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王希哲的 《十批判書》

老康

王希哲邀請劉國凱、吳振榮、鄭義、徐水良、胡平、方圓、仲維光、老魏等人對他的全面批判文革的帖子《文化大革命十批判書》提出意見。等了兩天卻不見各位大腕有任何動靜。為了不使王希哲先生陷入堂吉歌德之境地，本人不才，雖未受邀，卻也想陪王先生過上幾招，以解先生孤寂之苦。本想成文但苦於沒有時間，只好逐段加批。不敬之處還請希哲先生海涵。

一、毛澤東批判

毛澤東與蔣介石，都是孫中山的學生。他們都是企圖為百年來
災難深重的中國尋找出一條救國救民之路，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
民族之林的先進人物。

老康批：一個開創共和的人物和一個復辟了帝制實現了野心的野心家怎麼會是師承關係。抗戰前分裂中國，抗戰時勾結日偽，建政後全面倒向北方宿敵，藐視生命在和平時期導致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摧殘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並將其糟泊發揮到極致的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大獨裁者在王希哲着眼中竟然是個先進人物！這是對我們民族的侮辱！按王希哲的標準希特勒也應算作“先進人物”。

十月革命後，孫中山、蔣介石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提出
和堅持中國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道路。毛澤東與五四後新
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則更向前激進左傾（三民主義已經是左傾），
心儀蘇聯，簡單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議會的失敗，認定了西方式
的經濟發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
救中國”。

老康批：毛出身低微，在社會變革時期天然傾向激進思潮不難理解。只有改朝換代才能使滿腦子帝王思想的毛有實現其野心的可能。

毛澤東的一生，為“救中國”和“發展中國”的模式探索，這
是理解毛澤東的鑰匙。雖然，今天的實踐已經證明，三民主義是中
國更為正確的發展道路，但我們不能簡單以今天獲得的認識去全盤
否定毛澤東，因為，“所有一切人類思想，都曾經標誌着人類或一
部分人類所曾處過的階段，都對人類進到目前狀況作出過積極的貢
獻。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動過思想鬥爭，而沒有思想鬥爭，分明就沒
有進步。”（顧准）

老康批：16歲前毛在鄉下讀了6年私塾，對四書五經不感興趣，熱衷於那些宣揚成王敗寇的閒書野史。初到長沙時早已是滿腦子帝王思想。毛一輩子就是在爭老大 ，保老大中度過的。先是與陳獨秀、王明等人爭黨內老大，後與蔣介石爭中國老大，最後與斯大林、赫魯曉夫等爭共運的老大。毛爭權向來是不擇手段甚至可以超出人倫底線。這才是理解毛澤東的鑰匙。毛對現代知識不感興趣，一生鑽在故紙堆中，且只對24史、資治通鑑中的那些權謀感興趣。能推動思想鬥爭的有害思想起碼也要在學術水平上有點檔次才行，而“毛澤東思想”中沒有任何在思想史上有價值的東西。

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動的。王希哲1980年曾
指出，從國際範圍觀察，50年代末萌芽，貫徹於60年代中的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維護斯大林主義，捍衛斯大林主義。而世界
潮流的進步，禁錮東方人民的共產主義體系瓦解的開始，正肇端於
斯大林主義的動搖。捍衛斯大林主義在中國，實際上是捍衛和加強
毛澤東對全黨和全中國的個人極權（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
命》）。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和他為文
革所作的一切，都是應該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澤東為捍衛斯大林主義的一切，仍然表現為一種對中國的
社會主義模式的探索。他承認斯大林存在許多問題，認為這在西方
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發生的。但50年代的社會主義還在上升。那時
認識條件下的毛澤東，不可能徹底懷疑社會主義，去求助西方民主，
他只能致力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企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
人民，尋找出一條“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來，以超過馬恩列斯對
共產主義的貢獻，確立自己的“第三個里程碑”。

老康批：超越東歐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建立“第三個里程碑”其目的都是為了爭做世界共運老大。毛認為斯大林體制的弊端在西方民主體制下不可能發生，卻又堅決拒絕借鑑。原因是學習西方只能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有好處，卻無助於樹立“第三個里程碑”。50年代東德人民就已開始向西德逃亡。50年代中葉爆發了匈牙利事件。美、蘇的差距若不是明顯拉大，赫魯曉夫也不會搞“修正主義”。50年代社會主義還在上升的根據何在？

顯然受託派的影響，毛澤東發現了共產黨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體
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義者階級”與人民“是兩個尖銳對立
的階級”，“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這是社會主義社會體制內的基本的階級矛盾和基本的階級鬥爭。毛
澤東要給工人農民和下層“被壓迫小人物”提供一個造反的合法根
據和空間。他要“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就是所謂的“社
會主義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認為，這就是他為社會主義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偉
大貢獻。
但這個理論包含了一個不可克服的基本內在矛盾和衝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階級政治鬥爭和革命，卻又只能在“無
產階級專政下”進行，也就是只能在共產黨專政的統治體系內進行，
不得對共產黨專政本身挑戰。但任何有機的運動，一旦被它的發動
者發動起來，就獲得了它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軌道，它就必然要
與發動者原來的主觀框框，不斷發生嚴重的碰撞。
整個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劇，就發生在這個基本的內在矛盾沖
突之上。

老康批：57年反右本因黨內鬥爭而起，卻在廣大群眾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
揭發了黨的黑暗面後，遭到了全面鎮壓。這是最大的官僚毛澤東代表整個官僚集團所做出的本能反應。官僚制度除與人民的矛盾之外，也與在其之上的無限皇權有着尖銳衝突。官僚制度畢竟還有“制度”，而毛要的是他個人的“無法無天”。當官僚們要用“制度”限制“陛下”時，就有了“文化大革命”。只有這樣，他才能把全黨和全國人民押在建立“第三個里程碑”的賭註上。對運動發動起來後有可能失控，毛有着清醒地認識。他是把軍隊緊緊抓住後，才發動炮打司令部的。文革中各種異端思潮的悲劇結局。就在於山大王出身的毛是用槍桿子給運動劃定了框框，加了保險。

二、共產黨官僚批判

這裡所說的“共產黨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個中國的斯
大林式社會主義管理體制的人格化的階層。我們這裡以彭德懷、劉
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代表性的幾個人物，來進行分析。

老康批：彭、劉、周、鄧是人格化階層，那毛代表的就是非人格化階層，且始終居於領導地位。沒有人格的人管理人的社會焉能不使社會陷於萬劫不復之地！非人格化的階層又怎麼能夠溫情脈脈地關心“工人農民和下層被壓迫小人物”並給他們提供一個“造反的合法地位和空間”。王先生創造政治詞彙時能不能多動點腦子。

彭德懷，最能代表理想主義老共產黨人的性格，他在廬山挑戰
了毛澤東，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躍進以來，人民遭受的苦
難。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書言事。他是“海瑞”。他為人民“鼓
與呼”，但他沒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創造一種民主的制度，由這種制
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與呼”。

老康批：就不要難為50年前的彭德懷啦。你王希哲至今不是也沒有發現一個能為人民“鼓與呼”的民主制度嗎 ?你不是認為當今最好的美國式民主的司法僅僅是有錢人的司法，選舉僅僅是有錢人的選舉，（見王的“十批書”的第十批）輿論僅僅是有錢人的輿論嗎？（此前王先生回我的帖子中說過這樣的話）照王先生的概括，美國哪裡是什麼民主社會，根本就是少數有錢人專制的社會。等你完善了你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的藍圖後再來教訓彭德懷吧。

劉少奇是典型機會主義官僚。他也曾發現甚至願意糾正毛澤東
的某些錯誤。但一旦發現毛澤東堅持錯誤，則立即逢君之惡，甚或
發展毛澤東之惡，60年代他把極左階級鬥爭推向極致，最後在文革
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來也是機會主義官僚。與彭德懷一樣，他關心中國民生疾
苦，忍辱負重，極力希望排除干擾，儘快實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為此他獲得了全國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
挑戰毛澤東，他必須執行毛澤東。他也差點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老康批：毛與劉和周的關係是典型的君臣關係。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
可一個暴君怎麼會去探索“社會主義的民主形式”？

鄧小平，則是從劉少奇、周恩來式機會主義官僚轉化的“開明
官僚。”他1975年從周恩來手中全面接棒，即開始對國民經濟“整
頓”，到他1978年再次復出後，提出而執行至今的“改革開放”，
看出，他始終把國家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發展放在第一位。

老康批：鄧是把黨的統治的穩定放在第一位的。鄧上台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入侵越南，是為了立威？還是為發展經濟？64開槍明知會遭西方國家制裁影響經濟發展，但為了穩定專制統治還是開了殺戒。

可見共產黨官僚階層的特徵是，始終抓緊了中國經濟建設的發
展，把它視為確立共產黨對中國統治合法性的根本。不關心也想不
到要關心中國的民主化，不關心也想不到要關心怎樣建立保障中國
人民的民主權利的模式，相反，他們大多反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
主義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機會，就毫不猶豫出手鎮壓人民各種
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牆，直
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老康批：官僚階層反感的是毛澤東要剝奪他們在文革前還能享受的那一點點黨內民主。而不是王希哲強加給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民主模式的探索”。

客觀來說，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國“官僚主義者階級”，總
體上說，還沒有發展到毛澤東誇張的“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
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程度。1957年後，“反對各級領導就是反
黨，就是右派，就是社會主義敵人”的結果，雖然加劇了共產黨城
鄉基層各級官僚專橫作風的形成，對立了黨群關係，大饑荒後有限
經濟產品在此專橫作風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銳了黨群這“兩個階
級”的對立，但中國人民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憤恨，還遠遠達
不到90年代後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廣大“解放前”的貧
苦農民還沒有完全忘記共產黨分配土地的好處；特別是大城市新興
大工業廠礦的工人們，還多是剛剛進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受
益者，因此，他們還是共產黨官僚階級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代表的共產黨各
級官僚手裡，緊緊掌握了可以最終註定他們勝利的兩大基本優勢：
⑴ 他們是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組織者和代表者；
⑵ 中國大半工農群眾還是社會主義的早期受益者，他們傾向保
黨，站在共產黨官僚一邊。

老康批：專制政權建立的同時也就產生了與權利相關的特權階層。此階層與底層人民是天然對立的。在物質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特權階層所占有和支配的社會資源在社會總資源中的比例不會比現在少，只是占有的形式有所不同。那時特權階層的物質待遇是直接與權利掛鈎的，而特權階層在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上有着絕對的優勢。那時一個無權無勢的只能下鄉支邊的青年，和一個上名校分配到國家機關的權貴子弟之間的差別，不會比當今權貴暴發戶與民工之間的差別少多少。50年代工人和農民確有受益的感覺，那是由於全面嚴格的輿論管制使人們只能進行縱向對比，而無法與生活在其他社會形態下的工農進行真實的橫向對比。那時的工農即便是“忙時吃干，閒時吃稀”（毛的憑空想象，其實連這也做不到，否則就不會餓死人了。）也會覺得比資本主義的“水深火熱”好得多。東柏林的工人就是因為能做橫向對比，所以紛紛投奔了西柏林，以至東德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牆。而能與香港比較的廣東邊民也踴躍逃港。

三、共產黨文革派批判

共產黨文革派以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
革小組為代表。他們也曾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緊跟毛主席的路線，
要把人民發動起來，提倡人民的歷史主動性，去創造出一個新的實
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他們也曾相信這個模式就是中國式的巴黎
公社。因此，他們是劉少奇共產黨舊官僚精英們的反對派，是他們
的天敵。從站在毛澤東一邊糾正劉少奇、鄧小平們的“五十天白色
恐怖”，到批判“血統論”，批判資反線，要求把運動的重點指向
黨內各級當權派（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除外），他們始終
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義階級壓迫的民眾們的造反，成為了造
反派的後盾。

老康批：江青也是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會在運動剛剛發動後，就迫不及待利用造反派為自己報年輕時風月場上的恩怨情仇？當然理想人人會有，毛進京後，江青的最大理想恐怕就是老毛在臨幸張玉鳳等眾多“女友”之餘，還能對已日漸色衰的她再施恩露。至於張春橋、姚文元之流如果也是理想主義者，那他們比起戈培爾可就差遠了。戈氏不能容忍生活在沒有希特勒的世界裡，帶着老婆孩子為“國家社會主義”理想殉了葬。張、姚可都忍受了鐵窗的寂寞，苟活到了天年。中國人民在毛澤東眼裡無非是一群任其驅趕的羔羊。王希哲所謂的“文革派”無非是毛用來在文革期間驅趕羊群的牧羊犬罷了。

但是，“一月風暴”後的“中國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被毛澤東以“黨委往哪裡擺？”的理由取消和“三結合革命委員會
的成立”，使他們率先明白了黨的統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澤東
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標與其是要創造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
不如說是黨內翦除政敵的權力鬥爭。
隨之而來的“二月逆流”，他們在中共軍事官僚面前的挫敗，
加速了他們向同樣的機會主義官僚集團的演變，不過他們是上升的
“新貴”，他們的貌似極左的面具不能丟棄。從此，他們的鼓動和
支持造反派對共產黨行政官僚和軍事官僚的進攻，都漸漸地演變為
一個統治集團向另一個統治集團爭權奪利和對民眾力量的利用。一
旦鬥爭失利，他們隨時會把沖在前面的造反派拋出去，作他們的替
罪羊。
既然鬧事、奪權是共產黨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國的國民經濟
建設完全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與共產黨行政官僚的優勢正好相反。

老康批：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初和最不成熟的形式。老毛既要樹立自身的“第三座里程碑”自然不會拾人牙慧。其實政權機構無論叫什麼，都是黨的衙門。這些“文革派”的黨棍們如果不明白這些黨內的基本常識，也混不到老毛身邊。怎麼可能是在“一月風暴”後才明白“黨的統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是他們幼稚還是希哲????？文革開始的原因和的目的就是“一個統治集團向另一個統治集團爭權奪利”其方式是“對民眾力量的利用”。而不是像王希哲認為的那樣，是上海奪權後漸漸演變成的。“奪權”一詞中的“奪”字，我以為非常不準確。在各地造反派奪權之前，各地各級黨政機構基本已處於癱瘓狀態。根本無需“奪”，只要“撿”起來就可以了，稱其為“撿權”更為恰當。當然由誰來“撿”，還是老毛說了算。要說“奪”，不過是爭奪老毛的寵信罷了。 抓經濟建設之權是“文革派”夢寐以求的。怎麼會不在“視野範圍內”？他們倒“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奪抓經濟的權利。是毛讓他們這批“文革派”牧羊犬專門驅趕不能“生產”而整日“爭鬥”的種公羊。把看管能夠“生產”的母羊的任務一直交給周老牧人。周老牧人病入膏肓後，曾短時間重新啟用過小鄧牧人，但小鄧除去管好母羊外，又要插手公羊的事。結果被“文革派”牧羊犬一通狂咬，牧主老毛只得換人。

他們的劣勢是：
⑴ 他們是中國經濟建設的搗亂者和破壞者。中國國民經濟的
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產黨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們承擔全責。
⑵ 中國大半保守工農群眾原來就不站在他們一邊。隨着他們
中國經濟建設的搗亂者和破壞者形像的深入傳播，他們更是失去了
中國絕大部分群眾的支持。
⑶ 甚至，由於他們經常地把造反派拋出去作替罪羊，製造了
造反派的分裂，也越來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們唯一的優勢就是能得到毛澤東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們經
常地把造反派拋出去作替罪羊一樣，毛澤東一旦形勢不利，不但常
常抑制他們，也常把他們的重要成員拋出去作替罪羊（王力，關鋒，
戚本禹），這就更使他們處於劣勢。
這些戰略和戰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勢，也已經註定了他們
最後必然失敗滅亡的命運。

老康批：荒謬！中國國民經濟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集權計劃經濟體制。實話實說，文革派的重鎮上海，在他們治理的那幾年中，在中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比“官僚”治理時期還提高了不少。

但是，始終沒有人注意到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九大前後，中
共文革派的分化。陳伯達意識到了文革派中國經濟建設破壞者形像
對他們的致命，開始與張春橋、姚文元的“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
沒有的”“伯恩斯坦主義”劃清界限，在他為林彪起草的九大報告
確定中心思想時主張“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
生產了。”報告的標題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而奮鬥》。這就把六年後，周恩來在四屆人大報告中最獲人心的口
號提了出來。
中共文革派的這一重大轉折沒有成功。陳伯達被批判為“唯生
產力論”，報告稿被毛澤東否定，及被張姚《團結起來，爭取更大
勝利》的“繼續革命”報告稿代替。之後，陳伯達被歸入林彪集團。
中共文革派最後逃生的機會，也就被自己徹底葬送了。

老康批：文革派並不是鐵板一塊。毛在他的警衛服務人員中都要製造矛盾以便利用。何況是領導文革的“文革小組”。張、姚、王、關、戚是破格提拔上來的，此前毛對他們了解並不多，因此毛不會很放心。陳伯達在黨內的資歷、與毛的私交是文革小組內其他人無法比擬的。把陳放在組長的位置上，明顯是對少壯派的牽制，這是毛常用的權術小把戲。九大時，毛也並非絕對排斥經濟建設，而是此時的林彪已不能令他安睡。拋出陳伯達是想讓林彪就範。抓捕“四人幫”後，華國鋒、李德生在政治上搞“兩個凡是”，經濟上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執行的是一條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結果照樣被老鄧整了下去。就算象王希哲假想的那樣“文革派”向“以經濟建設為主”的方向轉折，並且獲得了成功。他們又能搞出什麼新花樣？

明天一早還得找嚼穀，今晚就批到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