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似乎正朝制訂新財產法的方向邁進。在之前“胡錦濤宏觀發展策略見小成”一文中，我們已指出了有此需要。

由於反對者眾，且目前對“財產”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一時還難以統一，《物產法》草案也被推遲近兩年。

如何定義“集體財產”，便是各方爭執的焦點之一。比如，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是應該屬於農民呢，還是該由村長來掌握？一旦所有權下放給農民們瓜分，土地可望獲得更好的管理運用，但村長的權力卻可能面臨一場“政治”挑戰了。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村民們要按什麼準則，去聲稱擁有某一土地財產。目前，如果搬出村子，村民就會喪失之前的土地，也不會獲得任何補償；而搬進村裡的人則自動獲得一份屬於自己的土地。於是，一些村官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將親戚和朋友們都搬進村來，而把不順眼的人趕出村子。這種情況必須糾正，但具體應如何操作，才不會引發村民與村官之間的利益爭鬥呢？

為“私有財產”下定義，引出了更大爭議。儘管困難重重，但《物產法》必須出台。6月5日，官方《人民日報》發表了《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的文章，建議中央政府在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要加快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因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經濟基礎又包括上層建築”。在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文章同時主張“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過它並未明確指出由中央或省掌握的國有財產，同農村的集體財產是否存在區別。

中央希望通過有關私有財產的法律，但遭到了兩批人的強烈反對。反對理由既有原則上的，又有出於實際利益的；兩者互為補充，卻不一致。

第一類反對者的理由比較開門見山，也比較正當。他們認為，若《物產法》獲得通過，一些不法獲得的財產將因此披上合法的外衣。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不少人利用手中權力或家庭關係而獲得土地等大量物產；而《物產法》將為這些巧取豪奪行為合法化。在體制改革期間，沒有沾任何便宜或沒無機會沾便宜的老實人，反倒成為窮人，並不因其老實而獲得任何補償。反對者因此批評，政府不但不糾正昔日的不公，反而立法予以合法化。

第二類則完全是出於一己私利而反對的。他們擔心，《物產法》將剝奪他們目前享受的特權。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村長將很難再從地產發展商付給農民的徵地賠償金中撈取油水。此外，腐敗巨賈也不會因《物產法》出台而得益──他們將資金轉移至國外，再以外來投資的方式“回流”，實際上早已“獲足保障”；目前的財產權混淆不清情況延續下去，反而令他們有更多時間和機會去耍手段斂財。

的確，《物產法》將對這些“強盜大亨”（robber barons）而不是窮人，構成威脅。若目前的爭議遲遲難以解決，窮人將會繼續受苦，而“強盜大亨”將繼續受惠。除非我們還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在世上出現，否則擺在眼前的選擇，就不是要麼搞“平等主義”、要麼完全將錯就錯下去，而是在錯多些還是錯少些之間。現在，中國還有多少人願意再去經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蘇聯式計劃經濟，讓人人都要當窮人呢？

實施《物產法》，還會涉及到一個政治問題。對長期接受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官員來講，物產權合法化意味着民眾向爭取政治權利邁出了第一步。有了合法財產，人們當然會想盡辦法來維護它；當產權有了法律保障後，他們的維護也就合法了，變成了一種政治權利。

不難想像，這將引發一場大範圍的政治變革；4月22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提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將在未來15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他指出，到了2020年，中國的政治生態將得到大大“改善”，這意味1）目前的政治制度並不太好：2）屆時我們可望有更大民主。

在本月舉行的比爾德堡會議（Bilderberg Conference，比爾德堡組織召開的年會。有關比爾德堡組織的介紹見文末），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CSSM）副秘書長張毅，進一步演繹和發揮了胡錦濤耶魯演說中所流露的觀點，大談未來深化民主和政治改革。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曾出版過《戰略與管理》期刊，是一個非政府組織。它既與政府關係密切，又保持高度的獨立性。

若能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暫且不考慮人民幣升值的因素），中國在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國GDP達8萬億美元），人均GDP有望達到3,000美元。這在中國被一些人認為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條件：當收入達到如此水平，人們自會希望爭取權利去維護個人財產。

因此，理想的發展方向是：到2020年左右，焦點將漸漸從維護財產權益，轉移到更加民主的制度建設上。

6月14日，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刊登了胡錦濤的顧問、前副校長鄭必堅的文章《實現文明復興和強國夢》。他在文章中寫到，當代中國的崛起必須是和平的崛起，才能消除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同時，他強調有必要深化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高生活水平，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文章並未給出明確的時間表，因為要取得上述成果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漫長的過程。

然而，現存的兩股力量，卻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有截然不同的時間表：一個希望改革步伐慢些，一個則渴望快些。

中國官僚似乎希望改革步伐慢些。這是一個相對近期所出現的現象，其原因“既簡單又複雜”。

當鄧小平70年代末宣布改革開放時，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黨政官員剛剛恢復原職，而一些在那場浩劫中爬上來的官員被迫讓位。這兩部分人都認為自己蒙了冤，都不滿之前的意識形態。

因此，改革未受到來自任何官員的阻力。相反，改革變成了發財的好機會。由於是“摸着石頭過河”，在市場經濟建立初期，一切的是非、對錯標準都是模糊的，官員經商並未被禁止。鄧小平只說“致富光榮”，沒說“依法致富光榮”。另外，在經歷了長達30年、一切私人經濟活動都遭到禁止的年代後，大家對什麼是誠實，什麼是弄虛作假，似乎都有點模糊了。

而且，就連鄧小平似乎也鼓勵官員們經商，認為這樣可令國家更富強，並為改革獲得更多的政治支持。既然改革能讓個人腰包鼓起來，官員們自然支持深入改革。當時，腐敗非常嚴重，充斥整個官場，無論官大官小都撈一把。在當時，腐敗成了直接啟動和推進改革引擎的“燃料”。

腐敗總是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混沌情況下產生的。哪裡有可資買賣的特權，哪裡就有腐敗。但隨着混沌逐漸消失，經濟不斷向前發展，產權得以鞏固，腐敗逐漸變為必須清除的障礙物。但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後，有着特權的官員們一步步鞏固了手中的權力。如果改革快速推展、如果財產權變得較為清晰，這些官員勢將失去這些權力和特權。(????)

如果土地的所有權歸給農民，農民就可以直接與地產開發商進行徵地賠償金的談判；這樣，地方官員將很難再獲得“低價收回－高價轉賣”的充當中介人機會。屆時，地方官員的職責就是，確保地產商和農民雙方按規矩辦事，最好就不需要自己介入。(????)

這跟目前的情況很不一樣。現時地方官員把什麼都抓在手中，在自己轄區內像公司行政總裁般，大事小事都管（包括土地交易）。肯落實財產權原則的官員似乎還不存在；不難想像，單靠中共中央黨校和哈佛大學甘乃迪政治學院（Harvard University'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等院校的合作，似乎很難提供這方面的人才，填補這一不足。(????)

簡言之，這裡有大群手握特權的官僚，他們都得到了不少好處，不願改變現狀。(????)

然而，沒有了官僚機制，一個國家也難以運作。即使中國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30多年來的積習也很難清除乾淨，因為官員們已當慣了百姓不得不討好的土皇帝。對於管理國家這麼久的官員，中央政府也無法狠下心來，而且國家也不能沒有他們。在任何國家，官員們都構成了一個最強大的利益群體；在官僚制度發祥地的中國，情況更是如此。(????)

但另一股力量正推動變革。(????)

因為台灣問題、因為馬英九，中國必須變革。備受醜聞困擾的“台獨總統”陳水扁實際已完蛋，即使他毋須下台，也將成為跛腳鴨。與此同時，被視為“親統一”的馬英九，行情大致仍然看好。(????)

然而，對北京來講，馬英九帶來的考驗挑戰，尤甚於陳水扁。台北當局宣布獨立，雖然極之危險（因必將引發戰爭），但機會也極微。(????)

談到兩岸統一問題，一大問題就是兩地奉行截然不同的制度。如果統一整合理所當然地是選擇較現代化的制度，那麼台北絕對可強調其制度比現時大陸的優勝。此外，若真的實現統一，國民黨也會嘗試在大陸建立分部，招募黨員。它會要求北京設立民主選舉時間表，以便能同中共同台競爭。(????)

當然，現時這些還僅停留在理論構思的層面。但當馬英九2008年當選為台灣最高領導人後，兩岸確有可能就統一問題展開對話。如果對話取得成功，胡錦濤將因解決前幾任領導人無法解決的歷史難題而名垂青史，但同時，他也要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着手進行政治改革，滿足國民黨提出的政治要求。(????)

很顯然，國民黨所開列的政治制度要求，正是大陸官員最不希望的。這兩股力量難免將發生衝突。假設馬英九能執掌台灣8年（2008-2016），這將是北京難熬的8年；隨後，很快就到了胡錦濤在演講中所說的2020年。(????)

在中國，人們幾乎把兩岸統一奉為某種宗教信仰，但實現統一的具體條件卻異常的模糊。兩岸要實現統一，大陸就不得不做出讓步。中共元老緊盯着今天的新生代領導人，生怕他們做出過多妥協。他們認為，台北所得越多，他們的影響力就會越小；所以，他們常責駡那些負責對台事務的官員“背叛”、“出賣大陸利益”等。但統一是要付出代價的。(????)

就像走高空鋼索一樣，胡錦濤正率領着中國摸索着、蹣跚着走向未來。在這一歷史關頭，他極有可能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領導人。事實上，就是邁出“財產法”這相較下已算“不太重要”的這一步，他也需要鼓足勇氣踏出去。(????)

編註：比爾德堡組織（Bilderberg Group）是一個國際政治金融組織，目的是促進各國政治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其成員為世界上權力最大的100多名政要、企業巨頭和銀行家族成員。該組織在1954年由荷蘭女王朱麗安娜的丈夫伯恩哈德親王創立。艾倫•杜勒斯的哥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rs）是參加創建該組織的美國人之一。比爾德堡集團還與許多國家的軍隊和情報部門負責人有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