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主張完全沒有道德訴求的文學批評。一篇在道德承載方面乏善可陳的文學作品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美學趣味。如果一味地渲染作品的美學趣味而罔顧作品的人文內涵，那樣的文學批評必定是蒼白的。但是，我們又千萬不能忘記，文學批評不等同於道德批判。混淆這兩者之間的區別能讓我們走得離真正的文學批評有多遠，只要回憶一下文學神童姚文元的大作就可知一二。 

余杰在他的“中國當代文學的墮落”中對余華作品的批評就混淆了文學批評和道德批判，對余華的作品作了簡單的道德判斷。更為不幸的是，是一種在誤讀下的道德判斷。在歷數數種墮落的中國當代文學代表作及其代表人物之後，余杰拖出余華來示眾。罪名是他的作品中只有生物狀態的求存掙扎而沒有靈魂的求索。為了轉述的準確，我照錄其文如下： 

“中國當代文學的第四個病症是：只有肉體的“活著”而沒有靈魂的求索。此類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華。余華在《活著》這篇小說中傳達了一種讓很多讀者無法反對的原則：對於中國人來說，活著就是一切，活著就是勝利，根本任何高於“活著”的價值。這是高度實用化的“活著主義”，其關注點僅僅集中在肉體生命的存在上……從《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到《兄弟》，余華不斷地講述關於“如何活下來”的故事，這些故事宛如野外生存手冊，它們表明由中國人所構成的社會仍處於“原野”狀態，你必須依靠本能來求生。這些暢銷的故事跟靈魂無關，在中國討論靈魂被看作是過於奢侈的話題。” 

余杰以余華的《活著》來對比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謂前者只反映一種生物性的掙扎而後者則反映一種靈魂的求索：倆相對照，高下立見。 

其實，這種分際並不真正存在，它只來源於論者對文本的誤讀。 

《活著》與《日瓦戈醫生》有着近似的母題：他們都反映了在大變動的時期個體的命運。這種命運已經完全跳出了傳統敘事的宿命表達模式，無關乎任何超然的神冥和聖意。在此，沒有完全客觀的旁觀者，也沒有史詩意義上的英雄。 

在這種大變動的鋪天蓋地般的裹挾之中，個體無一例外地卷人其中。任何反抗與掙扎，與那種湮沒一切的力量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也正因為此，這種作品中所揭櫫的就不可能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頂天立地的英雄，而只是那種小人物對生命價值的頑強堅守，或者這種堅守的不成功而導致的悲劇。 

自有文學以來，宿命的表達大致具有三種模式：（１）神冥意志的體現；（２）個體選擇的結果；（３）個體與群體意志衝突的結果。這三種模式在古典時期，浪漫時期，和現代都有着各自的代表作。索福克勒斯的《俄逖浦斯》的宿命完全操之於作為他者的神冥。人的對宿命的恐懼與反抗在神冥的安排中都是有跡可尋的。結局的震撼力因而具有超越塵世悲歡的特性。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宿命則更多地訴諸於人性化的解釋。個體在此有着更大的自由選擇去反抗宿命。只是，因為人性的弱點限制了自身，宿命因而帶有不可抗拒性。結局往往讓人對個體的命運感到唏噓嘆吁。《活著》與《日瓦戈醫生》中的個體則完全湮沒在群體的宿命中，無可逃逸。個體所有的掙扎均打上了群體的烙印。這種個體掙扎的意義也只有通過群體行為的闡述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夠理解那種在納粹集中營中個體純粹的肉體性的生存掙扎所包含的人文價值。這不是一種犬儒式的生存。犬儒式的生存以選擇的可能性作為基礎。在沒有選擇的餘地時，個體的生存掙扎具有雙重意義：它體現着生存的尊嚴和可貴；另一方面，它反映生存的殘酷與艱辛，間接地體現出強烈的人文主義批判精神。這也是幫助我們理解《活著》的人文價值的關鍵。《活著》中的生存形式與《日瓦戈醫生》中的生存形式在人文意義上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日瓦戈醫生與《活著》中的福貴都不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弄潮兒。他們基本上都只是他們所屬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邊緣性的人物。毋庸否認，日瓦戈醫生有着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對於世事變遷也有着更為犀利的觀察與理解。他憎恨那個爾虞我詐奪其父命，毒害摧殘娜拉童貞的社會，渴望一次外科手術式的乾淨利落的社會改造運動，並且歡迎革命的來臨。但是，他對自由，對愛情，對生命的重視又使他不見容於這個新社會。他不是那場革命的主動的參與者，只是被動地被裹挾進去。並且，他很快就發現這種革命與自己的人文理想之間的衝突，它的血腥氣味。自此，他開始與現政權保持一種距離。他並沒有有意識地去反抗這種新的暴政。他的逃避也是消極的，還不如他那移居國外的髮妻。作為個體，他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對群體宿命的迷惘和懷疑：為什麼人類的宿命竟然是這樣的一種以暴制暴，以惡懲惡？他直覺到這種以暴制暴的玉石俱焚的本性，以及它對個體自由的戕害。他意識到正是個體的盲從性決定着群體宿命，而這種盲從性又使個體自身被吞噬。他對此充滿莫大悲憫。他雖然沒有主動地去反抗這種群體宿命，卻試圖通過對自由，對愛情，對生命的堅守來消解這種群體宿命的破壞性。他不是那種頂天立地的英雄，只是一粒在時潮的沖刷中還保持靈性的微粒。他默默無聞地消失並不印證他的堅守的無意義，而是從一個反面揭櫫堅守人文價值的艱難與必要。 

《活著》從另一個側面來揭示類似的人文精神。《活著》中的福貴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平民。作為敘事者，他所講述的故事，不象《日瓦戈醫生》那樣具有太多的哲理形式。是的，福貴不是一個自覺者。在他的生命中，也不象在日瓦戈醫生的生命中那樣，有着明確的道德訴求。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生存掙扎同樣是一種自我救贖，體現了一種容納苦難，忍辱負重的悲憫情懷和人文精神。 

在故事的開頭，福貴的人生似乎存在着另一種可能。但他在賭局中輸光了所有家產。這唯一地一次跟群體宿命無關的自由選擇為此後毫無選擇餘地的凝重的人生作好了鋪墊。活著，開始成為一種頑強的抗爭。作為一個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福貴的人生跟其他人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不管他多麼勤勉地勞作，卻無法使家人免於飢餓，不管他多麼謹小慎微，卻無法使家人免於災禍。父母，兒子，女兒，妻子，女婿，外孫，一個個離他而去。每一人的死亡都折射出群體宿命的影子。活著，就通過這樣一個故事，講述了個體生存的艱辛與群體宿命的荒謬性與悲劇性。從這種意義上，又可以說《活著》是一個關於死亡的故事。福貴，作為一個敘事者，見證着他的親人怎樣在黑暗的年代裡痛苦而又毫無意義地死去。活著的福貴，就以他的生存掙扎，給予那個時代以強烈的拷問。 

余杰先生的不滿可能來自於這種沒有自主意識和反抗意識的生存描寫。但他沒有看到這種生存掙扎的尊嚴和價值。如果余華在他的作品中歌頌一種沒有任何原則的生存策略，帶着欣賞的筆調來描寫油滑世故的人生哲學，美化暴力與強權，放縱與寬宥人類的奴性與趨附權勢的投機心理，甚至暗示與默認不擇手段的苟活的合理性，那麼，余杰先生的批判才算切中要害。可是，恰恰相反，余華的作品對所有這些都具有很強的批判性。這一點，只要認真讀一讀他的《活著》，《兄弟》等，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 

《活著》中的福貴雖然貌似渾渾噩噩，可在他的身上一以貫之地體現着普通人的良知。與他少年時的狹玩與浮滑形成強烈對比，他在一種瀰漫窒息的黑暗和苦難中發展出一種厚重的韌性與宏大的悲憫情懷。這一點可以從他怎樣對待春生這一事例中得到很好的詮釋。春生在形式上對福貴之子的死亡負有某種責任。福貴對其也曾有過怨恨。但當春生在文革中陷入絕境時，他依然施以援手。這一方面反映福貴天性中的悲憫，另一方面，他似乎直覺到個體悲劇背後的制度因素，因而不再執着於個體性的清算。 

《活著》與《日瓦戈醫生》一樣，不是英雄史或使徒傳。北島在他的詩作《宣告》中寫道，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活著》描寫的就是一個普通人在專制與暴政肆虐的年代裡，掙扎着做一個人的故事。在那種黑夜彌天的時代裡，以一個人的尊嚴，正直而頑強地生存下來，雖歷經各種苦難而不改其志。你盡可以把這看作為是一種為生存而生存的特殊的生命體驗形式。但不應該把這種生存體驗形式與精神性的生存對立起來，從而剝離它的人文內涵，尤其是它的批判性的人文內涵。如果把這樣的生存譏諷為“只有肉體的活著”，這種批評是極為輕佻與偽善的。不過，我寧可相信這只是誤讀下導致的判斷，儘管這是一種很糟糕的誤讀。 

也許我也用了太多的道德命題來反駁余杰先生。這讓我意識到要真正地區分開文學批評與道德批判是如此之難。我想，還是讓作者本人來陳述他的本意吧。 

仿佛預見到會有人以道德的名義來說事，余華曾經在《活著》的前言中寫下這樣的話：“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我決定寫下一篇這樣的小說，就是這篇《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我感到自己寫下了高尚的作品。” 

成文於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