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處爭競世界，作完全國民——“棄秦政法”與“去中國化”之辯（一）
文題是民國初年武陵（按：應是湖南常德地區）一處民宅的門聯，被《對聯話》（嶽麓書社2003年9月版，此聯載在卷十一《雜綴一》）的作者吳恭亨（1857-1937，湖南慈利人，南社詩人）採擷入傳，識其“新而有體”。民初時節，主盟世界諸國稱為列強。中國人的心願，如梁啓超《少年中國說》所表，是有朝一日也要加入列強。按這副聯語的意思似乎不止是“國霸則民強”，或也約略透出“民強則國立”的諷告（《少年中國說》亦頗蘊涵此意），所以耐人尋味。
“中國強大了，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提高了。”也許是一些前輩有過的體驗，背景是中土從皇朝窳敗備遭屈辱到逐漸組織為近代國家而加入世界的過程。到了內戰終止，國家得以發展並有了些規模之後，又到了“文革”破產、內亂止息，中國正趕上“緩和”與“全球化”帶來的“大氣候”使國民經濟得以大發展之後，這句話更越來越變作泡在當國者口水裡的牙籤兒，被樂而不疲地咀嚼，不斷膨大。
然而，放眼近現代世界，若曰厥國強橫厥民便有其尊，卻難粗概一切。納粹鐵騎和蘇聯紅軍都曾雄霸大半個歐洲，然而，即使當其國逞強以至成了“超級大國”的年月，其悠悠啞民在現代世人眼中並無尊嚴，更何談榮耀！反觀二戰後才得復國建國的猶太人，他們乘着近代文明——從商業自由和思想自由到科學昌盛——大勢在世界各地發榮建樹，成就傲人，卻絕非背靠祖國以色列也。甚至應當說，以色列國家現今在世界上的地位，竟是倚仗各地猶太人的成就和聲名而來，是所謂“民強而後國昌”之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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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神州，國人中仍有很多執着一念，以為國家“厲害”了我就能踏出國門到處說“不”了，卻不察其為榮為辱、是幸是衰。作為長在門外（海外、“境外”）的華人，也許不得不常想想怎樣才算是莊敬面對世人，什麼是使我心得到自安自化進而自任自尚的依據，或者說，如何立身而為 a proud Chinese?
· 把政治文化從民族一般文化中剝出來看
諒能自安者，曰我生於中華文化，本無選擇，如同生於任何其他文化中人，爾輩也無選擇，本族文化原是各自生命所屬，故我們自然而然像鍾愛自己的生命一樣傾心於自己的文化。
有以自任者，曰文化中各有好壞成份，精華與糟粕，光明與幽暗，皆應經由反思來比較、鑑別，我既已認識到中國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即籠罩中國至少兩千年的政治傳統，亦即毛澤東愈到晚年反更篤信不移的“秦政法”所加於中國人的灌輸和習染）不是好東西，它勢將使民族倒退回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唐 • 杜牧《阿房宮賦》）的往古循環，則我決意選擇與中國文化傳承中的這一落後成份決裂對立，盡力匡護本族文化，發煌恢弘其光明，照破警惕其幽暗，使她得免於倒退下滑以至斷滅——這一認識明確，自信吾道不孤，並且相信，隨着人文開展與民族進化，心同此理者會越來越多。【案：政治文化不僅指制度設置，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意識和日常行為；以下凡提及“政治文化”時大多意在後者，即人群中有關本族社會應當如何治理運行的普遍想法。】
政治文化能不能從民族一般文化中分離出來認識和改變的問題，從學術討論和講章教義出發去思考或許太繞遠了，因為人們可以在生活現實中看到答案。日本社會最終脫離伴隨着“萬世一系”而至“大日本帝國”的野蠻舊道，樹立新時代的政治文化，至今已經七十八年，無論你是否去過日本（筆者從未去過），誰又能說日本人已經拋棄了日本文化、或竟不再像日本人了呢？
如果說日本政治文化的改造系由麥克阿瑟軍管啟動（故有日裔美國學者稱之為“無條件民主”——化自“無條件投降”），一路由外力教導操作，其途徑特別，他族異日殊難仿效，也談不到追慕，那麼，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台灣呢？她的政治文化革新現狀難道不是在台的中國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主動求變的結果麼？而若論一般中華文化的保存延續，如人人得見，台灣一地比之大陸各地難道不是只多不少麼？顯然，政治文化完全可以從一般文化中剝離出來革故鼎新，儘管那不是可以計日程功的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