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是華爾街資深經濟學家,也是中美經濟關係領域的重要觀察者。然而,他的觀點和立場在過去幾十年中頻繁搖擺,令人質疑其穩定性和洞察力。他曾被認為是“中國的朋友”,自成立“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以來,連續24年受邀參加。但在今年,他首次未能發言,因為他曾公開撰文指出“香港已經玩完了”,而這導致他自稱的與北京和香港的關係變得不再那麼融洽。
在中國經濟強勁增長時期,羅奇對中國前景充滿樂觀。如今,他的觀點逐漸轉向悲觀,但又未完全放棄對中國崛起的信心。他認為中國雖面臨周期性和結構性挑戰,但仍能化解問題,並在2030年代內與美國經濟“趨同” 。他主張通過“再接觸政策”來恢復美中關係。然而,這一系列看法是否站得住腳呢?本文將從人口、結構性問題及地緣政治局勢三大方面,對羅奇的判斷與建議進行評論和剖析。
一、人口老齡化遠比羅奇預估的嚴重
羅奇承認中國正面臨勞動力老齡化的問題,並將其視為中國經濟結構性困境的三大挑戰之一(另兩個是生產力不足和消費不足)。然而,他看到了問題,但顯然遠遠低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根據知名人口學家易富賢的研究,中國人口問題的嚴峻程度遠超羅奇的預測。易富賢指出,2050年中國總人口或將降至10億左右,而在本世紀末可能進一步下降到3.2億。這一預測遠低於聯合國和中國官方的數據,揭示了人口銳減將對經濟產生深遠影響。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從最高占美國的81%滑落到現在的59%。這一新趨勢如何才能扭轉,羅奇並未給出有效對策。勞動力持續萎縮、老齡人口迅速增加將對養老金、社會保障體系及家庭結構造成巨大衝擊。這樣的環境下,即便再多的生產力提升措施也難以彌補人口萎縮帶來的經濟動力缺失。羅奇關於中國趕超美國的樂觀預測在這一點上缺乏足夠支撐。
二、改革開放的終結與前所未有的結構性困局
羅奇認為中國當前的問題可以通過“再平衡”和“結構性改革”來解決,但他忽視了一個關鍵因素:不僅人口問題,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性問題更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嚴重。近年來,中國的政治環境與改革開放時期形成鮮明對比。改革開放的死亡導致了外資及民營企業信心的全面崩潰,經濟重心轉向低效的國營企業,民間資本外流嚴重,而這一切正發生在要命的全球化倒退和供應鏈重構的關鍵時期。
中國當前正處於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困局中。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全方位高度管控使創新和活力受到嚴重抑制,市場信心持續低迷,消費者對未來經濟的預期愈加悲觀。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結構性改革”都難以奏效,甚至可能適得其反。羅奇對改革開放時期經濟奇蹟的幻想顯得過於天真,卻未意識到這一模式已經徹底過去,現有的治理模式和環境與過去截然不同,就連國際環境也已物是人非。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路線將在國家安全的主導下,難以避免地受到高度集權和意識形態主導的治理模式的限制,這將深刻影響長期信心和消費預期。
三、中美關係回不到“再接觸”階段
羅奇主張通過“再接觸政策”來緩和美中關係,並借鑑“尼克松時刻”來打破僵局。然而,這一建議顯然與現實脫節。自2020年以來,美中雙方在貿易、科技、軍事及外交領域的全面對抗早已超出“接觸”範疇,事實上進入了“新冷戰”的全面競爭狀態。羅奇所期待的“再接觸政策”缺乏實施的條件與實際動力。
當前,美國政界兩黨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幾乎達成共識,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已經從“競爭”轉向“遏制”。與此同時,世界正面臨俄烏戰爭、中東衝突這兩大熱戰的雙重衝擊,全球地緣政治形勢日益複雜化。美中關係已不再是單純的雙邊問題,而是深嵌在全球戰略布局之中。在這一背景下,羅奇企圖恢復“再接觸”政策的建議,哪怕出於善良的願望,也幾無可能。
結論:羅奇的判斷過於樂觀且脫離現實
羅奇試圖為中國經濟及美中關係尋找出路,但他的建議未能反映出中國深層次問題的複雜性與嚴峻性。他低估了中國人口問題的嚴重程度,對經濟結構性困境的認知缺乏深度,而對美中關係回歸正常的期待則顯得過於天真。這些因素都顯示了他對中美局勢的觀察逐漸失去準確性。
可以說,羅奇的觀點陷入了“不討好中美雙方”的尷尬境地。他對中國的批評無法切中要害,而對美國的期望又顯得過於理想化。面對前所未有的全球複雜局勢與中國內部的多重困境,他的“再接觸政策”不過是一個天方夜譚式的願景,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
未來,中國必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內部調整,而美中關係無論未來誰當總統,都會在競爭中持續緊張。羅奇的觀點僅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顯然也是不夠深刻,他未能抓住問題的本質。他低估了中國內部的結構性困境,也高估了中美關係修復的可能性。最終,羅奇的建議更像是一種基於過時經驗的自說自話,而非有效的政策指引。正如他自己所言:“當事實改變,我的看法也改變。”但問題在於,他是否真正認清了當下的事實?認清事實並作出真正務實的判斷,這才是羅奇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更多中國經濟研究學者需要面臨的共同挑戰。
編者註:本人系對《曾稱“香港玩完”的經濟學家羅奇:中國不會崩潰》一文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