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6日，娜塔莎和她的婆婆前往莫斯科中心特維爾區的布特爾卡監獄（Butyrka），去探望她的丈夫謝爾蓋。她們為謝爾蓋帶去的包裹里是茶、糖、餅乾、麵包和胡蘿蔔，希望補充他在監獄裡的飲食。當她們在監獄的小門前想要把包裹交轉給謝爾蓋時，監獄的一位女官員突然說：“無法轉交了，今天，他已經走了。”

謝爾蓋是一名俄羅斯的會計師，說話細聲細語。近一年前，他被警方拘留，原因是他曾揭發了一起涉嫌一億五千萬英鎊的FB醜聞，而現在，他死了。

有着中國人非常熟悉的俄羅斯名字的娜塔莎，是一位黑髮、嬌小的美女，她與謝爾蓋在高加索的高中時便是一對情侶。1998年，在娜塔莎追隨謝爾蓋來到莫斯科工作的4年後，他們結婚了。

娜塔莎說到當時的情景：“我們在登記處辦完手續，他接着去上班，而我回家了。從那時起，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我們在一起的歲月真好，生活很幸福，而且，謝爾蓋還是一名總能獲得莫斯科音樂學院季票的古典音樂愛好者，我們是個完美的組合。”

“一切都很完美，直到他被捕的那一刻。”娜塔莎回憶：“他是個可怕的工作狂，但他從不在家裡說工作上的事。事後我才意識到，他有時看起來很緊張，但他不善於與別人分享自己的煩惱。”

曾經是法務主管的娜塔莎哪裡會知道，謝爾蓋已經被深深捲入了俄羅斯有史以來最大的詐騙案中。

被捕當晚，謝爾蓋對娜塔莎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別擔心，我明天就回家了。”他直到最後一刻依然相信，自己的清白總會被證明。這是一個對自己的正直人品充滿自信的人。

但事後，娜塔莎終於明白：“沒有人是安全的。這樣的事發生在我丈夫身上，為什麼有一天就不會也發生在我身上呢？我們兩人一直是一個堡壘，我們的婚姻、家庭就是我們的生命。但那一刻，我的世界和我的信仰體系徹底瓦解，堡壘塌陷了。”

傳統上，人們被送進監獄一定是因為他們犯了罪。但37歲的謝爾蓋卻未經審判便被關押了近一年，最終死於殘酷的毆打，以及胰腺炎未得到治療所引發的急性心力衰竭和中毒性休克，而這一切，皆因他所揭發的這樁大規模欺詐行為，涉及到了一系列稅務官員、執法者、司法者、銀行家和黑幫。

他死於本該獲釋的一周前。他的死宣告了那些對既得利益者的調查從此終結。相反，2013年初，針對他本人被控“幫助他人實施逃稅計劃”有罪的訴訟卻在充滿爭議中開庭。此前，謝爾蓋的家人不承認由國家指定的律師進行辯護，之後的辯護律師尼古拉則對訴訟程序提出諸多抱怨：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指控、檢察官拒絕查閱一些文件，包括所有申訴都被無理駁回，等等，法官休庭至2013年3月27日，再次開庭的結果是，在他死後三年多被缺席審判。法律認定：死後的謝爾蓋有罪。與此同時，俄羅斯警方放棄了對他2009年在獄中死亡的調查。

娜塔莎說：“謝爾蓋死後，我幾乎成了機器人，麻木地工作並照顧我的兩個兒子。但這個遺留案子的再次開庭，給我帶來了一波新的恐懼，我從麻木中警醒，開始考慮我自己和孩子的將來。”

早在開庭16個月前，對謝爾蓋的調查就已經開始，娜塔莎說：“沒人知道我們是否已被監視、跟蹤，包括電話是否被監聽……我被曾帶隊調查謝爾蓋的那個調查員請去問話。這是一種你無法拒絕的邀請。我非常害怕，感覺自己都快瘋了。時隔48小時，我已經不記得自己說了什麼，也不記得自己的感覺，只是一片模糊。”

2012年9月，已經41歲的娜塔莎被迫逃離俄羅斯，搬到了倫敦，但她說：“即使在這裡，我也生活在恐懼之中。”

娜塔莎對着記者，用她那抑揚頓挫的英語講述着普通的故事：喜歡簡-奧斯汀，一定要為自己的小兒子找一所好中學……對她而言，案件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已引發國際關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而是她從此失去了自己的愛人。

娜塔莎至今還常常沉浸在當年丈夫被捕的細節中：“我想，2008年11月他們抓他，是為了嚇退他。他們上午11點前就來了，一直搜查我們的房子，直到當晚10點。他們帶走了每一片紙，甚至小男孩在廢紙上畫的圖畫。”“我因為得陪着兒子，不能看着他離開。謝爾蓋臨走前對我喊着，他第二天就會回來。”

此後的近一年時間裡，由於被禁止探視和打電話，娜塔莎再沒能和丈夫說過話。謝爾蓋唯一留下的，是一本監獄日記，其中講述了監獄裡的惡劣狀況：令人震驚的過度擁擠，有時不得不單腳站立；零下的溫度；缺乏洗滌和廁所設施，等等。他在日記中承認了他不會告訴娜塔莎的事：他的健康狀況正在嚴重惡化，因胰腺炎而癱瘓，甚至難以在床上翻身。監獄裡沒有病房，那些在監獄中關押的有政治犯、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精神病患者和有暴力傾向者……

2009年6月，娜塔莎才終於在一次出庭中，從公眾席上再次瞥見自己的丈夫。娜塔莎記得：“他留着鬍子，很瘦，但他在籠子裡微笑着向我揮手。我們不能說話，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對方。我感受到了太多的東西：憐憫、痛苦、恐懼和喜悅，但最重要的是：沒有公正。直到今天我仍然有這種感覺。”“謝爾蓋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永遠不會讓他走出監獄，他寫了幾千份申訴文件，以此證明拘留他是非法的，但他幾乎無法在法庭上發言，只要一開口，就被粗暴制止。我們作為一個家庭，投入了所有的力量，試圖讓他回家，但我們失敗了。”

2009年10月，也就是謝爾蓋死前的一個月，娜塔莎莫名其妙地獲得了唯一一次探視的機會：“那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樣，我以為我可以觸摸到我丈夫，但我們被關在兩個相隔3米的塑料間裡，僅能用電話通話。我很想握住他的手，但我不能。”“他看起來很疲憊，但我想，他只要再堅持幾個星期就好了，因為下個月就是被捕周年紀念日，他沒有經過審判，所以沒有理由繼續關押他。”

2009年11月12日，法院舉行了聽證會，娜塔莎回憶說：“隨着時間的推移，很明顯當局想把他繼續關起來。我可以看出，我的丈夫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經過兩個小時的聽證會，法官延長了他的拘留時間。謝爾蓋看起來很絕望。”

四天后，娜塔莎陪伴着謝爾蓋的母親去監獄，等待她們的，便是本文開頭時的一幕。

娜塔莎家人要求進行獨立屍檢，但被拒絕。甚至在葬禮之前，謝爾蓋的遺體也沒有從拘留所中釋放出來。在安葬的前幾分鐘，他的母親撕開了蓋在他身上的白色蕾絲毯子：他的雙手不是禱告時的相互緊握，而是攥成了拳頭，在殯儀館的濃妝艷抹之下，還能看到深紫色的傷痕……

娜塔莎說：“初到俄羅斯時，我還是個少女。這裡讓人感到新奇和光明，儘管並不完美，但在莫斯科中產階級的生活中，我相信，如果你是一個守法的公民，就不會受到傷害。謝爾蓋也總是這樣告訴我；他是個誠實、嚴謹、公正的人，他決不會去觸碰犯法的客戶，更不會自己犯法。不幸的是，我們都錯了。”

讓我們回退到故事發生的背景之中。

1996年，俄羅斯尚未從蘇聯解體的陣痛中甦醒，但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已然掀起。在時任總統葉利欽的主導下，原來大型國有壟斷企業開始以低廉的價格私有化，少數俄羅斯權貴分享了這場瓜分盛宴，搖身一變，成為經濟領域的新寡頭。

此時，一位美國人、但在英國擔任基金經理的布勞德（William Felix Browder）看到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躍躍欲試。當時，大部分西方資金認為這個遊戲風險太大，不願去趟這個渾水。但布勞德不同，他成長於一個地道的社會主義擁躉者的紅色家族，自認為對曾經的蘇聯十分熟悉，因而比別人更願意冒險。1996年，他成立了“冬宮資本”（Hermitage），攜2500萬美元殺入俄羅斯股權市場。當時的俄羅斯，寡頭橫行，無法無天，正值所謂的“狂野東方”時期，一波又一波的收割急速席捲着俄國人積累了上百年的財富。布勞德收穫頗豐，僅兩年，他的股權投資就成長到了10億美元。

但好景不長，殘酷的現實很快就擊碎了布勞德那顆紅色的心。1998年他發現，他所投資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大型石油公司等數個大型企幾乎都存在嚴重的管理腐敗和公司瀆職行為。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減小被侵害，布勞德天真地認為，要對這些黑暗面說“不”，正可謂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賣乖”。他公開為股東維權，經常舉行新聞發布會，把那些“潛規則”一一抖出。如此所為，這些屬於“斷了寡頭們財路”的節奏，他人豈能讓你得逞？

結果可想而知，布勞德開始“走麥城”，先是被自己投資的公司起訴“非法轉移資金”，隨後又被指控逃稅、洗錢，2005年俄羅斯稅務部門乾脆直接封了“冬宮資本”在莫斯科的辦公室，同時查封了他的全部財產，他本人則被安上了一個“威脅國家安全”的罪名，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他奮鬥十年的財富頃刻便被洗劫一空。

布勞德自然咽不下這口氣，便找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35歲的專業會計——謝爾蓋，欲為自己證明清白，於是主角登場。只是令布勞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個舉動導致謝爾蓋送了命。

謝爾蓋的最大優點，就是極具職業操守。他在審計“冬宮資本”賬目時候發現，被以“逃稅”名義查封的資產，居然被俄羅斯官員重新註冊，然後以三家冬宮控股公司的名義偽造退稅申請，總計退稅2.3億美元（折合1.5億英鎊），而莫斯科的稅務局幾乎閃電般就批准了退款。至於這筆錢去了哪裡，沒人知道！而且他還發現，這種操作手法還挺普遍，如此，大量的合法財產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輕而易舉的轉移，不知去向。

在謝爾蓋找到證據後，“冬宮資本”提起了訴訟，旋即被新聞界曝光，俄羅斯官場為之震動，代理“冬宮資本”的謝爾蓋多次遭受死亡威脅，連他的律師都建議他儘快離開俄羅斯，一個外國老闆的事，何苦搭上自己的性命？然而，倔強的謝爾蓋堅持自己的職業倫理原則，他選擇了與對手“死磕”！

結果，終於釀成了悲劇！

2009年11月，時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下令進行徹查，至2009年12月，便有20名監獄高級官員因該案被解僱。2011年7月，俄羅斯調查委員會初步承認，謝爾蓋的死是因為監獄當局限制了對他的醫療服務，同時還對兩名為他治療的醫生刑事立案：克拉托夫醫生面臨5年監禁，利特維諾娃醫生3年監禁。但2012年12月23日，兩名醫生均被無罪釋放。

謝爾蓋之死讓布勞德深感愧疚，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一條命僅換來俄羅斯官方“罰酒三杯”——沒有一個人受到刑事處罰。直到此時，憤怒的布勞德才想起了自己曾經厭惡的資本主義祖國。為了伸張正義，他回到美國開始了不懈的遊說。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努力最終產生了一個結果：2012年12月，美國國會兩黨通過、時任總統奧巴馬正式簽署了一個法案，即《馬格尼斯基法案》（Magnitsky Act），它正式名稱是《2012年俄羅斯和摩爾多瓦傑克遜-瓦尼克廢除和謝爾蓋-馬格尼茨基法治責任法案》（Russia and Moldova Jackson–Vanik Repeal and Sergei Magnitsky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ct of 2012）。法案的核心要點是：禁止以國家或體制之名施暴的有關人員擁有美國簽證和資產，並禁止使用美國以及和美國有關的銀行系統。雖然法案似乎是針對性極強的普通法案，但由於其開創了制裁“個人作惡”的先河，因而具有極大的延展性，在全世界引發了蝴蝶效應。

2015年1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參議員本·卡登在2015年1月提出將法案從俄羅斯擴大到全球範圍，即法案的全球版本：《全球馬格尼斯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2015年12月17日美國參議院通過，2016年12月23日附加於年度國防授權法中成為法令。該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人權及國外顯著腐敗人士實施制裁，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近年來相繼有英國、瑞典、法國、加拿大、德國、荷蘭、丹麥、澳大利亞等14個國家和地區已通過本國的《馬格尼斯基法案》。歐盟也在2019年3月通過壓倒性通過決議，敦促全部28個成員國都要制定類似問責法。

而謝爾蓋，全名為謝爾蓋.馬格尼斯基（Sergei Magnitsky），一位勇敢的、為正義戰鬥到死的70後。

之後，娜塔莎如此說：“我的希望是，即使在俄羅斯沒有正義，我們也會在它之外找到正義。而對於我的丈夫，重要的是讓人們知道，他的原則和信仰並沒有隨着他的死亡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