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舉自由度（n－1）＝0時，不得投票！

——關於當年《中國人權》之爭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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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升起的啟明星——悼念方勵之

郭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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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間，方勵之是“中國人權”組織的理事，還曾擔任共同主席。“中國人權”是於一九八九年由一批懷有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人在紐約創立的。第一年籌得的經費不足5000美元，參與者都是沒有報酬的義工。後來事業發展了，年收入400萬美元。物質上脫貧，精神上墮落。主要工作人員領取高薪，義工也不來了。更為嚴重的是財務混亂、行為違規、人權理念異化。從二〇〇四年到二〇〇五年，經過一年的內部鬥爭，事實證明無法挽救，方勵之先是辭去共同主席職務，又帶頭與其他十一人一起辭去理事職務。辭職是蔡元培常用的鬥爭手段，不能改變現實，至少也不與之同流合污。有人認為，不應辭職，有問題在內部解決，一致對外，反對共產黨。共產黨的思維方法是首先劃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只要是延安，一切皆好，不好也是好；只要是西安，一切皆不好，好也是不好。海外流亡人士中也有類似的思維方法，只要反對共產黨，就能掩蓋一切。方勵之不論扮演什麼角色，他為人的原則是前後一致的。他反對共產黨的腐敗，也反對與共產黨對立的人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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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於美國奧馬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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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舉自由度（n－1）＝0時，不得投票！

——關於當年《中國人權》之爭之我見

馬悲鳴

郭羅基先生上面這篇文章里提到當年他和方勵之、劉賓雁等人退出中國人權理事會的事。當時我沒有發表看法，現在不妨談談此事。

我不認為當時的中國人權主事劉青全錯。理由有二。第一是，從頭到尾都是反對劉青的一方在四處宣傳指責。這些宣傳和指責有可能全對，但因未見劉青的自我辯護，對於不了解內情的人來說，提供的信息是偏倚的，並不客觀。就如現在的拿薄熙來案，已經過去一個半月了，仍未見薄熙來的自辯。

中國人習慣於有罪推定，原告有先天正確的優勢；一旦淪為被告，先自矮了半截。西方完全相反，他們是無罪推定；被告有先天優勢。誰首告，誰先矮半截，得自己找證據去。

第二，劉青的錯誤是13年不改選，把自己的工資和退休金額度提到最高，所謂“他們家養的狗比驢都大”，當然還有貪污問題。

這裡貪污問題要上法庭才能厘定，不能由非專業人員說了算。劉賓雁就以一篇《人妖之間》的煽情之作，把個搞活經濟的王守信同志送上了法場。工資和退休金額度提到最高如不非法，自然無罪。這裡的問題只有13年不改選。

我在《民主選舉自由度零的突破（本刊2012_15期）》一文中說過，當只有一方（人或組）候選，選民的選擇自由度是（n－1）＝（1－1）＝0時，不得投票。因為第一是浪費時間精力和費用。第二是沒有必要給唯一的候選方加蓋橡皮圖章。所以，只要沒有兩個或更多備選的候選方，則該唯一的候選方自動當選。

中國人好面子，在無勝算把握時無人肯出來競選，怕落敗後面子不好看；但自己又心有不甘，故希望能有機會投反對票。這是所有假民主的國家，包括中國，朝野雙方都希望即使唯一候選人（組）也要投票的意願所在。

在朝的用投票來加蓋橡皮圖章。在野的用投反對票來出氣。

投票有兩類。其一是投人選，其二是投法案。在投人選時有兩個忌諱，第一，如無第二方出面競選，則由原任或唯一候選方自動當選，不得投票。第二，人選投票只有贊成票，沒有反對票。只要有兩方以上競選，則投此方，便等於不投彼方；最後以得贊成票多者勝出，沒有也不計反對票。

由投人選的獲勝者組成的議會就一個個具體法案表決時，才有贊成票和反對票或者棄權票之分。法案投票和人選投票不是一回事！

考中國人權理事會主事劉青在任13年不改選，固然說不上什么正確，但也說不上有多大錯誤。這些民運重頭人物如方勵之、劉賓雁等中國人權的主席或理事，怎麼在長達13年之久的歲月里沒人出馬競選？當年胡適之和居正都曾出面和老蔣競選過，可見台灣的選舉更正宗。

中國人權之爭的最後結果是方勵之、劉賓雁和郭羅基等理事集體辭職，鬧了個不歡而散的各方皆輸。但從中可以看出，儘管已經貴為中國人權的共同主席和理事了，民主選舉的常識甚至不如蔣介石。

方勵之是學物理的，應該懂什麼叫自由度＝（n－1）

（2012年舊文重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