解工作室這樣的平台，寶安區總工會又想要打造強有力的工會幹部隊伍，讓平台成為企業工會、區工會進行真正集體談判的試驗田又有何不可？像運豐這樣的企業更可以說是理想的試點，一方面中長期有良好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也對穩定的勞資關係有渴求，比較容易談出成果讓更多的企業參考經驗——這需要上級工會釋放資源，給予以5年、10年計的時間來培養。

荷蘭服裝品牌G-star，因主動撤單導致越南製衣廠關閉，供應商將品牌告上荷蘭法院。法院裁定，荷蘭品牌嚴重違反合約，法院根據合約關係，並提及企業未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罔顧越南工人的利益，判決企業需要向越南製衣廠賠償。像運豐這樣在為國際品牌加工電子元件的企業，工會或者也可以從歐洲新立法的角度去考慮，如果能將品牌拉上談判桌，位於供應鏈下游的中國工廠與工人也不用繼續在泥漿里摔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