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春夏之交，以北京為中心，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甚大的以高校大學生為主體的學生運動。事情開始於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的大學生為他舉行悼念活動，要求中共重新評價胡耀邦。繼而走上街頭提出 “反官倒、反腐敗”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由於學生和中共當權者都不肯妥協，事件不斷升級，學生進而占據了天安門廣場，並進行絕食抗議。
北京大學生的抗議活動得到了北京民眾的支持，各界民眾參加了支持學生的遊行，包括中小學、大學的教職員工，科研單位的科研人員，國家和北京市機關的工作人員，新聞機構、醫院，公司和企業等單位員工。一度達到上百萬人。
受北京學生影響，各地也爆發了規模不一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活動，外地大學生還從四面八方趕來支持，與北京的大學生一道搭建帳篷不分晝夜駐紮在天安門廣場。廣場上集聚的學生和民眾一度達到20萬人。最終6月4日中共動用軍隊，開着坦克開槍射擊，用武力清場鎮壓，終止了這場學生運動。造成學生和平民重大傷亡，至今沒有準確的傷亡數字。
學生們向中共提出了諸多訴求，其中最具有進步性的訴求是要求民主。因而，89學運被視為爭取民主的運動，也被稱之為“89民運”。但從89學運的起因和參與者之後偃旗息鼓來看，民主訴求並不是89學運的主要的和基礎性訴求。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才是主要的訴求。學生提出的七大要求之一就是“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進入增長期。但改革成果的分配並不令知識分子滿意。改革初期的市場化程度低，改革的受益者是剛剛分得承包田的農民和城市個體經營戶，他們進入了市場化分配。再就是擁有權力的官員和幹部子弟，通過價格雙軌制“尋租”不勞而獲。大多數體制內的普通幹部和知識分子還是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製度，未能市場化。政府也還沒有足夠的財力用財政收入來提高他們的物質待遇。幹部和知識分子因此不滿，發出“腦體倒掛”，“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之類的怨言。客觀而言，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當然更為重要，需要他們為改革獻計獻策和消化轉化從國外引進的技術。需要受更多教育和更複雜的腦力勞動的市場報酬也應當高於相對簡單的體力勞動報酬。知識分子對物質待遇不滿也是正當的。
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中共當權者，鄧小平及其它元老也不得提出和着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他們有個限度，不能喪失對權力的壟斷。剛開初，還不清楚邊界在什麼地方，“摸着石頭過河”，還沒有劃紅線。加上胡耀邦的開明寬鬆的政策，鼓勵知識分子暢所欲言，知識分子就有了較大話語權。就想趁勢將政治體制改革推向深入。因而，在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後，發起“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知識分子與中共之間就不對付了。
而1988年取消大部分商品的物價管制的改革造成物價飛漲，則進一步導致拿死工資的知識分子和普通幹部生活水準下降。知識分子和普通幹部的不滿情緒，藉助於他們擁有的較大話語權，通過新聞輿論和教學，以及家庭等非正式途徑就傳遞給了80年代滿懷改變社會的理想的大學生們，未來的知識分子們。年輕人富有激情，各種積蓄下來的情緒就被胡耀邦的去世引爆，一發而不可收。
學生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激情有餘，而理性不足。大多數學生並不具有對民主自由堅實和持久的追求，對民主的理解朦朧而懵懂，只是受民主宏大而美好的口號所感召。被鎮壓後，就再也積聚不起力量。對比韓國的學生運動，同樣被鎮壓，卻能重新一次又一次發起組織新的運動。這只能說明在中國願意付出代價追求民主的人是極少數。89學運的絕對規模比其它國家的學生運動規模大許多，但與十幾億中國人相比，就微不足道了。首先，參加89學運的學生和其它人士在中國人中是極少數，算上一千萬，也才百分之一不到。其次，在參加者中，願意付出代價持久地追求民主的也是極少數，也不會到百分之一。合起來，願意付出代價持久地追求民主的人不到萬分之一。這還是高的估計。
中共在鎮壓學運之後，改革開放陷於停滯甚至有倒退的跡象。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重啟改革開放，推進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舉措之一就是收買知識分子，分配政策向知識分子傾斜。一方面重新恢復糧食統購政策，剝奪農民的剩餘產品；讓國企工人下崗分流，甩包袱，剝奪工人歷年的貢獻。另一方面，實行教育和醫療產業化，科技、文娛市場化，使得知識分子的待遇大為提高，同時大大加重了農民和工人家庭的教育和醫療負擔。這樣一來，那些參與過89學運的學生以及80年代畢業的大學生就沒有什麼怨言了，積極加入官產學研精英聯盟，為中共的各種政策和措施獻計獻策，為中共的技術引進和應用勞心勞力。等於說中共給了知識分子一悶棍，然後又賞了幾顆糖吃，知識分子也就服服帖帖，心滿意足了。這充分說明大多數89學運的參與者缺乏對民主的追求，即使有也沒有多強烈，經不起威壓和利誘。
另一方面，那些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和骨幹，至今在民主化國家都建立不起實施民主規則的組織，反而是一言堂。為了搞一言堂，搞得山頭林立，無法靠民主的規則聚集起力量。看來，也只有出了類似孫中山，毛澤東那樣具有堅強意志、高超權術和強大魅力的專制獨裁者，才能將這些山頭整合在一起。是不是真心和忠實地追求民主，不靠喊口號，而是看組織原則。共產黨向國民黨要民主，但其內部組織卻是專制的，就決定了它掌權後也會是專制的。同樣，民運組織向共產黨要民主，如果組織原則仍然是不民主的，也不可能實現民主。那些被稱為“民運人士”的人尚且如此，何況十幾億的其它中國人呢？說到底，在80年代和在今天，中國都不具有實現民主的足夠基礎。
因而，89民運失敗是必然的。即使89學運成功，中共答應了學生們的所有要求，趙紫陽沒下台，中國在89年之後也不可能民主化。中共答應了的事也會不算數不兌現。憲法上就寫明了公民有言論集會的自由，中共就不遵守。即使中共當時答應了學生的所有要求，包括撤消關於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定性，事後還是會“秋後算帳”。只是收回成命有損於中共的威權和顏面。一“鬧”就改口，那怎麼鎮得住十幾億“草民”呢？如果學生妥協了，中共也會“秋後算帳”，學生再也聚集不起遊行示威了，中國仍然無法走向民主化。但能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
學生對中共的一些要求，還是太在乎中共的評價和定性，視中共為絕對的是非權威，沒有多大意義。中共對胡耀邦的評價不重要，關鍵是民間和中立的歷史研究如何評價胡耀邦，要求中共修改對胡耀邦的評價與爭取民主、爭取權利沒有多大關係。要求中共取消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也沒多大意義。如果不承認中共是是非判斷的權威，就不在乎中共說是不是動亂。再說，中共改口說不是動亂，就能避免“秋後算賬”嗎？只有法律法規方面的要求和落實權利才是有意義和可操作的，比如要求公布官員財產，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遊行示威的規定等。憲法上載明的言論自由的權利也不必要要求中共再重複一遍。重複一遍，中共也不會遵守；只能靠實際行動去踐行和觸碰。踐行和觸碰的人多了，多到中共實施懲罰的成本高得不可承受了，才能逼迫中共遵守它制定的憲法條款。
但無論如何，中共動用軍隊，使用坦克和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平民，違反了現代文明規則，是嚴重的犯罪，必須受到譴責，應當在未來受到審判，無論多麼遙遠。中共有其它更適當的方式來驅散占據廣場的學生。鄧小平及中共下令軍隊用武力鎮壓，意在殺人立威，施行恐怖統治。所謂“死200人可以給中國換來20年的穩定”。
89學運或89民運已經過去35年了。展望未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仍然非常遙遠，尚不可預見。
2024年6月5日
