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思辨精神——

質疑、探索和真理

什麼才能使得我們從未知走向已知？……思辨是唯一的方式。—— 蘇格拉底/柏拉圖

對於宇宙、世界、自然和社會，人類從古希臘開始有了一個準確無誤的立足點，這就是“理性”，這就是古希臘的“思辨精神”。——作者

“給我一個立足點，我就可以撬動地球。”發現槓桿原理的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212，圖6－1）的名言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即便是在對於古希臘精神非常陌生的中國，也為所有受過中學以上教育的人所知曉。但是，並沒有很多人真的理解其深刻的含義和堅實的基礎。

圖6－1 阿基米德（Archimedes）

這位偉大的古希臘科學家所說的，不是口號，亦非大話。阿基米德的名言是理性和思辨的宣言：這個世界是可以被認知的，人類的理性超越任何神聖，也將戰勝任何愚昧，理性的力量將把人類從對超自然力的恐懼中解放出來。

人類文明是從認識世界開始的，人類的進步本質上就是對世界認知的進步，亦即思維的進步。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旅程就是用理性代替本能和用思辨代替直覺的過程，人類文明的進步就是人類的行為逐漸遠離直接功利和走向“間接功利”（相對非功利）的過程。人類的思維創造了人類的文明，人類思維的進步帶來了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和其它動物的本質區別就是思維能力和由此而來的創造力。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質成果，而精神文明則是人類思維的結晶。

崇尚理性，尋找解釋，追求真理，就是人類理性思維的最高境界。這就是本章所要討論的古希臘所具備的獨一無二的素質之一的“思辨精神”。

給思辨精神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並非易事，但是可以說“思辨精神”有這樣一些基本特徵：

1．理性至上：不以宗教或任何超自然因素為解釋現象的理由，蔑視權威。

2．注重邏輯：尋求現象的本源和它們的內在關係，而不滿足於歸納和猜測。

3．抽象概括：形成超脫於具體事物的理論。

4．直面證據：正視和理論相悖的現象，歡迎挑戰和悖論，勇於對已有的理論進行檢驗。

5．超越塵世：蔑視功利，不以實際應用為目的。

理性至上是古希臘思辨精神的首要特徵。人類文明的幾大體系，即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在數千年前幾乎同時誕生，並且世代傳承下來，影響着當今社會的基本價值。在這些文明中，有的以神權至上，有的以皇權至上，有的混跡於其間，唯有古希臘文明掙脫了神權與皇權的束縛，將理性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是思辨精神使然，這也使思辨精神進一步得到弘揚。

功利曾經是人類文明初期活動的直接動力和目的。隨着人類文明的進程，功利表現得不那麼直接了，一些看起來和功利並無直接關係的行為逐漸出現了，比如藝術，繼而道德、宗教和哲學。它們不再是直接功利的，而和直接功利漸行漸遠，但是它們仍然有着雖然間接的但是不容置疑的功利特徵。這畢竟是人類文明從最初走來的必由之路。

人類行為和直接功利的距離可以視作文明程度的標誌。如果一個民族的社會行為主要就是尋求當天的食物，那麼其文明水平就很低，而如果其一部分社會行為從事非直接功利的事業，比如藝術，那顯然其文明水平就較高。

道德、宗教和哲學是一個社會的世界觀和行為準則，因此，它們和功利的距離代表着文明程度。如果說道德和宗教代表了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那麼哲學就代表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哲學無疑是一個民族最高思維的代表，因此哲學和功利的距離就是文明的程度。

古代文明的哲學，通常有着非常強烈的功利特徵。華夏的古代哲學就處於這樣的境況，甚至華夏近代的哲學，都沒有擺脫此境況，其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和入世情節，它實際上是為更加功利的道德和權勢服務的。

許多古代哲學都與道德和宗教混生。在中國，哲學一直和道德糾纏得難解難分。由於道德本身沒有嚴格的衡量標準，於是哲學在其中也折騰得昏天黑地。另外一些民族，比如猶太民族，哲學和宗教混生在一起，由於宗教的不容置疑，遂使哲學成為了宗教的僕人。華夏後來更加不幸，道德和宗教都淪為了權勢的奴婢，因此哲學也難逃同樣的命運。

但是，“思辨精神”卻使得古希臘與眾不同，這是古希臘哲學和其它民族哲學的分水嶺。“思辨精神”最偉大的意義就是使得“哲學和科學的結合”成為可能。在其它的文明中，哲學或者和宗教結合，或者和道德結合，但都沒有形成哲學和科學結合的格局。哲學與科學的結合，同時哲學和宗教的疏遠，以及哲學與道德的競爭，形成了獨一無二的古希臘特質。

“思辨精神”正是形成“哲學和科學結合”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在古希臘，由於“思辨精神”的存在，宗教既不能成為哲學的教條，也不能成為哲學的夥伴，於是哲學和宗教是非常疏遠的，宗教充其量只能成為哲學的“註腳”；同時，也是由於“思辨精神”的存在，哲學對於道德的質疑也使得道德不能成為哲學的準則或指南，因此道德至多是哲學的“副產品”。

哲學和科學的結合是古希臘學術最典型的特徵，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可以說是一個典範。他不僅僅是一個大哲學家，而且是一個大科學家，他在許多自然科學領域都有很深的造詣。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並非鳳毛麟角的現象，而是一種普遍的規律，因為不僅僅是亞里士多德，而且所有的古希臘哲學家都對自然科學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造詣。

於是可以理解，阿基米德的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這就是整個古希臘世界的世界觀。他關於“槓桿和地球”的名言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古希臘人把理性和科學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主宰大地和宇宙的不是神秘的上帝，而是理性，世界和宇宙是可以被認知的，如果必要，也是可以被改造的。於是，意識和存在之間將由理性的“槓桿”聯繫起來，這意味着意識對於存在的認識和干涉是可以實現的。於是，人間的無知和恐懼在古希臘文明的科學理性和求真勇氣面前淡去了，而天上萬能的上帝根本就沒能在這個充滿理性的古希臘世界落腳。在古希臘世界，神不是人的主宰，亦非永遠正確的偶像，而是人的朋友、戰友和競爭者。

宗教在人類文明中的出現帶着濃厚的功利目的。宗教的現實和它所聲稱的“超凡脫俗”完全背道而馳。任何一個民族的宗教都有這樣的特點：上帝保護他們，對上帝的虔誠會有豐厚的回報。人們在貧困和恐懼中從宗教尋找慰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在發展史上都出現了宗教信仰，儼然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經之路。出自洪荒的人類要在這不可知和充滿敵意的大自然中生存下去，期望克服恐懼，解釋現象和認識世界，以求得內心的安寧和生存的信心。宗教應運而生，提供了這樣一條“捷徑”。毋庸諱言，人類最初的宗教信仰的基礎是恐懼、無知和功利。

不難理解，一個文明的發達程度也是其與無知和恐懼之間的距離。而思辨把人類從原始的無知和恐懼中解放出來，思辨精神的意義在於給予人們以追求精神解放的勇氣。正由於思辨精神，古希臘的宗教具有非宗教的特點。所有產生在古希臘以外的宗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不許質疑神和他的教導。但是古希臘人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僅質疑，而且把神塑造成和他們一樣的外形和內心。古希臘神和古希臘人一樣，具有人的缺點，這就是古希臘人對神的極大不恭，也是對神的極大信任。

正是由於思辨精神，古希臘的宗教和所有其它民族的宗教有着本質的區別。古希臘的宗教，對古希臘人來說就是神話，是古希臘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絕不影響他們對於真理的追求。他們沒有把神話和科學事實混為一談。古希臘的神話更像是小說，並不干涉作為學術的古希臘哲學和科學。別的古代宗教，甚至一些現代宗教，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逐字逐句的教義成為了人們必須信仰和履行的教條。而古希臘的宗教截然不同，其大致有如下的一些特點：

完整的神譜——古希臘的眾神有着清晰的來龍去脈。曾經有人把古希臘的科學思維歸功於古希臘人的邏輯思維，古希臘的科學得益於完整和邏輯的神譜。也許更應這樣表述：他們的神譜得益於對完美和邏輯的追求。

沒有清規戒律——和後來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相比，古希臘對神的信仰（或稱“宗教”）沒有什麼清規戒律。他們在意的是人的福祉和社會的和諧，而不是宗教的狂熱。古希臘的奧運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神本身的人性化——是古希臘宗教的一個特點。古希臘的眾神和人幾無區別，只是他們比人更加強大。他們也有人的缺點，偷情、陰謀，甚至暴力。古希臘的神由於這樣的特點變得更加可愛和容易被接受。當然也正由於此而被後來的宗教視為異教。

政教分離——其它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教合一的，這使得宗教信仰變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準則和法律，從而禁錮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甚至直接導致了宗教迫害。但是古希臘不同，其政教分離是如此徹底，就是近代社會也不能做得更好。歐洲通過文藝復興用很長時間才逐漸回到古希臘政教分離的傳統。而在中國歷史上，政教從來合一，唯一不同的是，其皇權大於神權，神權只是皇權的附庸，因此政教合一更加徹底，只是人們對於宗教的服從遠遜於對於皇權的服從。皇權至上也使得中國的政教合一具有更加反人道的本質。古希臘的政教分離應歸功於思辨精神和理性至上的理念，也歸功於古希臘的人本主義。（後者將在下一章闡述。）

宗教和學術的分離——宗教無權對學術進行限制或控制。這也就是將會在後面的章節中闡述的古希臘偉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在悼念陣亡將士時的著名講演中幾乎完全沒有提到神。在古希臘，神和人是如此的接近，他們就是人的鄰居和朋友，人們可以拿神開玩笑，可以和他們同甘苦共命運；但是同時，神又是和人如此的疏遠，他們既不干涉人的政治，也不干涉人的學術。唯一的解釋就是，古希臘人把理性遠遠置於神或者任何超自然力以上。在古希臘人的思辨精神面前，任何神聖都必須讓位，任何權威都必須俯首。

對於古希臘人來說，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絕對無法讓他們信服。對他們來說，如果有《聖經》這樣一本書，那麼也僅僅是一家之言，而且是不會占有多少地位的一家之言。古希臘人會對《聖經》進行質疑，從而發現《聖經》的說教本身無法自洽。古希臘人必定會從《創世紀》質疑其真實性，從《約伯書》質疑其道德準則。這也就是當時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對古希臘文明恨之入骨並欲徹底剷除的原因。

神秘主義通常伴隨恐懼和聽天由命，而在思辨精神占了主導地位的古希臘，神秘主義不會有市場。這就是為什麼如此發達的古希臘的哲學和思辨沒有發展出一套共同的宗教教義或者編纂出一套宗教經典。思辨精神也直接導致了古希臘社會的公正、寬容和理性。

正是這樣的思辨，使得古希臘人的哲學選擇了一條和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哲學完全不同的道路。古希臘的“思辨精神”創造了古希臘獨一無二的哲學和科學，而它們進一步使得古希臘的“思辨精神”的持續發展成為可能。

於是，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掙脫了塵世的羈絆，從而可以高屋建瓴、超凡脫俗，其達到的高度是任何其它民族的學術遠遠無法企及的。哲學和科學結合的傳統也直接導致了西方的學術高於神權和皇權的格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基米德才能給出如此偉大的宣言。

阿基米德的時代已經是希臘化時期，距離古希臘的第一位哲學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547，圖6－2）已經過去了近四百年。泰勒斯曾經成功地在公元前585年預言了公元前584年5月28日希臘地區的那次日全食。比預測日全食本身更加重要的是，它表明從那時開始，古希臘的哲學家不再認為這些大自然的奇觀是神秘和不可知的，而是堅信這些看似變化萬千難以捉摸的現象背後是有規律的，並且這種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顯然，古希臘的哲學家從那時開始就把揭示這樣的規律作為自己的使命。於是，超自然的神秘和不可知的黑暗在理性的光芒下消失了，人類理性的黎明是在古希臘出現的。

圖6－2 泰勒斯（Thales）

這種規律，希臘人稱之為“邏各斯”（Logos）。這個詞的含義表示理性、真理、概念、邏輯等，今天中文的“邏輯”音譯自西文Logic，而其詞源就是Logos。古希臘人為此傾注了巨大熱情，遠遠超過了對神靈的關注。注重邏輯推理，是古希臘思辨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科學不可缺失的一環。

理性總和塵世有着距離，泰勒斯曾經由於晚上走路還在一心留意天上的星星，居然掉進了路邊的溝里。他的僕人笑話他光知道研究天上的東西，連自己腳下的路都看不清了。還是二百多年後的亞里士多德惺惺惜惺惺，舉例說明哲學家並非不了解塵世的事情——有一年泰勒斯靠了解天文氣象而投資橄欖榨房而賺了不少錢，哲學家要賺錢並非難事，只是他們的志向不在於此。確實如此，古希臘哲學家研究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學，並無什麼眼前的利益可以追逐。在古希臘幾乎沒有富裕的哲學家，如此甘於清貧的物質生活而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確實令人肅然起敬。

因此，古希臘人追求對於世界和宇宙的認識出於一種和眼前的功利根本沒有關係的動機。正是超脫於功利，使得古希臘人在學術上能夠超越塵世。古希臘數學完全是抽象的，這和一些其它古文明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也許也正因如此，古希臘人對於改造世界並不像對認識世界一樣熱衷。他們對於世界和環境採取的是一種順其自然與和諧的態度，對於未知世界的探索更多的是理解自己和周圍的世界，以及讓自己和周圍的世界和睦相處。他們並不熱衷於把在探索未知世界中獲得的知識用於日常的功利目的。

阿基米德在浴缸里突然發現了浮力定律，激動得沒顧得上穿衣服就出門狂奔，還高喊“Eureka”（希臘語“發現”的意思），為了這“成功發現”欣喜若狂；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580－500，圖6－3）在證明了直角三角形三邊的關係後，也就是後來以他命名的“畢達哥拉斯”定理，殺了上百頭牛來設宴慶祝。阿基米德的故事細節也許並不真實，但正是這樣的傳說得以流傳的社會背景，體現了不僅僅是阿基米德，而且是整個古希臘民族對於知識近乎“瘋狂”的渴求和景仰。這正是所謂的“希臘性格”，一種其它古代民族不具備也不理解的道德素養和價值觀念。我相信古希臘阿基米德的“裸奔”是虛構的，就如同華夏“范進中舉”中的范進由於突然的仕途亨通而發瘋是虛構的一樣，但是對於這些虛構的廣泛流傳和會心認可，則體現了古希臘民族的獨特性格背景。

圖 6－3 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雕塑，陳列在羅馬的Capitoline Museums

好奇的激情和沉思的美德，這是構成古希臘性格的重要部分。古希臘語的“Eureka”（“尤里卡”），伴隨着人類社會走向理性和現代的步伐，在世界的所有角落迴響。“尤里卡”揭開了過去未知的神秘面紗，也改寫了曾經篤信的普遍常識。古希臘性格無可爭辯地在人類社會的各個階段和現代社會中顯現：越合理的社會，這樣的性格就越明顯；這樣的性格越明顯的地方，社會就越合理。

正是由於思辨精神，使得古希臘哲學脫離了直接功利。古希臘的哲學所研究的看來完全沒有實際用途，而正是這“毫無用處”，體現了文明的更高層次，她對於人類的物質利益，居然要在千年之後才被逐漸理解。我相信，古希臘人並不確定他們所研究的具有如此深遠的間接功利，但是他們對於直接功利的疏遠，卻證實了他們已經完全不同於其它同時代民族的目光短淺，而具備了我們甚至今天都不易理解的高瞻遠矚。古希臘的基於思辨精神的學術，居然在兩千年之後，還不得不使我們對其思維的高度和深度讚嘆不已。

正是古希臘人的抽象思維，使得我們現在所知的數學成為可能。畢達哥拉斯是一個里程碑，在此前的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數字總是和具體的事物聯繫在一起，而畢達哥拉斯把數字和具體的事物徹底分開，於是數字就是抽象的數字，不再和具體的實物相聯繫。邏輯證明，是古希臘的數學和其它文明（比如華夏）的算術的另一個分水嶺。暫且不說“畢達哥拉斯定理”從廣義上被證明本身是一個偉大事件，更重要的是其體現出的對於數學定理的邏輯證明這一理念：從普遍意義上證明一個規律，而不僅從眾多的現象中歸納或猜測。這是古希臘人對於人類思維的一個舉世無雙的重大貢獻。從無窮無盡的現象中統計一種規律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普適的邏輯證明，任何統計都是不完備的因此也是不可靠的。而古希臘人開創了邏輯證明的先河。

在華夏，“勾三股四弦五”也很早為人所知；在更早的古巴比倫，有人知道包括“勾三股四弦五”在內的十多種構成直角三角形的邊長組合。但是這些都只是一些特例而已，並無法稱作定理。

古希臘人不滿足於直覺和個別特例，非上升到理論決不罷休。英文的“theory”即來自古希臘文的“theorein”，中文譯為“理論”。古希臘文的“theorein”是一個動詞，意思是研究事物，推導出普適的結論。數學定理是從一系列公理出發，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而得到的。所以，只要公理正確並且邏輯嚴謹，那麼定理就是正確的和普適的。這一原則和方法在後來的歐幾里得（Euclid，約公元前325－265，圖6－4）幾何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歐幾里得幾何是古希臘科學方法的代表和集大成者。其對後世的科學家和哲學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近代西方物理學家相信，只有把對於物理現象規律的解釋表達為“美麗的數學公式”，才算上升為了理論。

圖6－4 歐幾里得（Euclid），雕塑，牛津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

古希臘人的思維當然也涉及到了“上帝”。有的學派認為上帝是存在的，而有的學派則不然。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28，圖6－5）認為有一種神聖的精神在冥冥中主宰了宇宙，創造了萬物並給予了意義。但也正是他，認為太陽也是物質組成的，其大小和伯羅奔尼撒半島差不多大。可見他的“上帝”並沒有干涉他尋求理性的解釋。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370，圖6－6）所代表的學派則來得更加徹底，認為這樣的“上帝”並不存在。近代的一些哲學家，給不同派別的古希臘哲學貼上了不同的標籤，比如“唯物主義”、“唯心主義”等，但這都不足以描述古希臘哲學的本質。其實不管是哪個古希臘哲學學派，不管是以上哪種哲學觀點，都和其它民族對於“上帝”的解釋和對大自然的認識有着本質的不同。這些古希臘哲學派系的偉大思想儘管各自獨樹一幟，但是它們都準確無誤地表明，古希臘人允許“上帝”參與他們對於真理的探索，但是拒絕讓上帝來主宰他們的思想或干涉他們的判斷。古希臘的思辨精神如同燈塔，指明了真理探索者的道路；如同陽光，撒向曾經是黑暗的塵世。

圖6－5 阿那克薩哥拉（Anaxagoras）

圖6－6 德謨克里特（Democritus）

圖6－7 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

在自然哲學中，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公元前490－420，圖6－7）的“人是萬物的尺度”受到了來自以德謨克里特為代表的原子論者的挑戰，但是原子論者也碰到了同樣的困難。亦即，如果我們認定存在和觀測無關，那麼觀測對於理性就不再必要，於是理性賴以生存的證據就無法獲得。亦即，沒有了觀測，對於存在就不可能有理性的認識，於是對於理性來說，就沒有存在。這導致了兩難境地：如果客觀存在和觀測無關，那麼也就和理性無關，於是也否認了理性對於存在的認識和描述，那麼，一個理性不可認識和描述的存在還算存在嗎？如果是，又如何判定呢？這個爭論實際上定義了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亦即，意識和存在的關係。究竟存在是否依賴於意識？在二千四百年後的關於量子力學理論基礎的探討中將激烈地重開這個爭論，幾度硝煙瀰漫，尚未塵埃落定。那隻誕生於哥本哈根的“薛定諤貓”，怎麼看都像祖籍為古希臘。由此可見，古希臘的思辨是何等地超越時代。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和思考方式，在數千年後仍然是我們探索真理的啟迪和指南。

比古希臘所創立的那些偉大理論更為重要的是古希臘討論問題的方式和探索真理的勇氣及智慧，其對人類思維的發展可謂極其重要並且舉世無雙。這就是古希臘的“思辨精神”偉大之所在，其最高層次地體現了人類的智慧和理性。思辨精神最重要的意義不在於其提出的理論之正確與否，而是在於其對於真理追求的態度和精神。思辨精神允許錯誤，但不允許欺騙；允許權威，但不允許扼殺異議；追求真理，但是從來不以真理自居；解答疑問，但是鼓勵質疑。

正由於此，古希臘人創造了求真和寬鬆的學術環境，從而使得科學的發展成為可能。這樣的精神也創造了理性和寬容的社會環境，從而使得民主的誕生成為可能。

在華夏，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中國在學術上開放自由的時期，對於這一時期，我一直懷着特別崇敬和好奇的心情。這是華夏在哲學上唯一的春天，後來就一直是秋冬了，不同的只是深秋、初冬，還是嚴冬。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畢竟太短暫了，即便在絕對時間上還不能算太短暫，其留給華夏哲學家思辨的時間也是不夠的。但是無論如何，那是一個我們必須景仰的時代。

只是，那個時代並未產生類似古希臘的學術。古代華夏並非沒有哲學，只是其從一開始就更像是宗教和道德的附庸。換言之，古代中國的哲學還沒有成年，就成了宗教和道德的童養媳。或者說在古代華夏，哲學還沒有在思辨的艱難旅途上走多遠，就一頭栽進了宗教和道德的懷抱。當後來華夏的宗教和道德本身也淪為權勢的附庸之後，哲學的境況就可想而知了。於是古代華夏的思辨先天不足又後天不幸，導致了辨有餘而思不足。華夏古代的一些辨論文字，可謂十分精彩，但卻有本質的缺憾。

“老莊哲學”是古代中國在思辨領域最為傑出的代表之一，也被當今一些國人推崇為可以與西方匹敵的關於認識自然的哲學。不妨在這裡對比“老莊”和古希臘哲學家的不同。

老子的生平不易考證，傳說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前470年左右。《史記正義》這樣記載：“老子，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疏齒，方口厚唇，日月角懸，鼻有雙柱。周時人，李母懷胎八十一年而生。”可見，他的130歲壽命值得商榷，完全不可置信的是老子的母親懷了他81年他才出生。

莊子（約公元前369－286），名周，其著作《莊子》被譽為“天下第一奇書”，其中《秋水》篇又被人們公認為《莊子》中第一等文字。作為《秋水》篇中一則著名故事——《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實在精美絕倫。

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文意思是，莊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橋上遊玩。莊子說：“白儵魚游得多麼悠閒自在，它們很快樂。”惠子說：“你不是魚，怎麼知道魚的快樂？”莊子說：“你不是我，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兒的快樂？”惠子說：“我不是你，因此不知道你是否知道魚的快樂；你也不是魚，因此你也不知道魚的快樂。”莊子說：“還是順着先前你的話來說。你剛才所說的‘你怎麼知道魚的快樂’的話，就已經先肯定了我知道魚兒的快樂，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魚兒快樂的。”

極其精煉的語言，幾乎通篇的對話形式，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把辯論推向高潮。莊周的狡譎，惠施的機智，躍然紙上。雙方的敏捷思路和睿智談鋒令人拍案。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莊周在最後有詭辯甚至耍賴之嫌，且手段並不高明。

但是，從這機智和狡譎的辯論中得到的僅此而已了。莊子和其他諸子的文字更傾向於文學和倫理，在語言和修飾上充分注重，而對於規律和本源卻缺乏深究，這樣的雄辯依然遠離科學意義，而對此的津津樂道更阻礙了向科學的升華。莊周惠施的辯論和古希臘的思辨之間的不同，折射了華夏哲學和古希臘哲學的巨大差異。

在古希臘，哲學家絕不會滿足於信口開河一些陳述。他們的思辨，充滿着理性和智慧。在那些光輝奪目的古希臘思辨中，我們可以隨手拈來一些例子。

在莊周和惠施辯論魚的快樂之前很久，畢達哥拉斯學派中的一位小師弟證明了2的平方根是無理數。這個證明應該所有讀過高中數學的都看到過：

命題：2的平方根不是有理數。

證明：

如果√2是有理數，則可表達為√2 = b/a，其中a和b是自然數，並且沒有公約數。

那麼b²=2a²，可知b²必是偶數，於是b也是偶數，並可以表達為b=2c，其中c是自然數，

於是4c²=2a²，亦即a²=2c²，所以a是偶數。

至此，a和b都是偶數，它們有公約數2，這和原假定不符。

因此，√2不可能表示為b/a，亦即，√2不是有理數。

這個狡猾的證明透射出的邏輯力量和智慧光彩在今天的大學課堂上也博得喝彩。

歐幾里得對於有無窮多個素數的證明進一步展示了其思辨的偉力：

命題：素數的個數是無窮的。

證明：

假定素數的個數是有窮的，一共n個，其中Pn是最大的素數。可得n個素數的積：

P₁XP₂X……XP_n＝S

現在考察正整數 S+1。如果其是素數，那麼顯然大於Pn。如果其不是素數，那麼肯定可以被一個素數整除，但是這個素數一定不是原來n個中的任何一個，因為原來n個素數中的任何一個被用來做除數都有一個餘數1。

因此，無論是哪種情況，都存在着比Pn更大的素數，因此我們最初的假定不能成立。所以最大的素數是不存在的，亦即，素數的個數是無窮的。

簡潔明了的證明所隱含的思辨和邏輯的力量令人讚嘆不已。這樣的思辨和莊周的截然不同，前者是理性的思辨，而後者是藝術的爭辯。在嚴謹的推斷和簡單的猜測之間的差距大概就是“思辨精神”。這不能簡單地稱為“差距”，而是“鴻溝”，一條人類思維和理念極難跨越的鴻溝，不妨稱其為“古希臘鴻溝”。只有古希臘人跨越了它，而且跨越得如此優雅和輕鬆自如。我一直為這樣充滿智慧的邏輯所折服，不禁讚嘆，這是何種偉大精神引導下所創立的人類思維的典範？

以上所舉出的和此後要舉出的僅僅是古希臘“思辨精神”一些極少的事例，它們就像是我們在一個巨型倉庫門口窺見幾件隨手擺放的巨大兵器，那不可思議的尺度和重量令人困惑：那些打造了這些兵器並且可以瀟灑揮舞的到底是什麼人？那滿庫塵封的兵器到底還有多少？

莊子的《秋水》也很容易令人想起古希臘的芝諾（Zeno of Elea）悖論。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提到了芝諾悖論中的一個，即阿喀琉斯無法追上烏龜。另一個就是所謂的“二分法”，芝諾用其證明了運動的不可能性：如果一個運動要從始點抵達目標，那麼它首先要抵達一半的地方，為了抵達這一點，那麼還要首先抵達一半的一半的地方，依此類推，有無限個這樣的點要首先抵達，這有限的運動物體，怎麼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克服這無限的必經之路？不僅抵達終點不可能，而且實際上連任何一個距離的運動都不可能，因為任何一個距離都可以再被分作無限的1/2的數列或者級數。於是，任何運動都是不可能的。

從技術上說，芝諾的問題現在已經可以用微積分的方法解決，但是在芝諾的時代，距離現代微積分的誕生還有兩千年的漫長時光。而芝諾所架構的“詭辯”，實際上就是後來微積分要克服的困難和解決的問題，亦即，在無限的過程和有限的空間之間的矛盾。毫無疑問，芝諾悖論的結論是錯誤的，但正是這顯然的錯誤結論和嚴謹的邏輯所構成的兩難將哲學置於必須直面的境地，這樣在嚴謹邏輯支持下的“荒唐”結論恰恰構成了迫使哲學家不得不接受的嚴肅挑戰。芝諾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困擾了世世代代的哲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從某種意義上深化了無窮和極限的爭論和研究，促使了微積分的誕生。

今天所說的微積分是英國的牛頓（Newton）和德國的萊布尼茲（Leibniz）不約而同在18世紀發明的。但是，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兩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就已經非常接近了微積分，而且運用“窮竭法”計算出了球面積和體積。他得到了現在用積分才可以求得的球面積和球體積的解析解。阿基米德也運用“窮竭法”計算了圓周率，儘管圓周率的計算相對於球面積和球體積的計算要容易很多，但是阿基米德的圓周率計算方法是開創性的，他的記錄直到700多年後才被南北朝的祖沖之（公元429－500）打破。祖沖之使用的方法“割圓術”有點類似阿基米德的“窮竭法”。

古希臘人對於理論和方法的重視遠遠超過具體數值。比如古希臘人對√2的具體數值並不感興趣，他們重視的是尋找表達完美的√2的方法。對於阿基米德來說，計算圓周率主要是為了檢驗他的“窮竭法”，因此在他引以自豪的成果中，並沒有圓周率的計算。阿基米德按照古希臘的概念，很可能認為對於哲學家來說計算圓周率是一種“藍領”工作，既然方法已經有了，無非就是大量重複的計算而已，因此圓周率只是自己隨手拈來的副產品。

過去我也“憤憤不平”：阿基米德你也太牛了，憑什麼一個自己都不在意的副產品就把世界給鎮了？畢達哥拉斯你也太不夠意思了，要不是你，這定理不就算是華夏的了嗎？古希臘你也太欺負人了，本來很壯觀的華夏，有你在就沒法提了。

說到莊子，我們應該知道他的無限可分的思想。這也是華夏的驕傲，他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樸素的無限可分思想很有意思。但是，實際上一尺的木頭棍子在這樣“日取其半”不到一個月就不再會是木頭了，因為那時就已經到了原子的尺度，遠遠小於了構成木頭的最小組分，即分子，於是木頭就不復存在，更不可能繼續分下去。古人不知道分子和原子，這點我們不能怪莊子。不管如何，無限可分的思想還是值得稱道的。

這也令人想起比莊子早一百年的古希臘德謨克里特提出的原子論。古希臘的原子論認為萬物都是由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質組成的，這種物質就叫原子。在古希臘時代，完全不可能用實驗證明原子的存在，這一傑出的思想將在兩千多年後才被實驗證明。原子確實存在，只是原子還不是最小的物質存在形式，其依然可分。現在看來，物質並不能無限可分，不管是否最終如此，古希臘的原子論無疑是人類偉大思維的一個傑出代表。這是一個對於世界本源探索的巨大創舉，是古希臘思辨精神之偉大的一個例證。

古希臘人的思辨，當然不僅僅限於身邊的事物，他們對於別的民族認為神聖不可觸犯的天體也絕無畏懼，顯然認為“思辨精神”是普適的，甚至“天堂”也不能例外。

太陽和月亮儼然天上的主宰，有許多美麗的傳說。在古代中國有夸父追日、嫦娥奔月。那時國人也許並不完全相信太陽和月亮的確如同傳說中一樣，但也並無興趣進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古希臘人不這麼看待這些似乎非常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而覺得這些都屬於應該並且可以被認知的。於是，他們要看看這些天上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古希臘人並不憧憬什麼月宮嫦娥，他們的神就住在奧林匹斯山上，和他們很近，而且習性也差不多，都有人的缺點。既然太陽神就在奧林匹斯山上，月亮自然也不會遠了。

於是，古希臘人的思辨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天體，阿那克薩哥拉不恭地認為太陽不過是一個和伯羅奔尼撒半島大小相仿的燃燒着的石頭，比此更進一步，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公元前310－230，圖6-8）科學地測量了太陽和月亮對於地球的相對距離，計算了它們相對地球的大小，其方法讓人拍案叫絕：當月亮正好呈現半月的時候，他測量了月亮和太陽的夾角，得到的結果是87°。這時的太陽、地球和月亮正好形成了一個直角三角形，月亮所在的角是直角。於是，月亮和太陽對於地球的相對距離就可以計算出來了。由此他算出地球和太陽之間距離是地球和月亮距離的20倍。當然由於當時的觀測精度不夠，這個結果誤差比較大。正確的結果，由於月球的近地點和遠地點以及地球的近日點和遠日點的緣故，應該是角度在89°50’31”和89°51’48”之間，從而距離比在362和419之間。儘管誤差難以避免，但是阿里斯塔克的方法是完全科學的，其結論也是很清楚的，亦即，太陽比月亮要遠得多。由於太陽和月球圓面的視角相差無幾，因此，太陽也一定比月亮要大得多。

圖6 - 8 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阿里斯塔克還繼續用月全食時地球陰影掩蓋月面的時間計算了地球和月球的相對半徑，他得出地球半徑是月球的三倍，這已經和實際的3.66倍很接近了。因此，太陽也比地球大得多。這些結果很自然地導致了日心說，因為，小的物體繞大的物體轉動顯然更加合理。阿里斯塔克提出的日心說是如此地超越時代，這個學說在沉寂了1700年後在文藝復興中再次被提出時，其掀起的軒然大波撼動了所有權威者和普通人的思想。

阿里斯塔克的觀測和計算的結果本身已經非常偉大，更加值得稱道的是驅使這樣的觀測和計算的思辨精神。我一直在考慮阿里斯塔克的辦法為什麼別的民族沒有想到使用。誠然，如此大智慧並非誰都具有，但更重要的是勇氣和精神。我們不妨把思辨稱作理性至上和具有勇氣的思維。許多民族把自己的思維禁錮在宗教和世俗的天地中，束縛在權勢和功利的囹圄里，自然不會有這樣的大智慧。

古希臘人認為宇宙萬物按照一定的規律運行，並堅信這些規律是可以被揭示和認識的。比如，畢達哥拉斯確信宇宙間存在一種神聖的以數為基礎的規律。畢達哥拉斯學派被稱作有宗教色彩的學派，但其並沒有後來的宗教那些特徵，而是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認識世界。

這些思辨和實踐，使得古希臘人更加堅信理性高於一切，自然和世界可以被認知，可以被理解。歐幾里得的理論更告訴了人類，世界的認識是可以被演繹的，亦即從有限的知識出發，僅僅通過邏輯演繹就可以得到從前未知的知識。歐幾里得把前人和當時的幾何研究成果按照非常獨特和完整的方式整理成書，亦即舉世矚目的《幾何原本》。此書歷經數千年，至今仍然是課堂里教材的直接藍本。歐幾里得幾何是古希臘思辨精神的傑出典範，她不僅僅告訴人們世界是可以被認知的，而且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可以從一些基本的公理通過演繹進行認知。這樣的演繹是人類思辨精神的登峰造極之作。

當世界上所有其它民族都沒有大地球形的概念時，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公元前276－194，圖6－9）卻不僅知道地球是球形的，還計算出了地球的子午線和半徑。他發現在埃及的塞恩（今天的阿斯旺）夏至中午的太陽可以直射到井裡，旗杆也沒有陰影，而在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的旗杆則有一段陰影。他推斷，只有大地球形才會導致這樣的現象。於是他測量了亞歷山大城到塞恩的距離，用幾何方法就計算出了地球的周長（子午線）和半徑。其和現代的準確值僅相差1%，這個結果到了非常近代才需要修正。我相信埃拉托色尼的結果如此接近準確值應有幸運的成分，但是他的方法無懈可擊，因此他的結果並不偶然。一千八百年後的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試圖向西航行抵達印度時沒有採用埃拉托色尼的結果，哥倫布對地球的尺度估計太小，以至於他認為從歐洲向西航行抵達東方的距離更短。如果哥倫布相信埃拉托色尼的這個結果，那麼他就不會把他抵達的北美認作印度了。當然，也許他可能就不會取道向西去尋找東方的印度了。

圖6- 9 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也正是這位埃拉托色尼，創造了研究數論尋找素數的一種方法，亦即埃拉托色尼篩法，至今還是經典的研究數論的方法。數論是數學中距離實際應用最遙遠的理論，古代數論沒有任何實際用途，只有具有純粹並且強烈的求知渴望才有可能將如此枯燥且毫無實際功利的學術進行下去。

和埃拉托色尼和阿基米德同時代的阿波羅尼（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62－190，圖6－10）所研究的圓錐曲線在當時也“毫無用處”。阿波羅尼用想象的平面以相對圓錐底面不同的傾角切割圓錐，他證明了所得到的平面和圓錐的交線就是圓、橢圓、拋物線和雙曲線，並把它們開創性地統一為圓錐曲線。他對這些圓錐曲線的研究已經非常接近在1800年後文藝復興後期笛卡爾的解析幾何方法。他用純粹幾何方法對圓錐曲線的研究水平之高超，就是今人也不能出其右。近兩千年後，科學家發現所有的天體運行都遵照這些圓錐曲線中的一種，其實，任何物體在保守場中的運動軌跡都必定是這幾種圓錐曲線中的一種。

圖6－10  阿波羅尼（Apolloniusof Perga）

這種“毫無用處”的數學研究還將由希臘化時期的亞歷山大城的刁潘都（Diophantus，約公元200－284, 圖6- 11）進一步推進，這位當之無愧的“代數之父”將古希臘以幾何為中心的數學研究擴展到了代數領域。這些偉大的古希臘數學家和他們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科學方法，使得古希臘當之無愧地成為數學聖地。

圖6- 11 刁潘都（Diophantus）

難怪著名美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想的是希臘，彌留之際他數次說“我要到……希臘報到了。”並用顫抖的手寫下“希臘”。

世人通常把不實用的稱作“屠龍之術”，由於世上無“龍”，此“術”便無用，以此嘲諷那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術。古希臘人不在乎這世界上是否有“龍”，他們本來就不求實用，更不急功近利，於是他們對“屠龍之術”樂此不疲。這“屠龍之術”被塵封了千年後，終於被後世人們領悟其偉力。當那些急功近利和立竿見影的“雕蟲小技”都隨着歲月淡出後，古希臘的“屠龍之術”的光彩卻與日俱增，讓後世人讚嘆這和塵世和功利看來毫不相干的思辨精神居然具有如此偉力。

醫學是檢驗一個民族理性的另一個直接的標準。幾乎所有民族一開始都是從草藥、咒語和宗教儀式中尋求對於疾病的治癒，但是古希臘從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7，圖6－12）開始創造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醫學。希波克拉底並沒有一蹴而就地創造了一個現代醫學，而是從理念上和精神上奠定了現代醫學的基礎。

圖6－12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將醫學導向理性，把豐富的經驗和合乎邏輯的推理相結合，使古希臘的醫學從此超越了經驗積累的框架而成為科學。《醫學史》作者卡斯蒂廖尼（Castiglioni，公元1874－1953）這樣評價：“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有意義並且可能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因為它說明通過實驗、實際觀察和正確推理，可以得到極有價值的寶貴材料。”古希臘人大膽的合理假說、嚴謹的邏輯論證和苛刻的實驗檢驗使得古希臘醫學成為現代醫學的源頭。

從那時開始，古希臘人已經堅信，人類的疾病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治癒，而不應靠禱告或神的干預。這是一個偉大的進步。儘管當時的醫藥知識還非常貧乏，但是由於有這樣的思想作指導，古希臘人不迷信，而是用一種求真求實的態度來對待疾病。在下一章將看到，希波克拉底不僅從學術上奠定了西方醫學的基石，而且在道德上給予了醫學以普適的人道準則。

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自己也對動物做了很多實驗，試圖了解心臟和腦的功能。亞里士多德的所作所為在古希臘很普通，一個哲學家動手做實驗或者研究數學是很平常的事情，這是中國古代絕看不到的現象。作為哲學家的亞里士多德所進行的生物學研究是如此意義深遠，以至於後來的達爾文（Darwin，公元1809－1882）這樣說：所有現代的生物學家都應當認為是亞里士多德的學生。這絕不誇張。

希臘化時期亞歷山大城的希羅菲勒（Herophilus，公元前335－280，圖6－13）被稱作解剖學之父，通過解剖他對人的腦和神經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同樣是亞歷山大城的埃拉西斯特拉圖（Erasistratus of Chios 公元前304－250）被稱作是現代生理學的奠基者，他深入研究了神經系統。古希臘醫學上最著名的則是後來的蓋倫（Galen，公元129－200，圖6－14），當時在政治上已經是古羅馬時期，但是蓋倫在文化上仍然屬於古希臘。他出生在Pergamon，也就是前幾章提到的在小亞細亞的古希臘著名城市，在德國柏林有着那裡出土的很多輝煌文物。蓋倫本人是一個很好的外科醫生，更是一個舉世無雙的解剖學家，他是希波克拉底之後的古希臘醫學的集大成者。他把古希臘精神完整地體現在了醫學上，他把希波克拉底奉為他在醫學上的英雄，把柏拉圖作為他在哲學上的榜樣。

圖6－13 希羅菲勒（Herophilus）

圖6－14 蓋倫（Galen）

古希臘醫學從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克拉底到公元2世紀的蓋倫走過了600多年的歷程，奠定了西方醫學的基礎。而這個時候，中國醫學也基本上從戰國時期的扁鵲（約公元前5世紀－3世紀）走到了東漢的張仲景（約公元150－219）和三國時期（公元2世紀－3世紀）的華佗。這段時間中國醫學並沒有詳細的記錄，很多基於一些傳說，關於扁鵲和華佗也不例外，甚至連他們的生卒年都沒有記錄。

如同古希臘的醫學體現了古希臘精神，中國醫學也滲透了中國的世界觀。傳說和誇張，而不是嚴謹的實驗證實，成了中醫的一大特色。關於華夏“醫聖”張仲景的記載寥寥無幾，除了他的《傷寒雜病論》外，還有晉代皇甫謐（公元215－282）的《針灸甲乙經》序中有關張仲景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看病的記載：“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勿服。居三日，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言。”

如果真的有一種醫學可以在一個人20歲的時候就預言他40歲會出現的症狀和死亡的準確日期，那麼確實沒有任何醫學，包括現代醫學，可以與之比擬。但是，這傳說顯然是捕風捉影毫無根據的。這樣的離奇故事，加上對其的廣泛傳播和相信，說明了在中國普遍缺少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如此離奇傳說，與其說增添了中醫的光彩，還不如說從根基上摧毀了中醫理論的科學可信度。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代科學各個學科的基本問題，幾乎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希臘創造了任何其他民族都難以望其項背的科學成就，但這還不是古希臘留給人類最重要的遺產，更重要的是她所創立的科學精神和思想方法，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546）和阿那克西美尼（公元前585－525）的自然世界觀，畢達哥拉斯的規律觀，留基伯（Leucippus，公元前5世紀）和德謨克利特的還原論，歐多克斯（Eudoxus，公元前408－355）和阿基米德的數理方法，歐幾里得和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體系，亞里士多德的博物學方法，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實驗醫學體系，……這個名單可以繼續長長地列下去。

以上是古希臘的“思辨精神”在自然科學領域的貢獻，而正是由於這樣的“思辨精神”，亦使得古希臘對於社會科學領域的貢獻絕無任何一個其它民族可以企及。

古希臘對於歷史的態度採取的是實事求是、忠實記錄和認真分析。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425，圖6－15）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395，圖6－16）等歷史學家，把歷史的進程和結果不再歸結於上蒼的旨意，而是人類活動的結果。歷史可以這樣結局，也可以那樣結局，這並非上蒼的旨意，而只取決於人。換言之，是人創造了歷史，而非上蒼。

圖6－15 希羅多德（Herodotus）

圖6－16  修昔底德（Thucydides）

希羅多德對於荷馬時期的歷史和修昔底德對於古希臘古典時期的歷史都採取了一種非常實事求是的方式和態度。尤其是修昔底德，他對歷史事件採取了非常冷靜的態度。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最終敗在了斯巴達的手下，雅典的民主政治也成了犧牲品。十分熱愛雅典和民主制度的修昔底德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修昔底德並沒有讓自己的感情左右他筆下的歷史，他冷靜地記載了歷史事實，分析了歷史事件結局背後的原因。在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中，神意和誇張都不見蹤影，他們沒有給神的意志和干涉留下任何地位，也杜絕了輕信和誇張。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修史奠定了整個西方修史的基礎。實事求是的記錄和客觀邏輯的分析，成為了日後西方修史的特徵。

古希臘的藝術也浸透了古希臘精神，閃耀着思辨的光彩。至今都無法出其右的古希臘雕塑，體現着真實和理性，一掃人間的恐懼和愚昧。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劇，阿里斯托芬的喜劇，無一不洋溢着理性和激情。情節的跌宕起伏、對話的充滿哲理、批判的深刻和諷刺的辛辣，必然導致悲劇的震撼人心和喜劇的發人深省，讓古希臘精神直接在民眾中引起共鳴。在下一章中將看到，古希臘的戲劇和劇場是如何平等地將這樣的理念傳遞給了每個公民。

由於思辨精神在哲學、自然科學、醫學、歷史和藝術的全面體現，古希臘對於法律和政治的深思熟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思辨精神在政治領域的成就必然是一個合理的政府和制度。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普羅泰戈拉在偉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執政時期訪問了雅典，伯里克利對其非常欣賞，並且邀請他參與了雅典的海外定居地Thurii（現在意大利南部）的憲法的制訂。讓哲學家參與憲法的制訂，而這些哲學家都是科學家，這樣的事實，我們今天聽起來都會汗顏。還需要我們對古希臘的思辨精神做更高的評價嗎？如果說古希臘社會是基於思辨精神的社會，那絕非溢美。政治家對於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敬重，不能理解為習俗，而是基於理性的行為，是一個崇尚思辨精神的民族的必然選擇。

古希臘人不相信僅靠上帝就可以將正義帶給人類，對於古希臘人來說，神和他們一樣，有着與生俱來的缺點，也在艱苦地尋求正義。古希臘人需要神在道義上的幫助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是他們把正義的實現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把道義的重擔義無反顧地挑在自己的肩頭。他們相信，他們肩負着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神也無法分擔。亞里士多德在政治上對於三權分立的設想很大程度上基於思辨精神：在直言不諱人的缺點的同時，也相信人的能力和智慧，在它們之間，必須有一種平衡和制約。三權分立的政治理念體現着古希臘的智慧、理性和勇氣。柏拉圖認為只有合格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才有可能成為合格的統治者，亞里士多德更進一步，認為即便如此也必須要從制度上對於權力進行限制。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正是這偉大理性的實踐。

古希臘在“思辨精神”指導下的哲學和實踐，使得古希臘文明在實事求是和邏輯思辨中成為了人類思想的典範，在與科學和理性的結合中成為文明的指南，最終走向了科學和民主的廣闊天地。

今天人類的科學和社會進步被深深烙上了古希臘的痕跡，攜帶着古希臘的基因。如果沒有古希臘的精神傳統，科學將不復存在，世界也將面目全非，人類將不可能擁有如今的精神和物質成就。

阿基米德在他的時代並沒有找到可以撬動地球的立足點，但是阿基米德和古希臘給人類留下了偉大的思辨精神和理性的夢想。人類今天已經可以翱翔藍天，過去對人類是遙遠夢想的飛翔已經成為現實；人類已經可以治癒絕大多數疾病，很多曾經的不治之症已經成為歷史，很多可怕的瘟疫已經絕跡；“順風耳”和“千里眼”不再是神話，而早已走入尋常百姓家；昔日可望不可及的“日行千里”已成了今天的微不足道；從時間上，人類已經可以了解遙遠的過去甚至宇宙起源的那一刻，也可以預測遙遠的將來宇宙的演變；從空間上，人類對於微觀的理解已經深入到原子內部，對於宏觀的認知已經達到宇宙的哈勃邊緣；人類已經踏上了地球以外的天體，阿基米德所說的“立足點”已經找到；人類製造的航天器已經掠過太陽系最外層的行星軌道，向宇宙深空飛去，把阿基米德曾經居住過和揚言可以撬動的藍色星球遠遠地留在了身後，那曾經僅僅是夢想中的天國，已經留下了人類智慧的足跡。

對於宇宙、世界、自然和社會，人類從古希臘開始有了一個準確無誤的立足點，這就是“理性”，這就是古希臘的“思辨精神”。

我相信阿基米德無意真的撬動地球，而是要告訴我們，人類的理性將戰勝無知和恐懼，沒有什麼比人類的理性更加偉大、更加值得讚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