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平台經濟大行其道，數以千萬計的騎手，每天在全國各個城市的街頭巷尾穿梭，卻仍面對着缺乏職業傷害保障的尷尬境地。河北廊坊三河市的外賣員楊小兵2023年2月底在送外賣途中遭遇車禍，送去醫院一度因為無錢支付醫療費而無法動手術。過程中外賣平台沒有伸出援手，最終他依靠捐款才湊齊手術費用。

中國勞工通訊事後向三河市工會及其上級工會廊坊市總工會查詢，發現前者從架構上便缺乏協助受工傷工友的職能；而後者作為“上級工會”則以“不能跨市”而拒絕提供幫助，反而要求求助的傷者自己去了解工傷認定程序。下級工會因資源有限而職能缺失的無奈，上級工會的推諉，折射出工友面對工會求助無門的窘況。

2022年年初開始送外賣，經歷了幾次大型封控，楊小兵都捱了過去，好不容易疫情的影響過去，他卻在2023年的2月27日為美團眾包送外賣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送院後更因為無力支付6萬5千元的醫療費用，遲遲無法做手術。躺在病床上的楊小兵曾向美團眾包求助，僅獲得1萬元的協議借款，而每日送餐時都被平台代扣的3元“保險費”卻不能解一時之急，原因是需要等警方出具交通事故認定書之後才能進入索賠程序。

錢不到位，楊小兵的手術便無法進行。萬般無奈下，他只好在外賣騎手微信群組“聯盟”里求救。一開始，工友們介紹他去找北京的一家工會，也許可以得到幫助。工友們提到的這間工會是美團專送和眾包公司自己成立的工會組織，這間工會聽說情況後表示可以給他捐10萬元救急。然而最後發現楊小兵是河北的騎手，工會目前無法跨地區提供幫助，只能作罷。萬般無奈下，微信群組裡的騎手幫楊小兵在眾籌平台“水滴籌”上籌款，再加上其他騎手的捐款，才勉強湊齊了手術款項。粗略一算，從遭遇車禍到做手術，他等了整整10天。

被記錄在工人求助地圖上的楊小兵求助案

騎手工傷的索賠困境：“底層的生活，你沒法想象”

楊小兵是在送餐途中出車禍，與一輛迎面駛來的大貨車撞到了一起。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三章第十四條，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都應當認定為工傷。楊小兵亦明確知道自己屬於工傷，但在到底向誰索賠時出現了困境。

外賣平台發展10餘年，白熱化的競爭使得外賣騎手的勞動合同被平台外包再外包，一個騎手常常由數間公司分別負責簽訂協議、派單、提現、交稅及購買保險等不同業務。這樣的做法將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轉移到了眾包服務公司及配送商，但也徹底讓平台撇清了與騎手的法律關係——因此，像楊小兵這樣出了事故、卻發現找不到用人單位的外賣騎手數不勝數。

楊小兵一直到躺在手術病床上，才慢慢想起自己的合同也的確被瓜分成許多部分，河南的公司給他發工資，南昌的公司幫他交稅，而自己則在河北廊坊三河市送外賣。他於是對這件事有了十分悲觀的預判，即使找當地的勞動行政部門幫助，自己的公司根本都不在本地，跨區處理幾乎不可能。他有這樣的想法，是緣於同行許多人都有相同遭遇，嘗試尋找勞動行政部門的，但因為跨區而被拒之門外，“都是一個擺設，我看很多人去找，你想找也要有關係，我沒有找過。”

至於當地的工會，他就更加不抱希望。他說疫情期間，幾次被封控在家中無法出去工作，騎手們也曾發起過集體行動反抗，但無論政府還是工會的人根本都沒有出現過。“3年疫情，你出個門警察都要跟着，一句話就封你在家。我們鬧也鬧過，都沒用，市一級和縣一級互相推卸責任。我們見了太多不公平的事情，底層的生活，你沒法想象……”

事實上，楊小兵亦並非首次受工傷，早年在首鋼集團工作時就曾經受工傷，但沒有被認定，之後去華夏集團做保安時也曾受因工受傷，儘管被鑑定為工傷卻沒有賠償。作為國企工人尚且無法工傷索賠，作為一個新業態的外賣員，楊小兵顯得負面。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工傷發生後30日內，所在單位需要向地區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提出工傷認定申請。楊小兵術後仍臥病在床，家人又沒有知識文化去應付這些工作，他的心灰意冷完全可以理解。

三河市工會的協助止於“免費法律諮詢”

不過，明眼人不難看出，楊小兵作為騎手在遭遇到車禍後，有一個重要環節被忽略，那就是尋求工會的幫助。儘管從2018年起，中華全國總工會就已經開始吸納屬於新業態的“八大群體”加入工會，但是楊小兵並沒有加入任何工會組織。

在他的概念里，外賣員和工會仍然是毫不相關的兩個概念。中國勞工通訊向他解釋，工會是代表工人的組織，應當協助工人追討被拖欠的費用、為工人爭取權益。他說，疫情期間，三河市曾屢次被封控，外賣騎手被困在家中沒有收入，他和一眾同行也曾經向上反映過，但是並無人理會。因此比起尋求工會幫助，他更傾向於直接找律師，用法律方式解決，然而訴訟的費用從何而來又成了一個大難題。

中國勞工通訊隨後分別聯絡了三河市工會及其上級工會廊坊市總工會。

在與三河市總工會辦公室聯絡時，接線的張先生聽聞有工友受傷，並沒有詢問細節或者將個案轉介給工會某部門，直接讓工友去聯絡由工會付費的諮詢律師，至於工會的免費諮詢律師是否可以代理工友的個案、甚至提起訴訟，工會辦公室的職員就一問三不知，“不太了解律師能做什麼，但是勞動仲裁是另一個部門，需要找人社局，工會就只提供免費律師諮詢。”

中國勞工通訊其後撥給免費諮詢律師，了解到服務範圍只有提供法律分析，若涉及到法律委託，則需要再轉介給援助律師；類似楊小兵這樣有經濟困難的工友，則需要申請法律援助，這些都不包含在免費律師可提供的服務範圍之內。換言之，即使楊小兵向其求助，效用也非常有限。

經工會辦公室查詢，原來三河市總工會下屬也有職工服務中心，不過接聽電話的李女士指中心只有一項業務就是職工醫療互助，像楊小兵這樣因工受傷的醫療費用不覆蓋。在通話中，李女士透露中心和市總工會並不在一個辦公大樓內，中心也是由無編制的社會化工作者在提供服務，甚至對總部的架構都沒有基本概念，她坦誠的說，“我們是分出來的一個部門，能知道什麼呢？”

廊坊總工會推“百日建會”運動 為何就是覆蓋不到楊小兵？

三河市總工會缺乏資源去處理像楊小兵這樣的工傷個案，它的上級工會又能否協助提供資源來解決呢？廊坊市工會權益保障部的史先生指個案跨市，只能看三河市工會如何處理，且下級工會和上級工會幫扶政策一樣，如果下級工會認為楊小兵不符合幫扶政策條件，那便沒有辦法，“我們不可能直接去給你幫助，因為那裡有三河工會呢，我們直接代理的話，那要三河工會幹嘛呢？”

廊坊市總工會是三河市總工會的上級工會，即使不存在下級工會求助的狀況，主動介入下級工會個案也並不是越權。而在新業態工作者建立工會更加是廊坊市總工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根據河北工人報的消息，河北省廊坊市總工會在2022年6月24日左右曾下發《關於開展“新就業形態百日建會”行動的通知》，以此響應全總、省總關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方面的部署。當中明確指出，

“提高目標定位，向全省先進看齊，市、縣工會樹立敢打硬仗的信心和決心，高定目標、自我加壓、倒逼進位，全力確保實現工作突破。提高督導頻率，促進責任落實。市總工會建立督導通報機制，每月每季度定期匯總評比，把新就業形態建會入會工作作為年終對各縣級工會考評的重要指標。

《通知》要求，開展“回頭看”，突出已建會行業的挖潛增效，在“新就業形態領域百日建會”期間，將在已建立的快遞、餐飲、貨運等行業工會聯合會中做好“回頭看”，重新梳理、填補行業內建會空白，進一步吸納行業所屬更多企業和職工加入工會組織。列出行業“建會清單”，突出未建會行業的吸納組建，引導縣級工會將未建會的新就業形態行業建立台賬，列出清單，查漏補缺，不斷加大行業工會聯合會建會力度。繪製“建會地圖”，突出重點企業和區域，“新就業形態領域百日建會”期間，各縣級工會繪製本轄區的“建會地圖”，在進行拉網式摸底基礎上，標示出域內大型數字經濟（互聯網）企業、科技孵化園區、眾創空間以及與新就業形態相關的各類園區，圈出重點、掛圖作戰，確保應建盡建、不留死角。”

儘管廊坊市工會發起了百日行動，可哪怕三個百日過去後，楊小兵仍然沒有接觸到任何工會的資源，對於楊小兵沒有加入任何工會的問題，史先生又指出“他加不加入工會是要看他是否自願，他不自願也不可以強求。”

然而問及為何沒有任何工會曾接觸過楊小兵，廊坊市總工會是否將其視為“百日行動、不留死角、回頭看”工作的缺憾，史先生則完全切分開來看，一指“具體工作還是要看三河那邊”，又辯解指“（廊坊市工會）我們可能回頭看，會有這個工作，現在可能沒有到三河那邊”。

中國勞工通訊曾經在報告《官方政策難追平台發展 工會形式主義或將再錯失為騎手維權機會》中，着重提到當今中國工會是“有組織入會形式、無集體談判實質”的狀態。由於現行體制還沒有解決騎手權益問題的能力和相配套的法律工具，海量的案件要麼讓沒有保障的從業者啞忍，要麼只能靠法官行行好，多為弱者爭取福利，然而問題完全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工會本應該順勢而上，填補這其中的空白，主動協助工人維權和進行重要事項的集體談判。

從工會方面的宣傳看，又是“加壓”又是“倒逼”，在建會都已經成為考核指標後，更要“回頭看”查漏補缺。組建工會的急切心情和強烈意志溢於言表。可是到了一個活生生的工人維權個案中，騎手楊小兵的命運卻與工會這些大而無當的自我宣傳絲毫不沾邊。

外賣、快遞、網約車在內的新業態就業已經成了一種趨勢，早前中華全國總工會首次披露，目前全國職工總數在4.02億人左右，其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占比21%，即每5人便有1人是新業態從業者。2021年時，根據《南都觀察的財新博客》的文章，2021年，我國外賣騎手已超過1300萬。界面最新報道中也指，隨着新就業形態迅猛發展，國家也密集出台了相關文件，推動對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的勞動權益保障。 

再回看在2021年7月，人社部、國家發改委等8部門也曾共同印發《關於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從健全公平就業、勞動報酬、休息、勞動安全、社會保險制度，強化職業傷害保障、完善勞動者訴求表達機制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同時，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納入勞動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範圍。

在報道中，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指出，目前，職業傷害缺乏制度保障，這是我國發展新就業形態亟需解決的問題，“新就業形態面臨很多不確定性，其中，職業傷害問題是最明顯。”

不過在楊小兵的個案里，中國勞工通訊看到的是，儘管國家部門對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已經有重視，且不斷出台指導意見給各級工會，但是具體到工會的工作仍然是難以到位。下級工會缺乏資源處理，上一級工會卻以“跨市”等行政理由不伸出援手，無法發揮主觀能動性，最後被掃落死角的還是楊小兵這樣的無助工友。

我們期待的是，三河總工會和廊坊總工會在已經知悉了楊小兵境況的當下，如果能夠主動聯繫、協助當事人，從工會工作角度而非法律諮詢角度爭取工傷權益。用這樣一個協助在實際工作中“不留死角”，難道不是工會宣傳的最佳案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