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兩年前被微信公號“槍斃”了的小文。眼前厲害國對美國的態度由“戰狼”轉向“熊貓”的戲劇般的表現，無論是真是假，都讓我又想起了當年所寫的那兩個人的故事......

延安老照片

小時候，家中有一本小冊子，書名是《我為什麼在72歲時來到中國》，封面是紅色的背景下一位滿頭銀髮的西方老太太，那便是書的作者、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她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書中內容是她《中國來信》的一部分。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 –1970）

安娜是地道的美國人，她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和平主義者、基督教牧師。1908年，安娜在23歲時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論文為《祈禱的社會心理學》。她喜歡登山，曾於1916年帶領登山隊攀登過雷尼爾山（Mount Rainier）。

當年，安娜堅信資本主義應該對貧窮和工人階級的苦難負責，1918年曾因犯有煽動罪而入獄。後來，她成為一名美國記者兼社會活動家。

年輕時的安娜

自30多歲開始，她奔走於蘇聯、波蘭、中國和亞洲之間，她見過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澤東和周恩來，並與周恩來、宋慶齡等人成為密友。

當年她確信：“社會主義”可能是解決世界問題的答案。進而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熱情支持者。她廣泛演講，曾以“哪裡有革命，哪裡就有斯特朗女士”而聞名。

她在1925年至1947年間5次訪問中國。毛澤東主席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便是源自她於1946年8月在延安的一次採訪。

隨着時間的推移，相較於蘇聯，她更傾向於中國革命。她在書中寫道：

我不會花時間或空間來列舉“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一支蠟燭”。我會在不詛咒任何人的情況下簡要講述我為什麼來到中國，以及我發現了什麼。

上世紀60年代的合影

1946年我第一次見到延安時，我剛過60歲。我的前30年是在美國西部度過的，在那裡我們為更好的民主形式、婦女的選舉權、勞工參與政治、公共事業的所有權而奮鬥；1946年我在延安過冬，住在一個窯洞裡。這裡沒有奢侈品，也沒有什麼舒適感。但那裡的人頭腦敏銳，思想深刻，有世界觀。他們在寒冷的窯洞裡，在昏暗的燈光下，靠着微薄的食物長時間工作。他們已經適應了這片土地，適應了季節的節奏，適應了農民的心情。即使當敵人正在從100公里外一步步推進、延安正在疏散時，人們也會花時間為新落下的雪而高興：這對莊稼有好處。

宣傳部部長陸定一花了幾天時間向我講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令我驚訝的是，其中大部分是關於錯誤的，他們從錯誤中吸取的教訓，這讓我印象特別深刻。共產黨人為所有的錯誤承擔責任，無論這些錯誤是出自誰的建議。他們沒有把1927年大革命的崩潰歸咎於俄國高級顧問鮑羅廷的建議，甚至沒有把它歸咎於屠殺共產黨盟友的蔣介石的叛變。

在這裡，人類艱難前進的歷史終於顯得可信了。

1967年毛澤東與安娜在天安門城樓上

1949年，安娜因“美國間諜”罪被蘇聯逮捕，受到監禁並被驅逐，直到1955年才最終擺脫了蘇聯對她的指控。1958年她在美國最高法院打贏了官司，護照被恢復，她立即回到了中國，直到去世。

1970年3月29日，她在北京的一家醫院去世，之前，她拔掉了靜脈注射管並拒絕進食和服藥……

在許多人眼中，安娜所擁有的無限精力、冒險精神和獨特魅力令人驚嘆。她撰寫了數十本書和數以千計的文章、小冊子與宣傳品，影響了一個時代。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2019）

還有一位地道的美國人，其名氣雖不及當年著名的3S——斯特朗、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斯諾（Edgar Snow），但他獨特的經歷讓他在中國具有傳奇性。他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曾在美國軍隊服役。他於1946年10月19日到達延安時還是位年輕人，後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與毛澤東等最高領導曾來往密切，但其後因“美國間諜罪”在中國入獄長達13年！

在李敦白眼中，安娜是個很活躍的女人，中國人喜歡她、尊重她。不過，她那一觸即發的火爆脾氣，加上刻薄的嘴巴卻令人卻步。更糟的是，她不會說中文......

李敦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描述到達延安當晚去參加延安舞會時的情景，讀來耐人尋味：

在延安，人人都去參加周末舞會，舞會在一座長而低矮的石頭房子內。我可以聽到屋子裡傳來一把低音提琴、兩把小提琴、好像還有一支薩克斯風或是黑管的聲音。因為四周漆黑一片，窗里透出的光像是正在燃燒的烈火。

有人推開門，我向門內張望。在門的正對面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毛澤東主席。從他寬大的額頭、眉毛和略帶女性化的嘴唇，我立刻就認出了他。從門外背着白牆看過去，他那獅子般的頭看起來冷酷。這個定格畫面維持不到一秒鐘，因為正在我凝視的時候，樂隊奏起了狐步舞曲，那原本冷酷的人忽然有了生命，他轉過身子，邀請舞伴，滑向舞池。

我感到一陣不知緣由的狂喜。

周圍的一切看起來乾淨純潔。這裡的人，他們的穿着、房子和音樂都是如此。即使是那裡的勁風和荒涼的地貌都無損我對它的純潔印象。在這裡，我終於遠離了赤裸裸的貪污和腐敗。

不過當我看着毛澤東與嬌小的舞伴在舞池裡翩翩迴旋時，我覺得延安的意義不僅於此——延安不僅是人們努力道德生活的地方，它還是鍛造新中國，從而開創新世界的熔爐。

李敦白與他的夫人在1979年

我跨過門檻，走進舞池。

毛澤東看到我，停下了舞步，若有期盼地站在那間又矮又長的房間中央。跟隨他的凝視，每個人都靜了下來，接着有人便領我走過舞池做正式介紹。

毛澤東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有力，但只是靜靜一握。他微微一笑，略傾了下身體：“我們很高興地歡迎美國同志來這裡加入我們的工作。”

樂隊奏起了《稻草里的火雞》。毛澤東注意到了我臉上的驚訝表情：“這歌是有些美國同志教的。”他愉快地說，並帶我走到舞池旁圍着的椅子邊，坐了下來。“抗日戰爭時，有些人笑我們只有小米加步槍，的確是這樣，可我們還是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本人。你會發現延安的生活非常簡樸。”

“我無所謂。”

“你的中文說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學英文，但對我來說太難了。”

“如果我能在學習中幫上忙，倒很樂意一試。”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

其他共產黨高層領導也一個接一個地走逬舞廳。一個身材高大魁梧，年紀明顯比毛澤東大許多的男人走進來，站在門口脫軍大衣。“哈，朱老總來了。”毛澤東喊，緩緩站起身來迎接這位將軍，顯然是向我展示他對這位年長下屬的尊敬。

朱德坐到我的右首，把我夾在他和毛的中間。朱德有一張飽經風霜、歲月雕刻過的臉龐，可能是因為經常掛着笑容，使得他即使不笑時笑紋也因年深日久而留在臉上。我覺得毛澤東本人跟政治宣傳畫中的一模一樣，但朱德看起來卻比畫上老得多。不過他似乎憨厚而有趣。“你身上長虱子沒有？”他客氣地問我，“要是沒長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他得意地笑起來，顯然這是他最喜歡的笑話之一。

朱德很快就被人請去跳舞了。他的舞步充滿了愉悅，顯然很喜歡跳舞。朱德的太太康克清靠過來告訴我：“他可是個真正的行動派，只要他跳得動，絕不錯過任何一支舞。”

樂隊繼續演奏其他的美國曲目，如《紅河谷》、《斯旺尼河》、《肯塔基老家》、《老黑奴》、《你是我的陽光》，並演奏了一些中國革命歌曲，例如《新民主青年進行曲》，以及《游擊隊之歌》。

大廳里熱鬧非凡，不論是戰士、參謀、護士、醫生、記者、翻譯、指揮官、政治官員還是理論家，每個人都在舞池中歡快地跳着，官銜最高的與官銜最低的跳在一起。

突然間，門口傳來一陣騷動，一個穿軍大衣的女人像風一般掃進屋內。要不是愁眉深鎖的話，她或許算得上漂亮。“那是江青，毛澤東的愛人，”我身旁的一個人悄聲的說着，他用了“愛人”，也就是共產黨最常用來稱呼配偶的方式。“她是個厲害女人，”我身旁的人繼續說，“你最好別惹她。”

文革中李敦白成為造反派，這是根據照片形成的木刻宣傳畫

我打量那個年輕的苗條女子，她年約三十出頭，比毛澤東年輕二十歲以上。“她看起來並不厲害啊！”我說。

“許多人常犯這樣的錯誤，”我身旁的人露出了一個“早知如此”的笑容，“她雖然只是主席的私人秘書，但是任何人想見主席，都得經過她那一關。”

我很好奇，想認識她，所以當樂隊開始下一條舞曲時，我趨前自我介紹，並邀她共舞。她很客氣，令我覺得自己受歡迎。她其實很安靜，幾乎是羞怯，而我實在看不出她厲害在哪裡。

事實上，她似乎只擔心自己虛弱的體質。“我的身體不是很好,”我們跳舞時，她主動地這麼說，“我胃不太好。”幾分鐘後，她又抱怨透不過氣來。“我有點心悸。”她說着，暫時抽出自己的手按在胸前。過一會她和我談起她的電影實驗小組的事，邀我有空時去看他們的作品......

無論是安娜對延安感受的寫意，還是李敦白對延安生活的生動、傳神的細緻描述，儘管他們各自的角度不同，但有一點卻是驚人的相似，那就是：當年他們都不可抗拒地被延安所發生的一切所深深吸引！

今天的人們，似乎很難將74年前的延安與舞會以及那一首首美國樂曲相聯繫。儘管當時為了避免中國陷入內戰，美國的馬歇爾將軍正在從中調停。

有人說，他們或許當年太天真，為從未見過的景象所迷住，陷入了某種虛幻；也有人說，他們更多地是在高層活動，受到貴賓般的待遇，因而受到誤導......

然而，真實的歷史往往就是如此地複雜多面，人們因處在的境遇不同而看到不同的側面，歷史的詭吊之處也正在於此。

但事實上，當年在中國，何止是幾個美國人，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為當年的延安所吸引。為什麼？

因為在那裡，人們似乎看到了中國希望之所在，在那裡，能夠讓人們產生出無數對中國社會未來的美好夢想。

所有這些，或許只反映出歷史的一個瞬間，一個側面，但這卻也是歷史的真實。

然而，夢想雖然美好，但畢竟只是夢想。並沒過去多久，他們就體驗到了另一面。當無情的現實呈現在他們面前時，能夠想象他們那如夢初醒般的錯愕與憤怒，是因為受騙？還是怪自己太天真？抑或是他們曾經熱情謳歌的對象變了？

或許是上述幾種因素的混雜，作為後人很難界定。但可以界定的事實是：無論是大名鼎鼎的斯諾，還是風雲一時的李敦白，他們在晚年都否定了當年的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史沫特萊自不必說了，她早在1950年便已去世，沒能繼續觀察到中國後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安娜呢？倘若她再多活10年，她又會怎樣？也許以老太太的暴脾氣，恐怕比其他幾人好不了多少。

諷刺的是，這些為共產主義唱讚歌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大多數都被共產黨國家以間諜罪關進了監獄！

那麼今天呢？

今天的厲害國又開始了全民抓“間諜”的群眾運動，那些有着“複雜”海外背景的人，即使他們是高喊愛國口號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或者根本就是才移民出去的中國人，但走在大街上，也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走的50萬”！而中美關係，正各自經受着不同的嚴峻挑戰，漸行漸遠已是不爭的事實。

此時此刻，面對74年前的那個場景，人們又會作何感想呢？

（文中圖片均引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