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曉

一、問題引入：川普、爭議與經濟學誤判

1. 川普關稅戰的困惑與爭議：他到底在幹什麼？

自2018年發起中美貿易戰以來，川普的關稅政策一直飽受質疑：

• 自由派批他“背叛自由貿易”、搞“民粹保護主義”；

• 學界批他“製造市場動盪”、搞“自傷式徵稅”；

• 投資人抱怨他“打亂全球供應鏈”、導致“股市震盪”。

尤其在他回歸政壇、如今重新掀起全球關稅浪潮之後，這些批評聲音更加激烈：

“他是在毀掉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美元霸權的掘墓人。”

但很少有人認真去問一句：

川普到底想幹什麼？他的底層邏輯是什麼？

2. 真相遠比情緒複雜：我們正在誤讀一個戰略博弈

川普的做法確實與主流經濟學不一致——但問題在於：

主流經濟學也沒有準備好面對今天這個“脫序世界”。

川普所面對的現實，遠不是一個“自由貿易繼續推進”的黃金時代，而是：

• 全球秩序分裂、意識形態分化；

• 供應鏈地緣化、安全優先於效率；

• 制度不對稱衝擊自由體系底座；

• 美元信用被結構性掏空的時代。

他不是在“打貿易戰”，而是在：

執行一次非常規的全球秩序清洗與重建，以便為美國贏得一次系統再配置的機會。

3. 主流經濟模型的局限：忽略了戰略變量與戰爭周期

許多批評川普的論點，往往來自“黑板經濟學”的三個隱含前提：

1. 市場是理性的，長期均衡自然形成；

2. 自由貿易帶來共贏，不必防範制度風險；

3. 國家利益服從比較優勢，而非主權戰略。

這些模型在和平年代或對稱市場中有效，但在今日的地緣對抗 + 制度衝突背景下，正逐步失效。

而川普的思路，反其道而行之：

• 他不被“教科書困住”，也不做理論的人質；

• 他不再服從舊的美元邏輯，而是重新定義“美元信用”的支撐物；

• 他不從對華順差/逆差本身談起，而是從“對手是否試圖顛覆秩序”談起。

這看起來是“打破規則”，其實是為制度重建準備空間。

4. 正確的起點：從“特里芬難題”重新出發，理解戰略大局

這就是我們必須提出的關鍵起點：

川普的戰略，其實正是對“特里芬難題”作出的現實回應。

他看到的，不是“多賺一點出口”，而是：

• 美元信用的戰略透支；

• 製造業失守帶來的國家空心化；

• 制度異質國家對自由體系的“合法掏空”；

• 潛在戰爭風險下，供應鏈對敵的極度脆弱。

所以，本文試圖以“特里芬難題”為理論起點，結合製造業回防、供應鏈重構、規則再主張等政策路徑，系統分析：

• 川普到底要重建怎樣的戰略秩序？

• 為什麼說這是一次“美元信用的再錨定”？

• 中國在這套戰略中所面對的，是怎樣的文明歸屬拷問？

這一切，都從下面這一問開始：

“特里芬難題”今天還有效嗎？它能不能被突破？如果能，代價是什麼？路徑在哪裡？

——這，正是我們下一節將要討論的核心。

二、理論基礎：“特里芬難題”簡析與動態演化

（一）什麼是“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由比利時裔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其核心矛盾是：

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如美元）被用作全球儲備貨幣時，它必須長期對外輸出本國貨幣（即維持貿易或資本賬戶逆差），以滿足世界對該貨幣的需求；但長期的逆差又會削弱該貨幣的信用基礎，最終危及其儲備貨幣地位。

簡化為一個三難矛盾：

結果就是：美國必須吃虧，才能維持全球繁榮；但如果吃得太多，它自己會垮。

二、為什麼這是一個動態機制，而非靜態死局？

傳統理解中的“特里芬難題”常被視作死胡同，但我們要指出：

這不是“要麼全球繁榮、要麼本國信用”的二選一，而是一個可以根據地緣政治、制度挑戰、戰爭風險等因素進行權重調整的戰略平衡模型。

• 在和平年代：美國可以“多吃點虧”來維持國際秩序；

• 在戰略對手崛起、戰爭風險上升時：美國需要“回收赤字”“壓縮外流”，增強內循環。

所以，這不是“不能逆差”或“不能儲備”的非此即彼，而是：

能不能容忍逆差、容忍多久、容忍給誰，取決於國際格局的變化。

這也正是川普對舊共識的挑戰：

他不是想退出全球化，而是退出“讓異質制度對手掏空美國”的那種全球化。

（三）川普視角下的“特里芬再定義”：信用不再靠輸出，而是靠支撐

川普對這個問題的判斷與傳統華爾街路徑不同。

在他看來，美元體系之所以瀕臨危機，不是因為“美元發多了”，而是因為：

美元背後的信用支撐（製造業、制度主導、規則輸出）正在坍塌。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是“能不能印”，而是“印出來的有沒有人信”。

於是，川普把“信用重錨定”作為其貿易戰略的首要目標：

• 不是退出全球化，而是重組一個制度對稱、規則共享的全球聯盟；

• 不是拒絕輸出美元，而是拒絕“信用掏空”的逆差；

• 不是否定儲備貨幣角色，而是要重建其產業和制度支撐。

（四）構建戰略平衡的數理模型

我們用一個簡化但綜合的模型，來描述川普政府背後的戰略博弈邏輯。

設定以下變量：

我們構建兩個函數：

1. 信用函數（Credit Function）：

製造業越強，信用越穩；貿易逆差越大，信用越弱。

2. 國家戰略安全函數（Security Function）：

戰略安全依賴於製造業支撐與規則主導，但被逆差結構侵蝕。

我們最終構建一個國家主權穩定性（National Sovereign Stability）目標函數：

NSS（National Sovereign Stability，國家主權穩定指數）是本模型中的核心戰略目標函數，用以衡量美國在信用穩定與戰略安全之間的動態均衡能力，也是美國的綜合決策函數。其含義是：

• 當外部威脅加劇，安全權重提升；

• 當盟友緊密、信用穩固，可能更偏重；

• 川普政府實際是在進行一次非線性權重調整：從信用穩定轉向主權再錨定。

3、製造業、貿易與美元信用形成一個三維立體的關係

我們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3D關係: 製造業 vs 貿易赤字 vs 美元信用指數

4、戰略情境模擬（簡化表述）

以下為三種典型情境，用以模擬美國戰略選擇下 NSS 函數的結構性波動：

（五）模型含義：為什麼“貿易逆差”不再只是賬本問題？

從這個模型出發，我們可以導出三條關鍵政策結論：

1. 製造業回流（M ↑）是整個模型的支點：

• 它既抬高信用，又加固戰略安全；

• 沒有製造業支撐的美元，就是“印出來的幻覺”。

2. 逆差壓縮（T ↓）是手術刀，而非原則：

• 川普不必反對自由貿易，但拒絕制度非對稱下的“無限赤字”；

• 關稅戰不是為了逆差清賬，而是為了止損、止血、重構。

3. 規則再主張（R ↑）是長線戰略目標：

• 只有通過談判重構、CPTPP談判、關稅槓桿、貨幣聯盟等方式輸出規則，才能真正提高 S；

• 這不僅是對某國的回應，更是美國重新定義“全球秩序誰說了算”。

（六）小結：從特里芬難題到關稅戰，不是理論失控，而是戰略清醒

這套模型說明：

川普政府的政策邏輯，並非“違反自由經濟原理”，而是在一個即將熄火的全球秩序中，進行必要的主權自保與規則重構。

他不是破壞美元體系，而是試圖為美元重建信用錨； 他不是孤立主義者，而是制度淨化型的全球重組派； 他不是賬本政治，而是戰略經濟。

川普關稅戰，不是貿易保護主義的狂熱症，而是特里芬難題的動態破解路徑。

三、現實演化：為何“舊秩序”無法維持？

在前一部分，我們討論了“特里芬難題”作為結構性經濟邏輯如何推動川普式戰略反應。本節我們將進入現實政治經濟的土壤中，解釋：

為什麼以WTO為核心的舊全球化體系正在“崩盤”，而這一切的核心原因不是美國變了，而是世界變了——尤其是中國崛起的“制度異質性效應”。

（一）WTO體系的前提假設：制度趨同 + 規則信任

當年構建WTO、Bretton Woods等自由秩序體系時，基於兩個基本假設：

1. 市場制度趨同：各國會逐步走向開放經濟、產權清晰、法治透明；

2. 規則信任基礎：大家都承諾契約、互認裁決，不搞掏空規則的操作。

這些假設在過去確實奏效了：

• 日本、德國、韓國、東歐等在加入體系後制度收斂，成為民主國家；

• 全球產業鏈在這樣的信任機制下運行，貿易與技術實現飛躍增長。

（二）但中國式崛起打破了這一“制度均質性前提”

中國的崛起並不是一場“經濟制度趨同”，而是一種“制度異質型國家深度嵌套到規則體系內部”的現象，其後果是：

1. 用國家主導行為對抗私人市場原則：

• 舉國體制下的國企、補貼、金融資源傾斜；

• WTO 規則默認企業“市場獨立”，而中國企業背後是完整的政府策略；

• 舉例：中興、華為、比亞迪、寧德時代，無一例外與國家主導戰略綁定。

2. 制度黑箱中的權力導向經濟：

• 不透明的政策變動、不可預期的監管環境；

• 行政干預+大數據監控+信息不對稱，形成對市場秩序的系統性扭曲；

• 這不是“貿易衝突”，是制度位移。

3. 市場換技術 → 技術再反打：

• 西方一度開放市場，允許中資併購、高校合作、技術轉讓；

• 結果是西方技術被反向吸收、反向競爭、反向擴散——低價傾銷、標準衝擊、地緣輸出（如一帶一路）。

（三）結果：自由秩序被“掏空性參與者”內爆

這一過程並非中國單方面的“違規”，而是WTO體系的系統性缺陷：根本沒有防範，也沒有能力處理結構性非對稱參與者帶來的“規則侵蝕”。

美國逐漸發現：

• 自己開放市場，換來的是中國製造的強勢輸出；

• 自己承擔全球貨幣流動性，反被打掉了製造業；

• 自己遵守裁決與自由主義話語，反被封口、滲透與意識形態顛覆。

這種深度不對稱，促成了包括川普、盧比奧在內的美國精英的核心共識：

“如果繼續按這個規則玩，美國將被戰略掏空，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於是川普開始採取非常規手術：關稅、限制、脫鈎、談判重設——這並不是“反自由”，而是反“被自由主義烏托邦掏空”。

（四）小結：

今天的“舊秩序”不是因美國放棄，而是因制度異質性的侵蝕而自然解體。

這不是美國背叛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先背叛了自己：

• 自由市場不能承受掏空性國家資本主義的系統嵌套；

• 制度信任不能承受對契約毫無敬畏的國家行為體的全面參與；

• 特里芬難題不是死局，但必須建立在“合作對手”而非“制度對手”的基礎之上。

  
  

四、川普戰略：非常規博弈中的系統重置

（一）“賬面型全球化”走到盡頭，美國必須重設戰略坐標

過去幾十年，美國一直承擔以下角色：

這些安排建立在一個假設之上：

美國可以用技術、品牌、金融與軍事統領秩序，而無需守住製造業與內部平衡。

而今天，川普及其團隊認為這一假設已破產：

• 金融資本脫實向虛，支撐不了主權；

• 製造業流失，打擊了中產與稅基；

• 安全責任被濫用，盟友搭便車；

• 規則遭掏空，制度信任崩潰。

（二）川普戰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美國重新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兩個基本點：信仰回歸（文化重建） + 製造業回流（經濟重建）

1. 製造業戰略回防（M↑）

• 製造業不僅是就業源，更是信用根基；

• 沒有製造業支撐的美元是“空中樓閣”，無法維持科技領先、軍工穩定、國力信用；

• 回流製造業不是復古，而是為新時代地緣衝突做“主權築基”。

2. 供應鏈重構，保障戰略安全

• 川普所見的不是效率最大化的“比較優勢”，而是抗衝擊能力（resilience）；

• 將關鍵產業鏈移出中國、部署到墨西哥、越南、印度乃至美歐腹地，是構建安全閉環；

• 所謂“脫鈎”，其實是一次防火牆式的供應鏈清洗。

3. 規則重塑權的主動再主張

• 全球自由貿易已被制度掏空，不如以“聯盟制規則”重新啟動新一代全球化；

• 川普強調“對等貿易”，實為換話語主導權；

• 他用關稅戰不是拒絕貿易，而是逼迫他國簽訂“美式條款”——經濟北約化。

（三）關稅戰不是瘋狂之戰，而是文明自救

對川普而言：

這不僅僅是技術性政策，而是戰略性的“城牆加固”工程——防的不是商品，而是體制傳染；守的不是GDP，而是國家根基。

（四）“非線性博弈”與“混沌壓迫”是其典型戰術

• 很多人批評川普策略混亂，但其核心是“極限施壓 + 隨機擾動”；

• 正如博弈論所示，非線性節奏可製造信息不對稱與行為遲滯；

• 看似反覆，實為“消耗對手成本 + 暴露其底牌”；

• 所謂“退一步是進三步”，正是川普策略風格的寫照。

小結：

川普的戰略不是向過去倒退，而是試圖用非常規手段：

為美國贏得一次戰略緩衝時間，進行製造業重建、產業鏈重構與文明自救。

這不是貿易戰，而是系統重置； 這不是對抗他國，而是自我止血； 這不是否定全球化，而是要重啟新一代基於制度兼容與規則共識的“文明化全球化”。

五、政策含義：“特里芬難題”的當代理解與美中關係再定位

（一）“特里芬難題”不是經濟終局，而是文明分岔點

從傳統角度，特里芬難題被視為美元體系的內在缺陷。但今天，它應當被詮釋為：

一個關於全球化主導權的再分配機制！

在川普式博弈下，我們不僅要問：“美國還能承擔多少赤字？” 我們還要問的是：“誰配得上繼續留在美國支撐的全球秩序中？”

也就是說：

• 美國不再為所有國家無差別提供儲備貨幣、開放市場、技術轉讓；

• 美國將按制度結構重新篩選合作對象，定義“誰是合格的夥伴”。

這就是所謂的“去異質制度的全球化”重構版本。

（二）中國被推向秩序選擇的十字路口

拋開意識形態不論，純粹基於經濟理性，目前中國正面臨一個最關鍵的戰略問題：

是願意制度轉型、回歸法治契約文明，加入自由秩序？
還是堅持權貴經濟、威權統治、黨政主導體制，從而被世界主流體系“外科切除”？

從全球化參與者變成“體系風險源”，並不是別人強加的標籤，而是中國自己制度行為的自然後果。

中國面臨的三重道路選擇是：

（三）“再全球化”將變成“制度聯盟型全球化”

川普及其戰略團隊當前做的，並不是取消全球化，而是：

只與制度兼容的國家推進自由貿易、產業整合與貨幣互認；
對制度異質、戰略對手型國家進行脫鈎、設限、規避。

這意味着：

• 全球化將不再是“普世主義”，而是“選邊型”；

• 貿易協定將不僅看價格，更看制度結構；

• 技術合作將不僅看能力，更看信任指數。

這將開啟新一輪的全球秩序分類過程。

（四）中國“被吐出去”還是“願意留下來”，關鍵在制度選擇

以下幾件事，正成為美方及其盟友評估中國“是否願意留下”的重要判斷指標：

1. 是否停止國家補貼型傾銷與國企全球擴張？

2. 是否允許市場化、自由匯率機制與資本項開放？

3. 是否保障跨國公司產權與數據安全？

4. 是否給予民間社會（工會）、言論、宗教、媒體以基本自由？

這些指標都不是技術細節，而是文明共識。如果無法邁出改革步伐，中國將面臨“系統性排異反應”。

小結：

1. 特里芬難題如今不再是美國的負擔問題，而是一個全球秩序“准入機制”；

2. 中國若要繼續參與全球化，需要交出一份制度兼容性答卷；

3. 否則，就只能被“吐出”自由貿易體系，在政治上“封鎖”，在經濟上“再朝貢化”。

六、結語：自由秩序再分類與中國的命運拷問

接下來，不是簡單總結前文，而是要將所有經濟、戰略與制度變量上升為一次文明拷問的形式，留下“再選一次歷史”的戰略思考。

（一）“特里芬難題”在2025年，不是美元的困境，而是文明的篩選器

“特里芬難題“曾是一個宏觀經濟命題，描述全球儲備貨幣與本國經濟穩定之間的張力。

而今天，它其實應該詮釋為：

一個用來分辨盟友與對手、自由與威權、契約共同體與制度掏空者的文明分流器。

美國不再承擔自由主義的無限責任；自由體系不再默認所有人都配得上留在裡面。

換言之：全球秩序不再是地理國家的聯盟，而是制度兼容者俱樂部。

（二）過去三次文明轉型的歷史機會，中國都錯過了

1. 第一次（鴉片戰爭）

• 英中衝突其實是自由貿易秩序與封建朝貢體制的正面對撞；

• 大清選擇了閉關鎖國、尊嚴幻象，錯過了制度變革的開端。

2. 第二次（入世之後）

• 2001年加入WTO是千載難逢的“軟登陸”機會；

• 若順勢而為，實現政治與法治轉型，中國可成為“第二個德日”；

• 因中國堅持“特色道路”的戰略性雙軌運行，終於引發秩序逆流。

3. 第三次（2018-2025中美貿易戰周期）

• 初期仍有妥協空間，甚至一度談成“90%”；

• 但“厲害了我的國”與“孫子兵法外交”最終將貿易戰1.0機會擊碎；

• 直至今日的貿易戰2，0，走入“全面被分類”“准被吐出”狀態。

（三）2025：歷史再一次要中國按下“生死鍵”

今天川普團隊重啟關稅戰，不是為了羞辱誰，不必上升到敵我層面，而是：

• 為美國贏得最後一次國家製造力回防機會；

• 為自由體系設定一道制度門檻；

• 也為所有制度參與者送上一道是非題。

對中國而言，這道題不是“打不打貿易戰”，不是“要不要談判”，而是：

要不要進入以契約、透明、法治、信仰為本的現代秩序？
願不願放棄紅色帝國思維、官本位文化、黑箱式國家主義？

（四）中國：有機會有能力，關鍵是有無意願

這才是最令人遺憾之處：

• 不是做不到憲政法治，而是不願真做；

• 不是沒有學者提出新的路線，而是被邊緣化、噤聲、污名化；

• 不是沒有民間對規則之治的嚮往，而是始終被誤導與管控。

自由不是美國或任何國家強加的，乃是人類共識； 全球化也不是別人設的局，而是中國深化改革、文明轉型的機會。

（五）文明從來不靠實力加入，只靠制度認同留下

融入全球秩序，最終不是靠大國體量、軍工水平、外儲多少； 真正的“世界主流社會”，只認一件事：

你是否也相信人有尊嚴、契約有約束、制度能限制權力、信仰能高於政府？

若你相信——歡迎回來，一起發財； 若你拒絕——制度必然排異。

這不是川普的傲慢，而是文明自救的免疫反應，就如同身體的排異反應一樣自然。

全文總結：

1. 川普戰略的核心（Trump’s Strategic Doctrine）

• The problem isn't trade deficits — it's the collapse of the system behind the dollar.
  問題不在於貿易逆差，而在於支撐美元體系的根基正在崩塌。

• You can’t sustain global credit on outsourced production and political naivety.
  全球信用不能建立在產業外包與政治天真之上。

• Reindustrialization is not protectionism — it’s national survival.
  再工業化不是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

• Trump is not dismantling globalization — he is detoxifying it.
  川普不是在摧毀全球化，而是在為全球化“排毒清洗”。

• You can’t be in the free trade club if you undermine the rules of the game.

  如果你破壞規則，就不配繼續留在自由貿易俱樂部。

2.對“特里芬難題”的戰略性回應（Reframing the Triffin Dilemma）

• Trump’s tariff war is not a regression, but a strategic reboot of global order.
  川普的關稅戰不是退步，而是一次全球秩序的戰略性重啟。

• The Triffin Dilemma is not a dead end, but a warning signal to rebuild credibility.
  “特里芬難題”不是絕境，而是重建美元信用錨的戰略警鐘。

• De-globalization is not the goal — structural cleansing of dysfunctional interdependence is.
  川普並非反對全球化，而是要清洗失控的異質制度互嵌。

3.自由貿易的未來邏輯（The Future Logic of Free Trade）

• Free trade without free institutions is an illusion.
  沒有自由制度支撐的自由貿易，只是一場幻覺。

• Future trade alliances must be built on legal symmetry, contract credibility, and shared norms.
  未來的貿易聯盟必須建立在法律對稱、契約可信、文明兼容之上。

• WTO has collapsed in spirit — what remains is a filtered globalization.
  WTO已經破產，全球化正在進入過濾重組的新階段。

4.中國所面臨的歷史性抉擇（China’s Historic Choice）

• China must now decide: stay and transform, or be ejected and retreat.
  中國必須抉擇：留下來就必須改革，否則就會被清除出局。

• No more rule-bending, no more gray zone exploitation.
  不再能靠“打擦邊球”繼續留在遊戲桌前。

• The real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o challenge America — but whether to transcend ourselves.
  真正的問題不是挑戰美國，而是自身的文明突破。

5.文明的自我篩選已開始（The Civilizational Sorting Has Begun）

• 2025 is not just an economic turning point, but a moral and institutional reckoning.
  2025不是一場經濟轉折點，而是一場制度與文明的總清算。

• To join the free world, one must be free.
  若要加入自由世界，首先必須成為自由國家。

• This is the real “great transformation” awaiting the Chinese people.
  這才是真正屬於中國人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