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講清楚中國人與中共之間的關係？

中共和中國人：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關係

——從結構共謀、社會心理到道德責任的深度剖析

關於中共和中國人之間的關係，長期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觀點主張“中共不等於中國人”，強調不要因中共政權而連累普通中國民眾；

另一種則認為，中共是從中國人自身中產生的政權，其統治也離不開中國人廣泛的協作與認同。特別是在面對川普等西方領導人對華的制裁政策時，許多人質疑這種做法“只會苦了中國人”。但我們必須深思：中共的暴政，真的只是中國共產黨少數人的錯嗎？

正如一句令人警醒的格言所說：

“當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一、中共不是“外來政權”，而是中國土壤的產物

中共並不是某種突然從外部降臨的怪物，它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大動盪中，於民族危機、思想混亂、制度真空的環境中，而從中國民眾當中誕生的政黨。從延安的群眾動員整風運動，到“土改”的中國基層廣大農民的積極參與絞殺地主富農，反右運動廣大的中國人積極參與對知識分子的醜化，批判和鎮壓，再到“文革”時期億萬民眾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造反互斗，中共的每一步極權化進程，都深深嵌入了中國社會的結構之中，都廣泛的得到了中國人民的積極參與，全力配合，堅決支持。

中共它的存在依賴於廣泛的“社會協作者”階層：從黨員幹部到國企員工，從解放軍人到城管警察，從社區幹部到類似朝陽大媽的舉報人。從上而下的整個社會系統，構成了一台有條不紊高效運行的權力機器。

二、極權制度的“人民結構”：協作、冷漠與互害鏈條

在中共體制下，普通中國人並非僅僅只是完全的“受害者”，他們也往往是“他人苦難的製造者”。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現實：

1 ，疫情封控下的“白衛兵”互害：上海封城期間，無數志願者與居委幹部將鄰居封死在家門、拖入方艙，甚至在老人哀求中依然堅持執行命令；吉林某地兩歲兒童發高燒，家長多次求救無門，最終死亡；在武漢“封樓”時期，失救致死、跳樓者不勝枚舉，而鄰居們的反應卻是冷漠、服從、漠視。

2，舉報文化與道德腐蝕：小學老師因發表溫和批評中共的言論，被學生舉報致辭退；大學教授因提出“言論自由”概念被學生錄像舉報；民眾互相舉報是否翻牆、是否“言論不當”，構成中國式“人人自危”的舉報生態。

3，網絡戰狼與“粉紅潮”：以“帝吧出征”為代表的網絡民族主義者，攻擊境外異見者、嘲諷香港示威者、盲目維護政府，在國際社會大搞語言暴力、侮辱他國民眾形象，成為中國國家形象惡化的主力。

其主要表現為，當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時，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支持中共和香港警察對香港以學生為首的反抗送中遊行示威者進行鎮壓。

當台灣人民反抗中共對台灣的武統與和統，企圖把台灣變成中共統治下的一個特區的時候，幾乎全部的大陸中國人都支持中共武統台灣，甚至說對台灣要留島不留人。

當日本發生大地震的時候，幾乎所有中國人一片歡呼，齊聲叫好。

當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時候，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支持俄國人的入侵，甚至還有中國人親自赴俄國成為志願軍。

  他們的這些行為都不是迫於槍口下做出的決定，而往往出自內心的認同、麻木或從眾心理。這不是“被中共奴役”，而是一種結構性協作下的道德墮落和精神退化。

試想一下，既然一顆老鼠屎可以搞壞一鍋粥，那麼中共的九千萬共產黨員再加上共青團，少先隊，八個中共民主黨，各個中共控制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等中共的各個宗教組織，還有中共的工會，婦聯等等應該有超過一億的中共成員，

一億顆老鼠屎怎麼能夠不搞壞中國這一鍋粥？

三、為何公開反抗者如此稀少？

在這樣一個龐大的沉默和協作機器中，真正敢於對中共說“不”的人，幾乎成為孤島般的存在。

1，劉曉波，因主張憲政改革、言論自由，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病死獄中，至死未被允許自由說話。

2，彭載舟，一名只是追求真相，傳播正義，在四通橋上掛上要求民主自由法制的橫幅，當時下面圍觀的眾多老百姓，居然沒有一個人上去橋上和他站在一起支持彭載舟的行動。後來彭便被警察抓捕並且連續監控、威脅、打壓。

3，張展，前記者，只因報道武漢疫情被判刑4年，如今已絕食至生命垂危。

4，在心冠疫情爆發之初，武漢醫生李文亮因為在親友微信群中提醒親友小心有新的病毒，結果被人舉報，武漢警察約談並且要他寫出檢討和保證書，結果有二十萬以上的中國人為武漢警察的錯誤行為點讚。

令人遺憾的是上面的所有這些敢於挺身而出反抗中共的勇士他們都是孤膽英雄，他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孤立無援，獨自一人反抗暴政，而是中國整個社會的“冷處理”：公眾的迴避、漠視甚至譴責，使他們既被政權懲罰，也被中國人民遺棄。

四、人民與政權的共謀，是否不可避免？

有人說：“人民無力反抗，是因為高壓統治下沒有選擇。”這話有一定道理。但問題在於，當一個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習慣於服從、習慣於冷漠、甚至享受協作專制所帶來的安全感與優越感時，那麼這種‘沒有選擇’便不再只是被迫，而是主動認命。

從太平天國、義和團、文革到今天的粉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屢屢展現出集體非理性、暴力傾向和排他心理。這種反覆發作的“文化病灶”，才是中共維持極權的“溫床”。

道德與責任：誰應為專制買單？

當然從道義上講，不能將一個政權的罪責簡單歸咎於整個民族。這種“集體懲罰”式的說法是危險的。但與此同時，也不能否認一個社會對於自身政權的共謀性與歷史責任。

我們可以也必須區分：

1，加害者：積極參與壓迫、執行暴行的人員；

2，協作者與沉默者：在利益誘導或恐懼壓制下默認體制、隨波逐流的人群；

3，反抗者與清醒者：儘管人數稀少，卻是這個社會真正的良知和希望。

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

中國人整體上不應成為中共暴政的“背鍋俠”，但中國人民必須承擔起對中共長期存在的歷史反思與責任，

因為當血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這才是真正走向文明與自由的第一步。

五、川普政策是否“傷害了中國人”？

批評川普對中共的強硬政策時，許多人用的是“苦了老百姓”這種邏輯。但現實中，制裁中共、打擊中共產業鏈，確實會帶來經濟壓力，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壓力破壞了共謀結構中人們的“利益幻覺”。

中共一直用“你們好日子就是共產黨施與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敘述統治中國人。當對外貿易受限、產業鏈斷裂、民生困頓，中國人才能真正思考：是外部在打壓我們，還是我們被一個不受約束的獨裁政權所捆綁？

這不是為了“懲罰人民”，而是為了切斷人民對極權的共謀依賴，讓人民重新成為國家的主人，而不是政權的工具。

雪花之罪，不可推卸

當我們面對中共政權的壓迫時，不能僅僅只說“這是中共他們的錯”，和我們中國人無關。而要繼續深入的追問一句：“我們，中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如果一個社會長期沉默於惡、冷漠於苦、協作於暴政，那這個社會也必須為它孕育的專制政權承擔集體反思的責任。

“當雪崩發生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而真正能止住雪崩的，不是袖手旁觀，不是祈求憐憫，不是推卸責任，而是所有的雪花都必須也能夠挺身而出緊緊跟隨那第一片決心逆流而上的雪花。

總而言之，中共和中國人之間，是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我們既不應該陷入“政權即人民”的集體指責，也不應該逃避“人民之中出中共”的事實根源。真正的出路，不在於簡單切割或互相指責，而在於讓更多的中國人衝破中共意識形態的牢籠，除掉民族主義愛國情結的枷鎖，認清自己的歷史責任，正確的定義國家、權力與人民的關係。

只有那時，中國人才能夠真正與中共分道揚鑣，走向自由人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