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其昀 寫於 一九五五年

思想領導與精神動員

一、引言

　　四十三年八月，總統手書《革命教育的基礎》，刊行公世。這部書的主旨，就是我們有志的青年都要具有“以哲學為基準的品格修養，以科學為基準的治事方法，以兵學為基準的戰鬥技能。”這幾句話，提示了新的教育哲學的宏旨，也是今後實施革命教育的最高準繩。
　　除了上述三大原則之外，多年以來，總統對史學和法學也極為重視。他屢次懇切訓示，要我們昌明史學，來喚醒國魂；要究明法學，來厲行法治。總括起來說，哲學、史學、法學、科學和兵學，是現代國家領導人才所必須具備的思想與學識，其相互關係好比是五個手指，缺一不可的。
　　四十三年年底，總統又親切的昭示我們，要策定思想領導與精神動員的具體計劃，他說道：“這幾年以來，我一直在無形中提倡精神動員運動，不斷指示領導思想的途徑，但未收到什麼實效，明年一定要盯定一個具體的推行計劃和工作方案。”
　　這一次青年先鋒營的舉辦，可以說集合了自由中國青年們的菁英，有極重要的意義，兄弟想來乘此機會，對總統的指示有所闡釋，並想把我們今後應該如何努力的方向，作一有系統的講明。
　　大學自由與思想領導的協調，革命救國與潛心學業的兼顧，早在民國二十三年總統駐節廬山時，已經有過明確的指示。他對大學教育，指出了三個重要方針：就是（一）應使教育計劃與政治設施相呼應，俾學校為政府之研究部，政府為學校之試驗場；（二）應使學術理論與實際工作相貫通，俾言不空談，行無妄學；（三）應使人格修養與知能傳習相協進，俾青年所得智識，能於其精神生活中發揮偉大之道德力量。
　　現代大學的趨勢，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互為表里，應該兼修並重。我們所欲造就的大學生，不僅是一種學有專長的專門學者，同時也必須成為建設國家的領導人才。因此，一個完備的大學，雖然內部分為幾十院系，設置了幾百個學程，仿佛是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可是那哲學、史學、法學、科學和兵學的五種基本訓練，是每一個大學生所必須具備的。由於這種基本的思想薰陶和精神修養，才能構成完整的大學規模，發揚崇高的大學精神。
　　總統曾說:“大家須知我們所能自持，而最足自信的，唯有其精神修養上一點上，能勝過敵人；亦唯有精神修養勝過敵人，然後反共抗俄的戰爭，才能真有最後勝利的把握。”可以說，思想領導乃是今天中興大業的基本工作，精神動員乃是今天國家總動員運動的基本任務。這兩者的相互關係，略如下表:

　　前面已經說過，這五種思想猶如掌中五指，密切相連。至於五大建設也是需要錯綜聯繫，密切配合的。上列表示，無非是在解釋的時候容易有條理脈絡之可循，使他們對今後努力的方向有比較全面的了解而已。試分述如下:

二、哲學思想與社會建設

　　總統把哲學解釋為“窮理明德”之學，認為哲學的中心問題是在研究人的問題，第一研究如何才得稱之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孔子哲學可稱之為“人本哲學”，這是兩千五百年來我國思想界的大動脈，也是今天我全國同胞安身立命之所在。美國杜威博士嘗謂:“哲學應力求人本化，哲學家應常住於人間。”此正是中國哲學的精神。中國哲學從來沒有把人和自然分開，也從未想到有離群索居的個人。可以說，民族的成立由於倫理，國家的基礎在於社會。
　　中國傳統哲學和固有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天人合一”“心物和一”“知行合一”的思想。這不但是我國自古立國的命脈，而亦符合於世界最新的思潮。我們今天要完成反共抗俄的任務，建立自由安全的社會，其道非此莫由。略述如下：
　　① 天人合一的思想　總統說“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乃道源於天人合一的觀念，”又說“這天人合一的哲理，亦就是我們在世界上占有高尚地位的文化基礎所在。”中國儒家思想認為吾人在宇宙中，宇宙在吾人中。當吾人一呼一吸之際，而生命與自然已經交織為一，不可分割。中國思想的大經大脈在能深知宇宙人生渾然一體；故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乃油然而生，不能自已。人就是人類偉大的同情心，代表着互助合作與社會正義。仁就是“民吾同胞”的觀念，也就是“一視同仁”的雅量，而泯除一切門第、地域、階級、種族的歧視。中國是一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對內則民主，對外則和平。民族生活，活潑祥和，有如大海波濤起伏自如。這種崇高博大的理想，中國古代稱為大同，就是“講信修睦”“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共產主義則反是，對內則階級鬥爭，對外則國際侵略，真是麻木不仁，殘酷不仁，狂妄偏執的思想，和中國傳統精神是冰炭不能相容的。
　　② 心物合一的思想　總統又說：“由於天人合一的思想，發展而為我們國父心物一體輪。於是中國傳統哲學就很自然的超脫了唯心唯物的圈子，而自成一體，嶄然獨立與世界。”現在原子時代科學研究之所證明，心物之分不復存在，無所謂物，無所謂心，心物兩者實為渾然一體流行不息的兩方面。心與物的關係，之如一個手掌之有手心與手背之分而已。本體乃超乎心物之上，心物同源，物質與精神，非為二元之對立，而為一元之相連。現代哲學家稱此統一的本體曰事素，即實際發生之事。背孔子贊易，以乾元為萬物之所資始，乾元便是仁，其德為生生與力行。故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力行近乎仁。”國父繼承了中國固有思想，特創生元之名，以為萬物肇始於生元，此即宇宙的實體及本質，超心物而存在。曰仁，曰生，曰行，曰事，名稱雖有不同，但其思想淵源，則是前後一貫，完全一致的。這和共產主義辯證唯物論比較之下，是何等光明燦爛的思想。共產主義粗陋陳腐的謬論，在這種光明照耀之下已經達與摧陷廓清的地步了。這是自由世界對俄帝共匪攻心奮鬥最大的勝利。以我國固有哲學為出發點，社會生活是要有人格，有生命，有志趣，有理想，能夠創業垂統，而不受機械定律所支配的自由社會。他是相信人定勝天，有志竟成，而是一種樂觀積極，軒昂奮發，自強不息，希望無窮的社會。凡此種種優美的德性，可總稱之曰革命精神。革命的真意，就是革除舊生命，創造新生命，推陳出新，生生不已。唯有此種革命精神，才能支撐我們中興建國、為獨立自由而奮鬥到底的勇氣。
　　③ 知行合一的思想　中國正統哲學對於知行關係本來一向主張溝通，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大步驟，其分析之精細，系統之完整，實為極可寶貴的訓示。中國向來以為思想非遺世獨立的冥想，而為政治與社會生產之動力。明代王陽明先生主張知行合一，即知即行，謂“知而不行，是為不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與國父“知難行易”之說，都是主張理論與實踐並重；絕非重行輕知，流於盲動；亦非重知輕行，歸於空寂。二說不同之點，即在陽明着眼於人性，即良知良能之自明自覺，偏於先天的。國父着眼於近代科學的發明與發現，偏於後天的。以中國古語來解釋，陽明偏於尊德性，國父偏於遵問學，二說實應互相補充，不容偏廢。總統因之而提倡力行哲學，乃益趨於發揚光大。他認為陽明學說不唯和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無衝突，且可輔益國父的學說。他提出陽明知行合一與良知全着重在一個“行”字，所謂“千證萬言，落葉歸根，總是一個行字。”一切知識起於實行，也成於實行。正確的理論一定能收實際的效用，能收實際效用的理論一定是正確的。國父告訴我們“天下無論什麼艱巨的事業，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抱着堅定正確的目標，不斷地前進努力，最後一定可以成功。”總統倡導力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人奮發有為，躬行實踐，切實去做。即不但要以言論來闡明主義，還要有行動來證明主義的價值。他過去在國立中正大學對學生訓話有云：“其尤有望於本校之學生者，必須知學業事功本為一物，必須於實際服務中求參驗。則所學始不流於瑣碎與空虛；必於基層工作中求貢獻，而後吾人努力乃能確實達成民族復興與進步。”要之力行哲學的確立，實為我國社會建設的基礎，最近總統訓示：“希望大家都能認識中國革命哲學的傳統精神，力行革命實踐的信條，萬眾一心，百韌不廢，以消滅朱毛共匪，爭取國民革命的最後成功。”
　　1．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本哲學）　建立自由的社會
　　2．心物合一的思想（生元哲學）　發揚革命的精神
　　3．知行合一的思想（力行哲學）　倡導時間的風氣

三、史學思想與文化建設

　　國史的教育，乃青年自覺的源泉；救國之道，必反求之於國史。明興亡之大義，知立國之綱維，導民力於正軌，均非讀史不為功。一部中華民族努力奮鬥的光輝歷史，即為中國青年有志竟成的保證書。茲提出下列三點，以說明中國文化真正精神之所在。
　　① 民治的思想　尚書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明威；又言：天降下民而後為之作君作師。天意民心合為一義，此為中國立國之根本。制度可革，方法可改，而此敬天愛民之義永不可變。忠之古義為忠於民，“夏尚忠，”大禹治水，即忠於民的明證。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證以戰國策所載趙威后問齊王使者之語：“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解之曰：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可見民主思想，不徒為學者之空言。自戰國時，貴族政治漸轉入於平民之手，秦漢承之，封建制度久已廢止。唐宋以後，科學盛行，雖方法未必盡善，要其精義所在，則為委政權於負民望之士人。草野之士，考試及第，即可執政中樞。且考試之制普及全國，主試者來自四方，畛域之見盡泯。故中國之政治，為學人之政治，亦即平民之政治。中國古代雖無成文憲法，而先民之心術與規模，處處皆為民治着想，此為中國文化的最高義諦。
　　② 均富的思想　用人民之力生國家之財，取國家之財以供政府之費，主要目的在於平均財富。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據悉全國戶口多少，盈虛得失之數，誠以綜覆名實，均平和調，最為要事。唐開元中成之唐六典，弘網鉅旨，粲然明備。當時行計口授田之法，清理經界，均田均賦，務以均富的精神，為理財的要道。農業生產之外，分配方面如時間之調劑，均極為重視。前者如義倉之法，維持民食，使糧價常平，既可預防災荒，且免穀賤傷農。後者如秦漢之馳道，遠達邊疆，唐宋之運河，溝通南北，此尤今日開通鐵路，國防經濟兩得其益，其根本思想，在於求地理之均平調和，藉以鞏固地基。
　　③ 統一的思想　我國私家講學，始於孔子，當時各國分立，孔子秉“有教無類”之旨，教化所及，南及北淮，西及山陝，故中國之文化統一先於政治統一。東漢時太學生最盛有三萬人，其弘毅之力足以澄清政治。顧亭林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宋明理學更盛，自國學及府縣之學而外，民間書院林立。書院系自由自由講學性質。而講明修身為人之道，人師之多，人格之高，隱然為國家統一的中心勢力。明代雖亡，而流風余損不能泯滅。亭林梨洲船山諸大儒之學說，遂成為近六十年革命思想之前軀。民族主義，遠承孔子之作春秋，其精義為內修外攘，即內求統一，外抗侵略。春秋知我罪我之旨，即為愛國志士必須獎進，賣國叛逆必須討伐。漢奸傀儡為國人所共棄，春秋大義，其權威有甚於武力者。
　　總統向來重視昌明國史，振起民族精神。在“為何漢奸必亡，侵略必敗”的講詞裡（三十九年十月），有極為精闢的指示。歷史教育是革命教育的中心科目，歷史研究是文化建設的基本工作。三民主義新文化運動，必須於國史大業相貫通。以文藝、美術、戲劇、電影、廣播等為利器，以上述民主思想（民權）、均富思想（民生）、統一思想（民族）為核心，表里相應，以期民眾耳濡目染，深入民心。對於我們中國過去與現在，有明確的認識，對於中國的前途，有堅決的自信。

四、法學思想與政治建設

　　民主政治以公民教育為其保障，公民教育又以法學思想為其中堅。法學精義非僅為熟悉政治制度和法律條文，而為能深識字裡行間的立法原意。此類法意，概括言之，則有下列三端：
　　① 責任的觀念　中國目前最為亟需者，即為共和國民的精神。共和精神非他，即國民本於自動自發的精神，以國事為己任，有服務社會、盡瘁國家的興趣與熱枕。自由必與責任相結合，方為民治與法治的本原，自由與責任實是同物而異名，唯負責而後有真自由，亦唯自由而後可以真負責。國父對地方自治特為重視，以此為中華民國的真正基礎。國民對政治的責任心，當自實行地方自治開始。地方自治就是鄉村建設和都市建設，也就是實行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意。大學生應自勉為地方建設的領導人才。為一鄉之領導者，不但須有學識能力，尤須有高尚之道德節操，為群眾所敬服。學校應為社會的中心，負有組織民眾、訓練民眾的責任。此為民力的源泉，亦為國族所託命。
　　② 組織的觀念　美國杜威博士有言：“組織的重要性在過去一百年裡增加很多，以致“組織”這一名詞在現在很普遍的用作“聯合”和“社會”的同義詞。”最近美國經濟顧問團報告書亦謂:“政府欲維持自由經濟制度，並非僅采“放任主義”，實須執行若乾重要任務。”此種意見，頗可糾正一般人的誤解。自由並非散漫混亂的代名詞，而為有紀律、有秩序、有生機、一種高度的組織，欲明組織的真義莫如近取諸身。國父嘗謂：“古人有言‘人為一小天地’，良有以也。然而以之為一小天地，無寧謂之一小國家也。盡體內各臟腑分司全體之功用，無異於國家各職司分全國之政事。惟人身之各機能，其組織之完善，運用之靈巧，迥非今世之國家所能及；而人身之奧妙，尚非今日人類之知識所能窮也。”（孫文學說第一章）組織乃聯合與配合之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前後左右上下，無不密切聯繫。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組織之嚴密有若是者。總統曾昭示我們：“民主不是散漫，自由更不是混亂，一個散漫無紀的國家，才便利共匪滲透工作的發展；一個放縱恣肆的社會，才是培養共產主義的溫床。反共抗俄的戰爭也可說是一種組織戰。組織的精義則在於能去我去私，大公至正，分工合作，團結互助，不同的觀點與意見，可以並行並育，但少數必須服從多數，多數對於少數亦須予以寬容。組織戰的勝利，當有賴於民主法治精神的陶養與科學辦事方法的訓練。”
　　③ 應變的觀念　荀子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解蔽篇）法治善於體常，人治善於盡變，兩者果能折中至當，使國家法制體常應變，兼有其妙，是即建國的宏規遠模。美國建國之始，傑斐遜總統力言當采主動精神使自由制度趨於“合理化”。傑氏本於四十年的從政經驗，曾說道：“政治家貴能審度局勢，去活用制度，否則叫一個大人老是穿着孩童衣服，茫然不知適應之方，必致辜負了制度原有的良法美意。”我們深信果欲貫徹法治精神，就必須對法律能靈活運用，以符於“守經達變”的宏旨，法律必須穩定，而不可呆滯。如果墨守成規，不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以不變應萬變，則亦不能達成建國的理想。三民主義是建國的理想，也就是立法的本意，一切法令，其目的在於建設自由安全的社會，富強康樂的國家。

五、科學思想與經濟建設

　　科學之精義，即中國古時所謂格物致知，窮理盡性。近代歐美之文明實為科學之產品，科學對於經濟建設貢獻尤大。科學為工業革命的原動力，而工業革命使人類生活突飛猛進。總統曾說，中國的現代化，就是科學化，也就是工業化。科學精神曰求是、求實、求新。略述如下：
　　① 求是的精神　在目前科學昌明之世，凡為學人，必須於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精神，其首要者，曰惟真是求，以真理為生命，以求是為目的。科學家之治學治事，貴於虛里考察，獨立探討，深思遠慮，其心廓然大公，而無一毫之偏私。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並無門戶之見，更無所謂調停。有了這種察真求是，明辨是非的精神，故能不隨波逐流，不黨同伐異，不立異以鳴高，不譁眾以取寵。如其不然，有了入主出奴之見，便無法明事物之真相，窮宇宙的奧秘了。科學家探究事理，常帶有批評精神，此心有如天馬行空，自作主宰。諸如偶像觀念，公式主義，都沒有存在的餘地。所謂“自由之心”實為古今來發明新事實，、發現新學理之先決條件。要而言之，科學家的態度，不拘於故常，不扭於私意，發言務求正確，不作妄誕之辭，最富於自由的空氣與真摯的精神。
　　② 求實的精神　希臘人於幾何學多有發明，無幾何學與演繹法，則近世科學之萌芽為不可能。但希臘人對於科學的貢獻僅為片面的，由觀察個別事實以應用歸納法，非其所長。近代科學又稱歸納科學（Inductive Science）或實驗科學。培根為近代歸納法的建立者，因實驗冷藏法受寒而死。但科學家從事工作，演繹法與歸納法必須並用，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至於有計劃的實驗，是歸納法最有效的工具，而為中國歷史上所感欠缺的。美國康普頓博士（A.H.Compton）嘗謂：“科學非僅以試驗管與電子為盡其能事也，科學之任務又在於人與事事物物之各得其所，已解決人生問題。”科學之所以異於他種學術者，不在其材料而在其方法。故有過去未列科學之林，如心理學、民族學等，一經嚴密方法之應用，遂成科學之新領土。科學之範圍無限，取材無窮，寧凡自然現象，人文現象，文化發展之過去未來，皆可為科學之資料。自今以往，我們一切日常生活，乃至修平治齊之大道，莫不為科學精神之所籠罩。且將由是而定成敗利鈍之準則。科學之精義是為求實，理論與實驗必須融會貫通，打成一片。確定事實責在實驗，整理思想責在理論。由新實驗引起新學說，復由新學說引起新實驗。本不倦的研究，為有恆的前進，研究無窮，發明無窮，這就是現代科學的特色。
　　③ 求新的精神 科學研究是現代文明的與源泉，富國之道在此，強兵之道亦在此。國父嘗謂真知特識必自科學而來，又謂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為實行家，而為理想家與計劃家。以實驗為基礎的科學研究，產生了新的工程和技術，成為世界生產激劇增加的最大關鍵。目前美國對世界各國的“技術援助”，即指此而言。最近艾森豪威爾總統國情咨文里曾說：“協助保持我們的經濟，使其強盛和拓展，因此，能夠支持我們在國際上的力量，並確保每一個公民獲得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機會。”我們要使中國工業化，現代化，要加強人民生產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科學技術的進步，是必要的條件。惟有把中國成為一個大工業國，才能從貧窮、愚昧、散漫和疾病中解救出來。總統最近親切指示我們必須確定“四年工業計劃”的詳細方案與進行步驟，克服所有困難，以期如期完成這個十分重要的自力更生計劃。我們今天必須認識工程技術的重要性，但尤須深深認識科學教育才是原因，生產教育，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都是結果。根深則葉茂，源遠而流長。明乎此，而後可普遍興辦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我們要力行建教合作的計劃，使學生進工廠，下農場，人人皆有一技之長。並需提倡勞動服務的精神，養成建設創造的風氣。又須知科學在德育工作上足以培養獨立的精神，與高遠的理想。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二者要使其堅凝為一，是即“科學的人文主義。”我們深信由於科學的人文主義的倡導，必將造成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

六、兵學思想與軍事建設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有一個極為深刻著名的教訓，就是在兵民合一的時代，中國是統一的、強盛的、繁榮的；這是獨立自由的時代，也是國威遠震，創造光榮璀璨歷史的偉大時代。反之，當兵民分離的時期，中國是分崩離析、衰弱凋敝的，這是外族入侵的屈辱時代，民族流離轉徙受盡苦難折磨的黑暗時代。不但中國歷史如此，全部人類的歷史，都不能逃出此公律。
　　兵學思想與軍事建設，包含着三種重要的意義，就是兵民合一、兵農合一、文武合一，分述如下：
　　①兵民合一的涵義 就是徵兵制度的實行。全國人民一律有服兵役的義務。如史書所載，宰相之子，徒步戍邊。雖貴為首相，其子弟亦須到邊疆上去從軍。人人是平等，不能有例外全國青年都是國家的干城，要犧牲奮鬥，急國家之難，為了民族全體永遠的生存，慷慨地貢獻出個人的生命。最近學生的普遍軍訓，和預備軍官教育與軍士教育制度的建立，以及青年從軍運動的高潮，都是青年捍衛國家，獻身革命的具體表現。此不特為我國兵役史上開一新紀元，亦為我國社會風氣轉移的契機。
　　②兵農合一的涵義 就是要足食足兵，把國防與民生合而為一，以建立富國強兵的大業。農業為古來國民經濟的基本力量，但並非以農產為限。要能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凡林牧漁礦工商之類，統統要與軍事需要密切配合。惟有把全國經濟與國防計劃表里相應，令其設計有系統，用物有準度，才能發揮國家偉大的潛力，而收保國衛民的實效。國父著作《建國方略、實業計劃》，開宗明義，就揭出這個道理。他嘗謂建設新中國的偉業必須由“具有軍事上組織才能者，用系統的方法，指導其事。”用意何在，誠足令人深長思之了。
　　③文武合一的涵義 就是要把軍事與民事融會貫通，聯合在一起中國歷史上論兵法的書，千言萬語而不能盡，其中有一句最概括精粹的話：“兵法無他，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果能精通人情，窮究物理，則可以建軍，亦可以建國。文武之道本無二致，不過軍事尤為紛繁錯綜，變動不居，故必須“精密周到，迅速徹底，”用最活潑的思想，最進步的方法，方能掌握全局，指揮若定，自立於不敗之地，而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文武合一，不僅是指教育而言，乃是包括一般生活，尤其重要的，是指政治而言。中國歷史上的大政治家，無一不是文武合一的實踐者，近代如王陽明、曾文正公，皆是其代表人物。總統曾說：“軍事化就是科學化，就是現代化。”他又說：“軍事與民主，軍事與法治，非相反而實相成。”這種說法，真是精研歷史，深造有得的名論。
　　共匪雖然僥倖猖獗於一時，其最後失敗是毫無疑義的。共匪失敗的主要原因，顯而易見的由於他們不懂兵法，即根本不懂得什麼是人情及物理。凡是毀滅人性，抹殺人情，暴棄物力，違反物理，絕對不會有成功的可能。他們的陰謀毒計，無一不與歷史上兵民合一的公律背道而馳。民怨沸騰，災害遍地，爾詐我虞，人人自危，到處都是一片蕭條肅殺之氣。共匪的政權，完全建築在刀光劍影里，種種跡象，無一不表示出兵民分離，向着總崩潰的末路而奔馳。
　　救國之事，全國同胞人人有責，而大學生應為其先導，而又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循序為之，持之以恆。夫先覺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較深切，其表見也又較著名。大學生應自勉為國人之先覺，凡政治社會問題之關係較大者，宜本於學理之研究，發為言論，其心廓然大公，惟以高貴之精神，崇偉之心理，與國人相見。如布種然，使其潛增暗長，歷時既久，動機自生。歷觀中外歷史上的大改革，其發動之機，皆在於是。我們深知三民主義思想的重心，就是“兵民合一，兵農合一，文武合一”的觀念。我們果能以此為思想領導與精神動員的指針，使全國同胞人人皆知此意，從而實踐篤行，則反共必勝，建國必成，我青天白日的國旗，必能在神州大陸、海闊天空之上，永遠飄揚着。

對共匪的思想戰

一、引言

　　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1924~1927），黃埔建軍已見成效，南方各省初告平定，但以共黨分子肆意搗亂，破壞革命，處心積慮，要把中國當做共產國際陰謀詭計的試驗場。當時，總統與中國國民黨諸先進，揭破了他們的陰謀，制止了他們的暴行；最後至十六年四月（1927），乃毅然從事於清黨。清黨一舉，在革命史上為鞏固北伐的基礎；此後國民革命的勢力，得以群策群力，直搗平津者，實皆以此役為樞紐。可是清黨的意義，首在於肅清共黨的思想；今後反共抗俄最後勝利的把握，尤在於把共黨狂妄的思想，窮本討源，摧陷而廓清。近年以來，我國思想界學術界人士，本於世道人心的深憂遠慮，對共黨荒謬的學說，作殊死的奮鬥者，實繁有徒；摘奸發伏，貢獻良多。本篇乃廣采名家的論著，運以作者研究之一得，綜述要旨，而題之曰《對共匪的思想戰》。不但欲使讀者對於當年清黨之役，增進其認識；而且對於反共抗俄的前途，愈益增強其信心。本於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肅清共黨的謬論，實為當前至關重要的思想戰。

二、“中共”不是中國的

　　《黨的建設》一書是中國共產黨在其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以後訂定的策略與方法。其中第二章《黨的組織》裡說道：“黨的中央領導，直接對產生他的全國大會和共產國際負責。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扶助之下誕生的，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發展起來的，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前進的。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除開陳獨秀主義及李立三路線兩個短時期以外）是忠實於共產國際的指導的。陳獨秀主義及李立三路線時期的中央，不服從共產國際的指導，使革命遇到失敗與極大的損失。執行國際路線，忠實於國際路線的中央，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保證。”中共究竟是什麼東西，沒有比他們自己所說的更明白清楚的了。
　　中共的本質是蘇俄支配下的真正共產黨。共產主義第一個大前提是世界主義。他們要遵守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者宣言》的格言，共產主義者是沒有國家的；國家只是他們的鎖鏈。到了列寧手裡，共產主義是有祖國的，那就是蘇俄，但除了蘇俄之外，就不承認有國家觀念的存在。這是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之點。在上述《黨的建設》這本書第三章《黨的組織原則》裡說道：“黨的組織原則上有個確定的列寧主義的原則。這個原則，像一個鐵鏈一樣，貫穿黨的組織一切形式。”又說：“列寧主義，是在組織上使俄國布爾什維克別於孟什維克，共產黨別於社會主義黨的原則。中共從他的誕生之日起，就是在這個原則之上組織起來、和發展起來的。”因為中共奉行這個鐵一樣的原則所以只承認有蘇俄，不承認有中國；拋棄了祖國之後，再根據了這一個鐵則，這樣，以莫斯科為中心的第三國際才有資格來充當中國共產黨的總司令部。
　　中共有祖國嗎？他的祖國就是蘇俄。在二次大戰時，蘇俄竭力發揚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當作振奮士氣的原動力；甚至說這個戰爭是偉大的愛國戰爭。史達林高喊“我們光榮的祖國萬歲！”和“我們祖國的自由與獨立萬歲！”等口號。他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日給莫斯科市的祝詞裡，盛讚莫斯科是兩件事物的中心，一方面是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國家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一個中央集權化的世界運動的中心。中央集權的意思，就是嚴守紀律的統一。在史達林看起來，世界上所有的共產主義的國家無非是莫斯科克林姆林宮的分支罷了。
　　共產國際的新機構叫做共產主義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簡稱共產情報局（Cominform），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十月五日宣布成立；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為了祛除英美的疑懼，曾經一度解散的第三國際的復活。蘇俄憑藉這個共產情報局，對世界上所有共產主義的國家，都要更進一步嚴密地控制，以期達到中央集權化的大一統；倘使其中有一個國家偶然發現了民族主義的影響，就要被俄帝立即加以撲滅。
　　假使中共政權是一個獨立的政權，不是受史達林指揮的傀儡，那麼他絕不會標榜“一面倒”。正因為它站不起來，所以要以俄帝的利益為前提。在這一個前提之下，中共一定要認賊作父，保持史達林及其帝國的最大尊嚴；還要依照史達林的密旨，消滅中國文字，代以俄帝在海參崴為便利使役華僑而創造的拉丁化中國字。國語拉丁化已在北平得到積極推行，其目的就是想把我數千年來巍然獨立的民族精神從根剷除，澌滅淨盡，這是石敬瑭、汪精衛輩所不能為、不敢為的。據此一例，已可斷定中共是不是中國人了。
　　也許中共會“辯證地”說，民族主義太狹隘了，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才是最新最好的；我們實行世界主義，不算是賣國。但是為何蘇俄本國不是這樣做呢、為何蘇俄現在還要高唱祖國，修改國歌，恢復宗教，特別注重歷史教育呢？蘇俄為何要振起民族精神，甚至把俄國史上伊凡暴君（Ivan the Terrible），尊之為民族英雄，稱之為伊凡大帝（Ivan the Great）呢！國父早就看透了這一點，他曾說，蘇俄革命無非是為民族主義而奮鬥，至於世界主義只是蘇俄帝國主義侵略外國的一種武器。在民國十三年，國父明白指出蘇俄為什麼要反對民族主義，提倡世界主義，為的是要拿帝國主義把人家征服，做世界的主人翁，使全世界都表示服從。他把俄國的帝國主義和英國的帝國主義相提並論，實在是再透徹沒有了。

三、共黨理論的荒謬

　　共產黨對於理論是異常重視的，在上述《黨的建設》一書第六章《幹部政策》裡說道：“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必須用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的理論全副武裝起來。只有這種理論，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決定方向，能夠明白認識我們的前途，給我們以自信心、與勝利的把握。”又說：“這種理論，對於我們需要正如空氣之於人體一樣，每一個共產黨的幹部，必須獲得這有效無窮的強有力的武器。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與公式，而是行動的指南，而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綜合起來的經驗。對於我們，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共產黨是多麼重視理論，多麼重視主義和思想的力量，但一方面卻又承認“存在決定思維，而思維不能決定存在。”這句話是共產黨的根本理論。共產黨認為哲學上有兩個基本陣營，兩個基本派別，過去和現在始終進行着互不妥協的鬥爭，就是唯心論和唯物論這兩個派別。唯心論主張“思維決定存在”，唯物論者主張“存在決定思維”。唯心論者主張精神先於物質，唯物論者主張物質先於精神。共產黨明明是屬於唯物論的陣營，把唯心論當成反動的東西；然而他自己，卻偏偏要特別注重理論，把理論看做是社會發展的偉大力量，真正是矛盾極了。
　　可是，共產黨是不怕矛盾的，他們可以承認每一句話都是矛盾，而他們卻依然要說話，要辯論的。他們可以把他們矛盾的言論解釋為辯證的，例如“存在決定思維，而思維不能決定存在”這句話即被解釋為辯證的。這就是說：“雖然思維不能決定存在，但他卻能在一定條件下給予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讓我們來看，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一定程度的影響”，不就是量變嗎？量變，依據共黨的理論，不是可以引起質變嗎？這樣一來，不就是等於說，思想可改變存在嗎？說思想可改變存在，和說思想可決定存在，這其間也有區別嗎？何不索性一口氣說了“思維不能決定存在，而思維又能決定存在”的矛盾的話呢？
　　對於承認矛盾，不怕矛盾的人們，一切話都是白說的。因為說話的唯一條件在於不矛盾，說話矛盾，這話等於沒說。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共產黨所說的話，不惟沒有駁斥的價值，也沒有駁斥的必要。你駁斥他們這句話時，他們說這一句話是辯證的；你駁斥他們那一句話時，他們又說那一句話是辯證的。舊式的唯物論，無論其有何種缺點，究竟還深信真理的客觀性，和科學方法的普遍真實性。到了共產黨辯證的唯物論，一切都是辯證的，就是一切都是矛盾的。肯定了一切都是矛盾，甚至說話也是矛盾，試問這種人尚有理性嗎？這種人到底還有人性嗎？
　　我們知道，不談思想問題則已，要談思想，就得先承認思想上的毋矛盾律。不承認這一律，我們便無法判定任何思想的真偽。當我們判斷某一思想或某一學說，是真的或是假的時，我們所首先提出來的問題是：它不和事實矛盾嗎？如和事實矛盾，它就不是真的；如不和事實矛盾，它就是真的。其次，我們的問題是，它不和自身矛盾嗎？如和自身矛盾，它就不是真的；如不和自身矛盾，它便可能是真的。真偽的標準，就是要看矛盾不矛盾。如果不承認這樣的標準，思想的真偽即無法判定；不能判定思想的真偽，還有什麼思想可談呢。
　　共黨理論的乖謬，就是因為他們否定了思想的毋矛盾律，所以他們的思想，便無往而不矛盾。一方面說思想不能決定存在，另一方面又說思想可以影響存在。一方面以思想為環境的產物，歷史演進全為經濟狀況的變遷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卻又極看重思想的力量，以為沒有革命理論，便不能有革命行動；表面上傾向於唯物，骨子裡傾向於唯心。要之，共黨的根本理論，無往而不矛盾，真可說是荒謬之至。
　　三民主義的歷史觀，博大宏通，兼顧思想、人物與經濟三者，而無偏枯之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歷來言人物之重要性者，當以此語為最有力。我們這裡所說的思想，係指古今大思想家所貢獻的總成就，可稱為人類的精神遺產，雖系無形的潛力，實為創化的重心。國父的三民主義乃是全人類的精神遺產所陶養而成，不偏於唯物，亦不偏於唯心，超乎心物之上，而以謀精神與物質之統一為其旨趣。我們深信歷史因素首為思想，次為人物，至於經濟則僅為助力而非主力，自不能與思想人物相提並論。所謂經濟者，指自然環境與生產方法而言，思想與經濟原有密切之關係，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經濟背景，能影響思想的輪廓；思想固不能離經濟而獨立，但亦不致為經濟所束縛。中國思想重視“利用厚生”的觀念，但仍以為精神勝於物質，理想先於事實，這實在是健全的思想。思想家的責任在於根據現實環境解決具體問題，以主動的精神，指導人生，改變世局，創造命運，以達到人定勝天的目的，這就是“革命”二字的真正意義。

四、馬克思主義不合於史實

　　照馬克思的說法，人類的歷史是由一連串的階級鬥爭所組成。他認為新社會的產生，只有用暴力推翻現有制度，並由無產階級專政，將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才可以造成一個平等的無產階級的新社會。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要旨。《共產主義者宣言》於一八四八年發表，資本論第一冊於一八六七年出版。馬克思的理論是根據於十九世紀中葉對於西歐工業發達國家所作的觀察。他認為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歐各國，是共產主義的孕育所，准此而言，西歐應該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可是歷史事實否定了他的結論，第一個應用馬克思主義發生共產革命的倒是產業落後的俄國。
　　德國俾斯麥的社會立法，於一八七八至一八九〇年間實行，其結果打敗了馬克思主義。由於西歐工業化與民治的抬頭，德國社會民主黨成為強有力的政黨。因此，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標榜的馬克思學說在德國不受歡迎。社會民主黨採用國家社會主義，其要點是（一）社會全體的利益超過任何階級的利益；（二）工業集中並非代表財富的集中；（三）資本主義無崩潰的跡象；（四）勞工生活並非永遠貧困，而在逐漸改善中。十九世紀晚期以來，德國社會立法，國父曾經予以介紹，並且說道，我國的民生主義相當於西方的國家社會主義。
　　英國的費邊學社（Fabias Society）成立於一八八三年，發起者為韋伯（Sidney Webb）夫婦等。他們不喜歡馬克思的辯證玄理，而提倡一種實驗的社會主義。費邊社的主張，在於運用普選制度與代議政治，逐漸改造社會，以達社會主義之目的。費邊（Fabias）原是西元前第三世紀一個羅馬統帥之名，別號“持重”（Conotator）因為他對漢尼拔作戰，採取了穩紮穩打的戰略，終於獲勝。韋伯等以費邊名學社，意思是說，實行之前必經審慎考慮。一九〇〇年，英國工黨方從費邊社脫穎而出。那時候國父正在英國研究考察。
　　韋伯一派把社會主義當做一種有關分配的理論，其宗旨在於使國民收入趨於平均。他們的思想淵源於利嘉圖（Ricardo）的租金定律。利氏以為地主的財富起於土地之獨占與各種土地生產價值之差異。譬如都市地價遠較農田為高，因之都市地主獲利亦較優厚，但此並非由於地主個人之努力，而為社會進步與繁榮之所致。土地如此，資本亦然。費邊派主張由於獨占及額外收入所得之利益，應該歸於共有。經濟問題的核心所在，即為如何化私為公。國父“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理論，與這一派的思想是脈絡相通的。
　　英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道揚鑣，共產主義為馬克思的傳統，其思想趨於極權政治，其弊在重平等而忽自由，犧牲至鉅，代價過高。英國工黨的傳統則為費邊主義，一面擁護社會正義，力圖社會安全，一面於公民基本權利，無所侵犯，平等與自由能夠雙方兼顧。有人問工黨是否是革命黨，拉斯基教授答云：“余心目中所謂革命家者，乃依合法之步驟，本於人民之公意，而經過議會之程序，凡生產工具於國計民生有重大利益者，斟酌緩急，收歸國有。但國有政策並非沒收之謂，對原有業主，仍須予以適當之賠償，工黨於私人財產與個人儲蓄，向來加以尊重；但欲使金錢不為社會之主人。而為社會之奴隸，則節制資本自屬應由之義。”
　　美國的歷史背景與經濟狀況，對於馬克思主義更是格格不相入。自由的政治制度，高度的社會流動性，廣泛的社會遷升的可能性，確已實現了“機會平等”，阻止了社會階層的劃分。勞工神聖，工人無自卑心理，人人希望變成布爾喬亞。資本家亦無為我獨尊的傲態。實際上美國許多大企業，很多股東就是工人；他們對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發生興趣。今天在美國，自由和權威，有相反相成之勢，這是世界上嶄新的事實。美國的情形是革命以後的，不是革命以前的。假使世界上真有剝削勞工階級的國家，在今天那可不是美國而是蘇俄。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工人能夠得到像美國那麼多的高度生產的利益。
　　自從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者宣言》發表以後，至今已經過了一百周年。整整一世紀中人類智識隨着科學與工業發展而進步，可說是窮宇宙之奧秘，發千古所未發，遠非馬克思時代所能想象。馬克思預期的共產革命，依其理論分析，原應在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首先發生，可是英美等國因民治與科學化二大勢力的邁進，不但沒有共產革命的徽象，反而成為今日抵抗共產主義洪流的堡壘。而那些愚昧貧困與工業落後的地方，乃成為共產主義勢力的溫床。馬克思如果生於今日，把理論與事實對照起來，不知作何感想？馬克思最大的錯誤，在於不知人力可以改造環境，創造命運。歷史事實的證明，不是以存在來決定思想，而是以思想來決定存在。馬克思自稱其學說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實際正是相反，他的學說，已經被科學所否定，被時代所淘汰。
　　十九世紀陳舊的馬克思學說顯然已經落伍。他的資本論里所揭露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死亡的“客觀法則”，事實上並未應驗。工業上的先進國家，革命不但未接近，反而日漸遠離了。可是共產主義是不準備被人家反對的，並且是不可以被反對的。馬克思的徒眾不得已只有用一手握刀、一手拿經的強迫方式，以大規模的饑饉殺戮，來推行他的主義。馬克思會把宗教譬作鴉片，結果自身乃被捧作教主，以仇恨鬥爭武力征服為鎮壓異教徒的工具了。到了今天，馬克思主義誠然是一種反人性反科學的反動思想，它已經變為玄之又玄、莫名其妙的東西了。

五、所謂馬恩列史主義

　　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奪得政權的唯一途徑，是流血革命。共產主義者宣言曾說：“他們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推翻了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這種主張，到了晚年，因鑑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興起，與英國議會立法的成功，他自己實際已經予以修正。一八七二年九月他在第一國際大會席上的演說中，告訴大家不要誤會，以為達到同一目的必須使用同樣的手段。各國的制度、習慣、傳統的重要性是不能忽視的。像英美這些國家的勞動者，也許可以用和緩的方式來達到他們的目標。馬氏好友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文里也說，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終生研究英國經濟史及經濟狀況的結果。這種研究又使馬氏相信在英國這個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可能完全依靠和平合法的手段來實行。由此可見馬恩二氏也承認世界至為繁頤，僅憑一種尺度，作為衡量世界的尺度是大有問題的。
　　馬克思認為社會革命的發生，是由於勞動階級的逐漸貧困，與資本主義之無法解決其分配問題而崩潰。反之，英國費邊派，卻能證明勞動階級的經濟地位，並非逐漸貧困，而在不斷改進之中。英國種種社會立法，如工廠法、礦業法、住宅法、教育法等，都是社會主義的實行；又如最低工資法，高度累進所得稅法，都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開端。進一步就是鋼鐵、煤礦、電氣等重工業的國有，這些都是經過立法程序，來實現經濟平等，比群眾大會感情用事的清算鬥爭，高明得多了。
　　國父三民主義，起於十九世紀末期，遠在蘇俄革命之前。國父是明白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貧困是中國的普遍現象，中國號稱資本家的，和外國資本家比，遠是望塵莫及，因為大家都貧，所以解決中國民生問題，要從救貧做起。只有開發富源，增加生產，並使所增加的財富，有公平合理的分配，社會革命是可以消弭於無形的。馬氏知道價值論的重要，而不知價值的決定，包含供求兩方面，馬氏重視供給（supply）而忽視需要（demand）。忽視社會決定價值的真實性質，其所犯錯誤，均屬嚴重而基本的錯誤。國父稱他是社會病理學者，可以說是最恰當的批評。國父說，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他稱馬克思主義為陳舊而不合科學的主義，用馬克思主義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
　　國父三民主義的演講。對於民族民權兩部分，都是直抒所見，而加以旁證；唯有在民生主義，是用比較法，把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異同之點，反覆解釋。因為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已在中國萌芽，要在中國製造階級鬥爭。所以國父苦口婆心的說道：“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所謂師其意，就是民生主義分配社會化的主義，用其法則是以階級鬥爭為革命手段，其危害我民族國家是不堪設想的。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基本錯誤，是工人本身沒有專政的知識和能力；無產階級大眾是無法專政的，其結果政治權力的控制和運行仍落在少數人手裡，造成少數人的專政。試看今天所有共產國家，都是共產黨（大多是知識分子）專政的事實，就可以明白了。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經過布爾什維克應用於俄國的革命，演變而為列寧主義。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改變為共產黨專政。他認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領導者；無產階級專政在實質上，便是無產階級中有組織有覺悟的少數人專政。他又說，專政就是無限制的、憑藉於強力，而非憑藉於法律的政權。這是多麼狂妄的暴力論！因此列寧才創設了人類歷史上最無人道的警察國家，亦無足異了。列寧覺得共產黨中央人民委員會人數還是嫌多，故設立了中央政治局來代替共產黨專政，到此為止，一般人民、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員，都成為專政的對象了。
　　無產階級專政到了史達林的手裡而登峰造極。列寧死後，史達林把政治局的反對派完全清除了，變成了史達林的個人專政。全黨的全國人民對他只有絕對服從，極權專制於是完成。“史達林主義”，對內主極權，對外主侵略。侵略與極權是不可分的。今天蘇俄，自己正在高唱祖國，但不許附庸國家有愛國思想與民族意識。蘇俄利用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論，作為奴役其他民族的理論根據。史達林主義的要點如下：一、共產黨的目標是世界革命；二、革命是要用暴力的；三、蘇聯是革命的主力；四、蘇聯以外共產黨是後進的附庸國；五、利用冷戰方法，發動各國內戰，以削弱所有敵人的力量；六、防止非共產國家聯合，需設法分化之；七、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衝突，必須用強權方式而不是用商談方式以求解決；八、不相信持久的世界和平，而預期有更大規模的戰爭。
　　中共是世界共產黨的一部分，與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完全相同，無論在主義上、政策上、組織上、人事上與活動上，無不如是。它是尊奉着馬、恩、列、史的教條，它的領袖們大都受到莫斯科的訓練。它的政略和戰略，完全秉承着史達林的指揮。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世紀以來無時不忠於克林姆林路線的每一曲折。中共的本質與特性，在國際間尤其在美國，曾經有過很多的爭辯，而反映於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是現在證據確鑿，真相大明，中共公開說明它是對共產國際負責的，過去無謂的爭辯，已無存在的餘地了。

六、唯物論的沒落

　　中國正統思想上無純粹的唯物論，大學裡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段話，好像是以格物為根本。但大學裡格物二字的用意，乃在即物而窮其理，雖不否認物之存在，而所重實在理，而不在物。蓋儒家思想認物之上有心、有性、有理。格物之目的，在于格之、役之、以使“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決非反客於主，為物所役，其理甚明。
　　近數十年來，由於西洋思想之輸入，唯物論（Materialism）隨之俱來。唯物論亦名自然主義（Naturalism），主張以自然為實在之全部。其中又分為三大派，一曰唯物論，此派有兩個信條，一為物質乃唯一實在，一為自然律之宰制一切。二曰能力論（Energism），此派不以物質概念為究竟，而思以能力概念代替之。蓋物質的形狀可變，而其重量不變，重量就是能力的表現。三曰實證論（Positivism），此派對宇宙之究竟實在，為物質抑為能力，不下斷語，但認為凡是真實之物都在因果關係下而聯絡起來，因之可以為某一實證科學所觀察；科學高於一切，科學的結論，即為此派的結論。以上三派，各有理由，在未能深思之常人，自易為其所惑，但細加分析，即不難一一予以駁斥。
　　生命的生殖現象，乃唯物論所無法說明者。生殖為生命之特徵。一胚胎之孕育，桃仍為桃，李仍為李，牛仍為牛，馬仍為馬。物理化學的變化，原子電子的結合，何足以說明之？生殖乃一種奇蹟，然一認為奇蹟，即非科學所能盡明；唯物論對此實無滿意的解釋。再則唯物論以為宇宙間一切事物之變化，悉依於定律，其變化為機械式的變化，絕無自由之可言。故正面主張自然律為獨尊，反面則否認意志的自由。然而人類有意志的自由，乃無法否認者。在物理世界內，有某一種刺激，常有某一種反應；但在人類，則相同的刺激，不必有相同的反應，或相同的效力。道德需要相當的自由；絕無自由，即無道德之可言。吾人不能以風起雲湧，水流花謝，為或善或惡。任何人身之經驗，均可證明生命與意識實保留相當之自由，不能全為定律所預測。
　　最近原子物理學的新發展，使唯物論完全趨於沒落。原子時代的出現，不僅結束了世界第二次大戰，且給哲學中一向爭論不決的唯心唯物之辯，予以徹底的澄清。新的哲學稱為中立的一元論，謂本體乃超乎心物之上，調解自然與精神的對立，而得到有機的統一。現代哲學家稱此統一的本體曰事素（Eevnt），即實際發生之事。由此事素之一種結合為心，另一種結合為物，心物同源，而非異體，故可曰唯事論。心與物之關係，譬如手背之與手心，只是一種整體不同的兩面而已。物不離心而獨立，心不離物而空寂，二者不能須臾分離。從今以後，唯心論或唯物論，都是時代的舊說而歸於淘汰。
　　以上駁斥唯物論的主張，本可即此而止，然而仍有說者，即馬克思所持辯證的唯物論（Dialectical Meterialism）是否與一般唯物論相同，此為尚待解決之問題。蓋馬氏等之唯物論，如與一般唯物論相同，則吾人自無另加批評之必要，如有不同，則吾人不能不指出其不同之點而加以批評。那些辯證唯物論者，必謂他們所倡的是新唯物論，與舊式機械的唯物論不同。但按之實際，辯證唯物論者只是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加入於唯物論中，着重點在辯證法，而不在唯物論。故辯證唯物論如有特殊之點，亦為辯證法，而非唯物論的本體。
　　辯證唯物論所喜言之一種主張為：存在先思維而實有，思維為存在所決定。其矛盾乖謬之處，前面已有批評。實在之全部並非限於自然。吾人承認存在能影響思維，然同時不能不承認思維亦可影響存在。馬克思本人亦嘗承認此點。其言曰：“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來說明世界，但問題是在改變世界呀。”試問哲學家如何能改變世界呢？豈不是有賴於思維嗎？共產黨對宣傳的注重，及其對唯心論的猛烈攻擊，豈非是重視思維所能發生的影響嗎？可見辯證唯物論與舊式唯物論比較，並無新奇之處，即有新奇，亦毫無是處。
　　其次，辯證唯物論所喜言之另一主張，即認物質為一種變遷，一種運動，一種過程。此種學說，亦非新創，上述能力論一派，就是着眼於此點。即退一步言，承認此為辯證唯物論所特有的，就是說，物質除了變化與運動外，即無其他。變化與運動等於物質。但是現代反對唯物論者，如懷黑德氏（A.N.Whitehead）也是把實在看做是一種過程，可是懷氏並不認此種過程為物質。像黑格爾所謂“絕對精神”與柏格森所謂“生命的衝動”，同樣可以加於過程之上。故以變化、運動、與過程為物質，只是一種空名而已；其與難心論之爭，亦只為名辭之爭而已。故辯證唯物論此種主張，決非新奇，亦不能依據此說以成立唯物論。
　　複次，辯證唯物論所自以為新奇之主張，在認物質之運動以矛盾為原理。謂矛盾乃物質運動的源泉，乃一切發展的原動力。如恩格斯所云：“運動本身就是矛盾。”辯證法以其矛盾為其根本概念。列寧亦云：“矛盾為辯證法之鹽。”姑不論矛盾之說是否為真理，假定所說為真理，吾人亦不認為此點足以支持唯物論。蓋辯證唯物論者之辯證法，明明自黑格爾得來，而黑氏哲學並非唯物論。黑氏以辯證法說明其唯心主張，馬氏等則以辯證法說明其唯物主張，可見辯證法縱使極為正確，唯物論者不能據為獨有。一種方法苟可為兩種相反的哲學所適用。則此一方法即不能用以支持其哲學。故辯證法之確否為一事，而唯物論者能否藉以支持其哲學，又為一事。持辯證唯物論者，實不能以辯證法而證明其唯物論。辯證法即非錯誤，而唯物論仍可錯誤。
　　唯物論視物為獨尊，而以心為附屬品，其在道德上之影響，當然是極不好的。中國古代哲學，言致知格物後，必繼言正心誠意。蓋無正心誠意一套功夫，則心逐於物，心不自主，格物致知之結果，是徒知物而不知有心，不知有心，則心失其養，心為物役而不知返。西洋科學，生人多，殺人亦多。此非科學之過，乃不知養其心以用科學之過；亦即知有格物致知，而不知有正心誠意之過。以物質為實在之全，自然談不到正心誠意；不知有正心誠意之一事，尚何有道德之可言。且一切唯物，則人也是物，以人為物，則資本主義與赤色帝國主義以人類為工具，視民命如草芥，而任其宰割與驅使，又何足怪呢？國父所稱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其樞機實在於此。

七、唯物史觀的缺憾

　　中國共產黨和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一樣，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其理論基礎。中共自稱：“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先鋒隊，它的世界觀與思想方法——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是區別於一切其他階級的。”（引劉少奇語，見《論黨》一書）歷史唯物論通稱為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黑格爾相似，都想以一套理論來解釋一切史實，不過馬克思把黑格爾的“觀念”換成“生產方法”而已。黑氏認為宇宙發展的源動力是絕對精神；所以促使人類歷史依照辯證階段而發展着，乃人類理性的發散。他有一句名言：“一切的現實，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因之黑氏以為一切歷史都是以思想史為中心。馬克思採用了黑格爾辯證法之公式，但謂推動宇宙之大力乃為物質而非精神。馬氏所謂物質者，有其特殊的意義，係指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而言。
　　馬克思認為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的變遷，是歷史變遷唯一的主因。人類歷史任何時期的哲學、政治、宗教、藝術，即馬氏所謂上層結構者，悉為此種生產工具與方式所決定。這種觀點，不能說其中沒有道理，但是要拿這種理論來說明全部歷史，那是極大的錯誤。試看美國從建國之始至於今日，生產工具已經有了四次變革，即由手工業、蒸汽機工業、電氣工業，而正走向原子能的時代了。在這四個階段中，美國社會制度並沒有被推翻過一次，也沒有發生四次革命。這一客觀事實已經粉碎了生產工具決定論。
　　前面已經說過，歷史原因包括思想、人物與經濟三方面，馬克思的錯誤，是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即以蘇俄革命而論，如果沒有列寧其人，則其成功未必能如是之速。羅素曾就馬克思學說加以推演：“余可提議下列一種工業革命原因之新的理論：即工業革命原因由於近代科學，近代科學由於伽利略，伽利略由於哥白尼，哥白尼由於文藝復興，文藝復興由於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由於土耳其人的移居，土耳其人的移居由於中亞細亞氣候逐漸趨於乾燥化。故尋覓歷史原因之主要研究為水文學。”其所以挖苦馬克思者，極為顯明。
　　在我們看來，生產工具畢竟是一種工具，上層結構才是生活的目的。我們固不否認工具的重要，我們尤須注意生活本身的重要。中國古語說，一絲一粟當思來處不易，可見經濟上的財富，一定要經過精神的努力，勞心加上勞力，才能達到。所謂物質文明，也是道德和智識能力的收穫。經濟資源非經人類的開發利用，則貨棄於地，等於烏有。究極言之，不是經濟在支配人，而是人在支配經濟。
　　馬克思拿了歷史唯物論來做階級鬥爭的工具。他以為一部人類歷史就是階級鬥爭史，初期社會為自由與奴隸之爭，封建社會為地主與農奴之爭，至近代工業社會則為資本與勞工之爭，整個歷史始終有着兩個敵對階級在鬥爭。這種籠統的說法，很難自圓其說。歷史上的鬥爭，並不限於階級，其中有觀念的鬥爭，民族的鬥爭，不一而足。即以前後兩次世界大戰來說，很難以階級鬥爭四字來解釋清楚。蘇俄在其對德宣戰之後，所謂帝國主義的戰爭就一變而為神聖的工人的戰爭了。何況歷史並非必須重演。我們有選擇途徑的自由。成功的機運在於智慧，我們要憑藉自身的努力來開創前所未有的世局。
　　國父對於唯物史觀的影響，攻擊甚烈，他贊同美國威廉博士（Maurice William）的“社會史觀”（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國父說道：“照這位美國學者的主張，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中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又說：“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而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民生二字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生活，包含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國父的民生史觀，乃綜合思想、人物與經濟三者，而謂精神勝於物質，人定可以勝天。辛亥革命，國父從海外歸來，在上海語記者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這種革命精神，就是後來用來北伐的基礎、抗戰的基礎，也就是今後救國、復國、建國的真正基礎。

八、對辯證法的批判

　　辯證法一名問答法，乃柏拉圖語錄中蘇格拉底所常用者，原是哲學中一個主要思想方法，為哲學家所共有，而非任何一派所獨有。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有過很大的貢獻，故其在哲學史上之地位很高。馬克思只是應用黑格爾現成的方法，並沒有創新發明。我們要研究辯證法還當求之於黑格爾的著作。通常所稱辯證法的三大定律，一曰對立的統一，二曰否定的否定，三曰質量互變說，分述如下：
　　黑格爾認為現象在其發展的過程中，要經過三個階段，即正（Thesis）、反（Antithesis）與合（Synthesis）。黑氏稱此三階段為“三位論”（Triade）。其說的本義，謂凡一偏的見執，若充類至盡，必歸入於其反面，因而陷於自相矛盾。原來的見執可稱為正，其反面可稱為反，於是可有一種立說超於二者之上而兼容並納之，是謂合。若此種立說仍為一偏的見執，則正、反、合的歷程仍可繼續推演，至於無可反而止。黑格爾以為一切一偏的見執，皆可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術破之，此即所謂辯證法。當然許多謬說可用辯證法破之，但若謂一切謬說均可用此法破之，則黑氏未嘗予吾人以證明，吾人亦無理由信其為然。
　　以辯證法來解釋歷史，其說如下：社會黨任何歷史階段趨於全盛時，可視為一“正”，即辯證法三階段之第一階段。然此階段的進展中，乃孕育與之對抗的勢力。此勢力逐漸長成，逐漸顯著，可視為一“反”。此一正一反，相激相盪的結果，乃消滅於一新的全體中。正反兩方無一得仍其原狀，然亦無一盡毀，惟經過交融匯合之後而成為新的東西。這個新的全體即是“合”。所謂歷史的辯證法大略如此。
　　馬克思自承為傳黑格爾的衣缽，應用辯證法以建立他的唯物史觀，視封建社會為正，資本主義為反，而共產主義為合。他認為一切事物的發展，既起於內部的矛盾，而矛盾必須由鬥爭來解決。這樣，就奠定了共產黨階級鬥爭的理論。馬氏以為人類史上的經濟組成，都包含對待的兩階級，此兩階級對抗之結果為社會革命，而最後乃產生一種新的經濟組織，將對抗的兩勢力銷蝕，於是階級鬥爭暫時止歇，是謂“合”。經濟組織改變，則政治法律甚至哲學藝術亦隨之改變。這種看法證諸中國歷史，顯與事實不符。中國立國之基本精神，基於孔子“有教無類”的明訓，即謂但問教育，不分種類，不分階級。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大體為一平等自由的民族，無世襲的貴族，亦無固定的特權階級。民族生活喻如大海波濤，起伏自如，活潑調和。國父學說，根據於民族優良的傳統，明言馬克思主義不適於中國。國父以為階級衝突固有其例，而非歷史演進的必然定律。人類文化之可貴，在能避免人與人互相鬥爭的方法，而用調和全民利益的方法，以互助與服務精神，促進社會的進化，這樣才是人類的幸福。
　　辯證法的第二個原則即所謂否定的否定。實際上否定作用是有止境的，否定至“合”而止，至“合”而矛盾解除。所以只有真否定偽，偽不能否定真；全體否定部分，部分不能否定全體。辯證法的第三原則則是質量互變，量的漸變，到了相當階段就會引起質的突變。如積勞成疾，積怨成仇，都是從量變到質變的例子。其實質與量是相對的，有質必有量，有量必有質，質與量相反而相成，質與量的統一，也是可從第一原則引出來的。羅素曾說：哲學上的問題大都可以用辯證法以解答之，但此法有其限度。辯證法的優點在於憑藉相反相成的原理，以達於邏輯上的一貫，但不能以之發現新事實。
　　馬克思把辯證法當作共產主義有力的武器，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以為社會的進化，到了質變的階級，勢非利用暴力不可，而社會主義更非經無產階級專政的階段不能實現。我們現在可以歐美國家過去一百年的經歷，證明此一理論未能切合事實，前已言之，無待重述。國父曾論及革命與進化之分別，兩者皆為由舊轉新之道。惟進化過程是受物競天擇自然律的支配，是被動的、無目的的。而革命則是有目的、有計劃的發展。國父謂物種進化是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又謂人類文明進化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級：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的時期；第二、文明漸進，為行而後知的時期；第三、自從近代文明發達以後，為知而後行的時期。因為人類具有合群的天性，至知而後行的階段，可使理性勝過物慾，犧牲自己一部分的享受，以成就群體的共同幸福由共同的自覺，使社會能避免衝突而調和進步，以漸達於大同的境界。我們要知道辯證的唯物論是陳舊的學說，人類進化未必能為一種公式所概括無遺，到了現代科學昌明、知而後行的時代，人類應有選擇途徑、創造命運的自由。
　　國父的革命觀念，是繼承幾千年來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儒學有六經，而易為其原。易有三義，曰變易、不易、與簡易，遠較正反合之說為高明而圓融。易經所講變易之方式，由四（元亨利貞）而六（六爻）以至於無窮，決非限於對偶式之單調。簡易則為以簡馭繁之法則，馭至勛與至頤，有種種之易象，而不落於呆板之窠臼，非深明歷史哲學之奧義者，孰能致此？易經的論“窮則變，變則通”的原理，較之辯證法，涵義更為豐富。
　　水非僅為氫氣與氧氣之總和，而別成一種創造。樂曲所具之性質，由其全體而生，而非部分總和所能代表，無機物尚且如此，人類高尚之精神，當然更有無窮之希望。此正“生生之謂易”之大義。荷蘭狄富禮教授（Hugo de Vries），於二十世紀初年，宣布其“突變”學說。謂物種之變異，非為變異之連續，而為突然之出現。新變種可突然發生，此在生物學上確有根據。十九世紀機械唯物論，到了現代原子時代，已證明其為落伍之謬說。靜的宇宙觀已一變而為動的宇宙觀。原子時代的新哲學，是一種人定勝天積極創造的新思想，而足以予辯證唯物論以致命的打擊。
　　總而言之，共產主義簡單的公式和信條，決不能代表真正學術的興趣，滿足青年真正的求知慾。欲在理論方面要求貫徹，在精神方面要求滿足，那只有三民主義崇高博大的思想。三民主義一方面繼承中國思想的大動脈，一方面接受西洋的思想主潮，而使兩者融匯貫通，同流並進。易繁辭說：“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聖德。”能夠網羅眾家，囊括大典，所以謂之富有。教化流行，有進無止，所以謂之日新。三民主義的盛德大業，便是消滅共產主義思想毒素最有效的精神武器。

對俄帝的思想戰

一、三民主義對共產主義

　　目前反共抗俄神聖的戰爭，究其本質，實為主義的戰爭，思想的戰爭。共產主義，違反人性，蹂躪正義，抹殺社會公益，這種狂妄的反動思想，乃為人類空前浩劫的由來。現在俄帝已成為世界人類的公敵，從暗無天日的鐵幕世界，更可反映出我三民主義的無限光明。而證明三民主義實為救中國救人類的康莊大道。因而堅信侵略必敗，漢奸必滅，暴政必亡，與我們建國中興大業必勝必成的至理。茲就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分析研討如左：
　　總理所謂三民主義起於愛，共產主義起於恨，愛是人性，恨是獸性，兩者如冰炭之不能相容。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俄國發生革命，他們也提倡自由平等，宣稱人人都是同胞，可是一切都是假的，世界人士對之由失望而至絕望。所謂“社會主義的天堂”，事實是怎樣？它是龐大的集中營或奴工營。在俄帝統治之中，凡居住，通訊，集會，言論，信仰等自由絕不存在，基本人權剝奪無餘。人類天性，莫不喜歡自己用思想，來了解事實，但在共產黨看來，這就是危險份子。他們所謂和平，指的是戰爭，所謂友好，指的是宰割，所謂民主，指的是奴役。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往往昨天視為真理，今天可一變而為罪惡；反覆無常，不知所云。共產主義實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騙局。但究竟善可勝惡，光明可以消滅黑暗，全世界人類包括俄國人民在內，是無法永遠騙下去的。

二、民族主義對帝國主義

　　國父曾說：“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絕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絕不會把路人當作其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姓發出來的。”。民族主義是發於情感，基於理性，一種不可磨滅的信仰。共產主義因為要消滅民族主義以達其征服世界的目的，故提倡一種謬論，說世界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俄帝以無產階級的世界主義（The Proleterian internationalism）為標榜，國父在民國十三年民族主義演講中，曾斷然予以駁斥。他認為這種世界主義實際就是帝國主義和侵略主義的假面具，目的在以共產主義為工具，實行世界革命，達到征服世界的最後目的。這種見解，真是一針見血，深刻極了。三十年來世局的激盪，證明民族主義為共產主義唯一的勁敵。今日世界，唯有民族主義的力量，能夠對共產帝國主義的野心，予以迎頭痛擊，力挽狂瀾。
　　統一與和平是 國父在民國成立時所宣布的大致方針，統一與和平相輔相成，不可分離。俄帝不知有和平，自不能有真正的統一。蘇維埃聯邦由於武力吞併而成，故外力一去，隨時可以瓦解。蘇聯本國土地約為八百萬方英里，人口二億一千五百萬人，其中大俄羅斯人僅占半數，其餘像烏克蘭，波羅的海，高加索山，中亞細亞等地，都為異族所居。俄帝自稱為多民族的國家。那些異族，並非如一般所稱的少數民族。按照一九一九年國際條約的規定，少數民族（Minorities)具有三種條件：一，人數少而散居各處，二，大都分布在邊疆地區，三，他們都有祖國，因割裂在外，而至於寄人籬下。這些條件，就不合於俄國的情況。以烏克蘭為例，它是一個完全發展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語言與政治傳統，與大俄羅斯迥乎不同。帝俄時代，國內各民族為沙皇所宰割，實際並未同化。第一次大戰以後，帝國崩潰，境內各民族紛紛獨立，像烏克蘭，阿美尼亞，喬治亞等國都曾經為國際間所承認。後來俄帝用武力強迫他們取消自主，組成聯邦，大俄羅斯只是蘇聯十六聯邦之一，在憲法裡也規定各邦都有自由退出之權。可是大俄羅斯採取高壓政策，連外人遊歷都不允許，可見其防範之嚴。但各邦離心力強大，危機四伏，解放運動一觸即發。四十二年七月十日俄帝副總理兼內政部長貝利亞被整肅的罪狀，說他對國內各民族煽動離異，製造糾紛，不問事實真相如何，要之，民族間隙實在是俄帝心腹之患。
　　二次大戰以後，西起易北河，東至鴨綠江，關入鐵幕的約有六億人口，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俄帝土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五，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四十，造成了空前無比的大帝國，其中東歐附庸國家，人口達七千萬。至於中國大陸的沉淪，尤為對於世界文化最大的挑戰。忠恕之道是中國幾千年來立國精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不但當施於人與人間，亦當施於國與國間。俄帝是怎樣呢？他是絕對不講信義。一九一七年，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於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共產國際，即所謂第三國際，亦創共產國際情報局（Cominform)的前身，他們暗中做間諜，做第五縱隊，以達其對敵人製造叛亂，破壞統一，顛覆政府的目的。這種分化離間工作，更與外交戰相配合。例如雅爾達，波茨坦等會議，種種陰謀和罪行，已使國際道德掃地以盡。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一日，我國控蘇聯案終於在聯合國大會正是通過，從此俄帝之為破壞和平的侵略者，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今天民主國家飽經憂患，深切感覺，認情報為國防的第一線。美國近年來有所謂馬加錫主義(McCarthy參議員之名），即為一種自清運動，並要進一步，加強心理作戰。而俄帝集團以內的離心力量，遠較自由世界為大，這是我們所可斷言的。
　　俄帝大言不慚，高唱和平濫調，從一九四三年以來，已有十五次之多。四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馬倫可夫又說，各種國際間問題可用和平方式來解決。但是試問，鐵幕的存在，難道就是和平競爭的方式嗎？鐵幕是俄帝最大的矛盾。他們自己說，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前進的，共產主義的制度是優勝的，為何不讓人前去觀光呢？孔子論政，曰“近者悅，遠者來”。即謂為政之道，要使人民心悅誠服，衷心擁護。對於鄰邦，也要講信修睦，使其幕義聞風，自然來歸。這是中國政治的道理。而今俄帝深溝固壘把鐵幕築起來，不是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嗎？這明白表示共產主義是經不起考驗的。倘鐵幕一經破裂，俄帝便將無能為力，觀於最近東德的糧食戰，俄帝可謂狼狽不堪，窘態畢露了。
　　最近俄帝的新宣言，自稱與共匪的團結，是神聖的義務。中國大陸卻是異常重要，大陸光復的時候，就是帝俄總崩潰的日子到了。匪偽政權自四十二年七月起，以一年半的時間，發動全黨幹部學習俄共黨史，想從思想與組織兩方面，做到徹底的俄化，以期“改變大地的外表和人民的內心”。可是外表的改革易，人心的轉移難。這無非是心勞日拙罷了。總統在“反共抗俄基本論”里曾說：“俄共在民族大義與民族正氣號召的前面，面臨了它所必須控制而無法控制的人心；更在世界明眼人的前面，又揭露了他獰惡的面目，和殘忍的手段，因此不論他再怎樣詭詐，怎樣恐怖，再怎樣坐大，而他終必無法避免其覆亡的命運。不過反共抗俄戰爭的必勝，並不是建立在敵人自己崩潰的上面。唯有民主國家能夠警惕於俄共流毒的可怖，能夠了解於這種反共抗俄態勢的形成，加緊民主陣線間的組織和團結，那才能加速共同敵人的失敗和滅亡”。這一段話，是我們復國建國的南針。

三、民權主義對極權主義

　　其次講到民權主義。蘇俄實際上是名不副實的。蘇俄並不能實行蘇維埃制度。國父曾說：中華民國的基礎是分權自治，這是說明民主政治的精神是由下而上的。照蘇維埃的組織，應該是由地方一級一級上去，達到最高蘇維埃。可是這完全是空文，俄帝一切是自上而下。蘇維埃實際並不能有何種選舉，並不能做何種決策，這裡不是所謂“掛羊頭賣狗肉”嗎？就最高蘇維埃而論，主席團的主席，相當於民主國家總統，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裝飾品，最高蘇維埃開會的時候，其作用不過是一個橡皮圖章而已。不錯，蘇俄是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可是共產黨本身也不能決策，不能辯論，不能批評，生殺予奪的大權均操於史魔一人之手，他是深居宮中，過着秘密生活，極難得有機會站在群眾面前，更不用說與群眾接近。克里姆林宮本身就是一個鐵幕。史魔執政二十九年，整個共產黨只是把史魔的意旨傳達到下層去的工具。這是官治，而非民治。俄帝領導的方法很單純，史魔控制着政治局，政治局控制者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再來控制全黨，然後透過軍隊，警察，報紙，無線電等種種方法來控制人民。極權政治是一部冷酷無情的機器，官僚主義的暴政，蘇俄的真相如此。
　　民主政治還有一種最重要的精神曰異中求同。國父解釋民主集權制的意義，謂在決策以前，大家都有參與討論，貢獻意見的權利，但一經決議之後，大家就有絕對服從和執行的義務。民主政治的特點是討論多，但它是堅固的，經久的，活潑的，無須乎控訴，無須乎清算。極權政治則反是，它是不能容忍異己的，它要用清算鬥爭來消滅反對派。俄帝也講民主集中制（Democraic-Centralism），按其實，則但有集中，而無民主。因長期鬥爭的結果，形成一種無窮無盡的神經戰。一九二六年至二八年，史達林大舉清黨的時候，高級幹部被殺者五十人，中下級幹部更是不計其數。一九四八年至四九年一次不動聲色的清黨，被驅逐者達三十萬人。在這種恐怖政治之下，即使在政治局或主席團裡面，他們講一句話，就要想到後來會被引用作為整肅資料之可能。畏首畏尾，自顧不暇，那還有怎麼民主之可言呢？
　　民主政治與法治不可須臾分離，無法治即無民治。民國十年，國父在廣州發表宣言，以法治二字來解釋民權主義，他以為當時國內淘淘，其根本原因由於大法未立。近六十年中國革命史，就是一部為民主憲政而奮鬥的歷史。俄帝也有史達林憲法，那只是一付空架子，例如對於領袖繼承的根本大法，即無明文規定。極權政治與民主最大不同之點在此。名位的繼承，既無憲政的常規可循，於是只有出於陰謀篡奪流血之一途了。史達林在四十二年三月二日晚上中風，莫斯科的靜寂，有如北冰洋的寒夜。史魔逝世的一天，新政府名單發表後，莫斯科電台整天廣播，呼籲統一與團結。三天以後，馬林科夫在送葬演說里，說道對於國內的敵人，如同對國外的敵人一樣，必須堅決應付，絲毫不容寬恕。他並且畫龍點睛地，指出了“混亂與恐怖”的危機。極權政治真是最不穩定的政治，無往而非敵人，無往而非恐怖。民主國家則有免於恐怖的自由。試看史蒂文生並不會因競選總統失敗而坐牢，杜魯門總統任期屆滿退為平民，駕車出遊，何等逍遙自在。其在東方，像國父的逝世，甘地的被刺，並不會因領袖的繼承，發生什麼混亂與恐怖。俄帝是怎麼樣呢？果然到了四十二年六月廿七日，莫斯科大軍雲集，坐第二把交椅的貝利亞就此失蹤，七月十日，把一切的罪惡都套在他的頭上。一位指揮幾十萬秘密警察、炙手可熱的巨頭，乃至不能自保其首領，情節的離奇如此。貝利亞原是整肅的老手，但最後不免於被整肅。現在馬魔又垮台了。這並不是克林姆林宮內鬥的終結。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誅鋤異己，永無已時，勢必至於同歸於盡而後已。
　　貝利亞的被擯，表示史達林帝國已告覆亡。於是集體領導的論調，乃應運而興，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俄共發布的文告就是把個人領導與英雄崇拜的觀念，極力使之沖淡。這裡面曾說：領導二次大戰達成最後勝利者，是黨的力量，而非任何人的力量。史達林在世的時候，這種話會說得出嗎？要證明這種新的說法，乃不得不跳過列寧、史達林，而回到他們老祖宗馬克思，想從馬克思教條找規矩，來排斥領袖的優越性，可謂用心良苦了。但集體領導談何容易？在民主政治的國家裡可以行，其在極權政治簡直是行不通的。民治之義為法治，為文治，故政治家同流並進，新陳代謝，有一種秩序與和諧。極權政治是一種強權政治，暴力政治，以力對力，終必出於火併。一部俄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權力爭奪的歷史。謠言誹謗，陰謀陷害，侮辱名譽，污衊人格，無所不用其極。以莫須有的罪狀，自相殘殺，血流愈多，株連愈廣，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列寧曾說共產黨賴黨內的清算鬥爭而壯大。真可謂慘不忍聞了。俄帝的勢力寄托在黨軍警三者（共黨紅軍與特務警察）的平衡上面，而他們內部又各有矛盾傾軋的現象。現在共產黨員總數為六百三十萬人，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三。他們可說是不穿軍服的軍人。史達林的地位，以黨的總書記，兼任內閣總理，馬林科夫做了總理，在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就把黨的總書記讓出來。史魔擔任一輩子的職務，馬林科夫卻不能繼續擔任下去，這是什麼緣故呢？貝利亞以內政部長掌管秘密警察和奴工營。這些秘密警察從大都市到小村莊，遍布全國，人數七十五萬，並有坦克飛機和大炮。自從貝利亞俯首就擒，軍警消長之勢已顯然可見。紅軍總數三百四十萬人，集體領導之結果，將來是否會變為軍事獨裁？倘使紅色拿破崙一經出現，世界戰爭是否迫於眉睫？都是未可預料的。但有一點可以注意的，在極權國家裡面，軍隊裡面可能埋伏着民主的潛勢力，因為人民對於軍隊，比較還容易接近些。將來民主國家反共抗俄的義師，推演激盪，倘能在俄帝內部掀起了民主革命的高潮，，那就是世界人民安危禍福的大關鍵了。

四、民生主義對奴役主義

　　複次，講到民生主義。國父曾以民生二字解釋民生主義，現在世界經濟的潮流是從自由主義趨向公益經濟（Welfare economy）。那是一種政府與人民協力共謀的經濟。即以企業自由來刺激事業之發展，完成建設計劃之實施。至於俄帝的經濟無以名之，名之曰不公道的經濟，也就是慘無人道的經濟。四十二年七月廿六日，俄帝新宣言中，聲言要為蘇俄人民謀物質利益的不斷進步，尤其要為工人謀求快樂而富裕的生活。俄帝以促進工業化為急務，工人應該是蘇俄人民中最幸福的了。事實並非如此。工人不是主人，而是奴隸，根本俄帝是一個奴隸的國家。奴工制是蘇俄經濟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把奴工一且取消，蘇俄經濟計劃就失去了憑藉。遠在一九二三年，已有集中營的設立。他們都是被清算鬥爭了的，不問男女，不問老幼，一律罰作奴工。五年計劃實行以後，新興事業多在新開闢的地區，政府需要大量廉價的工人，並且要強迫遷移，於是奴工之數目動以百萬計。不問有罪無罪，亦不需附以任何理由，就趕到荒漠地方，去建築鐵路公路，砍伐木材，興修水利，以及從事其他事業。劫奪了人家的孩子，拆散了人家的夫婦，教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做奴工，受苦難。這不是慘無人道的經濟嗎？這些奴工都是由秘密警察來管理，所以俄國的特務變成了全世界的雇主。共匪在大陸，尤而效之，共計有集中營五千一百餘座所，奴工之數達一千八百萬人。奴工制是蹂躪人權的暴政，引起全世界人士的憤怒。共產帝國，由奴工而建立，最後亦必為奴工群起而撲滅之。
　　國父一生革命，所最注重的就是實行土地政策。土地改革之根本目的為實行耕者有其田，使人人有田種，以達均富之目的。這與共產主義不顧人民一切利害，直接沒收土地而盡歸公有，完全不同。農業的萎縮是俄帝經濟上的致命傷，危害了他立國的基礎。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到史達林，對於農民是否甘心做共產主義的工具，始終是缺乏信心，所以不得不求農民的集體化。上述俄帝的新宣言，還把國有農場置於集體農場的前面。集體化的用意，無非是便於控制，使農民血汗所得的資金儘量搜刮出來，投資在重工業方面，來製造殺人的武器。真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俄帝宣稱其政策在謀工農的永久聯合，可是工農生產無法得一平衡。農產方面增加的速度不能夠適應重工業的發展與人口增加的需要，糧食問題始終無法解決，其理由是顯而易見的，農民對於自己耕種的土地發生情感，而集體農場違反人性，當然農民不會快樂而起勁的工作。在共產帝國裡面，工是工奴，農是農奴，“免於匱乏的自由”，永無希望。目前俄國人民的生活程度，較之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五年計劃開始時並未提高，共產主義的本質，只是一種破產主義而已。
　　俄帝自稱為工農聯合的政府，是勞工階級的先鋒，四十二年六月十七日，柏林工人首舉義旗，告訴世界說，鐵幕裡面的世界已經不堪忍受了。東歐原為產糧地帶，可是現在人民淪於飢餓線，對於工作喪失了興趣，對於將來也不寄以任何希望了。這一次柏林工人革命起義，其重要性較之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狄託事件，尤遠過之。不但東歐各附庸國已成野火燎原之勢，並且要影響到俄帝國本國的居民。那些工人以赤手空拳來和鋼鐵相搏鬥，從前認為不可想象者，今已成為事實。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們僅有的儲蓄已為俄帝掠奪無餘，生活困苦，無以復加，而食品比戰時更為稀少，糧價則不斷上漲，衣服與房子都極度缺乏，日用必需品也無從買到。因此遂不顧一切，鋌而走險，由都市而蔓延到農村，成為不可收拾的局面。鐵幕裡面，情形如此，西歐方面相形之下，卻有逐漸繁榮之象。俄帝的經濟政策，已經註定失敗了。莫斯科的報紙，把柏林工人的反抗歸咎於外來的勢力。其實這種革命運動，是人民自發自動的，完全由於生活的壓迫而起。秘密警察的暴行，更使人民懷恨在心。至於西方國家無線電廣播，對於事態的發展，亦有很大作用。柏林原為首都所在，民族精神深入人心，故國之思，何能忘懷？事變發生以後，俄帝允許增加工資，減少工時，並允許增加消費物品的生產，所謂實遇如此，這真是大革命的開端。其他附庸國家裡，像匈牙利已經看到驚人的退卻，不得已而回到當年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舊觀。四十二年七月十日，美國宣布要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糧食來救濟東德難民，頗使俄帝進退失據，不知所措。鐵幕裡面所以如此窮困者，一由於集體主義之為害，二為清算鬥爭的惡果，三為窮兵黷武的消耗，最近民主國家戰略物資的禁運，對俄帝重大的打擊。國父曾說：“建國之道首要在民生”。俄帝的現狀乃是民不聊生，而有岌岌不能終日之勢。反之，民主國家則能注重人民衣食住行四大要素。用言論來宣傳，何如用行動來宣傳更為有效呢？
　　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其所謂知，尤重科學之知。總裁亦謂科學是達到民生目的的方法，我們要宣行科學的民生主義。科學的精義是求真求實，尊理性，貴實驗，注重證據，注重討論，與共產主義的武斷一切，絕然相反。共產主義是反科學的，反真理的，而足以阻礙思想的發展。俄帝最大的罪惡，不惜以共產主義的教條，來犧牲科學的真理。學術文化是國家的命脈，而為俄帝的魔掌所扼殺。關於遺傳學的論爭，即為一顯著的例證。但是不合於真理的學說，亦不能產生實際的功效。大體言之，從一九二八年到現在，俄帝無論在純粹科學或是應用科學方面，都很少發明與貢獻。科學為現代文明之母，當然直接影響於人類的生活。照現在的情形，要使平均每個俄國人的生產量，達到美國人的標準，到一九八〇年方能趕上。何況美國又在突飛猛進呢？自由世界的經濟資源，尤其道德與精神力量，足以戰勝敵人，這是確然而無疑的。

五、結論

　　總之，俄帝鐵幕以內，由於政治的恐慌，經濟的破產，而造成人間地獄的悲慘世界。俄帝好戰而又不能不停戰，此其最大之矛盾一。實行極權政治，而否認有一領袖，此其最大之矛盾二。五年計劃已經到了第五次，而最近柏林的糧食戰，乃至一敗塗地，此其最大之矛盾三。共產主義，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至今已經破綻百出，弱點畢露了。俄帝喜談辯證法，欲於矛盾中求統一，實則矛盾永遠無法解決，統一永遠無法達到，此為俄帝的悲哀，亦為共產主義的悲劇。中國之政治哲學，則光明正大，本於智仁勇三達德，而貫之以誠。誠就是不矛盾，其方法為折衷至當，止於至善，決不依違，決不彷徨。這種思想就是孔子集大成的思想。國父闡釋其義，曰：“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由於這種崇高偉大的精神，而創造了三民主義。所以三民主義乃為世界上最進步、最健全、最完整統一的思想。民族精神之重振，必於國家之最危難之時；亦惟當國家最危難之時，方能充分發揚我民族文化的光輝。從雅爾達以後漫漫長夜，現在總算到了黎明時期，光明在望，黑暗漸漸消逝。世界不能一半自由，一半奴役。民主國家必須團結一致，把握時機，衝進鐵幕，消滅人類公敵的俄帝，及為虎作倀的傀儡政權。我們今日反共抗俄中興建國的大業，不但是救中國、救亞洲，亦且為世界人類安危存亡榮辱禍福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