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這個詞頻繁出現在各種欺騙場合，大概是近十來年的事，它比一般的欺騙、謊言更具偽裝性，它往往是套路的設計者經過深思熟慮，採用各種手段相配合的欺騙行為，受騙者不到最後一刻，發現自己受到了慘重的損失而猛然醒悟前，還一直配合設計者進行各種行動。

     記得早些年武打片盛行的時候，套路一詞是指武林高手的搏擊路數和程式，為什麼後來與“騙術”聯繫起來了，大概沒人深究。經濟改革開放後，與俄羅斯的貿易也增多了，可俄羅斯的民用輕工業產品在中國基本上沒有市場，最早進入普通中國人視野的是俄羅斯的復活節彩蛋和套娃，前者玲瓏精緻，適用於擺設；後者很具有欺騙性，看起來很大的一件，結果是一層套一層，一個比一個小。也許，中國人正是從這個套娃得到了啟發，結合武術中的搏擊路數，便發明了“套路”這個詞。至於從俄羅斯人那裡還接受了哪些歪門邪道的啟發和詞彙，那就說不清楚了，似乎“共產主義”、“公有制”、“計劃經濟”、“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俄羅斯出來的吧。現代漢語的詞彙，受日本的影響最大，而政治制度，卻受俄羅斯的影響最大，為什麼會這樣？海內外眾多學者都研究過這個問題，並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計劃不如變化，變化不如領導一句話”，這句流行的俗語既是套路一詞詼諧的表達，更是層出不窮的套路存在的根源。“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如果是個“禿子打傘無法無天”的心機婊，民眾為了實現他一個接一個的宏偉計劃和頭腦風暴，完成他的高級套路，便努力製造出各種誇張，甚至魔幻的套路，與領導的政治套路相比，民眾的低級套路只能算騙術，比如，領導要顯示偉大光榮正確，要“趕英超美”，民眾就堆砌土高爐煉鐵渣；領導要“大躍進”，民眾就能報出“畝產十三萬斤”；領導要“憶苦思甜”，冷月英就週遊全國控訴劉文彩的水牢；領導要“實現偉大復興”，紅粉們就在國內外襲擊美國人、日本、澳大利亞和瑞士兒童。可見，除了套路，領導們沒有一丁點現代文明思維，而最終深受其害的正是廣大以低級、野蠻騙術迎合高級套路的普通民眾。

     當今中國人除深受從俄羅斯引進的政治套路之苦外，還深受自有傳統套路文化之苦，具體的說是受《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之苦，尤以後兩者為重。兵法本是具有相當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小部分人用於兵家大事，普通民眾少有真正能理解和運用。而後兩者以近於口語的小說文體出現，通俗易懂，加之最早的自媒體“說書人”聲情並茂的演繹，以及民間戲劇的形象化呈現，普通民眾便將各種小聰明，小計謀作為與人交往的心理基礎，將套路應用於各種場合，從官僚宮女的阿諛奉承、爭風吃醋、權力爭鬥，到販夫走卒的短斤缺兩、假冒偽劣，無不處心積慮的設計套路使利益最大化。不僅如此，人們還將耿直誠實和不屑於陰謀詭計之人視為愚蠢，不諳世事，對於少數拆穿其套路的人視為對自己的侮辱，以至將他們作為欺凌或迫害的對象。

    古今中外，國家政治和世俗民間都存在套路，為什麼唯獨在當今的中國套路會成為最普遍的現象呢？僅僅解釋為“傳統中華文化缺乏契約精神”是不夠的，因為，這種解釋不適用於台灣和新加坡。如果從政治制度決定社會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就會明白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為了達到鼓勵民眾相互猜忌，文攻武衛的目的，中國過去的領導利用報刊、雜誌炮製出“階級鬥爭”一詞，這是套路；現在的領導利用電視、“自媒體”上演無數的宮廷劇、諜戰片，製造“彭宇案”、“崑山砍人案”（注），這也是套路；社會民眾的無道德底線的貪慾，製售“毒奶粉”、地溝油、廋肉精、蘇丹紅、催紅素……等等中國特色的假冒偽劣，這些都是套路。獨裁者和官僚集團利用國家機器，使用各種套路愚民，並鼓勵民眾渾渾噩噩使用各種套路互相傷害。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民眾一生在一個接一個的套路中苟活、掙扎、死去。

        註：這裡之所以將“彭宇案”和“崑山反殺案”描述為故意製造的，一是因為這兩起事件被媒體炒得異常熱，而且還反覆的炒，為什麼呢？換一個在國際上每年都炒得很熱的事件，如“6.4事件”， 在國內別說炒作，連這個兩個數字連起來都是禁忌；二是因為我在“五嶽散人”的Youtube視頻一個節目的評論區，通過與兩個小粉紅辯論，證明了“崑山反殺案”是演出的一場鬧劇，即也是一個套路，目的是鼓勵民眾互相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