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9死難者索賠案結果的多角度辨析 |
| 送交者: 張三一言 2006年05月07日10:13:3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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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第一個89死難者索賠案的結果,突顯的意義是人道主義在維權和爭取民主中的重大作用。 我認為維權或爭取民主應以人道為訴求,最底限度,訴求的目的要和人道相符。人們都不言而喻地認定:目前中國社會總體訴求就是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的社會(這一點連中共也公開向世人承認了的)。建立民主社會的目的是要體現“個人為核心”的精神;這個個人核心就是要保證個人尊嚴和自主的“主權”、自由和權利。傷害或被剝奪個人尊嚴、自主、自由和權利,大多都是以違反人道的手段實現達致,也以違反人道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突顯人道主義是維權和民主的必要的目標,也是必要的手段。 什麼是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是一種尊重人類價值;謀求人的安全幸福的理想;愛護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權利,關懷人的幸福的道德。是一種強調博愛,主張超越人種、國家、宗教等差異,承認人人平等,肯定人性的精神。在政治層面它表現為伸張正義,維護人權,同情弱小和救濟貧困,反對政治迫害及種族歧視。 從日常生活來看,人道主義是幫助人們免於苦難,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幫助不幸的人免於或減少痛苦、疾病、貧窮、不公正的待遇、對人權的侵犯等等。這就是我們在理論上說的人類共同的價值。這次89死難者索賠案結果,就充分體現了人道主義在維權方面的成功。 顯而易見,維權和爭取民主以人道主義為依歸,是合理和可行的。 [二] 人道主義在維權和爭取民主中具有巨大力量,能起重大作用。 為什麼這次在成都能夠取得在政治角度去看是無可能的突破性的發展呢?彰彰明甚是人道思想起作用。人道之所以在維權或政治運作中顯現巨大力量和作用,是因為人道主義包涵的道德和人性內涵所致。一般人總是只看到實力起作用,不重視或看不到道德和人性這個軟力量在維權或政治運作中的功能和作用。 我們設想一下,倘若這次黃琦協調的唐德英六四死難索償,不是以人道而是以政治或人權作為索償理由,看來要求取得突破可能性幾近於零。當權者必然一開始就認定他對你錯,與你作拼死對抗,絕不採取妥協手段,所以無法達至和解,無法出現出現初始的官民和解苗頭。當你以人道為理由提出訴求時,一開始就令對方感到自己理虧,無法避免受到良心責備,當然難於作出強硬的抗拒,更難於進一步加害於受害人;同時要面對難於抗拒的道德和人性良心的壓力。在道義和良心差距巨大的狀態下長期間磨合下,官方為了減輕壓力和取得心理平衡,就會找尋不傷害其實權和面子的下台階。“困難補助金”名義和解就是這個下台階。 因為道德和良心的邏輯使然,這一下台階的潛結論是:政府承認六四殺人是錯了。這就為可能出現再進一步的官民政治良性互動創造了一些條件。
把這次索償結果視作一種希望和期待並無不妥。有了一個極初始的開頭,我們期待會有第二步的持繼續是合理的。但是,若現在就把這個個案視作一黨專制的社會向一個憲政民主的社會轉變、由此走向化解民間的仇恨和拆除六四政治炸彈的現實,就失當了。 作為中國第一個89死難者索賠案的結果的意義不在個案本身,而在個案的潛在意義:這個個案不應視為某一地方當局的個別行動,這樣重大且敏感的事件,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思慮和較量,這必定是中央首肯的行動,所以它是有全國性意義的事件,是具有一定標誌性的事件。它在邏輯上(曲折地)顯示出八九事件錯在黨和政府對在民間妥協和讓步;微弱地顯示出黨和政府實行官民政治良性互動、和解的可能性。顯示出黨和政府對獨立於體制外的民意、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現化文明的敵意消減。要注意的是,這極可能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到底如何,只能等待時間驗證了。這件事,只是一個單一的個案,它也可能是長路的第一步,按我們良好願望那樣順利地發展,按我們的意願一步步地走下去。但是,權力者也會推向按他們意願的方向發展;讓它它也有可能成為僅僅是一個個別成功的案例,到此為止前無去路;或者讓它都是以困難補助了結,以堵死政治訴求之路。 人們還應該明顯地看到負作用和可能的陷阱。劉曉波指是當局掩口費,這個判斷是準確的。黨和政府給的是困難戶作“困難補助”,而不是我們想像的政府接受我們的受難者“索賠”、承認給“受難者”賠償。給你七萬塊錢“困難補助”,你唐德英付出的代價是必須擔保不再上訴,就是要你放棄受到不公平、非正義傷害的依法索賠權利。這種事實本身明顯地取消民間的公正和正義訴求。“一樁政治殺人案”(丁子霖語)就此灰飛煙滅了。從這個角度看去,則好像是正好為進一步的政治良性互動設下了障礙。黨和政府不但沒有為殺人認錯,還以善長人翁的姿態示人。這很明顯是政府贏了索償者輸了。負面作用是明顯的。要付出這樣原則性的代價換取可能的政治突破,應進行認真嚴肅的討論,也要等待時間驗證。我認為,在目前的現實條件下,這是一種先走一步的勇氣、這樣的妥恊還是值的嘗試的;現在就給它作出否定的結論是過於魯莽的。但是,這種嘗試要注意兩點,一是要清醒地認識到它的負面作用,二是要在新情況下不斷修正我們的策略。
不要忘本和不要走向極端。我認為有一個基本認識要肯定的是:這次突破性個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並不僅僅是孤主的個案相關人士的成功,而是幾十年來國人為自由和權利不懈鬥爭、為自由和權利鬥爭的光譜中從革命的、法外的到法內的、改良(甚至純體制內改良)的各不同的個人、階層、派別、模式的奮鬥,國外的民眾和政府支持等等整體配合的形勢下取得的成果。 中國第一個89死難者索賠案的結果,既是各種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奮鬥的人們爭取到的成果,也給他們增添了力量和鼓舞了他們的志氣。但是,我們每每在某一模式取得成功的時候就會出現一種不健康現象:以取得成功的模式否定其他人士、派別和模式的抗爭。這既是一種忘恩負義的行為,也是自戕的行為,萬萬要不得。我認為,現在我們應做的事是各自選定自己鬥爭的模式和道路,同時也認同和支援與己不同的派別、道路、模式的抗爭(爭取)活動。要起互補作用,取長補短相輔相成,壯大自由民主實力;而不是互相敵視和排斥,相互抵銷實力。這樣才能累積和壯大體制外的力量。 我認為,永遠不能忘記的是取得維權和自由民主成功唯一可行的道路是壯大體制外的力量;這力量是指民意組成有形的實體力量,也指不可忽視民間擁有而官方欠缺的道義、人性、民意、現代人類文明精神等軟力量。 這次成功是和平理性務實路線取得成功,也就是和解路線取得了成果。但是,不能因出現改良或互動的可能就忽視了本質,就忘了根本。把黨的意志作為自己意願。在取得勝得初步和微小的成績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爭取的是根本訴求。具體的是要給受到不公正傷害賠償,更要對六四作政治平反;還民眾一個公道。宏觀地看是永遠地結束幾千年來的,特別是近五六十年來的極權一黨專政制度,實現祖國的民主轉型。若認為這個個案取的的成果就是和解的終結,是極之有害的。我相信在為中國自由民主和人權而奮爭的人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的。但是,我們會看到一定有御用文人不但藉此機會為黨歌功頌德,還會乘機散播上述有害思想;值得人們警惕。
不論維權還是爭取民主,最基本而不可缺少的是對人的生命、尊嚴的敬重的人道精神。黃琦及天網義工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天網尋人,黃琦在其中的工作,尤其是在這次突破性的中國第一個89死難者索賠案取得結果的工作表現,充分表現了黃琦的承擔、奉獻和大無畏精神,中國的維權爭取民主歷史應記下這一筆。當局對黃琦的迫害是對人類尊嚴的挑戰。 不應以成敗論英雄,成固可喜,敗亦可偉大。黃琦協調個案的成功,不管它今後發展如何,個案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的事件。它的意義在於敢於開創和勇於嘗試,開創了新局面,證明可以治療專制統治者的“壓制與死抗”頑疾,“抗爭與和解”並舉的方式在現實中是可行的。它的意義在於,雖則付出高代價取得小成果,但是,它是零的突破,是空前突破。它的意義在於為今後行動提供更多選擇。 200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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